版权信息

书名：你一定要读的世界大历史系列（套装共20册）

作者：【英】汤姆·利文；【英】戴维·雷诺兹；【英】劳伦斯·詹姆斯；【英】弗朗西斯·拉尔森；【英】特雷弗·科诺；【英】马克·P.唐纳利；【英】丹尼尔·迪尔；【英】斯图尔特·西姆；【英】埃洛伊丝·米勒；【英】萨姆·乔迪森；李书崇；素素；蒋廷黻；吕思勉；老蔡的菜园子；李雯；【英】尤林卡·罗布莱克；【美】彼得·罗斯·兰奇；【美】提拉·马奇奥；孙超；【美】布莱恩·吉米德；【美】唐·耶格；【美】克里斯托夫·B.克里布斯

出版社：北京斯坦威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时间：2019-12-05

本书由北京斯坦威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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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CONTENTS

封面

版权信息

总目录

温莎王朝

目录

序 一个近乎平常的家庭

1 王室危机：维多利亚女王

2 光辉岁月：爱德华七世

3 爱国年代：乔治五世

4 爱与痛：爱德华八世

5 勇往直前：乔治六世

6 女王时代：伊丽莎白二世

7 厄运当头：查尔斯、戴安娜和卡米拉

8 后戴安娜时代的英国王室：威廉和哈里

后记

文献说明

文献列表

大英帝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理解一战，一本书足矣”

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 遗产

第二部分 镜像

注释

致谢

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落：震撼人心的大英帝国全历史，北大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倾情推荐！

目录

代序

前言

第一部分 绝佳的机会

第二部分 坚持与征服

第三部分 日益强大的贸易

第四部分 帝国终结的时代

第五部分 日落斜阳

注释

人类砍头小史（99%爱看晓松奇谈的历史迷都会选择的课外书）

目录

美女馆长与人类头颅的那些事儿

序言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

导言 诱人的头颅

第一章 干缩人头

第二章 战场上的人头战利品

第三章 欧洲的断头台文化

第四章 人头与艺术再创造

第五章 人类的头颅崇拜史

第六章 用于科研的人类颅骨

第七章 医学院的人头解剖

第八章 人头实验

结论 是别人的头颅还是我们的？

致谢

译后记

人类智慧小史：一本了解人类智慧发展的微型百科

目录

引言

第1章智慧、神和女神

第2章智慧、神话与传奇故事

第3章历史中的智慧

第4章智慧与文学

第5章智慧和占卜

第6章智慧与哲学

第7章智慧、神秘主义与魔法

第8章智慧与谚语

第9章智慧与当代社会

结束语

附言

致谢

注释

参考书目

人类酷刑简史：揭秘文明面具下的恐怖人性

目录

插图

引言

序言

作者序

第一部分 酷刑：动机、方式和疯狂

第二部分 酷刑的历史

第三部分 酷刑大观

第四部分 结论：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致谢

贪婪的七宗罪：一部剖析人性的前沿力作

目录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贪婪为何大行其道？个人与时代的迷思

第二章 贪婪的根源：欲望

第三章 贪婪与经济学：自由与管控的双重博弈

第四章 贪婪与金融行业：一切为了股东的利益

第五章 贪婪与食品行业：被暗中催发的食欲

第六章 贪婪与医保行业：金钱与健康的抉择

第七章 贪婪与政治学：当贪婪上升到国家层面

第八章 贪婪与体育行业：对成功与声名的追逐

第九章 贪婪与艺术行业：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

结论：与贪欲共处

致谢

参考文献

伦敦文学小史

目录

前言

第1章 文坛开拓者与不朽名著

第2章 激进人士与颠覆分子

第3章 传教士与皈依宗教者

第4章 神秘主义者与巫师术士

第5章 日记作者与辞书编撰者

第6章 碎语闲言与文坛敌手

第7章 浪漫派诗人与死尸

第8章 维多利亚时代文坛名家与不为人知的放浪形骸之士

第9章 犯罪活动……

第10章 天网恢灰

第11章 儿童与会说话的动物

第12章 现代派与漩涡派

第13章 布鲁姆斯伯里团队成员与暗箭伤人者

第14章 推杯痛饮与光彩年华青少年往事

第15章 出版商与书商

第16章 愤怒的青年

第17章 文坛上的女性

第18章 “垮掉的一代”与嬉皮士

第19章 间谍与冷战斗士

第20章 移民与侨胞

第21章 妖怪与启示文学作品

致谢

死亡文化

目录

自序

对话流沙河

第一章　死在东西方——阳世对冥界的窥探

第二章　世界归死亡管辖——人类如何死

第三章　跟死亡握手言和——在悲壮的抵抗之后

趣味生活简史

目录

前言

第一篇　植物

第二篇　动物

第三篇　气象

第四篇　人体

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常识：一本引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

目录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附录一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附录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

附录三 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附录四 评《清史稿·邦交志》

中国历史常识(一本品读中国国史的入门巨著，民国以来畅销不衰的国史读本)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三章 古代的开化

第四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五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六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七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八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九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十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十一章 前汉的衰亡

第十二章 新室的兴亡

第十三章 后汉的盛衰

第十四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十五章 晋初的形势

第十六章 五胡之乱（上）

第十七章 五胡之乱（下）

第十八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十九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二十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二十一章 唐朝的中衰

第二十二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二十三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二十四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二十五章 北宋的积弱

第二十六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二十七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二十八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二十九章 明朝的盛衰

第三十章 明清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清代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三十三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三十四章 清朝的衰乱

第三十五章 清朝的覆亡

第三十六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野史更疯狂：另类的唐宋历史风情

目录

历史原来可以这样解读

第一章 帝王传奇

第二章 宫廷秘史

第三章 官场风云

第四章 名人轶事

第五章 疑史探秘

第六章 民间八卦

附：典籍史料

教科书外的中国历史常识

目录

前言

中国历史之神话篇

中国历史之文化篇

中国历史之人物篇

中国历史之著作篇

中国历史之城市篇

中国历史之建筑古迹篇

中国历史之民族风情篇

天文学家的女巫案：开普勒为母洗污之战

目录

赞誉

开普勒大事记（1571-1620）

历法说明

序言

简介

第一章 卡塔琳娜的生活

第二章 路德教会宫廷

第三章 女巫之年

第四章 开普勒的策略

第五章 家人的应对策略

第六章 灵魂运动

第七章 审判继续

第八章 其他女巫

第九章 卡塔琳娜的监狱生活

第十章 开普勒回来了

第十一章 最后的辩护

第十二章 审判结束

第十三章 开普勒的梦想

后记

推荐阅读

参考文献

1924 : 改变希特勒命运的一年

目录

前言 神秘莫测的升迁

第一章 发现使命

第二章 特权集团

第三章 不断增加的压力

第四章 炎热的秋季

第五章 啤酒馆暴动

第六章 跌入低谷

第七章 叛国罪审判

第八章 历史的审判

第九章 重新安排世界格局

第十章 狱中老板

第十一章 圣经

第十二章 第二次机会

第十三章 东山再起

后记 尘埃落定

致谢

出版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二战中的巴黎：纳粹铁蹄下的欲望、背叛与死亡

目录

人物表

前言 丽兹大酒店——（巴黎的一面镜子）

1 巴黎市内的瑞士王国

2 轰动巴黎的开业庆典 1898年六月1日

3 旺多姆广场上空的激烈空战 1917年7月27日

4 丽兹大酒店的“美国天使” 1940年9月1日

5 飘向巴黎的美国人 1944年

6 法国女演员和她的纳粹情人

7 酒吧犹太侍者与抗德组织

8 美国妻子与瑞士经理

9 德国将军与巴黎命运

10 记者团风风火火赶赴巴黎

11 欧内斯特-海明威与丽兹大酒店的解放 1944年8月26日

12 不让须眉的占地女记者 1944年8月26日

13 巴黎开出的最后一批列车

14 战争期间的可可·香奈儿

15 金发美女与核物理学家

16 同德国人重续前缘

17 日益衰落的巴黎影响力 1951年6月

18 战争的漫长阴影 1969年5月29日

后记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图片出处

一口气读懂世界史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人类文明的萌芽

第二部分 史诗般的古老文明

第三部分 中古时期的世界

第四部分 文明的成熟与飞跃

第五部分 日新月异的20世纪

后记

参考书目

托马斯·杰斐逊与海盗：美国海权的崛起

目录

序言 猝不及防

第一章 流落异邦

第二章 国务卿杰斐逊

第三章 “乔治·华盛顿号”的耻辱

第四章 杰斐逊归来

第五章 倒下的旗帜

第六章 第一舰队

第七章 海上冲突

第八章 时不待我

第九章 夏季的低迷

第十章 十月的预言

第十一章 “费城号”的灾害

第十二章 月黑风高

第十三章 的黎波里之战

第十四章 开辟新战线

第十五章 沙漠中的生死之战

第十六章 尘埃落定

第十七章 随风逐流

结语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一本最危险的书：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从罗马帝国到第三帝国

目录

作品导读

日耳曼尼亚幽灵（中译序）

导言 自负的过去

1．罗马征服日耳曼人的神话

2．幸存与拯救

3．德意志祖先的诞生

4．成长的时期

5．英雄的歌谣

6．自由豪迈的北方民族

7．白种人血统

8．一部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圣经

后记 另一种读法，另一本书

译后记

附录 日耳曼尼亚志（中译本）

目录

CONTENTS

序 一个近乎平常的家庭

1 王室危机：维多利亚女王

2 光辉岁月：爱德华七世

3 爱国年代：乔治五世

4 爱与痛：爱德华八世

5 勇往直前：乔治六世

6 女王时代：伊丽莎白二世

7 厄运当头：查尔斯、戴安娜和卡米拉

8 后戴安娜时代的英国王室：威廉和哈里

后记

文献说明

文献列表

序

一个近乎平常的家庭

4月的一个星期六，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人们激动的事情。在一座小城的民政局，一位56岁的鳏夫登记迎娶他年轻时的恋人，新娘也是离异多年的老人了。两位老人在各自长子的精心安排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参加婚礼的宾客是双方家族中经过精心挑选的，甚至有些“亲上加亲”的家族关系。这一对走上红地毯的新郎新娘看上去已是饱经风霜，随行的宾客心中感到了些许滑稽，然而内心却被这一场景所打动。在一片喜庆气氛之中，人们步入了教堂，一同享受丰盛的喜宴。简单的仪式，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男方的家长礼节性地出席。也就是说，他们不喜欢这个新娘子。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们此前已经经历得太多了，甚至有些麻木了。前一次婚姻带给新娘子四个孩子，如今只有一位长子还活在世上。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场普通的婚礼而已。婚丧嫁娶，人之常情。社会学家所谓的“组合式家庭”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人们很早结婚，然后离异；接下来，或是独身，或是再婚几次，或是保持同居伴侣的关系。没有哪个家庭是永恒的；家庭破裂，然后重组。对于现代人来说，与第二个、第三个，甚至第四个爱人步入红毯、交换结婚戒指的情形并不罕见。社会对于婚姻家庭的反复重组也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人类本该如此。每个人都有追求最佳生活伴侣的权利，这本是毋庸置疑的。

2005年4月9日，这本该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婚礼，却有着太多太多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认为，这样的结果根本不可能实现。难以想象，似乎永恒的真理在一夜之间就被彻底颠覆，好像太阳从西边升起一样，人们竟然不敢相信这一现实——英国王室的继承人，即威尔士亲王查尔斯（Charles）王子真的要娶深爱多年的卡米拉·帕克·鲍尔斯（Camilla Parker Bowles）为妻！此时，全英国的普通民众还在怀念那位在一次车祸中香消玉殒的戴安娜（Diana）——查尔斯的第一任妻子。那个曾经爱过他，后来却又背叛他的王妃。王子再婚，这件事本身就不被民众所认可，政治上也讲不通，宗教界更是百般刁难。如果查尔斯非要娶卡米拉为妻，那么他必须放弃王位继承权，由他的儿子威廉（William）王子取而代之。否则，英国王室的王位传承就会宣告终结；进而，英国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后果不堪设想。

4月9日这一天，只有各大媒体喧嚣鼓噪了一番，公众对此反应异常平静。当天的婚礼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度过，几乎没有招致任何非议。亿万观众坐在电视机前（几亿观众显然要比1982年观看查尔斯和戴安娜结婚盛典的几十亿观众要少了很多），静静地见证了这场低调平静，甚至有些简朴的皇家婚礼，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庆祝仪式的日子。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格外灿烂；几千名热情的群众来到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手中摇着三角旗；尽管他们都明白，恐怕根本看不到一场盛大的婚礼。30名受邀嘉宾坐上一辆普通的大客车，陪同新郎新娘前往当地民政局，履行结婚登记手续。新娘卡米拉，她的贵族封号是康沃尔（Cornwall）公爵夫人，戴着淑女帽，将脸深深地埋在宽大的帽檐下；而刚刚取得合法证书的新郎官，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微笑。随后，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圣公会的最高精神领袖罗万·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在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St. George’s Chapel）向这位英国王位继承人和他的新婚妻子表示了祝福。没有保皇派的游行示威，没有下议院反对派的抗议，甚至连女王自己都承认，这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人们议论最多的倒是卡米拉的那顶造型奇特的帽子。戴着这顶帽子步入教堂，不知她心中打的什么主意？是用帽子上洁白的羽毛象征纯洁无邪，还是以此来讽刺英国王室？

从表面上来看，一切都进行得正常有序。700位受邀的宾客出席了英国女王的家庭喜宴。人们可以感觉到新婚夫妇的喜悦之情，他俩完全陶醉在二人世界中，就像一对普通的新人。唯一感觉有些异样的是，新郎显得有些拘谨，有些紧张，也许此刻他的心里有些担心，生怕狗仔队偷拍照片。除了这小小的不自在，新郎新娘完全就是一对普通的中年夫妇，即将迎来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假象而已。他们可不是普通人。也许，新娘卡米拉算是吧？但是，查尔斯呢？这里没有任何取笑他们的意思。如今这个社会上习以为常的道德标准，比如说再婚或者第三次结婚、非婚生子和家庭重组等等，都是王室所不能接受的，特别是对于威尔士亲王来说，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或许，查尔斯王子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他这一生就会与普通人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他的存在就是一种皇权的象征，这就是他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英国温莎家族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名、最富有和最传统的皇室家族。除了罗马教皇之外，温莎家族位于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君主制统治的权力之巅，进而成为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家族。温莎家族的崇高地位，使得他们始终高高在上，被他们的子民所景仰；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同时也就意味着要承担在这一位置上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王室的人是生来高贵吗？至少英国的历史验证了这个论断。特别是英国王位继承人，更是如此。然而，温莎城堡里的皇亲国戚们生活得并不自由，他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生活。查尔斯王子和他的儿子们就毫无自由可言。他们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工作（他们也不需要工作）；没有言论自由（他们不允许支持任何一个党派，只能保持中立）；没有选举权；甚至没有决定自己终身大事的权力（与信奉天主教的女子结婚则意味着自动放弃王位继承权）。

这还不是全部。王室家族的生活还必须遵守各种礼教规矩。任何违反或者偏离传统礼教的做法，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进而威胁到王室的统治地位。英国王室能够存在至今，主要是依靠历史遗风，也就是家族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礼教传统。对于温莎家族来说，他们没有第二个选择，只能按照这一方式延续传承。所谓圣佑吾民的封建礼教如今早已被历史所埋葬，然而温莎家族至今仍坚信不疑的是，上帝赋予他们的责任就是要统治管理他们的子民，并凌驾于万众之上。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普通民众，这是上天注定的。

一方面，温莎家族不屑于混同为普通民众；而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却对这样一个“非普通”家族的生活充满了兴趣。如今，许多人乐此不疲地想要了解温莎家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各种流言蜚语在全世界散播。其中，肯定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看到王室家族出丑，而幸灾乐祸；在过去几十年间，伤风败俗、隐私揭秘和政治丑闻等等似乎成了温莎家族生活的主旋律。当然，也有很多人同情这个家族的命运，特别是在如今这个高度发达的欧洲社会中，一个君主立宪制的皇室家族在社会大潮中，却显得那样孤立无助。

究其本源，君主立宪制的特性决定了，皇室家族就是要满足公众的需求。而温莎家族也正迎合了这一需要，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地制造新闻热点，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同时，保持在公众心中崇高的地位，使得英国王室能够得以延续——其他国家的皇室家族都逐渐没落消亡。回顾一下英国王室的历史，女王维多利亚（Victoria）从少女时代登基成为女王，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帝国盛世；到 2005年4月的这个星期六，伊丽莎白二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第二次当上新郎。温莎家族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变迁，成了整个时代的历史缩影。曾几何时，温莎家族的荣耀与传承似乎真的预示着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诞生，从乔治五世（George V）到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再到乔治六世（George VI）；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欧洲社会的变革，为了适应社会的改变，温莎家族也在不知不觉中不断改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整个英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发展。

温莎家族的辉煌历史依旧在延续。然而，温莎家族也有着不幸，也出现过种种变故。回顾这个家族的历史，其间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力争斗。说到底，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和普通家庭生活的一个缩影。

1

王室危机：维多利亚女王

一个完全处在非政府体制下的王权体系，却是位于高度发展和成绩斐然的欧洲社会之巅；其命运的走势不由得令人慨叹。温莎家族的发展历史上写满了辉煌荣耀，却也记录着令人扼腕的不幸和跌宕起伏的情节。

人们不难发现，报纸中有关英国女王的消息大多是带有批评色彩的；而一旦涉及她的长子查尔斯王子，则媒体都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女王陛下总是成为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甚至连著名的《泰晤士报》（Times）都不肯放过她。女王闭门思过，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明确表示再也不想在报纸上看到有关自己的负面消息。然而，女王此举却招致了更大的麻烦。不久，女王就获悉，媒体对于她的表示给予了更加猛烈的抨击。后来，一位颇有身份的勋爵在英国上议院对女王的做派大发微词。这位曾经多年跟随女王在国内外出访的忠实仆人却在一夜之间背叛了主人，彻底惹恼了女王陛下。另外一位身份显赫和颇具影响力的皇室贵族给女王的私人秘书写信，信中说道，目前形势危急，民众对于英国王室的兴趣越来越少；英国王室的存在价值也值得怀疑。

英国上层社会圈子和议会中，甚至在王室成员中，人们都对王室的未来忧心忡忡。许多政客要员都希望英国变成共和制政体。这可是新鲜的想法。以前，只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心怀叵测的人们才经常把这类革命性的观点挂在嘴上。然而，民众对于王室成员的种种行为颇为不满，从而导致一种全民性的倒皇派热潮，似乎让人难以理解。更糟糕的是，王室家族简直对此无所适从，任凭怎样的努力也无法扭转大局。

民众的想法比较简单：为什么不能让一位民选的总统作为国家的代表呢？英国下议院的会议上有关废黜王室的言论早就铺天盖地了。然而，即便是最先提出倒皇建议的人们，也碍于女王的君威，不敢对女王本人妄加指责。可是，人们也在想，如果把女王也当作一个普通人来看待，那么事情也许就非常简单了……

有关是否废黜王权的争论并不是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且与当初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和卡米拉的三角恋也没有直接联系。早在140多年前，人们就对此争论不休，最终都是不了了之。1864年，还是《泰晤士报》最先挑起事端，刊登了爱德华·劳（Edward Law），即埃伦巴勒伯爵（Earl of Ellenborough）在英国上院的一番言辞。这位曾经担任英属印度殖民地总督的伯爵竟然对英国的王权统治破口大骂，摆出一副功高盖主的气势。1866年，另外一位原英属殖民地锡兰（Ceylon）总督乔治·托灵顿子爵（George Viscount Torrington）在写给女王维多利亚私人秘书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的信中，也表露出对王权统治的不满。5年之后，这些抨击女王的文字得以曝光；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人们对于女王的抱怨在过去的100多年间，似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即便是头戴皇冠的女王陛下，也应该像庶民一样，做一些改变；虽然，在以往看来，这些改变完全没有必要，但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应该改变一些陈规陋习。广大民众都盼望着，国王和王后能够名至实归，代表公众的意愿。民众希望见到他们推崇的君主是真正闪闪发光的金子。

查尔斯·伍德（Charles Wood），即后来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子爵（Viscount Halifax）是这篇文书的起草者。伍德当时担任英国的掌玺大臣，负责掌管国玺，政坛地位相当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第五号人物。这封信写于1871年，当时正是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被赶下王位，逃亡国外；法国建立了共和制的政权。虽然共和国后来又在巴黎和会的一片喧嚣声中宣布解体，但是这场欧洲倒皇运动却令海峡对岸的英国人惶恐不安。显然，人们在酝酿另外一种有别于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形式，直接威胁到传统的王权统治。

今天的人们可能忘记了这样一段历史：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虽然被英国人乃至整个世界所景仰，也曾有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殖民地统治时期的辉煌盛世，但她在早年登基不久差一点被赶下王位。要不是当年依靠先后两位精明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和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的全力辅佐，英国王室的统治早已寿终正寝。这两位首相的执政风格完全不同，却都很好地维持了英国社会的稳定，并对君主制政体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一直沿用至今。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执掌英国大权的这两位首相如果当初赞成共和制政体（迪斯雷利是忠实的保皇派；格莱斯顿曾有过这一大胆的设想），那么今天的英伦三岛上就不会再有联合王国的存在了。

当年，格莱斯顿认为，仅从普通人的角度上来看，维多利亚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甚至难以忍受（与之相反，迪斯雷利对于女王则是发自内心地崇敬）。早在那个年代，王室危机就埋下了种子：女王本人早已退隐后宫；威尔士亲王也得不到公众的认同。长期以来，人们似乎都不知道女王整天在做什么，因为她素来深居简出，刻意回避公众和媒体。与此同时，威尔士亲王阿尔伯特·爱德华（Albert Edward）不时有些花边新闻，无非就是些性丑闻之类的无聊丑事。在如此形势下，格莱斯顿感觉有些不妙；在他看来，女王自身的弱点足以威胁到大英帝国的稳定，甚至有可能祸国殃民。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也许是历史跟人们开了个玩笑，恰恰是这个为人处世优柔寡断的女王慢慢恢复了大英帝国的元气，而且她本人的身体也出奇地健康，历经风风雨雨，王权非但没有失去，反而越来越稳固。英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共和制的一丝希望，却在女王强大的君威下彻底破灭；共和派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能力与女王抗衡了。

不过，在维多利亚女王眼里，1860年的英国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她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王室的家族事务中；她的所作所为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保住江山社稷。然而，好景不长。她心中“最好的和最亲爱的”丈夫阿尔伯特（Albert）不幸病故。在他生前，女王对他崇敬无比，死后也是奉若神灵。1861年12月14日，那是女王一生最悲痛的时刻：年仅42岁的阿尔伯特，她最亲爱的丈夫终因伤寒不治，与世长辞。

从那一天起，维多利亚整日郁郁寡欢，那种悲痛的心情使她无法自拔。女王从此总是身着黑色的衣服，独自承受丧夫之痛，直到走完生命的最后阶段。尔后，女王尽量谢绝了一切宫廷活动；除礼节性的抛头露面之外，女王从不参加任何欢庆活动。在她的生活中似乎只剩下了对亡夫的哀思：屋子里摆满了阿尔伯特生前的照片、剪影和雕像。女王的这番举动很快就影响了整个英国，使得举国上下都陷入一片哀悼的气氛中。阿尔伯特亲王的石雕像随处可见，还有就是各种纪念章上也都是亲王的形象。一时间，阿尔伯特亲王成了大英帝国的民族偶像，受到世人的追思和崇敬。

歌颂亲王的诗词歌赋风靡一时；亲王的传记被人们争相阅读；亲王的油画像也成了收藏家们追逐的对象。直至今日，阿尔伯特在温莎城堡住过的卧室仍保持原样；他在英格兰南部海滨的行宫奥斯本宫（Osborne House）也是原封未动，保留他生前的原状。温莎城堡的故居卧室，40年如一日，每天晚上都摆放着换洗一新的睡袍和内衣，床边摆着一杯热水，屋内各处都摆放着鲜花。在奥斯本宫书房里的书桌上还摆着1900年时期的自来水笔；沙发上搭着他常戴的围巾，好像主人随意扔在那里一样。直到维多利亚女王去世那天，她的床头一直摆放着仿照她丈夫手形制作的石制手模。可以想见，女王在每天晚上都要抱着丈夫生前穿过的衬衫入睡，就像每个孩子抱着泰迪熊睡觉一样。

在维多利亚女王写的每封书信里（她生前写了很多信），都提到了阿尔伯特。私人家信中，她把丈夫昵称为“亲爱的老爸”；而在正式的公文书信中，她则这样写道：“我的丈夫，他的存在就如同一种坚实的力量，陪伴在我的身边，使我感到无比安全，从而获得强大的依靠。”在1861年阿尔伯特去世之后，女王使用的所有信纸都带有粗大的黑色边框，以示对亡者的哀思。女王的随从侍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对此都感到有些困扰，因为黑色字体写下每行字的最后都被黑边所吞噬，让人无法辨认。

女王当时就是刻意让自己陷入这种状态。哀悼亡夫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民众对于她的期望的确有些强人所难；而心如死灰的女王也根本不再理会她的臣民对她的看法。无论是乘坐皇家马车出入温莎城堡和伊顿公学，还是在伦敦出席盛大的仪式；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在罗马教堂：所有这些活动，她其实都根本无心参加。她在给反对派的公开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再处理国事了。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了1871年，维多利亚女王始终生活在自我逃避的精神世界中，却也正是亡夫的在天之灵成了她生命中唯一的精神支柱。整整10年，女王就依靠每晚抚摸着那个手模，感受丈夫的关爱，使得她还能强颜欢笑地站在公众面前。在大多数的日子里，女王都居住在奥斯本宫或是位于苏格兰的巴尔莫拉城堡（Balmoral Castle），偶尔也会在温莎城堡待上几天，却几乎从未在白金汉宫下榻过。1864年，由于长期闲置，人们甚至在白金汉宫墙外发现一个很搞笑的告示：“由于本店店主无力在此继续开展业务，此处房产对外招租或转卖。”这大致反映了民众对女王怀着一种嘲讽的心态，非常耐人寻味。

写下这一告示的人是否意识到，这将引发怎样一个深远的话题？英国王室的所谓业务究竟是什么？也许，除了内阁的高层政客之外，与维多利亚女王同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内情；其实，作为一代君王，维多利亚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工作，只不过是处于一种“垂帘听政”的状态之下罢了。她每天花费大量时间来处理国家大事，而且头脑非常冷静。白天，她总是坐在写字台前处理各种文件，然后把这些机要文件放在所谓“公文箱”里，即一只红色皮箱中，再分发给所有的内阁大臣和王室成员。作为国家元首，她必须阅读所有重要的文件（这一规矩沿用至今，只不过对女王设置了一些阅读权限），然后亲自批阅：外交文书、政务信函、立法动议、内阁会议记录和政界军界要员的备忘奏折等。1837年，18岁的维多利亚正式登基成为英国女王之后，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是首任内阁首相，教她如何妥善处理国家大事。那时，女王每周都与首相会晤一次，共同商谈国家大事，同时也处理红色公文箱里的各类文件。19世纪上半叶，女王出席各种公开活动并不像现在这么重要；除了每年一次的议会开幕式之外，女王基本上都是在后宫处理国家大事。此外，媒体和公众对于女王的私人生活也没有什么兴趣；当然，那时的媒体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对于王室成员来说，似乎用不着谨小慎微地与媒体和公众周旋，来赢得民众的支持。

然而，权力之争却是在那个年代愈演愈烈。1839年，墨尔本的继任者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一上台，就感到了来自女王的压力。尽管皮尔所代表的托利党（即保守党，Tory）于1939年5月赢得了大选，然而维多利亚女王却强烈阻挠他的组阁。事情的起因是，皮尔在获得大选胜利之后，按照程序接管了唐宁街首相官邸，并要求女王清洗掉一批身边的贵族成员，以便削弱上一个执政党辉格党（Whig Party）的势力，并在王室内安插一批托利党的党羽。没想到，女王对此坚决反对。女王这样的做法非常罕见。不过，皮尔最终也无计可施。如果缺乏国家的信任（仅仅是女王本人的，而不是代表全体人民的），他根本无法治理这个国家。结果，辉格党领袖墨尔本爵士在女王支持下，不顾选民的反对，硬是继续当了两年的首相。

这场“垂帘听政”式的变故还是以皮尔的失败告终，被作为封建王权干预国家宪法的经典案例载入史册，至今仍经常被人提及。然而在当时，人们对此不置可否。固然也有反对的呼声，但是没有人真的想跟女王唱对台戏，也不敢质疑女王的权威。说到底，那时的英国也没有相关法律，黑纸白字地限制王权参与政治；即使是在今天，情况也仍是如此。究竟王室成员在国家政务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享有多大的权力，也都是在与时俱进；或者说是就事论事，每次的危机都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然而，每一次危机过后的结果都是让王室地位加以巩固或是重新确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政体形式，并且充分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体制可谓是老而弥坚，腐而不朽：既源远流长，又与时代发展完全背离。然而，它却具有超强的生命力。

严格来讲，君主政体的核心内容就在于王位的单一继承权。至今，有些人仍认为，维多利亚女王（以及现在的伊丽莎白女王）从骨子里就感到天降大任，因为她们与那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埃塞尔伯特（Ethelbert）王有着亲属关系；而那位埃塞尔伯特王于公元600年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也有传言说，维多利亚女王是亚瑟（Arthur）王的后代；这不过是人们的想象而已。唯一有历史记载的是，1066年威廉率领诺曼人入侵英格兰，在黑斯廷斯（Hastings）附近打败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哈罗德（Harold），成为后来的威廉一世（William I）。不过，这位威廉一世与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II）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其间经过复杂的家谱，才能寻觅到亲属关系。不过，从这样一张家谱中，倒是能发现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名字，也反映了英国王朝更迭的历史：安吉文（Angevine）王朝、金雀花（Plantagenet）王朝、兰开斯特（Lancaster）王朝、约克（York）王朝和都铎（Tudor）王朝。

除了家谱支系上尚有关联之外，如今的英国王室与几百年前的王朝统治已经完全不同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剧作家们笔下的英国国王，特别是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塑造的那些国王，例如理查（Richard）、亨利（Henry）和爱德华（Edward）都是征战疆场的将军。他们都喜欢身披盔甲，攻城略地，也大多战死疆场。他们的权力至高无上：统辖百万大军；手中掌控着所有臣民的生杀大权，包括他的随从、各地领主、主教大人和贵族爵士。不过，那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君主政体并不稳固。在政治上也对王权加以限制，制定出了很多法律法规；外交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派别；内政上，各个党派和联盟此起彼伏，明争暗斗，纷乱不已。王室家族也随时面临旦夕祸福的选择；也许一夜之间，政权就会出现更迭；昨日高高在上的贵族，今日就会沦为普通民众。而国王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威，扩大影响，并保住相应的特权。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与外界做斗争，每个人似乎都是敌人：反对派、教会组织、王室派系，甚至自己的亲生儿女。国王的生活也是五花八门：有些国王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却还要整日担心自己的王位不保；有些喜欢独揽大权；有些则是钻进伦敦塔里独享清闲；有些则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力，用以安抚臣民。

英国王室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位能君。一位就是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他是英国历史上最玩世不恭，也是最残暴的国王。亨利臭名昭著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他的六次婚姻和疯狂残杀几千名无辜民众的劣迹。此外，他还创建了英国圣公会（罗马教皇没有授予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的权力），巩固了英国王室的统治地位（虽然维持时间并不很长），创办了英国皇家海军，使得英国赢得了全球海上霸主的地位。亨利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更是将父亲的治国手段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将王室权力发挥到了极致。不过，也正是在她的统治下，英格兰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国。德国保守派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这样评价这段历史：“这就是伊丽莎白时代，也是英国历史上最辉煌和最有成就的时代。在很短的几年间，英国出现了全民性的文学热潮和文艺复兴；军事上，打造出了震撼世界的无敌舰队；特别令我们德国人相形见绌的是，那时的英国人已经树立起一个民族的形象。”伊丽莎白一世的继任者重新回归平庸，这位女王开创的辉煌盛世很快就付诸东流；然而，回想当初，正是这位待嫁闺中的少女登基当上女王之后，才开始将英国打造成为世界强国，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

维多利亚女王及其温莎家族与亨利八世及其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的血缘关系并不紧密。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驾崩，膝下无子女，都铎王朝也就此结束。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像15世纪争夺王位继承权引起的血腥内战，英国的上层贵族一致决定，用投票方式推选新的国王。结果，苏格兰的斯图尔特（Stuarts）家族继承了王位（此前的斯图尔特家族通过与都铎家族联姻成为王室成员），并实现了英伦岛的南北统一，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名字也就此诞生。然而，斯图尔特家族的治国才能非常糟糕。詹姆斯一世（James I）始终陷入与地方贵族的纷争之中；1649年，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率领议会发起倒皇运动，将查理一世（Charles I）送上了断头台。虽然，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Charles II）在10年之后重新赢得了王位，然而他的复辟也不过是充当傀儡罢了。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James II）继位后，再次将国家引入一场宗教之争；这场纷争的导火索是：詹姆斯二世想要恢复天主教，取代亨利八世创办的圣公会。

宗教之争直接影响到了国家政权的稳固，好在这一次没有出现血腥的战争屠戮，而是以一场成功的革命完成了政权的转换，史称“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1688年，在王室贵族和上议院的斡旋下，英国革命者请来了荷兰国王威廉·冯·奥拉尼恩（William von Oranien），也就是英王詹姆斯二世的女婿，逼迫他的岳父让出了王位。威廉三世（William III）篡权后，迫于民众的压力，将自己的妻子玛丽二世（Mary II）也封为女王，地位与他自己平起平坐——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时期，即国王与王后共同执掌王位，享有平等的摄政大权。然而，这样的执政方式却导致了权力的流失。1689年，威廉三世签署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当时，恐怕连他自己也搞不太懂法案里具体都有哪些条款。不过，正是这一纸法案宣告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诞生。回顾这部法案，内容无非是规定了国王拥有哪些权力，同时受到哪些限制；还有就是议会获得了更广泛的权力，以及议会成员享有的豁免权。就此，英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确认。与此同时，王位继承的条件也在经过多年的谈判后，于1701年颁布了《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以法律形式得以确认。《王位继承法》中的主要内容是，英国国王只能由新教教徒担任；王位的继承人必须经过议会的表决通过；王位继承人不得与天主教徒结婚。

1714年，随着最后一个国王安妮女王（Anne of Great Britain）去世，斯图尔特家族在英国的统治也宣告终结。排名第1到第51位的王位继承人遗憾地发现，按照《王位继承法》的规定，他们都没有资格继承王位。后来，王位只好传给了汉诺威大公乔治·古尔夫（George Guelph），一个小国的统治者。而乔治本人并不十分情愿地当上了英国国王，因为这位乔治一世（George I）根本不懂英语，而且也没有什么兴趣来掌管这个全新的国家。后来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经这样评价这位乔治一世：一个令人乏味的德国农民；做事慢条斯理，行为鲁莽粗俗。乔治一世后代的表现也都不怎样：乔治二世是个倒霉蛋外加大草包；乔治三世脑子也不灵光，而且道貌岸然；乔治四世倒是家族中罕见的才子，在文学艺术上颇有些造诣，但是放荡不羁的行为举止引起民众的反感。乔治五世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倒是有效地下放了国家权力：通过分封贵族，组成了上议院；再通过势力越来越大的工业巨头，组成了下议院。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英国逐渐走上了繁荣昌盛的发展之路。亚历山大·高兰德对此评价说：“来自汉诺威的英国国王是历史上地方主义原则发挥功效的最好例证。几乎没有哪位王位继承人能够像他们那样，表面上看来既没有实权，而且又固执，令人感到无聊乏味；其实他们本人都品味高雅、气质不凡，而且大智若愚。”

难道说，维多利亚女王是乔治家族的嫡系宗亲？实际情况比这还要糟糕：维多利亚女王的确是这一家族的后代，而且身份还不是那么正大光明。人们甚至可以说，这位女王是“人为制造”的产物，不过有谁胆敢如此侮蔑女王的身世呢？1817年，肯特郡的公爵爱德华，也就是乔治三世的第三个儿子，与一个平民女子同居。这位女子名叫朱丽·德·圣劳伦特（Julie de St. Laurent），25年来一直是爱德华的秘密女友；她与爱德华生活得非常幸福，可惜没能给他生下一男半女。两个人住在布鲁塞尔，整日深居简出，为的是躲避英国好事者的纠缠。此时，伦敦方面传来噩耗，爱德华的大哥，也就是未来的乔治四世，他的独生女，那个受人爱戴的夏洛特（Charlotte）公主死于一次意外流产。夏洛特的丈夫利奥波德（Leopold），也就是萨克森–科堡–哥达（Saxe-Coburg and Gotha）公爵殿下痛失爱妻，英国民众也为失去一位贤德的公主而感到惋惜。

对于爱德华来说，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夏洛特的死不仅仅是噩耗，却也意味着机会的出现。除了夏洛特之外，他的三个哥哥都没有婚生子女。不过，对于他而言，想要尽快搞出一个子嗣来，也不太现实。不过，此时的爱德华也才50岁而已，在这件事情上应该不成问题。倒是孩子他妈这方面需要仔细筹划。身为平民的劳伦特显然不能当上未来的王太后。于是乎，爱德华公爵开始四处走访，在贵族家庭中寻觅合适的对象。长相、爱好、性格等等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具备生育能力。功夫不负有心人。爱德华的手下终于在德国选帝侯领地的雷宁根（Leiningen）发现了目标：生于1786年的维多利亚（Victoire）公主已经守寡四年，正在以女摄政王的身份辅佐儿子执政。这位出身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寡妇究竟看上了这位老公爵什么，人们就不得而知了。见过爱德华公爵的人都说，他的长相极其普通，甚至有些丑陋猥琐。也许，在维多利亚看来，能够借此跻身英国王室，这件事情本身极具诱惑力。总之，两个人心怀鬼胎地走在了一起，而且一切如愿，结婚不久，就怀上了孩子。不过，为了掩人耳目，防止人们发现他的计划，爱德华在孩子出生前两个月就拉家带口地辗转欧洲各地，为重返英格兰做好准备。此时的爱德华公爵手头没有什么钱，只能租用几辆大马车来转运一家人和随行侍从：两个厨子、一个男仆、一个女佣、两个秘书、一个侍女、一个内医、一个外医和两个车夫，外加车马行李，俨然一个还乡团。爱德华一行终于在4月底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达多佛（Dover）港，踏上了祖国的土地。1819年5月24日，在伦敦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附带的一幢公寓楼里，小公主顺利降生了。接生大夫是一位德国助产士（这在当时算是革命性的做法）；小家伙生下来后，母亲亲自给她哺乳（这也被看作是当时英国王室的一大丑闻）；孩子出生后，立即就打了预防天花的疫苗（天花疫苗在当时的医学界仍是新的产物，其疗效作用受到广泛的质疑）。老公爵终于当上了父亲，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喜讯告诉给了远在德国的岳母，他在信中这样描述小公主的样子：“她健康茁壮得就像一只小山鸪。”如此的比喻实在让人难以恭维，却是成了贻笑大方的经典名言。经过反复考虑和选择，小山鸪的名字终于确定了下来：亚利山德里娜·维多利亚（Alexandrina Victoria）。

初得千金的幸福在爱德华的身上并没有延续多久。他原本希望，他按照英国《王位继承法》的规定，为英国贡献了一位王位继承人；为此，议会应该有所表示，能够帮他负担并不算很多的债务，并且从此给他颁发养老金，使他能够安度晚年。然而，议会并不买他的账。而且，就连他的亲哥哥都不愿伸手帮助这陷入经济困境的一家人。他的哥哥此时已经坐到了摄政王的位置（由于在位的乔治三世已经处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中，只好由长子代管处理朝政）。在他大哥看来，爱德华一家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威胁（作为肯特郡的公爵，爱德华受自由党，也就是辉格党的影响很大；而现任国王则支持相对保守的托利党）；在皇兄眼里，爱德华就是来抢夺王位的不速之客。在爱德华的全盘计划中，经济上陷入窘境是他始料未及的。为了重新装修归属自己名下的圣詹姆斯宫（St. James Palace），他把自己在布鲁塞尔时积攒的钱很快就花完了，还欠下一屁股债。渐渐地，伦敦的日常消费对于他来说实在太贵了（不过他对外宣称是出于健康原因），爱德华一家人被迫迁往英格兰南部沿海的一个小镇，即德文郡（Devonshire）的希德茅斯（Sidmouth），位于埃克塞特（Exeter）东面几英里。里顿·斯特拉切（Lytton Strachey），维多利亚女王同时代的著名传记作家，曾经用略带调侃的笔触描写了爱德华此时的状态：他甚至问卜一位占星师；占星师预言，英国王室成员会在近期死掉两个。斯特拉切引用了爱德华的原话：“我的哥哥们身体都不如我健康；我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我的命很硬，能把他们都克死。这样一来，王位就自然落到我的头上，或是传给我的孩子。”

圣诞节期间，爱德华一家人观看露天表演时偶染风寒。先是女儿得了感冒，然后又传染给了老爸。接下来，爱德华的病情越来越严重。1820年1月22日，肯特郡公爵爱德华不幸病故，死于肺炎。年仅八个月大的维多利亚公主就此失去了疼爱她的爸爸。后来，那位占星师的预言终于应验。爱德华病故六天之后，维多利亚的祖父乔治三世也与世长辞；他被后人称为“疯子国王乔治”，他的死也预示着乔治王朝就此走向灭亡。

也不知道当初那位占星师是否也为小公主维多利亚算了一卦。此时，摆在她面前的出路几乎都被堵死了，然而也许吉人自有天相，维多利亚的传奇经历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萨克森–科堡–哥达的公爵利奥波德在关键时刻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本人后来一直引以为荣），因为刚刚登基继位的乔治四世早就想把爱德华家的孤儿寡母赶出英国，遣送回德国娘家去。而母亲维多利亚也巴不得赶快离开英国，回娘家享福。然而，王位争夺的斗争又出现了新的情况。爱德华另外一个皇兄，克拉伦斯（Clarence）公爵威廉（William）终于熬到了原配妻子过世，并很快续弦娶了萨克森–梅宁根（Sachsen-Meiningen）的公主阿德海德（Adelheid）。早在妻子在世时，威廉就在外边拈花惹草，养了10个私生子；由于妻子的不育，使得他始终没有合法的子嗣；明媒正娶了阿德海德公主之后不久，公主就怀上了孩子。这样一来，维多利亚的王位继承权就要拱手相让了。然而，伦敦方面的情况却令人难以琢磨。

维多利亚的哥哥利奥波德，也就是维多利亚的亲舅舅，他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刚刚丧妻不久的他，不能指望新登基的乔治四世能继续庇护他。而且，在他看来，自己的外甥女必须成为真正的英国公主；至于王位继承权的顺序如何，他并不十分在意。利奥波德立刻行动起来。他将维多利亚母女重新接回伦敦，安顿她们在肯辛顿宫的一个公寓中住下。他从自己的王室退休金中每年拿出2000英镑，后来又加到了3000英镑，接济她们母女二人；这笔钱在当时的王室俸禄来说，并不算很多；不过按照今天换算一下，相当于9.5万欧元和14万欧元！肯辛顿宫位于海德公园（Hyde Park）的最西面，总面积不大，相当于英国王室接待贵族亲属或是政府职员的招待所。维多利亚一家人占据了其中很多间房，不过内部装修非常简单。屋内都是老家具；地毯也很陈旧；维多利亚与保姆同住一室。据说，一家人总是吃羊肉，因为在当时，羊肉比较便宜。后来成为女王的维多利亚曾经在日记中表露出，她那时吃厌了羊肉，从此再也不吃羊肉了。

维多利亚的母亲整日怨天尤人，慨叹命运不公。这位曾经骄横跋扈的女伯爵一时间难以接受如此窘迫的现实，开始反省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她过分自傲的性格使得她对周围的一切都产生怀疑。1820年3月，克拉伦斯公爵家刚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家伙不幸夭折，这样一来，维多利亚的王位继承权又重现曙光。然而，老寡妇维多利亚此时心理极度不平衡，总是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她觉得英国王室对她待遇不公，而且有意疏远她们母女俩。她的朋友中有一些辉格党人不断提醒她要防备她的小叔子，也就是他死去丈夫爱德华的最小的弟弟厄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 August）。奥古斯特被封为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后来当上了汉诺威国王。据说，奥古斯特本人相貌极其丑陋，而且阴险狡诈，忌妒心极强，对英国王位早就垂涎欲滴。但是，维多利亚的王位继承权总是一波三折，所以他暂时也不敢轻举妄动。不过，有人对维多利亚的母亲说，坎伯兰公爵的党羽曾经试图毒死小公主，没有得逞。

维多利亚母女躲避“恶毒叔叔”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大管家约翰·康罗伊（John Conroy）实行了一套严格的家政管理办法，使得母女俩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小公主后来把这套家规称为：肯辛顿家规。

成年后的维多利亚回忆童年往事，用“孤独寂寞”和“多愁善感”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那时的心境。她还抱怨说，自己很少参加宫廷组织的各种活动，而且还被禁止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在她的童年记忆中，有三个人是她真正的朋友：她的保姆路易斯·莱岑女爵（Baroness Luise Lehzen），比她大12岁的表姐费奥多拉（Feodora）和她的舅舅利奥波德。不过，维多利亚从小就表现出一种叛逆的性格；她是整个家中唯一一个敢于挑战约翰·康罗伊制定的肯辛顿家规的人，而且根本不把这位老管家的专横独裁和严格管教放在眼里。她的青少年时代可谓一片灰暗，后人对此都坚信不已。

然而，根据史料的记载，事情并不像维多利亚所说的那么糟糕。她的母亲维多利亚和管家约翰·康罗伊为了小公主的健康成长，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们制定的家规也是为了家族的后代今后能出人头地：良好的教育可以让女儿今后承担大任。与此同时，维多利亚还故意让女儿产生这样叛逆的心理，她的作法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民众希望英国王室能够尽快变革的要求。这样一来，维多利亚反而有机会就此开创一个全新的大英帝国。维多利亚童年时代都是在成年人的管束下度过的，这种情况在当时贵族家庭中，也非常普遍。

小维多利亚的成长还是受到了相当认真的呵护。路易斯·莱岑对她的管教是柔中带刚。另外一位男仆瑞文德·乔治·大卫斯（Reverend George Davys）则非常耐心地教她写字和阅读，还成了她的启蒙教师，给她全面讲授宗教、历史、地理、拉丁文、英语、德语和法语的基础课程，甚至还教她一些意大利语。维多利亚的钢琴课和声乐课是由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大教堂的圣玛格丽特（St. Margaret）教堂管乐师教授的；她还跟随历史题材绘画大师和图书插图画大师理查德·维斯塔（Richard Westall）学习素描和水彩画。此外，她还学习舞蹈和马术。据当时的史料记载，维多利亚在各项功课的学习中都充满自信，可是缺乏耐心；小姑娘经常会大发雷霆，而且固执己见，非常任性。当维多利亚出落成一个花季少女之后，母亲每年都在夏天带她去英国各地旅游，为的是让她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并更好地体察民情。维多利亚喜欢开诚布公地和别人讨论问题，崇尚真理，为人诚实，甚至宁可吃亏也始终保持自我，从不轻易屈服。偶尔，她也会表现得有些眼高手低，但是这并不妨碍她渐渐培养自己高雅的气质。此外，她也爱慕虚荣，追求享乐。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最著名的史学家和极具天赋的日记作家查尔斯·格列维尔（Charles Greville）曾经担任英国王室的顾问委员会书记，他这样描述了第一次见到维多利亚时的情景，那是在1829年5月，维多利亚年仅10岁：“我们的小公主个头不高，是个举止有些粗俗的小丫头。然而，尽管天资欠佳，但是她显然会受到好运的垂青。”8年之后，伦敦的公众和上层社会并没有把这位资深学者的话当真，事态发展波澜不惊；然而，事实证明他的看法即将获得印证。1830年，刚刚从哥哥乔治四世那里继承王位不久的威廉四世也很快病入膏肓。格列维尔和宫廷职员们开始忙着准备料理后事，并着手挑选新的王位继承人。在他看来，新的王位继承人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疑惑和整个事件所带来的不安，完全来自于对这位小公主的性格、天资和能力一无所知。她的母亲长期以来一直将她与世人隔绝，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亲戚，或是肯辛顿宫里的人，甚至她的家庭女教师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的伯爵夫人都不知道，这个小姑娘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到底有多大的本领。

从10岁那年起，维多利亚就知道自己有朝一日将成为英国女王。保姆莱岑也用许多卡片教给她历代英国国王的世袭情况。后来，维多利亚自己都能把王位继承的先后顺序算出来，而且毫不忌讳地说：“我最有可能是下一个！”还是小姑娘的她显然不会在意这些，不过在莱岑面前，她也曾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会做个好国王的！”至于维多利亚内心究竟怎么想的，我们在此不好妄加猜测。不过，在真正加冕成为英国女王的当天，她在日记本中这样写道：

好运终于降临，把我放在了这个位置上，我会力争做到最好，对我的国家负责；我还很年轻，对于许多事情都不太了解，不过我坚信，只要有良好的意志和强烈的事业心，我一定能有所作为；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1837年，年仅18岁的维多利亚正式登基，成为英国女王。整个英国朝野都替这位新上台的女王捏了把汗，担心她会把事情搞砸。这位新女王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治国方面毫无经验可言，而且身边还围着一群颇受争议的参谋顾问。她是哪儿冒出来的？整个英国社会都陷入疑惑。她会给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贵族群臣和枢密院的元老顾问齐聚一堂，在肯辛顿宫的红色会客厅召开紧急会议。虽然会议通知发布得极为仓促，可是还是来了很多人，其中包括王公贵族、文武群臣、诸侯大公、教会主教、党派首脑和宫廷内部的各级主管。他们都表示希望新女王能够尽快接见他们，并确定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

他们这些人经历了英国历史上最不同凡响的时刻，这次进宫谒见女王的事件也被后人传为一段佳话。正当这些高官权贵们喋喋不休地争论之时，会议室的门打开了。一个个子矮小、体型纤瘦的小姑娘走了进来，她穿着一身简朴的丧服，一个人走了进来，没有任何陪同！她看上去并不很美，但是她的脸上洋溢着必胜的信念。湛蓝的双眼略微有些前凸；金黄的头发自然下垂；一看就是典型的汉诺威血统。她的嘴巴大小适中；鼻子略小，而且有些弯钩状，鼻孔微微张开；下巴长得非常迷人；皮肤柔嫩洁白。据传记作家斯特拉切的描述，维多利亚走进会客厅的一刹那，整个屋子都安静了下来；年轻人的初出茅庐和新女王的不怒自威，让人们感到一种无邪的魅力和动人的矜持。面对众人，维多利亚大声镇定地朗读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是几个小时前，墨尔本首相亲自起草的。接下来，在座的每个人都走到年轻女王面前，单膝跪地，轮流亲吻女王的手背，就像佃农见到地主一样，毕恭毕敬。在老迈的萨塞克斯公爵（Duke of Sussex）走到女王面前时，女王欠了一下身子，迎合着老公爵的行礼，也表示对这个远方叔父的尊敬。当漫长的效忠仪式结束之后，维多利亚重新站起身，向众人点头示意，依然是那样面带威严和从容不迫，就那样独来独往，就那样缓缓地离去。维多利亚此举让整个英国高层人士感到震惊。查尔斯·格列维尔，这个略有些玩世不恭的史学家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法在他的日记本中记下了这难忘的一幕：“她的第一次出场亮相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唱诗班接受观众的热烈鼓掌和大声喝彩一样。她的举止做派，她的独特气质，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刻意的造作。她的表现完全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英国王室和整个国家都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维多利亚登基继位彻底改变了英国社会。不过，她在当上女王后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却是处理一件私事。刚刚登基几个小时之后，女王就下令把她自己的床从母亲住的卧室中搬了出去。当晚，女王平生第一次单独睡在一间卧室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再监视她，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人来管束她了。这不过刚刚是个开始。随后，维多利亚就把权力欲望很强的母亲及其同党康罗伊打发到了另外一座行宫；她也就此对多年以来受到的压制进行了报复。维多利亚的母亲这次彻底精神崩溃了，她的生活中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就此悲观厌世，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母女俩的关系就此破裂，直到几年之后才又恢复正常。

真正的变革来自英国社会。公众感到群情激昂。如同枯木逢春一样，女王的多愁善感和浪漫情怀成了社会时尚；年轻女王成了亿万臣民的精神偶像。宫廷生活再次焕发了青春，曾经一度被乏味守旧的汉诺威人搞得死气沉沉的宫廷生活终于有了新的生机。维多利亚经常在白金汉宫里举办各种晚会（真正以主人身份来举办活动），就连大大小小的晚餐都安排得极其奢华。不过，女王在享乐人生的同时，并没有荒废政务。恰恰相反，政治家们对于女王的执政能力都赞赏有加：理解力很强；乐于倾听谋士的意见；总能做出最佳的决策。首相墨尔本几乎整天都如影随形地跟着女王陛下，全心全力地辅佐她治理天下；由于老首相也是丧偶多年，所以甚至有人造谣说，他俩之间有着“王相恋”的丑闻。不过，没有人真的相信年轻的女王会与老首相有什么瓜葛。

花无百日红。维多利亚女王并不是美玉无瑕，她也会犯错误。她与老首相以及随从之间的暧昧关系就足以让她陷入尴尬境地。她的出现完全搅乱了原本严谨和谐的宫廷生活。她平时说话口无遮拦，经常得罪人；她做出的决定也往往出人意料，引起周围人的不快。随着宫廷生活的逐渐复苏，随之而来的各种明争暗斗也慢慢萌生。女王的桀骜不驯和独来独往的做派令手下人感到压力很大，而且这种状况似乎愈演愈烈。在她之前，没有哪位国王敢如此大肆铺张，毫无顾忌。1838年6月28日，为了庆祝自己加冕一周年，女王将整个伦敦城都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并且还组织了仿效中世纪那样的盛大阅兵仪式。为了庆祝加冕一周年，就连一向高高在上的议员们都走上大街，与民同乐；从此，英国官场上奢华之风盛行，整整延续了好几代。

形势一片大好，却也有反对之声不绝于耳。19世纪的大众媒体与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既没有人性化的报道，也不敢针砭时弊；缺乏独立的观点，对王室也并不效忠。在所谓的“前媒体时代”中，大众传媒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比如，报纸就只针对极少数人，而且还都是显赫人物或者品位很高的上层人士。不过这样一来（由于读者群的限制），报纸记者们很少报道那些无聊的花边新闻或是名人绯闻。由于当时的偷拍技术还不高明，也不会有狗仔队整天围着女王住所，获得什么女王洗澡之类的照片。不过，倒是有一些漫画家发表作品，来取悦大众；也有不少专栏作家，在报纸上撰文评论时政。可以说，那时的媒体触觉比现在更为敏锐，并且笔法也更为辛辣。

有关19世纪宫廷里的生活、王室贵族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想，后人可以借鉴当时的报刊文章来管中窥豹，不过更多的却是依靠大量的真实笔录。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还依靠鸿雁传书来表达情感；王公贵族也不例外，而且他们也都知道，这些文字很有可能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维多利亚女王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她的日记和书信中，显然有些刻意表达自己的愿望。比如，在写给表姐费奥多拉的信中，女王得以畅所欲言：“这样的日子真是舒服。自从我坐上王位之后，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维多利亚从青少年时期就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一直到她去世前几天，几乎没有间断过。即便是在她身染重病的时候，她也口述笔录，坚持不懈。只有在她的丈夫阿尔伯特去世的那段日子里，女王的日记本才彻底一片空白。从女王的日记来看，她并不是每天都记录下令人激动的事件。有些日记就是平淡无奇的流水账。也有很多日记写得颇有文采，描写人物和风景的语句充分反映出女王观察周围事物的仔细和视角的独特。从字里行间，可以隐约读出维多利亚的精神世界。有时候，她的写法甚至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用很长篇幅的对话来回忆过去。并且，维多利亚的文字都是热情洋溢，充满感情；即便是到了垂暮之年，仍有着青春少女般的浪漫情愫和对生活的渴望。比如，她经常使用这样的语句：“特别特别棒”“简直太美了”和“出乎意料的成功”等；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写一些略微夸张的东西，比如“太可怕了”和“倒霉透顶”等。此外，在她的日记中还会经常出现感叹号和下划线；有些关键的词语索性用大写字母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维多利亚所有的文件都采用手写[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打字机在维多利亚看来有如洪水猛兽一般，难以接受；她要求宫廷里的书信往来必须采用手写，特别是颁布谕旨等重要文件；直到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发现了打字机的好处之后，才废除了手写文书]。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评价的话，维多利亚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笔耕不辍的写手。英国史学家吉利·圣奥本（Giles St. Aubyn）曾经计算过，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4年间，一共写了大约6000万字，平均每天要写2500字；这相当于每天要写一个报纸版面那么多。如果把女王写过的所有文字都结集成书的话，可以达到700部之多！

通过维多利亚的日记，后人知道了女王当时是如何与阿尔伯特公爵邂逅的：第一次的会面非但没有一见倾心，甚至有些令人扫兴。维多利亚女王继位之后与娘家亲戚的首次接见非常失败；因为受邀前来拜见女王的阿尔伯特见到女王时已经困倦不堪，他平时晚上9点半就上床睡觉了。可是，维多利亚女王生来就是个夜猫子，因此所有的宫廷活动都安排在晚上。

为了不让女王扫兴，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阿尔伯特（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一个支系）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陪女王尽兴。维多利亚的舅舅利奥波德于1830年当上了新成立的比利时王国的国王，进而产生了欧洲联盟的念头；他早就想把阿尔伯特这个侄子介绍给维多利亚，成为欧洲最尊贵的第一先生，以便巩固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势力。早在他认识维多利亚之前，就开始专门请人给阿尔伯特上课，为当上未来的第一先生做好准备：艺术、科学、政治、历史、宫廷礼仪和英语。

第一次见到维多利亚的阿尔伯特显得非常紧张，原本相信舅舅利奥波德眼光应该不错的女王，在伦敦首次见面的结果却大失所望。阿尔伯特在出发前，曾经呆头呆脑地问利奥波德，见到女王究竟该怎么做才不失礼，弄得这位热心的月老哭笑不得。的确，阿尔伯特的脑子里可谓是空空如也，出了王宫就找不到北了。

不过，阿尔伯特首次的失败倒也无伤大雅，因为年轻的女王并不急于结束快乐的单身生活。1839年10月，俩人第二次见面终于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当女王远远地望见阿尔伯特走上温莎城堡的石阶，立刻心情澎湃，一见钟情的感觉难以言表。阿尔伯特本人还是像上一次那样拘谨，只不过这次是女王芳心顿开。“他的相貌特别英俊，格外引人注目……真是帅呆了！美丽湛蓝的眼睛，精巧别致的鼻子；可爱的嘴巴，外加一撇小胡子；身材迷人，肩膀宽大，就连臀部都那么有型。”女王在日记中如此夸赞这位远道而来的公爵。女王并不完全以貌取人；因为阿尔伯特还弹得一手漂亮的钢琴，舞跳得也不错，举止温文尔雅，颇有大家风范。阿尔伯特只在英格兰住了五天，女王陛下就向他发出了求爱的信号；因为这个来自科堡的年轻小伙子仍然那么腼腆，不会主动向她求婚，所以女王索性主动出击，询问他的意思。不出所料，阿尔伯特接受了女王的示爱。两人立即坠入爱河，彼此海誓山盟；两人的书信往来都用玫瑰色的信纸，语言也格外奔放；阿尔伯特向心上人承认，自己在第一次拜会她时就被她迷人的风姿所吸引——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宫廷里的美食佳肴让女王出落得体态丰满。老首相墨尔本曾经不止一次地劝说女王吃饭时要细嚼慢咽，并且要少吃油腻。不过女王可不管这一套，向来我行我素的她在吃饭上也是经常大快朵颐，不加节制。女王出嫁那天，体重已经高达82公斤，而身高不过1.5米。“按我目前的个头来说，体重的确是太惊人了。”她自己在日记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不过，女王从没想过要变得苗条起来。

对于整个温莎家族来说，阿尔伯特的出现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就像女王同时代的那些政客们所抱怨的，女王的老公居然是个德国人。其实，英国王室迎娶德国公主的例子早在18世纪就屡见不鲜；不过，阿尔伯特不受欢迎主要还是在于：他是个倒插门的女婿！19世纪中叶，英国王室开始有了排外的思想。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外籍公主和公爵与英国王室结亲，人们担心这位阿尔伯特会把德国的那一套行事风格带到英国来，对本土文化造成不良影响。

实际上，阿尔伯特带来的都是先进的理念和理想的治国方针：国家的基本秩序和政策方针；从政治制度上对于英国王室的行为准则要求；自然科学和技术创新；卫生保健和医药。当时的英国的确算不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可是保守的英国人总是摆出一副老大的样子，从来都不肯接受外来事物，也不屑于向欧洲大陆学习。对于英国民众来说，阿尔伯特始终是个“德国公爵”，表面上尊重敬畏，实际上心存忌惮。阿尔伯特的一生都在争取英国民众的认可，却总是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这或许也是他不断争取在英国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的主要原因。除了第一先生之外，他更想当第一爱国者，甘为“女王手下的第一部长”，就像他自己写的那样：希望带领英国，乃至整个世界不断进步，追求自由；缔造一个海纳百川，却又严于律己的大同社会。不过，阿尔伯特首先要慢慢地给维多利亚灌输这些思想；而且要适可而止，必须保证她的理念满足民众的要求。

除此之外，阿尔伯特还要接受更大的考验。为了英国王室的传宗接代（当然每对年轻夫妇都将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女王夫妇必须生养子嗣，而且是越快越好。为了确保今后王位不会空缺，英国王室向来都采取“双保险”的措施：至少生两个孩子；保证一个继承人，另外一个当替补。这样一来，即便是长子/长女不幸夭折，也会有候补的王位继承人。当然，首先考虑的还是男性继承人。维多利亚的第一个小孩是位公主：薇奇（Vicky）。1840年11月23日，小公主呱呱坠地。为了安慰略显失望的丈夫，维多利亚颇有信心地说：“没关系，咱们下一个孩子肯定是个小王子！”虽然按照王位继承的传统，公主继位也未尝不可，就如维多利亚本人那样；不过，英国王室还是有男尊女卑的思想，所以还是有个王子比较保险。而且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次小王子顶替姐姐成为继承人的先例；一般说来，除非没有任何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由公主继位。

维多利亚本人其实并不愿意怀孕生小孩；从她的日记和书信中甚至可以看出，女王对于生育子女有着深深的抵触情绪。“当女人真可怜，无论是身体上还是道义上都成为丈夫的奴隶。”她这样看待自己的处境，“每当陷入痛苦不堪的状态下，就感到这一切都是对一个年轻女子的惩罚。”对于出生后的宝贝，女王也没觉得有什么好的：一个丑陋不堪的婴儿就如同“一个特别讨厌的小东西，特别是当她光着小屁股的时候，简直让人看着有些恐怖”。虽然维多利亚很不愿意生养子女，但是上帝还是让她成了整个欧洲最伟大的母亲：1840年到1857年间，她一共生育了九个子女！他们分别是：薇奇（Vicky，1840年）公主、阿尔伯特·爱德华（Albert Edward，1841年，昵称“伯蒂”Bertie）王子、艾莉丝（Alice，1843年）公主、阿尔弗雷德（Alfred，1844年，昵称“埃菲”Affie）王子、海伦娜（Helena，1846年）公主、路易丝（Louise，1848年）公主、阿瑟（Arthur，1850年）王子、利奥波德（Leopold，1853年）王子和贝翠斯（Beatrice，1857年）公主。几乎所有的公主和王子后来都与欧洲大陆的王室联姻，包括后来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西班牙王国、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俄罗斯。其中，长女薇奇公主于1858年嫁给了普鲁士的王位继承人弗雷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liam）王子，并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后来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liam II）。

在当时的英国上层社会中，母亲基本上没有机会来照顾孩子，父亲就更不可能了。出生后的婴儿都是保姆帮助照管，并由家庭教师负责在宫内指定的区域里给孩子们讲课，陪他们玩耍嬉戏，只有到了晚上，才把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带到父母面前看看。人们对于英国王室养育孩子的这种方法早已习以为常，所以任何改变都会招致批评。尽管如此，白金汉宫里还是有了些新的改变。维多利亚女王本人觉得孩子们太吵，而且她公务缠身，也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不过，做了爸爸的爱德华公爵倒是非常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他经常在晚上给孩子们讲故事，白天在一旁看着孩子们学习做风筝，还亲自教他们翻跟头。他的这些举动显然与英国王室的传统格格不入。不过，公爵还是希望把自己从德国老家学过的游戏都教给孩子们，因为他自己就是在严格枯燥的宫廷内长大的，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

除了这些，孩子们都得规规矩矩地按照英国王室的传统要求来培养和教育。不过，要教育好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女王婚后也按照惯例随了夫姓）的这一大群王子和公主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孩提时代，就要对未来的王室继承人们进行各项启蒙教育，聘请私人教师，制订严格的学习计划；除了一些必要的游戏和体育活动时间之外，孩子们的文化课被安排得满满的。维多利亚和丈夫对待孩子们可是从不娇惯；如果有不听话的或是不努力学习的，不仅要打屁股，甚至还用上了鞭子。如果哪个孩子天分欠佳或是能力不足，就给他/她施加压力，迫使他/她进步。长女薇奇倒没令父母操心：她性格开朗活泼，学东西也很快；三岁时就会说法语、德语和英语，并成为父亲的掌上明珠。她的弟弟伯蒂，也就是后来的王位继承人，各方面都与姐姐判若两人；小王子过分早熟，而且一直是个“问题孩子”，让父母担心不已。按照现在医学的诊断，伯蒂患有明显的学习障碍症，很可能就是阅读障碍。他青少年时期虽然也是活泼好动，而且气质不凡，但是总显得有些精神不集中。他对于周围世界似乎没有一点兴趣，而且也懒得动脑筋。他学东西很慢，而且特别费劲，必须要不断给他施加压力才行，经常被他的姐姐嘲笑。后来，伯蒂长大了一些，他的老师给他的评语是：贪玩好动、没有礼貌、举止粗鲁、非常傲慢。他自己也从来不肯集中精力做事情，也从不听从别人的教诲。他经常无缘无故地大发雷霆。

对于这位长子的负面评语，做父母的也非常着急；因为，这将影响到英国未来的发展。在那个年代，要对付这样的孩子，只有一个办法：严加管束。伯蒂的老师一个比一个严厉，还必须随时向女王夫妇汇报孩子的学习情况；小王子的自由时间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玩耍嬉戏的机会越来越少。传记作家斯特拉切这样描述了小王子的成长过程：“小王子整天都在做着没完没了的例句练习和语法填空；要不就是死记硬背一些数据、图标和地理名词。”他每天的学习进展，其中包括学习中的进步和不足，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汇报给女王夫妇。在父母眼里，伯蒂不喜欢读书的原因是他在玩耍嬉戏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只要限制他的自由时间，就可以帮他集中精力，学习有用的东西。人们把所有可能分心的玩具都藏了起来。后来，他甚至都不能和姐姐妹妹们在一起玩耍，因为人们担心，和女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太长，容易让他变得娘娘腔。伯蒂偶尔也能邀请一些同龄的男孩子进宫和他一起玩耍，不过这些小孩也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都必须是贵族血统，出身高贵。即便如此，孩子们的玩耍还要在父亲的眼皮底下才行。孩子们就像笼子中的金丝雀一样，没有任何的自由。父母这样做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有些不人道：所谓的完美男人查尔斯王子就是这一教育体系下的产物。

许多同时代的有识之士都认为，如此高压管制之下，应该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这样做，只不过是将父子之间的代沟思想代代相传：早在维多利亚女王小时候，汉诺威家族就经常出现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冲突。现在看来，维多利亚女王夫妇对于儿子伯蒂的教育方法显然是在拔苗助长，而伯蒂也在父母过分的压力下产生了叛逆的行为：每多一次管束和调教，就引发更大的反抗。原本希望他学到更多的东西，结果反而越学越笨。越是望子成龙，就越是适得其反。人们越是限制他接触外部世界的种种诱惑和乐趣，他就越是着了魔似的想方设法去纵欲享乐。

起初，维多利亚还抱有一线希望：等孩子长大就好了。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女王就有些绝望了。1859年，对于已经年满17岁的伯蒂，女王表示出无比的担忧；在写给大女儿薇奇的信中，她的语气依然是非常焦急：

哦！我的上帝啊，如果我明年冬天死掉的话，真不知道随后会发生什么。简直太糟糕了。他（伯蒂）的成绩要比埃菲（阿尔弗雷德王子）差多了。这都是他懒惰造成的。我们希望他能改进……不过我担心，以他的地位来说，他已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对于他，也就是整个国家来说，唯一让人欣慰的就是还有你们的爸爸做他的后盾；他可是一个完美的人啊。

完美的人：维多利亚和儿子伯蒂心中的偶像。可惜，老公爵只有两年寿命了。此时，他好不容易快熬出头，即将执掌英国的大权。算起来，这位第一先生的仕途之路太艰辛了。1837年，在与女王结婚之后，阿尔伯特就明白了，自己根本不可能在王室里混上一官半职，而且对于国家政务没有丝毫的发言权。所谓第一先生，其实徒有虚名。虽然贵为女王老公，但是就连随从们做晚餐之前，都不会询问这位男主人的意见。女王陛下每天都会见内阁部长，商讨国家大事；而他呢，只配站在一旁像个书童一样，帮妻子收拾草稿纸，或是灌灌墨水什么的。就连女王私人秘书的工作都比他要高级。可以想象，受过高等教育的阿尔伯特[曾在波恩读书的他上过德国浪漫主义大师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 William von Schlegel）和著名哲学家格特里卜·费希特（Gottlieb Fichte）的公开课]，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尽管爱情的力量也许会缓解他内心的郁闷（实际上，人们也怀疑，阿尔伯特是否爱过维多利亚），但是他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因此，在维多利亚怀孕并感到烦闷之时，阿尔伯特却觉得挺开心。后来还有一次，维多利亚女王身患重病，议会决定临时委任他代理女王处理国事——议会担心女王有可能突然病故。此后，阿尔伯特的执政能力得到了肯定，时常辅佐女王参与朝政，并结识了很多英国的政界要人；人们也开始慢慢注意到女王身边的这位第一先生。首相墨尔本对公爵的能力大加赞赏。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同时也是英国托利党的幕后党魁，后来继任成为英国首相；他也非常看好这位“德国公爵”的从政素养：两位首相都竭力敦促女王，让阿尔伯特亲王参与朝政。后来，阿尔伯特终于获准阅读政府机密文件，帮助女王批改往来信件，进而直接在原件上圈阅批注和填写备忘。

渐渐地，阿尔伯特产生了天降大任的感觉，而且对于宫廷生活也愈发厌倦。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宫廷内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政。首先，他重新清点了王室多年来的账目（宫内账务将近50多年没有进行过盘点，其中累积了大量的资金），并把盈余的资金重新盘活，为维多利亚、他自己和子女购买了两块土地，用于兴建行宫。1845年，怀特岛（Isle of Wight）上的奥斯本宫建成，阿尔伯特参与了整个行宫的设计，甚至亲自设计了宫内台球桌的草图。1848年，另外一座巴尔莫拉城堡也修建完工，这座行宫位于苏格兰高原地区，阿伯丁市（Aberdeen）的西面；阿尔伯特也参与了整个宫殿的内外装修设计，不过这次的内部装潢显得有些不尽人意。阿尔伯特不仅关注宫廷生活的改善，而且也体察民情，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社会阴暗面和底层人们的生活。与他同时代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此时正在大英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奋笔疾书，撰写《资本论》，随后掀起了一场社会革命；而阿尔伯特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力求为人民谋福利，主张兴师办学，发展科技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几乎没有哪个王公贵族像他那样关心码头工人的生活状况；此外，他还下令兴建了许多疗养院，并在农村推广机械化大生产，解决农民的疾苦。

他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1851年，在伦敦海德公园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大获成功。在这次博览会上，阿尔伯特力排众议，坚持将最新科技成果纳入博览会的展台；结果证明，公爵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这次世博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可谓是名利双收。展会期间共有600万游客到场参观；一共展出了10万多件展品；举办展会的净利润高达16.8万英镑，这在当时绝对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阿尔伯特也就此一鸣惊人，成为英国民众心中的偶像。

然而，好景不长。1854年，阿尔伯特又被牵扯到一场间谍案中；由于他的德国血统，人们怀疑他与俄国秘密勾结，甚至将他视为人民公敌。好在，维多利亚女王始终站在丈夫一边，而且态度非常强硬。女王在写给当时的首相乔治·汉密尔顿·戈登（George Hamilton Gordon），即阿伯丁伯爵（Earl of Aberdeen）的信中明确表示，阿尔伯特“就代表女王本人”；谁要是对他不敬，就是对女王不敬。

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于阿尔伯特的评价也都是褒奖有加。历史学家雷吉纳德·J.怀特（Reginald J. White）甚至曾经把这段时期称为“阿尔伯特时代”，而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应该是从阿尔伯特病故后开始算起，也就是说维多利亚女王在没有丈夫辅佐的情况下处理国事，才真正进入女王时代。女王所说的“他就代表我本人”，并不十分确切。实际上，夫妇俩人相辅相成，彼此互补。阿尔伯特善于逆向思维，并且是个出色的分析家；维多利亚的优势在于她能够在王室宫廷和英国社会中玩弄权术，掌控国家大事。阿尔伯特喜欢长篇大论地撰写枯燥的分析报告；而维多利亚则是依靠女性直觉来处理问题。他喜欢早睡早起；她则是典型的夜猫子，喜欢夜生活，然后早上睡懒觉。按照一般的夫妻标准来评判，他俩在很多方面都不太般配。然而，这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几对梦幻组合之一，永远地留在人们记忆中。

维多利亚起初并不愿意让丈夫也参与政事，不过后来也慢慢接受了夫妇二人共同执政的现实。1843年，她在对外书信中开始使用“我们”的字眼；虽然这并不代表有两个陛下，却是明确地表示了她和丈夫共同的意愿。1857年，女王给丈夫加封了亲王的爵位（Prince Consort）；这是一个虚拟的头衔，完全是用来提升丈夫的爵位，表示与一般公爵有所不同，并突出了他与女王的特殊关系。女王经常接受丈夫提出的好建议，并按照丈夫的想法来付诸实施。她非常欣赏他勤奋工作的态度；因为在当时，内阁大臣们都不会像阿尔伯特那样花费如此多的时间来处理国家大事。

就在逝世前的那天晚上，阿尔伯特仍在埋头于公事。据后来一些历史学家讲，阿尔伯特甚至凭借自己的努力，开创了英国历史上一段辉煌的时代。1860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新当选的联邦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率领军队，讨伐南方。远在大洋彼岸的英国人隔岸观火，心情却是非常复杂。虽然，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许多英国人仍对此心有不甘。

1861年10月，英美两国爆发了一场外交危机，几乎要引发战争。起因是美国一艘巡洋舰“圣亚辛托”（San Jacinto）号在古巴附近的公海上截获了一艘英国商船“特伦特”（Trent）号，并武装劫持了船上的两位英国外交官。这两位外交官接受了美国南方各州的共和党主席杰弗逊·大卫斯（Jefferson Davis）委派，前往伦敦和巴黎寻求增援。虽然，美军最终还是放行了“特伦特”号，但是英国政府显然大为光火。军舰在公海上扣留商船是公然践踏国际海事法的行为，并且一向自傲的英国人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时任英国首相的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亨利·约翰·坦普尔（Henry John Temple）得悉此事，暴跳如雷。在整个事件还没弄清楚之前，他就迫不及待地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我不知道他们能否接受；不过，无论如何，我也要搞定他们。”他怒气冲冲地说，而且很快写了一封公函，要求美国做出公开的道歉，并立即释放两名英国外交官。

第二天，这份公函就落到了女王丈夫阿尔伯特手里；按照惯例，所有的外交函电在递送前，都要送交宫廷签署生效。按照曾经为阿尔伯特著书立传的传记作家汉斯–尤汉姆·内策尔（Hans-Joachim Netzer）的说法，阿尔伯特每年都要帮助女王签署2.8万封公函。不过，这一次阿尔伯特没有签字。他感到此事非同寻常；如果贸然对林肯政府下达最后通牒，就有可能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聪明的公爵采用了折中的方式，重新措辞，用比较缓和委婉的语气，希望美国人改正错误，并为对方留足了面子。不过，首相坦普尔得知后，感到自己受到了羞辱；他与阿尔伯特曾经就英国外交政策上有过多次争吵；这一次，他再次指责阿尔伯特干预朝政。好在，英国外交部最终还是按照阿尔伯特的修改稿向美国递交了国书。两国最后以和解告终，没有爆发战争。

外交危机过去整整两个星期，阿尔伯特不幸病故。后来的历史学家认定，公爵是死于伤寒引起的高烧，这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维多利亚始终坚信，她的丈夫对大英帝国矢志不渝，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操劳国事，不肯休息。此外，维多利亚把丈夫的死归结为长子伯蒂的不孝；因为，伯蒂在宫外拈花惹草，花边新闻不断，弄得满城风雨，使得阿尔伯特心力交瘁，雪上加霜。

说起伯蒂，这位让父母头疼不已的王位继承人也慢慢长大，变得有些懂事了。在父亲临终前的几个月，他的表现似乎让女王看到了一些希望。女王特意派人把他送到柏林和罗马游历一番，希望能借此唤起他对欧洲文化的兴趣。很快，人们就发现，伯蒂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特别勤奋好学，有些浪子回头的意思。回到英国后，伯蒂又神经兮兮地一人跑到爱丁堡（Edinburgh），待了三个多月，恶补文化课，准备上大学。后来，仗着自己的王子身份，他还真去了牛津大学。更令人吃惊的是，1860年他参加了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的考试，成绩似乎还不错；系主任亲自给女王写信，汇报了这个让人高兴的消息。后来，他又去了德国，让人看到他优秀的一面。不久，他又远赴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和美国，不但开阔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女王夫妇看到儿子变得越来越有出息，对他大加赞赏。当他远游归来，回到温莎城堡的时候，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礼遇。

回国后，伯蒂又被送到了都柏林的一座军营，接受军事化训练，并了解部队生活。人们希望能够锤炼王子的性格，使他更有出息。不过，看起来这次军训对于伯蒂来说，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他显然对部队生活丧失了兴趣。然而，他在军队里倒也没闲着。一个名叫内丽·克里夫登（Nellie Clifden）的“女演员”经常出入营地里的军官寓所，与伯蒂王子打得火热。这个风趣俏佳人把伯蒂迷得团团转，初尝云雨之欢的伯蒂发狂地爱上了这个出身低微的女子。

老公爵阿尔伯特听说此事，整个人都气疯了。阿尔伯特为人耿直，作风正派，恪守道义，从来没有做出任何越轨的事情。他与维多利亚女王夫妻俩感情很好，彼此都忠贞不贰，这也是他们受公众欢迎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阿尔伯特本人并不像汉诺威家族其他皇亲国戚那样奢华无度和纵欲享乐；相反，他的生活就像普通民众一样，简单朴素，堪称楷模。多年以来，他始终如一地维持着这来之不易的公众形象，生活得非常率性洒脱：表里如一、忠贞不渝和热爱生活。在他身上从未发生过任何丑闻，更不要说是性丑闻了。

维多利亚女王和长子伯蒂的关系始终不太融洽。丈夫的去世更加深了女王对儿子的反感。1865年，女王信誓旦旦地对赫特福德勋爵（Lord Hertford）说，她可以肯定，阿尔伯特就是“死在了儿子的这个丑闻上”。在她写给远在柏林的女儿薇奇的信中，她甚至表露出，根本无法忍受与伯蒂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生活。

不过，伯蒂对于母亲维多利亚女王倒是非常依赖，特别是在父亲去世后，他似乎更需要与母亲的亲近感。在他看来，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有着双重含义：首先，这是女王和未来王位继承人的关系；再有，伯蒂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母亲的支持，辅佐母亲管理国家大事。

为了缓解母子关系，伯蒂试图通过其他事情来分散女王的注意力。他先是表示自己并不反对尽早结婚，而且很快就与丹麦公主亚历山德拉（Alexandra）宣布订婚。丹麦公主被人们昵称为“阿丽克斯”（Alix），虽然出身王室，但是家境并不殷实；与伯蒂相比，她有着更加快乐和纯真的童年。伯蒂并不爱阿丽克斯，阿丽克斯对伯蒂的感觉也十分平淡。伯蒂觉得与阿丽克斯订婚也未尝不可，因为他对这位丹麦公主并不反感。的确，阿丽克斯长得漂亮，也非常聪明；虽然学历不算太高，但是为人乐观开朗，外向活泼；唯一遗憾的是她听力有些障碍，可谓是天妒红颜。当阿丽克斯第一次造访白金汉宫时，人们都被这位公主的气质和美丽的容貌惊呆了。一方面，他们为伯蒂感到庆幸；另一方面，人们也担心，这位美丽的公主容易成为政治舞台的牺牲品。因为，当时的德国与丹麦两国正在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地区的归属争执不休，而且两国后来因此爆发了战争。英国陷入两难境地：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是德国人，而未来的儿媳却是丹麦公主。

不管怎样，伯蒂王子必须尽快完婚，免得夜长梦多，否则又会闹出什么绯闻。维多利亚女王也非常重视这个未来的儿媳；丹麦公主的首次亮相就赢得了女王的首肯和信任。维多利亚女王甚至含蓄地将儿子在都柏林军营里闹出的丑事告诉给了阿丽克斯，当然也避重就轻地帮助儿子说了一些好话。女王说伯蒂只不过是受到那个女人的引诱，一时糊涂而已；伯蒂已经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并再也不会跟那个女子有任何瓜葛了。

如同每一对新婚夫妇一样，伯蒂和阿丽克斯在宫中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1863年3月，王子与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从此步入了公众的视野。俩人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备受人们欢迎。结婚一年半期间，夫妻俩完全依照英国宫廷内的各项清规戒律行事，让外人无可指摘。伯蒂和阿丽克斯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日渐提升，风光无限，这也让女王感到有些不快。女王和儿子儿媳终于出现了一些矛盾。1864年1月8日，阿丽克斯生下了一个小王子，维多利亚女王立即给他赐名，用以纪念自己的亡夫：阿尔伯特·维克托（Albert Victor）。刚当上爸爸的伯蒂对此非常不满，不过也没有办法顶撞女王，只好屈从。

小家伙的出世却给宫廷带来了麻烦。伯蒂对小孩子没有什么兴趣，不愿意整天待在宫里照顾孩子。当了妈妈的阿丽克斯也不愿照顾孩子，成天就想出去玩，把孩子扔给保姆。女王对此颇为不满，直接插手过问这件事，婆媳二人发生了争吵。后来，阿丽克斯又怀孕了，只好卧床在家；不过，这一次伯蒂耐不住寂寞，借口参加婚礼，跑到俄国去花天酒地。随后，就接二连三地闹出绯闻。1870年，伯蒂被卷入了一场离婚案的丑闻中。这次的女主角是一个莫丹夫人（Lady Mordaunt），她对外宣布与伯蒂有染，为此提出与丈夫离婚。按照法律程序，伯蒂必须出庭作证，说出实情；好在，当庭法官临危救难，宣布莫丹夫人精神不正常，帮助伯蒂摆脱了这场官司。俗话说，救得了一时，却救不了一世。伯蒂一直以来都声名狼藉，也一再给英国王室制造麻烦。从此，维多利亚盛世也就慢慢在自己儿子手上败落了。

2

光辉岁月：爱德华七世

一个退休的老寡妇如何在温莎城堡的小山坡上散步，或是一个失业青年去参加德比郡的赛马会等。这些小事要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无疑是鸡毛蒜皮或者滑稽可笑。但是，如果主人公换成了女王陛下和威尔士亲王殿下，那么人们就会将这些行为赋予某种含义，进而成为新闻炒作的题材。这一观点成功阐释了英国王室存在的价值。

19世纪60年代中叶，大英帝国的危机降临了。50岁不到的女王一病不起，似乎到了生命的尽头；而她更为担心的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威尔士亲王；这位游手好闲的王子让人们联想起曾经世风日下的乔治王朝。英国的未来似乎一片黯淡。

在当时著名的刊物《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上，刊登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著名经济类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主编沃尔特·巴基霍特（Walter Bagehot）。1867年，巴基霍特把这些文章重新结集成书《英国宪章》（The English Constitution）。他的书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很大，被奉为英国民间的宪法宝典，至今仍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他对于政府、内阁和英国上下两院的评论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些评论在改革英国王室的构建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的统治者们，从爱德华七世一直到现在的伊丽莎白二世，都认真研读了他的著作。巴基霍特认为，英国宫廷内阁里除了高官显贵之外，普通服务生的地位也不容小视，因为他们掌握着王室内部的许多秘密，而这也是他们独有的一种权力。“保持宫廷内的神秘感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巴基霍特这样写道。这其中有一句关于王室家族对于宫廷生活的经典论断：“我们不能把这些神秘感的东西曝光给外界。”直到20世纪 90年代，这句话仍经常见诸报头，用来讽刺王室贵族。

巴基霍特的最初用意并不是想讽刺王室。他力图进一步揭示英国王室为什么得以存在，以及如何存在；但是，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巴基霍特的言论更像是对社会启蒙运动的诋毁。不过，扪心自问，他的话即便是今天来看，也的确是入木三分。

君主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政体，它存在的最好理由就在于，它是一种人们可以理解的政府形式。人民大众理解它……人们常说的，人是受自己的想象力所管束的；然而，通常人们的思维都是被自己想象力中的弱点所控制。一个宪章的主体、一次集会的行为、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一股思潮的默默风行，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复杂的因素交错在一起，让人难以辨清，而且很容易误导民众。与之相比，一个个体行为的意愿、一个个体精神的表达，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思想。每个人都能懂，而且没有人会把这些东西遗忘。

巴基霍特在阐述君主立宪政体时，明确指出：“它是一种政府形式。在这样的国家里，国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看他/她如何做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和能让人看得懂的事情，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比如说，一个退休的老寡妇如何在温莎城堡的小山坡上散步，或是一个失业青年去参加德比郡的赛马会等。这些事情要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无疑就是鸡毛蒜皮或者滑稽可笑。但是，如果主人公换成了女王陛下和威尔士亲王殿下，那么人们就会将这些行为赋予某种含义，进而成为新闻炒作的题材。

关于王室的职责，巴基霍特这样阐述道：王室人员的行为应该代表“国家尊严”；王室的职责在于，保证民众在国家政体中享有统治权，从而使得臣民相信和效忠王室。为了履行这样的职责，国王必须在民众中树立自己的威信，让民众崇敬得五体投地。他们必须高高在上。比如，王子的婚礼就必须有别于普通人家。“王子的大婚有着特殊的意义，肩负着崇高的使命，必须让普通民众感到震撼。”巴基霍特的文字一针见血。王权国家也就只能这样存在下去。

维多利亚女王从没读过巴基霍特的大作。不过，当她听说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的学习读物中就有巴基霍特的著作时，她非常生气。巴基霍特当初著书立说时，可没有料到，他的书会对后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不过，他对于王室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在震撼民众这一点上，的确切中了英国王权统治得以延续的要害。英国王室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思想，也在行为上做了相应的调整。

1871年11月6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liam I）在巴黎凡尔赛宫宣告登基就位的10个月之后，英国下议院代表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发表了一番颇有分量的言论，矛头直指王权统治。他在在场的听众面前尖锐地指出，每年供奉王室成员的费用已经高达100万英镑，这相当于当时美国总统年薪的10倍。当他一说出这么一大笔钱白白花在王室成员身上时，立刻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当时，英国的中产阶级也比较倾向建立民主共和制政体，取代君主立宪制，以便消除王室的腐败。迪尔克的演讲让在场的人们都群情激昂，热血沸腾。

两周之后，伯蒂王子身染风寒，发着高烧，躺在病榻上。此时的他正在王室名下属地诺福克（Norfolk）的桑德林汉姆宫（Sandringham House）内静养，并请了一位名医上门给他检查病情。诊断结果很快就传到了宫里和内阁。风寒，又是令人恐怖的风寒病。维多利亚女王急忙从苏格兰的巴尔莫拉城堡起身，赶往儿子的病榻前，她祈求上帝保佑儿子平安无事。不过看来这些都无济于事，伯蒂的情况越来越糟糕。王子病危的消息成了爆炸性新闻。很快，桑德林汉姆宫的门外就聚集了一大群好事的记者，试图打探王子身体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人们焦急地等待着12月14日这天的到来。10年前的这一天，老公爵阿尔伯特就是死于风寒病。此刻，宫廷内外、政府部门、乡村集市和全体国民都屏住呼吸，等待着最新的消息。恰恰是在12月14日这天，伯蒂奇迹般地退烧了。王子从死亡的边缘挣扎出来，病情出现了好转！

时任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看准了这个机会，要趁热打铁，利用人们对王子健康的关注，来巩固王权统治。也正是在这一刻，王权统治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女王本人并不希望大肆宣扬，借此炒作；但是，格莱斯顿却一意孤行，坚持把这场保皇运动进行到底：一封宣布王子身体大安的公告立即出现在全国媒体上。1872年2月27日，维多利亚女王和伯蒂王子坐着皇家马车，公开在伦敦街头露面；这是女王在过去几十年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想要目睹女王母子的人们把从白金汉宫到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维多利亚女王和伯蒂王子的威望一时间达到了顶峰，连女王自己都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人们喜极而泣……今天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天。”维多利亚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不过，这一切对于查尔斯·迪尔克和他的那帮抨击君主制的朋友来说，可是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几周之前，他们还兴致勃勃地酝酿着推翻英女王的君主统治，建立共和国；然而，一夜之间，他们的这些想法都成了异端邪说，很快就淹没在一片拥护女王的欢声笑语中。英国的共和主义者恐怕在100年之内都抬不起头来了。事情就是这么神奇。一个失业青年得了一场大病，忽然之间就改变了人们对于王权统治的看法，大家一下子都群情振奋地团结在女王周围。巴基霍特此刻应该也在欢乐的人群中，享受着他的理论变成现实的乐趣。

首相格莱斯顿此时心情如何呢？他高兴地看着伦敦城重新复苏，以及“令人满意的欢庆场面”。对于这次活动，令他满意的还不止这些。其中有一点必须明确：格莱斯顿心里高兴并不是因为女王和王子受到民众爱戴，而是他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复苏。格莱斯顿和女王俩人貌合神离，彼此都互相看不上眼。首相觉得女王愚不可及，而且非常令人乏味；对于王子伯蒂，格莱斯顿更是烦透了，经常背地里骂他。不过，英国内阁中的自由党人非常看重与王室之间保持和谐的关系。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的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坎纳丁（David Cannadine）把这一现象解释为“他们有意识地维护软弱无能，却又受人推崇的王权政体，将其视为统一国家和民族社会的延续发展”。格莱斯顿需要女王继续坐在宝座上，因为他看到整个王室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并努力推动这样的变革；并且，他还意识到，民众需要一种让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精神。

从1868年到1894年，格莱斯顿连续担任了四届内阁首相，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措施，其中有些政策显然是违背了女王的意愿：他想让爱尔兰独立出去。爱尔兰当时还是英国的一部分，而且在1848年大灾荒之后一直是威胁英国社会的一大隐患。此外，他还希望通过社会化变革来改善民众的命运，特别是那些在工业革命中破产的劳苦大众。他还试图削减赋税，并改造法律制度。他还宣扬非殖民地化的思想，认为英国的全球殖民地统治是劳民伤财的错误路线。所有这一切都令女王感到非常不安。她当面斥责，并毫不留情地破口大骂。然而，格莱斯顿不为所动，而且尽量不让女王对自己执行的政策进行干预。他心里非常明白，如果他赢得大选，女王会心神不定；而如果他落选，女王会非常高兴。他背负的压力非常沉重。

相比之下，他的政敌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日子就要好过得多了。在女王眼里，他无疑是最好的首相。女王和迪斯雷利经常书信往来。而且，两人的关系似乎不仅限于此。女王对迪斯雷利关心备至。他甚至可以当众坐在女王身边，由此可见俩人关系的亲密（而无论格莱斯顿在女王面前表现得如何谦卑，女王也决不允许他坐在靠近自己的座位上）。1876年，女王敕封迪斯雷利为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Earl of Beaconsfield），使他彻底摆脱了下议院议员的身份，晋升为英国贵族。迪斯雷利为此感激涕零，并全力施展自己阿谀奉承的伎俩，来讨女王的欢心。

不过，他的执政手法与格莱斯顿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需要王室为其撑腰；否则，女王也会像对待自由党人那样，将保守派废黜。女王只有在政务过于繁重或是自己无法单独决断的时候，才将部分政务交给内阁来处理。此时，迪斯雷利一定会鞍前马后地为女王效劳，帮女王减轻负担。的确，几十年来，女王一直处于过度劳累的状态中。只有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时，女王才放权给内阁政府。在这一点上，女王并没能免俗，她是个权力欲很强的女人。只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女王早就辜负她的人民和国家对她的期望。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她与贴身侍卫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绯闻。在老公爵去世后的第六到第七年，有传言说维多利亚与一个名叫约翰·布朗的宫廷侍卫发生了暧昧关系。这个布朗原本是女王夫妇在巴尔莫拉城堡的贴身侍卫（苏格兰语：“Gillie”），并从此有预谋地接近女王本人，并赢得了女王的好感。在丈夫去世之后，布朗在女王心中的地位更为重要了。先是在巴尔莫拉城堡，后来到了1864年，女王把他带到了温莎城堡和奥斯本宫；他的身份也从普通的侍卫官晋升为贴身保镖，而后成为女王的伴聊男宠。1883年，布朗离开了人世，女王异常伤心，亲笔写下了讣告（并公开发表）；悼文非常长，字数甚至是她给首相迪斯雷利写的悼文的三倍。

她情真意切地写道，在那些年里，布朗是她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他与那些官僚谋士完全不同。他并不虚情假意地逢迎女王，从不摇尾乞怜；他甚至当着女王的面抽烟喝酒，行为放荡不羁。在他之前，没有人敢如此放肆。他的行为反而让女王感到一种新鲜，并使她获得了快乐。这种另类受宠的例子在温莎家族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令人有些匪夷所思。

对于外界的传闻，女王根本不屑一顾。她对外人的说三道四完全不感兴趣。她只是考虑自己的感受。她认为，作为一国之君的女王养个男宠逗逗乐子，无伤大雅，不会因此而威信扫地。这也体现了女王一贯的自信作风。

除了绯闻之外，女王的麻烦越来越多。1873年，维多利亚女王想要加冕成为皇帝，因为她看到普鲁士国王和俄国沙皇都自封为皇帝了，而她自己一直没有当上皇帝，比如说她应该是印度的女皇？这一年，本杰明·迪斯雷利重新当上了首相，他竭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对女王的要求百依百顺。不过这一次，女王的要求的确有些过分，而他的顺从也招致了麻烦。自由党的媒体对女王狂轰滥炸（当然也没有放过首相本人）。女王的愿望暂时落空了，不过机敏的迪斯雷利还是想尽办法化解了这场危机，并遵从女王的意愿，采取了过渡性的政策（在野党的自由派领导人格莱斯顿最终还是没有斗过狡猾的迪斯雷利）。1876年，维多利亚加冕成为印度女皇，玉玺签名也变成了“Victoria RI”。1877年1月1日，在当时的印度首都德里，大约8.4万人走上街头欢庆帝国的诞生，这些人主要是印度当地的贵族及其随从。这也是自 1858年印度人抗英革命运动20年后，印度的殖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暂时出现了缓和的态势。

格莱斯顿又不失时机地攫取了胜利果实。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50周年之际，他建议举办盛大的纪念庆典。

英国以前从没有过什么周年庆典之类的活动。周年庆典发源自旧犹太教的习俗，后来罗马教皇也曾在中世纪时期举办过100年庆典之类的活动。而在英国历史上，即便是中世纪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亨利三世（Henry III）和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也不曾有过登基周年庆典活动的记载。历史上，只有在位60年的乔治三世（George III）在他登基49年时举办过一次庆祝活动，而且也不过是在几个殖民地国家举行了一些敷衍了事的活动罢了。格莱斯顿的建议并没有打动女王，在她看来，自己没必要花费这么多精力去准备什么周年庆典活动。随后，政权更迭，格莱斯顿下台，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接任成为首相。他是女王的老朋友。在他的劝说下，女王终于同意举办登基周年庆典活动。

1887年，英国举办了这场盛大豪华的庆典活动。由于史无前例，所以组织者和策划者煞费苦心。这场庆典活动争取到了广大民众的参与。这次庆典活动也因此成为里程碑式的典范：街头欢庆、阅兵仪式、音乐盛典和鸣放礼花。在英国历史上，从此多了一个节日；人们被节日的气氛所鼓舞，疯狂地购买各种纪念品，这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整个庆典的最高潮是女王坐着马车出现在伦敦街头，随行的还有欧洲各国的达官显贵、宗教首领和宫廷侍卫等。

在英国政治体制上从此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形式：国家节日。后来，德国柏林政府也借鉴英国的做法，并很快修建了凯旋柱、帝国大道和国会大厦等庆典场所。伦敦在这方面有些落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重新扩建了城墙，修建了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整修了白金汉宫的外墙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阳台。历史就是这样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

1897年，“金色庆典”过去后的第10年，英国又举办了一次欢庆活动。这次活动被命名为“钻石庆典”，更加彰显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操办这次庆典的是当时主管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内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当时，他可是大英帝国冉冉升起的政坛骄子。这一次，他没有邀请欧洲各国的王室贵族，而是把各国政府的首脑人物和殖民地总督请到了伦敦。他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为的是在盛大的庆典游行上向各国元首们炫耀维多利亚作为女王和女皇至尊无上的君威。老女王被这一阵势彻底打动了。“在此之前，我相信，没有人能获得如此的荣耀；当我们在这六英里（约9.66公里）的街道上被人们夹道欢迎的时候，给予我这种荣耀的确是至高无上的。”女王在当晚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女王亲眼看到那些站在街道两边的人们，在见到自己出现的那一刻，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人们并不了解现实生活中的女王；不过，这种盲从的确令人感动。人们并不知晓，女王本人已经今非昔比。10年过去了，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不仅是庆典的气氛，就连庆典音乐也不再是以前的那样了。19世纪的最后25年，新闻媒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杂志和报纸仅仅为王室贵族们服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报纸成了大众产品，开始反映底层人们的思想和需求。从1875年以来，报纸上泛滥着对于大英帝国的吹捧；反对派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弱。女王成了日不落帝国的象征，是国际强权和世界霸主的集中体现。人们在这场“钻石庆典”中表现出的对于女王的顶礼膜拜，不再意味着人们对于这个时年78岁老太太的崇敬。这是一个国家的全民庆典，人们希望女王像她所统治的帝国一样万寿无疆。

爱德华王子也非常喜欢这样的庆典。与他的母亲有所不同，王子本人是个天生的享乐主义者，喜欢各种奢华的活动。自从1871年生了那场大病之后，女王和儿子之间紧张的关系有些缓和，不过也就算是说得过去而已。女王并没有放手让儿子来处理国事；在他没有成为国王之前，女王不会赋予他更多的权力；特别是有关国家机密的“绝密文件”，王子根本无权阅读。女王顶多是让儿子代表她进行一些国事访问，出席外国的庆典活动；因为女王本人对这些外事活动没有丝毫兴趣。除此之外，伯蒂王子成年累月地处在休假状态中，无所事事。

1871年，伯蒂王子，也就是威尔士亲王已经到了三十而立的年龄；事业上一事无成的他倒成了五个孩子的父亲：长子阿尔伯特·维克托·克里斯蒂安·爱德华（Albert Viktor Christian Edward），昵称“埃迪”（Eddy），生于1860年；次子乔治·弗雷德里克·欧内斯特·阿尔伯特（George Frederick Ernest Albert）生于1865年；1867年和1868年，公主路易丝（Louise）和维多利亚（Victoria）相继出生；1869年，王子毛德（Maud）出生；1871年，最后一个小王子亚历山大·约翰（Alexander John）降临人间。其中，长子埃迪和幼子约翰都是早产儿，而约翰因为先天体弱，体重不足，在出生后一天就不幸夭折。伯蒂和妻子阿丽克斯在失去幼子后，都痛不欲生。

伯蒂与妻子的婚姻可谓比较奇特。从他们的传记中来看，俩人关系不错，一家几口经常住在马尔伯勒宫（Marlborough House）和桑德林汉姆宫，生活美满幸福。孩子们的生长环境非常开放，夫妻俩都极具爱心，给孩子们充分的自由；比起他们的祖父母，即女王夫妇的童年时代，孩子们得到了更多的自由和快乐。人们尽量减少死板的说教；孩子们也慢慢学会了宫廷礼仪，懂得如何像贵族那样行为举止。一家人经常聚在一起，邀请亲朋好友来聚会；他们还时常一起去丹麦拜望阿丽克斯的父母或是去其他欧洲国家走亲访友。一家人相亲相爱，家庭的亲情与日俱增。

不过，伯蒂和阿丽克斯夫妻俩在性格上截然相反，生活理念也大相径庭。1867年患上风湿病之后，阿丽克斯很少出席公开的聚会。越来越严重的听力障碍也使得她慢慢从公众的视野中隐退；尽管她自己也不愿意这样，但是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阿丽克斯不善言辞，谈吐乏味。和丈夫一样，阿丽克斯从不喜欢读书看报；与丈夫不同的是，阿丽克斯对社交界的流言蜚语也没有丝毫兴趣。伯蒂可就不一样了，他喜欢不断寻找新的乐子，经常在各种婚礼上跳舞娱乐，也乐于出席各种晚会。他总是带上一群狐朋狗友（当然也包括他的异性伴侣们）去夜总会消遣；这些秘密的娱乐场所就连他的母亲也从不知晓。随着伯蒂在外面不断的拈花惹草，阿丽克斯耳边充斥着各种关于丈夫的绯闻。伯蒂显然不是一个忠诚的丈夫。这一点，阿丽克斯心知肚明；不过，她仍自我安慰地幻想，丈夫在大多数时间里还是最爱她的。现在看来，只好姑且相信王妃的顾影自怜；不过，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她自己最清楚了。

从1876年开始，伯蒂身边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异性伴侣，而且经常堂而皇之地与她们招摇过市。她们像是走马灯一样与伯蒂出双入对，一个个都是艳丽迷人，把伯蒂迷得团团转。最初的一个是有夫之妇莉莉·朗翠（Lily Langtry），随后又换成了莎拉·本哈特（Sarah Bernhardt）。莎拉是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女演员，也是伯蒂王子宠信的尤物。此外，伯蒂还与《纽约时报》老板的女儿珍妮·杰罗姆（Jennie Jerome）保持暧昧关系，而这位珍妮的丈夫就是伦道夫·丘吉尔爵士（Sir Randolph Churchill），他俩的儿子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1898年，伯蒂又有了一个新的女伴：艾莉丝·科普尔（Alice Keppel），即乔治·科普尔上校（Colonel George Keppel）的夫人。在王子伯蒂所有的情人中，科普尔夫人是最著名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其重要性在于，也许是出于机缘巧合，她的重孙女卡米拉·尚德（Camilla Shand）日后也成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即现任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子的第一个情人和第二任妻子。艾莉丝·科普尔一直与伯蒂保持着情人的关系，暗中辅佐他坐上了国王的宝座；艾莉丝对伯蒂忠心耿耿，而且行为内敛、性格坚毅、处事大方、彬彬有礼。就连伯蒂的妻子阿丽克斯到后来也默许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少许的无奈。1910年，艾莉丝获准进入王宫探视已经奄奄一息的伯蒂，表明了俩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伯蒂和阿丽克斯夫妇俩还有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麻烦事，那就是他们的长子阿尔伯特·维克托。1890年，维克托被封为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不过人们还是习惯叫他的昵称“埃迪”。埃迪天生发育迟缓：严格意义上讲，埃迪患上了严重的发育障碍症。根据传记作家唐纳德·斯伯特（Donald Spoto）的记载，埃迪“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他总是呆呆地坐在那里，对周围的事物没有丝毫反应，看上去总是自己在和自己玩。在他这个年龄，居然对于性就有了不同寻常的兴趣。从他的个性上来看，没有丝毫成年人的迹象。”其他传记上也有推测说，埃迪患有先天性听力障碍；不过，患有同样疾病的阿丽克斯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儿子也遗传了这种病。

就像一般的家长一样，伯蒂夫妇也希望子女尽快成才。他们对埃迪施行了严格的教育，把他和次子乔治都送到海军中服役。两位王子在海上度过了整整四年的时光。乔治在服役期满后，已经成长为一名颇为出色的军官；他的哥哥则稍显逊色。1883年，伯蒂觉得儿子的人生阅历已经够多了，就把埃迪送到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可怜天下父母心。伯蒂就像他老爹当年那样，来到剑桥探望儿子。私下里，父子俩谈论一些大学课程，当然也包括课外的风流艳事。然而，面对这个傻呆呆的儿子，伯蒂感到无所适从。埃迪举止粗俗，几乎没有语言表达能力，阅读非常迟缓，而且懒惰成性。送他来上大学纯属浪费时间。更令人感到难堪的是，埃迪的行为举止与传统的英国礼仪格格不入。1883年，英国的周刊杂志《笨拙》（Punch）上报道了一幕丑闻，那就是埃迪王子与几个男生大搞同性恋的闹剧。1889年，埃迪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在伦敦的克里夫兰街（Cleveland Street）的同性恋妓院里，发现了几张王室贵族的面孔，其中包括阿瑟·萨莫塞特勋爵（Lord Arthur Somerset）和埃迪王子。（可以想象，同性恋在那个时代是被严厉禁止的。）

埃迪只好离开了剑桥，再次被父母送进军营。当然，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作为军官的埃迪对排兵布阵根本一窍不通，甚至连枪都不会使用。埃迪只是陶醉在自娱自乐的生活里，喜欢追逐时尚，热衷打马球，并依旧纵欲无度。

长此以往，不堪设想，只能采取老办法，尽快给埃迪找个妻子。他毕竟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至少在外人面前，必须拥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家庭。

维多利亚女王和伯蒂夫妇在选择王妃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他们都看中一位与王室有些血缘关系的女孩——维多利亚·玛丽·奥克斯塔·路易斯·奥尔加·保琳·克劳迪·阿格尼斯（Victoria Mary Augusta Louise Olga Pauline Claudine Agnes of Teck），女孩的名字太长，人们就简称她为“玛丽”（Mary）。1867年，玛丽出生在肯辛顿宫的一间寓所里，维多利亚女王恰好也是出生在同一间寝室中。玛丽的父亲是符腾堡王国某公爵的儿子，当时已经家境败落，娶了一个平民女子克劳迪·雷戴伊（Claudine Rhedey）为妻。因为她不是贵族出身，所以在身份上并不是符腾堡王妃，只被赐封为霍恩斯坦（Hohenstein）女伯爵；因此，他们的孩子也就没有王室的头衔，只不过被人们称作“符克公爵”而已。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玛丽不算是纯正的王室血统。好在，维多利亚女王和伯蒂夫妇并不在乎这一点，但是埃迪的兄弟姐妹们可是对此颇有异议：他们非常看不起这个远房的表妹。

埃迪和玛丽对于这场包办婚姻倒是没有什么意见，甚至他俩都欣然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玛丽来说，嫁给王子肯定能确保自己身份地位的提升；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了埃迪的种种怪癖，她甚至做好了更坏的准备。那个年代，王公贵族家的女儿都是依靠父母包办婚姻，她们也都心甘情愿地听从父母的建议。

双方及其父母都一拍即合，婚事操办进展非常迅速。1891年11月，维多利亚女王邀请这位未来的王妃做客巴尔莫拉城堡，与这个小姑娘在一起待了整整10天！12月初，埃迪礼节性地向玛丽求婚，玛丽当众宣布同意嫁给他。婚礼被安排在了2月，以免夜长梦多再生变故。然而，好景不长。没过一年，也就是1892年1月8日，埃迪邀请玛丽的父母在桑德林汉姆宫庆贺自己28岁生日。就在生日前一天的晚上，埃迪打猎归来，感到身体不适，上床休息。第二天，他的病进一步恶化，发展成了肺炎。他只能穿着睡衣接受人们送给他的生日礼物。5天之后，埃迪王子不幸病故。

接下来的一年，玛丽都沉浸在新婚丧偶的悲痛之中。1893年5月3日，乔治王子，也就是埃迪的弟弟，和玛丽走到了一起。在过去的这一年里，玛丽和乔治交上了朋友，他俩彼此鼓励，鸿雁传书，慢慢地坠入爱河。不过，他们是在力排众议之下，才勇敢地走在一起，并宣布订婚。起初，得知他们的关系后，众人大吃一惊；双方的家人也都感觉有些不妥。然而，从玩世不恭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传宗接代的最佳方式；按照王位继承的规定，如果老大不幸亡故，那么老二就自然顶替。为了确保王室的香火代代相传，为什么不可以把许配给老大的妻子再改嫁给老二呢？同年的7月6日，乔治正式迎娶玛丽过门，顺利地完成了交接。

在外人看来，乔治和玛丽的结合要比原先的埃迪与玛丽的婚姻更合适。埃迪行为乖张，情感发育根本不成熟，为人自私自利，并且专横跋扈。与之相比，乔治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海军军官，举止谦逊，性格腼腆，为人善良。玛丽和乔治从没有明确地向对方表白过爱慕之情，他俩在这方面都显得过于内敛。他们更愿意用书信表达自己的情感，有时甚至一天写好几封信，含蓄地表达柔情蜜意。

他们的婚姻生活也显得有些乏味。他们就在桑德林汉姆宫附近的约克庄园（York Cottage）度蜜月。桑德林汉姆宫也成了他俩后来的长期居住地，而且一住就是33年。在兴趣爱好方面，乔治喜欢集邮和射击，玛丽喜欢收集各种手工制品和家具。俩人都不喜欢参加盛大的社交活动，更愿意待在家里。不久，他们就有了爱情的结晶：1894年6月23日，长子大卫（David）降生，全名是爱德华·阿尔伯特·克里斯蒂安·乔治·安德鲁·帕特里克·大卫（Edward Albert Christian George Andrew Patrick David）；1895年12月14日，次子阿尔伯特（Albert）也来到了人世。当天的《早报》（Morning Advertiser）这样写道：

新出生的小王子不仅属于他的父母，而且属于整个民族。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万一长兄发生了什么不幸，小王子就能坐上王位的宝座。就如同当年格莱斯顿先生说的那样，他的诞生是英国王位继承的双保险——是最伟大的财富。

1901年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奥斯本宫的病榻上安详地闭上了双眼，与世长辞。此时，她的儿子阿尔伯特·爱德华站在床的一侧，而另外一侧则是她的孙子，即后来的威廉二世。女王在去世时能够放心地看到王位能够如此安全地交接，这样的情景在英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此前连续三次王位继承都是“可能遴选的王位继承人”听候待命。维多利亚女王也是英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国王之一，60年的稳固政权让大英帝国的名号响彻全球。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世界，这也宣告了一个辉煌盛世的结束；然而，人们对于未来并不感到恐慌。不过，就像早先1837年那时一样，没有哪个英国政客敢在这个时刻露出任何惊恐的表情，尽管他们心里都清楚，下一任国王将是怎样一个角色：这无疑是即将到来的一场灾难。显然，他们看不出阿尔伯特·爱德华有什么才能来治理国家，因此特别担心。然而，当王子真的继位的那一刻到来之后，议院大臣们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毕竟，该去的留不住，该来的还是来了。

在母亲行将就木之时，伯蒂为了讨好她，把自己未来的头衔称为爱德华七世；其实他的本意是自封为“阿尔伯特·爱德华一世”。在英国历史上，爱德华七世的上台代表了温莎家族中最经典的王位交接。爱德华七世虽然当上了一国之君，但是本性难移；他奢华无度和追求享乐的生活作风显然是秉承了汉诺威家族的传统。在他当权之时，甚至试图将英国改国号为“爱德华英格兰”（Edwardian England）。在他之后，没有哪位国王能够做到，用自己的名字来代表一个时代。爱德华七世在位的10年被后人誉为“美好年代”（Le Belle Epoque），这位喜欢炫耀的英国国王也因此名垂青史。爱德华七世开创了英国历史上最为骄傲张狂的风气，在整个社会倡导一种乐观自信的精神；他一扫多年来笼罩在英国宫廷内部的阴霾，敞开王宫大门，把原来幽禁闭锁的王宫变成了全新开放的社交中心。白金汉宫成了宴会厅、歌舞厅和各种社交活动的举办场所。爱德华七世还与时俱进地打破陈规陋习，兼容并包地吸收各方人士成为王宫内的宾客，其中包括暴发户、匠师艺人和各类外籍人士。爱德华七世尽可能地打破陈规，让王室生活充满生机。

爱德华七世本人不仅爱追逐时尚，而且亲自做出表率，来引领潮流。比如，他喜欢抽烟来装酷，还发明设计了晚宴夹克装；戴草帽也是他最先发起的贵族时尚之一。他甚至还参与设计了英国爵士穿的燕尾服；直至今日，在每年一度的议会开幕时，所有受封的贵族绅士必须身着燕尾服进宫参见国王。此外，他还花费重金，让人打造了一款全新的皇家马车：车体全身镀金，堪称无价之宝。与以前国王有所不同，爱德华七世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他坐着刚刚问世不久的戴姆勒汽车在大街上兜风，这在当时的英国可算是标新立异的举动；因为保守的英国人根本不接受这个来自欧洲大陆的新鲜玩意。爱德华七世可不管这一套。他为人坦诚，心胸宽广，而且特别爱追逐时尚。“人们喜欢和赞赏这位新国王的个性，因为他平易近人、爱好交游，在公众面前非常友善，甚至他身上带有和普通人一样的缺点……他举止优雅，行为无瑕，而且他非常疼爱子女和孙子，并且对妻子阿丽克斯忠贞不贰。”传记作家唐纳德·斯伯特这样写道。

简而言之：爱德华七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个时代的宫廷画像上来看，爱德华七世总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身着华丽的礼服，笑容可掬，有点像一个财大气粗的大老板。这一形象比较反应实际情况：他喜欢衣着奢华，善于炫耀宫廷的气派；他对于各种名牌特别在行，而且是“讲求排场”方面的专家大师。回顾英国王室的历史，还没有哪个国王像他这样喜欢讲究排场和炫耀国威。时代不同了，英国人一贯保守内敛的性格也随着爱德华七世的出现而有所改变。英国民众非常拥戴这位国王，因为他代表了民意，体现了英国想当世界霸主的意愿。从爱德华七世的身上，可以很容易发现英国及其殖民地附属国试图打造一个空前强大的“日不落”帝国的野心。爱德华七世从我做起，掀起了一股爱国主义热潮；看到民众热情高涨，他感到非常开心。由于他出色地调动起民众的爱国热情，所以公众对于他糜烂的生活也就不再过多追究了。

从这一方面来看，爱德华七世是个颇有些手腕的政治家；这不仅表现在他成功地将前任首相赶下了台，并且始终寻找机会来插手国家大事。不仅如此，他还特别会伪装自己，表现得像个保守派一样，总是躲在工党政客的幕后。其实，按照巴基霍特的理论，国王就应该成为一名出色的政客。通过他个人的威望可以使得民众更加团结，进而点燃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他在公众场合出风头和举办各种庆典活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可以说，国王也是政府治理国家的工具之一；国王出面可以促成组建国家之间的联盟。1904年，爱德华七世出访巴黎，博得了一向反对君主制的法国人的好感，两国签署了《友好协议》，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敌对状态；英法同盟的建立为整个20世纪两国关系的和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爱德华七世还不停地出访欧洲各国，比如他出访奥匈帝国，竭力树立大英帝国的形象、宣传其各项国策，听众都是与英国王室有姻亲的王公贵族（英国王室的亲戚遍及欧洲各国）或是一些年轻的共和党人。

然而，爱德华七世在德国的政治影响力却并不很大，这其中的责任并不在他。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本人在大英帝国面前总有种自卑感，特别是在海外殖民地的政策方面，德国与英国相比更是相形见绌。与此同时，威廉二世本人非常羡慕英国的国力，这也增加了他本人面对英国问题时出现的自卑心理。1889年6月，当时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封威廉二世为英国海军上将，同为一国之君的他甚至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威廉二世一直心存一个坚定的想法，就是与英国人结成联盟：英国掌控世界海上的霸权，而德国则把持欧洲大陆的统治权。

然而，英国和德国在君主执政体系方面截然不同。具体地说，威廉二世与维多利亚女王及其继任者爱德华七世在本国政坛的地位有所不同。作为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不仅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而且全权掌控管理国家大事。而英国国王只能间接地对内阁政府施加影响；在外交方面，他们也只能通过与各国王室姻亲通信，来解决一些两国之间的问题。以前的维多利亚女王并不怎么喜欢威廉二世这个外孙；英国人对此也满不在乎。而在爱德华七世眼里，他的这个德国外甥就是个傻瓜，而且是个危险分子；他表面上对威廉二世还算客气，心里却根本不信任他。在内外政策方面，英国会直接给德国首相和外交大臣一些建议指导，当然德国人也不必言听计从。最主要的是，威廉二世喜欢自己发号施令，不愿听任英国的摆布。

爱德华七世也已经步入晚年，他自己心里清楚，命运留给他的日子不多了。他继任王位时已经是61岁的高龄了，而且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瘾君子，不停地抽雪茄和香烟，在晚年更是嗜酒成性。然而，直接影响他健康的却是他的暴饮暴食。在他最能吃的壮年时期，每天要吃四到五顿大餐：早餐是双份煎蛋和烤咸肉，外加一份鱼和浓汤；午餐则是四道大菜的美味佳肴；下午是点心、鸡蛋和涂了黄油的烤面包片；晚餐他有时一人能吃下12个人的包席！而爱德华本人身高只有1.6米，腰围却足有1.37米；所以他总是穿着高跟靴子，使自己显得高大些，不过他的确胖得有些太离谱了。1906年，爱德华七世得了一场大病，此后他就不得不经常去疗养，并从此变成了大胃王，也越来越胖。因此，他很早就教儿子乔治处理国政，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

1901年，被封为约克公爵（Duke of York）的乔治在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后，跟妻子玛丽一道出访澳大利亚，并出席了在堪培拉（Canberra）的当地自治省议会大厦奠基仪式。乔治夫妇在澳大利亚非常受欢迎，据当地的统计数字记载，此后的231天里，他又为这座大楼堆砌了21块基石，为当地人颁发了4329块奖章，接见了6.2万个士兵，和24855个平民握手致敬。1905到1906年期间，乔治和玛丽又出访印度，此时他们的头衔已经变成了王储的头衔——威尔士亲王和王妃。这次出访可谓是规模庞大，盛况空前，对于主宾国来说，也是从未有过。在当时的殖民地政府所在地加尔各答（Kolkata），人们为了迎接亲王夫妇的驾临，临时搭建了50个大型皇家室外宿营地（石砖铺地，带寝室、起居室和浴室，配有豪华的家具），专供亲王夫妇和随行人员下榻。光是负责照看行李的侍卫就多达500人！

爱德华七世本人也非常喜欢到英属殖民地各国出访。和他的儿子一样，他对印度这片土地也是情有独钟。父子俩的另外一个共同爱好就是喜欢在野外打猎。在政治主张上，爱德华七世和儿子乔治也在很多方面想法一致：他们都不赞同英国一直以来施行的殖民地政策，特别反对英国政府官员中盛行的种族歧视；他们认为殖民地政府普遍都缺乏执政理念，还有就是对于印度当地的白种人表现出来的高人一等也非常不满。

尽管喜欢旅游出访，但是爱德华七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因此，他不能跟随儿子一同出访。当然，他不能频繁外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活动都太耗费时间。爱德华七世始终处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中，总是寻找新的消遣、搜寻新的项目、找些新的刺激（或是追求新的女人）。他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安排得满满的：出游、打猎、看赛马、看戏、听歌剧、举办晚宴等等。他甚至还插手国家之间的大宗生意：为了应对德国的扩军备战，他敦促英国海军也购买军备，增强军事实力。爱德华本人曾经在海军服役多年，因此他非常了解海军实力的重要性。

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se）在乔治五世的传记中把爱德华七世临终前的日子比作是“生命不息忙碌不止的回光返照”。1910年4月27日，星期三，爱德华从法国比亚里茨（Biarritz）游历回来，已经是咳嗽不止，但是他仍带病去皇家歌剧院听歌剧。第二天，他白天应付了一些会谈，晚上就去看大夫。著名的伦敦医院创始人阿格尼斯·基瑟（Agnes Keyser）女士亲自给他看病确诊。然而，周五晚上，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又去听歌剧了。周末，他下榻桑德林汉姆宫，并在大风大雨中亲自监督装修工修缮宫内的主厅。

几天之后，1910年5月6日，68岁的爱德华七世身染重病，很快就一命呜呼了。他生前精力过剩，却也荒淫无度，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

3

爱国年代：乔治五世

在结束了爱德华七世浮华喧嚣的10年统治之后，英王乔治五世开始整肃宫廷生活，恢复了英国王室维多利亚时期的正统做派。这位严肃的，甚至有些乏味而死心眼的国王见证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从党派争斗到世界大战再到经济危机，麻烦不断。也正是这些危机使国内民众空前团结，形成了一段特殊的爱国年代，而王室也在危难中奇迹般地存活下来。

很难说这是怎样一种奇特的家庭关系。父亲刚刚去世，儿子已喜上眉梢。在普通人家，长者故去本应是极大的悲伤，悲痛使得家里人根本无暇考虑其他事情。然而，对于一个即将继位的王子来说，父亲的去世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随着老国王的逝世，新任者恰好可以借此机会来表现自己，为今后政权的巩固打下基础。于是，人们看到王室成员虽然还都围在逝者的身边，然而他们的心中却早已迫不及待。对于儿子来说，仿佛大权在握；一夜之间，自己已经成了至尊无上的王者。

在其他家庭，遗产的继承肯定是另外一种样子。比如说，企业家在故去之后，子女们会在埋葬故人之后，顺理成章地担任公司中的某个职位，这一职位在死者生前就已经安排好了。虽然也是子承父业，但是公司继任者在这之前也大多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而且从事过具体的工作。这样一来，继任者就能够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重新规划未来。与之相比，英国王位的继承则完全是从一无所有到至尊无上。在英国宪法中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即国王究竟应该履行怎样的职责。虽然民众都对新任国王充满期盼，至少他的存在应该对国家产生有意义的影响，然而，实际上，国王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从不需要从事任何工作或是履行任何义务，同时也不承担任何责任。也就是说，在威尔士亲王之前的历代君主之中，没有任何一位国王堪称这方面的楷模；在成为国王之前，他们无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确，王位继承人所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国王的逝去。然后，他们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新的国王，而且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他们从王位上赶下来，除非他们自己不幸病故；如此周而复始，代代相传。

人们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在于，英国王室的家庭关系以如此独特的方式，把本属于家庭隐私的信息通过公众媒体传播开来；从家庭生活的本质上来说，英国王室家庭中的父子、父女和母子关系本该得到更好的改善，却由于其特殊的地位而异化了亲人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讲，国王和王后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父母。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像普通人家的父母那样教育子女。肯尼斯·罗斯在乔治五世的传记中这样写道：

威尔士亲王殿下从没有表现出对于父亲的忠诚，而且从不尊重他领地内的臣民。以国王的标准来衡量，他还差得很多（比如说从不触犯法律），哪怕是宪法中一些基本规定对于他来说，恐怕也只有在理智状态下才能够遵守……他父亲活着的时候，有关他生活中的不检点和胡作非为就让人伤透了脑筋；而当乔治王子一旦登基，成为一国之君，他和妻子以及孩子们的糟糕关系也就成了众多媒体口诛笔伐的靶子。

对于乔治来说，父亲在他眼里首先是威严的君主：他每次见到父亲都毕恭毕敬地鞠躬，而且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他从未叫过一声“爸爸”，他总是叫他“陛下”。20世纪初开始，英国王室家庭中的父子亲情逐渐丧失；比这更为糟糕的是，在爱德华七世和他的儿子乔治身上，似乎只存在一种国家公务的关系，而缺乏亲人之间的感情因素。父子俩从没有亲近过，关系可谓是平淡如水。尽管如此，父亲的去世还是令他非常震惊：“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他也是我最亲爱的父亲大人。”1910年5月7日，乔治在日记本中这样写道。

但他对父亲的哀悼也仅此而已。乔治没时间过度悲伤，他还有很多要务亟待解决，才能进而巩固自己的政权。第二天一早，乔治的长子大卫就提醒他，要把白金汉宫门口的国旗降半旗以示国丧。乔治对此的反应以及采取的措施令人惊愕不已。他命令属下，在离白金汉宫不远的马尔伯勒宫，也就是他本人的宫邸门外的旗杆上的国旗一直升到顶部！他如此狂妄的举动在父亲生前就有过一次：他曾经开着一艘小船从维多利亚女王逝世的奥斯本宫外招摇过市。这在当时，乃至后来的王位交接上都留下了这一传统：“老国王逝世，新国王即位。”另外，这种做法还意味着，一个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以国旗为代表的王权将由此继续下去。或者可以这样说，改朝换代，统治依旧。

登基过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即将即位的国王，这一次是乔治，要在父亲的病榻前正式宣布继任王位。第二天早上，再将这一消息昭告天下。与此同时，在英国旧宫圣詹姆斯宫成立一个王位继承委员会，为此召开一个特别会议，主要是履行仪式上的王位交接活动，即枢密院（Privy Council）大会，最初是由全国的宫廷官员和商贾巨头聚集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发展到后来，枢密院会议演变成了一种仪式，参与者也换成了伦敦城推选的代表、各地推选的主教、上议院的勋爵、温莎城堡教堂的首席长老和一些名门望族的成员。

新任国王要在枢密院与会人员面前宣誓，正式宣布继任王位，其中特别是要提到维护苏格兰教会的利益。这一点要追溯到1707年，当时英国境内的两个帝国合并，原有的国教却保持各自独立。新任的乔治五世在宣誓时恐怕也不太了解这些历史背景，只不过是照本宣科，完成仪式的要求而已。对此，也不会有人过多追究。登基典礼就是一个仪式，没有人关心其是否行之有效或者能否真的履行誓言。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就像许多庆典仪式那样，英国王室的登基仪式也是自古以来定下的规矩，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没有人太当真。它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两天之后，新国王在圣詹姆斯宫外的草坪上宣布就职，这一消息也随即公告天下。传达这一消息是通过各个媒体以及英国王室的最高宣谕官对外发布的。按照传统礼仪，国王本人在发布登基谕旨时，并不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只能隐藏在窗帘后面，观察窗外的宣旨仪式。

英国王室的改朝换代就是以这样一种形式来完成的。20世纪，这一仪式有了新的发展。老国王的棺木要放在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内祭奉三天，此教堂也是英国议会楼中最古老的一部分。在此，皇家卫队守候着国王的灵柩，民众可以进入西敏厅悼念仙逝的国王，英国人把这项仪式称为“躺在国家的怀抱中”（Lying-in-State）。前往悼念爱德华七世的普通民众多达25万人！

在父亲的丧礼过程中，乔治遇到了不少麻烦，这也是他未来作为国王所必须应对的问题。这其中还不是政治上的问题，而是所谓的等级排位，即英国王室最为看重的优先顺序。比如说，在列兵仪式上，英国国王的爱犬是否能跑到德国皇帝的前面？在教堂仪式上，新王后玛丽究竟应该站在皇太后亚历山德拉的前面还是后面？法国没落贵族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ean）是否有资格乘坐马车参加宗教列队游行仪式？还是应该让法兰西共和国的外交部部长享受贵族的待遇？乔治整天要处理信件，解决申诉，平息争执，都是这类鸡毛蒜皮的事情。然而，所有这些都要靠国王亲自处理才行。甚至好多年过去之后，那些被安排在靠后位置的权贵们仍耿耿于怀，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而那些有幸被安排在前列的则对国王感激不已。归根究底，这一切对于政治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而且都事关国家的未来走向。

或许，乔治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国事。显然，对于国王这个职位来说，乔治是有备而来的。与父亲爱德华七世有所不同，乔治已经学习料理国事有很多年了。在对外交往活动中，他与父亲的想法是一致的，完全摒弃了以前维多利亚女王韬光养晦的做法。在他看来，对外展现大英帝国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从父亲身上，乔治看到了举办各类庆典活动的良好效果，以及制定各种规范的必要性；对于英国王权政体来说，以宫廷王室为中心的社交活动可以产生示范效应，进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父亲还让乔治懂得，如果想要这一体系成功运作起来，必须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为了以防万一，必须要像排练话剧那样反复演习，而绝不可以“走走过场”，敷衍了事。乔治五世继承了父亲的理念，对名牌服饰非常热衷；他对于礼服的风格搭配也特别在行，而且一丝不苟。他通晓各种礼仪，比如，在不同场合佩戴不同的勋章；什么场合下才可以戴手套；与不同爵位的贵族交往礼仪有哪些不同，分为公爵、侯爵、大公或是伯爵。总而言之，乔治五世本人是个礼仪大师，并能够把这些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

当然，他还有别的才能。没成为国王之前，他就接触过国家级的文件；红色公文箱对于他来说早已不再神秘。此外，他还经常出访各地；先是巡视皇家海军，后来就出席各类国事访问。他曾经认真研读过巴基霍特的《英国宪章》，而且他还撰写读书笔记；在他的哥哥阿尔伯特·爱德华去世之后，他把这些当作是“课外辅导”，准备随时接任王位。从1892年开始，身为约克公爵的乔治就进入了上议院；在父亲的鼓励下，他还经常潜入下议院的会场，偷听台上议员的辩论。在这些方面，乔治本人颇有一些政治家的天赋。

然而，就在继任国王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乔治感到有些不顺利，其他内阁政要们也都有同感。对于乔治来说，君主制反而成了一种羁绊，束缚了他才能的施展。现在回过头来看，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肯尼斯·罗斯——为乔治五世树碑立传的传记作家，在乔治五世去世20年后，继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客观翔实地记录了这位国王的生平，其中对他本人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不是王权本身。早在担任威尔士亲王期间，乔治就暴露出作为王室成员身上的各种缺点，尤其他在海军服役受训时更是表露无遗。对此，罗斯这样写道：“他头脑空空如也，没有耐性，是非不清，性情乖张，难以琢磨；他不缺乏想象力，也不拒绝任何直觉性的判断。”乔治五世从本质上说还是性情中人，并不会耍政治手腕，也看不透官僚政客两面派的伎俩；他也不想去趟这些浑水，因为他本人就不是什么“堂堂正正”的人物。和其他传记作家一样，罗斯也摘录了与国王同时代的内阁大臣，也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的日记，他记录1910年从巴尔莫拉城堡回家路上的心情，这也是他第一次前往新国王和王后宫邸做客之后的感受：“国王是个非常快活的家伙；但是，上帝保佑，他脑子里没什么东西。他俩看起来非常简单，和普通人一样，甚至太过平凡。或许，一切也就该是这样的吧。”

在劳合·乔治首相看来，国王不需要有多聪明。国王也不应该插手政府的事务。因此，国王在与政客要员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也不应该高人一等，这或许才是最合适的。作为国王，他们只需具备“正常人的理智”和处理工作时的随机应变能力就足够了。此外，他们还可以从局外人的角度推荐首相和国务大臣的人选，从这些候选人中确定内阁的组成，而无须重新选举内阁成员。

如果仅从王室成员的角度上来看，这确实有些不可思议。祖母辈的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似乎对一切事物都感兴趣，虽然有时候表现得非常幼稚，而且有些敏感；即便如此，她的大局观念很强，也因此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她的丈夫阿尔伯特则是另外一番模样：接受过高等教育，事业心很强，外交和语言能力上极具天赋；喜欢写文章、读书和处理大量公文；在英国这个“客居地”，他倾注了满腔热情，并把这个国家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恰恰是这样一对夫妇生下的儿子在智力上根本比不上自己的父母。然而，继承王位后的爱德华七世表现也并不逊色：除了英语之外，他也会说德语，而且法语说得也很地道；他在政治上也会耍些小聪明；兴趣爱好方面，他热衷歌剧和话剧，却对造型艺术和文学没有丝毫兴趣。

与父亲相比，接下来的乔治五世就更逊色了。他品味单一，头脑简单，对文学更是厌烦透顶。（“那些写书的人都该拉出去枪毙。”这样的句子似乎不像是出自一代国王之口，不过恐怕也不是凭空捏造的。）除了讨厌文学之外，乔治对歌剧、话剧和绘画也是一窍不通。他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除了偶尔弄懂些政治把戏之外，他脑子里基本上就是空空如也。他不会外语，整天就喜欢和王后待在家里；王后织毛衣，他就在一旁摆弄邮票，俩人的生活乏味至极。如果有什么倒霉的事情发生，人们一定会说：要是让他俩接管一家企业，那么接下来发生的故事肯定是公司倒闭；或许，俩人走运，埋头苦干，也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恰恰是资质一般的乔治五世，非但没有把英国王室搞垮，反而进一步巩固了王权的统治，甚至对今天的英国政局仍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与他的祖父阿尔伯特相提并论。在外人看来，这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乔治本人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言必信，行必果。这就是乔治为人处世的风格。在接过“最好的朋友和最亲爱的父亲”的遗产之后，他就终结了由先父开创的“爱德华朝代”，而且为此他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气力。“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随着爱德华七世的逝去也自然而然地寿终正寝。所有追随爱德华七世的宫廷侍卫、友人，以及由拥戴他的一干人等发起组建的马尔伯勒俱乐部都曾经是议会党团的权力核心，在爱德华七世在位期间，整个英国上流社会都围绕着这一核心；如今，也是树倒猢狲散，繁华逝去，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乔治夫妇在当威尔士王储的时候，并没有理解“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其中真正的含义。他们居住在约克庄园，那是一片不大的领地，属于他们自己。在那里，他们的生活非常简朴，如同地位不高的普通庄园主一样：仆人不多；日子过得平淡如水；经济上没有什么压力；也无须操心其他生意上的琐事。当然，对于王妃玛丽来说，约克庄园的生存空间的确有些狭小；但是，她从不敢违背乔治的意愿，只能默默忍耐。而乔治本人特别喜欢这种简朴的生活和乏味的居所，因为这里实在太小了，所以根本不可能举办大型社交活动。乔治也不喜欢各种喧闹的庆祝活动，他讨厌那些人在聚会中凑在一起说三道四，或是彼此开玩笑。

在此类社交活动中，人们总会开一些略微过火的玩笑，涉及他人的隐私，而乔治对此大为不齿。在他看来，他的父亲以及身边的那批“爱德华迷”几乎都成了专业级的猎户，因为他们整天都泡在围场上以打猎为乐。而且，爱德华时期的社会世风日下，离婚成了一种时髦。甚至在许多乡间周末派对的活动中，出现了“换妻”游戏（道义上很难约束，而且都是秘密组织活动）。乔治和玛丽夫妇从未参加过这类活动。乔治在娶玛丽为妻的时候，就把婚姻当作一项责任；同样，玛丽对乔治也是忠贞不贰。从历史学家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实。或许，其他方面更能说明这一点：乔治从本性上来说是个死心眼的家伙。在爱情问题上，他根本就不会耍什么诡计来欺骗妻子。

可以说，乔治在这些方面堪称表率。整整35年，他眼睁睁地看着风流倜傥的父亲与各式各样的情妇鬼混，从中他完全可以学到许多拈花惹草而又不被妻子发现的花招。但他从母亲阿丽克斯身上体会到了婚姻不忠带来的痛苦。他懂得，在纷乱复杂的男女关系中很难超脱世俗，并独善其身。尤其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理应明白这些道理。在爱德华时代，乔治本人对此也只能是听之任之了。

不过，乔治自己当上国王之后，立即整肃宫廷生活，恢复了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风尚。首先，他“清理”掉了一批经常出入宫廷社交活动的贵宾名单；在他看来，这些人不是道德败坏，就是政治上图谋不轨。此外，他把过去一些老规矩重新搬了出来（当然也不是完全的复古作风，比如打字机仍然得以保留；戴眼镜也没有被再次禁止）。另外，他还特别加强了进入白金汉宫的安全检查，将爱德华时期许多敞开的宫门重新关闭。甚至，在乔治眼里，白金汉宫显得过于奢华，长长的走廊、宽大的玻璃和金光灿灿的立柱似乎都有些多余。乔治恨不得把这所大宅拱手出让。他本人更愿意住在相对简朴的肯辛顿宫；然而按照规定，那里是英国内阁政府的办公所在地，不允许王室居住。

然而，乔治五世的努力并不能立即奏效，他的一己之力无法让喧嚣已久的社交生活平息下来；上流社会的人们依旧热衷无休止的欢庆活动。乔治五世心里也明白这一点，他知道人们希望他做什么，因此也就顺应民意，举办一些社交活动。他也会出席这些场合，因为这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不过，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组织舞会，用社交生活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此类活动中，乔治最喜欢打猎，他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全英国最出色的猎手之一。通常，在桑德林汉姆宫附近的郊区，他一天可以打下上千只野鸡。这些野鸡都是专为皇家狩猎而饲养的；有些反对派人士曾经强烈谴责国王的狩猎活动，特别为那些受伤的动物鸣不平。除了在自家庄园附近狩猎之外，乔治还喜欢去邻居家或是风景优美却属于其他贵族庄园主的领地打猎。除了打猎，乔治从不参加伦敦城里举办的贵族派对，也没有像父亲一样组建什么亲友团之类的“粉丝俱乐部”。

乔治五世的御用文人传记作家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在19世纪50年代的书稿中记载了国王在白金汉宫的生活，把他的日常起居比作是舰艇船长一样的单调：每天早上起床后看一下温度计，然后阅读几个小时的文件；接下来就是和玛丽王后共进早餐；早餐后，国王与宫廷内的重要官员座谈商讨国家大事；然后是散步，穿过御花园（步子很快，完全是例行公事，没有任何闲情逸致）；午餐（与玛丽王后共进）；午餐后小憩15分钟。下午的活动会有些新花样：出宫参加政务活动或是在办公室处理公文。如果有时间，下午会安排一小时陪孩子们玩耍。晚上通常是安排一次接见。然后就是和玛丽王后共进晚餐。每晚23点10分，值勤的侍卫官会为寝宫内外熄灯；在国王上床之前，他照例还是要看一眼温度计。

传记作家皮尔斯·布雷顿（Piers Brendon）和菲利普·怀特黑德（Phillip Whitehead）把这位新国王的生活作风称作“巴尔莫拉风尚”。这让人不由回想起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公爵的时代。那时，女王夫妇把普通人家和王公贵族的家庭生活融为一体，在巴尔莫拉城堡里自娱自乐；他们还经常去乡间游玩，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乔治显然是延续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意志，并以自己的方式续写了这段传奇，与此同时，他还以自己的言行打造了近代英国王权体制得以延续的两大支柱之一：作风正派。

另外一大支柱就是英国王室特有的排场，以及在外事活动中代表国家的荣耀。在这一点上，乔治完全秉承了爱德华时代的作风。在仪式庆典活动中，乔治从来都不会推脱，而且竭尽全力地履行作为国王所应尽的义务。随后，他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主持议会开幕，这也是爱德华时期英国扩充军事实力之后最盛大的一次政治活动，无疑是乔治执政元年伊始的大事件。他后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样的活动简直就是一场可怕的折磨。”然而，在公众面前，乔治头戴王冠的形象完全代表了大英帝国的威严（这顶“帝国王冠”重量超过了一公斤！），而且体现了他作为国王的责任感。与之相比，他的父亲爱德华就嫌王冠太沉重，总是戴一顶元首帽来出席盛典。

英国的加冕典礼仪式有着1100年的历史，在乔治的父亲爱德华时期已经进行了一些创新。1911年6月，乔治亲身体会了这样一次庆典。“他表现得沉着冷静，略带威严，以一个完美的英国绅士形象在公众面前亮相。”自由党国务大臣亚历山大·默里（Alexander Murray）对新国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对于整个仪式中始终处在焦点位置的乔治五世来说，这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为在整个庆典过程中，他必须头戴重达2.2公斤的王冠，这也是为了这次典礼而特意打造的“圣爱德华王冠”。典礼过后第二天，国王和王后都感到头疼不已，可想而知他俩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尽管如此，乔治对于典礼仪式的重视程度丝毫未减。他非常明白当时的处境，在民主思潮日趋高涨的形势下，想要巩固王室的影响力，维护王室的尊严，并让君主制政权延续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展示大英帝国的荣耀和光环。他甚至渴望经常抛头露面。早在1910年底，乔治就自发提议，出访印度；名义上是想亲自慰问当地的臣民，实际上他希望借此来确立自己印度国王的地位。对此，英国国内反对的呼声不绝于耳：政府内阁不希望国王长时间外出访问；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也坚决反对在印度教为主的地区举行基督教的加冕仪式（包括所谓“天佑我王”的宗教理念）。后来，乔治只好采取权宜之计，在出访印度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典礼；在典礼上，乔治当着众人的面，亲自给自己戴上象征王权的桂冠（他特意派人定做打造），以示大英帝国的皇恩浩荡。乔治以这样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王者地位，从形式上避免了加冕仪式引发的不快。

乔治的印度之旅也是英国王室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跨越两大洲的国事访问。1911年11月，国王乔治和王后玛丽乘船离开了英国，随行人员包括宫廷侍女、私人秘书、政界和军界的要员，以及一些必要的随从。733人组成的出访团搭乘英国皇家远洋邮轮“梅迪纳”（Medina）号，从英国始发，途经埃及，穿过英法联合开凿的苏伊士运河，最终抵达印度孟买。随后，一行人到达最终目的地——德里。为了欢迎乔治的到来，印度特意将德里定为新的首都。12月12日，乔治夫妇出席了在当地为这次访问而专门搭建的露天剧场举办的“德里都巴尔”（Delhi Durbar）庆典，受到印度民众的热烈欢迎。根据英国宫廷书记员约翰·福特斯库（John Fortescue）记录这次都巴尔盛会的资料，不仅可以看出其中的巨额花费，而且整个活动的安排也是千篇一律的献媚造势。所有的活动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王室一行抵达临时搭建的行宫，出席几十个印度当地贵族举办的欢迎会。然后的安排依次是：代表团步行来到中央大厅，正式发表两份公告，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行礼致敬，奏国歌，仪式结束。在场的几千民众围拢在中央大厅周围，聚精会神地观看这场盛典；然而，据当事人反映说，由于场地太大，人们根本听不清具体的公告内容，只看见身着国王服饰的乔治站在台上说了些什么，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仪式结束后，人们蜂拥到中央大厅的讲台前，甚至许多印度统治阶层的官员都扑倒在刚才国王和王后站立过的地方，疯狂地亲吻地面，以示崇敬。此时，国王和王后一行早已回到了驻地。整个庆典活动持续了一周时间。

英王此行的目的何在？巩固殖民地王权。“印度人后来表示，对庆典仪式非常感兴趣。这种奢华的活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工具，消除了东方封建统治下民众与英国现在国家体制之间的隔阂。”历史学家斯蒂芬·巴特摩尔（Stephen Bottomore）在为电影《德里都巴尔》写的评论里写道。英国人统治印度次大陆的方式不是直接插手，而是通过印度当地的贵族得以实现。英国人成功地解决了印度当地各省之间的纷争，并敕封了一位公爵，凌驾于所有贵族之上。在德里的欢迎庆典上，英国人帮助这位印度公爵巩固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英国国王也确立了自己作为印度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英王印度之行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欧洲，人们怀着惊喜和羡慕的心情，通过影像和照片资料看到了这场“都巴尔大会”的盛况。所有这一切都表达了另外一层含义：看啊！英国国力是多么强大，世界各地的臣民是多么拥戴至高无上的英国国王！特别是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一消息令他们钦羡不已。为了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德国人从1908年就开始扩军备战，组建了强大的海军舰队，对英国人施加压力。然而，英国人似乎不为所动，并用这种方式告诫对手，两国国力根本不在同一档次上；这恐怕才是英国内阁首相希望达到的效果。此外，英国人还盘算着，通过这次活动的宣传来显示英国海内外政权的稳固，打消竞争对手妄图通过瓦解殖民地附属国的手段，来动摇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过，这次印度之行的消息也在全球各地引起了一阵骚动。因为在当时，贫民阶层的生活（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改善，而上流社会却充分享受着工业革命的成果，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此时，正值革命前的动荡时期；六年之后，俄国圣彼得堡爆发了十月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纷纷走上前台，开始了革命征程。对于英国王室来说，民主始终是有些危险的。这直接威胁着王权的统治。

在如此的社会形势下，“德里都巴尔”大会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进而加深人们对于王权体系的忠诚度。手持权杖、头戴王冠的国王在各地巡访，也是在为保守主义思潮摇旗呐喊。

在礼仪的规程和着装方面，乔治可以说是“严格遵守规矩的楷模”。对面100米开外走过来的宾客，他能识别出对方的领带系法是否有误；他甚至请求身旁的侍女时刻提醒他，在没有佩戴王冠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帽子来遮挡住头发。对于这些细节问题，乔治总是吹毛求疵，还为此大发雷霆。当然，在各项国事活动中乔治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明白了，自己不光是在外面充充样子。在很多政治问题上，他也被牵扯了进去。

其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英国宪法。众所周知，英国议会由上议院和下议院两部分组成。上议院的成员都是世袭的贵族和一些主教，直到19世纪初，上议院在议会中拥有更大的权力；而下议院的议员都是平民出身，只有在财政政策的制定上才拥有最终的发言权。1832年，上议院的贵族议员们由于傲慢无度，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试图阻挠下议院通过的选举改革动议，但最终没能得逞。当时担任首相的是下议院推选的查尔斯·格雷伯爵（Charles Earl Grey），他说服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和后来的国王威廉四世，打击了上议院的嚣张气焰。如果上议院议员们继续与“民选”的政府作对，那么国王将敕封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平民议员，进而改变议院的席位比例。

当然，这不过是敲山震虎罢了。上议院的贵族们很快就改变了立场，同意下议院提出的改革措施，因为他们不希望更多的平民获得贵族封号，进而分享他们的特权。他们宁愿失去部分政府决策的权力，也要避免贵族头衔泛滥成灾。

1909年，也就是爱德华七世去世前的一年，英国议会再次出现动荡。上议院贵族们显然把1832年出现过的危机抛在脑后，忘记了历史的教训。1905年，以自由党为主的下议院再次获得了议会中的多数议席，并把持了政府大权。这无疑又激怒了上议院的议员们，特别是那些保守派的大地主。当时的财政部长是自由党领导人大卫·劳合·乔治，也就是后来的首相。他提出了一个《国民财政拨款预案》（People’s Budget），引起了上议院的不满。根据这一预案，国家将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的支出，并对私人财产和遗产征收一系列的税费，其中矛头直指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阶层。显然，这一系列的新政引起了贵族们的反感。他们联合抵制，力图阻止这项财政预案的实施。

当时的英国首相，同为自由党人的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任期已满，接下来就是新内阁的选举。大家争论的焦点问题是：贵族究竟应该享有什么样的特权？保守派对外宣称，他们才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因为他们一向赞同两院制的议会体系，避免“民主派独裁统治”的局面。与之相对的是自由派人士，他们四处拉选票，倡导更多的民选权力，并坚决反对由于出身的贵贱而导致的权力不公。双方的争夺非常激烈，难分胜负。最终，自由党与刚刚建立不久的工党，以及爱尔兰民族党共同组建了新政府，使得阿斯奎斯得以继续执政。不过，自由党为此也做出了很多妥协。其中，自由党人付出的代价就是重新制定议会法。在这部新的议会法中，就今后上下议院中的各个党派席位比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可以想象，上议院的贵族齐声反对这部新的议会法。一场宪法危机就此拉开了序幕。爱德华七世没能看到危机的平息，就一命呜呼了。

乔治五世上台后就陷入上下两院的纷争中，令他挠头不已。他本人缺乏经验，也不太理解政治分歧产生的原因，一时间手足无措。作为国王，乔治五世只能听取（代表某一党派利益的）首相的建议，他身边的另外一位重要谋士是弗朗西斯·诺利斯爵士（Sir Francis Knollys），他是王室的私人秘书，也是一位无党派的政坛高手。早在爱德华七世时期，他就成了国王的贴身参谋。然而，乔治本人并不欣赏这两位参谋提出的建议，也就是照搬1832年的做法，靠国王加封贵族来迫使上议院就范。乔治觉得自己的权力被如此滥用，感到非常不快。而且，他心里知道，如此这般的做法无疑是让自己成为实权派操纵的傀儡，进而削弱王权的统治。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跟首相作对是没有丝毫胜算的。在没有内阁政府的允许下，作为一国之君的他甚至都无法和反对党领导人进行会晤。按照以往的惯例，国王只能在首相的“建议”下，适当参与一些政务性的会谈——显然，阿斯奎斯是不会建议他这样做的。乔治对于首相制定出的一系列政策的干预度非常有限。相反，阿斯奎斯对于国王的控制力却非常大，他可以在与国王的会谈中对其提出警告，或是劝谏国王改正错误；如果愿意的话，他甚至可以越俎代庖，不去理会国王的意见；更有甚者，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训斥、辱骂或是大发雷霆，就像暴君一样。

不过，首相唯一不可以做的就是：按自己的意思去指挥国王。如果他胆敢犯上作乱，就会直接威胁王权的统治。一旦国王对首相失去了信任，那么首相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然而，这似乎又陷入一个怪圈。被赶下台的政党在随后的选举中依旧会把王室权力的问题搬出来叫阵（1910年的选举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说，民主选举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是全民反对王室？万一要是下台的政党再次当选呢？那岂不意味着王权的垮台：民众是不可能让一个跟国王作对的政党上台的！

1910年11月19日，乔治五世在白金汉宫接见了阿斯奎斯和克鲁威（Crewe），后者是上议院议会党团的主席。如同以往商讨重要国事一样，这一次仍是三人的秘密会议。在会谈过程中，对峙双方都彻底摊牌。阿斯奎斯和克鲁威力劝国王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而乔治五世显然不太情愿。两位大臣以辞职相要挟，并威胁国王说，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请求，则会举行全民大选，推翻王权统治。乔治在整个会谈过程中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更没有机会和在野党的领导人交流意见；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乔治被他俩说得心烦意乱，心里非常生气，似乎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一样。“我非常不情愿地答应了他们，”乔治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此违背自己的意愿，我感到非常羞愧。”不过，乔治心里非常清楚，在当时的情势下，他别无选择。对此，肯尼斯·罗斯认为，这次会谈是乔治五世一生中最感耻辱的时刻。此事过去21年之后，乔治仍耿耿于怀地告诫老勋爵克鲁威，他在当年是如何像训斥一个小学生一样，把国王本人逼得走投无路。在乔治看来，这是一场最肮脏的交易。

被逼无奈之下，乔治只好履行承诺，增补贵族封号，来平衡上下两院的实力对比，而且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贵族们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特权被慢慢剥夺。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高兰德把这称作是“20世纪最重要的宪法修正案”，今天的人们仍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力。“王权的地位也就此有了改变。”高兰德这样写道：

此前，上议院总是通过维护王权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而如今这种长期以来的继承权力的做法显然早已不合时宜。人们之所以一直忍受这种体制，是因为它仍有其功用；头戴王冠的国王在生活态度上反映了普通英国人的理念，民众由此产生了认同感。如果国王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或是持续性地无法满足民众这方面的要求，那么建立共和制的国家政体将是最佳的选择。国王的权力也被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即代表国家的一种象征；

国王的实权则就此瓦解……（君主立宪制国家政体）能否持续运转，则要取决于变幻莫测的政治气候。

人们肯定是希望剥夺王室的特权。不过，废黜王权也不能一蹴而就。乔治根本没有多少时间来安抚自己心灵的创伤。两年半之后，他就不得不彻底退居幕后，不被允许插手国内政务。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王储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和王妃苏菲（Sophie）在萨拉热窝被暗杀；一个月后，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正式宣战。1914年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两天之后又向法国递交了战书。战争刚刚爆发，英国还有些犹疑不定；不久，英国也卷入了战火。欧洲几大盟国维持了40多年的友好关系就此终结，并将整个欧洲拖入了战火之中。1914年8月4日，乔治签署了国书，正式向德国宣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英国一直被称作是“伟大的战争”（The Great War）。然而这场战争并没有让英国人大动干戈，而且也没有给国民的心理造成重创。倒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不列颠保卫战”，也就是英国民众抗击纳粹德国的空袭战役中，彻底地改变了英国人的想法，并造成了如今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不和谐关系以及英国人对于德国的偏见。在自身社会发展和形成的层面上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英国的影响更为深远。它给英国带来了民主意识，宣告了殖民地帝国的终结，并使得贵族特权统治逐渐走向衰落。它彻底改变了王权统治的国家政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规模较大的战争。以往的战争参与者都是雇佣军和职业军人，战争爆发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持续时间都相对有限，卷入战争的国家也不是很多。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所有参与方都穷兵黩武，投入各种武器装备；而且从冬天打到春天，战火连绵不绝；战争的杀伤力和军备消耗都非常大。战士们都希望战死在疆场，成为英雄；而那些缩在家里的懦夫则成了公众的笑柄。战争的结果就是那些浴血奋战的勇士们大多横尸疆场：他们纷纷倒在了凡尔登（Verdun）的战壕中；在索姆河（Somme）和马恩河（Marne）的两岸，在毒气弹的肆虐之下，在连续几天的空袭之后最终不堪忍受而命丧黄泉。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周，从比利时运河区到瑞士边境地区，绵延数千里的战场上，尸横遍野；成百上千的士兵尸体堆积如山；战争双方势均力敌，各地防线的争夺都是漫长的拉锯战。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前所未闻，在许多老战士眼中，除了拼出个你死我活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出路了。谁要是想撤退，结果更是一败涂地，下场只会更加悲惨。于是，战场上的士兵都疯狂杀戮，而且愈演愈烈。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民战争”的参与者不仅是那些士兵，而是全体人民。战争的恐怖通过战场上发回的书信，蔓延到本土的民众心中；一批批伤兵回到祖国；而国内的经济补给也是每况愈下。德国人先是驾驶飞艇，后来又改用飞机，对英国本土进行长时间的轰炸。这也是自当年威廉皇帝入侵并占领英国以来，战争首次引入英国本土。坚守本国防线成了那些军政要员的工作重点，他们竭尽全力保家卫国，这不仅是选民们的要求，更是形势的需要。大规模的战争也是对民众心理意志的一大考验。人们必须克制自己的情绪，以便应付一轮又一轮的战斗；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发动群众，征兵入伍，向前线输送士兵。一些工党议员信誓旦旦地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绝对不能引发社会骚乱。人们需要点燃爱国激情，来抵抗强敌。为了保卫“国王和祖国”而应征入伍成了普通人心中最高的荣耀。整个民族陷入一种迷幻的疯狂状态中。

然而，乔治五世真的适合在战争状态下履行国王的职责吗？他身边的一些人对此产生了怀疑。例如，他的私人秘书阿瑟·比格爵士（Sir Arthur Bigge）。他于1913年接替退休的弗朗西斯·诺利斯成为国王的私人参谋。他曾屡次劝谏乔治，不要只在小范围的活动中表现自己，而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君王的友善；比如说，对公众露出善意的微笑。然而，乔治对此不屑一顾。“我们贵为王室，”乔治这样辩驳道，“决不会为了取悦民众而强颜欢笑。”

这是乔治身上最大的问题。他的父亲爱德华七世一向风度翩翩，善于赢得民众的好感。虽然他从不直说，但是他心里明白，这是一种宣传手段。他创立了一种“照相会谈”方式，定时约见媒体和宫廷摄影师为他拍照，使自己成为万人瞩目的中心。他还特别注意照顾记者们的情绪，以便他们采集真实的信息，进而向公众展示王室生活中积极的一面，从而达到大众宣传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乔治的做法与他的父亲截然相反。在他看来，记者这个职业地位低贱，跟戏子和娼妓相差无几。“大众宣传”这个字眼可以算是脏话粗口，根本没有丝毫艺术性可言。乔治认为，他的所作所为不应该成为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结果。国王的职责（在悲观状态下）就是，带领人民走上战场，并获得胜利——这一切在他看来跟大庭广众之下的逢场作戏毫不相干。

那些真正参与战争的人们，包括官僚政客和军界要员，显然不太支持乔治的做法。他们认为，乔治的行为反而妨碍了他们的工作。乔治要求这些属下必须经常向他汇报战况，并聆听他的高谈阔论；乔治还不断地出谋划策，因为他把这些都看成是自己作为国王的重要职责。然而，谁也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在整个战争期间，乔治提出的建议几乎没有一条得以贯彻落实。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警告和建议都被当成耳旁风。有些时候，人们索性对他隐瞒军情。尽管如此，乔治仍是乐此不疲地对外面的战事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普通民众对于这些上层的争议根本一无所知。当时的社会，小到家庭，大到国家，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大多数人对于国王的私生活并不感兴趣；人们更愿意把他看作是国家的象征。作为全民爱国的精神领袖和严谨正直的大众偶像，乔治的对外形象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荣誉：在这些年里，他亲自为从前线归来的将士颁发勋章和奖状；这样的颁奖活动足有上千次。为了祖国赢得战争，他主动放弃了以往奢华的生活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他节俭朴素的一面。整整四年多，乔治没有在宫内举办任何大型的宴会活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上层社会的贵族官僚，即使是在战争期间，仍在大吃大喝）。乔治甚至连王宫的酒窖都下令封闭。在英国，战争期间禁止饮酒；这至少是个不成文的规定。

乔治五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普通民众早已厌倦了那些官僚政客和军事将领的表演，更何况从西线战场上总是传来英军节节败退的消息，人们对此大为不满。此时的乔治全身心投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忙着视察军队、慰问伤员或是安抚老兵；走访兵工厂，还要关注新型导弹的研制情况。他甚至亲临前线（这可谓自1743年以来首位御驾亲征的英国国王），而且在战场上受了伤；不过，乔治不是被敌军所伤，而是他骑的马经受不住士兵们的呐喊，受了惊吓，把国王摔落在地上。

乔治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完全满足了他的臣民对他的要求。这为他赢得了无上的荣耀，同时也获得了民众的好感。与乔治潜移默化地获得人民的尊敬有所不同，乔治的表兄威廉二世在德国人的心中是个彻头彻尾的大独裁者。作为皇帝的他也是战场上的总指挥；他的影响力之大，完全超过了所有的官僚政客和军事将领；他甚至对教会指手画脚，一副无所不能的样子。与之相比，乔治显得更为谦逊内敛。当然，乔治不仅在生活作风上平易近人，而且从不张扬自己的君威王权；在这一点上，他不太像是一个君主。

战争阴云笼罩下的白金汉宫，再也不见以往的奢华。在宫里，乔治的行为也是表里如一，以身作则地保持肃穆简朴的生活作风。王后玛丽也只好整天挺直腰杆，一脸严肃，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夫唱妇随，玛丽完全遵照丈夫的指令行事。在乔治看来，女子无为便是德；玛丽在宫中无所作为，一切社交活动都要遵从这一准则。玛丽也从不要求补偿，特别是积攒一些私房钱什么的（上层社会的贵妇们大多有此癖好）。玛丽秉承了特克家族的气质，她不是那种从家庭妇女向女强人过渡的类型，她甚至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和独立的生活空间。她听任命运的安排，从不怨天尤人。

然而，不能就此断定，玛丽没有丝毫的自我意识；只不过她的兴趣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她喜欢收集各种器物：珠宝、家具、工艺品和小摆设等。所有这些收藏都价格不菲，而且都是依靠一些特殊的渠道和手段来获得的。比如说，玛丽陪国王出访或是受邀来到贵族家做客，谁要是在王后面前显摆自家的古董，那就可要倒霉了。“哦，您不必这么客气的。”王后的意思就是，她乐意笑纳主人的馈赠，接下来就会命人打包带走。有谁敢违背王后的意愿呢？也没有谁敢提醒王后本人，使她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欠妥。总会有那么几个，鼓足勇气表示出一些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后依旧不管不顾，我行我素。偶尔有些幸运的，能够从王后手中要回自己的传家宝。但大多数情况下，无论什么宝贝，一旦落入玛丽的口袋，就会永远地收藏在温莎城堡里了。

不过，玛丽也履行自己作为王后的各项职责；不仅是顾全王室的面子，也是为了说服民众。在今天看来，王后去慰问前线将士、探访野战医院和考察孤儿院等活动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完全是应付差事：没有拥抱，没有肢体接触，也没有表示丝毫的同情；王后所要做的就是亲自到那里看上一眼，以示君威。玛丽为人比较冷漠，也不太关心别人的命运，她和民众始终有种距离感。在她看来，王后的平易近人反而是错误的。王后应该保持威严，要“与众不同”；这才是那些受访者希望得到的效果。王后要表现出上层社会特有的“坚定不移”（stiff upper lip）的气质，这才是最实用的；而这也就足够了。玛丽更关心的是她的更衣室是否收拾整齐；然后告诉随从们还缺什么东西。从照片上来看，玛丽王后与民众在一起，就像外星人一样格格不入。表情僵硬，难以接近，脸上的微笑总是一成不变地呆板。相反，出现在照片中的民众都是一副感激涕零、受宠若惊的样子，如此高规格的接见让他们感到命运中仍有一线生机。王后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保持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感是王室家族的重要工作。通过与外界人们的隔阂而产生距离感，体现在王室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王室成员也要做到“恃才傲物”，包括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进而满足所有人的期望要求，其行为举止也要与众不同。

为此，他们的居家生活也要与众不同。他们总是要绷紧腰杆，保持与他人的距离；他们不能有任何恶习；他们不允许手下人在工作中出现任何纰漏，即便最低等的侍者也不例外；他们不允许政府高官有任何迟到的行为，哪怕是放弃儿女私情，也要以国事为重。总之，乔治和玛丽根本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得随意洒脱，完全成了国家的傀儡。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国王在社交活动中，原本可以表现得亲切、幽默、风趣和健谈。然而，至少在玛丽身上，人们很少看到嬉笑玩闹的惬意。

乔治夫妇一共生育了六个孩子：老大是大卫（David），生于 1894年；老二是阿尔伯特（Albert），昵称“伯蒂”（Bertie），生于1895年；玛丽（Mary）公主生于1897年；1900年，王子亨利（Henry）降生，后来被封为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1902年，乔治（George）降生，后来被封为肯特公爵（Duke of Kent）；1905年，小儿子约翰（John）来到人世，他成为这个家庭最为不幸的一员。约翰患有先天性的智障，还患有羊痫风。在当时的上层社会，男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外面寄养（据说是为了更好地锻炼和保护他们）。可怜的约翰被送到桑德林汉姆宫附近的一家小农庄，才活了十几岁，就于1919年夭亡。王室家庭中，只有老王后亚历山德拉关照过约翰的生活，她就住在桑德林汉姆宫，经常去看望这个可怜的孩子。

后来的人们可以从书中了解到这些王子和公主们的成长历程和教育情况，多亏了一本王子回忆录，也是历史上第一部记录英国王室生活的自传。这本书的作者是长子大卫，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这本名为《国王的故事》（King’s Story）的书中，大卫记述了王室子女的童年生活，包括那些平淡无奇和与众不同的成长经历：他在约克庄园中的日常生活；他与保姆、家庭女教师和课外辅导员的交往；他去巴尔莫拉城堡的爷爷奶奶家做客的情景，以及他是如何认识了令人生畏的奶奶维多利亚女王等等。在他的记述中，父母对于他来说，显然非常陌生。因为只有在晚饭前的一个小时，乔治夫妇才偶尔出现在孩子们面前。

后来被封为温莎公爵的大卫在回忆录中的语调非常低沉：那是一段不幸福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我经常想，爸爸毫无疑问是喜欢我们的，但是他似乎把孩子当成抽象的东西；按照他的想法，男孩子应该在成人世界中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用他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要看着小孩子们长大，而不是去听他们在说什么。”大卫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他笔下的童年时光都是在尽量躲避威严的父亲，而当他寻求母亲的爱抚之时，作为母亲的玛丽也特别害怕丈夫，根本不敢给予孩子们更多的母爱。大卫的感受显然是由来已久的。在他的笔下，父母对于子女的冷漠无情或是漠不关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他切身的感受。大卫批评父母的言论是否恰当，姑且另当别论。不过，这本《国王的故事》并不是客观描述历史的传记，恰恰相反，这是一本带有强烈主观意愿的回忆录。书中出现了很多严重的漏洞。许多历史事件并不像大卫描述的那样。比如说，对于乔治五世倡导的子女教育体制，后人也是众说纷纭。持反对意见的有布雷顿和怀特黑德，他们认为：“王室的子女从小就被严加管束，结果就是造成日后的心理畸形。”另外一些学者却不认同这一观点，比如肯尼斯·罗斯就认为，其他贵族家庭的子女也是采取这样的教育方法，长大成人之后也并不逊色。

乔治五世对子女的要求异常严格，完全是按照成人的标准，而且标准非常高。他总是劝诫和教训两个年长的儿子，为的是唤起他们的责任感和服从感；如同传记作家哈罗德·尼克尔森写的那样，乔治管教孩子的态度“非常务实，有时粗暴”。人们可以想象，这是怎样一种严格的家教管理体制。

其实，乔治的这种做法并不高明。他本人总是抱怨说，对于当国王，他没有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他在海军服役时接受的培训与实际要求相差甚远。乔治教育子女也是一成不变地沿袭了祖辈的方法。尽管宫廷教师一再劝谏，但是乔治仍一意孤行，断绝了小王子们与其他贵族家庭的同龄孩子的交往。1907年，年仅12岁的大卫就被送到了奥斯本宫；一年之后，他的弟弟伯蒂也被送到了这里。后来，奥斯本宫发展成为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专门为英国海军培养后备人才。把王子们送入海军军校参加培训，理智上讲，这一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王室家族的成员来说，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工作适合他们了。然而，乔治在送儿子们上军校的同时，没有让他们携带任何随从，而且要求校方对两位王子“不能搞特殊化”。两个孩子感到非常震惊：以前他们在宫里过惯了奢华无度的生活；在军校里，他们却要睡在30床一间的营房里，因为他俩的王子身份，还要忍受同学们的嘲笑和讽刺。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大卫熬过了在奥斯本的两年地狱般的日子，高兴地离开了这里，去往达特茅斯（Dartmouth）接受下一个培训。他的弟弟伯蒂就没这么走运了。他性格上比大卫还要腼腆，说话结结巴巴，招致同学们更多的嘲笑，而且做功课也越来越吃力。不过，他在军营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一方面，他培养了自己坚韧不拔的性格；另一方面，他懂得了要对自己的信念矢志不渝。1912年，乔治把长子大卫送到了牛津大学。可惜的是，大卫的学习成绩实在太差，连一个学分都拿不到。他甚至写每个句子都会出现拼写错误。其他科目更是一团糟，无论历史、艺术，还是文学、音乐。海军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似乎对其他文化知识都一窍不通。

16岁以后，按照王室宫廷的要求，大卫必须更多地履行王子的义务。1911年，在威尔士的加纳封堡（Caernarvon Burg）遗址举办的赐封仪式上他被正式封为威尔士亲王；这一仪式最初起源于中世纪，后来成为一种传统仪式；据他本人回忆，那是一场“滑稽可笑”的庆典游行。从此，只要是他在宫里，就必须参加一些会见活动。后来他还去过法国学习外语（无功而返），也去过德国学习（略有小成）；在当地，他不是出入总统官邸，就是和那里的王子打得火热，身份已是今非昔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获准在护卫队（Grenadier Guards）的保护下前往法国，但是不得“亲临前线”。王子来到了当地的英军总指挥部，在侍卫和司机的保护下，作为前线的督军；他的工作乏味至极，整天站在大本营里无所事事；他总是牢骚满腹，想要和其他战友们一道冲入战壕，奋勇杀敌（其实他心里非常害怕真的让他上战场打仗）。为此，凯特奇纳将军（General Kitchener）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身为威尔士亲王的他决不能接近敌军的阵营；倒不是担心他在战场上英勇就义，而是防止德国人将其俘虏，然后以此来要挟英国。大卫虽然心里有些不太情愿，也只好待在营地里，继续无聊地打发日子。整个战争期间，大卫始终缩在英军后方大本营里，其间有几次回国休假，还视察过一趟中东地区，算是散散心。

与哥哥相比，老二阿尔伯特的日子过得比较平静。1912年，他完成了在达特茅斯的进修（他是同期学员中成绩最差的），来到“坎伯兰”（Cumberland）号巡洋舰继续服役；此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安排在“科林伍德”（Collingwood）号战列舰上，军衔是海军少尉；为了避免其他人认出他的身份，他在军队中使用“约翰逊”（Johnson）这个普通的姓氏。然而，舰上的官兵很快就知道了他的来历。阿尔伯特性格内向腼腆，反应有些迟钝，这倒是让他的父亲大为安心，至少他不会在别人面前张狂傲慢。不过，阿尔伯特也有他自己的苦衷：他一向沉默寡言，而且自我封闭。他曾去牛津看望哥哥大卫，在信中曾表露出，他觉得海上的生活更舒服一些。他的身体状况一向不好，患有严重的胃病（后来发展成了胃溃疡）。他抽烟很凶，而且经常晕船。

作为王子的他参加了著名的斯卡格拉克（Skagerrak）海战，而此时的阿尔伯特已经被父皇封为约克公爵。在写给哥哥的信中，阿尔伯特讲述了这场战役的惨烈以及他死里逃生的经历；不过，他不无炫耀地表示，他根本不害怕密密麻麻落在身边的炮弹。事实上，1917年的那场海战中，“科林伍德”号战列舰的姊妹舰“先锋”（Vanguard）号由于机械故障，引发爆炸后沉没，全船804名将士都丧生海底。

长子和次子的命运（他俩的弟弟妹妹们仍在上学）是父亲乔治和母亲玛丽最为牵挂的；除此之外，国王夫妇的烦恼还来自于战争所引发的家庭纠纷。在王室贵族中，乔治也是面临四面楚歌的窘境。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的表兄，即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还有一些远方的侄子外甥和叔叔舅舅们，也站在了他的对立面。血缘亲情并不能化解国家之间的冲突，相反，更加深了彼此的矛盾。此前，英王爱德华七世和德皇威廉二世就彼此竞争，针锋相对。威廉二世总是觉得他这位英国叔叔对他很不友善，甚至整天疑神疑鬼地觉得这位叔叔派人暗地里跟踪自己。爱德华并没把这个德国侄子放在眼里；然而乔治却不这样认为。早在1911年，乔治特意邀请这位德国表兄参加在白金汉宫举行的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揭幕庆典。威廉二世欣然接受了邀请，在整个活动中表现得落落大方，而且还特别表示希望缓解两国之间的关系。然而，友情并不能代替政治。两国政府都不允许王室成员之间谈论政治。尽管如此，德皇还是谈起了政治，但是措辞并不高明，反而加深了人们的反感。

1914年，战争爆发之后，德国亲戚给英国带来的麻烦越来越多。起初，两国之间并没想到真的会爆发战争。无论是前线官兵，还是普通民众，他们都认为，这场战争在年底圣诞节前就会结束，英国人一定班师回朝。然而，英国派驻军队跨过英吉利海峡，增援法国盟友；英法联军在德国人的疯狂进攻下节节败退。9月初，德国军队已经逼近巴黎，英国社会一片骚动。仿佛在一夜之间，英国人心中点燃了仇恨所有德国人的怒火。那位友善的德国表兄，尽管以前就让人觉得不太可靠，但至少还是颇受英国人尊敬的，此时变成了人们唾骂的对象。当时的英国，一旦见到德国姓氏的人，大家开始都流露出鄙夷的表情，而后就是拳脚相加，甚至还有的被当场扣押，立即送往拘留所。英国对德国商品实施禁运，就连英国人喜欢养的德国小猎犬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乔治五世对于民众产生的排外情绪感到非常震惊；而他自己对此也无能为力，甚至眼睁睁地看着宫廷内唯一来自德国的侍女艾尔萨（Elsa）被遣送回国。英国人的仇德情绪甚至都蔓延到了上层社会，就连国王的侄子路易斯（Louis）也未能幸免。路易斯，即德国巴登堡（Battenberg）地区的路德维希公爵（Duke of Ludwig），娶了德国黑森（Hessen）地区的维多利亚（Victoria）公主为妻。路易斯的青年时代是在英国度过的，而且一直在军队工作，是个事业有成的模范军官。1912年，他被授予了一等海军勋爵（First Sea Lord）的称号，这也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最高军衔；此事在英国媒体掀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当然是来自他的德国出身。尽管乔治五世为他说情，但是迫于舆论压力，路易斯还是被免职了。路易斯本人感到非常恼火，不过他心里明白，与愈演愈烈的民族仇恨相比，他的一官半职根本算不上什么。1921年，也就是一战结束后的第三年，英国人给他恢复了名誉，重新授予他海军上将（Admiral of the Fleet）的称号。然而，心灵的创伤是却是永远无法愈合的。

路易斯并不是第一个因为自己的德国身份而在英国丢掉官职的人。理查德·霍尔丹勋爵（Lord Richard Haldane）是这场反德风潮中的最大牺牲品，他本人曾于1906年至1912年担任英国的作战部部长，亲自发起组建了“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1914年，霍尔丹勋爵成为英国上议院的主席，也就是所谓的“贵族总理”。此时，有一位密友揭发说，霍尔丹勋爵曾在两年前的一次晚餐聚会中谈起，德国是他的精神家园。实际上，霍尔丹只不过是在回忆自己40年前曾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学习，顺便提及的。然而，英国媒体却添油加醋，连续几周把这一事件炒得沸沸扬扬。结果引发了一场全民运动。霍尔丹办公室每天收到的恐吓信多达2600封。在如此形势的逼迫下，霍尔丹只好辞职，以慰国人。

1916年，一战已经进行过半。在英国国家政体里残留的唯一带有德国色彩的家庭恐怕就要算是国王夫妇本人了。按照专业历史学家的说法，英国王室的祖籍可以溯源到“萨克森–科堡–哥达”（Sachsen Coburg Gotha）这个姓氏，后来被“维丁”（Wettin）所替代，与德国的“汉诺威”（Hannover）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名字叫什么并不重要，恰恰是顶着德国名字的这个王室家庭在很长时期以来，就已经被民众当作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了。乔治五世并不像他的祖辈那样会讲德语，但他的妻子玛丽说话略微带有口音，被英国民众误认为是“德国”口音。早在1854年至1856年英德两国爆发间谍战期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公爵就遭到怀疑；尔后，1870年至1871年的法德战争中，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被牵连了进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众的反德声浪更加强烈，许多人在报纸杂志的读者来信栏中甚至明确斥责那些在白金汉宫里隐藏着的“外国间谍”。H. G.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当时英国著名的作家和社会主义者，也是旗帜鲜明的反德斗士；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直言不讳地把英国说成是“从外国进口的皇朝帝国”。1917年5月，威尔斯在《便士画报》（Penny Pictorial）中发表了题为《王室的未来》的文章，矛头直指英国王室。《便士画报》是一本严肃的期刊，对威尔斯的文章非常重视。在文中，威尔斯也为王室出谋划策，为的是让王室人员更受民众的欢迎：英国王室必须做出决断，要么维护欧洲亲戚的利益，要么就与其划清界限，完全代表本国人民。

乔治五世可不想听任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摆布。不过，1917年是英国王室倒霉的一年。先是远在俄国圣彼得堡，由于饥荒引发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接下来，身为乔治表兄的前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kolaus II）申请逃往英格兰避难，英国人对此异常敏感。最初，乔治答应了沙皇的请求，不过很快他又拒绝了，因为他得知俄国发生的工人革命声势浩大，就连原先为宫廷服务的庶民都加入了倒皇的队伍，他非常担心引火烧身。此外，一战期间，英国国内的罢工风潮一浪高过一浪；人们都厌倦了长期的战乱，社会缺乏前进的动力，经济发展也乏善可陈。宫廷内外都笼罩着一团恐怖的气氛；人们担心，英国也会爆发一场革命运动。尼古拉斯二世来到英国之后不久就又被偷偷地遣送出境，一年之后，沙皇及其家人被一伙布尔什维克党人暗杀。

1917年夏，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又抬出了威尔斯批评王室的言论，对乔治五世进行逼宫。王室成员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只好做出相应的让步。为王室改换门庭的建议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乔治让手下人征集一个更合适的王室名称。很快，各种建议就汇总过来，名称意见稿堆满了国王的办公桌。英国前首相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那些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的反对派简直就是可笑至极”。最终，还是由不久前被封为斯坦福德哈姆勋爵（Lord Stamfordham），并担任国王私人秘书的阿瑟·比格在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之后，拿出了一个最佳方案。以前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曾经被人称作“温莎的爱德华”，这可能是他于1312年出生在温莎城堡的缘故。从历史来看，爱德华三世是英国国王中的代表人物；这一命名对于英国王室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并且，“温莎”这个名字极具想象力——它是非常英国化的称谓，就如同“迈克尔”在德语名字中的普遍使用一样。再说到温莎城堡，它的历史意义也非同凡响。早在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埃格伯特（Egbert）就曾在温莎城堡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的威廉国王征服英国之后，在此修建城堡；此后，国王约翰（John）在温莎城堡签署并颁布了《英国宪章》；爱德华三世（“温莎爱德华”）在此创立了嘉德勋章，成为英国最高级的荣誉勋章；后来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查理二世和乔治四世（George IV）都曾经将温莎城堡作为行宫，对其进行过清理和扩建。被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称作“温莎寡妇”的维多利亚女王就葬在温莎城堡的花园里。总之，“温莎”这个名字是完美无瑕的。

1917年7月17日，英国王室正式发布对外公告，将家族名称改为“温莎家族”（House of Windsor），所有与温莎家族有亲戚关系的德国家族也都相继改名。原来的特克公爵被改封为剑桥侯爵（Marquess of Cambridge），他的弟弟被封为阿瑟龙伯爵（Earl of Athlone）。前文提到的路德维希公爵，前海军勋爵，则彻底将姓氏改成了英国化的蒙巴顿（Mountbatten），后来他被封为米尔福德黑文侯爵（Marquess of Milford Haven）。在最新颁布的议会法中（尽管在法律上引发了很大争议），所有追随德皇威廉二世的德国贵族，其英国贵族封号被彻底取消。例如，德国布劳施维格（Braunschweig）公爵失去了坎伯兰公爵的头衔，而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也不再是奥尔巴尼公爵（Duke of Albany）了。

改换门庭究竟能有多大的用处？威尔斯预言的爱国主义思潮，以及英国王室的复兴，并没有很快到来。相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被迫应征入伍，在保家卫国的同时，也体会到了手中武器的力量：在浴血奋战之后，他们也想获得一部分的权力，来当家做主人。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各地的工会组织风起云涌，英国工党的势力也如日中天。1918年春，德国陆军上将鲁登道夫（Ludendorff）在欧洲战场上发动了“米歇尔攻势”（Operation Michael），彻底改变了持续很久的拉锯战格局。英军为此损失惨重，乔治五世对战争前景感到绝望。在他看来，即便是美国的增援部队抵达伦敦，盟军也很难取得胜利；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不知道“这一切究竟应该怎样结束”。在英国国内，政权统治岌岌可危，恐慌气氛非常浓厚；人们普遍担心可能爆发的革命、王权的倒台和德国人的入侵。夏天，新一股排外势力重新抬头，媒体也大肆煽风点火，一发而不可收。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最终还是战争挽救了英国王室。1918年7月，德国人的进攻陷入停滞。鲁登道夫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使得德国军队处境尴尬。在年初开辟的进攻战场由于战线太长，导致德军无法集中兵力，投入局部战争。相反，盟军的作战策略更为灵活有效，而且美军的支援也缓解了前线的压力。每月大约有30万美军来到欧洲，增援盟军。8月8日，在法国亚眠（Amiens）的战役中，德军遭到重创。鲁登道夫请求德皇与盟军进行停战谈判。盟军对此断然拒绝。随后，德军在各个地区战场都相继失守，宣布投降。与德国结盟的土耳其于10月30日宣布战败投降；11月4日，奥地利放弃抵抗，宣布投降。1918年11月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站在柏林帝国大厦上，向窗外的群众宣布成立共和国，废黜皇权。威廉二世被赶下了台，并流亡荷兰。对于这位德国表兄的下场，乔治感到非常痛快。乔治始终鄙视威廉二世的行径，到死也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乔治一直关心的是，这个下台的德皇是否应该作为战犯被起诉。从乔治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想法：“因为他把整个世界都拖入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妄图称霸世界。”尽管对威廉二世恨之入骨，但是乔治还是反对将他送上军事法庭。他必须为自己留有余地，万一今后英国也出现类似情况，他可不想让王室承担发动战争的罪责。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整，乔治五世在伦敦的蒙蒙细雨中向全世界宣布：战争结束了。虽然天公不作美，但是民众都自发聚集在白金汉宫前的广场上，观看国王的演说。“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乔治五世身着指挥官的军服，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陪同他的王室成员还有王后玛丽和长子大卫。王室一家检阅了欢呼的人群。随后，国王夫妇坐上皇家敞篷马车，在伦敦城里穿行，为的是让更多的民众一睹圣驾。胜利的狂欢持续了一整天，当天夜里国王夫妇又一次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因为民众显然还没有看够，并希望与国王王后更多地分享胜利的喜悦。

一夜之间，英国王室再次受到民众的追捧；人们似乎再也不去考虑什么推翻王权的事情。而在海峡对岸的欧洲大陆，一个个封建王朝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德皇在两天前被赶下了台；奥地利的皇帝卡尔（Karl）也于11月11日正式宣布退位；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也被本国人民推翻，流亡国外。在德国各地，包括普鲁士（Preussen）、萨克森（Sachsen）、巴伐利亚（Bayern）、符腾堡（Wurttemberg）、梅克伦堡（Mecklenburg）、布劳施维格（Braunschweig）和黑森，王室贵族也都被剥夺了特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乔治五世的王位获得了空前的稳固，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拥戴。

宣布获胜的当天晚上，乔治五世下令开启尘封已久的白金汉宫酒窖，让大家开怀畅饮。艰苦奋斗的日子宣告结束。据史料记载，为了庆祝打败德国人，乔治打开了先王乔治四世的一瓶佳酿白兰地；这是当年为了纪念滑铁卢战役的获胜而特别封存的。不过，据说这瓶酒因为放置时间太长，喝起来有股土腥味。

欢庆过后，整个英国沉浸在胜利后的喜悦中。然而，这种状态仅仅持续了几周。对此，肯尼斯·罗斯写道：“在战争胜利的一瞬间，国王和王后被捧到了天上；这种略显疲软的亢奋恰恰是一个苦难民族的真实写照：一个悲天悯人、贫困交加和动荡不安的民族。”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向民众保证，政府有决心重建一个全新的帝国，“以骄傲地迎接战场英雄们的凯旋”。然而，事实与此恰恰相反。英国成了战胜国中的最大输家——在《凡尔赛协定》中，英国的待遇和战败的德国没什么两样。作为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英国也由于德国要承担巨额战争赔款而饱受牵连。根据协定，德国人必须把大批的煤炭无偿赔付给法国，这样一来直接影响了国际煤炭市场，对英国的采矿业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尽管德国也要赔付给英国一大笔战争赔款，然而这也无法弥补英国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

好不容易盼到战争的胜利，接下来却是国家经济的摇摇欲坠；似乎突然之间，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人们不断呼吁，要重新调整英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英国本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也逐步发生了改变。全民战争唤醒了民众的自主意识；在民众看来，原先属于贵族们的特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广大妇女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她们在兵工厂和医院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也从全新的角度认识了自身的价值。英国各个政党也盛赞这一转变。1918年2月，当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英国议会颁布了一项《国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将选民人数提高到三倍，并且首次赋予妇女选举权（附加了条件，即30岁以上，并且拥有房地产的妇女方可享有选举权）。虽然人们对前景抱有怀疑态度，但是英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步入正轨，大踏步向前迈进。

与此同时，乔治五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古老的宫廷生活中：他又开始热衷收集邮票，恢复以前的王室生活。在写给哥哥的一封信中，公主玛丽抱怨说，在父母严格的监控下，宫里的日子非常无聊，而且似乎没有尽头。最糟糕的就是在晚餐时，大家都一言不发，“爸爸就知道在那里看报纸”。在写给哥哥大卫的信中，王子阿尔伯特把白金汉宫比作“监狱”。一成不变的宫廷生活让所有人都感到很压抑。

国家在发生巨变，王室也不能例外。克里夫·维格拉姆（Clive Wigram），时任英国王室私人秘书斯坦福德哈姆勋爵的副手（也是他后来的继任者），早在1917年就曾经绞尽脑汁，思考如何“让陛下在媒体上获得好评”。对于维格拉姆，肯尼斯·罗斯的评价为“他绝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然而，维格拉姆认为，社会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国王和王后必须韬光养晦，改变以前的生活习惯”。他建议，设立一名王室新闻发言人，这位新闻官应该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而且领取丰厚的俸禄。在一份企划书中，他把王室的职责定义为“大英帝国的公关部”，其中国王作为国家元首，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工作中，都应该宣传推广国家形象。

这一点与乔治五世的想法不谋而合。乔治本人早在战前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却从未被采纳，官僚政客对此都不屑一顾。这一次，乔治决定要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如同以前的维多利亚女王和爱德华七世一样，乔治始终担心，自己将成为英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

在国王的支持下，维格拉姆的计划得以进一步实施。从那时开始（直至今日），英国王室的所有公开活动都吸引了大批的媒体记者和摄影师。也正是那时开始，王宫里专门组织一系列公关活动。例如，宫廷花园聚会和安排各类王室接见活动，并扩大了宾客的范围：礼宾名单上不仅包括达官显贵，而且还有“普通公民”，其中就有教师、军官、记者，甚至工会领袖。就连带有共和思想的社会党人也乐意接受国王的邀请，一睹王室的风采。其中有些人领略了王室宫廷的奢华气派和传统礼仪，甚至为此着迷。

维格拉姆在宫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社会党人也在宫外遥相呼应，竭力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左派人士的做法让国王感到有些不安；乔治把社会党人看作是潜在的革命党、杀人犯和叛国者。私下里，乔治直言不讳地斥责社会党人的行径，并且认为，一旦工人阶级成为大英帝国的代表，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深谙君主立宪政权体系的乔治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1923年12月，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已经不可避免。工党在议会选举中一跃成为下议院中的第二大党。自由党人对此也做出让步，允许工党参与组阁政府。1924年1月22日，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受到国王邀请，来到白金汉宫，并“在国王面前行吻手礼”：这也就意味着，工党主席正式参与政府组阁。还是在1917年，麦克唐纳曾经公开表示，他的梦想就是让工党的旗帜在白金汉宫上空飘扬；如今，这一梦想实现了，而且他本人受到了国王的亲自召见。“他看上去非常热情好客，举止彬彬有礼，平易近人，为人友善。”麦克唐纳追述了对乔治五世的第一印象。“国王没有把我当作内阁大臣，也没有给我这种感觉，而是把我当成朋友一样款待。”新首相因此对乔治五世言听计从。尽管人们对于组阁人员的名单意见颇多，但是麦克唐纳还是力排众议（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组阁）；王室方面也全力支持，并热烈欢迎这位唐宁街新主人的到来。

这一次的政府大换班彻底动摇了英国的政权体制。执政党工党的政府成员中，上议院的贵族不再拥有绝对优势，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不过，在英国王室看来，这些新上台的内阁大臣们普遍缺乏执政管理经验，而且对社交礼仪也一窍不通。但是，这一次，恰恰是特别讲究宫廷礼仪的乔治五世竟然变得非常通融。以前，他曾经因为王子们在打猎时着装不当，大发雷霆，并诅咒自己的儿子下地狱。如今，乔治放宽了内阁成员们的着装要求，这在他与别人长达一个月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窥见一斑。内阁大臣在进宫谒见国王的时候，不必穿着王室顾问团成员特有的金黄相间的制服，而是可以穿着“简单”的燕尾服套装和束膝裤。国王对大臣们衣着简朴也不过分追究了。宫廷内的事务官也给大臣们提出建议，让他们去租借相应的服装，并在重要场合中，也会尽可能地悄悄提醒他们注意宫廷礼仪。此外，在王室内部，工党的权力交接也引发了一系列变革：王室与内阁达成共识，废除了以前制定的规矩，即新政府必须（在名义上）委派新的宫廷事务官来处理王室家族的事务。因为，在工党内部没有具备相关背景的官员可以担此重任；于是，只有保留以前（不领俸禄）的张伯伦勋爵（Lord Chamberlain）或是“准勋爵”（Lord-in-Waiting）作为宫廷事务官，协助国王管理宫廷事务。这样一来，国王就有权自己决定安排宫内随从和侍女的岗位，并可以采取终身租赁的雇佣方式，来保持工作人员的稳定。

宫廷内外的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没有人相信，乔治五世会批准所有的改革动议。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是被迫接受了一些改变；从内心上讲，他的目的并不是要让英国王室跟上时代。他一手打造的宫廷秩序，为的是倡导保守主义。早在爱德华七世时期，玛丽王后就曾经告诫大家，要保持传统，生活方式不能被时尚新潮所左右；她每天都穿着20世纪样式的服装来表明传统复古的信念。乔治身边的宫廷侍者，其中以斯坦福德哈姆勋爵为首，心中始终信守王室的一条金科玉律：“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后人决不能贸然为之。”

与父亲截然相反的是，作为王位继承人的大卫认为，这一切改变都来得太慢了。以前，这位威尔士亲王也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的变化；然而，通过战争，他了解了很多东西。战争可以帮助人们实现“等贵贱、均贫富”的理想。他也想就此把一些时尚的理念带到英国王室内部，打破陈腐的规矩，削弱等级观念。1930年，大卫要下了位于温莎城堡皇家花园偏僻一角的略微有些凹陷的寓所，即贝尔维德尔公馆。大卫亲自参与房屋的整修，大多数工作都是自己动手完成的。在这里，他经常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所有人都可以穿着短裤，把衬衫的袖口挽起来，坐在阳台上沐浴阳光，行为举止都随心所欲。对于这样的做法，乔治五世完全不能接受。他认为，“身为王室”，就要保持自己的身份，穿衣打扮要遵循礼数（即便是在桑德林汉姆宫和巴尔莫拉城堡的“非正式场合”下，也要遵守每天更换四五次衣服的金科玉律），并且行为举止也有个底线，不能越雷池半步。

王子大卫对于英国王室的改造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首相劳合·乔治给了他不少鼓励。在战争结束一年之后，大卫以威尔士亲王的身份出访英国的附属国。他访问了加拿大（顺道去了美国），还横穿巴巴多斯（Barbados）海峡和巴拿马（Panama）运河，到达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此后，他还访问了南非、南美、印度和日本。整整两年时间，他都在世界各地访问，只是偶尔回到英国短暂休整一下；环球之旅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种巨大的折磨。然而，王子的出访获得了民众的一致好评。在多伦多，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市中心，为的是一睹英国王子的风采；在纽约，人们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活动；在墨尔本，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以至于原本五分钟的车程却耗费了整整一个小时。王子所到之处，人们都欣喜若狂；司机不停地按着汽车喇叭，王子乘坐的汽车踏板都被狂欢的人们踩坏了。到了晚上，王子的双手都被狂热的群众握得肿胀起来，甚至都有些青紫的瘀血。陪伴王子出访的侍卫队长官莱昂内尔·霍尔西爵士（Sir Lionel Halsey）在给王后的信中这样汇报说：“我听到的都是些美妙的事情；许多人在王子到来之前，还是漠不关心的样子；但当王子驾临之后，他们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表现得更加疯狂。”在各国东道主眼里，王子是个严谨认真的年轻人，却并不呆板，心地善良，并且活泼风趣。

乔治对于大卫的表现也非常满意，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却故意没有丝毫的表露。相反，国王经常责怪儿子行为大大咧咧，不是因为大卫一次在游泳池边被记者偷拍（“你还不如脱光了呢”），就是嫌他的服装搭配太难看，比如白色制服与黑色领结和翻领衬衫不搭配，“这是我见到最不雅观的服装了”。

肯尼斯·罗斯认为，乔治五世“在儿子的穿着上纠缠不休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一种病态：对于自己未来所要充当角色的一种反抗。一战结束之后，君主政体得以延续的理论基础是‘君权神授’的思想，然而此时的人们已经不太相信这种说法了；这样一来，王室家族必须依靠自我约束和为人处世的态度来赢得民众的认可，才能得以继续存在。”不过，大卫王子也在试图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拯救王权，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与民众亲近，并更多关注社会福利问题。父子两人的想法各有千秋，但是俩人的分歧也越来越大，都很难接受对方的观点。

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国王与王储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而且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尖锐。1922年至1932年这10年间，乔治五世曾经三次向儿子摊牌，明确表示了对他的不满，因为大卫所做的一切，都与王位继承人的要求相差太远，其中特别指出了两件事：结婚和生子。乔治五世不仅以国家利益为由，而且也发自内心地劝说儿子。在写给儿子的信中，他明确表示，他很难想象，一个国王的身边缺少王后的辅佐会是个什么样子。作为一国之君实际上是很孤独的。

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大卫对父亲的劝说采取一言不发的对策。接下来，父子俩人彼此反感，最后发展到谁也瞧不起谁的地步。

1922年2月28日，乔治夫妇的三女儿玛丽公主出嫁，新婚丈夫是比她大14岁的亨利·拉塞尔斯子爵（Henry Viscount Lascelles）。这场婚姻引起小小的骚动：虽说拉塞尔斯即将继承伯爵头衔（他的父亲一旦去世，他就可以被封为哈伍德伯爵），但是他的血统与王室还是隔得很远。这次婚姻之所以成行，还要追溯到战争期间，乔治五世宣布改变王室名号的同时，批准了女儿对于未婚夫的选择。当时，为了让儿女们在婚姻上获得更多的选择，乔治五世颇有远见地废除了原先的规定，即王室成员的配偶也必须来自其他的王室家族。甚至来自于“良好的英国家庭”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王室子女配偶的考虑对象。拉塞尔斯子爵就是这样一个候选人：他在战争中表现出色，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在约克郡（Yorkshire）和爱尔兰（Ireland）都拥有土地，本人常年居住在伦敦。拉塞尔斯（与另外一个同名的宫廷高级官员没有丝毫的亲属关系）平时喜欢打猎，爱好收集贵重的家具和工艺品。总之，他是个地主兼贵族，完全符合国王夫妇的要求。至于公主本人究竟看上了他什么，就不得而知了；相反，拉塞尔斯并不真心喜欢公主，有传言说，他之所以追求公主，是因为他曾经在俱乐部里跟别人打赌吹牛，说他会迎娶英国公主。据约翰·凡·德·克斯特（John van der Kiste）描述，这位子爵“风度平平，相貌一般”。不过，从大卫王子的笔下，人们似乎可以揣摩出公主急于出嫁的缘由：“那个可怜的小姑娘终于获得自由了，逃出了布克宫（Buckhouse）监狱。”在大卫看来，公主在那里的待遇比普通侍女好不到哪儿去。

乔治夫妇的二儿子，生性腼腆的阿尔伯特早就厌倦了在父亲严格监督下的生活，根本无法忍受一成不变的宫廷礼教。苏珊·威廉斯（Susan Williams）在一本传记中认为，阿尔伯特在军队服役时就曾经与一位名叫谢拉·拉夫堡（Sheila Loughborough）的有夫之妇在一起鬼混。对于阿尔伯特来说，名花有主的拉夫堡夫人与他的交往可谓是喜忧参半。好的一方面是，这位夫人显然没有嫁入王室的企图，避免了不少麻烦；不好的一方面当然首先来自对方的老公拉夫堡勋爵，而父王乔治对此事肯定也会插手制止。在一封信函中，大卫王子透露出其中的一场交易，那就是乔治五世利诱儿子阿尔伯特，许诺只要他放弃那个女人，就可以封他为约克公爵。结果，阿尔伯特并没有当上约克公爵；因为他旧习不改，还是继续跟其他女人鬼混。

与此同时，他的口吃越来越严重，逐渐成了他在公开场合露面和参与社交活动的一大障碍。不仅如此，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欠缺，词汇贫乏，没有什么口才可言。1920年夏，在一次英国皇家空军举办的舞会上，阿尔伯特结识了年轻女子伊丽莎白·鲍尔斯–莱昂（Elizabeth Bowes-Lyon），对她一见钟情，以为自己找到了一生中的最爱。然而，伊丽莎白心里自有她的打算。当然，跟眼前这位可爱英俊，但是有些腼腆和拘谨的王子在一起还是很开心的；人们心里都清楚，伊丽莎白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身为斯特拉斯莫尔伯爵（Earl of Strathmore），她刚刚进入伦敦的上流社会，就吸引了很多年轻贵族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伦敦上流社会的交际花中，她不是长相最漂亮的，然而却气质非凡，脸上总是挂着与众不同的甜美微笑，一副天生丽质惹人怜的样子。她的身世并不显赫，但是她的家族却与王室有着很深的渊源；人们私下里议论说，她不过想借此机会嫁入温莎城堡里罢了。伊丽莎白和她的父母处心积虑，终于找到了这个天赐良机。然而，阿尔伯特并不是他们最初的考虑对象：直接嫁给王子，显然会引起王室内部的怀疑，难免有些不妥。

阿尔伯特本人胸无城府，根本不知道这其中的玄机。对此，父王乔治费尽心机地说服他，让他懂得了作为王子，不要轻易惹祸上身，被外人抓到把柄。他暗地里派人充当说客，去打探对方的口风，却没有成功。王子的一位朋友告诉他，女方明确表示，要让王子本人前来试试——世道多变，就连英国淑女们也都变得如此直截了当。阿尔伯特只好鼓足勇气，向鲍尔斯小姐正式求婚，结果可怜的结巴王子遭到了拒绝。

阿尔伯特绝不放弃，一定要娶到老婆。很快，他就选定了新的目标。1921年，他又看上了海伦·波比·巴林（Helen Poppy Baring）小姐，巴林银行的财产继承人。与鲍尔斯小姐截然不同，巴林小姐于当年8月欣然接受了王子的求婚。但是，王后玛丽却反对这门婚事。王后的否决票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自从乔治二世以来，所有王室子女的婚姻大事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在玛丽看来，波比“还不够好”，这恐怕是因为她不是王室贵族。

王后玛丽把儿女的婚姻当作自己的大事来管。虽然，她曾公开表示，不干涉儿女的爱情生活；但是，一切总要有个限度。此前，王后就离开巴尔莫拉城堡，前往鲍尔斯小姐的住地——苏格兰的格拉姆斯城堡（Glamis Castle），拜访这位与儿子有过一丝情缘的女孩儿。格拉姆斯是个由巨大的青石建造的城堡，因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Macbeth）而闻名遐迩。王后到访的当天，恰巧鲍尔斯的母亲身体不适，鲍尔斯小姐扮演了女主人的角色，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王后。王后眼前一亮，喜出望外：鲍尔斯要是能嫁给长子大卫该多好啊？现在最迫切需要结婚的是这位威尔士亲王，以便尽快确保王室能够传宗接代。王后的密友阿尔丽夫人（Lady Airlie）非常了解大卫的想法，劝王后打消这个荒唐的念头，因为并无任何苗头出现。

不过，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1923年1月的第一周，伦敦媒体就爆出猛料：威尔士王子订婚的消息即将在几天之内正式公布，下一任英国王后来自苏格兰的贵族家庭，而且是玛丽公主的闺中密友。回过头来再看这则消息，几乎可以说是确有其事。然而，还是与事实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阿尔伯特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决定采取行动，争取最后的机会。一周之后，也就是1923年1月13日，他与鲍尔斯小姐在英格兰南部斯特摩尔的森林中漫步，使尽浑身解数制造浪漫情调，终于打动了鲍尔斯的芳心；鲍尔斯小姐终于接受了王子的第二次求婚（或许已经是第三次了？）。鲍尔斯小姐之所以答应婚事，恐怕是为了尽快平息媒体的猜测，也或许是她认识到，自己早晚要和王室家族发生关系，也便就此认命了。4月26日，两位新人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全体王室成员都盛装出席。这次婚礼成为英国14世纪以来最为隆重的庆典活动，群众的参与规模也是盛况空前。人们差一点想把这场宗教仪式通过电台向全国各地转播。教堂方面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因为他们担心，会有听众在仪式期间不能做到虔诚地脱帽致敬。

迎娶伊丽莎白入门是英国王室的一大胜利。这位新王妃完全符合王后的要求。王后虽然非常疼爱儿子阿尔伯特，但是在她眼里，阿尔伯特是一个“妻管严”的男人，早晚会“被他的妻子改造或者毁灭”。阿尔伯特整天想入非非，让人琢磨不透；因此，在他的生活中必须有一种力量来约束他的行为。伊丽莎白的气质很快征服了公公婆婆的心。乔治发现这个儿媳的许多想法都与他本人不谋而合。《泰晤士报》对这位年轻王妃的评价是“不太时尚”，身材“并不丰腴，但散发着窈窕淑女的魅力，让人倍感羡慕”。乔治显然对这位儿媳非常满意。只不过，新王妃有些不适应宫里的规矩，就餐时经常迟到。“我们的开饭时间太早了。”每次，乔治五世总是脸上挂满微笑，并且宽宏大量。然而，对待已经成年的儿子们，乔治通常毫不留情地当众批评他们。

嫁给阿尔伯特之后，伊丽莎白的头衔自然成了约克公爵夫人，并且在婚礼之后，乔治五世向她颁发了一张“专署权力证书”（Letter Patent），也就是发表一封公开信，授予王妃最高的王室权力，英语中称为HRH（Her Royal Highness）。这也就为今后王室子女的婚姻开了个好头。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出身平民的女孩嫁给了王室成员，那么她也会改变身份，获得与王室成员相同的最高权力。乔治五世开了先河，使得普通女子在嫁给王子之后也能享有王室特权。

在婚后的几年里，阿尔伯特和伊丽莎白在白金汉宫扮演着一对独特的角色。一方面，夫妇俩成为王室生活的又一大关注焦点。他们经常代表国王出席一些公开的活动。另一方面，阿尔伯特更为关心的是普通工人的疾苦；他还热衷于组织年轻人的聚会活动，让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年轻人就像在童子军一样，在一起通过军训交流。夫妇俩居住在王后玛丽为他们安排的位于伦敦西郊里士满公园（Richmond Park）的白色公馆（White Lodge），这是一所面积很大的家庭寓所；然而，夫妇俩的经济状况并不太好，平时的日子过得很简朴。过了一段时间，他俩又搬到了伦敦城里的皮卡迪利（Piccadilly）车站旁边的一所大房子里。但是，夫妻俩很少像真正的城里人那样生活。他们这种简朴和随意的生活作风立刻受到了人们的好评，媒体也对此大加褒扬。特别是在两个小公主伊丽莎白（Elizabeth，1926年）和玛格丽特（Margaret，1930年）相继诞生之后，人们通过媒体照片和电视报道看到了阿尔伯特一家其乐融融地在温莎城堡花园里的温馨画面。然而，人们看到的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如同其他王室成员一样，阿尔伯特一家的生活也非常乏味，彼此之间缺乏那种普通家庭的亲情。但是，王妃伊丽莎白心里明白，作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家庭形象非常重要。从媒体打探到她和阿尔伯特订婚并很快公之于众之后，伊丽莎白慢慢掌握了该如何与媒体打交道，把家庭生活展现给关心他们的民众。她已经很善于与媒体周旋，并能够有效地控制他们的报道。和乔治五世有所不同的是，她坚信在媒体上露面的重要性；而在对待记者和专栏作家的态度上，她和乔治五世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这些人都是喜欢打探名人隐私的龌龊写手。

富家子弟多是非。虽然阿尔伯特的婚姻还算令人满意，但是很长时间以来，乔治的另外两个小儿子也让人操碎了心。三王子亨利本来并不引人注目。1928年，父王乔治封三子亨利成了格洛斯特公爵；这一称号是很古老的头衔，自从1834年以来，这个头衔就一直“空着”。和其他王子的成长经历一样，亨利也参军服役，后来成为英国皇家骑兵团的军官；在父王的一次生日庆典上，他送给乔治一顶熊皮做的帽子，在众多礼物中“一枝独秀”，他也因此出了一次风头。然而，亨利并不是公众心目中的明星偶像。他是个慢性子，性格乏味；和两个哥哥一样，他酗酒成性；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他整天无所事事，完全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

为了让他有所改变，国王夫妇把他派往各国出访，让他长长见识。他曾经去过比利时参加了利奥波德王子和阿斯特丽德（Astrid）公主的婚礼，还去日本东京出席了裕仁天皇的登基仪式。他还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加冕庆典。亨利曾经一度有机会在政坛上有所作为：当时的波兰首相毕苏斯基（Marshal Pilsudski）试图篡位称王，为了找一个稳固的靠山，他想把女儿嫁给亨利，与英国王室联姻。乔治五世没有答应这件婚事，认为这一想法有些过分：毕苏斯基的女儿才刚刚八岁！亨利绝不可能去当这桩联姻的牺牲品。

乔治五世几个儿子中最有出息的要算是小儿子乔治了。与几个哥哥相比，乔治长得英俊潇洒，而且很有主见。国王夫妇还是遵从老规矩，把小儿子送到海军，服了几年兵役。和阿尔伯特有些类似，乔治也患有严重的晕船症，根本无法在海上为国效力。不过，乔治始终努力证明自己，直到1929年，他才让父亲相信，他已经成了一名出色的海军军官。

国王夫妇一直让小儿子待在海上是有原因的。他们知道，要是到了岸上，乔治王子也会步哥哥们的后尘，整天沉迷于夜总会、宾馆、酒馆和舞厅里，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不过，乔治王子是个非常不错的舞者，甚至曾经隐瞒姓名参加了在里维埃拉（Riviera）举行的舞蹈大赛，并赢得了探戈舞的大奖。此外，乔治王子的花边新闻也不少，据史料记载，他不仅和女人乱搞，而且也有同性恋的倾向。有一次，他先是和一个美国女演员上床，随后就与一个阿根廷外交官的儿子乱搞。据说，他的男性伴侣中还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王室成员和一个来自法国巴黎的建筑设计师。此外，他还与著名的男演员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有过很多年的“同志”关系。还有一次，乔治王子在一家同性恋舞厅里被警察逮捕，惹得国王勃然大怒——在那个时代，同性恋是违法的。被捕后的第二天，一个涂脂抹粉的英俊小伙被放了出来，人们这才知道，他原来就是乔治王子！

乔治王子的丑事接二连三，似乎没完没了。1928年，他结识了一个美国女子奇蒂·惠特尼·普雷斯顿（Kiti Whitney Preston），并疯狂地爱上了她。一连几个月，这个美国女子不仅让王子神魂颠倒，还教他吸食可卡因和吗啡，使他染上了毒瘾。出人意料的是，乔治的大哥大卫得知此事之后，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伸手相救这个已经陷入深渊的小弟弟。他劝诫奇蒂，让她最好永远离开英国；并且，他还把乔治王子软禁在一个庄园里，让他整日与“医生、狱卒和警察”打交道，以便尽早戒除毒瘾。乔治五世对于这种无私的做法大加称赞，因为大卫为此甚至放弃了已经计划好的夏日旅行，来帮助弟弟戒毒：“我认为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过去的几年间，大卫很少得到父亲的称赞。俩人之间仍是争吵不断。大卫的思想非常前卫，与时俱进。而乔治五世则总是裹足不前，因循守旧。还好，在当时那个年代，白金汉宫之所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就在于国王僵硬不化的保守主义思想。

在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方面，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大卫在这一点上比他的父亲要更有眼光。旧的社会体制已经慢慢瓦解；铁路和汽车运输的发展逐渐消除了以前边远的农村与国家首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差距。英国王室也就因此需要肩负起全新的使命。与此同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却忧心忡忡，因为他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劣势逐渐显现，他们对于国家产生的巨变并不感到欣喜。他们仍旧希望保持以前的安定和秩序，甚至渴望回到一战前那种四平八稳的生活中。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的农业已经开始复苏。一战之后，德国的经济发展也让英国人从中受益。1925年，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德国鲁尔区大肆开采，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也威胁到了英国本土的采矿业，进而引发国际争端，政治关系日趋紧张。

1928年，乔治五世身染重病。就像以往一样，王室成员一旦生病，整个国家就变得特别团结。人们纷纷为国王祈祷，报纸上也开辟专栏，及时报道国王的病情发展。许多人聚集在白金汉宫门口，焦急地等待宫廷御医的最新消息。大卫王子得知父亲患病后，立即中止了在非洲野生丛林的旅游，赶回国内，在桑德林汉姆宫的病榻旁陪伴父王。乔治五世不久就脱离危险，身体有所康复。不过，这场病让乔治元气大伤。此后，他很少参加公开的活动，经常让儿子们代表自己出席。

即便是推掉了所有的公开活动，国王在宫里也是日理万机，为国家的发展而操劳不息。1929年10月，美国华尔街股市暴跌崩盘，标志着20世纪20年代金融风暴的开始，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一场空前的危机当中。在此次经济危机中，英国遭受的损失非常大。虽然经历了战后的经济复苏，但是整个国家的外债水平很高，失业率也高达10%以上。内阁政府中，自半年前以来，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社会党人重新占据了主动。对于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或许没有哪个首相能从容应对，而麦克唐纳本人则显得更加焦头烂额。他本人也许天资聪颖，而且很会耍政治手腕，但是缺乏治理国家的基本常识。国内的失业率迅速增长；1932年初，英国的失业率攀升到了25%，比当时战败后的德国还要高。德国人中的激进主义者早就开始振臂疾呼，而在英国，人们的反应更为平和麻木。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代表广大普通百姓的各个党派只能在下议院中发发牢骚，而在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各阶层之间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不绝于耳，统治者的地位岌岌可危。此外，英国政权的稳固也得益于国王的努力。乔治本人直接参与处理这场空前绝后的经济危机，其所作所为早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国王职责范畴。

1931年8月22日，星期六，乔治五世正式登上英国政治舞台。周五，乔治刚刚结束了在巴尔莫拉城堡的休假，回到了伦敦城里，接见那位已经惊恐万状的首相大人。麦克唐纳请求辞去首相一职，因为他的政党已经不再听从他的指挥。乔治五世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他鼓励眼前这位陷入困境的社会党领袖，不要轻言放弃。乔治认为，麦克唐纳是带领英国民众度过这场危机的唯一人选。他应该考虑组建政党联盟，与其他党派共同组阁。

乔治五世的话听上去似乎就是礼节性的鼓励。实际上，这番话意义非常深远。这打破了英国王室在国家政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传统：国王不得直接插手国家事务。以前，国王可以向首相提供建议（后者有权不予采纳）或是进行劝诫。然而，直接拒绝首相的辞职，甚至向首相解释，人们需要他组建一个大的政党联盟，国王是不被允许这样做的。乔治五世突破了这一底线，从原先纯粹名义象征的王室权力，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议会政权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一切就是这样发生了。经过反复的协调和磋商，英国三大政党的领导人终于在无党派国王的牵头下坐到了一起，于接下来的周一上午12点前达成共识，组建国家大联盟政府：共同执政的三巨头仅仅代表自己本人，而不再代表各自政党的利益。这一届国民政府执掌英国政权，直到1940年才宣布解散。然而，回顾这段历史，这届政府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如同其他大联盟政府一样，这届政府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上很难达成共识，而且方针政策左右摇摆，缺乏明确的导向。麦克唐纳鼓吹个人崇拜，热衷结党营私。原本坚不可摧的工党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先前追随麦克唐纳的社会党人纷纷倒戈，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1935年，下议院的工党联盟出现内讧，在大选中四分五裂，彻底宣告瓦解。

这是不是当初乔治五世处心积虑所要达到的结果？社会党人的自我瓦解？乔治本人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分子。他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出人意料地力挺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会有很多种版本。乔治五世的行为遭到了人们的指责，其中就包括这次对付社会党人的阴谋。还有人说，乔治五世在这场风波中，曾经联合金融界人士一起，控制国际资本市场，眼睁睁地看着国家陷入危机而见死不救。

认同上述言论的那些人显然不太了解乔治五世的为人。作为一国之君，他时常把责任义务挂在嘴边，而且勇于承担责任。他不认同社会党人的政治主张或是具体的福利措施，但是他始终关心英国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乔治曾经严厉批评他的国务大臣们在问题成堆的紧要关头仍然悠闲地在度假避暑。他还经常特别派遣长子大卫去那些阶级矛盾紧张的地区体察民情。此外，他还把次子阿尔伯特“发配”到工业生产一线的“艰苦地区”，让他了解，如何协调好资本与生产之间的关系。

对于他的国家，乔治五世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责无旁贷的责任感。在他的人民面前，他是一国之君，有着父亲一样的威严。他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够生活得更好，能够彼此互助，不要争斗，在他和谐的管理之下，实现国富民强的梦想。因此，在工党面临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乔治五世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他当时的想法恐怕就是，全力支持麦克唐纳，来帮助英国度过危机，从而避免人民闹革命，使得王室政权得以保全。

然而，事与愿违。左派势力趁机作乱，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让麦克唐纳当首相无疑是个错误的选择。在1935年之前，保守派的领袖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一直在幕后主持大局；1935年之后，他便走上前台，正式执掌了政权。说到底，乔治五世成了这场运动的大赢家：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中的极端主义分子都没能在政府内阁中捞取一官半职。这对国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结果也是恰到好处。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政坛危机中，乔治五世的所作所为是否会影响他的公众形象？答案是否定的。民众很快就忘记了这场风波。人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国王态度的转变，这突出表现在1931年，乔治五世同意英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和纽芬兰共同签署了《威斯敏斯特法案》。通过这一法案，国王自动放弃了对于这些附属国的统治权，专心致力于本国的发展（时至今日，上述这些英联邦国家在脱离了英国统治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日益老迈的乔治五世越来越受欢迎，源自他的一次圣诞演说。

乔治五世并不是天生的演说家。1932年，圣诞节第一天的中午，他首次坐在桑德林汉姆宫的一个小房间里，对着BBC电台的麦克风，向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臣民们发表了圣诞致辞。“我现在坐在家里，向大家发表我内心由衷的祝福。”这一番话在今天听来，具有一种传奇的色彩。这是国家首脑首次向自己的国民发表圣诞致辞，这一仪式从此风行开来。最初的创意来自BBC，并且经过长期的努力劝说才使得国王接受了他们的想法，结果大获成功。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听到了国王高亢有力的嗓音，所有人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耳听到一国之君的讲话。一项伟大的传统就此诞生，并一直延续至今。

1935年，这一年是乔治即位25周年。英国政府希望组织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国事庆典活动都在大张旗鼓地进行；柏林、东京，乃至美国都纷纷举办此类活动。英国也应该为此来设立一个民族节日，最好就是大英帝国的国庆节。人们在节日里喜欢在家里营造喜庆的气氛。然而，庆典活动的目的是让人们都走上街头。这是一个向民众展示国家实力的最好时机。

1935年5月，国王上任的“25周年白银庆典”在伦敦盛大开幕，并且在其他英属国家的首都也举办了同一主题的庆祝活动，整个庆典活动持续了一周。活动的最高潮还是像以往那样，乔治五世和王后玛丽坐着敞篷马车，从白金汉宫来到圣保罗大教堂，沿路受到成千上万群众的围观。两天之后，英联邦国家的首脑们受邀来到圣詹姆斯宫，参加那里举行的庆祝活动；随后，上下两院议员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也召开了集会，共同祝贺国王的登基25周年大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也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看到来自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的各国大使们的出席，他心里非常明白这次庆典活动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要做给他们看！”结果的确出奇地好。就连国王本人也没想到，自己会受到民众如此的欢迎。虽然很长时间以来，乔治一直深居简出，但是一夜之间他忽然发现，他在民众心中的受尊敬程度甚至毫不逊色于他的父亲和祖母。而对于（极端保守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克斯莫·高顿·朗（Cosmo Gordon Lang）来说，国王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受到民众的爱戴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他在圣保罗大教堂集会上的发言稿中这样写道：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25年的历史），就会明白，这些年伴随我们的是接连不断的麻烦和负担。最初是党派争斗的阴云挥之不去。随后，我们的民族又经历了一场最艰难的考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我们又度过了几年艰苦奋斗的日子……我们的商贸活动和工业生产得到了复苏，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为和平稳定奠定了真正意义上的基石。然而，抛开这些表象，我们还能发现更深层的暗流涌动：人们精神上的统一、信赖和牢不可破。王权意识是这种精神的中心体现。

哈罗德·尼克尔森，时任国王的御用传记作家，也是下议院的保守派议员。他从更广泛的角度对乔治做出了评价，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乔治五世是英国中产阶级在道德操守上的行为楷模。

在过去的25年间，民众逐渐了解到，国王（乔治五世）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生活方面，都崇尚道德，克己复礼。他的这些行为本身就可以看作是英国人主张的道义德行。从一个行为个体上来审视，他的一举一动都反映了这些道德准则，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信仰、责任、诚实、勇气、平和、宽容、正直和率真。

尼克尔森没有明确地表露，但这其中蕴涵了一种怀旧复古的思想意识。乔治五世喜欢以史为鉴，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打造他的宫廷架构。对此，亚历山大·高兰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国王“对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发生的变化总是摇头，表示难以理解”。并且，“他不想真正搞明白那些新鲜事物，所以也很少给内阁大臣们提供指导性的意见或是告诫”。他抱有绝对中立的态度，在国家生活中充当权力制衡的协调器；从这一角度来说，他既没有推动王权体系的变革，也没有促进社会的发展。

这次庆典活动是乔治五世最后一次出席大型的公开活动。从仪式现场拍摄的照片上看，他的苍老暴露无遗：老态龙钟、体虚多病、心力交瘁、两鬓斑白。1936年1月20日，星期一，乔治五世闭上了他那双深邃湛蓝的双眼，永远地离开了人间。他走得很舒缓，很安详。后来，人们才知道，当时的宫廷御医给他打了一针吗啡，为了让他在毫无疼痛的状态下离去。这是发生在王宫内的安乐死：所有人都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并且确保国王的死讯在合适的时间发布给严肃的媒体，同时不能让小道消息的传播者有机可乘。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到齐了，一起目送乔治五世的离去，并一致同意选择了安乐死的方式，其中包括玛丽王后和她的四个儿子。当御医用手抚闭了乔治的双眼，长子大卫放声痛哭；这一瞬间，他的身份已经从威尔士亲王升格为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他的母亲静静地亲吻了一下儿子的手背：现在的他已经不再仅仅是她的儿子，而是国王陛下了。在一片痛哭声中，爱德华八世开始了他的王朝时代。随后，齐普斯·钱农（Chips Channon）这位编年史作家坐在伦敦的某个公寓里在日记本中记录下了这一难忘的时刻：“在这个夜晚，我的心随着威尔士亲王而跳动，因为他必须忍受巨大的悲痛，成为一国之君。他天性拘谨，缺乏想象力；这将使他陷入更大的孤独，他将感到高处不胜寒，而且会面对孤立无援的窘境。还从未有过一个男人会这么惹人怜惜……”

4

爱与痛：爱德华八世

爱德华八世，继位仅仅325天就签署了退位公告，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动放弃王位的国王。这位温莎王室中出现的英俊青年是第一个真正的媒体明星。在与他同辈的各国王室成员中，他也是第一位世界级的偶像。爱德华八世不仅靠他的个人魅力赢得了公众的称许，更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佳话。

有一张拍得很棒的照片记录了青年时代的王子大卫，那时他的头衔是威尔士亲王。头微微倾斜，嘴唇紧闭，一脸严肃，梳着整齐的短分头。他的眼光略微向右，脑袋略微下垂，皮肤非常白皙，几乎没有深色的斑点，平滑得如同大理石一样。最令人着迷的是那双眼睛，以及那样的眼神。严谨刚毅、自信骄傲，却又有些多愁善感，近乎忧郁。如此英俊的一张脸，配上如此深邃的眼神，会让每个看到他的人都不由得怦然心动。

这是怎样一个男人？作为爱德华八世的他在继承王位仅仅325天之后，就签署了退位公告，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动放弃王位的国王。整个事件的原委如今已是尽人皆知：国王爱上了一个离异的美国女人，他只能在王位和女人之间做出抉择，最终爱情获得了胜利。对于英国王室来说，这是一段温馨的佳话。许多了解这段浪漫爱情故事的人们，都对国王的选择表示赞许。

在爱德华八世的这段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中，爱情是至高无上的。事实的确如此。然而，在美妙爱情故事的背后，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王权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其应该抱有怎样的期盼？义务和责任意味着什么？人们是否对国王的要求太高，甚至有些苛刻？在民主制的国家里，王权的角色有了新的诠释，这中间牵涉到很多问题，诸如，王室成员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人们爱戴国王的程度，民众对于国王私人生活的要求，以及社会公众道德与个人行为准则之间的关系等。换言之，当今人们对于英国王室提出的种种问题，早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在21世纪初，人们对于王位继承人的看法与以前并没有太多的变化，而各个王位继承人虽说各自的人生经历不同，但是他们遇到的问题却是大同小异。

如今的查尔斯和卡米拉早就事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当初的爱德华八世在英国政坛获得支持，并将王室的监督权交给国家，从而成为一个友善，甚至或许更加伟大的君主，就像他本人希望的那样；如果真是这样，对于他的爱人沃利斯·辛普森（Wallis Simpson）女士来说，岂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学术上的假设。爱德华八世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想过，而且也从不愿意这样去想。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追溯事情的本源，一切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其中，许多有关“退位危机”的历史资料至今仍封存在王室档案库中。另外，爱德华八世本人与当时的英国社会格格不入，现今的史料记载对于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人们通常会接受“教科书的观点”，断章取义地解读历史。之所以得出结论如此之难，是因为其中牵扯到了诸多的因素：除了众所周知的爱情之外，还夹杂了嫉妒、反抗、贪婪和恐惧等一系列人类的情感。由于情感决定着当事人的行为，在无法洞悉历史事件的原始动机的情况下，每一个传记作家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凭借自己的经验来还原历史。值得庆幸的是，事件的男女主角们从没向这些历史学家敞开心扉，而是让他们保留充分的遐想空间。

例如，唐纳德·斯伯特就认为，爱德华八世对于当国王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兴趣可言，因此经常找各种借口（不自觉的或是有意识的）来让出王位。与之相反，苏珊·威廉斯举出例证，认为爱德华八世是一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他本该是下层社会民众的领袖，而广大民众却都被蒙在鼓里。《温莎家族的战争》（War of the Windsors）一书搜罗了许多表现宫廷荒淫无度的论据，试图将爱德华八世刻画成英国的纳粹。看在上帝的分上，这本书的确是过于出格，让人很难接受。

这些史料的来源也是各不相同。亨利·齐普斯·钱农是托利党的议员，社交圈子里的老手，也是个喜欢记日记的家伙。他曾经是肯特郡公爵夫妇的老朋友，特别赞赏沃利斯·辛普森女士。他对国王所钟情的这个女人极力夸奖，是爱德华八世的忠实支持者。对于国王本人的行为，他几乎没有丝毫的批评。与之相比，他在议会和托利党的老同事哈罗德·尼克尔森对国王颇有微词。尼克尔森后来为乔治五世树碑立传，成为官方的传记作家。在他的日记中，就有对王位继承人大卫的诸多不满，甚至辱骂。在他写的整个回忆录中，先王去世后由大卫继任的一段内容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意识；当然，整部书还是以先王乔治五世的生平为主。然而，在一些不太重要的细节上面，留给后人的竟然多达四五个不同的版本；显然，同时代人们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所以在某些史实方面，总有不同的说法。

菲利普·齐格勒（Philip Ziegler）花费了很多精力，从不同角度来考证零乱不全的史料记载。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尽可能减少对史料真实性的怀疑，尽可能多地确信历史人物的行为；不要采取有计划的预谋或是揣度其中的阴谋诡计，而是要从瞬间的行为来做出判断。与其他传记作家有所不同，齐格勒身为“官方的御用写手”，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尚未公开的史料原件。因此，可以想见，他有理由对某些史实的诠释发表赞同或是否定的言论。

1894年6月23日，大卫王子降生人世，他的名字很长：爱德华·阿尔伯特·克里斯蒂安·乔治·安德鲁·帕特里克·大卫，家里人一直叫他大卫。1925年6月1日，大卫受邀出访南非。据记载，他当时为了南非加入英联邦而亲自拉选票。此时，英国对于海外附属国的统治已经是岌岌可危。在开普敦，他当着两院议员发表演说。人们听到王子的演讲并没有什么新意：赞美和褒奖在座的听众，强调南非与英国之间保持紧密关系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两国共同拥有的财富和相同的价值观念。然而，就在演讲即将结束之时，王子的举动让在座的听众们大吃一惊。他用当地非洲人使用的布尔语补充了几句话。这是以前的英国人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一举动表明了，大英帝国自从南非布尔人战争以来，就一直关注着那里的人们。王子的讲话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地那些原本反对英国人的民族主义者被王子的行为所打动；他们热烈拥抱这位英国王子，并为他唱起了赞歌。在随后举行的盛大晚宴过后，各个党派的人士都凑在一起，互相攀谈，其乐融融：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党派之间彼此对峙，从来没有过如此和谐宽松的气氛；王子的到来，让大家有了这样的机会。

“南非之行让威尔士亲王走向了神坛。”菲利普·齐格勒这样写道。“在接下来的10年里，虽然也有过很多经典时刻，然而对于他来说，这是唯一一次充分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来取得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持续产生影响。”大卫出色地履行了作为王子的义务。其实他本人并不喜欢南非当地的布尔人，他认为这些人野蛮、愚昧，活着都是多余；然而，他装作像是非常关注这些人的样子。说到底，这就是他的工作。虽然违心，但是他干得不错。

1936年11月18日，也就是南非之行过去11年之后，此时的大卫已经是爱德华八世。他离开伦敦，前往威尔士南部的道莱斯（Dowlais）。走下专车的他置身于一片荒野之中，他不禁触景生情，感慨过去7年在经济危机中度过的艰难岁月。此刻，他的眼前是成千上万的灾民：饥寒交迫、破衣烂衫、面色憔悴、苦不堪言。在已经关闭多年的钢铁厂的废墟上，人们欢迎着国王的驾临。国王的目光中也露出些许绝望，他停顿了几秒钟之后，才恢复常态。人们群情激昂地唱起威尔士的国歌，目光中充满了对国王带领大家重整山河的渴望。爱德华八世参观了当地的工厂，得知这里的失业率已经高达75%，还了解到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后果。“一直以来，这些钢铁厂带给人们很多希望。”他大声说道，“必须采取行动，重新开工，恢复生产。”“必须采取行动”，国王的这句话出现在了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在一个早已失去希望的地区，人们的内心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种。远在伦敦的英国民众也都被国王的这句话所鼓舞。人们万众一心，热切响应国王的号召。如此这样一个国王，如此关心社会最底层的民众的疾苦；对此，执政党也不能袖手旁观了。

他比父王做得更出色，因为乔治五世费尽心思也没能真正走近他的臣民，体恤民间的疾苦；他更是超越了他的祖父，因为爱德华七世根本就不曾想过要与南非的布尔人妥协，或是关心什么失业的钢铁工人。王子大卫，无论是在威尔士亲王时期，还是当上了国王，他的心始终牵挂着劳苦大众，为民众着想，与他们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与他的前辈国王相比，大卫更看重与各个阶层人民的交往，并把这看作是自己的职责。“我希望大家把我看作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威尔士亲王。在过去的这场战争中，以及随后的日子里，我有机会结识了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们。”1936年3月1日，国王在他第一次广播演讲中这样说道，“现在的我虽然是以国王的名义在和你们说话，但是我还是以前的我；我的经历使我明白，我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努力，造福全体人民。”显然，他说到就能做到。

不容忽视的是，科技的进步也有助于国王的形象深入人心。20世纪30年代中期，电影成为英国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媒体工具。每周大约有2000万人会涌到电影院里看电影，这几乎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在每周放映新电影之前，通常都是加映《新闻剪报》（Newsreel）。在这里，观众经常看到的威尔士亲王（大卫）出现在大银幕上，曝光率甚至超过了国王（乔治）。其中，最受人欢迎的就要算是系列片《五万英里环游世界——跟随威尔士亲王出访》，一部展示大英帝国王子风采的宣传片。通过这部片子，每个观众都认识并喜欢上了这位“帅哥王子”。传记女作家苏珊·威廉斯曾经收集了长达282页的史料，都是当时看过影片的观众对于王子的赞美之词。苏珊认为，大卫王子在当时的英国，已经成了穷苦百姓的心灵寄托。事实的确如此。大卫王子是温莎家族中出现的第一位真正的媒体明星。在与他同辈的各国王室成员中，他也是第一位世界级的偶像。然而，媒体总是目光短浅，并不希望人们对王子的热捧持续升温。其实，苏珊·威廉斯最终也明白了，那些《新闻剪报》的观众，那些热情洋溢地给王子写信的“粉丝”，那些在街道两旁为王子摇旗呐喊的人们，直到1936年12月2日那一天，才真正认识了爱德华八世：一代偶像的另外一面。

在王室内部，早在1925年成功的南非之旅之前，并不是每个人对于大卫王子的举动都感到欢欣鼓舞。乔治五世就曾经批评大卫，说他不愿意遵从礼数，不能安分守己。当然，这些批评大多是不公正的，而且也就是说说罢了。人们推断，大卫骨子里有种我行我素，甚至叛逆的性格。早在童年时代，父母给他的压力就比其他孩子要大得多。此外，战争也在他的成长经历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因此，他的内心一直希望摆脱刻板的宫廷生活。在他看来，与首都伦敦的普通社交生活相比，王室宫廷被逐渐边缘化（他的想法很有道理），所以王室成员必须主动出击，重新建立与时尚社会的紧密联系。当然，大卫不时在半公开的场合刻意表现出一种叛逆的姿态，与宫廷生活的奢华和庸俗风气大唱反调；与那些胆小怕事，却又处心积虑的宫廷要员有所不同，大卫的举动完全是随性所致，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他显然认为，有限度地改造宫廷生活还是会受到大家欢迎的，然而必须是春风化雨般的渐进过程。然而，大卫王子一向很任性，“从来不肯承受任何的负担”。齐格勒引述了那些不赞同王子作风的人们对他的评价。

或许，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在大卫的书信和回忆录中，很少能够读到有关强制性变革的愿望，为了改革进行权力斗争或是类似的想法。在他的笔下，大多是对于“王子身份”的厌倦，或是抱怨宫廷生活中总是和“许多想法过时的家伙们打交道”以及“遵守各种无聊的宫廷礼仪”。作为王位继承人的必修课，他参加了各种形式的舞会、招待会和出访活动。在描述这些活动时，他经常使用的字眼是“糟糕透了”“累死人了”，甚至言简意赅地概括为“愚蠢的浪费时间”。他想摆脱这种生活，因此产生了叛逆的想法。

20世纪20年代中期，“帅哥王子”已经习惯了随心所欲的生活。兴之所至的时候，他随时都可以露出微笑，或是在不开心的时候立即耷拉下脸来。在结束那次成功的南非之行回国的路上，他的本性暴露无遗。在顺道访问南美洲的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圣地亚哥（Santiago）的几天里，他显然是看不惯当地南美人刻意准备的奢华排场，脸上很少露出灿烂的微笑，而且非常不情愿地满足了东道主提出的各种要求。在一些正式的活动中，大卫表现得特别漫不经心，似乎他更在乎那些没有前来给他捧场的人们。大家彼此都很尴尬，所以在活动结束之后，每个人心里都如释重负。

所有这些看似神圣的活动，在大卫眼里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一战之后的七年里，他几乎环游了地球三大圈；当时，飞机还不是常用的交通工具，因此每次旅行都要耗费很多时间。他疲惫不堪地奔波在世界各地，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每天睡得很少，为了保持精力旺盛，他烟抽得很凶，酒喝得也不少。然而，大卫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热烈欢迎，这也改变了他原先的想法。他总是能得到人们特殊的关爱，给他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从每个女人的唇语中，王子也读懂了很多；他知道，只要他看上的女人，一定会成为他的猎物。对于一个原本心静如水的年轻人来说，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来说，特别是他平时总是那么孤独，内心绝望，而且没有什么正式的职业，人们似乎不应该对他如此地苛求。

保守派的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在大卫闹出退位危机时，暗地里对他的妻子说：“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像是总也长不大的孩子，又像是个天才。”阿伦·拉塞尔斯（Alan Lascelles），在1928年以前一直担任大卫王子私人秘书高德福瑞·托马斯（Godfrey Thomas）的副手，并于1943年开始成为乔治六世的私人秘书。大卫王子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王子成长发育的过程似乎一下子停滞不前了。大卫整天像个孩子那样开开心心，对什么都充满好奇和兴趣，思想开放，有时甚至特别淘气，缺乏责任感，率真任性，很不成熟。从相貌上来看，他也一直都像个永远年轻的小帅哥——甚至过了40岁生日之后，他的面相也还是那么青春洋溢。大卫就是个长不大的男孩，这无疑会带来不小的麻烦。

他的主要问题倒不是因为他永远长不大的样子，而是他的私生活方面。大卫王子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自从1917年起一直到他生命的结束，他总是深陷情网，不能自拔。他不是一生只爱一个女人，也并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只爱一个女人；但是，他每次的爱情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倾其所有。他的父王曾经屡次提醒他，如果不找一个王后陪伴在他左右，那么就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好国王；然而，孤家寡人对于大卫来说，未必是件坏事。身为一国之君的他，注定是孤独的；没有谁能和他平起平坐地对话，或是聊聊普通人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如果大卫要是真的能找到一位心爱的女子，反而是件大好事；这份感情应该是纯真无邪的，与他的王室身份毫不相干。然而，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大多数“粉丝”和大部分民众得知王子的私生活之后，都惊愕不已。在王子的公开亮相初期，人们对他的要求还是非常宽容的——每个王子都会经历一段叛逆的时期，大家对此不以为然。但是，后来辛普森夫人走进了大卫的感情生活，彻底征服了他的心。这样一来，一切麻烦就集中到王位是否能够保全这个简单的问题上了。

1916年，大卫王子初尝禁果，这还要归功于他在战争期间的战友们。就像他的前辈们一样，大卫从其他军官那里学到了人生的重要一课。在军队里，他的同事们发现，他们的王子殿下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一些指导，才能开窍；为此，他们找到了一个名叫派莱特（Pailette）的女子，自愿成了王子在性生活方面的专业女教师。结果是大获成功！大卫在事后显得异常兴奋。对此，齐格勒写道：“从这一刻开始，性爱成了王子最为迫切的日常生活内容。”齐格勒这一论断的证据何在，人们不得而知。然而，王子接下来的行为却证实了这一点。几个月后，大卫在巴黎和一个名叫麦琪（Maggy）的女子有了一段艳遇。从这次绯闻中，大卫明白了，身为王子的他在拈花惹草时，要时刻留意。他给麦琪写了很多肉麻的情书，都被人家留作了证据；在这段恋情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些情书给他带来不少的麻烦。事后，王子得出了这样一个极为幼稚的结论：今后，在和所有女人交往的时候，她们必须立即销毁他写给对方的情书！显然，没有哪个女人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比如，那位玛丽安·科克（Marion Coke）就保留了所有的证据。她是王子生命中第一个真正爱上的女人，虽然这恐怕只是一场柏拉图式的恋爱。对于刚满21岁的王子来说，这段感情简直有些不可思议。玛丽安·科克比王子大了12岁，当时的她已经嫁给了托米·科克子爵（Viscount Tommy Coke）。大卫并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科克夫人同样也是非常理智——然而俩人的感情的确很深，而且非常真挚。他经常在她那里获得“母亲般的关怀”：启迪心灵、出谋划策、劝解抚慰、排遣郁闷；俩人频频幽会，也经常写信，交流情感。不过王子对她的感情并不专一。与此同时，他还爱着另外一个女人——西比尔·波迪亚·卡多根小姐（Lady Sybil Portia Cadogan），她是切尔西子爵（Viscount Chelsea）——亨利·卡多根（Henry Cadogan）的女儿。对于被人们宠坏了的王子来说，卡多根小姐可谓是非比寻常的红颜知己。她长得很高大，并不十分漂亮，却非常善解人意。在外人看来，大卫王子甚至曾经一度想娶她为妻。不过，俩人的感情发展非常平缓。1917年6月，在与王子交往了两三个月之后，卡多根小姐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已和爱德华订婚。”卡多根一家惊喜异常。不过，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个幸运的小子不是温莎家的大卫，而是爱德华·斯坦利（Edward Stanley），也就是未来的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

在这段恋情无疾而终之后，王子再也没有结婚的打算了。这恐怕是大卫唯一一次“认真严肃”的尝试；卡多根小姐的贵族身份应该符合大卫父母的选媳标准。因为没有史料的记载，所以人们不知道，王子这次恋情的失败是否对他是一大打击。按道理来说，应该不是什么打击：王后的密友阿尔丽夫人喜欢到处打探消息，事情过去三年之后，她爆料说，王子很不成熟，根本没想过结婚。大卫就是个大男孩，依旧我行我素。他喜欢拈花惹草，对短暂的性遇乐此不疲，通常都是一夜情之后就分手了事。在肉体的纵欲之外，他曾经接连爱上了三个女人，却都是有夫之妇。

第一个就是弗丽达·达德利·沃德（Freda Dudley Ward）夫人。俩人的结识非常偶然。1918年2月，王子应邀参加伦敦贝尔格雷夫广场（Belgrave Square）的露天派对。在欢庆活动进行到午夜时分，空袭警报的响起中止了热闹的派对。当时，沃德夫人正和一个女伴走在同一街区，她俩来到一家住户的门前，等待警报的解除。女主人请她们躲进楼下的地窖中，因为那里更加安全。来到地窖之后，沃德夫人的身边挤坐的恰好就是大卫王子。俩人聊了一个钟头，警报解除了，沃德夫人留下来和王子一起参加派对，直到天亮。几天之后，大卫就给她写信，邀请她出去喝茶。不久，这封写给“达德利·沃德夫人”的信就被她的婆婆发现了；很快，王子也知道了这件事。随后出现的尴尬场面可想而知。不过，这场艳遇并没有就此结束。

威妮弗雷德·弗丽达·达德利·沃德（Winifred Freda Dudley Ward）夫人出生时的本名是玛丽·伯金（Mary Birkin），是后来著名演员简·伯金（Jane Birkin）的姑姑。她比大卫王子要大几个月，虽然身处平民之家，但是家境殷实。5年前，她嫁给了议会议员威廉·达德利·沃德（William Dudley Ward），并且生了两个女儿。然而，她的丈夫比她年长16岁，俩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俩人虽说同床异梦，却保持着夫妻的名分，这在当时非常普遍。沃德夫人是个娇小温柔的女人，风韵犹存；王子亲昵地称她为“弗丽达”或是“弗丽蒂”（Fredie）。虽然没读过几年书，但是她天生聪颖，喜欢社交，爱赶时髦，性格活泼，开朗乐观，也具有责任感。不过，唐纳德·斯伯特写道，她最打动王子的地方是“个性很强，为人处世的感觉与众不同”。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俩人爱得如醉如痴，深深地陷入了情网；他们的感情从此根深蒂固，一直延续了15年之久。在整个温莎家族中，大卫王子最喜欢写信来表达情感；而在这几年里，弗丽达成了他主要的倾诉对象。在上流社会举办的晚宴和庆祝活动上，弗丽达成了王子身边的亲密女伴；人们都知道俩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弗丽达的丈夫心里也一清二楚。弗丽达帮助王子在公众义务和个人享乐之间寻求平衡，并严格控制他抽烟和饮酒。1930年，大卫修建福特·贝韦德公馆之后，把弗丽达接到了那里。可以说，在随后的几年里，弗丽达就是那里的女主人。对于大卫来说，弗丽达是个难得的好人。

难道他从未想过要娶她为妻？没有人能猜透王子的心思。他的父亲乔治曾经透露，儿子明确表示过，弗丽达是他一生中唯一想娶的女人——当然，此时的大卫还没有遇上后来的辛普森夫人。当时，大卫本人、父王乔治和弗丽达三个人心里都明白，这场婚姻是不可能的：弗丽达已是有夫之妇，离婚改嫁根本无从谈起。在20年代的英国，离婚的男女被视为社会的异端。离婚者绝对不会出现在宫廷聚会的受邀名单里；显然，王子也不可能娶一个离婚的女子为妻。与弗丽达结婚对于大卫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望；他肯定有过这一念头，却很快就打消了。弗丽达后来透露说，大卫曾经向她保证，一定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她没有把他的话当真，认为他是在痴人说梦。

也有些人，比如唐纳德·斯伯特，从医学的角度试图去寻找，为什么大卫在这些年里总是喜欢找比自己年龄大或是已经结婚的女人。很可能的解释是，大卫天生患有不育症。从症状上来看，大卫的确有这方面的倾向：1911年2月，他和弟弟伯蒂正在奥斯伯尼的海军学校上学，当地爆发了流行性腮腺炎。这种常见的儿科疾病并不怎么可怕，但对于正处在发育期的男孩来说，却可能会留下后遗症。医学术语把由于腮腺炎可能引发的男性性征和性腺发育迟缓称为“男性荷尔蒙低下症”。当时，15岁的伯蒂染上了腮腺炎，不过很快就好了；16岁的大卫则更为不幸，他也被传染上了，而且非常严重，病了两周才康复。是不是这次患病影响了大卫正常的发育？是不是从那次生病起，大卫就患上了不育症？这或许解开了他几十年来青春永驻的秘密？

斯伯特的论断有些过于夸张。他甚至认为，男性荷尔蒙低下症使得大卫在1911年6月被加封为威尔士亲王的典礼上，看上去就像个11岁的小男孩。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就算当年才16岁的大卫是由于染上了腮腺炎而导致日后发育迟缓，那么他的样子怎么也要比乳臭未干的小男孩要成熟许多。《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创办人弗兰克·贾尔斯（Frank Giles）对此有着更加独特的说法。1940年，他在百慕大（Bermudas）当侍卫官，曾经接待了温莎家族的很多王室成员。在一次高尔夫球赛结束之后，他看到大卫沐浴完毕，赤身裸体地走到更衣室。据他回忆说，大卫浑身上下都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丝毛发，“就连通常毛发丛生的私处，也是光溜溜的”。

如果反复琢磨这些证据，就能得出这样一个假设。那就是，大卫早就知道自己不能生育，因此他也就没有必要非得娶一个王后，来生养王室继承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20年代的那些年里，他肆无忌惮地到处寻花问柳：因为他知道，他不会让她们怀上自己的孩子。同样，这也印证了为什么那些有夫之妇把他当作是最佳的阶段性情人：她们不想跟他结婚，也不想留下孽种。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大卫的行为也许有更简单的理由。身为王位继承人的他根本不把女人放在眼里。要是明媒正娶一个王妃，肯定会限制他与其他女人的性生活。因此，把有夫之妇纳为长期的情人是更为简单的解决办法。至少她们不会像真正的妻子那样要求他忠贞不贰。

1931年，大卫的性生活过得丰富多彩，就风流程度而言，就连他的祖父爱德华七世也望尘莫及。即便如此，他在写给弗丽达的信中，仍表达着对她至死不渝的爱情：“我是真心地爱你，崇拜你，我的宝贝。”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在弗丽达给大卫手下的随从打电话时，对方告知，大卫已经下令，不再接听她的电话了。在大卫写的回忆录里，对于年轻时代的这段如痴如醉的爱情，他竟然只字未提。这就是大卫性格中的另一面：冷酷无情。好在，人们担心的焦点最终落在了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沃利斯·辛普森。

在她之前，还有一个女人闯入了大卫的生活，她就是赛尔玛·弗内斯（Thelma Furness）。齐普斯·钱农在他的日记中用“荒诞的孽债”来形容大卫的这次恋情，当然是有些夸张的成分。1929年夏，大卫结识了美国驻英国总领事哈瑞·海耶斯·摩根（Harry Hays Morgan）的女儿赛尔玛·弗内斯。她那年已经24岁，早已嫁人，甚至已经改嫁过了一次；按她这个年龄来讲，离异再婚可谓罕见。显然，她对于那些年长的有钱男人情有独钟。她的第一任丈夫是美国人詹姆斯·瓦尔·康弗斯（James Vail Converse），比她大16岁；现任丈夫是马莫杜克·弗内斯子爵（Viscount Marmaduke Furness），比她大22岁，继承了一家造船厂。与他们相比，她与大卫的年龄差距还不算很大：只有11岁而已。俩人一拍即合。赛尔玛在回忆录中写道，“王子与生俱来的羞涩和内向”立刻就把她迷住了。而大卫则非常欣赏赛尔玛身上散发的高贵气质，喜欢她总是保持快乐的状态；在大卫的宽容下，赛尔玛的轻佻举止更显得别有一番风味。赛尔玛可不像王子上一任情人弗丽达那样内敛贤惠，也不会像她那样时刻鞭策王子在社交活动中要适可而止。很快，这位弗内斯夫人的行为就给英国王室带来不少麻烦。比如有一次，她说服王子陪她去法国卢尔德（Lourdes）参加当地举办的慈善活动。身为英国王位继承人的大卫，也就是未来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首脑，却在这次活动中跪拜在一个天主教牧师的脚下。后来，好事者将照片公之于众，引起了轩然大波。还有一次是在1930年，弗内斯夫妇和王子一同前往非洲旅行。虽然没有正式公开关系，但是三人行的结果却可想而知：弗内斯夫妇和王子虽说在营地各自搭起帐篷，但是赛尔玛的帐篷紧紧靠着王子寝帐，而她的丈夫却被安排在营地的另外一侧。对此，弗内斯子爵显然有些不满，不过在表面上，他只好表现得宽宏大量。

如此经过了很多年。在大卫的心中始终牵挂着弗丽达；而在各种社交活动中，赛尔玛却是在王子身边出尽风头。后来，大卫和赛尔玛想尽一切办法单独幽会。俩人的关系越发亲密。私下里，她叫他“小可怜”，他称她为“小乖乖”。1933年，赛尔玛与丈夫离婚，但是她在英国王室的名声并没有得到改善。

一向对这些绯闻装聋作哑的父王乔治这次终于坐不住了，他必须尽快找机会和儿子谈谈。1932年3月，父子俩人最后一次进行长谈，主要就王子今后的私生活和公众舆论该做何打算。最终，父子俩没有达成共识，他们各自的想法大相径庭，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在大卫看来，一战之后的社会观念正在不断向前发展；而且民众也都认为，王室家族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反映传统家庭和道德理念。此外，大卫还认为，在履行了公众义务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他的私生活说三道四。父王乔治五世和王室其他成员的观点与之完全不同。乔治对儿子说，像先王爱德华七世那样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大众舆论对于国王身边的“公开”情妇不会听之任之，置之不理的。王室家族的成员生活得高高在上，是中产阶级心中的偶像，这也是王室特权得以延续的基础。王子是没有权力享有私生活的。王子的私生活空间仅仅在于，他可以偷偷摸摸地行事，绝不可以明目张胆地放纵。然而，大卫不愿意这样生活。他希望他的国家能够允许他这样生活下去，按照他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生活下去。

1931年，赛尔玛把她表妹的一个女友介绍给大卫认识，这便是沃利斯·辛普森。她出生时姓沃菲尔德（Warfield），生于1896年，美国人。沃利斯的第二任丈夫是欧内斯特·辛普森（Ernest Simpson），生性乏味，没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具有英国血统的辛普森却让沃利斯有幸进入了伦敦中产阶级的上流社交圈子中。大卫和沃利斯的第一次见面在史料记载中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俩人是在菲利普王子的一个叔叔米尔福德黑文侯爵家里举办的午餐会上认识的；另外一个说法是俩人各自受邀来到了弗内斯家的庄园，参加那里的晚宴聚会。总之，可以肯定的是，在聚会活动中，俩人经人介绍而彼此认识了。王子对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很深。相反，就像其他女人一样，沃利斯第一次见到英国王储，感到十分惊喜。

沃利斯是个颇有心计的女人。她先是想方设法与赛尔玛·弗内斯的闺中密友搭上了关系，并借此进入到了王子经常光顾的社交圈子。尽管如此，俩人的会面机会仍然很少，通常间隔几个月之久。1931年5月，俩人在聚会上碰了一面。1932年1月，辛普森夫妇在家里设宴款待了王子；随后不久，辛普森夫妇又应邀回访了福特·贝韦德公馆。1933年5月，在写给她的姨妈贝西·马瑞曼（Bessie Merryman）的信中，沃利斯不无哀怨地写道：“赛尔玛依旧是王子的最爱。”贝西姨妈是沃利斯最亲密和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不过，沃利斯也并非一败涂地：1933年6月19日，大卫在一家豪华餐厅里，亲自为沃利斯庆祝37岁生日。由此看来，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大卫慢慢地被沃利斯那种令人折服的气质所吸引，在她身上蕴涵着一种亲近可人的优雅。

1934年1月，赛尔玛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她的孪生妹妹格洛丽亚（Gloria）在美国与婆家产生矛盾，赛尔玛想要去美国为妹妹打抱不平。在出发前几天，她在伦敦丽兹（Ritz）酒店约沃利斯吃午饭。此时，她们俩人早已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赛尔玛告诉沃利斯自己即将赴美的整个行程，并且不无担忧地说：“我的那个小可怜会很孤独的。”她还向沃利斯托付说：“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请你多多照顾他。一定要留心，别让他闯出什么祸来。”赛尔玛就这样把爱人拱手让给了自己的情敌。赛尔玛哪里会想到，沃利斯才是她最该提防的对手。一番托付之后，赛尔玛启程去了美国。虽然，当时的赛尔玛也无法预料，在重返英国的旅途中，她又与印度王子阿里·汗（Aly Khan）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这一消息很快就在伦敦闹得沸沸扬扬。不过，在此之前，她与英国王子的情缘就已经成强弩之末了。

沃利斯接受了赛尔玛的嘱托，利用一切机会去照顾大卫王子：天赐良机，怎容错过！她先是利用一个周末探访了大卫王子的住所福特·贝韦德公馆，她的丈夫紧紧地跟着她；不过，沃利斯的一切举动都非常谨慎，不露声色。四天之后，大卫王子受邀来到辛普森夫妇位于布莱恩斯顿（Bryanston）的寓所做客，明显对沃利斯产生了好感。此后不久，俩人终于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丈夫欧内斯特掌管的运输公司在业务上每况愈下，他整天忙于处理各种公务，使得沃利斯有了可乘之机。她和大卫王子成双入对地出现在伦敦的多彻斯特酒店（Dorchester Hotel），通宵达旦跳舞狂欢。后来，沃利斯回忆说，王子对她大加赞赏，说她是一生中碰到的唯一一个对他的职业感兴趣的女人。

3月底，赛尔玛回到了伦敦，而她的地位已经被取代了。她赶往福特·贝韦德公馆看望大卫，却明显感到了王子对她已经冷淡，而且有种距离感。随后，沃利斯也前来造访，显得跟这里的男主人更为亲密。三人共进晚餐的时候，大卫想要用手指从碗里拿出一片生菜叶来吃，沃利斯含情脉脉并娇嗔无限地拍了一下王子的手，俩人的感情尽在不言中。沃利斯笑了，大卫也笑了，赛尔玛见到此情此景，已无话可说，只好收拾东西走人。沃利斯虚情假意地挽留了一下，然后就毫不犹豫地将这位情敌赶出了家门，并把赛尔玛曾经在福特·贝韦德公馆里结交的好友从宾客名单中一笔勾销。显然，沃利斯不希望重蹈赛尔玛的覆辙，她要牢牢地把握住已经到手的筹码，绝不能再让别人抢走。

渐渐地，其他人也感到了这场情变。起初，辛普森夫妇被媒体看作是“非常乏味的人”。人们都认为，王子应该尽快恢复理智，从英国王室家族姻亲中挑选一位合适的未婚淑女，作为未来的王妃。哈罗德·尼克尔森在他的日记中对于王子的这次情变感到不可理解。与之相比，齐普斯·钱农的描述更加生动：

辛普森夫人的出现掀起了轩然大波，她把×××（这里没有点名，指的就是赛尔玛·弗内斯）和她在约克宫的团队彻底激怒了。这是一场剑拔弩张的战争，是旧爱和新欢之间的正面对决。表面上来看，我是站在×××这一方的，但是暗自开心，因为在她的影响下，王子变得特别自私，而且傻里傻气的。辛普森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王子的形象。我感觉，两个女人在争夺威尔士亲王不过是一场儿戏罢了。说到底，还是浪漫的成分要多过其他的因素。他显然失去理智，坠入爱河；而她呢，一个开朗活泼的美国女人，长相并不太迷人，却很有头脑，善于模仿，饭做得很好吃，彻底地征服了他的心。迄今为止，他还从未如此地为爱痴迷。

“他还从未如此地为爱痴迷。”这句话的确很耐人寻味。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也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此前也很少有人知道王子的这些风流韵事。在整个事件中，人们也许会忽视这样一个细节：民众对王子的几个情人都一无所知；直到1935年，普通的英国人，包括官僚政客和媒体记者对于弗丽达、赛尔玛和沃利斯这样的名字都感到非常陌生。辛普森这个名字也顶多就是出现在王室聚会的邀请名单上，仅此而已。相比之下，哈罗德·尼克尔森和齐普斯·钱农这两个人的身份就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们扎根在这些小范围的上层社交活动中，总是出现在各种晚宴聚会上，经常出入格林公园（Green Park）附近的高级会所；在这些场合上，人们轻松无忌地谈论着王子们身边的花边新闻；贵族绅士们都围坐在餐桌旁，尽情享用国内外的各种美食。这些活动的参与者都出手阔绰，场地和服务生的租用也不成问题。而辛普森夫妇一直是这类活动的局外人，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

对于这些社交活动，媒体从来不予报道。因为，那些出版商和报社主编也都是这些聚会的常客；他们不愿意把这些圈内的事情抖搂出来，更没有必要让民众去了解英国王位继承人的私生活。这样做的结果最终会瓦解上层名流之间的紧密关系。他们有意为之，目的就在于此。

1936年12月，一夜之间，王子的恋情被曝光，沃利斯仿佛一颗流星，英国媒体对此没有任何准备。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界人士都纷纷站了出来，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一时间，沃利斯被拥护者捧为圣女，却被反对者视为女妖。

回顾这一事件的曝光之初，最有趣的莫过于人们不停地揣度，大卫王子究竟为什么看上了沃利斯·辛普森？当年见过沃利斯的人都斩钉截铁地指出，她的相貌实在算不上好看——结果却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王子的品位显然让人们大跌眼镜。赛尔玛·弗内斯声称，俩人的亲密纯属肉体关系；是沃利斯帮助王子克服了性功能的障碍。那么，他此前在床上的表现难道真的那么糟糕？也有传言说，沃利斯本人是个性爱狂，纵欲无度。也有人说，她实际上是个同性恋，只和女人做爱；那么，她和大卫在床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唐纳德·斯伯特的观点更为惊人，他认为沃利斯是个两性人，半男半女的阴阳人。这样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沃利斯经常表现得“像个男人”一样。然而，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根据英国情报处提供的一份厚厚的卷宗，沃利斯曾经去过中国上海，并接受了一种中国式的床笫技巧培训，掌握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淫技招数。当然，这也许是无稽之谈。综合各种说法，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沃利斯在性爱方面有着超出常人想象的本事。

也许，斯伯特等人的说法并不属实。沃利斯的一个老朋友赫尔曼·罗杰斯（Herman Rogers）曾经引述她本人的话，说她和大卫之间发生的关系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复杂。同榻而眠，仅此而已。他回忆沃利斯曾经亲口说过，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突破防线”，进入过她的身体。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沃利斯曾经在30年代和50年代与其他情人有过交往，其中还包括一个男同性恋者。这一说法使得整个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从头到尾地想想这些说法，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有些与事实完全不符。

女人的艳史都很有趣，还是让我们书归正传，探讨一下这段奇异恋情的起源吧。说到底，乏味的生活总是能催生新的恋情，这恐怕才是真正的原因。许多见过沃利斯的人都一致认为，她是个无可挑剔的女主人，举止高雅，品位不俗，有自己的主见，却不任性。这使她显得非常迷人。也许是因为生长在美国的缘故，她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在王室贵族面前从来都不卑躬屈膝；即使和英国王室成员交往，也是依然故我。她心胸宽广，可以包容王子的一切行为；她充满自信，总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迫使王子就范；她头脑清醒，总是我行我素，挥洒自如。大卫王子早已对声色犬马的宫廷生活感到麻木，而恰恰是沃利斯身上的个性令他着迷。她带给他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齐格勒分析得更加深刻：“不是她的外表或性技巧什么的，而是她的个性捕获了他的心。她带给他以前从未有过的一些东西……沃利斯性情粗放，占有欲强，经常表现出来的粗鲁令人难以置信。她对待王子的态度最好的时候，也就是像训斥小孩子那样；最糟糕的时候，她甚至都瞧不起他。”然而，恰恰就是这么一个女人，让骄傲得不可一世的英国王子死心塌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对于王子来说，沃利斯的魅力也许还在于他俩之间的权力置换，颇有些两厢情愿的意味。后来，有人画了一幅讽刺漫画，把沃利斯描述成一个充满权欲和贪欲的女巫，为了得到权力和金钱，不惜踩着别人的脑袋向上爬。这显然是歪曲了事实。比如，在钱农笔下的沃利斯就是一个可爱的、懂礼貌的女人，看起来非常舒服，行为举止极有涵养；王子在认识她之前，总是有些情绪化的倾向，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她对王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她改掉了王子酗酒的毛病，并严格要求他控制饮酒量；在行为上也要求他好自为之，使他生活得更加快乐幸福。后来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此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生活在她的社交圈子中。他显得更加成熟，不再像是一副受尽煎熬的病人模样。”在与沃利斯相处的这段时间里，王子从她身上学到很多。所有人都认为，沃利斯也会像以前的弗丽达或是赛尔玛一样，不过是王子爱情生活中的一段插曲。更有一些道貌岸然的家伙认为，这个美国女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小家碧玉，根本配不上大英帝国未来的国王。还有一些以哈罗德·尼克尔森为代表的人，他们的想法更接近现实；在他们看来，虽然沃利斯竭尽全力把大卫从颓废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却也在疏远他和一些幕僚之间的关系，其中就包括王室贵族和内务官员。这些人显然不会欣赏沃利斯的做派，对她恨之入骨。但是，她终究是王子心中最重要的人。

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沃利斯的出现是一件大好事。不过，这些人也是心怀鬼胎，他们就是英国人的宿敌：德国人。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柏林宣布就任“帝国总理”，执掌国家大权。对于希特勒当政，英国人的心情有些复杂。一方面，他们看到纳粹党人倡导的全民就业运动开展得卓有成效，并于1936年成功地扭转了经济危机的颓势。包括乔治五世和大卫王子，甚至一些政府高官都一直在关注着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蔓延，也在考虑是否能将这种独裁统治的理念搬到英国来。从这一意义上讲，英国人并不十分反感德国人的做法。与之相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才是真正的威胁。与希特勒不同，苏联人最终是想输出他们的革命思想，这显然是英国人无法接受的。不过，小个子希特勒在柏林发表的那些歇斯底里的演说还是让英国人感到有些恐惧。在英国人看来，希特勒的军国主义思想过于浓厚，而且独裁专政，演说充满了侵略性。他的所作所为不由让人联想到那个最终被流放荒岛、遭人唾弃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此外，希特勒鼓吹的反犹思想也招致了一些反感。英国人认为，反犹思想主要是太缺乏品味，没有什么涵养。

当时，希特勒很想和英国正式缔结联盟。他的想法与以前的威廉二世完全一样：他希望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问题上保持绥靖政策，而德国则不去染指英国的全球霸权。大卫王子一直把德国人看作是英国的盟友，后来成为英国国王后，这一想法始终没变。很早以前，大卫就曾经在一次近乎私人聚会的活动中，当着一些外交官的面，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表示赞赏。1935年6月，他在一次退伍军人协会举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说，号召那些退役的老兵去德国探望一下以前的宿敌，从德国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许多老兵响应了王子的号召，去了德国，与当地老兵合影留念，甚至还参观了位于达豪（Dachau）的纳粹集中营。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到达之前，德国人就把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转运到了别的地方，并安排一些纳粹冲锋队的士兵穿上囚服，容光焕发地迎接英国客人的参观。显然，王子本人在此之前就被洗脑了。纳粹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卫王子。德国人没有选择一个执掌实权的英国政客，因为他不可能公开站出来为德国摇旗呐喊。然而，作为王子，大卫本来不允许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过，他的一番演讲所引发的后果显然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为此，大卫表示了后悔，但是内心中，他依旧保持着对德国人的好感。

不过，从这一刻起，大卫已经是一个纳粹主义者，他与后来成为纳粹外交部部长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交往甚密。里宾特洛甫在1936年到1938年期间一直担任德国常驻伦敦的大使，在任期结束后满怀希望地回到柏林，向希特勒述职。显然，里宾特洛甫早已赢得了英国王室的信任。沃利斯的出现对于柏林的独裁者来说，也未必是件坏事。通过她来获知未来英国国王的政治立场，也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用意所在。在争夺沃利斯的明争暗斗中，还是德国人抢得了先机。里宾特洛甫很快就和沃利斯成了朋友，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沃利斯就经常陪着里宾特洛甫在伦敦搞起了穿梭外交。她甚至安排纳粹冲锋队的首领与大卫王子共进晚餐。不过，这些努力是否真的有效呢？齐格勒认为，这些做法几乎都是徒劳无功的。客观地来看，“试图把王子改造成为一个地下法西斯分子或是潜在的反犹主义者，这种做法的可行性很值得商榷”。和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王子也不过是被纳粹德国的繁荣表象所迷惑。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通过媒体的宣传，使得当时几乎半个世界的人们都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和勤劳朴实的民族，人们对此兴奋不已。

1936年也是爱德华八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年。同时也是1649年查理一世在威斯敏斯特大殿上被判处死刑以来，英国王室历史上最危难的一年。

“在我死后，那个年轻人在12个月内就会彻底完蛋。”乔治五世曾经这样和斯坦利·鲍德温说道。坎特伯雷大主教向乔治五世祝贺，他的君威始终恩泽着大英帝国；然而，乔治却回答道：“其实我早知道会是这样，说出来也只能让我的儿子感到失望，根本于事无补。”他甚至曾经命令宫廷侍官乌里克·亚历山大（Ulick Alexander）起草了一份公告：“我的长子将不再继承我的王位，他将放弃王位继承权。”在临死前，他也这样写道：“我祈求上帝，让我的长子永远不要结婚生子；在伯蒂和丽丽贝特（Lilibet）的王位交接过程中，不要再发生什么变故。”这里所说的丽丽贝特就是乔治五世心中的希望之星——他的长孙女。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登上英王宝座的伊丽莎白二世。

1936年1月10日，乔治五世驾崩。大卫王子哭了半个小时，然后颁布了他继位后的第一道谕旨：把以前宫里实行的桑德林汉姆时间重新调整为伦敦时间。从这一天开始，爱德华八世采用新的时制来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君威：宫里的时钟都要向前拨慢半小时，这样一来，傍晚的日光就能相对延长半小时，更有助于人们外出打猎。对于当时的宫廷侍官和后任者来说，这无疑是个不祥的预兆：新国王今后还会冒出什么怪念头？而王后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对于大卫的命令非常欢迎，因为他们早就觉得以前在桑德林汉姆宫实行的特殊时制是极为可笑的。

1月11日，爱德华八世在圣詹姆斯宫正式加冕登基，整个的仪式过程与他父亲当年继位时完全一样。有几个参加仪式的宾客观察特别仔细，他们发现刚刚当上国王的大卫在仪式结束后，藏在一间更衣室里，透过宫殿的窗子向外张望，看着宫殿外面的热闹场面。在他身边站着一位女士，衣着并不显眼，几乎没有人能认出她是谁。哈罗德·尼克尔森注意到，这位女士后来走出宫外，坐上了一辆黑色轿车；人们纷纷向她弯腰致敬，大家都以为，她是死去国王的一个远方表妹。哈罗德心里清楚，她就是沃利斯·辛普森，英国王室的下一个凶兆。

接下来就是乔治五世的葬礼。这次葬礼比以前爱德华七世或是维多利亚女王还要隆重。灵车队伍从英王十字（Kings Cross）火车站缓缓行进到威斯敏斯特宫；人们看到，在国王的灵柩上镶嵌着一个巨大的“帝国王冠”，这也是英国历史上最珍贵的王冠，象征着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几个王子跟随护送着灵车来到了伊丽莎白塔下，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只有几步之遥。忽然，王冠上镶满钻石的马耳他十字架不知因何掉落在地上，王子们见状都惊呼不已。一直跟随大卫王子的私人秘书高德福瑞·托马斯因为这次意外事故，随后不久便引咎辞职。哈罗德·尼克尔森记录下了托马斯的想法，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我不迷信，但是这使我确信，他不适合当国王，他的执政期也会在灾难里终结。他的责任感有所提升，这或许是个奇迹；但是我认为，他不会坚持多久。人们可以给一个王子留些面子，但是不会纵容一个国王。

在威斯敏斯特宫里，新国王和他的三个弟弟站在父王的灵柩前默哀20分钟。总共超过100万群众走上街头，亲眼目送国王的灵车缓缓离去，这无疑是一场盛况空前的国葬。一个小时之后，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也举行了悼念仪式，整个过程都是按部就班。越来越多的人涌上街头，前去威斯敏斯特教堂，瞻仰国王的灵柩，结果伦敦的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灵车队只好把国王的灵柩运回了温莎城堡。

先王尸骨未寒，王室家庭内部就剑拔弩张。在宣读先王遗嘱时，新任国王惊奇地发现，他本人竟然没有被列入家族私有财产继承人的行列。（在爱德华七世去世时，宫廷侍官告诉乔治五世，他从先父那里继承的遗产也是微乎其微。）对此，爱德华八世的愤怒溢于言表。他甚至让人去审查，这份遗嘱是不是伪造的，此举大大激怒了他的母亲。接下来，他又大幅度削减了宫廷内的开支，主要是在人员薪酬方面，取消了额外的人员补贴和建筑维修费；此举令宫廷内部的工作人员大为不快。他还下令，将原本用于慈善事业的兰开斯特（Lancaster）公爵名下的基金划归到了私人的小金库里；此举彻底惊动了内阁政府。与此同时，国王在日常生活上的开销也越来越大。国王甚至派政府专机运送沃利斯从国外采购的大量免税物品。他还派人购买整箱整箱的香槟酒和鱼子酱，费用都算在宫廷开销的账上，供自己享用。他送给沃利斯很多价值连城的首饰和黄金。人们或许会感到奇怪，堂堂一国之君，居然会这么快地蜕变成贪污腐化分子，一心追求物质上的享受，王室家庭、宫廷部门和内阁政府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显然，本性贪婪和爱财如命的沃利斯才是摆布国王的幕后黑手。从这一刻开始，她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她是要为自己打算。不过，人们也可以想象，她怎么能轻易放弃已经到手的一切呢？直到1936年的上半年底，她一直认为，她和大卫的这段恋情是不会持久的。“如果他把她甩掉，那她就彻底地一文不值了，就像她刚出道的时候一样。”钱农在爱德华八世即位后几天，在日记本里这样写道。此时，沃利斯的想法的确如此。

斯坦利·鲍德温也明白了目前的处境。不仅是他，所有在下议院掌握实权的高官政要们也都意识到了局势的危机，其中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内维尔·张伯伦和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在1936年初的时候，还没有人真正地关注过大卫身边的这位辛普森夫人。和钱农一样，他们都认为，她不过是大卫感情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或者充其量也就是一段低沉的背景音乐罢了。爱德华八世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的态度，激起了这些实权派人物的愤怒。唐宁街首相府的政客们都感到，新国王在许多派对和接见外宾等半公开的场合上，总是喋喋不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对此，德国人感到非常高兴。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发现，沃利斯与里宾特洛甫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此这般，是非不断。

英国人的警告很快就烟消云散。1936年2月，欧内斯特·辛普森私下里告诉一位密友莫里斯·詹克斯爵士（Sir Maurice Jenks），国王想娶他的老婆为妻。詹克斯曾经担任过伦敦的市长。看着老朋友无所适从的样子，他也是无话可说。詹克斯只好向当时的内阁总理斯坦利·鲍德温汇报了此事。鲍德温对此不屑一顾，但是他心里非常担心。早在1936年5月，他应邀参加国王的晚宴，第一次见到了沃利斯·辛普森；那时，他就感到有些不妙。国王要娶这个女人为妻，他不会是真的这么想吧？人们还不清楚，爱德华八世是否真的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迎娶沃利斯入门。有迹象表明，早在1935年10月，他就已经下定决心了。也有一些人认为，国王会拖延一段时间，再明确表明自己的目的。沃利斯本人最迟是在1936年5月得知，国王真的想和自己结婚。还是在那次晚宴上，国王曾对鲍德温首相说：“反正你早晚也要认识我未来的妻子。”难道说，沃利斯本人在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含义？国王本人是否知道，他这么说意味着什么呢？

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认为，大家争执的焦点还是那个古老的话题：以前的王子，如今的国王，是否有权力要求他的私人生活不被外界所干扰。在爱德华八世看来，“你们所有的出发点是否都是为了维护一个君主制政体的存在”？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或者说，作为国王的他就是想和一个普通人一样追求自己的幸福？他的这种幸福是否存在一个界限？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国王的这门婚事。比如温斯顿·丘吉尔，身为保守派人士的他在对待沃利斯的问题上就表现得非常宽容。是不是国王就可以私下里养一个姘妇，只要不被公众发现就可以？但是，这位女士真的要和国王谈婚论嫁怎么办？同年初夏，辛普森夫妇开始折腾离婚，丘吉尔本人也感到此事非常棘手。事情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沃利斯要想再婚，必须要把离婚的罪责推到丈夫欧内斯特·辛普森的身上。当时，离婚需要出具感情破裂的证据。按照法院的判决程序，夫妻双方必须经过六个月的分居期，而且双方必须举证对方越轨的行为，否则，离婚协议就会被判为无效。此时的沃利斯正与国王如胶似漆，要想推卸罪责可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作为丈夫的欧内斯特对大英帝国可谓是忠心耿耿：他主动做出了越轨的行为，而且故意被人们逮到。两名旅馆服务生亲眼看到，这位有妇之夫和一个陌生女子睡在一张床上。那位女子实际上就是欧内斯特的女友玛丽·拉菲儿（Mary Raffay）。整个事件被记录在案。离婚程序得以继续进行。后来，欧内斯特从俩人共同居住的寓所中搬了出去。

当这一事件最初以谣言的形式传到内阁政府官员的耳朵里，大家都感到事态不妙。现在可不是闹什么宫廷丑闻的时候。3月，德国军队公然入侵属于非军事区的莱茵地区，并开始向德国西部边界增兵。5月，意大利军队攻占了亚的斯亚贝巴城（Addis Abeba），墨索里尼（Mussolini）宣布占领了阿尔巴尼亚王国，“新的意大利帝国”就此成立。6月，所有迹象都表明，西班牙即将爆发全民内战。在此形势之下，英国人的扩军备战工作却进展迟缓。那些在经济危机中倒闭的重工业地区被人们视为“经济特区”，那里的情况并没有得到什么改观；试图恢复生产所做的所有努力，到头来还是以失败告终。

那个曾经在电台里信誓旦旦地向人民保证，要为广大劳苦大众谋福利的国王，如今都在做些什么？他正在筹划，想开着豪华私人游艇，邀请他的朋友们，从意大利出发，畅游地中海；当然，沃利斯肯定是受邀嘉宾。鲍德温听闻此讯，大惊失色；他知道国王的脾气，必须告诉英国外交大臣，让他改变国王的行程：因为当时的意大利正在和阿尔巴尼亚交战，所以必须把启程地点改为克罗地亚南部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湾。“为了顺应英国的外交政策，我只好临时调整了整个计划，在夜里搭乘火车前往南斯拉夫，咣咣当当地熬了一宿；在此之前，我可从没受过这份罪！”10年之后，已经退位的大卫对这次经历仍是耿耿于怀。8月7日，他终于如愿坐上了“纳林”（Nahlin）号豪华游艇从亚德里亚海畔的西贝尼克（Sibenik）港出发，向着爱琴海和伊斯坦布尔的方向进发。

这次“纳林”号之旅实际上就是普通的度假；国王在沿途上岸会见了一些王室成员和各国首脑。不过，人们最终还是捕风捉影地弄出一些绯闻，其中引起非议最多的要算是国王一行在旅途中拍的照片。在照片中，爱德华和他的情人沃利斯亲密无间；沃利斯不是身着游泳衣搔首弄姿，就是开心地在海里畅游。这些照片展示了国王真实的一面。在此之前，人们还从未看到过哪个英国国王如此潇洒率真的站在镜头前：一个风华正茂的男人，神情放松，举止随意；总是开怀大笑，而且衣着时尚。有几张照片上的他索性光着膀子，以半身赤裸的形象示人。先王乔治五世要是还活着，看到媒体刊登如此不堪入目的照片，一定会气得一头撞死。对此，爱德华八世根本不放在心上，甚至有些故意作秀，寻求刺激。这些照片最终还是被媒体刊登出来，不过不是英国报纸，而是美国和欧洲大陆上的媒体最先出现相关报道。从此，沃利斯·辛普森芳名远播，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挖掘这个花边新闻的幕后故事。

而在消息相对闭塞的英国，依旧是风平浪静。所有人都爱戴着国王，一如既往。除了宫廷内部的上层人物之外，没有人知道沃利斯·辛普森是怎么回事。英国驻希腊雅典的大使希德尼·华特鲁爵士（Sir Sydney Waterlow）在写给新任国王私人秘书阿里克·哈丁格（Alec Hardinge）的密信中说，国王的此次希腊之行取得了外交上的极大成功；然而，他对于“纳林”号上一行人的表现感到非常失望：“他们是一群没头脑的家伙。他们太没有尊严，而且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发表哪怕是一丁点的真知灼见。”哈丁格把这封信放入了档案袋，对此深感忧虑。两个月后，随着又一桩丑闻的曝光，哈丁格把这封密信连同另外一封有关国王绯闻的密件一同交给了斯坦利·鲍德温，并在他面前表示了自己对爱德华八世以及王室未来的担忧。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这次夏季旅行的结束，事态发展得越来越快。然而，当时的人们觉得，那段可怕的日子简直太漫长了。在历史与现实的坐标系上，时间的长短总是相对而言的。

9月底，沃利斯第一次以国王邀请宾客的身份出现在巴尔莫拉城堡。约克公爵和夫人，也就是国王的弟弟阿尔伯特和弟媳伊丽莎白正在位于巴尔莫拉城堡里比较偏远的伯克夏宫（Birkhall）避暑。在沃利斯到来之后，他俩故意躲着不去见她，让她很难堪。因为，在此之前，国王曾经把一件本该他自己处理的差事推给了他们：大卫临时放弃了参加一家医院的剪彩活动，让弟弟阿尔伯特代替他出席，并借口说他仍处在先父去世的无尽哀思中。然而，刚刚打发走了阿尔伯特，大卫就坐车来到了阿伯丁（Aberdeen）火车站，在那里迎接沃利斯的到来。他俩的会面被小报记者逮个正着。爱德华在公众心中的“气宇不凡的王者”形象就此一落千丈。对于他来说，沃利斯比大英帝国的江山社稷还重要。为了和沃利斯在一起，他甚至打破了英国王室历代遵守的每周日去教堂做礼拜的规矩。他似乎陶醉其中，完全是在自我享乐。

三周以后的1936年10月16日，爱德华在白金汉宫接见了一位重要的人物：威廉·麦克斯维尔·艾特肯（William Maxwell Aitken），即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他曾经担任内阁大臣，后来创办了在英国报界影响力很大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和伦敦本地的《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在当时英国的传媒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艾特肯对新继位的爱德华国王可谓是忠心耿耿。因此，当爱德华国王在私人问题方面有求于他时，他义不容辞地答应了国王的请求。10月23日，沃利斯和欧内斯特的离婚案进入了公开审理阶段。主审法院位于萨福克郡（Suffolk）的伊普斯韦奇（Ipswich），虽然位于英国的偏远地区，但是未必能躲开好事者的纠缠。国王请求艾特肯，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将这次离婚案的审理过程尽量不要在媒体上曝光：他想尽力保护沃利斯的名誉，为今后迎娶她做好铺垫。

艾特肯完全满足了国王的愿望。10月27日，英国各大媒体刊登了一则非常不起眼的简短公告，仅仅提到了一位“在伦敦社交圈很出名的”辛普森夫人与她的丈夫正式离婚，原因是她的丈夫背叛了她。仅此而已。然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就没这么客气了。《纽约每日邮报》（New York Daily Mail）的标题新闻就极具震撼力，宣称英国国王将娶一位美国女人为王后，而且婚期已经确定！由此引起舆论哗然。围绕这一消息展开的各种猜测立即在美国各大报刊中蔓延开来。为了防止这些消息流入英国本土，那些负责进口外国报刊的英国出版商忙得不亦乐乎：将所有有关沃利斯的新闻报道都要删掉！人们担心，如果相关的文字报道被欧内斯特看到，他将立即提起诉讼。然而，相关的消息还是慢慢渗入了英国。许多美国人都写信给他们的英国朋友，询问有关沃利斯的情况；而绝大多数英国人对此竟然一无所知。负责英联邦事务的有关部门非常担心加拿大政府方面的对外报道：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的信息封锁；而美国人的猜测无疑会动摇英联邦国家对于英国王室未来发展的信心。在英国本土，人们也越发感到不安。有一个下议院议员就曾提出，为什么外刊中涉及英国的报道都被有意地删减了？英国官方对这一问题未予理睬。然而，英国BBC向公众推出的一项劳埃德（Lloyd）的保险产品中，对于下年5月英王加冕纪念日庆典活动一旦取消，其赔付比例已经从原先的4%上升到了21%。对于这次危机，英国下议院进行了民意测验调查。大家都众口铄金：耻辱、耻辱！不过，民意测验发起人，来自格拉斯哥（Glasgow）的约翰·麦克格文（John McGovern）在答案的后面又加了一个标注：“是的，辛普森夫人！”为了谨慎起见，这一标注没有出现在议会的正式公告中。

10月20日，斯坦利·鲍德温在一次私下会谈时，明确劝谏国王说，政府方面不断收到公众的来信，对这件事表示非常担忧。鲍德温婉转地问国王，是否可以考虑以另外一种方式发展与辛普森夫人之间的关系？爱德华八世断然拒绝了对方的建议。他不想把这个女人隐藏在后宫之中，与她偷偷摸摸地生活。是否能将沃利斯的离婚案往后拖延一段时间？国王说，这不关他的事。是否考虑让辛普森夫人离开英国一段时间，以便平息众怒？国王没有表态。

11月11日，爱德华国王去了位于波特兰（Portland）的海军基地，故地重游，慰问了那里的官兵将士。这次访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爱德华不仅和海军官兵亲切恳谈，而且还和他们一起高唱军歌，显得非常开心。海军将士受到了巨大的鼓舞。英国媒体对国王身上展现出来的全新风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关沃利斯的负面报道也暂时告一段落。然而，下议院的争论焦点却并没有转移。齐普斯·钱农仍然站在国王的立场，在他的日记本中这样写道：“除了罗马教皇之外，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王权体制竟然会毁在一个可爱的女人沃利斯的手上。这看起来是多么愚蠢！”

五天之后，首相鲍德温再次向国王进谏。鲍德温是个处事圆滑的政坛老手，如今事态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他不能当一个袖手旁观的胆小鬼。其实，鲍德温并非不近人情，他也不想干涉国王的私生活，但是他必须这样做。这一次，鲍德温没有老调重弹地揪住沃利斯不放，而是从几周以来人们一直关注的“社会”价值入手。他首先问国王，如果沃利斯在六个月之内真的与前夫结束婚姻关系，那么他是否的确愿意迎娶沃利斯？国王回答说，是的。鲍德温说，这可不行。其实，对于外界民众是否能够接受国王的这一决定，鲍德温和国王一样，都无从知晓。而且，直到此刻，民众并不知道王室内部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尽管如此，鲍德温明确地告诉国王，在他看来，民众对于这件事的反应是毋庸置疑的：一致反对！因此，国王不得违背民意，也就是说，他不能娶沃利斯为妻。一番苦劝之后，国王仍然没有被说服：在他看来，不是普通民众，而是内阁政府的这些人，不想让他和沃利斯结婚。

从理论上来说，国王是享有婚姻自主权的。政府可以禁止他一切行为，唯独在婚姻这件事上，只要国王不娶一个天主教徒为妻，其他任何情况都可以由国王自己做主。早在1704年，那时的英国国王就与议会就此事经过反复商谈并达成协议：国王禁止与王室成员的近亲结婚，但是在选择配偶的问题上，国王拥有绝对的自主权。虽说英国圣公会也不希望国王娶一位离过婚的女子，但是，如果爱德华国王想到了圣公会的相关规定，他就会心中暗喜。追溯过去，为什么当初的亨利八世摆脱了罗马教皇的统治，自己创建了英国圣公会？其中的原因显然不是像教义上说的那么神圣。当时的英国国王就是想合理合法地离婚，然后娶另外一个女人为妻。

鲍德温的劝谏不了了之。国王再次大打亲民牌，去南威尔士地区慰问贫苦地区的民众，使得当地的民众欢欣鼓舞，地方报纸对国王大加赞扬。相反，伦敦的政府官员们仍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国王的婚姻问题。11月25日，鲍德温与爱德华进行了第三次会晤。这一次的会谈地点不是白金汉宫，而是爱德华的私人寝宫福特·贝韦德公馆。因为，国王不敢回到伦敦去面对公众的指责。这一次的谈话主题也明显发生了变化。鲍德温抛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希望国王接受一个所谓“非门当户对”的王室婚姻：国王可以与沃利斯结婚，但是不能以贵族名义结合，而是普通的公民婚姻；也就是说，沃利斯可以成为国王的妻子，但是她不享有王后的头衔。几天前，在上层贵族内部的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这么一个折中的方案，并提交给了首相鲍德温。人们并没有指望国王和沃利斯会考虑这一方案。然而，令鲍德温颇感意外的是，不久前仍斩钉截铁地以退位来要挟的爱德华国王对这一方案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这恐怕也成了国王开始走错的第一步棋。

在听取了首相的建议之后，爱德华八世委托鲍德温去了解一下其他英联邦国家对这一动议所持的态度。这样一来，国王就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了鲍德温首相。很快，鲍德温就从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爱尔兰和新西兰方面得到了反馈。在政府内阁内部，鲍德温已经听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因此，他想进一步了解了反对派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英联邦国家中，只有新西兰方面是完全支持国王的。而内阁中，也有一个重要人物是向着国王说话的，他就是温斯顿·丘吉尔。

鲍德温政府显然更忌惮丘吉尔以及丘吉尔在这一政治事件中一反常态的表现。他会不会和国王私下里串谋？他会不会借助国王的威望组建一个保皇党，进而在大选中击败联合政府？位于泰晤士河河畔的议会大楼里，人们议论的焦点集中在，丘吉尔是否会仿效墨索里尼，组建半独裁性质的政权？鲍德温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没能允许国王与丘吉尔直接接触，听取相关的建议。“一场争夺王位的战争已经拉开了序幕。”钱农在11月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两天之后，这位爱写日记的作家站在卧室的窗前，脑子里一片空白。伦敦上空被一片橙红色的火光点亮：水晶宫着火了！这座1851年阿尔伯特公爵殿下为召开“万国博览会”而在海德公园里修建的宏伟建筑在一把大火中化为灰烬。四个小时的大火之后，宫殿内的玻璃和钢架都被烧化了。这是伦敦几百年来经历的最大一场火灾。最终，这座带有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风格的建筑被烧成了一片瓦砾。这无疑又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

虽然，公众中很大一部分人仍然被蒙在鼓里，但是随着知情人的增多，纸里也快包不住火了。约克的某个不太知名的主教在一次弥撒活动时讲了国王与沃利斯的这段故事，各大报刊的记者如获至宝，开始竭力炒作这一年度最火的新闻。1936年12月2日，沃利斯·辛普森登上了所有报刊的头版头条。因为在前一天，沃利斯离开了自己位于雷根公园的公寓，搬到了福特·贝韦德公馆，与国王住在了一起。（此前，有人从窗户外面向沃利斯的住所扔石块，她的信箱里早已塞满了恐吓信。）愤怒的人们不依不饶地站在福特·贝韦德公馆外面，齐声咒骂这个不知羞耻的美国女人。与此同时，白金汉宫门口也聚集了另外一批人：他们是国王的铁杆支持者。几天之后，白金汉宫的保安都佩带了武器；这是他们第一次全副武装进入戒备状态，因为英国政府方面无法预料，未来的局势将如何发展。

12月3日，在舆论的重压之下，沃利斯离开了英国，去法国的上考特达祖尔（Cote d’Azur）的一个朋友家避风头。爱德华八世委派了一名宫廷侍官陪沃利斯同行。沃利斯的随身行李中有价值大约10万英镑的珠宝首饰，相当于现在的100万英镑之多。又过了七天，国王正式对外宣布了自己与沃利斯的婚期安排，同时宣布放弃王位。在这七天里，伦敦政界如同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逼宫大戏，而普通民众对此一无所知。在这七天里，国王经历了巨大的精神考验，以至于他周围的朋友都担心，国王可能会想不开，进而出现精神上的问题。对于鲍德温来说，这七天无疑是他当政期间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公众的舆论最初还是围绕着国王的态度来展开的，随着事态的加剧，人们最终把矛头指向了他这个首相，因为在人们看来，他没能明确表态，没能说服国王改变想法。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在此不再详细叙述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值得考虑的是，在这场民众情绪宣泄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这场情绪的宣泄似乎早在100年前就已经被人们所遗忘。归根到底，国王之所以宣布退位，还是因为他想娶一个离了婚的美国女人为妻。很难想象，这一事件爆发之后的第三年，人类的又一场浩劫即将上演，千百万的人将死于战火之中。堂堂一国之君，不爱江山爱美人。这在当时看上去就像是一部言情剧。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12月7日，爱德华八世做出了退位的决定；10日，他愉快地向公众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对此，历史学家们给出过各种理论上的解释；其中，有三个观点最具代表性：首先，沃利斯·辛普森的的确确不是大英帝国国王配偶的人选。表面上听起来，这样的说法并没有什么错；但是，这里面的含义却意味深长。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沃利斯本人的素质对王权安危并不构成威胁；问题在于，国王如果和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婚，有可能瓦解英国的王权体系，进而使得整个国家体系陷入一场危机。苏珊·威廉斯显然是站在国王的立场上的。她搜集了很多民众的来信，希望从中发掘一些有利于国王的话；但是，仅从这些只言片语中，人们很难断定，究竟民众对于国王的这场旷世奇缘抱有一种什么态度。忍住内心的不满，还是彻底的愚忠？或者就是愤怒不已，并且坚决反对？这场风波究竟有多么严重？会不会是工党借助此事进而推波助澜，代表下层人民的利益，与王权体制来抗争并宣传自己的形象？

英国政府害怕这件事会越闹越大。随着这场危机渐渐加深，政府的统治地位就会岌岌可危。然而，究竟怎样才能说服爱德华国王呢？在过去的这些天里，国王本人也是反复无常。有时，他已经决定放弃，但是，突然又冒出一个想法；然后，他又宣布说，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国王的行为，还有一种解释：他根本就不想再当国王了。沃利斯的出现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借口，帮助他逃脱王宫这座黄金鸟笼，享受自由的生活。与此同时，他当了一段时间的国王，也经历了王室生活中辉煌荣耀的另一面，内心中也想继续保持这样的生活。因此，他处于极度矛盾之中，总是犹豫不决，反复无常。

事实或许就是如此。爱德华要是被国王的头衔所束缚，那么他必定会另寻出路。鲍德温，这位首相，刚刚辅佐年轻的国王不久，就一下子成了国王的死对头；他向国王明确表示，将会随时按照老规矩来行事，让国王下台走人。而爱德华八世，在这场权力斗争之中，他也可以表现得更为公开和积极；因为他的手下也有像比弗布鲁克勋爵和丘吉尔这样的谋士，他们更希望国王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表现得稍微积极一点。然而，爱德华不愿与人争斗，他不愿意看到发生宫廷政变。

那么，鲍德温在打什么算盘呢？或许这样的解释更为合理：鲍德温也想利用沃利斯事件，把国王赶下台，让英国人摆脱爱德华的统治；因为鲍德温认为，爱德华不是这个国家想要的国王人选。他避重就轻地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力求改变王位继承人的状况，进而完成和平演变。可以说，这才是整个危机的核心问题。早在大卫王子没有继位之前，鲍德温就担心这位未来的国王根本无法治国安邦。尽管当时，年轻的王子受到了民众的拥戴，但是在那些精英政客的眼中，这恰恰是最令人担忧的。他们担心，人们对于王子的爱戴反而会使他本人失去国家责任感。此外，他们还担心，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爱德华会直接插手有关民选代表的国家事务；虽然从政治角度上来看，这样的做法是不允许的；但是，爱德华可以通过他个人的魅力来影响他周围的朋友；这样一来，整个国家都会被牵扯进去，也会反过来动摇王权统治的根基。

1936年12月10日，爱德华八世当着几个弟弟的面，正式签署了退位公告。然后，他驱车前往母后的寝宫，向母亲道别，但是母亲对他的决定深感失望，对他的态度极其冷淡。下午，鲍德温在下议院的全会上正式宣读了国王的退位书。与此同时，爱德华本人来到了英国BBC广播公司，通过电台广播向他的臣民发布这一消息。他的弟弟阿尔伯特，也就是即将成为新国王的乔治六世，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继续保留爱德华的贵族称号。从此，爱德华的头衔改为温莎公爵，身份仍是王室贵族。虽然这不过是在名誉上保全了爱德华的贵族头衔，但是从政治权力上讲，反而使他变得一无所有。如果此次爱德华被罢黜为普通民众，那么他将有权竞选下议院委员，这无疑会令那些当权派无法接受。即便是爱德华这次被降格成为普通的贵族，那么他也有权进入上议院，参与国事。如今，身为王室公爵的爱德华在政治上可谓是权利尽失，只能充当一名看客。

就在爱德华退位的当晚，他启程离开自己的祖国，即将与远在法国的情人会面之前，他又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在与弟弟阿尔伯特商谈他今后将获得多少王室俸禄时，爱德华扯了一个弥天大谎，说他自己欠了一大笔钱。阿尔伯特闻听此事，表现得非常大度，一口答应了爱德华提出的请求，同意支付给他相当丰厚的退休金作为补偿。几个月后，宫廷内的会计经过查账后揭穿了爱德华的谎言——这个把戏并不高明。在菲利普·齐格勒看来，爱德华编造这个谎言是他这一生中最令人费解的一步棋。这样做使他失去了他身边两位男性的信任，而这两个人会直接影响他未来的前途，那便是乔治六世和温斯顿·丘吉尔。

5

勇往直前：乔治六世

毫无预期的王位降临并没有给乔治六世这个幸运儿带来多少好运，威廉的“复辟威胁”和二战让这位毫无建树的君王更加焦头烂额、苦不堪言。但世事无常，战争和丘吉尔使他告别了过去，成了一个真正的王者，成了全英国人的代表，一个民族的英雄。

1936年12月11日，11点52分，阿尔伯特王子、前约克公爵，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成了英国国王和英联邦国家的皇帝。首次以国王身份出现在圣詹姆斯宫枢密院会议上的阿尔伯特看上去脸色苍白，身形瘦小；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几乎每个人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搞得焦头烂额。阿尔伯特在继位演说时，语气略显迟缓：

今天，我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与在座的诸位会面，这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史无前例的。不过，事已至此，既然王者的重任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就义不容辞向大家保证，我将严格遵守君主立宪政府的各项规定。为了国家民族的富强，我决心倾尽全力。我的妻子将与我一道渡过这个难关。我希望所有的国民也能支持我。

在名号上，他不想被人称作是“阿尔伯特国王”，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德国化了。他宁愿继承父亲的名号，被称作乔治六世。这个名字更加合适。乔治五世和乔治六世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让人们很快就能联想在一起：两个乔治都是家里的二公子，长年生活在大哥的阴影之下，结果却都是被选中，坐上了国王的宝座；他们都曾在海军服役，也都是被迫中断在军队的仕途生涯，回到宫里履行家庭责任；他们在求学过程中受到优待；他们对待国际政治的态度上都略显幼稚；他们的思想都非常保守，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中，也体现在对待社会潮流的看法上；他们都不习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都向往乡村绅士的悠闲生活；他们都努力工作，责任心强，性格倔强，甚至有些暴躁；他们都对妻子忠诚不贰，也都与子女有些疏远；他们的性格都略显腼腆，不喜欢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都生性乏味，缺乏情调；他们的脾气都非常火暴，而且无缘无故地发怒，或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发雷霆，再不就是对手下人吹毛求疵，也不管对方是普通的宫廷服务生，还是大英帝国的首相。

人们可以从专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下两位乔治的性格特点：两个人在身为王子的成长阶段，都没有受到重视；他们的父亲对他们都过分严厉，总是提出过高的要求，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表扬。不过，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培养了相当强的责任感。他们都属于这样一种男人，在为人处世中小心翼翼，避免和外界发生冲突；做人做事力求完美，因为他们总是担心，辜负了别人的期望。

不过，他们两人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1910年，乔治五世被推上国王宝座时，王权政体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危机。当时，党派争端此起彼伏，上下两院之间也是矛盾重重。

1936年12月，当时的形势已经大不一样了。如今的人们恐怕都忘了这场国王退位的事件。回顾历史，随后不到22个月，德国人入侵波兰，掀开了欧洲大陆一场空前浩劫的序幕；与之相比，1936年发生的这场英国王室危机在今天的人们眼里，不过是历史上一段小插曲而已。人们甚至也许会认为，爱德华八世儿女情长的故事不过是供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根本不算是什么严肃的话题。然而，对于当时的英国社会来说，这场儿女私情关乎国家的未来。温莎公爵爱德华的内心世界、沃利斯的二度婚姻，或是这两个有情人留给乔治六世的沉重负担，这些都成了当时街头小报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是美国媒体，以讽刺的口吻进行报道）。而在英国上层社会的晚宴和派对上，在贵族上议院的会议上，在王公贵族的家庭聚会上，人们谈论这些话题的态度都非常严肃，特别是在爱德华八世刚刚退位的这段时间里。国王一下子被换掉了，人民能否很快接受这一事实？倒皇派的共和党人会不会趁此机会来兴风作浪？英国人是否会仿效俄国人那样掀起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爱德华八世会不会卷土重来，自立门派，发起成立一个新党，甚至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政党？爱德华会不会暂时逃往奥地利避难，然后在那里建立伪政权，与他的弟弟分庭抗礼，矛头直指英国民族阵线联盟执掌的内阁政府？英国社会是否会就此分化瓦解？在那几个月里，有很多人都支持已经下台的爱德华。比如退伍军人协会就随时准备听从他的召唤。军队里也有了骚动的倾向。整个国家面临一场危机。

人们也担心，让性格朴实的阿尔伯特管理如此泱泱大国的确是有些强人所难。就连他本人也是心里发虚，新国王在写给表哥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的信中袒露了自己的心声：“我从没想过这事会发生在我头上。我对此毫无准备。大卫一直都有人教他，而我呢，连一份国务文书都没见过。我就是个海军军官，只了解军队里那么点事。”客观地讲，阿尔伯特天生脑子有点慢，身体也不是太好。虽然他也不过41岁，但是长期酗酒和抽烟已经彻底将他摧毁。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也不算是个好的演说家。好在他口吃的毛病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严重，因为他多年以来一直接受着语言障碍症的治疗；妻子伊丽莎白认为，这种唇语辅助治疗法“对未来国王的一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克斯蒂·麦克劳德（Kirsty McLeod）在他讲述这段退位危机的《王室战争》（Battle Royal）一书中记录了上述这段话。尽管如此，阿尔伯特在说话时，仍经常出现明显的停顿；特别是当他的妻子不在他的身旁，没有给他鼓励的眼神，那么他就有可能出现更加严重的口吃。

总而言之，阿尔伯特不适合参加公开活动，也不善于发表演说。人们也曾经考虑过，万一爱德华八世放弃王位，是否可以跳过阿尔伯特来推选另外一个王子继位。以前从没有过国王主动放弃王位的先例，而次子在出现王位空缺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最有可能的顶替者”（“最佳替补”）。几百年来，议会只管向王室成员颁发王位，都是按照代际的规矩，从不干涉王室家族内部的继承顺序。

除了阿尔伯特之外，另外几个王子是否能担此重任呢？亨利王子，即格洛斯特公爵？傲慢、愚蠢、缺乏灵性。乔治王子，即肯特公爵？他娶了美丽的希腊公主玛丽娜（Marina）为妻，这或许能使他更受民众的喜爱。但是，他以前的生活可是一塌糊涂，各种丑闻不断，让人很不放心。比来比去，宁可让阿尔伯特坐上王位，也总比其他几个兄弟强些，虽然他也可能越变越糟。

在爱德华国王的退位风波平息之后，乔治六世登基之初显得平平淡淡。《泰晤士报》的主编杰弗里·道森（Geoffrey Dawson）派出手下的记者，在第二天一大早就采访街上的群众，听听他们对新国王的看法。然而，几乎所有的记者都空手而归，结果听上去颇有些奇怪：没有人谈论乔治六世，也没有人举着国旗上街；没有人拥护，也没有人反对，更没有人欢呼雀跃。整个国家像是进入了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这倒是个不错的开始，这恰恰是王室内部所希望的。平稳过渡，波澜不惊。此时，国家需要这样一种状态，同时也有利于新国王的上台。

乔治六世还没有真正地当政，就有了末日将至的感觉。12月9日晚，也就是爱德华正式发表退位公告的前一天，阿尔伯特驱车来到了母亲玛丽的官邸，探望母后。从夏季开始，69岁的老王后搬到了马尔伯勒宫。马尔伯勒宫是一处庄园式行宫，从花园的围墙望去，可以看到临近的圣詹姆斯公园。阿尔伯特在这里待了一整天，就即将继位的问题听取母亲的建议。此前，他也曾拜访过首相和几个位高权重的宫廷长官。他还特意向哥哥的私人律师沃尔特·蒙克顿（Walter Monckton）请教，蒙克顿是整个危机中少数几个中立派，获得了前后两任国王的信任。阿尔伯特想向母亲汇报所有的情况，而在此之前，母子俩的关系一直都很冷淡。在母亲面前，他讲述了一些当前事态的进展以及自己对这件事的感受；很快，他就控制不住，泣不成声。后来，玛丽王后告诉哈罗德·尼克尔森，当时阿尔伯特依偎在她的肩膀上整整哭了一个小时。在玛丽看来，这是儿子自童年以来表现出的最孱弱的时刻，让她永远难以释怀。

阿尔伯特担心的事情很多：王室的未来和国王的职责。此外，他特别忧虑的是，王室目前的确已经处在危难的时刻，而他必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和那些精英政客们一样，他担心的是，如果不收拾好现在这个烂摊子，那么整个国家系统的走势将会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联邦国家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结果呢，他彻底失望了。他的一生中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他的哥哥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哥哥的所作所为，令他倍感失望。

阿尔伯特一直生活在哥哥大卫的阴影之中。最初是在奥斯伯尼的寄宿学校，后来就是达特茅斯的军校，一直延续到剑桥的大学生活。青少年时代的阿尔伯特总是望着哥哥高大的背影，有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在和女孩子的交往中，大卫显得比他更加温文尔雅，更有幽默感，更机智灵活，更有活力，当然也更受女孩子们的青睐。阿尔伯特总是扮演配角，而且通常是慢慢吞吞的。不过，有些东西还是把兄弟俩绑在了一起。王室家庭的束缚和无聊的宫廷生活让兄弟俩人都备受煎熬。他们的生活就像困在黄金鸟笼里的金丝雀一样：每天都要履行公事一样陪父母吃饭，身着燕尾服，傻呆呆地熬过这一个小时；然后就是和宫廷教官谈话，每次的话题都是千篇一律，然后记录下要点；每天晚上都是如此，直到10点半，准时上床睡觉；然后便是死一般的沉静。兄弟俩经常彼此大吐苦水，互相安慰，互相帮助。

对于爱德华的风流韵事，阿尔伯特起初并没有对他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当时，赛尔玛·弗内斯曾经一度成为大卫家的女主人；阿尔伯特经常和妻子一起来到哥哥家做客。他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尤其是两个女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兄弟俩似乎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单纯的阿尔伯特以为，这才是人生的真谛。然而，大卫开始与阿尔伯特分道扬镳，起初还只是偶尔为之，发展到后来就是故意地疏远兄弟之间的关系。随着沃利斯·辛普森的出现，她对大卫的影响越来越大，阿尔伯特在哥哥心中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低。父亲的去世使得兄弟俩关系进一步恶化，进而彻底断绝来往，彼此之间不闻不问。在放弃王位前的两个月里，大卫没有就沃利斯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和弟弟谈过一次话。“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妻子伊丽莎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言语间难以掩饰内心的愤怒。阿尔伯特和妻子都不知道，那位国王哥哥究竟是怎么了。如此的冷遇显然让他们感到不满。

由此可见，伊丽莎白是在为阿尔伯特打抱不平。她第一次在福特·贝韦德公馆结识沃利斯·辛普森的时候，就感到很难和对方相处。那时，大卫家的女主人还是赛尔玛·弗内斯。伊丽莎白觉得这个美国女人太过张扬，打扮得妖里妖气，举止十分粗俗。而在沃利斯的眼里，伊丽莎白则显得土里土气，古板乏味，身材也太胖。1935年中的某一天，两个女人之间爆发了一次正面冲突：在福特·贝韦德公馆的餐厅里，沃利斯做了个鬼脸，用表情讽刺还在客厅里的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发现了她的这一举动，立刻打开餐厅的门，冲了进去。几秒钟之后，俩人就此成为宿敌。克斯蒂·麦克劳德在他的书中记录下了这一细节。

伊丽莎白是乔治六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女人。新国王在登基演说时，对妻子大加赞誉，这绝不是表面的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所有人都说，这个懦弱男人的背后需要一个坚强的女人，才能渡过难关。这句话在国王继位之后，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国王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在登基仪式之后的第三天，国王就给妻子颁发了一枚嘉德勋章——代表最高荣誉的历史最悠久的国家骑士勋章。而且，他还修改了一项宫廷礼仪：除了出席一些重大的活动之外，作为一国之君的配偶不必站在夫君的身后；也就是说，伊丽莎白王后可以像普通人家的妻子一样，站在国王的身前半步。此外，他还定了一个新规矩，授权委托妻子，以他的名义处理日常公务。

最重要的是，他需要她的陪伴。在王位危机的那段日子里，他一度失去了妻子的关爱。伊丽莎白宁愿躺在床上不问世事。这是女人典型的做法：她要是感觉不爽，那就索性彻底回避。人们不愿相信，但是这的确发生在她的身上了。她给人的感觉是那么高雅，举止彬彬有礼，是社交界的灵魂人物。这一次，她表现得非常敏感，巧妙地化解了当前的危机。

她开始和一些重要人物达成联盟，尽快填补爱德华八世退位后留下的空白，在新国王登基几周之后，将国家事务重新纳入正轨。这些人包括玛丽太后、前国王的私人秘书阿里克·哈丁格和首相鲍德温。阿尔伯特虽说对哥哥的所作所为倍感失望，但是他始终无法狠心把哥哥从宫中赶走；他做不到这么绝情。相反，他仍旧试图与哥哥进行沟通，取得彼此的谅解。然而，大卫那边早已把什么手足之情抛在了脑后，根本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并且报复心很强。

12月10日，下议院已经开始筹划一场清洗行动。就在鲍德温宣布国王的退位公告之后，所有议员都争先恐后地涌向议会大楼的前厅，就像是炸了窝一样。南希·阿斯特（Nancy Astor）正好开车经过，遇上了保守派的议员齐普斯·钱农，气呼呼地对他说：“所有那些站错队的人都该被拉出去枪毙。”就因为这句话，阿斯特一连几个月都被排挤在外，根本不允许晋见国王。大卫的其他追随者的命运就更糟糕了。

比如，库纳德夫人（Lady Cunard）虽说跟沃利斯的私交每况愈下，但是人们还是揪住她们之间以前的亲密关系不放。在王室活动的宾客邀请名单上，她被彻底地剔除掉了。对于库纳德女士本人来说，如此的落差是很难接受的。另外一个倒霉的是佩雷吉内·喀斯特（Peregrine Cust），也就是布朗洛勋爵（Lord Brownlow）。他曾经是爱德华八世身边的红人；据媒体透露，他曾于12月初私下里陪护沃利斯从英国“出逃”。等他重返英国之后，“主动递交了辞呈”，他的位子也就被别人顶替了。实际上，他并没有主动提出辞职。但是他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他后来主动前往奥地利去探望正在那里流亡的旧主——温莎公爵。这无疑令伊丽莎白王后大为不满。

也不是所有老国王的余党都遭到了新国王的迫害。达夫·库珀（Duff Cooper），多年以来一直与大卫私交甚好，在大卫当国王的日子里，始终是他的铁杆支持者。新国王继位之后，他仍旧在鲍德温的内阁中担任部长一职。库珀夫妇一如既往地受到国王的邀请；他本人也尽弃前嫌，表现得非常大度。另外一个没有遭受牵连的是温斯顿·丘吉尔。在局势发展最为关键的几个星期里，丘吉尔力挺爱德华八世，甚至还为他出谋划策，逢迎之心，尽人皆知。伊丽莎白王后非常讨厌丘吉尔，但是她心里明白，如果把这些保守党人都打入冷宫，那么事态的发展会更加可怕。目前的首要工作是疏远温莎公爵和这些旧臣之间的关系，让他们之间彻底断绝来往。为此，暂时的微笑才是最好的武器。

以这种方式来清洗旧臣余党，在英国王室历史上并不鲜见。随着王位的更迭，王室的社交圈子也会发生变化；白金汉宫里的宾客，走的走，留的留，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这一次与以往有所不同。上一任国王毕竟还活着。接下来的决定看起来的确有些不近人情。1937年5月的即位庆典活动，温莎公爵将不再被列为受邀嘉宾；理由很简单，按照以前的老规矩，还从没有一个离任的国王出席新国王登基庆典周年活动。这一理由倒也是冠冕堂皇，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离任的国王都是仙逝而去，而温莎公爵这样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个中真正的原因，大卫自己也非常清楚。伊丽莎白王后是担心，人们看到温莎公爵，自然会怜惜这位曾经风靡一时的“帅哥王子”，而她的那位登不上台面的结巴老公肯定又会被挤对成配角。只要新国王还没在公众中树立起威信，那么前任国王就不得在这个国家里公开露面。至于那个沃利斯，英国人是一辈子也不想再见到她。

在这种情势之下，大卫和阿尔伯特两兄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后来，由于沃利斯的离婚案审理过程进展迟缓，大卫也在英国待不下去了，他逃亡到奥地利的恩茨菲尔德（Enzesfeld）城堡；在那里，兄弟俩还经常电话联络。更确切地说，是大卫主动给弟弟打电话。他总是喋喋不休地给阿尔伯特出主意，无非还是一堆改革宫廷制度的想法；他总是问阿尔伯特，伦敦方面对他有什么看法。在这些电话过程中，阿尔伯特通常是一言不发。而王后伊丽莎白则敏感地发觉，这些电话使阿尔伯特感到情绪低落。终于，王后在1月底采取了措施：她明确告诉大卫，不要再给阿尔伯特打电话了。此举令大卫感到莫大的羞辱，而阿尔伯特则如释重负。

兄弟俩的矛盾不光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在金钱上也是争执不下：2月，阿尔伯特得知，他的哥哥欺骗了他；当时，大卫向弟弟哭穷，说他已经身无分文。而此时，乔治六世重新核定《王室费用法案》（Civil List）。《王室费用法案》是1760年乔治三世时期制定的一项财务法案，规定了议会向王室支付款项的额度，用以承担王室家庭的日常开销，并作为国王履行作为国家元首义务所应得的报酬。虽然，这并不是王室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但是议会对于这笔款项的用途审查得非常严格。恰好是在1937年初，议会方面对王室成员的各方面开支查得特别紧，大卫此前的行为令王室蒙羞。此时的英国已经是国库空虚，而社会福利费用激增；此外，虽说争议很大，但是有关增加军费，以便抗衡日益强大的第三帝国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2月初，英国著名的《每日镜报》（Daily Mirror）详细报道了乔治六世与温莎公爵在后者退位时就其今后的年金问题达成的协议。按照兄弟俩当天的约定，温莎公爵每年从王室领取的报酬为2.5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00万欧元。英国议会方面很快查实了大卫的资产状况，结果显示，即便没有这份高额的俸禄，温莎公爵仍可以衣食无忧地过上舒服的日子。有几个议员甚至要求，从《王室费用法案》中减掉这部分支出，以便安抚国民。乔治六世显然对哥哥的行径失望不已。尽管如此，他仍按照此前的约定，全额支付给大卫索要的资金。在他看来，恪守承诺是一个关乎自己名誉的问题。不过，在他同意签署协议之前，无论如何也要就《王室费用法案》的额度与议会方面达成共识。193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温斯顿·丘吉尔和鲍德温的继任者内维尔·张伯伦都在和国王讨价还价，争取最终确定《王室费用法案》的额度。双方在这一阶段针锋相对，没有达成一致。

到了1937年底，大卫和阿尔伯特的关系彻底决裂。两个人的世界观差异太大，所以分道扬镳也是在所难免。从表面上来看的确是这样。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兄弟俩人看起来感情并没有过分疏远，而且也都彼此互相关注对方。显然，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们背后的女人是脱不开干系的。

至少，大卫是深受其害。刚刚从国王宝座上退下来的他，只能闷在奥地利的城堡里，等待度过漫长的六个月，才能与沃利斯相会。可以想见，这样的状况令人倍感煎熬。起初，两个人还有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也都习惯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每次打电话，沃利斯都是先劈头盖脸地冲着大卫发一通牢骚，然后又甜言蜜语地哄他开心，最后再把他骂一个狗血喷头。沃利斯的反复无常让大卫感觉像是回到了以前的宫廷生活。“他不由得回忆起父亲暴跳如雷的样子。”克斯蒂·麦克劳德这样写道。大卫的生活完全控制在了沃利斯这个女人的手中，这恐怕不仅仅是威慑这么简单。从他的内心来分析，目前这种状况也是符合逻辑的：他已经冒天下之大不韪，选择了这个女人；要是他们俩再散伙告吹，或是他自己承认失败，那么在这之前所做的一切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严格意义上讲，他的一生也就彻底完蛋了。从他的角度出发，这样的考虑完全站得住脚。他担心，他会让心目中最重要的这个女人感到失望。“这是一种完全可以写入心理学教科书的复杂情结。”麦克劳德这样写道：

从大卫的角度来讲，他以一种的错误的方式追求未来的妻子，并且得到了她。他原本希望自己有能力，让这个女人获得财富和地位，并且作为一国之君的妻子，也就是世界上拥有最显赫荣耀的王后，得以名垂青史。然而，他目前的处境则非常难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女人陪着自己流亡海外。而且，她还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他们以前结交的好友也都落井下石，没有人敢站出来帮他们说话。这将是对沃利斯一生的伤害，对此，他根本没有任何指望。

为了弥补对沃利斯的亏欠，他想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完全是为了她，而不是他自己。婚礼最好是在法国举行，邀请他的几个兄弟参加，当然母亲要是能来就更好了，然后再加上英国圣公会的一位主教。大卫整天都在做白日梦。英国圣公会是不允许夫妻离婚的；谁要是想再婚，则得不到教会方面的承认。直到2002年，英国圣公会才在这一规定上有所放宽。大卫的母亲已经明确表示，永远不想见到那个未来的儿媳。而乔治六世呢？伊丽莎白王后和玛丽太后都时刻提防，绝不会让他伸手相助。整个王室家族都对大卫的婚礼漠不关心，而且绝不会去给他捧场。虽然，没有人明确地这么说，但是礼貌性地拒绝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大卫听说，家族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参加他的婚礼，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大卫可以想象，绝大多数受邀的宾客会碍于王室家族的威慑，随便找个理由，不来参加婚礼。大卫感到异常恐惧，无地自容。

1937年5月6日，大卫的新婚前夜，他遭受到了最后一次，也是最沉重的打击：英国王室明确颁诏，沃利斯·辛普森在与大卫结婚后，名义上享有温莎公爵夫人的称号，但是不能享有王室成员的特权。（在沃利斯的逼迫下，）大卫曾经多次给家里写信，恳请他们承认沃利斯的王室成员身份。也许，大卫的做法反而是弄巧成拙。或许，乔治六世曾经想过，默许未来的嫂子享有王室成员的身份。然而，负责此事的内务部长约翰·西蒙（John Simon）明确告知国王，这根本行不通。在此之前，只有两个特例：乔治五世本人与平民出身的伊丽莎白结合；亨利王子娶的艾莉丝·蒙塔谷·道格拉斯·斯科特（Lady Alice Montagu Douglas Scott）。其他的王室成员配偶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具有贵族身份了。按照西蒙的说法，伊丽莎白和艾莉丝是根据嫁夫随夫的规定，也就是说，她们在结婚后与丈夫享有相同的地位，他们的子女也将自动享有同等的权利。而大卫的情况也属于典型的贵族男娶平民女，但是对方曾经结婚生子，所以不能改变配偶及其子女的平民身份。这根本行不通。

况且，在妻子的一再逼迫下，乔治六世心意已决。伊丽莎白在嫁给阿尔伯特时就已经享有公爵夫人的王室特权；如今，贵为王后的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个女人”和自己平起平坐。从表面上来看，沃利斯的离婚与她的王室身份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这是一场关乎名誉的争斗，同时也会因捍卫王室的尊严而毫不留情。一直以来，伊丽莎白就下定决心，要与丈夫和孩子们一道，把一生都奉献给王室家族，竭尽全力来捍卫神圣的王权，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在伊丽莎白看来，沃利斯完全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就像以前的汉诺威家族一样，她只是追求奢华的生活和至尊无上的地位，却从来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乔治六世完全认同了妻子的想法。在和首相的一次争论时，他只言片语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她（沃利斯）是否适合获得王室特权？想想她对这个国家都做过些什么；如果仅仅凭借一场婚姻就跻身成为王室成员，那么我们的国民将怎么看待这件事？”

为此，王室方面又增补了一条新的规定。只有嫁给王位继承人，才能获得王室特权。已经拥有王室身份的大卫，也就是如今的温莎公爵，却放弃了自己的王位继承权——这样一来，他本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未来的子女也就不再享有王室特权。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理由，恐怕任何一个法官都无法判定它的合理性。为了避免对这一规定进行法律上的审核，首相鲍德温自愿牺牲自己，不顾一切，帮助国王搞定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他命人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中表明不是国王本人，而是英国政府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一致做出的决议。5月26日，鲍德温以健康原因提出辞职，获得了内阁的批准，并由内维尔·张伯伦接替他，出任新一任的英国首相。两天之后，大卫的律师沃尔特·蒙克顿向远在国外的温莎公爵转达了决议的内容。大卫看到这封信后，绝望地流下了眼泪。

6月3日，也就是沃利斯·辛普森正式离婚一个月之后，温莎公爵终于在法国图尔区（Touraine）的坎戴宫（Chateau de Candé）与一生中的最爱步入了结婚的殿堂。这座带有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宫殿是法国工业巨头查理·贝杜（Charles Bedaux）的私宅。贝杜曾经在美国售卖洗碗机，赚了钱，成为百万富翁。贝杜安排温莎公爵的婚礼，也想借此宣传一下自己。然而，当天出席婚礼的宾客少得可怜；除了两位新人之外，只有几个必要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英国王室的御用摄影师塞瑟尔·贝通（Cecil Beaton），他负责给新婚夫妇拍照。此外，还有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但他是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前去报道这场婚礼的。

一代风流王子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草草收场了。温莎公爵夫妇为此将郁闷终生，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火焰，却又只能品尝这自酿的苦酒。在这场人生大戏中，新国王和他的妻子表现得令人失望。在面对哥嫂的这桩婚事上，他们总是徘徊在愤怒与忧虑之间。一方面，他们对大卫的一意孤行感到愤慨；另一方面，他们总是怕大卫抢了自己的风头。1937年10月，英国驻美国大使罗纳德·林赛（Ronald Lindsay）被国王召回。在巴尔莫拉城堡，林赛和国王、王后以及国王的私人秘书就温莎公爵的问题长谈了好几个小时。在后来的笔记中，林赛记录下自己的真实感受。他感觉，国王夫妇和他们的私人秘书在对待前国王的态度上，就像是“对待一个令人憎恶的、流亡海外的、想要卷土重来的王位继承人”。在他眼里，乔治六世仿佛是一个中世纪的国王，整天提心吊胆地担心自己的王位会被别人抢走。

10月3日，大卫通过媒体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他即将出访德国，然后再去美国。“这家伙是一个定时炸弹！”乔治六世当着手下人说道。当然，他指的并不是大卫出访德国这件事。然而，这件事还是让人感到比较难堪，因为英国人都明白（显然与大卫的想法有所不同），希特勒会趁着这个机会进行大肆炒作，也可能会公开支持这位流亡在外的温莎公爵。不过，1937年秋，那时的德国还不是英国人心中的宿敌。就连丘吉尔都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可以和希特勒达成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毕竟，英德双方都不想爆发战争。倒是温莎公爵即将访美的消息让英国政府和王室家族感到不安。大家都担心，温莎公爵将会赢得美国民众的追捧。他还在当王子的时候，美国人民就对他青睐有加。在整个退位风波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美国报纸都明确支持大卫的做法。美国政府也力挺沃利斯，把她誉为“巴尔迪摩的王后”（Queen of Baltimore），希望她代表美国进入英国王室。

事态发展让人感到非常棘手。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也有出访计划。他们也将出访美国，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并希望趁此机会，号召美国民众，一旦欧洲爆发战争，不要再保持中立。为此，英国驻美大使按照政府的指令，在温莎公爵访美期间，尽可能地保持低调；尽量减少对他的支持，不要让他与在美生活的英国人接触，最好是阻止他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会面。

不管怎样，温莎公爵夫妇还是如期开始了德国之行。1937年10月11日，温莎公爵夫妇乘火车抵达了柏林的弗雷德里希街（Friedrichstrasse）火车站。前来迎接他们的是一队身着工人阵线党和纳粹冲锋队军装的士兵以及工人阵线党的主席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英国大使馆只是派了一个三等秘书和一个军衔不高的武官，这一做法显然很不明智。好在，作为东道主的德国给足了客人的面子。在火车站外，成百上千的支持者高喊着温莎公爵的名字；而更多的群众则聚集在他们下榻的凯泽霍夫饭店（Hotel Kaiserhof）附近的威廉广场，欢迎温莎公爵夫妇的到来。

从对外发布的信息来看，温莎公爵的德国之行是一次“私人性质的访问”。在接下来的12天里，温莎公爵夫妇走遍了德国各地：他们参观了位于格林瓦尔德（Grunewald）的兵工厂；拜访了位于波莫瑞（Pommern）地区的奥尔登堡（Ordensburg）工人阵线党党部；在杜塞尔多夫（Duesseldorf）参加了一个欢乐的赶集活动；领略了迈森（Meissen）著名的瓷器生产过程；走进了德累斯顿（Dresden）的一家劳改所；参观了斯图加特（Stuttgart）的奔驰汽车生产线。希特勒还专门邀请温莎公爵本人，来到他位于萨尔茨堡的住宅中，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私人会谈。整个行程中，公爵夫人只是偶尔陪着丈夫参加活动，其他时候因为没有受到邀请，只能一个人闷在旅馆的客房或是大堂里。夫妇二人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有组织的热情欢迎，当然也有很多是即兴而来的群众——比如在杜塞尔多夫，蜂拥而至的热情群众欢呼着围拢住温莎公爵夫妇，警察们甚至都无法控制局面。在整整一周的访问期间，纳粹党的头目都轮流作陪，包括赫斯（Hess）、戈培尔（Gobbel）和里宾特洛甫等。只有在来到埃森（Essen）市的克虏伯（Krupp）居民区时，公爵夫妇没有事先宣布日程计划，而是乔装改扮成普通的退休工人，来到当地的普通民宅，体察民情。此次德国之行，温莎公爵的用意并不十分明确。他既没有政治企图，也没有肩负什么使命，但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私人访问。或许，公爵是想通过这次访问东山再起，在民众中树立无产阶级带头人的形象，但似乎人们也并不买账。在美国和英国的各大媒体上，人们都对公爵的这次出访目的进行各种猜测。《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观点也许最贴近问题的实质：“温莎公爵……已经过了好几个月无所事事的日子，渐渐淡出了万人瞩目的焦点。他非常怀念肩负重任和受人瞩目的那段岁月。因此，他特别高兴能够就此回归。不过，前提是这一工作不能太累。”

温莎公爵在德国停留的每一站，纳粹党人都给他造足了声势。所到之处，狂热的群众都为他摇旗呐喊。（与希特勒的会晤那次除外，因为元首的权威是不容撼动的。）在各项仪式活动中，唱诗班都高唱英国国歌《天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而且是全文咏唱，规格标准和正式的国王访问一样。沃利斯也跟着沾光。人们都把她看作是正式的王室成员，全程都获得特殊的待遇：国家元首级的豪华专车，纳粹冲锋队担任护卫队，所到之处都是鼓乐齐鸣，下榻入住的都是当地最豪华酒店的总统套房。

纳粹宣传部更是利用这一机会大做文章，全程跟踪拍摄公爵夫妇的所有活动，并做了深入细致的报道；为的就是让德国以外的媒体了解整个的活动情况，并号召德国国民走上街头，欢迎公爵夫妇的来访。面对东道主如此热情和精心的款待，大卫也是投桃报李。他在每个活动中都客随主便，表现得非常随和，以此来答谢德国人的美意。甚至在很多场合下，他也入乡随俗，伸出手臂，高喊：“希特勒万岁！”

他不知不觉已经中了纳粹党人布下的圈套。早在温莎公爵访德之前，德国媒体就大肆鼓噪，说爱德华八世是被布尔什维克党和犹太人赶下台的。而大卫本人在到达德国之前，脑子里就已经被纳粹思想所蛊惑。作为这次活动的主宾，德国工人阵线党的主席罗伯特·莱伊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温莎公爵一行（包括记者团）所到之处，都是特意挑选好或是事先准备好的，为的是展示第三帝国人民生活和工作的良好风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认识到这次名义上“私人访问”的政治价值。在纳粹党内部，他把这次英国前国王的访问定性为最高级别的外事活动，并盛赞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大大提升了纳粹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形象。通过这次活动的报道，其他国家的人们也见识了德国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温莎公爵的此次访德也为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开了个好头，那就是不能只是怀疑和敌视德国的崛起，而应该在政治立场上支持德国。1938年2月，里宾特洛甫被希特勒提拔担任纳粹外交部部长。他也许仍在梦想通过拉拢温莎公爵，进而促成英德两国的结盟。当然，这也是一着险棋。因为，支持流亡的前国王就意味着很难与英国的当权派握手言和。也或许，德国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唤起温莎公爵的那些追随者与英国国内的反德势力做斗争。

而大卫本人呢？他是否知道自己已经被德国人所利用？我们在这里很难揣摩大卫的内心世界：他的回忆录只记录到了退位后的一周，对于此后的德国之行只字未提。而对沃利斯来说，这是她生活中的一段甜美的回忆。仅从表象上来看，温莎公爵的德国之行似乎更像是一次愉快的还乡探亲之旅。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不太和谐的插曲，例如，当着记者们的面，温莎公爵也提了几个尖锐的问题，令东道主有些难堪；同样地，陪同访问的纳粹党人总是不遗余力地大搞宣传活动，令大卫感到有些厌烦。然而，大卫是否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如果总是千篇一律地谈论同一主题，那么他很快就会感到不耐烦；长这么大，他还从未长时间地被某一思想所左右。在萨尔茨堡拜访希特勒的时候，俩人在半山腰的官邸台阶前合影留念：前任国王和现任元首的一次历史性会晤。据沃利斯回忆说，当时俩人的私人会谈只持续了20分钟；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宾主和其他人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尽管已经是中午时分）。在话别时，希特勒用双手紧紧握住温莎公爵的右手，待了好一会儿；然后，希特勒才绷紧身体，摆了一个“德国式的欢迎礼”。温莎公爵也配合着做了一个造型，让摄影师记录下这个历史的瞬间。

在英国国内，白金汉宫方面密切关注着“温莎公爵之旅”的每一步进展；随着事态的发展，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国王沦为德国人导演的这场宣传秀的男主角，英国王室的愤怒与日俱增。然而，国王乔治六世和王后伊丽莎白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曾不知不觉地为这场闹剧推波助澜。当初，是他俩建议大卫把婚礼的举办地设在法国的坎戴宫。而坎戴宫的主人查理·贝杜就是纳粹德国的好朋友。1933年以前，他一直与德国保持生意上的往来，从中大发横财，并早就有意回报德国人。在各地主办的音乐会上，他经常与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工业巨头一起谋划，试图从中斡旋，改善他们与纳粹德国的关系。此外，他也通过一些私下关系，暗地里帮助德国人。这次温莎公爵的德国之行就是他牵头主办的，并慷慨地支付了一部分费用。贝杜也利用温莎公爵的政治影响力，为自己打通了德国上层的人脉网络。

在美国，随着温莎公爵到访的日期临近，人们得知这次美国之行也是由贝杜一手操办和出钱赞助，许多工会和反法西斯组织都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贝杜家族企业中的很多工人也都站了出来，反对他推行的新生产方法，坚决维护工人的自身权益。工会的领导人借题发挥，以反法西斯的名义举行抗议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纽约市的码头工人发表宣言说，如果温莎公爵夫妇乘坐的德国游船“不来梅”号抵达纽约港，那么他们将不允许对方停泊靠岸。在沃利斯的家乡巴尔迪摩，当地的市长迫于舆论压力，取消了原定与温莎公爵夫妇的会面。美国各地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贝杜只好低头认输，温莎公爵夫妇也因此放弃了美国之行。

11月6日，公爵夫妇的一大堆行李都已经运抵瑟堡（Cherbourg）港准备装船；然而，就在登船前一刻，温莎公爵夫妇对外宣布，他们的美国之行已经取消。这对大卫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此前，他一直在憧憬着这次美国之旅。如此的结果令他痛下决心，要借助公众舆论来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一直以来对他们夫妇俩实行的孤立政策。他甚至还想重返英国，而他此前的各种出格的行为恐怕也都是源于这一想法。结果呢？英美两国都不欢迎他。他只得回到了巴黎。而从沃利斯的言语中可以听出，她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对于可怜的大卫来说，这无疑又是精神上的巨大折磨。

对于英国白金汉宫的王室家族来说，这却是天大的好消息。事态终于出现了转机。1938年中期，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的日子仍不太好过。1937年5月的登基庆典周年纪念活动之后，人们对于王室家族的关注度仍然不高，似乎已经失去了兴趣。如此的结果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世界各国一直致力于推动民主化进程，许多重大问题根本无须王室的参与就可以得到解决；近20多年来发展起来的新闻媒体也逐渐转移了报道重心，不再整天关注王室家族，而是更加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人们开始崇拜电影明星，或是为那些驾驶飞机挑战人类极限的勇士们欢呼雀跃。而那些死心塌地的保皇派则被当成了巫师术士，所谓上帝赐给国王的那顶王冠在普通百姓眼里也不过是一顶帽子而已。

乔治六世本人并不是那种努力去改变现状的有识之士。他只是不情愿地出席社交活动，看看歌剧，参加一些俱乐部和电影院主办的活动；他的工作就是露露脸，在欢庆活动中被众人簇拥着。仅此而已。从脾气秉性上来看，他更像他的父亲。他宁愿整天待在家里，陪着妻子，每晚早早地上床睡觉。他没有什么口才，对艺术也是一窍不通，对政治也颇感头疼，而且害怕处理国家大事。他倒是意志坚强，勤奋努力，但是缺乏勇气。

1938年6月23日，王后伊丽莎白的母亲斯特拉斯莫尔公爵（Duke of Strathmore）夫人——尼娜·瑟西丽·鲍尔斯·莱昂（Nina Cecilie Bowes Lyon）因病去世，享年75岁。整个王室家族陷入一片悲痛之中。宫廷内举行了盛大的吊唁活动，但这些却有着另外一层意义。6月28日，乔治六世夫妇原本计划出访巴黎，继承先辈的遗愿，续签同盟协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乔治五世就与法国签署了协议，结成同盟。由于突发变故，乔治六世夫妇的法国之行只好推迟。刚刚在这一年里荣升成了英国王室御用服装设计师的诺曼·哈特内尔（Norman Hartnell）临时接受了指令，把王后前往巴黎所穿的服饰全部都改成白色；这也是自维多利亚女王病逝以来，王后首次允许身穿丧服出席公开活动。这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终，全部修改好的服装服饰装满了50个大箱子运抵法国。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伊丽莎白母亲的病故却意想不到地帮助了王后本人在接下来的出访活动中大获成功。一身素裹的王后使得整个巴黎为之倾倒。此前，人们印象中的王后是个穿着土气的老妇；沃利斯·辛普森也总是嘲笑她为“乡下的地主婆”；很多漫画作家也经常歪曲她的形象，来迎合大众读者的口味。然而，仿佛一夜之间，伊丽莎白王后成了时尚偶像；法国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赞誉来自英国的国王夫妇。据说，阿道夫·希特勒在观看了纪录片《新闻周报》中有关英国国王访问法国的片断之后，也对他们产生了敬畏之感。对于王后，希特勒下的评语是“欧洲最危险的女人”。

此时，欧洲大陆弥漫着一种大战将至的味道。3月，德国与奥地利宣布结成同盟。5月，希特勒开始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压，要求对方割让苏台德（Sudetenland）地区。6月，西班牙共和党人和国际纵队在抗击当地法西斯军队的战役中被前去增援的德国“秃鹰军团”（Legion Condor）打得落花流水。9月，苏台德地区争端不断升级，战争一触即发。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接连三次访德，先是去萨尔茨堡拜访希特勒，然后又去了拜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和慕尼黑，不惜一切代价来平息这场战争。他之所以这么做，苦衷不言自明。如今的英国在军事装备上已经无法和德国抗衡；英国军方早就警告当局，如果德国发动空袭，英国的空军将毫无还手之力。况且，对于英国民众来说，没有比战争更让他们担心的了。从西班牙发来的照片也让他们对于德军的实力有了更深的了解。张伯伦也希望，希特勒能够三思而后行。而德国国内出现的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反对希特勒的暴动失败也促使英国政府在对付希特勒的态度上，采用软硬兼施的策略。张伯伦认为，采取绥靖政策，确保“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才是上上策。而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英国人一直以来都崇尚温和妥协的绥靖政策。

最终，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慕尼黑签署协议，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了希特勒；首相张伯伦载誉归来，在伦敦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张伯伦在下议院发表演讲，解释了绥靖政策的好处；反对党和他所在的党内一部分人表示反对，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来对付希特勒是完全错误的。在此之前，乔治六世在白金汉宫接见了张伯伦。显然，《慕尼黑协定》也令国王夫妇欢欣鼓舞，他俩表现得和街上欢庆的群众没什么两样。国王甚至与张伯伦携手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接受成千上万市民的欢呼。

国王此举在严格意义上来讲是违反宪法的，英国宪法规定，国王不得参与政党事务。显然，乔治六世这次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张伯伦的。后来的英国人回顾这段历史，恐怕会感到无地自容。二战结束后，几乎没有哪个人敢站出来承认，自己当初是张伯伦的铁杆支持者。“绥靖政策”也从此成了一个贬义词。这让英国人丢尽了颜面，直到今天仍抬不起头来。与张伯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斯顿·丘吉尔，他一直大声疾呼要扩军备战；然而，在当时的英国，丘吉尔就像是个光杆司令，根本没有人支持他。但是，二战之后，所有英国人都宣称，他们都一直追随丘吉尔，是丘吉尔的忠实“粉丝”。

在当时，不仅是张伯伦，就连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都认为，不该过多考虑什么战争。此前，乔治五世也就战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战争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的考验，也会威胁到王权统治。人们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王室贵族和各地诸侯都土崩瓦解，走向衰落。原本稳如泰山的英国王室如今也是风雨飘摇。已经沦为温莎公爵的大卫也认同类似的观点。他坚决反对战争。一方面，当年奔赴法国前线所经历的惨景仍历历在目；另一方面，他如今的身份更像是一位和平亲善大使。还是在9月，张伯伦捷足先登，抢了大卫的风头；因为温莎公爵原本想前往德国，直接找希特勒商谈要事。不过，大卫并没有灰心丧气。他给希特勒和德国其他高官政客们写了很多信，然而得到的都是不冷不热的礼节性回复。大卫依旧锲而不舍地想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一些作用。1939年5月10日，大卫终于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应邀参加了美国广播公司NBC的节目，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凡尔登（Verdun）通过电波向全世界人民转达“和平之声”。这个节目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惨烈的战役，而大卫在节目中“以曾经参加过这场战争的老兵身份，郑重地宣告，但愿类似惨绝人寰的景象不要再一次降临到人类社会”。

不是冤家不聚头。就在大卫参加录制节目的四天前，乔治六世和妻子伊丽莎白刚刚搭乘“澳大利亚女皇”（Empress of Australia）号游轮前往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开始了他们的北美之旅。国王夫妇为此次北美之旅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然而温莎公爵的突然出现显然让他们感到些许不安。还好，就在大卫的演讲传遍全球的时候，国王夫妇乘坐的游轮仍然行驶在海上：他们还有几天时间来准备，就大卫的言论进行批驳。

有备而来的他们显然获得了成功。从伦敦远道而来的国王夫妇在魁北克受到了童话般的礼遇。特别是在加拿大境内的英语区，人们的热情像潮水一般涌来。伊丽莎白面对广大群众，总是露出甜美的微笑；而站在一旁的乔治六世也不太自然地满脸堆笑，显得还是有些呆板。他们从北向南穿越北纬49度，通过美加边境到达了美国，那里的气氛显得更加热情。美国人似乎一夜之间，倾巢出动，走上街头欢迎英国国王夫妇的到来。在华盛顿，人们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纽约，群众自发组织了盛装游行，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次活动创造了很多项新的纪录。在一家报纸专栏的评选活动中，伊丽莎白被读者评为“年度女性”。乔治六世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进行了高层会晤，并达成了英美两国之间的“特殊伙伴关系”。

在过去几周内，美国国内的舆论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英国国王夫妇动身启程访问北美的七个星期，完全改变了美国人对于英国王室的看法。美国各大报纸对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英国首脑的此次国事访问的战略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国王夫妇呼吁，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要尽可能组建国家同盟，来积极备战。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在美国大受欢迎的消息传遍了世界，也令英国国内的人们群情振奋。当国王夫妇乘坐“英国女皇”（Empress of Britain）号返回英国南安普顿（Souhthampton）港的时候，港口外等候的群众已经是人山人海。还有很多热情的人们站在通往伦敦的铁路两旁，目送王室一行人凯旋。在伦敦，人们的热情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把大大小小的街道都围了个水泄不通。哈罗德·尼克尔森和他在下议院的同事们走出议会大楼，加入到了议会大楼外面的广场上聚集的人群中，来感受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一直在忘情地呐喊，”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国王的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腼腆得像是个小学生一样。而王后呢？她真是太棒了……她简直就是继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之后世界上最炫目的王后。我们回到议会大楼之后，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直到午夜时分，欢呼的人群才慢慢散去。

希特勒最担心的莫过于此：埃及艳后式的全民崇拜。伊丽莎白做到了。这是英国王室，也是大英帝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幕。整个民族，万众一心；保家卫国，捍卫王权。战争带来的恐惧总是要演变成为一种民族运动，如此的高潮是迟早都会到来的。对于这样的结果，温莎公爵也感到非常宽慰；毕竟，在反对战争这件事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人们可以看出，伊丽莎白王后面对公众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是在法国、加拿大、美国，还是在英国，她的微笑征服了各地的民众。

如果说伊丽莎白王后有什么高人之处的话，那恐怕就是她那迷人的微笑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展现给世人的微笑是难以磨灭的；她的这一招牌式的微笑近乎完美，完全体现了一国之母的慈祥友善；再配上她自己发明的一个王室专用的手势，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千。这一微笑也成为一世传奇，永远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其实，真正的秘密来自于伊丽莎白的那双眼睛，她可以用美目传情，发出迷人的光彩。当她的目光扫向人群时，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王后在端详每一张热情的面孔；每个人内心都感到一股暖流，仿佛就是在和王后面对面地交流；每个人都觉得，王后是在冲自己微笑。

可惜，微笑并不能平息战争。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两国向德国正式宣战。一场噩梦再次降临到了欧洲。

乔治五世当政，一战爆发；乔治六世上台，二战来临。这恐怕也是王室的宿命。可以想见，普通英国人在观念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感受不到什么历史的变迁。然而，对于世代传承的王室成员来说，战争对于后世的影响就越发地明显。温莎公爵和乔治六世在青少年时代都“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而此后的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公主，在二战期间还是小女孩，根本无法自主地参与其中。对于她们来说，战争并没有帮助她们迅速成长，反而是延缓了她们的成长历程。

二战爆发时，伊丽莎白公主13岁，玛格丽特公主才9岁（人们昵称小公主为玫瑰公主）。每到夏天，姐妹俩就来到苏格兰的巴尔莫拉城堡避暑度假。国王夫妇陪女儿们待一阵子，就返回伦敦。8月22日，苏德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得英国陷入被动，国王必须留守在首都，稳定军心。9月3日，为了防止德国人的突袭，两位小公主被转移到了伯克夏宫；那里虽说也是隶属于巴尔莫拉地区，但是比较偏僻，不易被人发现。公主们的随行人员除了原有的家庭教师和侍女之外，还添加了一名警官、一名皇家马术师、几名保镖和一名司机。英国情报机关担心，德国人会派遣特工潜入英国将两位公主绑架，作为谈判桌上的筹码。

姐妹俩的圣诞节是在离海滨不远的桑德林汉姆宫度过的。英国政府为此紧张了好一阵子。想当年，身为约克公爵的阿尔伯特一家就有在温莎城堡共度圣诞节的传统。这一次，英国情报部门也冒着极大的风险，先将两位小公主秘密送往温莎城堡内皇家园林中的皇家寓所之内，让国王一家人团聚。1940年5月10日，德国人占领了荷兰。随后，两位公主又被转移到了温莎城堡的王宫里。为什么英国情报部门把这座修建于中世纪的皇家城堡看作是最安全的藏身之所？其中的奥秘是：这座古堡位于希思罗（Heathrow）机场附近的小山上，德国轰炸机飞行员只有在超低空飞行穿越浓雾之后，才能发现目标。并且，王室成员都睡在拱形地堡里；此外，英国人在布隆维克塔（Brunswick Tower）的底下还修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地堡，供王室家族避难。两位公主在温莎城堡里秘密生活了差不多有四年之久，外界对此一无所知。从对外公布的照片上，人们根本看不出来两位公主所处的位置。德国人肯定不会知道，英国下一代的王位继承人就待在温莎城堡里。

其实，两位公主对于颠沛流离的生活并不陌生。伊丽莎白公主出生九个月后就被送到了斯特拉斯莫尔公爵夫人家，也就是她的外婆家。因为当时，国王夫妇必须出访澳大利亚，出席首都堪培拉的议会大楼的落成剪彩仪式。刚刚当上母亲的伊丽莎白王后是否应该带上襁褓中的女儿一同前往？国王夫妇是否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如今已经无从查考。但是，很显然，王后对刚刚出世的女儿并没有太多的感情，至少从母亲的责任感上，王后做得有些欠妥。六个月后，小公主见到亲生父母，感觉非常陌生。公主的保姆克拉拉·耐特（Clara Knight），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阿拉”（Alla）教给小公主学会了第一个词：妈咪（Mummy）。由于真正的妈咪总是不在身边，小公主长到一岁多了，见到每个人都叫“妈咪”，就连走廊上的家庭画像中的人也是一样。尽管如此，王后在白金汉宫的大厅里，当着众人的面，再次见到小公主的时候，仍然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

小公主并不知道，她未来将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当时，除了大卫之外，人们把英国王室复兴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在乔治五世身上，折射出的是一代帝王的所有品格：君威至上、严谨务实、崇尚责任和克己复礼。然而，他身上的一切并不能真正打动人心；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玛丽王后更是不值一提。而小公主伊丽莎白的身上则承载着人们的希望，就像童话故事中所说的那样，身着绫罗绸缎的小公主长得特别迷人，而且生活得非常快乐。她自己都不知道，人们已经把她当成了明星。三岁的时候，伊丽莎白公主就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四岁的时候，她的第一本传记就问世了。国王夫妇在外国出访时，也都会买一些礼物带给他们心爱的“小贝蒂”（Betty），其中包括八音盒、幸运符、毛绒玩具和成套的布娃娃等。不过，很多玩具根本没有送给小公主，而是直接捐赠给了儿童院。

1930年，玛格丽特公主出世了，公众对于王室夫妇以及伊丽莎白公主的兴趣更加浓厚了。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王位继承权的问题。不过，王室后宫内已经在酝酿着“伊丽莎白二世”的想法，因为当时的国王乔治五世对于这个孙女是宠爱有加。英国人甚至都翘首企盼这一大胆猜想成为现实。此外，人们也格外关心小公主们的起居生活。在皮卡迪利，英国王室专门建造了一座面积不大的儿童寓所，这里也成了小公主们生活的世外桃源：25间卧房，16个工作人员，有电梯。多么美满的家庭！每个英国人都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生活。

这样一个世外桃源需要小心的呵护。与此同时，无论是不是在作秀，还是真实生活的确如此，王室世家的每个成员都要慢慢进入角色，形成鲜明的个性。父亲：不苟言笑、责任心强，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母亲：贤妻良母、秀外慧中、落落大方、仪表端庄。就连伊丽莎白公主也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备受瞩目。温斯顿·丘吉尔，一个不太懂得儿童心理学的政治家，就曾经向妻子讲起他在巴尔莫拉城堡见到两岁的伊丽莎白公主时的情景：“她很有个性。她的身上天生带有一种威严，让人们肃然起敬；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实在是有些不同寻常。”或许，天生注定了伊丽莎白的帝王之相。祖父和家里人一直亲昵地称她为“丽丽贝特”，小公主身上的性格也的确招人喜欢：勇敢、执着、稳重、有责任感、随和、可爱。相比之下，妹妹玛格丽特就成了陪衬，而姐姐伊丽莎白总是喜欢用大人的眼光来看待她。每当玛格丽特的行为举止稍有不当，姐姐伊丽莎白很快就能发现，用略带嗔昵的口吻责怪她：“哦，玛格丽特！”

伊丽莎白的母亲，在她还是公爵夫人的那段日子里，就竭尽全力来确保家庭生活不受外界的干扰。她采取的方法是“闭门谢客”。当时，所有媒体都必须征得许可，才能对其进行采访报道。尽管媒体拍了很多照片，并公开刊登出来，但是其中几乎没有任何日常生活的痕迹。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童年时代的照片都是经过后期处理，重新上色，才公开发表出来。王室家族显然非常明白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在一战结束之后的那些年里，国王一家成了政府的宣传工具，他们代表了祖国的形象。而小小的伊丽莎白公主也成了国家形象的代言人。

一切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完美：有传言说，未来英国女王的教育，并没有受到王室宫廷的监督，这在英国历史上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不过，随着这一传言越说越玄，其可信度也就越来越低。

1932年初，玛莉安·克劳福德（Marion Crawford）受聘来到约克公爵家，担任家庭教师。23岁的玛莉安来自苏格兰，孩子们都亲昵地叫她“克劳菲”（Crawfie），她在公爵家颇受欢迎。她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传授给了两位小公主。而她本人也对儿童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伊丽莎白女王的传记作家莎拉·布拉德福特（Sarah Bradford）认为，玛莉安的素养很高，而且她在幼教方面的天分更值得人们称道：她是一个实干家。在小公主们的心目中，她取代了原先的保姆“阿拉”的位置；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彻底改变了孩子们一到了晚上就死气沉沉的生活状况。身为家庭教师，玛莉安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一点一滴地教给孩子们，并且帮助她们学会了读书、写字、唱歌、跳舞、弹奏乐器和绘画。她原本想工作一段时间后，就重回爱丁堡。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她已经与这个家庭融为一体。她陪伴两位小公主长达14年之久，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玛莉安是她们姐妹俩第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是最值得信赖的人，在她们需要帮助时，首先想到的也是她——对于孩子们来说，她甚至比亲生母亲还要亲近。

玛莉安·克劳福德在英国历史上（包括语言学方面）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却还是要归功于她在离开王室家庭之后的工作。在卸任后的第三年，已经嫁人随夫姓的玛莉安·巴特利（Marion Buthlay）用以前这段家庭教师的经历为史料，出版了一本书《小公主》（Die kleinen Prinzessinnen）。在书中，她记述了自己方方面面的经历；然而，在出版面世之前，她并没有告知王室方面。此书出版之后，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当然更多是来自对王室家私生活的好奇。此举令王室内部大为震惊。一夜之间，那个曾经招人喜欢的克劳菲变成了出卖他人隐私的无耻小人。

实际上，克劳菲的回忆录中没有丝毫令王室感到难堪的内容。整本书只有部分是取材于真实情况，而更多的是作者本人的感悟。在书中，玛莉安热情洋溢地赞誉了王室家庭生活，为此也招致很多恶评。但是，从王后和小公主们的角度来看，玛莉安的书显然是对英国王室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书中的许多情节还是有些张扬过度了：也就是沃尔特·巴基霍特所说的王室家庭生活的“神秘面纱”被她掀起了一角。伊丽莎白王后对此最为光火，她甚至信誓旦旦地宣称，王室家族内决不能再冒出“像克劳菲一样”的败类。很快，玛莉安就被英国王室彻底清洗出去，被迫搬离了肯辛顿宫的寓所，因为那里的邻居们都不想跟这个女人扯上干系，毕竟王室的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

然而，克劳菲却从中看到了希望。在这段时间里，以及随后的二战期间，她继续奋笔疾书，将温莎家族的秘史再次曝光，其中就涉及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未来王位继承人的培养教育。人们纷纷谈论，是否应该让英国公主们接受普通的学校教育。伊丽莎白二世的传记作家中表现最出色的本·皮姆洛特（Ben Pimlott）认为，这一想法缺乏实际意义；因为让公主们上普通学校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最终结果可能是建立一个贵族子弟学校。即便是这样，人们也要为谁有资格成为王子公主们的同学而大伤脑筋；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王室子女在学校里会不会被别的同学影响而变坏。为了让小公主们不要和外界完全隔绝，人们也费尽心思地从一些家教良好的人家选出孩子，召进宫里，组成一群童子军；伊丽莎白公主就非常喜欢与童子军们一起玩耍。不过，这与普通人家的孩子的成长之路还是相差甚远。

克劳菲是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两位公主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虽然她教给孩子们的各学科知识涉及面很广，但是深度不够，因为克劳菲手头没有学前教育的教学资料。祖母玛丽太后想出一个主意，她命人把欧洲王室家谱、英国历史和英属殖民地地理这三门课纳入了“教学计划”。另外，离温莎城堡不远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委派他们的副校长亨利·马顿爵士（Sir Henry Marten）专门给小伊丽莎白讲授英国宪章史的课程。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后来的女王陛下一辈子都在抱怨说，她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少得可怜。如此，我们不禁要问，那些负责王室子女教育的宫廷长官们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难道说，让小公主们获得正规的教育真的就不那么重要吗？结论是不言自明的。直到1936年，人们才明白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虽说当时，在王位继承顺序上，伊丽莎白排在第三位，但是民众心中更愿意把她当成未来国王的唯一人选。而在此前，人们普遍担心的是，那个“风流王子”大卫，也就是后来的爱德华八世也会结婚生子；这样的话，伊丽莎白公主就没有什么机会了。直到11岁之前，伊丽莎白公主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将成为未来的英国女王，她的前途也不过就是找到一位贵族丈夫，了此一生罢了。

大卫第一次见到这个侄女还是在他流亡海外之前去温莎城堡拜访弟弟一家人的时候。而沃利斯·辛普森与伊丽莎白公主始终未能谋面。大卫看到伊丽莎白时，被她仙女般的相貌惊呆了。然而，没过多久，克劳菲老师很快就带着孩子们去森林里玩耍，故意躲避这个不太受欢迎的伯父。1936年，王位危机的那段日子里，人们在小公主们面前对此事只字未提，直到10月份，事态发展已经非常明朗之后，孩子们才得知，爸爸就要当国王了。对于孩子们来说，新生活的开始就是搬到了一个有100多间房子的白金汉宫，完全没有家庭生活的感觉。孩子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温莎城堡的儿童乐园。新房子里面的空间很大，完全可以摆下那些玩具木马（伊丽莎白公主喜欢收集玩具木马，经常擦洗它们，而且每天都坐在上面玩耍）。另外，白金汉宫养了几只柯基犬，虽然非常累人，但是带给伊丽莎白很多快乐；1933年以来，她就亲自照顾这些柯基犬，而且乐此不疲。宫里的童子军也让伊丽莎白接触到了很多小伙伴。此外，她还拥有了一套自己的带客厅的房子。当然，宫里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等待她的发掘：比如，那些穿着彩色制服的卫兵，整天像个雕塑似的站在宫墙外，外人走过他们身前的时候，他们就持枪敬礼，却是连眼皮都不会眨动一下。更有意思的是，小公主偶尔会在他们面前跑来跑去，引得他们不断地敬礼。只有小公主才能有此特权，但是不能被家庭女教师逮到。

这次入宫，意味着玛格丽特彻底变成姐姐伊丽莎白的陪衬。“你现在就想当女王吗？”6岁的妹妹问10岁的姐姐。“我想是的。”姐姐回答说。这句话令玛格丽特终生难忘。

伊丽莎白一夜之间变成了王储。（虽然人们没有这么称呼她，而且从理论上讲，如果再有一个弟弟出世，那么就会取代她的位置。）孩子们从此就要接受正规的宫廷礼仪教育。比如说，有第三者在场时，她们不得叫“爸爸”和“妈妈”，而是要称呼父母为“国王陛下”和“王后陛下”，同时要屈膝行礼。每天的午饭都是由穿制服的仆人送到儿童房里，虽然总是那么几道典型的英式菜，却都要用法语事先打印出菜单来让公主们过目。在童子军活动时，其他小朋友见到两位公主时，也必须按照宫里的规矩行礼致敬。

宫外是战火连天，宫内是世外桃源。克劳菲一直在尽力争取，让公主们的生活回归“正常”，哪怕还有一丝希望，也要让她们尝尝人间烟火的滋味。在她的努力下，宫里重新组建了一个童子军，成员都是宫内服务人员的子女，使得两位公主终于有机会接触到普通人家的小孩。她们甚至一下子见到了许多小男孩，大多是温莎城堡卫兵军官们的子弟。为了让公主们承担今后的责任，人们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其中包括一部分的函授教学。因为担心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强制性心理疾病，所以人们放弃了填鸭式的教学法。有时候，克劳菲也给孩子们读读报纸，告诉她们一些无关痛痒的国际大事。不过，总的来说，宫墙内外仍是两重天，许多消息都被封锁掉了。

随着战事的推进，英国人感到越来越不妙。前线的将士到了圣诞节前仍没有撤回，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1940年，事态发展得就更加严峻了。英国人在挪威海峡布下的鱼雷阵看来为时已晚，因为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早已经落入了德国人的手里。西线的战况也不容乐观。5月底，英国的远征军几乎被德国人逼入绝境。好在，赫尔曼·格林将军在最后时刻走出一步昏着，在封锁敦刻尔克时，用空军取代了坦克部队，使得盟军最终死里逃生。30万盟军将士在最后关头成功穿越英吉利海峡，逃回了英国。6月中，巴黎沦陷。7月中，希特勒下令准备实施“海狮行动”：进攻英伦三岛。一直以来，张伯伦胆战心惊地关注着希特勒的一举一动，奢望着能够通过此前签订的和约来缓解愈演愈烈的战事；显然，他的希望落空了。5月，张伯伦被迫辞职。乔治六世推举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出任新首相，希望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向希特勒献媚，做最后的努力。然而，哈利法克斯拒绝了国王的请求，人们对此难以理解——也许他在政坛受到的压力太大，令他不堪承受。万般无奈之下，国王只好召见温斯顿·丘吉尔，请他出山。尽管国王并不喜欢这个脾气火暴、性格耿直的家伙；尽管国王从不肯原谅这个“英国疯狗”的疯言妄语；尽管在王位危机时，丘吉尔一直效忠爱德华八世，而且死不悔改；但是，形势所迫之下，乔治六世已经别无选择。

或许，整个事态的发展对于乔治六世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这听上去有些好笑。“战争和丘吉尔使他告别了过去，成了真正的一国之君。”哈罗德·尼克尔森的儿子尼戈尔·尼克尔森（Nigel Nicolson）在2003年发表的文章《女王和我们》（The Queen and Us）中这样写道，身为下院议员的他也是英国一位著名的出版家。在战争刚刚开始阶段，乔治六世仅仅是王室家族的象征；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他已经成为全体英国人的代表，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令人自豪的、在战争中采取坚决抵抗态度的民族。1945年，英国国王在民众中的威信仅次于温斯顿·丘吉尔，而后者的确是一个划时代的英雄，达到了一个令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受到世人的景仰。

乔治六世与丘吉尔可以说是一对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组合。乔治六世在抗击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根本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身为国家元首的他虽然可以穿着三军统帅的制服耀武扬威，也有权获知所有的军情动向；但是，没有人指望他（或是没有人想要）让他来起草作战方案，或是发号施令，统率三军。而丘吉尔，他在国王的早期印象里不过是个身材瘦小的小伙子，他骨子里全心效忠王室，表面上却尽可能地避免与国王直接来往。每次公众活动中，他都姗姗来迟，在表奏国事时总是“丢三落四”，喜欢自己出风头，把国王晾在一边。在军队开赴前线之前，乔治六世都要在宫里为将士们饯行；在战士们回到祖国之后，他再给他们颁发勋章；在战争后期，随着战事的缓和，国王甚至亲赴前线，给将士们打气。但是，在这些场合上，乔治六世的表现都非常差劲。他根本就不是那种善于攀谈的人，在公众面前他总是显得特别紧张；与他的哥哥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缺乏光彩照人的魅力。他的演讲对他自己和他的听众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煎熬。每次出访，乔治六世都要忍受脚趾的疼痛、胃病的折磨和烈日的暴晒。他甚至看起来都不像个国王，人们宁愿把他称作是“国王的学徒”。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却长着一张娃娃脸，在那些出生入死的将士们那里显然不会有什么好人缘。每当人们看到国王那张长期躲在地堡中不见天日的苍白面孔，就更加崇敬丘吉尔的男子汉气概；在他们心里，丘吉尔才配得上“统帅”之名。

如何从丘吉尔的阴影中走出来，并尽快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乔治六世从德国人那里获得了一个天赐良机。1940年9月10日，一架德国轰炸机飞抵伦敦上空，往白金汉宫投下一枚炸弹。德国人犯了一个战略性的，而且非常愚蠢的错误。爆炸没有造成任何伤亡，而英国宣传部借此机会大做文章，使得国王夫妇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民族英雄。王室一家虽亲历空袭，却泰然自若，在40多家媒体记者面前，乔治六世和王后表现出了坚决与法西斯德国战斗到底的决心。他们是不会被吓倒的，所有的工作仍将继续展开。“他们连我们也一起轰炸，这倒让我感到高兴，”几天之后王后曾这样说道，“这让我亲眼见到了民众们所遭受的战争之苦。”实际上，伦敦工人阶级的聚居区才是德国人轰炸的主要目标。国王夫妇分头前往舒地茨（Shoreditch）、贝茨纳格林（Bethnal Green）和伯伊（Bow）等几个重灾区慰问灾情，当然也是为了配合政府的宣传攻势。不过，皮尔斯·布雷顿和菲利普·怀特黑德指出，他们所到之处听到的大多是民众的怨声载道和对当前局势的漠不关心。倒是在伦敦之外的地区，国王夫妇探访了遭受重创的考文垂（Coventry）、贝尔法斯特（Belfast）和格拉斯哥等城市，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不畏强暴，抵抗空袭！

国王夫妇也慢慢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并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他们心里明白，扩大“对外”影响力，才能巩固内部的王权。亲临战争的最前沿才是他们的工作重点和成功所在。“国王还在伦敦呢！”这是一首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意在赞颂国王的非凡勇气和与民同在的崇高境界。好在，王室的威名还没有完全扫地，仍有亡羊补牢的机会。作为一国之君的乔治六世要拿出勇气，与民众患难与共，要像他们一样艰苦奋斗，共同忍受战争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创伤。他的确做到了以身作则，没有像其他王公贵族那样，花大把的银子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加拿大，去躲避战乱；小公主们就这样没有离开英国半步。当时，王后说的一番豪言壮语，后来被人奉为经典名言：“小公主们会始终和我待在一起；我会一直陪伴在国王的身边；国王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国家！”

战争耗尽了人们的精力，悲天悯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国王一家最终还是被迫撤离了白金汉宫，转移到温莎城堡的地堡里。王室家族的食物供给也非常紧缺。据说，当时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也就是后来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父亲，受邀参加王室举办的晚宴时，只有可怜的两道肉菜供他选择：兔子和山鸡。此外，战时实行的供给制也令民众的生活苦不堪言。每年，每个公民只能领到66张布票，后来减少到了48张，用来购买衣物；相比之下，王后还是拥有一定的特权，她每年能获得1277张布票。还有一件事可以反映当时的日用品供应短缺的情况。哈利法克斯勋爵被丘吉尔任命为英国驻美大使。乔治六世特意请他在美国帮助购买“Bronco soft”牌的手纸，因为在英国已经买不到了。这一情况是否属实，历史学家们也是见仁见智。被大家公认的，完全遵从王室历史的历史学家罗伯特·罗德斯·詹姆斯（Robert Rhodes James）在1998年出版的《勇敢的精神》（A Spirit Undaunted）中指出：先提出问题，再证明其真实性。历史事件中的真伪，恐怕也只能这么去解释了。

在当今的社会，王室家族的作用就如同幻灯机上的投影屏，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公众面前，任由人们品评。王权本身的意义已经不重要，而且完全脱离了它的本质。它成了一种工具，代表了大众的需求。早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对于臣民来说，女王就代表了大英帝国，一个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到了爱德华七世，他代表了大英帝国进入了一个辉煌盛世，他象征着一个崇尚宏大和奢华的民族傲然挺立在世界之巅。接下来的乔治五世则向广大臣民展示了，在战争中乃至战后经济危机过程中，一个民族所应具有的传统、稳定和不屈不挠的坚毅品质。而真正坐在王位宝座上的那个人，其个人行为倒显得并不太重要了。想当初，维多利亚女王也根本没有经历大英帝国创建时的艰辛，却能享尽一国之君的荣耀；到如今，爱德华和乔治他们却要为代表一国形象而大伤脑筋，似乎也有些宿命的味道。不管怎样，国王坐在大殿之上，自然也就显得位高而权重了。

所以说，民众需要乔治六世当他们的代言人，他就必须义不容辞地接受这一任务。他本人、他的妻子和他的政府都清楚地认识到，在兵临城下的紧要关头，他必须表现出英国人的气概，在野蛮的德国人发动进攻时，誓死捍卫祖国的荣誉，决不低头。虽然，回到宫里，国王一家人仍狼吞虎咽地啃着兔肉；但是只要外人不知晓，这些小小的腐败行为是不值一提的。他的工作就是在公众面前作秀。他完成了任务，而且干得很漂亮。乔治六世每周都盛装出席在白金汉宫举行的授勋仪式，亲自给荣立军功的将士颁发荣誉勋章，让每个授勋者都感到无比的荣耀。此时的白金汉宫已经是弹痕累累，满目疮痍；宫里的供暖系统早已不能用了；宫里各个房间都十分昏暗。（在二战期间，白金汉宫一共遭受了九次空袭，其中最后一枚V1型导弹就落在宫墙之外的不远处，100多名宫廷侍卫被当场炸死。）而乔治六世坚持在白金汉宫里的一间狭小的临时指挥部中办公：安排出访活动，接见外交使团，发表个人演说，接受电台采访。此外，他还发起创建了一个养猪者俱乐部（为了改善食品供给状况）。当然，最主要的工作还是经常与温斯顿·丘吉尔商讨国家大事。在这一阶段，丘吉尔对待战争的态度似乎都没有乔治六世那么坚定，而国王不断地给他鼓劲，两个人彼此非常信赖对方。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下，英国人真的看到了胜利的曙光。1940年，德国人对英国发动了“闪电战”；1942年11月3日，蒙哥马利（Montgomery）率领盟军在非洲阿拉曼（El Alamein）战役中打败了隆美尔（Rommel）的精锐部队，战争局势开始出现逆转，完全出乎了英国人的预料。此前，丘吉尔曾经在每周二的公开会上多次向国王表示，担心英国人无法阻止德国人的入侵。英国国防部队的士兵人数、武器装备和抵抗能力都比对外宣称的要少很多。乔治六世心里非常清楚目前的局面。按照罗德斯·詹姆斯的说法，与他的父亲在一战时期相比，乔治六世获得的军情更为翔实和准确。

而在尼戈尔·尼克尔森看来，乔治六世的威信在1943年才达到顶峰。在那一年，经过几个月艰苦卓绝的战争，英国人攻占了欧洲战略要塞——马耳他（Malta）岛。乔治六世不顾军方的反对，毅然决然前往马耳他岛慰问。多年以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对马耳他岛实行战略封锁，使得那里民不聊生。早在一年前，国王就给当地军人颁发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乔治十字”（George Cross）勋章，表彰他们英勇抗击法西斯的行动。6月20日，清早5点30分，当人们听说英国国王来此访问，都喜出望外；岛上几乎一半的人都自发涌向瓦莱塔（Valetta）港欢迎国王的到来。尼克尔森生动地记录下这一场景：“破晓时分，人们就看到一位身材瘦削的男子，身着白色制服，伫立在装甲车升起的平台上。他显然被人们热烈的欢呼声深深打动；同样，人们也为他突如其来的到访而激动不已。双方都是真情流露，没有丝毫的做作。”实际上，乔治六世到达马耳他岛就已经是最大的成功。对于岛上的居民来说，英国国王能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不远千里驾临小岛，已经使他们感到荣幸之至了。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人们四处采摘了紫红色的天竺葵，编织成花环献给了国王。乔治六世每天都面带微笑，脖子上戴着花环，根本没有在乎身上雪白的制服被花环染得一塌糊涂。

其他的传记作家更倾向于将乔治六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确定在1945年5月8日，在英国，人们把这一天称为“欧洲胜利日”（Victory Europe Day）。当然，从场面上来看，这一天显得更为壮观。几乎整个伦敦都人声鼎沸，大家纷纷涌向街头，穿过格林公园，向着白金汉宫方向进发。终于，在装饰一新的阳台上，国王和王后隆重登场；他们很有风度地让民族英雄温斯顿·丘吉尔站在中央，接受群众的礼赞。伊丽莎白公主站在最左侧，玛格丽特公主则站在最右侧。整个下午，国王一家和丘吉尔先后出场了八次，国歌反复奏响，人群中发出此起彼伏的欢呼，台上的人们一次又一次挥手致意，场面非常动人。

这是一次事先没怎么准备的庆典仪式。5月6日，人们才决定举办这场活动，并紧急布置好了灯光设备。白金汉宫的典礼阳台自从1938年以来，一直没有用过；为了准备这次活动，人们临时将它装饰一新。乔治六世在电台广播中宣布战争胜利的演讲早在几天前就已经录制好了。德国人负隅顽抗了几天，最终宣布投降。

群众上街欢庆胜利，也是事先计划好的。并且，这一次他们不是在为国王欢呼，而是为了一个民族的胜利。当天所发生的一切，表明了一个民族在赢得一场战争之后的喜悦心情。与此同时，其他国家首都的广场上也在上演着同样的一幕，比如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Elysee）和华盛顿的市政厅广场。在伦敦，人们选择的集会地点是白金汉宫。每当国王出现的时候，人们都高声齐唱《天佑国王》。人们把阳台上这个人看作是一个象征，他代表了在这里欢庆胜利的每一个人。对此，尼克尔森有他自己的看法：“与其说人们是在为国王欢呼，不如说是他们在自我陶醉。”

乔治六世本人也算是打了一场漂亮仗。而他的哥哥大卫则彻底陷入了深渊。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人们似乎把他当作可怜巴巴的皇兄，只要是外人来访，就要把他关进花园小屋里。大卫从没想过会落得如此下场。他一直以为，这不过是人们对他产生的误解，不会持续很久。他仍像以前一样，喜欢抛头露面，自我感觉良好，总把自己当作一个重要人物；然而，他身边的朋友却越来越少，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东山再起。

在战争爆发初期，大卫就穿过法国，跨越海峡，回到了英国。此前，乔治六世恩准了他重返英国，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不得居住在国王名下的五座行宫里。大卫的好友弗瑞特·麦卡菲（Fruity Metcalfe）和妻子亚历山德拉（Alexandra）给大卫和沃利斯提供了一处寓所，条件相对比较简陋。大卫倒是很不客气地接受了一切，而且还有些得寸进尺的感觉。好友的妻子亚历山德拉成了大卫和沃利斯的司机，每天开车送他们俩到伦敦城里购物，或是拜访几个朋友；因为他们不想在伦敦的旅馆里过夜，亚历山德拉只好又不辞辛苦地开车送他俩回萨塞克斯（Sussex）的寓所。更令人遗憾的是，在一次与国王和王后的会面时，大卫表现得非常不识趣，自吹自擂地说自己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令乔治六世夫妇感到大为不快。很快，国王就把这个不受欢迎的哥哥打发回了法国，给他封了个虚衔，出任英国驻巴黎军事基地的总司令。大卫在那里本来没有什么事可做，但是他还真做了一些事：他勘察并绘制出了法国–比利时边境上的军事防线，即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为此，他向英军总部提交了一份报告，但是伦敦方面没人理会他。后来的事实证明，英国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卫在这份报告中指出了马其诺防线中很多关键性的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温莎家族的战争》一书中披露了一份德国盖世太保的秘密档案，其中明确显示，大卫那份报告最后落到了德军总指挥部的手里。查理·贝杜，这个曾经帮助过大卫的纳粹走狗，一定在中间做过手脚。不过，大卫本人很可能对此并不知晓。

当德军向马其诺防线发动进攻，选择的攻击点与大卫此前在报告中提到的如出一辙。大卫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忙不迭地收拾行李，启程逃往马德里。（此前，他的老朋友弗瑞特·麦卡菲已经同意再次收留他，看来大卫以前经常给这位老兄的零花钱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大卫本想从马德里再赶赴里斯本。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在接收大卫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他们都想把温莎公爵扣押在自己的国家里。此时，英国和德国也都对大卫产生了兴趣。按照里宾特洛甫的计划，德国人想把大卫扣押在西班牙，直到德军占领英国，或是今后作为谈判桌上的筹码。德国人希望扶持大卫重返英国，当上国王，而沃利斯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王后。

英国方面，丘吉尔按照王室的授意，也向温莎公爵抛出了橄榄枝：在遵守宪法规定的前提下，让温莎公爵出任英属巴哈马群岛（Bahamas）总督一职；这样既可以满足温莎公爵的自尊心，也把他发配到偏远地区，远离各种纷争。温莎公爵对于德国人的计划是否知晓，我们无法考证。（在温莎公爵夫妇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德国方面只是派了一名密使与对方商谈；而这位密使自己也不太清楚，究竟要达成怎样的结果。）目前，只能通过德国人的秘密档案了解一些当时会谈的情况，而这些信息是否属实，很难判断——或许，其中有些细节已经被人为地删掉了。最终，温莎公爵还是接受了丘吉尔的建议，远渡重洋，去巴哈马群岛赴任。但是，人们始终怀疑，温莎公爵一直与德国人搞在一起，图谋不轨。实际上，在这一时期，温莎公爵也用他的方式来寻求和平：在英国，丘吉尔是公开反对纳粹德国的代表；而与温莎公爵想法相同的另外一小部分人，他们希望与希特勒协商，达成和平共识，他们的初衷也是好的——前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就是这一派的代表。1940年6月，温莎公爵从马德里写信给他的国王弟弟，希望他尽快罢免丘吉尔，重新任用劳合·乔治当英国首相。假使他亲自去英国下议院看看的话，他肯定不会提出这个荒谬的想法。然而，温莎公爵就是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他总是过分高估自己的才智，而且不厌其烦地向英国王室灌输他的想法。

与英国相比，巴拿马群岛可谓是荒无人烟。巴拿马群岛总共有700多个岛屿，其中仅仅30个岛上有人居住。位于首都拿骚（Nassau）市内的总督府如今也是破烂不堪。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也是非常糟糕，国家外交政治上的地位更是不值一提。“我越来越讨厌这个地方，”沃利斯在写给贝西姨妈的信中抱怨不已，“我们俩都烦这里；这里的人都是井底之蛙，那些来访的宾客也都稀松平常，无聊透顶。”或许，人们不应过多地指责大卫，因为在他流亡的这些年里，他从未试图争取获得一个最佳的出路。他总是充满热情，不懈努力；他也希望，别人能重视他的一言一行，赞美他，并认可他的成绩。结果却是，没有人再对他感兴趣，他早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此后，大卫曾经有一次机会，缓和与王室家庭的关系。1942年8月25日，在苏格兰北部的凯特内斯（Caithness）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一架飞艇发生了坠机事故。艇上的14名乘客中的13名不幸遇难，其中就包括乔治王子，即肯特公爵。王子此行的目的地是冰岛，去视察那里的英国驻军。从官方公布的消息，整个事件大致如此。但是，这次飞行计划以及坠机的原因却始终是个谜团。所有相关的证据、报告和函件等都被人从档案袋中拿出并销毁了。根据《温莎家族的战争》一书的作者推断，肯特公爵是奉命前往凯特内斯附近的某个小镇，并与等候在那里的“元首特使”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举行秘密会晤；随后，肯特公爵一行人乘机逃往中立的瑞典途中发生了不幸。这是英国人私下里与希特勒媾和的最后一次尝试。

温莎公爵对此一无所知。对于他来说，失去这个好弟弟完全是个人感情上的一次打击，这里面没有夹杂丝毫政治因素。他先是给母亲写了信，母亲也给他回了信。母子二人在信中的语气都有所缓和，甚至饱含感情。可惜，母子俩的关系刚刚出现转机，却很快再次破裂，而且是毁在大卫自己的手上。直到1945年，他才重返英国，见到了弟弟和母亲；他的此次伦敦之行日程安排得很紧，而且也没有带沃利斯一同前往。不过，他在母亲和弟弟面前仍是老调重弹，希望他们接受沃利斯，承认她的王室成员地位，并且要求大英帝国为他本人平反，表彰他的各项丰功伟绩。显然，这一次和以往一样，大卫还是自讨没趣，碰了一鼻子灰。

二战结束之后，乔治六世巩固了王权统治，提升了自身形象，征服了民心。与此同时，他从来不担心哥哥大卫与他渐行渐远；他也从来不会原谅一个女人，那就是沃利斯。

6

女王时代：伊丽莎白二世

在伊丽莎白二世执政初期的20年里，王室对于外界环境的反应始终有些迟钝，王室家族在英国政坛的实力也越来越弱，而此时，好莱坞更开始抢夺王室的风头。因此，就像科维尔所说：不能将媒体拒之千里之外，而是要主动与媒体配合，打造英国王室第一家庭的形象。这些话就像预言一样击中了时代的脉搏。

1952年2月6日，清晨，国王的私人秘书爱德华·福特（Edward Ford）给丘吉尔打来电话，吵醒了睡得正香的首相，并且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乔治六世于昨夜去世了！“这可不仅是个坏消息，”丘吉尔回答说，“这简直就是最糟糕的消息。”停顿了一分钟之后，丘吉尔恢复了平静：“我还不认识新女王呢，她还是个孩子吧。”

丘吉尔的话只说对了一半。这天早晨，公主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温莎（Elizabeth Alexandra Mary Winsor）正式成为伊丽莎白二世。新女王25岁，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尼戈尔·尼克尔森在《女王和我们》中把新女王誉为“世界上仅次于女影星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的最著名的女人”。当然，把女王和秀兰·邓波儿相提并论似乎有些不妥。

丽丽贝特（为了和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王后区分，我们以她的昵称来称呼她）在当上女王之前，就早已经“功成名就”了。七岁之前，还是小姑娘的她就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完全是为了战争期间的宣传而服务：她是英国人心中的好孩子，在战争期间被迫与父母分离，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承受战争之苦。宫廷御用摄影师塞瑟尔·贝通拍摄了小公主的很多照片并刊登在媒体上；在这些照片中，丽丽贝特总是神采奕奕，充满了自豪感，无忧无虑，看上去纳粹德国的铁蹄对英国人的生活没有丝毫影响。这便是丽丽贝特和她的妹妹玛格丽特的工作，她们要在世人面前表现得快乐和自信，并且没有丝毫的做作。

然而，照片上反映的场景只不过是生活中的瞬间。丽丽贝特的生活中并没有太多的欢乐。还是小姑娘的她就曾经和温莎城堡里的年轻侍卫官打情骂俏，甚至对其中一个动了真感情，他就是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的儿子休·奥斯顿（Hugh Euston）。在一段时间里，他颇得小公主的赏识。然而，小伙子可不想今后成为“女王的配偶”，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陪衬。他更希望当一个财大气粗的地方贵族。俩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只能保存一份友谊和一段美好的回忆。

不过，小公主很有主见，早就看好了下一个目标。1942年9月，年仅16岁的丽丽贝特写信给家庭教师克劳菲，向她袒露心扉，说她和几个闺中密友私下里议论心里的梦中情人，“他就是我的偶像”。克劳菲知道她指的是谁：希腊王子菲利普（Philip）。菲利普刚刚被提拔成英国海军中尉，在“华莱士”（Wallace）驱逐舰上任职，负责在泰晤士河入海口防御德国潜艇的入侵。每次靠岸上陆休假，菲利普都住在他的表姐家。她的表姐是肯特公爵夫人玛丽娜，她的寓所位于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艾弗（Iver），离温莎城堡没多远。于是，菲利普很快就成了经常光顾温莎城堡的座上宾。从对外宣布的情况来看，菲利普只不过是在1943年圣诞节以及随后的新年酒会上受邀参加了王室家庭聚会。玛格丽特公主回忆说，他一直待到深夜，而且能听到他们在开怀大笑和轻歌曼舞。然而，作为晚会的主办者，国王夫妇并不喜欢如此的宫廷韵事。

温莎城堡的保安们为了公主们私下偷情，想出了一些点子。丽丽贝特就和自己的梦中情人在保安的帮助下偷偷来到宫内后院的小房子或是伊丽莎白王后的“画室”里谈情说爱。实事求是地讲，欧洲的王公贵族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并没有太多的余地：不是太老，就是太小，再不就是跟德国人有些瓜葛。英国的皇亲国戚也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就连女王陛下也是如此。著名的宫廷作家罗伯特·莱塞（Robert Lacey）透露说，女王书桌的抽屉里放着一张11人候选名单（奥斯顿也位列其中）。但上面却单单没有希腊王子菲利普的大名。

菲利普没有被列为候选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与德国人的关系太密切。菲利普与德国黑森王子是近亲，而对方竟然是个纳粹党徒！其实，所谓黑森王子也不是什么贵族，他一贫如洗，连老婆都娶不上，一生碌碌无为，只不过他的德国血统让他抬不起头来，而且他的姓氏也让人听起来那么熟悉：蒙巴顿。

丽丽贝特可不管这些，她一向我行我素。1939年7月22日，这是丽丽贝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就在那一天，乔治六世和王后乘船前往达特茅斯的海军军校，参观视察那里的各方面情况。国王一家乘坐的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号皇家游艇。而国王的表弟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作为皇家第五驱逐舰队的海军司令全程作陪。

这个蒙巴顿在家族里被人昵称为“小胖子”，与英国王室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在1914年，这个有着德国血统的蒙巴顿亲王的儿子在剑桥大学与年轻时代的乔治六世结识，并成了好朋友。在此之前，他和大卫王子的关系也不错，曾经陪着大卫出访世界各地。蒙巴顿曾经非常支持大卫的政治主张，然而就在爱德华八世宣布退位之后，他也见风使舵，很快就转而投靠新登基的乔治六世。蒙巴顿举止高雅，谈吐幽默，活泼有趣，喜欢冒险。他娶了埃德温娜·阿什利（Edwina Ashley）为妻，完全是冲着对方的万贯家财而去，而且对此毫不掩饰（夫妻两人在性生活上都非常放荡，而且彼此我行我素，互不干涉）。蒙巴顿一向诡计多端，善于钻营，想尽一切办法往上爬。乔治六世对此很清楚，而且经常拿他开玩笑。伊丽莎白王后可不喜欢这个家伙，尽量躲着他，因为她实在受不了他那副摇尾乞怜的样子。然而，这次在达特茅斯，他又不失时机地冒了出来，人们不知道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其实，没人能想到，蒙巴顿就是喜欢在国王面前出出风头。

当天下午，蒙巴顿的一个侄子前来做客。他就是菲利普王子，希腊亲王安德烈亚斯（Andreas）和丹麦公主艾莉丝（Alice）的儿子，而艾莉丝就是蒙巴顿的妹妹。菲利普王子是个18岁的小伙子，长得很高大，感觉不太像是希腊人，倒很像是北欧人；因为他的父亲娶了个北欧公主，所以他的长相给人感觉他似乎是德国北部来的。菲利普的青少年时代颠沛流离，不堪回首。在他一岁半那年，他的父亲被赶出了希腊，被迫流亡海外，他的童年是在巴黎度过的。随后，他的父母整天吵架，他也成了家里的累赘。1933年，一家人流亡到英国，他被家里人送进了高登斯顿学校（Gordonstoun School），一所教规森严的寄宿学校。他的母亲脑子有了问题，整天疯疯癫癫，被隔离起来；他的父亲扔下孩子们不管，自己一个人住在法国的里维埃拉。菲利普的四个姐姐也都远嫁到德国，他只能偶尔和姐姐们保持书信往来。后来，他又和一个远房舅舅乔治（George）联系上了，而乔治的贵族头衔是米尔福德黑文侯爵，也是路易斯·蒙巴顿勋爵的大哥。这位乔治舅舅也算是鼎鼎大名，是个著名的色情狂，娶了个名叫“娜达”（Nada）的双性恋老婆；他还是个色情图片的收藏大师，在当时可谓是尽人皆知。1938年4月，乔治舅舅患骨癌去世。此后，蒙巴顿就承担了照顾菲利普的责任。

1939年，没有丝毫王室背景的菲利普出人意料地进入皇家海军学院任职。此时的他甚至还没有英国国籍（其实，身为乔治二世的远房亲戚的后代，他自动有权获得英国国籍），但是给人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他首先赢得了丽丽贝特的好感。家庭教师克劳菲曾经写道，菲利普在一次看网球比赛时，非常绅士地给自己这个远房表妹端来了姜汁酒和汽水。此举果然奏效：第二天，国王一家就盛情邀请这个小伙子喝下午茶。在这次会面之后，丽丽贝特就为菲利普的气质倾倒了。他的出现，让这个13岁的小姑娘彻底地敞开了爱的心扉。丽丽贝特疯狂地爱上了他。

菲利普的一张照片就此摆在了公主的书桌上，照片里的菲利普留着络腮胡子，英俊的面庞格外迷人。丽丽贝特开始给这位远房表哥写信，倾诉爱意。可惜不久，菲利普便被派往地中海执行公务。1944年以后，他又跟随部队去了远东地区。公主与梦中情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俩人的浪漫爱情只好陷入了漫长的等待中。

曾经做过艺人、作家、政治家和电台记者的贾尔斯·布伦迪斯（Gyles Brandreth）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菲利普和伊丽莎白的婚姻历程。他确凿无疑地指出，他曾经从菲利普亲王口中得知，当年的这段感情仍然停留在纯粹的表兄妹友情阶段，还没有进入男女爱情的阶段。布伦迪斯的这一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因为有大量证据表明，俩人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而且，布伦迪斯的观点很容易被驳倒。比如说，在那个年代里，普通表兄妹是否经常互相写信？而且还彼此互相交换照片？布伦迪斯显然是在菲利普亲王的授意下，才出面帮忙解释的。其实这根本没有必要。那段日子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小姑娘爱上了一个小伙子，这没有什么稀奇的。起初，菲利普王子并没有当真，但是他也不是个傻瓜：对于一个没落的贵族王子来说，来自温莎家族的伊丽莎白可是他的强大靠山。他不能慢怠公主的美意，他也向她要了一张小照片，留作纪念。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到目前为止，就俩人的感情生活而言，也仅是推测而已。本书在此之前讲述的历史，其中涉及的主人公都已经过世。我们只能通过流传后世的文字资料、书信、日记以及同时代的一些人的书信和日记来还原历史，其中包含很多主观因素，每个收集整理这些史料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对史料的真实性有所影响；此外，人们还要考虑，今天的人们从人文、社会和政治的角度，也会对某一历史事件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根本就不可能还原历史。客观地讲述历史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很难实现。

讲述伊丽莎白、菲利普、他们的孩子们以及他们孩子们的孩子们的史料来源各异，真伪难辨。其中我们很少能接触到文字性的资料，因为大多数文字资料都要归档封存，几十年之后才能公之于众。于是，就冒出一些喜欢爆料的人，他们总是能搞到一些秘闻野史，然后不停地恶炒，满足公众的需要。如此这般能否客观地讲述历史？肯定不行。所谓的历史见证人也是事件的参与者；王室家族借助他们，或是直接通过自己，向外界反馈一种信息。王室家族的好友们肯定会粉饰和赞美宫廷生活，因为他们背负着王室家族和其他参与者给予的重任。而那些批评家们则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对于王室生活的蔑视显得过分夸张，似乎他们对于王室家族的一举一动都有所怀疑。他们总是与“王室家族的朋友”针锋相对，在是非黑白面前纠缠不清。在报纸、电影、电视和其他媒体中，大量充斥着各类猜测和推断，却很少有事实的陈述。人们总是喜欢感情用事。而读者和观众则总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对所有的报道都不太相信。这样一来，那些基于深入调查而得出的真话却往往被人们嗤之以鼻，变得毫无意义。

女王陛下从来没有想过，是否还会有其他人比菲利普还要优秀，能给她留下更深的印象。她是个能够很快做出决断的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她一旦做出选择，就会坚持到底。即便是面临反对的舆论压力，她仍旧坚持己见，而且往往能获得成功。

战争结束之后，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公主重新出现在公众的面前。5月8日，国王夫妇和丘吉尔站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欢庆胜利的时候，两位公主也陪伴在父母的身旁。那天，伊丽莎白公主身着一身难看的灰制服，看上去表情极为严肃。与之相比，玛格丽特则穿着漂亮的裙子，笑容非常灿烂。对于民众而言，两位小公主经过几年的隐居，仿佛完全变了样。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错觉。塞瑟尔·贝通每到公主们的生日时，都要给她们拍照留念，记录她们的成长经历。1942年起，伊丽莎白顶替父亲出任皇家护卫军的上校（Colonel Grenadier Guard），经常出入国家参议院，参与国事。1945年3月，伊丽莎白公主加入了陆军非作战勤务团（Auxiliary Territorial Service），编号230873，成为民兵组织的一员。在勤务团举办的技能训练班里，她学会了驾驶大货车，并且掌握了给汽车更换机油和刹车油的技能。当然，身为王位继承人的她还是享有很多特权：勤务团里的其他女生都必须住在学校里，而她却可以每天晚上都回温莎城堡；军训期间，她都是被邀请去军官食堂用餐，而不必和其他女兵一起吃饭。每次上课的时候，她总是被安排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左右两边都有一名下士担当“护花使者”。

不过，公主们还是尽量做到平易近人，不搞特殊化。1945年5月8日，二战胜利日的当天晚上，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两位公主就加入到了欢庆的人群中，护驾随行的是一位名叫皮特·汤森（Peter Townsend）的骑兵上尉和几名侍卫官。没有人认出她们两个，而这也是伊丽莎白公主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触普通民众，并且没有被别人发现。

战后的英国人似乎更加强调自我，不太关心国家大事。战争功臣丘吉尔在大选中落败，工党中的多数派都倾向于继续推行由于战争而被拖延了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措施。英国开始步入了一个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资本主义经济时期。此后，远东战场也终于偃旗息鼓，人们欢庆“日本战败日”的到来。1945年9月2日，美国战舰“密苏里”（Missouri）号抵达东京，日本人签署了战败议定书。与“密苏里”号一同抵达的还有一艘英国驱逐舰“韦普”（Whelp）号，身为一等海军少尉的菲利普王子就在这艘军舰上，此时的他随身携带着伊丽莎白公主的倩照，一颗心早已飞回了英国。

在此之前，双方的家族也都听说了王子与公主之间的“浪漫情事”。1944年初，菲利普的远方叔叔，希腊国王乔治写信给白金汉宫，向英国王室询问，他的侄子是否真的有望入赘成为英国王婿。乔治六世在回信中说：“我们两个都认为，女儿现在谈婚论嫁为时尚早。”然而，乔治六世也表达了对菲利普王子的好感。“他很聪明，有幽默感，考虑问题的方式也非常正确。”而伊丽莎白王后的态度则比较矜持，她还是想为女儿精挑细选，而且已经有了一些人选，其中就包括休·奥斯顿，还有伯克禄公爵（Duke of Buccleuch）的儿子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和亨利·赫波特（Henry Herbert），即未来的卡纳文伯爵（Earl of Carnarvon）。王后想把这些青年推荐给公主，其中有些人已经提了很多次。显然，王后心里还是不太喜欢菲利普王子。

1944年8月，善于钻营的蒙巴顿也掺和到了菲利普的这桩婚事上。当时，菲利普和希腊国王都在埃及，蒙巴顿风尘仆仆地赶往那里，与他们商谈这件大事。此次会谈的主题是：菲利普应该谋求英国国籍，成为英国公民。蒙巴顿说，这是英国王室的意思，实际上，这是他自己心中的想法。让菲利普成为英国公民，可以为他今后入赘英国王室，娶公主为妻扫清障碍。

后来证明，王子的入籍问题的确非常棘手。六个月之后，英国内政部仍难以决断，是否让希腊王子加入英国籍；尽管，菲利普本人一直生长在英国，一句希腊语都不会说，甚至还在皇家海军中获得了一等海军少尉的军衔。对于此事，内政部的人感到非常难办，因为这涉及国家政治，有可能引起王室高层的不满。此外，一些敏感的宫内人士也意识到，菲利普的各方面情况在结婚登记时是否能获得批准。这个正在申请加入英国籍的年轻人在人们看来可算不上是“英国绅士”。有传言说，菲利普王子经常出入女性社交圈子，并且举止轻浮，不拘小节。他身上的很多地方都让英国人看不惯：他长着一张德国人的面孔，而且很有主见；行为举止不拘小节，喜欢推陈出新，不因循守旧。菲利普没有上过伊顿公学，所以在英国的上层社会也“没有朋友”。菲利普喜欢开一辆运动跑车，穿翻领毛衣，这都令人感到有些出格。最令人担心的是，他还想娶公主为妻！英国人觉得很闹心。

1946年夏，菲利普回到了英国，在海军的工作也慢慢有了起色。初夏时分，菲利普受邀来到巴尔莫拉城堡，拜见国王一家。25岁的菲利普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向20岁的伊丽莎白公主表白了爱慕之情，并正式向她求婚。公主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接下来，只要国王首肯，那么其他的阻力也就会迎刃而解了。恰好，在这个夏天，乔治六世兴致很高，手把手地教丽丽贝特如何猎鹿。在罗伯特·莱塞看来，这是父女俩单独相处的一个天赐良机：“在猎场上，父女俩终于达成了共识。”

接下来的计划是：1947年初，“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出访南非，也就是国王夫妇和两位公主。而菲利普王子则待在英国等候。在开普敦，伊丽莎白公主度过了她21岁的生日。等国王一家重新回到英国，伊丽莎白公主与菲利普王子订婚的消息就公之于众。不过，在此之前，菲利普和伊丽莎白必须守口如瓶，而且要谨慎从事，不能闹出什么丑闻。然而，百密一疏，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47年2月28日，菲利普把自己的名字改了。身为希腊和丹麦王室后裔的他，在出生时的名字是菲利普·巴登堡（Philip Battenberg），贵族头衔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宗德堡–格吕克斯堡（Schleswig Holstein Sonderburg Glücksburg）王子。菲利普放弃了所有的贵族头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叔叔的姓氏：菲利普·蒙巴顿（Philip Mountbatten），头衔是英国皇家海军少尉。其实，他完全可以继续保留贵族头衔，但是菲利普拒绝了。眼看就要成为英国的王婿，那些希腊和丹麦王室的头衔也就无足轻重了。

此时，公主一家已经上路了。2月1日，国王一家乘坐“前卫”（HMS Vanguard）号战列舰从普茨茅斯（Portsmouth）启程，前往南非。他们在海上行驶了大约三个星期，才抵达开普敦，其中一半的航程都是在恶劣的天气中度过的，让人感到非常难熬。直到后来，天气才慢慢转暖。国王夫妇得以走出舱门，来到甲板上，怡然自乐地看着两位小公主与船上的士兵玩捉迷藏的游戏。随行记者捕捉到了这些珍贵的镜头，向世人展示了国王一家的快乐假期。

不过，这次南非之旅并非是一次无忧无虑的度假。此前，南非国内的反英情绪有所抬头，以陆军司令扬·史末资（Jan Smuts）为首的南非政府恳请英国国王全家来南非访问，协助缓解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史末资担心，自己会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落败（结果的确如此），而且南非本地布尔族的民族主义分子有可能趁机攫取政权，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结果的确如此）。在如此危机的形势之下，国王一家的南非之行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当地的布尔人强烈抗议“客人们”的造访（乔治六世实际上是南非的国家首脑，根本不算是访客），并且在民众中散布“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之间的仇恨，但是国王一家还是用真诚打动了南非人民，受到了广泛的爱戴。英国国王的此次家庭之旅是空前绝后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在整个南非之行即将结束之前，也就是国王一家返程的倒数第三天，南非政府尽地主之谊，为伊丽莎白公主庆祝21岁生日。为此，南非全国放假一天，各地都举办舞会和各种招待会，人们也给国王一家敬献了许多精美的生日礼物。伊丽莎白公主本人也通过电台广播，发表了生日演说；她的声音传遍了世界各地，这也是她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次演说。伊丽莎白公主用高亢清纯的嗓音向亿万听众表达了自己的意愿，那就是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大英帝国，“贡献给伟大的王室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大家庭中的一员”。

为公主撰写演讲稿的是国王家的私人秘书阿伦·拉塞尔斯爵士（Sir Alan Lascelles），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公主的演讲会获得如此广泛的好评。世界各国媒体都刊载了演讲稿的原文，成为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此前，拉塞尔斯的初衷是希望这位未来的王位继承人能以政治家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并用饱含感情的语调来拯救南非这个风雨飘摇的殖民地附属国。此前，所谓国与家的平等共和只不过停留在书本理论上，而这一次通过公主声情并茂的演讲，使得这一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以和平和共荣为基调的天下一家的想法就此诞生，引导大家共创未来。不仅是演讲的内容，千千万万坐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更多的是被公主的声音所打动：那是一种饱含坚毅，充满自信的嗓音，完美地体现了一个青春女子的心声。尽管五年之后伊丽莎白公主才正式登基，但是她的威名早已征服了整个帝国。

1947年，这一年似乎不宜结婚。7月9日，国王的长女和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即将下嫁“皇家海军少尉菲利普·蒙巴顿”的消息一经发布，在一片欢呼声中，人们也听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大英帝国再次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战后重建岁月。国家经济一蹶不振，债台高筑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在如此艰难形势之下，王室一家还要大肆操办婚事，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这无疑要引起广大纳税人的不满，下议院和媒体借机大肆炒作，掀起一片反对的声浪。有传言说，公主的婚纱礼服都要去法国定做，而这对已经陷入困顿的英国本国纺织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一消息险些引起骚乱。为此，英国首相和政府内阁都采取措施，紧急应对“里昂丝绸”事件；好在，后来人们获悉，此次公主的婚纱礼服只有几米长的布料服饰来自法国，而绝大多数的衣料和加工都是在英国本土的肯特郡和苏格兰的制衣厂完成的。

后来，那些批评家们被这场婚礼所产生的影响惊呆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王室家族在如此艰难的岁月里，会起到怎样重要的作用。11月20日，天色阴沉，一场举世瞩目的年度婚礼为一个死气沉沉的时代点燃了希望的火种。那时的英国人每天经历的都是企业的整合裁员，到处都在罢工，失业率不断攀升；而这场豪门婚宴带给人的不仅是生活中的调剂，更是催人奋进的鼓励。同以往一样，婚礼的举办地是威斯敏斯特教堂。乔治六世想尽一切办法，为女儿的婚礼营造氛围。在婚礼当天，他向伊丽莎白公主颁发了象征王室最高荣誉的嘉德勋章；几天之后，他又亲自给女婿颁发了同样的奖章。此前，王室官员、宫廷历史学家和内阁政府曾就菲利普的贵族头衔问题反复磋商，最终达成共识。新婚前夜，国王正式签署了册封书，将这位女婿封为“王室家族成员、格林威治男爵（Baron Greenwich）、梅里奥尼斯伯爵（Earl of Merioneth）、爱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菲利普少尉”（10年之后，伊丽莎白女王正式封她的丈夫为“菲利普亲王”）。

为了庆祝伊丽莎白和菲利普的婚礼，整个英国狂欢了一个星期。伦敦街头洋溢着一派欢乐的气氛，人们度过了一个欧洲王族的家庭节日，也是战后王室复苏的一次喘息之机。在这些日子里，各国的王室贵族和高官政客们都频繁进出温莎城堡，向国王一家道贺，媒体也对此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报道。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王室贵族都收到了温莎家族的喜帖，他们也终于有机会披金戴银，出来参加活动，满足一下虚荣心。相比之下，人们倒是更加关心没有被列入受邀名单的贵族们：新郎家的几个远嫁德国的姐姐和她们的德国丈夫都没有收到邀请函；还有温莎公爵夫妇也未出席这场婚礼，他们显然仍不受欢迎。

伊丽莎白和菲利普的婚礼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一场民主战胜专制的庆典，也是王权继续传承的庆典，这预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典活动的最初，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那一刻，身为在野党领导人的温斯顿·丘吉尔缓缓步入教堂大厅，所有人都默默注视着他，无论是贵族王侯，还是普通官员，都向他鞠躬致敬；那一刻，可以说是整个欧洲都在向他致敬。人们心里非常清楚，今天的和平年代要归功于这位民族英雄。

在那个肉类和食糖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普通民众在“王室婚礼周”中所经历的一切，似乎都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每个在校读书的小孩子都能在公主大婚当天领到一块甜面包圈；政府还给每个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寡妇和孤儿寄送一份罐头食品，随附一张公主新娘亲笔写的“慰问贺卡”。一时间，英国人陷入一种水中望月般的憧憬中，尽情编织着未来的梦想。通过电波，全球每个角落的人们都能分享这一喜悦；伦敦附近的一些有钱人家甚至能通过电视，亲眼看见婚礼活动的场景片断。与此同时，人们也把婚礼盛况拍摄成电影，呈现给广大的电影观众。就连在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的柏林，人们也都蜂拥而至地去电影院观看英国王室的婚礼纪录片，电影票在一周前就销售一空。

20世纪90年代，人们或许早已淡忘了这段历史，在人们谈论“令人心动的王妃”的时候，大多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伊丽莎白女王本人也曾有过这样一段青春纪事。刚刚举行完婚礼仪式的一对新人，来到了蒙巴顿家的领地布朗德兰兹（Broadlands）度蜜月。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许多人知道这一消息后，都来到了公主夫妇居住的“新森林”（New Forest）庄园外，站在梯子上向里面张望。更有好事者不断地给人家打电话，恭贺新禧；由于电话铃整天响个不停，仆人只好拔下电话线，避免外界的骚扰。从此，媒体和公众都开始投入极高的热情，关注着公主夫妇的一举一动。人们发现，菲利普和伊丽莎白与一些年轻的贵族来往甚密，而且还跟许多演艺界的明星打得火热。这些名流都彼此熟识，经常出入豪华舞厅，彻夜狂欢，纸醉金迷。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这样的生活只有在梦中才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参加舞会和观看话剧都是令普通人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公主则代表她这一代人实现了人生的梦想。各大报纸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详细深入地报道了公主参加的各项活动，乃至服装的样式，让千千万万与公主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感受到童话世界般的生活，也给这个长期处在一片灰暗的国家增添了几许亮色。

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之下，公主和王子的浪漫爱情继续升温，并很快开花结果。1948年6月4日，白金汉宫对外宣布，伊丽莎白公主已经有了身孕。人们闻听此讯，纷纷寄来礼物表示祝贺；不久，白金汉宫的仓库就堆积如山，各类礼品五花八门：手工剪裁的婴儿服、尿布、吉祥画、奶瓶和药品等。11月 14日，上千名群众自发组织聚集在白金汉宫门前，为即将降生的英国下一代王位继承人祈福；人们一直等到晚上9点，随着教堂钟楼的钟声齐声唱咏，并按照传统的仪式把特拉法加广场上的喷泉染成了蓝色，借此保佑婴儿平安降生。直到午夜时分，还有很多人不肯散去；他们把尚未出世的王子称为“爱丁堡婴儿”（Baby Edinburgh），并预祝他长命百岁。人民的幸福感与日俱增，王室家族心满意足，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着：婚姻美满、王子降生、王权稳固。

查尔斯·菲利普·阿瑟·乔治·蒙巴顿–温莎（Charles Philip Arthur George Mountbatten-Windsor），即伊丽莎白公主的长子，终于在万众瞩目下顺利降生。宫廷内部忙作一团，婴儿室的布置就花费了一番脑筋。不过，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严格按照王室家族的老规矩进行的。可惜，在婴儿出生两周之后，伊丽莎白公主就不能再给孩子喂奶了，因为她患上了麻疹。为了防止母婴传染，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王子和保姆们只好紧急转移到公主夫妇周末度假用的一个相对比较简陋的行宫。刚当上妈妈的公主只能偶尔去看看孩子。不过，伊丽莎白公主似乎并不担心。“她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她写信给朋友说，儿子的小手长得特别好看。不过，她没有表露出更多的母爱。”罗伯特·莱塞认为是这样的。

1949年6月，公主夫妇终于搬出了白金汉宫（二战中毁坏的部分建筑仍未修复），迁入刚刚整修一新的克拉伦斯王府（Clarence House），后来这里成了太后的寝宫。10月，菲利普被派驻去了地中海的岛国马耳他。没过多久，伊丽莎白公主也追随丈夫前往马耳他，当上了随军家属。1949年的圣诞节，由于父母都不在身边，查尔斯王子是在祖父母家桑德林汉姆宫度过的。12月28日，伊丽莎白公主赶回了伦敦，她先是在伦敦待了四天，然后才动身前往父母家，看望刚满一周岁的儿子。3月底，她又飞回了马耳他；到了夏天，她再次重返英国，并在家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安妮（Anne）公主。11月，第二次当上母亲的伊丽莎白公主不得不在丈夫的强烈要求下，再次把孩子托付给他人照料，自己乘飞机重新回归丈夫的怀抱。1950年的圣诞节，查尔斯王子和他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妹妹只好又一次在祖父母家度过，而亲生父母仍是远在他乡。

这是不是有些太冷酷了？刚刚降生人世的前三年，妈妈就把孩子甩给了保姆和祖父母，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这的确很难接受。其实，伊丽莎白公主本人也是有苦难言。贾尔斯·布伦迪斯写道，伊丽莎白公主在查尔斯王子降生之前就向外界保证，她“要成为真正的母亲，而不是一个保姆”。布伦迪斯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解释了，为什么伊丽莎白公主没有能够信守当初的诺言：“因为王室的义务在召唤她。伊丽莎白一生都把王室的责任看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她所处的圈子里，在她所处的那个年代，她只能遵从陈规旧俗，按照宫里的规定，把抚养婴儿的事情交给赖特伯蒂夫人（Mrs. Lightbody）和安德森小姐（Ms. Anderson）来做。”这是一个很长的，而且很技巧的句子，我们必须反复研读，才能发现，其实他避开了问题的实质。没错，英国的上层社会一直保留这样的传统，那就是把孩子交给保姆们来带；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这一传统一直没有改变。不过，什么是所谓的责任？还有那些什么老规矩？贾尔斯·布伦迪斯是在为未来的女王陛下打掩护，所以才煞费苦心地写了这样一段话。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免人们过分追究查尔斯的行为，其中会涉及一个敏感的话题：查尔斯王子在婴幼儿时期缺乏母爱。

伊丽莎白公主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罗伯特·莱塞这样认为。莎拉·布拉德福特和本·皮姆洛特也持同样的看法。战后温莎家族档案馆的保管员欧文·莫斯海德（Owen Morshead）把这归结于家族的传统：“汉诺威家族的父母都不太负责任，生小孩就像下鸭蛋一样，管生不管养。”伊丽莎白是个大大咧咧的人，而且也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比如说，普通人不得与女王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这只不过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因为女王本人不喜欢这样。想当初，爱德华八世就不在乎这些，他喜欢和每个人拥抱，没有丝毫的禁忌。

伊丽莎白公主经常跑到马耳他，也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在地中海的这座小岛上，伊丽莎白享受到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因为在那个圈子里，她作为一名随军家属，过上了一段近乎普通人的日子。她和普通家庭主妇一样，上街购物，或是坐在沙滩上享受阳光，再不就是去理发店做头发。她终于可以暂时告别公主的身份，度过一段难得的休闲时光。也许，她的内心更希望多过一段这样的日子，甚至牺牲掉自己照顾孩子的时间，也在所不惜。

自由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英国方面传来不好的消息。乔治六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患上了严重的动脉硬化症：常年吸烟使得他的一条腿已经残废，而且肺部严重受损，晚期肺气肿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1951年9月，乔治六世做了手术，医生在他的肺里发现了恶性肿瘤。没有人知道这一病情，就连国王本人也毫不知晓；只有丘吉尔知道内情，因为他的私人医生从国王的诊断书中发现了端倪。丘吉尔派人禀报了王后和两位公主。对外发布的消息中，乔治六世的身体仍然是健康如故。然而，伊丽莎白和菲利普夫妇从此承担了所有的出访任务。

1951年10月到11月间，伊丽莎白公主夫妇乘飞机抵达大西洋彼岸，开始了对加拿大和美国的访问。这次英国王室的美国之行虽说没有13年前那样受欢迎，但是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仍极尽恭维之事，向伊丽莎白公主献媚不已；杜鲁门说，他的母亲曾经向他许诺，他有一天一定会遇上一位童话中的公主，“原来她就在这儿啊”。1952年，伊丽莎白夫妇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去往澳洲的路上，他们先去了一趟肯尼亚，参观了一所名为萨加纳·罗奇（Sagana Lodge）的狩猎场，这是当地人为祝贺他俩结婚而送给他们的一份大礼。

1952年2月6日，拂晓时分，伊丽莎白经历了一生中又一个传奇的时刻。此时的她正在肯尼亚的一处人迹罕至的荒漠里，坐在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上，那里被当地人称作是“树顶饭店”。公主夫妇和几个朋友静静地等待太阳的升起，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非洲荒漠的广袤。菲利普的随行副官，也是他多年好友的迈克尔·帕克（Michael Parker）在此后的游记中写下了当时的情景：公主深情地看着远方，俨然是位位高权重的帝王，她身上散发出的君威绵延不绝，发散到世界的尽头。与此同时，远在英国桑德林汉姆宫的乔治六世在睡梦中与世长辞。

国王逝世的消息并没有及时传送给正在旅途中的公主夫妇。伦敦方面给肯尼亚大使馆发了一封信，但是使馆里的工作人员都去欢迎公主一行的到来，没有人接收这封重要的来信。好在，有几个随行记者通过短波收音机得知了这一消息。当天下午14点，英国王室对外证实了国王的死讯。菲利普获知这一消息后，没有露出半点声色。当地时间下午14点45分，他告诉自己的妻子伊丽莎白，她已经成为英国女王了。这是自从乔治一世以来的第一次，新国王在国外得知这一消息。这一噩耗显然对菲利普的打击很大。“他看上去就像是半个地球压在了肩膀上一样。”帕克后来回忆说。相比之下，伊丽莎白女王显得更为从容镇定。当时，她还穿着一身牛仔装，随行的记者们都默默地排成一行，目送她离开了萨加纳·罗奇狩猎场。这一情景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伊丽莎白的私人秘书马丁·查特里斯（Martin Charteris）恳请记者们不要拍照，记者们接受了这一请求。

第三天，新女王乘机抵达希思罗机场，走下飞机的那一幕被记者们的相机捕捉到，成了永恒的瞬间。25岁的她缓步走了出来，年轻、美貌、面色沉静、身穿黑色的外套，从悬梯走下；而且是一个人，只有她一个人。在悬梯下，英国历史上先后三位著名的首相早已在那里恭候多时；他们见到伊丽莎白，都低头弯腰，左手拿着手杖和绅士帽，毕恭毕敬地欢迎新女王的驾临。他们是：77岁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于同年10月接替丘吉尔成为新首相的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三年后顶替丘吉尔，并当选英国首相的安东尼·艾登。

过了几个月之后，菲利普才坐飞机回到英国。从此，他的角色有了新的转变：他不能再如影随形地跟着妻子，而是要有自知之明，主动地与女王陛下保持一段距离。

乔治六世是个颇受人民爱戴的国王，这给伊丽莎白的登基带来不小的压力。当天下午，丘吉尔在下议院的全体大会上，满怀深情地发表了演说，用诗一般的语言，缅怀刚刚逝去的先王，赞美他的品行，并对他的一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工党领袖艾德礼也发表了演说，虽然没有丘吉尔那样煽情，却也是眼含热泪，充满感情。他说，乔治六世是英国历史上最受人爱戴的国王。是否有些夸张？显然，所有人的哀思都是发自内心的。乔治六世的棺木比他父亲的还要大一些，做工也更精美。50万群众走上街头，目送灵车缓缓驶去。泪光盈盈的丘吉尔代表议会，为国王的棺木献上了花圈，花圈上夹了一张卡片，是他亲笔写的拉丁文悼语：勇者无敌（For Valour）。这也是铭刻在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上的寄语，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是英国的最高军事奖章。

眼前的这一幕肯定给身为女儿和新女王的伊丽莎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今往后，她的一言一行都要以父亲为榜样，继承先王的遗志，把英国王室的事业发扬光大。她也许不像父亲那样刻板，而且从不发怒，甚至从不挑三拣四，为人非常随和。她比她的父亲更为内敛，不太喜欢与陌生人交往。在待人接物方面，她总是能按照王室的要求，而且也能根据自己的主见，来处理相关问题。在这一点上，她秉承了父亲的天分：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满足人们的愿望；要是自己犹疑不定，那就按照老规矩来办。

“伊丽莎白二世是位有明确决断力的女王，除了穿衣打扮之外，其他所有的事情，她一旦决定，就不会再改变。”皮尔斯·布雷顿和菲利普·怀特黑德在他们所著的《温莎一家》（The Windsors）中，对女王做了如此的评价。马丁·查特里斯自1950年起就与伊丽莎白女王共事，俩人的工作关系非常紧密；在1972年至1977年间，他一直担任女王的私人秘书，他对女王的评价则比较委婉。身为宫廷里的文员，他的观点显得有些谨慎：“女王具有明察秋毫的判断力……她经常能够发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她毫不怀疑自己的判断，而且总是从积极的角度看待问题。她不是那种感情丰富，动不动就气得跺脚的人；她希望改变现状，解决问题。”伊丽莎白女王和以前的维多利亚女王也不一样。维多利亚女王显得更为保守，任何一种改变都令她感到厌恶。而伊丽莎白女王则更加沉稳，甚至有些过于谨慎：每件事情在做之前，她都要在脑子里反复斟酌。此外，她具有明显的时尚理念，喜欢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发展，她希望自己的角色能够满足民众的要求。同时，她也知道，身为一国之君的她不应该成为社会的偶像，更不可能成为时代的先锋。她必须时刻联系群众，体察民情。民众即便偶尔会有些过激的举动，但是他们仍期望王权统治保持延续性。有时候，国王也必须做一些不太讨好民众的事情，来确保政权的稳固。这恐怕就是所谓“勇者无敌”的精神实质。

虽然，有些人希望看到新女王带来新的气象，但是白金汉宫的一切都按部就班，就连看门的警卫都一个没换，不同的只是来了一位新主人。

新官上任，或许应该摆出个新的姿态。年轻的女王带给人们更多的期盼。下议院和政府内外，人们都谈论着“第二个伊丽莎白时代”，并很容易把两个伊丽莎白女王联系在一起。曾经叱咤风云的伊丽莎白一世登基时年仅26岁；而如今这位伊丽莎白二世陛下甚至比前辈还要年轻，芳龄不过25岁。所以，人们自然希望新女王能够比前辈做得更加出色，而且如此高的期望值也是有其原因的。战后的大英帝国已经是分崩离析，印度和伊朗纷纷独立，脱离了英国的统治；英国国内的经济也是每况愈下，人民生活水平已经赶不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工人们每个星期都会在某个地区举行罢工，举国上下一片怨声载道。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激进的观点，认为大英帝国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王室宗教”，依靠着人们的迷信思想，来维持自身的统治。1953年6月2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办的登基庆典仪式上，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此时的英国已经陷入了对王室家族盲目崇拜的地步。整个活动的准备工作吸引了半数以上国民的关注。在活动开始之前的10天，人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坐在街道两旁，抢占有利地形。接下来的几天，威斯敏斯特教堂前的马路就实行戒严，禁止行人通行。

英国内阁和王室上下也是忙得不可开交。政府高官和宫廷内务官们都在为新女王的各种头衔绞尽脑汁。（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早已各自独立，女王也就自然失去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皇帝名号；而她仍是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首脑。）此外，王室家族的姓氏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严格意义上来讲，女王一家都应该跟随夫姓，改成蒙巴顿家族。不过，菲利普的叔叔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在布朗德兰兹已经有了一个家族，所以宫廷内部多一半人都反对改姓，其中就包括玛丽太后、伊丽莎白王后和一些老字辈的皇亲国戚。虽然私下里和蒙巴顿的关系不错，但是丘吉尔也明确反对更改王室的姓氏：从乔治五世立国之初，他就希望温莎家族能够永远流传。在征求了政府内阁的意见之后，伊丽莎白女王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保留了温莎的姓氏。（后来，为了维护丈夫家族的权益，她采取了一个权宜的办法：女王的姓氏改为温莎–蒙巴顿，而在王位传承时，蒙巴顿的姓氏将不会出现。）

女王刚刚登基，丈夫就倍感冷落。夫妻俩经常在寝宫里争吵不休，分房而居（英国的上层贵族都采用多卧室的套间格局，可以做到同宫不同房）。对于伊丽莎白来说，国家责任和王位安危显然要比婚姻和睦重要得多。这是她心中的准则，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豪华盛大和万众瞩目的登基典礼就是她这一想法的突出体现。伊丽莎白希望借助这次典礼，大造声势，然后向全国人民表忠心。由此看来，年轻的女王一方面被人捧上了天，而另一方面也承载着巨大的压力。她更像是祭坛上的贡品，表面上受人膜拜，实际上也就是人们祈福的工具而已。似乎，在大庭广众之下信誓旦旦地为民造福，做一位明君，让臣民们都俯首帖耳，这一切都比伊丽莎白本人要重要得多。她从上帝手中接受了神圣的使命，就此义无反顾地履行重任，为了她自己，为了她的家族，为了王室的代代相传。此刻，作为普通人的伊丽莎白公主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则是贵为一国之君的伊丽莎白二世！

这次登基大典创造了历史，特别是在媒体报道方面。1953年，人们看到的不仅是50万伦敦市民涌上街头的盛况，还有27辆皇家马车和1.3万个士兵护卫的全程巡礼；此外，广大观众更是通过电视转播亲眼看见了长达数小时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的仪式场景，这标志着这场盛典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此前，人们就是否应该实况转播巡礼和登基的全部过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初，负责整个仪式统筹组织工作的菲利普亲王和女王本人都极力反对电视转播。然而，后来迫于民众的舆论、媒体的压力和议会的支持，女王夫妇只好妥协。“为了不让公众失望”，内阁最终批准了媒体的电视转播权，但是附带了一些限制条件：禁止拍摄一些神圣的涉及个人的仪式场景；禁止出现女王面部的特写镜头。至此，英国王室庆典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王权统治时期的“最美好”的瞬间，不再是少数特定观众的独享，而同广大民众分享。人们当然不肯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几周之内，英国的电视机销量就翻了一倍，达到了300万台。庆典当天，2700万人，也就是说半数以上的英国人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实况转播；他们或是三五成群地待在家里，或是聚集到当地市政厅和学校礼堂；此外，在德国、美国、法国和荷兰等国也有几百万人观看了电视转播的盛典实况。这一天，英国王室的形象得到了彻底的改观。从此，王室家族带给人们的印象不仅停留在文字和静态图片中，更是立体生动的动态影像，这种表达方式更具体、更形象，也更真实。

然而，媒体没有信守事先的约定。就在仪式即将结束之前，伊丽莎白二世从教堂的中殿缓步走向大门的时候，摄像师把镜头对准了女王的面部。随着女王慢慢走近镜头，她那张年轻的和光滑细腻的脸庞逐渐变得清晰，并以局部特写的形式出现在屏幕上。“这才是应该展现给世人看的，”罗伯特·莱塞如此评述这一经典瞬间，“这一镜头打破了所有的禁忌，开创了全新的标准。坚持自我，回归自然。在电视屏幕上，影像的力量是无穷的。”

此外，典礼仪式上还发生了一幕小插曲，也算是突破了以往的禁忌。有几个心细的记者在教堂仪式结束之后发现，玛格丽特公主正在和一个身穿军装的男子窃窃私语，此人正是宫廷侍卫官皮特·汤森。22岁的公主，正值花季，活泼可爱，如花似玉，她为何对这位男士如此亲昵？原来，汤森那天佩戴了“杰出贡献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和“杰出飞行员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两枚勋章，神采奕奕；在那一瞬间，一片羽毛落在了勋章之上，玛格丽特走上前来，伸出手，从年轻军官的胸前掸落了那片羽毛；她的动作充满柔情蜜意，轻抬玉手，缓缓垂落，没有丝毫的避讳，自然随性，泰然自若。

1944年，空军上校汤森与玛格丽特公主结识。乔治六世非常赏识这个年轻人，特意把他从空军部队临时借调，招进宫里，封为皇家“骑兵上尉”，成为王室家族的贴身侍卫官，同时辅佐国王处理国事。原本是三个月的临时借调，由于汤森表现出色，国王就把他留在了身边，一直工作了将近10年。国王和汤森彼此坦诚相待，俩人关系非常要好。

1945年，汤森和他的妻子罗斯玛丽（Rosemary）带着两个儿子搬进了温莎城堡公园附近的一所小房子，这是国王特意留给他们一家的。从此，照顾两位公主也成了汤森工作的一部分。国王一家都非常喜欢这个相貌英俊的侍卫官，私下里把他叫作“害羞的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真可惜，他已经结婚了。”当他刚刚进宫的时候，伊丽莎白曾经偷偷地对玛格丽特说。

1948年，外国媒体首次出现了有关汤森的花边新闻。汤森陪同玛格丽特公主出访阿姆斯特丹，参加朱丽安娜（Juliana）女王的加冕典礼。18岁的玛格丽特公主成为当场的最佳明星，备受瞩目。人们发现，公主的目光总是在搜寻那位英俊的侍卫官。美国媒体添油加醋地报道了这个消息，却没有在英国引起多大的反响：随着安妮公主的出生，玛格丽特在王位继承顺序上已经退到了第三位，所以英国人并不太担心她和侍卫官之间的浪漫故事。

主仆之恋在英国王室历史上并不罕见。在宫里，为国王一家人服务的随从比比皆是，包括普通的用人、贴身丫鬟、勤务兵、“侍从女官”（Ladies-in-Waiting）、骑师尉官、“勤务副官”（Aides-de-Camp）和少尉侍官，他们主要负责宫里的组织工作和安排礼仪活动。此外，英国王室内部还有过一些特殊的职位，比如“王宫司库”（Keeper of Privy Purse）、“王宫修缮总管”（Master of the Household）、“总管勋爵”（Lord Chamberlain）和“银杖侍官”（Silver-Stick-in-Waiting）等，他们具体做什么工作，别人都无从知晓。宫里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对外要严守机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绝对不能违反规矩。比如说，骑兵上尉可以适当地和公主调情，但是绝对不能假戏真做；他不能爱上公主，也不能让公主爱上他。因此，在汤森与公主的韵事传到宫里的时候，没有人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从1948年到1952年这几年里，玛格丽特公主与很多风流倜傥的年轻绅士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她的社交圈子很广，经常与外界接触。有些人甚至担心，在社交界玛格丽特会抢了女王的风头，因为在当时，她在文化界和艺术界都有着不错的人缘。至于汤森，人们觉得他根本不可能有此艳福。

然而，就在1951年，俩人真的坠入了爱河。从表面上来看，汤森无微不至地照顾公主，似乎一切也都没有什么出格的。这就是他的工作。至于俩人为何后来情投意合，彼此产生爱慕之情，甚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人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38岁的汤森刚刚离婚，并升任“王太后家政审计总管”（Comptroller of the Queen Mother’s Household），是宫里的大红人，事业和爱情都春风得意。1953年4月的一天，汤森在温莎城堡的克雷姆森画室（Crimson Drawing Room）里与22岁的玛格丽特公主单独谈了很长时间，并向她做了爱的告白。公主也是性情中人，立刻接受了对方的求爱。

汤森并没有特意地选择这一时间向公主示爱；可以确定的是，他并没有把感情当作儿戏，也不是那种处心积虑的阴谋家。3月24日，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的祖母玛丽太后去世，整个国家都陷入一片哀悼的气氛中。5月，玛格丽特和母亲搬出了白金汉宫，入住克拉伦斯宫。6月，伊丽莎白二世正式加冕称王。在这段日子里，宫里的上上下下都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没有人关注这位二公主与贴身侍卫之间的爱情故事，大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更没有精力来管闲事。根据伊丽莎白二世的传记作家莎拉·布拉德福特的记载，玛格丽特私下里把自己的结婚计划告诉了女王姐姐，而伊丽莎白女王并没有表示反对。不过，女王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按照1772年制定的《王室婚姻法案》（Royal Marriages Act），王室成员的婚姻必须征得国王本人的许可；而身为英国圣公会领袖的女王是不被允许批准王室成员与离过婚的人结为夫妻的。伊丽莎白女王劝玛格丽特和汤森再等一年，她力争更改相关的规定。但是，她心里盘算着，这一问题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迎刃而解——毕竟，22岁的玛格丽特还不成熟，没准自己就会改变主意。她甚至叮嘱自己的私人秘书阿伦·拉塞尔斯，让他在这一问题上尽量设置障碍，拆散这对恋人。

姐妹俩彼此达成共识，对外严守机密。然而，玛格丽特在公开场合下，依然是随心所欲。好在，英国的媒体保持了低调，没有大肆炒作。不过，外国媒体却不肯放过这个噱头，各种捕风捉影的报道开始见诸报端。11天之后，英国的报纸再也坐不住了，也开始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英国王室的这桩风流韵事。在内容爆料方面，还是外国媒体更会添油加醋：美国《人物》（People）周刊用大篇幅报道了英国公主和侍卫官之间的暧昧关系，让人不禁浮想联翩。虽然，汤森并没有主动提出与妻子离婚，但是“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他能和玛格丽特公主结婚，那无疑是对英国王室和教会传统风俗的重大打击”。其他小报更是捕风捉影地探密公主的私生活，似乎公主越是对汤森的事情只字不提，其中就越隐藏巨大的玄机。还有记者推断，汤森和菲利普亲王之间发生过争吵（菲利普一再否认，说自己跟这件事完全不沾边），并进而发掘出所有可能参与其中的人士，分析出这件事最终可能出现的解决办法。

媒体的报道直接伤害了玛格丽特公主。伊丽莎白女王开始转变了态度，不再支持妹妹的这段浪漫感情。迫于外界压力，王室决定将汤森先发配出宫，以暂时流亡的形式离开英国（派驻布鲁塞尔的大使馆任职）；玛格丽特公主也被牵连，责令她两年之内不得谈婚论嫁，如果她一意孤行地结婚，那么将失去所有的王室成员特权、贵族头衔和家庭出身，沦为普通平民。在此期间，玛格丽特的母亲也四处奔走，请求安东尼·艾登（他本人就离婚后又再婚）领衔的内阁政府，制造舆论来谴责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在家庭、宫廷和政府的多方压力之下，玛格丽特公主只好对外公开宣布，她就此与汤森永远分手。

对于王室家族本身来说，这也是玛格丽特公主一生中最难堪的一次经历。人们以前觉得，玛格丽特公主活泼可爱、高雅迷人，而且头脑机敏；而这次恋情的曝光却让公主的名声毁于一旦。经历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之后，公主对爱情婚姻也丧失了信心。1960年5月，她草草嫁人，将自己嫁给了宫廷摄影师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Anthony Armstrong-Jones），后者在娶了公主为妻之后被封为斯诺顿勋爵（Lord Snowdon）。俩人婚后的日子过得马马虎虎，生了两个孩子，但是这段婚姻还是以失败告终。1976年，玛格丽特公主与丈夫正式离婚。此后，玛格丽特又跟一个三流歌手搞在一起，此人名叫罗德里克·勒伟伦（Roderick Llewellyn），整天就想着成为王室女婿，一步登天。两年之后，玛格丽特公主因病住院，诊断证明，她的肝无法过滤酒精毒素，肝功能明显退化。接下来的几个月，公主跑到了加勒比海的密斯提库（Mystique）岛上，整天戴着太阳镜，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一直以来，玛格丽特在享受奢华生活的同时，却结交了一大批狐朋狗友，声色犬马的日子把她的身体彻底摧垮。其实，她总是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可是没有人关注她。2002年2月，玛格丽特公主与世长辞，两个月后，她的母亲也随之离去。玛格丽特的一生都充满遗憾，她的身体和精神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磨灭殆尽。临死前的几周，玛格丽特公主还参加了朋友们在“西岸”（West End）餐厅举办的聚会，其中也包括她的女儿莎拉·查托（Sarah Chatto）和女婿丹尼尔（Daniel）。聚餐的桌子上摆放了很多斟满水的杯子，玛格丽特不停地喝了很多杯。在场的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些杯子里放的不是水，而是伏特加酒。

汤森事件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悲剧。因为整个故事的发展都很老套，而且让当事人都感到非常难堪。就像童话故事写的一样：公主爱上了骑士；门不当，户不对；每个人都跳出来反对；阴险的丈母娘从中作梗……这一切似乎更像是爱情小说中的情节，但是事件本身的性质却更发人深省。一切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一样，在适当的时候就爆发出来。伊丽莎白二世自从成为女王那天起，就命中注定要经历这些风浪的考验，王室的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共同成就了这场人生大戏。

比如，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的母亲，从女王登基那天起，就被人尊称为母后；这个名号是她自封的（并没有征得女王的同意）。随着乔治六世的过世，她本该也随之隐退，淡出公众的视野；然而，这位母后大人显然不肯就此谢幕，因为她毕竟才51岁。她必须找点事情来做，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毫不夸张地说，她亲自动手参与宫廷事务的管理，并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安东尼·霍尔登（Anthony Holden）这样写道。她继续掌管着宫廷大权，亲自接见宫廷官员、内阁成员、高官显贵和社交名流。她还经常出访外国。她还插手伊丽莎白女王和玛格丽特公主的家事，帮助她俩带孩子，一带就是七年。她特别推崇王室宫廷内的老规矩，要求大家都要遵从礼数（至少要做给外人看），告诫人们要时刻想到1936年那段辉煌盛世。她几乎每天都要和女王通电话，接线员小姐总是要向女王禀报“陛下来电”，这里的“陛下”指的就是女王的母亲。

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菲利普。1957年2月，菲利普被他的妻子正式封为“联合王国亲王”。刚刚获得这个头衔时，菲利普觉得并不开心。妻子一夜之间变成了承载一个国家重任的女王。他感到自己就是一个摆设，是妻子身边的一个陪衬。身边的谋士们都力劝女王要记取前车之鉴，不要让菲利普亲王插手国家大事，避免像当年阿尔伯特亲王那样，弄得大家都很难堪。菲利普对此显然有些不同的看法，他甚至都不想当什么亲王，免得大家指手画脚。不过，乔治六世在世的时候，他很赏识女婿的才华，经常让他处理一些公务；菲利普本人也尽量找一些事情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比如，他就负责了皇家游艇“不列颠”（Britannia）号的重修。此外，他还提出一些新的创意，在体育场馆的建设中，专门开辟出青少年的活动区域。1956年，他发起创办了爱丁堡公爵奖（Duke of Edinburgh Award），从全世界250万年轻人中选拔人才，从事相关的教育工作。他全力以赴地投身到这些工作中，却仍满足不了大众对他的期望。在那个年代，“贤内助”已经不能满足大众的口味，人们更希望看到一个独立自主的亲王阁下。菲利普逐渐懂得，他必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之主，进而也能对外发号施令。然而，在女强人伊丽莎白面前，菲利普的话语权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众面前，菲利普亲王仍旧是人微言轻，继续扮演着绿叶配红花的尴尬角色。

菲利普也需要消遣一下，排解心中的苦闷。他的老朋友迈克尔·帕克就经常陪他出去喝酒，俩人有时也一起搭乘新造好的“不列颠”号皇家游艇，去世界各地旅行。1956年，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的奥运会对菲利普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菲利普又叫上了老友帕克，俩人一起开船前往澳大利亚。刚刚出发了没多久，帕克就接到英国方面的消息，说他的老婆发现他在外面乱搞，向法院提出离婚。帕克连忙在直布罗陀下了船，返回英国处理家事。外界对菲利普的私生活也有了一些传闻，因为他经常几个月都不回家。从1957年开始，有关英国女王婚姻不美满的传闻不绝于耳。英国宫廷的新闻发言人尼古拉斯·戴维斯（Nicolas Davies）写了好几本书，曝光有关女王婚姻不和的细节。对此，贾尔斯·布伦迪斯针锋相对地著书立说，驳斥了这些子虚乌有的传闻。在布伦迪斯看来，女王的婚姻即将度过60年，这就是俩人爱情的最佳证明，可以打消人们的种种猜忌。然而，这一说法并不令人信服：伊丽莎白和菲利普即便是貌合神离也不会离婚。他们俩非常注重公众形象，从未在大庭广众之下争吵过。

在宫廷内部，菲利普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在外人看来，他是个完美的丈夫，总是遵守王室的规矩，站在女王妻子的两步之后；另一方面，他的所作所为也仅仅是停留在形式上而已。“我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来支持女王，而不是成为她的绊脚石。”他曾经亲口对布伦迪斯说过自己的想法。他也非常体谅女王，而且时常给她出谋划策（他更愿意私下里，而不是在公开场合给女王提建议），并且对她的指令言听计从。如果需要，他会挺身而出来维护妻子的利益。不过，在涉及女王的大政方针方面，他总是谨言慎行，从不出头露面，也从不提出什么新想法。其实，人们希望他在政治上也有所建树。

在宫廷事务方面，他主张对王室内部进行持续有效和与时俱进的变革。“他追求健康的和简约的生活方式，希望让宫廷生活变得更为平民化。”本·皮姆洛特这样写道。菲利普将一种全新的理念引入了英国王室内部，与伊丽莎白女王的想法有很大出入。与女王相比，菲利普更希望接触普通人的生活圈子，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贴近普通人；因为，他早就受够了空虚奢华的王室生活的折磨；当然，他的叔叔蒙巴顿的思想对他的影响也非常大。菲利普是个态度坚决的人，为人处世没有过多的商量余地。他看不惯的事情，就明确指出，从不给别人留什么面子。

他的这一做法得罪了不少宫廷内的“元老”。曾经侍奉过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的两朝老臣，女王的私人秘书阿伦·拉塞尔斯就在菲利普到来一年之后，被炒了鱿鱼。他的接任者迈克尔·阿迪内（Michael Adeane）倒是非常老实，一直干到退休；这位阿迪内是斯坦福德哈姆勋爵的孙子，生在宫中，长在王室，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王室。1972年，他光荣退休，把位子让给了自己多年以来的副手马丁·查特里斯。这几任秘书在行为处事上的风格都差不多，恪尽职守，循规蹈矩。

与菲利普的激进态度相比，伊丽莎白更信任这些老臣，而且把他们当作专家，倾听他们的意见。父王乔治六世就曾经教诲她，在遇到困惑的时候，去听听他们的建议：“他们领取国家俸禄，就是干这个的。”结果是，国王与谋士之间相互依存，代代相传，形成了保守的系统。从乔治五世以来，王室内部就有了个不成文的规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后人也不得破例而为之。宫廷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然后按部就班地执行；大到穿衣打扮，小到菜品的摆放顺序，一切都循规蹈矩，没有半点差池。宫廷礼仪得以保留下来，这倒也是一件好事；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提高了外界对宫廷生活的兴趣。然而，这样一来，人们也很难推动宫廷内部的变革，也无法判定这些仪式、规矩和王室的影响力能否进一步获得改观。很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伊丽莎白女王全盘照搬了乔治六世留给她的一切。菲利普也认为，宫里的一切都泛着一股腐朽的味道，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

社会各行各业都在与时俱进，这首先表现在媒体方面。1953年，在玛格丽特公主的“羽毛事件”中，英国的报纸显得也算有些骨气。就像对待当年的爱德华八世一样，英国媒体整整保持了11天的沉默。然而，封锁消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乘飞机穿梭于大西洋两岸或是通过海底隧道往来于欧洲各国都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时代在不断进步，舆论的焦点也有所转变。1954年，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导演的影片《伊甸园之东》（East of Eden）风靡世界；一年之后，一个叫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年轻歌手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Memphis）登台演出，迷倒了成千上万的少女；1957年，16岁的约翰·列农（John Lennon）在英国利物浦（Liverpool）创建了披头士（The Quarry Men）乐队，正式走上流行音乐之路。世界在变，王室岂能不变？

1957年8月，人们发现，媒体在与王室的关系上有了一些微妙的改变。英国上议院保守党成员，身为记者和历史学家的奥特林厄姆勋爵（Lord Altrincham）约翰·格里格（John Grigg），在一个不太知名的杂志《民族和英语评论》（National and English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批评的语气展望了英国王室的未来发展。他在文中指出，自从汉诺威家族当权以来，英国王室总是头顶王冠，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汉诺威家族时代的民众虽然敬畏王室的威严，却并不把头戴王冠的那个人看得有多重要。如今，二者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他们本人获得了民众的爱戴，而人们却对王权是否还具有生命力“产生了怀疑”。如此看来，女王的当务之急是要走下神坛，做一个普通人，成为民众心目中的无冕之王。“她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掷地有声，令人回味；她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发自内心，引人注目。”

约翰·格里格的观点一针见血。他认为，迄今为止伊丽莎白的王权统治是彻底失败的。女王身边的一众老臣都是一群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老古董，秉承死板守旧的盎格鲁人的性格，根本无法开展新的社会变革。他们总是高高在上，摆出一副英联邦元老的姿态；在宫廷内部的服务生中，竟然没有一个有色人种。格里格的矛头并不是指向宫廷制度本身，也不是指责其中个别的官员。他显然是在批评女王本人，因为那些围在她身边的谋士，毕竟还是要听从她的号令；相反，女王是不可能被他们所左右的。格里格甚至还颇为辛辣地提到了一个细节，根据他的观察，女王每次在麦克风前讲话时，都非常紧张；看起来，如果不看稿子的话，女王有可能变得语无伦次。然而，她的演讲稿写得也并不怎么样，文辞空泛，毫无创意。“她在读稿子的时候，更像是个女中学生、冰球队长或是参加成年礼的女教徒。”

格里格的文章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伊丽莎白二世并没有对此一笑了之，她被彻底激怒了。不过，就在宫廷内部，也有人支持格里格的观点。除了菲利普亲王之外，王室私人秘书马丁·查特里斯也有此同感。宫廷内部的改革派已经开始着手废除一些不合时宜的老规矩。比如说“新上台的女王”脑子里某些稀奇古怪的、难以琢磨的和不切实际的想法，其中就包括想把她自己穿过的婚纱礼服放在陈列室中展出等，这些都属于被废止的项目。

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应该是媒体对于格里格文章所采取的态度。以前，没有人敢质疑国王的权威。而且，总有一些保皇派的吹鼓手，他们结成统一阵线，对抗外界的舆论。这些人很会把攻击国王的言论大而化小，让所谓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而今，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媒体也不再一边倒地向着女王说话，更何况格里格本人身为上议院的贵族议员，博学多才，德高望重，他被人看作是阶级斗士，敢于批评上层社会，引发公众的思考，意义非常深远。然而，即便是在自由党人的报纸上，人们也把格里格讽刺为鸟粪清洁工。英国BBC广播电台在做节目时，甚至将格里格赶出了录音间，更改了节目内容。另外一家私人电台ITN对他做了专访，希望借此对抗国家电台的专横。然而，就在他做完访谈节目走出直播间时，一个“帝国保皇阵线联盟”的会员走上前去，给了格里格一个大耳光。打人者虽然被告上了法庭，但是法官还是对其从轻发落。因为调查显示，95%的国民都认为，要是可以的话，他们也想教训一下这个侮蔑女王陛下的坏家伙。

非常遗憾，民众的反应竟然如此麻木不仁。没有人意识到，有关王室未来前途的讨论越来越少，批评家的声浪也越来越低。没有人懂得，王室打压反对派的呼声，实际上损害的是自己的形象。这似乎成了一种可怕的怪圈，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大众媒体和王室家族之间：媒体对王室的关注度越来越小，也很少质疑本国这种独一无二的国家体制，甚至对在这一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个人也毫不关心；每次的风吹草动也只不过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罢了。

更为遗憾的是，宫廷内部也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回顾历史，在伊丽莎白二世当政期里，除了格里格之外，竟然没有一个人就王室的未来发展发表质疑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受到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爱戴。1953年11月至1954年5月间，女王夫妇完成了一次环球之旅，并大获成功；他俩出访了加勒比海地区、澳大利亚、印度和非洲各国；1957年，他们又出访了法国、加拿大和美国，给当地群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65年，二战胜利20周年之际，女王夫妇访问了德国，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1960年2月19日，在生下安妮公主将近10年之后，女王陛下又生下了安德鲁（Andrew）王子。1964年3月10日，作为家里最小的爱德华（Edward）王子也顺利降生了，世界各国都对此表示祝贺，如同自家喜得贵子一样。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这几年“也许是女王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她感到异常欣慰，比以前有查尔斯和安妮之后还感觉踏实；她甚至感觉，自己有点像是个幸福的母亲了。

然而，宫廷内部却没有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帮助女王居安思危，推进改革，与时俱进地调整自我，战略性地规划未来。王室宫廷执掌国家大权，总是会产生滞后效应，也就总是违背民众的意愿，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变化。

世界在变，一日千里。英国早已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地位。1956年，在与法国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斗争中，英国人输得一败涂地。英国政府过分高估了英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英国不再是超级大国。原来的英属殖民地也都开始纷纷倒戈。在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要求独立的呼声此起彼伏。在经济方面，英国已经远远落在美国和刚刚成立的欧共体之后。外部国家的复兴也反映了英国国内经济的疲软。贵族官僚仍然把持政治上的权势；上议院的成员依旧来自上流贵族和地方绅士。1958年，由于很多绅士淑女都无法从祖辈那里继承贵族头衔，他们把官司打到了英国最高法院。以前，这样的案子极为罕见，而且通常都在地方法院就能解决了事。原本牢不可破的贵族阶层开始动摇，许多教师和商人的子女也希望跻身贵族行列。

不过，英国人的等级观念还是根深蒂固，消除阶级差异仍是任重而道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打破英国阶层之间的隔阂，这一历史重任竟然落到了英国政府中所有保守派首相中思想最为保守的一位头上——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不过，自从50年代以来，英国各个阶层之间的界限已经慢慢被打破。在工党的强烈要求下，贵族寄宿学校也开始增加招收普通民众家小孩的比例。走在大街上，穿着贵族制服的人越来越少，偶尔也能看到一些绅士摘掉了传统的礼帽。甚至在语言上，人们也崇尚大众化：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在说话时，喜欢夹杂一些方言；甚至在BBC的节目里，人们听到的也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女王式国语”，而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大白话。

那么，在宫廷里呢？伊丽莎白二世早已跟不上时代的变迁。潘尼·朱诺（Penny Junor）在她的自传《公司》（The Firm）一书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女王的守旧）虽然妨碍了她的发展，却也是她的救命稻草。她无法推动王室的变革，却也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反而能获得群众的拥戴。”很显然，女王仍旧陶醉在民众的赞誉声中，无法自拔。她以为人们是推崇她本人，实际上人们尊重的是她的权位，是她脑袋上的那顶王冠。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的生活理念变得更加随意，而伊丽莎白女王却一厢情愿地幻想着自己能慢慢展现一代明君的风范；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联系。恰恰相反，在民众看来，女王倒像是个行将就木的老古董。女王本人始终孜孜不倦地完善自我，行为举止几乎无懈可击。她的一名私人秘书爱德华·福特曾经评价说，她简直“太棒了”；女王对于自己的工作“从来没有抱怨过，每次授勋礼仪，每次接见外国使节，她从不推辞，而且每次都以非常专业的水准完成使命”。与她的父亲和祖父相比，伊丽莎白女王总是礼貌待人，从不大发雷霆；总是能够凭借直觉来做出决断——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做什么事情。

她喜欢井井有条和按部就班地工作。这与乔治五世有些类似。白金汉宫和温莎城堡的每日作息安排都是固定不变的。每天早上8点，女王的贴身女佣把女王叫醒，并端来一杯刚刚泡好的格雷伯爵茶（Earl Grey Tea）。然后，侍女就给女王放洗澡水，7英寸（17.8厘米）深，水温22摄氏度，天天如此。接下来，女王沐浴更衣之后，美发师给女王做头发。9点，女王走出寝室（小王子通常都是睡在单独的婴儿床里），通过客厅，来到餐厅，用早膳。女王的早餐非常简单：麦片粥、一片吐司面包、柠檬果酱。有时候，女王和丈夫一起用早餐。10点，私人秘书前来报到，和女王一起处理国务文书。13点，女王有时会休息一下，喝一杯人参和杜本内（Dubonnet）的混合茶（女王的母亲也喜欢喝人参茶，不过她更喜欢喝人参奎宁混合茶）。女王的午饭也非常简单，仅由一位穿着制服的侍卫服侍她用餐。午饭过后，女王会牵着她心爱的柯基犬散步。然后，女王继续工作，处理日常公务。17点，女王喝下午茶。18点，女王也会换换口味，喝一杯人参奎宁混合茶。20点15分，女王和家人，或者其他宾客一起用晚宴。晚上的时间，女王喜欢看看电视（她喜欢看肥皂剧或是其他娱乐节目），或是玩玩《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s）上的填字游戏。女王不喜欢看书。阅读大量的文件就已经让她不堪重负了，平均每天她都要批阅至少10个红箱子的国务文书。这就是女王一天的生活，长年累月，周而复始。女王的假期都是在桑德林汉姆宫和巴尔莫拉城堡度过的，假期里的生活安排比较随意，女王偶尔也会自己煮茶。后来的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甚至曾经在一个森林中的狩猎小屋里和女王一起亲自动手洗衣服。

看起来，女王的工作并不怎么繁重，这反映了英国王室执政的现状。与以前的国王相比，伊丽莎白二世在政治上显得无所作为，没有什么影响力可言；但是，她的工作却更加忙碌。特别是作为国家首脑，女王的职责要比以前的国王更加沉重。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每年都要到世界各地出访：从二战结束之后到2005年为止，伊丽莎白二世以英国国家元首的身份主动出访200多次。此外，女王夫妇每年还要受邀参加国事访问2~3次。每个派驻外国的英国大使在临行前都要受到女王的接见；每个外国驻英大使在到任时，也要前往圣詹姆斯宫的前厅拜谒女王陛下。另外，女王的工作还包括颁发各种勋章、册封贵族头衔，女王本人把这看作是最重要的工作。她还要在宫廷内举办花园酒会，邀请上层名流；一段时期以来，宫里甚至还有午餐会，邀请几位重要人物参加；还有一个颇为诱人的项目是“晚宴＋留宿”（Dine and Stay），参加者不仅可以和王室成员共进晚餐，而且还可以获准在温莎城堡的客房里留宿一晚。

这就是女王的工作，千真万确。“我必须整天微笑。”谈到自己的工作时，女王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如果她不微笑，脸上露出异样的表情，人们就会产生误解，认为女王是不是哪儿不高兴了。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访问；无论是在给一座大桥落成剪彩，参观一所幼儿园，还是访问一所医院，女王都会见到很多素不相识的人，经过一面之交以后，女王就把他们忘在脑后了。然而，这些亲眼见到女王的人们，会很长时间，甚至一生都在回味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无论是市长大人，还是普通的护士小姐，女王在接见他们的时候，如果没有面带微笑，对于这些人来说，将是一生的遗憾。因此，女王只好时时刻刻保持微笑，直到下巴都感到酸疼不已，也只能强忍着。

身为女王的她还要表现得对所有事情都感兴趣的样子。比如，某个村长兴致勃勃地给女王讲解乡村里日新月异的变化，并告诉她新图书馆即将建成的好消息；此时，女王必须侧耳倾听，认真观看，而且要显得非常愉悦。再比如，当儿童团穿着民族服装接受女王的检阅时，她也必须露出惊喜的微笑状。还有，在大型庆典活动的开幕式上，即便是交响乐团演奏最单调乏味的曲目，女王陛下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闭目养神，甚至在公开场合，女王连鼻子都不能挠一下，否则就会有好事者拍下照片，第二天就会传遍整个世界。因此，女王整天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举一动都要格外警惕。

出言谨慎——这是女王的行为准则。按照布伦迪斯的说法，女王的话可以说是“世界上用词最少的”。女王在公开场合下说的每句话都可谓是“字字千金”。女王不得发表任何含有政党派别倾向的言辞；在与谈话伙伴聊天时，女王必须字斟句酌，不得令对方难堪；除了说说天气之外，女王没有什么其他话题可供选择。相比之下，菲利普亲王倒是更会云山雾罩地胡侃，兴之所至，甚至还能高歌一曲。亲王谈吐幽默，而且没有什么顾忌，经常口无遮拦，引起政坛哗然。有关菲利普亲王的种种高论被人搜集整理，编成了段子，广为流传。比如，他曾经讽刺中国人是“狡猾的骗子”，说匈牙利人都是“啤酒肚”；他还曾和一位苏格兰的驾驶培训师聊天，问他是如何让苏格兰人在学开车期间不喝酒，并在最后通过考试的。在内政方针上，他曾经公开反对英国实行的禁枪令，呼吁有限度地放开私人合法拥有枪支的禁令。

与丈夫相比，伊丽莎白女王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她也会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比如，她会突然惊奇地向窗外看，等其他人也跟着她向窗外看时，女王骗人的小把戏就得逞了，她会开心地哈哈大笑。就像菲利普亲王讲幽默笑话一样，女王的逗人把戏也总是那么几套；当有好奇者想跟女王套近乎的时候，女王就会捉弄一下对方。不过，为了能近距离地报道女王，很多记者心甘情愿地送上门来，供女王调侃。这其实就是女王工作中的成功秘诀：她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缓解对方的紧张情绪。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女王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

托尼·本恩（Tony Benn），工党政客中的倒皇派头子，是英国历史上内阁大臣中倡导共和制政体的第一人；在他出任邮政大臣期间，曾经领教过女王那种独一无二的微笑魅力。他曾经向女王建议，在英国发行的邮票上，不再印制女王头像，而用其他漂亮图案取代。女王在白金汉宫接见了他，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述了半个小时；其间，女王甚至走下宝座（他跪在地上，展开设计文案，女王站在那里，弯腰观看），和他一起看了草拟的图案。伊丽莎白女王显得非常友善，而且欢欣鼓舞。托尼·本恩在会谈之后，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部长官邸。

结果，英国的邮票仍都带有女王的头像，有些甚至就只有女王头像。伊丽莎白二世明白，按照英国宪章的规定，她不能拒绝任何一个部长大臣的进谏。然而，她自有办法。她有权通过其他渠道，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施加影响，她可以“劝说和建议”。比如在这件事情上，女王找到了托尼·本恩的上司，即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威尔逊在下一届英联邦首脑峰会上还要有求于女王陛下的支持，所以他就帮助女王摆平了邮票这件事。最终，托尼·本恩还是灰溜溜地收拾起自己那套新的邮票草案，他设想的一系列改革方案也就此搁浅。

没有女王头像的邮票是英国人绝对无法接受的。相反，一成不变的女王头像邮票却有着积极的意义。女王循规蹈矩的生活表达了一种长治久安的理念，而且能够世代相传。绝大多数的民众希望如此，特别对于英国人来说，在社会和经济大变革的时代，大英帝国的国泰民安是至关重要的。女王的做法非常顺应时代潮流，“完全符合我们的期望”，人们都这么说。女王自己也知道，她一成不变地墨守成规和保留传统是赢得民心的最大法宝。

不过，一成不变也并不是灵丹妙药。在伊丽莎白二世执政初期的20年里，王室内部对于外部环境的改变反应有些迟钝，没有能够与时俱进。与此同时，王室家族在英国政坛的势力越来越弱，甚至慢慢失去了对政权的掌控。与当年的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辉煌盛世相比，伊丽莎白女王目前的地位有些逊色。虽然，她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但是未来的形势将会越来越严峻。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仍然很高涨，他们也接受并支持王室成员在国际舞台上抛头露面，展示英国的风采。然而，民众的热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慢慢失去了主导人们的话语权，由国家倡导的全民运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民众关注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比如，好莱坞的电影开始抢了王室的风头。不仅是那些场面华丽的大片，还有那些层出不穷的电影明星也慢慢取代了王子、公主们的地位，成为人们崇拜的大众偶像。

社会的变化是明摆着的。20世纪60年代，王室家族要想重新赢得民心，就必须主动地展示自我。就像王室的新闻发言人柯维尔（Colville）所说，不能将媒体拒之千里之外，而是要仿效爱德华七世那样，主动与媒体接触，互相配合。缔造和谐的王室一家将成为重中之重。巴基霍特有关论述很具有前瞻性，他主张打造英国王室的第一家庭形象，民众可以通过图片报道了解王室一家的生活；在此，一个家庭也就代表了一个国家。所幸的是，王室一家的表现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婚姻美满，儿女双全。和谐美满的温莎家族很容易赢得人们的爱戴。他们代表了浪漫、温馨、简约和崇尚伦理，这是其他大众偶像所无法比拟的。

好时光总是短暂的。王室的危机即将来临。人们对此没有丝毫的预感。在20世纪的上半叶，王室小家庭的温馨和睦似乎掩盖了一切；当然，没有人想去揭开幕布，探究他们真正的生活状况。在公众的心目中，温莎家族就是理想家庭的代名词，没有人愿意去打破这一梦想。不过，慢慢地人们开始转变观念：每个人都想了解一下理想家庭的实际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设想一下，如果实际情况与理想状态相差甚远，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温莎王室的家庭模式“功能失调”，那么人们对此该做何感想？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英国的君主王权政体是否也会陷入“功能失调”的状态之中呢？

7

厄运当头：查尔斯、戴安娜和卡米拉

不去管戴安娜王妃究竟为何身亡，还是从查尔斯王子与卡米拉的求婚传说说起。想要破解这些谜团，也许我们还要等上几十年。其实，答案是怎样，并不重要。重重迷雾恰恰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查尔斯、戴安娜和卡米拉的三角恋故事里，是是非非，虚虚实实，这其中，每个人都是无辜的，而每个人也都难脱其责。这段故事纷纷扰扰30载，温莎家族从此不再安宁。

1972年2月。先看看英国王子查尔斯的一堆头衔：威尔士亲王、切斯特伯爵（Earl of Chester）、康沃尔公爵（Duke of Cornwall）、罗撒西公爵（Duke of Rothesay）、卡里克伯爵（Earl of Carrick）、仁弗鲁男爵（Baron of Renfrew）、苏格兰外岛的领主（Lord of the Isles）和苏格兰王子。最重要的，他是英国的王储。此外，他还有一个军衔：准海军少尉。正在潜艇上服役的王子每天忙着学习如何从水底逃生，这对于他来说，可是一件危险的活儿。就在这个2月的第三个星期一，英国皇家海军派遣王子所在的潜艇部队，前往英国南部港口城市戈斯波特（Gosport）执行任务。

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就住在离戈斯波特不远的隆赛郡（Romsey）的布朗德兰兹庄园，在辈分上他是查尔斯爷爷的兄弟。这里对查尔斯来说并不陌生，他以前就经常带女友来布朗德兰兹庄园幽会。庄园的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和茂密的树林，使这里变成了情人们谈情说爱的好去处。这里的服务生也都口风很紧，从不向外界透露里面的情况。1947年，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新婚丈夫就是在这里度的蜜月。

等到星期六，查尔斯王子带着他的女友来到这里；就在路易斯夫人套房（Lady Louis Suite）的卧室里，他郑重其事地跪在女友面前，向她求婚。他问她，卡米拉·尚德，是否愿意嫁给他，成为威尔士亲王的夫人？卡米拉被这一情景感动得不知所措，也许她是惊呆了。以前，每当他说起这个想法时，卡米拉都是一笑了之，根本没有当真。她曾经问他，为什么我要选择水族馆一样的生活，整天让别人品头论足？不过，这一次她必须严肃地给他一个答复。尽管查尔斯情真意切，但是她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对不起，我不能嫁给你。

这就是流传很广的经典时刻。当然，要是想增添一些浪漫色彩的话，人们还可以加入鲜花、香槟酒和结婚钻戒等情节。英国王室家族历史上有很多经典瞬间，提供给外界无限的想象空间；因为，除了当事人之外，再没有第三者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比如说，在上述的情节里，是否有鲜花或是香槟酒，就成了人们争论的话题。然而，更主要的是，这一感人的场景是否真的发生过？肯定有一些人对天发誓，查尔斯王子的的确确是在那个房间，是在那个周末，向卡米拉提出正式的求婚。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这纯属子虚乌有。在他们看来，查尔斯他俩当时根本没到那个地步，他不敢向心爱的女友提出结婚请求；因为，首先他知道（而且担心）对方的答复一定是否定的，其次他也明白，王室内部对卡米拉的态度也是否定的。

对于查尔斯来说，蒙巴顿勋爵的角色更像是义父、挚友、兄长和教父。他明确地告诉查尔斯，作为王位继承人的他只能娶一位处女为妻，她必须是一个没有婚史的女孩。在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新娘以前，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在脂粉堆里周旋，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我的天啊，你可是全英国最受欢迎的钻石级单身汉！”生性好色，而且喜欢玩双性恋的蒙巴顿将军如此教诲自己的孙辈，“只要你看上的女孩，都可以追到。”

最受欢迎的钻石级单身汉？难道真是这样吗？许多熟识查尔斯的人都认为，这位王子是个疑心重重的人，性格内向，腼腆害羞，行为死板，少言寡语；无论女孩们怎样诱惑挑逗，他总是表现得非常木讷，毫无情趣可言。不过，70年代初，他认识了卡米拉·尚德，并从此神魂颠倒，也许恰恰是卡米拉的性格令他如痴如醉：卡米拉个性很强，言出必行，从不妥协。布朗德兰兹庄园的路易斯套房隔壁是伯蒂科房（Portico Room）。每次，查尔斯和卡米拉光顾时，这里被用作临时客房。随着卡米拉的到来，这里立刻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欢声笑语。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会感到非常开心，她身上具有一种磁石般的魔力。“查尔斯完全被她迷住了。”同时代的传记文学中，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

按照大多数人的观点，当时的卡米拉并不想结婚。她心里清楚，如果一旦成为王妃，她的生活将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她和英国王室的关系非常密切，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与查尔斯结婚之后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或许，她早已预感到，一旦她成为公众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麻烦事就会接踵而来。她不是处女。她担心，媒体会把她当作靶子，把脏水都泼在她的头上。

不过，也有一些人，其中包括卡米拉的好友，他们并不认同上述说法。在他们看来，一个25岁的女人面对王子的求婚，是不可能拒绝的。更何况，卡米拉深爱着查尔斯。如果查尔斯不向她求婚的话，卡米拉肯定会嫁给别人。然而，嫁给查尔斯王子的念头，卡米拉始终没有断过。

千古之谜，何时破解？也许，我们还要等上几十年，因为两位当事人显然不会现在就向公众揭开谜底。其实，答案怎样，并不重要。重重迷雾恰恰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查尔斯、戴安娜和卡米拉的三角恋故事里，是是非非，虚虚实实，剪不断，理还乱。这其中，每个人都是无辜的，而每个人也都难脱其责。这段故事纷纷扰扰30载，温莎家族从此不得安宁。

从王子最有分量的一本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查尔斯的青少年时代并不幸福。这本传记出版于1994年，查尔斯本人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写作。乔纳森·丁布尔比（Jonathan Dimbleby），一家著名私人电台的继承者，也是和查尔斯关系很要好的记者，对这位王子进行了几次采访，并把采访内容写进了传记中。我们从中了解到，查尔斯小的时候被父亲管束得苦不堪言，心情压抑。从丁布尔比的字里行间，我们似乎看到了另外两位英国王子儿时的影子：温莎公爵（爱德华八世）和阿尔伯特·爱德华（爱德华七世）。他们的童年是那么相似，每当父亲大发雷霆，他们就成了出气筒。在家长制的专权之下，孩子们显得那么柔弱、无助和可怜。丁布尔比写道：菲利普亲王“看上去不仅是在纠正王子的错误，更像是在讥讽他，使他在众人面前显得那么愚蠢和无地自容；无论是在家人面前，还是当着亲朋好友。父亲经常拿他开玩笑，常常把小王子吓得哭天抹泪；他只能忍受这一切，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与以前的王子相比，查尔斯的境遇更加糟糕：他的母亲对他也是漠不关心，他根本无法从母亲那里获得精神上的安慰。查尔斯后来坦言道，虽然他坚信，父母一直都很爱他；但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上来看，他们根本就不喜欢他（丁布尔比把这段话也写入了书里）。这段话听起来更像是责难，非常耐人寻味。

对比一下温莎公爵和查尔斯两个人的经历，很有一种轮回的味道，而且都有些悲壮的色彩。查尔斯的儿时也不是一片黑暗。他的两个保姆——海伦·赖特伯蒂（Helen Lightbody）和玛贝尔·安德森（Mabel Anderson），就曾带给他很多温暖。他在他的家庭教师凯瑟琳·皮布勒斯（Catherine Peebles）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本功，而且日子过得很快乐。后来，查尔斯的弟弟妹妹安妮公主、安德鲁王子和爱德华王子都是跟着凯瑟琳·皮布勒斯学习长大的。此外，王室生活中也不乏一些美好的回忆。比如，在查尔斯王子看来，巴尔莫拉城堡就是户外活动的天堂，宫外那片广袤的大地始终是萦绕在小王子脑海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在那里，无论刮风下雨，儿时的王子可以去钓鱼，长大以后可以去狩猎；查尔斯还记得，在那里玩过的寻宝游戏、观察小动物和森林探险等。

与以前的王位继承人相比，查尔斯的小学还算是相对平民化的学校，这也是英国王室前所未有的。这所学校是山家国际学校（Hill House），是肯辛顿的一所私立学校，是一所预备小学（Prep School）。刚满8岁的查尔斯终于有机会接触到同龄的孩子，而且大多来自普通平民家庭，他们在一起快乐地玩耍嬉戏——这比他的母亲，伊丽莎白二世的童年要进步多了。1957年，父母又把他送到了契姆寄宿学校（Cheam School）。想当初，在1930年，他的父亲菲利普亲王第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就被送进这所学校。在那里，菲利普曾经接受过“斯巴达式的严格教育”，那所学校把每个孩子都管束得服服帖帖。“这里的体制可能有些古怪的地方，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学校的价值从中得到了提升。”1976年，在讲述这所学校的一本书的前言中，菲利普亲王题写了上述这段话。

然而，年仅9岁的查尔斯显然在这里过得并不开心。他感到很孤独，不喜欢与人交往，讨厌学校里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慢慢地，生性腼腆的查尔斯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的各门功课还算过得去。值得一提的是，他有生第一次走上舞台，参加了学校的话剧演出，扮演一位早期的格洛斯特公爵，而且演得相当不错。

公众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查尔斯王子的生活。在山家国际学校上学的那段日子里，媒体还算客气，没怎么打扰他；然而，随着王子转学去了契姆，记者们就开始盯梢了。来到契姆的第一个学期，在仅仅88天里，报纸上有关王子生活的报道就多达68篇。也正是在媒体舆论的催促下，伊丽莎白女王于1958年夏正式宣布授予查尔斯威尔士亲王的头衔，确立了他的王位继承人的地位。此时的查尔斯还在学校里上学，并从电视上获知了这个好消息。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向他祝贺。查尔斯觉得很不好意思。

回忆往事，在契姆学校的那段日子，查尔斯仿佛活在天堂里一样。从契姆毕业之后，查尔斯来到了高登斯顿寄宿学校。仍然和上次一样，这里是查尔斯父亲曾经待过的地方。在菲利普亲王看来，这所位于因弗内斯（Inverness）附近的莫里湾（Moray Firth），由德国教育家卡尔·哈恩（Karl Hahn）创建的寄宿学校非常了不起；然而，刚刚转到这里的查尔斯再次感到大失所望。英国许多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记者都骂这里是“日耳曼”风格的学校，缺乏教育理念；让查尔斯倍感惊奇的是，在这里受训的竟然都是英国学生。查尔斯被安排住进了温德米尔（Windmill）一所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每间屋子里摆着14张床；未来的一国之君居然要忍受如此严酷暴虐的管束。性格内向的查尔斯完全不能适应这里的环境。同学们都嘲笑他，因为他长着一对扇风耳；当大家知道了他的身世之后，反而变本加厉地戏弄他。每天晚上，同宿舍的学生都会把他从睡梦中吵醒，一顿暴打，并用枕头和鞋子扔他。“一到了晚上，这里就变成了地狱。我根本没睡过一次好觉。和我同宿舍的都是一群坏蛋。我的天啊，他们简直是坏透了；我真的难以想象，人怎么可以如此龌龊……我盼望着能回家。这个鬼地方简直就是魔窟。”1964年2月，查尔斯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可惜，不准他回家，绝对不允许。父亲菲利普对他的管束非常严格，并希望他能脱胎换骨，喜欢上那里的环境。两年之后，查尔斯终于慢慢融入了学校的环境，心理上的受挫感也有所缓解；然而，媒体给他的压力却越来越大。有一次，查尔斯驾驶帆船外出游玩，被狗仔队盯梢，偷拍到了他在一家饭店酒吧间里点了一杯樱桃白兰地，违反了学校的禁酒规定。第二天，王子偷偷外出喝酒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一年之后，汉堡的著名杂志《明星周刊》（Der Stern）刊登了查尔斯王子作文簿里的几篇文章，据说是他的同学从他那里偷出来的，转手就卖给了这家德国杂志社，赚了一万英镑！和英国的媒体有所不同，德国人的这种做法不会惹上官司。通过这些文章，我们看到了王子生活中真实的一面：一个16岁的男孩独自一人跑到无人岛上，他会带什么东西（帐篷、刀子、便携式收音机）；在多数选举法和相对选举法中，是否更选择前者（是的）；对于新闻自由有什么看法（很多看法）。在媒体曝光之后，查尔斯感到非常沮丧，觉得自己像是个傻瓜一样被出卖了。从此，他开始讨厌记者，而这种情绪始终伴随着他。

这些年里，查尔斯的生活也有不少亮点。他可以登台表演话剧，向人们展示他在表演上的天分：在高登斯顿学校，他先是参加排演了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几个月后又亲自主演了《麦克白》。1966年2月，他作为交换学生，离开苏格兰，前往澳大利亚学习半年。澳大利亚的这所寄宿学校名叫吉朗文法学校（Timbertop Campus of GGS），位于墨尔本以北150公里，各方面条件跟高登斯顿学校也差不太多；不过，查尔斯觉得异国他乡的生活要比苏格兰的苦日子有趣得多。这里的同学很有人情味，他们从不拿他的王室出身开玩笑，甚至从不把他当作英国王位继承人来特殊对待。半年的外出学习让查尔斯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抚慰，使他重新找回了信心。在回到高登斯顿完成最后一年学业的过程中，他甚至当上了同学中的“孩子王”（Head Boy），想当年他的父亲上学时，也得到过这一头衔。此外，他还学会了拉大提琴，展现出不俗的音乐才华。

1969年，查尔斯来到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此时的他仍是个毛头小伙子，举止腼腆，思想也不成熟，待人接物都显得有些拘谨。“他在我们这里成长了起来。”当时担任系主任的拉博·巴特勒（Rab Butler）回忆说。巴特勒后来成为英国保守党的著名政治家，曾经历任英国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和内阁首相，在英国民众心目中威望很高，被誉为是“前所未有的最出色的首相”。身为王子的查尔斯在学院里享有的一项特权，就是每天晚上都可以去巴特勒那里聆听教诲，师生二人促膝谈心半个多小时。在气氛轻松的炉边谈话时，聪明的巴特勒不仅为查尔斯指点迷津，让他懂得今后在政治舞台上要扮演怎样的角色，并且还给他勾画出英国社会发展的蓝图。巴特勒还鼓励查尔斯，让他多多参与学生运动，做个有主见有想法的人。1968年，欧洲掀起的学生运动也波及了剑桥大学，校园里不时会有些骚动。与此同时，查尔斯还结交了一位好友，海韦尔·琼斯（Hywel Jones），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威尔士人，具有鲜明的左倾主义思想，和查尔斯同住在一层宿舍。两个人经常彻夜不眠地辩论政治问题，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不过，查尔斯在剑桥大学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与另外一个人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她就是卢西亚·圣克鲁兹（Lucia Santa Cruz）。

花季少女卢西亚的父亲曾经担任智利驻英国大使。在剑桥大学，卢西亚的工作是助教，帮助巴特勒整理文献，誊写他的备忘录等；在认识了查尔斯之后，俩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很快，她就成了第一个跟查尔斯偷尝禁果的女人。显然，与懵懂无知的王子相比，卢西亚的床笫功夫一定颇为老练。她教会了查尔斯如何与女性交往，帮助他慢慢踏入男欢女爱的交际圈子。在卢西亚之后，西比拉·多尔曼（Sybilla Dormann），马耳他总督的女儿，也和查尔斯搞到了一起。此后，通过西比拉，查尔斯又结识了另外一个女孩露辛达·巴克斯顿（Lucinda Buxton），她是查尔斯父亲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在这段时期里，查尔斯身边的绯闻不断，就连媒体记者们都无法弄清，究竟还有几个女孩与查尔斯有染。以前，媒体总是能顺藤摸瓜，不断地挖掘新鲜猛料。可如今，查尔斯的行踪却更加扑朔迷离，他跟记者们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让人难以琢磨。

1970年6月，在温莎城堡附近的马球场边，马球队一名队友的随行女友跟查尔斯王子搭讪聊天；这一情景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那个女人就是卡米拉·尚德。现在回忆起那个经典的瞬间，颇有些浪漫的味道：风雨大作，两个人都被雨水浇透，站在一棵大树下避雨；查尔斯牵着他的马，一边和卡米拉聊天，一边等着开场比赛的哨音。俩人聊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人记录下这经典一刻。那张著名的身穿针织马球服的查尔斯与卡米拉在树下的合影是后来拍摄的，绝对不是俩人第一次邂逅时的场景。

其实，在最初结识卡米拉的那段日子里，两个人的关系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性爱。如今，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忘记了这一事实。早在当时，人们就冠冕堂皇地把这次邂逅比喻为“一见钟情”；就像丁布尔比在查尔斯的传记中粉饰的那样，说什么王子在那一刻“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真爱，她一下子就俘获了他的心”。在这一问题上，安东尼·霍尔登、卡罗琳·格雷厄姆（Caroline Graham）或是丽贝卡·特里尔（Rebecca Tyrrell）在他们各自所写的传记中的推断或许更加贴近事实：卡米拉主动勾引查尔斯，为的是报复她的男友。卡米拉当时的男友是安德鲁·帕克·鲍尔斯（Andrew Parker Bowles），比卡米拉大10岁，是个英俊潇洒的皇家军官。在霍尔登的笔下，“与他的那些出身豪门一掷千金的战友们相比，他更能俘获女人们的心”。很快，卡米拉就知道了男友在外面拈花惹草的事实，于是她也伺机报复。显然，勾引对方的朋友是最为有效的办法。

在卡米拉交往过的男生里，查尔斯绝对与众不同：世界闻名、富可敌国、地位显赫；出入上层社会，结交各界名流，出席重要场合；人们见到他都要尊称其“王子殿下”，施君臣之礼。总之：要是能钓上他这条大鱼，就能尽享荣华富贵。卡米拉很快就把查尔斯迷倒了。对此，安德鲁倒也没有十分在意，毕竟他和查尔斯的妹妹安妮公主也慢慢勾搭上了。

不过，和查尔斯开始的这段风流往事，卡米拉或许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据她身边的朋友们讲，卡米拉曾经不止一次地吹嘘，她的祖奶奶艾莉丝·科普尔就曾经是爱德华七世的情人。如今，她终于有机会让历史重演。她曾经开门见山地向查尔斯坦言说：“我的祖奶奶就是你的祖爷爷的情人。你觉得，咱俩又会是怎样呢？”虽未经考证，但这也成了广为流传的经典名言。

如此热辣公开的调情，似乎没有哪个男人能够拒绝；查尔斯顿时心潮澎湃，为眼前这位金发美女倾倒。当时的卡米拉·尚德的确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虽然没有模特一般的身材和容貌，但是她在性生活上却非常主动；个性彰显和我行我素的她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而且为人坦率，为人处世果敢坚毅。不仅是查尔斯，卡米拉给其他男人也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人们想象中的传奇经历有所不同，卡米拉并不是邻家女孩的类型。虽然，她的家族没有贵族头衔，但是却与英国的王室贵族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她的父亲，布鲁斯·尚德少校（Major Bruce Shand）是二战中的战争英雄。战后，他合伙经营葡萄酒的生意，是英国上层社交圈的各种酒会活动的供货商。此外，他还被封为东萨塞克斯郡（East Sussex）的主管官员，也就是充当了女王在当地的代表的副手。卡米拉的母亲罗莎琳德（Rosalind）也有些来头。结婚时，她带了一栋漂亮宽敞的房子作为陪嫁。这座房子位于普兰顿（Plumpton），离休养胜地布莱顿（Brighton）温泉只有几公里之遥。罗莎琳德出生在英国建筑大亨库比特（Cubitt）家族，早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就为英国王室修建行宫。罗莎琳德的母亲索菲亚（Sophia）就是艾莉丝·科普尔的女儿，而艾莉丝·科普尔与爱德华七世的关系早已尽人皆知了。

卡米拉与妹妹安娜贝尔（Annabel）、弟弟马克（Mark）一起在乡下长大；一家人其乐融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长大以后，他们姐弟三人经常一起出去骑马、射击、打猎，或是开着豪华汽车外出兜风。5岁那年，卡米拉被送进了离家不远的迪琴（Ditching）附近的丹布尔斯学校（Dumbrells School）；很有意思的是，那里的教学理念与查尔斯上过的高登斯顿学校非常类似。孩童时代的卡米拉就已经显露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开朗活泼、很有主见、好强勇敢、幽默风趣和高贵典雅。后来，卡米拉又转学去了伦敦市郊的富人区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上了那里的女王之门学校（Queen’s Gate School）；这所学校精心培养出来的女生大多成了外交官夫人。60年代初期开始，这所学校就旨在培养学生们的社交礼仪，而没有传授什么专业课程。因此，卡米拉在学业上并没有太大的成就：在相当于职业高中水平的会考中，她只有一门功课及格，总评成绩是“差”。这在那个年代并不稀奇。许多富有家庭的女孩都不太看重学习成绩。她们所追求的，就是找个好老公，嫁人。

为了学习传统礼仪，尤其是为了今后在社交圈子里找到如意伴侣，卡米拉的父母又把她送到了巴黎和瑞士的女子学校。在那里，卡米拉学会了大家闺秀的做派、家庭主妇的烹饪技巧和交际花的风情万种。1965年初，当她再次回到伦敦，就一头扎进了社交圈子，过上了梦寐以久的生活。她从此一鸣惊人，成功地跻身上流社会。卡罗琳·格雷厄姆在卡米拉的传记中援引了当时一些女友对她的评价，她们觉得卡米拉长得并不迷人，却浑身散发着一种令人着迷的气质。“她进到一个房间里，人们立刻就发觉到她的存在。她长得并不漂亮，也没有完美的身材；她没有贵族头衔，也没有攀附任何权贵。但是，她的确有自己的一套。她身上充满了自信，很容易使人为之动情。”事实的确如此。她具有一种“原始的性诱惑力”，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因此，她经常成为各类聚会的焦点人物。

马球场上的那次邂逅对于查尔斯来说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此时的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刚刚完成剑桥大学的各项结业考试之后，查尔斯王子参加了由他的姨夫斯诺顿勋爵组织的一场盛大的受职仪式；全世界有超过2亿观众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了典礼，从此查尔斯在各个场合都要以英国形象代言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显然，如果在这一段时期里闹出花边新闻，那将是非常令人难堪。

3月和4月，他跟随父母出访澳大利亚；随后，他“一个人”前往日本东京，参加那里举行的世界博览会。7月，他和妹妹一道飞往加拿大，参加加拿大西北领地和曼尼托巴（Manitoba）的百年庆典活动。随后，他又去了美国华盛顿，与尼克松（Nixon）总统会晤。10月，他又出访斐济群岛，参加那里的独立庆典活动；之后，他又顺道访问了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岛国吉尔伯特和埃利斯（Gilbert and Ellice）群岛，也就是后来宣布独立的图瓦卢（Tuvalu）和基里巴斯（Kiribati）。年底前，他又出访了百慕大群岛，参加当地议会成立350周年的庆祝仪式。从这一年开始，查尔斯王子慢慢走上他的工作岗位，马不停蹄地出访世界各地。

尽管如此，查尔斯仍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卡米拉幽会。人们时常在伦敦的社交晚会上看到俩人出双入对，还见到过查尔斯前往卡米拉的住所普兰顿看望她，而卡米拉也偶尔出现在白金汉宫，与查尔斯会面。至少在1971年以前，查尔斯和卡米拉的行踪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主要话题之一。然而，媒体对此并没有大做文章：24岁的卡米拉和23岁的查尔斯在一起交往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对于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王子来说，结交一个红颜知己并不稀奇。

现在回顾这段往事，有些细节的确令人感到非同寻常：难道当时就没有人看出来，俩人的感情到底发展得如何？也没有人想到，为什么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关系会如此亲密？而今，许多人都在放马后炮，声称自己当年就预见到了查尔斯和卡米拉之间的伟大爱情。事实上，当时根本没有人看好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在看待查尔斯和卡米拉的情感道路的问题上，总是缺乏先见之明。这种现象恰恰造就了历史，使得英国王室的故事看起来像是情节跌宕起伏的肥皂剧，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不过，也有媒体从另外一个角度探究王室生活，来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1969年，英国BBC拍摄了一部备受瞩目的纪录片《王室家族》（Royal Family）。为了真实展现原貌，BBC派出的摄制组连续几个月跟踪拍摄女王一家人的工作和生活，记录下许多珍贵的场景。比如，女王接见新任美国驻英大使，女王参加英联邦会议的实录，女王一家人在爱斯科（Ascot）看赛马和在巴尔莫拉城堡度假的场景，以及那段著名的海边烧烤的片断（现在的人很容易发现，这段片子是人为制造的效果，并非纪实拍摄）。这部影片经过严格的审查和删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宫廷生活，也是迄今为止披露王室家庭生活最多的影像资料。这部影片与其说是BBC的一大成功，倒不如说是新任的王室对外发言人——澳大利亚人威廉·赫斯廷（William Heseltine）运作的一次出色的公关活动。赫斯廷认识到，与以往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人们对于王室的关注度不再是经久不衰；对此，宫廷内部不能再把媒体拒之门外；恰恰相反，必须主动邀请外界媒体走进王宫，报道王室生活。然而，《王室家族》一片也引起了很多非议（所有批评温莎家族的传记作品都以此为榜样），特别是片子中记录下了一些灰色瞬间，让人们看到了女王及其家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这无疑是“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使得王室生活的神秘感彻底消失了。看到那些场景之后，民众才意识到，国王一家并不是上帝指派的超人家族，而是和普通人一样有血有肉，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比如，女王陛下有时也穿着拖鞋在王宫里溜达；5岁的小王子（爱德华）也整天哭哭啼啼；女王一家人晚上也坐在一起看美国人拍的无聊闹剧。不过，那些批评的论调听起来还是非常愚蠢的。在所有的评论中，只有本·皮姆洛特点明了问题的实质。他写的女王传记是所有传记中最好的一部，透过表面现象来阐述问题的本质：“即便是在25年之后重新观看这部影片，我们仍能发现其中最大的亮点，即它用戏剧化的手法来再现了王室家庭成员的生活，使得他们更具有人性化。”

这部影片受到了观众的极大好评，同时也招致宫廷内部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把摄制组请进宫里，完全是“蒙巴顿的做法”：哗众取宠、忸怩作秀、刻意逢迎、玩火自焚。因为，观众们的胃口是根本满足不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在这部影片在电视台播放，并大获成功之后，各方媒体都纷纷仿效，掀起一股热潮，使得人们愈发关注王室生活中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使大众品味变得低俗无聊。然而，批评者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媒体的导向是要满足大众品味的：就像肥皂剧里面的主人公一样，王室成员的性格特点也逐渐被公众所发现，并随着大众的要求来进一步完善。在《王室家族》中，人们明显发现，查尔斯显得那样木讷，缺乏坚毅果敢的气概。因此，在舆论的压力下，查尔斯在受职成为威尔士亲王之后不到几周，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让世人见到了一个全新的、气定神闲的年轻王子。如果没有这部影片，也许人们始终都无法看到查尔斯身上的缺点，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也许，历史往往喜欢和人开玩笑。延续至今盛演不衰的这部王室家庭肥皂剧，在1971和1972间的那段情节，恰恰帮助卡米拉渡过了难关。在媒体眼中，查尔斯王子的角色并不是准新郎，而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人们希望把他打造成为一个类似007一样的“动作英雄”：外形英俊、善打马球、开直升机、驾驶游艇、周游世界，让全世界的女性都为之倾倒。9月，查尔斯按照祖传的老规矩，来到达特茅斯的皇家海军部队，成了一名准少尉。他先是在“诺福克”（Norfolk）号战列舰上服役，巡视英国近海海域；随后，又被派往“米内瓦”（Minerva）号战列舰，前往加勒比海地区执行公务。从媒体的报道上来看，王子对未来的婚姻根本不感兴趣。究竟是谁会在此时出现在王子的生活里？人们的确忽视了爱情的魔力，甚至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眼皮底下，大家竟然对此视而不见。事情的发展似乎对当事人双方都越来越不利。

首先是查尔斯，他尝到了情场失意的滋味。1971年10月，卡米拉的原男友安德鲁·帕克·鲍尔斯结束了在德国的工作，重返英国。虽然他在外面不断拈花惹草，但是卡米拉还是没能抵御他的诱惑，再次投向了他的怀抱。1972年，卡米拉与王子分手；有人说卡米拉正式地回绝了查尔斯，也有人说不是。不过，他们俩仍频繁见面，关系一直维持到秋天，反而显得更加亲密。圣诞节前，卡米拉再次来到布朗德兰兹度周末；与此同时，蒙巴顿勋爵接待了查尔斯，并灵机一动，带上卡米拉来到了“米内瓦”号，与查尔斯一起欢度佳节。在接下来的整整四周时间里，卡米拉和查尔斯经历了最后一次幽会。就在查尔斯跟随部队重新启程离开英国之后，他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泰晤士报》刊登了卡米拉·尚德和安德鲁·帕克·鲍尔斯的订婚启事。据一位军官同事说，查尔斯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痛不欲生，哭了三个小时之久。1973年7月4日，卡米拉与鲍尔斯的婚礼隆重举行，成为伦敦社交界轰动一时的事件。王室家族的很多成员也出席了婚礼，其中包括女王的母亲、玛格丽特公主和曾经与新郎有过一段恋情的安妮公主[几个月后，她嫁给了奥运会马术运动员马克·菲利普斯（Mark Phillips）]。嘉宾中还有一位费莫勋爵（Lord Fermoy），即戴安娜·斯宾赛（Diana Spencer）的叔叔。而此时的查尔斯正在加勒比海上独自开着一艘名为“福克斯”（Fox）的摩托艇，疯狂驰骋，排遣心中的忧伤。随后，他给蒙巴顿勋爵写了一封信，向这位最亲密和最值得信赖的叔祖父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字里行间流露出无尽的孤楚感：“从现在起，我一无所有了，我的心已经无家可归。”

这一年，戴安娜年仅19岁。8年以后，在一次假面舞会上，戴安娜坐在王子的身边，亲身感受到了对方的苦痛。“您真是太孤单了，您应该和那个关心您的人在一起。”戴安娜·斯宾赛对王子说了这样一句感人肺腑的话。整整8年，查尔斯的感情之门再度被开启，而戴安娜也因此进入了查尔斯的生活。

在这8年里，查尔斯一直在苦苦地追寻。他不仅是在寻找一位可以谈婚论嫁的女子，更希望能对公众有个交代；随着他的年龄越来越大，人们对他的婚姻问题也越来越关注。与此同时，他也在探寻作为威尔士亲王，英国王位的继承人，所要承担的责任。在他之前，没有任何榜样性的人物值得借鉴。虽说他的曾祖父，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也曾经过了60多年无忧无虑的单身汉的日子，但那时的媒体（特别是报纸）可从来不找他的麻烦。在对付这一问题上，查尔斯无法求助任何人，只能自己寻找答案。“我一生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不知道自己在生活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目前，我仍没有找到答案。不过，总有一天我会明白的。”1978年11月，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查尔斯的这番话让人们大吃一惊。

查尔斯的父母——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没有能够帮助儿子走出困境。在生活上，他们对查尔斯没有丝毫的建议。他们从未私下里和儿子促膝谈心。他们虽然经常见面，也聊天攀谈，但是从来没有谈及个人的私事。每次谈到查尔斯的生活作风问题，父亲总是大惊失色，然后就是挖苦讽刺，把儿子批评得一无是处。查尔斯和父母的关系早已名存实亡。女王本人表面上显得很热情，实际上却非常冷酷。

求助外人指点迷津也是非常重要的。此时的查尔斯王子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站在琳琅满目的玩具店里，却不知所措，因为头顶上总是有个监视器在盯着他。如此形势之下，查尔斯只能继续当他的“动作明星”，接受指令，执行任务；或是一如既往地打猎和玩马球。不过，查尔斯显然已经厌倦了这一切，开始寻求精神上的求索。1975年，查尔斯结识了一位好友劳伦斯·凡·德·普司特（Laurens van der Post），是著名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和作家卡尔·荣格（Carl Jung）的学生。在和普司特的交往过程中，查尔斯开始对大自然的奥秘产生了兴趣。此外，女佛学家佐伊·萨利斯（Zoe Sallis）也传授给查尔斯一些东方式的禅思冥想的理念。与此同时，查尔斯也开始在金融投资方面有所作为。二战以来，查尔斯首次把英国王室的财富进行有计划的投资，慢慢在金融界搞出了一番名堂。他创建了王子信托基金会（不顾王室家族的反对），旨在激励那些成功的年轻人，为国家培养人才。当然，王子的日常生活中仍少不了各种各样的活动：聚会、晚宴、应邀出访、假期旅行、滑雪、驾驶帆船，另外也包括和女人交往。其中，女人们在他生活中仍占有特殊的地位。和不同的女人交往的时间有长有短。不过，也许是吸取了卡米拉的教训，查尔斯从未付出真情。

“一些忠实的朋友，不是那些拍马屁的人，都担心王子的生活会迷失方向，会失去重心。更令人不安的是，人们发现王子内外表现形成剧烈的反差：他的内心充满激情，一直追寻着心灵的归宿；而在行为上，他却让人琢磨不透，朝三暮四，反复无常。大家都担心，王子会不会重蹈温莎公爵的覆辙。”丁布尔比在查尔斯传记中的这番话没有丝毫的批评成分。1978年，蒙巴顿在一封信中也表露出同样的担忧。他注意到，查尔斯表现得有些特立独行，完全被宠坏了。“我必须承认，那些传言令我陷入沉思，这是一种唯我独尊的表现。”戴安娜的传记作家萨莉·比德尔（Sally Bedell）在书中援引了蒙巴顿有关查尔斯的这段表述。

1979年8月27日，查尔斯经历了一生中最为震惊的一刻。蒙巴顿勋爵被爱尔兰共和军暗杀了。当时，蒙巴顿勋爵及其家人乘坐一艘渔船，在靠近爱尔兰海域的时候，爱尔兰共和军引爆了事先安放在那里的炸弹，把整个渔船都炸飞了。同时殉难的还有蒙巴顿14岁的孙子尼古拉斯·科纳切布（Nicholas Knatchbull）和另外一个爱尔兰男孩。蒙巴顿儿媳的母亲多伦·布拉伯内夫人（Lady Doreen Brabourne）当场受重伤，送往医院，几天后抢救无效身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英国王室成员成了爱尔兰共和军暗杀活动的牺牲品。查尔斯的心里受到了重创。蒙巴顿勋爵是他最信赖的人。失去了他，查尔斯的精神就失去了寄托。此时，查尔斯再次来到了卡米拉身边，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支持，尽管卡米拉已经是鲍尔斯夫人了。据卡罗琳·格雷厄姆断言，就在暗杀发生之后的几天，查尔斯再次跪倒在昔日女友的面前，握着她的手，向她求婚。她断然回绝了他的请求。身为王子的他却要做第三者拆散别人的家庭，再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为妻，这在大英帝国是万万行不通的。“她可以随时随地陪伴在他身边，但是绝对不能以妻子的身份。”格雷厄姆这样写道。鉴于他的身份地位，他只能找另外一个女人来结婚。

然而，事与愿违。为了解决王子的婚姻问题，蒙巴顿花了五年的时间，撮合查尔斯与自己的孙女阿曼达·科纳切布（Amanda Knatchbull）进行交往。在这五年里，俩人成了好朋友，而且彼此都非常理解对方。终于，查尔斯鼓足勇气，向阿曼达提出了结婚的请求。阿曼达早就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也准备好了答案：不，对不起，不能接受。不是针对你本人，而是我根本没想谈婚论嫁。

和王子上床睡觉，这又另当别论了。云雨之欢过后，还能作为日后爆料的资本，或者就当作是人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段经历。但是，结婚就不然了。“对方无论是谁，我未来的妻子都将承担艰巨的任务，”在回答BBC记者阿拉斯泰尔·科克（Alastair Cooke）的提问时，查尔斯道出了心声，“她要始终站在我的背影下，在身后默默地支持我，大概就是这样吧。”没有搞错吧？查尔斯的话的确很有道理。未来的王妃只能扮演花瓶的角色，任由公众来品头论足，而她的人生规划、个人理念和对于王室的种种看法都要退居其次。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这样。

“我的婚姻将会永久。”1975年，在接受《标准晚报》的采访时，查尔斯信誓旦旦地说道。他心里清楚，王室家族的主要成员一旦闹出离婚丑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60年代开始，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很多名人在私生活方面无所顾忌，也不太在乎媒体的压力；与之相比，查尔斯谨言慎行的做法没有让媒体抓到任何把柄。他学会了和媒体周旋，在谣言四起之前就透露口风，平息了很多捕风捉影的猜想。

慢慢地，查尔斯也感到岁月不饶人。1980年，已经32岁的他开始有些饥不择食了，身边的女子层出不穷。简·沃德（Jane Ward）跟查尔斯好了几天便无影无踪了。此后，查尔斯向萨布丽娜·吉尼斯（Sabrina Guinness）敞开大门，邀请她来巴尔莫拉城堡欢度良宵。最有意思的要算是安娜·华莱士（Anna Wallace）。身为大农场主女儿的她在社交圈里以脾气火暴而闻名，被大家称为“皮鞭手华莱士”。然而，面对看似窝囊的查尔斯，华莱士却没有一点办法。俩人的交往以一次尴尬的局面结束：1980年夏，华莱士兴高采烈地参加温莎城堡举办的舞会；然而，在几个小时的舞会过程中，查尔斯把她晾在一边，却没完没了地陪着另外一位有夫之妇跳舞；这个人也就是卡米拉·帕克·鲍尔斯。

如此这般，那些深谋远虑的人们把一个又一个美女推到查尔斯身边，希望能够真正走上红地毯。然而，所有的计划都以失败告终，查尔斯对这些女人都不感兴趣。也有人怀疑，是女王的母亲，查尔斯的外祖母在从中作梗。就在众说纷纭之际，戴安娜终于出现了。1980年7月，戴安娜接受她少年时代好友的邀请，去对方的父母家度周末。查尔斯王子也受邀来到他家。好友告诉戴安娜说，那家伙还是个“雏儿”，长得女里女气的，“你可以拿他寻开心”。

戴安娜同意了，并应邀来到了佩特沃思（Petworth），那是隐藏在伦敦西南绿色山丘中的一座小镇。下午，宾客们观看了马球比赛；晚上，大家在一起户外烧烤。整个活动安排得非常平民化，宾客们无拘无束地坐在一起。戴安娜兴致勃勃地吃着肉排和烤香肠，她身边坐着的就是查尔斯王子。接下来就是假面舞会，大家戴着草编的面具，玩得很开心。最经典的一幕场景发生了。在和戴安娜聊天时，查尔斯王子向她讲述了自己心底的秘密，告诉她自己是如何经历了蒙巴顿勋爵葬礼时最令人心酸的时刻：“那是我一生中见到过最悲惨的一幕。”看到查尔斯如此动情，戴安娜也发自内心地说：“我的心也在流血，为了您。我想，这肯定是不对的。”随即，戴安娜说出了那段真正打动查尔斯内心的话：“您真是太孤单了，您应该和那个关心您的人在一起。”

这句话的确触动了查尔斯的心。孤单——这才是他生活中的问题所在。他感到非常惊奇，眼前这个女孩居然一语道破了他的心事。接下来，查尔斯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戴安娜坐在一旁静静地倾听。俩人一直聊到了晚上。查尔斯还是像以往一样，迫不及待地想带这个小姑娘回白金汉宫。然而，出于英国贵族少女的矜持，戴安娜礼貌性地回绝了王子的邀请。

回顾这一情景，如果除去了那些添油加醋的成分，那么整件事情显得再简单不过：那就是，查尔斯王子主动上门示爱，而戴安娜竟然一口回绝。这或许是戴安娜一生传奇的开始：她是命中注定的牺牲品，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有关这件事情的各种说法探究起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戴安娜对此一直缄默不语，保持低调，没有在任何回忆录中透露相关细节，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后来，当上王妃的她小心翼翼地珍藏了那段故事，这也是人之常情。其实，在1980年7月，戴安娜已经认识查尔斯王子一年了，俩人彼此熟识，甚至已经开始谈恋爱了。假面舞会只不过是个难得的契机，在讲故事的时候更加使人信服而已。这就是一场游戏，戴安娜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并且知道整个游戏的规则。这一计划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公众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

1961年7月1日，斯宾赛家的千金戴安娜·弗朗西丝·斯宾赛（Diana Frances Spencer）降生。那时，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小家伙会在未来的一场计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37岁的父亲约翰尼·斯宾赛伯爵（Earl of Johnnie Spencer）得知女儿出世之后，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戴安娜的母亲在这之前已经生了三个女儿；斯宾赛多么希望能有个男孩子继承祖业，这一愿望随着戴安娜的降生再次落空。戴安娜刚出生时，是个“身体健康的完美产品”，这是父亲看了一眼婴儿秤之后给女儿做出的评价。好在，斯宾赛家的儿子也在不久后出生。1964年，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斯宾赛（Charles Spencer）顺利降生，让斯宾赛伯爵感到大喜过望，并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办了盛大的洗礼仪式，而伊丽莎白女王就是孩子教父的姨母。而戴安娜的受洗仪式就要简单得多，只是去桑德林汉姆宫，邀请了几个亲朋好友而已。

在斯宾赛没有被封为奥尔索普子爵（Viscount Althorp）之前，戴安娜的身份还算不上是上层贵族。不过，他们一家人和英国王室的关系非常紧密，特别是和温莎家族。早在15世纪，斯宾赛家族就跨地区做起了绵羊生意，大发横财。在查理一世当政时期，斯宾赛祖辈讨好当局，获得了贵族头衔，并进而与上层社会名流结亲，逐渐跻身英国高等贵族的圈子。斯宾赛家族后来投靠了辉格党，通过联姻渠道慢慢渗透进了王室家族内部，不过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早在18世纪初，就曾出了一个戴安娜·斯宾赛，差一点就成了某个威尔士亲王的王妃。细数斯宾赛家族与各国政要和上层名流之间的亲属关系，其中的豪门要算是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美国先后9位总统、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Bismarck）家族、美国影星汉弗莱·博加特（Humphrey Bogart）和美国黑社会大佬阿尔·卡彭（Al Capone）。

不过，在英国王室看来，斯宾赛一家更像是宫里的仆人，地位并不很高。在女王母亲的眼里，戴安娜的外祖母就是个宫廷近侍，而她的父亲斯宾赛则特别像乔治四世时期的骑兵上尉侍卫官；就连伊丽莎白女王也觉得，戴安娜的姐姐莎拉也像是自己身边一个跟班的，因为莎拉于1978年嫁给了罗伯特·费罗斯（Robert Fellowes），而后者恰恰就曾担任女王私人秘书的助理，后来升任女王秘书。由此可见，戴安娜想要接近王室成员，是非常容易的。

与其他辉格党人有所不同，斯宾赛家族的财力非常雄厚。戴安娜从小就生长在位于桑德林汉姆宫附近的帕克公馆（Park House），里面有10间卧室，是斯宾赛家的别馆公寓。斯宾赛的老家位于奥尔索普，当时戴安娜的爷爷还活着，却与儿子一家人相处不好；戴安娜的父亲就带着一家人搬出去住了。除了家里人之外，斯宾赛还雇用了6个仆人。帕克公馆的设施齐备，有带热水的游泳池、网球场和板球练习场。帕克公馆附近有个池塘，是孩子们嬉戏玩耍的乐园。戴安娜养着一只猎犬和一只可爱的小猫；她经常跟父母到郊外玩耍，搭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沙滩小屋。3岁的戴安娜就学会了骑马。

看起来美满的家庭实际上危机四伏。早在戴安娜降生的时候，斯宾赛与妻子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夫妻俩经常吵架，有时甚至会大打出手。1967年，母亲弗朗西丝带着戴安娜和她的弟弟搬出了家，在伦敦的卡多根广场（Cadogan Place）附近租了一套房子，那里是伦敦最贵的富人区，在那里很容易结交各界商贾名流。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到周末，孩子们就回到帕克公馆与父亲团聚。然而，没过多久，婚姻危机再度升级。弗朗西丝在伦敦有了一个情人，他就是皮特·尚德·基德（Peter Shand Kydd），一个在澳大利亚发迹的地毯商，一个有妇之夫。1969年4月，基德的妻子珍妮特·蒙罗·凯尔（Janet Munro Kerr）发现了丈夫的不忠，向法院提出离婚。随即，弗朗西丝也向丈夫正式提出离婚。这件事很快就在社交圈里传得沸沸扬扬，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斯宾赛在处理这件事情时，表现得镇定自若；相比之下，弗朗西丝则显得过于鲁莽，只顾自己享乐，完全把婚姻当作儿戏，缺乏责任感。在法庭之上，弗朗西丝的母亲旗帜鲜明地站在女婿一方，斥责女儿的不忠。最终，法院把孩子们的抚养权判给了父亲斯宾赛。1969年5月，弗朗西丝改嫁，与43岁的基德走到了一起。对于女儿大逆不道的行为，戴安娜外祖母一辈子都没有原谅。

戴安娜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是在寄宿学校里度过的。她爱自己的父亲，但是似乎更愿意与父亲保持一段距离。她先是上瑞德沃斯豪尔（Riddlesworth Hall）国际学校。戴安娜在那里是个非常活跃的分子，总是在寝室里或是在体育课上大喊大叫，从来不老老实实地“坐着”学习功课。她的各科成绩都是一团糟。小学毕业后，她去了肯特郡的西海斯女中（West Heath Girls’School），她的姐姐就在这所学校学习。在那里，戴安娜的成绩仍然没有什么起色，总成绩只有“O”级，是英国中学成绩中最差的等级。从各科成绩上看，她似乎还不如卡米拉：5门成绩是“D”，5次不及格，而且补考仍未过关。

戴安娜的糟糕成绩并非她本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缺乏鼓励的机制。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人的思想仍停留在中世纪时期。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家庭，对于外界的变革根本无动于衷，依旧沿袭着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对于贵族家的女孩来说，度过纯真的童年时代，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无须过多追求学有所成，然后找个门当户对的丈夫，生儿育女——这就是她们的人生道路。她们生活的意义就是为了英国贵族传宗接代。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冷酷，但是事实的确如此。

与戴安娜相比，她的姐姐们更有出息，学习成绩比她好多了。每到考试，戴安娜总是会晕倒在考场上：浑身僵硬，脑子里一片空白。难道这就是她的呼救方式？还是她成心演戏装得楚楚可怜？戴安娜后来回忆说，她一直梦想成为芭蕾舞明星；即便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只要能站在舞台上表演，引起人们的关注，她就会感到非常满足。她在校外报名学习舞蹈，希望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然而，她的个子长得太快，已经不适合从头开始学习舞蹈了。在上寄宿学校的那段日子里，戴安娜经常在晚上偷偷溜进舞蹈教室，自己一个人练习站桩和腾跃，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她是否在这段时间里就患上了食欲过盛的毛病？即使是这样，她也非常巧妙地掩饰过去，没有被人发现。

1975年，父亲斯宾赛搬回了奥尔索普庄园，并且带回了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很不平常，有关她的故事恐怕单开一个章节都说不完。戴安娜的这位继母名叫芭芭拉·卡特兰（Barbara Cartland），总是喜欢穿一身艳丽的玫瑰红晚裙，配上玫瑰红的服饰，浑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她是个女作家，写了很多讲述人生命运的长篇小说。她以前的头衔是里维斯汉女爵（Lady Lewisham），后来出嫁后又被封为达特茅斯女伯爵（Countess Dartmouth）；在70年代，她是个保守派的社区女政客，后来为戴安娜写传记的安德鲁·莫顿（Andrew Morton）如此描述了这位继母的形象：“故意把头发梳得笔直坚硬，像是刚从美发厅里出来似的。”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样的女人让人一看就觉得讨厌。戴安娜的大姐简整整两年都没和继母说过一句话。另外一个姐姐莎拉更是不把她放在眼里，仿佛这位新的女主人就是一团空气。小弟弟查尔斯也不好惹，他开始清点家里的财务，就像家里来了一个贼似的。后来被封为奥尔索普夫人（Lady Althorp）的芭芭拉在接受女记者简·鲁克（Jean Rook）采访时回忆说，孩子们中只有戴安娜“表现得一直很乖。她只是埋头干自己的事情”。这似乎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在那个浮躁的年代，戴安娜的情感没有寄托，没有可以停靠的港湾。就像当年的卡米拉一样，高中毕业之后，父母把戴安娜送到了瑞士的一所学费昂贵的贵族女校“阿尔卑斯韦德玛奈学院”（Institut Alpin Videmanette）。在那里，戴安娜只是对滑雪感兴趣。很快，她就写信回家，劝说父母省下这笔学费，因为她想回英国。1978年3月，戴安娜如愿以偿地回到了英国。回国后，她先是在乡下当了一段时间的保姆。终于，她说服了父亲，让她来到伦敦，并送给她一套四室的公寓，作为她18岁的生日礼物。这套房子位于伦敦高档住宅区科勒赫公寓（Coleherne Court）60号。

很快，戴安娜就融入了伦敦的社交界。当时她的一位闺中密友回忆说，她看起来“潇洒自在，活泼开心，没有什么烦心事”。在女校同学的介绍下，她很快就进入到了社交圈里，成为男人们关注的焦点，轻轻松松地当上了交际花。对于想要得到的东西，她并不急于求成，而且也从不刻意地追求什么。1977年，通过姐姐莎拉的引见，她结识了查尔斯王子。几个月之后，她就成了王子的新女友。显然，她的手段也非同寻常。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她从没和任何一个男人上过床。戴安娜曾经先后和几个男人有过恋情——詹姆斯·伯基（James Boughey）、西蒙·贝里（Simon Berry）和亚当·鲁塞尔（Adam Russell），发生过亲密行为。几年之后，戴安娜坦白了自己当时的想法：“我知道，我必须保持清白，为了未来的那个他。”在接受安德鲁·莫顿采访时，戴安娜的同学卡罗林·巴特洛缪（Carolyn Bartholomew）说，那时的戴安娜看上去“就像是被罩上一圈光环”，周围的男人都不太敢“越雷池半步”。戴安娜一直保持着处女之身，这的确令人感到惊奇；尽管她的家庭非常保守，但是在那个思想开放的年代，能够独善其身，实属不易。恰恰是她身上的这份气质令她显得更有魅力，尤其是对查尔斯王子来说，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在那次假面舞会邂逅之后，查尔斯很快就邀请戴安娜来巴尔莫拉城堡做客。

1980年9月8日，一个看似平静的秋日，彻底改变了戴安娜的生活。在这一天，有一位记者终于窥探到了她与王子之间的秘密。在离巴尔莫拉城堡不远的一条名为“底河”（Dee）的小河岸边，记者詹姆斯·惠特克（James Whitaker）用照相机捕捉下了一个镜头：查尔斯在安静地钓鱼，戴安娜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惠特克是“皇家鼠袋”（Royal Rat Packs）协会的成员，非常热衷（甚至有些不择手段）打探王室秘闻，专门负责报道有关王室家族成员的各类小道消息；这一次，他是接受了《每日星报》（Daily Star）的委派，在这里蹲点守候王子的出现。就在几个月前，安娜·华莱士与查尔斯在此偷情的场面就被他逮个正着。不过，这一次，查尔斯和戴安娜有了察觉：惠特克使用的长焦镜头在阳光下形成反射光束；随即，戴安娜飞快地跑到一个灌木丛里，躲了起来，并拿出随身带的小梳妆镜，观察了一阵偷窥者，然后就离开了。查尔斯继续装作钓鱼的样子，并拿出一条围巾，帮助戴安娜遮住了头部。“这简直太精彩了。”惠特克暗自叫绝。

惠特克可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很快就辨别出了戴安娜的身份。他把这一惊人的发现偷偷转告给了自己的好友，同为报社记者的哈里·阿诺德（Harry Arnold）。阿诺德所在的报社是著名的《太阳报》（The Sun），是默多克传媒集团旗下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专门报道各种花边新闻。第二天，《太阳报》的头版头条出现了一则醒目的标题：“他又坠入爱河了！”（He is in love again.）阿诺德在报道中明确指出，戴安娜就是王子的新宠，并对俩人的关系进行了大胆的推测：“有一些观察家认为，王子将仿效其他王室家族的做法，那就是先结婚，后恋爱。”

回到伦敦之后，媒体开始对戴安娜进行围追堵截，把这位涉世不深的女孩搞得焦头烂额。记者们整天蹲守在戴安娜居住的科勒赫公寓附近，或是来到皮米里科（Pimlico）区，因为戴安娜在那里的幼儿园当兼职老师。从此，戴安娜的私生活完全呈现在世人面前，不过在她看来，这是了不起的胜利。以默多克的《太阳报》为首的各大娱乐报纸都开始大肆鼓噪，在读者中掀起一场新的造星运动，把王子的这段新恋情吹捧得无与伦比。摄影师记录下男女主人公的一颦一笑，文字记者更是堆砌各种肉麻华丽的辞藻。人们争相阅读相关报道，一时废纸篓里再也见不到人们丢弃的这些小报。翻遍所有的报纸，竟然没有一篇带有批评性的文章。报社主编们都非常珍惜这个令人心动的爱情故事，不想泼冷水来拆散这对恋人；他们希望把戴安娜打造成为现代版的灰姑娘，让她成为人们梦想中的英国王妃。

很多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戴安娜当时的形象深入人心，至今仍挥之不去。在他们的印象中，戴安娜始终是那个平凡普通的“幼儿园老师”，被人们亲昵地称为“淑女戴”（Lady Di）或是“羞女戴”（Shy Di）。她穿着瘦长的棉布短裙，上面带有碎花图案，一副楚楚动人的青春美少女模样。故事的情节更令人着迷：富有的王子在乡下偶遇了庄园主的三个女儿；王子没有看上两个任性的姐姐，唯独选择了美丽娴静的小妹妹。于是，一个普通女孩的美梦变成了现实；在现代版的童话故事中，俩人不仅一见钟情，而且很快就完成了肉体和精神上的结合。这些场景如梦如幻，令人浮想联翩。对于戴安娜本人来说，这个梦也是刚刚到来。她身处梦境之中，难以自拔；而没有哪个旁观者能够帮助她指点迷津，告诉她现实究竟是怎样的。

对此，周围的人都在提醒查尔斯要保持冷静，不过早已坠入爱河的王子根本听不进去这些。比如，尼古拉斯·索米斯（Nicholas Soames），温斯顿·丘吉尔的外孙，如今也是一位保守党的国会议员。1981年初，他曾提醒查尔斯要谨慎考虑，因为戴安娜才疏学浅，并非知书达理之人。另外，潘尼·科纳切布（Penny Knatchbull）也曾直言不讳地告诉查尔斯说，她对于戴安娜没有丝毫的好感。按照乔纳森·丁布尔比的说法，潘尼·科纳切布是“王子身边最能仗义执言和最明察秋毫的挚友”。在潘尼看来，19岁的戴安娜只不过是在编织自己的梦想，她并不爱查尔斯这个人；她就像是在出演一幕人生大戏，陷入角色中难以自拔；而她并不知道人们对她的期望。潘尼的丈夫是诺顿·科纳切布，是查尔斯的老朋友，他完全认同妻子的观点，对于查尔斯的执迷不悟感到非常愤怒。

然而，有没有人设身处地为查尔斯考虑过？多年以来，来自各方的压力都敦促王子，尽快找到一位新娘，与她结婚，为温莎家族生育继承人。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说三道四；王子可以继续做他的公益活动，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以及从事各项体育活动。如今，在面临这项人生大考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公众都一致认可的清纯少女，她甚至“没有任何感情经历”。就连卡米拉对此也没有什么反感：她还算过得去；长得不错；可以调教；不招人烦。即便如此，查尔斯仍然遭受了指责。

身为一国的王子，必然成为众矢之的，被别人说三道四也在所难免。他感到有些无所适从。1981年初，王室方面对他施加了压力：菲利普亲王给儿子写信说，他不该总是拖着戴安娜，必须尽快下定决心，娶她还是放弃。烦闷之余，查尔斯索性去滑雪休假。其间，他和老朋友查尔斯·帕尔默–汤姆金森（Charles Palmer-Tomkinson）进行了长谈，并最终做出了决定。返回伦敦之后，他邀请戴安娜于2月6日晚来温莎城堡共进晚餐。席间，他郑重地向戴安娜求婚，问她是否愿意嫁给自己为妻。戴安娜欣然接受说，是的。一切问题就此迎刃而解，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盛大婚礼就此拉开帷幕。

现在看来，整个事件顺理成章的发展阶段已经接近尾声。查尔斯从那时起，就搞起了阳奉阴违的把戏。11月，有媒体记者见到一位金发美女登上了王室专列，与查尔斯共度良宵；人们满怀欣喜地猜测，那个人就是戴安娜，实际上却是与王子藕断丝连的卡米拉。对这一切，戴安娜并非没有察觉，在和查尔斯的交往中，她早就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戴安娜曾经看到一个男式手镯从信封里滑落，上面刻着“F&G”的字样，是弗雷德（Fred）和格拉迪斯（Gladys）的首字母，这正是查尔斯和卡米拉彼此之间的昵称。还有，查尔斯和卡米拉背着戴安娜打的那些电话；卡米拉的照片不时会从查尔斯的书里滑出；等等。所有这些，把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戴安娜推向了深渊，她心中忐忑不安，处境十分尴尬。

现在的人要比当时狡猾得多。1992年，安德鲁·莫顿撰写的戴安娜回忆录中，对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采访，并录下了很多戴安娜的独白感言。1995年，《纵览》（Panorama）节目对戴安娜进行采访，并公开播放了那段录音资料。此外，朱利·波希尔（Julie Burchill）和贝特里斯·坎贝尔（Beatrix Campbell）也都发表文章，谴责了查尔斯的背叛行为。他们认为，是查尔斯勾引了戴安娜，在海誓山盟一番之后，却让她独守空房。查尔斯自始至终只爱过一个女人，那就是卡米拉；然而，作为王室继承人的他必须完成生育继承人的使命，需要和一个未婚女子结为夫妻，生儿育女；因此，他把戴安娜当作合适的人选。戴安娜曾经以为查尔斯是爱过她的；而查尔斯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这桩婚姻完全是走走过场，没有丝毫的爱情可言。

为什么在当时，没有人发觉这一切？为什么全球各大媒体没有发出任何质疑的声音？为什么时刻关注这段爱情故事的人们都没有丝毫的感觉？所有的过程都通过电视转播展现给亿万观众，难道人们就没有发现其中的蹊跷所在？1981年2月24日上午，查尔斯与戴安娜订婚的消息正式公之于众。下午，俩人在闪烁不停的镁光灯下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能否请您简单描述一下此刻的心情？”一位ITV的记者问道。“我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来表达，”查尔斯看了一眼身旁的戴安娜说，“简而言之，我感到非常高兴和幸福。她能有这个勇气最终接受我，令我感到非常惊喜。”他转过身，面对戴安娜说道。在场所有人都笑了。ITV记者不依不饶地继续问道：“我想，这是出于爱情？”“当然！”戴安娜眼珠一转，回答说。“不管这爱情意味着什么。”查尔斯补充道。他微笑着，戴安娜随声附和：“是的。”

“不管这爱情意味着什么”，这句话听起来很圆滑：与那些花边新闻杂志和书中记述的完全不同，也与戴安娜本人事后回忆的截然相反；当时，戴安娜听到这句话时，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诧或是不安。她甚至开怀大笑：爱情就意味着两个非常幸福的人在一起。“就像您现在看到的一样”，戴安娜频频点头。

1981年，一切都顺理成章，事态的发展也是波澜不惊。接下来就是准备婚礼，庆典仪式一旦敲定就不能延迟。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亲自参与了主会场舞台的背景设计。两年前，出生在商人家庭的撒切尔夫人上任时正陷入低谷、支持率一路下滑的英国内阁。英国经济在新一轮的调整过程中没有什么起色，老牌国有企业纷纷倒闭，工会组织独揽大权，引发一片抗议之声。摆在政府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和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一切都与撒切尔上任之初的预言大相径庭。随着经济的衰退，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不过，人们也开始崇尚新的思潮和新的理念：追求自我实现，强调个人主义，倡导新的享乐主义。对于“铁娘子”来说，王子的这次大婚可谓是天赐良机，可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使她获得一定的喘息之机。

1981年7月29日，英国王室为王子查尔斯和王妃戴安娜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婚礼大典。在普通人看来，这无疑是一场梦幻般的婚礼。与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结婚时有所不同，人们对于王室家族不再感到神秘，大家纷纷走上街头，更多是寻求自我的陶醉和欢乐。人民需要这种娱乐。伦敦街头的60万群众开怀畅饮，其中不乏戴安娜的粉丝和查尔斯的拥趸，更多的人并不是保皇派。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查尔斯王子拥吻了戴安娜王妃；世界上超过1/4的观众通过电视直播见证了这一经典的瞬间。毫无疑问，这次婚礼会永垂青史；然而，奢华的背后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对于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关系，并没有丝毫的改善。

虽然，戴安娜入宫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宫里的人在这件事的态度上却非常复杂。戴妃成了王室家族中冉冉上升的新明星。在大庭广众面前，查尔斯和戴安娜的举动让许多人彻底抛弃了幻想；查尔斯后来发现，原来的一些宾客好友从此不再来温莎城堡做客了。为了戴安娜，查尔斯也开始四处收集鲜花和泰迪熊，哄她开心。起初，他还能面带微笑。他后来回忆说，整个王室家庭在戴安娜刚过门时，都非常欣赏她，认为她棒极了。然而，过了不久，查尔斯就看出来，这个从乡下来的女孩的确有些手腕，并以自己的方式来和公众、媒体周旋。与其他出生在王室家庭的孩子相比，戴安娜的举止非常率真，更像是普通民众，偶尔也会在仆人面前大喊大叫。她很会和群众打成一片，批评家们认为，她这是在“刻意讨好”大家。在公众场合，她表现得也非常自然，经常伸出双手与群众交流，亲吻小孩子们，或是与陌生人拥抱。与一向高高在上的伊丽莎白女王相比，戴安娜的表现更令人称道：她很会与人交往，鼓励别人，让每个接触她的人都感到备受鼓舞，觉得她与众不同。她经常和自己的支持者们亲切交谈，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令她感到烦恼。的确，她活得十分开心。

菲利普亲王对戴安娜提出了善意的警告：不要被暂时的荣耀冲昏了头脑。戴安娜对此不以为然，或许她根本没有理解菲利普亲王所说的话，也或许她觉得对方是在嫉妒她的成功。她被来自四面八方的赞誉之声所包围，搜集着各方媒体对她的报道，为下一次的出镜做着精心的准备。随着地位的提升，戴安娜的行为举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爱慕虚荣”这个词开始慢慢适合她。不过，王室家族成员中还从没有人与这个词沾上边儿。

1982年，王子威廉（William）降生人世，舆论界对此的反响程度毫不亚于当年查尔斯出生时的水平。一家三口的美满生活再次成为街头小报的重点报道内容——其中大部分都是人为编造的。在报纸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初为人父的查尔斯，激动而高兴；美丽的戴安娜在生产过后，虽然略显疲惫，但是俨然是一位幸福的母亲。在白金汉宫住了几个月之后，查尔斯夫妇带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威廉搬到了肯辛顿宫。不久前，查尔斯刚刚买下海格洛夫（Highgrove）庄园，它位于格洛特斯郡的科茨沃尔德（Cotswolds）附近，正在紧张地装修之中。在外人看来，查尔斯他们很快就要拥有自己的温馨之家了。

不过，宫里的人慢慢有了异样的感觉。他们发现，王妃似乎有些不大对劲。她的情绪令人捉摸不定。刚刚还是幸福开心的样子，随即就会痛哭流涕。她经常把自己一个人锁在屋子里，就像是青春期的花季少女一样。对此，罗伯特·莱塞写道，面对古板、教条和乏味的现实生活，“21岁的她心里起了变化，这种抵触情绪很难被人察觉”。伊丽莎白女王怀疑戴安娜患上了产后忧郁症，于是请来医生、心理学家和咨询师为她会诊。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但是戴安娜却偷偷地把药藏了起来。她经常关起门来，一个人呕吐不止。就连她最亲近的女伴都不知道戴安娜究竟怎么了。现在，我们都获悉，戴安娜患上了严重的暴食症。在她身上显现的症状与其他消化不良症没什么分别，但是仅从简单和单一的病源来推断，很难解释她的种种怪异的表现。许多作家在他们的书里都解释说，戴安娜始终在和自己的心理疾病做斗争。他们一致认为，戴安娜感到周围的人都不喜欢她，都不理解她，都故意疏远她；于是，她四处寻求精神上的救助和支持。有一些相对比较客观的作家认为，即使是在正常状态下，戴安娜的这些要求也很难得到满足：戴安娜从骨子里就不肯接受别人的关爱。在秩序森严的王宫，面对完全不能满足她要求的丈夫，在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之下，戴安娜根本无路可走。她开始变得跟自己过不去，特别是在1984年9月生下小儿子哈里（Harry）之后，她的情绪越来越抑郁，对卡米拉的妒忌也越来越强烈（后来变得对查尔斯的所有朋友都反感）。后来，病情发展得更加可怕，戴安娜甚至开始用玻璃杯、裁纸刀和指甲刀等东西自残身体以排遣郁闷。

在宫里，人们无须深入调查，就能发现导致戴安娜患上心理疾病的元凶。女王伊丽莎白和其他人都明白，紧张和焦虑是引发戴安娜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她整天都要面对摄影师的镜头，媒体的围追堵截也使她不堪重负。自从结婚以后，她基本上失去了行动自由。伊丽莎白女王认为，这恐怕是戴安娜最难适应的。为此，女王陛下特意邀请各大报纸的主编，召开了一次王室内部的茶话会。这是英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女王亲自和记者们聊天，并恳请他们多多关照年轻的戴安娜王妃，尽量放她一马，别再缠着她了。

然而，女王的一番苦心根本无济于事。媒体更变本加厉，甚至用多达两版的篇幅来报道有关戴安娜的各种花边新闻。而戴安娜自己也开始主动迎合媒体。1982年之后，报道内容有了新的转变。读者需要新的信息。于是，王妃出访时携带的衣箱数量，她在海军慰问时的引吭高歌，甚至她身上所穿的女士胸衣的样式等都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各大报纸也不厌其烦地刊登这些消息，满足读者们的猎奇心理。有关戴安娜的所有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被拿出来爆炒一番。有些人甚至津津乐道地探讨极其无聊的话题：为什么戴安娜每天晚上饱餐一顿之后，还要吃一盘香草布丁？也还真有一个营养学专家跳出来说，戴安娜实际上得的是一种极端的暴食症。

报纸就是喜欢这样恶搞，依靠传播谣言来吸引读者。很快，有关戴安娜婚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被人们拿出来进行分析研究。甚至就连戴安娜晃晃脑袋，都被赋予了某种含义。20世纪80年代英国报纸上充斥着这些纯属捕风捉影的猜想和无聊透顶的炒作。然而，报社主编和出版商对于什么职业道德伦理观念根本不感兴趣，他们这样做自然有其原因：直到90年代，头版登有戴安娜王妃照片的娱乐报纸的发行量提高了20%。包括德国和美国在内的海外市场上，戴安娜也成为无可争议的媒体宠儿，是确保高销售量的绝对法宝。

戴安娜的出现对于王室政权来说，也是一大福音；事前所有的担心都一扫而空，人们为王室家族的新成员感到荣耀。80年代上半叶，人们对于英国王室政权的支持率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恰好帮助了玛格丽特·撒切尔，使她的关注度相对降低。在此期间，英国与阿根廷就马尔维纳斯群岛（Falkland）的归属问题发生争端，两国为此正式开战。安德鲁王子作为英国空军直升机中队的飞行员，直接参加了这场危险的战役，亲赴前线，重新夺回了被阿根廷人占领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被王子的英勇行为所鼓舞，大加称颂女王的伟大英明。撒切尔夫人也借此机会拉拢人心，成功地为下一届大选赢得了不少选票。撒切尔夫人一时得意忘形，在欢迎前线将士们凯旋的巡礼上，她居然没有安排女王一家人出席观礼。女王和这位自私自利的女首相关系一直紧张，外人很难觉察到其中的玄机。实际上王相之争已是由来已久。女王心里清楚，在某些场合下，她的一个表情都可以打压撒切尔的气焰。比如在英联邦首脑会议上，许多老殖民地的国家首脑都支持这位保守党的女主席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国内，工会领导人也都站在撒切尔这一边。而在女王的阵营中，绝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的政界首脑在很早以前就曾与年轻的女王交情甚笃，从而加深了女王对于这些国家政府的影响。在政治事务上，女王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一旦发生党派争端，女王就会显示自己的君威，要求双方平心静气地解决问题。在党派辩论时，女王总是能缓和气氛，让在场的人都降低声调，达成共识。这特别有助于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彼此妥协让步。然而，撒切尔是个从不妥协的铁娘子，从不向任何人低头。

在英国社会，撒切尔主义风靡一时，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她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化的转型措施，对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在对待王室的问题上，撒切尔夫人没有轻举妄动。出身小市民家庭的她对于君主体制却怀有无比的敬慕。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英国王室内部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变化。1986年，威廉·赫斯廷走马上任，担任女王私人秘书的要职，重新着手整顿宫廷事务，以便使英国王室重振雄风；此前，他曾经主管宫廷的对外媒介公关，推行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改革措施。同样热心于王室改革的还有迈克尔·皮特（Michael Peat），现任查尔斯王子的私人秘书。他起草了一份长达1393页的计划书，提出了188项改革建议，主要是针对宫廷内部运行机制的改革。其中就有关王室财政方面的经营重新进行了规范，这是自维多利亚女王以来，首次触及这一敏感的问题。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70年代初，由于政府每年的固定拨款难以抵消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王室家族的财务状况首次出现了赤字。当时，政府出面帮助王室度过了财政危机。然而，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王室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不过，王室内部的变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倒是查尔斯的婚姻危机更令人揪心。这次的起因似乎是来自查尔斯的弟弟安德鲁。安德鲁在军队里战功卓著，引起了全球各地女孩子的注意，迅速成为新一代的白马王子。1986年7月，安德鲁与查尔斯马球教练的女儿莎拉·弗格森（Sarah Ferguson）结婚，传为一时佳话。莎拉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被人们昵称为“费姬”（Fergie），后来被封为约克公爵夫人；她给英国王室带来了青春活力，与病病怏怏、麻烦不断的戴安娜王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来自费姬的竞争，查尔斯催促戴安娜要向这位性格开朗的弟媳学习。而戴安娜已经逐渐从公众的视野中淡出，费姬取而代之，成为社交界的新宠。终于，戴安娜发现，女王喜欢费姬胜过自己，她开始向以前的老朋友看齐，力图夺回自己的位置。先是在宫里，随后就是在公众面前，戴安娜给人的感觉就像费姬一样可爱。正当两位王妃争宠的好戏刚刚开始，事态的发展却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进行，并且很快就告一段落：媒体刚刚欣喜于从王室家族吹出的一缕清风，却又很快就有人指责说，贵为王妃的她们应该恪守妇道，举手投足都要检点。

难道说那时的媒体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先把一个人捧上天，然后再让他落到地上，摔个粉身碎骨？说到底，媒体就是根据大多数人的取向来随时调整舆论宣传的论调。“自然淳朴”的英国王室生活已经“过时”，“仪式化”的家庭氛围让人感到索然无味。于是，人们就挖空心思，来给王室家族成员头上泼脏水，这样才能确保报刊的发行量节节攀升。媒体公开宣称，他们要开始给王室家族挑毛病。由各大媒体记者参加的一场空前规模的调查行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介绍查尔斯和戴安娜在1986年到1992年之间的婚姻危机的各类图书和电影纪录片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在近现代历史上，恐怕还没有哪一个事件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注意力。并且，人们很难三言两语地解释，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且，谁也不可能站在完全客观的立场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戴安娜事后曾经坦言，在生下哈里王子之后，她和查尔斯的婚姻就已经名存实亡。她的话听起来不无道理，但是结论却有待商榷。就算他俩之前曾有过真挚的爱情，如今这份感情早已不复存在，戴安娜的这一说法是确凿无疑的；然而，至少在1987年的一整年里，戴安娜和查尔斯都曾经试图重归于好。然而，这又谈何容易：一方面，查尔斯很难做出让步，他不会放弃一直以来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戴安娜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行为举止反复无常。她越是想掩盖自己的暴食症倾向，就越是表现得行为失控，以至发展到后来患上了一种极为严重的心理疾病——边缘性人格障碍。

大约是在1987年，查尔斯开始和卡米拉恢复了情人关系，寻求心灵的慰藉。有许多迹象表明（尽管戴安娜对此的看法截然相反），查尔斯的确是从那时起，才开始定期与卡米拉幽会。与此同时，查尔斯对一些新的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四处寻访业内专家，比如建筑学、整体治疗学和生态学。戴安娜对这些东西没有丝毫兴趣，而卡米拉却不然，她与查尔斯兴趣相投。

戴安娜的兴趣放在了社会公益活动上。她就像是个当代的弗罗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把精力都倾注在公众卫生事业上，经常探望医院和急救站里的病人和伤者；此外，她对艺术和舞蹈也充满兴趣。她还非常关心遭受丈夫虐待的妇女们的悲惨命运，倡导反对家庭暴力。后来，随着艾滋病在全世界的蔓延，她又积极加入到抵抗艾滋病的公益活动中。简而言之，查尔斯是个喜欢传统文化的学者型王子，而戴安娜则是追求现代理念的爱心型王妃。俩人在兴趣爱好上原本可以分工互补，彼此借鉴，和谐共处。然而，戴安娜对于受苦受难的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却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心理学家奥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曾经多年从事戴安娜心理状况的研究，他把这解释为一种心理情结：“在热情无私地给予陌生人关爱的背后，隐藏的是戴安娜内心对于回报的渴望，她渴望得到爱的回馈。”他于1997年写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因为这篇文章发表在8月31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副刊上。戴安娜开始疯狂地参与一个又一个公益活动，搜集“好的项目”来以她的名字命名。1993年，戴安娜投身公益活动达到最高潮，以她的名义倡议并资助了120多个团体组织。

不过，戴安娜也开始红杏出墙。自从1985年以来，她不断被爆出与周围男人发生越轨行为。巴里·麦纳基（Barry Mannakee）是第一个与王妃有染的人，他曾经担任戴安娜的私人保镖；在丑闻败露之后，他被调离了原先的岗位。1986年底，戴安娜开始和詹姆斯·休伊特（James Hewitt）展开了一场长达五年之久的主仆之恋。詹姆斯·休伊特是王室的贴身侍卫官，也是戴安娜王妃的马术教练。这段恋情之所以尽人皆知，是因为休伊特后来主动向媒体大爆隐私，搞得沸沸扬扬。除此之外，戴安娜还与其他男人有过不寻常的关系。比如大卫·沃特豪斯（David Waterhouse）和菲利普·邓恩（Philip Dunne），他们都曾因被媒体的记者盯梢，在公开场合与戴安娜王妃有暧昧举动时，被逮了个正着。1989年夏，从事汽车生意的詹姆斯·吉尔贝（James Gilbey）在戴安娜最失意的时候，成了她的精神依托。吉尔贝在很早以前就与戴安娜结识，俩人关系一直不错。从戴安娜的这些越轨行为中可以看出，她希望借此来发现一个全新的自我。从1988年开始，戴安娜就把自己看作是婚姻生活的牺牲品，是一个病人；她接二连三地尝试各种治疗方法，总是幻想能出现奇迹，解决她身上的所有问题。

1987年之后，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婚姻危机也逐渐浮出水面。这一次可不是新闻媒体的炒作活动。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安德鲁·莫顿的精心统计，查尔斯和戴安娜俩人几乎再也没有同时在媒体上露面，以往在头版头条上经常刊登的夫妻俩卿卿我我亲密无间的照片彻底消失了。人们看到的都是有关戴安娜的流言，偶尔也会把卡米拉牵扯进来。后来，人们发现，戴安娜也学会了如何戏弄那些媒体记者：她总是故意放出一些消息，充分利用媒体的力量，来打压对手。慢慢地，查尔斯过去的许多丑闻不断见诸报端，诸如他是个坏爸爸，对待朋友冷酷无情。查尔斯也有一些身边的朋友站出来为他辩护，然而这些言论最终还是被淹没在一片口诛笔伐的谴责声中。

发展到后来，戴安娜甚至整天说个不停，经常自言自语。就在他们结婚10周年前夕，她让人用磁带录下了自己的口述回忆录。她把这些磁带偷偷地交给安德鲁·莫顿，让他以此为基础，制造一个轰动性的丑闻。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戴安娜表现得非常谨慎，没有留下丝毫把柄，以防别人顺藤摸瓜，揭穿她的这一行径。她心里清楚，这是对家庭的背叛。

莫顿所写的最新版戴安娜传记中，采用了录音磁带中的一部分素材。1997年，戴安娜去世之后，这本书很快面世，迅速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从书中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的确是戴安娜本人的真实口述；1992年，在莫顿的上一本书《戴安娜——她的真实生活》（Diana Her True Life）中，这些内容就有所体现。莫顿引用戴安娜的原话更加强了书中内容的真实性，与以前宫廷女教师玛莉安·克劳福德的自述类小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书中援引戴安娜的有些话甚至都是自相矛盾的，或者前后不一，难以自圆其说；这却恰恰反映了真实的情况。

莫顿的书无疑是对英国王室的重大打击，不过在此之前，王权政体就已经屡受重创了。1991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为英国王室的衰落吹响了序曲。在英美联军攻打科威特（Kuwait）和巴士拉（Basra）的时候，曾经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中英勇冲杀在最前线的安德鲁王子却在西班牙的马尔贝拉（Marbella）悠闲自在地打着高尔夫球；王妃戴安娜和费姬各自去了度假胜地滑雪和享受日光浴。公众对于王室成员此时的表现非常不满，就连那些没有受到战争牵连的人们也都发表了公开谴责。他们认为，王室家族应该在这一紧张时期处事低调。1991年6月，记者菲利普·哈尔（Philip Hall）在一个电视杂志节目《世界在行动》（World in Action）中，披露了一项调查报告，这项报告显示，女王和子女们的收入是免税的，而这项规定并不是历朝历代祖传下来的，是爱德华八世之后才制定的新规。对此，宫廷内务部必须做出交代。与此同时，查尔斯由于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陷入名誉危机。事情的起因是，威廉王子在一次游戏时不慎发生了意外，摔破了头部，被紧急送往奥蒙德大街（Great Ormond Street）的伦敦儿童医院救治。医院要求孩子的父母整夜陪护。母亲戴安娜老老实实地待在儿子的床边，寸步不离；而父亲查尔斯却逃避责任，跑出去看歌剧。《太阳报》不失时机地大造舆论，使得夫妻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戴安娜就像天使一样守护在孩子身旁，令人仰慕；而查尔斯则像是个无赖爸爸，令人厌恶。

1992年1月，费姬王妃成了《太阳报》新的攻击目标。连续几天长篇累牍的报道让读者们知道了，身为王妃的费姬是如何与美国得克萨斯的石油大亨史蒂夫·怀亚特（Steve Wyatt）搞在了一起。同年2月，伊丽莎白女王出访澳大利亚，那里的民众显然对王室一家产生了抵触情绪。与此同时，查尔斯和戴安娜出访印度。在一次公开场合下，戴安娜的一个不经意的手势透露给媒体重要的信息，表明了夫妻关系的紧张：查尔斯当着众人的面，试图亲吻戴安娜；而后者却扭过头去，故意躲闪；一瞬间，查尔斯像个傻小子一样待在那里，嘴唇从妻子的面颊滑过，样子非常尴尬。接下来是记者拍照的时间：俩人单独拍照，而且彼此离得很远；戴安娜系了条红色头巾站在烈士墓前，头巾是当地的艺术大师塔伊·马哈尔（Taj Mahal）亲自为王妃设计的。王室新闻官对此大书特书，让读者看得大呼过瘾。

3月，女王又面临一大堆棘手的难题。先是撒切尔夫人要求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与此同时，安德鲁王子再也看不下去妻子的放荡行为，俩人的婚姻陷入空前危机。3月底，戴安娜的父亲约翰尼·斯宾赛去世，戴安娜费尽口舌才说服丈夫与她一起出席了丧礼（德国的小报在图片新闻下居然使用了“重归于好”的标注）。4月，安妮公主公开宣布，将要和丈夫马克·菲利普斯离婚；原因是丈夫菲利普背叛了她，与别人乱搞并生下了一个私生女；此前，他们俩早已分居多年。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得王室家族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就连以前不太关心王室生活的人们也开始竖起耳朵，四处打探有关消息。《星期日泰晤士报》不失时机地请来安德鲁·莫顿担任专栏作家，爆料宫廷秘史。就此，莫顿也开始著书立说，一发而不可收。

莫顿不再满足仅仅向读者揭秘十几年前的那些尘封往事，比如说那场豪华的婚礼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骗局等。在刻画人物方面，他明显偏向心中一向景仰的戴安娜王妃，而把王室家族的其他成员描述得都像是肥皂剧中的反派角色。在他的笔下，女王缄默不语，傻里傻气；查尔斯举止粗鲁，脾气火暴；女王的母亲诡计多端，奸诈狡猾；安妮公主附庸风雅，装模作样。女王一家都是冷酷无情，生活非常无聊；温莎家族则陷入“运转不良”的状态。而这其中，查尔斯是绝对的大反派，而卡米拉也成了卑鄙无耻的女二号。一家人中只有戴安娜是善良、热心和纯真爱情的化身。显然，这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6月8日，《星期日泰晤士报》首次刊登莫顿文章后的第二天，查尔斯和戴安娜就一起向外界公布俩人的关系彻底结束。在和戴安娜会面之前，查尔斯已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女王，并通知了政府内阁。离婚问题大局已定，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政治家们考虑的是此事对于王位继承的后续影响。大家开始谈论查尔斯和戴安娜分手后的安排，言词非常冷漠，主要就是讨论该如何将戴安娜王妃扫地出门。

12月2日，英国首相正式对外宣布（在戴安娜的要求之下），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姻关系暂时搁置，以观后效。在此之前，伊丽莎白女王通过另外一起事件感受到，民众和王室家族之间的关系正处在复杂矛盾的状态中。1992年11月20日，温莎城堡里不幸发生了火灾。大火是从一座私人教堂里烧起来的，火势随即迅速蔓延开来，占这座巨大城堡1/5面积的建筑很快被烧毁。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的圣乔治宫（St. George’s Hall）的屋顶化为灰烬，好在里面价值连城的家具和王室收藏的大部分油画得以幸存。这场大火对女王本人是个沉重的打击。女王从小就生长在温莎城堡里，她的内心与这座城堡息息相关。根据有关专家估算，重新修复整个城堡需要花费1.1亿马克，女王得知后，表现得非常沮丧。

温莎城堡失火后的第二天上午，内阁政府的文化部长皮特·布鲁克（Peter Brooke）对外宣布，国家可以拨款来完成温莎城堡的重建工作，但是这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会招致人们的反对。与此同时，11月26日，人们一直以来激烈讨论的有关女王纳税义务的问题也有了最新的进展，结果令人有些惊喜：王室对外宣布，从1993年起，王室收入中的一大部分将依法纳税，享受《王室费用法案》的王室成员削减为三名——女王的母亲、女王和查尔斯王子。此外，温莎城堡的重修费用由王室自己承担。这样一来，那些成天盯着王室腰包的家伙们终于可以闭嘴了。

为了庆祝女王结婚45周年，英国王室于11月24日在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市政厅（Guildhall）举办盛大庆典活动。这座古老的市政厅位于伦敦的商业区，是伦敦城的主体建筑，也是直接隶属于女王管辖的地区政府所在地。舆论界对于王室家族口诛笔伐的硝烟始终未能消散，用伊丽莎白女王自己的话来说，过去的几个月“简直就是恐怖不堪”。这也是她继位以来最艰难的一年，女王用特有的宫廷辞藻来描述了这段“往事不堪回首”的日子。“无论是组织、社区还是王室本身，都不能指望能从公众的质疑声中解脱出来，也不可能奢望他们的忠诚或是支持。他们根本不会这样做的。”这是女王的真实想法，起初不过是她本人的一番牢骚而已，后来却被人们当作是一次重要的讲话，促成了日后的宫廷变革。此时的女王已经下定决心，要对王权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与此同时，她还在这次市政厅举办的庆典活动上，公开恳请民众的理解和同情，让大家都了解，王室家族目前处在最危难的关头。

人们或许会同情王室的处境，但是，这段恐怖时期尽快结束的希望却很快就落空了。不久，《镜报》（The Mirror）再次爆出猛料，刊登了费姬的一组照片，照片上的王妃非常放荡，让一位名叫约翰·布莱恩（John Bryan）的男友亲吻自己的脚趾。眼看着竞争对手的发行量突飞猛进，《太阳报》也毫不示弱，抛出了更为惊人的消息。就在《镜报》发表费姬王妃的丑闻照片之后的第四天，《太阳报》刊登了戴安娜王妃于1989年（也就是三年前）新年前夜和男友詹姆斯·吉尔贝的电话录音。在电话中，詹姆斯亲昵地称戴安娜为“温香软玉”（Squidgy）。而戴安娜则向对方倾诉了自己的苦闷，对王室生活充满了怨气（“这个该死的家”）；莫顿的书把这次对话称为“电话门”事件。很显然，戴安娜的这位“密友”与她的关系非同寻常。当然，随着莫顿的书开始面世，戴安娜的名声一落千丈，成为这次“电话门”事件的最大牺牲品。

《太阳报》是从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手里获取的原始电话录音。这个人喜欢搜集名人的隐私资料，再卖给报社，赚取不义之财。不过，根据《温莎家族的战争》提供的证据，与之略有出入：这位无线电爱好者并没有窃听到电话内容，而是无意中监听（很可能分成好几次）到了电话录音的二次传送。如果是这样，那么监听戴安娜手机电话的肯定是某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只有特工专家才能用如此完备的技术手段对王妃的电话进行实时监听；问题在于，究竟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在监听王室家族成员的电话？直到今天，这仍是一个谜。在戴安娜的电话门事件之后，“卡米拉电话门”事件也随即曝光。同年冬天，查尔斯王子偷偷给卡米拉打电话的录音内容也被公之于众。这次电话的内容更为肉麻，令人瞠目：两个人说话的口吻，就如同他们刚刚相恋，彼此如胶似漆。所有这一切给民众造成的印象是，贵为一国王子的查尔斯总是死缠烂打地追求一个有夫之妇，就像一贴狗皮膏药一样令人厌恶。英国王位继承人从此声名狼藉，为人所不齿。

1992年之后，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姻危机彻底爆发，而且不再遮遮掩掩，完全暴露在公众的视野里。不过，也有人认为，戴安娜故意跟记者达成默契，制造噱头，来表现自我。比如，她发现教堂下属的临时招待所经常收留一些绝症病人；因此，她就能以“私人”的名义前去探望，而媒体即便知道这一消息，碍于教堂的规定，也无法随意采访。此外，戴安娜在这段时期里，重新散发出母性的光辉，把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孩子们身上。然而，在媒体的眼里，戴安娜整天就是出访世界各地，有时带上儿子们一起，再不就是忙着各种应酬，让记者们拍照，在报纸上大出风头：在加勒比海岛上骑马，带孩子们一起在美国度假，与南非穷苦的黑人孩子们一起吃饭。每个瞬间，王妃脸上都挂着迷人的微笑。

公众被王妃的热情所感染。戴安娜的所作所为恰恰满足了人们对于王室成员的期望：投身社会生活，参与慈善事业，展现王家风采。与戴安娜相比，其他王室成员的表现就有些不尽如人意。查尔斯在公众面前总是显得很呆板，不那么平易近人；他的那些爱好，比如马球，打猎，或是坐在岸边画水彩画，让人们觉得他是个极端缺乏生活情趣的贵族子弟；查尔斯自己都说过，他宁愿和大树聊天，这也成了英国人讥笑这位王子的理由。与他们夫妇俩相比，查尔斯的弟弟妹妹更是不值一提，尽管安妮公主非常热衷参与各类事务工作，其成就比查尔斯和戴安娜俩人的总和还要高。而菲利普亲王呢，无论他做什么，给人的印象总是一个大兵的感觉，乏善可陈。在公众心目中，能和戴安娜一争高下的恐怕就只有女王的母亲了；她老人家的慈祥和宽厚，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堪称模范老奶奶。女王陛下呢？对于伊丽莎白女王来说，人们对她仅存的也就是基本的尊敬而已，要不是鉴于她一国之君的身份，或许每个人都会拿她开一通玩笑。

然而，戴安娜笼络人心的小把戏并没有持续多久。《世界新闻周刊》（News of the World）披露了戴安娜与艺术品商人奥利弗·霍尔（Oliver Hoare）的秘密恋情；有证据表明，戴安娜王妃曾经连续几周，甚至几个月主动给对方打电话，让人不胜其烦。与此同时，戴安娜的艳照也成了媒体吸引读者眼球的法宝。先是《太阳报》购买了王妃在健身房里一些姿态不太美观的照片；随后，《你好》（Hello !）杂志也获得了几张戴安娜晒日光浴的露点照片。虽然，报刊媒体并没有刊登那些有碍风化的照片，但是却暗中指摘王妃生活的不检点。1993年12月，戴安娜终于厌倦了与媒体之间的游戏，宣布“从公众生活中隐退”。实际上，戴安娜根本离不开媒体的猎奇报道和亿万读者的疯狂关注，从骨子里来讲，她还是喜欢出风头，喜欢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每个人都知道戴安娜的这一弱点，也是她的一种病态心理。

1994年6月29日，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查尔斯也开始主动出击了。查尔斯的好友乔纳森·丁布尔比为他策划了一个名为《查尔斯：家居男人，公众角色》（Charles : the Private Man,the Public Role）的电视纪录片，通过私人电视台ITV向全国播放。与莫顿的书相比，丁布尔比镜头下的查尔斯显得更为谦和友善，并且在片中，他也对戴安娜进行了抨击。人们在电视片中看到的戴安娜总是走极端，在查尔斯身边的她不是穿金戴银得光彩照人，就是无中生有得令人反感。片子播出之后，戴安娜大发雷霆。片中有些内容并非无中生有，比如查尔斯在回答丁布尔比的某些问题时，表现得就非常真诚。“在您娶她为妻的那一刻，您是否试图向她承诺，忠贞不贰，白头偕老？”记者提问道。“是的，毫无疑问。”查尔斯回答说。“您真的这样做了吗？”丁布尔比继续问道。“是的，”查尔斯略有些迟疑，“我们一直试图挽回，直到婚姻的确走到了尽头。”按照这一说法，查尔斯的确承认了自己的不忠，却是在他认为夫妻感情已经终结之后，他才做出了出轨的行为。

戴安娜心理近乎崩溃，她的最后一张牌就是逃避。电视播放当晚，1300万英国人坐在电视机旁收看了这部讲述查尔斯生活的专题片；戴安娜则去了离肯辛顿宫几步之遥的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参加那里举办的活动，这显然是王妃事先安排好的，为的就是和丈夫在同一天晚上对垒。身着无袖短裙出席活动的她果然引起了轰动；第二天的各大报纸头版头条中，查尔斯的节目报道被戴安娜的盛装亮相所取代。戴安娜在与丈夫的对决中，再次胜出。

女王也看了查尔斯的节目，她对儿子的态度颇感失望。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和儿媳把家丑外扬，完全没有考虑对王室家族的不良影响，女王的确伤透了心。不管怎样，公开与一位有夫之妇乱搞男女关系，女王始终认为儿子这样的做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对于戴安娜，女王有着些许同情；不过，对于儿媳没完没了的绯闻和一蹶不振的情绪，女王早已是气愤至极。女王对于他们俩人的行为都感到不可理解。她自己为了捍卫王权统治，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婚姻和所有的一切。而她的这些儿女们只贪图自己享乐，最终把这个家搞得一团糟。

此前，女王只不过是在宫里感到有些愤怒。不过，到了11月，随着丁布尔比出版的新书《威尔士亲王：一部传记》（The Prince of Wales : A Biography）面世之后，女王开始有些按捺不住了。在出访莫斯科的时候，女王完全把国家大事抛在脑后，以母亲的权威来插手儿子的婚姻。她斩钉截铁地指出，查尔斯必须尽早结束这段婚姻。正如丁布尔比写的那样，女王在对待儿子的问题上一向冷漠无情。从小的时候开始，查尔斯与母亲的关系就有着隔阂，而父亲也总是高高在上。童年的查尔斯需要“关爱和认可”，但是父母从未给过他。从这一点上来看，查尔斯是王室的牺牲品。

一年之后，BBC电视杂志《纵览》精心制作了一期戴安娜的节目：自温莎公爵退位之后，BBC再次派出了最强大的摄制组拍摄报道王室生活。据统计，节目播出当晚，共有2.28亿观众亲眼看到马丁·巴舍尔（Martin Bashir）对戴安娜所做的访谈。这次访谈的录制过程对外界实行了高度保密的措施（就连BBC的高层对此都一无所知）。节目的播放时间特意选在1995年11月20日，也正是温莎城堡火灾三周年和女王结婚纪念日庆典之后。不出意料，节目播出后引起了轰动；但是，也只是形式上的火暴而已。面对镜头，戴安娜仍是老调重弹，没有什么新的信息。不过，人们仔细观察了出现在节目中的王妃：脸部的妆化得很暗，表情始终非常痛苦，一直耷拉着脑袋，眼睛望着天花板，可怜而又无助。很显然，戴安娜表现得像是个被人欺骗的弱女子，令人怜惜；言谈举止倒像是个遁入空门的尼姑，有种超凡脱俗的气质。虽然与后来的电视分析数据有所不同，但是戴安娜的确达到了自己的预期效果，征服了观众的心：节目播出后，报纸进行了问卷调查；70%的英国人都认为，戴安娜是温莎家族的牺牲品，查尔斯应该对婚姻破裂承担责任。戴安娜对于丈夫的不忠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婚姻殿堂里挤进了三个人，这未免太难受了吧。”

伊丽莎白女王是否最终看清了这场婚姻危机的本质？作为大权在握的后宫总管，作为英国圣公会的领袖，女王早就该明白，这场婚姻已经无可挽回。1995年12月，女王以教会的名义分别给查尔斯和戴安娜写信，要求他们俩尽快商讨离婚事宜。查尔斯身边的人把这封信的内容泄漏给了外界，使得离婚程序变得更加迫在眉睫。当事人双方聘请的律师不停周旋在各种复杂艰难的谈判之中，而查尔斯和戴安娜也各自通过媒体表达了意愿，希望在整个离婚程序中争得主动。在事先没有和查尔斯商量的情况下，戴安娜率先公开了离婚的想法：“威尔士王妃特意向威尔士亲王提出的离婚请求。”戴安娜单方面行动惹恼了查尔斯。另外，戴安娜还明确表示，她希望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并保留王妃的头衔和王室特权，结果却令戴安娜大失所望。1996年8月28日，查尔斯与戴安娜正式离婚。戴安娜获准保留下了“威尔士王妃”的头衔（作为“戴安娜”的姓氏），但是却被剥夺了王室家族成员的特权，也就是说，她不再是“戴安娜王妃”，不再是王室家族中的一员。此外，法院还判给她保留位于肯辛顿宫的寓所、圣詹姆斯宫的办公室和一大笔离婚补偿金——1700万英镑，按照当时的币值折算约合2000万欧元。

离婚之后的戴安娜仍然不懈地努力，希望继续保持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偶像地位；她依旧表现得像以往那样热心、温柔和平易近人。她全力以赴地参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充分发挥了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能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96年夏，戴安娜两次出访南美洲和北美洲，参加当地举行的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她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而且在她的带动下，各类活动募集到的捐款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在英国国内，面对下议院个别保守派议员的指责，戴安娜仍坚持反对英国的武器出口，呼吁世界和平。1997年5月，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赢得大选胜利之后，特意邀请戴安娜来到他位于契克斯（Chequers）的住所，与她商讨在今后政府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在对待王室家族的问题上，布莱尔希望能够做到左右逢源，进退有余。布莱尔心里清楚，公众（他的选民）希望他能够帮助缓和戴安娜与女王一家的关系，使大家能够和睦相处。

然而，离婚后的戴安娜是非常孤独的。很多个夜晚，这个受世人爱戴的女人经常自己一人独守空房，两眼呆呆地望着远方。她情绪多变，像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除了一些亲近的朋友之外，她与外界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1997年夏，戴安娜犹豫再三，还是接受了邀请，前往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蓝色海岸度假。之所以犹豫再三，是因为邀请她的主人是在英国备受争议的富豪穆罕默德·阿尔·法耶兹（Mohamed Al Fayed）。法耶兹家族拥有英国著名的哈洛德百货（Harrods）和著名的杂志《笨拙》；其家族名下的财产还包括巴黎的丽兹酒店和英国的许多宫殿古堡。法耶兹曾经试图贿赂两位政客，后被人揭发，留下了不好的名声。身为亿万富翁的他却始终没能获得英国国籍。法耶兹是个埃及人，一直在英国做生意。

在法耶兹的糖衣炮弹攻势之下，戴安娜有些心动了。王室家族对于法耶兹并不陌生。女王曾经见过他好几次。法耶兹是爱斯科赛马会的主要赞助商，而女王每年都要前往观看赛马会，所以对这个埃及人非常熟悉。一来二去之后，戴安娜成了法耶兹家族的座上宾，经常受邀前往其私人海滩度假，或是乘坐195英尺（约59米）长的巨型豪华游艇“约尼卡”（Jonikal）号出游。终于有一次，法耶兹介绍自己的长子给戴安娜认识，他就是埃马德（Emad），而人们都称他为“多迪”（Dodi）。41岁的多迪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认识戴安娜的时候，他正和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名模凯莉·费雪（Kelly Fisher）打得火热。据说，戴安娜和多迪并没有一见钟情。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俩人之间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终于，成群结队的狗仔队记者再次拍到了戴安娜陷入一次新的恋情之中的镜头；她仍然像以往那样，如梦如幻，令人向往。直升机接送、豪华游艇上的幽会、幽静浪漫的港湾和情意绵绵的卫星电话。法耶兹出钱帮助戴安娜参与救助波黑战争中的难民，多迪则花了一大笔钱打发了前任女友凯莉·费雪，并让她保持沉默。为了追求戴安娜，多迪一掷千金，买了很多贵重的首饰送给她。1997年8月21日，在地中海海滨，俩人在“约尼卡”号游艇上度过了最后一次浪漫的假期。戴安娜想要回伦敦探望儿子们。8月30日，戴安娜和多迪在巴黎丽兹酒店共进晚餐。俩人相处得非常甜蜜，然而却被路人和狗仔队记者发现了。午夜过后，戴安娜和多迪乘车驶回多迪在巴黎寓所的途中，被几个狗仔队记者开着摩托车跟随盯梢。为了躲避记者的尾随，戴安娜和多迪乘坐的由保安队副队长亨利·保罗（Henry Paul）驾驶的奔驰220轿车由于车速过快，一头撞在巴黎阿尔玛隧道的石柱上……

8

后戴安娜时代的英国王室：威廉和哈里

王室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吗？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上人们普遍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反应。英国媒体成了舆论的主导。用善意的语调来发表消极和批评性的观点，这似乎成了时尚。然而，以如此的方式为王室敲响丧钟也未必是个好办法。人们依然迷恋神秘的温莎王室，2002年的那场葬礼就是最好的证明……

1997年9月5日，星期五，当地时间18点整，伊丽莎白女王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沉痛宣告戴安娜不幸去世的消息：“上周日的噩耗传来，英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沉浸在戴安娜不幸去世的巨大悲痛之中。”3000万英国人聆听了这一讲话。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两鬓斑白的女王，看见她站在窗子旁边向外张望。白金汉宫外面的维多利亚纪念碑旁，人头攒动，哀声一片。134小时之前，戴安娜被确认车祸身亡。在这134个小时里，英国王室一直处在震惊之中。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仅意味着一个生命的凋零，而且将一个家庭的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整个民族都陷入不安。因此，女王只能站出来，用缓慢的，却又坚定的语调发表了讲话：

我们所有人都曾经尝试，用不同的办法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此时，我很难表述心里的伤痛；在经历了震惊之后，各种感受随即涌上心头——从不敢相信，到无法理解；从愤怒，到同情。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都亲身经历了这些不同寻常的感受。作为你们的女王，作为一个祖母，我现在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

这是一次现场直播的演讲。在私人顾问的帮助下，女王亲自起草了这份发言稿。此前，女王也经常自己写稿，自己演讲。比如，每年的圣诞寄语和英联邦会议上的演讲稿都是出自女王本人之手。由于事出紧急，女王匆匆赶写出当晚的演讲稿，把它交给首相审阅；因为，女王所有的公开讲话都必须得到首相府的批准。据说，托尼·布莱尔的新闻发言人，事后被免职的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根本没有见到这份演讲稿；也有人说，他把稿子扔进了壁炉里，然后自己重新写了一份。罗伯特·莱塞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女王的书《王室》（Royal）中指出，坎贝尔只不过在女王的原稿中加了一句话：“……作为一个祖母……”

这或许是伊丽莎白作为女王和祖母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次演说。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历史瞬间就此定格：戴安娜——威尔士王妃的不幸遇难，成为英国王室家族的灾难，深深刺痛了这个不幸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心。作为王位第二和第三继承人的两位小王子威廉和哈里来说，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就足够残酷的了。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位母亲，在离婚之后不再属于王室家族成员的她，却成为王室家族成员中，媒体曝光率最高，在民众中最受爱戴、最受景仰的人。就在事故发生的当晚凌晨1点之前，女王给英国驻法国大使馆打电话，询问有关隧道车祸事件的最新进展；而女王在此之后的所作所为，却是接连犯错，引起了公众的不满。

事后，所有媒体都把矛头直指英国王室，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女王一家在出事后一直躲在巴尔莫拉城堡，而且也没有在白金汉宫门口降半旗志哀，这些举动招致媒体的一致谴责。“当国家需要她时，我们的女王藏在了哪里？”《太阳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样的标题。在标题之下，还发表了一封致女王的公开信：“女王应该顺应民意，她应该立刻飞回伦敦，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

在强大的舆论面前，女王只好屈服；她按照《太阳报》的要求，做了她应该做的。如此痛苦的出场秀，如此被迫无奈的行为。在前儿媳意外去世之后，她只好硬着头皮回到伦敦，对着全世界的观众，发表个人演说：

首先，我代表我自己向戴安娜表示崇高的敬意。她是一个杰出的、才华横溢的人。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她都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能力；通过一颦一笑或是内心的热诚和友善，来鼓励别人。我非常赞赏她、敬佩她的能力，敬佩她那种无私奉献关怀他人的热忱，特别是对于两个孩子，她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们一直试图让威廉和哈里从这次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们和家庭里其他成员都在一起分担这份不幸。所有见过戴安娜的人们都将永远怀念她。更有亿万群众，他们虽然无缘亲眼看见戴安娜的风采，但是他们却感受到，他们其实也彼此熟识；戴安娜将永远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女王本人从来不会作秀，她所说的一切，都是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女王如果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那么她一定会被揭穿。对于戴安娜的不幸离去，女王说的都是赞美之词。

绝大多数听众并没有发觉，女王演讲过程中，背景声也在帮助烘托气氛。罗伯特·莱塞最先指出，嘈杂的背景声中蕴涵了更多的哀思。这里面有窗外人群在宫外的栅栏前发出沉闷低沉的响声，那是人们摆放花圈的声音。与此同时，人们沉重的脚步声、轻轻的抽泣声、打开纸花包装的声音、街上汽车发出的悲鸣，还有些许的风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历史上最为独特的一个声场：人们在一个充满生机的城市里一声不响地默哀，这种感受可以说是空前绝后，难以名状。

实际上，这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在实况转播时，摄制组临时把白金汉宫的会客厅改造成了摄影棚；然而，灯光师安排的设备并不能满足正常拍摄的需要，只好将仅有的灯光打到极限。这样一来，音响师皮特·爱德华（Peter Edward）的耳机里不断发出刺耳的噪音。他索性把麦克风移到了窗户前面，并采用同期声的方法录制女王的讲话。结果，灯光的噪音被彻底过滤掉了，人们听到的是窗外的背景声，而且感觉似乎屋里也有好多人。

我希望，从明天起，我们所有人都能聚集在一起，共同悼念戴安娜，对她短暂的一生表达哀思。我们要利用这次机会，向世界展示英国民众对逝者的共同哀悼和崇敬。愿逝者得到永久的安息，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带给更多人幸福，上帝保佑，好人一生平安。

罗伯特·莱塞说，这份演讲稿绝对是经典之作。阿瑟·爱德华兹（Arthur Edwards），《太阳报》负责报道王室家族的首席摄影师，最著名的女王观察家之一，他在事后回忆说，他亲眼看到女王在结束演说之后，完全是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她又回来了！”爱德华兹欣慰地说。的确，王者归来，此其时也。

在那个周五的晚上，积聚很长时间的全民悲痛彻底地爆发了。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把花圈摆放在各地，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王妃的哀思。这其中，不仅是忠实的保皇派，也不仅是王妃的忠实崇拜者，而是几乎所有的人。在戴安娜生前居住的肯辛顿宫门前，整整六天，各行各业的人们都默默地守候在那里，他们中有律师、教师、厨师、护士、儿童、老年人、残疾人、身着制服的士兵和身穿黑色丧服的不良少年。在所有的悼念活动中，没有人再穿得花里胡哨。从周日上午开始，人们纷纷在宫廷的篱笆墙外放置鲜花，寄托哀思；周一，保安警察们没有继续把这些花束清理走。不断堆积的鲜花组成了一张巨大的花床，足足有膝盖那么高；每束花都用精美的包装纸或是塑料膜包裹起来，并夹带了许多小礼物：小瓷人、毛绒玩具泰迪熊、信和照片等。如此感人的场景，每个人看了都会为之动容。鲜花的香味久久地弥漫在伦敦城的上空，消散不去。

在王室家族看来，这无疑是一场全民疯狂的举动，尽管媒体并没有从中煽风点火。恰恰相反，媒体就像王室一样，错误地估计了当前的局势。在周日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肯辛顿宫门前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只有三个或是四个记者站在默哀的人群中。也许，记者们担心会惹祸上身。毕竟，戴安娜的死与那些狗仔队们的追踪有着直接的联系。媒体显然不敢再造次，以防引发众怒。

与随后的集体悼念活动相比，周日晚上早些时候举办的戴安娜的葬礼似乎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整个仪式的过程中，近100万市民走上街头（原本预计会有300万人参加），目送灵车缓缓驶去。也许是事先计划得过于周密，为了避免群众围观，灵车没有采用入城和出城的线路。不过，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所有电视台都现场直播了葬礼的全过程。与王室家族以前的葬礼有所不同，这是一次普通人的丧葬仪式，虽然名义上戴安娜仍是王妃；但是实际上，这次葬礼根本算不上是国葬，倒像是一场集传统（棺材的尺寸是按照王室成员的标准定做的；侍卫官全程护送；正式的默哀仪式）和现代（戴妃生前扶助过的500多个慈善机构代表受邀出席了葬礼）为一体的王妃葬礼。在一周前还有些无动于衷的王室贵族见到如此的阵势，终于感到有些坐立不安了。身为女王的伊丽莎白再次挺身而出，代表王室在众人面前表明了态度：她亲自出席了戴安娜的遗体告别仪式，并在戴安娜的灵前鞠躬志哀。就在王室家族成员在戴妃灵前默哀之后，白金汉宫降半旗，以示敬意。坐在海德公园草坪上观看大屏幕直播的人们见到这一场景，禁不住齐声欢呼！这构成了这场英国葬礼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威斯敏斯特宫里举行的悼念仪式上，著名歌手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唱起了那首令人潸然泪下的挽歌；英国首相读了一段《圣经》，寄予哀思；戴安娜的弟弟斯宾赛伯爵更是发表了感动人心的演说，他表示将继承姐姐的遗志，担负起戴安娜两个儿子的“抚养义务和遵守家族传统”。他的这番话无疑是冲着温莎城堡的王室家族去的，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外的街道上，人们再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在女王一家看来，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作秀。就在周一的时候，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斯宾赛伯爵仍希望按照家族的传统，在故乡奥尔索普为姐姐举行一次私人的葬礼。而就在最为重要的时刻，他竟然当着全体英国人民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最终，戴安娜的灵柩运抵奥尔索普；在没有任何一家报纸倡议的情况下，家乡父老都涌向街道两旁，人们自发地把手中的鲜花洒向缓缓驶过的灵车，场面非常感人。戴安娜就此与英国民众永别，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然而，对于英国王室来说，戴安娜离去所引发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这几天，报纸上不仅有悼念戴安娜的各种文章，也有很多人开始为王室家族敲起了丧钟。也许，这样做未免太过着急。这恰恰是当今媒体行业的通病，他们不会考虑当事人的处境，而是力求对新闻事件及其后果紧追不舍，甚至每个小时出现的变化都要及时更新。在新闻报道上，各大媒体的观点也是大同小异，而从业记者的素质也是良莠不齐。记者们总是喜欢把鸡毛蒜皮的小事炒翻天；当事人皱一下眉头，似乎就预示着巨大的危机。报纸就是喜欢这样捕风捉影，最终还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收益。人们对于媒体的做法并不十分反感，毕竟这是英国王室历史上最轰动的一次事件，最严重的一场危机（只有2001年的“9?11”事件带给人更大的冲击力）。的确，这是一场危机。毕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谈论英国王室的未来。

英国王室再次面临考验。王室成员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以前，王权统治的根基在于高官政客们的支持；而如今，民众的支持率却成为决定王室家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王室成员们必须时刻关注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根据情况做出随机应变的反应，而且还不能过激。好在王室有着足够的时间。民众不会推选新的国王，女王可以安安稳稳地在宝座上一待就是50多年。王位的继承也有了充分的保障，每一次王位更迭都会按部就班地把第一继承人推上王位，没有丝毫的闪失。

不过，王室家族也意识到，获得民众的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王室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让民众信服；否则，大英帝国将不复存在。在宫廷里，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她（女王）是在统治，而不是在摄政。”（She reigns,but does not govern.）这里，“统治”（reign）一词包含了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女王的统治。如果民众不把女王当作统治者来看待，那么她所做的一切也就失去了意义。比如，女王给一座桥梁落成剪彩或是出席授勋仪式时，只有人们把她看作是至尊无上的君主，她的行为才体现国家或是地方政府的意志。也就是说，伊丽莎白·温莎本人并非与众不同，只不过身为女王的她却拥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

早在几年前，宫廷内部就每半年举办一次所谓“前途小组”（Way Ahead Group）座谈会；会上，女王、女王的丈夫、女王的子女们和几位重要的宫廷官员一起商量各项活动的日程安排，并讨论今后如何巩固和加强温莎家族在英国的统治。外界批评家们认为，在座谈会上，大家都避免触及最敏感的话题，也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不过，每次会议结束后，总能有一些新的想法，然后再从外界寻求帮助。看来，新思潮又重新给王室带来了生机。

宫廷官员主动向罗伯特·沃塞斯特（Robert Worcester）求教。罗伯特·沃塞斯特是依普索·莫瑞（Ipsos MORI）民意调查研究所的负责人，他给这些宫廷官员介绍了在过去几十年里普通英国人与王室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此后，也就是戴安娜去世一年之后，王室宫廷内新设立了一个岗位——“公关主任”。英国煤气公司的公关部主管西蒙·里维斯（Simon Lewis）被借调进宫两年，出任这一要职。在此之前，查尔斯在戴安娜在世时就曾聘请一名新闻发言人，专门为自己服务（这也是卡米拉的主意）；其他那些所谓的宫廷新闻官们只会编造些好听的故事，完全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在王室家族中，马克·波兰德（Mark Bolland）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媒体顾问，他恪尽职守的工作态度完全不亚于首相的新闻发言人。

慢慢地（不知不觉之间），舆论的观点有所转变。报纸上开始充满激情地报道伊丽莎白女王是如何体察民情，与民同乐。比如，女王走上街头，逛了一家鞋店；她甚至还参观了一家著名的烤肉饼连锁店的分店。1999年7月7日，她来到格拉斯哥市的一座刚刚装修一新的公寓，探望住在那里的42岁患有心脏病的苏珊·麦克卡伦夫人（Mrs. Susan McCarron），并和她一起喝了下午茶。有两张著名的和意义非凡的照片记录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其中的一张颇有些油画的韵味：在客厅茶几的左侧坐的是麦克卡伦夫人，女王则坐在右侧；而正是这张茶几寓意着格拉斯哥与白金汉宫之间的巨大差距。从照片上，人们能感到，女王是在刻意地试图融入这样一位普通妇女的生活，而实际上她们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彼此非常陌生。而第二张照片则要显得自然了许多：女王怡然自得地在给自己斟茶，表情非常自然放松。

是的，女王是不会变得平民化的。第一张照片传递出的信息正是如此。人们也不能奢望她会有什么改变。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快80岁了，她一辈子都养尊处优，在宫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男仆、女仆和其他用人照顾着她的生活起居。每当她走进一个房间里，所有的人都必须立即起立，向她致敬。饭桌上，在她没有动刀叉之前，所有人都必须耐心等待。放在麦克卡伦夫人家茶几上的饼干只不过是个摆设，因为人们都知道，女王一般不吃甜食。在平时生活中，就连她的亲儿子有时都要叫她“女王陛下”。由此可见，要想让女王放下架子，混同于普通民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是吗？第二张照片就明确地表明，女王是在喧宾夺主。这场女王秀的引申意义在于：王室成员可以成为普通民众的座上宾；而普通民众想要受邀来女王家做客，却是完全不可能的。女王的微笑和举止都无懈可击，在作秀方面，女王显然是个行家里手。事后，麦克卡伦夫人回忆说，她和女王的谈话非常轻松，这让她颇感意外，完全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内容，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麦克卡伦夫人和记者们都对此颇感惊喜，实际上近距离接触过女王的人们都知道，女王就是这么一个人。“她能使站在她对面的人消除紧张情绪。”英国驻德国大使皮特·托利爵士（Sir Peter Torry）回忆说。2004年在柏林，他曾经全程陪同女王进行国事访问。每一个和她会面的人都感到很舒服，她总能给他们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这就是女王的职业特性，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也构成了女王日常生活的核心。

女王的这次出访策划得非常成功，给人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就连资深记者克里斯托福·摩根（Christopher Morgan）也感到有些意外：“绝大多数英国人都搞不懂，女王究竟想干什么。”显然，宫廷里希望做出些样子，与以往有所不同。虽然说，“王室家族的迷雾不能就此被驱散”，但是摆摆姿态、做做样子也无伤大雅。王室家族开始频繁邀请媒体采访报道各类活动，比如王室成员的受职典礼、军衔和贵族头衔的颁发仪式、皇家晚宴等；甚至包括一些重要的国事活动，也会偶尔允许记者们参加，例如委派新任驻外大使的仪式。尽管，记者们参加这些活动之后，在撰写新闻稿时，并非都能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但是，这样做至少可以有助于改变舆论的导向。可以想象，那些授勋者（无论他获得的荣誉是国家奖章，还是贵族头衔）都会激动得两眼放光，他们肯定会对着记者们吹嘘，女王是如何亲自与他们攀谈了“好几分钟”（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在女王面前待了不到30秒而已）；如此一来，碍于当事者的情面，记者们就不会对英国王室大加贬损了。对于那些有幸受邀参加王室晚宴的记者们来说，亲眼看见女王的风采，这本身就是心灵上的（有时候也是身体上的）一次洗涤升华；事后，他们在下笔时，往往情不自禁地就赞美女王，绝对没有半句亵渎的词句。多年以来，克里斯托福·摩根一直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开设有关王室家族的专栏，他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是查尔斯王子的不良财政状况；对于温莎家族的其他成员，他也常常揶揄讽刺，毫不留情。唯独对女王本人，他总是赞誉有加：“她给人们带来了最美好的东西。她总是能在特别的时刻带给人最简单的快乐。”他记述了女王出现在他面前那一刻，是那样光彩照人，彻底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女王究竟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要弄清楚女王是何许人也，必须首先要懂得，女王对于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感到非常得意，”克里斯托福·摩根补充说，“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盛大荣耀的仪式活动里。”他之所以搞清了这一点，是因为他多次有幸亲历了女王参加的各种活动；女王就是女王，她的魅力无法阻挡。

当然，王室也有了一个新的理念，那就是要以专业化的态度来与媒体打交道。从最新出版的一些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宫廷王室的日常生活已经慢慢拨去了原有的面纱，作者往往不惜笔墨，并用赞美的笔调来描写宫廷生活。也许，作者们都忘记了，就在过去的五六年间，他们仍乐此不疲地披露王室家庭的危机和丑闻；仿佛一夜之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后来，有人甚至提出，要给当初被批判的受害者平反昭雪。比如说，人们重新审视了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在戴安娜去世那一周的做法。1997年9月的第一周，他们并没有像媒体和民众希望的那样，让威廉和哈里护送母亲的灵车，参加伦敦城举行的悼念活动；而是把两个孩子转移到巴尔莫拉城堡，让他们平静地度过这段时间。现在，人们似乎觉得这样做更为明智。首先，威廉王子自己就曾一再表示，他是个非常内向的人，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后来，人们才知道，威廉和弟弟哈里在那一周里，总是跑到宫外去玩。他们的表哥皮特·菲利普斯（Peter Philips）负责“监护”他们的安全。皮特·菲利普斯是安妮公主的儿子，生于1977年。三个男孩子一起去钓鱼，打野鸭，开着摩托车四处游逛。威廉的祖父母亲自带着他们出去郊游，在野外做烧烤，没有带一个用人，因此每个人都要负责收拾东西，整理行装。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威廉和哈里转移注意力，帮助他们从丧母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虽然，孩子们的舅舅查尔斯·斯宾赛在丧礼仪式上以“娘家人”的身份要求承担起两个孩子的教育和关爱责任，但是事实上，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斯宾赛家族都没有给予两个孩子关照；而温莎家族却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抚养孩子的重任。小王子们和女王的关系非常密切，只要他们愿意，女王随时都欢迎他们。有关他俩的各种决定都要事先征得他们的意见，而且从没有逼迫他们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每当威廉感觉在宫里待腻了，菲利普亲王就把他带到桑德林汉姆宫，教他射击游戏。每当哈里王子在外面受到欺负，行为有些异常，女王一家都会出面保护，为哈里辩护。（据同学们反映，哈里是个冒失鬼，而且脑子也不太机灵。）在两个孩子的要求下（尽管女王对此有些不太情愿），人们可以不再称呼他们“王子殿下”，而是直呼其名“威廉·威尔士”和“哈里·威尔士”。（当时的他们作为威尔士亲王的儿子，姓氏为父亲的封号，而不是温莎。）

女王一家的一番苦心终于得到了回报。据威廉王子说，他和菲利普亲王（“他经常逗我笑。”）、女王（“每当我遇到困难和问题，她都乐意帮助我解决。”）相处得非常融洽。2004年11月，威廉王子接受了BBC电视台的采访，这使他与媒体的关系也有所缓和。这也是王室的一招好棋。在戴安娜去世后，英国各大报刊的主编都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显然，孩子们的舅舅斯宾赛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那番演讲矛头直指女王一家人，而且赢得了民众的掌声。“对于那些始终跟王室唱对台戏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电视评论员和报刊专栏作家们都这么认为。实际上，正是那些怀里揣着报社合同的狗仔队们“把象征着古典狩猎女神的戴安娜，一个纯真无邪的少女，变成了现代社会被人竞相追逐的狩猎对象，成了大众舆论的众矢之的”。

为了避免悲剧再度发生，媒体和王室之间达成了共识。戴安娜去世的时候，威廉王子正在伊顿公学就读（一年后，哈里也来到这所学校上学）。媒体没有打扰两位王子的学校生活。对于每个英国学生来说，在中学毕业后到大学录取之前的这段时间，都要外出打工挣点钱。威廉王子也不例外。他和媒体谈成了交易，接受了两次媒体的跟踪报道，并按照媒体的要求进行访谈、录像和拍照；这两次电视片的内容都是媒体事先安排好的，一次是进入伯利兹（Belize）的热带雨林探险，另外一次是参加智利南部举行的一个扶贫项目。2001年9月，威廉进入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攻读为期四年的艺术史专业。此时，他又故技重施，与媒体频繁接触，赚取一些零花钱。开学第一天，媒体对威廉王子的入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观众也是大饱眼福。按照协议，媒体在此后就不再过多打扰威廉的生活——只有他叔叔爱德华掌管的阿登特传媒公司（Ardent Media）违反了原先的约定，继续跟踪拍摄威廉的校园生活。为此，父亲查尔斯直接出面与弟弟交涉，保护了儿子的权益。

哈里走的路与威廉完全一样。在中学毕业之后的那段过渡时期，他也是接受电视台的指派，先是前往澳大利亚昆士兰（Queensland）的托罗比拉（Tooloombilla）探险；随后，他又以援助发展中国家项目的名义飞往艾滋病肆虐的莱索托（Lesotho），参加那里举办的慈善活动——媒体全程跟踪拍摄，并进行实时采访报道。后来，就连王室家族的度假也成了媒体的采访项目，女王一家也都适应了在镜头下的生活，对于各种采访也都能灵活应对。帕迪·哈瓦逊（Paddy Harverson）接任马克·波兰德，成为查尔斯家的新闻官。他经常带着威廉王子出席一些非正式的王室新闻发布会，或是出现在瑞士滑雪胜地克洛斯特斯（Klosters）的酒吧里与周围的朋友亲密无间地攀谈。

这一方法的确非常奏效。威廉王子赢得了大众的喜爱，人们对他宠爱有加。尤其是他平易近人的形象，博得了大家的好感；在普通超市里，也能看到威廉王子的身影；在大学生宿舍，他像其他同学一样自己洗衣服，而且屋子里也凌乱不堪，他却乐在其中。他长相英俊，性格腼腆。2003年底，他与同住一层楼的女生凯特·米德尔顿（Kate Middleton）交往。凯特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没有贵族封号。威廉王子待人宽厚友善，具有很强的责任心（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他目前还不想为了履行王室的责任而放弃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很少人会相信，威廉王子会成为英国王室中最后一位放弃王位继承权的人。“威廉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一位德国记者鲁尔夫·泽曼–埃格伯特（Rolf Seelmann-Eggebert）说，“他知道未来将会遇到很多困难。他成长在这个家庭，他对于家人也具有很强的责任心。他只能一再强调，请不要打扰我的生活，希望这样的日子能维持更久一些。”

威廉的话起到了一些效果，但是这样的生活不会维持很久。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他对媒体这种言听计从的态度。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看到原本性格内向的他，为了迎合公众的胃口去接受媒体的专访，或是在晚上去娱乐场所寻欢作乐。特别是国外的媒体，他们并不认同英国同行的这些做法。在澳大利亚，哈里王子的到来就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感。因为，为了跟踪报道的需要，英国电视台甚至动用了多架直升机全程拍摄。还有那些狗仔队们，他们整天蹲守在威廉王子的学校周围，为的就是能够抓拍到有价值的照片，再卖给报社，牟取暴利。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整夜地埋伏在威廉和哈里经常光顾的酒吧和舞厅周围，一刻都不放松。《太阳报》想要搞清楚，凯特是不是已经成了威廉的女友。《每日邮报》（Daily Mail）更是不惜血本，花大价钱购买哈里王子的女友切尔西·戴维（Chelsy Davy）的玉照；不过，他们雇佣狗仔队前往博茨瓦纳（Botswana）的热带丛林里偷拍哈里王子的时候，也惹上了麻烦，报社为此付出了一笔可观的赔偿费。

王室家族的肥皂剧重新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刚刚21岁的哈里就有了自己的角色，剧情内容完全是按照他的行为而设定的。哈里如今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王子：对纠缠自己的记者大打出手，又喜欢酗酒，而且还偶尔吸食大麻。更有甚者，哈里曾经参加过一次派对，并且大模大样地戴着绣有纳粹标志的袖标，毫不隐讳地谈着“殖民统治者和被殖民统治的人民”这样敏感的话题；此时，恰恰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之前的几天，因此哈里的行为引起了轩然大波。可以想见，人们慢慢对王子的言行举止产生了不满；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理解。“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观察家报》（The Observer）的专栏作家玛丽·里德尔（Mary Riddell）说，“（哈里王子）就是这样性格的人，即便是经过公众舆论的抨击之后，也不能对他抱有太多奢望。”

不过，再怎么说，哈里并不是王室家族里的问题孩子，至少目前还不是这样。“真正的问题出在查尔斯王子身上。”克里斯托福·摩根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这样写道。女王一家人都认为，目前出现的所有问题都要归结于查尔斯，因为他始终无法割舍一段青春时期的恋情，而这最终导致他稀里糊涂地走上了一次名义上的婚姻。因此，宫里的人们都拿这个痴情的王子开玩笑；即便是在婚礼大典之前，他们仍放任他出去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花天酒地。玛丽·里德尔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上述事实，她的资料不是从王室内部获得的，而是记载于政府官方的档案。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出，政府方面对查尔斯也很反感，“对他不理不睬”；查尔斯也总是对政府工作说三道四，对各种政治问题都要插手参与。查尔斯总是喜欢就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常常固执己见，有些甚至就是奇谈怪论，让人哭笑不得。与此同时，他平时里花钱“大手大脚”，生活极其奢侈。看来，查尔斯的生活还是一团糟，令人担忧。

查尔斯的问题让工党政府感到非常头疼，从戴安娜去世之前就有了苗头。这与查尔斯本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请大家不要忘记，查尔斯是个遭受过心灵创伤的人。”一个熟识查尔斯的密友这样说道。如同前文提到过的，他的少年时代过得并不幸福，他与父亲的关系一直都很糟。此后，他有过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先是和卡米拉，而后是和戴安娜，最后就是和公众。而这三种生活彼此之间没有丝毫的关系，并且充满了谎言、伪善、欺诈和诡计。查尔斯周围也有一些参谋，但是他们只会阿谀奉承，从不敢说逆耳的忠言（也许是查尔斯使他们变成了这样）。查尔斯总是生活在保护伞下，慢慢地成为他人的傀儡。“他缺乏自信，内心软弱。他身上有种骨子里的低贱感觉，似乎总是在卑躬屈膝地过活。”这就是曾经担任查尔斯私人新闻官六年之久的马克·波兰德对他的评价。

实际上，人们很难客观评价查尔斯这个人。有时，查尔斯在公开场合露面时给人的印象非常好；有时，查尔斯也会冒出好想法，比如出钱资助农村地区的住宅基建，大大缓解了伦敦周边土地使用的问题。当然，也有些时候，查尔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行为举止令人挠头不已。2005年4月，他曾在滑雪度假时对着媒体记者破口大骂，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花钱如流水，总是因此招致丑闻缠身，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比如，他偷偷摸摸地变卖国际友人赠送给英国王室的礼物，将所得收入据为己有；他的侍从都曾经遭受过他的白眼和歧视，这反映出查尔斯傲慢无礼的另一面。克里斯托福·摩根认为，人格分裂是查尔斯的最大问题。玛丽·里德尔则认为，查尔斯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也从不考虑他的行为对别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只要是能娶卡米拉为妻，他可以不顾一切。不过，玛丽·里德尔也认为：“查尔斯可以成为一位很好的国王。”而马克·波兰德却不这么看，他宁愿把希望寄托在威廉王子身上。

在过去几年里，查尔斯一直非常信赖波兰德。在戴安娜去世后，波兰德成了查尔斯的媒体顾问。戴安娜发生车祸之后的几个月，查尔斯的名誉并没有一落千丈，这都要归功于波兰德的努力。他创意发起并实施的“PB行动”（Operation PB），改善了卡米拉的公众形象。戴安娜的突然去世打乱了查尔斯的很多计划，其中就包括1997年9月他出席英国国家骨髓捐助协会举办的活动；这家协会成立于1997年4月，卡米拉正是该协会的发起人和赞助人。这原本是改善查尔斯和卡米拉在公众心中形象的最好机会。然而，戴安娜的去世却让这一计划彻底泡汤，许多嘉宾都断然谢绝了邀请。

不过，波兰德很快就取得了成功。卡米拉曾经一度被人们称为破坏他人婚姻的“女妖精”，是这桩世纪梦幻婚姻最终毁灭的罪魁祸首（在戴安娜车祸之后，卡米拉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而一年之后，卡米拉慢慢被社会所接受，以慈善家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人们一度把查尔斯看作是杀人凶手；经过波兰德的公关行动之后，查尔斯的支持率也有所改观：在查尔斯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诚恳的、充满爱心的父亲，一个有责任心的儿子和一个从善积德的楷模。不过，取得如此成功的背后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围绕着“公关行动”，宫廷内部也爆发了一场战争。马克·波兰德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很多人都在暗地里对他大加指责）。因为他把本来属于王室内部“前途小组”会议中的讨论内容透露给了几家媒体的记者，而且特意筛选了一些令其他王室成员感到难堪的消息，当然同时也包括为王子增光添彩的内容。王室内部开始并没有计较波兰德的做法，不过一旦超出了限度，就会惹来麻烦。几年以来，王室内部的秘闻已经成了记者们炒作的主要对象，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严重的后果。

马克·波兰德后来终于被迫离职。为了发泄不满，他偶尔也在外界对以前的雇主说三道四，从媒体那里获得些利益。在宫里，像他这样喜欢嚼舌根的人为数不少；而他还不算是最阴险的。相比之下，另一位跟随查尔斯多年的贴身男仆，后来被提拔成查尔斯私人助理的迈克尔·法赛特（Michael Fawcett）则更为狡诈。有人把法赛特戏称为查尔斯的“皮衣”，整天如影随形地跟着他；此前，戴安娜也有一件自己的“短裙”，那就是王妃的贴身侍卫巴特勒·保罗·布瑞尔（Butler Paul Burrell）。可见，对于查尔斯的一切，法赛特了如指掌。

法赛特自从成了查尔斯的随从以后就成了宫里其他员工的眼中钉；因为查尔斯对他宠信有加，给他很高的薪水。据说，他是个性情粗鲁，具有很强统治欲的家伙。甚至有传言说，这位薪水最高的男仆实际上是查尔斯的男宠。不过，这种说法显然不太可信。不过，其他有关他的传言似乎更贴近事实。2002年，法赛特由于涉嫌参与为查尔斯做假账而被辞退。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获得了50万英镑的解雇补偿金。他用这笔钱开了一家公司，并凭借与王室的特殊关系，做起了特供商品的买卖和承办各种高档酒会的生意，获得很多订单。与此同时，他仍和查尔斯王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常出入查尔斯居住的克拉伦斯宫。据知情者透露，他的势力甚至比查尔斯的私人秘书迈克尔·皮特还要大。而迈克尔·皮特曾经担任女王的总管司库，从职位上来说，他本应是查尔斯最值得信赖的人。

显然，查尔斯有把柄落在法赛特的手上，所以也不敢对他做什么。有媒体甚至开价50万英镑购买法赛特的回忆录，但是这位44岁的“老油条”显然对此不屑一顾。有不少人都认为，法赛特对于查尔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婚姻危机中的所有内幕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一旦开口，有可能把整个王室家族都拖下水。这些秘密也就是法赛特得以要挟王室的最好武器，也是他今后一生的保障。无论是谁，都要给他面子，不敢慢待他。

但是，那些管不住自己嘴巴的巴特勒之流给王室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上文提到的戴安娜的“短裙”——巴特勒·保罗·布瑞尔在过去几年里，一直与王室纠缠不清；一会儿威胁说要写书，披露宫廷秘闻，一会儿又虚情假意地放弃出书计划；最终，他还是抵御不住金钱的诱惑，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对于这样的无耻小人，英国王室岂能轻饶。2001年初，英国警方从他家里搜出了342件戴安娜王妃的遗物，其中许多器物一直装在盒子里从未开封，藏在他阁楼的地板底下。据媒体估计，这些遗物的价值总共高达500万英镑。两年之后，布瑞尔的案子在法院审理过程中遇到了麻烦，对于他的起诉被撤销；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伊丽莎白女王突然想起来，布瑞尔曾经跟她提起过，他手上握有一些揭露戴安娜之死真相的确凿证据……

2003年，布瑞尔终于出版了自己的书。其实在2002年之前，他还没打算真的下笔呢。书中充满了对戴安娜王妃的美好回忆和真实事例；而他笔下的查尔斯王子则是个恃宠跋扈、相貌丑陋和不可理喻的家伙。在一场婚姻战争中，如此立场鲜明的书按说也就是畅销一阵子罢了；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书却畅销不衰，特别是在德国。与此同时，威廉和哈里两位王子也旗帜鲜明地站在布瑞尔这一边，公开指责父亲查尔斯，缅怀母亲戴安娜。2003年，随着布瑞尔事件在法律诉讼程序上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宣告结束，英国王室的声誉也急转直下，步入低谷。马克·波兰德认为，他好不容易帮助王室恢复起来的良好形象，随着这次事件而化为乌有。2003年3月，安东尼·霍尔登在具有左派自由主义倾向的《观察家报》的周日特刊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布瑞尔事件的爆发及其回忆录的出版，标志着查尔斯王子走向灭亡的开始。“20年来，查尔斯仗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做了许多出格的事情，比如傲慢无礼地辱骂媒体记者，侮辱宫廷员工；对此，我都曾逐一进行披露。令我感到吃惊的是，直到布瑞尔出书揭露他的种种丑行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失去了对这位王子大人的信赖。他怪异奇特的生活方式让人感到失望透顶，而他沉溺其中，看来是无可救药了。”

2004年，布瑞尔事件再次烟消云散。到了2005年，提起布瑞尔这个名字，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时间很容易冲淡人们的记忆。2005年春，英国王储查尔斯殿下再次向他的人民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安东尼·霍尔登对此也一定大吃一惊）：他要娶卡米拉·帕克·鲍尔斯为妻！嫁给查尔斯之后，卡米拉将被封为康沃尔公爵夫人。消息一经宣布，民众对此表示支持，不过大家都谨慎看好这桩婚事，觉得也许能够成行。

结果，婚礼被搞得一团糟。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王子再婚的婚礼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糟糕。“显然，他们是在敷衍了事，箱子里没有什么东西。”鲁尔夫·泽曼–埃格伯特在德国电视台转播这场婚礼时，如此评论道。人们都明显地感觉到这场婚礼的失败之处：结婚仪式没能获准在温莎城堡内举行，而是改在了当地的民政处。由于从法律上来讲，查尔斯的再婚是否合法，最终没有明确的说辞；各方人士在婚礼前几天对此一直争论不休。更倒霉的是，由于原定的婚礼日期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annes Paul II）的葬礼发生冲突，婚礼不得不延期举行。为此，许多原本受邀参加婚礼的欧洲王室成员向查尔斯表示了歉意。伊丽莎白女王倒是借着这个机会，吩咐媒体大肆炒作了一番，用来取笑儿子的愚蠢行为。

整个婚礼差点就被搅黄了。终于，人们敲定了4月9日这个吉日。天气预报说，婚礼当天会晴空万里。婚礼当天，温莎城堡外聚集了几千名群众和游客。仪式开始时，还有些人在一旁欢呼；很快，人们的声浪就被请来的爵士乐团的演奏声盖过。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了这么一个绝顶聪明的高招，让爵士乐手在民政处门口演奏，缓和了尴尬的气氛。此时，《镜报》的前任主编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正坐在BBC的演播室里。几年来一直跟王室过不去的他，用一种略带讽刺的语调说道：“这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经历的王室家族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如此简朴冷清的婚礼场面使他产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愉悦感。王室的未来恐怕就是这么一番模样，他不依不饶地补充说。

与其说这是一场喜庆的婚礼，倒不如说这是批评家们的一个节日。女王陛下根本不支持这门婚事，不过对于她来说，装成一副开心的样子，倒不是一件难事。《太阳报》记者阿瑟·爱德华兹拍下了女王和查尔斯夫妇走下温莎城堡圣乔治教堂台阶的这一经典瞬间；从照片中，人们可以明显看出女王是在强颜欢笑，而且还在言不由衷地祝福着这对新人。《太阳报》专门聘请了唇语专家，破译了女王和儿子儿媳在台阶上的对话。“还算不错哦。”女王对站在台阶上的儿子说道。“是啊。”查尔斯回答说。“我们现在就离开了。”女王说。“哦，我本来想咱们一起拍张照的。”查尔斯又说了一句。此时，女王早已转过身，离开了查尔斯，离那位刚刚结婚的儿媳妇更是远远的。没过一分钟，女王便走掉了。从女王那里，卡米拉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微笑都没有得到。

婚礼举行的前一天晚上，英国ITV电视台特意选播了已经连续播映40多年，至今仍颇受欢迎的著名肥皂剧《加冕典礼街》（Coronation Street）中的一集。在那一集里，男女主人公肯（Ken）和戴德雷·巴罗（Deirdre Barlow）破镜重圆，第二次走上婚姻的殿堂。虽然略低于之前的预期，但是当晚的收视观众人数也达到了1200万。第二天上午，收看王子第二次婚礼的电视收视人数仅为700万（婚礼的实况转播不是在黄金时段）。或许，现实中的王室真人秀其实才更吸引人？对此，路透社在周一就给出了最终的答案。有几位评论家直截了当地指出，王室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对于王室的未来，他们表示有些担忧。特别是相比上一代的统治者而言，这次婚礼颇有一种江河日下的意味。

人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病态的反映。大家在对待王室的态度上已经出现了分歧。英国媒体成了舆论的主导。用善意的语调来发表消极的和批评性的观点，这似乎成了时尚。然而，以如此的方式为王室敲响丧钟，也未必是个好办法。2002年复活节前的星期六，101岁高龄的太后与世长辞。各大媒体原本以为，民众对此的反应会非常冷淡，因为人们对于王室家族似乎已经感到厌倦。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葬礼当天，英国人成群结队地涌向伦敦，默默地伫立在泰晤士河两岸，目送着太后的棺木被送往威斯敏斯特宫。负责葬礼活动的官员以及各大新闻媒体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来应付如此的场面。就在同年夏天，英国举行了女王登基50周年的大庆，各大媒体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家们在几个月前就开始大泼冷水：没有人会来参加，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王室盛世时代早已结束了。克里斯托福·摩根在女王登基庆典当天也走上街头，看到周围簇拥的民众，感到非常迷惑不解。“我原来以为来到这里的都是些二战老兵，”他说，“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许多年轻人是来到城里参加派对的；而当他们看到女王坐着皇家马车经过的时候，都齐声欢呼，激动得连嗓子都喊哑了。

对于媒体接连不断的负面报道，王室家族显然感到有些不满。如今，恐怕只有一些地方报纸对王权统治还怀有敬意。王室也只能指望这些报纸，替自己摇旗呐喊，以便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罗伯特·沃塞斯特证实了这一点。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王室的支持率始终没有下降：70%的英国人认为，王权统治是正确的，应该继续保留。当然，在某些时期里，这一数字会有一些上下波动，不过总体来看，基本是稳定的。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人们都会发现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王权体制。”一位研究英国王室家族荣辱史的资深学者曾经这样说道。温莎家族的未来也会有这样一个答案。未来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Charles III）肯定会与伊丽莎白二世有所不同。而在他之后的威廉五世（William V）将会又是另外一番模样，而且肯定会超出我们目前的想象。总而言之，王权体制将成为一个巨大的衍生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与时俱进，生生不息。

后记

2005年1月14日，来自巴特西（Battersea）的阿尔弗雷德·杜布斯勋爵（Lord Alfred Dubs）经历了一生中伟大的一天。这天上午，他向英国上议院提交了一部《私人成员法草案》（Private Member’s Bills）。他已经担任了10年上议院的参议员，此前，他所提交的预案都被束之高阁，无人理睬。然而，杜布斯没有就此罢休。作为德高望重的左派自由主义社团——费边社（The Fabian Socity）的主席，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向议会提交重要的政治议案，并希望借此敦促政府就相关议题尽快立法，来推进改革进程。

在上议院的听证会上，杜布斯勋爵从他坐的一把红色皮椅上站起身，铿锵有力地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令人心动的草案。人们都说，提交任何涉及王权体制的宪法草案都是过分的。不过，这次的草案并不过激，而且非常克制。我相信，没有人会对其内容提出异议。”

杜布斯提交的法案力图废除以前关于王室成员的三项规定：首先，男性继承人的优先规定。按照这一规定，如果威廉王子先生下一个女儿，再生下一个儿子，那么儿子将有权优先获得王位继承权。其次，王室成员不得娶信奉天主教的女子为妻。第三，1772年制定的《王室婚姻法》中关于王室成员结婚的规定，即王室成员在结婚前必须事先征得王室家族，甚至是英国政府的批准。

这天上午，上议院的听证会上，会议气氛相当融洽，大家都饶有兴致地参与讨论这项预案。在会上，温切斯特（Winchester）地区大主教明确反对杜布斯的提案，认为这将会使英国社会世俗化；而另外一位来自伍斯特（Worcetser）的大主教则不认同这一看法。马尔凯利伯爵（Earl of Mar and Kellie）是上议院改革之后，未被清洗出去的少数几个老牌贵族家庭出身的世袭议员之一，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解释说，早在英国和苏格兰实现统一之时，所有这些束缚王室的规定就应该被废除，“因为詹姆斯·弗朗西丝·爱德华（James Francis Edward）早就已经不对英国王室构成威胁了”。（1766年，这个一直要求继承英国王位的家伙一命呜呼，英国就此天下太平。）上议院反对党联盟领袖斯特拉西德勋爵（Lord Strathclyde）认为，杜布斯的议案根本不切实际；因为，按照法律规定，相关条款必须经过欧洲王室家族的统一认可，才能进行修订。最后，上议院主席法考纳勋爵（Lord Falconer）感谢上述几位参与这项议案的讨论，“对于那些关注这一预案的先生们来说，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意义”。这的确是一次愉快的辩论。

然而，会后也留给人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与会发言者的论点都有些弦外之音。“我们的贵族朋友，尊敬的杜布斯勋爵”（上议院的议员的确是这么说的）的预案一旦得以通过，那么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这天上午，议题中涉及了有关歧视妇女和天主教徒的敏感问题，“其中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是我们不可能一眼就看出来的”。法考纳勋爵这样说道。废除男性继承人的王位优先继承权，这是很容易做到的；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其他贵族头衔的继承权顺序是否也要做相应修改？这势必要涉及修订其他相关法规的问题。同样地，废除禁止与天主教徒通婚的规定，这也是可以实现的。然而，接下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按照天主教的教义规定，教徒的子女应该信奉罗马天主教，接受天主教的教育；这无疑将与英国圣公会教派发生冲突。而且，如果下一个王位继承人不是自动皈依天主教，那么他是否能继续顺利继承王位？此外，还有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每一项更改继承顺序的规定必须经过其他15个或是16个英联邦国家的投票表决；一旦他们不同意，那么这一问题将如何处理？1931年颁布的《威斯敏斯特法案》中明确规定，各个英联邦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享有独立主权。法考纳的一番话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如果，杜布斯的宪法修改预案得以实施，那么人们需要就以下一系列法案中的相关规定进行修订：1688年的《权力法案》（Bill of Rights）、1688年的《加冕宣誓法》（Coronation Oath Act）、1707年的《苏格兰统一法》（Union with Scotland Act）、1711年的《索菲亚公主优先法》（Princess Sophia’s Precedence Act）、1772年的《王室婚姻法》、1800年的《爱尔兰统一法》（Union with Ireland Act）、1900年的《继位宣言法》（Accession Declaration Act）和1937年的《摄政法》（Regency Act）。当前，英国政府有着更为重要的事情亟待解决，比如斯特拉西德勋爵所提到的医疗卫生事业、教育事业和反恐战争等。

“没有人会说，我是想借此颠覆王权统治。”杜布斯说。几周之后，他坐在皮金（Pugin）咖啡屋里，黯然神伤。这是英国下议院大楼里一家生意最好的咖啡厅，那里的咖啡味道醇香，远近闻名。而杜布斯却失望至极。他的那份“非常重要的令人心动的草案”再次被驳回。在那些上议院的贵族首脑们看来，如果人们将老的、可有可无的、无政府主义的规定全都废除掉，那么整个国家体制将土崩瓦解。英国政府也支持这一说法。“他们对王室改革根本没有兴趣。”杜布斯说。他认为，上议院和政府的做法很愚蠢；他坚信，考虑王室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杜布斯是二战期间著名的“儿童转移救援”计划中的一名获救者，他从布拉格的纳粹铁蹄下被解救出来，来到了英国。他后来曾经担任过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在布莱尔手下工作过几年。这次上书未果，失望之余的他倒也略感欣慰：至少他在英国上下两院都获准提交了这份预案，而且终于明白了，无论是议会还是政府，对于改革王室这项工作，都没有什么兴趣。这一结果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很多人一眼就能看明白的。

鉴于查尔斯和哈里王子此前的种种劣迹，或是考虑到温莎一家人在戴安娜王妃葬礼上兔死狐悲似的表演，英国人是否真的考虑过要推翻王权统治呢？这一问题或多或少地成为报纸讨论的话题。“这是一次纯粹意义上的德国式的讨论。”德国媒体专门负责报道英国王室的专家记者鲁尔夫·泽曼–埃格伯特认为，这样的讨论不会产生什么结果。查尔斯有可能为了让自己最宠爱的儿子威廉顺利继位，而主动放弃王位继承权。就这个问题，德国媒体上的讨论热度甚至超过了英国媒体。虽然，英国人也曾反复探讨过这一问题，但是绝对没有像德国人这么热衷于此。

有传言说，查尔斯王子在几年前曾经向自己的法律顾问总监尼古拉斯·昂德希尔（Nicholas Underhill）求助，签署一份法律认证书，来确保在他放弃王位继承权之后他的儿子威廉能够顺利取代他。这份认证书在内容上规定得非常详细，但是看起来却并不令人感到兴奋。没有人知道其中的详情，也没有人能证实是否确有此事。这一传言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毕竟有人放出风来，而无风则不起浪。也许，这恰恰证实了杜布斯的推断：统治者们可不想拿王室的安危来做试验。没有人胆敢伤及现有的体制。

而这些统治者们都是保皇派的吗？托尼·布莱尔肯定是其中之一。无论在任何时候，他与住在圣詹姆斯公园尽头的女主人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每周二的晚上，他都开车前往女王家里做客。按照宫里的传统，女王每隔几年都邀请首相一家人前往巴尔莫拉城堡休假；与以往的首相相比，布莱尔一家对这样的邀请并不十分期待：布莱尔一家不像温莎家族的人那样喜欢户外旅行；两个家庭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布莱尔家是典型的城市平民，而温莎家族则是乡村贵族。除开这些私人生活细节之外，布莱尔认为改造英国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件好事。他着手对上议院进行了改造，为大英帝国引入了一套半封建式的国家体制。然而，对于高高在上的王室宫廷，布莱尔连一个指头也不敢碰。

许多曾经跟随参与“新工党项目”（Project New Labour）的左派或自由派专家学者都严厉谴责了布莱尔的做法。无论是《远景》（Prospect）杂志的主编大卫·格特哈德（David Goodhart），还是玛丽·里德尔，他们的思想里都带有民主共和的烙印；他们坚信，王室宫廷的奢华无度是毫无必要的，而王室本身代表了一种可笑的无政府主义；他们批评布莱尔是现代的懦夫。不过，他们两人都明白（也许他们都读过托尼·本恩的著作；托尼·本恩是英国左派中的老大，是第一批共和派贵族成员之一），布莱尔之所以对女王听之任之，自有他的理由。

从理论上讲，女王的权力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微不足道。按照宪法规定，女王有权随时解散和重新选举议会，委任任何一名官员来组建内阁政府，发表战争公告，签署两国间的各种协议，委任内阁大臣，册封贵族，指派大主教、地区主教和法官，创建国家事务委员会和宣布大赦令等。女王在行使上述这些权力之时，需要事先与政府，或是在选举中获胜的党派，进行会晤，听取政府的建议。因此，从政治角度上来看，国家的主权是掌握在内阁首相的手里。在国王的授权之下，首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确定大主教的人选，无须征得他人的同意。他还可以自行确定重新大选的时间，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他想要对外宣战，比如向伊拉克宣战，他无须咨询议会的意见，甚至无须征得他所在党派的同意；他只要直接向女王提出对外宣战的建议即可。女王通常对首相的建议言听计从；除非，女王认为过分夸大了局势，就不会采纳对方的建议。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女王可以反对首相的建议，并希望下议院提交动议，将首相赶下台——而不是宫廷下令。纯从理论上来看，事情就是这样。实际上，布莱尔向伊拉克宣战之前，并没有获得自己所在党派中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也使得布莱尔在西方政客中成为独一无二的大权在握的首相。甚至连美国总统在这方面都没有布莱尔的权力大。

为什么英国王权政体得以延续至今？这恐怕应该算是个略带玩世不恭色彩的解释。就算有一天，迈克尔·法赛特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公之于众，王室家族依然会稳坐泰山，安然无恙。

还有另外一种略带浪漫色彩的解释。它来源于我们的老朋友巴基霍特。他曾经阐述道，王权体制是“可以被人理解的”一种政府形式，而议会民主制却是“让人搞不懂的”；因为在他看来，许多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众对于民主制感到云山雾罩，难辨其详。在精英人士眼里，民主制度就像是洪水猛兽；一旦给民主思想开闸放水，那么许多愚蠢的、莫名其妙的想法也会应运而生，懵懂无知的民众也会要求分享国家权力，整个社会将陷入一片疯狂。

如今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多数人都能读书看报，而且能获取所有有用的信息，参与政治生活。至少在一些西方民主制的国家里，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对议会和内阁做出的决议进行质询。每个人只要自己努力，都有可能获得高官厚禄。比如在德国，原先的泥瓦匠就当上了外交部部长；在英国，一个曾经当过船夫的小伙子后来当上了副首相。

从理解程度上来比较，今天的民主制甚至还比不上巴基霍特所说的民主制。而且恰恰相反，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各大洲和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慢慢交织在一起；对于越来越多被涉及其中的人来说，各种政治活动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理解。政治生活的空间逐渐萎缩，只有少数专家学者才能搞明白各个政党执政纲领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问题的答案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模糊，也越来越不可思议。旧的价值观念一去不返，旧的行为模式也随之烟消云散。

“随着迷雾渐渐散去，”鲁尔夫·泽曼–埃格伯特说，“界限也越来越清晰，各种文化水乳交融；人们也愈发探求一种象征——一个从内到外都一览无余的偶像；这个偶像会让我们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向哪里去，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也许，美好的未来正在向我们招手，甚至温莎家族的未来也将会一片光明。但愿，希望永存。

文献说明

“维多利亚女王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去世，”沃尔特·L.阿恩斯坦（Walter L. Arnstein）在2003年出版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记的前言中这样写道，“而她却是1800年后出生的女人中最受传记作家青睐的主题。”身为历史学家的阿恩斯坦在伊利诺伊（Illinois）大学图书馆中找到了500部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书，以及上千篇有关她的论文、随笔、研究报告等。

相比之下，有关其他王室家族成员的论著就大为逊色了。除了爱德华八世之外，关于伊丽莎白女王、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乔治五世和乔治六世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却难辨其详；纵观各类论著，其中的史料价值和可信程度可谓千差万别。这其中包括：英国媒体负责报道王室生活的记者们的著述；专门研究王室问题的历史学家们的力作；原来曾经担任王室护卫官，例如巴特勒，所写的回忆录；曾经服侍过王室一家的保姆所写的宫廷逸事；还有心理学家、时事评论家和占星学家所写的有关文章。除了这些重要角色之外，王室其他成员也都被一网打尽，其中包括玛格丽特公主、肯特公爵一家和爱德华七世的其他子女等，就连威廉和哈里两位王子的传记都有12部之多！没错，这的确有些难以置信；其中最早的一部传记于1998年出版，当时的威廉王子刚刚年满16岁。

总而言之：二手文献资料可谓是铺天盖地，数不胜数。在东萨塞克斯地区的泰斯赫斯特（Ticehurst）的小镇上，有一家古玩店，其经营项目就是搜集和出售各类关于王室生活题材的旧书善本。

一手文献也是多如牛毛。温莎家族的王室资料馆里收藏有数不清的无价之宝，其中包括历朝历代的英国国王、王室成员、私人秘书和政府高官的往来书信、演讲稿、照片、草图和日记等。其中有一些是经过编辑整理的，而其他则是原封不动的历史真迹。其中涉及目前在世的王室家族成员的文献资料，大多数处于封存状态，不得公开。这些资料都有待今后几代文献专家和历史学家进一步挖掘整理。

本书作者在资料准备阶段，本着拿来主义的原则，没有进行所谓的“淘宝”工作。因为，要想挖掘出震惊世界的历史秘闻，其可能性微乎其微。让我们打开从1837年到2005年这段历史之窗，看一看那些曾经喧嚣一时的文献来源，其中没有多少是禁得起推敲的。人们对于传记作品中的文献出处已经要求很高了。如同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作品，其对于历史事件的真实度显然是蒙上了一层作者主观主义色彩的；特别是最新出版的一些讲述近期王室家族生活的作品，在阅读过程中更要“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比如，戈尔斯·布朗雷特，他是菲利普亲王的多年至交，他笔下的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的婚姻的确让读者看得如醉如痴，向往有加，但是其中的内容却与真实的历史并不相符，不能作为史料予以采信。还有那位潘尼·朱诺，在过去十年里写就了一部《公司》，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查尔斯王子的痴迷者颂扬他的作品，其史料价值可想而知。其他的，例如安德鲁·莫顿，他本人就是戴安娜的支持者，事事都维护她的形象；而巴特勒·保罗·布瑞尔等，他们写书纯粹是为了表现自我。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文献史料中令人怀疑的地方居多，而能够清清楚楚还原历史的，却寥寥无几；通常都是在该讲述历史的地方戛然而止，接下来就是各种推测和臆断。

不过，也有几部极具史料价值的著述；在这些书中，又有相应的参考文献，值得进一步挖掘。迄今为止，所有关于王室家族的著述中，写得最好的要算是本·皮姆洛特的《女王》（The Queen），这是一本几乎不带什么政治色彩的讲述女王和王室家族的传记文学。皮姆洛特于2004年不幸去世；生前，他曾经亲自接受过我的专访，为我第一本关于女王和戴安娜王妃的书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另外，皮尔斯·布雷顿和菲利普·怀特黑德合著的《温莎一家》是描述90年代温莎家族的书中最好的一部。再有，毫无疑问，菲利普·齐格勒的《爱德华八世》是有关1936年退位危机阐述最好的一本书。而肯尼斯·罗斯为乔治五世所写的传记在内容上最为翔实。克里斯托福·希伯特所著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记也值得一读。可惜，这本书至今没有德文版。

以温莎家族为主题的各类一手和二手资料，纷乱不清，却又充满传奇色彩，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如果再加上那些访谈记录，人们就更觉得无所适从了。其实，王室家族都是金口难开的：王室成员在生前从不接受任何传记作家的采访；这当然不包括一些特定的人，比如御用传记作家齐格勒，他就有机会直接访问到王室成员，并且获准对于采访对象的子女进行访谈。不过，御用传记作家的作品显然带有粉饰的成分；毕竟，宫廷的写手要遵从王室的旨意。

除了对王室成员的访谈之外，宫里宫外的其他人等也是获取信息的渠道之一，特别是宫廷官员和王室新闻官。不过，这两类人通常都口风很严，很难从他们口中打探消息。也有少数几个人见钱眼开，不过他们的话显然不可信。即便是那些宫廷侍卫官，当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采访时，对方通常也都是断然拒绝。“我们还是不说为妙，”约定俗成的回答大抵如此，“因为我必须拒绝其他想套我话的人。”在与那些王室新闻官打交道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他们这些人知道的内幕情况简直是少得可怜。就连那些名声显赫的专家学者也不过就是捕风捉影地揣测，或是暗地里给那些宫廷侍卫官们写信，获取相关信息。珍妮·邦德（Jenny Bond）多年来一直在BBC负责报道王室生活，在自己的书中坦言，她从未和女王说上三个词。我与这位女记者境遇相仿，完全相信她绝非妄言。

文献列表

罗纳德·阿里森、莎拉·里德尔：《王室大百科——王室家庭的权威之作》，伦敦，1991。

阿马吉出版公司：《我们的国王和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1917。

沃尔特·L.阿恩斯坦：《维多利亚女王》，巴辛斯托克，2003。

特奥·阿荣森：《恋爱中的国王——爱德华七世的情人们》，伦敦，1988。

沃尔特·巴基霍特：《英国宪章》，伦敦，1873。

萨莉·比德尔·史密斯：《戴安娜——麻烦缠身的王妃的一生》，伦敦，1999。

斯蒂芬·巴特摩尔：《你见过贾克瓦·鲍勃吗？》，1911年德里都巴尔盛典拍摄纪实，收录在《电影、广播和电视历史资料汇编》，17卷，13号，华盛顿，1997年8月。

莎拉·布拉德福特：《伊丽莎白——女王陛下的传记》，伦敦，1996。

戈尔斯·布朗雷特：《菲利普和伊丽莎白——婚姻纪事》，伦敦，2004。

皮尔斯·布雷顿、菲利普·怀特黑德：《温莎一家：再现一个王朝的1917—2000》，伦敦，2000。

雷吉纳德·布莱特（埃舍尔子爵）：《爱德华国王的影响力》，伦敦，1915。

阿萨·布里吉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王权统治地位》，收录在维尔弗里德·罗加斯出版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薇奇和皇帝，英国–德国王室家庭史实》中，柏林，1997。

朱利·波希尔：《戴安娜》，伦敦，1998。

保罗·布瑞尔：《王室责任》，伦敦，2003。

贝特里斯·坎贝尔：《威尔士王妃戴安娜——性爱政治震惊英国王室》，伦敦，1998。

大卫·加纳迪：《仪式的内容、形式和意义：英国王室和“传统的缔造者”，1820—1977》，收录在霍布鲍姆、艾黎克和特雷斯·朗格的《传统的缔造者》中，剑桥，1983。

奥斯汀·张伯伦：《25年的国王：乔治五世的生活实录》，伦敦，1935。

迈克尔·尚斯：《我们的公主们和她们的狗》，伦敦，1936。

亨利·钱农：《齐普斯：亨利·钱农爵士日记录》，伦敦，1967。

大卫·卡拉格：《王冠下的共和国？英国的保皇派和倒皇派，1760—1901》，收录在《历史汇编》中，46，1，剑桥，2003。

尼古拉斯·戴维斯：《伊丽莎白——宫内的日子》，爱丁堡，2000。

尼古拉斯·戴维斯：《威廉——王子的反叛》，伦敦，2001。

乔纳森·丁布尔比：《威尔士亲王传》，伦敦，1994。

费边社：《王室的未来》，伦敦，2003。

约翰·福特斯库：《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出访印度记》，伦敦，1912。

亚历山大·高兰德：《温莎家族》，柏林，1996。

拉普特·歌德福雷：《王子书信集：爱德华给弗丽达·达德利夫人的信，1918年3月至1921年1月》，伦敦，1998。

卡罗琳·格雷厄姆：《卡米拉——真实的故事》，伦敦，2003。

查尔斯·格列维尔：《格列维尔的英格兰：查尔斯·格列维尔日记选，1818—1860》，伦敦，1981。

阿伦·汉密尔顿：《泰晤士报王室知识手册》，伦敦，2002。

约翰·哈里：《上帝拯救女王？》，杜克斯福德，2002。

肯尼斯·哈里斯：《女王》，伦敦，1994。

克里斯托福·希伯特：《爱德华八世评传》，哈蒙沃斯，1982。

克里斯托福·希伯特：《维多利亚女王：个人历史》，伦敦，2000。

霍布鲍姆、艾黎克和特雷斯·朗格：《传统的缔造者》，剑桥，1983。

安东尼·霍尔登：《查尔斯传》，伦敦，1978。

安东尼·霍尔登：《女王的母亲：90大寿》，伦敦，1990。

克里斯·哈金斯、多米尼克·米德格雷：《旋涡边缘的戴安娜：走近威尔士王妃的内心世界》，伦敦，1996。

埃瓦德·朱伊特、比尔吉特·克里夫–鲁特：《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逝世百年祭》，科堡，2001。

潘尼·朱诺：《公司：温莎家族的麻辣生活》，伦敦，2005。

约翰·凡·德·克斯特：《爱德华七世的子女们》，修订版，斯特隆德，2004。

约翰·凡·德·克斯特：《乔治五世的子女们》，修订版，斯特隆德，2003。

罗伯特·莱塞：《王室：伊丽莎白二世陛下》，伦敦，2002。

汤姆·利文：《对手——戴安娜王妃和伊丽莎白女王》，法兰克福，1999。

克斯蒂·麦克劳德：《王室战争：爱德华八世对决乔治六世，兄弟之争》，伦敦，2000。

菲尔·麦克内尔：《查尔斯和卡米拉：王室结婚纪念物》，伦敦，2005。

安德鲁·莫顿：《戴安娜：实话实说》，修订版，伦敦，1998。

汉斯–尤汉姆·内策尔：《阿尔伯特：德国王子在英国》，收录在维尔弗里德·罗加斯出版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薇奇和皇帝，英国–德国王室家庭史实》中，柏林，1997。

哈罗德·尼克尔森：《乔治五世》，伦敦，1952。

尼戈尔·尼克尔森：《女王和我们：伊丽莎白的第二个年代》，伦敦，2003。

林·匹克内特、克里夫·普林斯、斯蒂芬·普里尔：《温莎家族的战争：违宪王室百年事记》，爱丁堡，2002。

本·皮姆洛特：《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传》，伦敦，1996。

斯坦利·里德：《国王和王后在印度》，班贝，1912。

金·莱伊诺德：《维多利亚女王的宫廷》，收录在维尔弗里德·罗加斯出版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薇奇和皇帝，英国–德国王室家庭史实》中，柏林，1997。

罗伯特·罗德斯·詹姆斯：《勇敢的精神：乔治六世在政坛的角色》，伦敦，1998。

玛丽·里德尔：《黑蟒回归》，收录在《英国新闻回顾》，15卷，2号，伦敦，2004。

维尔弗里德·罗加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薇奇和皇帝，英国–德国王室家庭史实》，柏林，1997。

肯尼斯·罗斯：《乔治六世国王》，伦敦，1983。

唐纳德·斯伯特：《温莎家族：一个家庭的故事》，慕尼黑，1996。

柏林–勃兰登堡普鲁士锁匠和花匠基金会：《追寻维多利亚女王：弗雷德里希女皇（1840—1901）》，波茨坦，2001。

里顿·斯特拉切：《维多利亚女王》，伦敦，1921。

罗伊·斯特朗：《塞瑟尔·贝通：王室家庭照片集》，伦敦，1988。

丽贝卡·特里尔：《卡米拉：私房照》，伦敦，2003。

格洛丽亚·摩根·范德比特、赛尔玛·弗内斯：《双重曝光：二人回忆录》，伦敦，1959。

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女王的书信和随笔（克里斯托福·希伯特摘选）》，米德尔赛克斯，1984。

克里斯托福·瓦维克：《玛格丽特公主：反差人生》，伦敦，2000。

雷吉纳德·J.怀特：《英国简史》，慕尼黑，1970。

雷克·维兰德：《英格兰的诺伊罗斯：戴安娜死后的民众、媒体和秘闻》，汉堡，1998。

理查德·威廉斯：《王冠之争：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有关王权的大讨论》，阿德斯霍特，1997。

苏姗·威廉斯：《人民的国王：退位的真相》，伦敦，2003。

温莎公爵：《一个国王的故事：温莎公爵回忆录》，原始版，1951；修订版，伦敦，1998。

温莎公爵夫人：《心爱的理由：温莎公爵夫人回忆录》，伦敦，1980（原始版，伦敦，1956）。

菲利普·齐格勒：《国王爱德华八世》，修订版，斯特隆德，2001。

菲利普·齐格勒：《蒙巴顿》，格拉斯哥，1985。

由于篇幅原因，相关的报刊文章没有一并列出。此类文章不胜枚举；2004年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柏林和2005年4月查尔斯迎娶卡米拉，仅就这两个重要事件的相关报道就多达几百篇。其中值得一提的作者及其文章有：《世界报》（Welt）的托马斯·克林格（Thomas Kielinger）；《时代报》（Zeit）的尤尔根·科隆尼希（Jürgen Kr?nig）；《南德日报》（Süddeutsche Zeitung）的克里斯托福·施威尼克（Christoph Schwennicke）；《卫报》（The Guardian）和《观察家报》的玛丽·里德尔；《柏林日报》（Berliner Zeitung）的萨比娜·雷纳范茨（Sabine Rennefanz）和汤姆·利文。有关爱德华八世访问德国的信息选自《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资料库。

网络资料主要来自英国王室的官方网站www.royal.gov.uk、www.princeofwales.gov.uk和www.royalinsight.gov.uk，以及王室拥护者所建的非官方网站www.etoile.co.uk和贵族名录网站www. thepeerage.com。

目录

CONTENTS

序言

第一部分 遗产

第一章 民族

第二章 民主

第三章 帝国

第四章 资本主义

第五章 文明

第六章 和平

第二部分 镜像

第七章 战争再现

第八章 罪行

第九章 世世代代

第十章 英国兵

第十一章 纪念

结语 长长的阴影

注释

致谢

献给

亨利·乔治·雷诺兹（1882—1959）

詹姆斯·凯（1891—1928）

我们一步步地走出那些酸楚的时光，

走进了命运的宏观壮丽之中。

劳伦斯·比尼恩（1914）

当我死时，请记住我；

当我死后，请淡忘我。

基思·道格拉斯（1941）

不要再这样天真了，

以前没有，以后也不要再这样天真了……

永远不要再那样天真了。

菲利普·拉金（1964）

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杰伊·温特，安托万·普罗斯特（2005）

序言

在英国，一战已经被人们遗忘多年了。鉴于众多的小说家，诸如帕特·巴克、塞巴斯蒂安·福克斯以及地位显赫的威尔弗雷德·欧文和其他一战诗人的作品深受民众欢迎，甚至被罗列在学校的课程表里面，成为学生的必读书目，这些倾向看起来似乎非常奇怪。然而，1914—1918年这一段历史似乎已经成为文学家笔下的战争，因而脱离了它的历史基础与内涵。正如欧文所说，“我的创作主题是战争以及对于战争的遗憾”，“对一战的论述主要是基于诗歌情怀”。现在我们对于弗兰德斯和皮卡第沼泽地区血流成河的战争场面的描写过于敏感，认为它们毫无意义，认为这是一场悲剧——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为之付出生命的这场战争的意义何在。但是, 如果把这场冲突仅仅降低到个人悲剧的层面，不管怎么感动人，我们就失去了对历史大背景的感知能力，而对于一战的论述已经沉迷于对诗歌的情怀而展开。 1

在学术史上，从历史层面的论述转向文化层面的分析这种趋向不断被提升。以1914—1918年的一战为例，这种趋向已导致人们对于一战的公共记忆过于迷恋，这种记忆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情感性的解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的学者已经解读了一战的文化影响，特别是对于死亡的人寄托哀思的情感，而这些确实是被传统的军事史学家所忽视的内容。但是, 太过于相信这种记忆，就像现在的史学编纂趋势一样，离开主题太远，却往往忽视了战争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知识等直接的和物质层面的影响。 2 《大英帝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本书，是一本既关注逝者又关注现实的书，因为1918年以后的生活仍在继续。事实上，正如伍德罗·威尔逊的首席发言人乔治·格雷尔在1920年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被战争的火焰重塑的时代。 3 事实上，战后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并没有陷入永恒的哀思之中，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也并不是一个几乎被绝望、失望和哀伤所笼罩的“病态的时代”。 4

本书的第一部分透过一战对于战后20年的影响来解析这一问题，这一时段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战后岁月，而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两次大战之间的停战时期”。换句话说，本书是在另一次全球性大战爆发之前对1914—1918年的解析透视。这一部分的诸章节将按顺序系统地论述审视东欧新独立国家的边界问题，以及对于自由民主的挑战、殖民帝国的前景、世界经济的混乱、重新兴起的文化价值和国际和平所面临的总体问题。一战的部分遗产是负面的，甚至是有害的，但是有些影响则是向积极的方向转化：20世纪并不仅仅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年代”。 5

通过对贯穿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主题的论述和分析，我想说明的问题是，在最重要的方面，大英帝国在一战中的经历与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国是不一样的，更不用说与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不同了，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观点。英国在一战中没有遭受到本土入侵，没有遭受到严重的轰炸，没有被卷入到革命的浪潮之中，甚至也没有受到内战和非法军事暴动的蹂躏。事实上，除了民间的关于总罢工和经济大衰退的记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比欧洲大陆的那些邻居们稳定得多。但是，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之后的年代。爱尔兰关于一战的记忆与英国的主体部分相比更具有欧洲大陆的特征。1916—1923年爱尔兰独立战争的遗产，它的内战和分离的倾向，将影响20世纪的其余岁月。 6

一战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它重新塑造了近东、殖民地的非洲和东亚地区。 7 即使在这个层面上，英国的经历也是非同寻常的，当其他帝国在一战后纷纷崩塌之际，不列颠之下的和平（这有点像法兰西帝国）却在1918年之后达到了一个顶峰。然而，英国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势力的意外扩张，却成为它将来发展的障碍。当战争阴影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显现的时候，一战也对英国的反应产生了影响，英国不仅仅是通过绥靖政策来试图维持和平，同时也在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应急的准备。当时的执政者致力于英国自身防空体系的构建，而不是把另一批军队送到欧洲大陆去充当炮灰。30年代的英国一直在努力避免一场新的大战的爆发。也正因为如此，在下一次大战爆发并且呈现出与一战不同的战争形式的时候，这在1940年几乎拯救了英国。

与英国相比，美国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精神感觉上，都更加远离一战。关于战争究竟能够带来什么，美国不断增长的幻灭感逐渐与英国趋于一致。最主要的不同主要体现于伤亡的人数，联合王国（UK）的死亡总数是72.3万人，美国则是11.6万人——而其中超过半数的死亡是由于1918年的大流感。 8 对于美国人而言，“大战”应该是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共有62万人死于这场可怕的内战，这个数字比两次大战期间美国死亡人数加起来还要多。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介入一战的时间短暂，损失微小，所以一战很快就被1941—1945年的二战与其后的冷战所冲淡了。然而，正是由于一战，美国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介入了欧洲的冲突，并以此步入了全球外交。对美国领导人而言，这种经历将成为20世纪美国外交的一个标杆，尤其是当他们感到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面临政治负担和精神困境的时候。

一战的影响非常广泛，并且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但是这场被称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的意义被彻底推翻了，因为不到1/4世纪之后就爆发了第二场更恐怖的大战。在二战中，英国遭到了严重的轰炸，面临着迫在眉睫的侵入英国本土的威胁，它在亚洲的殖民体系也被这场战争彻底颠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称为“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1914—1918年的战争也因此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后整整20年的时间里，一战的意义被二战和冷战所掩盖，因为它们带来了更恐怖的屠杀和轰炸。一战价值的重新发掘是在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距离一战大约50年的时候。对于英国人而言，正是在这一时期，1914—1918年成了一个故事的形式，而且主要是关于战壕和诗人的故事。

1945年之后，1914—1918年的一战造成的直接的物质层面的影响已经消失了，但是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方式却变得更加重要，然而这却是被当代人的观念所塑造的历史。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英国爆发的年轻人反抗保守的当权派的造反运动和已经在德国爆发的反对“沉默的一代”的活动，其行为同纳粹别无二致。而到了近些年，在普遍的国际层面上，对一战的看法则更加受到冷战的影响。这在关于索姆河战役、卡波雷托战役和靠近伊普尔的爱尔兰和平塔的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当然，英国关于这场战争冲突的看法主要集中于索姆河战役。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在一系列按照时间顺序设计的章节里，我们追溯了1914—1918年对于20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虽然在当时没有直接显现出来，但是仍然折射于其后的世界，首先是通过1939—1945年二战的棱镜显示出来，其后更是通过1989—1991年冷战的结局显示出来，同时冷战的结束也标志着自1945年以来战后时期的终结。在这些章节里，我将把大家熟悉的书籍、电影和事件进行随机的组合，从而得出变动的现实在本质上是历史的不断再现的观点。 9

因此，本书对于一战的分析不仅仅是为了剖析1914—1918年的历史遗产，而且也是为了解释20世纪一战后的岁月的某些重要特征。这些章节的范围非常广泛，包含了很多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既包括军事历史，又涉及文化研究；既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又蕴含经济学的内容；同时也关注历史学科的最新研究趋势。而至关重要的是，通过把英国人在一战中的经历置于欧洲语境中进行观察，我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传统的、以英格兰为中心的关于战争的观念，是迫切需要加以修正的。简而言之，我试图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关于一战的看法出现了偏差与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要扩展我们对于战争的年表的认识和感觉。英国人对于一战的观念主要集中于1916年，更确切地说，是集中在1916年的7月1日，也就是著名的索姆河战役爆发的那一天。但实际上，战争持续了四年的时间，分为几个阶段。如果我们想要充分理解一战对于战后几十年的影响，最后一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恰恰这一年是最易被忽视掉的一年。对于本书而言，一战是如何结束的远远比它为什么开始更加重要。而一战后果的显现，类似于猛烈的压力在其后数十年的僵局中得以爆发出来。 10

战争的初级阶段主要集中于1914年。我们这里不探讨在此之前的紧张状态的影响，但是7月危机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而它却成为一战的导火索。这里的问题是，谁将为一战的爆发负责任，或者说哪一个国家将负主要责任，这将在这本书中逐步地被推导出来。充分的证据表明，哈布斯堡帝国是主要的责任国，而它的外交政策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了突然刺杀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得到了德国皇帝威廉的支持。于是它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经常给它制造麻烦的邻国塞尔维亚问题。很快，支持塞尔维亚的沙皇俄国被卷入了战争，随后沙皇俄国的盟友法兰西共和国也介入了。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英国当政的自由党政府把它的命运和法国以及比利时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比利时一直恳求英国保障它在战争中的中立地位。在1914年接下来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通常都被人们遗忘了。这一年战争规模迅速扩大，法国的军队推进到阿尔萨斯和洛林，沙俄军队进入了东普鲁士地区，德国则迅速地向巴黎推进。各交战国政府都认为会迅速地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战况的发展使得它们无法达到这些不同的目标，更为严峻的是，它们都低估了现代炮兵和机关枪对于步兵部队的巨大杀伤力。对于交战双方的大部分国家而言，1914年军队的伤亡率是一战中最高的一年，例如，法国的伤亡人数达到了50万。1914年8月22日是最为严峻的一天，法国军队在进攻的过程中损失了2.7万人，这个数字比英国在索姆河战役第一天的死亡人数要多得多。在德国进攻法国阵地的时候，法国士兵因为军服颜色（蓝色的束腰上衣和红色的裤子）非常鲜艳，而非常容易地成了德国机关枪的靶子。 11

1915年，西部战线已经进入了漫长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从瑞士到北海，层层的战壕被挖掘出来，实际上也是进入了众所周知的相持阶段，同时它也是一个血流成河的相持阶段。交战双方的所有国家仍然幻想在战场上能够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彻底根除敌人继续战争的愿望。英国和法国试图通过攻击德国的盟国奥斯曼帝国实现这一目标。对奥斯曼帝国的进攻发生在1915年4月，然而发生在加里波利的这场战役的结局是灾难性的。5月，意大利抱着同样的希望发动了对奥匈帝国的进攻，但是却被困在了阿尔卑斯山。1915年，德国的进展更为顺利一些，以势不可当的优势战胜了塞尔维亚，并且从沙俄那里攫取了波兰的大部分领土，然而这些胜利也没有达到致命一击的效果，沙皇俄国的士气仍然很稳固。实际上，一战前半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战争后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战前的对于社会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恐惧是截然相反的。当战争的代价高昂时，和平的代价也是如此。正如一个德国大臣在1914年11月所说的那样，在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和恐怖的牺牲之后，只有明确的胜利似乎才是可以接受的，其他任何的结局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不充分的。 12

时间推进到了1916年，交战双方仍然一直抱着这样的希望，即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并为此做好了行动上的准备工作。大多数交战国把GDP的一半以上用到了军事防御上。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经济和社会在战争中的作用，这种方式也被称为“总体战”。各国纷纷强化了政治上的控制倾向。在德国，1914年的政治上的一致不复存在，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公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英国强制性地推行征兵政策，这违反了神圣的自由原则，以大卫·劳合·乔治为首相的新的联合政府成立，并且进行了继续战争的努力。在战场上，德国最高统帅部把目标锁定在凡尔登地区，希望在这一地区“让法国人的血流干”，但是这一战役失败了，德国军队与法国军队一样血流成河。凡尔登战役期间，交战双方的死亡人数估计在40万—60万。精确的数字统计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士兵都被炸成了碎片，至今仍然可以在杜奥蒙葬尸堂里看到从战场上搜集到的大量碎骨。为了解救凡尔登困局，协约国在索姆河发起了进攻。但是英国在第一天就损失了6万人，其中的1/3是被杀死的，于是1916年7月1日对于英国人来说成了战争中最可怕的一天。然而，这场进攻仍然持续到了11月，因为当时的战地统帅道格拉斯·黑格仍然寄希望于能够有一个戏剧性的突破。在整个索姆河战役期间，英国的伤亡人数达到了42万人，法国的伤亡人数大约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同样，德国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其数字可能接近于英国和法国的总和。 13

1916年11月13日，当时的索姆河攻势已经因为冬天的来临而减弱了，英国的前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建议英国内阁考虑和平谈判的问题。“鉴于目前的人口伤亡、金融损失和对生产力的破坏，战争损失的恢复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00万，英国每天的战争花费都达到500万英镑，“这确实是我们应该承受的责任”，“但是至少应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牺牲是会有回报的，如果所有的付出都是徒劳的，如果再有一年、两年或者三年，我们发现我们仍然无法解决问题，那么战争的延长毫无意义。那些进行毫无意义延长战争的人的责任并不比发动战争的人的责任要小”。当局者对兰斯多恩勋爵的建议充耳不闻，但他提出来的问题，而且几乎就是在最终的停战协定达成的两年前同一天的时间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即他所阐述的继续战争带来的后果这一观点，也一直让英国人备受折磨。 14

1916年，每一方发动的攻击（无论凡尔登，还是索姆河）都失败了，并且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国内的骚动也在战争后方给它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1917年，裂缝开始出现，战争进入了一个更加不稳定的第三阶段。德国人缩短了他们的西部战线，撤回到新加固的防御工事中去。美国仍然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是英国进行战争的需求更加依赖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并且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银行和私人投资者的贷款。因此，德国最高统帅部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决定在大西洋发动不受限制的潜艇战，此举把美国拖入了战争。德国人认为，在美国进行充分的战争动员之前，他们的潜艇能够彻底切断英国跨大西洋的供应线，在短时期内，德国人的战略似乎取得了成功。1917年4月，法国军队发生了兵变，主要导火索是在贵妇小径这一地区发动了对德国人的自杀性袭击。如果不是因为指挥官罗伯特·尼维尔傲慢自负，法国军队甚至可以预见到这场战争的未来。这场战役中，很多人投入了战斗，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沿着陡峭的山坡进攻，并且发出了类似绵羊的叫声。尽管这次兵变很快被平息了，但是法国军队在之后的所有进攻中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冒险行为。10月，意大利的军队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卡普利托被击溃。英国在西线迅猛推进，从春天在阿拉斯到秋天在帕斯尚尔，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收益微乎其微，这也加剧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摩擦。

只有东线战场似乎还让人看到了一点希望，这来源于奥斯曼帝国的失利，英国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但是这不能抵消1917年欧洲东部战线的失利。2月，沙皇俄国掀起了反战的狂潮，在首都彼得堡，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因为食品问题爆发的骚乱和兵变就推翻了沙皇的统治。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很快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尽管新政府在整个夏天仍然参与一战，但是10月份布尔什维克取得权力之后，东线很快进入了停火状态。在一战的战争进程中，德国首次能够全心全意地进攻西线了。

1918年是战争的最后阶段，战争再度进入了一个易变期，这和1914年的情况类似，每一方都寻求决定性的突破。鲁登道夫将军和他的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经在1917年发起过潜艇战，现在事实上他已经成为德国军事上的独裁者，再次决定赌一把，他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行动，试图在新到来的美国军队认真地部署好之前突破西方战线。1918年3月，鲁登道夫发动了攻击行动，这次行动几乎把英国军队与法国军队撕裂了，随后的危机平息了罢工及所有的反战言论。但是自从发动了1916年以来的首次攻击，鲁登道夫也等于把大量的德国军队暴露在了协约国的火力之下。德国一共发动了五次进攻，其攻势一次比一次弱，这是因为士兵的伤亡和开小差的现象造成的。到这个时候，协约国的封锁开始发挥作用了，柏林人翻遍垃圾堆寻觅腐烂的肉类和蔬菜用以充饥，他们要继续劳动的话每天至少需要1000卡路里的能量，这远比官方的最低限额的一半还要少。1918年夏天，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得到了百万美军的支持，开始向前推进。当时德国的担心是，如果战争持续到1919年，美国将发动一场决定性的进攻。这种设想击溃了德军的士气。但是在1918年，这些年轻人仍然在亲身体会战争的本质，并为这种虚张声势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18年秋天，英国军队开始取得最终的胜利。黑格那时指挥着60个师的兵力，这也是英帝国指挥过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以步兵、坦克、飞机和炮兵联合作战的方式突破敌人的防线并以此取得了胜利，这完全不同于1916年的战术。最近英国历史学家坚持认为黑格的胜利持续了“百天之久”，而且他们也认为这是索姆河战役以来的不断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高潮。 15

在流血中得来的这些教训是否值得，仍然是一个引人争议的问题，但是战争的最后阶段确实揭开了本书的序幕。1918年11月的战争后果，绝对不仅仅是体现在协约国的军事胜利和同盟国的失败，这场全面战争失败的代价带来的是秩序的全面崩溃。当鲁登道夫向协约国要求签署停战协议的时候，德国民众大为震惊，鲁登道夫给出的理由是德国已经面临严重的困境，战争无法继续打下去了，紧接着德国的海军发动了兵变，德意志帝国在四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崩溃了，就像一个纸糊的房子一样不堪一击。德国皇帝被迫退位了，随即他流亡到了荷兰，他的家族在德国柏林长达500多年的统治就此终结。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也解体了。11月8日，当时年仅31岁的卡尔皇帝最后一次站在维也纳美泉宫的舞厅里面，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失去了玛丽娅·特蕾莎的华丽光环。正如一个政治家观察到的那样，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名声与权力的最大悲剧性象征。 16

当然，胜利的代价十分高昂，协约国很快发现它们很难适应这样到来的一个战后世界。如果正如兰斯多恩勋爵建议的那样，战争在1916年结束的话，是否会降低这场战争的灾难性影响呢？然而战争的继续既对交战双方造成了破坏性的打击，也摧毁了欧洲的旧秩序。

一战的最后阶段是非常混乱的，它也是本书接下来章节的一个基本背景。随着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诸帝国的纷纷崩溃，它们长期统治的中欧和东欧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谁将在这里发挥新的替代性的作用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在一个投票的民众均被训练成为杀手的国家里，大众民主能够充分地实现吗？一战中，殖民地的人民已经接受了民族主义和民主浪潮的洗礼，在这种背景下，殖民帝国如何有效地治理它们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呢？协约国如何重建一个已经被摧毁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呢？经历过四年的战争屠杀之后，谁敢妄言人类文明的价值？而且，最为重要的是，1919年在巴黎缔结的和平协定能够维持下去吗?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前半部分的主旋律，也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视角来剖析英国对于1918年这段历史的反映。

第一部分

遗产

第一章　民族

普鲁士容克就像路霸一样在欧洲这片土地上横冲直撞……当两个弱小的民族被野蛮行为残酷地碾压和蹂躏的时候，如果我们袖手旁观，我们的耻辱将贯穿整个时代。

——大卫·劳合·乔治，1914年9月19日

……所有民族的正当愿望都应该给予最大程度的满足……如果旧秩序一直持续下去，永远不引入新的内容，那么一切不协调的和充满敌意的因素都可能打破欧洲的和平局面，并且最终影响到全世界。 1

——伍德罗·威尔逊，1918年2月11日

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和他的夫人居住在穆拉特王子酒店。这是一座金碧辉煌的19世纪的宫殿式建筑，坐落在蒙索街，酒店里到处陈列着拿破仑时期的纪念品。伊蒂丝·威尔逊对此有着特别清晰的印象，包括大门前面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岗亭，清扫得一尘不染的楼梯，以及穿制服的仆人。她在回忆录中哀叹道：“如果这种仅仅是为了引人注目的花费，能够提供给那些需要生活必需品的人们使用，这个世界将更加美好。”她也没有忘记，有一次，她来到沙龙寻找她的丈夫，发现自己的丈夫正和顾问们趴在地板上。他们在仔细地观察一张硕大的欧洲地图，正努力地划分出欧洲的新边界。她忍不住大笑着说：“你们像一群正在玩游戏的男孩。”总统则转向她，表情非常严肃地说道：“唉，这可能是我们玩过的最严肃的游戏，据我估计，这个游戏所导致的后果，将直接关乎世界未来的和平。” 2

威尔逊和其他的政治家在1919年的巴黎所做出的决定，使他们经常遭受谴责。一般认为，正是他们的决定造成了战后欧洲的混乱局面，而实际上，问题远远不是他们能够掌控的。欧洲的政治地图从来没有被如此戏剧化地改画过。1917—1918年的危机彻底摧毁了统治中欧、东欧和东南欧数世纪的大帝国，包括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奥斯曼王朝。1914年8月，欧洲只有3个共和国（瑞士、法国和葡萄牙），但是到了1918年年末，欧洲则出现了13个共和国。其中一个是德国，因为德意志帝国已经因战败和革命被推翻了。其余新出现的9个共和国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 3

事实上，当时政治安排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如何处理好独立与相互依存之间的关系。正如威尔逊在1918年2月11日所指出的那样，是要在和平与秩序的框架之内实现“民族国家的愿望”。但是在一战末期要达成那样一个目标，需要的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炼金术士”。本章主要阐述新成立的多民族国家的急躁特性，而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建立在被摧毁的帝国的基础上，而且往往是通过非常残酷的准军事的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的脆弱性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地影响欧洲大陆的政治局势。 4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也是帝国，只不过规模较小，这是英格兰王国数世纪持续扩张的结果。但是它也没有逃脱帝国崩溃和民族重建这种龙卷风带来的命运。爱尔兰的经历与欧洲大陆的许多事件都有共同之处。经历过残酷的暴力践踏之后，爱尔兰被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部分，一部分通过残暴的方式建立了独立国家，另一部分仍然留在联合王国之内。但是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这场冲突创建了英国身份认同的全新感觉，这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地发挥影响。

那么，到底什么是民族呢？法国的知识分子欧内斯特·勒内早在1882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关于民族的定义迄今仍然处于争论之中。 5 人们的身份意识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通过性别、阶层和宗教来进行身份认同。在过去，身份认同具有地域化的特征，而且比较简单明确，通过朋友的圈子、教堂和各种俱乐部就可以体现出不同的身份。某人要真正感受到自己是民族的一部分，或者说具有清晰的民族意识，这往往是由于外部的因素。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需要一个敌对的“他者”进行对比，然后才能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和价值观。但是民族主义同样需要在政治结构或者国家中加以表达和体现，这样它才能够对民众产生合法的情绪上的影响，而这一点对于塑造民族认同感是非常必要的。1800年，欧洲大约有500个政治实体，它们的规模和生存能力具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到了1900年，则只有20个国家了。 6 在整个19世纪，国家主要是被民族间的战争塑造出来的，各国以民族的名义作战，并且通过征兵动员民众参战。这种模式的原型来自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法国的战争在其他地区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特别是在那些后来成为意大利和德国领土的地区。托马斯·尼培代关于德国历史的说法就是：“德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于拿破仑战争时期。” 7

正是源于对19世纪这些斗争的分析，学者们逐渐把公民国家和民族国家划分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前者主要是在一定的地域之内，通过共同的法律、机构和公民权利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共同体。而民族国家的定义则是拥有共同血统的共同体，根植于语言、种族划分和文化的基础。一般认为，法国充分体现了公民民族主义的特征，这个国家是由革命的意识形态（自由、平等、博爱）凝聚在一起的。德国则是种族民族主义的经典案例，完全沉浸于民族这个空想的概念里面不能自拔。当然，这种关于公民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划分标准，或者说把国家贴上这样的标签，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到底这种划分标准还适用吗？ 8

在一战之前，民族国家主要建立于西欧和北欧地区。19世纪末期，中欧和东欧地区确实也见证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强化。最初，这种情绪最激动人心的体现是在文化层面，通过诗歌和民间神话的形式（有时这两者是混合在一起的，就像斯美塔那在捷克和西贝柳斯在芬兰所做的那样）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把民族的书面语言系统化的过程，而且要在学校里进行该语言的教学。于是一些具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主张政治变革的人，组成了一些小规模的政治团体。在他们开始进行带有明显政治目标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之前，特别强调民族的概念，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宣传口号。1900年前后，有些民族主义者比其他一些人走得更远一些。例如，波兰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相比就是如此，但是对它而言，完全的民族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乌托邦的梦想。1914年，虽然实质上那些大帝国已经摇摇欲坠了，但看起来还是在可控的程度上。最终是整体战争把这些帝国彻底摧毁了。 9

我们可以看看哈布斯堡王朝这个例子。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匈帝国拥有5000万人口，是欧洲人口第三大的国家，境内包括了11个主要的民族，其中一些原来是独立的国家，后来被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在这个案例中，这些民族的效忠主要是针对王朝的，而且从表象上看，主要是效忠于特别长寿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他自1848年登基以来一直在位。自从1866年被俾斯麦治下的德国击溃之后，奥匈帝国一直没有彻底恢复元气，这次失败使得约瑟夫被迫承认境内最大的王国匈牙利实行英国所称的“地方自治”。因此，他实行的是双重君主制的统治，奥地利和匈牙利拥有单独的议会，甚至有与帝国军队同时存在的独立军事力量。后来，匈牙利逐渐成为奥匈帝国的沉重负担，它不愿意缴纳本应承担的税收份额，特别是不愿意负担任何的军事开支。在帝国属于奥地利的区域内，德意志民族的人成为统治阶层，而其他的种族群体，包括波希米亚人、摩拉维亚人则还是老样子。居住在匈牙利地界的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大约占了人口数量的一半，他们处于马扎尔人的摆布之下，马扎尔人运用残酷的手段推行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却抵制这些人要求男性普遍选举权的请求。面对他们的请求，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非常不耐烦地说道，“政府永远不可能满足每一个民族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必须依赖那些最强大的民族的原因……我们必须依赖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 10

对于哈布斯堡王朝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塞尔维亚王国。1878年，它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获得了自由和独立，之后一直试图把所有的塞尔维亚人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家。到底是什么群体构成了塞尔维亚人，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模糊了，但是塞尔维亚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则从马其顿地区延伸到匈牙利地区。然而，这种神话般的图景反映了一种关于塞尔维亚语的宽广的定义。这种神话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89年，当时在科索沃波尔耶（也就是黑鸟平原）地区，塞尔维亚人和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人处于半对立的状态。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的统治和各种各样的恐怖团体进一步推动了塞尔维亚的扩张野心。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约瑟夫宝座的继承人被暗杀的事件则标志着塞尔维亚的扩张主义达到了高潮。维也纳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塞尔维亚构成的威胁，从而引发了欧洲的七月危机。 11

在大战爆发之前，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一些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知识分子开始聚集起来，讨论与塞尔维亚人一起建立一个共同的南斯拉夫的问题，但是他们只属于少数派。1914年令人震惊的那一瞬间，反而使得他们对于帝国的忠诚更加强化了。在1914年秋天，哈布斯堡王朝发动的摧毁塞尔维亚的战争行动之中，许多士兵都具有南斯拉夫血统。尽管偶尔也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并且存在种族的多样性，但是总体而言，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能够团结在一起，而且合作得非常好，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非常荒谬的。1914年，帝国军队的每100个人之中，平均包含25个德意志人、18个马扎尔人、13个捷克人、9个波兰人、9个鲁塞尼亚人、6个罗马尼亚人、4个斯洛伐克人、2个斯洛文尼亚人、11个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以及2个意大利人。德语是他们的通用语言，尽管他们在使用这种语言的时候可能会有80个不同的版本，但是军官们要求必须掌握他们所指挥的士兵的语言。多数部队使用2种语言，有的甚至多达5种语言。从来没有一个军队使用如此之多的语言进行指挥，也许人们会想到那永远无法建成的巴别塔，但是这种局面确实一直持续到1918年。从那年开始，大多数的士兵开始不愿意团结在一起进行战斗了。 12

同样的故事情节也在沙皇俄国上演了。1914年，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人口达到1.7亿（这几乎是英国人口的4倍），统治面积大约占了陆地面积的1/6，其中俄罗斯族的人口不到一半。罗曼诺夫王朝没有创建出一个全面的帝国认同，甚至在人口的核心俄罗斯族中也没有形成一种民族的认同感。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两个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采取残酷的手段强制推行俄语和东正教，但结果却激起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人们的愤怒。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政府开始改变立场，在政治上进行了一些表象的妥协，即在新的议会杜马里面给予民族主义团体发言权。当时，沙皇俄国面临的最为敏感的问题是波兰问题。波兰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自1772年以来就被瓜分了，当时大部分控制在俄国手中。尽管爆发了一些反对草案的暴动，但总体而言，1914年的战争动员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400万男人按照日程应征入伍。在俄国军队的1860万士兵中，1/10的人员来自境内的少数民族。 13

在一战期间，来自欧洲边缘地位的民族往往在对立的双方阵营中都有士兵，包括波兰人、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甚至包括塞尔维亚人和意大利人。作为被征兵的民族，他们别无选择。军队的纪律非常严格和残酷，宣传机器也肆意夸大来自敌方的威胁，尽管这具有明显的让他们继续作战的动机。以沙皇俄国的军队为例，如果一个士兵逃亡或者“自愿地”被俘虏，那么他的家人将被剥夺国家给予的津贴补助。而且，许多来自偏远的东欧地区的士兵识字率很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民族认同问题。1918年，一位英国外交官嘲讽道，“假设你在乌克兰问一个农民，他的民族是什么，他将回答他具有正宗的希腊血统；如果接着问他是大俄罗斯人、波兰人还是乌克兰人时，他的回答可能就是他是个农民；如果坚持问他说什么语言，他的回答可能就是‘地方方言’……他绝对不会想到知识界非常熟悉的民族性的问题”。 14

战争的不断深化确实使民族意识问题尖锐起来。在东部战线，战俘们是按照民族成分被分别关押的，于是他们渐渐形成了反对他们为之效劳过的帝国的特殊团体。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组建了一个波兰军团，还有芬兰军团和乌克兰军团去与沙皇俄国战斗。俄国人也把他们抓到的战俘编成波兰军团、捷克和斯洛伐克军团。俄国的捷克军团1917年7月2日在加利西亚省的兹博罗夫展开了浴血奋战，对各自的帝国而言，这是小型的战斗，但是这场战斗却被作为民族传奇的一部分为捷克人所铭记，因为他们战斗的对象是为哈布斯堡王朝作战的捷克人。所有这一切导致的结果，就是席卷整个东欧地区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而且这些参与作战的残忍士兵后来成为战后议会团体的核心力量。 15

当然，通过这种方式挥动的民族主义旗帜并没有在战后的欧洲转换成伟大的计划。协约国集团（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试图有限度地保留奥匈帝国的君主制，其目的是平衡德国在中欧地区的势力和影响。而且，英国和法国也没有一开始就支持波兰民族独立的奢望，因为那将侵犯它们盟友沙皇俄国的利益。美国参战之后，1918年1月威尔逊出台的“十四点计划”开始设想“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但是对于奥匈帝国的民众，他的建议仅仅是“自动发展的自由的机会”。其实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创造了极端的“民族自决”的口号，从而鼓动和促进了欧洲及之后其他地区帝国的崩溃。威尔逊在强调这个术语的时候去掉了“民族的”这个形容词，对他而言，“自决权”是“普遍的主权”和“被统治者满意”的同义词。 16

到了1918年秋天，协约国的表现似乎越来越不符合大潮流了，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崩溃了，沙皇俄国也在内战之中瓦解了。它们将被什么势力所取代，权力真空将由哪些国家来填补，这取决于当地的势力和国际影响的混合作用。

一个经典的例证就是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对于托马斯·马萨里克而言，1918年是对其早期活动所下赌注的一个回报。从一个哲学教授变身为捷克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基本上已经奠定了马萨里克对于西方的一种政治倾向。马萨里克的学术研究关注的是英国和法国的经验哲学（休谟、密尔和孔德）。同时，因为他娶了一位富有的纽约人的女儿，他的英语也非常流畅。1914年年末，他飞离布拉格，其后两年居住在伦敦的汉普斯特德区，每天乘坐公共汽车去伦敦大学讲授斯拉夫问题，并且致力于构建他与英国官员和新闻记者们的联系。在俄国沙皇被推翻之后，他使用英国护照来到俄国，组织了捷克军团，随后在1918年飞往美国，期盼获得美国的支持。他在白宫与威尔逊数次会面。他还来到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圣地费城，站在独立大厅的台阶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了独立的中欧国家的共同目标，搞了一场辉煌的演讲政变。正是归功于这种把高层的影响和机敏的公关结合在一起的努力，马萨里克在哈布斯堡王朝崩溃的几个月之前，就已经成功地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得到了盟友的承认。10月末，布拉格的革命“是一场不流血的、温和的革命，它成功地从不再愿意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命的地方官员手中接管了政权”。在他飞离布拉格4年之后，他以新的共和国总统的身份衣锦还乡，并执政17年。 17

布拉格的天鹅绒式的革命（有点类似于1989年的剧变，指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改革，“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因此得名）被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许多地区所模仿，它们都是由民族主义政党组成的委员会执掌政权。1919年1月中旬，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哈布斯堡王朝的地图已经非常清晰了。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成功地获得了独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联合王国（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南斯拉夫）也获得了独立，奥地利和匈牙利也成为独立的国家。在沙皇俄国的边界内民族独立模式有所不同。1917年之前，民族主义运动非常薄弱，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沙皇制度的突然崩溃和俄国内战的突然爆发使得独立运动成为可能，它涉及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芬兰。 18 这些革命不是天鹅绒式的，而是流血的革命，是通过战争或者内战的形式展开的，而且一直持续到1920年。对于居住在东欧的数百万人来说，1918年11月的停战协定主要作用于西欧地区，在东欧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在这里的典型案例就是波兰，其领导人是约瑟夫·毕苏斯基，在战争期间他曾想左右逢源。他是一个没落的波兰—立陶宛贵族家庭的儿子，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他被迫讲俄语，参加东正教的礼拜。他参加了反对沙皇俄国的地下恐怖组织，并且组织起准军事武装，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把该军事组织作为波兰军团纳入德国的指挥之下。1915年夏天，在德国征服了波兰大部分地区的时候，毕苏斯基的赌注似乎下对了，但是没想到毕苏斯基本人却成为德国的一个傀儡和木偶。当他想就对军队的使用问题与德国谈谈交易的时候，德国人把他抓进了监狱。马萨里克在1917—1918年关键性的那几个月里面，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获得国际上的支持，行动上极其自由。但是毕苏斯基的命运则完全不同，从1917年7月开始，他就被关进了铁栅栏，彻底失去了行动自由，并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日子。然而，他虽然失去了外交上的影响，但却因此赢得政治地位。他被视为先是反抗俄国，后来又挺身反抗德国的爱国者。1918年11月，毕苏斯基被德国人释放出来，之后他返回华沙，被当作民族英雄，摄政委员会也任命他为政府的临时首脑。毕苏斯基额头很高，有着下垂的胡须，眼睛炯炯有神，总是身着一件朴素的灰色的军团外衣，一看就是一个司令官式的人物。“仅仅从外表来看，他就特别能够打动人的心房，”一位英国外交官评论道，“虽然在通常的交往中没有感觉到亲切感，但他确实是一个忧郁的天才型人物。”用公正的手段和违规的操作相结合的方式，毕苏斯基执掌波兰政权一直到1935年他去世为止。 19

除却为民族的生存从事必需的斗争之外，毕苏斯基在1918年、1919年和1920年还先后发动了不少于6次的战争。这部分是由于他的野心，也是由于他的立陶宛血统，他曾经想重建16世纪末期的大波兰—立陶宛联邦，而且试图把独立的乌克兰纳入波兰的势力范围。但是在1918年，任何一位波兰领导人都面临必须为保卫国家生存而战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实际上没有自然存在的边界。在利沃夫城，一位波兰人对一个美国来访者指出：“你看到这些小洞洞了吗？我们把它们称作‘威尔逊点’，这些都是机枪留下的痕迹……我们现在确实是在忙于争取自决权了，但是天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20

对于毕苏斯基来说，最关键的斗争是与布尔什维克的战斗。1920年，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战争，胜败此消彼长，波兰人最远的时候进攻到了基辅地区，但是后来又被打回到距离华沙仅仅300英里远的地方。8月中旬，外国政府从这座被饥荒笼罩的城市中疏散了他们的外交人员。伦敦《新政治家》杂志的报道评论说：“波兰的军队在这一时期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21 但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毕苏斯基对苏维埃俄国发动了令人震惊的绝地反击式的袭击，这次进攻在波兰的民族神话中被记录为“维斯瓦河大捷”，使得形势彻底扭转。1921年3月签署的《里加和约》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都划给了波兰，这两部分后来都成为随时可能失去的领土。

在沙皇俄国的其他边境地区，国家的构建途径也都是非常暴力的。乌克兰曾经享受过短暂的自由滋味，但是后来大部分地区也被纳入新的苏联版图。在1919—1920年与苏俄军队展开流血斗争之后，波罗的海国家获得了独立。芬兰，以前是在沙皇俄国境内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域，在1918年上半年经过残酷野蛮的内战之后，也赢得了独立，但是它的领土区域不是建立在民族和宗教的基础上，而是沿着传统的界限进行的划分。芬兰境内得到布尔什维克俄国支持的红色势力，与得到德国支持的白色势力的较量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在白色势力取得胜利之后，双方的敌意仍然延续存在了几十年的时间。每一方的幸存者几乎都生存在自己封闭的群体里面，拥有自己的报纸、娱乐或者运动俱乐部。 22

无论通过和平的方式，还是使用暴力的手段，1918年之后兴起的建立国家的突发性高潮都与19世纪中期截然不同。德国和意大利国家是通过不同的地方政治组织的统一而建立起来的，它们享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但是东欧和东南欧的国家则是从各王朝统治下的帝国分离出来的，这些帝国到那时为止一直控制着多民族混居的地区，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政治动员的实现都是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之上的。 23 它们的开路先锋都是非常敏锐的民族主义者，如马萨里克和毕苏斯基等人，他们把古代存在的王国作为新建立国家的核心。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分离和碎片化的过程，他们必须利用从帝国的瓦砾堆里能够找到的东西，这样他们仓促建立的新国家也是各种民族的混合体，这些民族曾经和他们并肩作战。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民族国家看起来像一个小帝国一样，在残酷的四年大战之后，战前的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加剧了。国家构建的过程和民族动员的过程持续了数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在西欧，它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往往伴随着可怕的暴力进程。

因此可以说，巴黎的政治家们并不是新欧洲的建筑师，他们更像是极力用水灭火的消防队员。可悲的是，无论地图，还是统计数字，都是非常不充分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些互相竞争的国家所提供的人口统计数字都是篡改过的。当威尔逊和他的顾问们在金碧辉煌的穆拉特王子酒店仔细观摩美丽的欧洲地图的时候，他们意识到在民族混居的地区是不可能划出清晰的边界线的，这种情况由于这些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变得更加复杂。

泰斯辰公国虽然很小，但却是一个能揭示问题的典型例证。它的面积还不到900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英国德比郡这样中等郡的面积，但是它拥有西里西亚煤田，还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哈布斯堡王朝崩溃之后，泰斯辰公国成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的焦点地区。从种族的角度看，波兰似乎更有优势。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坚持认为，西里西亚煤田的煤矿对于国家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铁路也是连接捷克斯洛伐克两个部分最重要的线路。尽管说波兰语的人占了泰斯辰公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他们与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西里西亚人的关系在1914年之前都是在合理可控的范围之内。然而到了1919年，这两个敌对国家的军队开始进驻泰斯辰公国。战争随即展开，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暴动。由于形势非常紧张，难以举行公民投票，1920年，协约国决定把这个公国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得到了煤田的大部分（虽然矿工们主要是波兰人），泰斯辰城市也被一分为二，老城区被划分给波兰，郊区包括铁路被划分给捷克斯洛伐克。一个美国的参与者悲观地说道：“电光源被划给一个国家，燃气则被划给另一个国家，我实在想不起来市政的水力划分给哪个国家了。”这些争议在今天可以通过经济方式解决，也可以通过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进行协议的方式加以解决，但前提是这两个国家之间一定要存在信任感。然而，实质上在1918年以后，这种信任就已经不存在了。泰斯辰问题的解决方式进一步恶化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本来应该在遏制德国的复仇主义上找到共同的国家利益的。 24

霍亨索伦王朝被推翻后，德国仍然保留了它的身份，但是帝国的羽翼还是被折断了。它失去了战前13%的领土和10%的人口。 25 西南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是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赢得的，现在又被迫还给了法国。在东部，德国交出了波兹南的大部分土地、西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煤田地区，这些被划归给新建的波兰。另外，还加上一个波兰走廊，使得波兰可以抵达波罗的海，但是却因此把东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余地区割裂开来。300万德国人被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而与奥地利签署的和平条约则明确地阻止奥地利这个德意志人占据人口绝对多数的国家与德国的统一。所有这些没有一条符合自决原则，同样，有300万匈牙利人居住在匈牙利以外的国家，其中一半居住在1918年被罗马尼亚统治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协约国及时地批准了这种不法所得，他们不喜欢匈牙利自治。由于1919年匈牙利爆发了短暂但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情绪更为严重。德国和匈牙利之间的协议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和平缔造者的心目中，除了自决权，没有其他的目标，特别是惩罚失败者和确保胜利者安全都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中欧和东欧新建立的国家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是因为这里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导致出现的权力真空局面。但是，当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复兴的时候，它们重新展开了争夺领土和扩大影响力的斗争。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再度成为它们争夺的战场。尽管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在1941年引发了东欧的另一场战争，但它的根源也在于后帝国时代的种族仇恨，特别是边界争端问题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问题。下面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1930年以来简单的统计数据。在波兰，65%的人口是波兰人，16%的人口是乌克兰人，10%是犹太人。在捷克，捷克人只占人口的51%，还有23%的德意志人和16%的斯洛伐克人。在南斯拉夫，统治者主要是塞尔维亚人（占据人口的44%），他们甚至不是多数民族，30%的人口是克罗地亚人，9%是斯洛文尼亚人。在各个国家，人口分布都不是平衡的。 26

和平的缔造者们确实要求这些国家保证少数民族的权益，但是这些很快就被证明是形同虚设的规定。毕苏斯基的波兰虽然不断进行自我辩解，但实质是种族主义国家。而大多数的塞尔维亚人都认为南斯拉夫是大塞尔维亚的一个伪饰。即便是被认为在这些国家中最民主和最具包容性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很好地对待其境内的少数民族。马萨里克，捷克的民族主义者，但他的父亲是斯洛伐克人，他认为这两个民族在语言和文化上并不存在特别明显的区别。但实质上，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捷克人一直处于德意志人的统治下，他们信奉的是新教，面对的是西方和工业化的环境与形势。而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斯洛伐克人长期处于匈牙利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是天主教徒，主要是一个农业的乡村社会，在经济上主要与匈牙利和乌克兰发生联系。这种基础上的差别实际上是很难弥补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安德烈·赫林卡很快就强烈呼吁要求斯洛伐克的自治地位。马萨里克和他的小圈子很快就自动地解决了德国问题，他们采取行动打破了主要由德国人拥有的大量地产，捷克人为此欢欣鼓舞，这是对1620年以来哈布斯堡王朝征服的一种早就应该给予的补偿。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贝奈斯坦率地告诉一个英国外交官，“战前，德国人在这里”（手指天花板说），“我们在那里”（指向地板）。接着他说道，“现在，”他改变了他的手势方向，“我们在这里，他们在那里。”贝奈斯坚持认为，土地改革对于教训德国人是非常必要的一课。 27 但这是德国人非常不愿意上的一课，在1938年，贝奈斯为此尝到了苦头。

1918年的独立声明，经巴黎和会确认而生效，使得民族主义的原则通过了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测试，而不是王朝的遗产或者帝国的原则，这在欧洲历史上是“地震式的转移”。 28 虽然，民族主义的概念是人为构建出来的，有点拟人的幻想成分，但它也有一些同源的概念，如民族意识、民族愿望、自决权等；在每一个案例里面，民族与个人都有点相类似。但是这种虚构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当然也不存在于1918年新诞生的国家中。到1900年，在任何情况下，个人、自我在现代的心理学中都呈现出更复杂的方式。如果用比较阴暗的视角进行审视的话，民族“自身”有点像一束无意识的从众本能的集合，是需要国际机构加以控制的。 29 民族主义本身到底是福还是祸，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和平与安全问题争论的最核心的问题。尽管民族主义的疯狂发展是一战的结果而不是起因，但是大战的发动者确实把这个“妖怪”从瓶子里释放了出来，而和平的缔结者则没有办法把它收回去了。

那么，联合王国哪里符合这种模式呢？英国在本质上是一个公民的民族(大不列颠)，但是拥有一个阿喀琉斯的后脚跟（爱尔兰）。因而英国的民族主义动力与中东欧在1918年发生的民族主义大爆炸截然不同。在联合王国境内，种族民族主义在一战之前已经变得比较危急，随后又冷却下来，自1916年以来只在爱尔兰到达紧急关头，而且引发了悲剧性的、长期的后果。

自从1469年阿拉贡的费迪南二世与卡斯蒂里亚的伊莎贝拉一世两者之间实现王朝联姻之后，英国在仿照西班牙模式的基础上首创了“复合君主制”。 30 多亏了爱德华一世，到13世纪末期，英国控制了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1542年，在英国征服爱尔兰之后，爱尔兰议会宣布亨利三世和他的继承人同时也成为爱尔兰的国王。1603年，没有子嗣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王位被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继承，他是大不列颠王国的詹姆士一世国王（他最喜欢的称号是皇帝）。在那个时代，王朝的融合因为政治的联合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536年，威尔士已经单方面地被纳入英国议会之中；同时，经过1707年《联合法案》的谈判，苏格兰和爱尔兰在一片恐慌之中被纳入了英国，恐慌主要是因为1798年的民族起义所引发的，当时起义得到了革命的法国派出的入侵力量的支持。

1801年的新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正式形成，这主要是议会层面的联合。在行政层面，统一度要少一些。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威尔士被彻底置于英国法律和行政机构的管辖之下，但是苏格兰人，即使在1707年之后，也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立法和教育体系，他们有自己的长老会教会。1801年之后，爱尔兰也保留着自己的行政结构，这有点类似于英国殖民地的地方总督体制，有总督、法院和比较混杂的政府机构，这些与盎格鲁–爱尔兰的士绅阶层一起，强加于爱尔兰的领土之上，使之成为新教统治的一部分。 31

英国联合的黏合剂是被称为“英国国民性”的意识形态，这主要是詹姆士一世倡导的，但更主要是英国进行的一系列反对信奉天主教的法国的战争的结果，特别是在乔治三世统治期间（1760—1820）的战争。英国这种新型的爱国主义通过不同的途径表达出来，不仅仅是把“上帝保佑国王”作为赞美诗，还包括歌曲、印刷品、漫画、不列颠的图解、对尼尔森的崇拜，以及君主制的新仪式。法国则成为萦绕于英国人民心头的天主教异端。自从改革以来，威尔士和苏格兰学会了恐惧。“面对他者，它们埋葬了内部关于生存、生理和战利品的分歧与斗争。” 32 除了新教和议会政府，战利品提醒我们还有促进大英帝国联合的其他黏合剂的存在。对外贸易、殖民地的行政机构以及军队（是不列颠少有的实质性机构之一）都不成比例地依赖于不讲英语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来自苏格兰的人群。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格兰大学的优势，它是培养医生、律师和工程师的重要摇篮。但是大英帝国对于被伦敦排除在外的冒险者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如果说，“英格兰构建了联邦，苏格兰则使联邦正常运转” 33 ，这种说法并不夸张。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稳定和繁荣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宪政国家”，拥有一个共享的国家结构，塑造了一种新的建立在议会政府和新教基础上的出类拔萃的认同感。因而，英国的国民性是一种公民民族主义的体现，寻求把冲突的种族纳入到更广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中来，这种意识形态有助于缓和英格兰长期统治所带来的问题，虽然它在1910年占据了英国4500万人口中的3/4。但是英国的国民性从来没有跨越爱尔兰海发挥影响，除了新教的精英阶层，这也算是他们至高无上地位的一个重要支柱。19世纪末期，在爱尔兰大量的天主教人口中，反对英国统治的声音逐渐加强。其催化剂是由于文化的复兴，这有点类似于东欧的模式。“盖尔人联盟”成立于1893年，致力于重新唤起爱尔兰的身份认同感，方式是通过诸如爱尔兰式曲棍球和盖尔式足球的体育运动，也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形式达到这一目标。联盟的创建者之一道格拉斯·海德经常宣扬爱尔兰的非英国化，他特别反对爱尔兰那种“在感情上痛恨英格兰人，但是同时却继续模仿它” 34 的情绪。爱尔兰用英语写作的前卫派们，很快开始从事海德所倡导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诸如威廉·巴特勒·叶芝和约翰·米林顿·辛格，在都柏林建立了爱尔兰民族剧院。这种文化上民族主义的政治表达是新芬党运动（意思是“我们自己”）。该党成立于1905年，领导者是亚瑟·格里菲斯，他最早倡导用匈牙利模式赢得爱尔兰的独立，并决定效仿1867年哈布斯堡王朝的双重君主制。

这种对于英国公民性的反弹也开始蔓延到居于不列颠边缘的凯尔特人居住区。19世纪80年代，威尔士开始重新举办每年的艺术节（Eisteddfod），设在阿波利斯特维斯、加地夫和班戈区的新的大学学院在1893年被合并成威尔士国家大学。在苏格兰，身穿格子呢的高地人不仅被英格兰人嘲讽为非常落后的人，而且遭到低地苏格兰人的嘲笑，可现在却受到了赞美，诗人罗伯特·彭斯和中世纪的爱国者威廉·华莱士被奉为文化偶像。这种泛凯尔特化的现象是欧洲1900年流行趋势的一部分，为了反抗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性，当时流行乡村文化传统的复活，这种趋势甚至在英格兰也非常明显，特别是体现在托马斯·哈代的小说《潘》（潘是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羊的山林和畜牧之神）以及拉尔夫·沃恩·威廉斯的民谣中。但是在凯尔特人那里，文化上的骄傲具有政治含义，这种情形由于1867和1884—1885年联合王国的选举权法案而更加紧张，因为这两个法案无论在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有利于伦敦对于他们的控制。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民主还是可控的，但是在联合王国境内，民主和民族主义的混杂导致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英国最难以对付的问题是爱尔兰问题，在下议院的580个席位中，爱尔兰占有101个。19世纪晚期，爱尔兰4/5的席位被爱尔兰议会党（IPP）所控制，该党纪律十分严明，致力于重建爱尔兰自治议会。1886年和1893年，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答应给他们地方自治权，但是都没有成为法律。1912年4月，由于当时的自由党必须依靠爱尔兰议会党才能在下议院中占据多数，第三个地方自治法案便被提出了。这驱使那些想保持统一的自由党与保守党结盟，重新更名为“自由党统一派”，这也反映了保守党宣称的联合王国的统一和认同都已经危如累卵了。 35

1912年关于爱尔兰的提案再度点燃了苏格兰地方自治运动的火炬，这次运动得到了青年苏格兰人党的支持，它是自由党内一股主张社会改革的势力。他们谴责了英国的保守派，以及阻碍他们改革努力的一系列议会的纷杂议事日程。他们坚持认为：“在整个激进主义的浪潮和社会改革的进程中，没有单独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苏格兰有权通过法律，那么早在1/4世纪之前就开始实施了。”1913年5月，苏格兰的激进派在下议院提出了他们的地方自治法案，在第二次宣读的时候，在政府的支持下得以通过。在威尔士地区，要求独立的民族议会的呼声没有那么嘈杂，青年威尔士运动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开始反对在威尔士建立英国国教的教堂，因为它们的捐赠强化了英国大地主的权力。1912年春天，下院议员提出了一项关于废除威尔士教堂和取走其捐赠的议案，支持地方分治的人呼吁实行联邦制，或者普遍的地方自治，设想在威尔士和英格兰都设立议会。威廉·考恩是苏格兰地方自治运动的一位领导人，甚至预言“联合王国的联邦制”将导致出现“一个真正的帝国议会，海外领土的代表也将参与其中”，而且是“以绝对平等的地位参与其中”。狂热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温斯顿·丘吉尔（他精心为整个英国所属地区设计了至少七个议会），他们坚信为了保持统一和帝国的存在，地方分权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顽固的统一分子坚持认为这两者都是英国毁灭的开端。 36

赌注看起来太大了。而且，经过1909—1911年的残酷斗争，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通过了议会法案，取消了上议院关于立法的否决权。无论上议院是否批准，在众议院连续三次通过的议案就将成为法律。作为对这一法案的反应，爱尔兰和英格兰的统一派转向寻求进行反对的超法律的手段。阿尔斯特的新教徒，认为地方自治就是实施罗马规则。他们组织起了准军事力量，主要由阿尔斯特的志愿者和民族主义者组成，这是对爱尔兰志愿者很好的回应。伦敦几乎没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种军事化的倾向。1914年3月爆发的卡拉兵变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英军的许多军官都是坚定的统一派，不能指望他们通过武力的方式来实施地方自治。更为不祥的是，政治语言中的好战情绪也不断上扬，“我无法想象面临阿尔斯特的攻击，竟然毫无抵抗，当然我也不准备支持他们”，丘吉尔从另一个层面谴责联邦主义者们，认为他们只在法律符合“他们的愿望和野心”的时候才予以支持。他怒喝道，“暴力的否决权，已经取代了特权的否决权”。 37

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方式，就是在阿尔斯特地区（大多数爱尔兰新教徒都居住于此）不实施地方自治法案，但是爱尔兰议会党拒绝任何形式的分割，虽然当时爱尔兰的统一派已经立约要把爱尔兰整体留在联合王国之内。无论如何，就像在波希米亚的德国人和捷克人一样，在阿尔斯特也很难画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在弗马纳郡和蒂龙地区，天主教徒占据人口的大多数，而在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这两个宗教团体经常居住在相邻的街道上。1914年5月25日，爱尔兰自治法案在众议院第三次通过，在宪法上这也是其截止时间。阿斯奎斯给予阿尔斯特6年的时间进行选择，但是这被阿尔斯特的统一派驳回了，他的领导人爱德华·卡森爵士宣称：“我们不想被判死刑，尽管是缓期6年执行。”7月末，国王在白金汉宫召开了跨党派的座谈会，但最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谈判失败。精神高度紧张的不列颠军队在都柏林向抗议的人群开枪射击，打死了三个人。这里似乎已经变成内战的舞台了。 38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被以多样性的方式呈现于丘吉尔的回忆录之中。7月24日，内阁仍然在讨论阿尔斯特的其他问题，其注意力仍然集中于弗马纳郡和蒂龙泥泞的偏僻小路上，整个下午内阁都忙于讨论这一问题。会议结束的时候，外交部部长爱德华·格雷子爵宣读了他刚刚收到的一个信笺，丘吉尔回忆道，“在我的思维刚刚从漫长的、乏味的和令人困惑的争论中摆脱出来的时候”， 格雷说了好几分钟。这个信笺是维也纳就萨拉热窝事件对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丘吉尔用一贯的不屈的话语写道：“弗马纳郡和蒂龙的问题很快消退于爱尔兰的薄雾之中，但是突然一束奇怪的光穿过薄雾透出光亮，而且通过可以感知到的层面，在欧洲的地图上起起伏伏地闪耀。” 39

战争的爆发重塑了国内政治。1914年9月，自由党政府仍然强制性地把爱尔兰的地方自治写进了法令全书，与之并行的还包括不在威尔士修建新教教堂，但是这两个法案的实施在战争期间都暂停了。由于战争造成的压力，苏格兰的地方自治法案没有能够在下议院第三次宣读的机会。1915年5月，阿斯奎斯与自由党统一派和工党代表达成联合，这相当于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政治休战，这在一年之前政治对立形成的怨恨氛围之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同时，这种联合也为大卫·劳合·乔治在1916年12月建立真正的民族统一的联合政府铺平了道路。 40 因此，丘吉尔的如意算盘真的戏剧化地实现了，一旦战争爆发，爱尔兰的地图以及英国国民性的危机都会发生转变，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海峡那边去了。

英国内阁中诸如丘吉尔的强硬派毫不犹豫地认为，英国必须介入欧洲大陆的冲突。德国对于奥匈帝国的支持，很快使得奥匈帝国发动了一场针对法俄同盟的先发制人的战争，而这很容易威胁到英国靠近海峡的港口，并且破坏欧洲的权力均衡状态。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重复的战争，是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战争的重复，自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以来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之后的重复。但是自由党也因此深陷于分裂之中，对于它的大部分成员来说，平衡是在8月4日英国宣战那天被打破的，这一天，德国通过比利时入侵了法国，而根据条约，比利时的中立是英国应该加以保护的，它也向英国提出了请求。于是“小小的比利时”成为意识形态上的一个重要标记。德国军队悍然入侵了一个中立的国家，并且公然嘲弄士兵与平民之间的界限，烧毁了设在鲁汶的大学城，炮击兰斯大教堂。在1914年德国发动的侵略行动中，大约6500名比利时和法国的平民被无辜地残酷杀害了。 41

战争爆发的开始几周的公开报道和发表的图片严重影响了英国公众的情绪。《伦敦新闻》的报道说：“比利时的牛津被像匈奴一样野蛮的德国人烧毁了。”《每日邮报》则以《鲁汶的大屠杀》为题对德国的侵略行为进行了报道。到了秋季的时候，人们真的害怕德国的恐怖行为会跨越英吉利海峡而蔓延过来。居住在埃塞克斯的居民们一直在挖战壕，试图以此抵御可能的入侵。斯卡波罗、哈特尔普尔和其他东部沿岸的城镇遭到德国战舰的炮轰，造成了妇女和儿童的死亡。德国的国际形象成为“婴儿杀手”（丘吉尔语），特别是1915年5月“卢西塔尼亚”号邮轮被炸沉事件，造成近1200人死亡，使得德国的这一形象进一步被固化。在面对德国人匈奴式的军国主义和野蛮暴力的时候，人们认为英国代表着自由和文明。在英国，人们普遍相信，战争的理由是基于道德问题，而不是基于国家利益。我们在之后的论述中将看到，这样的认识对1918年以后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2

劳合·乔治是这种民族主义精神的经典例证。他成长于卡那封郡的乡村，讲威尔士语言，他敏锐的头脑和辩才最初主要是面对威尔士的异教徒，攻击圣公会教堂的特权。尽管他与青年威尔士党一起，认为威尔士被当作了“撒克逊家族里的黑鬼”。当他在1890年以自由党人身份进入下议院的时候，只有27岁，他主张全面的地方自治。作为英国在南非发动布尔战争的批评者，他宣称“这种耻辱将永远与大英帝国的名字捆绑在一起”，并且建议在战争结束之后，荷兰的移民者应该被赋予“全面的地方自治权”，他的立场使他在当时声名狼藉。劳合·乔治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或者反帝国主义者，他对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深信不疑，但是在1914年，七月危机全面展开的时候，他的愿望是对战争应该置身事外。然而，他的立场在8月份发生了转变。8月3日，他告诉他的妻子：“如果作为一个小国的比利时遭到了德国的攻击，我所有的传统观念与偏见都将在战争中经受洗礼。” 43

事实上，劳合·乔治与妻子的谈话发生在他公开表态之前的几个星期，这一方面是受制于他的身份，当时他担任内阁的财政大臣，而且战争爆发之后，英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这也出于他个人的忧虑。他最终的表态是在9月19日，就像他自己说的，“感觉一切都即将面临执行的状况”。他在伦敦的女王大厅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表明了战争的道义原因，而且充分发挥了他年轻时作为牧师的充满热情和流利的演讲才能。德国总理认为与比利时的条约只是一些废纸片。这使劳合·乔治想起了一磅的纸币，是他刚为防止金币运行而推出的。“那只是一堆纸片，”他讲道，“但是对于大英帝国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大英帝国的整体信誉。”他对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抵抗称赞不已，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和威尔士类似，“虽然地方很小”，但是却能够为自由而战，而且敢于反对像路霸一样在欧洲横冲直撞的普鲁士容克。他对听众宣称，“这是一场把欧洲从军事等级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伟大战争”“它正在把整个世界沉浸在流血和死亡的阴影中”。 44

劳合·乔治的观点代表了整个英国数百万人的观点。席卷全国的爱国热情是这场战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但当这种热情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不断膨胀的时候，仍然再度导致了政治上的激烈争论。然而，战争爆发之前，由于议会政治引爆的国家问题（这在20世纪早期的欧洲十分普遍），现在却归于平静了。或者说，种族的民族主义现在被纳入公民的民族主义之中，因为这场冲突使得英国的价值观转向反对新的来势汹汹的他者——军国主义的德国。

在威尔士地区，对新教教堂的解散和剥夺，满足了民族主义者的主要需求，同时劳合·乔治在1916年晋升为首相，也证明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一样可以抵达英国政治的顶峰。用威尔士语言发行的报纸全部拥护战争，其中许多报道都在宣扬历史学家肯尼斯·摩根所描述的“粗鲁的反日耳曼的种族主义”，战争同时促使了矿业、工厂和南威尔士港口行业的复兴。 45

在苏格兰，煤炭、钢铁和造船业也开始繁荣起来。到1916年的时候，英国黄麻纤维的生产基地敦提市每个月麻袋的产量是600万条，以供应布置在西线的战壕。面对战争，一位制造商欢呼雀跃，认为战争已经把黄麻纤维转化成了“缕缕的金线” 46 。在这样的战争收益中，苏格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按照人口比例来算，苏格兰拥有整个英国最高的志愿军队比例，在战争中，1/6的士兵来自苏格兰，因此死亡率也是最高的。格拉斯哥市曾经骄傲地宣称自己创下了战争贷款的最高纪录，在1918年1月，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为坦克研发贷款1400万英镑，打破了先前伦敦创立的每周350万英镑的纪录。苏格兰对于大战的热衷很难解释，也许是它历史上战争传统的一种反映，以及高地人和低地人军事竞争传统的反映。但是很明显，在大英帝国的战争付出中，苏格兰的骄傲能够得以充分地表达出来，而且也能够充分地融入英国的战争努力之中。 47

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伴随战争而来的是战后的经济衰退，并导致了非常紧张的社会和政治形势。但是，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说明的一样，这些问题被看作是阶级的问题，而不是民族的问题。作为苏格兰国民党前身的苏格兰国家党，创立于1928年，是在威尔士民族党建立三年之后成立的，但是这两个党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如果没有战争的爆发，关于苏格兰实施地方自治的某些条款早在1920年就被写入法令书中了”，这样的假设是具有其合理性的。而对德战争加强了苏格兰和威尔士作为英国国民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由于1939—1945年更为残酷的斗争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德国已经不再是威胁的时候，英国作为可怕的他者的身份才开始浮现出来，于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开始复活，并演变为非常严重的政治运动。 48

但是，爱尔兰的状况还是有所不同的。1914—1918年的战争对于爱尔兰产生了广泛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导致了民族独立战争和内战，并且留下了深深的、持久的伤痕。

1914年的时候，事情看起来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正如丘吉尔所说，英国对德国宣战对爱尔兰起到了一定的安抚作用。爱尔兰议会党的领导者约翰·雷蒙德，是一位立场坚定的统一派，他追求的是在英帝国范围内的最终的统治地位，而不是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那样的地位。虽然雷蒙德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作为爱尔兰人，他是比较包容的，认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应该具有同等的地位，而且也没有陷入盖尔人复兴的观念之中。雷蒙德身材健硕，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大战的爆发以及英国人从地方自治立场的后退对他影响非常大。1914年9月，他为英国政府动员了大量的爱尔兰志愿者作为战争的人力资源，“这些人力不仅仅可以在爱尔兰使用，而且可以投入到战线延伸到的任何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策略，也是在模仿欧洲大陆上某些民族运动领导人的行为，希望通过为宗主国奋力而战来为自己赢得更大程度的自治权。当然，雷蒙德也坚信，英国正在为文明而战，进而在从事反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斗争。对他而言，地方自治法案的通过和为比利时而战，显示出英国这只金钱豹的斑点已经改变了，现在它是为弱小民族的自由挺身而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践踏他们，就像15年前在南非发动的布尔战争一样。雷蒙德也希望，如果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能够并肩作战，而不是相互对立，“那么他们在战场的联合也会导致他们在家乡的联合”，所以“他们的鲜血也许会成为把爱尔兰凝结为一个民族的印章”。至于那些认为应该乘此机会与英国决裂的持不同政见者，雷蒙德认为他们是“没有明确政策，没有领导人的”“孤独的怪人”，认为“爱尔兰的未来不能指望这样一些人”，于是把他们都免职了。 49

如果战争很快就结束了的话，雷蒙德的观点可能就被证明是正确的。爱尔兰人在1914年秋季志愿参军的比例高于英国其他地区，如英国西南部和东盎格利亚。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延长，牺牲越来越多，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中征兵越来越困难，雷蒙德所下的赌注看起来也更像是对爱尔兰的背叛。“我们拥有的地方自治看起来更像是法令书的装饰，”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此说道，“我们每天清晨都在刷洗这一蜘蛛网。” 50 在这个政治的危急关头，雷蒙德也无计可施。1915年5月，阿斯奎斯建立了一个联合内阁，并把最顽固的敌人包括波纳·劳和爱德华·卡森都吸纳进来。他也给雷蒙德提供了一个职位，但条件是要与爱尔兰议会党的政策保持一致，雷蒙德拒绝了，他因而也丧失了任何发挥平衡的影响的机会。

随后，1916年4月，“孤独的怪人”们抽掉了他最后的根基，他们发动的复活节起义是为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复活所做的最后努力。理论上，这一起义的领导者是帕特里克·皮尔斯。他个子很高，威风凛凛，擅长演讲，经常穿着黑色的衣服，是盖尔人复兴的狂热倡导者。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把他描绘成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好像是被打了自我牺牲的迷魂针一样。皮尔斯的一些同事认为起义是非常危险的军事行动。例如，约瑟夫·普伦斯特坚持认为，如果德国人的春季攻势成功地击溃了英国军队，在英国被迫寻求和平之后 51 ，那么起义可以坚持三个月。但是事实上，整个的运作都是堂·吉诃德式的，很多方面都被搞得一团糟。从德国运来的重型武器在半路上就被英国拦截了，起义的部署从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天又推到第二天，行动陷于一片混乱。而且起义也没有重点突出地对要塞实施进攻，比如防守非常薄弱的都柏林城堡。起义者把总部设在总邮政局，在那里宣布了爱尔兰共和国的成立。他们的行动在都柏林之外鲜有支持。起义的第二个周末，英国军队就重新控制了这座城市，大约有60名叛乱者被杀死，还有130名军人及警察、300名平民死于这场起义，他们主要是死于双方的交火过程中。 52

从欧洲人的视野审视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们，他们依赖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努力是比较正常的选择，就像毕苏斯基在波兰所做的那样。真正使得都柏林在1916年独树一帜的是，它是在战争进行到最高峰的时候，发动了一场反对现任政府的起义。 53 爱尔兰最初的反应是困惑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一些嫁给英国军人的当地女性，感到非常困惑不解，为什么她们不能再到被包围的邮局中领取“分居津贴”了。当然也有人非常钦佩叛乱者的勇气。一位雷蒙德派的牧师在基尔肯尼写道，“贫穷的、愚蠢的年轻人们进行了一场目的纯净而且非常勇敢的斗争”，“所以在每个真正的爱尔兰人的心目中，对他们的同情将永存于记忆之中”。 54 在英国军队指挥官残忍地对待被抓进监狱的这些人的时候，这种钦佩很快转换为强烈的愤慨。而这些英国指挥官完全是依靠自己坚持了数个星期，直到阿斯奎斯的地位彻底得以巩固。根据颁布的临时戒严法，3000人被逮捕，90人被宣判死刑，15人被执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起义中只是小人物。詹姆斯·康纳利是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在战争中身负重伤，大约没有几天活头了。但是死刑执行却来得更早一些。他已经没有办法站在行刑队前面了，是被绑在椅子上执行的枪决。这种执行方式使这些“愚蠢的年轻人”成为民族的烈士，被授予纪念性的徽章以及圣像性质的照片。都柏林的断壁残垣无论在文字中还是图片中都经常被与伊普尔遭受的破坏相提并论，皮尔斯自杀性的起义成为了事实。

最终，阿斯奎斯抓住了这场灾难提供的重要机会，决定趁机把1914年的地方自治法案付诸实践，他让劳合·乔治主持这场谈判。劳合·乔治意识到了英国对美国军需品和贷款的依赖在不断增加，担心一旦爱尔兰的自由问题得不到解决，爱尔兰裔的美国人游说集团会把“丢脸的和平强加给英国”。但是他们更为担忧的是强硬的统一派会从联合内阁中辞职。最危急的时刻出现在1916年7月，也就是把阿尔斯特从地方自治的范畴中排除之后。雷蒙德最多只能忍受暂时的排外主义，但是强硬派诸如兰斯多恩勋爵坚持那必须是长期的政策，最终，劳合·乔治和阿斯奎斯都不愿意打击统一派的愿望，这将进一步削弱雷蒙德在爱尔兰的地位。 55

这些政治家之所以如此谨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谈判与英国在索姆河发动的宏大战役在时间上是基本吻合的。在蒂耶普瓦尔山脊的山坡上，另一场流血的画面也在展开，这与复活节起义不同，但是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7月1日阿尔斯特的第三十六师在对德军阵地的进攻中，损失了它1.5万名士兵中1/3，包括被杀死的、受伤的和失踪的人员。死亡人口中的多数是1914年的阿尔斯特的志愿兵。根据旧历，7月1日是1690年博伊奈战役的纪念日，这也是效忠于阿尔斯特的人一直隆重纪念的日子，是他们打败天主教法国的日子。当第三十六师投入战斗之前，士兵们喝着醉人的鸡尾酒，并且不断地祈祷，唱着赞美诗，许多官员戴着奥兰治秩序组织（Orange Order,一个新教组织）的肩带。统一派谴责阿尔斯特师的所谓为了文明的自我牺牲精神（包括四位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认为他们在都柏林的罪行是类似于犹大的背叛。因此1916年，无论对于民族主义者还是统一派来说，都是流血牺牲的一年。但是，与雷蒙德的愿望相反，流血事件进一步固化了他们的分裂。复活节起义和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对于敌对的双方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天。

对于许多的爱尔兰人来说，英国镇压都柏林起义暴露了历史中人性固有的罪恶，而且与雷蒙德设想的相反，英帝国仍然会对弱小民族肆意践踏。“一切都变了，完完全全地变了，”叶芝在他的诗歌《1916年的复活节》中写道，“恐怖的美丽诞生了。”第十六爱尔兰师军官托马斯·凯特尔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雷蒙德主义者，他悲观地写道，皮尔斯和他的同僚们“将以英雄和烈士的身份载入史册；而我如果能够载入史册的话，我的形象也将是血腥的英国官员”。凯特尔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律师和作家，1916年9月，他战死在索姆河战场。 56 1917年6月，约翰·雷蒙德的非常有个性和魅力的兄弟威利，第十六爱尔兰师的陆军少校，在梅西纳地区率领他的部属发动进攻的时候战死了，年仅50多岁。威利一直坚信，战争中的流血牺牲能够愈合爱尔兰的伤口，阿尔斯特师团也确实为他的葬礼组建了一个仪仗队。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1917年，在补缺的选举中，重新焕发活力的新芬党击败了爱尔兰议会党。其中的一个获胜者就是埃蒙·德·瓦勒拉，是在复活节的那个星期中幸存下来的最高级的指挥官，他赢得了雷蒙德空出来的位置。德·瓦勒拉在复活节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是，就像毕苏斯基在波兰一样，他的声望主要靠他被监禁于帝国监狱的经历，1917年，他被选为新芬党的领袖。对于爱尔兰问题的解决方案，那种匈牙利模式的讨论已经不被认可了，也就是同一个君主，分立的议会。新芬党要求的是爱尔兰共和国的完全独立地位。

1918年4月，危机严重升级，当时的英国政府正因为德国发动的强大攻势而非常紧张，决定把1916年在英格兰地域内实施的征兵法扩展到爱尔兰地区。英国在都柏林的统治当局认为这与其民族主义的观点相背离。军队的指挥官宣称，“我们也可以征募德国人”，“这将是爱尔兰的损失”。但是议会仍然要使英国民众坚信，战争的负担是公平分配的。爱尔兰议会党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里占有席位，它声称自己能够保护爱尔兰的利益，而新征兵法的通过将扯下它身上信誉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57 罢工和抗议浪潮迅速席卷整个爱尔兰，大多数的新芬党领导人也结束了其监狱生涯，甚至天主教的主教也公开反对征兵。尽管最后西线的危机减弱了，爱尔兰的征兵也从来没有被严格地执行过，但是政治上造成的损害是无法修复的。在1918年12月的民意调查中，爱尔兰议会党的国会议员只保留了7个席位。新芬党则赢得了爱尔兰105个席位中的73个，但是他们却拒绝接受这些席位。相反，他们在都柏林召集了革命议会，并在1919年1月21日宣称建立爱尔兰共和国，那时巴黎和会刚刚召开。新芬党援引欧洲的例证表达自己的愿望，坚持认为爱尔兰应该与波兰和芬兰这些历史上存在过的，现在重新恢复独立地位的国家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是和平的缔造者并不准备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内实施自治权。爱尔兰的一位民族主义者抱怨道：“会议召开之前，黑色人种也好，黄色人种也罢，各种肤色和种族的人在会议前都能够听到呼声，唯独爱尔兰不行。” 58

由此看来，爱尔兰的独立，和东欧国家不一样，它不是在和平会议上赢得的独立，而是在战场上，是通过持续了两年半的激烈的反对英国的游击战赢得的。新建立的爱尔兰共和军，通过暴力的和恐怖的手段逐渐从根基上破坏了英国在爱尔兰的行政机构——税收系统、陪审团系统以及皇家爱尔兰警卫队，后者是当时最大的天主教警备力量，部署在爱尔兰的绝大部分地区。英国政府动用了由前军士兵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支持英国军队和皇家爱尔兰警卫队，包括爱尔兰王室警吏团，以及其预备队。爱尔兰王室警吏团（直译为黑色和黄棕色，“The Black and Tans”），是因为他们最初穿的制服颜色而得名的，总共大约有9000名成员，全部由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组成。一位皇家爱尔兰警卫队的退伍军人回忆说：“他们非常粗鲁，全是一群目光短浅的并且爱酗酒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在爱尔兰服役是战争的一种延续，爱尔兰王室警吏团的一位成员回忆说：“工作同样地低贱，都是在战壕里来来往往。”但是这次的敌人有所不同，以前的敌人来自西线，但是这次的敌人则隐藏在暗处，非常难以捉摸，往往是披着平民的外衣，所以这个准军事组织把所有的爱尔兰人都视为潜在的敌人。 59

皇家爱尔兰警卫预备队被认为是英国的精英部队，招募的都是以前的军官，包括三名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但该部队共有2200人左右，情况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在一次枪战之后，一位军队的高级指挥官注意到：“他们都害怕、紧张，因而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他们从事着和在法国战壕一样的工作。在这种背景下，你不能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但是他们确实不适合当警察，但是预备队是不是都这样呢？”在一次关于性格的检测记录中显示，预备队是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的避难所，学生们不上大学而成为杀手，工人阶级因为在战时有可能当官员和得到绅士的地位而迷失了方向。因为1914—1918年的战争，孩子们失去了正常的童年，导致他们个性扭曲。他们只有依靠穿着卡其色的制服，屁股上挂着韦伯利·455in的转轮手枪，才会精神上觉得安心，进而保持外在的稳定状态。 60

在爱尔兰共和军里面，很多人都是非常残忍的前英军士兵，例如，汤姆·巴尔是前皇家燧发枪团的中士，他在1915年宣称：“我不会因为要拯救比利时和其他弱小民族的请求而去战斗，我参加战争没有别的原因，我只是想见识一下战争是什么模样，去得到一支枪，去看看其他的国家，去体会成年人的感觉。”巴尔性格善变，而且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把自己的军队训练成专门执行爱尔兰共和军中最冷血残酷任务的部分。1917—1923年，他杀死了700个人，其中1/3是平民——从来没有卷入过任何的警察和游击事件之中。“政治的角斗场竟然变成了人间地狱，到处都是杀手和受害者，失踪事件、屠杀和午夜的行刑十分普遍，子弹随时有可能打在后脑，尸体遍布田野和沟渠。” 61

1920年11月，英国颁布了戒严法令，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实施。这是一种宣传上的乌龙球，有点像复活节起义之后的处决执行。冲突在那年冬天升级，但是大多数的伤亡不是来自敌对双方的直接冲突，而是出自伏击和令人惊愕的突然袭击。这是一场肮脏的恐怖与反恐怖的战争。丘吉尔当时担任陆军大臣，批准了对此状况实施的报复性政策。丘吉尔的妻子是一位非常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也对这种“粗暴的、铁腕的、匈奴式的野蛮手段”进行了谴责。 62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倾向性的阶段，英国当局使用了在欧洲大陆没有受到处罚的手段，包括准军事武装的雇佣兵，这让人想起德国自由军团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所作所为。英国的戒严法令从来没有在不列颠实行过，但是在爱尔兰却执行得很严格（1798年、1803年、1916年和1920年），同样它在殖民地执行过，这也标志着英国对于爱尔兰问题的潜在的态度。 63

这一政策损害了英国的国际形象，在爱尔兰也遭到了失败的命运，这些因素迫使劳合·乔治将国内政策彻底转向，政府被迫接受停火这一事实，最终在1921年12月签订了《英爱条约》。这同时也意味着英国的统治地位将由26个郡分享，它们获得了和英帝国境内白人精英一样的地位，就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一样，只在外交和防务政策方面隶属于英帝国。支持条约的爱尔兰人务实地认为这是走向完全独立的良好开端，但是许多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认为矛盾仍然不可调和，因为条约“既没有创建一个统一的爱尔兰，也没有建立起共和国”，而且还要求他们宣誓效忠他们仇恨的英国王室。条约产生的对立是不可弥补的，在1922年6月导致了长达10个月的内战，而内战中爱尔兰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在与英国的冲突中死亡的人数。据估计，大约有1500~2000人被杀死，其中77名主张爱尔兰建立共和制的人被拥护条约的一派残忍地杀死了。这里虽然有原则之争，但是也有不少的个人动机：私人的恩怨与仇恨，拉帮结派的对抗，以及年轻人反对被他们的父辈、牧师和资本家主导的社会。内战“导致爱尔兰的历史陷于停顿，导致政党、利益群体甚至家庭的分化，并且为最终的政治分裂创造了理论依据” 64 。历史上，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后，紧接着又爆发内战，这种状况是非常罕见的。1914—1918年之后在欧洲唯一的例证就是芬兰，而且那场冲突也留下了长久的伤痕。爱尔兰在大战中的经历与东欧国家的经历有相似的地方。 65

在阿尔斯特，也有与欧洲大陆相似的地方，有6个郡脱离了爱尔兰自由邦，留在了联合王国之内，拥有自己的地方自治议会。英国政府希望这种分离是一个制冷装置，最终将建立整个爱尔兰的议会，但是民族主义者坚持整个爱尔兰的独立地位，他们认为这是权宜之计，没想到最后却僵化为长期的现实。新政府的资金由不列颠提供，它4/5的收入来自伦敦的财政部。早在1914年，如何划分界线就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弗马纳郡和蒂龙这样天主教徒居住的地区，根据条约成立的边界委员会巡视了有争议的地区，就像巴黎和平会议的参与者那样仅仅在诸如泰斯辰那样的热点地区进行调查。但最终的结果是，爱尔兰妥协了，在1925年接受了已经存在的边界现状。

阿尔斯特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接受分裂的现实，但是新成立的北爱尔兰这一小国仍然反对他们。1920年，根据爱尔兰法案成立的政府决定推行比例代表制，以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这确实产生了一些影响，例如，在1925年的普选之中，英国政府认可的统一派在总共拥有的52个威斯敏斯特国会席位中，由40个议席下降到32个议席。但是民族主义者们抵制阿尔斯特拥有自己的议会，这也使得统一派轻易地废除了比例代表制，这种废弃先是体现在地方议会，随后又推广到联合王国议会。伦敦担心阿尔斯特政府下台会引发新的危机，统一派也重新划分了选区以更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攻击调查委员会以模糊不清的地图为依据，并且还相信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制造出来的假的统计数据。以贝尔法斯特地区为例，统一派的选区每个都不超过两万名选民，但是民族主义者则被聚集到超过3万人的巨型选区。天主教徒基本被排除在警察和其他公共服务系统之外，这些都是在詹姆斯·克雷格的眼皮底下公然进行的，他当时是操纵阿尔斯特政局的人。当南部开始成为所谓的“天主教邦”的时候，教堂的特殊地位被记入了宪法，克雷格自称“我们是一个新教的议会，新教的国家”。 66

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分裂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其根源在于，17世纪的时候苏格兰的新教徒移居到东北部爱尔兰天主教地区。在爱尔兰的其他地区，英国公民性从来没有得到认同，早在1914年之前，关于分离的讨论就开始了。而复活节起义和征兵危机确实巩固了已经存在的分裂状态，并且把关于地方自治的争论转变为争取独立的流血战争，从而出现了关于分裂的僵局状态。克雷格的阿尔斯特让人联想到马萨里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即一个种族宗教的团体限制少数民族的权利以保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胜利的英国已经无力阻止爱尔兰的独立，但是它确实也在保护新教的统一派的地位，虽然这也为后来遗留下了大量的难题。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大英帝国在1918年如果失败的话，情形又会怎么样？也许阿尔斯特的新教徒会进入一个最恐怖的梦魇，在统一的爱尔兰国家里，他们会沦为二等公民，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一样。这种假设也许毫无意义，但是它再次提醒我们为什么一战是“爱尔兰在20世纪唯一最重要的、最核心的经历”。 67

因此，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变成了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不列颠看起来比1914年以前更加统一了，但是北爱尔兰成为英国国民性最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更加独立的，而且充满敌意的爱尔兰。

1921年之后，不列颠的英国公众所做的非常重要的选择就是忽略爱尔兰问题，他们更愿意把英国在1914—1918年的经历与欧洲大陆进行对比。除了1914年年底的恐慌，英国从来没有被入侵过，或者面临严峻的入侵威胁（这和1940年不同）。英国也确实是唯一一个国内平民免于战火的国家。来自德国发动的海上和空中的轰炸，包括臭名昭著的对伦敦的突袭，给英国造成了1266人的死亡（1939—1945年，数字是60595人）。 68 但是，在东欧地区，波兰、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都成为杀人战场，塞尔维亚15~49岁的1/4的成年男子死于战火，是在交战国中情况最糟糕的。即使是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英国胜利的盟友，也不得不在本土作战，法国东北部遭到了毁坏，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所有的岛屿都是属于意大利的，这种尝试也失败了，并且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德国本土没有遭遇入侵，但战争结束后，协约国的军队占领了莱茵兰地区，法国拿回了1870—1871年战争所丧失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

然而，英国对战斗的免疫也有一个相对潜在的麻烦。法国死亡人数是130万人（大约占15~49岁成年男子的13%），但这种牺牲可以通过领土获得公平的补偿，英国和爱尔兰的死亡总数是72.3万（约占15~49岁成年男子的6%），然而在公众的意识中这种牺牲没有任何明确的国家层面的目标，只是强化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如文明的价值、战争的根除等。当这些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持续发酵的时候，人们开始质疑战争牺牲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看到这种质疑如何在1939—1945年之后被进一步强化，并且它作为一场民族幸存下来的真正的战争被深深地刻进民族记忆之中，而且是在牺牲了大约一半的人的生命的基础上的民族记忆。

只有一个交战国比英国更超然于战争，那就是美国，它距离欧洲战场3000英里。尽管有470万美国人被动员起来，其中一半被派往欧洲，但是美国军队投入战斗不到6个月。在这段非常短暂的时间里，它人员的损失如果按照比例计算的话，堪比凡尔登和索姆河。美军指挥官约翰·潘兴认为美军的模式是“公开的战争”，他认为凭借以来福枪和刺刀为武器的出色的美国步兵，就能够突破法国和英国部队未能突破的战线。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1918年10月的默兹—阿尔贡战役中，整整一个美国师团都被德国的反攻打垮；另外5000人甚至在没有抵达前线的时候就被猛烈的炮火所击败；还有1/3的力量攻击了1.2万人，仅剩2000人安全归来。德国的进攻模式是步兵、炮兵、坦克和飞机的密切配合，在潘兴领教他的盟友早已经领略过的德军威力之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的部队中已经有2.6万人死于战场。这种大屠杀比美国内战中的夏伊洛战役、安提塔姆战役、葛底斯堡战役和冷港战役加在一起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对潘兴而言，非常幸运的一点是，如此重大的伤亡在国内并没有真正报道出来，这主要归功于美国严格的军事审查制度，迫使记者们对于伤亡数字保持了“极端冷静”的态度，这一点与英国在索姆河战役之后的命运不同。美国当时报纸的头条主要报道的是即将签署的和平协定的问题。 69 所以，尽管美国的一战经历与英国一样血腥，但是它持续的时间要短得多。结果是，官方统计的死亡总数是116516人（约占15~49岁成年男子的0.4%）。即便是这个数字也是有误导性的，因为死于战争的人只有53402人，大多数的步兵死于大流感，而不是德国人的子弹，并且有一半的流感受害者是死在美国本土的。 70

对于美国人来说，一战主要是“精神上的事情” 71 ，当时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民族认同感的问题。许多美国人认为民族主义是他国存在的缺点，一些学者甚至在他们关于“主义”的分析中自动跳过了美国。 72 的确，美国展示出来的是公民民族主义的形式，这有点类似于英国，但是却也有扭曲的地方。它的民族性的本质存在不是建立在同一种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国内价值理念的基础上，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美国人就是“那些希望成为美国人的人”。 73 这些价值观念（简而言之就是“自由”）是从英国移植到美国殖民地的，然后通过民主的扩展进一步政治化，到1830年的时候，把所有的白人男子都纳入其中，这比欧洲要早得多。虽然这些观念主要来源于英国，但确实是美国人在反对英国的疯狂斗争中开始大声宣扬出来的，而且这也是两次独立战争（1776—1783年和1812—1814年）的原因之一。19世纪，美国开始成为移民国家，其移民主要来自整个欧洲大陆。但是美国公民权的核心仍然是这些民主自由的观念，而且仍然使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

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并不是一个像英国和法国那样的统一国家，而是松散的联邦政体。在它成立之后的前80年之中，因为分离力量的存在而十分脆弱，在如此号称自由的土地上使用种族的奴隶制度更令其蒙羞。这种紧张关系在1861—1865年的内战中达到了高峰。南部声称其在从事一场类似于1776年的独立战争，按照后来威尔逊的说法，也就是在追求自决权。北方的最初目标是阻止南方的分离，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化，对北方而言，战争演化为一场解放奴隶的斗争。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重申，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现在正在进行一场自由的新生运动，以保证“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会在地球上消失”。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应该是整个世界的楷模，这一理念在50年后由威尔逊再度发扬光大。 74

威尔逊的早期生涯是在普林斯顿度过的，他最初是政治学教授，后来成为大学校长，但是他真正的雄心是要步入政坛。在一个民主的时代里，他迷恋于政治领导权的挑战，坚信总统应该倾听公众的呼声，但又不能被公众的情绪左右。坦率地说，他看不起国会的作用，认为这是完全考虑地方利益的狭隘论坛。他偏爱于英国的首相制模式，坚信总统应该被置于前台，特别是在外交领域。威尔逊是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加尔文教塑造了他的思想观念，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先定论理念，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尽管在学术上，他被认为是极端保守的，但他确实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语言极其流畅（经常引用自己的笔记而不是教科书），而且经常迷恋于自己提出的口号。没有比外交更适合威尔逊这种行为模式的领域了。

战争在欧洲爆发之际，威尔逊在深思熟虑之后宣布中立。美国1.05亿人中，超过800万的人出生于德国，或者说他们的父母是德国人。相反，许多在美国的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希望哈布斯堡王朝战败，这样就能够推进他们民族的自由，他们也能够重返家园。“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主要是现在正处于战争中的民族，”威尔逊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一些人希望这一方获胜，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另一方获胜。”所以，介入欧洲战争也可能意味着美国国内的内战，总统并不希望种族的民族主义危及美国最为主要的公民民族主义。他认为这场战争主要是源于旧世界的世仇，缺乏任何的道义性，因此，美国的中立是非常合理的一种选择。有人打趣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值得投入战争”，美国“太傲慢了，不屑于打仗”这种说法都没有被伦敦和巴黎所接受。 75

1917年，德国绝望地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希望实现最后一搏，这迫使威尔逊投入战争，他用公民民族主义的语言解释了他政策的转变。他在4月2日发表的战争声明勾画出了这样一幅图景，“为了民主，世界必须更加安全”（这也许是他最著名的口号），认为和平“应该建立在政治自由的基础之上”。他还坚持认为，主要的敌人是普鲁士独裁统治，而不是德国人民。同样，他对于沙皇制度的坍塌而欢呼，认为这意味着俄国可怕的独裁制度的终结，这种制度曾经压迫了俄国人民的民主天性。因此，威尔逊郑重宣告，美国参战的目标是“为了民主，为了那些饱受独裁统治压抑之人的权利，让他们在本国的政府中能够拥有自己的声音，是为了弱小民族的权利和自由”。 76

简而言之，威尔逊是想用美国模式重新塑造世界。即便考虑到美国特有的种族歧视问题，威尔逊的理念也不能说仅仅是出于自我欺骗的考虑。当威尔逊在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面前谈到她的国家应该怎样对待少数民族之时，她狡猾地回答说，美国总统当然也会意识到美国黑人和日本人问题。 77 但是，经历过一次牺牲达到上千万人的毁灭性的战争之后，威尔逊和大多数美国人都更清醒地看到了欧洲的缺点，而对自己的问题却视而不见。他前往巴黎，地位举足轻重，但事实上他正在踏入一条未知的河流。他是第一个在任期间离开西半球的美国总统，而且他的所有前任都没有如此大规模地介入欧洲的战争。“美国的外交传统没有办法给他提供任何的经验和指引，是他把美国的遗产国际化了。”在巴黎，威尔逊最为重要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国际关系的框架，这种框架建立在国际联盟的基础之上，国联将反映民族主义的现实，但是将调整它们的好战倾向，他坚信，通过这种手段，世界将从无序状态转向一个民主将取得成功的世界。 78

但1919年，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构想与欧洲的现实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他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对此不抱太大希望，他问道：“当总统谈及自决权问题的时候，那是以什么为单位基础呢？”“他的意思是一个种族，一个地理区域，还是一个共同体呢。”兰辛接着警告说，这个词组是“动态的充满复合的概念”，“它可能给从来没有这种意识的人带来希望”，也可能“以成千上万个生命为代价”。1919年，威尔逊非常悲哀地对参议员们说，当他声称“所有的民族都应该享有自决权的时候”，他并没有“关于民族主义存在的任何知识背景，但是民族主义却日复一日地向我们走来”。 79 他也逐步放弃了他关于民主意义的宣讲口号，他不耐烦地对新闻记者说：“我不是为了民主而战，而是为了想要民主的民众。如果他们想得到民主，我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他们实现目标；如果他们不想，那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80

威尔逊也没有真正考虑过国联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国联的构想起源于英国自由主义者，主要是来源于爱德华·格雷。在1914年阻止战争的努力彻底失败以后，这位英国外交大臣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议事论坛，以便国家在开战之前能够坐下来谈一谈。这种非常简单的联盟也是伦敦所希望的一个机构。在这一基础上，威尔逊设计了一座更为复杂的“大厦”，其中的核心体现于国联盟约的第十条。它确定国联的任务是保障所有成员国的安全，“反对危害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外来侵略”。这项原则的实施手段可以包括经济制裁，甚至是军事手段。英法政府都同意了第十条的原则，因为它意味着美国史无前例地投身到全球事务中来。外交部非常担心对“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严格的限定这一条款，尤其是新欧洲的边界问题重重的时候，但是它也没有办法在条约里强力地承诺推进领土调整，因为这似乎是为了和平所需要的东西。威尔逊认为第十条是“整个盟约最关键的一条”，认为这种保证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它非常有力，所以可能都不会走到请求援助的那一步，他不希望他的措辞有一丝一毫的改动。 81

总统毫不妥协的态度成为阻碍条约在参议院通过的一个主要绊脚石，当时参议院主要由他的政治对手共和党所控制。威尔逊坚持认为国联的成员将允许美国重塑世界事务，而且丝毫不会限制到美国的自由，但是共和党参议员没有被威尔逊的能言善辩说服。威尔逊的主要对手是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他并不反对在欧洲承担特殊的责任，例如由英美对法国的安全提供保证，以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德国侵略问题；他反对的是“这个条约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导致美国在任何时候可能都会受制于联盟，无论通过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方式……美国可能被迫卷入处理其他国家的内部冲突，而且还不知道这些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 82 威尔逊十分沮丧，决定赢得公众的支持以间接实现自己的目标，为此，他在美国的领土上掀起了旋风式的旅行演讲，但是这种疯狂的行为最终使他中风瘫痪。美国政府没能让条约获得2/3的参议员的支持，而这是批准和平条约所必需的票数。所以，国联条约虽然生效了，但是却缺乏了这个最强大的战胜国的参与。英国和法国试图让国联运转起来，但却是在它们所不想接受的原则之下运行。这种对于旧世界的新地图的设计和承诺不是在巴黎的沙龙上决定的，而是通过欧洲战场的流血斗争完成的。

面对世界大战爆发的悲剧，威尔逊潜在的信念是，美国必须打破其孤立主义的传统，在重新塑造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他决定把此观念兜售给他的民众，并且强调他是基于原则而非利益才这样做的。这有点类似于英国领导人对民众表述战争的方式，与欧洲大陆的现实处于一种半分离的状态。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理想主义的辞藻与黑暗的现实的冲突。但是威尔逊诱人的演讲表达了美国清晰的公民民族主义的概念，这将回荡于整个20世纪。而最容易引起共鸣的，比“自决权”更为重要的，是“民主”的概念。

第二章　民主

为了民主，必须确保世界的安全。

——伍德罗·威尔逊，1917

为了世界，应该让民主更加安全。 1

——斯坦利·鲍德温，1928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指出，在战争结束之际，伍德罗·威尔逊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被彻底美化了。在人们眼中，他不是一位普通的政治家，而是被当成了弥赛亚式的救世主。 2 1918年12月26日，在去参加巴黎和会的途中，威尔逊路过伦敦，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当天，他与乔治五世一起并肩站在白金汉宫的露台上，对于人们的欢呼，他欣然接受。第二天晚上，他出席了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宴会。宴会十分隆重，有上千位客人参加了这个宴会，他们之中有将军，有政治家，有大使，有大臣，均来自英国和英帝国最重要的领域。他们都穿着正式的上面缀饰着勋章和珠宝的十分华丽的礼服。威尔逊的随行医生注意到，“所有的餐桌用品都是纯金制造的，并且刻有精美的带有王室标志的纹饰”，总价值据说达到1500万英镑。但是宴会最尊贵的客人威尔逊总统却与众不同，他只穿了一身普通的黑色套装，也没有佩戴勋章和任何的配饰。他的答谢词非常简短，也极其冷淡，甚至一句都没有提到英国在打败德国方面发挥的作用。劳合·乔治后来回忆道，威尔逊的讲话“丝毫看不出来友情的成分，或者说在看到从事共同事业的伙伴时的高兴劲儿都没有”。这有点像克伦威尔在观看王子们选美一样，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威尔逊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1918年似乎就是“威尔逊的时代”。 3

威尔逊曾经谈道，为了民主，必须确保世界的安全。但是在一战后，民主已经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1917—1918年战争引发的危机在沙皇俄国点燃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火焰，并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政权形式，而且确实有蔓延到欧洲的可能。对它的反弹则是激起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他于1922年在意大利夺取了政权。到了30年代，得到军队支持的法西斯主义和代表极右势力的独裁政权迅速蔓延到了东欧和中欧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德国以至法国都出现了极左和极右势力两极分化的局面。在当时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蔓延的时代，在大众政治和政治超人流行的时代，民主的自由变异形式看起来似乎已经落后于潮流了。

然而，与这种趋势不同的是，英国保留了自由政体，并调整了它的代表机构，以适应大众政治和阶级政治的形势，英国的政治引进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也使君主政体得以保留。同样重要的是，英国的两党体制仍然十分稳定，而在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的国家或者被一个政党所控制，或者政坛像万花筒一样瞬息万变。甚至爱尔兰都从内战的暴乱局面走出来，建立了稳固的宪政的两党政治。在大西洋的彼岸，无论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没有对美国产生任何的影响，这使得美国的经历与欧洲包括英国都截然不同。

1917年2月，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欧洲最专制的王朝——罗曼诺夫王朝以闪电般的速度被推翻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被沙俄政府驱逐的列宁正流亡瑞士的苏黎世。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妻子大声喊道：“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这太出乎意料了！”著名的俄国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则把沙皇制度的突然崩溃比喻为与“夜间行驶的火车突然发生了碰撞事件”一样令人震惊。 4

二月革命的导火索源于当时极端可怕的粮食短缺危机：1917年年初，由于粮食首先要满足前线的士兵需求，再加上极度恶劣的天气等原因，最终导致了俄国城市的粮食供应链处于瘫痪的境地。受此影响，俄国许多城市因为粮食短缺而引发了大规模的骚动。当然，二月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彼得格勒（这是一个具有德语色彩的名字，在战争时期，因为想去掉这个名字的德国化特征，被称为“圣彼得堡”）这座城市发生的。相比于欧洲的其他城市，彼得格勒是一座极其不寻常的城市。

彼得格勒是欧洲的第五大城市，也是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时期让工人们有苦难言的“血汗工厂”。在这座城市，240万人仍然主要居住在农村。但是这里的工人队伍是比较集中的，70%的工人受雇于人数超过1000人的工厂。即使在美国和德国这样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这种集中程度也是极其罕见的。

由于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战争经济一度处于繁荣状态，而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则生活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极度肮脏的环境之中。平均每间地下室或单人房都居住着3个以上的工人，这一数字是柏林、巴黎的两倍。不仅如此，彼得格勒几乎半数的房间没有净水供应和污水排放设施，大约有1/4的婴儿在不满1岁的时候就夭折了。而富人和特权阶层则对这些工人横眉冷对，充满鄙视。也许你会认为，这是由于主要的工业区维堡与市中心仅隔着涅瓦河，与彼得格勒最主要的繁华街道涅瓦大街以及帝国的宫殿遥遥相望所导致的。但实际上，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也同样是工业中心，但在郊区化更彻底的柏林、巴黎和伦敦，工人们居住的贫民窟距离市中心也只有数英里之遥。 5 同样重要的是，彼得格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塞，大约有30万名士兵驻扎在这里，一位目击者把这一现象比喻成“在火药桶旁边放置了一堆引火的干柴” 6 。正是这些来自农村的士兵的哗变把面包问题引起的骚乱转化成了大范围的革命，他们不仅拒绝向抗议者开枪，而且主动加入到了抗议者的行列。

指挥官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就等于失去了对首都的控制。种种失控行为吓坏了尼古拉二世，迫使他退位。顺位继承人——沙皇的弟弟拒绝接受皇位的诱惑，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退出了历史舞台。仅仅10天，这个王朝就彻底消失了。

沙皇旧秩序的脆弱性可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加以解释。在欧洲国家之中，沙皇俄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它仍然保留着个人专制主义的传统。与父亲亚历山大三世一样，尼古拉二世仍然保留着古老的拜占庭式的传统，即把自己看作民众的父母，认为自己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是整个俄国土地的拥有者。沙皇不仅不信任议会，而且也不信任官僚机构和法律，因为这些机构都束缚着他们家族的统治权力。他顽固地坚守着加冕时，捍卫“专制主义”原则的誓言。作为国家的象征，沙皇因战争的不断升级带来的灾难而备受谴责。当这个王朝在1917年2月分崩离析之际，整个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也彻底被颠覆了。二月革命之后，俄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权力中心，即建立在议会基础上的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的苏维埃，而且也在于这两个权力中心并立的政治僵局所导致的政治的整体瘫痪状态。没有了沙皇，警察、法官、牧师、知识分子、官员和农村的乡绅们似乎都失去了权威，处于一种极其迷茫的状态。

正在这个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列宁看到了机会。与爱森斯坦在电影《十月》10周年纪念的庆祝日中指出的不同，列宁的成功不是大众革命的结果，而是他通过大胆的、小规模政变的形式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其实当时他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同志对革命能否成功是持怀疑态度的。随后的社会革命彻底清除了一切旧秩序残留下来的痕迹，列宁逐渐地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了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手中。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这样写道：“作为专制主义的一种统治形式，布尔什维克政权是纯粹的俄罗斯式的统治，它似乎是沙皇国家的一种镜像。” 7

1917年的俄国革命似乎因此具有了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某些特征。但同时代的人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导致罗曼诺夫王朝倒台的原因是战争动员所引发的危机，当时许多的欧洲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整个欧洲大陆，数以百万计的人应召入伍，到1918年11月，奥匈帝国人口的15%，德意志帝国人口的17%，法国人口的21%都应征入伍。这种兵员的紧张状况是非常普遍的，影响也非常巨大，法国军队在1917年发生了哗变，紧接着，1918年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也发生了哗变。与此同时，另外还有上百万人被迫投身于与战争相关的产业之中，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储备越来越匮乏，工资增长的速度远远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1917—1918年，所有的参战国家都深陷困境，面临着食物、煤炭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的问题，诸如米兰、巴黎和柏林这样的工业中心成为工人极端主义行为的温床。虽然与俄国不同，这些严重的问题在战争期间被暂时地抑制下去了，但是在停战之后，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却直接引发了席卷整个欧洲的罢工和抗议的狂潮。而导致形势更加恶化的是上百万士兵的复员问题，这种复员行动的进行是非常仓促的，因为这些士兵主要受到的是战争暴力的训练，而缺乏其他谋生技能，使他们的就业机会因为战争的消失而变得希望渺茫。 8

因此，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是相似的，而且是惊人的相似。德国1918年发生的革命与俄国的二月革命有明显的共同之处，武装部队的哗变同样是德国革命的催化剂。 9 与俄国革命不同的是，德国军队的这次哗变不是发生在德国的首都，而是由基尔港的水兵起义引发的，在对柏林的政权发起挑战之前，兵变迅速波及了整个德意志北部地区、莱茵兰和德国南部地区。兵变的领导者模仿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建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基尔港起义之后，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德国已经成为社会民主党主导的一个共和国，德国皇帝流亡到了荷兰。1919年1月，德国共产党利用这种危机造成的混乱局面，准备仿照列宁的方式在柏林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的行动被残酷地镇压了，当时，社会党政府主要依赖军队和退伍军人为主的自由军团恢复秩序。但是在这一年的春季，罢工和抗议的狂潮仍然在整个德国蔓延，在巴伐利亚地区甚至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也许德国的其他地区也会建立类似的政权，”小说家托马斯·曼指出，“也许随后协约国的无产阶级也会走上这条道路。” 10

事实上，巴伐利亚共和国仅仅维持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在激烈的巷战中被血腥镇压了。随后，匈牙利的国土上飘起了红旗。这个社会主义政府的建立是贝拉·库恩领导的。一战之前，他是一位立场比较激进的记者，十月革命之后，他的命运与列宁紧紧绑在了一起，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资金资助。事实上，无论贝拉本人还是他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平淡无奇的。在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的眼中，贝拉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人，他“脸部浮肿，面色苍白，嘴唇松垮而潮湿”，“有点像一个经常绷着脸的，反复无常的罪犯”。 11 贝拉进行了疯狂的改革，他把商业国有化，打破了农村中的庄园制度，颁布了禁酒令，在学校里强制推行性别教育。这些改革的结果是，贝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失去了几乎所有人对他的支持。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3月建立，到8月就被罗马尼亚的军队所颠覆，只存在了三个半月的时间。

发生在德国和匈牙利的剧变，虽然时间短暂，但却具有浓浓的警示性。这就意味着，革命不仅仅有可能发生在有庞大亚洲领土的俄国，而且也可能发生在现代欧洲的心脏地带。当时人们对于1918—1919年爆发的全球大流感十分恐慌。他们也同样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非常有害的病毒和瘟疫，并因此试图采取“意识形态领域的围堵政策”。一战后，这种恐慌的心理迅速弥漫到整个欧洲，也包括英国。但是，最后这种担心被证明是多余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并没有在苏维埃俄国以外的领土立足，而且在整个20年代，也只有两个欧洲国家发展起来强大的共产党势力。其中之一是德国共产党，它的势力在1932年11月达到了顶峰，在这次选举中，它得到了全国17%的选票。但是，德国共产党没有抓住这次机会扩展自己的影响，它既没有参加政府，也没有趁机发动革命运动，随即在1933年被希特勒给清洗掉了。20年代的时候，法国共产党大约赢得了法国选民1/10的选票，1936年，这一数字进一步上升到15%。这种突破性的进展主要是因为法国共产党的策略发生了转变。原来法国共产党奉行自我封闭的严格的派系政策，而30年代的人民阵线政府则采取了与其他所有反法西斯政党合作的措施。但是，实际上法国共产党的胜利也反映了法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革命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1870年、1848年，甚至1789年。在欧洲的其他国家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可以和民族主义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12

在这个时间段里，还存在着比共产主义更大的威胁，那就是社会党左翼力量的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右翼势力的反弹。在所有涉及大众民主的大革命中都存在这样的趋势和特征。在法国，自1848年以来，所有的男子都享有投票权；德国男子的普遍投票权开始于1871年；而美国成年男子（仅限于白人男子）的投票权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但是在1918年，参政权在欧洲的扩展速度极具戏剧性的特征。因为工人们在战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对他们工作努力的一种回报，实际上也是对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苏维埃俄国政治模式的一种回应。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地区建立的许多国家都给予了成年男子选举权，意大利和英国也是如此。美国和德国还给予了妇女选举权，英国30岁以上的女性都享有选举权。但是法国和意大利直到二战之后才给予妇女选举权。这些政策主要是在1918年通过制定法案加以实施的，这些变化的结果在英国和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统治精英们害怕工人和妇女会倒向左翼政党，加强它们的力量。

民主不仅仅体现在选举权问题上，它还体现在政府的统治形式上。在德国及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地区，不论选举权问题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议会在政治中几乎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以德意志帝国为例，政府总理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但是在英国和意大利，运作的状态似乎是相反的，这两个国家是议会制政府，有着自由主义的传统，它们的政府需要进行的改组则是为了适应战后扩大的选举权。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国家里，与选举权问题相伴而行的是新诞生的宪法问题。因为当时人们更多地注意到，这一时期是“威尔逊时期”，从而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新独立的民主国家的宪法不是按照美国模式建立起来的，实质上是来自于欧洲的法国模式，换句话说，是弱政府、强议会的模式，政府各部的组成是考虑到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而设立的。在这样的体制之中，政治的稳定性取决于各个竞争政党之间的联合，也取决于对有限的政府权力的熟练运用，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一战后欧洲政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这种新型的大众民主。在欧洲大陆，右翼的力量比左翼的力量影响要大很多。意大利和德国是最具典型性的两个国家。 13 相比较而言，德国的危机更引人关注，这是因为它后来成为另一场大战的发源地。然而，意大利的右翼革命比希特勒早了整整10年的时间，对整个欧洲的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胜利反映了一个严峻的社会事实，即一战造成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分裂态势。1914年8月，一战刚刚爆发的时候，意大利在战争中保持着中立的地位。1915年5月，意大利的少数领导人决定参战，这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个决定甚至都没有和意大利总参谋部进行协商。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在新闻媒体的鼓动和宣扬下，意大利的干涉主义者们向政府疾呼，要求政府收回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的意大利领土，特别是东北部的特伦蒂诺省和的里雅斯特这座城市。激进的干涉主义者们甚至把战争美化为一个自然的选择，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这位以华丽的辞藻而著称的作家，甚至重新改写了“登山宝训”（《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山上所说的话），“上帝将保佑那些如饥似渴追逐荣誉的人，他们的愿望将得到满足”。 14 但是大多数的天主教徒都是温和派，意大利的社会党公开反对战争，这在当时的欧洲是独树一帜的。在1916年和1917年，意大利军队的总指挥路易吉·卡多尔纳将军，指挥他的军队沿着阿尔卑斯山麓的伊松佐河推进，但是这种进攻是徒劳的，当时对军队的控制完全靠野蛮的惩罚和随机的处决。直到1917年10月，在伊松佐河地区进行了第十二次战役——卡波雷托战役，这次战役是因为附近的小镇而得名的。在这次战役中，奥匈帝国的军队因为得到德国突击队的支持战斗力猛增，而参与这场战斗指挥的还有年轻勇猛的埃尔温·隆美尔。他们的进攻令人大吃一惊，在山脊上来回猛烈地发起进攻，把意大利的军队打得晕头转向，意军很快撤回到了30公里之遥的威尼斯城，30万人被关进监狱，35万人逃亡。卡波雷托后来被纳入了意大利语之中，意思就是“一团糟的溃败”。

尽管在战争结束之际，随着奥匈帝国的崩溃，意大利人重新得到了特伦蒂诺的大部分地区，停战给意大利留下的仍然是酸楚的味道。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都用可怕的人力与物力的损失来为自己的反战行为进行辩护，但是军方和右翼势力则为此对他们不断进行指责，认为他们是“红色的和黑色的失败主义者”。1918年10月，墨索里尼已经谴责他们是“罪恶的一家”，“使这个民族不断倒退和衰败”。 15 同时，意大利在战争中的死亡总数高达60万人，这刺激意大利人提出了过分的要求，他们要求得到阜姆这个城市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大部分领土区域，以作为对意大利“残缺的胜利”的一种补偿。1919年9月，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又赢得了一个新的荣誉称号，他被誉为“勇猛的战士”，决定自己主导事情的发展态势。他带着2000人组成的军团前往阜姆，公开占领这座城市长达15个月。他的这一在国际舞台上臭名昭著的挑战行为更加暴露了意大利国家的脆弱。

意大利传统的统治阶层，也是自由主义的政客们试图再次打起民主这张牌，但是这种尝试却是徒劳无益的。1918年12月，为了拉拢军队，他们承认了男子的普遍选举权。第二年夏天，他们引进了比例选举制，试图拉拢天主教党派和社会党，从而达到清除极权主义的目的。但是这两种努力都失败了，1919—1920年，意大利的政治形势被称为“红色的两年”，托斯卡纳和波河谷地区都爆发了剧烈的佃农起义，同时，西北部由米兰、热那亚和都灵组成的工业三角区的罢工也是此起彼伏。1919年的11月选举是意大利最公开的一次选举，新产生的议会由两个新的群众性政党所控制，一个是意大利社会党，控制了1/5的选票，另一个是意大利天主教人民党，控制了1/3的选票。因此，任何自由派政客组成的政府必须得到其中一个政党的支持。但是意大利社会党被认为（至少从名称上看是如此）具有发动革命的倾向，而天主教人民党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具有不稳定和缺少政治经验的特征，因此，他们在内阁都没有参与很长的时间。

意大利的政府本应在制约左派上发挥领导性的作用，就像后来的德国一样，然而事实上，这一角色却被准军事的武装组织所扮演了。与德国的自由军团相对应的组织是“战斗的法西斯”这一组织，主要成员是退伍军人，当然也包括激进的学生们，这个组织的头目就是前社会党报的主编贝尼托·墨索里尼。1920年夏天，他的武装组织进入了社会党势力强大的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殴打当地的工会会员，恢复地主的权力，支持中产阶级。为了把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纳入到传统的政坛之中，在1921年5月的选举中，自由派政客乔瓦尼·乔利蒂把法西斯政党纳入了他的国家统治集团，此举使墨索里尼获得了更高的政治荣誉。1921年，墨索里尼把政党改名为“国家法西斯党”（PNF），这个政党仍然保留了武装组织，而且这个武装组织再也不会受到警察的限制了。于是国家法西斯党有了双重的定位，它既是一个参与议会政治的“政治性党派”，同时还是一个使用武力的“军事组织”。 16 正是受益于这种双重的身份，墨索里尼才能最终在1922年10月夺得政权。因为意大利天主教人民党仍处于边缘地位，而社会党又要发动总罢工，自由派的政客们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法西斯的武装组织不断向各地省会进军，并且对罗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危机四伏的背景之下，自由派全面衰退，国王任命了墨索里尼担任政府总理。于是墨索里尼的武装组织成功地开进了罗马，这一事件也是法西斯主义者一直引以为豪的“向罗马进军”事件。

希特勒在德国的成功也是因为国家立法的危机，这种危机比意大利要广泛得多。这种危机根植于1918年春天德国攻势的彻底失败，鲁登道夫发出停战请求的时候，军队和公众都大吃一惊，因为当时他们对形势的严峻性全然不知，完全被蒙在鼓里。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了11月早期席卷整个德国的革命。当时的情况是，尽管德国的军队不断后退，但是并没有达到溃败的境地，西线的战役甚至没有波及德国的本土。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提法：德国的失败是由于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在背后“放暗箭”造成的。这种想象带有瓦格纳歌剧的特征：鲁登道夫告诉他的下属——德国必须寻求停战，当时，一位德国官员眼含热泪地回忆道，在《诸神的黄昏》这部瓦格纳的歌剧中，齐格菲尔德最终死于背部的创伤，而这个伤口是海根的矛所造成的。鲁登道夫坚持主张成立的新的文人政府，“必须理清使我们陷入困境的所有混乱状况”，虽然这种混乱是由于他不断地呼吁停战而引起的。 17 鲁登道夫采取的权谋策略取得了成功，新成立的社会党领导的共和政府承担起了停战谈判的责任，被迫接受了遭人憎恨的《凡尔赛条约》。魏玛共和国是带着深深的原罪而诞生的，而且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拯救这种原罪。

在主要由退伍军人组成的极端右翼群体之中，这种愤怒的情绪尤其强烈。以“钢盔团”这一组织为例，1928年，他们在勃兰登堡的分会宣布，“我们从心底里憎恨现在的国家宪法”，因为“它打破了我们解放我们被奴役的祖国的希望和在东部赢得生存空间的可能性”。德国退伍士兵联盟在30年代有300多万的成员，其中大多数坚信在一战中德国等于从后背被刺了一刀，他们对于新生的魏玛共和国毫无好感。这些成为纳粹主义兴起的肥沃土壤。魏玛共和国的军队也坚决要求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根据这个条约，德国只能保持一支有限的军队，不允许发展空军、坦克、战斗舰和潜艇，他们希望彻底冲破这一束缚，使德国重新回归大国的行列。在这一过程中，这一目标首先意味着与法国的冲突，最后还会与英国和美国发生冲突。德国的军方认为共和制的德国与被阉割的军队是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政治上的崩溃结合在一起而诞生的畸形儿。但是所有这些因素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支持希特勒：大多数的政治右翼和官僚集团成员都是怀旧的君主制主义者，他们对于共和国没有热爱之情，因而易于受到强硬的军国主义者的诱惑。 18

德国当时的政治形势与意大利一样，左派的势力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德国共产党不准备发动革命，而社会党也不愿意在共和国中发挥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事实上，在整个20年代，社会党都是德国的最大政党，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一直回避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魏玛共和国主要依靠传统的中心政党，即天主党和自由人民党。一战后，德国的军队在《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下只能保留10万人，所以德国也同样受到街道暴力的折磨，然而这种情形在1923年11月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之后衰退了。这场暴动是纳粹试图模仿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方式夺取政权，但是它失败了。吸取了这一教训之后，希特勒把他的运动改组成为一个政治性的党，即国家社会主义党，这一政党拥有自己的准军事武装组织。

与意大利不同的是，德国政治的转折点是发生于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在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德国1/3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我们将在本书的第四章全面地分析这场资本主义的危机，在这一部分我们强调的是这场危机的政治后果。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政体能够在德国的这种失业的状态下幸存。选民们抛弃了传统政党，开始转向极端主义的政党，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其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1930年选举的最大受益者。纳粹主义似乎给德国政治和军事上的统治阶层提供了一种政治选择，这种政治选择和10年前意大利的法西斯是一样的，即它是一个能用来击退日益膨胀的左翼潮流的群众性政党，正因为如此，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前总理弗里茨·冯·巴本开玩笑说：“不用担心了，我们已经雇用他了。”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更是预言：“如果希特勒想要在德国建立独裁统治，那么军队则将成为这一独裁体制下的真正的独裁者。”这句话太不自量力了，并且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巴本得以幸存，但是施莱谢尔则在18个月之后被暗杀了。 19

无论在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还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对于强有力领导人的崇拜都是非常明显的政治现象。从通俗的意义来解释这一现象，它实质上体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思想。尼采面孔棱角分明，留着两端下垂的类似海象的胡子，早在1900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尼采的思想复杂多变，对他的漫无边际的话语和辛辣的口号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他的“上帝之死”和“超越善与恶”的道德观念，使他成为一战之前极端的左派们的崇拜对象。 20 然而真正把尼采理论付诸实践的是信奉黩武主义的右翼，他们相信尼采的“从众型民主”，认为“权力欲”是人生的信条，并支持他对“超人”（übermensch）的崇拜观念。“超人”这个词语在英语中很难翻译，higher man, overman, superman这些单词都在翻译的时候被使用过。尼采的核心思想很可能是“自制克己”。按照传记作家沃尔特·考夫曼的话说：“真正战胜自我的人才能被称作超人。”但是尼采的著作中同样颂扬了大众民主所提供的掌控他人的机会：“那些学习起来很容易的人，那些易于顺从的人，就是法则。在一群动物之中，尤其是高级动物之中，实质上任何能够主宰意志的那一个将脱颖而出，而且很容易使他人顺从。” 21

墨索里尼是尼采的狂热崇拜者，他一直认为，正是尼采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热情”，他经常宣讲的“追逐权力的愿望”和“危险的生活”都是从尼采那里得到的启迪。尽管墨索里尼在公开的场合一直回避任何关于独裁的话题，但是他却把墨索里尼主义发展成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一个基本信条。1929年，他在担任总理职务的同时，还兼任了政府八个部的部长，包括外交部和公众事务部。在整个20年代的意大利，对于DUCE（意大利语“首领”）的崇拜几乎成为全民信仰。 22

德国纳粹首次使用“元首”这个词语称呼希特勒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在效法墨索里尼1922年向罗马进军的行动之后，希特勒就被赞美为所有德国人都在翘首以待的“领袖”，也被誉为“我们的墨索里尼”。纳粹刚刚夺得权力，戈培尔就创建了一个新的敬礼仪式，这是效法墨索里尼的罗马式敬礼而设计的，即在欢呼“希特勒万岁”的时候举起右臂。1934年兴登堡去世之后，希特勒把总理和总统的职位合二为一，他本人作为德国救世主的形象与声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尤其是在1934年举行的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之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在会场上，希特勒从天而降，飞机的影子甚至直接投射到正在阅兵中行进的军队上，正如鲁道夫·赫斯反复吟诵的一样，“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 23 纽伦堡的聚会被莱尼·里芬斯塔尔拍成了一部电影《意志的胜利》，这个颇有尼采色彩的名字是希特勒特意选定的。元首一词，与首领一词不同，这个词似乎不具有那么浓厚的尼采色彩。但是在整个30年代，这位哲学家确实被纳粹化了，他成为德国民族好战和雅利安种族优越论的一个哲学依据。第三帝国逐渐把它的敌人和圈外人都称作“劣等民族”，虽然尼采并没有频繁地使用这个词语，但是在德国，它逐渐成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代名词，作为劣等民族，他们面临被灭绝的命运。 24

如何给法西斯下一个定义，先不说能否定义法西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无尽无休的历史争议。 25 但是这种关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讨论却使法西斯的某些共性特征日益清晰起来——对于生机勃勃的领袖的崇拜，关于新型大众民主的灵活运作，极端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实质上成了战争的温床），对权力意志和战争暴力的顶礼膜拜。除德国和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酿成了得到民众普遍支持的法西斯运动，虽然只有这三个国家，但是毫无疑问，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是一个反左翼政治运动的时期。这体现在建立在准军事基础之上的极端右翼整体，也包括得到传统宗教支持的保守派，他们眷恋的是19世纪的杰出人物统治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对议会政治失败的反弹。以波兰为例，当时的波兰拥有26个政党，另外还有33个以少数民族为基础建立的政党。1926年，毕苏斯基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打破这一政治僵局，其结果并没有在波兰建立一个一党专政的法西斯国家，但是却达到了掌控议会制的目标，议会开始被军事力量所控制，波兰的范式在当时的东欧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是君主主动采取这种模式的，这些君主的地位因为对民主政治的激情衰落而得到了复苏。在一些地区，统治者试图通过建立“先发制人的威权主义”的模式（这是一种限制议会民主的形式）来防止来自外部的法西斯的全方位挑战。1934年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1938年的罗马尼亚就是典型的例证。在整个欧洲大陆，只有诞生于1918—1919年的两个国家——芬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保留了类似自由民主的体制。 26

30年代，这种不稳定性同样蔓延到了西欧国家。法国的政府活动能力严重受限于1875年的法兰西第三帝国宪法，该宪法为了防止另一种形式的拿破仑帝国的再现，采取的是弱政府、强议会的政治模式，这导致各种各样的政党组合和内阁，而这种联合内阁却往往是非常短命的。从1918年象征着法国辉煌胜利的停战协定的签订，到1940年在二战中可耻的失败这一期间，法国至少换了42个内阁。 27 在不断深化的经济大危机背景之下，法国政治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局面，在欧洲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一面是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但是他们遭到来自另一面的法西斯势力的挑战。当时法国的法西斯势力包括准法西斯组织“联盟”、保皇派法西斯组织“法兰西行动”，以及由退伍军人组成的法西斯组织“战斗十字团”。到1936年初期，“战斗十字团”组织已经拥有50万的成员。 28 它的领导者拉罗克是一个保皇党家族的退役上校，当时他采用了摩托化的准军事武装力量对“红色区域”实施恐怖统治。在法国政坛有可能法西斯化的背景之下，同时也考虑到德国左派的分裂最终导致希特勒上台的这一事实，法国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史无前例地联合起来，在1936年5月赢得了议会的多数选票，联合组建了人民阵线政府。新产生的社会党人总理勃鲁姆开始推进一场迟到的改革，包括一周40小时的工作时数、带薪的假期，以及在法律上承认工会的权利，但是这些举措吓坏了右派分子。莫里斯·甘末林将军宣称：“在人民阵线的背后，我似乎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幽灵在游荡。”由于面临来自内部的左翼力量的挑战，法国在如何准备应对希特勒德国方面是缺乏准备的。 29

在西班牙，政治的两极分化最终导致了一场全面的内战。1914年，西班牙的政权被控制在一个腐败的议会手中，其稳定性是建立在意大利的政治模式基础上的。虽然西班牙在一战中保持了中立，但是这并没有使它免于1917—1923年欧洲革命风暴的冲击。在这一时间段，西班牙政府更迭了15次 30 ，直到米格尔·德里维拉将军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其政治局势才相对稳定下来。如果形势一直这样演变下去，西班牙将沿着传统的欧洲道路走下去，但是1930年独裁政权的倒台，以及第二年君主制被推翻，导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建立。大众的民主政党首次登上政治舞台，随后，政治钟摆在左右两股势力之间摇摆。1936年2月，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组成了“人民阵线”政府。该政府进行了激进的土地改革，没收了许多私有财产，由此导致军队在7月发动了军事政变，从而引发了长达三年的西班牙内战，这场内战大约牺牲了50万人的生命。对于很多同时代的人来说，它成了欧洲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象征。

西班牙内战现在经常被认为是在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之间展开的斗争，这场斗争也经常被比喻成摩尼教式的黑暗与光明的斗争。佛朗哥将军确实是一个军事强人，他把法西斯组织“长枪会党”纳入了由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者组成的联合党之中，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德里维拉将军的错误，因为德里维拉将军的军事统治没有建立在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 31 同时，共和党人确实在很多领域体现出其革命性的特征，包括给予妇女许多权利、把农庄和工厂国有化，更主要的是他们对教士们采取了政治上的恐怖政策。当时，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公然宣称：“我们必须指出，我们不是为了民主共和而战，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32 在内战期间，苏联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政府则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它们担心共和党人的胜利将促进布尔什维克病毒的传播。但是这种政策却是有利于佛朗哥的，因为他始终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

1936年发生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危机都昭示了议会民主的脆弱性，这种情形不仅出现在西欧、德国、意大利，也包括东欧地区。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是一个例外？大英帝国如何平稳地实现了向大众民主的转型？在此期间，英国社会党也两次组建政府，但是为什么却没有引起法西斯势力的反弹？

对这个问题一个很明显的答案就是：胜利！一战中英国遭遇了巨大的流血牺牲，损失了巨额财富，但是战争没有以凄惨的失败而告终。只有那些战争的失利者，包括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帝国和意大利遭遇到了严重的革命形势，因为它们或者为战败国，或者即使胜利了也是被肢解的残缺不全的胜利。 33

事实上，大英帝国的胜利在1918年春天的时候还没有显现出来，当时英国政坛被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之下。 34 在经历长达一个冬季的不断升级的劳工运动之后，德国在战场上的突破使英国的公众意识逐渐觉醒。4月中旬的官方报告显示“工人们的对立情绪奇迹般地消失了”，“而且几乎所有要求立即和平的公众集会都停止了”。英国的民众（不包括爱尔兰）接受了兵役法延长的这一事实，用劳合·乔治的话来说，“只有处在危机中，人们才会在心理上接受这一手段”，“以前任何强制性地推行这一法律的努力，都会引起国内的骚乱”。公众这种情绪的变化，再加上德国的突然崩溃，帮助英国政府渡过了危机。 35

但是，假如鲁登道夫的“锤击”行动成功地把黑格统领的军队逼迫到了英吉利海峡，就像1940年的形势那样，那当时的情形可能是英国被迫签署一个妥协性的和约，于是也会出现导致英国遭受到暗箭难防之伤的因素。关于这一问题，它体现在战争期间对于外国人和犹太人的敌意，也体现在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对工人的不满情绪，因为当时英国的产业工人既免除了兵役问题的困扰，又在战争中享受了高工资的待遇，虽然在前线他们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据历史学家阿德里安·格雷格瑞的观察，如果英国真的被彻底卷入失败导致的仇恨情绪之中的话，也可能发生类似墨索里尼的机会主义的新闻记者夺取政权的现象，而且这种势力会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以侵略主义分子霍雷肖·博顿利[他写了一篇文章《约翰牛（英国人）》]为代表的一些人预言说，到1918年5月的时候，“英国的议会政府将突然垮台”，因为政治家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统治基础”。这种推测虽然没有在实践中实现，但仍然有一定的依据，而且它反映出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实：胜利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3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战争结果的不满并不能完全解释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不稳定现象的出现。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一直持中立立场的西班牙和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法国在30年代同样面临着政治混乱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挖掘英国经验的深层原因，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英国的宪法如何与大众民主最终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

战争后期，英国的统治阶层也面临着重重危机与挑战。英国左派力量对于沙皇制度的失败额手称庆。著名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声称，英国应该脱掉自古以来的权杖和王位的外衣，哀叹英国在战争期间一直处于外国人和资质平庸之人的统治下。这番带有嘲讽意味的话语激怒了乔治五世，他嘟囔着说：“我可能是平庸的，但我赌咒我不是一个外国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评论是公平的，乔治五世无论是在行为举止还是语言方式上，都非常像一个典型的执拗的英国乡村绅士。但是他的许多亲属都是德国王室贵族，更不要说他的侄子是德国皇帝了，而且他的王朝也以萨克森—科堡—歌德家族而命名，当然这一事实在伦敦遭到德国轰炸的时候是很尴尬的一种处境。国王的私人秘书斯坦福德姆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于是他开始使用温莎王朝这个名称，这是用莎士比亚的文字风格命名的，这一名称在1917年7月被正式启用。国王也劝说他的英国亲属们把名字和头衔英国化，例如，把“巴尔贝克”改为“蒙巴顿”，把“公爵”改为“侯爵”。他还宣布，君主的子女只能和英国人通婚，不能再和外国皇族联姻。伊舍勋爵是一位资深的皇室顾问，他在1918年11月发出警告，“我们正面临采取何种方式与过去告别的问题”，“君主制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被深受战争和饥饿折磨的无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在投票权问题上具有绝对的数量优势”。 37

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案几乎使选民数量增加了3倍，达到了2140万人，几乎把年龄在21岁以上人口的80%都包括在内了。以前选举权是有财产限制的，只有具备一定资产的人才能享受这一权利。但是1918年的法案给21岁以上的大多数男子以选举权，同时还包括30岁以上的女性，没有人预料到这一政治结果。著名的宪法史专家布莱斯子爵，把这一现象称为自1640年内战以来英国最具革命性的变革。在1918年12月14日举行的普选中，这是根据新的规则实行的第一次选举，英国工党赢得了23%的选票，得到议会707个议席中的57个，这是它设定目标的一半，但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了。 38

1914—1918年的战争在很多层面解决了战前似乎难以对付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战后出现了联合政府。按照工会领导人塞尔伯斯勋爵的说法，这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工作上的合作关系，其合作对象主要是在战争期间勇猛战斗的人。在上议院召开的会议上，选举权问题也最终得以解决，这实质也废弃了在1916—1917年所达成的那种妥协。到现在为止，战争已经彻底改变了关于选举权问题争论的态势。英国1/4的成人男子，大约570万人战争期间在军队服役，其中245万（43%）都是志愿加入军队的。工人阶级因为没有资产，一度被认为是没有根基的阶层，现在他们得到投票权，这主要是对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士兵的一种回报，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冒着生命和致残的危险参加了一战。阿尔斯特地区的工会领导人爱德华·卡森曾经是一位极端的顽固分子，现在则指出：“如果没有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和水手们，这个国家的人还有什么资产而言呢？”如果一个人能够为国家去战斗，那么他就有资格参加投票。“一枪，一票”这一口号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尽管遭到一些谨慎人士的反对，但是1918年投票权仍被授予所有超过21岁的成年男子和不受任何年龄限制的士兵们。 39

为战争能够提供有效服务的这一选举权授予标准，也同时转变了关于妇女选举权争论的态势。战争期间，至少有80万的女性在军火企业工作，她们被昵称为“托米的姐姐”“持枪男人后面的女人”。人数更多的女性则在工厂、办公室和公共交通领域工作，她们填补了因男人参战而造成的劳力空白，并且生产出战争所需的必需物品。苏珊·劳伦斯是一位工会领导人，她坚持认为：“帐篷是军工品，靴子是军需品，饼干和果酱都是军需品。”在生产爆炸物工厂里工作的女孩被称为“金丝雀女孩”，因为她们的皮肤由于接触有毒的化学物质逐渐变为类似黄疸的颜色，从而引起了公众的特殊同情。以前反对给予妇女投票权的人开始转变态度，曾经在1917年担任过英国首相的赫伯特·阿斯奎斯承认了这一事实：“如果没有她们，战争怎么能够进行下去呢？”尽管他也承认女性在战争期间也改变了很多，因为她们放弃了战前那种暴力的行动方式。英国著名的社会杂志《闲谈者》曾经刊登了一幅卡通画，上面是一位在军工厂工作的女工手里拿着一把刻着“为国家工作”的钥匙，正在打开议会的大门，并且丢弃了原来拿着的用以战斗的斧子。 4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金丝雀女孩”并没有在1918年赢得选举权，因为英国议会把女性选举权限定在30岁以上，她们或者是户主，或者是户主的妻子。针对这一现象，柯曾讽刺道，这有点像对战争期间的女工们这样说，“我们非常感激你们”，“所以把选举权给予你们的姐姐、你们的母亲、你们的祖母，还有你们的阿姨”。议会当时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女性选民在总数上超过男性，而且也是担心年轻的单身女孩们容易感情用事，更倾向于选择那些长相英俊的候选人，所以对战争的投入这一标准的设定保证年轻的男性都获得了选举权，但是年轻的女性则不适用于这条原则。当男性不再受限于户主这一身份获得选举权的时候，议会则限定了女性的主妇身份的选举权。直到1928年，所有年龄超过21岁的女性才得到了普遍的选举权。 41

即便如此，1918年选民的三倍增长的数量仍然导致了政治模式的变化。与此同时，英国面临着大范围的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1919年1月，许多地区的兵营爆发了骚乱，这主要是由于军队的复员问题进程缓慢，而且待遇也很不公平，其中包括发生在驻加莱地区的士兵发动的兵变。很多军队的代表团不断地对英国政府进行游说。在这种背景之下，帝国总参谋部的长官亨利·威尔逊先生对内阁发出警告：“现在局势的危急性有点类似于苏维埃。”军队的复员危机与莱德赛德地区的工人罢工遥相呼应，工人们要求缩短工作时数。1919年春天的情况和1914年之前的情况有些相似，罢工实际上是煤炭、铁路和交通三方工会联合发起的。由于在战争期间矿业和铁路也被收归国有控制。劳合·乔治把这次罢工看作是工团主义者的挑战，他警告内阁说：“一旦罢工走向夺权的层面，政府必须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否则将导致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最终，政府并没有走“与工人们对抗”，而是同意提高矿工们的工资待遇，缩短他们的工作时数。英国首相认为，如果走向对抗，就会在“我们的国土内给自己树敌”。他警告他的同仁们，在英国，数百万的男人已经学会使用武器，而枪支和弹药也是随处可取的。 42

1919年，因为罢工，英国的损失大约在3500万英镑；1920年，这一数字是2900万英镑。而1917—1920年的四年间，参与罢工的工人人数比英国工业化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人组织起来的力量。1914—1920年，工会的成员成倍增长，已经达到830万人，大约占当时工人总数的一半。 43

客观地观察，实际上来自左翼力量的威胁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来势汹汹。当时的铁路及其他交通运输系统尽管存在缺陷，遭人抱怨，但还是在有效地运行。在一战中，英国并没有遭遇面包、煤炭的短缺危机，这一点和沙皇在1917年的遭遇不同，也与1918年同盟国面临的危机不一样。尽管1918年英国因为工人罢工损失了600万英镑，这一数字是德国的四倍，但是德国自1914年就实施了戒严法令，而英国民众的自由从来没有被限制到那种程度。英国工人的大多数罢工都是要求改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很少看到在欧洲大陆上发生的那种政治性的罢工。事实上，英国真正的罢工浪潮开始于1918年下半年，在1919年达到高峰，工人们不是要革命，而是在索取胜利的报酬。 44

1918—1919年，政府虽然偶尔使用镇压手段，例如在莱德赛德地区，但政策的最主要的特征还是安抚工人。自1914年以来，工人的工资实质上是下降了的，考虑到这一因素，劳合·乔治和他的阁僚们同意大幅度地增加工资，他们意识到目前英国社会最应该遏制的是来自工业领域的威胁，而不是通货膨胀。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战后英国工业面临下滑的态势，政府仍然同意缩短工作时间。1919年，大约有600万工人每周缩短了6.5小时的工作时间，其中60%的缩减发生在1月和4月，这也是工人的政治情绪最为高涨的时期。停战协定签订之后的两年是“英国工业史上工作时数缩短最为显著和涉及领域最为广泛的时期”。劳合·乔治实施的是一种混合性的政策，对大部分人采取安抚政策，有时也有选择性地实施强硬手段，这使他面临更为严峻的罢工问题的困扰。但是1919年三方势力联合的总罢工归于失败，1921年败局重现，主要原因是最后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都不支持矿工的要求了。在这种背景下，1921—1922年，英国工会人数锐减，直到二战结束，再也没有达到1920年的830万。 45

因此，1918—1920年的罢工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而非政治上的动机。而且，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特征的是，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具有相对保守的特征，20世纪初，大多数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英国则没有。由于上述的一系列原因，大多数的英国工厂规模较小，很少有规模特别大的工厂，只有巴罗因弗内斯市的维克斯造船厂和泰恩赛德的惠氏—阿姆斯特朗工厂规模较大。事实上，在20世纪初，在英国，只有6个公司雇用的人数超过了1万人。与彼得格勒、都灵和艾森相比，这个数字简直微不足道。即使在英国的大型公司里，也存在着严格的工艺和地位的界限，工人阶级很难形成坚固的联盟。而且，英国的工人也没有觉得他们在教堂、礼拜仪式和运动俱乐部等更广泛的文化层面上受到排斥。英国工党植根于不那么墨守成规的新教之中，它的成员也超越了阶级的界限。以亚瑟·亨德森为例，他不仅仅是位铁匠，是工会的组织者、政党领袖，还是卫理公会的世俗的领导人、纽斯卡尔地区曼联足球俱乐部的创建人之一，更是一个草地滚球的狂热爱好者。而德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无论社会主义的政党还是天主教的党派，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更强调内部的统一，他们有自己的学校、唱诗班和运动俱乐部。 46

这个规律唯一的例外地区是红色的莱德赛德地区，他们的激进主义似乎与英国其他地区格格不入。在通过团结的力量争取自身利益这一层面，苏格兰显然是落后于英格兰的。他们拒绝工会，因此工资比边界南部的英格兰要低，在他们工作的场所，他们更忠于传统的伦理分类，他们分别忠于苏格兰低地的熟练劳工的力量，以及苏格兰高地人和爱尔兰人，用这些身份活动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们也忠于支配政治的长老会的精英们的统治。在莱德赛德地区，建立在工作场所基础上的团结的集体的力量远远大于传统的行业工会的影响。在战争期间，管理者的职权几乎无人制约。在这一地区，大多数的工人受雇于几家大公司，最著名的就是约翰布朗造船公司。工人们居住在极其肮脏的公寓里面，而在格拉斯哥市，70%的公寓都是只有一个或两个卧室，而且租金非常昂贵。这种条件带有更多的彼得格勒的风味，而与英国大多数地区不同。这种形势造成的后果就像马克思的理论清晰地指出的那样，造成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尖锐对立。1919年1月的大罢工是自称为西苏格兰苏维埃的组织筹划领导的，它的领导是约翰·麦克莱恩，以前的一个教师，曾经担任过一段苏维埃俄国驻格拉斯哥的领事。尽管罢工提出的直接要求是每星期40小时的工作时数，但实质上麦克莱恩认为发动总罢工是挑战国家政权的一种普遍方式。英国最终动用了军队来恢复秩序，罢工的领导人也被抓进了监狱，《格拉斯哥先驱报》认为这是“对布尔什维克式的恐怖主义的致命一击”。但是，即使这场红色革命被扑灭了，在莱德赛德的文化中仍然保留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温床，包括长期供职于议会的共产党人威利·加拉赫，以及劳工武装分子吉米·马克斯顿和伊曼纽尔·欣伟尔。 47

但是大多数英国劳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英国工党成员及其领导者都是英国议会政治的支持者。亨德森在1917年受命重组工党，在它极具社会主义色彩纲领的第四条中，提出了“生产工具的公有化”。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要发动革命的信号，其意思是恰恰相反的。亨德森在那年夏天访问俄国，回国后发出预警，指出俄国面临布尔什维克的挑战，同时指出，激进的变革可以通过政治手段而非革命的手段来达成。他指出，对于目前组织良好的工党来说，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可以“建成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不会采用导致国家动乱或混乱的暴力手段”。在随后的几年里，工党断然拒绝了英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联合要求。正如英国矿工协会的领导人弗兰克·霍奇在1922年断言的那样，英国共产党人是“莫斯科的仆人”，并且试图“建立亚洲式的秩序”。工党的战后领导人约翰·克莱恩斯回忆说，当他刚刚投入政坛的时候，工党的支持者常常遭人嘲笑，认为他们是思想古怪的人。但是克莱恩斯，这个出身于兰开夏郡棉纺厂的工人，对这个词语做了重新解释，他指出“思想古怪的人是那些想要革命的人”，“我们思想并不古怪，我们避免了英国革命，我们是在英国立法允许的范围内给工人提供帮助”。 48

在其他国家，工人在战后也相继获得了立法权，但是他们获得立法权的途径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意大利，男性的普遍选举权的获得，以及比例代表制，这两项准则彻底撼动了意大利古老的议会政治的政坛。在英国，比例代表制是在1918年被推动实施的，但它主要是在非选举产生的上议院推行的，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在新推行的选举制中，使得激进的力量得到缓冲，防止类似1906—1914年的那种激进议会的诞生。但是下院拒绝了这一提议，于是英国采用了全新的得票最多者当选的政治体制。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大陆，比例代表制激起了普遍的愤怒。英国的政治体制则使英国得以在长时期内保持稳健的两党制。 4 920年代早期，自由党曾经短暂复兴，这主要是由于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之间联合与分裂的影响。在1923年的选举中，工党和自由党各自赢得了30%的选票，但是1924年自由党的票数就下降到了这一数额的1/3，英国的政坛重新演变为工党与保守党之间的长期竞争。1925年，保守党决定放弃它自1912年以来一直使用的“保守统一党”的名称，这不仅仅是对爱尔兰不满的一种回应，也是为了证明保守党新的定位中反对社会主义的特征。 50

1924年1月22日，主要是由于保守党和自由党错误估算形势的结果，工党建立了一个由拉姆齐·麦克唐纳组成的少数党政府，他是一个农场工人的私生子。乔治国王在他的日记中以忧伤的笔调写道，23年以来，也就是他“亲爱的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之后”，他从来没有这样悲伤过，“我真的无法想象如果她还健在，她会怎么看待这届劳工政府”。 51 右翼则发出了启示性的警告：“大英帝国的太阳将面临日食的威胁。”《英语评论》杂志则指出，有些爱国主义者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战期间，麦克唐纳反对英国卷入战争。乔治五世心情极其郁闷，他受到一个工党议员乔治·兰斯伯里的警告：“几个世纪前，国王反对人民大众，结果他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这番言语也使兰斯伯里没能进入内阁，麦克唐纳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展示出这个政党是“尊重当时政体的，要消除人们对革命即将发生的这件事情的顾虑”。 52 吉米·托马斯，以前担任过铁路工人的领袖，现任殖民事务大臣，清晰地表述了他对宪法的感激之情：“正是这部宪法使得昨天的工人成了今天的首相，宪法如此内涵广泛，如此具有张力，如此民主，它必须要被保留下来，而制定这部宪法的帝国也一定要维系下去。”麦克唐纳、托马斯和其他工党成员与反对左派和倾向于右派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商业巨头亲切交谈，并为此欢欣不已，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英国工人保守的政治文化的特征。对于王室的基本权利、议会以及帝国的尊敬使得工党与欧洲大多数的左翼政党具有明显的区别。 53

尽管英国的首届工党政府在1924年仅仅执政了九个月的时间，并且遭到来自右翼的污蔑，说它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执政期间工党政府展示了它的治理能力。1929年6月，麦克唐纳组成了第二届少数派工党政府，当年它是下议院最大的政党。第二届工党政府执政时间有两年之久，直到1931年的金融危机才导致其下台。自1918年起，工党就在纲领中删除了一些激进的口号，如土地国有化、废除上议院等。这样做部分原因是策略上的谨慎，但是麦克唐纳真诚地相信如果工党真的要发动对资本主义的所谓的“游击战”，英国的社会主义就会真正地迷失。他一直坚持他在一战前就具有的信仰，即社会主义不是来源于“阶级起义”，而应该是“社会自然成长的产物”，它意味着每个人都真正地“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由于在1931—1935年麦克唐纳领导一个应急国民政府，因而被左派视为阶级的叛徒。但他在说服成百上千万的支持前自由党的选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他向这些人证明了工党并不是一群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也不都是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工人，而是当时英国最进步的政党，是取代保守党的最现实的选择。 54

英国工党在当时政坛所发挥的应急性的作用，它所带有的激进政策的特质，以及与英国保守文化的结合，是20年代英国政坛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个因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保守党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复兴。战前，保守党已经连续在三次选举中失利，这使得自由党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一起改动了宪法，上议院的权力被阉割，并对爱尔兰实施同样的规则。在1918年，除了进行选举权改革，同时还对选区进行了重新划分，这主要是为了防止选举中出现因为地区造成的议席的差距（1910年，爱尔兰的基尔肯尼选区只有几百个选民，而偏远的埃塞克斯郡的罗姆福德地区则拥有超过5万名的选民）。1918年选区的重新划分使得保守党大约增加了30个席位。更为重要的是，爱尔兰在1921年有了自己的议会之后，使得保守党的大约70个席位转移了。这些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保守党从“1914年之前的少数党转变成为二战之前的多数党”。除了在1924年和1929—1931年工党执政之外，这一时间段的其他时间，保守党或者单独执政，或者在内阁中具有绝对优势，从而牢牢控制了英国的政坛。 55

保守党得以重新称霸政坛，这不仅仅是由于选区结构变化这一单独的因素，它同样开始广泛接触新获得选举权的选民们。最初，保守党对于1918年的选举法非常担忧，尤其是斯坦利·鲍德温，他是乌斯特郡的一个商人，既精明，又直率，1923—1937年曾经连续14年担任保守党的领袖，并担任过1923—1924年、1924—1929年和1935—1937年三届内阁的首相。尽管鲍德温因为经营钢铁生意非常富有，但无论经商还是从政，他都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特点，一句话，他认为保守党应该“胸怀整个国家和民族”。鲍德温的母亲出身于一个文化世家（画家爱德华·伯恩—琼斯是他的舅舅，小说家鲁德亚德·吉卜林是他的一个外甥），这使得鲍德温对于英国的传统具有敏锐甚至是罗曼蒂克的感觉。在他看来，大战彻底暴露出来“文明的外壳是多么的脆弱”，在战争持续的四年里，英国人既“登上过天堂”，也曾经“徘徊在地狱之门”，历史上的旧秩序被推翻，带有毁灭性的野蛮制度被解除。他对大众政治的爆炸性出现曾经忧心忡忡。1928年，他曾谨慎地指出，“民主在英国进程太快了”，“我感觉它是一场竞赛，但是我们能否在它造成毁灭性后果之前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教育呢？”这也是鲍德温政治哲学的核心部分，不像伍德罗·威尔逊在1917年宣称的那样，“为了民主，让世界更加安全”，而是“为了世界，应该让民主更加安全”。 56

鲍德温的战略考虑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指他攻击工党是狭隘的，受阶级意识驱动的运动，他认为在麦克唐纳遵守宪法的表象下，工党的实质是非常危险的极端主义。1925—1926年的总罢工对于鲍德温而言，似乎是对他言论证明的天赐良机，鲍德温因此能够证明保守党才是在英国真正能够“举起民主火炬”的力量，在他看来，这场罢工也恰恰暴露了某些人试图“用革命的暴力威胁宪法的意图”。而且，尽管鲍德温准备同煤炭行业的工人进行关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谈判，但是他也在1926年5月宣布，对于罢工行动本身他是绝对不会屈服的。他在一次特别的广播节目中告诉公众，“总罢工是对议会的一个挑战”，“是在走向一条通往独裁和毁灭的道路”。10天后，总罢工失败了。第二年，在鲍德温的推动下，议会通过了《行业争端法案》，其目的是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罢工，手段则是对同情性罢工和大规模罢工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 57

在对工会进行攻击的同时，鲍德温也在积极寻求新出现的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他最早采用的策略就是重新采用了约瑟夫·张伯伦在19世纪80年代推行的政策，即力图通过关税改革的形式，把大英帝国建成一个保护性的贸易联盟，以此拉拢工人阶级，因为这意味着“便宜的食品”。但是鲍德温在1923年重新推行这一政策的时候，选举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失去了大多数支持保守党的选票，反而却有利于工党的胜利。鲍德温的政策得到了比较进步的保守党人，例如约瑟夫的儿子内维尔·张伯伦的支持，他们都意识到应该把工人阶级按照救助者、纳税人、地方税纳税人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的群体应该采取不同的具有针对性的政策，这一点对于保守党非常重要。他一再声明，保守党的目标不是让民众被迫进入“一切都归国家所有的社会”，而是让他们进入一个高层次的社会，在这里每个人都会有主人的感觉。在工党试图通过政府提供的房屋和公寓解决住房危机的时候，鲍德温坚持认为，在让“民众拥有自己的住房方面”，“我们和社会主义者不一样”。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使用“财产拥有基础之上的民主”的这一提法。这一提法在今天看起来纯属陈词滥调，但在当时是应对大众民主的一个比较激进的新方法。在过去只有住户业主具有投票权的时代，只有少数拥有房屋的人才有投票权，但是现在保守党则在英国社会赋予了成百上千万的投票者投票的资本。 58

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家庭置业率不断提升。在一战之前，英国各阶层的人往往是租住私人地主的房屋。尽管数据的准确性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自住房屋的占有率在整个住房市场的比重从1914年的10%左右提高到1938年的35%左右。最初，这个数字的提升主要来源于租户们购买了他们租住的房产，但是到了30年代，则主要来源于自己建造房屋，因为建筑房屋的费用明显降低了。20年代，建造一座带有三个卧室的双拼别墅的成本是800英镑，但是30年代早期只需要不到300英镑。英国房屋建筑协会的业务以前主要在英国北部，例如在利兹和哈利法克斯市，后来其建造范围逐渐扩展到英国南部和中部地区。1910—1940年，他们的总资产增加了10倍，达到了7.56亿英镑。除了现金交易，他们可以提供房屋总价90%~95%的贷款。在欧洲大陆，情况则正好相反，政府是私人租赁市场的主要支撑力量。无论在俄国、法国还是德国的城市里面，居民们的大多数是租房户，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臭名昭著的柏林的廉租房。在苏格兰，情况基本和欧洲大陆差不多，那里很少有新的建筑，多层的租户仍然是这个城市的住房常态。因此，英格兰和威尔士是非常有远见的，它们看到了在城市中自有住房不断上涨的一个趋势，这是30年代多方面的危机局势背后隐藏的“无声的革命”。 5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发自住房屋本意是为了阻止工人阶级的革命行为，但最大的受益者却是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在欧洲大陆上是一支稳定性的力量。在欧洲大陆，20年代的意大利和30年代的德国，并不是由于无产阶级力量大增而导致革命形势的出现，因为政治上反弹的结果是对无产阶级的强烈反对，而恰恰是焦虑不安的、破产的资产阶级成为政治反弹中的支撑力量。就像我们在第四章将要分析的那样，一战后英国的经济比欧洲大陆上的国家要稳定得多，也要繁荣得多（经济大危机期间除外）。保守党的策略是联合中产阶级，吸引境况较好的工人阶级，同时污蔑工党是嫉妒心极强的、搞派系的社会主义者。 60

除了工人阶级，选举制度的改革还使得其他一些力量在政坛中的作用开始加大，妇女的力量是很重要的，保守党在这方面的政策和行动也是极为成功的。1914年以前，女性在政治上的地位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保守党在被教导如何拉票的时候说，“不要仅仅满足于看到妻子的角色”，“她们也会说话，但一定要记住丈夫是真正的投票者”。但是1918年之后，30岁以上的女性成了选民，而且10年之后，正是保守党政府赋予了所有21岁以上女性普遍的选举权，使她们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鲍德温再一次与时俱进，他一再强调，如果不能把所有的人容纳在内，那么民主“既不完全，也不平衡”。 1928年6月，选举权平等也成为一项法律。尽管在平等的选举权问题上，《每日邮报》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观点，它指出如此扩大选举权将使数百万“不具备责任感”的年轻女孩进入选举的名册，而这将有可能意味着“在整整一代人中保守主义的消失，也意味着在国家历史上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对国家的错误统治”。《每日邮报》这种危言耸听的观点反映了它的老板罗塞米尔勋爵反对社会主义的狂热态度。但实际情况是，1928年女性成为选民的多数之后，她们对于保守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家庭、住房和道德层面的政策是持高度接受的态度的，而且在地方选区，女性也在从事政党工作方面比男性活跃得多。 61

英国女性选民的保守倾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战争末期，德国20岁以上的女性被赋予选举权之后，她们同样表现出这种倾向。在德国，这种倾向比英国更具有爆炸性的轰动效应，其余波就是后来使德国的右翼受益匪浅。在20年代，正是得益于女性的选票，德国的保守党派和天主教派能够赢得胜利。在30年代初期，在把希特勒推向权力顶峰的道路上，女性的选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那也是因为在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之下，纳粹党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党派。英国当时也存在极端主义的势力，但是对于经济大危机，英国政治则采取了与德国不同的解决方式。 62

1931年，英国货币状况持续恶化，这迫使麦克唐纳政府寻求华尔街的金融支持。但是通货紧缩条款的实施也意味着缩减失业救济金，而这使工党政府面临分裂的局面。8月24日，麦克唐纳去白金汉宫递交辞呈，但是仅仅几个小时后，他就返回了唐宁街，他的新身份是应急国民政府的首相，他的内阁同僚们对此的态度是难以置信，非常愤怒。在这次宪政危机之中，乔治五世在劝阻麦克唐纳辞职方面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国王的态度使得鲍德温除了加入国民政府外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完全没有考虑到他在劳合·乔治1918—1922年组阁之后对于联合政府深深的反感。乔治五世兴高采烈地评论道：“当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数星期的时间里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宪法如此包容，各个政党的领导人，虽然他们在众议院数月以来一直争斗不休，但是为了国家的主权，他们坐在一起，搁置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在了一起。”尽管这一评论不乏卖弄和天真的成分，但是确实也说出了当时英国政治的一些事实。 63

英国主要政党的领导人组成了紧急内阁，内阁包括4位工党人士、4位保守党人士和2位自由党人士，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一系列通货紧缩法案的通过。据估计，这种状况至少要持续一个月左右，直到开展全国性的选举，然后各个政党再展开竞争。但是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最终迫使英国在9月21日放弃了金本位制度，而麦克唐纳的工党同事们也开始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反对这个国民政府。1931年10月，国民政府开始作为力量联合的象征亮相于英国政坛，这种情形与1918年11月在爱国的、反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的联合政府极其相似。在资本主义面临崩溃的危机形势下，工党抛弃了麦克唐纳那种有节制的政策纲领，要求采取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政策措施，包括把银行和关键的行业都国有化。菲利普·斯诺登是工党成员，当时任政府的财政大臣，他攻击他以前的党内同事，因为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疯狂的行为”。像1918年一样，反左派的论调再次盛行，他们之间实现了力量的联合，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们赢得了2/3的选票以及议会615个议席中的554个，工党最后只得到了52个席位。国民政府中80%的职位都属于保守党人。英国保守党主席戴维德森声称，“我们通过投票渡过了危机，而欧洲大陆国家采取的是革命的形式”，“我们建立了一种独裁”。 64

保守党控制的国民政府在30年代其余的时间里一直是执政力量，最初政府首脑是麦克唐纳，这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也似乎令保守党不太舒服。但事实上这更能体现其民族性的特征，之后接任首相职务的是鲍德温和张伯伦。在1940年的危机中，以保守党为首的国民政府开始被真正的联合政府所替代，工党放弃了其政治反对派的地位，在二战期间与丘吉尔领导的政府在反法西斯德国方面通力合作。看到这里，人们也许会想到由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领导的1915—1922年的联合政府。在1914年8月到1945年7月的31年间，有21年的时间大英帝国都是在联合政府的统治之下。 65 换句话说，在这段时间，英国先后经历了一战、战后重建、1931年的动荡、经济大危机和二战。在这危机频出的时代里面，是跨党派的联合力量共同面对和解决这些危机的。虽然我们必须得承认，保守党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是英国这艘大轮船的根基极其广泛，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艘船没有遭遇剧烈的颠簸而停泊在港口，也没有在1914—1945年的暴风雨中右转。

30年代早期，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对比特别鲜明，它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德国的危机使得纳粹党成为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它能够登上政治舞台是受益于德国统治阶级的支持，他们自认为能够控制希特勒。德国当时的国家元首保罗·兴登堡，是一位退役的陆军元帅，也是一位战争英雄，他对议会民主政治嗤之以鼻。而在英国，经济大危机没有导致一个极端右翼政府的建立，而是成立了各党派通力合作的联合政府，并且这样的政府是得到国家元首的首肯和鼓励才建立起来的。虽然在这一联合政府中，保守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英国在1931年对于左翼力量的还击采取了投票而不是子弹的形式。如果说这种政府形式有点类似于专制统治的话，那么按照当时担任内阁官方副长官汤姆·琼斯的说法，它也只能算是“议会专制”，在这次选举中，琼斯第一次把票投给了保守党，原因是他认为“工党的力量必须被挫败”。 66

那么法西斯在当时的英国有没有可能上台呢？在20年代的欧洲大陆，当时普遍盛行的谣言都是关于民主政治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以及政党政治都是腐败的。右翼力量对墨索里尼十分着迷。1924年，《旁观者》杂志的编辑圣·洛·斯特雷奇，对“法西斯反革命”恢复了意大利的精神面貌和国内统一称赞不已，认为这一事件是“现代世界社会和政治发展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 67 在英国，号称墨索里尼式的人物是一位非常善于蛊惑人心的政治家，即奥斯瓦德·摩兹利爵士，他是斯坦福德郡的一个贵族之子，在一战期间曾服役过，之后，以他的智力、雄辩术进军政坛，同时还以沉迷女色而著称。摩兹利在政治上的表现和他在床上一样随便，他先是加入了保守党，然后成为独立政治人，后来又加入了工党，1930—1931年他建立了自己的新政党，1932年建立了英国法西斯联盟（BUF）。其政党标记是穿着整齐的黑色衬衫。摩兹利主张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并且非常欢迎女性加入英国法西斯联盟。但是摩兹利的政治动力不是来源于意识形态而是来源于自我意识的膨胀。1932年，他称赞墨索里尼为“最伟大的意大利人”，“是第一位登上权力顶峰的现代人”，其实他的话外之意是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68

1934年1月，英国法西斯联盟得到了《每日邮报》的支持，它的老板罗塞米尔勋爵告诫读者：“在下一次关键性的选举中，英国作为一个大国地位能够延续下去主要取决于一个组织良好的右翼政党的存在，这个政党必须对整个国家的事务负起责任，而且应该具有与墨索里尼同样的目标和充满活力的手段……这是我为什么会赞赏黑衫党的原因。” 69 罗塞米尔对于黑衫党的同情是他的另一个比较狂妄的行动，就像一场反对“女性的选举权”的十字军东征运动一样，这种狂热的劲头在1934年7月英国法西斯联盟在伦敦街头上演集会的暴力场面之后迅速消退，摩兹利也很快转向了猖狂的反犹太主义。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成员从来没有超过几千人，它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除了摩兹利的独裁倾向，神授政治同样不适合于英国政治文化的土壤，英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摩兹利垂头丧气。1931年紧急联合国民政府的形成使得摩兹利的新政党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于是他领导的英国法西斯联盟退出了1935年的竞争选举，他已经意识到危机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即使在1910—1930年英国最困难的时刻，英国的经济状况也没有达到意大利和德国那样可怕的境地，这种局面，再加上联合政府成立的影响，限制了英国极端主义的发展。 70

英国的联合政治也把激进的人物从政治主流中排挤出去了。20世纪，剧作家乔治·萧伯纳把尼采关于超人的思想普及化了，尽管他一再宣称，他本人并不寻求在拿破仑式的人物的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制度。在两战期间，英国政坛上出现过两位拿破仑式的人物，一位是劳合·乔治，另一位是丘吉尔。相比于对政党的忠诚而言，他们两人更看重政策特征和自我提升。他们与摩兹利不一样，都寻求在议会政体中完成自己的目标。劳合·乔治具有马基雅维利般的政治权术，这点保证了他在一战后以保守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中担任了4年的政府首脑。1922年，在与保守党联合政府分裂时，鲍德温指出劳合·乔治是能够把自由党撕成碎片的重要动力，但是对保守党他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在之后的10年里，劳合·乔治似乎有可能回归政坛，然而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发生，1922年是他在政治上的最后亮相。 71

此时，鲍德温开始担心另外一位充满活力的超人式的人物，他就是丘吉尔。丘吉尔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生涯实际上也反映了本章节的主要旋律。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很多传统的政治家对于选举权的扩大忧心忡忡，特别是对于女性选举权和社会主义的挑战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从来没有一位政治家像丘吉尔的反应那样直接和持久。1918—1919年，他是内阁中主张干预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的最积极分子，他认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犯规行为必须镇压。他坚持认为，“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恶劣、最具破坏性的，也是最让人类蒙羞的”，“比德国的独裁更糟糕”。丘吉尔的态度如此认真和持久，以至于劳合·乔治都告诫他说，这种摆脱不了的思想定式已经“扰乱了其思想的平衡”。在国内，丘吉尔也遭遇到了来自左派的挑战，这使得他转向保守党，他曾在1905年放弃保守党转投自由党，这一行为使得他一度被称为叛徒。随着1924年“社会主义政府”的上台，丘吉尔发出警告，这将“成为民族的不幸，而且这一事件的不幸仅次于在大战中的失利”。1926年的总罢工期间丘吉尔十分活跃，鲍德温任命他主管政府报纸《英国公报》，目的是“让他忙碌起来，免得他采取更糟糕的行动”。1927年，丘吉尔访问了罗马，之后他对墨索里尼赞不绝口，宣称意大利法西斯“提供了对于苏维埃俄国这剂毒药的解药”，并且宣称，“如果我是一位意大利人，我一定自始至终全身心地拥戴你，以帮助你成功地展开对充满野蛮欲望的、充满斗志的列宁主义的斗争”。 72

丘吉尔对社会主义的反感反映了他残留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反对政府的控制，致力于维护基本的自由，但是到了30年代，他又公开反对民主。1931年，他警告说，“民主的政府在最后的驻扎地随波逐流”，“从短期来看，是用救济金和面包片来维持这一政治的”。自从1929年离开内阁之后，丘吉尔似乎想通过各种手段给国民政府制造麻烦，其目的是希望重返内阁。他反对让英国给予印度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广泛的选举权的建议，认为这是“维多利亚自由主义花朵的凋零，这种行为无论在提议者自己看来是多么令人钦佩，但是这对亚洲没有什么益处，也会遭到欧洲大陆国家的嘲笑和嘲弄”。在那场辞职危机中，他是鲍德温的头号敌人，有人认为如果爱德华八世强迫鲍德温辞职的话，丘吉尔将是一个替代性的人选。在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丘吉尔偏袒佛朗哥，因为“西班牙共产党的危险就像毒蛇伸出的舌芯一样，将通过葡萄牙和法国进一步向外扩散”。甚至在1937年4月，他也对公众宣称，尽管他同时讨厌“两种主义”，但“我不会掩饰，如果让我在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选择，我将会选择共产主义”。 73

毫不奇怪的是，丘吉尔和鲍德温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当时他们举行了多次公众辩论。有一次，他们突然在男厕所相遇了，那儿只有一个空位，丘吉尔发现自己紧挨着鲍德温。这时出现了令人非常难堪的安静，即使是普通的朋友在这种场合都会感觉尴尬，更何况是他们两人之间。然而鲍德温说道：“我非常高兴我们还有一个能够碰面的平台。” 74

尽管鲍德温从来没有认为丘吉尔是“非常有活力的人”，但是毫无疑问他认为丘吉尔有着令人敬畏的愿望，而且其能量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他开玩笑说，丘吉尔就像是一个仙女，突然来到了她的发源地，带来了梦幻般的礼物、雄辩的口才、工业、能力等，但是唯独没有带来“公正”和“智慧”。鲍德温进一步解释道：“我们为什么在下议院里愿意听他演讲，但是不能采纳和实施他的建议，原因就在于此。”这也是鲍德温为什么在整个30年代不让丘吉尔进入内阁的原因。但1935年鲍德温通过观察，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如果爆发一次战争的话——没有人能够确认这不可能——那我们应该让他担任首相。” 75

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的政治不是属于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这两个强人的时代，而是麦克唐纳和鲍德温的时代，他们两个人把对立的两个政党整合成一个政府，目的即使不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安全，但也是为了英国，要确保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安全。他们倡导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工党在文化上的保守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英国在处理大战的负面遗产问题上比欧洲大陆国家成功得多。

在这一时期，发挥稳定作用的力量还包括英国王室，它非常敏锐地重新对自己的角色进行了定位，使其成为英国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英国贵族面临灾难性衰落的形势下，英国的君主制却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大战本身对于英国贵族的衰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所有在大战期间服役的英国和爱尔兰贵族及其儿子们，1/5的人战死沙场，在军队的死亡总数中他们占了1/8，“自从玫瑰战争以来，还没有这么多的贵族如此突然地战死”。与此同时，贵族拥有的土地资产因为税收的原因大幅度缩水，正如查尔斯·马斯特曼在1922年不无浮夸地宣称：“税收制度彻底摧毁了英国1066余到1914年一直持续的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的封建制度。”英国房产税最早开始征收是在1894年，当时继承价值超过100万英镑的房产，征收8%的税。但是在一战后，税率迅速飙升，1919年税率高达40%，1930年以后达到50%，1939年甚至达到了60%。同时，收入税也在不断增长，英国还实施累进所得税，这些都大大加重了贵族的负担，导致了许多地产的分裂，这不仅在英格兰地区成为普遍现象，而且也蔓延到爱尔兰和威尔士地区。奥斯卡·王尔德曾经在19世纪90年代看见过写在墙上的标语，布拉克内尔夫人在电影《不可儿戏》中引用了这段标语：“在一个人一生中应负的责任，与一个人死后应负的责任之间，土地已经不再是一种财富，它也不能带来愉悦和幸福。它给人带来地位，但是却使人不能持续永久地拥有它。” 76

这种情况也存在例外，如果这个人是君主，那么该原则并不适用。从房产税开始实施起，英国王室就被免除了该项义务。维多利亚女王非常尽责地缴纳了收入税，但是这项负担在乔治五世和劳合·乔治治理期间也逐渐被免除了。大战之前，在下议院引发的危机中，内阁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安抚君主的重要性，便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之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并最终免除了王室的收入税，这既包括国王的私人收入，也包括来自公众财政的王室年俸。所以在英国贵族被搜刮见骨的时候，王室却被养肥了。 77

同时，在经历过战争末期被边缘化的历程之后，乔治五世也对王室做了一些改变，使其更容易被公众接受。从个性上来说，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人，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父亲，经常被法院的议定书所困扰，而且也非常肥胖。他的官方传记作者哈罗德·尼科尔森在私下里评论说，国王似乎心态永远年轻，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除了猎杀动物和集邮，他没真正做过什么事情。但是乔治五世对国家有发自肺腑的热爱，对人民有一种家长式的感情。在精明的侍臣们教会他如何通过新的收音机传媒对公众发表讲话之后，1932年，他发表了第一次圣诞广播谈话。当时，在广播间的桌子上，放了一件厚厚的衣服，这主要是为了消除乔治五世颤抖的手指在翻页的时候发出的沙沙声。国王那个非常有魅力的、生活极其美国化的儿子争取到了年轻一代的支持，但威尔士亲王很快就被鲍德温排挤出了政坛，因为担心他的亲力亲为会带来更多的损害，直到他的弟弟作为乔治六世才恢复了家族的体面。回溯到1918年，伊舍勋爵已经指出了美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君主制构成的威胁。“共和制的力量就存在于威尔士亲王的个性之中，以及他对于他地位的运用方式！这是一个教训！他已经制造了共和这一时尚，如果我们努力，我们会做得更好。”到30年代末期，新的温莎家族已经使英国王室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即使不是引领了一种时尚，但是至少使它能够在一个民主政治的时代被接受。如果把这个问题和欧洲大陆上的国家联系起来看，考虑到诸如兴登堡之类的国家首脑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78

1923年，对于爱尔兰来说，民主的稳定性是其面临的最后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造成1200名爱尔兰人的死亡，还有4000~5000人在随后1922—1923年的爱尔兰内战之中丧生。 79 这种自相残杀的冲突造成了持久的仇恨。这个时期，接受《英爱条约》的实用主义者认为最好的可能性选择是，在大英帝国的范围内获得尽可能的有效的独立地位，在此基础上建立爱尔兰自由政府。但是被他们打败的敌人，由于得到了爱尔兰共和军残余力量的支持，既不承认爱尔兰自由政府的合法性，也不接受这个国家的割裂状态，认为这两者都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两者就爱尔兰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共和理想争论不止。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他们没有参与爱尔兰议会，这使得爱尔兰被置于古特曼领导的一党统治之下，或者说是置于“盖尔人社会”（CnaG, Society of the Gaels）的统治之下。难道这就是欧洲大陆法西斯主义的肥沃土壤吗？但实质上，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爱尔兰已经建立起切实可行的两党体制的民主政治，法西斯已经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

新爱尔兰国家的缔造者是威廉·考斯格莱夫，他在1922年8月成为“盖尔人社会”的领导者和政府首脑，但是10天之内就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死亡事件，第一个死亡的人是阿瑟·格里菲斯，他死于心脏病发作，随后是迈克尔·柯林斯，他在爱尔兰共和军部署的伏击中，脑袋被炸掉了。柯林斯身材魁梧，长相英俊，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领导人。考斯格莱夫则是一位安静的、非常注重仪表的人，他在复活节起义中参与过战斗，后来成为保险代理商。他的贡献主要是在内战造成的创伤之后，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政体系。他一再宣称：“我并不关注政府是否具有共和的形式，我不关心它是什么样的统治形式，只要它是自由的、独立的和权威的，是属于人民的主权政府。” 80 考斯格莱夫协助建立起关键性的机构，包括非军事化的警察力量，它超越了皇家爱尔兰警队的力量，并建立起卓有成效的民事服务机构，当然这是建立在英国遗留机构的基础之上。当时还建立了有效的税收体系以恢复被毁坏的金融行业。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反对签订协约的头目埃蒙·德·瓦勒拉意识到，他们不仅在内战中失利，而且在政治斗争中也是失利的。对爱尔兰自由国家的严格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对立态度，不仅使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而且加强了枪手的力量。

德·瓦勒拉高高的个子，戴着眼镜，衣着朴素，但却是一个十分有魅力的领导人，他擅长使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既是狮子，又是狐狸。现在，他成功地运用了他的说服能力把反对条约的人组合在了一起，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命运战士。1927年，他们首次参与了竞选，几乎取得了与“盖尔人社会”一样的成功。但是为了得到在议会中的席位，他们必须在宪法的范围之内签署他们所仇恨的对英国王室效忠的誓约。瓦勒拉先吹嘘他不会妥协，但最终还是签署了，并且宣称这只是“空洞的形式”，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进入议会大厅。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把《圣经》放到一边，上面放着他宣誓时所要说的话，并且在官方出版的书上签署姓名，他说：“我将用同样的方式亲笔签名。” 81

尽管考斯格莱夫实际上与枪手们结成了紧密的联盟，但是他仍然决意伪造一个议会民主的形式。1928年，他对一个美国记者说道：“我们已经执掌政权太久了，我现在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现任政府能够退休，然后由其他的政治力量来执掌政权。”这种话语很少能从一个政治家的口中说出，更不要说经历过内战洗礼的政治家了。权力的转移事实上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一帆风顺，他也没有那么宽宏大量。考斯格莱夫的政党参与了1932年2月的选举竞争，并以红色势力对法律和秩序的威胁为斗争理由。正如瓦勒拉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枪手和共产主义者竞争的战争。在选票统计出来之后，结果是爱尔兰共和党成为最大的单一政党，考斯格莱夫试图运用军队发动先发制人政变的努力也落空了。权力从内战的胜利者手中和平地转移到失败者手中，这是爱尔兰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对此的反应是，“它给予了人们对新建立的这个国家具有机构合法性的一种感觉”，“到1932年，国家和拥护签署条约的政党似乎只做了一件事情”，而这玷污了爱尔兰独立的意义。现在爱尔兰国家终于开始实施两党制了。瓦勒拉后来也在私下里承认考斯格莱夫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项伟大的工作”。 82

如果说考斯格莱夫是爱尔兰国家的设计师，那么瓦勒拉则塑造了爱尔兰的民族意识。在整个20年代，考斯格莱夫一直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他意识到爱尔兰国家的经济仍然完全依赖于跨爱尔兰海的与英国的贸易往来。瓦勒拉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他认为爱尔兰的民族自立必须通过同英国全方位的对抗才能完成，于是发起了非常具有破坏性的贸易战，认为这是独立战争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如果英国成功地击败了我们，那我们将丧失自由。” 83 他甚至用辞职相威胁来切断爱尔兰与英国残留的联系，虽然爱尔兰在名义上仍然留在帝国范围内。他出台的新爱尔兰宪法坚持对整个爱尔兰的管辖权，尽管约定要宗教自由，宪法仍然特别强调天主教教堂的特殊地位，禁止离婚，称颂家庭作为社会团体基本单位的重要性，认为女性的主要角色就是待在家里。

宪法具有明显的瓦勒拉的个人印记。虽然一些内阁成员反对它的宗教政策，世俗主义者认为天主教在爱尔兰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用詹姆斯·乔伊斯的话说，在爱尔兰这块土地上，“基督和恺撒是勾结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独立意味着从祖国和祖国的宗教彻底地分离出去。许多妇女也认为瓦勒拉背叛了1916年他宣称的性别平等的原则。玛丽·海登，女权主义的领导者之一，她明确指出：“这部宪法甚至不能说是倒退到了中世纪，事实上，情况比那还要糟糕。”在1937年7月关于宪法的全民投票中，56%的有效选票是采取支持态度的。天主教在宪法中的投影疏远了阿尔斯特新教徒。瓦勒拉最主要的评论家之一弗兰克·麦克德莫特认为，宪法“似乎是为制造牢固的分裂状态而特意设计的”。 84

爱尔兰对于法西斯的态度曾经十分轻率，好在时间很短。1933年9月，“盖尔人社会”的残余力量与其他共和党的反对力量联合，建立了一个新政党——盖尔民族，由约恩·奥达菲领导，他曾经担任过警察局长，但是被瓦勒拉解雇了。奥达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法西斯倾向，他的蓝衫议会团不断地卷入各种游行示威，对它们的领袖进行敬礼仪式，欢呼“奥达菲万岁”。他不断自夸“在欧洲他是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后的第三位最伟大的人物”，但是爱尔兰并没有走向与德国和意大利同样的道路。奥达菲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沉醉式的人物，缺乏基本的政治判断能力，盖尔民族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随后考斯格莱夫接管了这一政党。尽管到1934年中期，盖尔民族的成员激增到将近5万人，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危机的打击，而不是意识形态催动的结果。他们主要的支持力量来自科克市以及西南部地区，这一地区主要是畜牧业农场主，他们因为瓦勒拉实行与英国的贸易战争而在经济上深受打击，当贸易争端最终在1934年得以解决之时，蓝衫党的成员数量迅速下降了。 85

潜在的威胁还是来自左翼，即爱尔兰共和军，虽然被“盖尔人社会”和共和党禁止，但是其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扑灭，这一内战的遗产仍将发挥作用和影响。但是爱尔兰毕竟与英国不同，它一直存有反国家暴力的传统，而这种情况在1916—1923年更为严峻。爱尔兰缺乏欧洲大陆法西斯主义滋生的先天关键因素，特别是强有力的社会党，种族关系的紧张和普遍的经济危机。无论考斯格莱夫还是瓦勒拉，他们都证明了爱尔兰对于议会民主的接受，这本身也是英国统治的一个遗产。瓦勒拉的宪法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文件，强调了传统的天主教的价值观，这也是当时爱尔兰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种价值观。如果说1918年之后的爱尔兰历史是被“超越小分歧的大仇恨”所驱动的，那确实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在爱尔兰，主要的政治分歧产生于正确和错误之间，而不是左派和右派之间，而且在争议的背后，他们事实上都在爱尔兰必须实施议会民主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 86

在大西洋彼岸，美国面临的威胁，无论左翼的威胁，还是右翼的威胁，都比英国小得多。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美国1919年发生了红色恐慌，它相对于极端主义的恐惧似乎更为严重。

与欧洲大陆一样，19世纪后期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在美国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对立与冲突。例如，1894年的芝加哥铁路工人罢工，在芝加哥引发了街道暴力的狂潮。但是左翼力量确实没有在美国真正扎根。美国的社会党，即使在它发展的高峰时期，在1912年的选举中，也仅仅赢得了6%的选票。尤金·德布兹，社会党的领袖，也曾经5次成为总统候选人，但从来没有倡导建立英国工党那样的政党，更不要说从事布尔什维克起义的那种行为了。在他的心目中，美国真正的革命就是转向1776年独立时期的美国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已经被残忍的财阀和腐败的政治家们滥用了。他指出，美国的工人阶级并不是“世袭的奴隶”，而是随自由而诞生的父亲们的儿子，他们手中拥有选票，他们能够选出也能够罢免总统、国会和法院。德布兹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它却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存在。在英国和德国，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往往都伴随着工人阶级争取选票的斗争。而在美国，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大多数的白人男子就赢得了选举权，他们早就开始参与美国活跃的两党政治之中。所以，工人阶级没有建立一个新的政党来推进他们自身目标的需求。 87

美国的主要工会也都是在这个政治体系之内开展活动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由塞缪尔·冈帕斯领导。他是一个来自伦敦东区的犹太移民。冈帕斯没有时间关注社会主义，只关注于他们自己的政党。他坚信工会是美国商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支经营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力量。他宣称：“美国的工会会员是想在真正美国化精神的前提下解决我们的问题。” 冈帕斯想依托行业单独建立工会，而不是要建立一个基于整个工业基础的联盟。他特别关注的是技工，而很少在制造业发动非技术工人。虽然在战争时期，美国劳工联合会人数激增，但在1919年早期，它的成员也只是达到了400万，这是英国总数的一半，但是英国的总人口还不到美国人口总数的一半。 88

德布兹和冈帕斯控制了美国社会主义和工会的走向，从而削弱了这两种力量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但是社会主义不能在美国扎根，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德国评论家沃纳·桑巴特特别强调，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非常高，“这是主要原因，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他宣称美国的工人生活太安逸了，所以不会具有激进的思想。“在烤牛肉和苹果派面前，所有的乌托邦都会化为乌有。”桑巴特描绘了一幅过于乐观的画面，因为数百万的美国工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是许多人确实已经上升到了中产阶级，或者说他们的孩子已经成为中产阶级了。更为重要的是，成百上千的甚至是成千上万的工人可以在另外的城市或者迅速发展的郊区找到更好的工作。与欧洲相比，这种流动性有助于削弱本地的工人阶级团体，而这种团体是英国、德国城市里社会主义发展的原因之一。 89

在美国，妨碍阶级意识觉醒的最大障碍是种族的分化。战争期间对于产业工人的需求量加大，这样许多黑人从偏僻的南方来到北方的芝加哥、匹兹堡和底特律等城市。美国严格的种族界限使得他们很难与白人工人形成双方的紧密联合。许多的白人工人都是新近来自欧洲的移民，主要是1890—1914年涌入美国的1500万移民。美国早期的移民主要来自英国、爱尔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而现在的新移民主要来自意大利、俄国、巴尔干和奥匈帝国。他们仍然沿用了以前家族的名字，如欧文·柏林、山姆·戈尔德温，他们都是逃离俄国的犹太人。尽管一些新移民，如在纽约的服装工人，成为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大多数的工人几乎没有什么阶级意识。他们之间由于语言、宗教、生活方式，以及主要关注自己生活的社团等原因，力量实际是被分割开的。在曼哈顿下城黑暗的小巷里，以及阴冷潮湿的院子里面，记者雅各·里斯注意到，几乎难以找到意大利人、德国人、法国人、非洲人、西班牙人、波希米亚人、俄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犹太人和中国人的聚居区，他们混聚在一起，也没有均匀地分布，就像在一个杯子里威士忌和水混合在一起一样。因为这些移民五年之后就有资格自然地成为美国公民，进而自然成为投票人，他们更加注意维持他们的工作，避免在警局里有任何记录，因此不会被左派的乌托邦所吸引和动摇。 90

欧洲式法西斯主义在美国的失败反映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结构。特别是大战的后果具有特别典型的象征意义。与英国工人一样，美国工人也要求胜利的回报。其中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把投票权给予妇女。但是1919年，工人阶级的战斗性也体现出来，每五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参与了罢工，这样频率的动荡在美国历史上是不曾出现过的。6月2日，美国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事件，从波士顿到匹兹堡，一批名人的住宅遭遇爆炸袭击，美国总检察长米切尔·帕尔默在华盛顿的住宅也被波及。作为回应，美国司法部逮捕了几千名激进分子，其中大多是外国人，而且逮捕他们的时候没有许可证，对他们进行毒打。帕尔默大搜捕彻底摧毁了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所代表的共产主义的力量，当时它的力量大体与工团主义者持平。 91

美国的红色恐慌，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是留下了长久的伤疤。在美国政坛，共产主义是被严令禁止的，社会主义也已经被边缘化了。工会成员从20世纪20年代顶峰时期的500万人，在1933年跌落到300万人，尤其是在重工业领域，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也没有恢复过来。尽管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它们作为美国的主流政党都曾经尝试过欧洲右翼的某些方式，但是美国人对于欧洲模式的左翼政治是不太了解的，所以很容易就被诬蔑成布尔什维克。

在对外政策领域，美国对于俄国革命的反应是十分极端的。与西欧的某些国家的态度不同，虽然美国与俄国存在贸易往来，但这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没有转换成对新生的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承认。相反，1920年8月，它态度坚决地声明，因为苏维埃俄国宣称自己坚持的原则是建立在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国家包括美国发生革命的基础之上，美国不可能与这样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承认政策的目标是促使俄国政权的更迭，但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接受了苏联作为一个现实的存在，并且与其建立起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他在其夫人建立一所乡村小学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墙上有一幅世界地图，上面有很大的一块空白地区，那本来应该标注苏联的。老师们说他们不允许谈论这个国家。1933年，罗斯福把苏联印上了地图，但是在美国人的头脑中，那里还是一片空白，而且在1945年之后，这个国家被看成是邪恶国家。 92

当伍德罗·威尔逊在1917年谈到为了民主必须让世界安全的时候，他设想的价值观的输出完全是根植于美国的传统之中的。尽管苏联的存在对美国的政治身份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总体而言，大战对于美国的政治影响非常有限。然而，在欧洲，由于体现民主的选举权是与议会制政府一起出现的，引发了一场政治上的大爆炸，动摇了一些国家存在的根基。因此，鲍德温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为了世界，要让民主更加安全。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英国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比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要成功，20世纪30年代初期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自由民主已经萎缩了。但是就影响力而言，威尔逊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在欧洲大陆之外，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的争论在全球仍然不断上演，因此帝国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第三章　帝国

一战向整个世界甚至是我们国家自身的民众证明了，或者说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大英帝国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长期被忽视的一支有生力量。

——大卫·劳合·乔治，1921

20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线的问题——是发生在亚洲、非洲、美洲和海洋岛屿上，深色人种与浅色人种的关系问题。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1903 1

在英国，现在人们对于大战的记忆主要局限于它是一场欧洲的冲突。我们脑海中关于一战的画面，可能是废墟中的伊普尔，黏重的佛兰德斯泥沼，也可能是索姆河被毁坏的景色。鲁伯特·布鲁克在《战士》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世界的某些角落，那是永远的英格兰”，它使人们想起沿着西部战线布满的青翠的墓地，布鲁克本人也被埋葬在爱琴海的一个荒凉小岛之上。战争的结果也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从欧洲的视角体现出来。就像我们在前两章看到的一样，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在1917—1918年纷纷崩塌，导致了一大批国家的诞生，这些国家政治不稳定，彼此之间充满敌意，因而处于一种非常狂躁的状态，这些都成为另一场欧洲冲突的根源。

诚然，一战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战争，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大战结束之际，德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被瓜分了，统治近东地区长达400余年的奥斯曼帝国也瓦解了。几个主要的战胜国重新瓜分了德国的殖民地，这引起了中国的长期愤慨。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地区，则诞生了五个新的国家，它们的建立主要是基于民族原则，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外约旦。从帝国到民族国家，欧洲似乎非常熟悉这种模式，不过在近东地区，民族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一个概念，它们只是存在于由英美两国设定的新的帝国框架之内。

在这一进程中，尽管有所谓的“威尔逊时刻”，但美国更主要的角色是一个旁观者。虽然威尔逊自决权的口号和民主的宣传激励着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但如果说1919年是“国际事务中帝国秩序结束的开端”也太言过其实了。 2 与此相反，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观察分析的结果是，一战事实上是“帝国的时刻”，当时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都蹒跚地走到了其巅峰时刻，“与其他交战国相比，它们损失的较少，但是收益却很大”。它们的成功主要是在1918年6月，从欧洲大陆失败的鬼门关中取得的“帝国的胜利”。 3 这种“战争帝国主义”对于英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波及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国家。

当今人们很难想象的是，20世纪早期，英国领导人的帝国主要是一种“家庭式”的帝国。 4 他们思考的方式是帝国的，认为不列颠是一个帝国式的国家，这实际也是他们英国公民性概念最核心的一点。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帝国与现在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模式是不一致的，现代的观念认为帝国主义就是西方对于其他地区实施的铁腕统治，而英帝国并不是这样的。尽管在1900年左右，英帝国包含了4亿人口，其中10%居住在不列颠，75%居住在印度，但实际上这种局面更像是一个大杂烩。当时，大英帝国内部只有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殖民地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它们已经按照议会政治的模式实现了自主治理。在英帝国范围内，更多的是直接管理的殖民地，从印度到尼日利亚，英国官员都是通过与当地精英们合作的方式，来保证最为重要的战略和经济的收益。这个帝国既包括如直布罗陀这类重要的堡垒和要塞，以及如埃及这类军事占领区，也包括类似于皮特克恩(宽度仅仅两英里）这样外围的太平洋小岛。加拿大和印度的获得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反法战争，而英属非洲是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通过分割的方式得来的。

最初，对于这些成分混杂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印度，英国的目标主要是追求商业上的影响，但是英国逐渐，而且有时是不情愿地获得了统治权。事实上，英国的全球霸权主要来自于其巨大的商业和运输网络，以及从伦敦辐射出去的投资和金融服务，这些主要是面向那些非正式的殖民地国家，包括中国、阿根廷和美国（1914年，在英国的对外投资中占到了1/5）。英国的“无形帝国” 5 则比法国更为广泛，经济上也更为重要，当时法国商业海军的吨位只是英国的12%。与其以欧洲为中心的防务优势相一致和配合，法国的投资主要集中于沙皇俄国而不是其殖民地，1914年，前者占法国总投资的25%，后者仅占9%。 6

英国的帝国，无论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后来都被证明对于进行战争是至关重要的。早在1904年，英国制订的军事计划就预测到，如果未来英德之间爆发一场冲突的话，那将是一场“大象与鲸鱼之间的战斗”，因为每一方“尽管都在某一层面具有优势，但是每一方都会发现很难把自己的优势转化成向对方施加的压力”。当战争真的在10年之后爆发之时，德国这一欧洲大陆的陆地强国已经发展起像鲸鱼一样强大的、难以对付的U型潜水艇舰队。但是英国这一传统的海上强国，最终也证明了自己更像是一个两栖动物，它运用自己对海上力量的控制权，从帝国范围内和英国本土动员了大量的军队，不仅把他们部署在法国，而且也分布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英国在海外部署的军人总数是700万，其中约500万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大约占70%），15%来自印度，其余的15%来自4个主要的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众所周知当时是由白人统治的。尽管法国也从黑非洲动员了一些力量，但是还没有任何其他的交战国如此依赖于殖民地的人力资源。在英国看来，这场帝国战争的努力同时也是帝国建设的手段。1918年11月，英国的67个师中，有54个在法国进行战斗，这些部队涉及英国12个统治区域中的10个，而且这些部队越来越发挥着突击队的作用。英国主要是依靠南非的军队夺得了西南部和东部的大量德国殖民地。而在1917—1918年，也主要是由印度人组成的大约100万人的军队，征服了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地区。 7

当然，这种帝国的辉煌时刻是没有被预见到的，也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计划性的。1914年，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一个英国内阁委员会庄重地宣布，战争的目标不是要获得更多的领土，任何欧洲之外进行的获得领土的战役必须用当地人来完成，因为英国军队无法从西线脱身。 8 当时，德国的巡洋舰不断威胁英国的供应和交通线，皇家海军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问题。为此，德国分布于全球的海军基地和装煤基地，以及海底电缆网与无线电站，就成为皇家海军重要的打击目标。但英国用来从事这些行动的力量依赖的主要是当地的力量，然而这些力量也有着自己的雄心壮志。在太平洋地区，来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军队仅仅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就占领了萨摩亚群岛和新几内亚，但是他们追求对这些地区的长期兼并。英国的盟友日本，在前20年中曾经打败过中国和沙皇俄国，利用了1914年的欧洲危机来扩展在东亚地区的势力。日本并不像英国所期望的那样，仅仅是对付德国的巡洋舰，它很快攫取了德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以及横跨山东半岛的德国人控制的铁路。紧接着，日本又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在中国享有一系列的商业和经济特权。英国的外务部无力改变局面，只好建议内阁“在中国采取忍耐的政策，直到战争结束，那时我们再想办法修复我们的损伤”，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将是痴心妄想。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后的几个月内，德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领土都落入到了当地力量手中，而且他们没有抽身而出的愿望。 9

非洲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机会主义的倾向不断上升。英国最初的目标主要是特定的战略要地，但是战争爆发之后的几个星期，英属西非部队不仅占领了德国在卡米纳的广播电台，而且还占领了它在多哥兰的整个殖民地。法属赤道非洲则具有更大的野心，他们在没有得到巴黎指令的情况下就采取了行动，战胜了顽强抵抗的德国人，在1916年年初，得到了整个的喀麦隆。在南部，英国的南非自治领地也关注于自身收益，就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太平洋那样。1915年，南非的军队占领原德属西南非洲（今天的纳米比亚），但德属东非是一个非常难以敲碎的坚果。扬·史末资是南非的指挥官，曾经希望战争仅限于白人之间，但是最后也被迫动用来自于西非的黑人军队。即使这样，德属东非的军队并没有投降，一直坚持到1918年11月停战协定签署之后的两个星期。 10

战争遗留下来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帝国遗产体现在中东地区。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曾经是令19世纪的欧洲外交官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现在回顾起来，1914—1918年可以说是这个臭名昭著的“欧洲病夫”最后的亮相仪式。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才重新获得了新生。但是，新近的学术界已经绘制出一幅更为复杂的晚期奥斯曼帝国的画面，它的命运是由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决定的，而且在1912—1913年失去天主教徒为主的巴尔干半岛区域之后，获得了一种新的伊斯兰教的连贯性。一战期间，重建的奥斯曼军队战斗力非常强，令人震惊，它部署在从亚美尼亚到西奈半岛，从巴格达到贝鲁特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如果断言，1914年的奥斯曼帝国“没有生病，而是被它的敌人所伤，并且最终被谋杀了” 11 ，那么这种论断与事实却相距甚远。但是新近的修正主义过于强调这场总体战争对于奥斯曼帝国致命的后果，就像它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作用一样。修正主义者认为，尽管奥斯曼帝国步履踉跄，但是由于它对非穆斯林地区实施文化和宗教的自治政策，所以还能够蹒跚地继续前行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不会像在1918年发生得那样突然，而且也不可能是全面的解体。 12

一提到“青年土耳其”这一术语，西方人的脑海中浮现出的形象一定是这样的：他们是自由的、现代化的改革派。事实上，团结进步委员会（CUP）的成员们运用这一术语来命名他们的运动，他们实际上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主要受到当时欧洲的种族主义的影响，而这与奥斯曼传统的比较松散的公民民族主义处于一种相对的紧张关系之中。奥斯曼传统的民族主义建立在所有种族和宗教团体对苏丹及其家族统治（对后者而言，“Turk”的意思是“乡巴佬”，起源于安纳托利亚的边远地区）的忠诚基础之上。团结进步委员会则呼吁新的民族意识的觉醒，那就是“土耳其的、穆斯林的和现代的”民族性。 13 这种新型的民族主义不仅仅在内部具有分裂性（1915年，成千上万的信奉天主教的亚美尼亚人遭到大屠杀），而且也具有明显的扩张主义倾向。伊斯梅尔·恩维尔是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认为战争是从沙皇俄国的统治中解放位于亚洲的土耳其人的一个绝好机会，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一个大土耳其国家。他对高加索地区特别痴迷，特别是在俄国革命之后，这也是导致奥斯曼帝国1918年在地中海的布防非常薄弱，以致难以抵挡英国攻势的原因。

那时，英国已经把中东地区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战场，这在1914年是难以想象的。除了明显具有离奇和悲剧色彩的加里波利，这种态势也与我们传统的关于西线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加里波利行动开始于1915年春季，当时它主要是被设计成一个快速解决方案，试图通过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和炮轰君士坦丁堡达到这一目标。当时英国人认为这样的进攻会导致奥斯曼帝国陷于恐慌状态，并因此很快发出求和申请。这场战役在最高峰的时候动员了高达40万人的军队，但结果却是英国军队在1916年1月丢脸的溃退，英国严重低估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战斗力。1915年晚些时候，印度军队被从巴士拉派往底格里斯河谷，主要任务是保护英国在波斯湾的石油利益，而且英国还希望他们能够占领巴格达，以洗刷加里波利的耻辱。但是，由于土耳其军队的顽强抵抗，再加上运输线崩溃的原因，1916年4月，1.3万人的军队被迫在库特城投降，这种耻辱经常被与1781年的约克镇之战相提并论。加里波利和库特城的惨败使得全英国都陷于悲痛的气氛之中，直接导致了阿斯奎斯政府的倒台。这也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转折点，此后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开始具有更多的复仇色彩。1917年时，一支供应良好的英国军队沿着底格里斯河逼近巴格达，另一支队伍则沿着海岸从埃及出发艰难行军，进入了巴勒斯坦，这是两支主力军，总数大约有100万人。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大约把它1/3的军队部署到了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前线。 14

除却报复这一因素，意识形态在中东战争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西线陷入僵局的时候，为了鼓舞国内的士气，英国政府对1917年在巴勒斯坦取得的胜利肆意地夸大宣传，认为这是最后一次的“十字军东征”，并最终结束了奥斯曼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的压迫性统治。这种论调使当时的民众沉浸于《圣经》基督教的情绪之中。劳合·乔治，出身于威尔士一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友家庭，为此次在贝尔谢巴、希伯伦、伯大尼和伯利恒的所有地区取得的胜利，特意举行了庆祝活动。他承认：“我在学校时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我对犹太人历史的了解比对本国历史的了解还要多。”但是这种十字军东征式的论调在中东地区是不能予以张扬的。1917年12月，艾蒙德·艾伦比将军进入了耶路撒冷，他是徒步进入这一城市的，这与德国皇帝在1898年的访问形式对比十分鲜明，当时的德国皇帝身披一件白色的斗篷，戴着用羽毛装饰的头盔，骑着高头大马。艾伦比特别注意穆斯林们的反响，因为这在当时的印度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他承诺要保护好这一块对所有的信仰都非常神圣的地区。巴勒斯坦的进军通过这种方式也显示出英帝国比它的对手更有道德上的优势。 15

地缘政治危机也在英国的布局中开始显现出来。1918年，苏维埃俄国退出战争之后，德国在法国的胜利，以及奥斯曼帝国对位于里海的巴库油田的占领，这些使英国联想到这样一个噩梦般的画面：德国及其盟友将沿着高加索向印度进军。当时，已经处于惊慌失措中的米尔纳勋爵警告劳合·乔治：“我们必须阻止德国的影响向东扩展，并且进入亚洲的心脏地区。” 16 当然，随着秋季的到来，英国的担心与恐惧都消失了，因为德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崩溃了，英国军队控制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但是直到今天，伦敦的决策者们都一直认为，中东地区虽然与英国的利益关联不大，但是必须被看作是英帝国地缘政治的主轴。这种战略观念就是一战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

最敏锐地利用这一形势的人是乔治·寇松勋爵，他在1919—1924年担任了英国的外交大臣。按照玛戈特·阿斯奎斯的话说，这是一个“严加装饰的极度自信的人”。在世纪之交，寇松曾经担任过长达七年的驻印度总督，这塑造了他的英国外交政策理念。1901年，他以教皇式的口气预言道：“只要我们能够统治印度，我们就永远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失去印度，我们将沦为三流强国。”站在以印度为中心的视角观察，寇松认为英国在中东的胜利，是加强英国统治的一个黄金般的机会。他甚至希望英国在波斯（伊朗）建立一个保护国，并且在沙皇俄国统治崩溃的高加索地区，建立起几个得到英国支持的独立国家。寇松的继任者，外交大臣贝尔福则持反对意见。他对寇松的观点冷嘲热讽，指出印度的大门“离印度越来越远了”，“我们不能把我们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消耗在这里，教化那些不想被教化的人”。内阁同意了贝尔福的意见，排除了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长期驻扎的可能性。 17

但是，即便寇松的想法有些极端， 1919年前后，整个伦敦事实上仍然陷入一种极其兴奋的乐观主义情绪之中。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对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占领可以转换成为长久发挥作用的势力范围。内阁当时设想通过代理人政权的形式控制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当时还有一种普遍性的看法，认为具有压迫性的土耳其人必须被彻底镇压，甚至要把他们从目前协约国占领的君士坦丁堡驱逐出去。劳合·乔治则被格莱斯顿的热情所点燃，格莱斯顿认为土耳其民族极其野蛮，所以应该恢复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半岛的影响力，也就是恢复到1453年土耳其摧毁拜占庭帝国之前的状态。这样做就好像在人类的记事录中抹去了500年。

英国人这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当今美国傲慢的保守主义，在当时则直接导致了英国与它的战时盟友的对立。在战争中，英法曾经并肩作战，但是1918年12月，也就是欧洲这场史诗般的战争结束三个星期之后，寇松就告诫英国内阁：“将来最值得我们恐惧的大国就是法国。”在巴黎和会上，劳合·乔治一直对提升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抱有浓厚的个人兴趣，而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则关注于德国和欧洲。法国的外交官们，以及法属殖民地的游说团都十分愤慨，抱怨政府对法国在叙利亚的利益采取了“全面投降”的政策，最后克列孟梭也实行了大棒政策，对于他号称的“英国不加约束的贪婪”愤怒不已。在一次愤怒的争吵中，这位法国总理甚至让英国人选择是用剑还是用手枪进行决斗。 18 但是在1919年间，两国政府逐渐达成了暂时的妥协，因为这时英国胜利的香槟酒时刻已经转换成了痛苦的宿醉。战争帝国主义带来的兴奋情绪很快被国际关系的现实所冲淡，特别是新的威尔逊主义者对英帝国日益明显的过度伸手政策，以及对英国盟友的承诺，都采取限制性的政策。这三个因素中的任意一个都值得仔细研讨，因为它们将共同塑造英国在中东新的帝国形式。

1918年，威尔逊关于“自决权”和“民族平等”的口号一直深受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拥戴和利用。在停战协定签署的那一天，美国驻开罗的总领事报告说：“埃及各阶层的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认为威尔逊总统主张全世界都应该实行自治，他将保护这个国家的民众自我治理的权利。”一位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如果威尔逊访问亚洲，他将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就像“人类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导师一样，其地位如同基督或者佛祖”。 19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一样，其实威尔逊总统对他言辞的含义并没有考虑得那么多。他也存有那个时代大多数美国人具有的种族偏见，认为非白人世界自治权的获得需要通过渐进的改革，而不是突如其来的革命来实现。无论如何，当他在巴黎裁定欧洲问题的时候都困难重重。当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在巴黎和会进行游说活动的时候，他们经常引用威尔逊的口号，这引起了总统先生的警觉，于是他从国际联盟盟约的草案中删除了这样一个条款，即应用自决权原则来调整将来的领土范围。他同时也避开了其盟友的帝国带来的挑战，默许了英国在埃及建立保护国，有礼貌地承认了来自印度的民族主义愿望，并且不情愿地同意日本占有山东而不是把它归还给中国。威尔逊总统私下里认为，这种解决方案是“从肮脏的过去中得到的最好结果”，但在国际上他也备受谴责，因为他失信于自己的原则。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易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引起了强烈的民众示威游行，愤怒的民众洗劫了与日本串通一气的“民族叛徒”的住宅，抗议活动迅疾地扩展到其他城市，中国在巴黎的代表团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的一个传奇，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这样认为。 20

威尔逊逐渐领悟到，他诱人的华丽辞藻一旦落实到实践层面，将是一个“失望的悲剧”，但是他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1918年11月他乘船横跨大西洋的时候，他一直在想，“人们还将忍受专制统治很多年”，“但是如果千禧年不能马上实现，他们却会把他们的拯救者撕成碎片”。到1919年中期的时候，抱怨愤恨十分普遍。在埃及这个国家，威尔逊认可英国的统治就像一道闪电一样令人震惊，按照新闻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的回忆，这就像是一场“最丑恶的背叛”。在中国，毛泽东把威尔逊比喻为“热锅上的蚂蚁”，认为威尔逊只是在被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这样的“小偷们包围的时候，不知道怎样才好”。毛泽东是在五四运动中觉醒的众多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个，并且转向了共产主义。事实上，在整个殖民地世界，因为威尔逊信誉的崩溃，导致了列宁主义的扩展。但无论威尔逊先生还是列宁，他们关于自决权的论述，现在仍然是国际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1

威尔逊主义一项更为久远的遗产是委任机构的建立。与以前为帝国而战的历次战争不同，一战中英国并没有直接彻底地实现领土的收益与占领，而是在国联的授权下，对当地的居民实行委任统治。在这点上，威尔逊总统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坚持认为如果允许大国肆意地瓜分“世界上孤立无援的部分”，那么国联就将彻底成为一个“笑柄”。但是法国公开反对总统的提议。南非的扬·史末资坚信英国的利益可以通过披上威尔逊主义的外衣来实现，他进一步发展了委任统治的思想。他最初的想法尚未把这一原则应用到非洲和太平洋殖民地，因为这一地区主要“居住着野蛮人”，“他们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史末资企图吞并原德属西南非（其面积大体相当于英格兰和威尔士），把其并入自己的国家。同样，澳大利亚觊觎新几内亚，新西兰瞄准了萨摩亚。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被澳大利亚总理比利·休斯激怒，后者是一位粗鲁的民族主义者，挥舞着一幅被大致篡改过的地图，坚持认为“澳大利亚就像一座被太平洋上的岛屿包围的堡垒”，这些岛屿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就像“水对一个城市的重要性”一样。 22

在总统的启发下，史末资把他的委任方案分为三个层次，这主要是依据他们对于自我统治的准备程度进行划分的。C类是事实上的占领，国联只承担很小的责任，大多数的太平洋占领区都被归入了此类——这也等于事实上给了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充分的行动自由。B类只是略有不同，国联只对其公开的贸易进行监督；在这一层级里，法国和英国（包括史末资）得到了他们在德国所属的非洲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A类的委任统治覆盖的人群，是接近于自治的水平，也就是委任的权力只限于提供“行政的建议和辅助管理”，而不是统治。这也是奥斯曼的中东陷入的层面，这也同时意味着，尽管英国和法国能够随意瓜分这个地区，但是它们必须卷入“冗长的、令人厌烦的和公开的争论之中，争论是围绕对于外国人不民主的统治（这在威尔逊时代之前是被看作完全正常的国家事务）如何被合理化的问题”。这也是委任统治的真正意义，这不是帝国主义的新形式，而是履行国际责任的新制度。 23

于是威尔逊主义对于英国的新中东帝国施加了一种典型的限制，但同等重要的是英国对全球过度扩展的关注。停战协定签署的时候，英国有350万军队部署在世界各地，但是一年以后，这个数字下降到80万人，1920年11月下降到37万人。1919年早期的兵变使内阁意识到，在和平时期，不能长期实施征兵法案。因此，在延长一年之后，1920年3月，征兵法案失效了，英国重新恢复到战前的志愿兵役制度。现在内阁的责任比1914年之前更大，也更加易变。停战协定签署一年之后，帝国总参谋部的最高长官亨利·威尔逊非常气愤地说道，我们已经在世界各地发动了20~30次的战争，他谴责英国的政治领导人“完全不称职，并且不具备统治能力”。威尔逊的对手，菲利普·切利伍德将军则发出警告：“干涉其他民众的事务，一旦养成习惯，尽管在表面上被称作‘和平’，但是这就像‘鸡奸’一样，一旦你开始做这件事情，你就无法停止下来。” 24

内阁采取新军事干涉的倾向不是唯一的问题，1919年英国同样面临着核心殖民地的反抗问题。3月，对于埃及民族主义倡导者的镇压激起了罢工、游行和破坏活动，800人死于这场冲突。5月，阿富汗政府趁机侵入印度，引发了持续整个夏季的边界战争。所有这些都是与新芬党宣布独立同时发生的，当时的爱尔兰正被卷入恐怖和反恐怖的旋涡之中，在1919—1920年的冬天大约牵扯了3万英国军队。强硬的爱尔兰统一派亨利·威尔逊认为爱尔兰是联合王国的有机组成部分，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警告，“如果对爱尔兰的暗杀团体投降”，将会对埃及和印度的民族主义鼓动者产生“可悲的，并且非常迅即的影响”。后来他被爱尔兰共和军枪杀了。 25

一些英国的决策者认为这些麻烦都是伍德罗·威尔逊以及他的“不可能实现的自决权的原则” 26 造成的，但事实上，原因主要存在于固有的社会之中。自19世纪末期以来，全球的变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特征，由于商品的广泛扩展、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国际市场的形成，农民经济已经被彻底侵蚀掉了。 27 而欧洲帝国对于世界大战的参与动员更是具有毁灭性的影响，这在埃及的危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埃及从1882年被英国占领，但正式层面上奥斯曼帝国一直是埃及的宗主国。然而，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宣战之后，英国实施战时法令，并宣布埃及是英国的“保护国”。战争期间，英国在埃及征收高额的税收，对劳动力和家畜都有大量的需求，并且对食品、武器和运输都实行了严格的控制，这都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同时损害了精英们的传统特权。1919年的危机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是在苏丹政府和持不同政见的社会贤达之间展开的，后者运用民众的动乱以及威尔逊的论调作为反抗现政权的政治武器。

尽管埃及的民族主义者认为1919年的运动是一场“革命”，但英国武力的使用以及策略上的让步很快使危机最恶劣的形势得以化解。1922年2月，英国放弃了保护国的提法，承认埃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买通了其政治精英，使他们从公众的不满中解脱出来，这样就破坏了1919年危机之后的邪恶的联盟。英国只保留一些“有限的权利”，包括对外国利益的托管（例如苏伊士运河），监管外交政策和英国军队的调动自由，而这些其实是最为重要的权利。就像寇松所反问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果实，为什么要去为它的皮壳操心呢？” 28

这种模式到处可见。由于过度扩张和身陷困境，1919年之后，英国政府决定从战争帝国主义的兴奋的雄心中撤退。但这在前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中东地区困难重重，因为这与它的主要盟国产生了领土交易上的冲突。1916年5月，外交官马克·赛克斯和弗朗索瓦·乔治斯—皮科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把前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在英国和法国之间进行了势力范围的划分：英国控制了现在的南部伊拉克地区，法国控制了今日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同时，亨利·麦克马洪——英国在埃及的最高长官，与侯赛因·本—阿里达成了一致，当时后者是哈希姆家族和控制神圣的麦加卫队（沙里夫）的领导人。麦克马洪对于侯赛因做了虽然模糊但是比较广泛的承诺，允诺战后“阿拉伯世界的独立”，其目的是“把阿拉伯人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并且鼓励他们反对奥斯曼的统治。 29 当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把所有的秘密条约公诸于众的时候，英国和法国都感到非常尴尬，因为赛克斯—皮科的协议尽管采用了一般性的术语，但是仍然明显地与对哈希姆家族的承诺有矛盾和冲突的地方。

同时，侯赛因—麦克马洪达成的一致，与贝尔福发表的宣言发生了矛盾和冲突。1917年11月，时任英国外务大臣的贝尔福声明，英国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区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尽管贝尔福一再解释“他们不会采取可能危害现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的权利”的政策，当时非犹太人占据了当地人口总数的90%。从一开始“家园”这个词汇实质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建国的一种委婉说法。《时代》杂志在刊登贝尔福声明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标题“为了犹太人的巴勒斯坦”。 30

当时，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陷入一片混乱状态。就像贝尔福后来承认的那样，英国签署的协定“每一个都不一致，都有矛盾的地方”，而且“没有非常清晰一贯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混乱反映了长期以来伦敦、开罗、德里和巴士拉之间缺乏相互协调的这一状况。设在开罗的最高委员会注意力集中在阿拉伯人身上，夸大了他们发动叛乱的可能性；而在伦敦的政策制定者们，则受到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的影响，关注于国际上的犹太民族对其盟国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1917年10月，贝尔福对内阁说道，“生存在俄国和美国的大多数犹太人，也许是遍布全世界的犹太人，似乎都青睐于犹太复国主义”，发表一份亲犹太人的声明因此可能会是“在俄国和美国都最为有效的一种宣传”。 31

英国的外交混乱既是见利忘义的机会主义的恶果，也是由于官僚主义机构的混乱。沙皇俄国崩溃之后，中东地区的问题主要是集中于英国身上。1918年11月，法国在中东驻有1000人的部队。令他们暴怒的是，与土耳其人签订的停战协定完全控制在英国一个舰队司令的手中。伦敦的情绪变得极为乐观，英国对抗了3/4的土耳其军队，同时劳合·乔治指出：“在反对土耳其的战斗中也造成了成千上万的英国士兵的伤亡”，“而其他国家的政府只是派了少量的下层的警察部队，他们主要是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偷抢这些神墓教堂。” 32 191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内阁都不愿意与他国分享好不容易得来的胜利成果，所以希望逃避赛克斯与皮科达成的交易，认为那只是在战争的非常时期产生的一个结果。它设想把巴勒斯坦，最好也把叙利亚作为保护埃及的一个缓冲区域。内阁也强化了麦克马洪对于阿拉伯人的保证，1918年11月的声明指出英国和法国一直坚持战斗的原因，是为了被土耳其人压迫的人们获得完全和彻底的解放，是为了土生土长的当地民众拥有对民族政府和行政机构的自由选择的权利。 33

于是英国在中东的政策既有精打细算的特征，又充满困惑，特别是在关于民族和帝国这一问题上，他们的想法受到诸多困扰。贝尔福观察到，“我们地位最薄弱的地方”，“就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我们故意但是比较正确地拒绝接受自决原则”，在这里“正确地”这个术语只是一个即时的评论。贝尔福尽管是一位比较特别的、充满激情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但他的发言讲话代表着绝大多数英国决策者的观点，他们都认为阿拉伯人并不具备管理自己的能力，这一点与“红色的印度人”（引自一位印度办公室高级官员的说法）是一样的。相反，犹太人被看成（尽管带有淡淡的反犹太的味道）在几个世纪以来善于赚钱和创造历史的民族——这是创建一个国家的胚胎基础。1918年9月，贝尔福通过观察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纯粹的民族问题，就像在波兰、爱沙尼亚的百余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一样，都是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以获得自决权。”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伦敦与报刊编辑们和政治家们都建立起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方式与托马斯·马萨里克及其他拥护捷克斯洛伐克建国的活动者方式是一样的。但是游说者中最具说服力的人，例如弗拉迪米尔·雅博廷斯基和哈伊姆·魏茨曼依赖于先前的假设，即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一个宗教，这种观点后来在内阁中被普遍地接受。 34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领导人认为阿拉伯人是懒惰的、落后的，没有准备好建立一个国家，所以只能实行旧帝国的代理人的政权模式。如今，这种模式按照威尔逊关于自决权的理念，就是委任统治的形式。当时的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太古认为：“我们应该保有阿拉伯的外表，同时保证英国人的最高权威。” 35

因此，在1919—1920，中东地区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秩序，这既是建立在早期与哈希姆家族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也受到英法妥协情绪的影响。沙里夫·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曾经领导过反对奥斯曼统治的起义。费萨尔是西方人心目中理想的阿拉伯首领的形象，他个子很高，气质高贵庄严，颇有君主风范，在巴黎和会期间，他给人们留下了非常强大的印象，于是英国人安排他作为英国在叙利亚统治的代理人（当时一位法国外交官讽刺说，这就是戴上阿拉伯帽子的英帝国主义）。 36 1919年秋天，当人力危机暴露出来的时候，劳合·乔治才姗姗来迟地决定履行赛克斯—皮科协议，并且决定让法国管理叙利亚。英国撤军之后，费萨尔很快被法国驱逐出境。作为对哈希姆家族的一个安慰奖，英国又安排费萨尔担任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代理人，这是由奥斯曼帝国的三个省份拼在一起的，包括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英国也建立了侯赛因的兄弟阿卜杜拉在外约旦的统治。外约旦建立于1922—1923，主要是希望借此协调英国对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互相矛盾的承诺。英国官方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涵盖了一片广阔的、参差不齐的区域，从地中海一直到约旦河，在某些地区甚至深入到了沙漠300英里。通过在河流东部广大但是人口稀疏的区域建立起另一个哈希姆家族的代理政权（外约旦），同时在海岸西部狭窄但是肥沃的黄金地带（也就是重新定义的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了一个家园，英国官员寻求贝尔福宣言中双重诺言的实现，既建立一个犹太人之家，也尊重现在当地人的权利。这两个承诺都在巴勒斯坦和外约旦这两个国家得以体现，虽然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在经济上都不具有可行性。

为了政治上的便利，法国也把它的委任统治地进行了分割，从叙利亚分离出来了一个单独的黎巴嫩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宗教和战略上的因素，就像英国在巴勒斯坦采取的政策一样。自1860年以来，黎巴嫩山区就是奥斯曼帝国境内享有高度自治的一个省份，当时法国一直对于马龙派的天主教团体给予特殊的保护。当法国在1920年接管叙利亚之后，他们答应了马龙派扩大领土面积的要求，把他们的领土从被孤立的腹地向西延伸到海边，从东北深入到肥沃的贝卡谷地，向东几乎到达了大马士革。法国希望这一个“大黎巴嫩”国家成为有价值的代理人政权，完全依赖法国人的保护，同时把贝鲁特和的黎波里建成重要的海军基地，以平衡英国在海法和雅法的势力。但是这一国家的构建制造了巴勒斯坦式的问题，因为额外的领土主要是穆斯林居住的，而且使得碎片化了的天主教团体仅仅占到人口的半数，同时黎巴嫩在叙利亚的扩张在大马士革激起了持久的民族统一主义者的强烈愤怒。

尽管新形成的中东地图沿袭了奥斯曼帝国的行政边界，但是其诞生的国家主要是英国和法国“制造”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后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政治地图十分相似。但是东欧在前历史时期就存在一些民族和王国，而且战争激发的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对于伦敦和巴黎产生了很大影响。中东的问题与此相反，人们普遍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就意味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而且中东的委任统治，也与后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家的民主是不一样的。法国从来不想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它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靠武力维系的；英国确实建立了代表机构，但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到1932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委任统治已经转换成一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家——伊拉克，但是英国仍然牵拉着控制它的绳子，在阿拉伯统治精英中，议会选举掩盖着的是实质上的分赃制度。

在巴勒斯坦这样一个分化的社会，民主是没有任何立足之地的。阿拉伯人拒绝接受犹太人的存在，更不要说进一步的移民了。1922—1923年，他们抵制了试图把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来选举立法委员会的计划。因此，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自动地演变成为皇家殖民地，同时限制犹太人这一被认为具有民主萌芽的民族，但是也拒绝给阿拉伯人进行任何有关议会政治的培训。事实上，巴勒斯坦在英帝国主义的历史上很快被证明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尽管巴勒斯坦是一个被占领的殖民地，但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它实际上是一个移民者的殖民地，只不过这次的移民者不是英国人，而是犹太人。而且，与其他移民者殖民地不同的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移民和当地人似乎永远没有和解的可能性。 37

英国和法国主要是在沙滩上画线，这既是字面上的含义，也具有隐喻的特征，而它们的理念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持续至今。在巴勒斯坦，权力的和平转移已经毫无可能，犹太复国主义在1948年取得了优势，并赶走了很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于肥沃的约旦河谷的控制在以色列与其邻国的战争中至关重要。再向北一些，“大叙利亚”的思想是悬挂在黎巴嫩独立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问题，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冲突中变得非常明显。在伊拉克，英国支持居于少数的逊尼派，反对居于多数的什叶派，而北方的库尔德人则在1958年哈希姆家族被推翻后选择了错误的路线，这将产生非常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在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统治之下，这一点非常明显，也非常致命。 3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外约旦这个似乎最不适合推行委任统治的地方，逐渐被证明是最具忍耐性的一个国家。尽管长期存在民主的赤字，但阿卜杜拉的哈希姆家族后代的统治一直持续到21世纪。

在今日的中东，很容易看出一战的长长的阴影。当然在后奥斯曼时代移民的错误并没有马上显现出来。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叛乱很快被平息下去，巴勒斯坦的局面也一直是可控的。然而，这一地区在1936—1939年发动了暴乱，其原因主要是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移民急剧增加。在中东所有的这些国家之中，真正爆炸性的事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东欧由于民族、国家和民主纠结在一起产生的问题则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顶峰，这是导致二战爆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后奥斯曼的中东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尽管面临威尔逊观点和民族主义鼓吹者的挑战，帝国仍然是当时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态存在。

1918年之后，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还有另外一点需要强调，那就是石油。尽管1914年欧洲投入战争的时候使用的是蒸汽火车，但是赢得战争的燃料是石油，而不是煤炭。内燃机不仅对于坦克和飞机至关重要，而且对军队运输的卡车也是必需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在石油供应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在这一点上远远超过同盟国。就像寇松指出的那样，协约国的胜利是被“石油的浪潮推动起来的”。英国非常珍视石油的作用，内阁大臣莫里斯·汉基在1918年就告诫说，“石油在下次战争中承担的角色就像煤炭在这次战争中的角色一样”，而且“最大的潜在供应基地”就位于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所以控制这两个地区是“英国战争最为重要的目标”。贝尔福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并且补充道，“我并不在意我们通过什么体制来控制石油”，美索不达米亚的委任统治形式被认为是吞并形式的更好的一种替代物，所需要花费的代价更小，而且看起来也不会引起威尔逊的敏感情绪。英国政府通过控制英国与波斯（伊朗）的石油公司，以及在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金融优势，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这个地区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享有较大的控制权，而这正是英帝国所缺乏的资源。 39

透过中东地区，我们需要检验的对象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领导性的帝国，它们是怎么看待和运作它们帝国的复兴的。在这两个帝国中，英国的范围更为广泛，在1918年之后达到了帝国的巅峰时期，统治了地球上将近1/4的领域面积，统治的人口也大致是这一比例，而法国统治了地球上1/10的领土面积和1/20的人口。 40 在英属印度和移民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这样的层面，法国与英国的资源不具有可比性。与法国相比，英国对殖民地更为重视，形成了对付1918年之后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战略手段，而且其手段被证明是代价较小，效果则更为显著。当然，1945年之后，这两个帝国都被证明是“泥足”帝国，都有自己的缺陷，但是因为本章谈论的是这样一个基本观点，英国很快调适自己，适合了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风向的变化。这种调整的成功强化了英帝国的地位，这在民主化发生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在发挥作用。

英帝国也是一个分散的帝国，它起源于商业，正如帕默斯顿勋爵在维多利亚时代观察得出的结论一样：“对于商业而言，土地不是必需品，我们可以在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进行商业贸易。”尽管为了保护商业利益，武装力量的使用和直接的统治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式的帝国总归耗资巨大，负担沉重，所以英国的政策是：“如果可能的话，进行非正式的扩张；如果必要的话，进行正式的扩张。” 41 所以，在较为平静的1830—1932年这个世纪，英帝国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之上的。反观法国，它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都无法与英国竞争，所以保持着高度集中的重商主义的政权形式。

法国的政治传统也具有更强的国家干预的特征。大革命最主要的遗产就是形成了一个普遍的理性观念：殖民地被认为是法国家园的延伸，应该使用宗主国的法律，并且应该归巴黎严格控制。其最终的目标是“同化”，把殖民地的“国民”变为法国“公民”，他们可以选举代表加入巴黎的议会，但是适用的选举标准（包括语言能力和接受天主教）是必要的，而且通常具有任意性的特征。例如，在1939年，法属西非洲只有不到1%的人具有公民权。法国主要统治的是一个“国民”的帝国。事实上，在任何法国的殖民地，议会体制都没有运转起来，他们开会的目的只是行使非常有限的预算审查权，没有权利去进行立法提议。 42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英国。英国创造了一个“和解的帝国”，其方式是英国的移民逐渐使英国的权力融入了当地的自治政府之中，这一点远远超过法兰西帝国，更不要说那些其他的欧洲强权了，到1918年前后，英国移民的数目是非常庞大的，800万在加拿大，500万在澳大利亚，100多万在新西兰，还有140万人在南非。英国总的移民者的数量，主要是来自英格兰，大约占了联合王国4600万人中的1/3。 43 这与寇松统治的印度是一种形式截然不同的帝国，对于许多英格兰人来说，这也是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东方的英国不是我们熟知的英国”，自由党下议院议员查尔斯·迪尔克在1868年这样评述，在那里，“讨厌的不列颠，与锚和船只一起，构成了神秘的东方专制主义”。 44

关于英国既能够保持国内的自由，又能够建构在国外的帝国这一问题，一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者们关注的问题，他们特别考虑到古代的罗马帝国这一例证，它的共和理念逐渐被军事帝国主义侵蚀掉了。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帝国与自由”的传统的困境，可以在英国的移民者殖民地范围内，也就是迪尔克所称的“大不列颠”繁荣领域内得到很好地解决。这场争论越来越有名，主要是因为剑桥大学的教授约翰·西莱在1883年出版的著作《英格兰的扩张》。1919年，这本书卖出了1.1万本。到1956年，这本书一直在印刷。1956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危机，西莱对于英国得到印度深表遗憾，他认为英国在那里没有血缘，甚至没有利益的关系，但是他也知道英国不能轻易脱身，否则印度会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他对于移民的殖民地充满热情，认为“伟大的不列颠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帝国”，而是“英格兰民族进入其他土地的一种自然的延伸”。在这片土地上，“一切都是全新的，一个最先进的民族进入了一个愿意进步的环境之中，在那里，你没有过去，只有无限的未来”。然而，“印度完全属于过去，并且，我也几乎可以说，没有未来”。西莱认为英国执行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种族政策，“在亚洲的专制和在澳大利亚的民主”，而后者更能表达它的真正的价值观。 45

移民者的殖民地逐渐合并起来，在1867年形成了加拿大自治领，1901年形成了澳大利亚联邦，1907年建成了新西兰自治领，1910年建立了南非联邦。在最后一个案例中，南非联邦是通过残酷的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形成的。在战争中，英国征服了讲荷兰语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但是随即允许它们在联邦范围内享有区域的自治权。这些移民者殖民地拥有自己的行政和立法机构，但是在这种众所周知的“两头政治之下”，一些诸如国防和外交政策的权力是控制在伦敦那里的。到1900年左右的时候，关于移民者的殖民地，也就是目前所称的自治领，是否会走1776年美国殖民地脱离母国的道路引起了很多的争论。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这似乎是历史的必然逻辑。

一个虽然规模较小，但是眼光敏锐的知识分子团体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就是把帝国变成联邦，这种想法主要来源于他们协助南非构建了联邦的形式。这个被称为“圆桌”的集团，建立于1910年，创建者是牛津大学的唐·莱昂内尔·柯蒂斯莱，他们认为缺乏合作的帝国本身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柯蒂斯莱欣赏的是“有机的联邦”这一概念，这意味着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依靠帝国军队控制的征税系统。他的大部分同事没有认识到那种程度，比如说西莱，他认为帝国面临着一种僵硬的选择——联邦或者解体。当时联邦主义比较流行，这一方面是因为各个自治领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成功地克服了内战带来的危机而成为经济上的巨人。这种观念在1911—1914年的地方自治危机中引起了更热烈的争论。1911年，尽管当时的新西兰总督约瑟夫·沃德提出了一个较为详尽的联邦蓝图，但是其他自治领的领导人认为它“十分荒唐”，“绝对没有可行性”，于是该方案被否决了。 46

自治领的战时经历经常被认为是走向独立道路的台阶，但实际上这段历史是比较迂回曲折的。当然，战争期间，既有民族英雄史诗般业绩带来的骄傲（如澳新军团在1915年加里波利取得的成功，抑或1917年加拿大在维米岭发动的进攻），也有对英国人失败的不断增长的愤怒。一位加拿大的内阁大臣如此评论道，尽管伦敦讨论了所有表面上的问题与缺陷，但是真正的问题与缺陷是智力上的。由于缺乏有效的商讨，殖民地的领导者们变得更加愤怒，特别是在他们自己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的时候。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抱怨说：“不要指望我们在战场上投入40万或者50万的军队，还要我们自愿被当成玩具般的机器人一样任人操控。”1918年秋天，停战协议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但是没有提及自治领，当时澳大利亚的总理比利·休斯大发雷霆，因为他们的地位就相当于“听差或者仆人”一样。休斯对于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因为与加拿大和新西兰不同，当时他已经不能对他的国民实施征兵法案了。在1916年10月和1917年12月的投票中，澳大利亚人已经否决了这一法案，尽管是非常勉强的否决，但直接导致了休斯的工党的分裂，使得在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占1/5的国家里宗教关系再度紧张起来。 47

当然，这种自治领的新型的民族主义需要更仔细地审视。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地方主义的侵蚀作用，现在他们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而不是“维多利亚人”或者“新南威尔士人”。这种情况同样在军队发生，这主要是由于损失过重，同时团级单位中士兵的征兵来源的多样化淡化了地方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当他们与来自法国、比利时和其他盟国的军队并肩作战的时候。但是黑格的军队主要是英国人，联合王国在主要战场投入了来自不列颠本土和自治领的74个师中的64个师，其中80%来自英格兰。毫无疑问，当时这些军队的人，无论来自苏格兰还是其他自治领的士兵都认为自己是完全平等的（他们认为苏格兰人更有亲和力），而英国兵通常被认为是下等的，这显然是对英国不利的。这部分原因是因为一天付一先令，他们买不到啤酒、咖啡，也满足不了基本的需求，但是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则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英国军队特殊的等级制度，它坚持推行严格的、卑鄙的、让人唾弃的惩罚制度，并且实行严格的等级分离制度，这与自治领甚至是法国的民族精神相悖而行的。英国军队也没有运用等级来调动人们积极性的这种倾向，他们主要依赖于从公立学校毕业的年轻的“绅士们”进行指挥。在战争期间保持志愿兵役制的澳大利亚人，因为缺乏对军官们的尊敬而臭名昭著，但是这种情况逐渐在大多数自治领的军队中扩散开来，英国兵特别是那些带有北方口音的“小矮子”，被描绘成缺乏本能和智商的笨蛋。一幅澳大利亚的卡通画，描绘了一群英国兵坐在一个荒凉的十字路口的火盆边上，灯柱后面写了一个标志“灯柱角（Lamp Post Corner）”：

澳洲人（路过的）：哎，伙计，这是灯柱角吗？

英国兵：我不知道，我才来到这里一个月。 48

1916年，黑格及其他英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都认为，管理这样一支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并且没有经验的志愿兵军队，等级制度是唯一的方法。他们应该毫不质疑地去从事最简单的工作，比如在徐进弹幕射击之后，这些人在无人的场地练习走直线。但是1918年的胜利，无论德国还是其同盟国，战胜它们的都是军官指挥的快速行进穿越战场的小分队，这样小分队能够更好地抓住战机，而这依赖的不是服从，是靠小分队的主动性。 49 由于机遇和良好的训练这两个因素，英国以及自治领的军队都能够胜任这种打法，但是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自治领的军队都由于违反英国军队的纪律被关进了监狱。所以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本质的问题不在于“民族特性”，而在于英国的等级制度。

自治领对英国的战争的指挥问题的抱怨可以进行更加合理地分析。1915年和1916年的重大损失反映了训练的薄弱以及高层的无能。就像黑格和他的下属一样，自治领的指挥官们也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来自堪培拉的历史学家杰弗瑞·格雷注意到，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澳大利亚的将军们和英国将军们一样对澳大利亚士兵的重大伤亡负有责任”。但是到了1918年夏天，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军团，并且都各自拥有了非常能干的指挥官，分别是受人尊敬的亚瑟·柯里和约翰·莫纳什。他们的手下，由于受过严格的训练，在亚眠战役中都是充当先锋，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的其他突破性战役中也是如此，因此在联军中被誉为是最好的突击队。这些胜利不仅应该归功于“殖民地”的非常卓越的战斗精神，这是诸如澳大利亚的查尔斯·比恩之类的民族主义作家所宣称的，而且应该感谢1918年进行战斗的方式。柯里和莫纳什的策略证明了步兵和坦克、空军尤其是炮兵配合的统一运用、密切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必需品主要是英国供应给自治领士兵的。同时许多高级指挥官的位置仍然被英国牢牢掌控，当然他们的指挥技术比以前提高了，他们在使柯里和莫纳什名声大噪的战役之前进行了非常细致入微的规划工作。 50

在外交领域，主题同样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完全的独立。1917年，自治领的领导人迅速解决了再次出现的帝国“联邦”问题，但这次他们盗用了圆桌会议的术语“英联邦”来描述自治的混合状态和已经在英国与自治领之间呈现出来的合作关系。南非的代表扬·史末资将军成为这种新型团体观念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1917年在伦敦他被视为要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在非洲的显赫战功，而且因为他是15年前布尔战争的领导人之一。他的生涯充分显示出英国宽广的包容性，这与普鲁士主义的铁笼子政策是不一样的。对于史末资而言，1906年承认败在英军手下的布尔省区的自治权，是英国对于自由价值观践行的一个最奇妙的标志，所以他罗曼蒂克地认为1906年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而且也正是史末资这个人，把大英帝国的世界看作是阳光下的新的场景，他告诉议会两院：“我们不是帝国。德国才是帝国，罗马也是，印度也是，但我们是一个民族的体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体，我们比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帝国都要伟大。”对于新型的英帝国，他称之为“英联邦”。 51

在巴黎，自治领的领导人得到了最好的待遇，有独立的代表权，同时也是英帝国代表团的成员，史末资称之为“多余的独立”。但是，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我们看到自治领最终与英国渐行渐远。1926年，贝尔福的报告中把它们界定为“自治的”“平等的”社会，“它们与英联邦的关系是非常自由地连接在一起的”。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宣布放弃帝国议会拥有制定自治领法令的权利。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策略，目的是为了把南非和爱尔兰留在英联邦之内；其他的自治领基本没被考虑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都没有批准这一法令。这部分是由于自治领在贸易和投资上对于英国的依赖（在下一章里将更充分探讨这一问题），同时也是因为战争之后来自英国的新移民。1920—1929年，大约有181万人从联合王国移居国外，这超过了1900—1909年的那段繁荣期（167万人），他们之中的60%去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但是美国在世纪之交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所有这些都塑造了更深一层的、被称为“英格兰不列颠的民族主义”，这一术语被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解构为“作为全球文明代表的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具有一种进攻性的特征，随之而来的是由于战争的胜利，其声望达到了顶峰”。作为在英联邦境内的一个自治领，它们的身份因此是“一种民族地位与帝国身份明显的混合状态”。 52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从帝国臣民到本国公民的经典的轨迹，我们必须承认自治领的许多人在联合王国内部对于他们的多重身份感到非常舒服，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骄傲的。1926年，贝尔福声称，作为一个苏格兰人，他不准备屈服于“大宪章和莎士比亚”，这主要是考虑到“班诺克本和弗洛登战役”的因素。同样，1930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基里·汉考克1930年宣布，尽管“一个国家就像一位善于嫉妒的主妇”，“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讲，由于受到文学的滋养，以及被旧的记忆包围，会同时爱上两块土地”。新西兰对帝国的忠诚是非常狂热的，英国人和新教徒占据了其人口的大多数，也没有像加拿大那样信奉天主教的少数派和澳大利亚居于少数的爱尔兰人。1912—1925年担任新西兰总理的威廉·梅西，出生并成长于阿尔斯特的一个橙带党人之家，他认为英国人就是上帝选择的一个民族。他公开声称，“帝国将持续到时间的最后一刻”，“伦敦永远都是首都”，“1918年3月，拯救我们的只有奇迹，只有神圣的上帝”。 53

梅西的英国人是上帝选民的宗教观点虽然不能说是离奇古怪，却是比较极端的，但是它也确实提醒我们应该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浪潮中，相对轻松地看待一战这一时期。即使在澳大利亚经历了战争的痛苦之后，比利·休斯仍然在1919年宣布“我们是英国人，而不仅仅是大英帝国的人”，而他的继任者斯坦利·布鲁斯在1926年仍然坚持认为“英帝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加拿大总理的论调则更为温和，至少是在争取说法语的魁北克地区的投票者的时候体现出这一特点，但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一致的。与约翰·西莱在19世纪80年代的观念不同，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精英和大多数民众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新的、更好的英国的形象，已经摆脱了等级和阶级的桎梏。他们最先实行无记名投票，男性有普选权，并给予女性投票权（新西兰的女性1893年就获得了选举权，比联合王国大约早了1/4个世纪），他们的民族主义设想都是用比较熟悉的术语表达出来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的英格兰要比旧的英格兰好得多——这与1918年以后即帝国之后的欧洲不同，这些民族对帝国的态度没有出现两极化。 54

因此，关于一战的记忆是十分复杂的。以加拿大为例，像澳大利亚一样，1914—1918年经常被比喻为这个国家的诞生时期。当今，这个理解通常是与“他者”联结在一起的，加拿大开始把自己定义为反对英国的地区，当然在此时这种强调是建立在新的包容性的基础之上的。加拿大最壮观的民族战争是维米岭战役，而不是另一场更具有战略影响的战斗，因为正是在1917年的复活节进行的维米岭战役中，加拿大军团的四个师首次团结协同作战。他们的指挥官是陆军元帅朱利安·宾·马歇尔，他在1925年宣称，“正是在那一时刻，9个省区的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走到了山顶，他们拥有一致的意识形态”，于是维米岭在加拿大成为统一而不是分裂的象征。 55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四个海外自治领响应自由和帝国的召唤，再度走到了一起，虽然南非是经过投票才决定这样做的。从宪法上讲，根据《威斯敏斯特法案》，它们可以选择中立，就像爱尔兰和其他自治领一样。这里我最终想说的是，在一个帝国与民族共存的世界里，大英帝国的移民者殖民地使得英帝国具有了不同寻常的特征，这体现在英帝国的广度、资源以及内部的互相联系上。这种英国公民性的感觉，主要是在一战期间被强调和神圣化的，这也是1918年留下来的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遗产。

但是英帝国统治的大部分地区都不是白人，1903年，英国黑人评论家威廉·爱德华·博格哈特·杜波依斯预言，肤色界线将是20世纪最大的问题，而事实上，大英帝国自由的表象下面，也经常有种族的信号释放出来。例如，斯坦利·布鲁斯在谈到澳大利亚的时候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不用加以保护的白种人的国家”，他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在英国的帮助下能够抵御来自日本的黄祸的乐园。 56 当关于委任统治的争论进行之际，以及巴勒斯坦的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关于非白色人种什么时间能具备自我管理能力这一问题引起了普遍的怀疑。40年过去了，西莱关于英国移民者殖民地和征服者殖民地的划分已经显得过于僵化了。“民主”的帝国就是反对“专制的”，但是到了1918年，印度这个西莱的帝国计划中最大的盲点，不可能再被忽视了。当然，印度在大战中的经历及其后果，并不能非常清晰地意味着就走向了1947年英国统治终结之路。

1914年8月，包括15万人的印度军队，是英帝国士兵中最大的受过良好训练的部分。尽管它的主要责任是保卫印度西北部，但是也曾经作为远征军被派往法国，以遏制西线的危机。1914年和1915年，在大部队到来之前，印度军团在伊普尔附近的几个战场进行战斗，在这个潮湿阴冷的冬天里，他们的士气暴跌，随后被部署到中东地区。埃及的保卫，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巴勒斯坦的征服都主要是靠印度军团完成的。这支军队大部分来自旁遮普，主要是穆斯林和锡克教徒，英国人认为这两个教派的人与印度人不同，他们是“尚武的种族”。士兵们主要是普通的农民，是被可靠的收入吸引过来的。换句话说，与人们通常对于英国统治时期的印象不同的是，战争时期的印度军队都是志愿兵役者。1918年年末，当时印度的3亿人中，有127万的士兵，这大约是英国战时兵力的1/10。 57

就像在其他地区一样，战争也彻底搅动了印度的政治与社会。物价至少上涨了两倍，加上灯油之类的必需品的缺乏，导致许多省份出现了罢工、抢劫和暴乱的现象。当时主要的政党印度国大党还是高等级的政治家组成的松散联盟，其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他们开始团结行动起来以引导公众的不满。国大党还与主要的伊斯兰政党穆斯林联盟组成了联合阵线，这在当时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反映了穆斯林的担忧，因为当时英国正与伊斯兰教神圣之地的卫兵——奥斯曼帝国的皇帝作战。1916年，两个印度的“地方自治联盟”建立起来，这个名字有意地回应了联合王国早期的争论。他们通过集会、印刷小册子，甚至是歌曲的方式在这块次大陆上传播民族主义的理念，“战争把钟表……提前拨动了50年”，早在1917年3月，出身于老兵的国会政治家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就这样说道，他也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愿望，印度将“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赢得在半个世纪以前几乎不可想象的成功”。 58

印度抗议的焦点人物是莫罕达斯·甘地，直到1948年他被刺杀之前，他一直在塑造印度的历史。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他的人生目标是通过系统的学习成为律师，但随后在南非的20年间，他开始涉足政治。甘地在南非主要进行维护印度人群体权益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从一名衣冠楚楚、西方化的律师，逐渐变身为一个禁欲的精神领袖，他剃去了胡须，穿起了被遗弃的衣服。在南非，甘地也发展起了他的非暴力不抵抗策略，这主要是根植于其精神的变化，他坚决认为民族的自治（斯瓦拉吉）必须开始于个人自治。在他看来，威尔逊主义十分冷酷，甚至主要是宣传工具，他认为最可怕的东西是物质的工业社会，美国和英国同样是这种社会的典型代表。他在1909年发布的《印度自治》宣言中说：“印度不仅是被英国踩在脚下，而且也是被现代文明踩在脚下。”甘地断言，英国人“没有带走印度”，“我们已经把它还给他们了”，“我们把英国人留在印度是基于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需要他们的商业”。除非印度人拒绝工业化和国家权力，否则独立仅仅意味着“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的统治”。 59

回顾起来，甘地的挺身而出是非常明确和有先知性的，他成为和马丁·路德·金等许多其他类似的人一样的典范，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本能地为自己在印度政治中寻找机会。在1918年的战争危机中，甘地坚持认为自治联盟的成员有责任支持英国军队实施征兵法。作为公认的和平主义者，很多传记作家都认为甘地的这一立场十分奇怪。其实，甘地的路线与爱尔兰的约翰·雷蒙德及其追随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认为，尽管英国存在各种错误和缺点，但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是在为自由而战。如果印度在法国的战场上能够忠诚作战，这会与在国内的抗议产生平衡的效果，这样英国更有可能承认印度的“斯瓦拉吉”，他也希望借此“催逼”他所说的“地方自治的不屈不挠的军队”的诞生。通过这种途径，印度将“成为像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那样的帝国内的合作者”，享受“英国人的权利”。但是甘地的运动并没有为英国统治时期征集来多少兵员，同时还激怒了国会的政治家们，到停战协定签订的时候，他的精神紧张到崩溃的程度了。 60

1919年新年来临之际，甘地改变了策略，这主要是因为民族主义和民主的潮流从欧洲涌向了亚洲。时任印度总督的切姆斯福德子爵决定延长战时政府的紧急权力，以应付无政府状态和革命运动。他在立法委员会中，不顾所有印度成员的反对，强行通过了这一法案。甘地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声称他“不能和平地服从这一法律，这个法律只是体现了权力的意志，而且是一个邪恶的立法”。作为抗议，甘地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是最终他控制不了他的追随者。最暴力的情形发生在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则市，在那里财产被掠夺，还有几个欧洲人被杀。1919年4月13日，雷金纳德·戴尔将军指挥的军队强制疏散了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在一个封闭的广场内，军队事先没有发出警告就开枪射击，而且在人们纷纷逃离的时候还在继续射击，这样就产生了戴尔所说的“充分的精神上的影响……这种影响遍及整个旁遮普地区”。即使是官方的估计，也大约有379人死于这场后来被称为“阿姆利则大屠杀”的事件之中。 61

甘地很快停止了这一运动，他认为在没有经过充分教育的人群中推行“斯瓦拉吉”是犯了一个喜马拉雅山那么大的错误，并且哀叹“这已经走到了没有法律界限的边缘，差点滑向在某些地区已经扎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甘地随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力量重组，并且构建国会政治家们对他的支持。1920年，他发起了一项新的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官方一直在粉饰”戴尔的罪行，从而点燃了他的怒火。他呼吁开展与英国当局的“不合作运动”，其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主要是从不发达的省份如古吉拉特邦和旁遮普省吸收了低级种姓的人们。但这次运动对于当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并同样发生了他不能控制的暴力行为。1922年2月，暴乱者焚烧了一个警察局，烧死了22名警察，甘地随即宣布取消这场国内进行的运动，断言它已经“远离了正常的轨道”，国会中支持他的领导人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拉杰帕特在狱中哀叹道，多亏甘地的“超级自信”和“冲动”，“我们就这么轻易地被打败了”。 62

对于英国而言，1921—1922年印度发生的剧变，和在其他地区一样，构成了战争帝国主义的危机而不是帝国本身的危机。英国对使用武力维持帝国的统治秩序丝毫没有感到内疚，“阿姆利则大屠杀”（就像爱尔兰的黑色人种和黄棕色人种一样）都是由于对革命的恐慌而产生的偏差，军队发挥了首要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作为支持警察的力量。戴尔成为一个替罪羊，甚至丘吉尔这一反对印度独立的铁硬派也在谴责他，尽管他认为射击针对的是激进的恐怖主义，但认为这不应该是“英国的行事方式”。 63 吸取了这一教训之后，1920—1921年，印度当局做出了一项决定，不能再让甘地通过死亡的方式威胁英国的皇冠，于是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后把他投入了监狱。后来成为越南民族运动领导人的胡志明非常明智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甘地和瓦勒拉这样的鼓动者“出生于法国的任何一片殖民地，他们早就被送进了天堂”。 64

发生在1921—1922年的戏剧性事件预示了下两个10年印度的发展动态。甘地可以发动群众，但是他还没学会卓有成效地运用街头暴力获取政治上的收益。许多议会里的政治家与他结盟主要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因为甘地具有在落后地区和低级种姓之中动员起非常广泛支持的能力。但是他们也担心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危险，也不认同他关于印度未来是一个大农村的设想。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作为甘地的继承人因此脱颖而出，他坚信印度应该通过社会主义的方针建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国家。最为重要的是，甘地从来没有真正能够切断非常复杂的合作纽带，正如他所承认的，这使印度人成为帝国的共犯。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人成功地织成了新的纽带。

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印度是否会走向英国采取的移民者殖民地式的道路，这个问题在英国政坛上造成了一种分裂。1917年，寇松声称，那是不可能的，即使做梦都不可能，想让印度成为像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那样的自治领，至少是500年之后的事情。贝尔福是主张白人移民者殖民地推行自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他同意这个观点。他观察到，“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即便在西方，除了在说英语的人群中，议会政治也很少取得成功。而在东方，他们不仅从来没有努力过，而且甚至从来没有这种愿望，只有一小部分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才做过这样的努力”。贝尔福表达了保守派关于印度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这只是亚洲精英们的妄想，根本不具有任何的代表性。 65

在战后的危机中，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对于印度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决定在印度实行其他白人殖民地早就开始的双头政治。1919年通过的印度政府法案，对于主要的权力机构仍然是严格控制，这反映了保守党的观点；但是把教育和农业这样机构的权力转移给了地方立法机构。同时，法案扩大了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选举权，并且自动地给予了所有士兵投票权，因此大约1/10的成年男子，以及少数极为富有的女性获得了选举投票权。尽管这很难说是完全的民主，但是法案仍然可以说在省一级的部门为权力开辟了新的通道，从而转变了印度的政治生态，这很快被国会和穆斯林中敏锐的政治家们所利用。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1922年的不合作运动停止之后，当时的政治在民族这个层面已经衰退了。

但10年之后，英国政府被迫重新审视这个法案。那时它不得不再度把印度的民族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中来，而且由于保守党处理这个问题不那么敏锐，这引发了范围更为广泛的危机。英国政府在印度设置了一个完全由白人组成的委员会，印度人只能进行议事，却没有决策权。鲍德温的策略仍然是建立在种族冷落基础之上的统治，也代表了许多保守党人深层的观点，他们认为印度人不具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委员会在整个印度创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焦点——恢复了议会中的各种派系。这使甘地重回民族主义政治领域，并在1930年3月发动了著名的“食盐进军”的斗争。这个头发已经秃落，身裹腰布的老人发动的这次简单的、和平的抗议活动，是反对关于食盐这一生活必需品的税收问题，它戏剧化地把帝国主义的邪恶与不公正呈现在全世界的观众面前，同时在印度开始了新的国内的不合作运动。

除非高层发生政策的调整，否则危机形势将进一步恶化。1929年10月，总督欧文勋爵明确指出，“印度的宪法进步的问题”必须通过“自治领地位的获得”而解决，他同时给在伦敦召开的圆桌会议提供了来自印度不同党派和利益群体的代表——这是一个非常平等的象征。欧文（后来他以哈利法克斯勋爵这一名字而闻名）强烈谴责了受到威尔逊自决权影响而造成的印度的动荡，他认为威尔逊主义已经让“西方世界困惑不已，并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世界”，现在又扩展到亚洲了。但是他也毫不怀疑地指出，他所称的“政府的墨索里尼式的体制”——包括逮捕、驱逐、新闻审查以及“大量的枪杀”将会“使我们试图把印度留在帝国范围之内的努力变得百倍的困难”。他推行的和解政策得到新上台的工党麦克唐纳政府的支持。事实上，如果没有1929—1931年这位思想进步的保守党总督和社会党内阁的合作（这种合作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的确非常短暂），无论关于自治领地位的宣言，还是圆桌会议的召开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66

面对这种形势，保守党的强硬派惊恐万分。伯肯恩德勋爵在一次讨论种族问题的会议上明确地声称：“我们不是在处理一个与我们具有同样信仰、同一血缘的子民族的关系。”因为欧文把甘地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并且与他进行了直接的对话，这让保守派更为愤怒。但是，甘地仍然没有足够的筹码，所以决定结束“不合作运动”，并且在没有得到废除食盐税的可靠保证下加入了圆桌会议的会谈（在会议上，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尼赫鲁对此怆然泪下，认为这是对国大党完全独立要求的一种背叛。即便如此，《甘地—欧文协定》仍然激怒了保守党的右翼力量，尤其是丘吉尔特别夸张讽刺地说道：“这令人震惊，也让人恶心”，“看看甘地，本来就是一位煽动性极强的中殿律师学院的律师，现在则在东方过着一种非常著名的苦行僧似的生活，半裸体地大步走上总督官邸的台阶，而且他还在组织挑衅性的国内‘不服从运动’，以此同国王的代表进行平等地谈判。” 67

关于这一问题，保守党的强硬派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当时保守党的领袖是鲍德温，认为印度是对英国是否具备“民主根基”的“尖刻而最终的检验”。在这一罢工的年代，这反映了他隐含的对于民主面临挑战的担心，这意味着工党准备承担帝国的责任，而保守党也认为具有改革的必要。当鲍德温在1931年以国民政府领导人的身份重返政坛的时候，他支持了宪法下一阶段的改革。虽然遭遇到丘吉尔和保守党强硬派的反对，但是《印度政府法案》仍然在1935年得以通过，在英国议会的议事录中，关于这次法案的通过，共包括1951个发言，1550万个单词，长达4000页。丘吉尔预言这个法案将敲响英帝国在东方的丧钟，但实际上该法案只是继续把印度留在英帝国的一个战略手段，而且也只是对以前白人殖民地方案的一种调整。这次，英国寻求的是把对地方的进一步放权与中央的联邦主义结合起来，这实际上也是30年前它对待南非的一种战略。 68

印度联邦并没有马上取得成功，这主要是因为涉及王室特权维护的冗长的讨论，包括收入、货币、邮政等诸如此类的利益，在1939年二战爆发的时候这些问题还在讨论之中。但是1935年法案所涉及的地方分权问题，却进展得很快。从1937年春天开始，民选的印度诸部长已经掌握了地方政府几乎所有的权力。尽管选举权仍然有财产限制，但也得到了扩大，增加了3000万人，虽然从普选权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大约只占总人口的1/6，相当于英国的一个选举区的规模。在1937年的地方选举中，国大党大约得到了一半的席位，且并没有像事先担心的那样抵制选举。相反，国大党的政治家们开始进入地方行政机构，在英属印度的11个省区中的7个组建了多数派的政府。尽管甘地努力弥补公民之间的分裂，但是这时的国大党已经成为一个印度人的政党。

站在1947年这一局外人占优势的点上审视1937年，我们似乎可以辨别出事情即将发生的某种暗示——英帝国的统治已经机能失调，它早就应该承认印度的独立。 69 国大党迫切想要统治这块次大陆，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关系的紧张则预示着分离将要走的血腥道路。但是后见之明是有误导性的，1935年的法案是英帝国把权力分流到非白人殖民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这也可以说是所有欧洲帝国的一种尝试。“作为英国统治印度的一种临时方案，它也是比较成功的”，其方式是赋予印度诸部长控制地方政府的广泛的权力，当然这也伴随着保持法律和秩序的责任和耻辱。 70 这种形势似乎是对20年代中期的一种重复，国大党的政治家们面临他们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崩塌的时候，开始更关注于地方政治。1939年，甘地为了控制国大党，发起了一场更为猛烈的反对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的斗争，因为后者开始迷恋于欧洲模式的法西斯主义。同时，尽管在巴基斯坦这块“纯粹的穆斯林的土地”上举行了多次会谈，但是穆斯林的政治仍然一如既往地分崩离析。

1939年后期的僵局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下次危机的本质以及结局都是无法预见的。1933年，担任两个印度人居住的省份的领导人马尔科姆·黑利爵士已经平安度过了民族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的10年，这种动荡在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仍然存在，虽然当时的印度已经推行了“不断提升的军队的印度化进程”。 71 在反对这种动荡的基础上，1918年之后的20年，英国仍然成功地保持了它在印度的帝国统治。同时，英国也在逐渐地有时甚至是残忍地运营印度非常不稳定的政治，使其沿着其他白人殖民地已经走过的道路走下去。

真正削弱英国统治根基的并不是一战，而是它的继任者。1941—1942年日本取得的非同寻常的胜利暴露了英国对亚洲统治存在的问题。在亚洲，是美国——而不是英国——最终颠覆了日本进攻的浪潮。事实上，大战投射在欧洲帝国身上的阴影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新型的帝国主义。

尽管法国和英国都是帝国在欧洲和近东危机的受益者，但是战争也使它们的对手在太平洋地区迅速地崛起，这就是日本和美国的崛起。在这两国内部，帝国和种族问题紧紧缠绕在一起，日本是唯一的非白人强国，而美国也存在非常严重的种族问题，虽然它不断地诡辩它并不是一个殖民帝国。在结束一战的亚洲战场问题上，它们的海军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英国构成了新的挑战。

巴黎和会上，日本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参与决定战后世界秩序。这似乎表明了日本过去40年现代化政策的成功，日本成功地运用西方的方式发展成为一个强国，并且建立了包含朝鲜在内的帝国。但是，从种族的观点来看，日本并没有真正感觉到自己是西方俱乐部中的一员，在西方，许多人仍然大声疾呼，污蔑日本是“黄祸”。这种观念来自于法国作家古比诺的作品，他认为世界上存在三大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和黄色人种，这种思想在1900年左右广为传播，而不仅仅是针对日本问题。1908年，知识分子的杂志《太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的冲突”。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对日本工人歧视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招致了强烈的抱怨。所以当时似乎存有一种内在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在新的世界秩序里日本被看作“一流强国”，但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统治的区域，日本人被看作是二等公民”。 72

这个问题也与关于日本民主的争论纠结在一起。19世纪末期，日本采取的基本模式是俾斯麦的德国模式，即采取军国主义、寡头政治的统治方式，权力主要掌握在来自少数大宗族的元老级政治家手中。但日本少数人也存有对英国的崇拜，他们被英国的自由贸易和议会政治所吸引，1902年英日结成同盟之后这种想法逐渐被机制化，英国结盟的目标主要是突破它在世纪之交被孤立的局面。在一战期间，主要由英国造船厂装备起来的日本海军，确实对英国的海上力量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这既体现在中国海域，也表现在印度的防务问题上。在1917年的危机中，日本的两个小型舰队被派往地中海保护英国的贸易。作为回报，英国支持日本对于德国在中国山东以及北太平洋权益的请求。对于日本而言，这个联盟是非常重要的象征，它意味着日本的大国平等地位首次得到西方最强大国家的承认。 73

在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对于采纳德国还是英国模式发展道路的争论进一步激化。1918年9月见证了日本首届政党内阁就职，此内阁完全不同于寡头政治，担任过新闻记者和外交官的原敬，成为日本第一位平民首相。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与德国的战败和崩溃，以及威尔逊主义带来的转折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日本，拥戴民主的那一派，如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预言世界整体的大趋势是在国内民主的完善，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平等主义的构建。加入国际联盟成为原敬政府的主要目标，但是许多保守派仍然认为国联就是继续盎格鲁—撒克逊统治的一个工具。作为这种思潮的一种反应，日本在巴黎的代表团要求国联盟约写入“平等公正地对待”所有成员国的这一原则，“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实践中，对待种族和民族性的问题，都不应该有任何的差别”。 74

这一原则，后来成为著名的种族平等条款，它反映了日本对于其移民限制问题长期存在的不满情绪，但是其最重要的目的是检验一下日本是否被真正地赋予国际上的平等地位。“种族平等”这一术语实际上是有误导性的，在日本建立的帝国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压迫。对于种族问题，日本存在双重标准，他们认为自己应该与西方平等，但是却认为自己高于亚洲其他民族。除双重标准这一问题，日本的行动方针也把巴黎和会的政策制定者们置于危险的境地。法国忠诚于他们普遍的意识形态，同意签署公正的无争议的这一原则，虽然这实质是破坏而不是有利于维护它的帝国统治。英国对此采取逃避的态度，声称日本的要求主要是针对移民问题，因此这主要是一个关于自治领的问题。这对澳大利亚的比利·休斯推行的“白人澳大利亚”的政策构成了一个基本的挑战，本来他试图通过这一点在下一次选举中占据有利地位。他大声责骂，“在同意之前，我应该脱下衣服到塞纳河，或者女神游乐厅去走走”。休斯的煽动性行为非常令人尴尬。南非的博塔总理，虽然不赞成种族平等，但是也对日本代表团表示：“私下里说，我认为他已经疯了。”最终，威尔逊阻止了可能危害联盟建立的这一建议，但是日本一直没有忘记他们要求种族平等被拒绝的这一事实，1946年，裕仁天皇认为这是日本发动二战的主要原因。 75

一个更为严重的歧视性条款是1924年的美国移民法案，其目的是为了保存美国人口中北欧人的特征。来自于南欧和东欧等斯拉夫国家的移民受到严格的配额限制，而亚洲的移民则被完全禁止。这一法案一直沿用到二战，是建立在长期的对东方人歧视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表面上的原因是东方人作为廉价的劳动力对美国人的工作机会构成了威胁，但其实主要是种族的原因。参议员詹姆斯·费伦，是加利福尼亚民主党的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美国公民不可能从他们之中诞生”，认为他们将成为“破坏美国文明的坏因素”。 76

许多美国人都相信费伦的种族主义观点，这也有助于理解美国复杂的世界观。就像我们在第一章了解到的那样，美国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公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都选择适应美国的自由与种族的观点。换句话说，这些也都被包含在美国的民主之中。但是自由也有其局限性，它是被种族所限定的。尽管美国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度，但许多黑人仍然是二等公民，被剥夺了公民权和投票权，居住于加利福尼亚的日本人和中国人也受到同样的严格限制。在一战造成的种族主义的氛围中，许多国会议员都想保持黑人的底层地位，并且力图把黄种人驱逐出去。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种族主义观点主要是因为没有殖民帝国。1898年的美西战争是一场血腥的战争，美国吞并了夏威夷，征服了菲律宾，在这两个地区的暴行很快促使美国人反对任何进一步的殖民冒险行为。美国开始准备从菲律宾脱身的战略，但是仍然试图通过与保守的、拥有土地的精英们的合作维护其经济利益，威尔逊也试图通过在这一岛屿推行的托管制度为国联的委任制度树立一个样板。他宣称，“不管涉及哪个种族”，美国的旗帜“都代表着整个人类的利益”。 77 1935年，菲律宾被给予自治权，并且得到承诺，10年后它将获得完全的独立。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得以保持其公民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同时否认其帝国主义的特征，追根溯源，这些都根植于1776年的《独立宣言》。

对于日本而言，更为敏感和实际的问题是关于海权的国际新秩序。1914年之前，海军的对立主要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展开，它们都竞相建立更大、更好的战舰，但是到了战争末期，英国海军人员注意到，“最严重的战略问题”，“已经从北海转移到了太平洋”，这主要是因为德国舰队被摧毁，而美国和日本的海军迅速崛起。1916年，威尔逊已经厌倦了德国和英国海上力量的威胁，同时也出于即将到来的选举的需要，他宣布美国要建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白宫对他的发言稿进行了修补，改为“世界上最适当的海军力量”，但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力量，这很快成为一个简单的然而非常有吸引力的爱国口号。但1916年造舰计划并未实现，当美国参战后，它的注意力从战列舰转向了驱逐舰、潜艇以及商船，其原因在于德国U型潜艇在大西洋造成的危急的局面，当时这种潜水艇是悬在英国海军优势地位上的一把剑。 78

1920年，日本议会通过了新的海军建设计划，这是对美国海上舰队发展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是因为美国舰队的目标在战后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加利福尼亚。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拥有世界第三大海军力量的日本，现在被看成是美国最大的潜在的敌人。1917年，威尔逊私下里讲道，必须保持“白种人的强大，以对付黄种人”。他还说道，尽管关于日本会入侵加利福尼亚的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的”，但是日本攻击菲律宾或者其他外围地区的可能性还是不能够忽视的。从这个角度看，英日同盟是对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许多美国人根本不相信英国的承诺，说什么这一联盟排除了它们两国发动对美战争的可能性。美国海军委员会是反英的一个重要阵地，1916年的美国海军战争演习仍然包括假设英国对新英格兰地区入侵，随即英国会沿着长岛向曼哈顿进军。 79

1920年，劳合·乔治意识到，鉴于美国经济力量的强大，如果英国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这将会是在1914年投身一战以来“最大的一项决定”，而且可以想象将“更加困难”。最终，另一场军备竞赛的危险在1920—1921年的裁军压力下化解了，这主要是因为经济的急剧下滑以及反战情绪的高涨。美国国务卿查理·埃文斯·休斯，在华盛顿召集了一次特殊的海军会议。在致欢迎词的时候，休斯回避了通常的论调，建议所有的大国10年内在海军建设领域采取冻结政策，他同意放弃美国1916年的计划，但是作为回报，他要求建立起海军力量的模板，即美国和英国在吨位上平等，日本占60%，（5:5:3的比例）。他接着列举出了23艘船只的名字，认为英国皇家海军必须把它们当作废料进行处理。英国代表团非常震惊，并且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美国的一位新闻记者把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贝蒂海军上将比喻成“一条斗牛犬，本来正在洒满阳光的门口台阶上睡觉呢，突然被无礼的、到处行走的肥皂推销员一脚踹到了肚子上”。 80

虽然英国刚开始被休斯抛出的重磅炸弹炸到了，但是它很快发现相对于发起一场毁灭性的竞争来对抗1916年的美国计划，这种对等原则比较适合英国。无论何时，英国都必须比美国废弃少于50%的吨位，这相当于它所有过时的战舰的吨位。 81 换句话说，美国真正想要的不是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是与英帝国的平等地位。但是对于日本而言，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是伤害性的。5:5:3的比例具有明显的歧视性，这就是带有轻蔑性的、后来非常闻名的“劳斯莱斯—劳斯莱斯—福特”公式。而且，英国还宣布终止英日同盟，因为美国认为这一条约的废除是达成任何海军协议的前提。为了不让日本这个讨厌鬼过于失望，日本被纳入关于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条约之中。但是由于1902年以来的英日同盟是日本大国地位的非常重要的象征，它的终结意味着日本处于被冷落的地位。与此同时，英国决定在新加坡建立海军基地的决定是另外一个风中飘来的稻草，这一基地似乎只有在皇家海军被派到东方与日本作战的时候才会被用到。

在5:5:3的比例在10年到期的时候，这个公式又被沿用到小型的海军船只上面，完全没有受到特立独行的丘吉尔进行的另一场运动的影响。在印度，丘吉尔的语言变得更加没有节制，例如，1927年，他对内阁说，尽管毫无疑问与美国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但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事实。丘吉尔接着说道，那样的战争将十分愚蠢，并且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我们不想让自己被美国控制，我们甚至不知道如果有那么一天，美国在关于印度、埃及或者加拿大问题上对我们发号施令，他们将做一些什么事情。丘吉尔的顽固言论只是激起了另一场美国海军建设的狂潮。然而，这个问题就像印度的自治领地位一样，随着1930年工党政府的上台，问题再度得以解决，工党政府把这一平等原则从巡洋舰扩展到战列舰，于是美国的海军建设再度萎缩了。 82

因此至少就字面而言，皇家海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而日本的领导人也接受了他们作为福特而不是劳斯莱斯的地位。敌对的帝国主义，就像民族主义在自治领和印度构成的挑战一样，都被遏制住了。关于“泛亚洲主义”的论调，即所有亚洲人团结起来反对白人霸权的这一想法，如同法属非洲的“黑人文化的传统认同”一样，最终只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论述之中。 83

但是，美国对于海军优势地位的争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即美国正在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帝国。而且美国的这种构想建立在其庞大的金融与工业实力的基础之上，同时一战已经把它的实力充分展示于世界舞台。美国的全球化对于英国、资本主义以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即将发生的空前庞大的经济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场危机引起处于边缘地位的德国和日本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最终转化成了两国民族主义政策的基本目标。

第四章　资本主义

现在英国很少有人相信《凡尔赛条约》、战前的金本位制或者通货紧缩政策的价值和作用。这些战役能够取胜——主要是因为不可抗拒的事件的压力……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对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并不清楚，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1

在这10年的过程中，我们将逐步了解到，究竟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还是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能够给人类的大多数创造更幸福的生活模式，无论其中哪一种文化获胜，我们大英帝国都将紧随其后，如法炮制。

——比阿特丽斯·韦伯，1931 1

1914年，金本位制早已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它也是建立在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基础上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基本保证。战争破坏了这一结构，金本位制也被迫暂停实施。20世纪20年代中期金本位制的重建被看作是经济恢复常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因而，当拉姆齐·麦克唐纳政府在1931年这一和平时期放弃金本位制的时候，一位纽约的银行家如此说道：“看起来，好像世界末日到来了。” 2 金融崩溃和全球危机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时间不可能倒退到1914年了。而且这也特别凸显了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扮演的新角色，当然这一角色同时是问题重重的一个角色。

就政治层面而言，1931年也逐渐被证明是一个转折点。工党开始意识到，与其在20世纪20年代的普遍期待有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的框架中自动生成，而是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政府自1915年以来就开始采取的刺激战争的那些极其果断的措施。1931年的危机也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观察一战。一战并不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短暂的、临时的偏离，而是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学的前兆，其特征是凯恩斯等经济学家所极力辨别和论析的。放大来看，工党所采取的国有化和经济措施实际也代表了一种国际化的倾向。20世纪30年代，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左翼力量都被斯大林主导的苏联模式的成就所吸引，它成功地把落后的农业经济进行了现代化。特别是当美国的繁荣景象破灭之际，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苏联共产主义是否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一种先兆。

资本主义的危机，无论国际层面上的，还是国内层面上的，都是本章所要探讨的主题。追根溯源，危机根植于一战导致的剧变。但是，我们将再次见证，英国在战后的经历与其他的交战国都明显不同，特别是与美国和德国差异巨大。

1914—1918年一战期间，欧洲的协约国在全球范围内动员各种资源参战，这是它们赢得战争的重要因素，但是也使全球经济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以小麦生产为例，美国、阿根廷、加拿大和澳大拉西亚的小麦产量大幅度增加，但是当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的生产在20世纪20年代恢复的时候，却导致了全球产量过剩的问题，导致了小麦价格的长期走低。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诸如橡胶、糖类等关键商品的生产问题上。更引人注目的是，工业的生产开始从欧洲扩散开来，特别是扩展到了美国和日本，同时扩散到了印度和英国的自治领。美国的制造商开始进军到很多原来属于英国的拉美市场，同样地，日本进驻了中国和东南亚市场。日本和印度纺织业的发展对英国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厂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遭受到了战争引起的出口替代品的冲击和影响。例如，在1914年，德国生产的染料占据了世界4/5的产量，10年之后，它占据的份额还不到一半，这是因为所有的协约国被迫发展起它们自己的工业。就经济而言，美国是战争的最大受益国，到1929年，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出口国，并且超过德国，成为继英国之后的第二大进口国。 3

工业生产的本性就是不断地变化，这次美国再度领跑了世界工业的发展。1922—1929年美国工业繁荣主要是受益于耐用消费品工业，最主要的是汽车工业的发展，同时诸如收音机和留声机等家用电器行业的发展也很快。美国的汽车产量，1919年的时候为200万辆，10年之后就飙升到450万辆，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一辆汽车，而这也带动了与汽车有关的工业的发展，例如橡胶行业和石油行业。这种耐用消费品的发展建立在信用贷款（“现在购买，将来付款”）的这一基础上，在这种背景下，可以通过高利率分期贷款的方式购买物品。把抵押贷款除外的话，20世纪20年代美国消费者的债务成倍增长，超过了美国家庭收入的9%。当时，诱人的广告一直在宣传“逐步淘汰”的福音式的理念，其目的是通过每年改变产品的颜色和款式以刺激新的购物需求。亨利·福特最后也屈服于这一趋势了，对其标准的黑色的T型车进行了更新换代，在1927年出品了时髦的A型车。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经理承认，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消费者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一直不满意”。福特的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誉，即使在苏联，也采用了福特工作法。1924年，斯大林向党内的工作人员指出：“俄国革命的扩展与美国效率的结合是列宁主义的本质所在。” 4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全球金融的变化，1914年，美国是净国际债务国，其债务达到37亿美元。到1919年，它则成为净债权国，数目几乎是相同的。这种转变的原因，部分在于英国战时对黄金储备的抛售，以及美国公民拥有的有价证券，如铁路证券等，这有利于产生出可用于购买军火、食物和原材料的美元。英国在一战中向美国借了很多钱，最初主要是通过贷款财团从私人投资者那里借款，这一财团主要是摩根集团发起建立的。在美国介入战争之后，英国则从美国政府那里借款。北岩勋爵，是1917年7月英国派往美国战时代表团的领头人，他抱怨说：“我们几乎都要给美国人跪下了。”对于美国，战后遗产意味着47亿美元的债权和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地位的凸显。美国政府放弃了早期对美国银行和私人投资者的限制，并且对他们从国内市场的向外扩展抱有很高的期待。1922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加拿大的最大外国投资者，20世纪20年代末，在拉丁美洲也是如此。尽管英国全球股份的总额仍然巨大（1930年大约是180亿美元，美国是150亿美元）。但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新资本的主要来源，1924—1929年，达到64亿美元，几乎是欧洲的一半。特别是与德国相比，优势更为明显。神学家雷因霍尔德·尼布尔宣称，“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没有使用军队就建立起支配地位的帝国”，“我们的军队就是美元”。 5

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新地位在重建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出来。到1914年之际，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已经建立起来固定的与黄金挂钩的汇率制度。理论上，这种金本位制应该是全球经济的调节器，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将通过国外的市场调节商品价格，以抬高其收支逆差，花光其黄金储备，从而导致价格的补偿性下降。但是，实际上的操作并不是如此简单和顺畅。只有在花费也被强制降下来的时候，降低价格才会发挥作用。但是由于工会的抵制，工资是保持固定不变的。而且，如果一个国家囤积黄金，也会对信贷扩展产生自动的压力。而这取决于各国中央银行的政策。这个体系应该如何运转仍然神秘莫测。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央银行应该合作以保持固定的汇率，而另外一些即使在金本位制相对稳定的时期也认为，国家最大的敌人就在于固定的标准。唯一清晰的一点就是，英国在全球贸易、投资和诸如保险等金融服务业的枢纽地位，以及英国出于自我利益在全球商业领域的不断扩张。英国是这座庞大而脆弱的大厦的基石。 6

在一战期间，各国政府纷纷阻止货币转为黄金，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其黄金储备的减少。即便如此，大多数货币也只是在表象上接近于它们战前的价值，而且也是在付出一定代价的基础上才达到这一目标的，英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投资了20亿英镑以维护美元与英镑之间的汇率。1919年，当战时控制政策结束的时候，很多国家开始允许它们的货币流通，但是也有一个总的承诺，即这些货币要尽快转换成为黄金，这个目标是在20世纪20年代达成的。但是，这个新的金本位制和旧的金本位制明显不同。以前占据统治地位的金融中心只有一个，现在则变成了两个：伦敦和纽约。1926年，法国的货币稳定之后，又加上了巴黎这座城市。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占到了世界的40%，法国也占到了10%，超过了英国。这种新的体系实际是金汇兑本位制，它不仅仅是建立在黄金储备的基础上，而且是建立在英镑、美元和法郎等国家外汇储备的基础之上。在国际危机发生之际，当需求从各个方向同时来临的时候，这是金融紧张的一个深层原因。1914年，只有4家中央银行持有英镑，但是到了1923年，则达到了20家。 7

三个金融中心的合作也是极为勉强的。纽约和巴黎都非常嫉妒伦敦当时已经摇摇欲坠的优势地位，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累计黄金的目的之一，就是力图迫使英国退回到一个真正的金本位制，而不是一个仅仅建立在英镑基础之上的体系。英国英格兰银行的总裁蒙塔古·诺曼，与法国和他具有同等身份的埃米尔·莫罗之间一直存有深深的敌意。1926年，在他们的首次会晤之后，莫罗就直言不讳地说道：“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者，他希望他挚爱的国家统治整个世界。”而诺曼和他的同事们站在自己的立场，认为莫罗这个人“愚蠢、固执”，而且“非常难以对付”。 8

除却个性因素，无论法国，还是更主要的美国，都没有像英国那样与全球经济的和谐与健康发展利益攸关。1921年，一位芝加哥银行家观察到，英国的“帝国”遍布海外，而美国则是在国内，统计数据也支撑了他的论点。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但是在1928年，美国的出口还没有超过全国收入的6%，而英国的这个数据是20%。进口占据国家收入的比例说明了同样的问题，美国是5%，英国则是29%。简而言之，在战后的全球经济中，存有一种新的而且特别具有关键意义的不对称状态：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需要世界与世界需要英国的程度是一样的，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世界需要美国的程度，远远超过美国需要世界的程度。 9

随着1928年美国消费繁荣景象的消退，这一特征变得更加明显。美联储更加关注于过热的股票市场，而不是真正的实体经济，而1928—1929年美国利率的持续走高也使得通货紧缩形势更加严峻。当时阻止股票市场螺旋式的不受控制的上升态势已经为时过晚，这使得国内的信用卡消费代价变得更为高昂，因此各个家庭延缓了他们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计划，而这进一步加剧了衰退的局势。汽车的产量从1929年的450万辆跌至1932年的110万辆，同样，钢铁产量也下降到了1929年的1/4。 10 美国经济的衰退引起了全世界的连锁反应。美国的进口需求锐减，削减了世界原材料的生产，导致其价格暴跌。而且，高利率也促使美国的投资者视野转向国内，这充实了股票市场，却导致他们对国外借贷的中止，本来这正是平衡全球经济紧缩态势所必需的手段。欧洲的中央银行特别依赖于国外的存款。1931年5月，在维也纳最大的奥地利信贷银行倒闭之后，危机迅速蔓延到德国，随后是英国。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中，本来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就极其有限，现在则被进一步地压榨，1930—1931年，收入只占到原来的50%（这种有形的收入来自于运输、股息、保险和其他的金融服务），这主要是由于全球不断加深的危机造成的。来自于巴黎和纽约的支持远远不够，1931年9月21日，英国被迫暂停英镑兑换黄金的服务。

危机暴露了战后国际经济的突出特征，这一现象也被称为美国的“有缺陷的霸权”。近些年来，修正主义学者们开始强调1914年战前“黄金时代”的不稳定性，也强调了其他国家在大危机中的责任问题，但是这种研究只是使这幅图画得以润色，而不是重新改画。历史学家查理斯·金德尔伯格的总结非常直白，也是非常恰当的：“除非一些国家采取平衡的措施，就像英国在19世纪一直到1913年所做的那样，否则世界经济体系并不稳定。1929年，英国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美国则不愿意去做。”由于这个缺口，现代世界最大的经济危机爆发了。 11

关于美国不愿意扮演一个平衡性角色的说法，不仅仅是指美国缺乏参与世界经济的兴趣与直接利益，而且是强调美国内部存在的制度性问题。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确实在全球经济中有毋庸置疑的重大利益，其政体也是围绕着这些利益建立起来的。在伦敦城与财政部之间存有一条非常紧密的轴线，财政大臣在议会体系中地位非常重要，在立法机构中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在大西洋彼岸，总统和国会是分开选举产生的，宪法确定的是分权的原则，白宫在关键的经济领域的政策的制定上几乎没有发言权。以关税政策为例，权力掌握在国会山那里，主要受制于国会议员们之间的相互斗争与利用，他们关注的是地方的商业利益以确保选举的再次获胜。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关税急剧提高，而站在全球的视域下观察，关税应该降低下来以带动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复苏。同样地，在整个20年代，对于国会而言，任何战争债务的减少都是国会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害怕这种花费将落到美国消费者的身上，即使债务减少本身可以缓解全球的支付问题，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而且，与伦敦金融区和政府白厅之间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与金融中心纽约之间的关系纽带不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它们之间互相反感，甚至存有敌意。这反映了关于银行、银行家和华尔街的旧政治准则仍然在延续。

因此，美国并没有能够控制通货的中央银行，1914年11月刚刚建立起来的联邦储备系统，只是一个公共的调节机构，权力极其有限。它由一个董事会和12个地方银行组成。尽管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最初建立的时候是想与英格兰银行对等，但是它的主席本杰明·斯特朗却没有能力和办法使其发挥与英格兰银行同等的功能。他于1928年去世，留下了政策的真空，当时正值货币危机刚刚开始。但是根源性的问题在于联邦储备系统自身的运作，这是东海岸的银行家与其政治上的对手达成的极不稳定的妥协的结果，从而导致了这一系统在结构上就存在弊病。在经济由繁荣转向危机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充分发挥本应发挥的在微观经济学中的角色与作用。 12

这些局限性充分反映了美国整个金融体系在现代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银行系统具有地方化和支离破碎的特征，这是出于对章鱼式的搂钱的一种恐惧，而这种担心在法律和流行文化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这主要是由20世纪初像洛克菲勒、卡耐基和其他强盗式的资本家的垄断风波所导致的。1920年，美国有3万家独立的银行，只有500家存在支行，而且每家银行的资产平均少于200万美元。在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面临现金挤兑的狂潮，它们没有借方可以求助以维持自己的生存。1930—1933年，营业中的银行有将近一半倒闭了，其余的也经历了重大的损失。这样大规模的银行倒闭的影响是极其广泛的。它加重了美国的危机，而且比除了德国之外的任何欧洲国家的状况都更为严重。1933年，美国1/4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GDP自1929年以来也下降了1/3。金融机构信用的崩溃也反映了更深层次的信用危机。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对此评论说：“我们不仅仅是在经济迷宫中找不到出口，而且失去了我们正在践行的价值观的说服力。” 13

美国既无意愿、亦无能力承担经济的领导责任，这提醒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17年到后来我们所称的“美国世纪”之间的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30年代，危机一直与美国如影随形，到1938年，仍然有1/5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但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机构很快被证明是非常有弹性的，在危机中民主体制得以在美国幸存下来，但是德国的政治制度缺乏这种弹性，德国的民主制最终崩塌。在德国，就像在美国一样，经济危机与金融崩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与1918年遭遇的失败几乎是一致的。

关于德国的最热点的问题，来源于一战最臭名昭著的遗产——赔款问题。在《凡尔赛条约》中，和平的缔造者们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德国及其盟国对它们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第231条），但是同时在第232条中承认它们现有的资源不足以进行完全的赔偿。在所有与战败国签订的条约中也基本有类似的声明，只有德国例外（主要是考虑到宣传上的原因）。在与德国的条约中，这个问题转化成了“战争罪责”问题，这是一个在条约中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词组。1921年，协约国给德国开列出了一张1320亿金马克的赔偿清单，还要加上330亿的利息，但是这一非常苛刻的数字仅仅是用来装饰门面的，主要是为了让法国和英国的强硬派们满意。实际上的数字是德国要在36年之内偿还50亿金马克，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减轻赔偿负担成为20世纪20年代每一届德国政府的主要目标。

在英国和美国，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认识仍然主要受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影响。在战争期间，他是英国财政部的一个官员，聪明、武断，但是非常具有伦理上的热情，他和他的同事布鲁姆斯伯利等知识分子们持有一样的观点，那就是对这场总体战的不断增长的厌恶感。1917年12月，凯恩斯在一个私下场合里非常痛苦地承认：“我在为一个我所厌恶的，甚至是最后觉得罪恶的政府在工作。”他认为劳合·乔治是一个“肮脏的恶棍”。在巴黎和会上，凯恩斯曾经试图减少德国的赔款数额，这必然引起协约国之间实际得到的赔偿比例的减少，但是从政治上看，这个提议在美国是行不通的。凯恩斯本人因为自己在这个“邪恶而愚蠢的条约”中被看作共犯而深感沮丧，因此从财政部辞职，并且把他的愤怒发泄到《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本小册子之中。该书于1919年12月12日出版，仅仅四个月的时间，这本书在英国就售出了18500册，在美国售出了将近7万册，而且被翻译成包括德文和中文在内的11种语言的译本，凯恩斯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界名流。 14

《和约的经济后果》之所以产生广泛的影响，是几个因素合成的结果：第一，这本书非常简洁（大约只有6万个单词）；第二，论证的是一个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绘制的关于和约的毁灭性后果的草图。克列孟梭，这位非常冷漠和见利忘义的法国总理，坚信这样一个理念：“你永远不能与德国人谈判，不能安抚德国人，你所需要做的只是给他下命令。”威尔逊作为一个孤独的、固执的“长老会成员”，他的思想具有更多的神学特征，而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特征，他们无法对抗像猫一样的凯尔特人出身的劳合·乔治，因为他“具有常人没有的第六甚至是第七感觉”，他具有对于争论“心灵感应的本能”，“非常的自负、软弱，精于算计”。 在巴黎和会上展开的唇枪舌剑的谈判交锋中，他与高卢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威尔士那些能人们讨价还价，从而把美国长老派的这位总统变成一位“既聋又瞎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看不到自己设计的自由的图景，最终只是达成了“迦太基式的和平”，“这是使德国整整一代人遭受奴役的政策”，因此也必然导致“欧洲整个文明的衰退”。 15

凯恩斯所有关于和约对当时影响评价的分析，现在都已经被超越了。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这个赔款的数额，是法国和德国之间以牙还牙、一报还一报这一恶性循环的最先版本。1919年，法国的政策设计者在考虑赔偿数额的时候，他们头脑中想到的是1871年两国签署的《法兰克福条约》，这是法国惨败之后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而俾斯麦想到的，是1806年签署的《提尔西特和约》中拿破仑是如何对待普鲁士的。1921年的赔偿时间表，在德国人看来就是伦敦发出的最后通牒，其每年的负担最多时大致相当于德国总收入的8%左右，少于1871年之后法国人每年支付的9%~16%的比重。但是那次设定的总数额较小，而赔偿时间也很短（3年）。而1871年的法国，确实有马上全部还清的意愿，只有这样才能结束德国军队对法国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占领状态。1919年之后，尽管协约国军队短暂地占领了莱茵兰，但是并没有控制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协约国的军队没有以胜利的姿态行进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上，这与1871年德国军队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的所作所为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无论1871年还是1919年的和平条约都在凡尔赛和会中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法国真的是在进行一种以牙还牙的外交报复，1919年签订的就应该是《波茨坦条约》，而且应该是在柏林的德国皇帝的宫殿里签署的。相反，在1871年条约签订的路易十四世的镜厅里面条约签署的重演，虽然对德国来讲是比较丢脸的，但是也揭示出其军事失败的局限性。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如此纠缠于德国赔款问题，原因在于协约国1918年并没有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法国因此寻求经济上的补偿。正如一位德国官员观察到的，它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16

在这场战役的第一个回合，魏玛政府使用货币作为武器。就像战争期间所有的交战国一样，马克的价值在战争期间也一直处于贬值状态，但是到1919年对于交换的控制取消之后，这种贬值的状况就更为严峻了。德国经济部门乐于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甚至在1920年通过购买大量的外国货币来影响马克的价值，其目的是确保德国的出口更有竞争力。一位非常重要的经济顾问指出，出口的繁荣“将破坏同英国与美国的贸易，所以债主们会主动来到我们面前要求修正”1921年的最后通牒。但是这场贸易战最后也反作用于德国本身，德国出口的增长被进口的繁荣景象所抵消了，因为德国的工资仍然维持高水平，所以消费也急剧增长。反之，协约国正在想方设法地控制战后的通货膨胀，魏玛政府没有这样做，我们即将看到，这一对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7

德国另一件用来对付赔款问题的武器，就是它不平衡的预算。它经常使用或者说挥舞这一武器，以向协约国证明其多么难以支付赔款。德国总理约瑟夫·沃恩辩解说：“我们政策的总体目标就是彻底瓦解伦敦的最后通牒。”他反对为了平衡预算征收财产税的决定，警告说，那将意味着“最后通牒数字中80%是可以偿还的”。预算的缺口实际也反映了国内政治必须履行的责任问题。德国新的政治统治者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选民同协约国的选民一样，期望得到对战争期间牺牲的补偿。1921年，除了赔款，德国的公共花费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3，在战前这一比例少于1/5。除了一些不可避免要支付的项目如战争养老金等，这一账单也包含了更多的公用事业的开支，如失业救济金、食品和住房补贴，再加上臭名昭著的铁路和邮政系统的人员冗余。这些开支，从实际效果而言，是“德国对于德国人的赔偿”，这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因为德国并没有承认它的失败。同时，这是由于1918—1919年它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可怕的接触，从而受到了其影响。弥补这一预算赤字意味着需要印刷更多的货币，而这会加剧通货膨胀。企业家大亨胡格·斯廷纳的话代表了大多数精英的想法，他在1922年坚持认为，“或者选择通货膨胀，或者选择革命”，这也是“关于你的财富，甚至是你生命的一个问题”。 18

然而，战争却引起了另一种形式的革命。从1922年秋天开始，德国物价飙升，进入了一个恶性通货膨胀时期，这种形势使欧洲的其他地区都相形见绌。德国拒绝履行其战争赔偿责任，于是在1923年1月，法国总理雷蒙·普恩加莱遵循（赔款）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的原则，派出军队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区，这是德国工业的心脏地带，力图以实物偿付的方式让德国进行赔款。鲁尔当地的工人和管理者很快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方式，这种抵抗造成的损失由德国政府给予补贴，随即抵抗扩展到整个德国，在一些地区是由共产党人煽动的。直到由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的新一届联合政府成立的时候，德国才停止了消极抵抗政策（当时右派们认为这是后背刺来的另外一剑，如同1918年的停战协定一样）。当时鲁尔处于饥荒的边缘，货币系统被彻底破坏，1914年1月，马克与美元的比价是4.2马克兑换1美元，10年后，名义上汇率是4.2万亿马克换1美元(与1914年相比，后面多了12个0)。1923年，日常生活变得十分离奇，工人们用篮子或者独轮手推车装着工资，领到工资后要马上付账单或者购买不容易腐坏的食品，因为银行支票的价值瞬息万变。7月24日，身为大学教师的维克多·克伦佩雷尔，花了1.2万马克买了一杯咖啡和一块蛋糕，10天后，一杯咖啡和三块蛋糕花费了他10.4万马克。经历过这次疯狂通货膨胀的人们，没有一个能够忘却这段经历。这虽然与1918—1919年的无政府时期的暴力不同，但它同样是一场革命。克伦佩雷尔在日记中写道：“德国正在以一种怪异的方式逐步走向坍塌与崩溃。” 19

真正把德国从崩溃的边缘解救回来的是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们的金融干预。1924年，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德国的新货币，并且在较低的水平上重新界定了德国的赔偿问题，而且还给予德国国际贷款的支持。这一系列的方案与行动被称为“道威斯计划”，它宣告的不仅仅是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的主席地位，而且表明了美国金融扮演的主导性角色。在这种解决方案下，德国把法国的军队弄出了鲁尔，法国又开始从德国得到赔款。最为重要的是，美国的投资者开始陷入德国经济之中，道威斯贷款是在1924年10月提出来的，由400家银行和800家投资银行组成的全国范围内的辛迪加提供，在仅仅10分钟的时间里，就实现了6倍的超额认购。这掀起了美国投资的洪流，随后英国和其他贷方也相继进入。1924—1930年，德国得到的贷款是它所需赔款的3倍，其余的钱被投资于德国的商业（福特和通用收购了一些汽车厂），有的是用股份的形式，有的是用市政债券的形式，其发行是为了建设房屋、学校和其他便民设施。换句话说，国外的投资主要被应用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货币贬值时期所做的同样的事情，而回避了赔款负担和补贴及福利增长的问题。到1929年，德国在全球工业出口中的份额占到了11.6%，比英国高得多（9.4%）。但是正如贬值导致灾难一样，债务依赖也是具有毁灭的。从1928年开始，美国的贷款开始减少，同时德国经济开始萎缩。到1932年，工业产量仅仅相当于1929年的60%，1/3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数百万工人的工资被缩减，许多银行体系也趋于瓦解。 20

如同1922—1923年的高通货膨胀一样，在诱发1930—1932年德国经济危机的原因中，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海因里希·布吕宁，是一位朴素、严厉、具有普鲁士式专制主义思想的人，他1930年3月到1932年5月担任德国政府总理，在此期间推行严格的通货紧缩政策，大大加剧了局势的紧张。尽管在前凯恩斯时期，布吕宁的经济政策选择的余地是极为有限的，但是他的政策最优先的目标不是减少失业，而是控制魏玛政府的福利开支，特别是终止了赔款。事实上，赔款问题已经成为当时所有病症的替罪羊，他坚持认为，“如果没有赔款改革，我们就必须削减，削减，再削减”，“赔款问题将把我们可怜的国家撕成碎片”，他把解决德国经济萎靡不振的方法，完全寄希望于德国债权国能够大发慈悲。1931年夏天，也就是银行危机最高峰的时期，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经过仔细考虑，决定所有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支付都延缓一年。这项决定的影响是永久性的，德国成为最大的受益国，实际收益大约是7700万英镑，而美国则损失了5400万英镑。但是布吕宁也不确定这种冻结是否会长期有效，因此并没有改变经济策略。 21 在当时的情况下，缓解信贷和扩大货币供应的这种反周期的措施，都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们会很快让人们联想到1923年的可怕记忆。相比于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德国领导人更害怕新型的通货膨胀。结果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为每日的生存而挣扎再次成为德国人的噩梦。所以毫无疑问，德国民众热烈地期盼一个救世主。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纳粹党赢得了18%的选票，一夜之间成为德国国会的第二大党。希特勒信誓旦旦地说道，“我们一定会看到物价平稳”，“这也是我的冲锋队存在的原因”。历史学家尤尔根·冯·克鲁德纳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场经济大危机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希特勒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22

这样，我们再次见证了经济和政治的紧密缠绕在一起的局面。就像全球危机的不断扩展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不愿意扮演战时经济权力赋予它的国际上的领导角色，于是德国持续不断的危机被进一步地人为恶化。当时政治上的判定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他们联想到的是1918年背后被刺一刀的梦魇。就像政治原因导致经济危机一样，经济上的崩溃引发了政治上的恶果，德国政治上的右倾为希特勒夺取政权铺平了道路，而美国在经济和外交领域重新回到了孤立主义的状态。在这两个国家，银行的危机都导致了民众对于银行家和高级复杂融资的极端仇恨，并引发了日益增长的对资本主义生存能力的怀疑。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审视与之形成对照的英国的经历，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经历是极为可怕的，但是20世纪30年代则好了很多。

1918年之后英国经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史无前例的高居不下并且一直持续的失业率。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德国，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失业状况都比英国严峻得多，但是美国经历过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状况，而德国经济也有过发热的上升阶段。但是在英国，1921—1938年的平均失业率达到了10.9%，这几乎是1870—1913年平均失业率的两倍。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失业人群的景况已经被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局面固定化了，这体现在游说国会的饥饿大游行中，也反映在沃尔特·格林伍德的畅销书《爱在多尔》（1933年）等小说之中。

与战前的经历对比，还有两个因素非常突出。1914年之前，失业状态与商业繁荣和衰退的周期是大体一致的，但是战后的失业率出现了突然的令人震惊的增长，1920—1921年几乎在一夜之间就飙升到12%，1929—1931年则达到了17%。1921年的危机，现在几乎都被遗忘了，但它却是英国经济发展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是GDP数字的最严重的一次倒退”，其后果，从1913—1924年，英国的经济实际上处于严重萎缩的状态，其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0.1%。另外一个对比性的特征就是失业周期的问题，1914年之前，登记的失业人数失业时间一般不超过三个月，但是到了1933—1937年，30%的人失业时间超过1年。这种戏剧性的、持续的失业人口增长激发了人们普遍的绝望感。而且，从表面上看起来，资本主义的运转已经失灵了。 23

在这种严峻的背景之下，当时的人竭力去解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像在德国赔款问题一样，凯恩斯再度提供了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草案初稿。继出版《和约的经济后果》这一小册子之后，他又出版了《丘吉尔先生的政策的经济后果》（1925年）。在这本书中，凯恩斯强力抨击了财政大臣重回战前的金本位制，即4.86美元兑换1英镑。凯恩斯认为，这导致英镑的价值至少被高估了10%，而且除非工资或者工作的报酬被大幅度地缩减，否则英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将难以控制。他声称，“工人们是这场经济大破坏的受害者”，他们本人亲身经历了由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发起的“表面上的调整”，而这些调整主要是为了安抚市政官员和市议员的不安情绪。实际上，丘吉尔在私下里是认同凯恩斯的某些观点的，也非常害怕这种政策会加剧英国的高失业率和出口乏力的情况。他声称，“我更愿意看到法国少一点骄傲”“我希望我们的工业状况更令人满意”。丘吉尔甚至还邀请了凯恩斯参加了一个晚餐讨论会，与当时的高级官员一起探讨这一问题。但是英国财政部非常固执，坚持认为金本位制具有“类似抵制霸王条款”的自动调节的功能，而且4.86这一神圣的汇率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向全世界再次证明英国货币与黄金具备同等的价值。 24

1931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1925年黄金价位的回归成为两次大战期间经济管理的象征和替罪羊。这种政策的实施显示了仅仅关注于货币政策本身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揭示了建立在优先满足制造工业需求基础之上的全球金融服务的局限性，这种倾向也被称为英国的“绅士资本主义”。但是，在20世纪晚期的时候，也就是凯恩斯主义已经失去了其权威地位之后，这一争论被重新开启了。尽管凯恩斯认为英国货币定价过高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仅仅这种政策本身，就如同赔偿问题对于德国的作用一样，并不是决定性的。这一政策本身应该被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在这里，当我们观察非常具有标志性的1929年的经济大衰退的时候，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1919—1921年的繁荣与衰退都应该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25

英国1919—1920年出现的重建繁荣并不具有唯一性，但是其结果是特别严峻的。在战争结束之际，工业领域的很多方面都存在大量的需求，这主要是由于战争期间被压抑的消费刺激起来的。在战争时期的严格控制之下，无论公司还是个人在储蓄、现金和政府债券等领域都积累了非常可观的购买力。这一繁荣发端于1919年的春天，持续了一年的时间，但无论在英国本土还是领土之外，供应都满足不了消费需求，所以价格迅速上涨。因为经济的流动性，许多经济活动在本质上是具有投机性的，在金融领域的狂欢之中，公司不断地被买进和卖出，合并和浮动。在伦敦的货币市场上，新发行的资本股票上涨了将近6倍，从1918年的6500万英镑，上涨到1920年的38400万英镑，这个数字再也没有被超越过，直到1945年以后。1920年4月，这种假象的繁荣开始消退，当时英格兰银行突然并且残忍地把利率提高到了7%，从而加剧了经济下滑的趋势。 26

投资买卖也处于不正常的发烧状态，这在以飞涨的价格购买造船厂和棉纺厂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后来这些行业都被证明是负债累累的行业，它们是全球基础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的、毫无竞争力的受害者。英国的造船业是蒸汽时代的产物，而其在国际上的竞争者早已经更迅速地进入了石油时代。同样，兰开夏郡的棉纺工业，在引进纺纱用的环锭纺和织布用的自动织机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其竞争者。尽管英国钢铁厂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从1913年每炉产能3万吨，提高到1937年的8.3万吨，但在当时美国是21万吨，而德国则是12.5万吨。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在竞争力方面实际是非常脆弱的，它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很容易通过运用现代技术赶上它。但是战争的需求以及战后的繁荣实际上为某些行业提供了保护色彩，包括英国经济中非常重要的煤炭、造船、棉纺织品和钢铁等行业，它们都在使用着过时的技术，而那时恰恰是多样化和现代化发生的时期。 27

1919—1921年的繁荣对于劳工关系产生的影响，对英国未来的发展也极其重要。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革命，英国政府做出了妥协与让步，用一种英国的方式确立和巩固了劳工的地位。关于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48个小时）的立法在1919年产生了戏剧化的影响，这与战前相比，工作时数平均被削减了13%。在战后的繁荣时期，这种工作时数的缩减，并没有导致相应的工资缩减，因此也从整体上削减了产量，降低了竞争力。1921年的工资水平与失业率的严重上升相对应，而且在接下来的两个10年中生活消费在平稳下降，工资也与之对应，但是这种弹性却被英国集体谈判的制度所制约。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创建了一个联合的工业委员会体系，把遍及很多行业的雇主和工会代表召集在一起，仲裁纠纷，避免罢工。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的雇员中大约有60%的人都签署了全行业的工资支付协议。10年之后，即便经济大危机已经过去，这个比例仍然保持在40%左右。这些支付交易是一个一个企业逐步协调成功的，而不是采取1945年之后那样的整个劳工市场统一协调的方式。因此，支付的工资率很少考虑到整体的经济形势，这也妨碍了在经济大危机期间工资弹性调整作用的发挥。 28

1920—1921年对劳工的另外一个让步，体现为牢固地确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失业救济金系统。1911年，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政府通过了一个非常领先的失业保险法案，但这在当时只覆盖了225万人口，而当时英国的工人有1900万人，所以保险的受益人是有限的。1920—1921年新的立法则把覆盖人群扩展到1200万人，而且失业保险金的水平达到了全国最低工资收入的1/3。1911年的法案主要是自筹资金的方式，国家保险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们的缴纳，但是这一原则在1920—1921年遭到了非议。出于对大规模失业的恐慌，政府把援助之手伸向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即使他们没有缴纳失业保险金，也对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予以救济。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一项普遍的救济政策，而这些都来自财政部从税收中拿出来的补贴，而这一点因为前所未有的失业状况被证明是一项正确的选择。在整个20年代，任何试图通过进行经济情况调查或者其他方式进行限制这种花费的努力，都被两届工党政府否决了。到1931年，失业保险补贴达到每年1.2亿英镑，其中的2/3是国家支付的。 29

这些保险金的账单成为1931年8月经济和政治危机中非常核心的关键问题。因为没有得到保证，华尔街拒绝支持英国货币日趋明显的不稳定的地位，希望工党执行一项非常稳定的预算政策。问题的症结在内阁中，关于削减10%的失业保险金的提议遭到了亚瑟·亨德森和其他几位大臣以及许多工会领导人的反对。亨德森与麦克唐纳个人的恩怨在这场争论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根本问题在于原则分歧。引用运输行业工人领袖欧内斯特·贝文的话说：“在工人阶级的花费很多的情况下，市政府是不可能得救的。”贝文并不认为金本位制值得保留，但是麦克唐纳坚信在健全的财政方面，市政府在更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的利益。他说，向工会的妥协与让步，将会证明工党是被狭隘的只关注自我利益的部分所驱动，而不是关心整个国家的福利问题，因而也会削弱他所进行的要使工党成为全民接受的政党的努力。就当时紧迫的金融问题而言，贝文是非常正确的，就像凯恩斯一样，他是从本能而不是从理性思维上考虑问题，他已经隐约地感觉到救济金问题主要是受到货币贬值的遏制，而不是通货紧缩的影响。相反，麦克唐纳在经济上的政策是错误的，他徒劳地试图使英国保持金本位制度，从而破坏了政府存在的根基，但是从长时段观察，他的政治判断也许更为明智。为了清晰地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一下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 30

研究福利国家的社会学者通常把德国和英国作为两种不同的模式进行对比研究，德国模式是基于俾斯麦创立的家长式的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原则，英国模式则是保证基本个人权利的自由模式。虽然这两种模式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失业危机之中，两者在实践上是趋同的，它们都是由纳税人支撑，并且因此导致了政治上左翼和右翼的对立。然而斗争的结局截然不同。在德国，斗争的结果是1930年3月德国的“大联盟”政府被彻底瓦解，建立了布吕宁政府，实行非常残酷的财政紧缩政策，随后总理弗朗茨·冯·帕彭不断攻击魏玛政府的“福利国家”政策，认为这只是加重了负担，而不是强化了责任。英国则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1931年8月的金融和政治危机为形成广泛的政治联盟铺平了道路，联合政府采取了非常有争议的削减政策，但也保持了最基本的福利体系。相比于欧洲大陆国家，英国的福利开支主要依赖于国家提供的资金，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公众援助，而不是把目标对准社会福利。这些根植于1920—1921年的恐慌而采取的手段以及它们带有的鲜明特征和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将在长时段内逐步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英国福利系统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也是非常有效的，它缓冲了大危机对社会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冲击，减轻了社会的不满情绪。 31

我们已经注意到，英国20世纪20年代经济上的萎靡不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竞争对手的迎头赶上而造成的，这实际是不可避免的。幸运的是，由于战后出现的一系列的特殊问题的混合，这种危机没有显现得那么严重。这些问题包括基础工业的结构性惰性、对金本位制的坚守，以及劳工的经济收益等等。以救济金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尽管它有诸多的缺陷，但是英国的资本主义以及英国的社会在大危机中能够幸存下来，其状况远远好于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甚至美国。这个故事最核心的部分是一些表面上非常令人厌烦的机构——税收、国债和银行系统，这些机构代表着市政机构的积极层面，是绅士资本主义非常重要的体现。

英国以前的战争开支主要来源于税收。例如，1792—1815年的对法战争，将近一半的花费都是来自于税收。但是，在一战期间这一比例只占到了26%，与德国17%的比例非常接近。换句话说，这两个国家进行战争的花费主要来自于借贷，而这就蕴含了通货膨胀的基因。当然，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领导力量，英国的手腕更为灵活，效率也更高一些。它不仅具有筹集到美国贷款的信誉和渠道，而且英国的货币市场也的确比德国更有能力，它能够以短期的财政部账单的方式吸纳巨额的流动债务，其结果是一战期间国债1/4的增长来自于美国。一战后，工党的一些激进分子想要“废除关于这场资本主义金融和金融把戏的战争记忆”，方法是对富人征收重税，但是工党的领导层否决了这一提议，因为他们一直在努力保持一种中间立场。财政部坚持认为政府应该回归到正常的金融运作原则，即把短期的账单转换为长期的债务，动用偿债基金减轻总体的债务负担，并且确保和平时期的花费仍然主要来自于国家税收。1923年，财政部的奥托·尼迈耶观察到，“目前许多欧洲国家存在的最危险的情况”，“主要应该归因于其政府的不良习惯，即政府的花费不是完全来源于正常的财政收入”。这种轻率的处理态度不仅仅加重了通货膨胀的危机，而且降低了政府的信誉，正如英国最近的经历已经显示出来的一样，政府的信誉在战时的贷款中是非常重要的。 32

从1920年春天开始，英国财政部坚持推行高税率政策，其目的是控制投机行为，并且减轻国债压力（这项开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占到了政府开支的40%），然而这项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通货紧缩的后果，加重了失业状况。但是这些政策也有助于防止德国式的高通货膨胀现象的发生。同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政策瓦解了公众对于货币甚至是对于国家的信任。尽管担心在1918年的时候，英国民众已经达到了他们所能容忍的税收的极限，但是战后的税收却是战前的两倍，而且也没有引发政治暴动。向穷人以及有妻子和孩子的人提供补助金的体系是保证税收政策被普遍接受的原因。到1930年，英国政府2/3的收入都是来自直接税收，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欧洲大陆主要是来源于消费税和销售税，这样社会下层承担的部分就不成比例了。英国的税收革命是非常重要而深刻的革命。1913年英国的总公共开支占到了GDP的12%，其中不到4%的GDP被应用在社会服务领域，3%是国防开支。到了1937年，公共开支开始上升，占到了GDP的26%，其中不到5%是国防开支，10.5%运用在社会服务上。实际上，在1918年之后的两个10年间，英国政府的开支急剧增长，远远超过20世纪的其他任何时期。这不仅减轻了战争负担，因而保持了金融稳定，而且为社会福利提供了资金，使社会福利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除了瑞典，其他国家的社会福利都无法与英国相比。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英国经济上的混乱并没有转换为政治上的极权主义。 33

我们也不应该低估英国稳定的银行系统的重要性，这与德国和法国银行崩溃导致经济信心的丧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19世纪后期开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银行日趋集中，银行的总数从1855年的400家减少到1913年的70家，而这种集中的趋势在一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加强。到了1920年，当政府开始阻止进一步的合并之时，英国的银行体系已经被寡头所垄断，包括米特兰银行、莱斯银行、巴克莱银行以及国民地方银行，每一家银行都有数百家的分支机构。以巴克莱银行为例，1919年其支行达到了1700家。这五家大的银行控制了80%的银行存款，并且以卡特尔的方式进行运作，它们协商利率和透支的额度。由少数几家伴有多家分支银行的大银行组成的系统，的确有助于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这恰恰是美国所缺乏的。在美国，不仅成千上万的银行倒闭了，而且银行的股票比工业证券坍塌得更快，也更深入。而英国，即便在经济大危机期间，也没有银行倒闭，银行的股票非常坚挺，即使到了1931年6月奥地利和德国银行危机最严峻的时刻，英国银行股票的市值仍然达到了1928年水平的90%。英国废除金本位制，以及由此带来的黄金标准的坍塌使得英格兰银行面临危机，但是并没有对英国银行系统造成整体的损害。 34

回顾1931年，看起来让人感觉很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无论银行还是政府都没有采取很多的措施来保证英国货币的平价，虽然它们在这方面投资很多。英国对于1931年的反应，主要是由20世纪20年代的经历所形成的。一方面，这个国家长期持续的高失业率使它很难推行进一步的财政紧缩政策。尽管英国很快从1926年5月的总罢工中摆脱了出来，那次罢工仅仅持续了九天的时间，但是这加深了1919—1920年以来对工人不满的焦虑。在1931年的英国，这个问题变得异常敏感，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这个国家是由少数派的工党进行统治的，这使预算削减难以进行，本来这对于法国和德国的右派政府来说是很平凡的事情。继续停留在金本位制上对政治的损害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让英国货币浮动的经济危险看起来也不像货币遭到严重通货膨胀损害的那些国家一样令人震惊。与德国无情的通货紧缩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的国民政府愿意放弃金本位制，并且为此宁愿忍受通货膨胀的后果。而且，这一政策在1931年10月取得了胜利，产生了内维尔·张伯伦所说的“议会的独裁”，从而可以推行它想要推行的反社会主义的政策。尽管阻止公共工程既无助于经济产量的提高，在金融上也极为有害，但是，这种联合并没有彻底改变失业救济政策。 35

1931年的危机有可能是英国和平时期的历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幕，英格兰银行的总裁蒙塔古·诺曼甚至患上了神经衰弱。他对大灾难即将来临的恐惧和同时代人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将要倒塌的恐惧都没有成为现实。1932年1月，诺曼气喘吁吁地说道：“我们已经从悬崖上跌落了，但是我们在山脚下重新生存了下来。”凯恩斯则进行了更有预见性的评价：“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已经重新赢得了选择的自由。”英镑的浮动，而不是非常剧烈地上下摆动，最终被停留在3.5~3.7美元的水平，这是保障稳定的水平，也使英国的出口更加具有竞争力。英国通过更早地废除金本位制而比其竞争对手赢得了相对的比较优势。在这一政策的实施上，英国比美国早两年，比法国早五年。与凯恩斯的正统观念说法不一样的是，财政政策在英国经济恢复中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相比于较低的税率和较高的财政赤字，更为重要的是货币和信贷的扩张，货币的贬值已经使人们消除了那种扩张会削弱报酬平衡的恐惧。简而言之，1931年使英国得以放手实施更加积极的国内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方面，美国比英国扩张得更多，但是其收益却由于放弃金本位制太晚和银行系统的崩溃而抵消了。 36

最令人震惊的对比发生于英国和法国之间，后者比其他任何大国坚守金本位制的时间都长。在处理战后短期债务的问题上，法国远远没有英国成功，法国政府被迫大肆举债，物价不断上涨，削弱了人们对于法郎的信心，到1926年夏季时，法郎的价值仅仅是1914年的1/8。1919年后，法国的政局不稳，对此也无任何帮助：在这期间，八个部委来而复去。这相应地反映了右派与左派之间深刻的分歧，从而阻碍了达成关于平衡预算、高税收和债务平衡的协议，这种模式是1920—1921年在英国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达成的。直到1926年7月，政治休战才得以达成，组成了以雷蒙·普恩加莱为首的温和派政府，法国才排除万难，采取通货紧缩的手段，使法郎保持了平衡状态，其币值大约相当于1914年价值的20%。这使得法郎被看轻了，和英国货币在1925年之后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因此有利于法国的出口。在把这个国家从灾难的边缘拯救出来之后（1926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50%），法国紧紧抓住新的金本位制不放，即使它在国际上的竞争对手放弃金本位制和使本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法国也坚持这样做。法郎现在被严重高估，法国的黄金囤积、贸易盈余和稳定的预算全都消失不见了。但是在法国，这种通货紧缩的政策不像在英国那样具有政治上的争议性，同时因为工业规模较小，法国工人的失业率也相对较低，而且法国的工人还可以选择回到农场去工作（其农业可耕面积比英国要大得多），同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法国政府绝大多数出自右派或者中右派，而不是来自左派。只是到了1936年，法国建立了人民阵线政府，这是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极端分子组成的联盟，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联盟，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由于民主在德国的命运造成的。这一政府扭转了通货紧缩的潮流，以便支持工人和重整军备，这使得货币贬值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选择。 37

尽管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明晰和连贯的政策，但在某种程度上，早期的货币贬值、低利率以及稳定的银行体系，这些因素的偶然结合加强了经济的恢复趋势，而这又导致了政治上的稳定局面，这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已经论述过了。1929—1931年，英国工业出口下降了20%，到了1935年，其出口则比1929—1931年高出了20%，但在法国以及其他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出口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英国出口的增长表明经济已经稳步恢复，但是真正刺激经济增长的是其国内需求。20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经历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过的消费者革命，主要集中于小轿车和电子产品，事实上在这两个领域英国的技术是落后于美国的，但是就像抵押贷款促进房屋建设一样，这两个行业的需求主要得益于政府的自由货币政策，它使消费者比较容易获得贷款。 38

1938年，英国生产了34.1万辆小轿车，这一数字是1930年的两倍，而且几乎占到了整个欧洲轿车产量的40%。20世纪20年代早期，法国是欧洲轿车生产的领头羊，占了欧洲出口量的一半，此时则下滑到不到1/4的比例，远远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尽管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在英国建立了工厂，亨利·福特的新工厂设在伦敦东部的达格南区，是美国本土之外的最大轿车生产厂家，但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仍然是莫里斯和奥斯汀公司，它们都是英国的家族企业，生产大量的小型轿车。如同美国一样，其相关产业如钢和橡胶产业的收益也非常巨大。在电能的利用上，英国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依赖煤炭，即便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26年建立的国家电网，到30年代中期基本覆盖了英国的主要地区，从而使得用电成本降低了一半。1926年，电力的消费者只有176万人，1938年，这一数字则上升到900万人，覆盖了英国3/4的住房。这导致了对电器产品的需求，包括收音机、电熨斗、电炊具以及真空吸尘器等。这些产品以及汽车的销售由于消费品信用贷款的普及而变得更加容易。在消费品信用贷款的问题上，英国通过租用采购系统的实施，其使用与推广比法国要早得多。 39

在整个30年代，尽管小轿车和冰箱、洗衣机等昂贵的耐用消费品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的事情，但是工人阶层中的很多人也的确需要收音机和电熨斗。这同样受益于私人建筑商以及地方当局营造简易住宅推动的房屋市场的繁荣，它们与新建的公路以及电气化一起，加快了英格兰的工业化进程，结果导致半独立式的别墅呈现出带状发展的态势。其建筑风格是仿都铎王朝的，从而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乡村景象，这令纯粹的美学家感到非常震惊。诗人约翰·贝杰曼在1937年高呼：“来吧，亲爱的炸弹，落在泥沼里吧，你现在不适合人类。”但是，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却开始出现，室内的卫生间、安装好的浴室、一些用来减轻每日苦差事的家用电器，甚至开辟新的活动空间和机会的轿车是其典型特征，而这些使得20世纪30年代成为成千上万英国家庭改变面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当然，这些新兴工业和都市化的影响也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它具有地域上的特点，主要集中在英格兰的东南部及中部地区。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找到新工作的需要，大约100万的劳动力从经济萧条的北部和威尔士地区迁移到东南部，但是更多的人口则是固定不动的，继续保持着失业状态。 40 也许有人会说英国能够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幸存下来，其代价就是其人口贫困化比例较小，这些人口主要集中于老工业区，包括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南部和苏格兰中部，这些地区的主要产业是煤炭、钢铁、纺织业和造船业，而这些行业在战后都纷纷崩溃了。位于伦敦最北部边缘的圣奥尔本1934年的失业率低于4%，而在贾罗和泰恩赛德，一半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在威尔士的“钢城”——梅瑟蒂德菲尔，其比例则达到2/3。很多的萧条区都是工党的据点，在1931年工党分裂成立国民政府之后，许多人退党了。经济上的边缘化以及政治上的不满，在英国强化了政治上的相对平衡感，这与20世纪30年代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稳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一主题可以被放大来看。20世纪20年代的企业合并浪潮加剧了英国工业领域中卡特尔化和限制性的趋向。所谓的“合理化”实际也经常意味着保护市场份额的低风险的防御型战略，不推行激烈的改组或者重建。在1920—1921年的经济繁荣过程之中，管理部门、劳动者和已经投入重金的银行都在让事情按既定方式运转的这一方面存有既定的利益，但是事实上这种运转是无利可图的。这不仅在煤炭、棉纺和钢铁行业中充分体现出来，甚至在诸如轿车制造这些新兴工业中也已经体现出来。这些英国公司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产品，但却没有按照标准化的进程来生产。1938年，英国最大的6个轿车生产商生产出40种不同的发动机，甚至还有更多的底盘和不同的车型，这有利于他们在中产阶级中保持有利可图的市场，但是却阻止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和促进繁荣的努力，因而不能闯入美国模式的那种大众化市场。安全的操作缓冲了大危机带来的震荡，但是却损害了英国的长期竞争力，这在1945年之后变得尤其明显。 41

也许最大的，也是最舒服的保护层就是新的关税壁垒。30年来，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的争论不断上演，这损害了英国的政治。但是经济大危机以及保守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的上台，使得内维尔·张伯伦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他担任财政大臣，并在这个岗位上开始完成他父亲就已经开始了的这项工作。1932年2月4日，在英国众议院旁听席里坐着乔的遗孀和孩子们，内维尔骄傲地宣布，要对绝大多数的进口商品至少征收10%的关税，这也是将近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的终结。那年夏天，渥太华的经济会议同意从英帝国进口的产品享有优先的权利，作为回报，对英国的出口也做出一些让步。1930年，大约有83%的进口到英国的商品是免税的，1932年，这个比例只有25%。这种保护对于英国经济的总体恢复的作用非常有限，但是它却加快了英国的贸易从全球到英帝国内部的转变。1930年，英国出口到帝国境内的产品比例从占据英国出口总量的43.5%在1938年上升到50%，进口则从29%上升到超过40%。英国正在姗姗来迟地践行着法国从19世纪晚期就已经开始一步步走过的道路，用保护帝国市场的方式来支撑国内已经不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工业。这里再度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能够应付短期经济危机的政策将损害英国产品的长期竞争力。 42

与发达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相比，英国比较平稳地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得以幸免于难，尽管这是建立在货币贬值和保护主义的基础上的，是为了保证国内平衡的“狭隘的资本主义”。 43 但这也是事后看来才非常清晰的。20世纪30年代早期，关于英国的资本主义能否在经济大危机中幸存，以及是否这就是金本位制的终结，都是有严重争议的。同时，第二届工党政府非常丢脸地倒台，给英国的左派带来了十分麻烦的问题，即社会主义能否从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和平地进化而成。这种争论不仅仅限于英国的情况，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这样写道：“1931年，全世界的人，无论男女，都在认真考虑并且公开讨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西方的社会是否可能就此崩溃了。” 44

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社会出现于苏联。20世纪30年代早期，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危险已经消退了，这与1919年那种担忧的气氛完全不同。现在的苏联被看成是斯大林的国家，和列宁时期是不一样的，这个国家脱离了全球的舞台，在自己的国土之内实行了具有史诗般意义的现代化进程。确切地说，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的成就很难加以评判，苏联的统计数据不仅不充分，而且很多是故意伪造的。当然，其结果的广泛性是清晰可见的，苏联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比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还具有革命性的特征。从1929年开始的10年间，大约有2500万以畜力进行耕作的农民被并入了25万个集体农庄，并且得到8000个机器拖拉机站的支持。苏联选择了美国大规模生产的模式，这一点远远超过英国和西欧，苏联由此创建了主要的新兴工业，比如说机动车制造业（1928年生产了700辆卡车，10年之后则超过了18万辆），还包括机床、飞机以及各种有关军备的行业。斯大林，全名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这个名字被其政党所采用，它的意思是“钢铁英雄”，而钢铁确实是他工业革命的最核心部分。“我们正在成为一个金属之国，一个汽车之国，一个拖拉机之国，”他在1929年正式宣称，“当我们把苏联置于汽车之上、把农民放在拖拉机里，就让自夸自己的‘文明’非常有价值的资本主义努力追赶我们吧！”对斯大林来说，比民族自豪感更为紧迫的是对另一场大战的恐惧，“我们落后于发达国家50年，甚至是100年，”他在1931年发出警告，“我们必须在10年之内完成追赶的历程，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就必定走向失败。” 45

斯大林革命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巨大的形象工程，比如说建立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的钢铁联合企业，建立在乌拉尔的“磁山”工程（这是模仿美国在印第安纳州的加利钢铁厂建立的），以及在伏尔加河上高尔基市建立的巨大的轿车厂（这是仿照福特在密歇根的迪尔伯思工厂建立的）。斯大林认为这些都是证明苏联可以赶上甚至超过资本主义的非常重要的象征。关于资本主义的恶魔般的景象，为这个政权的残酷和效率低下提供了辩解的万能理由，这和西方在1919年把布尔什维克政权看成是妖怪有点对等性。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认为历史似乎是站在他一边的，当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开始大规模生产的时候（它的多种缺点已经被掩盖住了），曾经使大战期间美国发光的明星加利钢铁厂看起来已经锈烂了。美国的钢铁生产量从1929年的6000万吨下降到1932年的1500万吨。 46

斯大林的伟大规划及其万能的五年计划不断被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所称颂，他们认为苏联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即自私的个人主义已经被为了所有人福利的集体性的改革运动打垮了。现在回顾起来，这些同路人具有不可思议的轻信的特征。例如，比阿特丽斯和西德尼·韦伯，是一对信奉费边社会主义的老夫妇。尽管在外表上他们看起来不像是一对，比阿特丽斯是一位个子很高、面目清秀的女士，她长着鹰钩一样的鼻子，拥有令人感到恐怖的能量；西德尼身材微胖，蓄着山羊胡子，戴着夹鼻眼镜，有一点伦敦口音。从世纪之交开始，他们就着手进行大量的开创性工作，领域涉及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但是他们也非常克制地认为，可以和平地、逐渐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1931年的经济大危机期间，他们的论调彻底改变了。比阿特丽斯在私下里开始怀疑从“资本主义转向平等的文明”这种和平转变的“不可避免性”与“实践的可能性”问题。她认为，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的垮台，“是美国和英国金融家们取得的胜利”，也是“公开宣告”了“资本主义独裁”的确立，而麦克唐纳已经成为这一政权的傀儡，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1931年9月，她的反应是，“在下一个10年的时间里”，“我们将逐步了解到，究竟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还是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能够给人类的大多数创造更幸福的生活模式”。无论其中哪一种文化获胜，她都坚信我们将紧随其后，如法炮制，因为当时已经没有可行的第三条道路。她把这场斗争比拟成发生在中世纪末期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展开的“欧洲灵魂之争”。比阿特丽斯也同时声明：“毫无疑问，我们将选择站在俄国这边。” 47

1932年夏天，他们开启了一场朝圣之旅，他们来到苏联，写了两本书《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该书长达1100页，1935年11月出版。两年后这本书重印再版的时候，韦伯把书名中的问号去掉了，坚信苏联已经真正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明，其主要特征是“为了集体的社会消费实施有计划的生产”，以及根植于科学中的意识形态，“拒绝弥漫于整个西方的迷信和巫术”。就像他们的其他所有书籍一样，《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书晦涩难懂，传记作家玛格丽特·科尔曾经把西德尼的文风比喻成无限长的超负荷运载的货车。但是这一次，他们发射出的“重型火炮”好像是“明显被不信任和扭曲所操纵的第五纵队”一样。这本书看起来完全是被苏维埃的统计数据和声明等表面的东西所支撑，这些是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这本书也提及了对俄国社会的蔑视（“其民众中的大量的文盲、迷信，特别是病态的甚至可以说是遍及各处的野蛮状态”），这些可以成为革命具有长期的暴力和残忍的理由。韦伯无视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以及对于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的判断。“我们并不认为该党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所操纵，或者说斯大林是希望得到那样一个位置的人。” 48 私下里，当然他们也有怀疑，1937—1938年，比阿特丽斯研究了关于大清洗与做样子的公开审判的报告，担心斯大林及其派系小集团“也许会丢掉脑袋”。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 49

韦伯并不是孤军奋战。20世纪30年代，他们夫妇也有其同路人，在这里他们的观点有点类似“文艺复兴运动的后记”，他们把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看作是“进步”的体现，代表着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社会的最新与最好的希望版本。姑且不论他们的理性成分，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实现了信仰的飞跃，这主要是由于1931年工党的作为让他们幻想破灭而最终觉醒。 50 当然，只有极少数人放弃了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坚守而成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政治学教授，面色严肃，个子不高，他是英国顶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1934年他访问了苏联，并公开声称他毕生关于社会主义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但是拉斯基也质疑，为什么韦伯对于斯大林的清洗与做样子的公审视而不见。按照一本传记的提法，他“把苏维埃俄国看作是新型文明来临的预兆，但是其罪行却使他的心破碎了” 51 ，这是阿尔弗雷德·金曼总结出来的，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他是一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后来成为研究撒切尔主义的专家，这句话总结出了这些同路人的精神演变历程。如果苏联这一天堂并不存在，那么还需发明使社会主义信仰具体化的模式。他们并不是被苏联的宣传所欺骗，更多的是在苏联宣传的辅助下，他们进行了自我的欺骗。 52

工党非常谨慎地使自己远离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它的一些领导人物，如克莱门特·艾德礼和工会领袖欧内斯特·贝文都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他们非常警觉，认为英国共产党自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就已经开始斯大林化了。当然，工党也受到了斯大林革命的影响，不过是以它自己的方式。20世纪20年代，工党“构想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教育水平，以及推进国际和平，为共同的所有权铺平道路”。1931年选举上的混乱并没有动摇工党对于议会民主的遵守，但它也开始推动了对费边式渐进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相对于草根式的社会主义的那种模式，即在地方层面尽可能地掌控必要的社会福利，工党寻求全国范围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通过全面的经济计划拥有对关键性工业行业的管理权。尽管工党坚持认为英国与苏联不同，但是在意识形态上也的确受到其想象中的苏联计划经济成功的影响。他们坚信苏联的计划经济可以而且应该被改造成适应西方的模式。休·达尔顿是工党新模式的建筑师，他在1932年访问苏联之后说：“我坚信这一点，我们国家也应该采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原则，否则我们找不到解决经济困境的出口。如果苏联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果，那么如果我们在英格兰实施这一计划，那将会多么有成效啊！” 53

计划不仅仅是左派的专利，它也被中右派的保守党所使用，保守党也受到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普遍怀疑的影响。他们采纳的案例不仅仅局限在苏联。例如，在1927年，哈罗德·麦克米伦、罗伯特·布思比和奥利弗·斯坦利，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前途的保守党成员，他们出版了《工业与国家》一书，书中表明，这种巨型的经济活动，虽然引发的原因是多样的，而且在整个世界上是周期性地蜂拥而来，它不可能被阻止，更不可能经由个人进行准确的预测，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政府掌握或者控制。战争时期使得预先设定的经济准则成为泡影，却使理论上不可能的一些东西成为现实，排除了似乎不可移动的障碍物，创造了新的意想不到的形势。萦绕在这些成员脑海中的是1914—1918年的广泛的控制，诸如对铁路、海运以及煤矿的国有化，对于股票市场的调节，还有征兵活动等。但是所有措施在战后都被颠覆了，因此，“到目前为止，立法中关于当今对于贸易和工业的管理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他们也表示疑问，这是否“是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现代经济的最好方式呢？”可以肯定的是，英国已经从维多利亚晚期的陈规中解放出来，包括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等，在不干涉的自由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上，英国应该说正在逐步成长。 54

这些问题在1931年之后显得更为中肯。在大规模失业所导致的贫穷和损耗面前，麦克米伦十分震惊，他的迪赛德选区在大危机中损失惨重。30年之后，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他记忆犹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脸上写满绝望的人们，很多人沿着斯托克顿大街来回流浪。”他在1938年的反省认为，这场经济大危机的一个后果就是“把人们的思想从战前的经济定律中解放出来，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屈从于这一所谓的经济正统思想”。对于麦克米伦来说，经济的计划性逐渐成为他所宣称的“中间道路”的一个核心特征，这种中间道路就是介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与“极权独裁”之间的道路，这一道路将证明“自由和效率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介于保守与革命之间的民主也终将得以保留”。 55 作为保守党的右派，麦克米伦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正在描绘一幅新型的历史画面，到1931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从1914年开始的对于战前的所谓真理的瓦解，但是他们并没有采纳保护主义的灵丹妙药，他们主张把计划作为改良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前景。很多支持国民政府的工党成员也非常认可麦克米伦关于中间道路的提法。1935年，“未来五年集团”（The Next Five Years Group）建立了，这是一位工党中的贵族人物克利福德·艾伦独创的点子。尽管这一组织的名字似乎与斯大林的五年计划相呼应，但是其使命却是典型的英国式的，即在五年的议会任期内可以做些什么。该集团的宣言坚持认为，“关于具有完全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观念，与国家所有、调节和控制的观念的”“历史性的争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完全没有打中目标”，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在任何情况下，英国实际运作的系统都是两者的混合，多年来一直如此”。 56

对这种“中间论”的强化，成为英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57 这里我们将分析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英国避免了在欧洲大陆非常普遍的极左或者极右的倾向。计划的概念吸引了温和的保守党人、工党和自由党人，以及来自商界的很多重要人物。成立于1931年的压力集团是英国政治经济委员会，其创立者包括英格兰银行董事巴兹尔·布莱柯特爵士，以及玛莎百货的副主席伊瑟尔·西弗。这个委员会为美国早期的新政雀跃欢呼，特别是其强调计划性的《国家复兴法案》，1935年，劳合·乔治公开呼吁要实施“英国式的新政”。罗斯福的动态领导模式成了敲打麦克唐纳及他的那些暮气沉沉的同仁们的一根大棒。1933年自由派人物维奥莱特·伯纳姆·卡特指出，只有“行动、远见和治国之才才能拯救这个濒临崩溃的世界”，“就像美国现在展示给我们的一样”。但是罗斯福的美国从来不能理解英国对于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的想象。即使英国政治经济委员会（PEP）的宽幅印刷品《计划》中引用了罗斯福新政，但是对罗斯福的政策，主要是赞扬他勇敢的领导力。而保守的《每日电讯》傲慢地指出：“罗斯福新政的社会立法中最显著的特征在英国已经持续两代人的时间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并没有被看作是未来世界发展的一个模板，更不要说是“新型文明”的胚胎了。 58

关于资本主义的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来自于凯恩斯，他的论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1936年2月出版。与强硬的左派不同，凯恩斯并不认为大危机是资本主义最后面临的危机。1931年11月，他评论说，“经济上的问题”，“只不过是可怕的混乱问题，是短暂的、不必要的混乱”。 59 在寻找政策的补救措施之时，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计划经济都没有打动凯恩斯。未来的计划主义者想要取代失败的市场力量，但是凯恩斯“想要的是用充足的需求供应市场体系，保持充分的就业”。尽管大危机不是他论著的主要分析对象，但却是促使他思考正统经济学的重要激发因素，动摇了他对于诸如降低工资和利率等传统调整措施的信念。但是凯恩斯的建议在20世纪30年代的影响极为有限。无论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家，花了多年的时间才真正消化了这本非常复杂、看起来杂乱无章的书籍。他在书中对于国家扮演的角色的提议，即国家应该扮演弥补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鸿沟的这一角色，只有在另一场战争爆发之后才被真正地实施起来。 60

所有的作者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这场危机的延长将超过资本主义本身。看起来，相比于经济学家的身份，凯恩斯更像一位精神上的哲学家。他在为这一时代寻找新的确定性，因为这一时代已经丧失了其宗教信仰，因此也失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行动的指南针。他并不热爱资本主义，但是他坚信资本主义必须被加固，因为整个社会和文明都依赖于资本主义。同样地，麦克米伦辩解称，“经济的进步”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幸存是至关重要的，而这反过来“对于科学、艺术和教育等分支的进步”又是非常必要的。 61 克利福德·艾伦本人哀叹道，20世纪很多国家似乎又要回到欧洲历史上极权的黑暗时代了。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一战不仅使资本主义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也削弱了文明本身。 62

第五章　文明

在艺术具备人性之前，它首先必须学会残忍。

——约翰·米德尔顿·默里，1911

我并不认为，这些令人极度惊恐的诗句，会让我们的孩子深受感动。

——亨利·纽伯特爵士，1924 1

1918年英国在取得战争胜利之后，给本国的军人和妇女们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在一战中为了文明”而战的英雄行为。然而真正的事实则是，战争似乎更像是对文明价值的彻底否定。人类在泥泞的战场上展开的厮杀，似乎已经回到了原始动物争斗的水准。同时，还有很多人被现代化的奇迹——机枪和重炮炸成了碎片。在整场战争期间，英国军队死亡总数的60%是由于炮火的攻击造成的，对于德国而言，这一比例甚至更高一些。人们对于战争的传统记忆是中世纪式的，是骑士般的、英勇的、理想化的、一对一的冲突与决斗，但是这场战争则不一样，战争已经演变成为工业企业式的，而且完全是远距离的操控与运作，甚至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与你作战。《时代》杂志的战地记者查尔斯·雷平顿上校对其特征进行的总结是，“由看不见的人操纵的莫名的屠杀”。 2

即便是仅仅照顾伤员的工作，也成为一个工业流程。法国作家乔治·迪亚梅尔的获奖作品是《文明》一书，这也是一本关于战争的回忆录，书的最后一章完全是描写一战中的流动救护单位这一问题的。他指出，“科学的最后一个词语”，是“工厂”，而且是专门修补损坏最为严重的战争机器零件的“工厂”。只不过，这些“零件”是活生生的人，法国铁骑军的士兵们被堆积在一起，等待治疗。这些 “法国最优秀的男人”，拥有发达的胸部、强壮的四肢，现在却陷入了“破碎的状态”。迪亚梅尔认为，这些流动的救护车，实质就是“文明对自身的答复，是文明对自身导致的毁灭性战争的修正”，当然，这种修正与调整是非常浅层次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逆时代潮流而动”。 3

在这种野蛮的行径之后，我们该怎样探讨文明的问题呢？这也是1914年之后很多的男男女女都在思考的问题。在艺术、建筑和文学领域，这场可怕的工业化战争应该如何被呈现出来？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是否已经不合时宜了呢？所有交战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在密切地关注这些问题，但是英国的反应却与众不同。导致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在于，曾经席卷欧洲的现代主义运动几乎没有对战前的英国产生什么影响，英国的艺术，特别是绘画和诗歌领域，田园传统仍然占据支配地位。同样重要的是，英国政府一直在艺术赞助方面态度非常鲜明，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这一点在战争期间主要体现在绘画领域，在战后则主要体现在纪念性的建筑物方面。在英国，艺术的现代性主要是战争年代的产物和现象。在英国文学这一领域，现代性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但这也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艺术、建筑和文学这些领域的共同合作，最终塑造了1914年的战争景象，这些作品呈现出来的是这一无辜时代的最终结局，是英国从来没被拯救过来的第二次的艺术滑落。

就像所有的“主义”一样，现代主义也是一个令人难以掌握其真正含义的术语，它的意思很难被加以解释。但在通常意义上，它经常被用来指代在20世纪早期发生在艺术和文学领域的“表述危机”。这种危机事关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表达什么，另一方面是应该如何表达，因此也提出了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问题。 4 在艺术领域，这场危机的产物是这样的一些图像，它们挑战了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关于透视法的常规原则，即在纸上和画布上描绘三维立体空间的做法。这种对传统的反叛呈现出多种形式，现在比较著名的包括立体派、表现主义派和未来主义派，这些运动在今天回顾起来是比较连贯的，但是当时却没有体会到这一点。

1935年，巴勃罗·毕加索回忆道：“当我们发明立体派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发明这种主义意味着什么，我们只是想表达我们内心拥有的东西。” 5 其实他的话有些口是心非。当然，画家们在处理与传统的关系之时，心理是非常矛盾的，即使是先锋派的画家也是如此。这个术语可以追溯到1848年革命时期，它表达的意思是，在文化与政治变革的时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是先锋和前卫性的力量。1912年，德国表现主义派画家弗朗茨·马克声称，“我们就像没有经过组织的‘野蛮人’［Wilde（德语“野蛮”之意）］一样在进行战斗，反对古老的、确立已久的权力体系”“野蛮人最令人恐惧的武器就是他们的新思想，新的思想远远比钢铁具有战斗力”。 6 站在个人的角度，艺术家们也确实有自我本位的兴趣取向，为了把自己与老师和同僚们区分开来，他们往往夸大其作品的新颖独特性。20世纪早期的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对民族艺术制度的反叛，这种制度曾经影响和塑造了艺术市场，并控制了学院的相关教学。当然，这些正在奋斗中的放荡不羁的文化人，也必须赚钱谋生。他们需要商人们的独家经销合同，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迎合精英们和中产阶级的比较正统的品位，并且必须通过他们所厌恶的画廊和沙龙的方式进行推销。1907年，意大利的先锋派画家翁贝特·博乔尼这样写道，“我并没有为自己的力量感到沮丧，但是考虑到金融的经济的因素，如果没有令人鄙夷地出卖自己的灵魂，经济状况是不可能得到改善的”。 7 艺术史中的大部分作品是被这些压力塑造出来的，一方面他们想要猛烈地反抗传统，另一方面却必须去迎合赞助商的需要。

立体派、表现主义派和未来主义派都是对被视为非常浅薄的印象主义派艺术的反应，这种艺术局限于表象。立体派用空间形式上的新颖方式进行创作，把艺术创作的原型分解成碎片。“立体派”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1908年，起源于一位评论家嘲讽当时一幅布满“小立方体”的画作。这幅画的作者是乔治斯·布拉格，他曾一度被视为是给毕加索的油画“挂上钩子的人”，这是格特鲁德·斯泰因总结出来的特点，但是现在他被重新加以认识和评价了，他在1908—1914年与毕加索发生的友好的、富有创意的对抗，被描绘成艺术史上最具特色的一组关系 8 ，对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双重努力”的效果。尽管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描述的是忧伤妓院的场景，但是后世的人把它高雅化了，它被认为是毕加索和布拉格众多作品中第一幅立体派的画作。但是在一战之前，这幅作品没有被展出和出售，因为两位艺术家都想得到安全可靠的赞助。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这幅《阿维尼翁的少女》才赢得了画坛偶像的地位，其主要原因是位于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购了这幅画。其实，一战前欧洲更值得纪念的画作是被称为“沙龙立体主义”的作品，包括艾伯特·格莱茨、让·梅金杰和亨利·福克尼尔等人的作品，其中福克尼尔的《丰饶》被誉为“可能是1914年之前欧洲立体派最为著名的作品”。格莱茨与梅金杰发表的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论立体主义》一文（1912），推动了沙龙主义者的工作，把它作为一项运动加以推广。对于立体派的品位和倾向，当时的国家和民众的看法还是比较低调的，它被看作是古典绘画艺术的再发明和创造，那曾经是非常令人骄傲的法国式的艺术，经常描绘的对象是埃菲尔铁塔，这也是1900年左右法国现代性的非常卓越的象征。 9

表现派的画家们则毫不隐讳地把自己看作是对法国印象派的反应。奥地利评论家赫尔曼·巴尔坚持认为印象派是古典艺术的“终结”，他们追求的是“阻止内心对于外部刺激的回应”，“除了视网膜，不要给人们留下任何东西”，但是表现派的“眼泪让人类开口说话了”，这样就能够给予“精神上的答案”。 10 在大战期间，巴尔一直在进行写作，这是与军事冲突相伴随的国家文化之间的战争的一部分，理论家们一直致力于把表现主义派别的抽象概念具体化，把其定位为现代艺术领域中激进的、具有明显德国特征的一场运动。但是，相比之下，早期艺术家，如布拉格和毕加索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实际上是非常宽泛和包容的，其意义是对视觉印象的主观上的回应。那也就是说，印象派根植于德意志世界，包含了诸多的团体组织，如“桥”于1905年在德累斯顿建立，还有更为能够体现主题的组织“蓝骑士”曾于1911—1912年在慕尼黑展出其作品，随即在整个欧洲大陆巡回展览。很明显，他们的艺术表达方式大部分是非常抽象的，为了很好地表达情绪使用鲜艳的、非自然主义的色彩，而不仅仅是在其现代性的作品中传达恐怖的感觉。表现主义派的艺术作品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浪漫化，并且突出自然和情欲的特征。“蓝骑士”这一术语主要来源于瓦西里·康定斯基对于中世纪骑士的迷恋，以及弗朗茨·马克对于骏马的喜爱之情。

相形之下，未来主义更加沉迷于现代性的特征。它也是这三个艺术流派中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派别。它的《未来主义宣言》发表于1909年2月，作者为意大利诗人菲利普·马里奈蒂，他是一位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坚信现代工业世界是非常具有“美感”的世界，这是一个由翱翔的飞机、伟大的排扣机车和呼啸着的汽车构成的以“速度”为特征的世界。未来主义学派力求“美化战争”，认为这是使“世界能够保持洁净的唯一手段”。他们关于“极具破坏性和毁灭性暴力”的宣言在意大利极受瞩目，使得教授、考古学家、导游和研究文物的人深受其思想毒害。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这也是对于立体派和表现派更具民族特性的机敏的回应，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意大利比其北方邻国更有激情去拥抱现代性。 11 许多未来主义学派的艺术作品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路易吉·卢梭罗的《叛乱》（1911）描绘的是这样一幅画面，疯狂而抽象的人类射出很多箭头，射向代表传统的蓝色和黑色的力量，从而呈现出一幅红色混乱的画面。尽管站在哲学的角度进行思辨，立体派和未来主义派都各自夸大了它们与众不同的特征，但在实践层面上，法国和意大利的艺术家是互相学习与借鉴的，例如有的历史学家称其为“立体未来主义”。 12 立体派的艺术家，如费尔南德·莱热受到了未来主义抽象特征的影响，同时未来主义派的人物如博乔尼，则运用立体派的碎片化的方法来描述群体和机车的运动方式。

这种令人眩晕的艺术趋势，也就是我们今天客观地称之为立体派、表现主义派和未来主义派的艺术，它们都发生在1914年之前的10年中，而且都是欧洲艺术的国际因素的一部分。但是，它们在实质上几乎没有触及英国海岸。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艺术仍然是保守主义的，传统的肖像画家如奥古斯都·约翰和威廉·奥宾仍然占据主流的支配地位。1905年大约有300幅法国印象派作品在英国展出，但效果却让人极其沮丧。只是到了1910—1912年，著名的评论家罗杰·弗莱举办了两次大规模的后印象主义派的展览，英国的艺术圈才首次知道了高更、梵·高和塞尚等人的作品，随即又开始接触到毕加索和马蒂斯等人的画作。历史学家弗朗西斯·斯伯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两件事情连接在一起产生的影响，意味着伦敦的观众必须在两年的时间里追赶上法国30年前就已经开始的艺术发展的步伐。”但无论评论家还是公众的反应都是非常消极的。作家威尔弗雷德·斯科恩·布伦特认为，他们的绘画作品中没有“任何感觉、技能或者品位的痕迹”，能看到的只是“就像在厕所的墙上乱涂乱画一样的、非常粗俗的幼稚之作”。 13

当未来主义派的代表们抵达伦敦的时候，艺术圈反应则更加充满敌意。1914年6月，马里奈蒂发表了一篇宣言《至关重要的英国艺术》，他试图通过这篇宣言赢得伦敦激进的青年艺术家的支持，把他们吸引到未来主义派的事业中来，但是结果却只是激起了漩涡派画家的反击，该派别的代表人物是32岁的柏西·温德姆·路易斯，他是一位具有反叛精神的画家和作家，对欧洲大陆的艺术非常精通。他个子很高，精力充沛，眼睛是黑色的，胡须也修剪得非常整齐。路易斯有着进行辩论所必备的魅力、头脑和天赋。他把马里奈蒂的方法运用到他自己发表的漩涡派画家的宣言《爆炸》之中（出版的时候采用了非常鲜艳的粉红色）。这对宠物文化形成了致命的冲击，而且激起了艺术家们的仇恨，并且这种仇恨以一种尖锐的方式呈现出来。如同其他所有的“主义”一样，漩涡派这一术语运用得非常勉强，其含义也非常含糊，这种用法起源于诗人埃兹拉·庞德，他把英格兰比喻成一个涡流：“从这个涡流、通过这个涡流和进入这个涡流之后，所有的思想似乎都是仓促成型的。”这种模糊化使路易斯得以囊括欧洲大陆近期进行的所有文艺运动，并且以此攻击英国文化的传统特征［“我们必须用艺术杀死约翰牛（英国人）”］，但是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漩涡派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具有控制的、个人主义的和盎格鲁—撒克逊的特征。这与“拉丁民族”对于机器、飞机等极具情绪化的沉迷的未来主义派是不一样的。 14

1914年7月，路易斯发表了漩涡派的宣言。与欧洲大陆的经验不同之处在于，大战之前，现代派艺术仅仅局限于开始进入英国。但是在接下来的那场冲突之中，它终于达到了自己的辉煌时刻，这一点再度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战争刚一爆发，欧洲大陆的先锋派运动就失去了它们的力量和重要性。1914—1915年，艺术市场处于崩溃的状态，艺术的圈子也分崩离析了，画家们都迸发出了爱国主义的热情。其中一些人再也没有回到圈子之中，德国表现主义派的弗朗茨·马克和奥古斯特·马克，未来主义学派的翁贝特·博乔尼、安东尼奥·圣伊利亚和乔治斯·布拉格都被射中了头部，仅仅能够生存而已。

在德国，文化领域的作品是要经过严格审查的，德国皇帝一直认为自己是传统价值观最重要的后盾和支撑。1901年德皇公开宣称，“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所有努力，其目标都是要强化我们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艺术必须达到鼓舞士气的作用，而不是把他们引导到排水沟里面”。战争期间，德国的保守派发起了一场反对先锋派的运动，指责他们受到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污染，但是在凡尔登和索姆河大屠杀发生之后，表现主义派开始逐渐觉醒，并且把自己的情绪发泄了出来。卡尔·施密特—罗特卢夫指出，“或者你是一个画家，恶劣地对待所有的人群”，“或者你加入这一群体，与真正的绘画亲吻告别”。事实上，就像许多画家的选择一样，他选择了加入告别绘画的群体，由于对战争的恐怖而彻底崩溃，既不能打仗，也不能绘画了。奥托·迪克斯的神经和手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发生颤抖，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外，他从前线向家里送回了几百幅画卷的草稿。战争结束之后，迪克斯与其他德国的表现主义艺术家如乔治·格罗兹等人一起开始转向政治艺术，他们采用达达主义的嘲讽手法，使1918—1919年革命性的剧变被戏剧化地呈现出来。但是随后，迪克斯开始加工其战争时期的作品草稿。1924年的《战争》是由50幅蚀刻版画构成的，主要描绘的是前线的堕落，即人们的斗争已经下降到动物的水准（第十幅）。在《战壕》这幅作品中，是一堆令人作呕的脑袋、内脏和排泄物构成的画面，还有一具腐烂的尸体被钉在顶部。这幅帆布画可能在纳粹时期被毁掉了，但是在他1932年三幅一联的作品《战争》中进行了重新修订，而这部作品一直留存了下来。在战后由迪克斯、马克斯·贝尔曼和其他觉醒的老兵一起创造的艺术中，战争的残酷性完全用下流的直率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与法国和英国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不仅在总体上描绘了死亡及濒临死亡的场景，而且也体现在对因战争而致残的人的诸多画面上。 15

在法国，大约有3000名男女，其中大部分是职业的艺术家，在军队中的非战斗部队里面度过战争时期，他们使用立体派的技法，使枪支、观察哨和其他的军事物体“去形式化”，因此在格特鲁德·斯泰因观察到一门改装过的大炮沿着拉斯帕埃大街滚动的时候，毕加索的评论是“这是我们做的”。这种战争时期极端的爱国主义热情也开始导致对于艺术现代性的怀疑。法国的保守派对立体主义展开了攻击，暗示它是一种“德国”的艺术形式，所以艺术家们开始回到传统的过去，寻找一种适合宣传法国作为拉丁文明阵地的形式，以反对德国的极权主义。毕加索虽然居住在巴黎，但他是西班牙人，因此被免除在法国服兵役的要求，他对于诸如安格尔和普桑之类的画家表现出新的兴趣，同时也产生了对意大利戏剧中丑角人物的兴趣。毕加索已经从战前对于立体主义的经历中转移了，由于战时的需求，“对于秩序的回归”主导了他艺术征程的下一阶段。 16

除了公众的压力，欧洲大陆的艺术家们在表达战争造成的恐怖方面也面临真正的问题和挑战。尽管政府对涉及本国死伤的作品审查非常严格，但是照片、电影等形式已经把前线的景象呈现出来，这些都非常的清楚、直白，非常令人震惊。艺术家们努力想要达到相应的效果，或者试图揭示出更令人震惊的与众不同的东西。高度抽象的技术手法很难恰当地表现出战争对于人类及自然景观的伤害，因此，即使诸如康定斯基和马克·夏卡尔这样高度抽象派的著名人物，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开始出现可以识别的人物、建筑和树木。大多数艺术家都在苦苦寻觅，试图在一个摄影的年代里找到一种适合现代艺术的表现方式，这也是大多数艺术家脱离战争这一主题的原因，当然也有例外，如德国的迪克斯和法国的莱热。

在战争进行期间，大多数的交战国都经历了文艺市场的复兴，博物馆参观人数也在激增。然而，公众对绘画的关注并不是为了去回顾战争，恰恰相反，他们是想在那里暂时逃避战争的影响，他们渴望看到的是心灵安慰的主题以及传统的表达方式。在一次展览会上，一位居住在俄国的波兰难民，站在一幅漂亮的风景画前面泪如雨下。“鲜血，鲜血，到处都是鲜血，”她哭喊道，“但是这里是多么美好啊！”即使人们关注与战争有关的绘画艺术，那也是因为这有助于使他们激起对死亡之谜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悼念，这也使宗教主题重新兴起。在俄国，娜塔莉亚·洛娃以前是一位狂热的立体未来主义者，现在则以拜占庭式的宗教艺术方式进行创作，这体现在1914年她的系列石版画“战争的神秘景象”之中，天使和飞机同时出现在这些画面里边。 17

大多数政府也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推动战时艺术的发展，也许这是因为它们对电影、摄影和海报投入了更多的关注。1918年，美国军队把8个艺术家送往欧洲，但是他们在艺术背景上都是杂志和书籍的插图作者，这也使得哈维·邓恩显得独树一帜。他来自美国的南达科他，年轻时是一个健壮的农场小伙，他创作出一些能够表现个人痛苦和西部战线恐怖的作品，在他的创作中能够看出很强的情绪特征。哈维·邓恩完成的作品总数不到30幅，每一幅都承载着巨大的情感。但是他也试图“用特殊的品质抓住对战争的感觉”。美国的战争艺术绝大多数是描述的，并没有唤起人们思考的特征，他们主要使用炭化笔或者蜡笔作画，且不是全幅的画作，其战争作品总共只有500幅。 18

法国的艺术体系则规模更加庞大。 画家在军队中的任务被界定为要抓住前线的气氛，而且使用“敏感与情绪把其所发生的事情鲜明地呈现出来”。但是，尽管有8个官方的艺术家梯队于1916年和1917年在不间断地进行工作，但是他们的作品看起来仍然非常传统，集中于营地、运输、废墟和空洞的风景，很少有关于冒着危险行军的军队、爆炸和炮击的特写镜头，也体现不出现代战争的残暴，当然原因也在于画家们不被允许到前线去。一位评论家提醒道：“这是一群行色匆匆的旅游者，手里拿着指南书，来到国外进行访问，但是没有时间细细地体会，因而也不能充分地理解这种场面。” 19

事实上，法国人的战争艺术作品之中，最具艺术价值的是《睡莲》，该作品由8幅在细长画板上所画的莲花构成，作者克劳德·莫奈，是印象派中最伟大的坚守者，其出处来自于1914年，当时他的儿子正在前线战斗。停战协定签订后的那天，莫奈把这幅作品呈交给了法国政府。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是他的老朋友，而且本人也是一位评论家，他把这些版面进行了组合，把它放置在巴黎的橘园美术馆两个专门腾出来的房间里面，一位评论家因此称之为“印象派的西斯廷教堂”。莫奈对和平的纪念，按照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达恩所说的，虽然是“画家的沉默”的表达方式，但也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项最雄辩的证词。 20

在英国本土及英帝国的范围之内，故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因为当时的艺术家们要直接面对战争这一主题，而且很多人是在政府资助的情况下从事这项工作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和最重要的作品都被陈列在帝国战争博物馆之中，该博物馆建立于1919年，它的藏品远远优于泰特美术馆，尽管后者比帝国战争博物馆早建立20年。帝国战争博物馆有3000多幅艺术藏品，其中大部分是政府赠予的，其目的是“为先锋派的作品有意打造一个公共场所，同时使得先锋派作品能够被用作公共事业”。 21

与欧洲大陆一样，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英国也出现了反对先锋派的强烈的爱国反弹。1915年3月，《时代》杂志谴责了当时的一次温德姆·路易斯、威廉姆·罗伯茨和其他漩涡派作品的展出，称其为“艺术领域的德国容克地主”。艺术评论家们宣称，这些绘画作品在精神领域本质上是普鲁士主义的，采取的是走正步式的绘画方式，而不是用自然的方式去作画。另外一位评论家甚至希望所有漩涡派的画家“在战争中丧生”。一些人的确丧生了，包括著名的雕塑家亨利·戈蒂耶—布尔泽斯卡，其他一些人如罗伯茨和大卫·邦伯格加入了军队，主要原因在于爱国热情的压力，同时也是在艺术市场崩溃之后为自己谋一条生路。就像欧洲大陆的艺术圈子一样，由于战争的原因，漩涡派也被分散了，《爆炸》的第二期也是最后一期是在1915年7月出版的。22

真正拯救艺术家们的是战争宣传，更确切地说，是1914—1918年英国关于战争宣传的特殊理念拯救了艺术家们，这是在战争办公室要求的保密与自由公开之间达成妥协的结果。这里至关重要的人物是查理斯·马斯特曼，他是惠灵顿别墅（也就是负责战争宣传的政府保密局）的首脑。由于他长相幼稚，衣着草率，他的作用很容易被人低估，但实际上，马斯特曼是一位极其精明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能够暗中完成政府大事的人。“他对艺术几乎一窍不通，但他具备发现他人潜能的非同寻常的能力，早期的官方艺术可以说是他精心设计的一件作品。” 23

在推行强迫性的保密制度方面，英国在所有的交战国中是最为突出的。一直到1916年中期之前，英国在法国一直没有官方的摄影师，1914和1915年间少量的关于英国人在法国的图片主要来自士兵们，他们用自己的相机偷偷摸摸地拍了一些照片。只是在发动索姆河进攻的时候，当时迫切需要来自英国国内的支持，黑格的手下才授权两名官方的摄影师来到西线，按照情报局长约翰·查特里斯将军的说法，其原因是“居住在河边的人必须与鳄鱼成为朋友”。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的官方摄影师拍摄了4万幅底片，其中2.8万幅是关于西部战场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早在1915年4月，法国军队就建立了一个拥有照片恢复专家的部门，由上百名职员构成，并且具有移动的实验室装置进行配合，但是在战争期间也只产出了15万幅照片。同样地，到1917年，德国军队的图片和电影局制作了20万幅幻灯片和3万幅底片。 24

战争办公室和英国海军部对于电影制作者都采取了故意阻碍的态度。马斯特曼曾经想通过动感的照片促进英国的战争动力，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想达到这一目标，但是主管的官员认为这会暴露关键性的秘密。许多政府的工作人员认为，与音乐的圣殿相比，照相机是非常粗俗的。第一部电影《准备好了的英国》直到1915年的圣诞节才开始投入拍摄，而当时德国的宣传则已经遍及全世界。一份电影杂志发出呼吁，“醒来吧，英格兰！”，德国已经“垄断了电影院，而且电影已经成为引导公众观念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25

截至1916年年初，英国无论在战争摄影还是电影制作方面都落后于敌国。但是这种视觉艺术的空白部分被战争艺术项目的推行所弥补。这一项目最初起源于惠灵顿别墅的一位职员与著名腐蚀铜版画作者默多克·伯恩的一次偶然谈话。后者在谈话中提及他随时准备应召入伍。这似乎是对伯恩才能的浪费，这一问题引起了马斯特曼的关注。马斯特曼本人对艺术并不太感兴趣，他问自己的妻子：“你知道有一位名叫默多克·伯恩的艺术家吗？”她后来回忆说，她当时的回答“带有一些小激动”，并提醒她的丈夫家里的墙上就挂着一幅伯恩的作品。于是，1916年8月中旬，伯恩抵达法国，其身份是名誉副中尉，配有司机驾驶的小轿车，任务是对西部战线进行简介。与摄影师和电影拍摄者不同，战争艺术家是英国军队的一项传统，而伯恩也是一位遵循传统惯例的艺术家，他的任命是由黑格批准的。伯恩的木炭画重视细节，但并不血腥，再加上注释的文字，被重新以系列的方式公开出版，并很快成为非常畅销的口袋书，这一系列书就叫《西线》。这是一个经过审查的对前线的描绘，是“一部被没有参加战争的检查者组合出来的旅行记录”。但是伯恩却为诸如理查德·内文森和保罗·纳什等年轻艺术家的被任命铺平了道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艺术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内文森有一次曾经问道，创作中是否有需要避开的主题，马斯特曼摆着手回答道，“画任何你想要画的东西”。 26

对于当时的这种评价，值得进行再度思考，因为它反映了马斯特曼作为自由党人的信条。他关于英国宣传的哲学是“呈现事实，并建立在这些事实基础之上的普遍争议”。人们往往被设定为在本质上是非常理性的生物，容易被争论说服，而不完全是被情绪所操控。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德国的宣传完全被军事掌控，完全受制于非常严苛的《围攻法》，该法案是建立在对民众权利践踏的基础之上的。这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失败的理念，“对后方既不理解，也不信任”，这最终导致了德国在1918年的溃败。 27 当然，在所有的交战国家，精英们都很难信任后方。随着战争的深入，英国开始实施更大程度的强制手段，就像自由党内的其他人一样（例如在征兵法问题上），但是马斯特曼仍然试图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中努力践行他的自由派价值观念。他的反应部分是由于传统，特别是德国的极权主义在鲁汶、兰斯和卡西塔尼亚暴露出来之后，马斯特曼认为这些行为使自由和文明的理念遭到了践踏。马斯特曼同样需要一些手段反映这样的结局，否则英国等于抛弃了自己宣布的战争价值目标，于是他的优先选择是基于事实的宣传以及尽可能的艺术自由。 28

马斯特曼使得战争艺术项目得以进行下去，但是其更大的导演则是两位媒体大亨：马克斯·艾特肯与比弗布鲁克勋爵。“比弗”是一位充满活力但也是一位不知廉耻的加拿大商人，他于1910年来到英国，并且很快与博纳·劳和劳合·乔治等人建立起了紧密的政治联盟。传记作家A.J.P.泰勒的分析认为，他的性格特征“主要是由出生的时候决定的，是一个机灵的、不知疲倦的小男孩，经常制造恶作剧”，这从他顽皮的面孔中就可以看出来。1918年2月，比弗布鲁克被任命为负责掌管信息部的全面工作，其优先的任务是通过无线的和有线的多种手段，包括电影和摄影等，传达最新的新闻态势。传统的宣传手段看起来已经过时了，1918年3月，英国撤回了所有在法国的战争艺术家，其原因是德国的进攻可能会轻易地使其工作陷于危险之中。而同时，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战争艺术则空前繁荣，这不仅仅是因为宣传的自由（这也是马斯特曼最初的信条），而且是因为比弗布鲁克想要通过绘画的形式记录和纪念战争。在这方面，他已经在加拿大军队尝试过了，现在他想在更大的范围内复制这一模式。比弗布鲁克作为信息部首脑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建立英国战争纪念委员会（BWMC)，包括马斯特曼和作家阿诺德·班尼特等人。他们共同拟订了一项雄心勃勃的非常具有系统性的计划，涉及国内外的8个战争领域，包括“军需品”和“文员以及妇女从事的其他工作”等。在默多克·伯恩等人的指导下，英国战争纪念委员会调动了大量的艺术家，包括漩涡派的路易斯和罗伯茨等人，建立宏大纪念堂的计划也在筹划之中，主要是为了集中体现民族的牺牲。这也有英国政府本身的作用，准予创作一系列特别表现西部战线特征的巨幅画作。 29

关于英国战争纪念委员会，历史学家苏·马尔文的评价是：这是英国在20世纪“最野心勃勃”的一个国家资助的“指导现代绘画艺术”的项目。当然，如果没有总体的战争背景以及相伴随的政府指导，这一项目是不可能实施的。当然，称之为“国家资助”似乎是从英国政治与社会中非常明显的自由主义特征的滑落，这种自由主义特征与敌国的极权主义特征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也有像比弗布鲁克那样的对个人的掠夺与剥削。他对加拿大和英国实施战争艺术设计的特征，按照玛利亚·蒂皮特的话说：“是个人的特设的组织，并且是有强有力的人物通过各种手段和联系建立起来的组织。”比弗布鲁克甚至在这个部门受损之后，创立了一个临时性的慈善机构以保证该项目的顺利运行，其目的是为“后人留下遗产”。与传统的英雄般战役的绘画不同，这主要是在工作室里面进行的，而油画必须“建立在个人经历的基础之上”，需要抓住“最高峰时期的情感、情绪和热情”，每一位艺术家都应该拥有“最适合自己品位的绝对的创作自由”。 30

这种得到授权的关于战争艺术的创作自由具有明显的英国特色，其根植于早期的表现主义和注重风景的传统，但是注入了现代派的态度和技巧。对于许多青年艺术家而言，战争委员会给予了他们一种战前所没有的艺术主题和艺术视角。

例如温德姆·路易斯1917年的时候曾经作为炮兵部队的军官服役六个月的时间。20年后他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认为，经过炮火的洗礼，他“迅速地被融进了战斗的传奇之中”，他的意思是这引发了情感的投入，而不仅仅是固有的美感。路易斯讽刺性地写道， “的确，浪漫是美丽的敌人，那个巫婆，战争每次都能把它带到特洛伊的海伦那里”，“如果战争在进行，一定不要错过。你不能承受失去那种经历的代价”。也许他没有充分抓住这一经历，由于战争艺术项目，他在1918年整年都远离前线。他的绘画技巧与战前漩涡派的抽象特质完全不同，就像他后来所评论的那样：“以前让我特别迷恋的是几何学的方式，我现在突然觉得它是非常暗淡和空洞的。它们需要填充物。这种方式和以前一样仍然存在于我的头脑之中，但是却逐步被淹没在多姿多彩的生活之中，血肉丰满，那才是真正的生活。”他补充说道，“在弗兰德斯和法国众所周知的《路线》这一作品，描述的是绵延数里的沙漠，它们现在则给予了我一种与那种‘抽象’的概括相一致的素材，这是我以前极力尝试过的一种方式，因而是比较容易过渡的。” 31

路易斯关于战争的抽象的观念，在其一系列的关于炮兵的绘画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带壳的电池》，这是一幅把漩涡派和抽象派的技巧极不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一部作品。在帆布画的大部分画面中，一队炮手正在狂奔去装炮弹。这些士兵生硬，挺拔，看起来像机器人甚至像昆虫，都服务于机械化的主人。在画面最左侧的位置绘出了3位军官，站在昏暗的背景里面，其手法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一位正在注视着这些狂乱中的炮手，第二位看起来极其疲倦，手里拿着烟斗，第三位（看起来有点像路易斯本人）视线则根本没有关注这些炮兵们。如何解释这些旁观者的行为已经引起了无穷尽的争论。这幅画真的代表了面对新的世界，路易斯作为旧的漩涡派代表自己的选择吗？难道这幅画在指明战争是一场悲剧，就像希腊合唱队那样分声部地运作吗？难道这种官员与士兵之间的分开反映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分裂，就像路易斯看到的一样，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分裂？又或许，鉴于他对马修·阿诺德的浓厚兴趣，他是力图唤起文化与混乱之间的思考，通过文明反对混乱无序，用理性面对精神上的错乱？因为，他在后来曾经写道：“为了获得这块干热的、空洞的、毫无生气的沙漠，你必须先假定人们已经疯狂了。” 32

关于如何解释《带壳的电池》的争论，这一问题可能永远得不到解决，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战争的传奇经历使得路易斯的艺术人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这一高度是以前的他所无法企及的。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理查德·内文森，他是另一位设在布卢姆斯伯利的斯莱德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在绘画技巧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但是一直在追求自己的艺术风格。1914年他以马里奈蒂的弟子的身份出现，并以一种非常幼稚的对抗方式反对路易斯。但是经历过在救护车上工作的几个月之后，他逐步显示出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特征，找到了自己关注的主题和绘画风格，它与路易斯的非常相像，但是却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

内文森把立体派的简化方式和未来派的能量进行了一种奇怪的混合，创造出了一些关于战斗中的军队的画作，非常引人入胜。最为著名的是《机枪》。这幅画作的主题是一小队法国炮兵被禁锢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周围都是武器，背景是被铁丝网分割开来的天空。这幅画作被诗人劳伦斯·比尼恩解释为“一个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机器奴役的男人的世界”，因此给人以非常震撼的感觉。事实上，所有艺术评论家的意见几乎都是完全一致的，就像路易斯·欣德所写的那样，“当战争不再存在的时候，这幅画仍然将向我们的后人证明这种战争带来的震惊和耻辱，它也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证明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文明人对于文明人所做的事情。”《机枪》这幅画是现代派的，但并不十分抽象，休假中的士兵正在排队等着看风景，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后来在战争中，内文森的风格转向了非常形象的现实主义，他不再关注于士兵们的勇气或者遭受到的痛苦，但是他关于战争的最后一幅画作《战争的收获》重新回到了战斗中的军队这一主题，这次他的主题不再是机械化的群体，而是把眼光投向一队衣衫褴褛的伤兵，正在跋涉穿越一个布满尸体和泥土的即将枯萎的沼泽地。尽管是以战争的摄影为基础，内文森仍然通过把人物按照从右到左的序列，并把其设置在椭圆形的框架之内，从而赋予了这幅画诗意般的深度。这个椭圆形是喷射的机枪所形成的，这也是一个象征，表明他们以及他们这一代人所无法逃离的一种命运。 33

对于其他战争的绘画作品来说，“收获”也是一个讽刺性的题目，例如，奥彭的三个农妇的色彩非常亮丽的画作，其中一位带着孩子，还要照看土地，但是土地上却布满了坟墓和铁丝网。收获的主题创作重新拾起了田园风景画的传统，重现回溯到从特纳到康斯特布尔的时代，这也是英国艺术的根基所在。在所有的战争艺术家中，这一风格最成功的实践者就是保罗·纳什，他也是斯莱德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在战争之前他一直在苦苦找寻自己的风格。保罗以前沉迷于对树木的绘画，他说，观察它们，“就好像它们是人类一样”，但是在学生时代的这种前拉斐尔派的忧伤主义，随着1917年他投入战争而被彻底摧毁了，他最初是作为一个步兵军官，后来作为战争艺术家介入了战争，他观察到了西部战线的情况。他第一次接触西线是在春天，像其他许多画家一样，他开始完全沉醉于令人吃惊的形状和色彩，那种“奇妙的、极具破坏性的格式……冒烟的、摇晃的屋顶以及到处露出的房屋的一半，而这些都被掩映在斑斓的树木和盛开的鲜花之间”。他在给妻子的信里写道，“我相信我在战壕里的生活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快乐”“这听起来比较荒唐，但是这里的生活却更有意义，有一种全然不同的崭新的意味，而且具有更为深刻的美感”。但是当纳什在11月重返帕斯尚尔战役的战场的时候，看到雨中的战场，充满泥泞的战场，他完全呆住了，“这是一个国家经历的最可怕的噩梦，这主要是但丁和波等人构想出来的，而不是自然塑造的结果”，“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上帝之手的闪光作用”，“日出日落，都是在亵渎神明”，他声称，“这都是对于人类的嘲讽”。这一场景由于来自地狱的颜色而更加鲜明：黄色的散发着恶臭的泥浆，盛满绿白色水的弹坑群，黑色的即将枯死的树木，以及源源不断发射的炮弹在不断地袭击这块土地，使其变成了一个坟场。纳什宣称，“我不再是一位兴趣浓厚、充满好奇心的艺术家”，“我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者，将把那些正在战斗中的人们的信息传送回去，传递给那些希望战争永远继续下去的那些人。也许我的信息是无力的，无法真正发声的，但它却是令人愤怒的事实，也许这会烧毁他们污秽肮脏的灵魂”。 34

在艺术创作的兴头上，纳什开始关注土地，并且把立体派和未来派的方法和关注点，如“几何形状、不连贯的运动，以及折翼的飞机”，都应用到传统的风景画里面。《梅宁路》和内文森的《战争的收获》一样，描述了西部战线的荒原地区，但是它的关注点在于土地而不是人类。正如历史学家保罗·高夫所定位的那样，纳什揭露出来的是“战争的空隙”中蕴藏的“潜在的暴力”——不同领域范围内的水、泥浆、小路和树木，如果对这些景物进行近距离的审视，你会发现无路可逃。 35 更能明显表现出这一特征的是《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在这幅画中，银色的太阳从云层之中升起，云层的颜色就像干枯的血一样，太阳的光芒照射在被猛力攻击过的土地以及无枝杈的树木所组成的月白色的风景上。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关于西部战线最具讽刺性的一幅画，它的题目本身就体现出这种犀利的讽刺特征。当然，值得记住的是，这是官方艺术作品中的一幅，它最初出现的时候，没有题目，是《乡村生活》出版的《前线的英国艺术家》的封面。换句话说，正如艺术史学家苏·莫尔文提醒我们的那样，现在我们认定的这是一幅“反战的画作”，在1917年发布的时候是为了协约国的事业进行隐蔽宣传的目的而使用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幅作品是全面抽象地宣传战争恐怖的画作，当时给英国人们提供的信息是：这是对法国和比利时进行的野蛮的匈奴式侵略的形象证据。透过这幅画面，人们应该感知到英格兰仍然是一块绿色的、和平的土地，但是也必须意识到英国很可能也会遭受到欧洲大陆那样的蹂躏，这正是英国兵流血牺牲的原因。通过这种方式对这幅画面进行理解，才能表达一种更积极的意义，英雄的英格兰士兵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36

于是，纳什因此能够把“他早期的爱国的视角和现代的力量融合起来”，进而表达了“战争带来的全面恐怖”。 37 内文森则在相反的方向发展，他把抽象的画法与人性的新感觉结合起来；而路易斯追寻了同样的轨迹，但却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的。当然，许多的战争艺术家并不是来自先锋派，他们的很多主题来自传统的表现主义，其质量要更高一些。但即便是已经自成风格的艺术家，仍然会被某些特别的事情所打动。肖像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受命创造出非常重要的一幅“超级画作”，其主题是当时被建议成立的纪念堂。他出生于美国，他认为理想的画作应该描绘跨大西洋的合作，但实际上这位肥胖的、衰老的来自伦敦的名人仍然在寻觅一个合适的主题，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在前线所能体会到的深度，因为他不知道军队是否会在周末停止战斗。最后，萨金特创作出了一幅令人感受最为强烈的战争画作，其画面是1918年8月靠近阿拉斯的一幅场景。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把他的草图画成一幅20英尺长的画面，那是一队中了毒气的被蒙上眼睛的士兵，他们沿着一条公路从左向右行进，而路的两边则躺满了痛苦不堪的人们。这些士兵穿着粗绒毛呢的衣服，在非常僵硬地行进中，努力使自己保持尊严。尽管没有应用现代派的手法，《中毒》仍然浮现了现代战争的狂热场景。当然，它没有引发剧变，不是对迪克斯残酷的表现主义的反应，而是同情。这就是要把你吸引进来，而不是把你排除出去的战争艺术。

但是，这只是一个简短的词组。纪念堂本来计划可以安放《中毒》这幅画作的，但是却没有建立起来。在和平时期的财政紧缩政策中，这个项目显得过于浪费。同时，还有对现代战争绘画艺术的反弹，1919年，当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在皇家学院展出的时候，当时的新闻界惊呼这是“艺术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英雄们看起来都和小丑一样”。《每日镜报》的一位评论家说道，现在他知道人们所说的“战争的恐怖”是什么意思了，这些画面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38 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现代派画家挣扎着在寻找，一旦战争消失之后他们应该侧重什么样的画面。内文森很随便地对待不同的主题和格调，比一般的画家更有学问，而按照奥登的话说，路易斯已经成了“孤独的、年迈的右派的火山”，喷射着前法西斯主义的火焰。保罗·纳什相对来说更加成功一些，他重归了田园风景系列，对肯特郡的神秘沼泽的描绘以及南唐斯丘陵的描绘都属于这一系列。他对于风景的回归，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英国艺术甚至英国文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典型特征。 39 但是这些独特的英国艺术作品，这些被马斯特曼的自由理念所鼓励的艺术，被比弗布鲁克的自我意识和英国福利国家的资助保留下来，最终在新的帝国博物馆中找到了自己的安放之地。在那里，这些作品成为图片的财富宝库，反映了大战期间英国视野与观点的不断转化。

尽管政府对于战争艺术的资助由于战后财政紧缩而受到限制，但是20世纪20年代官方兴办纪念性建筑物的项目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所有的交战国都面临这样一个挑战，即如何处置在此前欧洲所有的战争中都没有经历过的大规模死亡事件，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在战场上兴建公共墓地的大型工程，在西部战线尤其如此。但是，仅就战争艺术而言，英国的反应也是别具一格的。

对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整个英格兰地区都进行了广泛和狂热的庆祝，但是就官方而言这只是一个停战协议而已。对和平正式的纪念必须等到次年6月《凡尔赛条约》的签署，而在英国这一特殊的和平纪念日被定在1919年7月19日。它的最高潮体现为横穿伦敦的胜利大游行。在劳合·乔治的坚持下，这一纪念活动的中心设置在白厅中心的“停灵台”，在这里军队的士兵们将隆重纪念死者。这座停灵台是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建成的，是著名的建筑师埃德温·鲁琴斯爵士用木头和石膏搭建而成的，并且建议把其命名为“阵亡纪念碑”或者“空旷的坟墓”。令英国政府非常震惊的是，这一建筑物的落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新闻媒体的照片里，这一灵台被致敬的花圈环绕。《时代》杂志引导了这一新闻界的潮流，认为这一简单严肃但是非常具有美感的设计应该“用更长久的方式保留下来”。到了1919年7月末，国会支持鲁琴斯把它用石头进行了重建，这一次，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在1919年11月11日举行的停战周年庆典。只是到了11月5日，内阁才同意整个国家默哀两分钟，这也是考虑到南非在战争时期每天中午都要“三分钟的默哀”，这是对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士兵们的一种纪念方式。停战协定这一天的默哀对整个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伦敦，鲁琴斯的短暂的纪念性作品由于公众的要求被保留在原地，而且成为以国王为首的献礼活动的焦点。 40

一年后，也就是1920年11月11日，乔治五世按时地为这一阵亡纪念碑揭幕了，并站在那里默哀了两分钟。随后，他来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参加了“一战中无名战士”的纪念葬礼，这些无名战士是从西线挖掘出来的士兵尸首中随机选出来的，现在重新在中殿被隆重安葬，尽管保留下来的可能都是自1914年参战以来的普通士兵，但是他们在理论上也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的亲属，这也是为什么坟墓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因为它代表的是整个帝国的死者，英国政府拒绝了任何在其联邦建立其他类似纪念碑的要求。

英国的这种纪念方式并不是独一无二的，1920年停战纪念日那天，法国也修建了自己的无名战士纪念碑，1921年美国也这样做了。伦敦的阵亡纪念碑从一个短暂性的停灵台变成了一个胜利纪念碑，这在巴黎则表现为1919年的法国国庆节。但是这一思想从未在法国扎根，而对英国却是绝对重要的一个问题。这种长久的纪念比最初创意的时候要受欢迎得多，在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里，125万人参观了这一建筑，呈献的鲜花竟然达到了10英尺的厚度。 41 这种强烈的愿望部分应该归功于鲁琴斯的设计——传统与现代、摩登与世俗的混合——运用了圆柱收分曲线的原则，表面上是笔直的侧面，实际上具有曲线的柔和之美。而且它也留下了公众想象的空间，数百万的先生和女士都可以体会到他们自己不同的感觉。但是公众请求使阵亡纪念碑永存还有另外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除了威斯敏斯特教堂作为象征性的坟墓，白金汉宫的空棺材将成为纪念这个国家的痛苦的永久宝库，因为英国的战争阵亡者将永远被埋葬在外国的土地上。

在战争早期，英国政府就决定战士们战死时应该被就近埋葬在牺牲的地方，把所有的尸体运送回国，甚至包括寻找和鉴别这些尸体是被禁止的。法国政府最初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但是在1920年的时候，由于公众的强烈呼吁，被迫对这一政策进行了调整，最终大约有30%的可以鉴别出来的死亡者（24万人）被重新安葬在家族的墓穴里面。其余的绝大多数死于这场战争的人，只是被安葬在法国的国土上。与英国一样，德国也不准备让大多数的死者回国，但是考虑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政治和金融危机，纪念性的建筑被淡化了，而葬礼则仅在规模较大的墓地上举行。死者们被奉为“倒下的英雄”，而不仅仅是普通的公民士兵。他们被埋葬在黑色的英雄墓地里面，周边环绕着日耳曼的橡树。例如，凡尔登那个充满装饰艺术的可怕的藏骨堂，采用的是巨石柱的坦嫩贝格式的纪念方式。但是英国的方式却是独一无二的，这体现在纪念建筑物上花费的金钱、艺术和情感方面，特别是在沿着西线构筑的纪念物方面。 42

在英国的这一项目之中，费边·韦尔的想象力和精力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以前是一位教育家和新闻记者，还在南非担任过行政官员，因而既具有公众的情怀，也有帝国的情感。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已经45岁了，年龄太大，所以不能服役了，韦尔自愿在法国担任救护车的司机。在那里，他被大规模的肆意残杀所震惊，于是决心把士兵们的坟墓进行登记注册和纪念。他的法语极其流利，到1915年中期，他已经成功地说服了法国政府捐献出一块土地，用以埋葬协约国的士兵。两年之后，英国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以进行长久的战争纪念，这就是战争博物馆建成的始末。战争博物馆中不仅可以容纳英国士兵的坟墓，还容纳了整个帝国范围内士兵的坟墓。为了更好地在战后继续照管好这些坟墓，帝国战争墓地委员会（IWGC）在1917年5月接受了皇家的称号。事实上，在英国漫长的战争历史进程中，它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不仅仅是因为杀戮的规模，到战争结束之际，英帝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0万。但却因为当时处于民主的时代，英国对战争的死亡者也采取了非常不同于以往的态度。 43

在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在英国对法国的阿金库尔战役之后，法国的传令官们允许英国人要求离开“……让他能走遍这血腥的战场，登记己方的死者，然后进行掩埋”，特别是“从普通人中甄别出高贵的那些人”。在《亨利五世》的第一部分，在圣女贞德把表格提交之后，一位英国骑士要求法国人：

把他们的尸体交给我，我可以接纳他们。

把他们埋葬起来，以配上他们真正的价值。 44

莎士比亚剧中所提供的依据他们的“价值”进行安葬的观念，在后来的战争中仍然是一个基本准则。1815年滑铁卢战役之后，1.5万名英国士兵战死，大部分的军官被运回国内，举行了家族葬礼，但是其他的士兵和军官则被埋葬在当地公墓中。直到1890年，在维多利亚女王进行了一场公债发行运动之后，才在布鲁塞尔的维尔公墓树立起一个特殊的纪念碑。下面埋葬了17具尸体，都来自于滑铁卢战场，多数是高级军官。

100年之后，也就是一战之后，韦尔和他的同事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他们坚持政府的决定，顶住了来自死者亲属的压力，认为所有的尸体都不应该被运回国内，即使那些富有的能够支付这笔费用的人也是一样。“上万名的母亲和妻子渴望她们挚爱的亲人的坟墓在国内，以便她们拜祭和照看，但是她们的想法逐渐枯萎了。”一位请愿者告诫女王：“因为我们被剥夺了其他国家的人们能够享受的权利，我们深受伤害。”但是委员会决定，每具尸体都应该有自己的坟墓，但是“无论军官还是士兵，他们都应该长眠在形式基本相同的纪念性墓地里面”，不应该有任何的区别。韦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解释道，“富裕的人家竖起了价值不菲的纪念碑，而那将使贫穷的无力购买那种纪念碑的人家感到卑微，这是极不人道的对比与反差”。相反，“在死亡这一问题上，从将军到士兵，无论什么种族，什么信仰，都应该在同样的纪念碑下接受同等的荣誉，这能够体现出他们的战友之情和他们为之战死的事业具有的重要意义”。至于墓碑的形式，委员会的政策非常强硬，坚持采用朴素的、同一种碑石，而不是采用基督教的十字架。这符合帝国宗教多样化的特征，考虑到各种因素，这也是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墓石上也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写上名字、军衔、军团，以及死亡日期，还包括其最近的亲属提供的简短的铭文，当然其措辞要经过审查，以避免太平间的泥瓦匠、敏感的诗人或者其他具有奇思妙想的人利用这块自由的空间随意发挥。 45

委员会的“奇妙构想”引起了抗议的狂潮。雕刻家埃里克·吉尔谴责这一思想，认为50万人的墓石都统一地标准化，是类似“普鲁士”的强制行为，这是在支持“统一的平庸”，来应对个体的工匠技艺。一位母亲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恐慌：“这些墓碑看起来就像众多的里程碑一样。” 46 英国的教堂和议会同样表达了非常不安的情绪，这是由诸如贝尔福、兰斯多沃内和罗伯特·塞西尔等高级政治家领导的异议表达，他们于1920年5月4日在议会进行了一场辩论。双方都情绪高涨。一位支持委员会决定的议员引用了一位失去亲人的父亲的来信：“我们的孩子在罗斯的战场上失踪了，这片大地已经被毁坏，被开采，这也泯灭了所有可能重新被恢复的希望，我希望那些制造这场麻烦的人们意识到这样一点，他们在一个被命名的场所的墓石上能够刻上名字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那封信的作者是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帝国的民粹主义的游吟诗人，为1914年的志愿征募不断地敲响战鼓，甚至通过幕后的操纵，让他唯一的儿子杰克被征集为一名军官，虽然他的儿子有弱视的毛病。吉卜林对于杰克之死的痛苦和罪恶感也许被表达在他的一篇嘲讽性诗歌之中：“如果你质疑我们为什么死去/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们的父辈撒了谎。”杰克的尸体一直没有被甄别出来，而吉卜林把个人的痛苦升华到国家的纪念层面上来了。 47

但是其他人对于这种做法并不满意。在国会的辩论中，塞西尔坚持反对意见，认为“墓碑的目的就是对个体的真正悼念”。在和平时期，那些“与死者最近和最亲的人”保留有决定的权利，那么为什么在战争时期就应该有所不同呢？塞西尔如此质问，并且非常愤怒地说道，“通过墓地委员会的形式表达国家统一的纪念”，这种概念的确是“一个新奇的想法，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从来没有人说过，国家有权利把个人对个人的纪念转化成国家的纪念，而不考虑他们亲人的意愿”。 48

然而，当时担任战争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支持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把战争墓地变成永久性的国家纪念馆。“也许理由并不充分，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让那些在战争中死亡的士兵的相关记忆持续数百年的时间。”丘吉尔宣称，通过那样的方式，他们的亲人也能找到些许安慰，“即使最卑微的阵亡的士兵”，他们的名字、军团和死亡地点也将被记住，这些将经历时代的考验，可能我们这个时代其他所有的纪念物都将褪色和消失。而这是一种更为长久的记忆方式，以前只有君主和贵族才享有这种待遇，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大教堂的石头上。 49

塞西尔反对这一项目中的国家主义，认为对个人主义的珍爱才是高于一切的原则。但是真正使韦尔的观念充满生机的是民主的精神。他和他的支持者都抓住了在军队和国家中都业已出现的新的民主情绪，二者在1918年的兵役制度改革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50 那些幸存下来的士兵现在已经拥有了投票权，他们的意见与那些绅士是同等重要的，所以那些没有回来的士兵应该享有同样的平等。在死亡的问题上，被命名的这种承认对于那种尊严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应该付出巨大的努力去记录那些甚至已经失踪的人。在伊普尔，上万名英国士兵通过梅宁门向东部推进，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就像这座城市的大部分一样，战争期间梅宁门被破坏了，但是被重建了的大门的内部拱形门在1927年开放了，上面刻了5.5万名英帝国士兵的名字，他们都没有已知的坟墓。当然，对此也有批评的意见，西格弗雷德·萨松谴责这些“这些无名的名字令人无法容忍”，他们不是“英雄地阵亡”，而仅仅是“喂养了枪炮”。他把新梅宁门称为仅仅是一个“罪行的坟墓”。 51

但是委员会的工作在继续进行。它最具雄心的计划是对索姆河中蒂耶普瓦尔战役的失踪者的纪念，这一战役发生于1916年，许多不列颠和英帝国的士兵都在此阵亡。这些用石头和粉色的砖头修筑的高耸的墓碑，方圆数里可见，是在1932年建成的。它是鲁琴斯设计的，就像他设计的停灵台一样体现了古典和现代的混合。这次，他同样采用了一个复杂的几何图形，这次是网状的交织在一起的拱形门，其内部刻满了7.2万个名字。在纪念馆的下面——山脚下，是一个容纳了300名法国士兵和300名英国士兵的公墓，大多数是未经甄别的士兵。这一联合安葬象征着英法协约。但是，很明显它也体现出形成鲜明对比的国家纪念方式。法国的坟墓被标上了十字架，光秃秃的十字架，上面只刻有令人非常震撼的词语“安科尼”。而英国的墓碑则包含了一些细节，如关于军阶、军团以及死亡日期等尽可能收集到的信息，再加上“上帝知道”的话语。这些墓碑上的铭文的避讳是吉卜林建议的，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在为委员会工作，也正是他建议引用“他们的名字将永远活着”这句来自《圣经·德训》篇的话语，这句话被刻在每块墓地的纪念石上面。石头也是由鲁琴斯设计的，有点类似于祭台的形式，但是比较抽象，而且与宗教无关，这也是帝国战争墓地委员会避免与官方基督教纠结在一起的一个例证。 52

英国的武装军队对于非白人士兵的命名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当时人们认定绝大多数的非洲士兵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没有达到“文明的层面”，对他们不能通过个人的坟墓或者命名的方式进行通常的纪念，这一观念同样适用于被认为相对级别较高的印度军队，包括一神论的穆斯林。一个特别凄美的例证是设在巴士拉的英帝国战争纪念碑，那是一个巨型的石柱长廊，是为了纪念美索不达米亚战役期间失踪的4万名士兵，这一建筑物建造在阿拉伯河航道的岸边。但是巴士拉不是蒂耶普瓦尔，这一纪念物罗列了大约8000名英国士兵的名字，其中包括665名印度军官的名字，但是其余33222名印度士兵的名字仅仅被每支军队单独记入失踪士兵的数字名单里面。在大部分情况下，英国参与大战的非白人士兵都被以无名的方式进行纪念，“这是他们的价值所在”，这是一个只有白人才被认为是对民主比较安全的时代。 53

这种对于名字和命名的迷恋或者其根源，在于美国的一个例证：1917—1918年，大概只有不到30%的美国战争死亡者的尸体被埋葬在国外的土地上。许多亲属都把这些尸体运回家乡，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11.6万为官方服务的死亡人数中，大约超过半数是死于1918年席卷美国的大流感之中。 54 真正开启这种纪念为民主而战的死亡者的先例，是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这是美国人真正的大战。北方士兵的死亡比例达到了40%，无名的失踪者比例则更高，正如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所说的，能够鉴别出来的“可以用一个单词表示，那就是：无名”。但是后来，在战争中，北方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来收集资料，并对国家公墓中的死者进行鉴别。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葛底斯堡，这是因为它的战争规模比较大，也是考虑到其背后的目的。每一个坟墓都被赋予平等地位，不因军阶和社会地位而享有任何特权。1863年11月，在公墓的正式开幕式上，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讲话进一步强调了这一原则，这次讲话只有272个单词，当时毫不引人注目，但是很快在修辞学领域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林肯认为工业化带来的杀戮是一项非常可怕的事情，力劝他的同胞们努力完成“这些光荣战死的人”的已经开始了的未竟事业，这样，“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才不会在地球上消失”。 55

作为一个战争领导者，林肯这一例证既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又有策略上的实用性，英国在大战期间也被激发出这样的情绪。不仅劳合·乔治，而且一个关于圣高登斯总统雕像的复制品，也于1920年在议会广场被揭幕。葛底斯堡的例子经常被用作例证，1916年，也就是在索姆河战役之前，一位新闻记者注意到，美国“对其内战中某些场面的沉思已经由于林肯在葛底斯堡的讲话而变得庄严但愉快，这是对永恒的死者的所有现代的告别词中最高贵的一篇”。 56

不论葛底斯堡对帝国战争墓地委员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的项目事实上根植于那种模式之中，寻求赋予这些为民主而战的死者以高贵和意义，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点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被做到的，有将近1000名建筑师设计墓地和纪念馆，他们忙于工作,在比利时和法国之间来回穿梭。一些墓地和纪念馆的选址，如泰恩河、维米桥和蒂耶普瓦尔，实际上都是非常浪费的。总的预算达815万英镑，大约是战争最后几个星期中每天花费的两倍。所以安葬比杀戮要便宜很多。但是，考虑到和平时期不同的财政计算方法，委员会的工作仍然是20世纪20年代政府建设项目中最大的一笔开支，大抵相当于现代伦敦地铁的所有车站，或者新开发的电话交换项目的花费。20世纪30年代早期，西部战线上的公墓已经成为“朝拜”的公共场所，包括学校团体的访问。鲁琴斯和他的建筑师同僚们创建了一种被比较恰当地称作“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艺术形式。”“对一个国家而言，这是令人敬畏的，这是由于民族主义的作用，因此不能、也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57

战争艺术和战争墓地都是非常庞大的官方项目，而且都是由英国政府资助的。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官方没有对诗歌或者诗人的资助项目，今天我们知道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对于战争和官场的怀疑导致的。大不列颠王国最全的关于个体诗人的传记，涉及1914—1918年的部分大概罗列了2225个人的名字，在这些人中，有532名女性（24%），而且只有417名（19%）曾经在军队或者有关的组织中工作过。 58 许多的诗篇都是中等水平，而且在数量上很多英国的战争诗人出自平民而不是士兵，女性的数量也超过士兵的数量。当然，我们今天在使用“战争诗人”这一术语的时候，指代的是少数值得纪念的出身于士兵的诗人，例如西格弗雷德·萨松和威尔弗雷德·欧文。而且，后者是非常不具有典型性的士兵，也不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诗人。作为年轻的、没有结过婚的军官们，有时他们对于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感到不安，而且对自己的勇气也是非常不确定的，这种情绪常常以殉道者的精神而终结。“看在上帝的分上，高兴一点，写得更热情一些吧，”罗伯特·格雷夫在1917年12月指责欧文说，“战争虽然没有结束，但是诗人应该具有一种超越战争的精神。” 59 事实是，欧文、萨松以及和他们具有相同倾向的最强有力的反战诗歌作品，不应该遮盖他们在现代文学中的典型性特征。在这本书的后面部分，我们将涉及这些战争诗人是如何蜕变成这场大战中的讲真话的人。但是本章主要分析的是1914—1918年诗歌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如何解释英国对于战争意义的理解。

用欧洲的视角来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英国的诗歌与艺术一样，似乎是对20世纪早期的一种回流，也似乎是一块不被外部事件影响的净土。在法国已经流行了几十年的对自由体诗的迷恋之风，几乎没有刮到英格兰地区。这一派诗歌的最主要推动者——“比较民主”的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作品在英国几乎没有读者，尽管都同为讲英语的人。英国的诗歌似乎被禁锢在19世纪浪漫主义的死壳之中。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交融，在华兹华斯以及济慈的作品中以非常激情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激情的强度在20世纪初有所减弱，例如诗人史蒂芬·菲利普斯的作品，其特点已经变成了令人腻烦和多愁善感，一位评论家认为其诗歌读起来让人感觉“把一瓶帝国的糖浆全部放到了餐桌之上”。英国关于诗歌的争论仅仅发生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而且这是欧洲大陆的艺术姗姗来迟地袭击英格兰的浪潮中的一部分。劳伦斯·本尼恩既是诗人也是艺术家，他在1912年宣称：“我们终于慢慢地从19世纪走了出来”，“现在，我们呼吸着不同的空气，不再处于世纪末了，我们已经开始转变了，世界和我们在一起”。 60

至于绘画，这一土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封闭的派系，试图通过夸张的宣言彼此反对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被称作想象派的派系努力为直接的、简朴的语言应用而斗争，而且试图通过自由的诗篇来衬托画面，这实际是诗人们极力想要达到的目标。对于某些机械的绘画来说，这比遭受禁锢的思想要好得多，这有点像“把一个孩子放到盔甲里面”，这是诗人哲学家托·厄·休姆的一句话。他们的很多作品被刊登在杂志《自我主义者》上面，他们发表了埃兹拉·庞德和艾略特的作品，以及詹姆斯·乔伊斯的“作为年轻人的艺术家画像”的系列连载作品。到了1914年，庞德和休姆已经从对温德姆·路易斯的效忠转到了给漩涡派涂上一层哲学表征象的工作上来了。 61

另一种对于漩涡派诗歌的比较热烈的反应是格鲁吉尼亚式的。5卷本《格鲁吉尼亚诗歌》，相继在1912—1922年出版，它们的编辑是爱德华·马什，他当时是温斯顿·丘吉尔的私人秘书，堪称艺术的守护神。在第一卷的前言里，马什断言，“英国的诗歌现在重新被赋予了力量和美感”，他预言说，“‘格鲁吉尼亚时代’可能会及时地超越过去几个时代的诗歌水准”。格鲁吉尼亚很难说是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学派，《格鲁吉尼亚诗歌》的创刊号包括了鲁伯特·布鲁克和大卫·赫伯特·劳伦斯的作品，但是格鲁吉尼亚的反叛针对被认为已经垂死的漩涡派的另一个侧面，而且是非常具有自我意识的一种反应，因为漩涡派一致认为艺术是对生活所具备的原始生命力的真实反映。评论家约翰·米德尔顿·默里是另一本新刊物《韵律》的编辑，他认为“在艺术具备人性之前，它首先必须学会残忍”。他坚持认为无论绘画还是写作，都是对其所接触的生活非常有韵律的回应。最后，尽管格鲁吉尼亚的诗人如拉塞尔·阿伯克尤比更喜欢传统的形式，对韵律以及传统的主题特别关注，还注意到自然的本质世界，但是他们的目标都是重新复活浪漫主义的传统。 62

尽管暴怒的庞德向阿伯克尤比发出了挑战 63 ，要进行一场决斗，但是印象派和格鲁吉尼亚派的分歧也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就艺术领域的“主义”而言，立体主义、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它们不应该被作为对立的学派来理解，而是应该被看成是这一漩涡中不同的水流。而且，无论过程如何，那种区别都被大战的爆发所激起的诗歌浪潮所淹没。

英国诗歌的大规模出现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在战争时期的法国，大约有300卷的诗歌出版发行，1915—1919年，德国的书籍交易目录中至少有1000个条目是在“世界大战：诗歌”这一主题下面的，包括关于火车车厢的碑文、挖掘出来的资料以及类似的东西，一共有六大类的收藏，换句话说，属于文学上的涂鸦之作。而这些收藏表明了在公众媒体上的诗歌的分裂。1914年英国出现的诗歌大爆炸（《时代》杂志在8月份每天收到至少上百篇的诗作）可能在规模上比德国大得多，但它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 64

如同在德国一样，英国的战争诗歌的大部分是爱国的，实际上也起到了宣传的作用。今天我们会带有娱乐性地回忆起某些陈腐平庸的表达，诸如亨利·纽伯特在公立学校宣传的，“努力，努力，遵守比赛规则”。或者是鲁伯特·布鲁克的警句式的十四行诗《和平》，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表示迎接：

现在，让我们感谢上帝，他的时间和我们匹配在一起，

抓住我们的青春，把我们从睡眠中唤起……

要转身，就像游泳运动员一样跳跃……

我们最坏的朋友和敌人都只有死亡。 65

而且，事实上，英国在1914年公开发表的绝大多数诗歌，而且事实上可能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写作的诗歌，都是支持国家的。而且，这种“平静的情感的集中表现形式”——这是华兹华斯在他的《抒情诗集》中对于诗歌的经典定义——这些最流行的作品绝大多数不是亲身经历战争的士兵写作的，而是平民们对报纸上战争新闻的反应。而这些新闻充斥的都是关于德国残暴性的陈词滥调，这建立在对德国与比利时冲突的前几周观察的基础之上，因此，“一场故意诽谤敌人的运动是非常不必要的，因为公正已经被彻底说服了”。尽管英国没有遭遇到比利时或者法国那样的入侵，按照一位诗人的话说，英格兰正在“为他们不那么喜欢的民族”战斗，而且是为了让野蛮的敌人在远离英国的时候就陷入困境。尽管所有交战国的作者都在唤起关于自己祖国的意象，英国的诗歌在爱国主义方面还是比较极端的，这根植于英国的浪漫主义传统，习惯于庆祝和平的美丽和田园生活的季节变换，其关注的是土地和鲜花、山脉和山谷、羊群和马群、云雀和夜莺、黎明和日落。法国则是通过山村、教堂和文明的价值激发起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德国的作者同样聚焦于他们的文化遗产（军国主义），但是他们纪念的是他们的城市和工业。而英国的诗人们则通过乡村景色来界定农村，这的确是不同寻常的。 66

毫无疑问，“英国”和“英格兰”在这里都是正确的术语。这些爱国的诗句之中的大多数不仅仅出自于浪漫主义学派的诗人，如济慈和谢莉，也是由于英国文学开始展现出来的新的自我意识。为了回应19世纪末期以来英国和法国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在维多利亚晚期，英国连续出版了“最好的”和最具代表性的英国诗人的作品，包括帕尔格雷夫的《英国最动听的歌曲和抒情诗歌金库》（从1861年开始）以及《英国诗歌的牛津书》（从1900年开始），到1939年的时候，后者已经被重印了20次，卖掉了50万册。这些连续出版的书籍主要是面向受过教育的民众，同时被广泛地应用到学校之中，它们有益于重塑文学的地位。引用斯蒂芬·克里尼的话说：“这是英国民众‘意象中的社会’最具代表性的表达方式之一。”到了1900年，英国作者群的地域来源发生了变化，原来主要集中于比较荒凉的英格兰湖区的北部山区，现在这一地区逐渐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而在地域上也慢慢地转移到了南部英格兰地区，以哈迪和吉卜林的作品为代表。这里，实际上存在这样一种假定，乡村的安定场面能够被识别和表达出来。当然，在跨世纪之后，许多最值得纪念的“英国文学”作品已经被非英格兰人重新书写了，沃尔特·司各特、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以及从斯威夫特到叶芝的爱尔兰诗人。但是点燃1914—1918年英国爱国热情的诗歌大爆炸，主要关注的是英国化的景象。例如，约翰·梅斯菲尔德在《1914年8月》中如此写道：

这些房子，这一山谷，在我这里传播，

白嘴鸦，倾斜的烟囱，野兽，都在我的笔下浮现，

这些一直都是发自内心的东西，也是我过去一直在说的，

亲爱的，这些要说给那些一代又一代无名的死去的人们……

按照梅斯菲尔德的话说，这些离开英格兰的人“死于（大多数时候是无以计数的）国外的土地上”，原因在于他们热爱自己祖国的土地。梅斯菲尔德把1914年的这些士兵及其祖先们都用历史和诗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了。 67

这些风格以及由此产生的景象塑造了战争诗歌的特征。许多作者使用四行或者八行一节的创作模式，交替押韵或者使用类似对联的固定的押韵方式。他们喜欢古体的词汇，经常使用形容词，如“勇敢的”“大胆的”“清澈的”和“有力的”等，颂扬挥舞着剑、头盔、旗帜和战鼓相伴行的战争。在描绘史诗般的战争、爱国死亡的光荣和荣誉的至高无上性的时候，他们使用“高尚”的语言，并且把这种类型的作品从古典的战士延伸到现代的军队中来。布鲁克1914年的十四行诗再次确定了这样一个基调：“吹起来吧，军号，为了这些大量的死亡！”但这也仅仅因为他是最著名的一个。现在人们经常说到，那种“高调的用语”随着索姆河战役的爆发而归于沉寂，但即便在战争早期，这种风格仍然遭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这种批评主要集中于后方而不是前线。1915年8月，自由派的报纸《民族报》力劝民众们“通过这种造词的泥沼和对词组的膜拜，依据确切的事实”，深入地进行挖掘关于战争的意义。1916年以来爱国诗篇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征兵制的实施，这点与索姆河战役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1914年和1915年，这些诗歌的目的在于鼓励志愿者参军。1914年的修辞手段在1918年春天的时候重现了，主要是由于当时德国对于海峡发动的进攻造成了一种新的恐慌。 68

也许最值得纪念的战争诗歌，是约翰·奥克森汉姆的诗歌，现在人们几乎已经把他遗忘了，这是小说家威廉·邓克利的笔名，那时他正好 60多岁。他的诗集《一切都好》出版于1915年11月，到1918年的时候卖出了20万本，《对前线士兵的赞美诗》作为单面印刷的大幅纸张则卖出了700万张。为什么奥克森汉姆的作品如此流行，评论家马丁·斯蒂芬说道：“他并不是要通过对战役真实性的忽视而提供一种舒适的感觉，但是通过这种忽视，作者却提供了这种舒适感。”例如，奥克森汉姆告诉读者，一个战士“死于泥泞的战壕里面，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在这之前，则断言“上帝与他在一起，于是他没有畏缩”。这不能说是伟大的诗歌，但是对于许多人这都是非常好的安慰。战争后期最流行的赞美诗之一是威廉·柯伯写的，他是18世纪的爱国主义诗人，坚信最终的善行都是神圣的天意，“上帝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在行动，而奇人们则在执行这一指令”。 69

当今，最值得纪念的关于“真实的”战争的诗作应该是威尔弗雷德·欧文在1917年的诗歌《美哉！宜哉！》，在这首诗歌里，欧文的灵感来自一位没有及时戴上防毒面具的士兵的面部表情，这表情令他震惊：“他冲向我，半死不活的、呛着的、将要溺死的模样”，就像“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下面”。欧文告诉读者，如果你看到那张脸，如果你能听到血液“从被泡沫腐蚀的肺部涌出”，那么

我的朋友，你就不会带着如此高涨的热情

对那些热衷于令人绝望的光荣的孩子们说出那句

古老的谎言：美哉！宜哉！

为国捐躯！ 70

欧文被认为是“战争诗人”的原型，这意味着他是一位反战的士兵诗人，但是正如绝大多数英国的战时诗人实际上都和支持战争的平民一样，欧文的愤怒主要针对极端爱国主义的修辞（“战争词汇”），而不是战争本身。而且，萨松的比较严重的讽刺作品在1917年夏天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文，欧文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他是一位比较勇敢的、有时可以说是鲁莽的军官，他因为杀死德国人赢得了军队的十字勋章，这是他弟弟哈罗德后来极力掩饰的一点，因为它不符合欧文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最高级别的反战诗人的形象。尽管对战争愤怒不已，但是欧文一直认为他确切的位置就在于战场上。这部分是由于他对士兵们的热爱——“我站起来就是为了帮助这些男孩们”，他在1918年11月牺牲之前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但是这也反映了他残留的为什么而战的一种信仰。 71

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其他关于这一信仰的两个例子。欧文在为即将出版的诗集写的序言草稿之中坚持认为：“我对于诗歌并不感兴趣。我的主题是战争，战争的悲悯。诗歌存在于悲悯之中。”他的意思是他的书籍描绘的“不是英雄”，也不是“光荣、荣誉、伟大、威严”以及其他所有用来描述战争伟大的词汇。他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对于战争的“真实的描述”，由此引发悲悯的情怀。但是在前言中，有一个很少被人注意到的结局，欧文表达了这样一种希望，希望他的书籍能够使“普鲁士生存下来”，有时他运用“铺路石”这个词汇去表示伦敦和柏林一样的军国主义精神，但是他最基本的反德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在他的诗歌《暴露》中也表述出了这一点，这首诗完成于1918年9月，在法国完成，现在经常被引用来描绘被狂风、暴雨和冰雪袭击的士兵们的可怜境遇。欧文运用了讽刺性的画面描述了士兵们的苦难（在狂风之中，士兵们在用力地拉扯铁丝网上的荆棘，黎明时分，雨在不停地下着，“忧郁的军队士兵们”排成一队袭击“颤抖的，穿着灰色衣服的另一队士兵”），但是在这首诗歌中，他也描绘了他最终为之付出生命的青翠的、和平的英格兰：

既然我们不相信，除此之外和平之火能够被点燃。

不相信太阳的光芒会照耀孩子、土地和果实。

我们虽然有爱，却害怕上帝那无尽之爱，

那么，我们就别抱怨了，我们就在此躺倒吧！

《暴露》这首诗歌表明，即使在战争最后的岁月里，欧文仍然坚信这场斗争是有意义的。 72

其他的战争诗人也有类似于欧文的这种矛盾情绪，既有表面上的修辞，又有深层次的含义。例如，爱德华·托马斯在1915年12月的诗篇《这不是一例轻微的正确或错误》，是这样开篇的：

……我恨的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急剧增长的热情，

我热爱英格兰，愿意为报纸提供娱乐。

但是最后，他呐喊：

……上帝拯救英国，

以免我们失去我们从来没有奴役过的历史，

失去被庇佑的牛群。

时代本身，使我们从灰尘中起身：

她是我们认识和经常一起生活的，也是我们相信的，

她很好，总是忍耐，应该这样爱她，

就像我们爱自己一样，我们应该憎恨她的仇人。

托马斯，出生于伦敦，成长于伦敦，却对乡村生活充满热情。尽管已经30多岁了，与妻儿们生活在一起，他仍然决定不仅要注册，而且一定要志愿履行海外义务。当被问及他为什么要投入战斗的时候，他蹲下身子，揉碎了手里的土块，回答说：“按照字面上的理解，就是为了这个。”托马斯的“战争诗歌”没有一首直接触及战争，而是颂扬自己的祖国，它的特征，它的连续性，而这些诗句因为他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直觉而更加敏感。 73

在战争期间，对于许多无论生活在英国还是战斗在前线的人来说，他们为之战斗的“文明”最终可以归结为对家乡的广泛的、朦胧的热爱之情，这经常在爱国的话语中被表达出来。这对于类似托马斯的诗人是真实的，就像它对于保罗·纳什这样的战争艺术家是真实的一样。在弗兰德斯，人类和自然景观都遭到了毁灭，而在理想化的英格兰地区，人与自然是极其和谐的——战争的意义就存在于这种差距之中。

家乡的自然景观同样是英国战争公墓的主题。在德国的公墓中，坟墓周围种植鲜花是被严格禁止的：那似乎被认为是敏感的法国化文明的象征，而面对这种悲剧的时候应该明显体现德国文明的特征，这就是黑色的石头和阴影笼罩下的坟墓。然而，英国的战争公墓，则因为它们丰饶的鲜花和灌木而让人震惊，很多的鲜花和灌木都是英国土生土长的，包括玫瑰和石竹花、山毛榉和紫杉，紫杉尤其被鼓励种植，因为它常常让人联想到教堂的院落。这儿列举布鲁克的意境非常著名的诗句：

如果我注定死去，请这样想起我，

在外国土地上的某个角落里，

那是为了永远的英格兰……

74

这些比较尖锐的关于“战争是为了文明”的评论并不完全出自于具有爱国传统的战争时期的诗人，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回溯审视，并且受制于战前意象派的影响。真正的分歧不是产生于欧文与布鲁克之间，欧文自己公开承认是具有乔治亚风格的特征。 75 而不同于此的是，布鲁克延续了1914年十四行诗的格调与形式，如果他在1917—1918年也像欧文那样作战的话，也许他也会和欧文一样，但是在他们两者之间，有埃兹拉·庞德引领的传统风格。庞德是一位美国人，1908—1920年生活在伦敦。在早年，他就自称诗人，他的创作之源比英国的爱国主义要广泛很多。庞德了解浪漫主义和其他经典，他同时注意吸收诸如波德莱尔这样的法国象征派的特征，并且汲取来自东方的灵感。事实上，很少有诗人像他一样如此吸收世界诗歌领域的丰富营养，进行自我教育与提升。庞德喜欢自由的体裁，其节奏和韵律都是依据诗歌需要表达的情绪而设定，而不是反过来的选择，而且这也是“长久的比喻”，“从不使用对比喻没有意义的单词”。其结果是强硬的、比较收敛的形式，这种形式对于表达他关于战后世界毫无希望的幻灭是颇为理想的一种方式，能够淋漓尽致地体现这一特征的是《休·塞尔温·莫伯利》（1920）这篇诗作。就像欧文一样，这次攻击的是最高的战争口号“为祖国牺牲，愉快而光荣”，而且继续谴责为了文明而进行战争的这一思想：

那里，有无数的死亡，

他们之中，最为优秀的，

为了一个老婊子，牙齿都不见了，

为了一个拙劣的文明……

为了两尊破损的雕像，

为了几千本破旧的书籍。 76

庞德也成为20世纪20年代伟大的现代派长篇诗歌的助产士，这主要是指艾略特的《荒原》（1922）。艾略特，正如庞德一样，是美国人，但是其诗歌被法国的诗歌学界广泛地接受。与庞德不同的是，他长期扎根于英国的传统之中，开始有意地英语化，并且变得日益保守。与庞德和乔治亚时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对英国文学的浸入，是关于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而不是田园风格的浪漫主义的。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艾略特断断续续地写了不少诗篇，充满了文学的典故，并没有找到压倒一切的统一性。当他在1921—1922年把所有的材料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神经连同他的婚姻一起，都土崩瓦解了，随之出现的主题是关于西方文明的没落，这是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而战争则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些诗歌中的多数被置于伦敦的背景之下：

虚幻的城市，

在一个冬天的黎明的棕色的雾色之下，

一群人在伦敦桥上经过，很多很多的人，

我从来没有想过死亡，而且死了这么多人。

但是他的潜意识中仍然在思索布尔什维克的威胁，“谁是那些戴头巾的游牧部落”，他发出疑问，“分解，在无尽的平原之上？”最初的场景是关于“波兰平原”的，艾略特围绕这一时期的回应显示出他对“惨败”以及“威尔逊关于民族性的重新组织”的关注，而这导致了欧洲的“巴尔干化”，这种情绪在诗歌中也体现得相当明显：

在紫色的暮色中开裂、重建又爆炸

倾塌着的城楼，

耶路撒冷、雅典、亚历山大、

维也纳、伦敦，

都是虚幻。 77

对于这一不规则的草稿，艾略特也不十分有信心，于是把它委托给庞德进行修改，庞德砍掉了其中的很多典故和旅行散记的部分，并且把它按照潜在的韵律进行了调整，使其符合自己简洁硬朗的关于真实诗歌的概念。《荒原》仍然是碎片化的，但是正如斯蒂芬·斯德彭观察到的一样，这成为一个美德，而不是缺陷，因为诗歌就是关于一种破碎的文化。这些关于过去文学的深奥的典故本身就成为文学的碎片，在对过去破坏的基础上，庞德成为“破损的雕像”。艾略特的不断衰落的文明是关于城市的，而且是极其肮脏的，是一幅城市风光的图景，有轨电车和出租车，运河和煤气厂，没有任何田园风光的参与。自然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关于生育的神话以及自然的不断贬值，在一幅理想化的风景之中，痛苦是不能够被挽回的，但是被赋予了从佛经之中已经被放弃的词汇。公开出版的《荒原》版本像是一个欺诈的诡计，艾略特，就如庞德一样，对于他的标志很敏感，文学的典故都是用注释的形式加以解读，后来艾略特自己也称“这是关于伪造知识的令人瞩目的爆炸”。但是这种学识的光辉确实把注意力吸引到他的作品上来，而庞德严厉的笔触确实使内容具备了抽象的特征，使其具备“格言式的精辟”的质量，这有点像鲁琴斯的停灵台，这就是《荒原》对于每一位读者来说，他们能够想象和继承的东西。这首诗歌很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赢得了很多的狂热信徒。 78

1922年之后，庞德和艾略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庞德的幻灭感使他走向了意大利和法西斯主义，而艾略特仍然关注英格兰，并且最终拥抱了他所宣称的“基督教文明”。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们都在创作关于大战的诗歌，内容上不一样，但是形式上都来源于乔治亚时期，而欧文和托马斯等人仍然根植于那个传统。艾略特和庞德所开辟的诗歌形式将塑造20世纪英国诗歌的主流。田园的传统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这就像诗人们无法继续前行一样。但是在这一时段里，在一个失落的时代里，命运将提高它乃至于它们的吸引力。

尽管艾略特和庞德的诗歌是对1918年之后的混乱状态一种非常清晰的回应，关于文明的未来问题，仍然是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最经典的声明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2卷本的《西方的没落》，它于1922—1923年出版，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是一本畅销书，这本书用英文出版的时候也采用了这一名字。销售没有创造出特别的奇迹，但是这一书名很快成为文化悲观主义的一个普遍的速记符号。大战同样迫使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重新思考其关于自我的理论，除了生育的本能，现在的他也假定人有破坏的本能。他把这些思想发展完善，形成了一本书，翻译成英文就是《文明及其不满》（1930），弗洛伊德断言“文明演变的意义在于，生存的本能和破坏的本能之间”的不断斗争。但是他也发出警告，现在人们已经赢得了对于自然力量的控制能力，因为“他们在消灭根除到最后一个人这方面毫无困难”。在为文明展开的下一轮争斗中，爱神厄洛斯将使自己与桑纳托斯展开竞争，但是，弗洛伊德也发出了不吉利的疑问：“谁能够预见是什么样的胜利和什么样的结果呢？” 79

英国的作者也做了一个同样的声明，埃及古物学者弗林德斯·皮特里所写的《文明的革命》，在1911年第一次出版，很多人熟悉这本书的思想，就是认为文明本身起起伏伏，而不是构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叙事进程。最著名的关于这一论述的英国的作者就是阿诺德·汤因比。他的10卷本《历史研究》直到1934年才出版发行，而其赢得众多的读者也仅仅是通过二战之后的缩编本，但是其基本的观念则早已广为人知。他在1931年告诫他的听众，西方的文明，仅仅是世界历史潮流中的另一个泡沫，“难道我们的泡沫就不会像其他的泡沫那样很有可能发生破灭吗？” 80

1928年，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在《文明》上发表了一篇相当平庸的文章，他确定这一题目是依据“在英国的战争目标中，这一词汇已经被运用到最高的程度，这一点令人非常困惑”。 81 20世纪 20年代末期，许多的怀疑论者提供了一种非常简单的解释——宣传。马斯特曼一直在非常谨慎地推进英国的宣传事业，其方式是通过很有地位的文章、艺术和更为直接的诺思克利夫（北岩）和比弗布鲁克的方法，而这通过回忆录和博览会的形式已经成为公众知识的一部分。同样的卷本也出现在法国、德国和美国，社会科学家们开始在一个民主的世界里进行宣传工作。也许最具影响力的作者是哈罗德·拉斯韦尔，他是芝加哥大学年仅25岁的教授，他重新整理并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战争中的宣传技巧》（1927）。对于拉斯韦尔来说，宣传是“对于现代世界理性特征的一种让步”。而且，尽管披着文明的外衣，它实际是引发战争的类似于战争中手鼓作用的升级版，是出于原始部落的贪求。在精练化的散文中，他界定出一系列的普遍原则，“动员起来反对敌人的仇恨情绪”“保存盟友之间的友谊”“获得中立国的合作”和“使敌人的士气低落”。他指出，在大多数的得分上，1914—1918年的英国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而德国的宣传则因为“愚蠢”和“生疏”而非常引人注目。 82

对于拉斯韦尔来说，宣传已经成为协约国取得胜利的第三条战线，与经济封锁和大规模的军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而“宣传战线的总司令就是威尔逊”，他认为“宣传战争是为了反对各地的独裁统治”，从而把美国人民焊接在一起，而且“它在许多国外的土地上都发挥了作用，把他们之间持久的对抗”整合成了“一个战斗的群体”。正是威尔逊“冲跑了这些微妙的毒药，而勤勉的男人们把它注射到蹒跚前行的人们的静脉中，直到了不起的协约国军队把他们彻底击败”。而且，“瓦解性的宣传直接反对哈布斯堡已经动摇的王国，从而导致了强烈的不满，最终促使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波兰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分离”。这些都是关于1918年历史的虚张声势的图景，但是拉斯韦尔关注的是如何推进宣传（包括自身）。给读者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好像是语言真正赢得了这场战争。10年来，拉斯韦尔已经把威尔逊由一位理想主义者塑造成一位宣传家，威尔逊在扮演这一角色的时候具有无人能敌的技能，“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人能够与之相媲美”。 83

拉斯韦尔以学术上的愤世嫉俗的特征，冷眼旁观了1914—1918年的所有交战国。但是在实践上，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宣传的博览会都是关于协约国的。其中一个最具雄辩性的谎言例证就是《战争时期的谎言》（1928），作者亚瑟·庞森比，他声称，“国际战争就是虚伪中诞生出来的一个魔怪，吃的是谎言，因为欺骗而变得更加肥胖”，而且“直击死亡，影响了数百万人的命运”。尽管谎言是战争的普遍特征，他也只是在书籍的最后一章里面用寥寥数页的篇幅涉及德国的犯罪问题。几乎他所有的书籍里面都充满了对英国政府的谴责和控告，他辩称，一系列的秘密条约才是战争的真正原因，英国宣称德国是唯一的战争罪犯，而对中立国比利时的盘剥和德国所谓的暴行的曝光，只是为了“用谎言这一颜料来描绘这幅画面”，并且“激起公众的愤怒”。 84

庞森比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也是1914—1918年的反战组织民主控制联盟的领导人之一。20世纪20年代，他仍然在继续从事反对战争“魔鬼”的行动。与博览会宣传的目标不同的是，《战争时期的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宣传的谎言”，这是历史学家艾德里安·格雷戈里的观点，他把这些引起争论的解释和一位争论家关于对德国的深切同情进行了组合分析，得出了这一结论。这些暴行中的一部分的确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谎言，特别是那个著名的“被钉上十字架的加拿大人”的故事，但是关于德国人的侵略以及在比利时的暴行，也考虑到在战争期间大约25万人的死亡人数，已经被持续不断的调查所证明了。当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很多人是对这一问题持比较怀疑的观点的。 85

庞森比的“事实”推断主要是基于战后德国政府提供的材料，而该政府对《凡尔赛条约》中关于战争有罪的条款持坚决不信的态度，认为对这一和平解决方案的修订是极为正当的。引用历史学家霍尔格·赫维希的话，“这种大量的虚假信息，以及与此有关的宣传运动”，是德国外交部“战争罪行委员会”组合出来的，得到比较容易驾驭的学者和表面上私立的学术团体如战争条款研究中心的支持。其结果是整理出来源于德国外交档案中的40卷文献，它们是经过仔细挑选的，主要目的是证明德国介入战争主要是为了自卫，以反对专横的沙皇政体以及其盟友法国所做的军事动员。这些文件出版于1922—1927年，这样就迫使其他政府，包括英国，公布自己挑选过的文件，但是德国的行动领先非常成规模，所以，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研究大战起因的学者主要依赖于德国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成为美国的修正派学者，如西德尼·费伊以及哈里·埃尔默·巴恩斯等人写的非常有影响的著作的立足点。按照劳合·乔治的回忆录，这就产生了一个普遍的观点，即1914年的时候，“没有人想要战争”。他声称，七月危机实际是一个巨大的“混沌状态”。到了20世纪30年代，很难再坚守这样的一个观点，即德国是世界大战的直接罪人，甚至在英国这一观点也很难站得住脚。许多德国人坚信他们的官方立场，认为1914年是一场自卫战争。对他们而言，宣传在实践中是被“完全的谎言”所操纵的。 86

总体上，20世纪20年代晚期是一个对战争进行反思的成熟期，因为停战协定和《凡尔赛条约》已经签订10年了。拉斯韦尔和庞森比的书籍只是同时期大量出版的小说、回忆录和研究中的一部分，他们用了一种特殊的视角对于为了文明所引发的战争进行了观察。在英国，最值得纪念的著作是《向一切告别》（1929），它是诗人罗伯特·格雷夫写的，副标题是《一本传记》，但这部作品对于事实采取了非常漫不经心的态度，格雷夫笔下的战争生活图景之所以被注意，主要是因其活泼朴素的写作格调，在其中可以看到士兵生活的轨迹，他告诉读者：“在战壕里，不存在什么爱国主义。”从战后10年的视角进行审视，格雷夫把战争时期置于比较开阔的叙事视角之中，从而他由一个拘泥刻板的漩涡派，转换成一位随意的、放荡不羁的现代派。这种类似地震裂缝般的感觉，在其他的畅销书如西格弗雷德·萨松虚构的《猎狐人的回忆录》（1928）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他的这本书在很大程度唤起了一种关于肯特郡的玩板球和骑马所引发的战前田园牧歌式的情感。在末尾，描述的是1914年一个无云的夏天，“灼热且是蓝色的天空美景”，随即，萨松的笔触转向了义勇骑兵，基于享受生活的美景，就像我们能够感知到的一样，被野蛮的侵略所威胁，于是他们不得不面对折磨比利时婴儿的德国士兵。“那样的故事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相信的话就意味着不爱国。”在《猎狐人的回忆录》中的最后几页，萨松最好的朋友去世了，他的马匹失踪，而他也躺倒在弗兰德斯的战壕里了。 87

弗吉尼亚·伍尔夫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时间流逝的感觉，这主要体现在其现代派小说《到灯塔去》（1927）。该书的三部分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对1910—1920年拉姆齐家族在斯凯岛的夏季别墅里的故事进行了描述。书中的大部分都不是基于总体的讲述，其情节的发展完全是根据不同的人群进行场面的转换。而重要事件的发生，在字面上则是体现在括号中。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了解到了拉姆齐夫人的突然死亡，同样，还有她儿子的死亡。（“一枚炮弹爆炸了，20个或者30个年轻人丧生于法国，他们中间就包括安德鲁·拉姆齐，可悲的是，他的死亡就是瞬间发生的事情。”）随后，小说（生活）都还在继续。战争采用了加括号的方式，就像一段插曲一样，这是评论家文森特·谢里所说的。当然，这些插曲给人的感觉很恐怖，并且留给人们一种关于伤亡无法修复的感觉。格雷夫、萨松和伍尔夫都把1914年塑造成一个巨大的分裂时期。 88

这些10年反思的书籍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西线无战事》，它是一位年轻的德国志愿兵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所写的，1929年1月在德国出版发行。这一题目，是来自德国军事文件的一句公式化的语言，在英文中也被翻译成“西线无战事”，这一讽刺性的陈词滥调很快进入了英国语言之中。在保罗·鲍默的眼里，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代年轻人的故事，即便他们已经脱离了炮弹的打击，但是仍然被战争毁掉了”。雷马克以同情而不敏感的视角描绘了士兵生活中的小欣喜，包括捉虱子、装备完善的厕所，他们作为同志的亲密无间，以及远离家庭和故乡形成的疏离感：“离别是什么？”——这里是一处停顿，在事情已经被弄得非常糟糕之后。这是一群已经从文明生活疏离出来的人，“我们已经死去了”。在一个无人的地域被困住之后，保罗疯狂地刺杀一个掉在弹坑中的法国士兵，随后不得不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看这个人在死亡过程中的喘息，以及因为痛苦发出的咯咯声。在克服了自责之后，看着照片和家里的来信，他和法国人讲到。敌人已重新成为一个人，“我已经杀死了印刷工，杜瓦尔·热拉尔”。保罗宣誓说，如果他能够活下去，他将为反对战争而奋斗，因为战争对于双方的打击都是非常巨大的，“同志，我向你承诺，这绝不会再发生”，但是保罗自己也在停战前几个星期被杀死了，“他的脸看上去十分平静，非常乐于看到这种结局到来一样”。 89

《西线无战事》很快成为一本国际上的畅销书。到1930年5月，它已经卖出了250万册，共有20种语言的版本，包括在德国的100万册和美国及英国的30万册，同时报纸上也对它进行了长篇连载。好莱坞则引导了时尚的潮流，环球影业制作的这部电影，导演是路易斯·迈尔斯通，可能是故意的，电影开拍于1929年停战日那一天（环球影业的老板卡尔·拉姆勒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也许是故意要传达某种讯息）。当这部电影在1930年4月发行的时候，其影响与书籍一样大。尽管该电影在纳粹德国是被禁止的，而且从来没有在苏联放映过，但是在美国、英国以及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票房冲击效应。劳合·乔治称它为“我看到过的最杰出的战争影片”。西尼·卡罗尔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说：“它把我带回了战争，好像1918年之后，我什么都没有做过一样。”影片揭示了普通士兵最基本的人性，这一士兵是德国“敌人”，而且也是在那潮湿的死亡坑里的自己的敌人。同样重要的是，《西线无战事》是第一部最主要的关于战争题材的有声电影。观众们不仅能够听到演员们随着镜头在说话，而不是在屏幕上看字幕，而且这部电影还传达出战争的轰轰声形成的噪音，包括嘶嘶作响的子弹、机关枪的轰鸣、雷鸣般的炮弹以及伤者的呻吟。 9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转折的信号。停战10周年书籍市场的繁荣被认为塑造了公众的态度，但是电影的观众更为广泛，因而就拥有了更大权力。理查德·奥尔丁顿，是想象派诗人，也是战争中的志愿者，他在1926年观察到：“那些试图真诚地，不多愁善感地，避免事先设定的态度（伪英雄的，或者和平主义的，或者准幽默的）的传达真实战争经历的人们，一定会感受到这种被折磨的感觉……试图在交流这种无法交流的感觉。” 91 一些关于战争时期的连续镜头或者画面开始填补那种裂缝，但是电影确实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做到了这一点。战争不再是通过语言去进行想象，或者通过摄影的远镜头进行观看，现在它能够被看见、听到，几乎可以感觉得到。德国和法国的电影制作商同样开始关注战壕中的经历。《西线1918》（1930），通过一位士兵的视角追踪了四位士兵的死亡进程，关注于战壕中的幽闭恐惧症，而没有战场的全景图。《木十字架》（1932），缺少了《西线无战事》中那种密集的暴力，但是同样激起了战争的恐怖、战壕中的友情，以及德国人和法国人普遍的死亡感，在无处不在的木十字架下，他们都一样了。《木十字架》对于法国的电影来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因为关于一战，法国的电影与其绘画一样，被称作“沉默的法国电影院”。这三部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经典影片，创建了一种关于一战的影像学模式，即采用持续不断的画面形式进行展现，这影响了后来的电影拍摄形式：战壕中黑暗的世界，被铁丝网困住的夜间巡逻队，被损害的景色，以及无处不在的泥浆。电影同样创立了一种讲述的模式，那里没有宣传，没有英雄，只有几个注定死亡的年轻人，而战争的意义则没有表现出来。 92

对于美国人来说，一战仍然是一场远距离的冲突，是距离美国3000英里远的“那边”发生的事情。就像在1917—1918年新旧世界正在进行的不同的战争一样，所以在这几年中，他们对冲突的意义理解是不一样的。美国没有很深的田园牧歌般的诗歌传统，甚至也没有一个严格的诗歌经典，《美国诗歌的牛津书》一直到1950年才开始出现。 93 美国文学作品的大多数，关注的是其多变的西部与已经开发过的东部的两极分化，以及伟大的分裂之间的边界。欧洲在那里是一个遥远的东方，是好是坏完全依赖于个人对东西部的基本判断。许多部美国战争小说都适用于这一模式。在薇拉·凯瑟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我们中的一员》中，克劳德·惠勒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这一被遗忘的边疆中的一位牧场男孩，最终在法国的战场上找到了成就感。《出征的儿子》在1923年由伊迪斯·华顿——一位在法国流亡的美国人写成，讲述了一位青年人的英雄故事，他最终摆脱了年迈父母的束缚，战斗并且死于法国，而且坚信：“如果法国不存在了，那么西方文明也就不存在了。” 94

同样地，多数的美国战争电影都把这场战争描绘为一个伟大的冒险故事，而美国军队的到来是对欧洲错误的修正，其中最著名的是《约克军曹》，这部电影到1941年才开始拍摄，但是，加里·库珀塑造的阿文·约克的形象，在1918年因为找到了德国机枪的藏匿处和抓住了130个俘虏，而在10月份获得了十字勋章，这个故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神话故事中非常鲜明的一部分。约克是来自田纳西州的一个山村男孩，出生在一个小木屋里面，非常正直，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电影设计得非常精彩，他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并且回到家乡与心爱的姑娘结了婚——简而言之，是一位经典的美国英雄。 95 极少有电影持有一种怀疑的观点，这也表明了其他国家，包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特点。美国自身的卷入，以及其后的动机“几乎没有被这个国家的电影工业所质疑”。历史学家迈克尔·伊森伯格这样写道：“从这一视角看，战争最可怕的收获，是那些在1914年开启这场巨大战争的国家的法律上的收获。” 96

一个例证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该书在1929年出版，1932年被拍成电影，主演是加里·库珀，这部小说大体以海明威个人的经历为原型，在意大利前线，他是一位救护车司机，小说的情节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爱情故事。受伤的美国士兵弗里德里克·亨利和照顾他的英国护士之间产生了爱情，但是这个故事最终在阿尔卑斯山麓演变成一场战争造成的巨大悲剧。“我经常对‘神圣的’‘光荣的’和‘牺牲的’这些字眼感到尴尬，”亨利宣称，“这种牺牲就像芝加哥的牲畜栏一样。”最终，“只有这个地方的名字是高尚的、抽象的词语，如光荣、荣誉、勇气和神圣等都是令人憎恶的，”这部电影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它成功地形象地描绘了卡波雷托战役的残杀与混沌状态，这也是其在美国展示出来的首要场景。1934年，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所写的小说《夜色温柔》中，一对美国旅游者访问了索姆河的战壕，迪克·戴弗告诉他的妻子：“看到那条小河流了吗？——我们可以在两分钟之内走到那里。但是英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抵达那里——整个帝国都在缓慢地前进，在前线垂死挣扎，在后方不断地推动。另外一个帝国走得更慢，每天后退几英尺，留下的死者就像一块价值百万的血腥的地毯。”迪克强调性地总结了这一历史教训：“这一时代没有任何欧洲人再会做同样的事情。” 97

时至今日，大多数为纪念战争胜利10周年的书籍和电影都被解读为只有一种含义——反战，但其实这不是这些作者在当时所要表达的意思。雷马克坚持认为：“我的作品，并非为了政治，从目的上而言，我既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军国主义者，而仅仅是一个人……我只想唤醒对一代人的理解，这一代人比其他的任何人都感到他们很难从长达四年的死亡、挣扎和恐怖中摆脱出来。”罗伯特·格雷夫表达了同样的动机，而这体现在他的回忆录的标题——《永别了，一切》之中。因为“一旦这些东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把它们写出来，公开出版，我就永远不会再想起它们了”。尽管他在研究上是愤世嫉俗的，但是格雷夫仍然为其战争期间的服役经历感到骄傲，并且在1939年再次志愿参加战争服务，只是由于被认为不合适而未能成。 98

能够体现作者矛盾心理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例证是英国剧作家谢里夫，他的剧本《旅程的终点》，1929—1930年在萨沃伊剧院上演了593场，而且是在停战日那一天在广播上被播放出来。剧本的背景是一个制造幽闭恐惧症的英国防空洞，揭示了战争带给一组战士不间断的心理压力，而在结尾中，他们战胜了自己，这是因为德国在1918年3月21日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旅程的终点》现今被看成是反战的经典之作，当时的许多评论家也持这种观点。普里斯特利认为它是“我所了解的对和平最强力的呼吁”。但是评论家和观众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真实性”，剧本对于前线生活的关注，既抓住了那些经历过战壕的人们，也吸引了那些远离前线但是对此非常困惑的人们。谢里夫曾经当过西部战线的军官，他坚持认为：“我写这个剧本不是为了宣传，而且它也肯定不是为了和平所做的宣传。我既没有想美化战士们的生活，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含义，它仅仅是对一种理想的表达，我想使那些人的记忆能够被永久地保存下来。” 99

当然，关于作者意图的争论始终没有明确一致的意见，最具典型性的艺术作品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解读，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公开性使这些作品更加具有典型意义。当然，谢里夫的论断提醒了我们要避免这样一种危险，即用我们当今的态度去解读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在那两个10年的时间里，英国关于战争的小说和电影的蜂拥而出，并没有宣扬一种特别清晰的反战信息。它们真正尖锐地强调的是战争的恐怖，而保留了对最终意义的公开性解读的可能，读者们和观众们可以依据自己之前的信念对其意义进行判断。对于亚瑟·庞森比来说，1914年的战争就是一个错误，在1928年仍然是一个错误，他有根有据地展示了最新的证据。对于亨利·纽伯特来说，1914年8月，战争就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而且在1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威尔弗雷德·欧文的最好诗篇，在他看来“好得让人害怕，但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几乎所有的含义都要在一个符号中体现……欧文和其他所有受伤的人都谴责这些老人把年轻人带到战场上送死，他们残酷地承受着一切，但是这主要是在神经上，而不是体现在心脏上”。纽伯特非常严肃地得出结论：“我并不认为这些非常残酷的战争诗句能够深深地令我们的孙辈们感动。” 100 彼时，那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赌注，尽管欧文的诗歌全集在1931年就出现了，但是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

无论进行总结是多么需要做的事情，但是大战的意义却是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被4000万的英国人加以解读，他们年龄不同，党派各异。即使那些经历过1914—1918年的人们实际“也在进行不同的战争”，男人和女人，成年人和孩子们，战壕中的英国士兵和后方的士兵们，他们的解读体会都是不一样的。 101 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年大约有75万的婴儿诞生，英国人口中的大部分已经根本没有战争的经历或者记忆了。这也是为什么把二三十年代的英国作为“病态的时代”一笔勾销的原因。这些人或者痴迷于1914—1918年，或者声称“战争的神秘”已经成为30年代英国人意识的一部分，很少有人走到断言战争是毫无意义的这一步，即使是出于对死者和失去亲人的人们的尊敬也不能这样做，停战协定签订后的10年，“牺牲”的概念仍然是扣人心弦的。 102 关于1914—1918年的战争被证明是结束战争的战争，这一点仍然需要加以判断。最终，战争的意义应该以和平能否持续来加以判断。

第六章　和平

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也许还要更多一些。我们唯一的目标是维持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生活在和平之中。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26年4月10日

我想，夜晚的城市在等待他们……

可怜的、惊慌失措的大军们会听到嗡嗡的声音，

恐惧将与飞行如影随形。

——西格弗雷德·萨松，《1932年沉思录》 1

1920年6月9日，乔治五世为新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揭幕，它暂时性地被安置在伦敦南部的镜宫里面。镜宫是一所巨大的、狭长的温室暖房，最初是为了1851年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而建立起来的。国王承认，“现在很难说，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如何看待这座博物馆”，“也不清楚这座博物馆在他们的脑海中将引起什么样的反响”。但是他希望“这是我们所作所为和所承受的一切表现出来的结果，他们也许会借此回顾战争，它的武器工具，它的组织运作，这一切属于已经死去的过去的东西”。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一座战争的博物馆，而且是为了战争筹建的博物馆。让战争消亡，把战争送进历史，将是对1914—1918年的正确的和基本的判断。 2

“不重蹈覆辙”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一个流行性警句。但是，就像我们在前面各章看到的那样，暴力仍然是战后欧洲的地方病，问题在于这一病症能否被遏制，从而避免下一次席卷整个大陆的大战的爆发。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但是探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和平的态度，特别是通过纪念的仪式以及反战运动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是如何理解一战的，也可以了解英国甚至是美国经历的奇异性。我们也将看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当战争的阴云在欧洲大陆聚集的时候，上次战争的“教训”如何引导了为下一次战争所做的计划。

在大战中，有1000万士兵战死，2000万士兵受伤，800万士兵带着无法治愈的残疾返回祖国。如何纪念死者，安抚失去亲人的家属，保障伤残者的生活，成为各交战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当然，各国的纪念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下面，我们将介绍并分析几个例证。

俄国的死亡人数大约是200万，与德国的死亡数字大体相当。当然在苏联时期（1917—1991），没有关于一战的官方纪念碑。共产主义政权把1914—1917年的冲突看成是帝国主义战争，对它的记忆只是因为它触发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而对于俄国民众来说，200万的死亡数字，与随后五年因为内战和相伴随的流行病以及饥荒而造成的900万~1400万的死亡数字相比，也是相形见绌的。因此，把俄国战场的战争沉寂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1915—1916年，沙皇政府制订了建设国家战争博物馆、教堂和公墓的比较详尽的计划，准备把这些建筑设在莫斯科的市郊，这项计划由沙皇的姐姐提供赞助，但是由于革命，这项计划最终成为泡影。尽管墓地仍然存在，但是逐渐由于管理不善而日益破损，并逐渐成为遭到斯大林迫害的受害人的尸首堆积场。最后，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场所被清理出来，建成了一座电影院——“列宁格勒”，这一命名是为了纪念1941—1944年的这座英雄的城市。我们在这里主要讲述的是官方提供的证据：苏维埃政权完全清除了任何关于1914—1917年的记忆，但却把1941—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的地位迅速抬高，使其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最大神话。 3

非常自然的是，在德国，11月11日的周年纪念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的纪念集中在1914年“8月的那些日子”。德国的右翼强调的是位于东普鲁士的坦嫩贝格，在那里兴登堡取得了对沙俄军队的胜利，这一地点成为每年举行反对《凡尔赛条约》和魏玛共和国示威的一个场地。而左派则利用战争开始的周年纪念发动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活动，其口号是“永远不要再有战争”。1924年8月，政府试图疏导这种情绪，试图把对死者的10周年的悼念转换成一个关于反战的纪念活动，同时也是为了纪念1914年8月德国人的统一行动，希望以此推进共和国的团结一致。但是这一努力彻底失败了。一些州，比如最著名的是巴伐利亚州，拒绝参加这场“失败的”和“共和的”游戏，而在柏林和德累斯顿这样的一些大城市，和平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破坏了反战抗议的仪式，这导致了暴力的冲突事件。1927年，坦嫩贝格成为德国主要的战争纪念馆所在地，这是一座中世纪式的堡垒式建筑，最初其中心是20具无名战士的尸体，但是从1935年开始，成为兴登堡本人的坟墓。坦嫩贝格一直是德国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场所，这也是1410年的时候，日耳曼骑士被碎尸万段的地方。但是现在它则成为一个胜利的符号，因为1914年兴登堡的军队包围并且击败了入侵的俄国军队。这一纪念碑使德国作为自卫战争的神话被戏剧化地表现出来，完全不同于英国和法国所认为的德国是侵略者的这种观念。自从战争爆发的几个星期之后，兴登堡那张方形的、粗糙的面孔就成为民族的象征。10年之后，1914年的神话被搬上了银屏，拍成电影《铁血兴登堡》（1929）和《坦嫩贝格》（1932），这是对好莱坞电影《西线无战事》颇具德意志民族主义特色的回答。 4

尽管在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拒绝接受德国“战争罪行”的观念，并且要求推翻《凡尔赛条约》中强加于德国的单方面的苛刻条件，但是20年代的大多数人仍然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最愚蠢的呼吁‘不再战争’得到了广泛的共鸣”，担任军队指挥官的汉斯·冯·赛克特，在1922年也承认这一点，“当然，在德国的民众之中，存在着普遍的、可以理解的对于和平的渴求”。前普鲁士陆军大臣1927年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民众中的厌倦情绪太强烈了，以至于“政党在选举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5 尽管希特勒和极端的右翼分子仍然在庆祝战壕中的“前线经历”，但是德国1100万老兵中的绝大多数在20年代回归了平民生活，而不是进行军国主义的抗议活动。加入右翼“自由军团”的老兵不到40万人，当时最大的战争受害者组织是社会民主党建立的“帝国联盟”，该组织在1922年发展到了顶峰，由超过80万人的老兵、受抚养的家属以及伤残军人组成。这一组织公开宣称自己“是反对战争潮流中的一员”。 6

事实上，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关于他自己战争经历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编造的。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确实服役于前线，即战争进行的51个月中，他的服役时间是42个月，但他不是战壕中的战士，而是一个军团司令部的通讯员。这也是一项具有危险性的工作，但是不像前线的其他士兵那样随时面临着死刑判决。在索姆河战役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预备队士兵，这也是由于他腿部受过的伤以及1918年10月份的第二次住院治疗，希特勒把这次治疗归因于英国的芥末气攻击导致的失明，这也可能是“战争兴奋”或“炮弹休克”的结果。希特勒对战壕中战斗精神的唤起是在1924年暴动失败之后，这是一个后来的想法，主要体现在《我的奋斗》一书之中。直到希特勒掌握政权之前，对于战壕中战士的崇拜从来就不是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纳粹党取得政权后，镇压社会党人、他们的老兵联合会以及纪念1914—1918年的反战传统。虽然在1929年之后，关于战争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书籍不断出版，这部分是出于对雷马克的一种反应，同时也反映了在向大危机滑落的进程中人们的失望情绪。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另一场战争几乎没有什么热情。1938年的捷克危机期间，希特勒从战争的边缘收手，公众的忧郁情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7

德国在纪念问题上的相互冲突的尝试与努力，主要集中于1914年战争开始时期，因为关于战争的结局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相反，战胜的协约国，主要关注的是1918年德国对于战败的承认，他们通常纪念的是11月11日，而意大利纪念的是11月4日，那天是他们与哈布斯堡王朝停战协定生效的日子。英国的纪念仪式，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是即兴而起的，但是就像我们在最后一章看到的那样，很快赢得了一局，而且因为战争纪念碑的建立和默哀的仪式，其形式更加具有神圣感。1921年11月，英国皇家军团开始建立，很快发展成为英国最主要的老兵组织，它从法国进口了150万朵人造的罂粟花，进行销售以帮助退役军人。这一次，公众的热情再度令当局非常震惊，在陆军元帅黑格的支持下，罂粟花的诉求很快成为另一种民族的纪念仪式，罂粟花主要由伤残士兵制作，女士们则进行销售。到1928年，收入超过了50万英镑，而在停战日佩戴罂粟花几乎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8

在法国和美国，停战日很快成为一个公众的节日，这主要是由于老兵组织推动的结果。美国老兵组织的规模和政治化程度都要超过英国军团，同时也由于这些老兵的事务是由非常敬业的部门或者官僚机构处理的。在这一点上，美国与英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两个国家里，11月11日为以前当过兵的人提供了纪念胜利和战友之情的机会。美国军团为停战日准备的活动是严格依照顺序进行的，包括上午的庄严爱国仪式、下午的体育赛事，以及晚上的“烟火和舞会”。在英国，停战那天的晚宴和舞会则成为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建议举行“胜利舞会”（用以援助军人的慈善行为）在1925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第二年停战日的时候，《每日快报》指出，这是“关于停战日纪念的最令人震惊的项目”，纪念应该具有“明显的严肃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天要进行庆祝的感觉会逐步降低和减少”。1927年，新闻媒体发起了首次“英国军团纪念庆祝”活动，地点选定在厄尔球场，内容有全体合唱和阅兵，而这很快成为每年固定的程序，并提供了一种非常高雅的纪念方式。可以看出来，在英国，准备好的纪念日更多的是为了失去亲人的家属，而不是为了这些幸存下来的老兵。 9

“英国军团”的力量相对软弱是需要特别强调的。相反，在德国有很多的老兵团体，它们都有政治上的极化倾向，并且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例如，“帝国战旗组织”经常被与社会党扯在一起；而“钢盔团”则被与极端的右翼组织联系在一起。为了宣传的效应，每一方都夸大其成员的数量。1925年，帝国战旗组织宣称有300万成员，而实际上它比较活跃的成员可能从来没有超过100万人。但这一数字仍然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可能是钢盔团规模的两倍。如果与英国进行进一步的对比，这些德国组织在本质上是准军事化的，对魏玛共和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帝国战旗组织是一个局部的例外，它对士兵没有采取极端崇拜的态度，而且主要是反对军团，保卫共和国。但是它的存在同时也反映了魏玛共和国没有能够建立起对军事力量的垄断地位。在法国，老兵组织的政治分立与军事化倾向都不如德国那样严重，但是存在两个较大的组织，一个是“联邦”，另一个是“全国联盟战士”，前者比后者要左得多，它主张与德国志趣相同的组织建立起联系。而极端右翼的全国联盟战士的成员，在1934年2月参与了非常戏剧化的街道示威游行，推翻了达拉第政府。 10

相比之下，由4个对立的组织合并在一起形成的“英国军团”，主要是受到以前军官们的控制和引导。它的精神气质因此具有保守的特征，但是并不是盲目的和具有军事化倾向的。该军团的势力在英国西部和南部比较强大，超过城市化的北部和威尔士地区，其力量主要来源于英国的乡村和集镇。该组织采取会员制，其人数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为31.2万人（1929年），在大危机之前数字下降，到1938年再度恢复到40.9万人。这也意味着它从来没有超过以前服务团体数量的10%。但是，法国的老兵联合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大约有300万名成员，大约一半都是活下来的退役士兵，几乎占到了选民的1/4。历史学家尼尔·巴尔观察到，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运动，它没有明显的政治偏好，而且在它的队伍中，退役军人组成的团体比例是比较低的，这样的老兵团体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11

作为一个直接为老兵游说的院外集团，老兵团体的作用之所以非常有限，可以用令人非常揪心的战争补偿金问题加以解释说明。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对于残疾的英国退役军人的照顾，按照传统是属于私人的慈善事业。这反映了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以及资金较少并且要保持平衡的预算需求，反映了它们对自由的偏好。在一战期间，战争补偿金问题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至少有100万的英国伤残军人返回家乡，当然，志愿者和慈善机构发挥了带头作用，就像那场罂粟花的请愿一样，为盲人提供帮助的圣邓斯坦之家，以及提供假肢的罗汉普顿中心都是属于这样的机构。20世纪20年代晚期，各种形式的战争补偿金大约占到了政府年度预算的7%，在德国，这一比例将近20%。魏玛政府不仅为“残疾老兵提供了最为全面的补偿项目”，而且它也消除了各种敌对的私人慈善团体的努力，这些努力得到社会党和中心党派的支持，其目的是通过成为主要的社会救助力量加强受质疑的政府的合法性。同样的态度也使魏玛共和国对于青年人、妇女和失业者采取了非常慷慨的支持政策。老兵团体组织的游说仅仅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在这一最主要的目标上，其政策是失败的，在大危机期间，因为福利支出的缩减，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抗议，从而削弱了魏玛共和国的权威，加强了纳粹党的支持力量。英国的老兵们从来没有奢望从国家得到更多的补贴，因此没有失望，他们也没有反对政府，尽管他们为这个国家的稳定和生存的民主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 12

美国老兵游说团体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这要感谢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大约62万人死于那场战争。到19世纪90年代，将近100万的退役士兵及其受抚养的亲属得到了政府的补贴。大约占到了联邦预算的40%。这项计划的定义也非常广泛，包括战时服役人员（穿制服仅仅90天就可以），以及残疾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都可以）。因为有了这一先例，“美国军团”（1919年成立）很轻易地就游说成功，政府同意慷慨地为400万的大战老兵提供补贴。1931年的时候，该组织的成员有100万，还有来自全国的1万封邮件，这些无法拒绝的请求都给国会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位说客告诫激进的、持反对态度的国会议员们：“如果你不支持这项议案，那么你的继任者会支持的。”于是，福利在一点点地扩大，最后演变成“老兵们可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到1933年的时候，在老兵身上的花费占到了联邦预算的26%，但是受益人群只占到人口的1%。同一年，英国在一战中受伤的200万士兵中，只有50万得到了残疾补贴，而美国的数字是77.6万人，但是只有23.4万名美国人受伤！这需要经济大危机和一个强有力总统的联合作用，才能进行大幅度的削减。即便如此，国会山也对这项削减能否实施持有怀疑的态度。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明智而审慎地宣布，一旦国会在1933年3月通过这一经济法案，他就要求它撤销禁酒令，据说他当时面带微笑，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喝啤酒的好时候”。 13

相对于英国和欧洲大陆老兵活动的场景，“美国军团”提供了非常有趣的对应性活动。1920年,它还仅仅是美国相互敌视的老兵组织中的一员。1921年，激进的“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组织声称拥有70万名成员，要求把“控制的土地”分配给那些为挽救文明而做出贡献的士兵们，每月租金为30美元，但是这一激进的组织被1919—1920年的红色恐慌彻底破坏了。“国外战争退伍老兵”组织幸存下来，但是其成员在20年代和30年代从来没有超过30万人。因此，与德国不同，“美国军团”成为这个国家最主要的老兵组织，它达到目标的手段是民主的，而非准军事的，特别是在向国会施加压力的时候也是采用民主的手段。与“英国军团”形成对照的是，“美国军团”设定了大量的政治和社会议程，尤其是致力于推进“百分之百的美国精神”。1921年，美国“国家美国精神委员会”的头头，亨利·赖安宣布：“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民族主义，是为了树立起一种民族意识。”在红色恐慌中，军团扮演了一个非常核心的角色，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和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都用它来对付极端的威胁。它面临的一个对手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该组织形成于战争期间，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军团也经常对言论自由的问题感到非常困惑。军团的一位发言人在倡导教师们要进行效忠宣誓时声称，“我们并不介意开展政府形式的讨论”，“但是必须采取保护措施防止任何形式的政府广告，除了我们自己的政府”。为了在草根阶层推广美国的民族精神，军团资助了学校的征文竞赛和童子军野营活动，而最为成功的是青少年棒球运动，到1930年，大概有来自各州的50万名男孩参与了这项运动。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军团成员指出，青少年的世界杯系列活动，“找到了一个接近精力旺盛的青年人的方法，他们没有时间听长篇说教，也不热心于倾听成为良好公民的清规戒律”。在大西洋彼岸，英国军团也表现得非常爱国，但是这种非常热烈的关于英国精神的谆谆教诲从来都不是其计划的一部分。 14

相比于其他的交战国，尽管英国老兵的游说力量是比较弱的，但是它却滋养了这个国家，帮助它孕育出世界上最强大的和平主义运动。就像我们在上一章提到的，1928年之后，有关战争的书籍和电影的不断涌现重新塑造了公众的态度，关于战争的起源和进程的展示，都对英国的政治家和将军们进行了质疑，关于战争宣传和暴利的启示录给人留下了非常负面的印象。1929年，令人泄气的大萧条的到来，以及战争时期由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引导的工党政府的选举，导致了人民关于战争意义的争论。那是由于威尔斯关于“终结战争的战争”的声明——最初在1914年成为一个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一个宣传口号——从而作为一种信仰抓住了公众的心理。战争的悲剧和损失，污秽及无能，在这种牺牲的言语中仍然能够找到其正当性，还有点类似基督的语调。帝国战争墓地委员会的主任费边·韦尔勋爵在1932年停战日的广播中宣称，“上千万的人都在用同一种语调说话”，“他们是在对世界上的政治家们说，你们已经失败了，没有用战争以外的手段实现你们的目标，我们已经为你们的失败进行了赎罪，不能再失败了，接受我们的补偿，把生活和真理都还给这个世界吧”。两分钟的默哀是一个“嘲讽”，作家拉尔夫·黑尔·莫特拉姆宣称，“只有这一行为能够引起精神的净化，产生出一些明确的解决方案，如此那种大规模的机械化的大屠杀将永远不会再发生”。到20世纪30年代，为了文明进行的战争已经转换成了和平进行的战争，而且那也成为纪念的主要论据。1933年11月，《英国军团杂志》的封面是一座雕像，妈妈抱着她死去的儿子，底座上的文字是“裁军”。 15 因此，在蒂耶普瓦尔和伊普尔，在白宫的停灵台，以及遍布英国的数百个纪念馆，人们纷纷举行了年度的纪念典礼，而这“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是对亡灵的崇拜，使年轻人作为爱国者的死亡理想化，但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新的理想：“战争永远不再有。” 16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和平运动中，妇女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作为新获得选举权的选民，她们表现出了行动上的激进性。1928年之后，尽管女性成为选民中的多数，但是在这两个10年中，女性议员从来没有超过15名（总数大约是550名）。20世纪20年代，有过一次反对女权主义的反弹，主张女性应该专注于家庭生活。但女性组织甚至是最保守的那些，如拥有50万成员的“母亲联盟”，也极力鼓励女性运用她们的投票权和声音，以争取性别平等（例如关于离婚和财产法的改革），并且推进世界和平。 17 她们声称在裁军方面保有特殊的兴趣，这主要是由于她们的双重身份：死者的母亲和男性暴力历史上的受害者。非战主义的知识分子，维拉·布里顿在1934年评论说，“因为女性生育孩子”，“对她们而言，生活以及生活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这些事情对男人们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她坚持认为，“一个战争理念非常流行的文明，总是与女性的利益相对立”，因为“军国主义和对女性的压迫都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当时和平宣传的先锋是“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WILPF），它建立于1919年，发端于战时的和平运动，并利用了当时在奥地利、英国、加拿大、德国、匈牙利、冰岛、波兰、俄罗斯以及美国女性获得的选举权。尽管该联盟属于一个少数派组织，到1926年其成员只有5万人，分布在40个国家，但是在动员观念方面，它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这些努力在1931年达到了顶峰，走在了世界裁军会议的前面。该组织为裁军请愿书征集了300万人的签名，其中一半来自英格兰，它是通过遍及全国的妇女组织网络得到如此众多的支持的。 18

花了6年时间进行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最终于1932年2月在日内瓦召开，59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全世界上千万的男女们签署了和平请愿书。即便是在要求与其他大国享有同等权利的德国，也大约有60万人参加了产业联盟组织的“支持裁军会议”的集会。在一个全球经济大危机的时期，军备竞赛不断上升的费用，使和平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对于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扭曲及其走向成为一个焦点问题，会议带来希望，扭曲则让人恐惧。每一个国家都制造了一些问题：一个国家认定的防卫合法手段，但是对于其他国家，很可能就是公然挑衅的侵略性武器。在1928年的一次讲话中，温斯顿·丘吉尔巧妙地捕捉到这一困境，并且把其比喻成关于动物园的寓言。犀牛宣布，“动用牙齿是野蛮的、恐怖的，应该被严格禁止”，但是坚持角是纯粹的防御性武器。毫不奇怪的是，水牛、牡鹿和豪猪是支持犀牛的，但是老虎、狮子和其他大型的猫科动物则极力反对。熊的态度则和它们都不同，认为牙齿和角都应该被禁止，它辩称：“当这些动物围绕‘火鸡是否陷入恐慌’互相争吵的时候，如果动物们彼此给予温暖的拥抱，这才是更好的选择。”在丘吉尔的寓言中，动物饲养员能够让动物们平静下来，但是在日内瓦，饲养员们本身就是动物，每个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丛林法则很容易大行其道。 19

1931年年末，英国外交部简洁地总结了会议的问题：“世界的复苏（也是我们政策的目标）有赖于欧洲的复苏，欧洲的复苏有赖于德国的复苏；德国的复苏取决于法国的同意，法国的同意（一直都是）取决于免于攻击的安全感。”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德国已经侵入了法国两次，而且其人口是法国的两倍。因此，在得到完全的安全保证，特别是来自英国的安全保证之前，法国领导人是不会裁减军备的。“英国需要表明的是，‘如果德国进攻法国，我将与你站在同一战线上’”，这是1934年法国外交大臣告诉英国外交官的。 20

但是，在经历了1914—1918年之后，这也是历任英国政府都不会做的一件事情。法国政府周期性的请求不断地被拒绝，同样，法国要求英国加入其安全条约网络，主要是法国与东欧新建立的国家缔结的条约体系，它是对1914年法俄同盟的一种替代，这一要求也被英国拒绝了。1925年，奥斯丁·张伯伦，在两战期间最亲法国的英国外交大臣，确实安排了在洛迦诺的谈判，在这一条约中，法国、德国和比利时都接受了目前的边界现状，英国和意大利则承诺反对任何“明目张胆的侵犯行为”。但是，对法国的直接承诺仍然是遭人厌恶的，20世纪30年代早期，英国政治家和公众的情绪已经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孤立主义特征。1929—1930年，关于开通英伦海峡海底隧道的建议，被英国政府严厉地拒绝了，“只要欧洲大陆上仍然存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隧道，如果不能被很好地防御，就会成为潜在的危险；如果能够被很好地防御，军事上的义务就是不可避免的，相当的力量将被冻结在那里，无法进行调动”。即使是罗伯特·樊西达爵士，当时他担任外交办公室的主任，在1932年早期也评论道：“法国事实上已经赢得了我们传统上在欧洲一直寻求避免的东西，如果不说独裁的话，那就是霸权，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如此。” 21

因此，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德国对平等权利的要求，以及法国坚持在裁军之前确保安全的要求，使问题处于僵持的状态。一俟希特勒在1933年得到了政权，他很快退出了裁军会议，并且退出了国际联盟。现在众所周知的是，随着德国的重新武装，英国在1934年也开始重新累积军事力量。这种不断上升的军备竞赛，令人非常警惕性地想起1914年之前的欧洲，也促使英国的和平运动成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

国际联盟位于这次运动的核心地位。联盟在多个会员国都调动起了众多的志愿团体，但是没有一个能与英国同类组织的规模、范围和政治联系相比。在英国，这一团体成立于1918年，得到了跨党派的支持，1925年，它保卫了《皇家宪章》，而后来的历任首相都接受了名誉会长的职位。该组织的领导人是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他来自英国最大的一个政治家族，他是一个天生的改革者，喜欢为不太可能的事业而进行奋斗。塞西尔是最早拥护女性选举权的人，而且长期担任英国行人联盟的会长，帮助引进了驾照考试，并且在城镇中限速每小时30英里。在1918年之后，成立一个维护国际和平的联盟成为他的热情所在，他坚信战争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性事件”。 22

塞西尔是二三十年代联盟的主要推动人，但是组织的真正力量存在于其成员之中。在巅峰时期的1931年，联盟拥有40.7万名成员，拥有遍布英国的3000个分支机构，当然其最强力的支持来自于伦敦、英国的中西部各郡和伦敦周围各郡。它还有大约4000个“具有单独法人地位的联合机构”，如行业联盟、童子军和女子学院，特别是还深入到了新教的教会。相比之下，法国国际联盟的支持力量在1927年只有12.7万人。联盟范围的广泛反映了它的信念，世界大战的灾难已经显示出必须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必要性，而且应该给予公民在外交上的发言权。因此，在学校和大学推进国际主义教育成了优先事项，“没有理由不让‘国际意识’成为普通人知识储备的一部分”，阿尔弗雷德·齐默恩教授观察到，“100年前，普通人应该识字，或者具有阅读地图的能力，同样被看作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联盟成为1918年之后英国日益增长的民主的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23

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鼓励了英国的孤立主义情绪，无论右派还是左派都是如此，右派主要体现在比弗布鲁克的新闻媒体，而左派的工党在1933年10月的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英国“不应参与战争”。作为回应，塞西尔在1934—1935年组织了一个民意调查，其顶点是1935年6月，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厅成功举办的集会。这一调查得到了1160万人的支持（占英国人口的38%）。更引人注目的是，50万志愿者被动员起来，为个体家庭分发选票。而且，这种“入户游行”的参与者大多数是女性。 24 女性们经常运用她们在本地社区的位置得到信任，引发兴趣。一位志愿者回忆说：“我发现附近一带那种小商店是谈论这种调查目的的一个好场所。”学校的教师们，无论男女，都是特别活跃的说客。利兹的一个学校校长写信给议员，强调这种选票的重要性。“今天上午，我履行了停战日的义务，我面对的是450名可能卷入下次战争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投票的年龄是21岁，而调查票是面对18岁以上的任何一个人的原因，因为那是征兵的年龄。 25

尽管后人都清楚这是一次关于和平问题的调查，但是这次调查的正式题目是：“关于国际联盟和军备的国家宣言”。比弗布鲁克的媒体认为这是血腥的投票，其真实目的是与孤立主义者搏斗，推动政府在欧洲的和平进程中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因此，结果肯定不是公众意见的随机样本，反对国际联盟的人是低于适当比例的，他们或者没有提交投票的反馈意见，或者没有被要求这样做。不过，这一结果显示出比较清晰的全国范围的样本，90%或者更多的人支持英国政府继续保持国际联盟的会员资格，支持削减武器的国际协议，并且不能为了私人营利的目的制造或者销售武器。同样，在面临侵略国的时候，压倒一切的意见是采取经济的或者其他非军事手段的制裁措施（87%）。但是，如果用挑剔的眼光进行分析，在武器的使用问题上，意见实际是分裂的，59%的人回答是“可以”，20%的人回答说“不可以”，另外20%的人没有回答。对于这一和平调查的结果，需要对其进行更细密的解读。温斯顿·丘吉尔在回忆录《风雨欲来》（1948）中指出，对第五个问题的回答证明了英国公众已经准备就绪，他们愿意“为了正义的事业，投入战争”。但更确切地说，结果显示出来的是，公众支持“集体安全”原则，反对孤立主义者的倡议，同时显示出对于重新武装以及运用武力反对独裁者的手段抱有相当大的疑虑。 26

和平调查的高潮是与墨索里尼对于埃塞俄比亚的残酷侵略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它的政治影响非常明显，内阁勉强地对意大利实施了经济制裁，随后，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在他与意大利的秘密交易被曝光之后也被迫辞职。在这两个例子中，尽管政府对于收买意大利这一问题都非常敏感，因为更大的战争威胁来自德国和日本，但是也被迫考虑公众的情绪。1936年3月，希特勒对于莱茵兰地区的合并，以及几个月之后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行为，暴露了英国“和平运动”中潜在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体现在那些愿意使用武力保持集体安全的人，同那些明显反对任何形式军事行动的人开始分裂。绝对的和平主义者找到了他们的斗士，牧师迪克·谢泼德，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英国国教牧师，而且也是“电台牧师”的先锋，1936年5月，他正式组建了“和平请愿联盟”。在此之前，英国没有公开的非战组织的成员达到1万名，但到了1936年年末，其成员已经高达11.8万人。这仍然只是国际联盟的支持者的1/3，但是后者的成员在不断减少，到1939年下降到了20万人。尽管该组织拥有著名的奥尔德斯·赫胥黎和伯特兰·罗素这样享誉全国的人物，但是“和平请愿联盟”成员的特殊增长也是因为其创建人的作用，他把贵族的行为方式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知识分子的谦卑有机地结合起来。该组织的成员被视为没有了“谢泼德”的“绵羊”。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和平运动的分歧显示出战争的威胁已经非常严峻，它带来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了集体安全而使用武力。新闻记者金斯利·马丁在1938年观察到，“最终，这是两种信念之间的冲突”，“在危机中，人们才对自己有了清晰的界定”。 27

在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组织规模上能够与国际联盟或者“和平请愿联盟”相比。德国的和平运动被希特勒所镇压，但是即使在最高峰的时期，即1928年，它自称人员达到10万人（也许要少得多）。而且当时遍及全国全境的22个组织呈现碎片化的状态。法国的和平运动具有更巴尔干化的特征，1936年有200多个组织，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人数在不断减少，而不是增加。与“和平请愿联盟”对应的法国组织，是“国际联盟的和平战士”（LIPC），其成员在1935年的时候不到7500人。“法国和平协会”（APD）是一个知识分子精英的组织，成员只有5300人。这明显根植于高卢人的追求和平的方法，即通过国际法和仲裁达到目标。1919年，政治家皮埃尔·科特宣称：“盎格鲁—撒克逊人拿着《圣经》游遍世界，而法国人携带的则是法典。我们的和平概念是司法上的，而不是神秘莫测的。” 28

科特这里所指的是英国和平运动中明显的宗教根基，简直是回到了17世纪贵格会那种无条件的信守非暴力承诺的状态。当阿斯奎斯政府在1916年实行征兵制度的时候，许多人即以宗教理由拒绝服兵役，在大战期间，此人群人数多达1.6万。这种宗教理由在欧洲大陆国家是非常奇特的观念，那里认为军事服役的义务是公民的核心义务。例如，在德国，只有几百人以宗教理由拒服兵役。英国传统上对于志愿军队的依赖意味着1916年的征兵只是暂时推行的一个手段。给这一国家的每个家庭带来的是战争与和平的明显区分。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国民政府一再请求不要征兵，不要重整军备，这种要求直到1939年4月才被摒弃，也就是希特勒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之后。

对以宗教理由拒绝服兵役者的尊重，是英国和平运动具有强大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同等重要的是英国的地理位置。在欧洲大陆上，陆地边界是可以渗透，甚至是可以改变的，和平注定是一种危险的政治奢侈品，在不断侵蚀该国的自卫能力。相比之下，英国在本国和敌人之间，享受了21英里宽的“壕沟式的防御”，这是莎士比亚独特的形象语句。英吉利海峡的宽度足以使其具有一种安全感，但是还没有宽阔到令其高枕无忧的程度，这一点在1588年和1804年的入侵危机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因此，英国对于保持欧洲大陆上的均势抱有浓厚的历史兴趣，认为这样才能够遏制潜在的侵略者。1914年对法国和比利时的承诺就是为了防止德国对于英吉利海峡港口的控制。20世纪30年代关于英国安全的争论中，比较新颖的一个因素就是关于远程飞机轰炸的威胁问题。1934年7月，斯坦利·鲍德温警告议会：“自从飞机发明以来，古老的边界就不复存在了。当你考虑英格兰防御的时候，你不应该只考虑多佛港用粉笔画出来的陡峭的岸边，应该考虑的是莱茵河。”在议员们大喊，“同意，同意”的时候，他继续讲道：“那才是我们的边界所在。” 29

问题不仅仅在于英国安全边界的扩大，也在于英国暴露出新弱点。1932年，鲍德温向国会提交了新的关于恐怖的诊断，他断言，“世界将遭受”“新的恐惧感觉，一种信任缺乏带来的恐惧感”，“而没有比空军更能引发这种恐惧的原因了”，因为空投炸弹，妇女儿童与前线战士一样容易遭受到攻击。鲍德温继续用令人恐怖的直率说道：“即便对于行走在街道上的男人来讲也是如此，地球上没有任何权力能够保护他免于轰炸。无论人们怎么告诉他，炸弹还是能够最终抵达的。”这也是主张制订军事计划的人们的观点。1936年10月，代表三军的联合战略委员会警告说，在任何未来的战争中，德国追求的都是快速的胜利，即在英国强大的经济力量能够施加影响之前就要取得胜利，“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德国对于英国进行频繁的集中进攻就是极有可能的，这也是试图摧毁这个国家的最为可行的方法”。委员会指出，“我们的平民从未被暴露于战争的恐怖之中”，这一点与欧洲大陆不同，而德国人“也许会认为，如果我国民众，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遭遇到这些恐怖之后……大多数人会认为投降是更可取的一种选择”。在1917—1918年的哥达袭击中，仍然有一些非常丑陋的反战抗议声，但是下一次战争的伤亡会更大一些。这些计划者预测说，在空袭的最初24小时之内，大概会有2万人的伤亡，到了第一个星期末，人数可能上升到15万人。 30

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在提交给白金汉宫之前，调子已经降低了。但是它表达了一种人们普遍拥有的观念，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态度趋向，这是一个被强调的观点。首先，“致命的一击”这一概念。当政策制定者们和公众在30年代探讨未来的战争之时，他们想到的是这样一种情节——对英国进行迅速的、毁灭性的进攻。事实上，直到法国崩溃之前，德国一直没有尝试过这种进攻，那时已经是战争的第二年了。其次，它认为人类的损失将是空前惊人的。把计划委员会设计的死亡人数考虑在内，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遭遇的各种空袭中，其死亡人数总数不到15万人，包括闪电战和V式飞弹使用所导致的伤亡都计算在内。正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后来所说，从20世纪60年代进行历史回溯，“1938年我们对于空战的看法，就像今天的人们看待核武器一样”。 31

这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比较。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空军的威胁在电影、小说以及政治家的有导向性的宣传中，都被夸大其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36年预测道，在一次空袭之后，伦敦将呈现大规模的疯狂的混乱状态，医院将遭到袭击，交通将陷于瘫痪，而政府也将由于这种恐怖的崩坍局面而被一扫而空。于是敌人可以任意制定规则。接下来的一年，建筑师约翰·格劳克预测道，我们将迎来“一个建筑的新时代，将来的文明可能将其称为‘防空洞时代’。这可能是另一个黑暗时代的序幕。我们的孩子、孙辈以及重孙子那一辈，可能会生活在废墟之中”。格劳克甚至建议，修建“特殊的避难所似的城市”，以供幸存者居住，从而“至少能使在总体的崩溃发生之后，文明的核心能够被保存下来”。 32 那样的担心在1938年9月是非常确切的事实，那时看起来与德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这种情绪来得晚些，那是在《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后，在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汤因比写道：

很难表述这样一种感觉，即在一个面积狭小、人口密集的国家里，人们对于密集轰炸有着怎样的想法。即使对自己，如果没有经历前两周的那次经历，我都无法表述这种感觉（在伦敦，我们当时设想的是每晚3万人的伤亡，而在星期三的早晨，我们开始确信，而且我非常相信，在关键的三个小时之内可能就会达到这一数字），这有点像面对世界末日一样。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时间将停滞，而正如我们知道的一样，生活将走向终点。这一破坏所有的可怕的前景，毁灭的是一个“英格兰”或者“欧洲”，这其实比个人和家庭被炸成碎片更为糟糕。七八百万生活在伦敦的人将经历这一切。 33

当然，轰炸的阴影一直飘荡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上空，从而模糊了传统意义上的士兵和平民的界限。与英国一样（但是与德国不同），法国的首都主导着国家的政治、金融、工业和文化生活，巴黎人也同样受到轰炸的困扰。按照一位新闻记者的话说：“在密集的炸弹雨的轰炸下，城镇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被摧毁，而毒气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就摧毁诸如巴黎这样大城市中每一个人的生活，上千万的儿童、妇女和男人很快会成为大屠杀的对象。” 34 但是对于30年代的法国而言，这种对于轰炸的恐惧，由于历史上的焦虑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纳粹时期的德国空军进一步强化了德国国防军对于法国北部的威胁，而对于英国，轰炸带来的则是全新的不安全感。因此，30年代的空中恐慌在英国表现得特别敏锐，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对和平运动的史无前例的支持，例如“和平调查”与“和平请愿联盟”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35

轰炸同样塑造了英国的外交政策。1933年3月，即希特勒夺得政权几个星期之后，鲍德温告诉内阁的裁军委员会，有两件事情让他非常恐惧，“第一件是本国在应对空袭方面的不利因素，第二件是德国的重新武装”，他坚信“空军力量是德国要重建的第一项武器”，并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形成一个禁止轰炸的规定”。这也是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鲍德温的主要目标，这一观点得到外交部和陆海军高级军官的支持。“只有空军部想保留这些针对城镇的武器，”一份海军部的备忘录怒称，“这种战争的手段是令人讨厌的，也是非英国式的。”即使在这一会议失败之后，外交部办公室也在主要大国之间艰难地推进这一协议的达成，但是法国不会把这一反轰炸协定与德国问题的总体解决分割开来。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对于法国来说，德国的纳粹空军是德国总体威胁的一部分；而对于隔着海峡的英国来说，它是阿喀琉斯之踵。 36

鲍德温一直寻求达成欧洲的多边协议。然而，在1938年,当战争乌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上空聚集的时候，内维尔·张伯伦决定自己亲自处理希特勒这一问题。今天，人们在谈到张伯伦的时候，往往把他定型为：一个轻信的、容易受骗的老傻瓜。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段里，他被看成是国民政府中真正的能动力量，刚开始担任财政大臣的职位，从1937年则开始担任总理。1938年9月，他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三次访问德国，与元首进行谈判，以避免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引发战争，这是危险极高的赌注。他选择乘坐飞机不仅仅是为了节省时间，而且是为了掌握主动权。他和他的姐姐说道，选择伦敦或者北海进行谈判都不太适合我，“这会使我的妙计很大程度上失去戏剧性的效果”。当时，张伯伦以69岁的高龄，冒着风险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他登上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的照片和影片，很快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他乘坐飞机是为了避免来自空中的威胁，故意使用了这一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特征的运输工具来作为和平的道具。在一战中，张伯伦失去了他的表哥，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诺曼，现在，作为一名首相，他则面临责任的困扰，即他有可能把英国带入另一场大决战式的冲突中去。在他第二次会晤希特勒之后，他特别动情地说起了他飞回祖国上空的时候，特别是看到泰晤士河与伦敦东区时候的感觉。根据内阁的会议记录，“他曾经设想过德国的轰炸机沿着同样的路线飞行，他不断地追问自己，我们能够给目前在飞机下方的成千上万的家庭提供多大程度的保护。而且他感觉到，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还来判定，为了防止以后的战争而进行的战争是否合理”。 37

张伯伦最高级首脑外交的顶点就是他与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第三次会晤。在那里他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和大部分领土，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英国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是那张著名的协议，即两个领导人签署的英国和德国之间永远不会进行战争的协议。时事评论员西里尔·乔德讽刺地说，“这不是美丽精彩的事情”，“这是战争”。 38 这两个国家的民众都狂热地庆祝《慕尼黑协定》的签署。9月30日，在张伯伦飞回英国之前，他的飞机被慕尼黑的民众团团围住。按照一位当代人的评论说，张伯伦因此把自己变成了“涉及上千万名民众的恐怖的形象代言人 ……尤其是在考虑到现代战争残暴性的时候”。在伦敦，从赫斯顿机场到达白宫，仅仅9英里的路程，他的汽车花了90分钟的时间，欢迎的人群层层叠叠，试图与他握手的人甚至站在了脚踏板上。乔治六世采取了非常引人注目的一步，邀请张伯伦来到白金汉宫的阳台上，以示对这个声明的承认。最后，张伯伦回到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情绪非常激动，甚至有点筋疲力尽，他不断挥舞着手中的那纸协议，大声宣布：“我坚信它为我们的时代带来了和平。” 39

在随后的几年内，这些来自1938年9月30日的照片将伴随着公众的记忆。任何如此高调的政治家往往都是行动莽撞的人，张伯伦声誉的崩塌也是非常扑朔迷离的。“慕尼黑”很快成为一个畏缩的、投降的同义词。正如“绥靖”这一名词一样，这一名词在20世纪30年代刚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非贬义的外交词语，意味着关于不公正的和平解决。这种令人感慨的结局，部分是因为张伯伦是一个笨拙的谈判者，没有能够领会希特勒的真正意图，也没有掌握非常艰辛的谈判艺术。他也曾因为权力而得意忘形，他曾经和他的姐姐说过，作为首相，“我只要抬起一根手指，整个欧洲的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姑且不论张伯伦的傲慢，他类似高空走钢丝的会谈的原因，也是出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对可能遭遇轰炸的恐慌的反应，正如在汤因比的信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这种能够感知到的极度危险，引起了英国外交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反应。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英国首相把自己的个人声誉完全押在这样的一个和平建议之上。 40

轰炸机使英国的战略和外交都黯然失色。虽然英国在寻求达成关于武器控制的国际协议，但是一旦德国开始重新武装，英国也必然不可避免地这样去做。当国防需求委员会（DRC）在1933年11月建立起来的时候，最初它建议在三军之中都均衡地进行重新武装以应对德国和日本的威胁。它认为德国是最终的潜在敌人，因此政府应该做好准备，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英国能够在欧洲大陆部署5个师的远征军和1个坦克旅。国防需求委员会提出了一项五年计划，预算是9700万英镑，其中4000万是分配给陆军的。但是这些提议被张伯伦和财政部重新改造。他们被这一项目的耗资巨大以及公众关于轰炸的恐慌感所震撼。他们提议把整体预算削减到6900万英镑，其中只有1900万用于陆军建设，而空军则从52个中队发展到80个。考虑到公众关于西线的记忆，张伯伦警告说，这种关于军队花费的建议将会“引起关于未来意图和承诺的最危言耸听的想法”。因此，他建议应该把军队的花费集中在“公众最高度关注的领域”，也就是英国皇家空军对国内的防务，他坚持认为，对于英国最好的保护，“将是威慑力量的存在，保证这一力量处于强有力的态势，将会使得敌人考虑进攻是否值得。我提议，这种形势只有通过建立与这个国家的规模和效率相匹配的空中力量才能够实现，这也许会在可能的敌人心目中让他们产生敬畏”。 41

威慑的概念一直贯穿于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防务政策之中。“轰炸机总会来的，”鲍德温在1932年辩称，“唯一的防御手段就在于进攻，那也意味着，为了拯救自己，你必须比敌人行动得更快，你不得不杀死更多的妇女和孩子们。”尽管1934年的时候，鲍德温不同意张伯伦非常不平衡的预算建议，但他也没有否认，“从政治的角度看，的确需要做一些事情来改善目前的这种半恐慌状态，目前这种恐慌主要是关于空中的，而且其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反复呼吁，英国的空军力量“不应该弱于任何对我们国家的海岸能够构成打击的国家”。 42

1933—1934年关于防卫问题的争论，是随后的重新武装的重要参数。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中，预算也反反复复，但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预算一直保持在最高的水平之上。而在优先发展的名单中，英国远征军始终处于底端。这也反映了公众对于大陆上第二场流血战争的极度憎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承担起我们需要用另外一个百年才能弥补的损失”，这是乔治·米尔尼将军发出的警告，“如果再发生类似于上一次的战争，文明本身也将被撕成碎片”。为了照顾公众的情绪，内阁禁止使用“远征军”这一术语，即使在秘密的文件中也是如此（而是使用地面力量来代替），并得出结论，“此时不适合发表一项关于我们深度关切比利时领土完整性的比较高调的声明”。军队的计划者们试图反驳这一声明，他们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空军力量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对于欧洲大陆，英国应该承担“有限的责任”。“如果与德国的战争再度爆发，”陆军上校亨利·波纳尔在1936年写道，“为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还得继续战斗。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无论在陆地、海上还是空中都是如此。”但是张伯伦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我们的力量应该更有效地部署在空中，以及海上，而不是构建一支强大的陆军。”1937年12月，内阁指示军队计划部门，其规划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的基础上，即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不会为任何欧洲国家派出地面力量。 43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预算争执中，英国皇家空军一直在预算之争中保持着非常高的地位，但是在重点上有所变化。1938年年末，轰炸机的突袭似乎不是不可避免的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快速的、单翼战斗机的发展，特别是飓风机和喷火式战斗机能够在敌人的轰炸机抵达之前就把其摧毁。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与之相伴随的雷达（就是众所周知的无线电测向）技术的发展，这主要应该归功于鲍德温1934—1935年政治上与金融上的支持手段。《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的那个冬天，政府忙着沿英国的东南海岸构建雷达的国防链条，它们直接与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的电话网络连接在一起，能够可靠地接受指令。英国航空部现在对轰炸机的力量怀有浓厚的兴趣，继续坚持“反击力量仍然是我们主要的威慑和防务力量”，但是1架重型轰炸机的成本相当于4架战斗机，所以财政部在这种新型的国家防御概念之后抛出了重磅炸弹。雷达能够在敌军袭击之前的10分钟提供关键性的预警，而这已经足以令飓风机和喷火战斗机腾空而起，投入战斗，这一点在后来的1940年看得非常清晰。通过这些新型的电子眼，多佛的白垩断崖看起来仍然能够在英国的壕沟式防御中扮演堡垒要塞的作用。 44

飓风式、喷火式战斗机和雷达技术都在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918年之后的20年，英国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在技术的尖端领域层面。20世纪20年代，从绝对数值来看，英国可能是世界上军事开支最高的国家。到了30年代中期，它不再居于第一的位置，原因主要在于德国、日本和其他大国的投入太大，而英国则采取了削减军费的政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皇家海军的扩张超越其他国家对海军的投资，包括各个级别的军舰。”即使它投资的战列舰在 1939—1945年看起来似乎已经过时了，但是其海军仍然处于航空母舰这一重要武器系统的最前沿。1939年，英国拥有7艘航母，美国和日本各有6艘航母，德国1艘都没有。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根植于其强大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克莱德、默西、泰恩赛德和皇家造船厂，同时还依托于约克郡的钢铁厂，以及中西部各郡的机床厂。尽管在1918年之后，军工复合体的力量有所萎缩，但是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也一直在延续，这意味着只需很小的投资就能迅速使其转向战争需求。英国的飞机制造行业仍然依托于精工制作，而没有转向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这种方式的确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飞机制造是涉及新技术的重要工业，喷火式战斗机和兰卡斯特战斗机尤其如此，因而投入也是值得的。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英国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商，大约占据了1/4的市场，它与法国共同主宰了国际上的武器贸易。现在，我们对于英国的印象是比较老套的，认为它是一个新兴的“福利国家”，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导致了它反对军国主义的思想意识。而实际的情形是，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战争国家”，其军工复合体的力量一直与其敌国是不分伯仲的。 45

同时，在进行重新武装这一危险的问题上，英国采取的经济手段比它的邻居要有效率得多。无论是好是坏，张伯伦和财政部的确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军事的花费上建立了优先的顺序，而且限制了不同军种之间的恶性竞争。从更深的层面来看，他们也坚持认为重新武装不应该削减英国经济的基础，而不是像丘吉尔等人那样要求迅速地重新武装。“我并不认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张伯伦在1936年年末写道，“通过仔细的外交运作，我相信我们可以避免战争。也许这一点还表现得不是非常明确，但是如果我们现在遵循温斯顿先生的提议，牺牲我们的贸易来进行武器制造，必然会造成贸易上的损失，而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够恢复，我们不能损害我们的（贸易）自信，因为现在它正完美地存在，而且，我们应该降低税收。”这些观念排除了增加税收的可能性，而且在前凯恩斯的时代，实际上排除了大规模借贷的可能性。张伯伦的政策不仅仅是为了和平时期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未来战争战略的一部分。显而易见的一个道理是，英国的金融和经济健康发展是这个国家的“第四支军队”，在未来的冲突中扮演着与其他三支力量同样关键的角色。1938年3月，约翰·赛门——张伯伦的财政大臣如此写道：“在目前的时段里，我们是处在比赛中运动员的位置，想保留在恰当的时间冲刺的权利，但是目前还不知道终点线在哪里。危险在于我们可能过早地把我们的金融体系摧毁了。”一直到1939年春天，财政部一直持有这种立场，当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之后，赛门被迫承认“这一事件中其他方面的重要性的确超越了金融的重要性”。 46

在海峡那边，没有发生与英国对等的重新武装事件。1936—1938年，因为人民阵线以及它所推行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法国展开了疯狂的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斗争，部门更替在不断发生，其武器政策也变得极其具有政治色彩。1936年，金融危机和萧条开始发挥效力，这制约了法国的重新武装政策，而英国自从1934年开始的重新武装政策与其从大萧条中的经济恢复是协调一致的。结果是，当“静坐战”（phoney war）在1940年结束的时候，法国仍然在处于把空军向高速单翼战斗机转型的过程中。 47

德国的重新武装，主要推动力是希特勒妄自尊大的想象，因而也更加混乱。尤其是1936年，德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预算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最重要的是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长亚尔马·沙赫特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用一种很秘密的方式在协调这一进程。希特勒在1936年9月下令，“四年之内，德国的军队必须具有实战能力”，而且在同样的时间框架之内，经济“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德国的支付危机日益恶化，到了慕尼黑事件的时候，原材料和食品的缺乏不仅威胁到了持续的重新武装工作，而且影响了国内的稳定。德国国家银行发出紧急预警，德国已经“处于通货膨胀的边缘”。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词汇，而其后果可能与战争具有同样的危险性。但是希特勒看待这一困境的视角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英法两国正在重新武装，在这种外部的压力变得压倒一切之前，德国军队的拼死一搏迟早会改变欧洲的平衡状态。至少按照希特勒疯狂的逻辑，这一点是行得通的。1939年8月，希特勒与苏联签订的条约，使之前双方意识形态的仇恨变成一堆废话，但是对于希特勒而言，这是一个给他带来政治机会的鼓舞人心的条约，使得希特勒在不必担心东线的情况下可以展开对西方的进攻，但是投入战争仍是一项巨大的赌注。 48

1939年9月，张伯伦与上千万英国和平主义者感知到了希望破灭带来的巨大痛苦，这种痛苦与英国政府对未来战争中前景的乐观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多亏了张伯伦以及财政部的决策，英国的重新武装并没有削弱其经济乃至英镑的地位。在希特勒那令人畏惧的重磅猛攻之下，英国能够坚强地生存下来，这主要应该归功于新的空中防卫系统。当时，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断定，法国可以抵抗在西线的进攻，1939年8月，已经成为高级政策制定者的波纳尔非常自信地认定，如果战争真的爆发，“我们不会失败。若是去年9月，我们可能会在一次短暂的战争中失败，但是现在不应该了，即使在一场长期的战争中也是如此”。 49 这种自信在今天看起来是非常荒唐的，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一样，1940年5月对于德国戏剧性的胜利，柏林、伦敦和巴黎都是极度震惊的。

无论自信与否，1938—1939年的英国都在再度思考战争问题。这种基本观念的变化也很容易感知得到。我们来看两条言论。1932年，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英国的一位高级外交官，一直对日内瓦裁军会议面临的“基本问题”进行思索：

我们是否准备使用武力保持欧洲现在的状态？是否准备通过和平条约继续限制德国？又或者我们准备结束“战后”时期，允许德国恢复其地位和权利，以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我们是否可以给予这样的一种信任，就是勉强地消解德国的怨恨情绪，这会与联盟条约一起，带来一个真正的和平时代吗？坦率地说，法国的政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50

1932年，卡多根决心沿着战后时代继续推进，就像凯恩斯在1931年所想的那样，他也不确定能够取代这一政策的会是什么。五年之后，未来变得更加清晰，但是看起来却更像过去了。1937年，威尔士人大卫·琼斯出版了《括号里面》这本书，这是关于一个英国士兵1915—1916年在法国经历的叙事式的散文诗集。通常意义上看，琼斯是一位在战后时期从事写作的诗人，它的题目中具有双重的含义：第一，对于应召入伍的年轻人，战争本身就是一个括号，琼斯补充说道，“我们在1918年的时候终于走出了这一括号，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第二，他希望传输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古怪的生活方式在这里都被容纳在括号里面”。单词“这里”可能主要目的是强调一种存在感，表示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期间的生活，但是我认为，这揭示了琼斯隐隐约约的一种担忧，他自己就生活在两次大战期间的括号里面。因此，在这里，我们认为早期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战后时期”的观念，应该转换成为“战争间歇”时期。 51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存在对和平的强烈渴望，那里发生的一切使英国的故事情节进入了一个更多彩的场景。

如同英国一样，美国的反战运动根植于基督教的非暴力传统，这特别体现在贵格派和门诺派之中。美国和平协会早在1828年就建立了。而世俗的和平主义形式则是20世纪的产物，特别是一战的产物，一战期间，共有4000人登记成为“因良知而拒绝服兵役者”，这一术语来自英国。 52 1918年之后，美国的和平主义组织激增，如同英国一样，新获得选举权的妇女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战争是男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他们自身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这是老兵中妇女参政权论者卡丽·查普曼·卡特一直宣称的观点。“从洞穴人开始的年代，他们就一直在进行战争”。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纽约分会1919年宣布：“通过帮助男人们从暴力和杀戮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我们同时也在解放自身，因为在一个被暴力支配的社会里，女性永远体会不到真正的自由。” 53 由于受到进步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许多20年代的和平主义者希望，1914—1918年的大屠杀，以及民主的推进将使国家“宣布战争为非法行为”。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在一开始，美国和法国就断定，也正式宣布了禁止把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手段，这一条约最后的签署国达到50多个，包括英国、德国、日本和苏联，而事实上，10年之后，绝大多数国家对于彼此都有如鲠在喉的感觉。这一条约是美国国务院推行的一项非常狡猾的策略，其目的是转移法国对真正的安全条约要求的压力，并迎合美国国内的和平主义运动。这种平衡性的做法反映了1918年之后美国政策的困境，原则上恪守对和平的承诺，但是没有任何机制保证这一原则的实施。

因为美国参议院在1919—1920年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美国被排除在这一最主要的国际和平机构之外，但这对美国的和平运动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英国，联盟工会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而且与政治精英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比之下，美国的联盟协会（LNA）主要根基在于东部的权势精英，也与华盛顿保持着比较紧密的联系，但是规模一直有限（1931年最高峰的时候，成员达到1.9万人），它缺乏大众的认同。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关注的是法律问题，这一点和法国和平协会非常相像，而联盟协会关注的是简单的基本性的问题。1920年之后，美国的国际联盟会员的资格，是一个在政治上不值得考虑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和平运动中的非战主义因素比英国要强烈得多，而且是与国家预防战争委员会协调合作发挥作用的。在这一伞形结构之下的和平组织，无论在动员大众的支持方面，还是影响国会议员层面，都是非常有成效的。1931年，它们领导了向世界裁军大会的请愿活动，其在1936—1937年发动的紧急和平运动被描述为“在越南战争之前，和平拥护者最统一的一次行动”。这一运动开始于1936年4月，大约有总数50万的高中生和高校的学生罢课参加了示威游行。 54

和平主义者也是美国非常有特色的反对“军火商（死亡贩子）”的政治迫害的先锋。这里非常关键性的人物是多萝西·德策尔，她是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执行秘书，非常有活力。她来自美国的中西部，仅有高中文凭，其背景与传统的妇女领导者都不太一样，像卡特这样的传统妇女运动领导者一般是大学毕业生，而且主要来自东海岸比较富裕的家庭。德策尔成为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主要是在她最爱的孪生弟弟战争中死于毒气之后。1932—1933年，也就是日内瓦裁军会议失败之后，德策尔奔波于国会山，强烈要求对国际上的武器贸易进行调查。最终，参议员杰拉尔德·奈，一位来自北达科他州的非常俭朴然而思想进步的共和党参议员，发起了一项决议案。它的通过同时受益于和平组织的游说活动和1934年春天几个比较轰动的关于对武器制造商结成了“血盟兄弟”的控告。武器制造商的信条，按照《财富》杂志一篇文章的提法，是“在战争时期延长战争，在和平时期扰乱和平”。 55

由奈担任主席的参议员军需商特别调查委员会，完全由进步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所主导，他们对美国东部权势集团和大不列颠都持怀疑的态度。1926年进入参议院之前，奈从来没有走出过美国，甚至没有到达过芝加哥以东的地区，他也从来没有访问过欧洲。 56 在他颇具改革精神的领导之下，1934年9月~1936年2月，委员会举行了93场听证会，其范围远远超出了武器贸易，而且仔细审视了美国对于一战的介入。这就是国会委员会的权威所在，在强烈眩光的媒体审查之下，甚至商业巨头如银行家摩根也要被迫去做证。尽管奈为首的委员会发现了大量的贿赂和内部交易的证据，但是它也没有证据表明国际武器的交易圈专心致力于发动战争。然而，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似乎强化了20年代关于一战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新闻记者雷蒙德·格拉姆·斯温写道，“美国介入一战，部分原因是因为要去解救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家，他们在尽量地向英国供应军需品和贷款。” 57

奈的委员会下定决心要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塑造未来，因而成为1935年8月《中立法》的主要推动者。根据该法案的规定，在任何未来的战争中，总统要对交战国实施强制的武器禁运，并且禁止用美国的船只运送军火。第二年2月，在意大利发动对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之后，新的立法补充了一条禁令，禁止给交战国提供贷款。1937年5月，通过了第三次中立法案，禁止美国公民在旅行的时候乘坐交战国的客船。评论家们讽刺说，这些法律是阻止美国卷入1914—1918年这场战争迟到的努力。更普遍的，也可以说是深思熟虑的看法是：这是对战争时期美国与所有交战国自由贸易传统的逆转，这种传统是托马斯·杰斐逊明确表达过的，即新世界可以“依赖于旧世界的罪恶而发家致富”。 58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商业和金融影响，被看作是其国际影响的重要标志，现在则被认为是一种易受伤害的资源。作为奈委员会的成员，参议员亚瑟·范登堡宣称，“在我看来”，“我们需要的是美国式的中立，在实际的和现实的程度上把我们和其他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隔离开来，但是这在旧的和平从属于商业的原则之下很难做到”。按照他的观点，“附带的商业损失与维护美国和平相比，是极其微不足道的”。 59 塑造中立法案的情绪也是大萧条的产物，这是一个国家失去了其塑造世界事务的自信的表现。小说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写道，“正在孕育之中的地狱肉汤在欧洲，我们没有必要去喝”，“我们被卷入欧洲的大战，一次已经够愚蠢的了，我们不会再被卷进去了”。 60

白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6年8月宣布：“对于战争，我曾经亲眼目睹。我目睹过陆地和海上的战争，我目睹过伤员身上流淌的血液，我目睹过毒气受害者痛苦的咳嗽，我目睹过泥浆中的死尸，我目睹过被毁坏的城市。我痛恨战争，我已经花费了无数的时光，我还要继续用无数的时光，考虑和筹划如何使这个国家远离战争。” 61 罗斯福耸人听闻的语言，尽管是出于竞选活动的需要，但是也反映了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美国人自1919年以来走得有多远。尽管在一战期间担任过海军部助理，罗斯福从来就没有全心全意地拥戴威尔逊的计划。他坚信美国应该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但是认为威尔逊的国际联盟概念对于美国人的利益来说显得过于僵硬和死板。他也从威尔逊努力说服美国的政治和公众意见的失败中，学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训。“如果你试图充当领导，当你回头看的时候，最恐怖的一件事情，”他有一次这样说道，“是发现身后一个人都没有。”罗伯特·舍伍德助理认为：“威尔逊的悲剧在于，他总是处于这种清醒意识的边缘。”由于1919年在全国疯狂的巡回演讲，威尔逊身患中风，使其余生都成为一个病人。这种个人的和政治上的麻痹也特别适用于罗斯福，在1921年身患小儿麻痹之后，他就再也无法站立行走了。 62

1935年，正是罗斯福鼓励以奈为首的委员会考虑中立的立法。这可能是为了转移他们对军火工业不断揭发丑闻的努力，但是罗斯福也持有这样的观念，即美国自1914年以来与协约国的情感和经济的纠缠确实限制了威尔逊的行动自由，而且把美国卷入了战争。 63 他极力想要避免另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这容易令人联想起1915年“路易斯安娜”号的沉没事件。在该事件中，德国的U型潜艇发射的鱼雷袭击了一艘英国定期航行的客船，其实当时船只也被用来秘密地携带军火，这次事件导致128名美国人失踪。但是当奈一旦得到了这一授权，产生的立法结果远远超出了罗斯福总统的愿望，而这将塑造这个10年中其余时间段的美国外交政策。

为了了解危险到底会出现在哪里，我们需要区分两种法律模式。第一，武器禁运和其他的禁令或者是全面的，或者在范围上是区别对待的。换句话说，是针对所有的交战国，还是仅仅针对发动侵略的国家。第二，在执行上，既可以强制执行，又可以任意决定，这完全取决于总统，他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决定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援引这一法律。罗斯福希望这个法案是区别对待的，可以随意决定的，这就允许他运用这一法律对付发动侵略的国家。而得到孤立主义者支持的和平主义运动，对总统表示怀疑，他们寻求强制的、普遍的立法，力求把美国与所有的战争火花隔绝起来，在1935年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但是1937年的法案赋予了罗斯福想要的权力。尽管在武器、贷款、运输和旅行方面仍然是强制性的、全面的禁运，但是现在总统有了自由裁量权，可以与交战国进行非武器的贸易，如果他认为这有利于美国的和平与安全，而且是在遵循“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的基础上。这一词组主要是被伯纳德·巴鲁克通俗化了，他是威尔逊战争工业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他说：“除了致命的武器，我们可以卖给交战国任何东西，但原则是‘现金付款，并且自己来取货’。”“现款自运”原则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中立贸易的收益，但是却使卷入战争的风险最小化了。而且，这一原则的确有利于具有大量的金融储备和商业船队的国家，英国在这方面具有非常突出的优势。罗斯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可以帮助遏制希特勒，但是又不会被拖入另一场战争。1937年10月，他公开宣称，应当将美国与侵略者隔离开来——与范登堡和他的同僚不同——而不是将美国与战争的病毒隔离开来。他后来告诉内阁，“这不能叫作经济制裁”，“可以称之为隔离，我们想发展一种不会导致战争的技巧”。 64

发生在美国1935—1937年关于中立法案的这种比较激烈扭曲的争论，重复了英国在1935年的和平投票运动之后，其和平运动展现出来的那种分裂局面，当时分裂的一方是拥护集体安全的人，愿意采用制裁的手段实现和平，另一方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护和平的人。但是这里的确存在国家之间的差异，因为美国本身就在国际联盟之外，而且它关于一战的修正主义的观点的强度较大。美国关于“死亡贩子”的备忘录，的确刺激了英国去调查维克斯和其他的军火制造商，但是英国政府也一直在试图避免奈那种模式的政治迫害。它成立了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这是通过时间的消磨埋葬争论的一种方式，与美国的方式一样。1935—1936年，尽管有超过200万的英国人提交观点和意见，但整个过程却似乎是对舆论哗然的一种小小的回应，其目的主要是转移对国家重新武装的注意力，反之奈的委员会的工作直接导致了立法，并且约束了美国政府的政策。 65

美国对于战争的恐惧情绪比较强烈，但实际也是比较抽象的。它毕竟远离欧洲3000英里，不会产生与英国同样的对轰炸机的恐惧感。但是罗斯福总统在考虑空中战争的意义方面，确实比他的国民更具远见卓识。1938年10月，他仔细考虑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教训，吸收了驻欧洲大使们的意见。这有助于他理解巴黎和伦敦对于空中毁灭性打击的那种撕心裂肺般的恐惧感。1938—1939年冬天，为了美国长远的安全利益，帮助英法调整空中力量的平衡成为总统关注的首要问题。他告诉其军事顾问们：“德国势力在慕尼黑的复发，促使我们应该彻底调整我们的国际关系。”因此，美国必须立即建立起“强大的空军，而陆军则并不需要与空军同样强大”。他认为，把一支强大的军队派往国外是不受欢迎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能的。罗斯福认为重新武装也是一种外交手段，“当我写信给其他国家的时候，我需要有些东西支持我的说法。今年夏天，我们已经有了5000架飞机，而且很快我们就会具有每年生产1万架飞机的能力，虽然我得征求国会的同意才能把它们借给或者卖给欧洲国家，但是即使这样，希特勒也不敢为所欲为”。 66

罗斯福关于空军重新武装的理念，与张伯伦在30年代中期的理念非常相似——一种大型军队的替代，以及一种外交工具。他私下里告诫那些主要的参议员，希特勒是一个“难对付的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正在发展“支配世界的政策”，国会必须认识到，美国的第一道防线是欧洲那些关键国家、特别是英法两国必须继续独立地存在下去。但是，他也警告说，在未来的战争中，击败德国和意大利的机会只有一半，这主要是由于纳粹德国的空中优势。一旦希特勒控制了欧洲，他就可以对阿根廷、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在这些国家建立空军基地，从而威胁美国的利益。从委内瑞拉起飞，到迈阿密只有不到三个小时的航程，而哥伦比亚基地上的飞机可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袭击巴拿马运河。大体上，罗斯福就是想极力证明，在一个空中力量非常重要的时代，为了保证美洲的和平，就必须保证欧洲的和平。 67

总统非常引人注意的评论的确显得过于夸张——特别是关于德国的空军力量和拉美弱点的观念——但是这也反映了他真正的信念，即美国所珍爱的南北美洲所具有的孤立隔绝与易于防卫的特点，已经不复存在了。空中力量不仅对英吉利海峡不可跨越的特点提出了质疑，正如鲍德温警告过的一样，而且意味着大西洋已经成为一个防务上的废物。欧洲的战争刚一爆发，变化的国际形势就赋予了罗斯福总统所需要的手段，1939年11月，美国通过了新的中立法案。该法案仍然对贷款、旅行和运输实施强制性的限制手段，但是可以与交战国进行各种形式的贸易，包括军备，这同样基于“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的原则。行政部门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和平的手段，罗斯福甚至辩称：“通过武器禁运原则的废除，比这一原则的维持更使美国有可能维持和平状态，今天看来，事实的确如此。”批评他的人看穿了这一欺骗人的两面之词。“我憎恨希特勒主义、纳粹主义（原文如此）和共产主义，这一点与其他人一样，”参议员范登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但是我拒绝接受任何机会主义者的想法——此时此刻这一想法如此实用，如此流行——我们可以不用介入这些冲突，就可以阻止战争的发生，每件事情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包括人力和金钱。其实并不存在任何的中间立场，我们或者全面介入，或者决不干涉。” 68

范登堡的评论是比较恰当的。罗斯福努力要塑造战争形势，同时保持美国的和平，很快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的诡辩很快把和平的游说集团推到了保守的孤立主义者的怀抱，这是由美国第一委员会领导的，怂恿美国推行“半球防御”的“美国堡垒”政策。但是罗斯福迂回曲折的关于集体安全的努力逐渐把美国引向了战争，他的对手们因此结束了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和平的倡导。

在20世纪30年代，和平运动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其影响远远超过欧洲大陆。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比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已经争辩过的一样，对于英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适度的安全战略位置和比较中庸的自由政治文化”。 69 在这里，“适度、中庸”是操作性比较强的词语。30年代的欧洲，极度的不安全感到处存在，而这导致一种观念，即认为和平运动是一种内部的背叛。相反，30年代的美国人安全感极强，从而强化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可以彻底置身于世界大战之外。大洋是美国的防御栅栏，这一栅栏宽达3000英里，而英国只有20英里，这使英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感，但是还不足以使其在空中交战的时代，奉行逃避主义的态度，因此才诞生了和平投票运动和张伯伦疯狂的绥靖主义。

英国中庸的自由政治文化，强化了英国地缘政治的效果。大陆国家存在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传统，因而难以容忍哪怕是出于良心上的反对。这在德国和法国体现得都非常明显，天主教和共和政体的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种非常敏锐的与国家一致的感觉。相比之下，新教具有持异议的传统，该传统对盎格鲁以及美国的自由主义及其和平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美国缺乏政治上的多元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极其薄弱，以及它作为新世界的爱国主义信条的力量，这点与旧世界是不一致的，这有助于把美国的自由主义引导成为十字军东征式的理想主义，就像在一战以及红色恐慌中发生的事情那样。而在英国，一方面是最强烈的保守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有工党力量的崛起，强化了一种政治上的多元文化特征，从而使和平运动能够繁荣兴旺，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

1939年春天，设在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的馆长提交了年度报告，馆长叫莱斯利·布兰德利，他是一位战争老兵，在伊普尔战役中受伤，他简略提到了对乔治五世在1920年那番讲话的印象，在讲话中乔治五世提出要把战争武器转化成为历史遗迹。1938—1939年是博物馆运作最好的一年，有超过45万的参观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来从过去的战争中寻求历史的教训，进行如何应对未来战争的思索。他们关心的都是比较实际的问题，包括壕沟和防空洞的修建，应对毒气攻击的防御，以及有效伪装的方法。布兰德利愤怒地宣称，这些并不是博物馆建立起来需要提供的功能，他坚持认为，建立博物馆主要是为了证明，战争是毫无价值的，是给战争做一个历史纪录，其目的是“终止战争”，而不是为了“纪录一系列战争中的第一场，每一次都比上次更加惨烈”。 70

帝国战争博物馆馆长提交的这份报告是在1939年4月1日的愚人节，恰恰在五个月之后，希特勒入侵了波兰。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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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战争再现

这就是地理上的成本——为什么欧洲的地图从来没有固定不变过呢？

——卡尔·桑德堡，1940年

因此，为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振作起来。我们必须自己承担责任，这样如果大英帝国和英联邦能够存在上千年，人们仍将会说，“这是他们最好的时光”。

——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6月18日 1

E.M.塞尔比，是一位护士志愿者，她在1918年的休战纪念日那天如此写道“当人们想到这些男孩永远无法回到家乡的时候”，“任何人都会忍不住哭泣”，那是她关于大战日记的最后一句。1940年6月7日，也就是在敦刻尔克撤退之后，她再度拿起了手中的笔，同样写出了非常简洁的话语：“另一场战争，同样的敌人。” 2

这几个单词，含义极深。“不再”是30年代非常流行的说法，但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二次由德国人发动的战争改变了英国人对于1914—1918年的观念。“大战”将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这是一个极其无意义的序幕，后者规模更大，也更为恐怖。冲突的模式也是极为不同的。与1918年不同的是，这一次德国被彻底击败了，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差点面临被入侵和失败的命运。1940年夏天——这在丘吉尔的措辞记载中就意味着“最好的时刻”——成为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这不仅是依据1914—1918年的经历做出的判断，而且按照时间顺序来看，也是考虑到20世纪其余的时间段的经历。

对于所有被卷入这场战争的国家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将通过二战的棱镜折射出来，我们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会看到这一点。但是在法国和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包括取得胜利的苏联，关于如何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都产生了诸多的问题。然而，在英国和美国，关于反对希特勒的这场战争的叙述，则完全是明确而积极的，从而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呈现出不同的场景。

1939年9月3日，星期日，11点15分，内维尔·张伯伦在BBC（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电台宣布，英国和德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他的语调充满悲伤，而不是愤怒，他的哀悼主要是因为这“痛苦的一击”使得“他长期以来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了”。就在张伯伦的讲话即将结束的时候，空袭警报笛响彻了伦敦。“我正在隔音室里面弹钢琴，”一个埃塞克斯郡罗姆福德的老师回忆说，“突然，我的妈妈闯了进来，大声喊道，‘别吵了’。然后猛冲过去打开窗户，防空警报笛的声音传了进来， 很快，我父亲在家中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下达了命令和建议：‘都拿起你们的防毒面罩！稳住，别慌！每人都照顾好自己！’”某些人的确感到非常恐慌，屋外一个正在周日散步的母亲，冲到路边的壕沟里，拔起了一把草，她一直在想：“我要把孩子藏在这里，把他们用草盖起来。”其他人的脸部显示出他们假装很有信心，但是一个叫切尔西的人，说出了大部分人的心声，他心脏怦怦直跳，内脏似乎都被搅拌到了一起，“我脖子以下的反应，都表明了我就是一个懦夫”。 3

对于空战的恐慌感，一直伴随着整个20世纪30年代，驱使政府的政策建立在空战来临的假定上。当时政府的假设是，对于伦敦以及其他工业中心致命的大规模空中袭击，可能在战争开始的60天就导致60万人的死亡，政府制订了400万平民的疏散计划，特别是母亲和孩子们的疏散，当然也包括关键的公职人员，把他们转移到威尔士、英国西南部各郡和其他的农村地区。卫生部到处寻找安放30万张病床的地方，这是预计的第一个月的伤亡数字，内政部计划建立集体埋葬的墓地，以及用生石灰焚烧尸体，因为它不可能提供预计所需要的每月大约2000万平方英尺的风干木材来制作棺木。爱和死亡同时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在7、8、9三个月的时间里，结婚率一直保持着历史上的最高纪录，比例是29.3‰。一战期间的结婚率最高点出现在1915年，是22.5‰。 4

1939年9月的头三天，150万的英国人在英国政府的安排下进行了疏散，另有200万人自己进行了安排，从目标打击区逃离出来。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根本没有所谓的大决战，那年秋天，交战双方都避免轰炸对方的国土，许多疏散的人在圣诞节前慢慢回到了家乡。但是，“假战争”的事实（这一词语在1939—1940年的英国广为人知）并不能掩盖或者模糊这次战争与上次战争的差异与不同。1914年8月，危机已经在海峡对面展开，当德国军队驱车通过比利时的时候，英国军队已经部署在前线了。1939年9月，大后方已经变为作战前线，因为英国面临着来自空中力量的致命打击。考虑到350万的人口移动，他们被留下来的家人，以及安置疏散人员的房屋，据估算，大约1/4或者1/3的英国人的日常生活被1939年的战争爆发彻底打乱了。 5

在其他的一些方面，二战也被看作是一战的继续。到1940年早期，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终于承认，至少在私下里已经承认，他们在二三十年代关于德国威胁的想法过于天真。他们决定在这场冲突结束之后，避免重复这样的错误，他们开始构想与法国在和平时期的结盟，这是巴黎在1918年之后一直追求的那种形式，只不过这一追求一直没有实现。奥姆·萨金特爵士，是英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他在1940年2月提出建议，若指望法国放弃一个比《凡尔赛条约》更具惩罚性的条约，唯一选择就是向法国人显示出，他们可以指望英法之间结成一种亲密和长久的合作关系，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都是如此，也就是为了所有可能的国际上的目标，这两个国家在战后的欧洲可以形成非常严密的一体。在这番非常值得注意的致辞中，萨金特强调政府间的紧密合作，而不仅仅是联盟的结构。但即使是联盟，也需要英国进行思想上的革命。因此他建议为公众举办一场重大的宣传教育活动，张伯伦表示：“我完全同意这一提议。”1940年3月28日，这两个国家公开承诺，“在和平的结局显现出来之后”，它们将在所有的区域结成行动上的共同体，这既是出于安全保证的需要，而且在其他国家的协助之下，也有利于重建世界秩序，从而保证民众的自由、对法制的尊重，以及维护在欧洲的和平。同时，英国还在幕后秘密建立起一个跨部门的白厅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界定各个部门之间的责任区域，以保证英法联盟能够有效运转。而且，教育委员会也建立起特别委员会，致力于在中小学加强对法国的了解，并且与BBC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以保证广播内容的恰当性。 6

对于英国外交官而言，德国人在1939—1940年发动的第二次战争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次的继续，也许更精准地说，是第一次战争的改良版，这也是从战争间歇期学习到的教训。英国的战略也受到一战这一先例的影响，在面对另一场冲突的时候，英国优越的财富、海上力量和全球的资源最终将击败德国。据估计，德国将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早期的进攻上，以此进行致命的一击，这种进攻是通过对伦敦的空中打击，以及对西线的陆地进攻来完成的。但是，这场战争中的总体预期，就像1914—1918年一样，主宰战争的终将是防御性的火力，即使坦克战的先行者也坚持这种信念。1937年10月，军事评论员巴兹尔·利德尔·哈特，为《时代》周刊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题目为《进攻还是防御？》，最后的落脚点是对防御的坚强支持。私下里，他评论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军事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如此有效的程度，即可以认为实施进攻性的军队能够突破力量相当的防御性的军队的防线。” 利德尔·哈特的判断是：“法国抵抗崩溃的唯一的可能就是，敌人对其发动连续不断的猛力进攻，从而导致其力量局部失稳，就像在1914年发生的那样。”同样地，温斯顿·丘吉尔尽管高度颂扬1918年的胜利中坦克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是也在20年后怀疑坦克能否“在下一次战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时至今日，反坦克的来福枪和反坦克的大炮已经发展得非常迅速，旧坦克很难拥有足够的厚度去抵抗住它们的进攻”。而且，尽管他曾经因为发出关于战略轰炸的启示录般的警告而著名，但是对于战术上的制空权他仍然有些扬扬自得。1939年1月，他以西班牙内战为例写道：“就战斗部队而言，可以看出来，空中力量仅仅是有益的补充，而不是决定性的武器。” 7

不是英国政府白厅中每个人都有如此自信，但仍然没有人预测到1940年5—6月如此惊人的崩溃。在仅仅四个星期的时间里，一个骄傲自大的、奥地利出身的家伙做了德皇的将军们四年也没有做到的事情，把法国打败，逼其退出了战争。因此，1939—1945年的战争与1914—1918年的战争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西部战线已经不存在了。作为盟军胜利的重要平台，它当然会被重建，但那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要通过水陆两栖作战的方式，而且要比加里波利战役危险得多。直到1944年6月，这一战线才得以开辟，此时已是法国沦陷四年之后。而英国能做的就是与美国结成可能的联盟，从而有一种即使在大战前景最暗淡的时期也没有过的相互依赖感。

对于英国的大后方来说，1940年5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英国的进攻同样开始于5月10日这一天，张伯伦，这位支配30年代英国政坛的人物，也在这一天被逐出政府。这一时间的选择纯粹是偶然的，张伯伦被议会的反对派所推翻，主要原因是发生在挪威的混乱行动，但是这种巧合对于丘吉尔而言是极为幸运的。在战争刚刚爆发之际，张伯伦把他引进了内阁，而这之前，丘吉尔经历了10年的“政治放逐”。其实张伯伦非常不愿意这样做，就像鲍德温一样，他非常讨厌温斯顿那种鲁莽的、狂妄自大的行事方式。而事实上，在挪威崩溃这一问题上，丘吉尔比张伯伦更应该遭到谴责，这一失败很容易成为反对他的一个理由，就像第二个加里波利一样。 8 但是，张伯伦的声誉已经因为绥靖政策的失败而遭到彻底破坏，而唯一的首相替代人选哈利法克斯又因为有病而不能履行这样一个职责，因此，尽管丘吉尔没有任何的党派支持，但是仍然被迅速地推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职位。

同样重要的是，丘吉尔能够构建一种战时的联盟，包括来自工党的高级政治家们，而这些人是不会与他们憎恨的张伯伦一起共事的。特别重要的是，来自工党的欧内斯特·贝文被提升为部长，他直率而朴实，是前工会首脑，他在说服工人们接受总体战的战争需求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自从1931年以来，工党一直处于政坛的边缘，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政府只容纳了被认为是工党叛徒的拉姆齐·麦克唐纳。但是，现在工党则成为政府的心脏，因此，1940年5月10日，无论在英国国内政策还是外交领域都是非常重要的。法国的灾难使得丘吉尔在其执政的前六个月免遭攻击和批评，当时张伯伦仍然担任保守党的领袖，但是政府却在最关键的心脏地带给工党留下了一席之地，从而为其在1945年完全掌权提供了一个起跳板。这同大战期间构建起来的零星的联合不同——那是在1915年迟迟疑疑地开始建立，到1916年才形成真正的结盟关系。

造成法国灾难性后果的部分原因在于，联盟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完全没有想到希特勒使用装甲先锋部队和战术上的空军力量发动了猛烈进攻，从而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但是运气与设计是同等重要的。德国国防军原来的计划是通过比利时发动最初的进攻，这是对1914年8月施里芬计划的重复，随后再对法国军队的主力和英国远征军发动进攻，同盟国把大部分的装甲部队和摩托化军队都部署到了这里。但是，这一进攻延缓到1940年，以及法国对于德国最初计划的掌握，迫使柏林彻底地重新思考。新计划由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将军提出，得到了希特勒的大力支持。在该计划中，对比利时的进攻是伪装的佯攻。实质进攻的中心是比较遥远的南部，即通过阿登山区发动进攻，穿过默兹河（当时守卫这里的是两支比较弱的法国军队），随后向西北部的英吉利海峡推进，切断盟军已经推进到比利时的军事力量。换句话说，这与1914年的右勾拳不一样，而是一记左勾拳，或者说采取镰刀式的切割方式，这也是计划中最为著名的地方。

消息灵通的谍报报告，以及想象中的军事演习，都使德国最高司令部确信，法国把目标锁定在比利时，而且其情报和控制系统过于僵硬，不能迅速地做出反应，这些假想被证明是极其正确的。新计划使巴黎和伦敦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当时丘吉尔正忙于组建他的新政府）才知道他们被彻底欺骗了。那时，德国军队已经穿过了色当的默兹河，正在向海峡推进，他们抵达那里的时间是5月20日，也就是进攻发动之后仅仅10天。 9

无论我们今天回溯起来，这个计划是多么符合逻辑，看起来多么明智，但在当时这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没有一位德国军事指挥官对胜利抱有希望，当时担任陆军参谋长的弗朗兹·哈尔德，认为该计划成功的可能性是10:1，甚至希特勒本人虽然一直对德国及其军队有着神秘的信仰，仍然把色当传来的消息当成“奇迹”。 10 德军最高司令部动员了大部分军队，以确保其空中优势，到5月末的时候，德国30%的空军力量都被消耗掉了。希特勒把9个装甲师中的7个都投入了阿登山区，而且没有任何的装甲储备了。其主力的冲击只能沿着四条非常狭窄的森林道路进行，装甲洪流延绵达到300~400公里，事实上处于严重的阻塞状态，很容易成为盟军轰炸机的目标。而且，因为出其不意和速度同样重要，德国石油储备只能维持五个月的机械化战争，此时被全部用于这次攻击。坦克的驾驶员都得到了大剂量的安非他命（被通俗地称为装甲部队巧克力），以让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72个小时内昼夜不停地驾驶。 11

这之后，一方面，盟国的分析家们，包括利德尔·哈特，试图掩饰他们的尴尬，解释说，德国的胜利是由于其实施了一系列精彩的“闪电战”攻势，这是基于德国的经济而设计的。这是一种虚构的谎言，但的确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借口，以掩饰法国和英国军事上的无能。另一方面，第三帝国并没有把这一胜利归因于技术和战略，希特勒自己都认为“闪电战”是一个“愚蠢的词语”，德国的国防军从来没有在官方的场合中用到过它。德国的宣传机器认为，西线的胜利证明了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以及元首是一个天才。他被宣传为“德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导人”。这一声明的确有些荒谬，而且非常危险，因为曼施坦因计划不是一个全面的战略蓝图，它对法国能够取得成功，应该归因于精密的规划、惊人的胆量、盟军的愚蠢、巨大的好运，以及阿登山区与海峡地理上的接近。这在1941—1942年苏联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就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它面临的是拥有巨大人力物力资源的对手。但是经历过1940年6月的胜利之后，希特勒的将军们也停止了对元首的判断的质疑，元首已经非常明显地改写了军事教科书，所以上一次战争的教训看起来不再有用了，这种狂妄自大后来将被证明是致命的。 1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也曾经面临多次严重危机的时刻。1914年8月，法国首席指挥官，约瑟夫·霞飞将军把目标锁定在解放阿尔萨斯和洛林上，因而对德国通过比利时发动的进攻反应缓慢。丘吉尔的大战回忆录中有一段非常形象地记录了令他恍然大悟的那一时刻，8月24日，他正在读一封英国远征军发来的电报：“那慕尔沦陷了！仅仅一天的时间，那慕尔就沦陷了……我们的心在颤抖……哪里才是这场战争的尽头呢？毫无装备的海峡的港口怎么办呢？敦刻尔克，加莱，布伦！”英国远征军的指挥官约翰将军，想把他那已经损失严重的军队拉回来，为了海岸的安全进行重新武装和部署，只是在得到内阁的直接命令之后才没有这样做，因为内阁对于英法联盟非常敏感，所以命令他加入霞飞将军的反击之中，在1914年9月解救巴黎的“马恩河奇迹”中，这支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发挥了比较关键的作用。 13

英国与法国联盟在大战期间经历的另一次危机发生于1918年4月，也就是在鲁登道夫发动大规模的春季攻势的时候。彼时，英国军队最高指挥官黑格的防区的南部处于相对弱势：在3月21日的皇帝会战中，该部英国军队面临的是德国军队8:1的优势的进攻，黑格的第五集团军已经崩溃，而第三集团军也开始面临崩溃的局面。德国军队在英法军队之间打入一个楔子。鲁登道夫的第二次进攻，代号为“乔其纱”，是沿着弗兰德斯的海岸推进，威胁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到1918年4月12日晚上，德国距离号称铁路枢纽的阿兹布鲁克火车站只有不到6英里的距离，如果阿兹布鲁克火车站被攻占的话，随之而来沦陷的将是敦刻尔克，从而威胁到英国对于海峡的控制。黑格并不是一个善于慷慨陈词的人，但是在4月11日这一天，他发表了被称为“英国历史上最夸张的（因此也是最具纪念意义的）当日命令”。他的结束语如下：“我们必须坚守我们的岗位，直到最后。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只能背水一战。我们相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性，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战斗到最后。我们祖国的安全，以及人类的自由，都取决于这一关键的时刻，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黑格“背水一战”的指令，无论对军队还是对平民都产生了非常清晰的影响。维拉·布里顿从来没有忘记过1918年的这一时刻，她当时是后方的一名护士，工作已经让她筋疲力尽，她是在医院的布告栏上读到这番讲话的，尽管随后有对黑格的攻击，但是她在1933年写道：“我从来也不知道黑格是不是一个非常轻率粗心的人，是不是具有自我欺骗的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在1916年的索姆河大屠杀之后，是否应该这样做，但是在我看来，是他写下了这一特别命令，在我读过这段话之后，我知道不管我能否做到，我都应该继续下去。” 14

1918年4月18日，也就是黑格的命令发出一周之后，丘吉尔给内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题目非常隐晦：《一个关于特定的、假设的意外事件的说明》。他警告说，目前正在逼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撤回我们的左手，还是右手”。他的意思是，“或者与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失去联系，或者与法国的军队分割开来”。毫无疑问，丘吉尔认为黑格的军队必须与法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就像1914年那样共进退，这是为了继续反击已经处于筋疲力尽状态的敌人这一共同的事业。仅仅守卫住海峡，以保存英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是徒劳无益的，丘吉尔警告说，如果这样做，德国人就会轻易地击败法国，然后把英国人赶进海里。丘吉尔关于“假设的意外事件”的判断与白厅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几天之后，西线的结局开始呈现出平衡的状态，直到德国最后精疲力竭。 15

因此，1914年8月和1918年4月，是大战中非常关键的两个时间节点。而且，按照丘吉尔的描绘，英国一直坚持在右翼与法国的合作，而不是仅仅守卫英吉利海峡的港口。但是1940年5月的形势则完全不同，德国的左勾拳切断了英军退守巴黎的路线，迫使英国远征军和大部分的法国军队撤退到了海岸边。这一次“奇迹”不是发生在马恩河，与1914年不同，这次奇迹发生在敦刻尔克。而且这更多的是拯救英国而不是法国。如果不是希特勒叫停了已经筋疲力尽的坦克部队，让他们整修以备战法国人可能的反攻，英法军队可能早就轻而易举地被歼灭在海岸上了。幸运的是，无论德国的步兵团还是纳粹空军都无法完成这一歼灭性的任务。在撤退刚刚开始的时候，白厅抱有的最大希望是撤出5万人，但最后的总数是33.5万人，其中1/3是法国人，后来他们的大部分返回了法国，最后落到了德国的战俘集中营里面。但是英国的士兵，绝大多数是正规军和地方自卫队士兵，成为预防可能入侵的防卫力量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些力量作为后盾，1940年5月末，面对以意大利作为中介与轴心国达成和平的这一建议，丘吉尔是很难抵制的。 16

即便如此，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英国内阁还是意见一致地决定继续战斗下去，希特勒对于西线的征服引起了对1914—1918年战争场景的重新思考。5月25日，参谋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不测之时英国的战略》，这种对于1918年4月丘吉尔报告的暗合，实际上是白厅对法国可能陷落的委婉表述。参谋长的假设认定，战争能够继续下去的关键在于美国“愿意为我们提供全面的经济和金融上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些，我们不会有任何取得胜利的希望，也无法继续战争”。这成为英国外交中的一条公理，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战后都是如此。1940年7月初，当时仍然担任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注意到，“我们现在不再研究如何与法国结成联盟，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如何与美国结成某种形式的特殊关系”。 17

同样重要的是，法国的陷落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现在希特勒完全获得了转向东方寻求生存空间的自由，而这比他预期的要提前好几年。1940年7月末，他命令军事计划制订者制订第二年春天进攻苏联的计划。1941年6月22日，“巴巴罗萨计划”的执行标志着二战中最为关键的战争开始了。法国的崩溃也改变了意大利的外交政策。之前，由于遭到国王和总参谋部的反对，以及与英法相比意大利军事力量的薄弱，墨索里尼对投入战争犹豫不决，但是“曼施坦因计划”的成功改变了争论的态势。“意大利国内对于战争的抵制消失了，”哈尔德将军记录道，“墨索里尼拥有了行动自由。”6月11日，意大利对英法两国宣战，在北非开辟了一个战场，为这场战争添加了另一个新奇的地理空间。欧洲的战争也对亚洲产生了连锁反应，随着法国、荷兰落入德国的股掌之中，英国也在忙于为生存而战斗，这些欧洲帝国没有一个能够抵抗日本的扩张。1940年9月，日本加入了罗马柏林轴心。第二年夏天，随着苏联陷入与德国的战争，日本抓住机会向南入侵了印度尼西亚。只有美国部署在夏威夷群岛的主力舰队是对日本的有效遏制力量，而1941年12月的珍珠港偷袭则拉开了日本闪电般征服东南亚的序幕。到1942年春季，轴心国控制了世界上1/3的人口和矿产资源。所以，法国的陷落使欧洲的冲突彻底转换为一场全球性的战争，这一点和1914—1918年是完全不同的。 18

1940年夏季的战争使英国处于醒目的中心位置，这是1914—1918年英国缺乏的。此一位置是在二战时期突然出现的，但之后也没有变得暗淡无光，这一点和一战之后英国混乱纠结的修正主义是完全不同的。英国关于1940年的宏大叙事由三个戏剧性的时刻构成——敦刻尔克、不列颠之战和闪电战，每一个都综合了英勇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民粹主义的因素，而这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论述中是极为缺乏的。 19

丘吉尔，作为著名的演讲家，构筑了这样的叙事模式，这不仅仅是通过他在广播中的那些著名的话语，而且是通过迅即的历史分析构建起来的。例如，在6月18日，他制造了“法国之战”和“不列颠之战”这些比较持久的标签性名词，还预测说1940年将被看作英国“最好的时刻”。他在8月20日发表的演讲不仅杜撰了关于英国皇家空军的“少数派”这一词组，而且在寻求这次战争与上次战争的区别：对生活的毁灭性减弱了，但是在影响上更具决定性的特征，而且“所有交战国家的整体，不仅仅是士兵，包括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卷入，前线的概念在后方已经穿越了工厂这一层面”。 20

但是丘吉尔对于这种神话构建的贡献仅仅是一部分，还有专家、评论员以及纪录片共同塑造了这一传奇。与现在对1914—1918年的讲述形成对比的第一个因素，是一种英雄的气概。关于英雄主义的古典语言是1914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在鲁伯特·布鲁克的诗歌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也最为有名，而且在大战期间《泰晤士报》发表的每日诗歌中都能够体现出来。但是英雄主义不是对于萨松和欧文诗歌的重复，它也不是20世纪20年代修正主义叙述的一部分。相比之下，1940年，英雄迅猛地回归，而且这些英雄已经超越了战壕。6月4日，丘吉尔的讲话中辞藻最华丽的段落是献给战斗机飞行员的，正是他们把纳粹德国的空军从海岸边赶了回去。“圆桌骑士，十字军，都属于过去了；它们不仅遥远，而且也是平淡无奇的。”“空中骑士”虽然不是全新的事物，在一战期间他们已经成为名人，但那时他们是战争故事的边缘，而1940年战斗机飞行员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他们不仅在已经变黑的西部战线的废墟之上发挥了作用，而且其作用也发挥在英格兰“绿色而舒适的土地”上，因此，如同骑士一样，成为关于不列颠空战的媒体报道的核心。 21

“少数”这一词汇在历史中的地位，因为英国航空部1941年3月出版的一份关于不列颠空战的备忘录，而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备忘录预期的销售量是5万本，但仅仅在第一个月，销量就超过了100万册，而对插图版的订货已经达到了50万册。备忘录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这个故事讲述的不仅仅是地面上的战斗，像1916年那样——炮弹、硝烟、噪音和“地表上的崩溃”，而是在数千英尺的高空中“剑的对决”，是“精通剑术的大师们的决斗”。不列颠之战也被描述为具有史诗般的重要性，“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它誉为马拉松、特拉法尔加”（对特拉法尔加的参考比较，在翻译成法语的时候被删除掉了）和马恩河。“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夫里写道，“它赋予了这场冲突以它能够容纳的非常传奇的层面。” 22

备忘录的题词之中引用了丘吉尔在8月20日的讲话：“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像这次冲突一样，以如此少的兵力，保护了如此之多的众生。”但是在那篇谈话中，丘吉尔实际上仅仅用了不到一句话来描述战斗机飞行员，“我们每天能够用眼睛观察到的光辉的行动”。但是他用两段的篇幅赞美了在德国上空一夜又一夜飞行的轰炸机中队，“英国皇家空军的力量从来没有如此依赖于轰炸机的力量” 。两个星期之后，丘吉尔告诉内阁，“这些战斗机就是我们的救星”，因为它们对不列颠群岛发挥了保护性的作用，“轰炸机编队自身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手段”，“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其他任何可行的方式来对付德国强大的军事力量”。 23 1940—1942年，英国政府授予轰炸机司令部自由行动的指令，但是却对“战略轰炸”的精确度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丘吉尔对战略轰炸的信心在战争后期有所减退，这主要是发生在苏联和美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被投入到反对轴心国的斗争中之后，到1945年的时候，关于轰炸机编队的描述已经不再被列入战争的宏大叙事之中，因为他们在保护妇女和儿童、反对外国入侵过程中的那种骑士般的勇气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清晰的作用，已经变得比较模糊了。“Blitz”（德文，闪电的意思，在1940年秋天的不列颠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是一个匈奴式的对英国的无辜者及儿童进行野蛮攻击的行为，也许可以说，这一点重新修订了关于1914年暴行的故事。直到今日，值得注意的还是，“英国人仍然愿意使用‘德国的’这一单词描绘德国的行为，好像没有一个合适的英语词来表达空中袭击那种令人震惊和极度残忍的破坏性”。在二战期间，死于德国轰炸的英国人数达到6.1万人，相比之下，英美两国的轰炸机在法国杀死了更多的平民——6.7万人，德国战争的死亡人数至少是40万人，而日本则要更多一些。 24

强化英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感。这一点立刻再度体现得非常明显。《泰晤士报》把保卫海峡沿岸港口的斗争宣扬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具史诗般的时刻，与阿金库尔战役、无敌舰队、滑铁卢，甚至于黑格在1918年的战斗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地位。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丘吉尔在众议院里讲道，“我们听说希特勒有一项进攻不列颠群岛的计划”，他补充道，“这是我们以前就考虑过的事情”，而最近的一次威胁发生在拿破仑时期。在演讲结束的时候，丘吉尔宣称自己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将再一次证明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岛国家园，能够安然度过战争的风暴，能够对付暴政的威胁，即使这需要多年的时间，即使必要的时候我们只能单独作战”。“单独”这一词汇成为1940年夏天的一个标语。《那好吧，独自作战》，这是大卫·洛的一幅非常著名的卡通画，创作于法国沦陷之后，画面上是一位英国人，握紧拳头，伸向天空，准备在风雨飘摇的海域作战，洛表现出来一种共同的感受。“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处境了”，一位泰晤士河上的拖船船长大声喊道，“再也没有一起浴血奋战的盟友了。”更高雅的乔治六世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他和母亲说，“私下里讲，我也许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再也没有需要我们礼让和纵容的盟友了”。 25 艾略特宣布，“历史现在就属于英格兰了”，他在诗歌《小吉丁》中体现了此时此刻的炙热情绪，这首诗是1941年在海峡对岸看着德军闪击法国时写成的草稿，其诗句在大战时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就像在1914年说“历史现在是比利时的”一样。而这种与1914—1918年的对比，在苏格兰诗人休·麦克迪米德的诗歌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终于到了这一时刻！现在到了强化信心的时刻!

我们需要坚守真正重要的东西,

不是“为了民主，让世界更加安全”,

而是“拯救文明”或者任何类似的目标。 26

“真正重要的东西”：1940年主要是一场为生存而战的斗争，这使它与1914—1918年的斗争脱离开来。而且，如果进行更深入的对比，这是一场涉及所有人的战争，他们成为英雄主义和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关于国家叙事的民族主义的包容性，构成了与一战的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对比，而且这是通过敦刻尔克、不列颠之战以及闪电战这些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的。1940年6月5日，在为英国广播公司节目所作的“后记”中，作者普里斯特利强调了在临时进行的大撤退中起到一定作用的“快乐的小轮船”，如“格雷西费尔茨”号小轮船，他亲切地回忆起了这艘战前在考兹和怀特岛之间来回穿梭的小船。它以及许多“勇敢地直面摧残的姐妹们”一样，已经永远消失了，因为它们都被德国的炸弹炸沉了。但是普里斯特利概括说：“我们的曾孙曾孙女们，他们在学习我们如何开始这场战争的时候，了解到我们从死亡那里夺得的荣耀，然后再度赢得胜利，可能也会同时学到这些度假用的小船如何勇敢地驶向地狱之地，然后又光荣地返回到英国。”事实上，这些小轮船、渔船和其他的“小型船只”在撤退中发挥的作用是很小的。但是普里斯特利传奇式描述的小品文、约克郡的圆润的语调，以及应用当时英国最受欢迎的通俗歌手的名字，构成了非常巧妙的组合，它敲定了敦刻尔克被记忆的方式。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6月6日的一篇社论，也在鼓励读者们从“敦刻尔克精神”中得到启示。 27

这种民粹主义的主旋律在不列颠之战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尽管英国的媒体迷恋于对战斗机飞行员的宣传，但是它们也赞美了地勤人员，包括在工厂中辛勤劳动的男男女女们，也包括新成立的英国地方志愿军，到6月底，已经有150万人注册登记加入了这一队伍。在丘吉尔的联合内阁中，工党是一个完美的合作者，作为劳工大臣，贝文抓住了大众的心理，在国内实施征兵制度，但是同时支持工人阶级的权利。比弗布鲁克勋爵发动的把盆盆罐罐转换成战斗机的运动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尽管在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过铝的短缺状态，而且到1941年春季的时候，几乎英国的每个城镇都拥有自己的喷火式战斗机基金。一英镑能够支付一架默林发动机的温度计的费用，一便士相当于一个铆钉的价格。当时通过这种手段筹集到的1300万英镑，对军备的总开支来说是杯水车薪，但是这些运动是把“多”与“少”结合在一起的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手段和方式。 28

“人民战争”（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左翼老兵们传播开来的一个术语）在闪电战的大部分时候都得以体现出来，平民们成为第一线的英雄。到1942年年末，也就是取得沙漠中阿拉曼战役的胜利之际，被敌军杀死的妇女和儿童比英国士兵还要多，这与1914—1918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战争中的战壕不是铭记于心的索姆河和弗兰德斯地区的泥浆，而是由伦敦和曼彻斯特被毁坏的街道构成的。而关于闪电战的最持久的影像，已经在新闻纪录片或者类似《图片杂志》的期刊中被表现出来，一个消防队员，高高地站立于梯子之上，非常勇敢地把浇水管子塞进燃烧的房子里面，或者家庭成员在晚上临时寄宿于地铁车站的月台上。与“小船”的故事一样，这种影像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即使在最高峰的时期，即1940年9月27日，17.7万人在地下防空洞寻求庇护，而这一数字实际也只是伦敦留下来人口中的5%，但这却是图片中一直宣扬的场景。闪电战是“战争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人民开始真正成为国家的一部分。 29

1940年这一史学上非常生动的瞬息，具备英雄般的、史诗般的和民粹特征的，给1918年之后的几十年投下了新的，然而也是昏暗的光影。这一基调是《有罪的男人》这本小册子定下来的，这是一个惊人的论断，发表于法国投降两个星期之后，作者用的笔名是“卡托”，实际上是三个左翼的新闻记者，包括迈克尔·富特，他是工党后来的领导人。故事开始于敦刻尔克的海岸，讲述的是“战斗开始之前军队的失败已经是注定的了”，并且回溯到30年代去寻找真正的罪人。这一控告的指向是非常明显的，“麦克唐纳和鲍德温接管了一个大帝国，在武器上具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在自由这一问题上也是安全有保证的”，但是他们却把这些优势导向了国家毁灭的边缘，这是被他们的保护伞张伯伦教唆的。他们对于希特勒的茫然无知，以及在重新武装问题上的失败决策，使得英国对于1940年5月爆发的闪电战完全没有准备，卡托认为这就是犯罪。《有罪的男人》很快成为畅销书，几天之内就卖出了5万本，到1940年年末，销量达到20万册。它实际上为接下来的关于绥靖政策的争论定下了议题，这有点类似于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对于《凡尔赛条约》形成的作用。《有罪的男人》把张伯伦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它也成为左派对右派在20世纪30年代推行的政策进行批判的核心线索。 30

在这些叙述之中，无论绥靖政策还是大危机都成为指责保守党和国民政府的证据，而且试图证明“30年代的世界就不应该是这样的一幅图景”。1941年的《爱在多尔》是沃尔特·格林伍德畅销书的第一个电影版，也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发行的。其中的一句台词引用了联合政府中一名工党成员亚历山大的话语：“我们工作中的男男女女，都已经积极回应了这场战争加于他们身上的任何一个，也是每一个要求和任务，而对我们的回报应该是一个全新的英格兰，失业者再也不应该成为和平时期被遗忘的人群。”“不再”这一词一度成为二三十年代对于停战日纪念的一个陈词滥调，但在这里却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1942年年末的贝弗里奇报告，要求建立一个“从出生到坟墓”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这一报告很快吸引了人们的眼球，销量达到63.5万册，这是官方出版物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销量。民意测验显示，这一报告拥有90%的支持率。在这一表象之下，也有对该报告的实施可能性的冷嘲热讽，“我不能忘记上一次战争中这一块英雄的乐土”，这是一位老兵的评论。人们要求所谓的特权派做出保证，在维持和平这件事情上不能再失败了，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上一次的和平。人们的要求很强烈，但并不是宣传部门夸大的结果。 31

在1945年的选举中，工党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在其竞选宣言之中，以1940年为中心，把两次世界大战连接在了一起，而且具有明显的激进的讲述特征。宣言中讲道：“就英国的贡献而言，这场战争真正是依靠人民的力量赢得的。”上次战争也大体一样，但是之后人们则允许“那些曾经在战争中表现得较好，但是其貌不扬的人”塑造了“适合他们自己的那种和平方式”。他们控制了政府，控制了经济，而且其地域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英国，还波及整个工业世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的经济大危机就是“极少数人掌握太多的经济权力”的恶果。1945年还存在这样的力量，工党警告说：“战后世界的问题和压力仍然在威胁着我们的安全，当然世界也在进步，这种威胁比希特勒1940年的威胁要小得多，我们需要敦刻尔克以及在闪电战的时代里面生存下来的那种精神。”在选举日的上午，支持工党的《每日镜报》告诫读者：“投票给那些为你们赢得胜利的人，你们在1918年的时候没有这样做，而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这篇文章在头版中的绝大部分重印了泽茨在胜利日那一天画的卡通画，那是一个疲倦的、受重伤的士兵，举起了一顶桂冠，上面写着“欧洲的胜利与和平”，标题是：《这个给你，不要再失去它！》。 32

因此1940年成为新的民族神话的中心。这与加里波利对澳大利亚人的意义不同，即它不是一个民族“发现”的神话，而是“重新发掘”的故事，这是一个国家因和平破灭而陷于迷茫境地时，通过人民战争的火炉重新赢得尊严和找回目标的故事。查尔斯·莫沃特的长篇历史著作《两次大战期间的英国，1918—1940》，出版于1955年，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极其简明：《独一》。莫沃特断言，1940年夏天，也就是在人们等待不列颠之战的时候，“他们在经历过20年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之后，发现自己已经从过去的悔恨中摆脱出来，勇敢地面对新的未来”。这种对比，一面可能是黑暗的、虚度的20世纪30年代的10年，另一面是1939—1945年的光辉成就，呈现出人们对于一战神话观念的非常有意思的转变。而在此书的叙述中截然相反——一场黑暗的战争（不管是悲剧性的，还是徒劳无益的）被设定在爱德华七世的黄金时代这一场景里面，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萨松和格雷夫的作品中被诱发出来的一种情绪。当然，在前两者中战前的画面是颇具讽刺性的，忽略了1914年之前的冲突，包括劳工权利、妇女的选举权和爱尔兰问题。而且同样地，与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大陆相比，英国仍然是比较稳定和繁荣的。但是，与爱德华七世时代不同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战前时期可以被理解为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这是诗人大卫·琼斯在1937年已经看到的一个插曲。为使我们能够站在另一视角审视1914年以来的这段时期，不得不进行再一次的全面战争。 33

与英国一样，1940—1941年对于美国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同样地赋予了人们以一种新的观点和视角来看待20世纪30年代和一战。

美国的媒体现在看待英国的视角比以前更为积极了。相比于20世纪30年代的疑虑，它们现在的关注点在于两国共同的价值观。正如在英国一样，敦刻尔克在美国也被当作是一个转折点。专栏作家桃乐茜·汤普森称它为“几乎成为一场形式上非常奇怪的革命的寓言”，因为“英格兰的小人物们”开始控制这一国家的命运，摆脱了历史上“头衔与财富的登记制度”。夏天的时候，潜在的入侵威胁激发出更多的华而不实的散文与诗歌。1940年6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现在是伦敦时间12点……难道从此之后在不列颠群岛，乔叟、莎士比亚、米尔顿以及国王钦定版《圣经》，济慈和雪莱都将成为被奴役的民族的方言吗？现在是伦敦12点，但不是帝国的12点，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英格兰普通民众的12点，而英格兰最伟大的灵魂与精神正是来自于他们。” 34

美国人被不列颠之战和闪电战深深打动，他们被伦敦人真实的故事打动，无论贫富，英国人都在继续每天的日常工作，尽管他们的连排房被希特勒的炸弹摧毁而被迫躲在防空洞，或者只能睡在地铁站的月台上。美国的广播公司派出了它们最优秀的记者来到伦敦，其中最著名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爱德华·莫罗，他通过广播上的现场直播把现代战争的声音带到了美国人的客厅里面，他用沙哑的声音讲述这一事件，而且极其地实事求是，背衬着空袭警报笛的哀号、炸弹坠落的声音，以及高射炮的咔哒声。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在颂词中写道：“你在我们的房子里烧掉了伦敦城，我们的确感受到了熊熊的火焰。”英国的宣传部给予了莫罗及其同事埃里克·萨法瑞等人全部的合作和支持，包括他们提出免除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的各种要求。鉴于美国人心中残留的对英国宣传的厌恶，这是20世纪20年代修正主义留下来的后遗症，没有经验的美国人的声音很显然比英国人发音清楚然而傲慢的语调在美国的中心地区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35

关于闪电战的追踪报道，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在美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多数美国人在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斗争中，情绪上并不是中立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对纳粹主义的反感，需要自身对西半球提供更强有力的防御。然而1940年的夏秋改变了这一切，尽管在美国占压倒性优势的多数人仍然希望能够置身事外。6月末，也就是法国沦陷之后，被调查的美国人中64%的人坚信置身事外比帮助英国更为重要。但到1940年11月中旬，60%的人认为帮助英国更为重要，即使冒着美国被卷入战争的危险也应该这样做。 36

公众情绪赋予罗斯福总统更开阔的战略空间。1938—1939年，他得以在中立的幌子之下，精心装扮他支持英国的政策。但是法国沦陷之后，他摆脱了这一制约。当时他不仅参与而且史无前例地赢得了第三任总统大选，而且公开把英国视为美国的防务前线，1941年在国会山展开的非常激烈的争论中，他把这一原则写进了法律。《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可以把武器通过贷款或者租借的方式，提供给那些其生存对于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租借法案》对于赢得这场战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罗斯福为其提供的理由塑造了冷战时期美国大部分政策的主旋律。

例如，他在1940年12月29日对整个国家发表了广播讲话。谈话一开始，他就说道，“这不是一次关于战争的炉边谈话”，“这是一次关乎国家安全的谈话”，这是对美国外交词典中的中心术语的比较早的使用，这一术语在关乎美国国家利益界定的问题上非常具有弹性。他引用了希特勒最近的论述：“存在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界。”罗斯福坚持认为：“轴心国不仅承认，而且声明在它们的政治理念与我们的政治理念之间，并不存在最终的和平。”这种关于世界已经分成善与恶的想象，也预示着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罗斯福欺骗了那些仍然在讨论西半球防务的人们，力图证明“如果不列颠沦陷了，轴心国就将控制欧洲大陆、亚洲、非洲、澳大利亚和公海，它们将处于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能够运用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海洋资源来对抗西半球”。他甚至辩称，那些非常著名的美国自己设定的法案是在英国的帮助下得以完成的，例如1824年警告反动的欧洲列强远离西半球的《门罗宣言》，“我们屹立在那里，守卫着大西洋，英国是我们的邻居。没有条约，没有不成文的协议，只是两个同样热爱自由的民族之间的自然而然的合作”。他反问道：“难道有人相信，当自由的英国是我们最强有力的大西洋上的海上邻国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害怕对美洲大陆的任何攻击吗？” 37

罗斯福关于大西洋看法的潜台词，是要对1914—1918年的美国介入战争这一行为进行重新的解释。他没有公开承认这一点，唯恐招致评论家们警告他把这个国家再度引入战争，但是支持同盟国的宣传家们把这一观点公开地表达出来了。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记者沃尔特·李普曼，1919年，他曾经担任过威尔逊总统的顾问，但是很快对总统作为一个和平缔造者的讲话持批评的态度。1917年2月，在为美国介入战争辩护的时候，李普曼创造了一个新的词语“大西洋共同体”，用以描述把美国和西欧连接起来的路径和价值观。1941年4月，在一篇亨利·鲁斯广为阅读的《生活》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再度使用了这一词语，这篇文章为《大西洋与美国》。李普曼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重新解释美国1917年介入战争的行为。他说，这并不是被误导的理想主义的演习，而是深思熟虑的努力，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大西洋的安全，美国在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这一主题思想在1941年被新闻记者福雷斯特·戴维斯进一步发展起来。他的著作《大西洋体系》通过《门罗宣言》和开国元勋们的理念与行为，寻求追溯英国人—美国人利益共同体的历史轨迹。关于美国战时状态的那一章的题目是：《大西洋的第一场战争》。 38

1941年，总统扩大了海军的作业范围，使其延伸到了大西洋，以保护《租借法案》对于英国的供应，并且声称他仅仅是扩大西半球的防御边界，这是出于对于国家安全新形势的考虑。同样地，在太平洋地区，他把美国的主要舰队部署在了珍珠港，距离加利福尼亚的本土基地大概2000英里，主要目的是威慑日本。最终，这一舰队与其说遏制住了日本，不如说是激怒了日本，成为日本建立太平洋帝国要努力打击的目标，当时整个西半球正忙于防御，这是对1919年巴黎和会中所受屈辱的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然而，尽管美国1942年对日作战主要集中在菲律宾、珊瑚海和中途岛，但是美国政策的中心在地理上仍然属于大西洋。对于罗斯福1940年新大西洋主义概括的最好观点体现在李普曼出版于1943年4月的著作《美国的外交政策：共和国之盾》中。这本书很薄，还不到200页，但是很快成为畅销书，印刷量达到50万册，并在诸如《读者文摘》的杂志上进行连载，同时向部队提供了定价25美分的平装本。该书最核心的论调认为“大西洋不是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边界，它是一个通过地理、历史和至关重要的必要性结合在一起的国际共同体的内海”。李普曼设想的共同体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法国等大陆上的同盟国，甚至力求在和平时期延续与苏联的盟友关系。但是其共同体观念更集中于英国—美国这一轴心，而其大西洋主义的概念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核心，这将塑造美国在20世纪其后时间段里的外交政策。 39

无论对于英国还是美国，1940—1941年的危机都是它们看待一战的一个转折点。对于一战影响的看法，受到了1941—1945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而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完全的胜利，这种胜利对于英国而言似乎是极为新奇的，而且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一样，造就了英国对美国的长期依赖，这与1918年之后的时期是不一样的，而且，二战的不同之处还体现在它造就了美国在战后国际事务中的长期领导权。

法国的陷落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等于拆除了一战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战线。尽管在英国的叙事中高度强调英国1940—1941年的“独自”作战作用，但最终击溃第三帝国实际主要依赖的是东方战线，这曾经是1914—1918年协约国最薄弱的地方。在希特勒转向东方实施“巴巴罗萨计划”之后，德国国防军至少2/3的兵力投入到与苏联红军的作战中。从1941年6月到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德国军队中90%的伤亡（被杀死的、受伤的、失踪的和被俘虏的）都是苏联造成的。 40 如果斯大林击败了希特勒（直到1942年年末，这都是一个巨大的“如果”性的假设），那么不可避免的是斯大林会致力于在东欧主导这场战争的结果，这也是影响战后世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巴巴罗萨计划”刚一开始，斯大林就要求英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他没有被丘吉尔极具蛊惑性的谣言所欺骗，很快意识到英国并不愿意跨过英吉利海峡，甚至当面奚落英国首相害怕与德国人作战。丘吉尔非常愤怒，但这种指责却是真实的。斯大林是一位残忍的独裁者，他统治着一个拥有众多人力资源的国家，在把几十万人的军队送去当炮灰方面毫无内疚之感。而丘吉尔领导的是一个规模较小而且非常民主的国家，仍然纠结于索姆河的屠杀，尽量避免与德国人的交锋。丘吉尔反复地告诉斯大林：“如果跨海峡的作战只会导致毫无用处的惨败，我永远都不会批准。”甚至到1942年中期，苏联与美国都成了英国盟友时，丘吉尔仍然感到，“总而言之，我们赢得战争的最好的机会，应该依赖于大型轰炸机。因此在英美陆军能在开阔地面上打败德军之前，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尽管丘吉尔写出了非常详尽的进攻大陆的备忘录，但他最优先的方案是，只有当解放者身份的美英军队先锋部队强大到足以使被征服的人口起来暴动的时候，再实施沿海系列登陆作战。他认为在纳粹德国奄奄一息的时候，所发动的进攻才是真正的致命一击。而这与1944年极其危险的、集中优势兵力的诺曼底登陆是相差甚远的。 41

丘吉尔的外围战略也反映了他对自己军队的忧虑。经历过1940年令人兴奋的日子之后，接下来的两年英国军队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希腊、克里特岛、新加坡和托布鲁克等等。BEF（Back Every Friday）这一术语不再是一个禁忌，人们开玩笑地称其为“每周五的撤退”。1942年的托布鲁克陷落，被丘吉尔认为是整个战争中最严重的失利之一。总共有3.3万名英帝国部队的士兵向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投降，而德意军队的数量只有英国军队的一半。丘吉尔后来写道，“失败是一回事，而屈辱是另一回事”，他把责任更多地推给其将军们，他们在掌握坦克、步兵和炮兵的联合作战策略方面过于缓慢。而在1940年，德国对于这种策略的使用已经非常成功了。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经历一战的打击，英国已经伤痕累累。当时担任帝国总参谋部长官的艾伦·布鲁克爵士，在1942年3月的日记中写到道：“我们军团和部队中一半的指挥官是不适应他们的工作岗位的，而如果我把他们解雇，我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人担任这些职务。他们缺乏担任领导者所需要的品质、想象力、内驱力和能力。造成这种情势的原因在于，我们在上一次大战中失去了最好的军队指挥官，他们本来可以成为我们当下最高级官员的。”当然，德国最高统帅部也可以发出同样的哀叹，他们在1914—1918年的损失更为惨重，但是两国由此得来的教训却是不一样的。鉴于大战的教训，布鲁克及其同事们得到的教训是，他们不能把军队推进得太远。部队的单位得到的命令是非常仔细而明确的任务，他们被告知要巩固既得的收益，而不是相机向前推进。而德国高级军官们被赋予的主动权完全超出了英国人的想象。由于担心士气受损，并且考虑到德国非常有限的人力资源储备，英国军队在战场的信条集中于：用重火力削弱敌人的抵抗力量。1944年3月，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评论道：“为了尽可能小的伤亡，我们必须这样做。” 42

作为精心策划的阿拉曼战役的最高指挥官，蒙蒂（蒙哥马利的昵称）在击败了隆美尔指挥的德意军队并迫使对方在突尼斯投降后成为名人。阿拉曼战役的特征是火力非常集中，这一计划是对黑格1918年胜利的一个完美的回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黑格指挥的60个师的兵力是英帝国有史以来在战场上投入的最大兵力，但是它的成就与20世纪40年代的蒙蒂相比一直被遗忘，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尽管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试图扭转这一观点。相比之下，蒙蒂指挥的第八军团是黑格军队的1/4，但是却使阿拉曼在英国家喻户晓。部分原因在于，英国要强调这场战役政治上的重要性，因为在经历过连续两年的毫无斗志的失败之后，人们已经对于丘吉尔的领导力产生了怀疑。彼时，丘吉尔在六个月内，两次面对众议院的不信任投票。1940年他展现出来的那种蔑视的特质，现在看起来已经不那么打动人心了。一位恼怒的记者写道，“如果他总是那副叼着大雪茄的嘴脸”，就已经不能再引起人们的共鸣了。所以毫不奇怪，在阿拉曼战役取得胜利之后，首相要求教堂再度敲响钟声，而这自从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以来一直沉寂着。正如1940年一样，丘吉尔这一擅长舞文弄墨的人，很快把瞬时的历史塑造成战争中的炙热场面，他把“埃及之战”描述成为“不是结局”，甚至不是“结局的开端”，但也许就是“结局的开端”。除却宣传的原因，黑格与蒙蒂之间的对比也反映了人们对于一战的叙述是比较混乱的，这与1939—1945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拉曼是发生在战争中间时刻比较明确的一场胜利，而黑格的“百日进攻”发生在1918年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其成就被德国内部的垮台这一事件夺去了光芒。尽管现在有非常明确的证据表明，这场长达四个月的杀戮耗尽了德国的力量和士气，但在当时这一点表现得并不明显。1916年，协约国的前进步伐没有超过7英里，而更为明显的是英国的大量伤亡，死亡、受伤加上失踪的人数达到了42万人。索姆河不能看成是一场胜利，而阿拉曼则被炒作成了二战中最具有决定性的时刻之一。 43

丘吉尔和布鲁克推行的消耗战略，其目的是通过较少的英国人以生命代价达到消耗敌人的目标，目标指向轴心国地中海“比较柔软的下腹部”。在北非取得胜利之后，盟军于1943年9月入侵了意大利，希望通过意大利的快速倒台使半岛的大部分纳入盟国的手中。但是德国决定为意大利而战，而亚平宁山脉提供了很好的防御空间。例如，夺取位于山顶的卡西修道院就花了四个月的时间，这令人想起了1914—1918年战壕里的战斗。在观测满目疮痍的卡西战场时，德军指挥官感觉似乎回到了30年前的索姆河战场。同样地，在1944年6—7月的诺曼底抢滩战，盟军每天的伤亡率超过了1917年的帕斯尚尔战役。事实上，1940年5月发生在法国的战斗，1941年夏季在苏联的战斗，以及1942年早期在北非的战役，这些机动性的战争都是比较异常的。1939—1945年的大部分战役是由步兵在战壕或者掩体中打下来的，是他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然，二战中的英国兵一直坚信，无论状况多么糟糕，他们的父辈在1914—1918年的境遇更为严峻。而统计数据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1939—1945年，英国军队的伤亡人数（包括死亡，受伤和失踪的人数）共计36.6万人，而1914—1918年仅西线这一数字就是250万人。 44 二战的高峰是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同时伴随着其元首的死亡——这与1918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战结束的时候，德国的军队仍然在国外的土地上，而德国皇帝也流亡到了荷兰。毫不奇怪，丘吉尔下令欧战的结束，应该被称为“胜利日”，而不是“休战纪念日”或者“停火日”。 45

回溯到1927年，当时陆军参谋部参谋学院被一再提醒，“战争并不是目标本身，而是实现最终目标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只有经济上的胜利才能确保一种繁荣的、令人心安的和平”。与1918年不同的是，1945年对英国而言是一场胜利，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这主要应该感谢英国的盟友。苏联成为击溃德国军队的主力，其伤亡至少是2700万人。美国的损失比英国要小，但是美国向英国提供的人力和物力、后勤和金融方面的援助规模，的确使1914—1918年英国对法国的援助相形见绌。例如，《租借法案》基本上涵盖了英国在整个战争期间大部分的赤字支出。 46

在1943年11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最终促使丘吉尔决定在第二年春天实施跨海峡作战。但是首相一直在抱怨“这一战役是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当局强加给我们的”。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夜里，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跟妻子嘀咕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当明天早晨你醒来的时候，也许有2万名的士兵已经被杀死了？”事实上，6月6日这一天的伤亡数字“只是”1.1万人，而且尽管诺曼底战役的进行是比较从容的，但滩头阵地的战役非常迅速。到9月中旬，随着法国和比利时的解放，艾森豪威尔军队所处的位置是战役制定者们认为到1945年5月末才会到达的地方。1944—1945年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现在被人们遗忘的决胜武器之一就是2.5吨载重卡车，它们沿着不断延长的交通线，为艾森豪威尔军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补给。尽管脑海中的步兵还是字面上的含义，但丘吉尔不得不承认，他对美国战争机器令人钦佩的速度和灵活性印象非常深刻。他也暗指了英国的外交政策，“我们军队的规模仅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而且很快缩小到只有美国的1/3”。他在1944年12月哀叹道：“对我而言，像以前那样处理问题已经不可能了。” 47

而且，英国军队的信条不可避免地受到1914—1918年“教训”的塑造和影响。美国在那场战争中卷入的时间非常短暂，不足以淹没1861—1865年那场所经历过的规模最大的战争的遗产。内战之后，联邦军队打败南方联邦的战略被美国军方加以总结和升华，发展成为“适用于所有全面战争的战略”，即通过压倒性的优势力量，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经济资源以及继续战斗下去的意志。实施这一战略的标志性人物是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一位非常残忍的北方指挥官。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中，美国决定性的优势不是人力资源上的竞争，1941—1945年美国仅仅动员了90个师的兵力，这与苏联在1945年出动的400个师，以及德国在战争期间投入的300个师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美国取胜的武器在于火力。这意味着炮兵的数量和精准度非常重要（准时、定位），而对于这些，英国人只能幻想。同时，战争也是空中力量的竞争，1944年，美国制造出来7.4万架飞机，比英国和苏联的总数还要多1/3。为了摧毁敌人的大本营以及继续作战的斗志，美国具备了真正摧毁敌人家园、实施“闪电战”的资源。其花费的顶点是在原子弹上的投入，达到了20亿美元。到1944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英国、苏联、德国和日本的总和。 48

英国极其有限的资源，加上一战带来的精神限制，使得一场歼灭战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才有了丘吉尔的间接战略。然而美国不仅具有实施歼灭战的能力，同时也有这种愿望。美国对于一战的解读与英国不同，美国军队也是依照内战的模式运作的。罗斯福在1943年1月宣称，必须根除德国的战争能力，要求敌人完全的“无条件投降”，完全地清晰地使用了格兰特在1862年使用并且普及开来的这一词语。在使用这一词语的时候，罗斯福的意思一部分是为了回应苏联的疑虑，因为斯大林一直担心英美两国没有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是因为两国想与德国单独媾和。但是罗斯福总统更深层的动机在于，通过“无条件投降”的声明，避免1918年之后希特勒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一直煽动的“伤人的暗箭”的传说重演。这一次，德国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被击败。罗斯福发展了关于德国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的固有观念。1944年，罗斯福写道，“存在两种思想流派”，“一种是在对待德国人的问题上采取了利他主义的态度（他认为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还有一些人主张采取更严厉的态度，当时提倡这一态度的是克列孟梭和泰迪·罗斯福总统”“毫无疑问，”罗斯福继续写道，“我属于后者。”依他之见，“无条件投降”仅仅是完全彻底根除德国战争能力的第一步，他当时没有认真考虑就主张消灭德国的工业，认为这是战争能力的基础。当然他也希望德国被分解成为一系列的小国，就像俾斯麦之前的时期一样。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在于“不要在德国人的脑海中留下帝国的概念”，那个单词应该在语言中成为贬义词。 49

罗斯福从上一次战争中得到的更大教训在于：有必要确保一个更为有效的和平。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他从来都不是威尔逊国际联盟的全心全意支持者。他的结论是，“国际联盟只是一个辩论社团”，而且是一个贫乏可怜的辩论社团。早在1923年，罗斯福就建议在国际联盟内设立“执行委员会”，既有长期的，也有流动的成员，从而保证大会的决议更有分量，也更有方向。这也是他在战争期间进一步发展起来的观点。 50 当他和丘吉尔在1941年8月签署《大西洋宪章》的时候，正是首相本人提议要构建一个“有效率的国际组织”，以安抚极端的国际主义者回归故土的愿望。总统则完全反对这一提法，因为这一提法在美国会激起“怀疑与反对”。无论如何，他的感觉就是，“没有比重建国际联盟的大会机构更徒劳无益的事情了”。他认为，战后和平的有效维持有赖于他所称的“警察”，这最初是英美两国的设想，但是在战争期间其认同感不断扩大，苏联、中国和法国也被包括在内。但是盟国中较小的国家，如挪威与荷兰等，在全球的监控中可以发挥“表面上的作用”，但也仅限于此，因为它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采取任何有效的手段，或者说在任务执行的过程中，都不需要认真加以考虑”。罗斯福关于国际安全的概念体现在1945年建立的联合国结构之中，设立了安理会以平衡联合国大会，其中囊括五个常任理事国，正如罗斯福所指出的，这是对他1923年提议的一种回应。 51

1944—1945年，美国国务院做出巨大的努力与其他国际主义者团体进行合作，极力给美国公众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即联合国是这个国家面临的“第二次机会”。“今天，也就是1944年，我们面临着与1918年类似的经历，”当时担任威尔逊基金会主任的夏洛特·马洪说道，“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代人，有这种回首往事的特权，而且能够获益于其巨大的悲剧性错误。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代人。”威尔逊基金会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濒临垂死的边缘，但是由于这场战争而重新恢复了活力，1944年职员人数已经翻倍了。总统作为美国国际主义先锋的那种自我牺牲的形象复活了，威尔逊在出版的一系列的传记中被特别推崇，特别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电影《威尔逊》，这部电影是在1944年8月首次公映的。 52

这部电影的导演达瑞尔·扎纳克对威尔逊十分痴迷，他特别擅长拍摄传记类的史诗电影，如《林肯先生的年轻时代》。现在他想把“一个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世界和平这一伟大事业的人，把他的悲剧性故事搬上屏幕”。由于奢华的场景和大量的演员阵容，这部电影制作成本史无前例地达到了520万美元，甚至比《飘》还多出了100万美金。但是其票房的收益，特别是在美国内地，并不是很理想。电影结束放映的时候，其损失达到了220万美元。扎纳克拒绝让深受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如威廉·鲍威尔和罗纳德·考尔曼出演威尔逊，被认为是收益上失利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扎纳克非常顽固地坚持以《威尔逊》作为片名，而没有采用更能引起回忆的名称，如《灰色小车来来去去的时代》（这是1914—1918年流行的军曲）。但根本性的问题也许在于威尔逊自己的个性，尽管电影很努力地把他塑造成为一个热爱运动、唱歌和家庭的男人，但其终究是一位非常严肃的教授和传教士——这肯定不是普通的美国人愿意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去欣赏的那种类型的人。在内布拉斯加州，扎纳克年迈的家庭医生如此说道：“我们为什么要花75美分去看屏幕上的威尔逊？”“他们甚至连花10美分去看活着的威尔逊也不愿意。” 53

然而，《威尔逊》在商业上的失败，并不能掩盖其在政治上的熠熠生辉。到1945年2月，至少有1000万的美国人以极其优惠的价格观看了这部电影，这甚至发生于在影院第二轮以正常的价格放映之前。尽管一些共和党的文件谴责这部电影是为了“富兰克林·德拉诺·威尔逊”进行的“第四项宣传”，评论家的言语却是极为正面的。《生活》杂志称“威尔逊”是好莱坞历史上的最好制作之一，另一则评论的标题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传达出的信息非常明确，甚至是比较夸张的。威尔逊的形象特别吸引人，而其共和党对手亨利·卡伯特·洛奇则被塑造成一个反面人物，他为了自己的个人目的，破坏了总统做出的种种努力。最后，总统因为中风而病倒，不再担任总统，但仍然告诫内阁，国际联盟的理想永远不会死去，“它可能以比我们所设想的一种更好的方式出现”。接下来，在妻子的搀扶下，他走出了房间，走进了历史。这一信息并没有被观众遗忘。在纽约初次演出的时候，威尔逊的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感觉到整个电影院都有这种感受，“我们必须修复那些错误，以免现在的大屠杀再度成为可能”。 54 对威尔逊本人及其作品的兴趣急剧上升，1945年7月，他名列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美国人中的第五位。毫无疑问，罗斯福认为这部电影非常好，并且预测它将产生极佳的影响——尽管当威尔逊因为中风而倒下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一生喃喃私语道：“上帝啊，这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55

当然，这是讽刺性的话语。当1945年4月联合国组织正式开幕的时候，罗斯福已经因大量的脑溢血去世了两个星期，与斯大林关于波兰问题的摩擦限制了大国内部合作的发展，这是他曾经极力去缔造的合作。罗斯福从来没有想过要让美国军队常驻欧洲，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他警告说，国会一定会强迫他在两年内把所有的美国兵都带回家。一些英国外交部的人士担心1919—1920年的情形重演，当时的美国从国际合作摇摆到“扩张性的孤立主义，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特征”。 56 这也是为什么丘吉尔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一直致力于与美国结成长期同盟关系的原因，英美“特殊关系”成为他的口头禅。1946年3月，他在密苏里的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被看作是反苏的号角，其实他更多的是想与美国构建“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包括军事上的合作、共享的基地，甚至是共同的公民身份。丘吉尔大声地宣扬冷战，以证明这种特殊关系是极其合理的存在。 57

在经过四年的对德战争胜利之后，与苏联的对峙导致美国卷入长期的大西洋联盟。第三帝国倒台10年之后，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这在1945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尽管在胜利日的时候，美国在未来世界扮演什么角色这一点仍然是非常朦胧的，但是没有人对美国的权力表示质疑。“这个伟大的共和国已经进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纽约国际先驱论坛报》欢欣鼓舞地评论道，“它第一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58 尽管在为战争做出的努力的同时，美国国内仍然存在一些紧张关系，例如令人担忧的种族关系、严重的房屋短缺等问题，但是能够看得出来的是，对于1941—1945年的描述仍然是非常积极的。这使人们用更正面的视野看待1917—1918年的战争，同时也突出了1919年关于国际联盟斗争的错误。战争不仅按照罗斯福所设想的那样，以德国的全面战败而结束，而且它也帮助美国摆脱了历史上最为严峻的经济危机，当时很多人认为这场经济危机是一战的遗产。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是25%；1940年，这一数字是14%；但到了1944年，仅仅为1%。这种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应该归结于《租借法案》，但是对于许多年轻的美国人而言，武装部队提供给他们的不仅仅是一份有保障的工作，而且包括其他的东西，如一日三顿的美餐，以及非常良好的医疗服务。在所有交战国中，美国最为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它生产出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但是却没有导致民众生活水准的降低。正相反，在1939—1945年，酒精饮料的产量上升了50%，加工食品产量上升了40%，1917—1920年没有完成的工作，现在则成功地完成了。美国既能生产大炮，又能生产黄油，其水平把它推进到了世界事务的顶峰。战争的确是地狱，“但是对于许多处于大后方的上千万美国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其出色之处”。 59

那么，如何去称呼这场史诗般的战争？罗斯福尝试过不同的提法，并且试图传达这样的一种理念，这是为了弱小民族的生存和世界的民主而进行的战争。1942年4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甚至呼吁公众的帮助。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共收到了1.5万封来信和明信片，提出了相关建议，诸如“文明之战”“反对奴役的战争”和“人民战争”。但是最终没有一个能够替代罗斯福本人1941年春天提出的概念，也就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个月，他在多次场合都提到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60 美国人以前把1917—1918年称为“世界大战”（the World War），以区别于美国、中国和巴西加入协约国参战之前，1914—1917年的欧洲战场。德国人同样把1914—1918年称为“世界大战”（Weltkrieg），理由是它是为反对英帝国和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的斗争。但是，英国的标签一直都是“大战”（the Great War），这是对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长达20年战争的回应。一个很罕见的意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它出版于1920年，作者是查尔斯·雷平顿，但是这一题目是吸引眼球的销售言辞，与内容本身并无多大关联。1939年9月之后，英国给新冲突的命名就是“大战”，但是1944年，麦克米伦出版商要求官方的指导名称，并且注意到美国的出版界使用的术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内阁大臣爱德华·布里奇斯承认“大战”的提法与当时是极不相符的。但是直到1948年1月，没有任何官方的正式指导，当时内阁办公室被要求为即将出版的官方战争史提供一个正式的名称。它没有选择“六年战争”的提法，而是决定遵循美国的惯例，这也是丘吉尔在战争回忆录中采用的提法。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批准了这一决定，于是在战争熄火两年半之后，最终的提法是它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战斗。 61

这种提法不是语义学上的琐事，“大战”（the Great War）这一术语已经把1914—1918年置于英国历史本身的高峰：与之相比的是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前的1792—1815年拿破仑战争。但如果简单地称1914—1918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下次大战发生之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则会塑造一个截然不同的讲述的角度，而且也把那次战争置于二战的阴影之下。新闻记者爱德华·卡尔把1919—1939年的时段界定为“20年危机”。 62 其实这是由其他作者发展起来的概念，特别是丘吉尔。丘吉尔在其1948年出版的战争回忆录第一卷前言里介绍这一短语的时候，认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故事的继续”。这也是他要在接下来的6卷里阐述的内容。他宣称“这套回忆录是对另一场30年战争的全面叙述”。在这一卷中，他审视了1919—1939年这段时期，卷名为：《风雨欲来》。其主体思想是，由于讲英语的民族愚昧、粗心和良善的品质，才导致邪恶力量的重新武装。他把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连接起来，统称为“30年的战争”。这一比喻成为后来历史学家和权威们非常喜爱的词汇。 63

“不再”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很少有人在1939年想到这一点，更不要说1940年了。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明显呈现出与一战的不同。它完成了1918年办砸了的工作，其方式是通过第三帝国的无条件投降、其领导者的死亡，以及盟军对德国的占领。1940年的戏剧化情节也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关于不列颠成就的自豪感，这在上一次战争中是没有的。而且由于民众的疏离，以及在轰炸中生存下来的经历，战争也对英国的国内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最糟的闪电战在1941年5月已经结束了，但从1944年6月开始的V式飞弹袭击，引起了另一次大规模的人员疏散（超过了100万人），有1.17万人死亡。而且这场战争通过纪录片的形式生动地呈现出来，抓住了比1914—1918年更富变化性的东西，内容涉及在北非沙漠和苏联草原上的战斗，穿越了意大利的山脉和挪威的篱墙，穿越了德国的平原和亚洲的丛林。这些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电影资料以及随后的电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一战的景象完全集中于战壕之中。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对比，这同时是暴露出人类罪恶的一场战争，把1914—1918年关于“暴行”和“文明”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层面，这也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第八章　罪行

由于对一战中“暴行的宣传”持怀疑的态度，许多人不愿意太相信纳粹对待囚犯的不人道行径。然而，从上个星期开始，美国人不再怀疑这一点了。

——《生活》杂志，1945年5月7日

恶行这一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精神生活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就像死亡是上一次战争的基本问题一样。

——汉娜·阿伦特，1945 1

“当人们在这个星期打开贝尔森集中营大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会为英国的士兵们感到如此的愤怒，”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理查德·丁布尔比于1945年4月19日告诫收音机前的听众，“在黑暗中，我穿过一具具的尸体，蹒跚前行，直到我听见一个非常微弱的、时断时续的呻吟声响起，我发现一个女孩躺在那里，她就是一具活着的骨架，很难猜测出她的年龄，因为她已经没有头发了。她的脸就像黄色的羊皮纸那样薄，上面只有两个洞，那就是她的眼睛……在她后面沿着走廊走到尽头的那个小棚屋里面，濒临死亡的人们正在抽搐，他们太虚弱了，甚至无法从地板上自己坐起来。” 2

那样的故事看起来似乎很陈腐。在20世纪里，我们已经习惯于纳粹大屠杀的场景，还有后来的从柬埔寨到波斯尼亚的针对平民的暴行。所以，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丁布尔比作为一名经验非常丰富的战地记者，在第一眼看到纳粹集中营的时候感到如此震惊。在整理他稿件的时候，中断了五次，并且告诉同事温福德·沃恩-托马斯：“你必须去亲眼看看它，但是你永远洗不掉你手上的气味，永远不要把这种污秽从你的头脑中清除出去。”托马斯从来没有看见丁布尔比如此愤怒，“这是一个新的丁布尔比，一个如此体面的男人因为看到了真正的邪恶才导致了这种变化”。 3

1945年贝尔森集中营的事件是前所未见的，因此让人震惊。它赋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种道德上的清晰界定，而这是1914—1918年的战争在20世纪20年代失去的东西，而且在那之后再也没有重新赢得过这种道德感。关于集中营的电影和照片在纽伦堡审判时被公开，而这再度与1914—1918年的战后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对德国领导人犯下的战争罪行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指控。1945年，战争是突然结束的，这主要是因为一种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新型武器，其威力远远比军用毒气和高爆炸药强大得多。核威慑带来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导致整个人类的毁灭。在一定的时期之内，这种关于恶与善的完全的道德观，就像轴心国与同盟国的截然对立一样，将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对于1945年之后的一代人而言，这种黑与白之间的摩尼教式的划分将界定出对二战的认知，使一战的道德感更加模糊不清，仿佛进入了一个灰色的朦胧地带。

为了辨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恶行的影响，我们必须回溯到一战开篇的那几个星期。1914年8~9月，与贝尔森集中营类似的情况是鲁汶。就像在第一章看到的一样，德国人摧残下的比利时城市，对于英国人来说成为大战的意识形态标志，这是匈奴式暴行的可怕证据，以证明这是“为了文明而进行的战争”。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研究调查证实，大约有6500名的比利时和法国平民（大部分是成年男性）在1914年8~10月，死于德国军队手中。同时代的德国人声称，自己受到游击战的袭击，被卷入一场人民的战争，根本无法在被占领区站稳脚跟。很可能的情况是，惊慌失措的和训练不良的德国士兵们，被派到了一个令他们不知所措的环境之中，他们深深受到法国民间传说“不受约束的神枪手”的影响，传说的主人公憎恶1870年普鲁士军队在法国的所作所为而到处还击普鲁士侵略军。德国士兵被告知比利时人在1914年做了同样的事情，于是他们在鲁汶、蒂南以及比利时的其他地区肆意破坏，任意对平民射击，甚至让其中的一些人充当人肉盾牌。 4

德国人一直顽固地坚持这一观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1914年恐怖分子的“合法的报复”。他们官方的白皮书把正当的理由命名为“在比利时的人民战争之中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而这种破坏完全来自战争的另一方。白皮书在其使用的证据上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但是协约国通过夸张的手法削弱了他们案例的效果。英国的官方报告，是由布莱斯勋爵在1915年5月提交的，该报告根据比利时和法国民众提供的证词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野蛮的行为的确是存在的，有一些事件是执行命令的结果，其他一些也是经过允许的，这是一个体系，也的确是为了达到要把恐怖施加给平民的目的。”报告继续说，“在普鲁士官员的头脑中，战争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神圣的使命，是无所不能的国家的最高级别运作手段之一。”而在法国和比利时民众的层面，关于普鲁士的残忍无情的观点则被夸张地呈现出来。而在本质上，关于德国行为的真实描述不断地被渲染，逐渐演变成一堆捕风捉影的类似神话故事的组合，包括他们如何像匈奴人那样凶残，把士兵们钉在了十字架上，切断孩子们的手，并且建造把尸体酿成黄油的工厂等。 5

为了赢得美国的民心，在1914—1915年，关于德国暴行的故事也被传播到大西洋彼岸。对于英国人而言，非常幸运的是，布莱斯报告是在128名美国人死于“卢西塔尼亚”号之后的一个星期出台的。而德国的暴行在1917—1918年被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所证实和引用，该委员会需要动员民众对于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进行支持，因为那里似乎与美国的利益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这一次关于德国暴行的故事失去了在英法民众中产生的震惊性效果，主要原因在于经历过凡尔登和索姆河的惨烈之后，人们已经变得冷静多了。但1918年，公共信息委员会的主任乔治·克里尔则将这些故事直接展示给公众，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夺人们的思想，为了一种信念上的征服”，其方式是通过海报宣传告诫美国人，要“牢记比利时”，还有诸如“普鲁士的坏蛋与德国的皇帝这一柏林的野兽”。 6

因此毫不奇怪，关于反对“暴行宣传”的反应极其激烈，就像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一样，这等于给20世纪20年代后期修正主义的争论增加了燃料，这种辩论认为1914—1918年两边的道德感实际是一样的，从而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反弹的态势，他们反对美国卷入另一场欧洲的战争。英国人在讲述德国暴行故事的时候，态度也变得更加谨慎。这在1939年英国政府出版的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报告中可以体现出来，报告的题目非常严肃——《关于德国如何对待境内外国侨民的报告，1938—1939》。报告的目的在于宣传希特勒政权的残暴。很多人并不怀疑报告的内容，但是其宣传的效果却被严重削弱了，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普遍流行的对于政府出版这一报告动机的怀疑。其中一人尖刻地说：“所有的细节去年9月我们就知道了”，“然而我们还是在慕尼黑签署了条约。”还有一个人质疑：“这些残暴的故事来自哪里呢？”他的妹妹回答说：“人们对于这场战争没有什么热情，所以政府必须激起一些仇恨。” 7

由于注意到了公众对于宣传的反感，以及当时存在的反犹太主义的潜流，英国宣传部极力避免重复讲述在被占领的欧洲发生的恐怖故事，并在1941年7月的备忘录中强调，必须“注意上次战争中布莱斯报告的教训，那是绝对不应该被忘记的”。英国宣传部认为：“介绍一定数量的惨状的确是必要的，但是这些故事使用的时候必须十分谨慎，而且应该挑选纳粹是如何对待无辜民众的故事，而不是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治对手，如何对待犹太人。”由于一战期间的宣传被搞砸了，甚至一些英国的高级官员都不愿意相信日益增多的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杀人证据。英国内阁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维克多·卡文迪什本廷克，直到1943年8月的时候还毫不怀疑“德国一直设法消灭所有年龄段的犹太人，除非他们适合从事体力劳动”。“但是，至于把波兰人送到毒气室里去杀死”，“我不相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一切已经发生了”。 卡文迪什本廷克感觉到：“我们削弱了我们反对德国的案例的力量，因为我们把这些没有明显证据的、自以为可信的暴行公诸于众。这些关于毒气室里大屠杀的故事，使我想起了上次大战期间的故事，当时传说德国使用尸体来制造脂肪，后来这被证实是一个可笑的谎言，而且还使关于德国暴行的真实故事反而被漠视了，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宣传。” 8

这些对于暴行的恐惧感贯穿了战争的大部分时期。1944年3月，乔治·奥威尔，虽然当时他的身份是一位正在从事宣传工作的学生，但他非常敏锐，对20年代充满谎言和仇恨的宣传进行了评价，认为这彻底损害了30年代宣传法西斯暴行的种种努力。奥威尔评价说，“暴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看作是“谎言”的同义词，“关于德国集中营的故事都是暴行的故事，因此这些都是谎言——基本上每一个普通民众都这样认为”。同样，1945年4月，对丁布尔比关于贝尔森集中营充满情绪化的描述，英国广播公司的职员十分怀疑，并且禁止其播出，直到其真实性得到新闻报告的证实。当时丁布尔比以辞职进行威胁，才使BBC播出了一个经过高度编辑，但是仍然非常感人的版本，英国的听众可能达到了1000万~1500万人次。 9

来自于贝尔森集中营的视觉证据更加让人震惊。陆军随军影像部门人员拍摄的33部电影和200多幅照片“被认为是记录纳粹集中营罪行的，最具有影响力、最具证明性的证据”。这些片子在1945年以纪录片的形式在电影和电视中反复播放。“没有任何一个集中营像贝尔森一样，被如此全面地展现出来，而且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被反复播放”。在该集中营被解放之后，这些片子被反复播放了将近两个月。贝尔森集中营一共关押了4万人，大部分人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斑疹伤寒和其他疾病。还有大约1万具被肢解的尸体，与垃圾等秽物堆在一起。英国陆军电影和摄影部费尽心机地拍下了这些恐怖的场面，以及接下来进行的打扫和清理，包括有的被送进坟墓，有的则进行了“人体洗衣机”的处理，也就是给他们洗漱，用DDT进行消毒和除尘。瘦骨嶙峋的受害人与营养充足的纳粹党卫军男女看守员形成的鲜明对比增加影片的影响效果，相机抓拍了他们冷漠、自大的面孔，再加上不少当地的德国人在附近的乡村玩得高高兴兴的镜头。这些摄影师在技术上做了非常特殊的处理，以应对这些照片可能被诬蔑为伪造的指控，比如，先用长距离的宽镜头拍摄整个集中营的远景，然后用特写镜头逐步移动拍摄特定场面。他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在进行的工作将成为非常形象化的证据，以证明所谓“优等民族”的残忍与麻木不仁。 10

尽管考虑到公众的情绪，这些图像已经经过了仔细地编辑处理，但当它们在英国展出的时候，仍然产生了令人极度震惊的效果。“几乎每个人，每个地方，无论在电车里，还是办公室里，”有人在日记中写着，“他们都在讨论被揭露出来的德国暴行，而这些暴行极为真实，即使是最具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想到情况会这样的糟糕。”另一个人记录道：“我在公交车上、商店里经常听到人们的对话，‘这一定是真的，因为我看到那些图片了’。”这些图片也被印刷在报纸和杂志上，题为《避免遗忘》——甚至改变了两次大战期间的停战纪念日的祷告文。《每日快报》还在特拉法加广场举办了展览，内容是来自贝尔森和其他集中营的22幅图片，题为《眼见为实》。更具有道德意义的是下划线标注的“我们时代的恐怖”，这是1945年4月由高蒙公司英国新闻部发布的图片，在主要展示集中营镜头的时候，穿插着1940年的照片，而评论员的点评是“永远都不要忘记，若非不列颠之战取得了胜利，这可能就是你要经历的事情”。 11

1945年4月18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回答“你认为暴行的故事真实与否”这一问题的时候，81%的英国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在1944年12月，这一比例仅仅是37%。 12 半个世纪过去了，剧作家阿兰·本奈特能够回忆起年轻时候看过的几十场电影，但只有一个新闻纪录片，他的印象比电影还要深刻。这就是“贝尔森集中营活尸体的发现、大量的墓地，以及排成一队队的阴郁的士兵，电影院里充斥着因恐怖而导致的哭喊，尽管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和妈妈比我和弟弟要悲伤得多，但是贝尔森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个名字，而且在奥斯维辛之前很久就已经成为一个恐怖之地”。 13

最后这一句子值得人们进行片刻的反思。人们经常认为是1945年4月的启示使英国人开始真正接触到大屠杀，但这一想法是有误导性的。对今天的我们而言，1945年最具震惊性的特征在于它缺乏对占据大多数受害者的犹太人的强调和关注。其主要目的在于，展示这种毛骨悚然的方式昭示纳粹政权犯下的总体兽行，但却对受害人进行了匿名处理。这部分是战争时期英国展示纳粹罪行政策的一种延续，但同时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英国和美国解放的集中营都位于德国的境内。这是英国1939年的官方报告中已经展示出来的比较熟悉的集中营模式，这里关押的不仅仅是犹太人，也包括共产党员、同性恋者和其他“不健全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德国特意选择出来的。贝尔森、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不同于那种位于波兰的“灭绝式的集中营”，那里至少有130万人被处死（其中主要是犹太人）。

这些集中营的确是纳粹德国的杀戮场，但由于是被苏联红军解放的，而苏联的报告在西方的影响又十分有限，因此在1945年英国的评论中只是偶尔会用一点。例如，英国国会派往布痕瓦尔德的代表团成员会听到被关押者们说起，再往东更远的地方，那里的集中营情况更为糟糕，而许多人都说最糟糕的集中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但那种评论并没有真正引起公众的注意。奥当斯出版社当时出版了一本非常流行的书籍——《胜利》，该书发行于1945年夏天，书中写道，“在德国的境内发现了最为恐怖的景象，这些在布痕瓦尔德、达豪、贝尔森和其他类似的集中营中都有体现”，同时暗示性地提及，还有“诸如此类的死亡营存在”。 14

美国对于集中营的反应与英国是类似的。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都是美国军队解放的，来自于这里的图片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愤怒。爱德华·莫罗，这位声音粗哑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员，因在闪电战期间报道《这就是伦敦》节目而在美国成为一个家喻户晓式的人物，并因在1945年4月15日关于布痕瓦尔德的节目而更加知名。在节目前，他事先警告说这不会是一场“令人愉悦的倾听”。莫罗的讲述似乎充满着难闻的部落中的饥饿的幸存者们散发出来的味道，“死亡似乎已经降落到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们用眼睛微笑”，看到这些人，他仿佛能够看到，“那些营养充足的德国人正在耕种的绿色的田野”。西方盟军的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布痕瓦尔德看到那些恐怖的暴行时也大为震惊。仅仅在一个房间里面，“就可以看到二三十具堆积在一起的裸露的尸体，都是死于饥饿”。美国第三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将军“甚至不想进入这个地方”，艾克补充说，“他说如果这样做，他就会病倒”。参观集中营之后，艾森豪威尔变得更为坚定，就像他告诉五角大楼的那样：“我们必须掌握这些第一手证据，因为在未来的岁月里，如果有一种倾向，认为这些指控仅仅是为了宣传，那这些证据就可以发挥作用。”因此他坚持，当地的德国人必须亲自来参观集中营，而且他还安排国会议员和编辑们都来参观。《生活》杂志是美国销量最好的周刊，该杂志刊登了一组非常具有震撼力的照片，题为《暴行》。编辑说明，虽然许多人对于一战的暴行宣传感到怀疑，在20世纪30年代很多美国人拒绝相信纳粹残忍地对待囚犯的故事，但是现在美国人不再怀疑纳粹的残酷暴行。这是第一次，英美联军拥有了令人无法驳倒的证据，这是通过集中营中的政治犯和奴役劳动展现出来的证据。 15

最后这句话尤其值得注意。与英国一样，美国对于德国境内集中营事件的评论也没有特别关注犹太人的悲剧。对于集中营幸存者最常使用的词汇是匿名的“难民”。大屠杀的概念在美国成为共识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之后，以及1967年的阿以战争，特别是1973年战争之后。 16 对于美国人而言，1945年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为进行二战提供了一个极其正当的理由，而这正是一战中所缺乏的。1945年5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84%的美国人相信德国人在集中营中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就像《生活》杂志所表达的那样，“目前获取的有关德国集中营的证据堆积如山，证明了德国人的野蛮达到了人类退化的最低点”。 17

与证据确凿的罪行相伴而来的是如何进行惩罚的问题。1914—1918年之后，“战争罪”成为一个问题，但是1945年之后伴随着关于暴行的争论，这一问题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事实上，二战的胜利者细心地留意到了这一点，虽然方式不同，但的确吸取了一战的教训。

今日，战争罪这一问题与《凡尔赛条约》的第231条款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但是第231条款从来没有使用“罪行”这个词语，而是仅仅讲到在这场由德国及其盟国强加给协约国的战争中，对于协约国造成的战争损害，“德国及其盟国应该承担的责任”。这里“责任”和“侵略”术语的使用，主要是为了界定法律责任的声明，协助协约国证明索要战争赔偿的正当性，但这种不明确的表达被德国的辩护者在20世纪20年代加以利用，他们认为第231条款是协约国为了证明德国在发动战争中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而进行的一项努力。 18

事实上，第227—230条款在1919年的德国引起了更大的愤怒情绪。第227条声称要建立一个特别的审判法庭，对德国的前皇帝进行审判，其罪名是“违反国际道德和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最高罪行”。而第228—230条，是德国政府承认战胜国享有这样一种权利，即把那些被指控为犯有违反战争法和规则的人，提交军事法庭进行审理，并且承诺移交全部犯有相关罪行的人，并提交相关证据。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第227—231条款放在一起，都是属于条约界定的“责任条款”。德国人称其为“羞耻段落”，认为德国在战争期间的行为与它的“愧疚”具有同样爆炸性的效果，并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发生。被德国人视为民族英雄的那些人，包括兴登堡以及比他级别低的那些人，如果真的被移交给外国的法庭进行审判，那将是对国家主权的屈辱践踏。幸亏当时德国停战委员会主席马赛厄斯·埃茨贝格以极高超的政治手段，才确保了这些条款在1919年6月23日被接受，那是在协约国发出的最后通牒期满前的几分钟签署的，否则德国将面临再次被占领。 19

英国一直痴迷于对德国皇帝的审判，在某种程度上是1918年12月选举活动的需要，因为当时“绞死德国皇帝”和“让德国赔偿”成为选举中主要运用的修辞。劳合·乔治对于公众情绪的利用，在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首相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大多数候选人，包括工党和阿斯奎斯的自由党，都想对威廉二世进行审判。无论公众还是议员的情绪都被终审时那几个星期的关于德国如何对待战俘集中营里囚犯的报告所点燃。大部分的德国战俘营不过仅仅是强制劳动的设施，1918年春，德军因战役胜利而抓获了大批战俘，这些战俘很快填满战俘营，导致战俘营食物和卫生状况的崩溃。11月拍摄的照片上，这些被协约国解救的“移动的骷髅”身上爬满了蛆虫，由于饥饿而濒临疯狂。这些照片在英国激起了强烈的愤怒情绪，因此关于战争罪犯的审判成为和平时期的主要目标。 20

劳合·乔治对于审判德国皇帝态度非常积极。“这些国王们应该为他们犯下的前所未有的罪行遭受到审判。”他在1918年11月20日如此告诫帝国战争内阁。劳合·乔治的激进思想来源于他的一番想象，他希望德国皇帝能够像查理一世在1649年那样，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受审。当然，这也是让德皇的表哥在白金汉宫感到非常惊恐的一幅画面。寇松也认为德皇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但是大多数内阁成员都对审判持非常怀疑的态度。澳大利亚的比利·休斯指出，进行战争是自古以来每个主权国家的特权。丘吉尔则警告说，不偏不倚的公正审判可能很难证明德国皇帝在1914年发动战争这一点上是有罪的，“因为如果把问题彻底呈现开来，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俄国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一些战争内阁委员会的成员赞成先前的1815年波拿巴的那种模式，即把德国皇帝流放到非常遥远的南大西洋的诸如圣赫勒拿或者福克兰群岛。但是那种模式同样具有危险性，奥斯丁·张伯伦警告说，这样会像拿破仑的传说那样创造出一种新的关于霍亨索伦的传说。最后当一个由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建议进行战争罪行审判的时候，声明除非德国皇帝遭受到审判，否则“国际法原则的无罪辩护”将被证明是不完整的，最后内阁才勉强同意。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德国皇帝作为军事力量的最高首脑，可以被指控下令违反了1899年海牙大会确立的战争法，包括实施无限制的U型潜水艇战，以及虐待战俘。在所有的7个成员中，甚至有4个人建议可以控告德国皇帝“激起了或者发动了极具侵略性的、非正义的战争”。 21

这样的评论把我们带回了英国与德国首次交战的特别场景。英国对德国暴行的关注（从1914年的比利时修女，到1918年的英国战俘），表明如果考虑严格的国家利益，英国实质上缺乏投入战争的正当理由。因为与法国和比利时不同，英国的土地从来就没有被入侵过。如果你喜欢这样说的话，1914年的比利时才是最初的原罪，在那里，匈奴式的暴行的确在本质上就让人非常震惊，而这也的确是终极暴行的表现形式——严重违反比利时的中立，这是一个国家经过深思熟虑才会采取的一种行为状态。因此，要求德国国家元首以及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官承担责任是非常重要的。 22

英国的盟国并没有像英国那样要求审判德国皇帝，法国没有受到1918年选举的那种狂热劲头的影响，而且公众关于惩罚的意见也没有像英国那样被调动起来。关于圣赫勒拿岛是流放最高战争罪犯的这一想法，在巴黎的反应和伦敦是不一样的。最终，克列孟梭支持了劳合·乔治的要求，同意对德国皇帝进行审判，这也许是出于要确立法国战争责任的需要，并且有助于法国从德国那里获得赔偿。 23 但是美国强烈反对所有关于战争罪行的审判，美国的意见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这与它在1945年的观点截然对立。

1919年1月18日，也就是巴黎和会刚刚开幕的那一天，协约国建立了“战争责任和实施处罚委员会”，主席由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担任，他是一位国际法学家。尽管当时兰辛已经对威尔逊不再那么着迷了，但在战争罪行这一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决定捍卫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自主性。兰辛坚持认为，如果一个主权国家要对一个更高一级的权威负责，那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因此，美国拒绝提及“人类的法律”这样的概念，也不同意创建国际法庭，尤其是“在这种谁都无法预见的环境之下”，美国总统只能作为普通人发挥作用。关于以发动“非正义战争”或者“侵略战争”的罪名起诉德国皇帝的这一主意，也被美国否决了。这是劳合·乔治深感遗憾的地方。他发表评论说：“在我看来，如果制造如此灾难的重要人物——所有罪犯中最严重的一个——逃避了罪责，那么在未来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威尔逊则提醒他说：“尽管查理一世性格卑劣，而且是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制造者，但是随着他被处决，他的形象将转化成为一名烈士。” 24

劳合·乔治则对1914年8月发生的事情喋喋不休，坚持认为“无缘无故地侵略”就是“不可辩驳的罪行”，最终威尔逊同意了劳合·乔治的观点，决定对德国皇帝进行审判，目的是换取英国在签订条约的时候，支持其中维护门罗主义的条款。但是在4月8日这一天，美国总统认为有两点必须加以坚持，而这削弱了他让步的影响。一点是对于德国皇帝的指控不能以战争罪的名义，而只能指控其“违背了国际道德和侵犯了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另一点是，德国皇帝以及其他所有被指控违背战争法的人，只能由战胜国组成的特别法院进行审理，而不是交由国际法院审理。这些观点在《凡尔赛条约》的第227条款和第228条款中充分体现出来。 25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关于德国应该承担战争罪责的要求逐渐发展成为一场闹剧。在1918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之中，德国皇帝已经飞到了荷兰。而荷兰人依据传统对战败者给予庇护，拒绝把他移交给协约国。《凡尔赛条约》中第227条款的指控在任何的引渡条约中都没有被涉及，而和平的缔造者们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就分歧重重，拒绝向荷兰政府施加任何的政治压力。所以德国皇帝一直居住在靠近乌特勒支的一个庄园之中，一直到1941年。引用纽约一份报纸的话说：“没人哀悼他，也没人重视他，他所有的光环都没有了。”在随后的日子里，德皇以砍柴和写回忆录打发时间，并且不断斥责犹太人是如何欺骗了德国人来背叛他。1925年，他在和一位新闻记者的交流时谈道：“犹太人和蚊子”，“都是在一定时期内必须清除掉的东西”，“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毒气。” 26

要求惩罚其他战争罪犯的呼声也逐渐失去了最初的那种劲头。德国政府及人民，仍然非常坚决地拒绝移交所有被指控的人。德国的右派分子坚持要协约国提供一份对应的战争罪犯清单，包括那些组织封锁，因此导致德国的妇女和儿童被饿死的人。他们还警告协约国，如果坚持强硬的政策路线，可能会导致德国的国内战争，从而侵蚀它新建立的非常脆弱的民主局面，或者发生军事政变，或者引发布尔什维克革命。1919年12月，德国的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用事先酝酿好的情绪向一位英国官员发出如此问话，“上帝啊，你这究竟是要把我们赶向何方啊？”“如果我们拒绝移交这些人，协约国就要采取行动，那么政府就将不复存在……给我留下维持秩序的手段吧，不要请求指望这些官员”。 27

在这种惩罚性的情绪发生逆转的一年前，协约国决定让德国审判这些被指控的人，并且最终把名单缩减到了800人，认为这些人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伯肯恩德勋爵，当时担任英国的最高检察官，声称他们试图通过惩罚象征性的少数人，维护世界上的“道德法”。劳合·乔治补充说：“如果处决了20人，那同样能够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这一阉割的过程仍然在继续。为了保证法国不去起诉包括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等对上千万的德国人而言仍然是英雄的将军，英国人删除了所有海军将领的名字，因此也等于把所有德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的罪名的证据删除了。而空军参谋长休·特伦查德爵士宣布要为德国空军轰炸伦敦的这一事实进行辩护，以确保没有任何德国的飞行员出现在英国的名单里。特伦查德是坚决拥护对殖民地的叛乱进行空中管控的人，而且是倡导战略轰炸的先锋人物。他认为战争罪行法院是一把双刃剑，其他人也赞同他的观点，新闻记者奥斯丁·哈里森在1920年警告性地指出，“我们在世界上拥有如此大的一块地盘，必须小心行事”，“爱尔兰问题在拷问着我们的良心，还有讨厌的阿姆利则需要我们进行补偿”。 28

从战犯名单中删除了那些德军领导人，而指控比他们低的下一级人员既没有意思，也是不公平的。但是协约国坚持要象征性地审判一些人，尽管这还需要它们在1921年5月以占领鲁尔区的威胁来刺激德国行动。审判设在莱比锡的皇家法院，由德国州检察官进行的起诉，使用的证据是协约国提供的。在有关英国的四个案例中，有一个被无罪释放，另外三个被判处6~8个月的刑期。英国的副检察长向议会解释说，犯人的有罪判决抵消了比较轻的审判，“我们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里，让其审判自己的罪犯，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几乎没有一位英国评论员为之感动。法国和比利时人把更高级一些的德国人作为目标，而且很少利用确凿的德国证据，但只给其中1/5的人定罪，导致在本国国内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愤怒的狂潮，特别是在卡尔·斯滕格将军无罪释放这一问题上更是如此，他被认为是领导1914年8月杀戮的最重要人物之一，而在德国人心目中，他是一位因为法国的炮弹失去一条腿的民族英雄。当诉讼结束时，法国和比利时人将之缺席审判，而德意志最高法院则很快技巧性地扭转了这一控诉。几乎没有人怀疑莱比锡的审判就是一场闹剧。在伦敦，《泰晤士报》把其描绘成为“正义遭受的可耻的失败”，而它在纽约出版的副本则说这是一场伟大的道德秀，德国最高法院“把一些士兵和低级官员作为整个军队和国家的替罪羊”。 29

莱比锡是战胜国的审判，但却交付给被征服国家执行。 30 作为战争罪行审判，这一过程是失败的，它也没有解决发动战争的历史责任问题，事实上德国的修正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勤勉工作使大部分人都确信，所有的欧洲强权都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坚持战争罪行和战争有罪论，1943年的一份报告强调，因为不能证明1919年的德国战犯是有罪的，无疑已经播撒了纳粹残忍行为的种子，20年之后，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开始支配战争行为的实施。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这也是实施无条件投降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由于进攻并占领整个德国，盟国既能抓住纳粹的主要领导人们，也能掌握相关的文件，这在1918年的停战协定之后是做不到的。 31

尽管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都自杀身亡，但是德国领导层的绝大多数都被围捕了，其中的52个被拘留在伦森堡蒙多夫的一个旅馆（也被称作“垃圾桶集中营”）。在那里，他们接受世界各大新闻媒体的定期监察，这些媒体人竭尽全力地对这些人的缺点进行评论，里宾特洛甫的房间极为混乱，凯特尔元帅患有强迫性的洁癖症，邓尼茨对于粉色内衣的偏好，这些都严重削弱了他们在国内外的信誉。一位美国士兵评论道：“谁能相信我们正在同这样一群傻瓜在作战？”1945年秋季，也就是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前，就提前审判了22名罪犯。同样重要的是，1945年，德国的官僚们忽略了来自柏林的销毁文件的命令，而且由于盟军的轰炸，这些档案当时已经被疏散。在哈茨山脉，找到了德国的外交文件，海军的文件是在科堡找到的，所有这些都被送往伦敦。而德国陆军的文件则用船只横跨大西洋运送到了华盛顿。仅仅德国陆军的文件就有1500吨纸张，其中许多对于历史研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其中的6万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面，这些材料作为重要出版物逐步出版，既服务于学术研究，也是为了记录德国的战争责任。关于是否把这些文件还给德国是非常有争议的。“只要这些文件掌握在西方盟国的手中，”英国历史学家伊丽莎白·威斯科曼评论说，“这样才不会担心对教科书的刻意操纵处理，德国在另一场战争之后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证据对于纽伦堡审判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32

事实上，关于审判战争罪犯的想法并不是各国公认的原则，该问题是英美激烈争论的焦点，而这基于它们对上一次大战教训的不同解读方式。作为对1918—1919年审判战犯事件的彻底反转，英国政府反对实施任何对战犯的审判。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列举了“上次战争结束时那不幸的经历”，他告诫内阁成员说：“我确信我们应该避免承诺‘审判战争罪犯’和‘绞死德国皇帝’。”丘吉尔自己也和内阁成员说：“如果希特勒落入我们的手中，我们一定要把他处死。”他“与德国皇帝不同，不能说权力完全被大臣们掌控了，他就是罪恶的原动力”。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感，丘吉尔认为执行的工具应该是“死刑电椅”，这在美国主要是用于黑帮人物身上的。他接着说道：“无疑，这在《租借法案》上是可行的。” 33

作为英国政府最重要的律政官员，时任英国上议院大法官的约翰·西蒙认为审判希特勒是一个荒谬的主意。他坚持认为对于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这样臭名昭著的战争罪魁祸首的审判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司法问题，因此应该交由盟国领导阶层来决定和实施。西蒙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一幅场景，审判被拖得极其漫长，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被挖掘出来进行讨论，这些问题既涉及法律层面,也涉及历史层面，导致整个世界都投入这场争论和辩论，而其反应是我们很难进行估算的。与其打开那样的一罐蠕虫给自己制造麻烦，还不如把那些纳粹的战争罪犯直接即刻处决。丘吉尔政府的意见是，主要的罪犯应该被抓捕，被鉴别，罗列告知他们的罪行，进行定罪，然后由行刑队枪决。英国外交部认为每个案子可以在不到六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这些程序。 34

在华盛顿，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也主张对战争罪犯即刻处决，但他只是少数派。与1919年不同，美国政府要求进行一场全面的国际审判。领导权掌握在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手中。史汀生年轻时是纽约的一位律师，热衷于运用国际法来调控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罗斯福政府里，史汀生是一位权威级的人物。他是前共和党政府（1929—1933）的国务卿，1940年被罗斯福请回华盛顿担任陆军部长，并在全球性的危机中成为两党合作的重要象征。他虽然德高望重，但当时已经73岁高龄了，需要更有效地使用他的精力，然而他还是很快组建了一个非常能干的副官团队，使他能够在其自身职权领域之外仍然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35

史汀生支持1928年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认为战争是不合法的，到1939年为止共有60个国家（包括德国）签署了这一条约。这一条约对于欧洲国家而言，仅仅是一纸承诺而已，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因为它缺乏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实施制裁的手段。但是史汀生和军队的律师们都认为这是一场法律上的革命，“无论凡尔赛会议上的法律如何，今日通过的法律对战争进行了谴责，认为这是国际犯罪，因此也是可以裁决并且进行处罚的”。在美国的坚持下，发动侵略战争（罪名为“反和平罪”）成为纽伦堡起诉书的主要内容，这一观点得到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的支持，并且得到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的认可。杰克逊认为，欧洲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具有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而且他们缺乏自信，认为自己没有能力那样做。因此欧洲倾向于接受战争在未来也是一种比较自然的现象。在这一问题上，杰克逊展示出了十字军东征式的热情。 36

关于发动侵略战争的罪名，英国人在1919年没有据此对德国人进行审判，也没有以此给德国皇帝定罪。而这是盟国在纽伦堡审判的支柱之一。另外一个支柱是“反人类罪”，这一罪名在巴黎同样被美国人所漠视，但在他们对纳粹的控告书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史汀生坚持认为全面的审判，相比于即时处决，能够对子孙后代产生更大的影响，能够提供一种更为有效的完整系统记录纳粹罪行的方式。当这些证据在法庭上被一丝不苟地呈现出来的时候，德国人就不能够再像他们曾经对《凡尔赛条约》所做的辩护一样对二战进行辩护，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纽伦堡的起诉书包括了承认犹太人是“蓄意的、成体系的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上千万的来自德国以及被占领的西欧国家的犹太人被送往东部的国家实施种族灭绝。纽伦堡审判确定犹太人的死亡总数达到570万人。 37

然而，纽伦堡审判并没有完全实现史汀生及其同事们的愿望。冷战彻底埋葬了建立全面的国际刑事法院的希望。这一法院最终于2002年建立，此时已是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大屠杀之后。关于侵略战争的概念并没有成为国际法中和纽伦堡法庭上一个确定的概念，它的意义并没有充分体现出纳粹灭绝罪行的规模和恐怖程度。奥斯维辛、索比波尔、特林布雷卡和其他位于德国之外的死亡集中营再度被忽视了。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常残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仅仅以辩护方证人的名义被传唤。而且，尽管有两位军队的高级指挥官被列入死刑名单，美国所强调的犯罪阴谋顶端论仍然强化了这样一种神话，即纳粹国防军与种族灭绝政策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因此它等于赦免了1500万~1800万在纳粹时期服务于德国陆军中的德国人。 38

经历过11个月的调查，依据5000万页文献，法庭审判了希特勒的22个帮凶，其中10人被判处绞刑，这也有助于在世界其他地区起诉德国的战争罪行。1919—1922年，英国没有能够使德国对战争暴行以及战争本身负有责任，但是1945—1946年，美国在这两方面都做得比较成功。当然，纳粹政权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体制不一样，这是战争罪行和战争罪比较容易被确立起来的一个原因。但纽伦堡审判本身也是另外一个因素，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令一战变得暗淡的一个原因。

史汀生认为侵略战争是不合法的，其核心还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呈现出来的恐怖扩张局面。他坚持指出，“对上两次世界大战进行仔细审视，我们会发现无论侵略者还是受害者都在使用非人道的武器和手段，这日趋明显”，“因此战争的延续很可能以我们文明的终结而告终”。史汀生承认，美国已经被卷入了这种暴行螺旋式上升的旋涡之中。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已经开始发动无限制的潜艇战，而这正是25年前，我们卷入战争的直接原因。他同时承认，盟国的战略轰炸已经夺去了德国和日本几十万平民的生命。一战之后，曾经有人也发出过关于现代武器的破坏性力量及其对于道德侵蚀作用的警告，但在史汀生看来，一种新型的武器——原子弹已经彻底在一种全新的水平上改变了争论的整体态势。 39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在一战中最先出现的臭名昭著的武器——毒气。毒气的受害者在西线的比例相对较低，大约造成了两万人死亡，50万人受伤，占到这次大战伤亡人数的3%左右。俄国人是毒气的主要受害者，但是其人数只能做一个大体的猜测。大多数东西线的毒气受害者在几个星期内都能恢复行动，但是前线士兵对于毒气的恐惧超过对炮弹的恐惧，这种观念也影响到一些非常著名的战争文学和艺术作品。威尔弗雷德·欧文的经典诗歌《美哉！宜哉！》关注的就是一位忘了戴上防毒面具的士兵的状态：溺毙般的感觉，窒息般的感觉，淹死般的感觉，就像身处“绿色海洋的下方”。约翰·辛格·萨金特的绘画作品《中毒》描绘了一位中了毒气的士兵，手搭在前面那个人的肩膀上蹒跚而行，在地面上留下了无力的线条，这在30年代的英国成为人们最为熟悉并且不断被重印的一幅画面。一个人缓慢地窒息死亡，或者是失明，看起来比身体突然被炮弹炸成碎片更为可怕，而一战中大部分人是死于炮弹的。 40

1915—1918年，所有的大国都在使用毒气作为武器，但德国是最大的生产商，其生产的氯气和芥子气的数量，比英国、法国和美国加起来都要多。而且，它也是第一个使用这种新型武器的国家，即1915年4月22日的伊普尔战场。德国宣传机构给出的理由是，英法两国也是这么做的，但这实质是德意志帝国抛出的另一个宣传的乌龙球，反而成了它“匈奴式的漠视人类文明战争的野蛮做法的证据”。这是陆军元帅约翰·佛伦奇爵士所做出的下意识的讽刺性评论。德国制造毒气部门的最高领导人是化学家弗里茨·哈伯，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化学家，她对于这种不恰当地、卑劣地使用科学的行径感到极其愤怒。她的丈夫则坚持认为，无论采用什么手段，死亡就是死亡，她没法说服其丈夫，所以选择了独自生活。正如许多战争中的科学家一样，哈伯为自己能够为国家服务感到十分骄傲，作为犹太人，他更加注意展示他的爱国热情。1919年，由于担心作为战争罪犯受到协约国的审判，哈伯逃往了中立的瑞士，在那里居住了几个月，留起了胡须，以掩盖其真实的身份。同时，他在实验室的伙伴们继续研制出了毒气齐克隆B，在当时主要作为杀虫剂使用，但后来却成为纳粹死亡集中营的主要杀人武器。哈伯的一些亲戚也成为这种毒气的受害者。 41

1925年，签署了第三次《日内瓦公约》的草案，规定禁止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尽管不包括其制成品和已有的储备）。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都是条约的签署国，这一条约最终并没有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正式批准。二战期间，所有的交战国都储存了大量的毒气，但都没有投入使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把放弃使用毒气作为主要的一项原则。罗斯福总统在1943年6月宣布，“就文明的世界而言，使用那样的武器是不合法的”，“我要直截了当地声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使用那种类型的武器，除非我们的敌人首先使用它”。1945年5月，美军参谋部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的确建议过在进攻日本的时候使用芥子气作为武器，认为“芥子气并不比磷和火焰喷射器的使用更不人道，而且可以不把它用在人口密集地区和平民身上”，可以仅仅用来对付那些零星抵抗。但是罗斯福的禁令仍然被严格遵循，白宫办公厅主任海军上将威廉·莱希坚持认为，无缘无故使用毒气，将“违背基督教的道德规范，以及据我所知的所有战争法律，它将发展成为对敌国平民的攻击”。相比之下，行政当局在使用更大的、更具有杀伤力的原子弹对待平民的这一问题上，却没有什么道德上的愧疚感——原子弹被投放在了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使用看起来似乎只是战略轰炸逻辑上的继续，战略轰炸对日本的其他城市也构成了打击，燃烧弹已经把这些城市变成了人间地狱。1945年3月9日夜里，东京大轰炸中投掷的燃烧弹，导致了8万~9万人的死亡，比长崎的死亡人数要多。 42

1945年，美国进行的关于原子弹和化学武器的道德感问题的争论，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是一场狡辩，但它也证明了一战残留的对于道德想象力问题的坚持。1945年8月6日，随着广岛和长崎上空蘑菇云的腾空而起，所有关于使用芥子气的想法都烟消云散了。人们迅速察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世界因此而变得完全不同。1945年8月20日出版的《生活》杂志，把大部分的版面都用来介绍这个故事，在照片前后都用图表来进行解释，认为广岛市已经被彻底毁灭，而长崎则被炸毁了心脏。《时代》杂志本来要在封面刊登大幅的雷达照片，认为雷达是赢得战争的重要武器，但是最后这幅照片被放到了第78页，留下来的版面是为了描绘一种更大规模的武器，相对于这种武器本身，战争的意义都缩小了很多。《生活》和《时代》杂志这一期的出版都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生活》杂志模仿了T.S.艾略特的说法——伴随着“砰”的一声巨响，战争结束了，而不是以往战争结束伴随的啜泣声。随后，历史学家展开了争论，苏联在8月8日对日本宣战以及进入伪满洲国是否在日本投降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1945年，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因果的链条非常清晰，原子弹结束了战争。因此《生活》杂志和许多出版物都公开声明，世界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就是原子的时代。 43

广岛事件之后的两个星期，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5%的美国人支持投放原子弹。两个月之后，仍然有一半的人支持政府做出的这一决策，而且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出身于老兵的广播节目评论员卡藤博恩在广岛爆炸的当天发表评论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制造出了一个科学怪物”，“无论这件事情多么让人扬扬得意，今日的世界将被恐惧深深地笼罩”。诺曼·卡特兹在《星期六评论》中发表社论，“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恐惧，是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是对人类无法疏导和控制的力量的一种恐惧”。1946年的民意调查显示，至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另一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在下个1/4世纪之内发生，原子弹有可能被投放在美国的土地上。 44

1946年间，普遍存在一种感觉，那就是认为虽然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也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感觉与日俱增。美国有22名知识分子公开质疑，认为决定使用原子弹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其中包括雷因霍尔德·尼布尔等新教的神职人员。美国所进行的战略轰炸调查则更加激发了人们的怒火，因为当时的调查显示，即使不投放原子弹，即使不进入日本本土，日本也很可能会在1945年12月投降。《纽约客》杂志用了整整一期的版面，发表了新闻记者约翰·赫西所进行的秘密调查报告，这是通过六个幸存者的视角对广岛爆炸的毁灭性后果进行的调查。这一调查报告很快在世界范围内连载，并出版成为一本畅销书，同时还在美国广播公司和英国广播公司播出。赫西的《广岛》一书鲜明地揭示出广岛受害人的现实状况，卡特兹在一个社论中赞扬了赫西的描述，宣称投掷原子弹就是明明白白的一个“罪行”。 45

鉴于美国观念的负面性，亨利·史汀生在《关于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的文章中陈述了非常具有权威性的观点。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被哈佛大学的校长詹姆斯·科南特说服的。科南特是原子弹轰炸计划的主要设计师，他告诫史汀生说：“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危险境地，即重复一战后产生的那种谬论。”科南特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有一批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他们执教于中学或者大学课堂，他们教条地认为，美国介入一战是一场错误。这种错误主要是由于权势集团的利益造成的。”科南特认为，这成为20世纪30年代实施孤立主义的知识界的基础力量，而且这也是一个少数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对历史的扭曲发挥作用的例证，其后果极为严重。现在已经是1946年了，他不想对原子弹轰炸产生同样的批评，这会削弱美国在战后世界的权力地位，会引起另一场关于绥靖政策的争论，换句话说，关于二战的修正主义看法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46

史汀生同意了。他的文章由哈佛大学青年学者乔治·邦迪代笔，引用了美国陆军部的文件，非常清晰地陈述了做出原子弹轰炸这一决定的过程。文章承认原子弹造成了10万名日本人的死亡，但是史汀生指出：“这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的决定，而且是所有令人厌恶的选择中最为轻微的一项。”他的陈述表明，日本军队已经造成了30万美军的伤亡，而且日本仍然具有造成100万美军伤亡的能力。他通过分析这些得出的道德上的结论，如同他在关于纽伦堡的文章中一样，即“面对战争就是面对死亡……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结束了战争。而且非常清楚的是，我们不会再有另外一场战争”，因为“随着原子能量的释放，人类毁灭自身的能力基本已经抵达顶峰”。 47

史汀生的文章，发表在1947年2月的《哈珀杂志》上，很快在全世界流行开来，而且“至少在20年的时间里，能够成为解释实施原子弹轰炸的最具权威性的观点”。这种观点也掩盖了苏联军队介入亚洲战场的作用，并且搁置了日本是否会投降这一问题。文章的要点就是用10万日本人的生命拯救了“上百万”美国人的生命，这一观点被广泛引用。史汀生对于罪恶这一问题的阐述，有赖于对死亡人数的计算，这是一种极具创造力的算法。后来邦迪也承认，摆在他和史汀生面前的并没有任何官方的估算和预测，他们选择了100万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整数。 48 事实上，美国战争部的预测是，如果美国决定入侵日本本土的话，其死亡数字大概是4.6万人。政府的确是急于拯救美国人的生命，而且那时对于广岛投掷原子弹的理由也是比较充分的，所以当时这是一个比较冷静的决策。那是发生在蘑菇云的量级变得非常清晰之前，而且在随后的争论中，数字的巨大也变得极其诱人。史汀生的百万数字被广泛引用，成为后来进行相关评论的一个基准。出版于1955年的《杜鲁门回忆录》声称：“马歇尔将军告诉我，至少需要50万美军的伤亡才会迫使日本在其本土投降。”这是另一个从草稿的30万中发展起来的完美数字，这似乎与史汀生的数字相差太多了。同样，丘吉尔在195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也声称：“一点一点地征服这个国家，可能需要付出100万美军的生命，以及50万英国人的生命。”无论确切数字到底是多少，总之，较大的数据在证明日本犯下了罪大恶极的恶行方面，是非常必要的。 49

很快，美国人就学会了如何与原子弹共处，这也是评论员雷蒙德·格拉姆·斯温所宣称的“熟悉的侵蚀”作用造成的。阿肯色州的一位农场主决定炸毁一些树干，他非常严肃地向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发问：“你们有能够完成这项工作的合适尺寸的原子弹吗？”致命的饮料被称为“原子的鸡尾酒”。1946年之后，在太平洋的一个岛礁上进行了核爆实验之后，一种新型的上下两件的泳装被命名为“比基尼”，就是因为这种泳衣所能产生的爆炸性效果。新闻记者和政策制定者们都在为原子时代一切值得肯定的发展兴奋不已。“不用再给你的油箱每周两三次地加油了，”理科出身的编辑大卫·德茨如此预测道，“只要你注入像维生素药丸大小的原子能，你就可以旅行一年。”《矿工杂志》则关注其医疗上的红利，包括使下肢麻痹者能够恢复笑容，其笑脸出现在蘑菇云后面，而他的轮椅则被扔在一边。 50

但是对于原子时代的潜在焦虑并不可能彻底消失。比基尼环礁核试验在全世界的电视节目中播出，不仅吸引了人们对于原子弹威力的注意，而且引起了人们对核辐射的惊人副作用的关注。大卫·布兰德利是参加这一测试的一名医生，他在1949年举办了一次非常受欢迎的展览，名称就叫“无处可逃”，没有任何能够防御原子弹的可靠措施，同样没有任何有效净化核污染的手段。“随着核放射性的不断持续，核微粒可能会影响土地上的所有东西，甚至是人类，这种影响可能持续数个世纪。” 51 更有甚者，在1949年，苏联就进行了自己的原子弹测试，这比美国预期的要早得多。杜鲁门的反应是授权美国进行氢弹项目的开发研制，从而导致军备竞赛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展开了，同时他还下令开启美国的民防项目建设。关于原子弹的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达到了一个顶峰。但是从原子弹时代开始的那一刻，这种武器的巨大能量就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40年代，无论美国还是英国，大多数人都认为作为二战结束的一种方式，原子弹的使用是必要的，但也不否认，人类现在生活于一种罪恶的阴影之下，比利时的暴行和毒气的危害都相形见绌。

因此汉娜·阿伦特的结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她写道，大批民众的死亡——作为一战留给那一代人的最可怕的遗产——在1945年已经因更大的罪恶而显得黯然失色了。 52 集中营、战犯审判和原子弹爆炸都提出了更为重要的道德层面的问题，那就是，是否人类本身就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这个问题是一把双刃剑，战胜者不能逃避他们在大屠杀中默许的责任的争论，以及关于战略轰炸的道德标准，还有投掷原子弹问题都是如此。但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战争罪行总体上仍然是归结于德国和日本这一方面的，这一观点仍然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这些国家才是最初的邪恶轴心。在本章余下的部分，我们将看到，美国、苏联和大不列颠王国都在使用这一概念，尽管它们使用的方式是不同的。为了证明它们在二战中是正义的一方，成功本身就被塑造成为道德，从而使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模棱两可的结束方式和道德上的模糊性形成了更加尖锐鲜明的对比。

1945年，战胜国的三强之中，苏联遭受的损失最为巨大，大概导致2700万人死亡。战争爆发之前，苏联的人口大约是2亿人，但是一直到1956年才再度达到这一数字。苏联的西部地区两次成为主要的战场，纳粹国防军曾经向东推进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后来苏联红军的反攻又向西推进到柏林地区，它总的损失占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30%。苏联也面临着最为严峻的战后世界调整问题。集体农庄已经在战争期间崩溃了，1946—1947年苏联出现了大饥荒现象，又夺去了大约200万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乌克兰人，这一地区在1932—1933年已经遭遇过一次类似的摧残。 53 1200万的退伍士兵，虽然被颂扬为英雄，但只得到了非常少的补贴，因为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快速地让老兵的生活恢复原状”。列宁格勒经历过长达900天的史诗般的围城之后，已经有超过百万人无家可归，而当这些退伍士兵回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在这座迷宫里，为了食物，为了工作，为了住房，为了衣物，为了抚恤金，而成为作奸犯科之人。他们强烈地谴责制造这一切的官僚机构，认为这些机构是由“一队老鼠”操作的。 54

斯大林本人并不关注战争时期，因为他自己犯下的错误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例如，在1941年6月，他没有预测到德国的进攻，还下令击毙所有后退的士兵，并下令把车臣人和鞑靼人这些少数民族驱逐出境。所以苏联领导人很快就对1941—1945年避而不谈。苏联的官方声明是有750万的苏联平民死于这场战争，这是另一个比较完美的数字，足够让人非常清醒，但是还没有达到带来严重问题的程度。由于担心波拿巴主义的出现，斯大林对于曾经领导这个国家走向胜利的将军们采取了边缘化的政策。仅仅在征服柏林一年之后，朱可夫元帅就被指控做出了“毫无意义和有害的决策”，被匆匆忙忙地打发到克里米亚半岛去了。1947年，斯大林把5月9日这一胜利纪念日由全国假日，降级为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同时把在街道上乞讨的残疾老兵们驱逐出去，送到了遥远的类似殖民地的北方地区。鉴于这场战争的敏感性，苏联的电影制作人着力于塑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是一位英雄，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全能型领导人，导演米哈伊尔·切阿乌列里的影片《攻克柏林》（1949），是献给这位领导人的70周岁生日礼物，片尾是这样一幅画面：斯大林穿着白色的制服，搭载他的飞机从云层中降落下来，降落在纳粹德国的瓦砾之中。 55

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他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开始承认某些斯大林的错误，包括30年代的大清洗和1941年的惨败。“斯大林曾经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但却是通过非常野蛮残酷的手段，”赫鲁晓夫告诫其同僚，“他摧毁了一切人们奉为神圣的东西。”赫鲁晓夫提升了官方宣布的死亡数字，认为这一数字应该为2000万，他认为胜利不应该归功于斯大林，而是应该归功于苏维埃人民的“伟大的、高尚的行为”，他们才是真正赢得伟大的爱国战争的人。在赫鲁晓夫解冻的“背景之下”，苏联电影界拍摄出了几十部关于1941—1945年的电影，其中很多都是关于后方浪漫的剧情片，但的确也有一些经典之作，如《飞翔的鹤》（1957），剧中人物比较复杂，同时具有模糊不清的含义指向，其暗含的意思是，虽然战争本身是英雄般的壮举，但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人都是英雄。20世纪50年代也有几部电影触及到了1914—1918年，例如根据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巨著《静静的顿河》改编的电影，但该影片仅仅是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作为1917年革命以及接下来的国内战争的一个基本背景，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题，因为1957年正好是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1939年出版的《伟大的苏联百科全书》用了125页的篇幅，介绍一战的起因、过程和影响，然而1958年出版的第二个版本则把这一内容压缩到了5页的篇幅。只有其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得非常重要，然而其四卷本《红色的车轮》的开篇《1914年8月》（1971），首次出版地是巴黎，这部作品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俄罗斯公开出版。 56

去斯大林化的运动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这些恐怖事件究竟是一个人的错误还是整个体系的产物？赫鲁晓夫于1964年倒台的时候，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试图把盖子重新盖上。重塑对斯大林的崇拜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勃列日涅夫政权抬高了伟大的爱国战争的地位，使其成为新的崇拜对象。1965年5月，正好是二战胜利20周年，这是一个转折点，胜利日被重新确立为全国性的假日，而且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伏尔加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新名字）这些英雄城市的博物馆都举办了相关展览。1967年，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下面修建了无名战士墓，这几乎晚于西欧的先行者半个世纪。对于年轻的莫斯科人来说，拜访这一无名战士墓几乎成为他们结婚仪式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在他们开启自己的新生活之前，要对父辈及祖父辈进行报答，这种实践上的模仿行为很快在全国的战争纪念馆展开。伟大的爱国战争很快成为这个斑驳破碎国家新的黏合剂，这似乎成为合理的悲剧，也成为掩匿罪恶的方式。官方的历史宣扬斯大林在30年代进行的疯狂的五年计划，是反对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二战胜利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即使在21世纪，仍然有很多的俄罗斯人相信这一点。 57

在美国，1941—1945年的这段历史也成为民族记忆中的一块神圣之地。三年半的战争使许多家庭失去了亲人，这比1918年六个月的战争失去亲人的家庭要多一些，大约有30万人战死，100万人受伤。一个最悲惨的例证发生在弗吉尼亚的贝福德小镇，共有16个儿子死于诺曼底登陆的奥马哈海滩（这一令人震惊的景象也反映了1916年英国一些小城镇的情况，当时被招募的伙伴营，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就被摧毁了）。一位悲伤的父亲说他真想割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脑袋。这个小镇10年后树立起了一座战争纪念碑，当地的报纸也没有把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到一起，而是联系到了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这被美国人视为真正的大战，声称贝福德的这些男孩子是“那些穿着灰军装，诸如李将军、杰克逊和斯图尔特等军人的直系后裔”。 58

与苏联的老兵命运不同，美国军人得到了他们应有的奖赏。当时大约有1600万的男男女女服役于美国的军队，占到美国人口的1/8，这赋予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更大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该组织在20世纪20年代展现出来的能力。鉴于二战之后关于福利问题的争论，罗斯福总统并不想给予士兵们特殊的津贴。他建议实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总体方案，并且警告说：“饥饿的人们，失去工作的人们，都是制造独裁统治的东西。”他认为，弥补的方法就是《第二权利法案》，对在1791年授予的政治权利予以补充。但很快，军团非常聪明地拾起了他的口号，要求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赋予老兵一些特权，它不断地对国会进行游说，得到赫斯特新闻集团的支持，以及由10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在1944年6月正式成为法律，在接下来的10年间，370万的退伍老兵以较低的利率得到了住房贷款担保，780万的退伍老兵得到了教育和培训的补助金。 59

同苏联一样，而且可能比苏联要迅速得多，美国人对1941—1945年的讲述呈现出一个按照顺序的、情绪不断飙升的过程。它开始于美国在1917—1918年的十字军东征式的行动，随后通过绥靖政策的罪恶展示威尔逊的悲剧，接着美国拥有了赢得胜利、登上高峰的第二次机遇，最终赢得了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超级大国”这一名词是在1944年杜撰出来的一个新词汇。这可能是正确的。《芝加哥论坛报》认为：“世界的好运在于，这个强国与无可挑剔的目标是结合在一起的。”与20世纪20年代不同的是，这个国家最具标志性的战争纪念碑，不是设在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战士纪念碑，而是在墓墙之外的硫磺岛纪念碑，该碑树立于1954年，主要是为了纪念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死者，其1/3的损失都来自1944年硫磺岛战役。墓碑是仿照乔·罗森塔尔拍摄的海军陆战队著名照片建造的。在硫磺岛上遍布战死者的制高点，海军陆战队队员举起了星条旗，这一纪念碑的意义在于纪念来之不易的胜利，而不是为了记录巨大的损失。 60

二战后，也没有发生过类似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的和平主义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反弹。作为30年代影响人们情绪的经典影片《西线无战事》的导演，路易斯·迈尔斯通在二战之后没有沿袭一战之后的那种拍摄路线。例如，他拍摄的电影《火海浴血战》，主要展现的是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上反对邪恶的、危险的日本人的英雄事迹。战后几十年中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战争电影是《碧血长天》，这是一部描绘诺曼底登陆的影片，由达瑞尔·扎纳克策划，就像在拍摄《威尔逊》这部电影时一样，他想传达出一种界限分明的善恶对抗的信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找了一个经过仔细斟酌的国际演员阵容，包括约翰·韦恩、罗伯特·米彻姆，以及理查德·托德。鉴于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能够提供物质上的援助，他把电影拍摄成黑白影片以增加其权威性，《碧血长天》隆重地纪念胜利者，颂扬他们的正确性，几乎没有质疑，也很少关注流血和勇气问题。这部电影在冷战的高峰时期上映，恰恰发生在古巴导弹危机几个星期之前，它几乎没有涉及场面更为宏大的红军的战斗。“良性的战争”这一词汇是新闻记者特科尔在20世纪80年代杜撰出来的，恰恰是二战的胜利与越南战争的失败和羞辱形成鲜明对比的时候，这基本体现出美国人对1945年夏天的正确判断。 61

在三个战胜大国之中，英国对于战争的态度介于苏联和美国之间。在美国人看来，这场战争的积极性非常明显，而英国则以更大的怀旧之情来看待这场战争，因此对人们的回报也更加慷慨。在苏联，战争神话成为塑造国家认同的一个基础，但是这一切发生得极为迅速和明确。最为重要的是，与1914—1918年进行明确对比，这点对于英国如何看待1939—1945年是非常重要的。

1945年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原因在20年之后才得以反映出来。克莱门特·艾德礼进行过简单的对比，“我们面向的是未来，而保守党则关注于过去”。事实上，保守党宣言中的许多政策与工党是极为相似的，“维持较高的、稳定的就业率”，一项进行住宅建设的紧急计划，推行国民保险的“贝弗里奇计划”，以及全面的医疗保险，其对象涉及所有人。所有这些政策都得到了承认，甚至年轻的保守党人如布特勒等人都表示认同，他们认为这是对一代经历了又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的必要补偿。但是两个政党的基本分歧在于推行这种计划的速度，以及国家干预控制的程度。保守党希望放慢推进的速度，要在经济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且要避免普遍的国有化。1945年6月4日，丘吉尔断言：“没有政治上的监管，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体系”，而工党“有可能后退到某种程度的盖世太保式的统治，盖世太保最初的指导思想无疑也是非常人道的”。保守党草率的竞选活动正发生在关于贝尔森集中营的报道充斥报纸和纪录片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上的大错误。艾德礼巧妙地利用这一事件作为证据，即作为盟国领袖的伟大领导人，以保守党党魁的身份回归现实。而且，他提醒选民，这个国家在1918年之后，在保守党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他们选举的战争领袖中，劳合·乔治就是一个例证。这成为选举过程中工党的一个关键性论调，即劳合·乔治在1918年赢得选举的胜利之后，其承诺如何化为泡影，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领域冲突和经济上的大萧条。 62

工党在1945年的选举纲领《面向未来》，主要希望能纠正过去的错误，并且试图帮助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那些受害者。例如，国家对煤矿的控制，也可以描绘成自1913年、1919年和1926年的大罢工以来漫长斗争中的最后一战。1947年新年那一天，在矿井外的官方标志后面隐藏的是真实的情况：这一煤矿现在是由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煤炭委员会经营管理。同样地，对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部分是出于对1931年金融危机的一种回应，当时这场危机导致了第二届工党政府的垮台。事实上，工党正在利用在下议院中占据的大多数地位推行其以往议事日程上的政策，这些政策在1924年以及1929—1931年因为工党居于四面楚歌的少数派地位都没有能够实施下去。尽管工党政府的改革并没有像其看起来的那样激进，例如，新建立的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仍然允许医生们继续进行私人执业，但是整个计划放在一起，仍然标志着20世纪英国政治土壤上发生了最为剧烈的变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当保守党在1951年重返政坛的时候，他们大量继承了工党的国有化措施，包括煤炭、铁路和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以及整个体系赖以运作的凯恩斯经济学。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执政的时候，这种两党一致的趋势才彻底发生了变化。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拉尔夫·达伦多夫的话语，他一直注意观察战后的英国和德国，他认为艾德礼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完成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重新分配计划，而不是为了一个新的增长时期做准备”，这使得1945—1951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一个后记。他认为，工党的日程安排在社会领域是正确的，在经济领域则是错误的。当时，还有一些人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例如，有人质疑这种全民医疗保险的费用。但是经历过1939—1945年这一段时期之后，特别是在看到对1918年遗产的映衬之后，在社会领域里正确的事情在政治上似乎也是极为必要的。 63

进入20世纪50年代，关于英国是福利国家的说法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纳粹党人曾经用“福利国家”这个词来攻击魏玛共和国，但这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和战争期间被英国拾起，成为这一迷恋于权力的专制的“福利国家”的反义词：构建一个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关注于公众福利且权力有限的政府。只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工党政府的统治之下，福利国家才意味着中央指导，高额的公共开销，以此推进公众的福利。这很快成为一种标准的用法，尽管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政府宣传的论调并不一样。 64

然而，工党政府及继任的保守党政府仍然使得英国以福利国家的方式进行运作，同时维持征兵制度到1960年，并继续坚持英国扮演的全球性角色。1947年5月，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欧内斯特·贝文，拒绝承认英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的说法，他坚持说：“我们一直都认为英国是维持世界和平最为重要的几个大国之一。”他和艾德礼都确信英国需要制造自己的原子弹，这既是出于安全的需要，也是为了国际地位。贝文告诉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大臣们，“无论需要多少的费用，我们都必须拥有这件武器”，“我们必须让鲜艳的英国国旗在其上端飘扬”。英国备受瞩目的帝国撤退战略，特别是1947—1948年在印度和巴勒斯坦地区的退出，并没有偏离英国对其他地区基本的承诺，两党都力图保持英国在非洲、中东和比较关键的东南亚国家如马来亚等国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巨大的财政负担。1953年，国防费用占到了国家总收入的9.3%，而社会保障支出只占到了5.6%。必须承认的是，这发生在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防支出的比重才恢复到了1914年之前的水平。 65

维持比较庞大的军事力量的一个正当理由就是全球范围的冷战。早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由于处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再加上国内的抗议，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预算额度急剧地缩减（正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一样），但是1945年之后面对苏联的扩张，这种做法是比较荒唐的。英国对于福利国家和战争国家的双重承诺，也反映了这一国家对其支付能力的高度自信。这种自信的确不是毫无根据的，1951年，英国的工业产值大体相当于法国和西德工业产量的总和。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所看到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现实的急剧变化促使白厅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思考。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胜利的取得坚定了英国的一个基本假设，即英国还是一个世界强国。 66

这种成功带来的成就感通过当时英国拍摄的大部分电影闪亮地表现了出来，总的数字特别引人注目，1946—1965年，大概拍摄了100部相关题材的电影。20世纪40年代末期，大约有3000万的英国人每个星期都去电影院看电影，而当时英国的人口总数大约是5100万。到1959年的时候，观众人数下降到1500万，但这仍然与全国性日报的发行数量相差无几，其中多部电影都因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在电视上重播而获得了新的生机，观众人数因此急剧增多。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电影传达的信息基本是一致的。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不同，这一时期不存在对战争正确性的质疑。双方的士兵也没有被描绘成是作为大屠杀受害者的普通人。在大多数的电影里面，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形象都非常清晰，是完全的“反面人物”，纳粹也没有被看成是一个特殊的罪恶团体，而被认为是长期受到毒害的德国军国主义传统的一种延续。电影宣传的潜在论调——战争是必要的疯狂，与普通英国人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其中有几部电影，如《桂河大桥》（1957），的确揭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扭曲的性格，甚至精神障碍是造就士兵勇猛的必要因素。但是大部分电影在方法上都是非常直接的，其论调也非常积极。电影主要关注于男性以及男性的价值观。他们的英雄人物，是类似于杰克·霍金斯和理查德·托德那样的明星，通常具有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性格特征，外表冷峻，讲着带有一定口音的英语。除了偶尔提及澳大利亚人，这些电影对于盟友的贡献很少涉及，包括美国，更不要说苏联了。而且，这些电影作品也没有触及战争的大后方和平民，更不要说妇女的作用了。电影主要集中讲述的是白人男子的英雄事迹。当然，人们观看这些电影主要是因为它是一项充满令人激动情节的娱乐活动，特别是从战争集中营中逃离出来的囚犯，这一题材尤其受到欢迎。在潜意识里，这些电影主要是为了宣扬1940年英国单独作战的场面，因此对于塑造国家认同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7

这两章主要是揭示出英国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如何重新塑造了它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念。1945年取得的胜利，是对显而易见的罪恶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英国在其中扮演了英雄般的角色，这与1918年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1945年之后的20年间，借助于二战带来的荣耀，英国一直都存有或多或少的满足感。只是在这一光环开始黯然失色的时候，对于1939—1945年的态度才开始发生了转变。1914—1918年终于得以从这一阴影中浮现出来。

第九章　世世代代

我们这一代没有参加过二战的战斗。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前者就像克里米亚一样遥远。无论是引发它的原因，还是参与决策的相关人员，我们都认为是晦涩不清的，甚至可以说是声名狼藉的。

——艾伦?克拉克：《驴》（1961）

我出生于那场战争时期……关于我们的故事——受害者、公民、贫穷而无特权的人，这些以前从来没有人讲述过……我们逐渐了解到广大民众为了维护这一体系所做出的牺牲，但是我们父辈的那些人呢，是谁欺骗了他们呢？

——琼?利特尔伍德：《哦，多么可爱的战争》（1963） 1

在私人生活中，周年纪念日非常重要，当然，那些以整数零为结尾的纪念日更为重要，在国家的生活中道理亦然。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已经分析过的那样，1928年停战10周年的活动，激起了人们对于战争意义的大量反思，有时甚至是对战争持有公开的怀疑态度。更大的一波纪念日的浪潮，本应是25周年的纪念，但却被更大的一场冲突夺去了光彩。一战爆发25周年的纪念日刚刚过去一个月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从而迫使人们以全新的视角审视1914—1918年战争的意义（参见本书的第七章和第八章）。进入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过去，各国对其的叙事模式已经固定化。大多数的交战国都在1964—1968年举办了一战50周年的纪念活动，采用了一种远观者的视角看待那场冲突，他们用当代人的观念审视一战，而且非常敏锐地意识到1914年的那一代人已经基本离开了历史舞台，大战因此从“记忆”走向了“历史”。

近些年来，关于“文化记忆”的概念在历史写作中变得日益重要。公众层面上，一般把其称为“记忆繁荣”，这已经滋养了一个巨大的、有利可图的传统行业。该领域的先锋人物是20世纪20年代法国的社会学家莫里斯?霍布瓦克。霍布瓦克认为，个人的记忆并不是单独反映出来的，而是由他们所属集体的言语和行动塑造出来的，这一集体可能是他们的家庭，可能是他们的工作场所，也可能是他们的国家。为了表达这一含义，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集体记忆”。尽管霍布瓦克坚持认为“个体是作为集体的成员而进行记忆的” 2 ，但是“记忆”从个体层面转化到文化和社会层面仍然会呈现不确定性。“集体记忆”意味着某种形式上的集体意识，而这引发一些学者使用例如“收集记忆”或者“集体回忆”的术语，以力图保持这样一种感觉，既有个人的特征，又不放弃霍布瓦克所强调的社会语境。 3 “回忆”而不是“记忆”是我在这一章中要普遍使用的一个词。最近在这一领域比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德国的埃及学家简?阿斯曼，他对于社会回忆中“交流”和“文化”两个词做了比较清晰的界定与区分。前者主要是个人之间，通过对话或者其他的日常交流方式进行。而文化的记忆是通过写作、纪念碑或者文化制品的方式来进行传输，因此能够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 4

为什么这种关于记忆的理论非常重要呢？首先，60年代在关于大战的记忆方面，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转折时期，开始从交流层面转向文化记忆层面。大战的参与者相继去世，激发了人们收集这些人“记忆”的努力，以免这项工作开展得太晚了，由此引发了口述史和家族史的时尚，这将在下一章中进行展示和分析。其次，关于那一代人即将消逝的清醒认识同样刺激了关于文化记忆层面的努力。这不仅仅体现于印刷品层面，而且更具有影响力的是，通过电影和电视这些新媒体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关于一战的记忆，不仅仅是行动上的“记忆”方式，而且寻求在其彻底消失之前抓住这段历史。正如霍布瓦克及其追随者所坚持的那样，要进行社会构建的活动，这受到目前的环境、观念和政治的影响和塑造。正如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一样，各个国家的构建活动差异是非常明显的，这不仅反映了各国国内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变化，而且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包括螺旋式上升的核武器军备竞赛，以及欧洲共同体的分化。在英国，围绕着一战50周年的纪念活动进行的社会构建，主要是把对1914—1918年的关注放在了战壕，放在了诗歌领域。在爱尔兰海的另一边，1966年展开的是对1916年的纪念活动，这是复活节起义的那一年，选择的日期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这激起了发生在北爱尔兰的国内冲突，该冲突持续了30年的时间。而在美国，对于一战的重新关注主要是由于全球冷战所引发的。

1962年10月，人类似乎已经走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当时，由于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引发的危机，导致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摆好了战斗的架势，让人感到异常恐怖的是，如果战争真的爆发，那么它的确会成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约翰?肯尼迪和尼基塔?赫鲁晓夫都无意地、非常不恰当地卷入了这场导弹危机，美国总统拼命地想要避免更错误的估算，并且试图和平地结束这场面对面的冲突。当时有一本书《八月的枪炮》对肯尼迪冲击很大，该书是当年春季出版的，作者是美国新闻记者和通俗史学家巴巴拉?杜希曼。该书主要讲述了1914年7月和8月发生的事件，但是也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包括关于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哈布斯堡王朝对于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仅仅用了一页纸的篇幅，而且仅仅被用来作为“老年帝国轻浮好战”的一个证据。她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西欧，她在前言中就写道，“巴尔干半岛本身就存在无穷无尽的问题，这很自然地使它同战争的其他区域分割开来”，因此是可以被忽视掉的。在书中开篇，杜希曼讽刺性地写道，1914年之前的世界似乎是一个无辜的时代，她认为1910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爱德华七世的葬礼，是欧洲所有王室成员的最后一次重聚。“旧世界的太阳虽然壮丽，但那已经是垂死的火焰，永远不会再看到它了。”她书中的大部分篇幅都用来介绍战争刚刚爆发的前几个星期发生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的战役，对“后来”她介绍得都非常简短。她坚持认为：“后来的僵局，完全是战争爆发的第一个月就已经固定下来的。这一个月，决定了战争未来的进程，决定了和平的条款，塑造了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特征，并且决定了第二轮较量的情况。”杜希曼认为，“两个半球的所有国家都卷入了同一种类型的冲突”，全球也因此掉进了一个巨型的陷阱，“那里没有，而且从来就没有出口”。 5

杜希曼关于“后来”的描述读起来就像是刻意追加上去的一样，主要是为了满足出版商的要求，因为后者要求书籍具有现实价值。为了呈现这种精确的因果链，她气喘吁吁地从1914年写到1962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写到冷战，婉转一点说，其中很多地方是非常模糊不清的。肯尼迪总统深受这本书的影响。在当时，五角大楼充斥着虚假的理性估算，而总统似乎真正地被1914年由偶然、误解、自我以及愚蠢连接在一起所造成的意外深深震撼，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似乎一不留神就一头扎进了战争，而没有把它作为一项深思熟虑的政策加以斟酌。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不断地对《八月的枪炮》这本书进行阅读和反思，他对弟弟说：“在这次事件中，最大的危险，也是最冒险的行为，就在于计算的误差，这是一个判断上的错误。”肯尼迪认为所有的美国官员都应该阅读这本书，其复印本被放在美国部署于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的日常办公室里。 6

肯尼迪关于误判产生后果的警告，在今天看起来特别具有讽刺性。这就必须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轨迹。1963年，他正在考虑越南战争问题，特别害怕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再次推行强制性的政策，当时五角大楼的分析家们试图投入美国地面作战部队抵御来自共产主义的活动，这给肯尼迪造成很大的压力，他嘲讽性地告诉其副官：“他们说为了恢复自信，保持士气，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军队将介入，乐队将演奏，人们将欢呼，但是四天之后人们都会忘记。然后就会有人告知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军队。这就和喝一杯的感觉一样。影响逐渐消退，你不得不再来一杯”。所以他派遣了很多的“军事顾问”指导南越反对游击队的战争，而不是直接派出地面部队。到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前，南越大约有1.6万名美国军事顾问。不论肯尼迪的目的究竟何在，他已经固定了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这也使其继任者林登?贝恩斯?约翰逊面临危机深化的局面，很难避免战争的升级。71965年，为了给美国派出地面部队寻找正当的理由，约翰逊总统没有吸取一战误判的教训，而是从二战之前的绥靖政策中寻找依据。“如果我们从越南的领土上撤走，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国家再度信任美国的承诺，或者说相信美国的保护，”他在1965年7月宣布，“而且投降本身并不能带来和平，这是我们从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行动中学到的教训，那种所谓的成功只是进一步养肥了希特勒扩张的欲望。战斗将会再次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相伴随的可能是一场更大、更残酷的冲突，这就像我们从历史中学习到的教训一样。” 8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外交政策主要被古巴所左右，这一共产主义的前哨阵地距离佛罗里达只有90英里，同样还受到1964—1973年之间不断深化的越南战争的影响，该战争造成了4.7万名美国士兵的死亡。这比美国在1917—1918年一战期间短暂的介入造成的死亡人数要少，当时的死亡人数是5.3万人。但越南战争是第一场美国人可以晚上在客厅里观看的战争。 9 古巴和越南都被看成是全球反对共产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而这把公众的注意力推回到了1917年，也就是最早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那些对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感到不满的人，主要受到了《美国外交的悲剧》（1959）这本书的影响，该书的作者是威斯康星州的历史学家威廉?阿普曼?威廉斯，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是地道的美国人，二战末期曾经在美国的海军部队服役过。威廉斯举起了20世纪20年代进步主义历史学家挥舞过的批判旗帜，他坚持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仅是为了推进“自由”和“自决”，而且是为了建立一个基于自由贸易基础之上的非正式的美利坚帝国。这将使美国经济得以运用与生俱来的力量主导全球经济。他指控的中心人物就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认为他更像是一个资本家而不是一个加尔文教徒。他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就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威廉斯并不认为冷战源于美国对苏联军事力量的恐惧（因为至少到50年代末期的时候，苏联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相比还是处于劣势），而是根植于他认为的对共产主义革命“目光短浅的、弄巧成拙的偏见”，这一革命构成了对现存秩序的威胁，这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红色恐慌。威廉斯的这本书，在1962年被重印再发行，成为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历史学家的一个固定课本，它引起的争论很快在全国范围内的校园里扩展开来。 10

其他的历史学家也开始重拾这一论调。阿诺?迈尔德的研究项目“新型外交政策的政治起源（1917—1918）”被冠以引人注目的书名《威尔逊与列宁》，该平装本著作出版于1964年，这看起来似乎是冷战的根源所在。在《伍德罗?威尔逊与世界政治》一书中，N.戈登?勒万对于1917—1919年的讲述，不是把它塑造成一个悲剧性的、没有得到实现的国际主义的故事——这是威尔逊在1944年再度引起人们关注时的一个主题思想——而是把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结合起来进行审视，同时把这两个创造性的事件与美国一直关注的外交政策一系列的后果结合在一起。对于勒万而言，威尔逊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的资本家。他坚持认为，尽管总统在国际联盟的问题上失败了，但在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在20世纪的最终定义上，威尔逊实际上取得了成功，实现了美国外交政策向自由的全球主义的转移，这与传统的帝国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都是对立的。这一关于威尔逊的观点争议非常大，但该解释确立了冷战时期美国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人的意义这一问题的基调。 11

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也出现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争论，尽管方式是截然不同的。1945年之后，德国人面临的最艰难的任务就是与他们的过去达成妥协。尽管大屠杀在40年代仍有发生，但德国并没有出现否认纳粹发动战争罪行以及犯下巨大罪恶的势头。在东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由一直反对纳粹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国家，宣称自己是新型的、真正的反法西斯国家。只有位于西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的领导人才一直纠结于与纳粹历史的巨大而扭曲的斗争之中。联邦德国令人尊敬的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先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是反纳粹的，但联邦德国的大部分精英多多少少都是与纳粹政权有一定关系的。官方对此的立场是“公开的忏悔”，但也严格执行有限的债务责任；承认1933—1945年犯下的惊人罪行，但认为这些罪行是一小撮的派系造成的，同时豁免了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里“办公桌上的犯罪者”，他们被认为仅仅简单地执行了命令而已。1951年，阿登纳发表了针对以色列和全世界犹太人的和解与赔偿声明。对于这一点，德国总理表达得非常清楚。“德国人民的大多数实际上是拒绝针对犹太人的这些罪行的，他们也没有参与进来。” 阿登纳接着说，“但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滔天罪行，给我们带来的道义责任，一定要进行物质上的补偿。”实际上，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非常遗憾的是以德国人的名义发生的，现在体面的德国人必须进行赔罪。所以纳粹时期被塑造成为德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其例外的时期。这里可以引用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所提出的一个比较呆板的公式，“这些人在人格上是个体的，在群体中也是个体的，在这种环境之中，政党可以独自地掌握权力，在一定的时期之内，强迫德国人去走一条错误的道路”。 12

纳粹时期是短暂地偏离德国的正常轨道，是德国历史正常运转中的短暂失灵 13 ，这种想法在20世纪50年代帮助德国人保留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正面记忆，他们认为那是一场好的战争，是为了自卫而进行的必要的战争。这种观念对于维持德国人的自尊非常重要，然而这种观念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被彻底打破了，这主要源于来自汉堡的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的著作《争雄世界》，该书描述了德国在1914年试图夺取世界权力的斗争。费舍尔主要关注的对象是接近政治决策精英们的国内压力集团，他坚持认为，这些人对于东欧地区和非洲存在着帝国主义的企图，为此他们不惜冒战争的风险。除了对1914年的历史进行重写，他认为从更广泛的含义而言，该书也对研究德国从一战到二战这段历史的延续性做出了贡献。费舍尔这本长达900页的巨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写作工程，建立在对帝国时期大量文档解读的基础之上，其中很多是苏联返还给民主德国的文件，可以在波茨坦查到，但是这种关于承续性的评论激怒了德国人。德国历史学会的主席格哈德?里特率先对费舍尔进行了谴责，指责费舍尔正在进行“更新《凡尔赛条约》中战争条款的工作”。 14 里特，出生于1888年，比费舍尔年长20岁，是一战期间的老兵，属于德国的保守派，一直从事传统的军事政治历史研究，而费舍尔及其助手们，如伊缪尔?盖斯和汉斯—乌利奇?威尔等人都属于左派人物，致力于社会和经济史研究。里特和费舍尔之间的对抗，实际代表的是代际、阶层和历史研究模式的冲突。而且，这与通常的学术辩论是不一样的，这一争论在大众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特别是在《德国时代周报》和《明镜周刊》上。在辩论的过程中，双方越发走向极端，里特试图说服德国政府出面阻止给费舍尔提供到美国去演讲的经费。而费舍尔在1969年出版的著作《幻想的战争》，则非常直白地宣称，1914年德国的领导人不仅发动了大战，而且这的确是他们想做并且经过了精心准备的事情。

真正促使“费舍尔论断”广为人知的原因主要在于，他认为希特勒的扩张并不是一个单单的偏离轨道的行为，而是德国历史，至少是自俾斯麦以来德国历史的一部分，战争是全体德国人的责任，而不仅仅在于少数的几个战争罪犯。该论断是对阿登纳时期德国杜撰的假象的根本性打击，而这又与当时对战争罪行新的揭露相互呼应，包括在电视中直播的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阿道夫?艾希曼进行的审判，还包括1963—1965年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对低级官员的一系列审判。所有这些使得“奥斯维辛”这一名词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纳粹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的同义词。有关费舍尔的争论同样反映了在这一个10年间，联邦德国向左倾斜的特征，当时年轻的学生们发动抗议，反对他们父母“沉默的一代”，而这个国家，最终也在1969年选举产生了第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

同样，在法国，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评价是20世纪60年代争论的核心问题，只不过其方式与西德是不一样的。1945年，法国毫无疑问是胜利的一方，但是法国在1940年耻辱的失败，以及维希政权与纳粹德国的勾结，带来了严重的道义问题。丘吉尔的回忆录在法国出版的时候，巴黎的出版商忠实地翻译了其六卷本的书名，只有一个例外，即关于1940年的第二卷，原名为《最光辉的时刻》，翻译更名为《目前的惨状》。1948年，仍然有85万名1914—1918年的老兵还活着。50年代，法国人发现，相比于1940—1944年的黑暗时期，纪念一战这一伟大的战争更容易，也更加让人舒服。 15 当然，法国在这两次战争中均经历惨痛，这对菲利普?贝当个人尤为重要，1916年他个人因为保卫了凡尔登而成为民族英雄，而二战期间，他在德国的占领下自称为法国的救星，但在战争末期被贬低为维希政权的领导人。1945年，贝当被宣布判处死刑，后来被减刑为无期徒刑，1951年在流放期间死亡，他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

在战争期间，夏尔?戴高乐是在伦敦的自由法国领导人，他1958—1969年担任新建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而关于法国1939—1945年的叙事都是由他主导的。通过50年代写作的战争回忆录，以及他在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的言行，戴高乐塑造了一幅非常清晰的历史画面，他把自己塑造成为民族意志的代表，是法国国家的真正保卫者。而且，戴高乐针对的不仅仅是德国，也包括英国和美国试图把法国变成附庸的阴谋。他的这些垄断性声明遭到了共产党的强烈质疑，法国共产党在法国的抵抗运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战后的选举中经常赢得1/5或以上的选票。1964年，戴高乐重新安葬了让?穆兰的遗骸，安置于巴黎的先贤祠，这是安葬法国伟人的地方。法国的文化部长安德?马尔罗发表了一番讲话，对戴高乐的战争观进行了总结，“抵抗运动就等同于戴高乐，戴高乐就等同于法兰西，所以抵抗运动就等于法兰西”。 16

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重新编述的历史试图掩盖法国这一丑陋的裂缝。首先，通过对抵抗运动的不断强调，试图掩盖法国民众与纳粹占领者之间的合作。这一点和阿登纳的德国认为纳粹时期是德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偏离一样，戴高乐时期的法国把维希政权边缘化了，认为这是被少数人误导的行为。其次，为了掩盖1940年的故事，戴高乐时期的叙事模式把抵抗和解放运动与1914—1918年的事迹紧密结合了起来，同时寻求排除战争的意识形态因素（维希政权本身就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版本，因此反法西斯战争的提法本身就是令人产生疑问的），所以戴高乐时期把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描绘成为1914年以来30年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1941年，他就坚持说：“世界已经与主宰欧洲的德意志专制主义打了30年的战争。” 17

20世纪70年代，法国关于“官方记忆”的冰川被彻底打破。 18 正如联邦德国一样，学生的反抗构成了对于在历史和政治领域已经确立的权威的挑战，因为无论戴高乐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战争时期的表现上。1969年出品的电影《悲伤和怜悯》挑战了这个国家关于战争的大部分神话。电影主要讲述了德国占领时期克莱蒙费朗这座小城的日常生活，电影长达四个小时，这是一个明显缺乏将军的场景。通过广阔的画面，电影暗示很多法国公民对于反犹太主义，或者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或者是采取了骑墙的态度，甚至有的人暗中也存在反犹的心理趋向。尽管马塞尔?奥普斯的这部电影在西欧和美国都上映了，但多年来一直被禁止在法国播放，理由在于它破坏了法国人仍然非常需要的神话。最终，这部电影于1971年开始在法国的几个电影院播放，但经过了明显的剪辑，大约有60万人观看了影片。直到1981年，法国电视台才对这部电影解禁。在那之前，听说过、看过《悲伤和怜悯》这部电影的人们，已经使该影片在法国成为一个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件，法国人展开了一场争论，即维希政权在放逐犹太人的事件中到底是否是共谋犯，从而凸显出这样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国国内的一场战争。 19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联邦德国，两次大战都变为消极层面上的战争。而在法国，尽管有戴高乐的叙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阴影也已经掩盖了一战持续多年的光环。这些与英国的情况都不一样，英国仍然把二战视为一场光辉的胜利。但是法国和联邦德国很快发现了一种把它们从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叙事中摆脱出来的方式，而且是通过英国不认可的一种方式反映出来的，或者说英国人自己所拒绝的一种方式进行的。那就是欧洲的一体化。

正如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抵抗运动领导人克里斯蒂安?比诺所观察到的那样，在盖世太保的牢房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待上几年，或者会激发一种报复德国的情绪，或者会产生一种再不要有集中营的强烈愿望。 20 复仇就是这30年战争的燃料，对于法国而言，在1914年重新得到了1870年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对于德国而言，在整个30年代都在追求废除《凡尔赛条约》单方面的苛刻条件，并且力图在欧洲实现德国“生存空间”的扩展。尽管在1945年之后，因为冷战的因素，没有举行正式的和平会议，但是比诺在1957年为法国签署的《罗马条约》，对于西欧问题而言，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10年之前，关于法国和德国能够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观点，看起来还是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谬之见。1945年，当戴高乐执掌法国临时政府的时候，法国的外交政策看起来是对1919年的重复。戴高乐将军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设想一下，我们在大约相当于一生的时间里，遭遇到了德国的三次侵略，所以我们应该从德国那里得到更多。”他的政府阻止德意志中央政府的建立，而且就像20世纪20年代一样，试图把鲁尔和莱茵兰从德国分割出去。考虑到1919年的“背叛”行为，法国人并不信任“盎格鲁—撒克逊人”。他还告诉美国大使：“你们距离那么远，你们的士兵不可能长期驻扎在欧洲。”他认为英国已经被“耗尽”了，所以在面对德苏联合的时候，不能指望英国做什么事情。事实上，戴高乐在1945年非常不吉利地谈到了这还是“两次战争期间的间歇”。 21

40年代中期，戴高乐的继任者们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继续了战争的政策，寻求让德国衰落下去，但到40年代末，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以及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表明，这一次美国的确成为西欧可以依赖的盟友，而法国也没有能力阻止英国和美国重建联邦德国的工业，以及在波恩建立一个新的德国政府。因而法国的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们，又回到了20年代的那种选择困境，像雅克?赛杜这样的技术专家主张法国与德国之间展开合作，合作围绕法国的煤炭和德国的钢铁工业展开。20年代的时候，已经存在这样的合作，但主要是个人层面的，是通过两个国家比较关键的制造业领域的卡特尔之间展开的合作。1/4世纪之后，这种方法被政府机制化了。这一局面的关键驱动者是法国的经济规划师——让?莫内，但真正的大众代言人则是法国的外交部部长罗伯特?舒曼，他自身的故事比较完美地体现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德国之间发生的异常纠结的故事。

舒曼出生于1886年，在卢森堡长大，在德国大学受教育，在梅茨开业做律师，后来这一地区被法国控制。1914年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加入德军，因为身体上的问题，他做的是文书工作，因此没有面对面与法军战斗过。1918年之后，法国收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舒曼在法国的政坛中开始活跃起来，在下一次大战中他投身于法国抵抗运动，但是他早期在法德不断变化的边界的生活经历，使他认为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在舒曼的观点形成过程中，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天主教背景，以及战后作为法国民主共和运动成员的身份的影响，这一运动在1950年前后曾经作为法国政治运动的基石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民共和运动是一个天主教的民主党派，其领导人如舒曼和乔治斯?皮杜尔，与德国和意大利相对应的天主教民主政党有很多的共性。阿尔契德?加斯贝利——一个莱茵兰人，与康拉德?阿登纳，都非常清醒地看到了法德之间历史边疆的转移以及伴随每次变动而爆发的血腥战争。加斯贝利早在1911年就以奥地利议会代表的身份开始了政治生涯，彼时他的家乡提洛尔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大战之后，这一地区划归了意大利，而加斯贝利也在罗马重新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他最初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后来又反对战后的共产主义者。舒曼、阿登纳与加斯贝利都对天主教的欧洲怀有同样的历史感，这要回归到查尔曼大帝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正是源于这一视角，舒曼逐渐走近了欧洲一体化运动，他坚持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处理德国问题时，不想再犯以前的错误”，“那么只有一种解决方案，即欧洲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如果不能打败它，那么你只有加入它，这就是舒曼在1950年5月表达的基本信息，他建议作为“欧洲联邦的第一步，首先要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 22

煤炭和钢铁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工业增长和发动战争都是非常必要的资源。为了和平与繁荣，国家放弃对这些关键资源的控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一项选择。正如法国外交部宣布的，“为了一个民主的欧洲，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部分主权，这将使得德国与法国之间发生新的冲突，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 23 欧洲煤钢共同体1952年成立，最初有六个成员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与卢森堡。后三个国家早在1948年就已经达成了三国关税同盟，实际上是欧洲共同体的先锋。考虑到它们地理位置上的困境，三国正好处于德法对立的“火山口”上，它们的选择并不奇怪。当法德两国再燃战火，比利时、卢森堡与荷兰就会被“火山”毫不留情地吞噬。

《罗马条约》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推进非常缓慢，也极其不稳定。真正的交易主要是法国和德国苦思冥想进行设计的，阿登纳坚决反对其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的主张。前者认为发展与法国的新型关系比特定细节要重要很多。法国因此能够设计自己的方式，尤其是能够保护新兴的共同市场，并且涉及对农业的优惠政策（这在法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罗马条约》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而这些条款在1957年的意义则是让各方达成一致。阿登纳异常欣喜地宣布：“在西欧，两个民族间爆发战争的时代就此结束。”1958年5月，即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始运作五个月之后，戴高乐就任法国总统，他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戴高乐迅速铸造了与德国总理更为亲密的一种关系，尽管这与预期是相反的。一战期间，戴高乐有一半的时间在德国的战俘集中营度过，而阿登纳对巴黎的首次访问是在德国代表团签署《凡尔赛条约》之前。更富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出现在1962年7月，两国领导人出席了法国兰斯大教堂的弥撒活动，这里是法国国王举行加冕礼的神圣之地，同时是德国在1914年进行文化“暴行”的所在地。随后，在爱丽舍宫，戴高乐充满感情地讲道，法国和德国两个国家的长期敌对只不过是胜利与失败的交替循环，而代价则是数不清的坟墓。但是，他满怀希望地预测说，两国终于意识到了要实现“一体化”的梦想，这种想法我们已经思考了将近20个世纪，穿越查理曼大帝时代直到回溯至罗马帝国时期。1963年签署的《法德条约》也具有基层合作的特征，例如姊妹城市的建设、青年的交流以及双方语言的学习项目，以弱化下一代年轻人的民族主义倾向。 24

因此，尽管法国和联邦德国在与过去达成妥协方面都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它们仍然在继续努力。欧洲一体化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并且充满希望的未来，超越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敌意和仇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政府，工党政府也好，保守党政府也罢，都对欧洲一体化发展的速度和强度感到非常吃惊。他们对于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都态度冷淡，认为英国的经济利益存在于全球的贸易网络，与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贸易比一个封闭的、保护主义的大陆集团要重要得多。而事实上，他们还存有一种潜在的疑虑，他们不相信欧洲人能够真的行动一致，特别是有鉴于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的历史更是如此。一旦这六个国家的协议真的开始了生龙活虎的运转，英国面临着真正边缘化的危险。“六国的联合除了导致英国经济损失，”一个英国政府的委员会发出如此警告，“如果我们继续保持冷淡的态度，我们还将面临这样一种危险，即失去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影响力，无法提出任何的要求。” 25

还有两个因素更加强化了这一警告的作用。第一，英帝国突然而且非常迅速地收缩了，1960—1964年，17个英国殖民地获得了独立地位；第二，美国对于欧洲一体化采取了积极的支持态度，对于长期敌对的欧洲终于达成了和解表示热烈的欢迎。为了保证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与信誉，英国承担不起游离于新欧洲变化之外的代价。尽管已经成为一个有核国家，但英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之中表现出来的虚弱无力，加深了这种边缘化的感觉。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1962年12月宣布：“大英帝国已经失去了帝国的地位，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这彻底戳中了伦敦的痛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对此进行了高调指责，声称艾奇逊“已经误入歧途，这种错误在过去的400年中已经有很多人犯过了”，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到拿破仑，从德国皇帝到希特勒都犯过此类错误。但是他的这次讲话并没有抓住要领，英国过去的英雄传奇对新欧洲和战后的殖民地世界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26

艾奇逊的评价是恰当的，英国1963年的时候如此，到1967年的时候这一点再度得到了印证。秋季，戴高乐否决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理由是，英国并不是真正的欧洲人，而且将为美国扮演“特洛伊木马”的角色。这位法国总统清晰地记得，1940—1944年他流亡到英国时候的卑微地位。他也不会忘记，丘吉尔在诺曼底登陆日前夕发出的警告，跨大西洋联盟永远是英国外交政策最为优先的选择。“每次我们都必须在欧洲和跨大西洋之间进行选择，而我们将选择跨大西洋。”1940年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在英国和法国之间造成了巨大的分裂，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欧洲与英国之间的分裂。到了戴高乐的继任者乔治?蓬皮杜时期，法国的语调温和了许多，英国最终在1973年被批准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当时这一组织已经运行了15年。最初六国之间的协议已经变得非常牢固了，它要求英国接受已经达成的约定，而这并不符合英国的经济利益。 27

新欧洲的崛起，英帝国的衰落，使得英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叙事变得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了。“光辉的时刻”这一概念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人们逐渐开始质疑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1965年1月，丘吉尔逝世，这时距离欧战胜利纪念日几乎已经20年了，这一事件被很多人认为是“战后时期”的结束，因为他曾经在这个国家的经历与观念中扮演过那么重要的角色。在前一年，丘吉尔90岁生日的时候，他收到了30万份卡片，这一数字也是他的灵柩停放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时候来祭奠他的人数。为丘吉尔举行的国家葬礼，是模仿惠灵顿和格莱斯顿的，2500万的英国人通过电视节目观看了这一过程，全世界其他地方也大约有50万人通过电视观看了这场葬礼。葬礼经过精心设计，非常感人。工党政治家理查德?克罗斯曼称其为“狂欢的一天，但也是自我哀悼的一天，因为这预示着我们帝国命运的终结”。《经济学家》杂志的调查认为，随着丘吉尔的死亡，“一个时代，一个值得记忆的时代，渐渐地融入到了历史之中”，“我们今天见证了一个曲终人散的伟大时刻，这也是一个重新起跑的时刻”。约翰?格里格在《卫报》的评论则更为尖锐，他认为丘吉尔在1945年取得的胜利是令人迷惑的，因为这个国家的权力在这一进程中已经被碎片化了，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格里格认为：“我们应该重新评估现在的形势，必须正视所面对的转瞬即逝的时代，并相应地重塑我们的外交政策。” 28

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否面对着一个转瞬即逝的时代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丘吉尔的葬礼，战后时代的流逝，乃至于无休止的冷战，都让英国再度超越1939—1945年的历史，去重新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价值。

新时代的开端，1961年出版的一本书《驴》，作者为艾伦?克拉克，主要讲述的是1915年的鲁斯之战。正是在这场战役中，英国“老式的职业军队”被彻底摧毁了。克拉克是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的儿子，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丝毫不顾虑偷工减料的问题。他认为其书名来源于鲁登道夫及其参谋长马克斯?霍夫曼（克拉克拼错了他的名字）之间的交流，而这来源于法尔肯海因的回忆录。

鲁登道夫：英国士兵战斗的时候表现得像狮子一样。

霍夫曼（原文如此）：的确是这样，但不为人知的是，他们是驴领导下的狮子。

多年之后，克拉克承认自己编造了这段对话，目的是为了使这一词语适用于自己的需求，因此采用了前几次战争中使用的这个词。他的书实际上是对英国将军们的又一次控告，特别是针对约翰?佛伦奇爵士（他被认为意志薄弱，而且是一个仅次于精神病人的患者），也包括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他的晋升被认为是政治关系运作的结果，而不是他的天然才能），同时指责黑格冷酷无情地强迫勇敢的士兵们去发动“无望的进攻”。克拉克的作品主要是对从20世纪30年代起的一战评价的再修正，但是新的一代并不熟悉这些，因此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克拉克看到了这一引人注目的标题的价值，由于他的原因，虽然后来的军事历史学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驴领导的狮子”这一标签已经成为大战中英国故事的速记标签。 29

为了理解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我们需要探索20世纪60年代对于大战的重新回顾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关于周年纪念的剧作、书籍和电视的系列节目如潮水般涌现，这些都对英国人的态度发挥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哦，多么可爱的战争》是琼?利特尔伍德戏剧工作室的作品，1963年3月在伦敦东部开始上演，后来由于特别受欢迎，很快搬到了西区。该剧故意在形式上呈现出非戏剧性的特征，在技巧的处理上它把布莱希特以及其他欧洲大陆的现代主义派与英国传统的音乐厅混合在了一起，把公众融于情境之中。这是一个工人们的剧场，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平民阶层看待战争的视角。在利特尔伍德看来，政治家与指挥官们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了，但是“那些受害者，那些民众，那些没有特权的人们……他们的父辈，到底是谁欺骗了他们”。装扮成丑角的演员阵容，象征着被送往战场的小丑们，他们唱着士兵们的歌曲（其中一首就是本剧的题目），并且表演出这样一幅由驴领导的狮子的场景。艾伦?克拉克曾经声明，对他书中材料的未经允许的使用必须要进行赔偿，而这部戏剧被普遍认为是建立在他作品的基础之上。 30

实际上，《哦，多么可爱的战争》运用了多方面的资料来源，而且经常断章取义地引用，以讽刺这些将军。

黑格：我们必须突破重围！

英国将军：先生，难道我们不需要考虑可能的损失伤亡吗？

黑格：再损失30万人可能会赢得真正的更伟大的胜利。 31

该剧的背景是一个屏幕，屏幕上投放的是来自战场上的照片，并且配有新闻报道的大幅标题来介绍这是哪场战争，例如“11月， 索姆河战役结束，总共损失1332000人的生命，无所收益”。在双方阵营里面，驴这一阶层的人也具有友谊的一面，剧中用一幅非常长的场景描绘了1914年的圣诞节休战。这些人，无论英国人还是德国人，都是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的受害者。

英国海军上将：你们有明确的计划吗？

英国将军：当然有。

幻灯片5：一片空白

而且毫无价值。

美国：我们总统对这场战争表示非常痛心……

英国：我明白，他是一个病人。

美国：是的，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在戏剧的最后，交战双方都在预测胜利的到来，1918年、1919年、1920年、1925年等等。难道还能推进到1964年，还有很多的数字，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最后的幻灯片展现的是筋疲力尽的士兵们，他们正在反复唱着题头的歌曲。 32

《哦，多么可爱的战争》从第一幕开始，主线就是逐渐失去的纯真，但到最后也没有表现战争结束。很明显，它并不想谈到战争为什么在1918年结束，战争是怎么结束的，而只是想通过新闻画面的形式宣布“结束战争的战争，杀死了上千万人的生命”。这部戏剧在1969年被改编成电影的时候，其结局的讽刺性变得异常尖锐。电影由理查德?阿滕伯勒执导（在电影标题中，“哦”之后加上一个感叹号）。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在屏幕上，演员表上都包括了众多的名人，从劳伦斯?奥利弗到约翰?米尔斯，从凡妮莎?雷格列夫到玛吉?史密斯，这一演员表与《漫长的一天》一样有名。只不过这部电影是讽刺战争而不是纪念战争的。小丑们消失了，但是通过把战争的场景设在布莱顿码头，那种轻薄的气氛反而加强了。所有的关注都集中于史密斯一家人。最终，最后一位史密斯先生经过和平会议繁文缛节的协商，从战壕被运回到了苏塞克斯的丘陵，在那里，他死去的战友们和穿白衣服的妇女们逐渐融入到了白色的十字架里面。一位评论人对这部电影的描述是，“这是一部自从《西线无战事》以来最具和平主义特征的一项声明”，比较恰如其分。事实上，自从1931年以来，英国没有直接涉及战壕的电影，关于大战的电影集中关注的都是不那么敏感的主题，如谍战片等——希区柯克的《特工》（1936）是其中的经典之作。《哦！多么可爱的战争》是第一部关注战争如何爆发的电影，它把战争视为欧洲王朝之间的类似家庭内部的争吵与打斗。 33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为了宣传而编纂的伪历史。奥利弗?利特尔顿以及怀康特?钱多思——他是伊顿公学的一名警卫官，经历过大战，伤心地评论道：“我们，我这里指的既包括军官，也包括士兵，都坚信我们为了一项神圣的事业奋斗，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在利特尔伍德女士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荒诞可笑的。”观众们究竟如何看待《哦，多么可爱的战争》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许多人承认这是对历史的一种嘲讽，但是却被歌曲深深打动，尤其是老年人的情绪更容易被唤出来。一位评论员写道：“对于我们亲身参与过战斗并且幸存下来的人而言，这个节目让人想起的记忆并非都是痛苦的。听到这些我们曾经高唱过的歌曲——尽管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些歌曲应该怎么唱了——又让我们回想起来那种讽刺性、幻想破灭的感觉，那种感觉是与战壕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是该剧带有的娱乐和乡愁之情，而不是其散发出的政治性戏剧的能量，才真正地把很多人吸引到了剧场里面，并且助推其走向了伦敦西区。 34 而电影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更加难以觉察的。它延续了戏剧中对军队精英人物的讽刺，其结局的力量比戏剧要具有更大的冲击力，清晰地表达了反战的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的记忆，他们没有得到关于1914—1918年战争发生的原因的解释，他们对战争的感觉就是它是毫无意义的，是在悲剧与闹剧之间游走的战争。

对于大战意义论述的缺乏，由于A.J.P.泰勒在1963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部插图史》，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该书是在《哦，多么可爱的战争》上演几个月之后出版发行的，该书被描绘为，“从英语读物的整体上来看，是阅读最为广泛的关于战争的历史书籍”，它在出版后的前25年就售出了25万册。 35 该书最初是想作为咖啡店里茶几上的摆放用书，为此泰勒选择了大约200张非同寻常的照片进行了简单的排列，并配有简单的文字说明。但泰勒在55岁前后，无论作为历史学家，还是作为一个辩论家，都达到了生涯的顶峰。他因为固执己见的报纸专栏以及电视讲座节目而享有盛誉，在电视节目中他的讲述非常生动，从来都不用纸条，完全脱稿讲述。他在1961年出版的打破传统观点的书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现在他又非常敏锐地把火力指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这本插图历史著作的特殊影响源于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首先在于它轻松愉快、带有讽刺性的文风，缺乏相应的庄重，并且经常表现得像闹剧一样（似乎这本书是直接献给利特尔伍德的一样）。其次插图的文字说明也是特别风趣的。约翰?佛伦奇爵士身着燕尾服，戴着大礼帽，一路小跑穿过伦敦城，插图文字是“为了从蒙斯撤退而正在进行锻炼”。至于陆军元帅黑格先生，“他依赖于神灵的帮助，成为一个伯爵，并且从议会中每年得到10万英镑的收入”。另一幅插图的标题是“准备统治世界的威尔逊先生及其内阁”。而关于英国首相的照片，因为他是一位臭名昭著的沉迷于女色的人，其配文为“劳合?乔治对于从事军需品生产的女孩投以专家般的眼神”。泰勒对历史的调侃，明显是对“以前关于战争历史描述的一种背离”。 36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泰勒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的书籍第一次对于战争的历史进行了短暂但是尖锐的描绘，提供了一种非常清晰但是也带来争议的论点。1918年之后出现的瞬息史学（instant history），大多数是对于战役单调而冗长的年表式的叙述，缺乏解释的能力。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小说家约翰?巴肯在1922年出版的四卷本著作，是对其在战争期间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的整理修订，重叙述、轻分析，而且非常谨慎地强调了对于未来的积极看法。耐下心来仔细阅读这几卷本书籍的人没有一个清晰地感觉到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读者们可能会从利德尔?哈特1930年出版的《真正的战争》这本书中找到这种感觉，但是哈特提供的关于战争的观点非常片面，带有一定偏见。利德尔?哈特注重于战略层面以及战略的具体操作，几乎没有涉及外交层面（根本没有考虑本书的标题），也没有谈及士兵们的经历。他一心只关注西部战线的问题，而且故意特别关注1918年发生在法国的战斗，以充分证明他思维定式的正确，即海上封锁的力量，而不是黑格的军队，是最终赢得这场战争的决定性因素。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同时是战争老兵出身的查尔斯?克鲁特维尔在1934年出版了《一战历史》，并没有公然地那么固执己见，对士兵们的经历也进行了更多的关注，但是该书对历史的叙述非常狭隘，相对于利德尔?哈特的著作，它只关注于军事行动层面。 37

换句话说，当关于一战的历史已经被有关二战的瞬息史学所赶超后，关于1914—1918年的历史已没有非常清晰的、打动人心的通俗叙述。当然，关于1939—1945年的论述，没有任何人的叙述能够与丘吉尔在战争期间的演讲相比，而他回忆录的标题业已成为对二战描述的重要标志。这一鸿沟也是泰勒用了50年的时间填充上的，具体方式就是发展出一种简洁的、讽刺的、具有可读性的插图历史书。

对于一战，泰勒自始至终都认为这是一系列的意外事故，是人类的错误导致的结果。与人们通常认为的伟大事件必然有重大的起因这一观点不同，泰勒认为很难发现这场战争爆发的背后有着意义极其重大的缘由，而仅仅是出于1914年7月政治家们错误估计的结果。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几个月，泰勒尖锐地写道：“他们所依赖的威慑力量最终没有发挥出威慑的作用。”一旦开始了战争动员，这一过程就沿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因为在为时已晚之前，必须把军队部署到正确的位置上去。泰勒别有用心地宣称，战争被强加于欧洲政治家们的身上，而他们是依据铁路时间表设定的战争日程，这在铁路为主的时代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高潮事件。他重提了艾伦?克拉克的名言，认为“驴领导下的狮子”并不仅仅局限于英国，“所有的人都在风雨同舟，战争超出了将领们和政治家们所能够控制的范畴”。这种论调一直贯穿全书，从1915年的加里波利到1918年德国与协约国发动的装模作样的进攻都是如此。泰勒断言，“没有人询问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有清晰的战争目标”，霞飞将军的自信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总有一天，所有的德国人都会被杀死，即使在这一进程中可能有更多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战死也在所不惜”。战争的结束，如同其开始一样，都是错误估算的结果。鲁登道夫非常狡猾地要求停战，实际上是打算处理国内的崩溃以及发生在柏林的革命。泰勒在这里暗示的意思是，“实际上双方都没有更多的选择，德国人犯的唯一的错误就是放手了”。 38

当然也存在关于战争起源和意义的不同描述方式，那就是德国的弗里茨?费舍尔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思想。他并没有强调德国的责任，这是泰勒在《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39 一书出版几年之前所强调的，他滑向了一个违反常理的极端，在30年代他就持有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这个国家滑向战争以及整个战争进程都是一场错误。他的这种不敬的论调强化了一种彻底的非理性感觉，“凡尔登是战争进程中最没有意义的一段插曲，在任何场合都是没有意义的”。帕斯尚尔战役是“这场盲目发动的战争中最盲目的一场大屠杀……甚至将军们最后也意识到有些事情一定是弄错了”。对于1916年7月的索姆河战役的最初时日，泰勒的语言也极其尖刻，他没有提及战役的其余时段。“在索姆河战役中，理想主义彻底消亡了……战争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战争本身具有自己的目标，就像是一场忍耐力的竞赛……索姆河战役确立起一种未来的青年一代看待战争的图景：勇敢的然而无助的士兵，浮躁的顽固不化的将军们，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索姆河战役之后，人们以为战争会永远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40 以前，帕斯尚尔战役在英国人的记忆中是悲剧牺牲的原型，但是泰勒把索姆河塑造成为毫无价值的牺牲的典范。这一步强化了索姆河与英国在二战中取得阿拉曼战役胜利这一转折点（见第七章）的对比。 41

泰勒的写作年代正值冷战高峰，他把对1914—1918年的描述置于20世纪的大场景之中。尽管泰勒也提到了众所周知的凡尔赛遗产，但是他关注的重点不是德国问题，也不是1919年与1939年之间的联系。泰勒坚持认为“和平缔造者们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在东欧的工作戛然而止，也就是在苏俄的边疆地区突然中止下来”。尽管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最终都承认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是，他接着写道：“从更深层的含义来看，非共产主义的世界直至今日仍然没有真正地承认苏维埃俄国。这才是1919年最大的遗产，两个世界的局势已经形成，这也是我们今天世界面临的最大麻烦。”早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泰勒就是废除核武器运动的坚决支持者，他对于一战的看法只是这一时期宣传的一部分。通过对欧洲战争进行的毫无意义屠杀的描述，泰勒实际想表达的是，50年过去了，目前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已经把整个世界都带到了原子能所造成的毁灭的边缘。 42

除了利特尔伍德的戏剧和泰勒的书籍，对1914—1918年的重新解释的第三个比较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系列节目《一战》。1964年5月30日到11月22日，该节目分为26集播出，是英国广播公司为了纪念一战爆发50周年举行的系列纪念活动的核心，同时也是为了庆祝英国广播公司第二频道的开张。1964—1965年秋季和冬季，这一节目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一套节目中重复播出，大约有800万人收看了该节目，收视率达到20%。这与当代热门电视节目的人数大致相等，如关于警察的系列节目《Z汽车》与《迪克金刚秀》。但是纪录片观众的反应指数超过了这些受家庭欢迎节目20个百分点，达到了80%，可以与英足总杯决赛和皇家婚礼相媲美。如何解释这种影响仍然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这一系列节目的视野与新奇性，大量的不为人知的档案，因为配音的效果而凸显出来，与老兵们的座谈，以及精心制作的音乐，加上彼时非常著名的英国演员的声音，如以迈克尔?瑞德格拉夫为首的洪亮旁白。画面看起来也极其现实，在可以承受的花销范围之内，尽可能地展开画面，从最初的每秒16帧，到更现代的24帧，并消除了旧电影中固有的抖动的画面感。对于那一代人而言，看到和听到的一战真实画面远比观看的二战电影要少。许多观众带着浓厚的个人乃至家族的兴趣来观看这一节目，这是一个弄明白父辈或者祖父辈在战争期间所作所为的机会，而那些现在已经70多岁的老兵则发现这一系列的纪录片给他们找到了一个发掘过去的宣泄机会，这就好像英国广播公司创造了“可以重新讲述记忆的安全空间”。 43

《一战》准备重塑英国军队和将军们的形象，这和艾伦?克拉克与泰勒他们塑造的形象是不一样的。这也是节目主编、军事历史学家约翰?特里恩的目标，他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其副标题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兵》，对于黑格作为总指挥官的作用进行了高度评价。该目标也是托尼?埃塞克斯的想法，他是这一系列片的首席制片人。埃塞克斯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东部战线巨大战役的消耗”，“难道一战中的西部战线没有过类似的战役吗？德国难道不是被击败的吗？”。在这套系列片中，他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无论怎样，赢得任何战争，从来都没有一种简单的、代价微小的并且快捷的方式”，该观点也体现出特里恩的想法，这在他为第十三集的索姆河战役所写的脚本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该集正好处于系列节目中的中点。特里恩并没有回避7月里发生的第一次暴行，“夜幕降临，一场英军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灾难来临了，这是纯粹的大屠杀”。但是他很快转向了其余五个月的战斗，强调了基奇纳指挥的这些毫无经验的新兵如何开始在战斗中学习（这是一个周期性使用的词汇），从而日益老练并精明。特里恩高度强调英国军队给德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认为这最终导致了德国军队在索姆河战役之中流血而死，当然这是在协约国巨大物质优势的大环境之下取得的胜利。炮击德国战壕是一场噩梦，“甚至战壕里的老鼠都变得歇斯底里了”。 44

在这里，索姆河战役被塑造成为一场成功的消耗战，这是强有力的和持续的解读的成果，我们即将看到，这预示着一个军事历史的修正主义学派的形成。但这是有选择的解读，粉饰了黑格一直坚持的一个信念，他正处在赢得战争胜利的边缘，因此他才发布了重复的命令：再进行一次攻击。利德尔?哈特对于特里恩的消耗理论非常愤怒，而且对其所隐含的意思，即只有士兵而不是高级指挥官们需要学习这一点也非常愤怒，这使他从对《一战》宣传的历史学家中退出来了。无论如何，对于大部分观众而言，视觉的冲击力会超越文字的影响，真正留在观众记忆之中的，不是特里恩的脚本解说词，而是泥浆和毁灭的画面，也包括一些访谈画面的片断，例如一位澳大利亚老兵所说的：“我们像野兽一样生存，而且事实上，我们也已经变成了野兽。”尽管特里恩的目标是展示战争的消耗有其自己的目的，但是数以百万计的观众了解到的则是战争的徒劳无益和造成的巨大浪费。其中有一个插曲叫《魔鬼来了》，似乎激起了人们无处不在的坠入地狱般的感觉，在结尾，这一场景是通过一个德国兵对英国坦克的评论而揭露出来的。这种目的与实际反应的分离有点像R.C.谢里夫1928—1929年的戏剧《旅程的终点》出现的那种写作与反应相分离的情况（参见第五章）。 45

托尼?埃塞克斯的剧作有点精神分裂的特征。尽管不断地告诫公众胜利从来都不是廉价的，他同时也渴望制造悲剧性的史诗事件。这在其引人注目的，被描绘成为“既是挽歌，也是序曲”的开场画面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开场白建立在西部战线三幅图片的蒙太奇表现手法之中。第一幅照片是一个戴着头盔的士兵侧影，背衬着天空，低头正注视着一个极其粗糙的木头制的十字架，上面刻着“记忆”。然后，按照埃塞克斯的设想，伴随着嘶嘶声，音乐逐渐变得刺耳和尖锐，随之镜头很快就转向了战壕，几乎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就像爱丽丝掉进了兔子洞里面开始了奇妙的旅行一样，只不过这一次是来到了恐怖之中）。在战壕的最底端，镜头抓住了第二个非常关键性的画面——一个可怕的、穿着制服的、极其疲倦并且瘦骨嶙峋的人，眼睛斜看着镜头，眼神空洞，左手紧紧抓着自己的喉咙。然后在埃塞克斯的指导之下，伴随着非常强烈的、旋律感非常清晰的、激情的并且富有悲剧色彩的音乐，镜头又转向了废弃壕沟的另一部分，那里躺着两具尸体，旁边是极其疲惫的、靠在战壕墙上的英国士兵，他们眼神迷离，当镜头追踪到他们脸部的时候，他们用一种奇怪的、厌倦的眼神盯着镜头。 46

在这三组依次排列的严酷镜头中，那位目光呆滞的士兵很快抓住了英国观众们的心理，激发起了他们的想象力。他很快成为一个被狂热崇拜的人物，以至于英国广播公司打破了因没有版权而不提供脚本印刷物的传统，破天荒地送出了几百张明信片。到1965年4月，《广播时报》推断出：“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无名战士。”最初，这名士兵的身份被定为是二等兵约瑟夫?贝利，来自于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的第十二兵团，几个小时之后就在索姆河战役中阵亡。随后的调查显示，这并不是他的名字，这个人可能在爱尔兰军团服役，但是贝利的故事增加了这一图片的悲苦效果，这是一位失败的、浪漫的英雄，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墙头挂画。其中一个年轻人写道：“我已经13岁了，我完全同意一个女孩所说的，‘我认为他对我的意义比甲壳虫乐队更大’。”事实上，电影里的这幅照片经过了加工处理，在最初的原照片里，这一士兵并不是与尸体共存在黑暗的洞里面，而是在一个敞开的战壕里面，周围都是他的战友。埃塞克斯故意“设计了开场的蒙太奇，目的是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共鸣，而这一关于战争的观念已经嵌入到英国人的现代记忆之中”。 47

在这一时刻，回顾当年8月和9月在英国电影院上映的1916年电影《索姆河战役》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一战时期，电影院在流行文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其地位就像电视在60年代的地位一样。彼时，每个星期都会售出2000万张电影票，这对于那些找乐子的人们是不可抵抗的诱惑。“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变了，而且是随着《索姆河战役》的发行，突然地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是一部黑白的无声电影，镜头主要锁定在五个部分，配有小标题作为必要的解释，这部75分钟的电影对于现代人们的视觉来说可能是太残忍了。该电影第一次上映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在头六个星期内，就有大约2000万英国人观看了这部电影，而且在整个放映过程中可以说是场场爆满。在1916年，这部电影被反复播放，最终英国人口的大多数都观看了这部电影。各种评论不断地强调这部电影的现实主义。《曼彻斯特卫报》评论说：“这是最真实的事情。”《泰晤士报》则报道说：“众多观众感兴趣而且为之震惊的是，战争的现实被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他们面前，女士们在电影院里有时不得不闭上眼睛，不想看到电影里死亡的悲剧。普遍的观点都认为，后方的人们应该了解我们的士兵在法国皮卡第的战斗经历，他们的勇气，以及他们的遭遇。”当达拉谟的牧师提出在人们心灵受伤的时候应该反对娱乐活动，尤其是对于那些丧失亲人的人，这是对他们的亵渎，他的建议得到了热情的回应，人们纷纷写信给媒体表达自己的心情。其中一个人写道：“我已经失去了两个近亲，但是在看到这部电影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他们的牺牲。”劳合?乔治的秘书，弗兰西丝?史蒂文森的弟弟也阵亡于西部战线。看到这部电影之后，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直在试图想象他到底经历过什么，现在我终于知道了，而且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切。” 48

“现实主义”这一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人为因素在里面：战役中的连续镜头，比如士兵爬出战壕，爬到无人区，其拍摄是在后期完成的。观众们一直在回忆的画面，即受伤的士兵重新跌落到战壕里面，是整部电影中最为形象的一部分。其他的场景，如大炮的齐射（无声的）、大量地雷的爆炸、受伤士兵们的康复、对荒废村庄的射击，迄今为止一直在向人们传递一种信息，而这种信息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其实他们更不清楚那种感觉究竟是什么。对于一些评论家来说，为了回应政府放映这部影片的目的，他们主要是刺激大众们对于政府战争努力的支持。詹姆斯?道格拉斯宣称，《索姆河战役》这部影片成为侵略的替代品，证明移动的图片能够把战争带到英国土地上来。詹姆斯?库伯则得出了不同的教训，他在《泰晤士报》的文章中写道：“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手段，能够促使英国的男男女女们下定决心阻止战争的再次发生。”当然，这些可怕的图片并没有激起人们要求立刻进行和平谈判的努力。最具代表性的是《伦敦晚报》所经常使用的广告词：“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通过这幅画面认识到，为了摧毁罪恶的统治，人类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49

1916年，无论人们私底下是否存在质疑，但公开的说法是，罪恶在于敌人，而不是战争本身。战斗仍然在持续，就像在以往的战争冲突中一样，任何对于战争的批评都被看作不爱国，不支持自己人。然而，50年过去了，《一战》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对其否定的陈述超过了肯定性的看法。进入20世纪60年代，战争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丧失亲人的人们逐渐去世，从而消除了对于大战评价的限制。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使一战有了一个全新的解读视角。托尼?埃塞克斯抓住了这一视角，但他也许同时遗漏了一点，他注意到1941—1945年德国人是由于东部战线的巨大消耗而战败的，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承认，1914—1918年的西部战线实际上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最为重要的是，他扭转了时间上的顺序。正是由于在反对德国皇帝的战争中消耗特别巨大，那么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中就不能再度重复使用这样的方式。在1914—1918年带来的觉醒之中，蒙蒂不能再度成为另一个黑格，如果再进行一次索姆河战役或者帕斯尚尔战役那样的战斗，英国需要的就是一个斯大林，而不是丘吉尔先生。苏联领导人对个人生命的漠视，以及对苏维埃社会冷酷无情的控制，对于维持20世纪40年代那种战争消耗模式的确是必要的。在20世纪60年代的电视节目中重复播出《索姆河战役》，其目的当然是要激起与1916年去电影院的人的不同反应。

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战争诗人的因素。即使是托尼?埃塞克斯本人，尽管他是一位非常坚定的修正主义派学者，实际上也没有摆脱这些战争诗人的影响。威尔弗雷德?欧文以及在《一战》节目里出现的大多数诗人及相关作家，他们为大部分的片段提供了名称。埃塞克斯甚至想请求萨松为开头的标题系列创作一首特殊的诗篇。 50

20世纪60年代，是一战的创作诗人成为重要象征的10年，鉴于该类诗歌的巨大数量，这种象征性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从广义上看，围绕1914—1918年的大战，英国诞生了2225名诗人，而1939—1945年，则是2679人。 51 考虑到这些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体现出来的诗意与一战是不相上下的。当然也有一点点例外，如基思?道格拉斯和西德尼?凯斯，他们的反战诗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从敦刻尔克大撤退到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爱国主义的诗歌并没有看作是自相矛盾的”，当时战争正在不可思议地接近其尾声，贝尔森集中营和原子弹，这似乎都是违背诗意的表达。 52 也有很多作者发现一战给他们在文学上带来的负担是极其沉重的。“几乎所有服役的诗人都被鼓励去进行创作，这必然会出现反复的特征，”道格拉斯在1943年这样说道，“这种厌恶感不能被一再释放。” 53

尽管一战的一些诗人以单卷本的形式出版了诗集，但是1914—1918年的大部分诗歌遗产是通过选集的形式代代相传下去的。不仅仅有田园诗歌般的浪漫诗集，诸如威尔弗雷德?欧文和爱德华?托马斯的作品都被收录在内，还有诸如《英语诗歌的牛津书》这种形式也有助于把诗歌的情怀传递给下一代。关于大战的诗歌选集在1914年的秋季就已经开始出现，其中大部分都是具有一定文学背景的年龄比较大的人整理出来的，他们年龄太大不能去参军战斗，但仍然想为战争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选集的语调都高度强调爱国主义，在1914—1915年创作任何反战的诗歌几乎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然而1916年征兵制度的实施，使得关于征募的语句走向了衰亡，这些老男人也变得缄默了。这一时期，几乎很少有诗集出版，而且即使真的出现的话，那么这些诗歌也是出自现役军人之手，而且主要是高级军官们的笔下。1918年7月，伯特伦?劳埃德的《大战中创作的诗歌》是第一本表达战争的伪善、理想主义和虚假魅力的诗歌选集，而这也是一战在市场上的形象代表。尽管20年代早期爱国主义的诗集仍然在市场上时有出现，但是读者已经失去了对任何形式的战争诗歌的兴趣，在停战10周年出版的关于战争书籍的繁荣中，只有一本是诗歌的选集。 54

然而，这一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弗里德里克?布里尔顿的《战争诗集选》（1930），在选择诗歌的范围上是比较折中的，既包括哈迪和吉卜林这样出身平民的作家，也包括比较重要的具有主流地位的士兵诗人，7篇来自萨松，5篇来自欧文，3篇来自罗伯特?格雷夫。尽管诗歌的顺序是按照作者名字的字母顺序进行排列的，选集的格调基本上是埃德蒙?布伦登在长达12页的序言之中敲定的。他是一位战争诗人，也是一位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曾经获得过军队的十字勋章，经历了索姆河战役和帕斯尚尔战役，虽然身体上没有受伤，但神经上显然受到了刺激。布伦登身材矮小，行动敏捷，非常谦虚低调，热衷于打板球，喜欢在肯特郡的乡村生活，无论作为个人还是诗作他都没有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也不像欧文、萨松和格雷夫那样有名气。但是，“作为评论家、编辑和学者，”文学家多米尼克?赫伯德认为，“如果用现代视野的角度审视布伦登的诗歌，他可能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要大。” 55

1928年，布伦登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战争的底色》，这是他自己写的一本关于战争的诗歌集，主要是为了纪念1914—1918年的这段历史。这本诗集与萨松和格雷夫的作品一道，很快成为最经典的战争回忆录之一。它也反映出布伦登对于自身战争经历的迷恋，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老兵们的经历并不都是真实的。在序言中，布伦登写道，“我必须再度重温这片土地”，“一个声音，也许并不是我自己的声音，在我内心深处这样说道，你必须再度重温这片土地，直到那一时刻，即痛苦的层面彻底被软化成为一个温暖的春天”。这一“声音”是正确的，也许它表现出来的比任何大战中的幸存者都要内涵多一些，即使对于他那位日益迷恋于自身的朋友萨松也是如此。在其余生之中，布伦登不断地质疑梅宁路山脊战斗和昂科尔山谷战斗，从而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战争诗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56

布伦登在20世纪30年代为布里尔顿选集所作的序言，标题非常直白，《1914—1918年的士兵诗人》，涉及1914—1918年的2225名诗人，其中不到1/5服过兵役，其余都是平民，大约1/4是女性。但是，正如布伦登的标题所体现出来的一样，相对于其他人，他更看重士兵出身的诗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说的“士兵”都是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他们大部分毕业于公立的寄宿学校。在布伦登的文章中，特别提到了五个年轻人。为了讲述的方便，是按照名字的字母顺序展开的。第一个是鲁伯特?布鲁克，其诗歌具有“侠义的责任色彩”，他完美演绎了1914年的爱国主义精神。随后是查尔斯?索利，他与布鲁克一样很早就死去了，在1915年的卢斯战役阵亡之前，他已经开始感觉到战争的毫无价值，这是他们这些优秀的人面临的厄运。到了1916年，在无数的人们被无情地赶到受难地之前，战争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错误，这些都被罗伯特?格雷夫的诗歌捕捉到了。而在1917—1918年，是萨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起了对于战争的攻击，这在其诗作的合集《老猎人及其反击》之中体现出来。最后是欧文，他的创造力被萨松激发出来，他也“可能是被杀死的最伟大的诗人”。布伦登叮嘱读者，不要去强烈地谴责1914—1915年那些年轻的士兵诗人，不要指责他们的诗歌太精美柔和，不能创造出反映战争真实状况的诗句，当时他们还没有那么可怕的经历，而且当时国家也的确需要他们诗歌的甜蜜与芬芳。最为重要的是，在关于索姆河战役和帕斯尚尔战役造成的大家早已熟知的恐怖之中，有两位诗人“显示出了不可动摇的决心，在诗意的张力和为了这个世界进行无私的、忘我的战斗方面，他们是不可能被超越的”。1918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战争即将结束或者取得胜利，而且在那样的战争中，“胜利”的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于布伦登来说，战争诗歌的任务在于“有效而强烈地反对战争的虚伪、粗野和幻想，不能让它们延续下去”。在他看来，最适合从事这种“十字军东征”的人就是那些曾经参与过战斗的人。 57

布伦登非常简短地追溯了可能被称为诗歌的“学习曲线”的过程，这是士兵诗人们在1914—1918年为了取得文学上的成就所痛苦遵循的一条曲线。他在1931年编辑的《威尔弗雷德?欧文的战争诗歌》，目的就是为了让欧文的诗歌在20世纪30年代保有生命力，他认为这是一种责任。在这本书中，布伦登所写的长篇的传记性介绍，实际上赋予了欧文“从来没有过的性格特征——诗意的性格”。 58 作为战争自我牺牲的受害者，一方面他对于自己内心的不道德本质极为憎恨，另一方面他又不能逃避战争的道德需求。1954年，另外一本布伦登准备的文集，拯救了几乎被遗忘和淹没的诗歌创作者艾夫?格尼的诗句。这是给未来留下的标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当时的爱国事业，一部分1914—1918年的诗歌被挑选出版。但是真正到了对1914—1918年50周年纪念的时候，关于一战的选集才开始变得再度流行，而布伦登的解释工作也得以进入了自己的框架之中。

出版的诗歌选集中最为经典性的一本，是布莱恩?加德纳的《死亡之线》，布伦登应邀为该选集写序言。在这里，他描述了诗歌如何从1914年的“理想主义”的发声，转化成为1917年的“哭喊”，并且赞扬了加德纳把“萨松、布鲁克和欧文这一代”的写作风格，在一战50周年的时候，转向了新一代的创作方式。相对于文学领域的成就，加德纳更是一个通俗历史学家，他自己写作了类似于布伦登式的介绍，坚持认为“在个人经历，尤其是情感上的喜怒哀乐层面，他创作的诗歌与同时代的其他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而且他特别强调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在1916年7月之后，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比其伙伴们更能够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加德纳依据主旋律对于诗歌进行了分类，包括“未知的土地”与“大后方”两部分，但主要集中于战壕中的经历，其讲述的弧度包括“经由痛苦（噢，上帝啊，快让战争停止吧）而仍然保有的天真（快乐现在属于英格兰）”到“胜利的哀歌（终于！终于！）”。这一书名本身就来源于萨松对于从事非战斗工作军官们的赤裸裸的嘲讽，如其中的《基地的细节》：

如果我凶狠、单调、呼吸急促，

我将忍受基地里面罪孽深重的一切，

并且加速把这些忧郁的英雄送到死亡线上。 59

在一战50周年纪念的诗选中，加德纳的书是最好的一本。在学校的课程体系中，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时至今日仍然再版，其他的作品则具有很强的说教性。一年之后，帕森斯出版了一本合集《行军中的人们》（1965）。与加德纳一样，他分几部分对诗歌进行了排列组合，“每一部分都代表与战争相关的一种情绪或者主题”。布伦登的模式再一次表现出来。继“荣耀的图景”（在1914年激发起强烈的爱国主义的乐观情绪），转向了“现实的图景”（这一部分的名称是“逆耳之言”）。随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再是玩笑”和“战争的悲哀”（这两个题目分别来自萨松和欧文），再之后就是“伤者”“死者”和“后果”，从而圆满地完成了这一选集的工作。如果再深入探讨一下的话，莫里斯?赫西在他的选集《关于大战的诗歌》（1967）中，断言说他选择的诗歌，“尽管作品出自多人之手，但是至少在某一时刻他们是接近一致的，可以说是出自一个合成起来的作者之手，即它们都是战争诗歌”。赫西认为，从他的“思想”发展中可以看到，随着战争的进行，能够站得住脚的观点越来越少了。因此战争诗人的情绪从最初的“爱国主义激励”转向“沉思冥想的状态”，然后到了1916年或者1917年的时候，这种情绪或者转化成为对冲突和浪漫主义诗歌的愤怒的抗议，或者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个人的奋斗终究徒劳无益。这三个阶段分别被设置在不同的部分之中，题目分别为《行军之前》（题目来自艾夫?格尼），《行军进行中》（大部分诗歌被放置在这一部分），最后是《行军之后》，每一部分都有针对中学生进行的简短的介绍。这些由加德纳、帕森斯与赫西出版的选集，被学校大量购买，之后老师们年复一年地循环使用，以证明其最初投资选择的正确性。 60

一战50周年的诗选最终确立了布伦登在诗歌领域神圣教主般的地位。下级军官们的诗歌沉浸于浪漫主义的文学色彩之中，他们的情绪也从最初纯真的爱国主义转向了令人害怕的恐怖，并且按照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欧文的话来说，最终转化成为“战争的悲哀”，而不是其荣耀的一面。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的流行文化领域，欧文成为战争诗人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这种地位的取得，部分应该归因于萨松和布伦登不断地翻印他的诗作，其全集《诗集》（1963）出版时，将1931年布伦登的回忆录也收录在内。欧文本人的战争故事同样让人唏嘘不已。他在战争的最后战役中牺牲，当他阵亡的消息被告知其居住于什鲁斯伯里的父母时，正值宣告停战的教堂钟声响起。他的许多诗歌都不是战壕之作，但总体上都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1962年，本杰明?布里顿在其《战争安魂曲》中使用了欧文的诗歌，这主要是对新建的考文垂大教堂的献礼，此时距离原来的教堂被纳粹德国空军摧毁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2年。1939—1945年，布里顿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最初对这部作品的构思产生于在广岛被烧毁之后。1962年，他创作了一系列的诗歌，《献给在劫难逃的年轻人的赞美诗》和《奇怪的集会》，都在试图表达战争制造的巨大暴行。因为欧文的诗歌更多地关注苦难和受害者，比较符合英国在二战中的经历和20世纪60年代对于战争的总体态度，因此比仅仅关注于战斗和杀戮的、在道德上模棱两可的诗歌要好得多。正因如此，欧文成为历史学家丹尼尔?托德曼所说的“著名诗人”和“无名战士”。 61

但是这种战争诗歌的经典已经变得越来越独立了，它已经从英国诗歌发展的总体轨迹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初步显现，当时现代主义作家埃兹拉?庞德和艾略特已经开始崭露头角，艾略特被称为“在世的最伟大的英国诗人”，布伦登评论说，他成为勋章的获得者（得到了萨松的认可），“如果我们承认汤姆是游吟诗人，那么我们最好把我们的帝国移交给美国，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艾略特更像是一位美国人，他的作品不像是我们国家的自然产物”。 62 对于布伦登而言，所谓的“自然产物”就是根植于罗曼蒂克的英国田园风光传统，这一风格是在19世纪由华兹华斯、济慈和其他田园诗的作者共同确立的风格，然而这一风格却被战争诗歌残忍地扭转了，战争诗歌主要关注于对弗兰德斯和皮卡第地区战役的描绘。当然，随着战争诗人在英美文学的潮流中变得日趋孤立，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转向成为一战的年代编年史作家。

与战争诗歌相比，1914—1918年之后的战争艺术则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二战期间，英国政府再度发起了从事战争艺术创作的官方计划，规模比一战时期要大，集中程度也更高一些。战争艺术家咨询委员会（WAAC）委托并购买了5000件艺术作品，最后一半放到了帝国战争博物馆里面，涉及400多名艺术家，包括52名女性。但相对而言，这种巨大的投入对于文化领域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甚至连战争艺术家咨询委员会的主席肯尼斯?克拉克都承认，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平淡无奇的。 63

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格式。一次大战中的官方项目里面，包含了理查德?内文森和保罗?纳什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发现了欧洲大陆上的现实主义，把战争带来的震惊与艺术新形式带来的震撼结合在一起。但是1939—1945年的诗歌则是双重的重复。其风格主要根植于英国的田园传统，约翰?派博的艺术作品中具有浓厚的罗曼蒂克式的怀旧色彩，而格雷厄姆?萨瑟兰则具有黑暗的哥特式风格。在20世纪40年代，这似乎是一种比较合适的风格，正好适合描绘战争的残迹，特别是遭遇到轰炸损毁的城市，许多的战争艺术家都采取了这种形式，在艺术形式上几乎没有创新。无论如何，不管对于艺术家还是诗人而言，工业化的战争都不再让人惊讶，不会再像艺术家们对于1914—1918年的感受一样。对于战争中人类艺术的最清晰的描述来自于平民而不是士兵，来自于欧洲大陆而不是英国，这在集中营于1945年被打开之际，在他们哀婉动人的诗句中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但是正如汉娜?阿伦特所预测到的那样，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精神上，仅仅关注于死亡已经失去了对这一代的刺激能力。人们只有在受到罪恶折磨的时候，影响才能发挥出来。 64

大部分战争作品的英国化都是自发的。这种形式似乎是比较恰当的，因为英国正在庆祝它能够从欧洲大陆的恐怖中摆脱出来，为了自身的清晰定位和价值，去寻找自己的文化之根。作为权威，克拉克极力推行这一理念，猛烈攻击把理论方法应用于艺术“本质上是德国的方式”，并认为，“法国绘画的国际影响在20年里几乎是主调，然而其作用现在下降了，英国民族的价值终于得以自由地进行自我重塑”。克拉克的感觉是，“英国的绘画不能像拉丁学派那样走豪华的和注重表面的路线，它必须形成一种亲密关系”，例如，与“乡村和天气”形成亲密的关系。 65

然而，这个国家的情绪，就像英国的天气一样，转瞬即变。1945年10月，战争艺术家咨询委员会把其收购的1000幅作品在皇家艺术学会展出，观众总体的反应非常温和。《纽约时报》的观察认为，“这场战争具有很多阶段”，与“长时期的战壕里的战争”形成了对比，而那种战壕战争对于公众而言已经成为1914—1918年的典型代表。艺术家们也不例外，“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阶段让他们的思维和情绪迅速燃烧运转，从而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表达出来，就像泥浆以及无人土地上枯萎的树木对于他们的兄长们产生的影响那样，包括30年前的纳什、埃瑞克?肯宁顿和内文森等人。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的战争绘画，虽然它们之中有不少的确非常优秀，但是缺乏一种感觉上的深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罗?纳什仍然是一位官方艺术家，同样地，老兵缪尔黑德?波恩也是，但他们实在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能够呈现出来。在《泰晤士报》挑出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艺术家中，亨利?摩尔是其中的一位，这主要是因为他所塑造的闪电战期间，伦敦地下防空洞中一半呆立不动、一半干瘪的睡眠者。这是对于战争的现代化表现形式，虽然抽象，但是仍然可以辨识出来，令人联想起内文森和纳什在战争期间最好的作品，而且也超越了普遍理解意义上的暗示层面。 66

秋季的英国战争艺术展，与法国冬季举行的毕加索和马蒂斯的作品展相比，的确是黯然失色了。这一艺术展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举行，长达10个星期，主要由法国政府资助，吸引了22万名参观者，另外还有15万人参观了1946年初在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举行的巡回展。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付费参观为期六个星期的英国战争艺术展的人数。毕加索和马蒂斯的作品展，“完全终结了内向忧郁和怀旧主义这一在战争期间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的东西”。 67 尽管毕加索的作品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温斯顿?丘吉尔和皇家艺术学院的主席罕见地一致认为，应该踢一踢毕加索的屁股。1960年夏天，毕加索的一次单独作品展成为转折点。在超过10个星期的时间里，大约有50万人参观了展览，新闻媒体把这种发酵称为“毕加索癖”。一些评论家甚至把这位艺术家看成是私下里的亲英派，他们举出的例证就是毕加索对于圆顶高帽的嗜好。 68

1960年的展览是在英国伦敦的泰特美术馆举行的，现在该馆已经完全独立于英国国家美术馆，自从二战以来，它已经成为现代艺术作品的主要收藏地。泰特博物馆在展出这些作品的时候，是按照国际主义的方式进行的，讲述了现代主义从解放走向普遍的这样一个进步的历程，从而把艺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中救赎出来。1965年之后，泰特艺术馆不再把“现代英国艺术”和“现代外国艺术”分别展出，因为“在当代，艺术是不可分割的，英国艺术家不应该认为他们是隔绝出来的单独部分，我们也不会提供这种服务”。 69

当英国的艺术逐渐被融入大陆上的主流之际，很多来自于两次大战的具象派和田园派的艺术看起来日益被边缘化了。相比之下，关于一战的现实主义的现代派艺术逐渐确立了一种新型的地位，满足了现在构成艺术经典的标准规范，而且具有可辨识的和英国化的特征。这种神化比对战争诗人的神圣化速度要慢，也没有那么戏剧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其特征才表现得非常明显。20世纪90年代早期，帝国战争博物馆经过整修之后，把一战的艺术作品放在一个单独的展馆里进行了展出。但是，内文森、纳什、萨金特和温德汉姆?路易斯的绘画作品逐渐得到了公众的认可。这些绘画作品，对于欧文及其他战争诗人描述失落的灵魂、中了毒气的士兵和被毁坏的风景，对于所有这些文字的描述都是非常有益的补充。在2002—2003年帝国战争博物馆举行了长达五个月的展览，其名称为“献给劫数难逃的年轻人的赞美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2位士兵诗人”，在展览中，一切都被系统化地整合到了一起。因此，这里就形成一种讽刺性的共生关系，现代战争的艺术作品成为战争诗歌的照明器，而战争诗歌并不具有任何现代主义的特征，这是英国人另一个创造性的设计。 70

可以看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人带着报复的心理重新对一战进行了发掘。更确切地说，他们对一战进行了重新架构，在形式上使它与当代社会的态度与认知相一致，使1914—1918年的历史、1939—1945年的历史符合现代英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而在爱尔兰海的另一侧，一战则从来没有被忘记过。因为复活节起义和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都见证了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建立的神话。对于1916年的50周年纪念，为新的一代提供了对这段历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机会，这对于和平以及国内社会的和谐来说，后果都是极其严重的。

在爱尔兰共和国，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发生广泛变化的时期。瓦勒拉自从在1932年成为爱尔兰总理，无论从字面上，还是隐喻上的含义，他都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一直掌权至1948年，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也曾两次短暂掌权。德?瓦勒拉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尽管爱尔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官方立场是保持中立的，他的政府还是倾向于同盟国的，例如他把错误降落在爱尔兰南部的飞机上的全部机组人员都返还给了英国和美国，而德国的罪犯则被监禁起来。然而在公开场合，为了维护爱尔兰的主权，德?瓦勒拉非常谨慎地保持着公平的立场，1945年4月12日，在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时候，他公开向美国政府表达其哀悼之情。仅仅三个星期之后，他又拜访了德国设在都柏林的公使馆，表达对于希特勒之死的慰问。从道德层面上看，瓦勒拉的姿态，就像死亡集中营的消息成为新闻头条的一样，“对于上千万遭受战争痛苦的人们来说是非常愚蠢的，而且让他们极其受伤”，这是历史学家罗伯特?菲斯克得出的结论，“但是，从象征意义上看，这一姿态也不应该被误解，爱尔兰并没有接受这些交战国家的价值观，在将来他们也不打算这样做”。 71

德?瓦勒拉的爱尔兰价值观仍然根植于爱尔兰独立早期那些不稳定的时光：乡村经济，尽可能地自给自足，受到天主教教堂的影响以及盖尔语言的控制，其文化倾向于把自己从新教和现代化的英格兰中分离出来。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那种政策几乎成为催生经济自杀的毒剂。在席卷战后欧洲的10年“婴儿潮世代”，爱尔兰的人口下降了40万人，其中很多移居到了英格兰，在那里他们的收入是在爱尔兰平均收入的两倍。1957年，德?瓦勒拉已经75岁高龄了，已几乎失明，但又重新返回了权力舞台。作为复活节起义中唯一还在世的高级指挥官，瓦勒拉对他的国家及他的政党——共和党保持着异乎寻常的控制。当时掌控财政部的惠特克，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青年公务人员，他排除重重困难对政策进行了调整改变。肯恩?惠特克，出生于1916年，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在给内阁的文件中展示出一幅截然不同的经济途径，题目《爱尔兰还有未来吗？》也极具挑衅性。他给出的答案就是建立在外国投资和自由贸易体制基础之上的工业发展，并且期待最后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惠特克的计划最终被共和党接受了，而德?瓦勒拉最终也被说服或者退出政坛，或者至少权力边缘化，他于1959年当选为爱尔兰总统。 72

瓦勒拉的总理继任者是西恩?勒马斯，虽然他也是复活节起义期间的一名老兵，但他把自己调整为非常适合60年代的时代情绪，而且使自己投身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勒马斯一直努力把1916年的神奇传说从爱尔兰共和军的保守派中那里清除出去，这些人仍然沉浸于怀旧和分离的苦涩之中。他引用了最早起义的领导人帕特里克?皮尔斯的格言：“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勒马斯认为，1916年的人们现在应该接受“这一代人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即巩固支持我们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他设想，1966年不仅仅是见证1916年历史意义的机会，而且也是“一个对民族记忆进行重新打理的时期，我们应该穿透雾气，去预测未来”。为了体现对这种精神的倡导，他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宣布了退休的意图，“1916年的纪念标志着我们历史上一个篇章的结束，现在要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了，作为1916年那一代人照片中的一员，这也标志着我走向了自己从政道路的终点”。 73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把爱尔兰从其历史中隔离开来，1966年的纪念周把1916年复活节生动地展现于年轻一代面前。其中只有少数是通过进行曲、游行和纪念性的服务项目等传统形式展开的，虽然这些形式中也有非常打动人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纪念园推出的活动，失明的瓦勒拉被一群上了年纪的老兵所包围，其中还有几个老兵是躺在担架上的。更具有影响力的是电视这一新媒体的力量，它在爱尔兰出现还不到四年的时间。国家广播公司爱尔兰国家广播电台（RTE）用了50个小时介绍这一周发生的事件。特别有说服力的是具有史诗般叙事特征的巨著《暴动》。与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战》不同的是，《暴动》耗资非常巨大，包括93名演讲者，200名临时演员，还包括300名来自爱尔兰国防军的成员。“在拍摄结束之前，”一位新闻记者讽刺说，“我发誓为了重现1916的情景，我们投入的人数比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还要多。”1966年4月10日到17日，这一系列每晚9点15分准时播出，总共时长达8.5小时，在这一周中是所有节目中收视率最高的。作为一个整体，它在之后的一个月又进行了重播，同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二套节目中播出。 74

虽然一些人发现《暴动》有人为的因素，存在过度吹嘘的特点，但并不妨碍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名成员后来回忆说，他当时仅是一名8岁的孩子，在他奶奶的边境农场里看到了这一节目，“每天晚上，我们都坐在奶奶家的电视机前面，观看事件的进展，然后第二天上午我们就非常直接地把它们表达出来，我们不再玩牛仔和印第安人、警察和劫匪的游戏，我们很快就投入了我们对于复活节的想象之中，表演攻打我们祖母的干草棚，并且把它占领。它代表着邮政总局，我们是光荣的爱尔兰反叛军的小分队，经受住大批量的英国军队的攻击，我们的装备是木制的来福枪和锡罐制成的手榴弹”。 75 当然，很多孩子都沉浸于那样的幻想之中，因为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杀人的罪恶经历。但是《暴动》的确抓住了年轻人和那些不那么年轻的人的想象力。它把1916年的英雄们，从客厅里悬挂的逐渐褪色的偶像，变成了电视上“真实的形象”。它也把历史上的一个神话故事转化成了真实的剧情，结局对于观众而言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对荧屏上表现出来的内容仍然心存怀疑。而且，尽管该剧的目的在于展示1916年是如何为现代的爱尔兰铺平了道路，但这一系列节目中最后的结局呈现出来的图片，仍然提出了许多历史上未能解决的问题。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战》同样使50年前发生的事件复活了，特别是再现了英国兵的经历，但它并没有点燃英国与德国之间的敌意。然而，《暴动》则是一部关于“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战争，对于强硬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因为爱尔兰分裂的存在，邪恶的力量仍然取得了胜利。

没有什么比1916年的这个信息对于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更为重要的事情了，在勒马斯政府努力把爱尔兰从历史中解救出来的时候，他们的二流地位被无声无息地忽略掉了。阿尔斯特的民族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试图从1916年的纪念活动中获取最大的政治收益。他们的目标各不相同。例如，盖尔人运动联合会，力图推进爱尔兰的语言、运动和文化；然而新芬党的目标，在其1956年的边界袭击事件失败之后，转向了新公民运动，利用1966年构建工会、左翼组织和社区团体的支持。民族主义者的计划给特伦斯?奥尼尔领导的联合政府带来了新问题。他的目标与勒马斯政府的目标基本相同，也就是把爱尔兰，无论北部还是南部，从1916年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心态中引领出来。奥尼尔特别关注英国的态度，因为英国给阿尔斯特州提供经济资助，而英国自从1964年以来一直由对统一派持怀疑态度的工党政府统治。他推行的大部分改革都是象征性而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他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努力去减少对天主教少数群体的歧视，这涉及工作、住房以及进入由新教控制的警察领域，因此在天主教徒那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支持。尽管他也做了一些表面文章，如访问天主教的学校、与勒马斯举行会晤，但这些却激怒了强硬派的新教教徒，尤其是牧师伊恩?佩斯利——一位蛊惑人心的、鼓动分裂的福音派教会的创始人，这是对信仰和联盟的双重背叛。

因此，1966年4月的纪念事件让奥尼尔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既担心英国的反应，也担心爱尔兰共和军可能的暴力行为，奥尼尔决定让游行继续进行。其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沿着福斯路举行的大游行，有2英里长，7万人参加了这次游行。其形式具有明显的挑衅性，一批衣着鲜艳的人举着爱尔兰的三色旗，后面跟着大型的横幅铜版画，画面上是1916年被枪决的领导人。佩斯利的反应是举行了5000人参加的反游行，并且在爱尔兰的议会大厅举行了号称“感恩”的仪式，目的是为了纪念1916年的失败，而这失败是“教皇在背后给了英国一刀”，他谴责奥尼尔的绥靖缓和政策，宣布“阿尔斯特的人们绝对不会向爱尔兰共和军这些暴徒屈服”。佩斯利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对抗对奥尼尔的联合政府的信誉进行质疑，通过动员新教徒中日益觉醒的工人阶级达到这一目标，对其伊顿公学教育背景及英裔爱尔兰人的家族出身提出质疑。而奥尼尔站在他的角度，认为佩斯利的运动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认为佩斯利追随者和共和主义者都是一心要破坏北爱尔兰的前景，激起社会冲突。奥尼尔要求阿尔斯特的新教徒在7月1日这一天做出体现忠诚的积极姿态，他说道，北爱尔兰将参与一项伟大的国家的纪念性节日，以缅怀那些参加索姆河战役的阿尔斯特人。尽管也有改革的议事日程，但奥尼尔没有做出任何的努力试图把天主教的老兵们纳入这场纪念活动之中，因此导致统一派自己举行对1916年的血祭。这两者都没有阻止佩斯利的大胆行为，他在7月把他的支持者引向了街头，发生了与天主教和民族主义者的冲突，到月末的时候，他被投入了克拉姆林道监狱，但拒绝支付公共秩序犯罪罚金。这种被造就为烈士的监禁是一种完美的宣传方式，帮助他获得了更多的支持。1951—1966年，佩斯利的自由长老教会只有13个，但是在1966年7月之后的18个月里，就又增加了12个。 76

在官方看来，北爱尔兰的“麻烦”可以追溯到1968年10月警察和民权游行者在德里发生的冲突，但是奥尼尔后来断言，“正是1966年使得1968年的事情不可避免”。爱尔兰共和国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966年，即举行伟大的纪念活动的那一年，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宣称：“魔怪开始行走了，无论南部北部都是如此。” 77 更确切地说，魔怪们被召集起来，政治家们给他们穿上了新衣服，他们都有自己的打算，勒马斯用其来协助自己的现代化运动，北部的民族主义者提醒他们的存在，奥尼尔用其表达自己积极的效忠，而佩斯利则极力破坏奥尼尔的地位。所有这些人都在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甚至可以说是滥用历史。

造成这种麻烦的原因有很多，特别是对阿尔斯特天主教徒全方位的歧视。抗议者们借鉴了很多模式，尤其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但是南部和北部竞相进行的针对新一代的重现1916年的努力，在电视时代是非常强烈的催化剂。进入70年代，爱尔兰似乎又退化到1916年那个时期，英国军队重新出现在街头，又开始上演暴力的轮回场面。在接下来的30年里面，大约有3500人被杀死。就像我们将在第十一章看到的一样，1916年已经终止的麻烦被重新提及，而且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

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带着这么饱满的热情去进行50周年的纪念活动。苏维埃政权对于战胜德国20周年纪念日的纪念（参见第八章）使得1914—1917年一直处于阴暗的位置上，仅仅把它宣传为引爆革命的帝国主义战争。只是在陷入边境争端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里，纪念活动才引起一些共鸣。1965年4月，是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50周年，上万人涌上了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街头。两年之后，亚美尼亚共产党领导人为一个受害者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目的是迎合公众的情绪。 78

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举行的纪念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和英国非常接近。1964年，法国推出了第二个国家电视台，政府邀请了三个历史学家分别讲述了一战、两次大战期间和二战的三个节目，作为历史学家和电视制作人，他们非常有名气。1914—1918年这一部分的制片人是马克?费罗，这被证明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制作，由法国和德国联合出品，在两个国家同时播出，后来又被费罗制作成电影。费罗避开了通常进行的对于幸存者和学者的采访，而是集中于来自欧洲的电影档案的片段，其中很多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然而，一部150分钟的电影不可能像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战》26个小时的节目那样产生持续长久的影响。费罗随后出版的书籍《战争》享受到了与泰勒的插图史不一样的关注和销售状况，“成为之后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研究的一个基本视角”。 79

英国对反战诗人的狂热崇拜，在欧洲大陆并没有呼应的现象。在法国，只有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战争诗歌被认真看待，还出版了一些普通的诗集。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于大战诗歌的有限兴趣集中于以儒勒?罗曼为中心的一体主义者圈子，包括乔治?杜哈曼和雷恩?阿科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出版了更多的选集，但是充满了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多的是爱国主义诗句的合集。第三帝国结束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于1914—1918年诗歌的兴趣才开始复活，其中大多数都是表现主义的作家。 80

20世纪60年代，英国通过诗歌而不是历史对于大战进行特别的关注，这一方式极为特别。它强化了另外一种当代的趋势，强调士兵们的个体经历，而不关注于全局性的战略、外交、金融和生产的问题。这一趋势在六七十年代欧洲的其他地区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一样，英国的模式再度显示出其不同寻常的特征。

第十章　英国兵

几乎所有关于7月1日的故事都有特雷布林卡

的倾向，那些温顺的年轻人排成长队，身穿质量非常差的军服，负担沉重，脖子上挂着编号，沉重缓慢地穿越一片毫无特征的景观，走向导致他们自我灭绝的铁丝网之内。

——约翰·基根，1976

他们排成一行，漫长的一行，歪歪扭扭的一行，

静静地站在那里，

他们的队伍好像已经伸展到了

奥维尔和维拉公园的外面……

——菲利普·拉金，1964

菲利普·拉金创作的这首诗，灵感来源于一幅照片，相片拍摄于1914年8月，一群年轻的小伙子们排队等待志愿加入基奇纳的新军，看起来他们好像在排队去观看一场板球或者足球比赛。1914—1915年，大约有250万的志愿兵应召入伍，大约占到整个一战期间英军570万士兵的一半。拉金对这幅照片的反应具有非常伤感的浪漫色彩，他的这首诗配有图片，很快在60年代成为指代爱德华七世时代的纯真的一种流行方式。这是一个逝去的时代，“留着小胡子的古老的面孔”“金钱和君主”“穿着暗色衣服的儿童”“酒吧/全天开放的酒吧”“身着各色衣服的仆人”“巨大房子里面的小房间”。（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拉金是布伦登和萨松钦佩的为数不多的诗人之一。）最后，他只能叹息：

再也不要这样纯真了，

无论以前还是以后，

千万不要再这样纯真了。 2

50年之后，拉金对于1914年8月的回忆，在起名的时候故意采用了古体主义的形式——MCMXIV（这一串罗马数字只有在旧式的座钟上或者在阵亡士兵的墓碑上才能看到，意思是“1914”）。这是一代人通过自己的眼睛和想象对另一代人进行的观察。是什么使得这些年轻男子排成的“长长的、歪歪扭扭的长队”如此让人心酸呢，那就是他们即将面临的命运，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的命运是什么，但是当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种军事历史的新形式，他们力图通过出版普通战士对于战争回忆的书籍，重新复活这段历史，而没有像通常那样选择将军和政治家们的故事。这种新的历史形式的目的在于展示战役中的泥浆、热血和创伤。在这一过程中，大战对于英国的意义逐渐浓缩到了非常神圣的一天，即1916年7月的第一天，这被理解成大屠杀的时刻。

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索姆河战役的书籍。布莱恩·加德纳，这位战争诗歌选集《死亡之线》的编辑，在1961年出版的一本非常薄的、对这场战役持怀疑态度的书籍。他在序言中不动声色地引用了半官方的出版物《黑格的指挥》中的话：“索姆河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军队指挥官所具有的天才般的指挥能力。”1966年一战50周年的纪念之际，小说家约翰·哈里斯出版了《索姆河：一代人的死亡》，认为这五个月战斗的特征就是“荒唐的、无意义的大屠杀”，但同时“也是英雄主义的史诗”。哈里斯认为没有任何一场战役像索姆河战役那样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因为它对下一代的政治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导致了“不惜以任何代价维持和平的迷恋”，而这则为另一次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 3

20世纪60年代关于索姆河战役最为权威同时立场比较客观的著作的作者是安东尼·法洛—哈克利，他是一名现役军官，曾经参与过二战和朝鲜战争并获得荣誉，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在其书籍的结尾部分，他对各方面的争论进行了评估，指出“有两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第一，黑格并没有成功地实现对德国军队的突破；第二，黑格也的确削弱了德军在西线的力量，就如同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削弱了希特勒的军队一样。法洛—哈克利估计双方的伤亡大约都是在60万人。他指出：“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数字的总和仍然让我们感到痛苦和恐怖，就像它一度对劳合·乔治产生的冲击那样。”但他回避了指责某些人，认为“索姆河战役，或者更确切地说，整个的这场大战，最终是整个欧洲乃至美国的责任，它们创造了通向这条道路的条件”。 4

这些书籍中的每一本都全面描述了索姆河战役，大多数运用了官方的历史材料，还有来自将军和政治家们的回忆录。但马丁·米德布鲁克的《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与众不同，此书出版于1971年7月1日，其出版时间值得我们关注。1966年，英国政府履行了仅对官方档案保密50年的承诺，解密了大量关于1914—1918年的官方档案。米德布鲁克是公共档案馆大规模资料的最早受益者之一。他也是第一个比较全面地关注一战中的普通士兵的人，这些士兵当时已经70多岁了，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因而有大量的时间而且有意愿重新反思他们曾经遭受过创伤的时光。米德布鲁克交叉地运用了官方档案资料和退伍军人的回忆资料，他调查了526名英国老兵和20名德国老兵，有的是通过面对面的访谈，有的是通过调查表的方式进行的。这主要是基于个人的追求，是由他个人完成的，他并不是一名职业的历史学家。米德布鲁克出生于1932年，在林肯郡经营家禽生意，生意非常兴隆。但他被一战深深吸引，甚至可以说产生了迷恋，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两个叔叔作为士兵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而且因为他在1967年参观了索姆河战场，看到那么多的墓碑刻着的日期是1916年7月1日，这深深触动了他。回到家乡之后，他把粘在他靴子上的已经干燥了的索姆河的泥巴奉为神物，“就像它是一个宗教的圣物一样”。 5

最终刺激米德布鲁克写作愿望的是1961年出版的一部小说《死亡契约》，作者是约翰·哈里斯，他后来在1966年出版了一本短小精悍的通俗历史著作，还因为创作了一系列名为《检察员贝利》的犯罪题材小说而成名（所用的笔名是马克·赫布登）。在成为一个自由撰稿的作家之前，他是《谢菲尔德电讯报》的记者，在访谈这座城市的伙伴营时对索姆河战役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小说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朋友群，从1914年8月他们身着盛装一起参军讲起，一直讲到1916年7月他们在塞尔河附近的一个村庄被炸成碎片。书的题目来源于《圣经·旧约》中的一句诗文，“我们已经与死亡订立另外一个契约，我们与地狱达成了协议”，这句话正好是叙事者在登记参军那一天偶然打开的那一页。这部小说一共450页，过于冗长，而且缺乏节奏感，但是它关于7月1日的描写的最后那60页非常引人入胜。小说最后的冷嘲热讽显得特别吸引人，“从来没有人质疑索姆河战役……加里波利战役之后，很多人被解职了……但是在索姆河战役之后，一切都在继续，跟以前完全一样地继续”。小说最后的结语成为很多前伙伴营的座右铭——“酝酿用了两年的时间，但是破坏它却仅仅用了10分钟，这就是我们的历史真相”。 6

1968年4月，在阅读了《死亡契约》后，马丁·米德布鲁克对他的妻子说：“我要通过普通士兵们的视角，写一本关于索姆河战役的书。”鉴于哈里斯对于其中的一个军营进行了详细清晰的描述，米德布鲁克准备真实地描述出1916年7月1日英国各个军营的状况。对于整个创意的过程而言，与档案和访谈同等重要的是想象力，米德布鲁克了解索姆河，他也要感知索姆河，这种新的感情主义的色彩是20世纪70年代描写一战士兵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7

最初的时候，米德布鲁克设想自己做调研，写作交给一位在大学工作的朋友来执笔，然而这种合作关系没有成功。最后，米德布鲁克惶恐不安地开始了写作，他自己也承认，自从17岁离开学校之后的20年，再也没有写过比商务信件更长的文字作品。他面对的是异常艰难的学习进程，有一位读者友好地问道：“难道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分号吗？”而且他也需要努力地说服文学代理商。最终，企鹅出版社认可了他提供的样品章节的优点，与他签署了合同。他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常明显的个人风格，他的书籍不是把每一个士兵的回忆转换成第三者干巴巴的陈述，米德布鲁克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让士兵们自己直接对读者讲述呢？”而作者和军营单位都用括号的形式标注出来。为了保证基奇纳新军的“精神栩栩如生”， 米德布鲁克继续采用了这些志愿者兵营原来使用的名字，而没有采用后来英国官方授予他们的名称。他把西约克郡的第十五兵营称为“利兹的伙伴们”，皇家爱尔兰第十四步枪营称为“贝尔法斯特的年轻公民”等诸如此类的提法。事实上，1916年7月1日，还有许多正规军和地方自卫队参与了战斗，其中大部分也被杀死了，但是通过高度关注这些地方自卫队的辛酸故事，米德布鲁克帮助塑造了伙伴营的持久偶像地位。 8

这种组合成的书籍读起来就像是一场希腊悲剧。我们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但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走上其命运的不归之路。米德布鲁克描绘的生动细节增加了战役最后几个小时的紧张程度，下面我们来看一些例证：

当军队开往前线的时候，师长愉快地说道：“祝你们好运！战壕里面已经没有德国人了，我们的枪炮早就把他们送进了地狱。”

让我们来看一眼正在准备实施突破的骑兵部队……满头大汗的炮兵们，光着膀子，一些人的耳朵因为长时间震耳欲聋的炮声而渗出了鲜血……还有新挖的、超宽的战壕，这似乎是为大规模的葬礼准备的一样。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行军过程中距离我最近的那个人。我那时只有18岁，还没有达到参军的法定年龄，他看起来比我稍微年长一点……他温柔地对我说：‘比尔，不要担心，我们都不会有事的。’他说话的语气就像妈妈安慰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一样。”

我们整晚站在进攻战壕里面，如果躺下就实在太拥挤了，也许有点打瞌睡，所以我们只能靠着沙袋，幸运的人可以喝到用汽油桶装的热腾腾的咖啡，当然也会有朗姆酒，“当我们站在积水的战壕之中时，谁还会介意汽油的味道呢？”

一个仲夏的清晨，非常早，刚刚过了4点……英军实施了大规模、持续性的轰炸……一些英国兵跪下来进行祈祷，一些人死死地盯着家庭的合影，一些人拿出了他们的书，在背面写下了他们的愿望，突然命令传来，要求他们立刻装上刺刀。

上午7点30分，英军大炮异乎寻常的平静，“这是非常可怕的寂静，天空中万里无云，阳光灿烂，鸟儿在天空盘旋，掠过战壕，清晰地歌唱着”，然后…… 9

7点30分，在士兵们跳出战壕之后，米德布鲁克带领我们沿着前线对每个军营依次追踪，这是依据官方的战争日志和幸存者的回忆构建起来的。通过第八章的记述，我们已经知道，结局是毫无疑问的。“投入进攻的6.6万名士兵中，死伤的人数大约占了一半，在仅仅60分钟的时间之内，就有3万名士兵或被杀死，或受伤了。”但是攻击仍然在继续，就像米德布鲁克描述的那样，这种大屠杀一直持续到那个仲夏日暮色降临的时候。 10

他最后的章节特别具有沉思的和分析性的特征。带着深深的遗憾，米德布鲁克发现除了发动进攻，没有其他替代性的选择，因为英国需要对在凡尔登的法军提供支持。但他对这个战役的计划提出了批评。按照约翰·特里恩为黑格将军所写的传记，米德布鲁克把主要的攻击目标指向第四军的指挥官亨利·罗林森将军，他对于炮兵的齐射式攻击充满自信，认为这会彻底摧毁德军，拒绝沿用传统的步兵战术，希望通过“轰炸程序”尽可能迅速地掌控敌军的战壕。但结果这些排成长队行进的英国兵，在穿过无人区的时候行动缓慢，反而成为德国枪手容易攻击的目标。对于米德布鲁克来说，1916年7月1日，既是一项必要的行动，同时也是可以避免的一场悲剧。他用了很短的篇幅承认，当索姆河战役一直持续到秋季时，德国身经百战的军队最终失去了最核心的力量。当然，他主要关注的仍然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单独的战役，最终的伤亡统计（19240人死亡，35493人受伤）表明，这是英国军队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一天，伤亡远远超过了克里米亚战争、布尔战争和朝鲜战争的总和。米德布鲁克认为：“至少对于英国人而言，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个国家270万的伤亡人数中，大约80%的伤亡发生在1916年7月1日之后，绝大部分发生在西部战线。米德布鲁克断言：“因为把很多的骄傲和鲜血投入了这一天，在为投入的这些东西获得足够的回报——也就是完全的胜利之前，英国不可能抽身退出这场战争。” 11

1976年，另外一本书也对1916年7月1日的英军经历进行了解读，在强度上与米德布鲁克相同，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与米德布鲁克一样，约翰·基根也出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34年），他没有参加过这两次世界大战。但他的职业是设在桑德赫斯特的英国皇家陆军学校教授军事历史的教师，他对于历史中“战争仅仅局限于非感性层面的描述”的不满逐渐增加，他和他的同事们逐渐开始传播一种理念，即应该关注战争的非军事场景，这就类似于在风景如画的地方构筑“英国公爵的府邸”，实际强化的是这是“乡间府邸”的错觉。对大战的正确认知，应该通过思想而不是行动，通过语言而不是鲜血，通过地图而不是泥浆来进行塑造。他通过非常冷静的观察，得到的结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官方历史》的编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世界上这场最大的悲剧之一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描述，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他们在写作的过程中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情绪”。作为一个课堂上的战士，基根的问题在于：“在战斗中我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他开始试图通过对三场战役的案例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它们分别是阿金库尔战役、滑铁卢战役和索姆河战役，每一场战役都代表了军事技术发展的不同时期。通过观察这些战役中的士兵们如何战胜恐惧、如何止住流血的伤口、如何走向死亡，他希望能够“对战争的另一个层面有所了解”。 12

在对1916年的案例研究中，基根只研究了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他赞颂了米德布鲁克取得的“非凡成就”，认为他的书堪比威廉·索伯恩写作的关于滑铁卢的经典历史书籍，该书同样建构于普通士兵回忆的基础之上。基根并没有进行新的调研，既没有与士兵们进行访谈，也没有采用新的档案资料，而是通过现有的资料分析战役中技术的交锋，特别是关于步兵和机关枪的案例。与米德布鲁克一样，他对伙伴营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之情——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关于一战的故事让人如此辛酸，但对他们缺乏作为士兵的基本技能而遗憾，他认为第四军的战术过于简单，只会简单的炮击和行走，这也是军官们对于这些缺乏经验的志愿兵可以理解的安排。他也承认，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并不是彻底的军事失败，但的确是人类的悲剧。在这里，他同米德布鲁克一样，用了“大屠杀”这一语言，断言关于7月第一天的描述具有某种特雷布林卡的风格，“那些温顺的年轻人排成长队，身穿质量非常差的军服，负担沉重，脖子上挂着编号，沉重缓慢地穿越一片毫无特征的景观，走向导致他们自我灭绝的铁丝网之内”。在这里，他又一次同米德布鲁克一样，认为1916年7月1日开启了西部战线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工业化的战争的确击中了要害。基根最终结束其对索姆河战役的描述，采用的是布伦登、格雷夫、萨松等人抗议性文学的方式，并对关于一战最好作品的“高质量”与二战作品的缺乏进行了对比。通过进行解释的方式，他开始认识到，1914—1918年之后，人类能够或者不能够忍受的所有限制最后都成了现实，因此“战壕中传来的声音代表了工业时代每一个士兵的心声”。 13

基根和米德布鲁克对于大战经历的描述招致了传统军事历史学家的不满。卡罗利·贝洛特给企鹅出版社写了一份报告，谴责米德布鲁克提供样品的那些章节，抱怨说这些被访谈的人所说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东西”。这令人回想起萨松，他认为米德布鲁克是“重复所有关于高级指挥官的陈词滥调”，其写作风格本身也是非常平淡和无聊的。贝洛特从来没有改变他对这本书的看法，但他同样遭到黑格将军的拥戴者特里恩的谴责。 14 其他的历史学家也抱怨说，米德布鲁克和基根的写作风格给关于大战的研究施加了残暴的特征，他们关注的是英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最坏的一天的场景，他们强化了这场战争无能和无意义的屠杀，而这在整个索姆河战役中非常普遍，是整个西部战线战争期间的一种常态。 15

传统军事历史学家与新型写作模式的作者，他们之间的分歧开始暴露出来。传统军事历史学家研究战略、指挥与战术的具体运作，而新出现的这些作家则关注战争中普通士兵们的经历。这种“新的”军事历史的作者往往都是自学成才的业余史学家和作家，就像米德布鲁克一样，他们依赖的是比较时尚的家族史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形成的根源来自《寻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冒险故事》，该书的作者是非裔美国人阿历克斯·哈雷，他把其家族的故事追溯到昆塔·肯特在1767年作为奴隶被贩卖到马里兰之后的第一个世纪。这本书以及系列的电视短片鼓舞了世界上的很多人去追寻自己的根。1974年，英国成立了一个家庭历史研究联合会，通过出版物及两年一次会议的形式强化人们在这方面的兴趣。1979年，英国广播公司播放的一系列节目中，第一部就是关于“家族史”的系列节目。专业的杂志同样强化了这一进程。最早开始的是《家谱》杂志，创办于1984年11月，创办人是迈克尔和玛丽·阿姆斯特朗，他们在剑桥的拉姆齐使用便携式打印机开始了编辑工作。他们非常热衷于家族史的研究，也看到了建立此类杂志恰逢其时，但他们没有拉到商业出版商的赞助，于是他们像米德布鲁克一样，毅然决定自己开始这样的工作事业。一战为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研究领域，因为一些先辈服兵役时，在官方的档案之中留下了简短然而非常清晰的书面记录。尽管在1940年的闪电战期间，许多文件都被破坏了，但仍然有275万士兵们的书面记录被保存下来。存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这些记录自从1996年被逐渐开放以来，成为档案馆中最吸引人的部分之一。 16

正是这种根植于对祖先们日益增长的激情的新型军事历史，吸引了众多的读者。米德布鲁克的《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在出版后的第一个五年就卖出了4万册，到2005年，则达到13万册。171986年，继在《巴恩斯利纪事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之后，当地作者乔恩·库克出版了《伙伴》一书，描写了在当地长大的两个军营志愿兵的传奇故事，他们都参与了1916年7月1日的战斗。作者依据的主要是幸存者的讲述。该书激发了一系列关于伙伴营故事的书籍的出版，迄今为止至少出版了12本类似的著作，内容涉及阿克林顿、达拉谟、利物浦和斯温西。这些著作多数集中于1914—1916年，特别是1916年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但是很少涉及战役中其余的参战单位。换句话说，他们讲述的是现在比较熟悉的内容与模式，这种模式是由哈里斯和米德布鲁克建立起来的，他们关注的是地方的历史如何演变成为民族的悲剧。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出版的关于基奇纳志愿者新军的书籍都没有关注到伙伴营的故事，他们的身份认定、他们对于战争的奉献，这些都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18

如同米德布鲁克一样，英国广播公司节目的制片人林恩·麦克唐纳，在1972年与一群老兵重回战场所在地之后，开始被一战深深吸引。她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在对退伍军人进行访谈的基础上，写了一本关于1917年第三次伊普尔战役的书《他们称它为帕斯凯达莱》，该书于1978年出版。“如果这本书读起来就像一本小说，甚至说像一个恐怖故事，请一定不要谴责我，”她告诉读者们，“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更精确地说，它是根据600个真实的故事编辑出来的，同时来源于见证伊普尔血浴过程的目击者的描述。”她解释道：“写作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只是随着混战的展开，依据事情发生的经过，编辑整理他们的经历，并且对此进行解释。”在接下来的20年里，麦克唐纳积累了大量的访谈资料，又出版了关于战争不同阶段的更加畅销的书籍，包括加里波利、索姆河和1918年春天的战役。这些书籍的写作风格基本一致，写作方式是大量引用与老兵们会谈时的记录，她认为这样就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观察战役的进展。她的叙述基本上是一个框架，即虔诚地展示这些士兵的证言和证词。 19

这种写作方式，对于历史的研究而言，确实是存在问题的。尽管普通参与人的回忆能够补充官方档案没有记载过的细节，这些细节的确非常抓人，也非常重要，但学者们不能也不应该认为这些“证词”比其他的资料来源更为可靠。在这里，我们以米德布鲁克关于索姆河战役的描述为例，他记载了服役于炮兵部队的F.W.彼得尔中尉对1916年7月14日骑兵部队冲锋的回忆：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他们手持长矛、举着三角旗飞奔，他们径直冲上了高耸的树林密布的山坡。当然他们很快就坠落了……人和马都跌落在了地面上，没有任何抵抗机枪的可能和希望，德国人在山脊上面，向着山谷里的英国士兵开枪，这是一场完全的溃败景象，极其壮观，只不过是一场悲剧式的壮观景象。 20

军事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姆斯比较公正地对目击者提供的证词片段进行了分析和处理。首先，作为证据，1916年提供的摄影图片更为清晰一些，当时的骑兵部队已经放弃了用锦旗来作为装饰。其次，骑兵们冲向茂密树林在夏季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遭遇猛烈的炮轰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即使是步兵也很难突破1916年7月14日夏季的高坡山林。最后，上述单位的战地日记显示那天他们的伤亡非常小，反而对德国的机枪手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实际上，当时的骑兵主要是骑马步兵，目的是快速移动，以便在德国军队部署完毕和挖掘战壕之前就摧毁他们。简而言之，高地森林并不是一场“英烈传”，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英国的中尉通过自己的“心灵之眼”如此看待它。用霍姆斯的话来说，彼得尔准确地描述了我们想听到的那样一种史实，这是鉴于我们对于索姆河战役无用论的假设的陈规想象之上，而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发生过。 21

“记忆”因此不是对于过去发生事情的类似照片式的记录，或多或少都有可以被打扮的特征，而且可以这样说，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带有构建过去和现在的倾向。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非常准确美好地抓住了这一点特征，这体现在他对阿金库尔战役之前的描述：

老人们记性不好，可是即使他忘记了一切。

也会分外清楚地记得，

那天里他干下的英雄事迹…… 22

“分外清楚地记得”——换句话说，就是画蛇添足地对故事进行装饰。这一旋律在阿里斯泰尔·汤姆森1987年写作的《澳新军团回忆录》中已经被揭示出来了，该书比较精细地记录了澳大利亚的老兵们在80年代从不同的视角，对他们在一战中经历的描述。为了描述这一进程，他选择的专用词汇是“镇定”，这个词具有两层含义，我们用“公众的语言和文化上的意义”构建了我们的记忆，我们这样做所采用的方式也是让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和身份感到舒适的方式，“那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镇定的感觉”。汤姆森的广泛采访显示，第一位非常健谈的士兵，经常在重复使用的个人逸事，实际上是来自官方写作的历史中的一种镜像。第二位老兵，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经济上，在战后都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转型时期，他体现了非常完整的澳大利亚人的特征——嗜酒的、友好的和粗鲁无礼的特征——使自己的形象能够作为澳大利亚男子汉形象的代表体现出来。第三位老兵，1916年弗隆美尔炮火的轰击导致其神经崩溃，因此他对澳新军团4月25日的纪念日采取了沉默的疏离态度。他后来成为劳工的维权人士，这赋予了他一个新的清晰的无产阶级身份，也是帝国主义残杀的受害者的身份。然而，20世纪70年代退休之后，他把自己的战争经历表达出来，在不违反其反战原则的情况下，其态度是非常公开和积极的。 23

通过这三个差异悬殊的例证，汤姆森指出，口述历史——最初是对学术研究过于把官方文件作为唯一正确资料来源的比较合理的反应——也需要对自己的方式进行批判与反思。50年过去之后，士兵们所回忆的东西并不一定自动转换成为“现实”，历史学家必须敏感地意识到这种证词是与“公开表达以及个人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两个因素则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24

汤姆森的批评，适用于整个大战时期对于来自士兵们的“声音”的普遍推崇，尤其与澳大利亚有着特别的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澳大利亚，关于澳新军团的神话已经牢牢抓住了观众的想象力。1965年，关于加里波利的上市书籍已经开始低调起来了。它的纪念仪式完全由退伍军人服役联盟的退役军人们掌控，他们反对的是左翼人士对于战争的诽谤，后者认为老兵们上午还在美化战争，下午就进行酗酒和赌博。对于众多的小学生来说，澳新军团的仪式是“非常严肃的，其语言用词让人非常迷惑，我们对它极其懵懂，但是又必须充满热情地去反复吟诵，我们不断地被告诫，以免我们遗忘这段历史，但对它们，我们实在是弄不清楚，还是有可能忘记的”。一些报纸也在质疑，这些事情是不是就如此简单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悉尼的《镜报》发出疑问，“难道澳新军团日对于未来的一代而言，就像特拉法加和滑铁卢一样，丝毫意义都没有了吗？” 25 但1965年之后接下来的1/4世纪里面，澳新军团士兵在澳大利亚公众生活中的影响力更加根深蒂固，比英国兵在英国的影响要大得多。按照阿里斯泰尔·汤姆森的说法，这反映了历史与现实新的结合。

由于澳大利亚在1915年4月25日经历了加里波利战役的炮火洗礼，20世纪20年代的这一天被确立为国庆日。按照一位神父所说，这种纪念仪式仍然反映了与“英国宗主”的“线性的用鲜血凝成的亲属关系”。墨尔本市的纪念堂建成于1934年，东墙上写着“纪念维多利亚时期，1914—1918年战争时期为帝国服务的先生们和女士们”。当澳大利亚在1939年再度投入战争的时候，这些士兵继承了他们先辈们的衣钵，以“帝国澳大利亚第二军团”自称。 26 就像第一次一样，他们把挫折归咎于伦敦的无能，特别是在1942年初新加坡投降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说此时的澳大利亚已经开始露出对英国的离心倾向，政策开始转向美国，并开始自作主张，这一结论其实有些过于简单。1944年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佩尔西·斯彭德宣布，“最为重要的是，澳大利亚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但是这丝毫不会减少它与大英帝国之间的亲属联系。澳大利亚是英国的一部分，在罗伯特·孟席斯及其自由党在1949—1972年的漫长任期之内，这种感觉特别强烈。至于他们的工党对手，亚瑟·卡尔维尔和班·奇夫利任期之内，这种感觉同样是一个事实。 27

的确，战后的澳大利亚一直在强化与美国以及其他太平洋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1965年，即它深深地并且具有争议性地卷入美国的越南战争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戏剧化，而英国对这场战争则保留了置身事外的态度。然而，这种界限极其清晰的政策变化的催化剂，即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增长与英国帝国主义实力的下降，并没有迅速地发挥作用。1961年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行为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性意义，表明英国的注意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帝国转向了欧洲。这也迫使澳大利亚，无论政治家还是公众，都在寻求并重新调整这个国家的定位，虽然这一进程已经缓慢地持续了多年。而在1961年后，澳大利亚开始加速寻求更大的独立性，这是工党领导人推动起来的，他们为了攻击孟席斯及其保守党的同僚们，很快实现了从伦敦向美国的转向。保罗·基廷非常直率地指出，英国“已经抛弃了我们，加入了共同市场”。 28

这一时期，也是澳大利亚的现实与未来都非常不明确的时期。正值此时，一些作家对澳大利亚在一战中的经历产生了新的兴趣。肯恩·英格利斯特别注意到了当时被忽略掉的查尔斯·比恩，澳新军团传说中一位领导人物。查尔斯·比恩是关于一战的澳大利亚官方历史作家，但他的作品不同于英国那种毫无感情的、自上而下的被约翰·基根所奠定的基调。比恩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历史写作模式，这比马丁·米德布鲁克在英国进行的实践要早得多。通过广泛地运用20世纪20年代的个人日记、士兵们的信件和口述的历史，他从这些资料中整理出来澳大利亚士兵的独一无二的斗士形象，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一潮流的产品，是澳大利亚这一不存在阶级差别的社会的产品，而这是由深深的对伙伴们的忠诚所塑造出来的。这种潜在的身份在战争中的确是真实存在的，比恩在1924年宣称，在加里波利，“澳大利亚的民族意识诞生了”。 29 比恩关于澳大利亚身份的定位，在围绕加里波利展开50周年纪念的时候，被英格利斯和其他一些人复活了，成为对一战中澳大利亚士兵新研究的模板。比尔·甘米奇充满情绪的著作《破碎的年代》（1974），就是从比恩那里得到的启示，他认为比恩的著作是对澳大利亚历史做出的最伟大贡献之一。他的书籍引用了大约1000名士兵的日记和信件，其中有272个士兵的资料的是他亲自访谈和通信得到的。甘米奇声称自己的目的仅仅是简单地展示出“一战期间澳大利亚士兵的思想和感情”，但结果是，他很少表现出对战略或者战术上的关注，他认为这些士兵是最高指挥官们的受害者。事实上，与比恩不同的是，甘米奇认为这些士兵的战争是不可赎回的悲剧。“没有比一战更大的悲剧了，”他坚持认为，“一战吞噬了一个时代，制约了其后的时期，它玷污了它刚爆发时时代所标榜的理想，它比它想要避免的所有罪恶带来了更大的牺牲和恐怖。”甘米奇强调加里波利战役导致“国家地位、兄弟情谊的巨大牺牲”，同时强调澳大利亚在索姆河战役期间遭到的更大损失——造成了大约超过5000人的伤亡，这是在7月19日到20日在弗隆美尔佯攻中牺牲的（澳大利亚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更为残酷和悲剧性的夜晚），另外在博兹地区有2.3万人的伤亡，在7月和8月间的几个星期之内就经历了“巨大牺牲”，而这仅仅是为了“赢得地面上几英尺的进展”。 30

他笔下的士兵都是被迫卷入这场混乱的普通士兵，然而他们的精神几乎没有被摧毁，甘米奇高度赞扬他们在这些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认为，战争真正打破的是1914年之前形成的世界观。这不仅仅是因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一点已经被澳新军团的英雄们强化了，并取代了旧有的对帝国的感觉，同时也存在政治上的破裂。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工党（ALP）重返政坛，甘米奇主要从左的角度进行写作，坚信“1914年，澳大利亚已经需要为大多数人提供一个天堂式的乐园，需要从旧世界的罪恶中净化出来，应该以民主和平等作为自己国家的特征”。但是这种非常尖锐的战争民族主义，以及1916年征兵制度引起的争论，导致了澳大利亚工党的分裂，因此“1914年澳大利亚寻求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社会天堂的大多数人，或者被撕裂，或者已经群龙无首了”。而保守党则与那些在战争中持有严格的澳新军团精神的人们结合在一起，在澳大利亚生活中产生了我们今天看来已经消逝了的影响。甘米奇关于士兵战争的描述，与爱德华七世时代英国兵地狱般的旅程的传奇故事有很多共性特征，尽管1914年8月的那种绵延的热情早已经远离我们的时代，他得出的结论认为，“加里波利战役之后九个月发生的一切还在我们身边”。 31

基于甘米奇的这种写作方法，流行书的作家帕奇·亚当·史密斯在1978年出版了《澳新军团》，该书配有众多插图，短小精悍，可读性非常强，写作主要依据的是更大量的老兵们的证词和回忆。在前言中，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是地狱”。“但是在我们试图诋毁它、证明它不合法之前，我们不应该谴责战争的受害者，每一位参与战斗的人都是受害者。”尽管是受害者，但关于战争的记载中并不存在圣人。她在书中涉及一些禁忌，比如说妓院和性病，并褪掉了约翰·辛普森身上的神话色彩。辛普森是澳大利亚传说中加里波利战役的英雄，说他用一头驴把伤员从施雷普内尔山谷运到了海滩，从早到晚一直往返于这两个地方，其壮举一直持续了三个星期，直到1915年5月18日被杀死。她提醒读者，辛普森是在英国泰恩赛德出生长大的，他17岁的时候离开家乡作为船员环游世界。真实的他是一个“酒鬼，是一个爱吵斗的人”，喜欢打群架，而不是后来艺术家们和那些唱颂歌的人塑造出来的精致的、唯美的形象。亚当·史密斯的作品有意地没有涉及战略和将军们这一层面。将军们远离战场数英里来玩这场战争游戏，只要他们喜欢，这些将军可以不管牺牲多少人的生命，他们没有考虑到那些血肉之躯，没有考虑到那些令人纠结的铁丝网。亚当·史密斯毫不保留地指出，英雄们就是这些普通的士兵，他在书中对他们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描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时代被推得越来越远，我们的后代谈及你们的时候，就像我们谈及的温泉关300勇士一样，但是我因为认识了你们而倍感荣幸。” 32

甘米奇和亚当·史密斯的描述，推动了对1914—1918年澳大利亚士兵研究兴趣的新浪潮。到1981年，《破碎的年代》已经卖出了1.7万册，《澳新军团》则卖出了3万册，这个数字是在它出版平装本之前。 33 另一项重要的成果是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这是比恩的另一项创造，是他在1941年把圣地、博物馆和档案文献独一无二混合的产物。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它已经是一个“相当守旧的形象”，这是工党首相高夫·惠特拉姆的话，由于行政人员的守旧，该馆使用的是过时的展品和破旧的设备，但随后政府的大量投资改变了纪念馆的状况，尤其是在教育和宣传方面。1965—1982年，参观者增加了1倍，达到一年上百万人。其中大部分是40岁以下，他们不具有任何关于一战的知识。 34

如同英国一样，电影银屏在将澳新军团的传说灌输给新一代的过程中起到了首要作用。在澳大利亚，与《哦！多么可爱的战争》相对应的作品是彼得·威尔拍摄的故事片《加里波利》，甘米奇的角色是历史顾问。电影的宣传海报上写道：“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一个你永远不会忘记的故事。”电影体现出了澳新军团冒险故事在70年代的形象，也同样关注了它将走向何方。《加里波利》生动地讲述了两个澳大利亚士兵的故事，该电影确实在调动人们对于1915年的兴趣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电影中浮现的是年轻士兵们作为勇敢的冒险者的形象，而不是头发斑白的退伍老兵形象，随后激发出大量的电视片系列，都模仿了这部电影的形式。这部电影被描述成“纯粹是比恩式的，与传统的关于澳大利亚士兵的刻板印象，以及英国指挥官的无能完全吻合”。 35

澳大利亚对于大战的迷恋也受益于官方的推动，特别是在1988年，当这个国家举行热情的20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土著及其支持者认为澳大利亚的纪念日应该是1月26日（这天英国殖民者第一支舰队在博特尼湾登陆），并把其命名为“入侵日”，其目的是为了抗议“白色的澳大利亚有一段黑暗的历史”。随着这一争论的隆隆作响，澳新军团的纪念日逐渐成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国家身份象征。1990年是澳新军团在加里波利登陆作战75周年，鲍勃·霍克参加了加里波利战役亡灵序曲的纪念仪式，他是第一位参加这个仪式的澳大利亚总理。他的继任者，保罗·基廷则主持了另一种形式的纪念，即把战役中无名战士的尸体埋葬在首都堪培拉，时间是1993年11月11日，也就是一战结束75周年的纪念日。20世纪20年代设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坟墓，象征着英帝国所有失去的士兵，这一点已经不再被接受了。随着澳大利亚与英国联系的日益松弛，澳新军团的“传说被重新塑造出来，等同于巴士底狱或者说7月4日这类事件，是把澳大利亚从英帝国的过去逐渐剥离出来的象征”。 36

尽管在最初的澳新军团中，新西兰是澳大利亚全心全意的合作者，但新西兰人从来没有崇拜过澳大利亚士兵。考虑到新西兰在1914—1918年的损失，这一点特别具有讽刺性，新西兰共有1.8万人死亡，大约占了适龄男子的8%，除了英国，在英帝国的所有自治领之中这一比例是最高的。新西兰士兵的文化特征与澳大利亚士兵极为相像，他们喜欢酗酒，性格温和，蔑视军官特别是英国军官。但是新西兰缺乏查尔斯·比恩式的人物，能够把民间神话转换成为民族传奇，而且新西兰在联邦中尤其亲英。在加里波利战役50周年纪念的时候，也没有澳大利亚那种追忆的方式。只是到了甘米奇写作10年之后的1984年，克里斯多夫·帕格斯利才首先开始叙述新西兰士兵在加里波利的表现，此后对于1914—1918年士兵的兴趣才被重新调度起来。直到2004年，无名战士才被从西线挖掘出来，重新埋葬在惠灵顿的国家战争纪念馆。新西兰在发现自己一战士兵的价值方面非常迟缓，也没有像其澳新军团的合作者那样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 37

因此可以说，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开启了这种新的对于一战期间的士兵们的研究热情，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首先，澳大利亚把一个失败战役的周年纪念发展成为国家的国庆节。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在英国，尽管那个值得纪念的11月的星期日被列为阵亡战士纪念日，甚至比女王的正式生日更受人尊重，更不要说圣乔治的纪念日了，但这一纪念日与国家认同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这也体现出另外一个迹象，尽管战争在情绪上对于英国而言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意味着需要对它进行任何意义上的明确定位。

这种对比的第二个差异：在英国，11月的阵亡战士纪念日让人回想起的是战争的结束，而澳新军团纪念日对于澳大利亚则意味着新的开始，这既意味着帝国澳大利亚军团的力量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也象征着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的诞生。这种纪念活动与澳大利亚的价值观紧密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一纪念日主要是为了祭奠亡灵，语调上是忧伤阴郁的，从而促成了丰富的诗歌创作，威尔弗雷德·欧文的作品是其中的代表。

由此也带来了这两个国家之间第三个根本性的差异。澳大利亚关于大战的文学描述，无论战争期间还是战争之后的描述，“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澳大利亚人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优秀，他们甚至为此深感陶醉”。而且，这也不是一个阶段的特征，在整个20世纪，每一个涉及澳大利亚战争的论调，都在或明或暗宣传澳大利亚士兵是最能够体现出传统英雄价值观的一群人。 38 简而言之，在澳大利亚并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出现反战诗歌或者散文。20世纪70年代，这种为新一代人写作的特征再度复活，并得到了保罗·福塞尔的认可。

福塞尔出生于1924年，大约比米德布鲁克和基根年长10岁左右，曾经作为美军成员在二战末期参加过在法国和德国的战斗，后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他早期的作品主要集中考察18世纪的英国文学，但是《一战与现代记忆》这本书成就了他的名声。“这本书主要涉及的是1914—1918年，英军在西线的作战经历，”他解释道，“同时涉及大战被纪念，被定型化，被神话了的文学手段。”福塞尔仔细挑选出一些他认为比较能够体现出战壕经历的例证，参照经典的反战诗歌或者传记对每一个都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例如，埃德蒙·布伦登运用了田园生活的影像，拐弯抹角地嘲讽现代战争所具有的总体破坏性的特征。这种分析不仅仅是出于古物研究者的兴趣，福塞尔认为：“在现代的理解层面，似乎存在一种主导性的方式，它在本质上是具有讽刺性的，而这主要是起源于意识和记忆对于大战中发生事件的运用。”他声称，讽刺“与希望相伴随，而希望的燃料是无辜的”。他引用了拉金《1914》这首诗的句子，“不要再那么天真了”，还有那张激发创作这首诗歌的1914年的志愿兵照片。他高喊：“这些善良慷慨的人们正在奋力向前，差一点就自我毁灭。”他声称：“这些天真的军人终于在1916年7月1日的索姆河，获得了关于善与恶的知识。” 39

就像这些语录所显示出来的一样，福塞尔并不相信保守的陈述。他的书籍充满了有倾向的描述，观点风格也是极具选择性的。书中的许多章节都事先假定了一个主题，然后通过参照一战相关作者的资料对其进行发挥，他对观点的验证是通过士兵们的信笺和日记的几个片段来进行的。福塞尔采取了快进的写作方式，通过引用20世纪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包括诺曼·梅勒、约瑟夫·海勒和托马斯·品钦的作品达到这一目标。例如，西格弗雷德·萨松的“二分制愿景”被用来解释“总体的二分”——我们和他们，朋友和敌人——这也是福塞尔所断言的“关于这个时代的长期的富有想象力的习惯，这是有迹可循的，对于大战而言似乎更是如此……偏执的战壕战争，无论是否实施还是被记得，加深了偏执的耸人听闻的事件，这是我在从事现代写作的时候主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40

对于福塞尔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他特别强调经验的至高无上性。影响他写作1914—1918年故事的，是他自己在1944—1945年历经炮火洗礼的士兵经历。《一战与现代记忆》一书主要是奉献给他那些美国兵伙伴们，“1945年3月15日，在法国，他们就在我身边被杀死了”。他后来对此说得更具体，是在德军炮火的攻击之下，他的伙伴们被炸成了碎片。这种愤怒一直潜伏在福塞尔战后学术生涯的表象下面，他经常抱怨普通士兵们的命运如何被位于顶层的高官们所操纵，以及这些人如何利用崇高的理想和狡猾的委婉说法来为他们大规模的杀戮提供正当的理由。促使他这些想法公开化的是，这种模式一再地被重复，他对这些非常愤怒。他后来思考说，“1975年，我的那些美国读者们经历了越南战争，经历了这种非常恐怖但同时也是毫无意义的消耗战”，从而使得“死亡人数统计”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这是另一场关于善与恶的“二分制”的战争。福塞尔希望他的书籍能够说服美国读者们，“那些东方的黄色人种也是有感情的，他们也憎恨死亡，当他们无法承受痛苦的时候，也像我们一样去寻求上帝或者母亲的帮助”。 41

福塞尔为一战所设定的背景主要是西线的“穴居人的世界”。“无论正确与否，”他解释说，“现在关于一战的观念主要来源于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壕中的景象，我曾经与英国步兵在那里待过，从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发生在米索不达米亚、土耳其、非洲和爱尔兰发生的事件，也忽视了空军和海军的力量。”至于英国后方所做的大量战争努力，实质上几乎没有任何提及。然而，正如历史学家批判福塞尔所指出的那样：“战争的这些主要方面都不是悲剧性的，也不具有讽刺性，而且也不是不言自明的那么无用。更为主要的是，因为做了这些，他们的确拯救了西线，只是经历了三年漫长等待。”换句话说，福塞尔对于一战的介绍把1918年排除在外了，只是在第一章中有半页纸涉及了一点，因为他坚持认为，“战争仍然在继续”。他试图说服其他人特别是英国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实质可以说仍然与纪念这场战争相关”，从酒吧关闭的时间，到现在英国经济的崩溃，以及欧洲的美国化都是如此。即使在描述西线的时候，福塞尔的根基也是非常不可靠的，这些士兵在前线的战壕里面仅仅待了三个星期的时间，随即就转入休息和训练区，然后通过后方再度转移到前线的战壕。所以，即使对参与作战的士兵而言，大战的绝大部分时光都是非常平静的。因此，战争的恐怖不在于其持续的长度，而是前线那“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被高度浓缩的恐怖”。 42

25年之后，也就是在2000年，福塞尔这位比较好战的公众人物，对于《一战与现代记忆》采取了异乎寻常的辩护立场，承认这本书的确有很多局限，其借口是令人失望的，“毕竟，我写的不是历史书，只是哀悼式的评论……这本书之所以采用了历史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为了增加哀悼的效果……在那个时候，评论家的工作并不等同于学者的工作”。这也是他在遭到军事历史学家们的愤怒批判之后，所拿出来的一个非常自然的辩解答案。但它同时反映了那些贪婪地为了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书籍的最终命运，在写作过程中，对资料进行了彻底的挑选。无论福塞尔最终辩称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本书已经被看作是历史书籍，它通过反战诗人和回忆录对于前线经历的描述，强化了20世纪70年代的那一代人对于普通士兵们生活的关注。就像米德布鲁克和基根一样，福塞尔对于所依托的或者推导出来的证据有极其情绪化的反应，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依据的是自身的战争经历，这的确偶尔也给他的写作提供了激情。在这些特殊的作者群中，他确实具有特别的创新精神，例如欧文诗歌中的同性恋的因素，或者说格雷夫在《向一切告别》中体现出来的特别具有讽刺性的喜剧风格。但他并不致力于去寻求新的历史突破，也许有的人会说，他是在用一种新的更具有刺激性的方式来对那些陈旧的泥浆进行发掘，以告诉读者大量的事实，“这些事实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了解了，但是他们了解的是关于战争写作的既定模式的普遍描述以及对于战争进行的特别描述”。 43

福塞尔采取了非常规范的形式描述士兵们作为受害者的故事，主要聚焦于战壕，以及士兵们被诗人所解读出来的悲剧性经历。截至2012年，他的书籍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10万册，对于整个英语世界的学术思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福塞尔把1914—1918年看作是英国20世纪历史上最具决定性影响的事件。同时，在大西洋彼岸，他的那些文明的图片与那一场灾难恰好能够吻合，美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越南战争的损失，对自己在其中能够做的斗争没有什么准备。 44

应该承认，对于普通士兵生活的重新关注，不仅仅是英国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世界的现象。事实上，这一领域的先锋是法国人。当然，那里讲述的故事，以及联邦德国的故事，都是为了衬托出英国的特点。

《法国兵》 原文为“Poilu”，该词用以指代一战中战壕里的步兵，是与英国兵相对应的一种称谓，写作的是两次大战期间的故事。也有几个人试图对这种模式进行反击。例如，让·诺顿·克吕的作品《见证人》（1929）——是一部对关于士兵们的小说、回忆录和信件进行分析的重要作品。雅克·佩里卡尔的《凡尔登》（1933），有点像米德布鲁克的风格，建立在士兵们描述的基础之上，而这是他通过报纸的方式寻求来的帮助。但这些都是例外。在法国，关于大战的历史比较令人接受的描述方式是在1934年确立的，这本书是《欧洲的危机和战争》，作者是皮埃尔·勒努万，他当时是在巴黎大学已任教30年的教授。这本书主导了关于1914—1918年的历史写作，这是在德国和英国都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勒努万的经典文本先后出了五个版本，有两个是在20世纪60年代印刷的。这是一项涉及外交、政治和军事历史的巨大研究工程，而且事实上也没有涉及战争的大后方，包括工人的罢工以及士兵们的叛乱，更不要说勒努万不予考虑的“战争的气氛”。他对战争历史的限定非常严格，勒努万是一位受伤严重的老兵（他在战争中失去了左臂，用右手创作了1917年的《贵妇小径》）。在学术写作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提到他个人经历的这场战争。对于勒努万来说，历史需要客观性，应该排斥自我，但是克吕则坚信个人的经历是至关重要的。 45

直到勒努万的生涯进入黄昏期之后，他对于法国历史编撰学的掌控才开始削弱。1959年，法国出版了《法国的生活和死亡，1914—1918年》一书，该书对于战争的描述建立在对普通人写作摘录的基础之上，包括士兵，也包括平民；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三位作者，安德尔·迪卡斯、雅克·迈耶和加布里埃尔·佩尔勒，他们都不是学者，都是1914—1918年的老兵，但正是他们写出了通俗的历史小说。事实上，迪卡斯已经出版了作品选集，该选集挑选了1932年以来对前线的描述。在《法国的生活和死亡，1914—1918年》这本书取得成功之后，该书在1963年配以大量的插图重新出版（也正是在同一年，泰勒关于战争的插图史出版）。1966年，迈耶和佩尔勒出版了类似的书籍，对于士兵们和平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同样引用了大量同时代人写作的作品。尽管迈耶的书籍花费了一半的篇幅用于叙述战壕里面的事，但他仍费尽心力地描绘战争经历的多样性，摆脱了事先熟悉的关于战争的描述模式。例如，凡尔登战役在他书籍的370页中只占到了33页的篇幅，其中有90页内容的章节名称是《感觉和感情》，揭示了勇气和恐惧、信仰和宿命对于盟国及敌国的态度。在整个过程中，迈耶强调的是士兵生活的多样性（与步兵相比，炮兵过着不一样的生活）。这种对于前线、后方战壕和休假区的对比，以及沿着战线（这条战线蔓延800公里，持续的时间长达1600天）不同地点和不同时段的多样性描述，都与英国对于1916年7月1日的讲述是完全不同的。 46

佩尔勒关于平民的日常生活的写作版本同样场景极其庞大，甚至包括“没有男人的女人们”，限制（定量配给、保健及食品的短缺），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机遇（新的穷人和新富阶级）。像迈耶一样，它的语调是描述性的，不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强调了战争所铸造出来的基本社会变化，无论是否被承认，“仅仅四年的时间里，这一场战争似乎已经改变了数个世纪”。 47 与亚瑟·马威克的《泛滥》（1965）相比，如果说它们在格式上有所不同，那么在意图上具有诸多的共性。《泛滥》作为英国函授大学的系列教材，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这本书是比较轻松的，同时也是比较粗略的研究，它在内容上涉及英国在战争期间社会领域发生的转型，马威克的许多结论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被修订了，例如关于女性地位的转变，以及“集体主义”经济不可抵制的上升趋势。但是《泛滥》作为对西部战线的攻击，意义非常明显，它也继续了英国关于一战的观念。马威克认为，50年过去了，“虽然不能否认痛苦的有效性，或者忘记导致它的徒劳无益的恐怖性”，但人们应该承认这一点，“总体看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是比较适合居住的地方，这比1914年的情况要好得多”，他急忙补充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战争本身是一件好事”。 48

但是，在英国展开的对战壕生活进行哀悼的潮流之中，马威克的声音是比较孤独的。20世纪70年代，英国在这方面的工作相比于法国甚至不具有可比性。基于档案解读的学术研究的主要作品开始于法国，例如，让雅克·贝克对1914年8月战争热情神话的批评，以及安托万·普罗斯特对于法国老兵在战后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的详细叙述，这两部作品都是在1977年出版的。相反，福塞尔的作品从来没有法国版本，他创作的诗歌没有一首被翻译成法文，直到20世纪末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萨松与欧文的作品分别在1987年和1995年被翻译成法文。 49 法国的威尔弗雷德·欧文协会创建于2005年，声称自己的目标是使这样一位英国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研究型作家的生活和作品闪闪发光，而“除了本国的居民，境外的人们很少知道他究竟是谁”。 50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联邦德国，围绕纳粹德国时期进行的历史和民族争论仍然是焦点问题，对大战期间士兵们的社会史领域的关注很少。弗里茨·费舍尔引发的争论仍然在继续，并煽动关于战争罪责的比较陈旧的争论话题。尽管也进行过关于德国大后方的比较有意义的调查，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朱根·科卡，他主要集中于解释1918年革命的发生。科卡和其他居于领袖地位的历史学家被称为所谓的“比勒费尔德学派”，对社会史采用了高度意识形态的方法进行分析，这建立在韦伯式的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对于个体的思想和行为采取了社会经济学的结构分析方法。20世纪80年代也的确见证了以日常生活史的形式对结构社会史的反动。该方法以照片和口述历史等非常规的资料来源来突出普通人的生活，而关注的焦点则是劳工史，以及纳粹时期个人及地方复杂的居住条件。把这种方法应用于1914—1918年的日常生活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限，直到冷战结束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51

有一点非常重要，虽然方式上比较曲折，但最终德国人的确强化了对于前线士兵的关注。乔治·莫斯的书籍《坠落的士兵》出版于1990年，该书是他在70年代晚期就已经开始的调研结果，他把关于“前线经历”的谈话进行了重新的加工整理，那些材料对于20和30年代的德国右翼作家曾经非常重要，而不仅仅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1918年，莫斯出生于柏林的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1933年之后，他先是在英国后来又在美国接受了教育，也正是在美国他度过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他特别关注1918年之后“残酷”的德国政治中的“战争经历的神话”——崇尚进攻、同志式的男子汉气概，以及“接纳战争”。莫斯坚持认为：“战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摆脱残酷的进程，对于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看起来并没有结束，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仍然在继续进行。”他举了一系列关于英国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论断，他认为，英国是这样一个国家，“也经历了残酷的过程，即使是谦恭的、令人尊敬的战前的政治话语看起来仍然比较完整”。这种神话部分是政治铸造的结果，但是他同时也坚持认为这并非完全虚构，是从“战壕的小世界中”对于“战争经历的事实中”蒸馏提取出来的。在他看来，“战壕中的战斗不仅仅界定了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的战争的概念，而且决定了未来一代对于战争的理解”。莫斯的书籍在历史学家中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尤其是他的“残酷性”理论。而且，他假设由战壕界定的统一的“前线经历”，这点强化了米德布鲁克、基根和福塞尔所表述的战争景象。 52

《坠落的士兵》的副标题是《重新塑造关于大战的记忆》，它所进行的“关于坠落的士兵崇拜”的讨论，以及他对于战争记忆的设计，反映了人们对于战争记忆日益增长的兴趣。这种记忆的繁荣是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

第十一章　纪念

现在，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法兰西，

活着的人步履沉重，

逝去的人却轻舞归来。

——爱德华·托马斯，1996

如果诗歌可以倒叙，

那么它的确会这样做的。

——卡罗尔·安·杜菲，2009 1

若非越战纪念碑的征集竞赛是通过设计方案编号而不是设计者的名字进行“盲选”，林璎的方案脱颖而出的可能性会十分渺茫。作为一个来自美籍华人家庭的21岁耶鲁女大学生，林璎在公开竞赛中很可能会被建筑专业受过系统训练的男子击败。当众人得知，林璎的作品被评委从大约1400个方案中选出并一致通过时，林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和言辞侮辱。本次征集方案的目的是建立一座越南战争纪念碑，地点设在华盛顿特区，具体位于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馆中间的国家神圣地带的中心地域。

林璎的提案风格和之前纪念美国战争英雄们的雕塑截然不同，比如说和1954年的硫磺岛纪念碑（这一问题我们在第八章里面进行过讨论）相比就是如此。为了缓和守旧主义分子的情绪，不久之后，在林璎的作品旁建起了获得第二名的竞标作品——真人大小的三名士兵的青铜雕塑，能够清晰可辨的是，他们分别是白人、黑人和拉美人。三个士兵虽然神情上似乎厌倦战争，但是却全副武装，看上去准备好了随时要去战斗。相比之下，林璎的提案非常质朴，是一座非具象派的纪念碑，两面长长的墙逐渐插入大地，在地面上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细长的V字形，最高部分离地也只有10英尺。墙面上按照时间先后顺序，陈列着越战期间所有为美国捐躯的军人姓名，包括女性军人。墙面是由黑色花岗岩制成的，能够反光。所以当游客们在找寻故人密友或是挚爱亲朋的名字时，会看到他们自己的面容。这种效果是十分强烈抽象的，也是十分私人的。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通过神秘的名字邂逅，该纪念碑不像通常的英雄雕塑那样直接期待人们的反应。尽管林璎在内心深处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但是她作品的概念回荡着过去的声音，能够看到雕刻着英军在一战中失踪名单的伊普尔的梅宁门战争纪念馆，以及索姆河的蒂耶普瓦尔纪念碑。事实上，鲁琴斯设计的蒂耶普瓦尔纪念碑对林璎的影响非常大。 2

抛开最初的争议不说，自从1982年11月越南战争老兵纪念碑揭幕以来，这里就成为华盛顿特区最受欢迎的地方，每年吸引着超过300万游客来访。如今这里已经成为美国的“记忆之地”之一。“记忆之地”这个难以翻译的新词是由法国学者皮埃尔·诺哈创造的，来源于他在1984—1992年出版的浩瀚的七卷本著作《记忆所系之处》的英文版名称，这一词汇有着不可言说的新意义。诺哈对于“记忆”这个词的应用是不确定的，表达的是一种自发的几乎是形而上学的力量，他把现存的民族精神浪漫化了，与之相比的是，他认为“历史科学”这个词是枯燥无味的。诺哈认为，20世纪80年代，法国的国家记忆因为科学历史而变得黯然失色。因此，他开始了一项由超过120位作者支持的记录纪念碑、仪式、信息和图片的计划，声称这个计划唤醒了全国同胞去理解“法兰西”的意义。尽管诺哈的“不变的想法”是十分高深莫测的法语词，但是他的作品在20世纪末被翻译成英文后，将“记忆之地”这个词变得十分流行。这个术语不仅经常被文化历史学家提起，它也成为符合大众普遍迷恋的场所或人造物品的代名词，比如说林璎的墙，它给予人们一些私人的回忆空间。 3

从国际范围的角度而言，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变得越来越热烈。柏林墙的倒塌和1989年的其他革命重新绘制了东欧的版图，实质上结束了从第三帝国毁灭之后被苏联势力根深蒂固笼罩住的半个欧洲大陆上的秩序。德国自从1945年分裂之后，在1990年的11月份又重新统一了。苏联在1991年年底解体了，留下了一群环绕在新俄罗斯共和国周边的急躁不安的民族国家。1989—1991年这些戏剧性的事件重新开启了许多来自1917—1918年的遗留问题。那个年代帝国倒塌，革命浪潮涌动。这些事件终于从1939年到1945年的悠长的阴影中浮现出来，也激起了对于一战的新兴趣。本章将要探索的问题是，人们是如何在后冷战时代纪念1914—1918年的，一些形式是苦涩的、分裂的，另一些则关注和解与调停。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一个不断被大众喜爱的倾向，即通过家族历史的方式将民族叙事展现到大众面前，这一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还要看到在前两章中提到的不列颠回忆模式的坚持不懈。不管修正军事历史学家做出了如何的努力，在英国，一战仍然被视为一种私人的悲剧故事，它被诗歌照亮而非历史记忆，它是回忆而非理解的对象。

冷战的戏剧性落幕终结了德国的分裂，但是它也重新开启了关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的历史问题。1945年以后，尽管在公开场合承诺德国终将统一，西方盟国却表现得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的固化状态十分满意，尤其是1961年柏林危机因柏林墙的建立而解决的时候，这种态度就更为明显。法国知识分子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曾讥讽地说道：“我太爱德国了，以至于我很高兴有两个德国。”1990年新统一的德国终于接受了波兰法律上的存在地位，并且放弃了其在东欧所宣称拥有的领土主权，从而结束了自《凡尔赛条约》以来修正主义者塑造的德国外交政策走向。但也带来了一个更加有争议的决定，即将首都从波恩迁到柏林，在1991年的联邦议院里有17人投票赞成通过。这引发了更多旧有的争论，评论家认为波恩以及莱茵兰地区代表着这个国家从1945年开始的新的西方民主制度。反之，柏林则代表着德国灾难性的一面，那就是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继承，这是不可磨灭的烙印。德国如今可以变为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这种论调听上去似乎有些乌托邦般不切实际。联邦德国国务秘书沃尔夫冈·伊辛格曾警告：“由于德国的特殊历史，我们的邻居和伙伴不会视我们为一个正常国家。” 4

许多时事评论员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即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存在两条令人担忧的平行线：德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对于欧洲的力量均势而言太强大，而对于发挥稳定的大陆领导作用又太弱小。 5 在德国强弱力量交界处之间徜徉的是1914—1945年30年来动荡和冲突的核心。但是德国国内外的乐观主义者则认为欧盟是欧洲自1918年以来所一直缺乏的框架。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坚称“德国是我们的祖国，而欧洲是我们的未来”。他的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重复托马斯·曼的格言是：“我们不想要一个德国的欧洲，但我们想住在一个欧洲的德国里。”这个国家通过了一条宪法修正案，要求联邦共和国寻求一个建立在民主、法治、社会的和联邦原则上的欧盟。也就是说，欧盟不应该建设成为一个集权的超级国家。 6

1989年，德国的邻居最初没有被这样消除隔阂的华丽文辞说服。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发出警告，欧洲也许会重新回到1913年，即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联合结盟对抗德国带来的威胁。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抵抗住科尔的统一计划时，法国领导人讨论又一次的慕尼黑阴谋——法国和英国如同在1938年一样，缺乏对抗德国的手段。但是科尔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统一的势头也变得不可阻挡。密特朗随即恢复了1950年后的法国战略，宣称“德国的问题将会被欧洲的磁力调节控制”。 7 作为接受迅速发展的德国重新统一的条件，密特朗强迫科尔接受欧洲货币联盟,以寻求把迅速发展的德国经济力量囊括在内。这意味着珍贵的德国马克，即战后西德的护身符这一宝贵财产的终结。1991年12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2002年1月发行的欧盟单一货币——欧元铺平了道路。

在整个过程中，英国保持了一个消极并且越来越孤立的态度。尽管柏林墙的倒塌作为自由的象征受到人们欢迎，但是一些英国时事评论员仍在讨论着“第四帝国”即将到来的可能性。货币的统一激怒了英国内阁大臣尼古拉斯·雷德利，他认为这是“一个德国设计夺取全欧洲的骗局”。至于将主权交给欧洲共同体，他惊呼：“那你还不如将它托付给阿道夫·希特勒。” 8 在做出此番激烈指责之后，雷德利被迫下台，但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私下里赞成他的观点。她对德国重新统一的反对，尽管反映出对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地位逐渐变得越来越摇摇欲坠的敏感度，也来源于她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坚定的反大陆的父亲的影响，年幼的她读了很多历史书。撒切尔在她的自传回忆录里明确表示，每个国家都有截然不同的国家角色。“自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以来，也许是因为国家的统一来临得太晚——德国在侵略和自我怀疑之间难以预测地变来变去。”她怀疑1945年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而且否定了德国这反复无常的国家会满足于在一个欧洲框架下的观点：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单纯作为又一个欧洲联合体制内的竞争者而言过于庞大，力量也过于强大”。她辩称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案,就是欧洲在力量均势的前提下建立一个紧密英法关系，而这种关系必须得到美国的支持才会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欧洲应该建立在大西洋联盟的基础上而不是欧洲联盟的基础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撒切尔竭尽所能地说服密特朗和乔治·布什，并经常从她那声名狼藉的手提包里掏出一幅地图,向众人展示德国在过去的各种布局，而这是当时大家“没有一起为未来提供保证的后果”。但是布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在欧洲服役而是在太平洋服役）并不赞同她对德国的历史判定。与此同时，密特朗和他的前任一样，选择通过欧洲联合的方式来解决德国问题。撒切尔反对欧洲联合的最终结果是，按照英国大使提供的报告，“英国公众对德国的理解度为历年最低水平”。1992年，撒切尔的继任者约翰·梅杰，尽管不是那么强烈的欧洲统一怀疑论者，但也领导英国自愿退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货币统一。 9

撒切尔和梅杰的政策实际上展示了从20世纪40年代起建立的英国人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的理解方式，而这种理解方式一直在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布什和他多数的同胞对于1989—1991年则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冷战的铁幕的升起和苏联的垮台是美国力量和美国价值观的一个胜利。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断言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尽管“事件”还会持续发生，但他认为我们已经看见“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以及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的全球化过程”。 10

关于美国必胜信念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美国人如何解读冷战起源的新一轮兴趣——把冷战追溯到1917年威尔逊和列宁的意识形态的碰撞。1991年之后关于威尔逊主义的书籍和论文在全美激增，内容涉及“威尔逊世纪”“冲动”“重要时刻”或者“劝说”的研究。这些作者仔细谈及威尔逊没有充分阐释的理念，包括用自由的国际秩序取代强权政治作为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一原则指导了冷战后的对外政策，甚至塑造了德国的重新统一。据称，威尔逊主义“开启了国际关系规范和标准的变化”，并最终导致了全球的非殖民化，甚至总统的观念已经成为推行自由的主要工具。所以截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已经被定型，就算不是完全的民主，那么至少对民主而言也是安全的”。 11

按照历史学家弗兰克·宁柯维奇在1999年提出的观点，“威尔逊世纪”已经结束，“后冷战世界”并不是另一个“把威尔逊主义政策进行制度化”的机会，而是“将它们全部实施的一个良机”。 12 一些年长的新保守主义者同意宁柯维奇的观点。里根的前顾问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宣称：“并不是美国国内的力量,可以导致全世界的民主化进程，而是我们要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时代，我们可以又一次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随着2001年小布什上台，威尔逊主义在华盛顿重新获得了新生。年轻的新保守主义者，例如查尔斯·克劳塞默坚持认为，推进民主必将会是“美国新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试金石”，他把这种政策夸张地称为，美国追求在“单极世界”的“世界统治权”。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比如马克思·布特，将自己描述为“硬派威尔逊主义者”，意味着他们赞成用美国力量去推广美国的价值观。他们最喜欢的目标是中东。理查德·柏尔在2001年3月断言：“我认为在阿拉伯国家有一个潜在的市民文化可以引出民主机构，伊拉克是将此命题投入试验的最佳之地。”新保守主义者充分利用基地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攻击，将此作为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行动的借口。劳伦斯·F.卡普兰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当夜宣称“如果不是在行动上，那么至少在言语上，布什已经成为自威尔逊本人以来最像威尔逊的总统”，他还敦促总统要“完成威尔逊的未竟之业”。但是在伊拉克的这场行动最终被搞砸了，认为仅仅靠除去“暴君”就会带来“自由”和“民主”，这一理想化的结果并没有达到。这种解决方案过于简单，对“硬派威尔逊主义”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提醒。到了布什任期的结尾，他被公开指责是“服用了类固醇的伍德罗·威尔逊，一个荒诞夸张并且高傲自大的固执版本的威尔逊”。 13

与此同时，1991年在讨论美国外交政策时，威尔逊主义占了主导地位，终于解开了俄罗斯和东欧的历史回忆中列宁的束缚。正如我们所见，与对1941—1945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纪念相比，俄罗斯对一战的回忆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尽管俄罗斯在1914—1917年的死伤人数大约为200万，但是苏联并没有可以与伦敦的和平纪念碑、凡尔登的杜奥蒙军人公墓、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碑或是柏林的新岗哨无名战士纪念堂相比的纪念形式。苏联也没有任何纪念碑纪念那些在战争中死于城市或乡村的人们。与之相比的是，法国、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它们大约有1500座公共纪念碑竖立在其国土上，以表达对那些埋葬在异国他乡土地上的挚爱之人的一份“遥远的悲伤”之情。然而，对于俄罗斯人而言，1914—1917年的战争不是一个遥远的冲突，而是一场发生在国境之内的残酷搏斗。可能是考虑到官方令人害怕的寂静，对于那些丧失亲友之人而言，他们的悲伤之情比澳大利亚人的悲伤更为“疏离”。 14

苏联的垮台给俄罗斯和西方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去研究1914—1917年的战争，这场战争既是对外战争，又是1914—1921年俄国连续危机中的一部分，而1917年的革命是其中的“支点”。这些研究通常跟随最近西方学者的研究主题，比如1914年的“战争狂热情绪”抑或是民族主义的全民动员。 15 俄罗斯人终于可以公开地纪念这场战争。在曾经的1915年全俄战争公墓的旧址（参见第六章），现在矗立的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的建筑群公园。其中多数的塑像具有俄罗斯东正教的宗教特征，还有一座由最初的公墓教堂改建而成的小教堂。当然，俄罗斯民族的象征也很突出，尤其是俄罗斯联邦的双头鹰。2004年8月1日，也就是战争爆发90周年之际，这一公园正式开放。但是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一个极具争议的地方。关于应该怎样纪念“所有为保护俄罗斯而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曾经和“红军”在内战中厮杀的“白军”，有着连续不断的争议。这反映出后苏联时代，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究竟是胜利还是灾难的潜在争辩仍在进行。 16

在部分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也见证了1918年规划的失败。南斯拉夫，这个扭曲的南部斯拉夫民族国家在一战后被塞尔维亚人统治。冷战期间，这个国家在半克罗地亚人半斯洛文尼亚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意志和技巧的运作下，成为一个联邦政体。但是在1980年他去世后，民族冲突和经济问题加剧恶化，而1989年的剧变则导致了南斯拉夫国家的解体。1991年斯洛文尼亚迅速脱离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在接下来的一年退出。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992—1995）与科索沃（1998—1999）发生的冲突，都属于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这与一战之后东欧的情形极为相似。萨拉热窝作为1914年7月危机的导火索而臭名昭著，它在波斯尼亚战争中再度声名狼藉，成为现代历史中被围攻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捷克斯洛伐克是1918年由托马斯·马萨里克推动建立起来的，该国成为东欧剧变的另一个受害者。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由于领土争议引发了极度紧张的情绪，这在该国复杂多难的历史中曾经反复重现，并在共产党领导失败后达到了爆发危机的临界点。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国家在1992年的新年之夜解体。它的分裂虽然算不上和谐，但是与南斯拉夫那场恐怖的战争相比可以称得上是“天鹅绒式离婚”，堪与该国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齐名。

沿着苏联边境望去，90年代的活力有些不同——在那里，似乎又重新回到了1918年的旧秩序，而不是它所要推翻的那种秩序。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20世纪历史，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尽管自18世纪以来就受到俄罗斯的控制，但是在一战后这些国家迎来了它们的“自由时刻”：每一个国家都在1920年后，在与德国人以及苏联人的野蛮战争中获得独立，然而1940年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它们又被苏联吞噬，1941年被纳粹德国征服，1944年又重新被红军占领。在这一“双重占领”时期，当地人民为两方战斗，有一些和纳粹合作消灭犹太人。20世纪80年代末期，反苏联的抗议不断增长，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成为反苏联的领头羊——1989年，这三个国家的民众手拉手结成了人墙，目的在于纪念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这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1991年，乌克兰也从苏联获得了独立，与波罗的海国家不同的是，乌克兰从未通过世界大战获取自由。在巴黎和会上，短命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曾绝望地试图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却被波兰和苏联在1921年分割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千名乌克兰游击队员与德国人站在同一战线上与红军作战，直至1943年该地区被苏联重新控制。

正如1991年西方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的那样，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成为20世纪德国和俄国不断碰撞的欧洲的“碎片地区”。这些国家是种族冲突、残酷政治和准军事暴力发生的“流血之地”，这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都是非常残暴的战场。 17

接受具有如此纠纷和痛苦历史的东欧并不容易。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看来，东欧剧变带来的似乎仅仅是在冷战中被压抑住的历史民族主义的解冻和复活，而且它所强化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威尔逊所认为的旧世界永远都存在永不间断的世仇。流行书籍则更强化了这样的印象，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古老的“幽灵”从历史的衣橱里浮现，从一个“已经组织好”的世界里走出来，“这是一个昏暗的舞台，在舞台上人们愤怒、流血杀人、经历幻想，并且忘乎所以”。据称，我们正见证着横跨东欧的“历史的重生”，“40年后它从人工冬眠中惊醒，并且面临许多需要赶上的任务”。 18 但是“历史”并不是自发的力量，它被当今政客自己的私利所用。最坏的例子便是南斯拉夫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当剧变发生之际，米洛舍维奇为了寻找一个新的爱国且合法化的继续其领导权的办法，重新激活了塞尔维亚民间的回忆，尤其是1389年在科索沃平原和穆斯林土耳其人的战争——将战败英雄拉扎尔大公的棺材抬着游街，在塞尔维亚每个城市和村落展览，其目的就是在1989年激起人们在600周年后的热情。正如同马萨里克和毕苏斯基年代是民族主义被民族主义者激发，1990年前后则是民族主义推动产生民族主义者。

前共产党东欧国家所谓的“回忆战争”是这种过程的一个延续，如同政治团体运用历史的不同版本来批判现在和塑造未来一样。在波罗的海国家，公众纪念碑变得特别容易引起争论。1947年塔林市中心竖立的青铜士兵塑像是为了纪念苏联“解放者”帮助爱沙尼亚从纳粹统治中的解放，2007年，这里成为一场暴动的焦点，人们促使政府将这个雕塑移动到城市郊区的一个军用公墓里。为了标记这个国家“真正的”解放，2009年塔林的自由广场规划了一个独立战争胜利纪念柱，以纪念1918—1920年爱沙尼亚抵抗苏联而牺牲的4000人。此一规划终于完成了本是一个计划于1919年，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启，但在苏联时代却被镇压的行动。然而，用如此具有民族主义的叙事口吻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极具争议性的。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族群，大约占总人口的1/4，他们认为“纪念碑之战”关乎身份的认证，关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是在一个新的民族主义国家边缘化他们。这是在后苏联时代东欧多种族国家常见的通病，而且让人回想起第一章所描述过的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斗争。 19

东欧的民族主义者极力主张将苏联政权和纳粹等同看待，但这也是极具争议的，因为它质疑了20世纪西欧关于纪念大屠杀的中心地位，按照皮埃尔·诺哈的话来说，“你可以说它是回忆，也可以说它是浩劫”。 20 在新的千禧年到来之际，大屠杀已经成为“作为欧洲人”标志的一个必要因素，这已经不是一个因为害怕共产主义而团结起来的时代了。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一个绝对的道德魔鬼，这是对——容忍和多元——这些被视为当代欧洲文明基本价值观的理念的一种反动”。20世纪90年代，欧盟曾鼓励成员国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纪念日，并将1月27日作为大屠杀纪念日。英国在1999年签署这项提案，首相托尼·布莱尔公开声明他的决心，一定要“确保在大屠杀期间发生的违反人道主义的可怕罪行永远不会被忘记”——他引用了最近发生在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浪潮作为“一个明显的需要警戒的例子”。 21

在美国，人们对于大屠杀的“普遍了解”是由于《辛德勒名单》，这部由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拍摄于1993年，轰动一时，并获得了七项奥斯卡奖。这部电影很少关注传统的道德影片善恶对决的纠结情节，而是通过两个人物——一个是帮助犹太人逃亡的纳粹，另一位则是虐待狂的纳粹党卫军集中营指挥官来展现电影的主题。更加重要的是，在同一年，华盛顿特区开放了大屠杀博物馆。该项目一直是犹太人组织长期努力的目标，但是它的实现需要一个刻意的“美国化”的大屠杀，即将“犹太人定位为特别的受害角色”，并将美国刻画成为“一个有特权的、非常消极的旁观者，因此也是一个道德上失败的见证人”。这些先驱者在首都的冒险成功地使大量小型博物馆或者纪念碑在美国其他主要城市落地生根。大屠杀在西方逐渐被视为“在过去是史无前例的，而在未来则会变得比较普遍”——换句话说“大屠杀的过去是主要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但是未来的大屠杀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22

但是，在后苏联时代的东欧，关于大屠杀历史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并没有得到承认。它们坚持认为纳粹和苏联在道德上一样恐怖。他们质疑2002年美国犹太后裔的历史学者提出的两者之间的差别：一方面，是法西斯罪行的“热”记忆，这目前仍然是一个烫手话题；另一方面，是不断加剧的“冷”的回忆，随着苏联时代在历史中衰微，其余灰逐渐熄灭。相反地，2008年捷克提倡的《布拉格宣言》中，关于欧洲良心和共产主义的提法得到东欧国家广泛支持，它们要求“许多罪行应该和纳粹罪行一样被纽伦堡法庭评估，因为这些罪行是违反人道的，应该以此作为对后人的告诫”。 23 这项要求被欧洲议会接受，但是却遭到俄罗斯和各种犹太人群体的公开指责。他们指出许多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曾伙同纳粹一起杀戮犹太人——这是个在新的博物馆里很少被回忆起的故事。这次让人担忧的辩论重新开启了在东欧“血流之地”对一战后遗产的关注，这里大约有“1400万人被两个政权刻意杀害，在超过12年里，1933—1945年至少有1/3的人因为被苏联人射杀或因饥饿而死”。迟来的承认这种罪行和记住这些受害者是21世纪东欧国家一个重要的需求，大屠杀的纪念不允许被蒙上阴影。正如波兰加入欧盟之时，波兰学者玛丽娅·贾尼恩所说：“对于欧洲，我们的回答是可以加入，但是同时加入的应该还有我们的逝者。” 24

在东欧，如同在俄罗斯一样，苏联压迫的结束意味着终于可以进行真正的历史辩论。而这是一个橱柜里藏着许多骷髅的地区——遗骸来自这一地区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首要战场，来自纳粹和苏联的双重占领和大屠杀，以及1917—1918年的革命和充满血腥的民族主义纠葛。1989年后，橱柜被仔细地检索了一遍，而且是被竞争的政治和种族群体仔细搜查并对其中的物品进行了精心挑选。这种苦涩，混乱的“回忆战争”接踵发生，从远距离的角度反映出一个渐进的、有层次的反应以及随后的折射过程，这些都具备英国自从1918年以来关于大战记忆的特色。

超越俄德边境，在某些一战不引起当今政治争议的地区，冷战后的时代给予当地人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并达成和解的机会。少数一些地区尤其引人瞩目。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出现在中东欧，在科巴里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博物馆，这一地区被英美国家更为熟知的名称是“卡波雷托”，这个名字让人联想起1917年10月意大利军队大撤退的场景。该战场现如今已经在斯洛文尼亚境内，是对12次沿着伊松佐河徒劳无益的进攻的一个讽刺注释，上百万的意大利人在这里死去。阿尔卑斯山的山麓地带仍然到处散落着一战遗骸，还有一个始建于1990年的博物馆，是当地狂热收藏者倡导的一项计划。斯洛文尼亚较早地进入欧盟，使其可以动用欧盟资金来建立一座小型但却非常重要的国际博物馆，馆中包含四国语言的介绍（斯洛文尼亚语、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公开的意图不是渲染民族主义情绪，而是记录那些交战各方的受苦的士兵，他们经历了29个月的战斗，科巴里德“不是一座关于胜利和荣耀的博物馆……而是关于征服和复仇，关于复仇主义和国家尊严”，指南手册解释说，“男人们在前线，他们或高喊或沉静，为了他们自己又或是为了他们受苦的同伴们——他们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无休止地喊道：‘这该死的战争！’” 25

这些跨国纪念计划里最复杂的要属位于贝罗尼的一战博物馆——一座法国、德国和英国联合纪念索姆河战役的博物馆。它是为了新目的而建，比邻的是战争中德国人作为总部的中世纪城堡。这座历史博物馆有着复杂的起源。它是80年代对家族历史热忱的部分产物，是掌握实权的地区领导人马克思·勒琼的脑力产物，他的父亲曾在1916年的索姆河畔战斗过，回家后身心破碎，成为一个难缠的家长。20世纪80年代，勒琼希望以一种实用的方式来接受索姆河战役所投射在他身上的阴影。他的政治影响力使政府担保了贝罗尼博物馆的资金，如同科巴里德一样，战地旅游的前景使经济恢复了活力，成为摆脱经济萧条的一个原因。

曾帮助建造贝罗尼博物馆的学者之一杰·温特教授观察到，勒琼的博物馆的妙思“来源于家族历史，他的家族历史”，但是勒琼的独特视角是“将这座博物馆视为一种将国家叙事变化为家族叙事的方法，并与不同国籍的广大公众共鸣”。他的概念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欧洲合作的心态，特别是德国统一后的心态变化：贝罗尼的战争博物馆在1992年开放，正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出台的那年。通过强调法国在索姆河战役中的角色以及英国的伤亡程度，博物馆挑战了对于1916年叙述的根深蒂固的那种国家范式——法国在凡尔登的惊恐状态，以及英国深陷索姆河的困境。“历史”这个旧词的新意是表达一种历史和纪念的混合，并且温特极力主张博物馆应该涵盖一个研究中心以促进学术和会议的发展。因而这一计划反映了关于研究大战的、不断增长的国际间的学者合作。 26

博物馆的内在设计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先例。它是对三个国家真诚的展示，用三种语言，客观并且严肃地讲述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三个国家的故事。展示物件的方式也很特别，大部分是以地板上的壕堑或浅矩形坑方式展出，目的是为了浮现三国军队住在战壕里的情景。如同关注士兵一样，展出也很关注平民。参观者遵循的是这样一个顺序，先是描述战前起源的展室，然后转到战争深化的1914—1916年，最后转移到1916—1918的总体战的介绍。但是在博物馆的中间，有一个奇特的大洞口——索姆河战役本身。不像对七月危机的升级那样进行逐步的审视，博物馆刻意没有尝试去解释或以一个历史事件的纪年方式去记录索姆河战役。相反的是，在1914—1916年和1916—1918年两个展室之间是一面空白的墙，此举意在传递“对于用直接、比喻方式来表现一场战役的不可能性”，或是“表达士兵肉体上和道德上的痛苦”：我们被告知，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言喻的”。在接受战役“隐性”特征的前提下，一个特别制作的电影运用蒙太奇的手法放映了一些当代的图片、文件和音频，而且通常采用了中世纪三部曲的形式。大多数材料来源于士兵，尽管也有定期发行的官员公报，比如说黑格将军1916年12月23日的命令。总的意向是为了表达索姆河战役是如何“被那些参战者理解的”，让观众自行回应，但它要表达的强烈印象在于，这场战役是难以描述的人类悲剧之一。那种印象是有预兆的，博物馆大量应用了奥托·迪克斯的蚀刻板画，来唤起对战争兽性的思考。最后一个展室的展出更加强化了这一点，因为它寻求“展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巨大的灾难，它决定了整个世纪的走向”。所以，尽管博物馆在形式和展出方面都有所创新，但用这种近乎形而上学的形式所传达的内容，仍然是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关于1914—1918的主题，即通过索姆河战役表现出一战是现代的大灾难。 27

抛开欧洲，在澳大利亚，从90年代起，澳新军团日的演变逐渐成为一个显著的民族主义与和解的混合物。政府尽管更迭，但却一直在持续培养公众对它的兴趣，在工党领袖鲍勃·霍克和保罗·基廷的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第十章）的自由党和1996—2007年政府领袖约翰·霍华德也给予了新动力。对于霍华德而言，澳新军团日既是纪念，也是庆祝——他在2003年曾说道：“庆祝一些美好的价值观，关涉勇气、胆量、友谊、正派，关涉一个国家乐意去做正确的事情，无论代价是什么。”这些澳大利亚价值观，他声称是“9·11”之后与恐怖主义作战的重要部分，因为他们曾经在过去和独裁者们抗衡过。 28 霍华德的政府为退伍军人事务部（DVA)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以发展其教育部门，并通过学校的资源推动澳新军团日。通过与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合作，退伍军人事务部资助完成了收集所有在战争中服役的澳大利亚人的名册，让他们的名字可以在网上查询到。这些数据库，涵盖1914—1918年30万人员的收录，以及1939—1945年超过100万的人员，这对于学者和系谱学家来说是无价之宝。但是批评家声称这种方式鼓励了家族历史“军事化”，因为澳大利亚人在和平年代的记录不太容易获取。的确，整体“军事化”澳大利亚的历史是抓住了20世纪对外战争的这一特点，并且分散了人们对21世纪白人定居问题和土著人被剥削问题上的注意力。 29

比对于新西兰人，4月25日变成澳大利亚的国庆节。晨曦仪式的出席率在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从1977年的仅仅2000人到1989年的6000人，再到接下来一年加里波利登陆作战75周年纪念的1.2万人，人数的不断上升使仪式地点不得不从前院转移到更为宽敞的平坦空地。到2007年为止，总计参加人数大约为2.8万人。 30 如今每年有超过6万的澳大利亚人参观达达尼尔海峡，到达达尼尔海峡朝圣的人，如潮水般增多。一些批评者公开谴责朝圣之旅为“多愁善感的民族主义”，声称如果澳大利亚人认为加里波利之战“有意义的话”，那也是因为这些意义是“在澳大利亚本土内创造的然后到土耳其去卸下”，而不是因为这些意义镶嵌在当地的地形中：“朝圣者应心怀神圣敬意而前行”，而不是在目的地找寻意义。 31

尽管如此，如果不考虑这种声音刺耳的且有时粗鲁的爱国主义，澳大利亚的回忆里有一份真诚的跨国维度。继1990年总理鲍勃·霍克先驱性的访问之后，每次加里波利的澳新军团日仪式，土耳其政府都出席了。澳大利亚纪念仪式现在承认土耳其人战斗的重要性，毕竟他们是在击退侵略者。被称作恰纳卡莱（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东岸的城市）之战的战役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也帮助土耳其的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成为土耳其的国父和现代土耳其的设计者。在最近的跨国历史研究中，“对于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印度人和德国人来说，加里波利之战不过是一连串长长的不幸的一战战役名单中的一次战斗而已。但是对于土耳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来说，加里波利是独特的——是他们民族独立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 32

这种对加里波利之战包罗广泛的观点应归功于澳大利亚国内来自土耳其群体的压力。与联邦德国相比，1945年之后的土耳其移民群体在澳大利亚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但是他们在诸如墨尔本这样的城市里在政治上举足轻重。1968年以来，在澳大利亚移民体系的协助下，土耳其移民不断增多。他们经常对国家的纪念仪式表示愤怒，因为他们被当成首要敌人。当他们第一次尝试加入墨尔本的澳新军团日游行队伍时，被老兵领袖拒绝，一个老兵警告他们“任何对我们开过枪的人都不能加入进来”。但是公众的态度逐渐转变，现在，土耳其人在每年的4月25日都参加多数重要的游行。1985年，土耳其政府重新命名阿里博奴海滩为“澳新军团湾”，凯末尔曾在这里指挥过战斗。与此相辉映的是，堪培拉修建了国父纪念花园，穿过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路就是它。以上这些都是作为回忆和解的一种新手段。 33

不列颠群岛如何与这个故事有关联？在后冷战时代，不列颠和爱尔兰受到一战后的再重组以及20世纪历史的影响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就民族身份而言，这种影响非常深远，因为1914—1918年所产生的吸引力和离心力都已经逐渐弱化。

1914年夏天，联合王国几乎濒临瓦解的边缘，爱尔兰内战即将来临，而且面临苏格兰自治法案运动的挑战，此外在威尔士，英国国教被迫同意政教分离。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分析的那样，大战点燃了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作为英国人的新感觉。但是却将爱尔兰分成两个对立的国家——一个仰仗英国保护新教的身份，另一个则通过与英国的一场恶战获得独立，并且还经历了更为凶残的内部冲突。1914—1918年的这一系列事件，重新定位了英国和爱尔兰在20世纪大部分时段的关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战所形成的这种定位与安置才最终趋于瓦解。

当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军团正在“为了小国家的权利而进行战斗的时候，自治法案的起因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伤亡”， 34 这看上去有点讽刺意味。英国在一战中的胜利引起的普遍骄傲感，导致数不清的纪念碑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经历苦难后，培育出对不列颠身份的新的认同感。尽管威尔士党和苏格兰民族党（SNP）都是在两次大战期间建立的，但是它们的影响力并不大，英国人的认同感在二战后又重振雄风。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电影保持了对英国“最好的时光”的民族叙事的共享。这是经济强劲增长的时期，与此相对比的是两次大战期间苏格兰和威尔士遭受到的经济萧条变得更为严峻。工党和保守党政府的经济干涉主义者在1945年后将近1/4世纪里，通过国家津贴、福利救济金和公共住房供给的综合措施使工会直接受益。直至20世纪80年代，1/3的苏格兰劳动人口被当地或中央政府雇用。甚至农村地区也受益了：到了50年代，林业委员会成为苏格兰最大的地主。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对手，战败的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才开始回温，战争耗尽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的和精神的红利。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经济——严重依赖于重工业，如煤、钢铁和造船业的支撑，而这些都因为艾德礼的国有化政策而竞争力严重下降。在如此严峻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政治更有吸引力了：1967—1968年，苏格兰民族党终于在威斯敏斯特赢得一席之地，而威尔士党则戏剧化地抢夺了迄今为止一直是工党占大多数的安全选区。 35

但是，民族主义者的复苏在两个地区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威尔士，占压倒性地位的主题是文化，特别是威尔士语言的生存。1900年，超过半数的人讲威尔士语，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仅有1/4的人讲这种语言，1967年的《全国语言法案》给予威尔士语和英语同等的官方地位。民族主义者感觉威尔士仅仅关心“对于一种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的保存”，而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则更加激进，探讨“建立一个与英格兰相区别的新型机构”。这种自从1707年就存在的独立法律和教育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基石。 36

在苏格兰，对于移交权力的压力变得尤为引人注目，大不列颠帝国的快速的分崩离析更是加大了这一压力。苏格兰为大英帝国贡献了人力、金钱和贸易，这与苏格兰本身所占英国的人口和大小是极度不成比例的。如今逐步被解散的苏格兰格子裙军团，曾经享受着“作为苏格兰民族象征的不可撼动的地位”。 37 1979年，虚弱的工党政府为了阻止苏格兰民族党而焦虑，安排了一场关于苏格兰和威尔士分权问题的全民公投，却没有赢得必要的多数票。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政府有着中央集权的趋势，它卖掉了国有产业，并且大刀阔斧地削减公共支出，成功说服许多苏格兰人相信工会并不影响他们的权利。她的态度对此并没有帮助。用苏格兰托利党的话说：“玛格丽特的问题是她是一个女人，是一个英格兰女人，而且是一个颐指气使的英格兰女人。”撒切尔的本地税收改革（臭名昭著的“人头税”）是她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保守党从北方（指苏格兰）获得的席位从1979年的22个跌至1997年的0个。在更广的层面来看，90年代国际形势的转换也影响了众人的态度。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彼时的冷战都逐渐在历史中淡去，英国失去了“一个明显的他者，一个外在的敌人”，以帮助英国维持民族身份来对抗共同的敌人”。 38

当1997年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进行了一次新的关于分权的公民投票时，苏格兰选民果断地投票赞成，而威尔士民族主义分子仅仅赢得了一个勉强的多数票。尽管如此，1999年在爱丁堡和卡迪夫，新建立的行政部门和议会逐渐从威斯敏斯特获得越来越多的发展力量。在苏格兰，2007年开始执政的苏格兰民族党巧施手段，决定在2014年举行关于苏格兰独立的彻底的全民公投。这一年是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特别有共鸣的一年，因为正是700年前苏格兰人在班诺克打败了英格兰人。但2014年也是一战爆发的100周年纪念。最近关于权力下放和独立的讨论提醒人们，对于20世纪大部分时间来说，1914年是如何阻碍了英国宪法的发展。

如果英国重新回味大战前的辩论，会发现爱尔兰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超越它自身在1916年的重要分裂。到了1966年这横沟变得越来越深，时逢复活节起义50周年纪念和索姆河战役第一天纪念日，这些都是北爱尔兰问题（第九章）的催化剂。对于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和大多数爱尔兰共和国的人民而言，一战已经成为一本合上的书——爱尔兰天主教士兵的奉献已经被遗忘。1914—1918纪念馆位于都柏林附近的岛桥，在北爱尔兰问题激烈之际因害怕暴力所以多数时候纪念馆都处于关闭状态。1987年，爱尔兰共和军故意选择荣军纪念星期日去炸掉位于爱尔兰北部的恩尼斯基林战争纪念馆，致11人死亡。

20世纪90年代，看法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后冷战时代，对于一战的新兴趣是“关于20世纪暴力和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循环”，对于爱尔兰问题的注意力也被置于这一宏大的叙事特征之中。 39 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约翰·梅杰和托尼·布莱尔促进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不懈努力，并将爱尔兰政府拉入其中，这种努力的成果已经逐步显现出来，其顶峰就是1998年的《贝尔法斯特协议》。此举不仅缓和了公众的紧张情绪，而且还为忠英派和共和党人提供了一个在新政府中共同合作的框架。同时，英国从阿尔斯特的街头撤军，允许过去卷入对英战争的爱尔兰人再度出现而不会太引起争议。一些在贝尔法斯特的群体领袖承认历史的敌对版本已成为宗派分离的根深蒂固的原因。他们试图恢复将西线作为共同的回忆地点。对于家族历史不断增长的热情提供了一个入口：讨论祖先战时服役期间的图片和言行录的会议帮助人们互相联系和建立网络，这些在北爱问题时期都是不敢想象的。“康诺特游骑兵团”为此目的提供了特别的帮助，因为这个军团在其名头中没有“皇家”这个词汇，对于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者来说还可以接受。 40

两国政府在比利时树立“爱尔兰和平塔”即是以纪念与和解为主题。选择的地点是梅森附近，第三十六师（阿尔斯特师）和第十六师（爱尔兰师）在1917年6月曾于此并肩战斗。这座高达110英尺的塔是公众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致谢。1914—1918年，忠英派和民族主义者在此作为英军的志愿者并肩作战，总数超过21万人，其中2.5万人失去了性命。 41 之前的一些纪念碑，尤其是1921年在索姆河边的阿尔斯特塔，实际上已成为忠英派的纪念碑。和平塔由总统玛丽·麦卡利斯和伊丽莎白女王在1998年11月11日11点的纪念仪式后揭幕。这是爱尔兰和英国两国首脑首次同时出席公共仪式。

和平塔和环绕着它的和平公园由爱尔兰统一党政治家帕蒂·哈特和前忠英派议员，来自贝尔法斯特的格伦·巴尔二人发起，该计划的目的是实现群体和解。公园里刻在石头上的和平誓言宣称：“在这神圣的回忆圣龛里，各国士兵带着不同信念和不同政治立场在死亡中团结起来。我们向所有爱尔兰人呼吁，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和平和包容的社会。让我们铭记新教徒士兵和天主教徒士兵，纪念他们在壕沟中共同服役时所培育出的团结和信任。”新强调的“平等牺牲”听上去多少有点不自然。尽管一些曾参战的爱尔兰人，比如说像汤姆·凯德尔的确曾希望一同在战壕中服役会搭建弥合教派分离的桥梁。历史学家约翰·霍恩观察到“多数爱尔兰士兵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乎那些事情”。但是他们的意图并不重要了，“战争中死去的爱尔兰人今天都被重征入伍（仿佛经历战时却活下来的爱尔兰人从未如此过），他们为了一个非常政治化，或许出自好意的，相互理解并和解的共同公民计划而服役。” 42

尽管联合王国自一战后以复杂的方式前行，但英国在战争中自身的形象仍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塑造的形式展现出来。令人惊愕的是，一些军事历史学家抱怨，实质上有两个西线：一个是文学上的，另一个是历史的，二者相互独立，前者仍占据公众想象的主要空间。这些历史学家批评，尽管“这是一个恐惧和暴力之地”，但这也是“一个值得学习和技术革新的地方”。这里“终将标志着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胜利——至少从规模上而言的确如此”。 43

最重要的修正主义作品应属加里·谢菲尔德2001年发表的《被遗忘的胜利》，他坚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悲剧的冲突，但并非毫无用处，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正如与拿破仑以及稍后的希特勒抗争一样，这场战争是英国注定要面对的，并且注定要赢得的”，“是为了防止一个大陆国家统治其他大陆国家”的另一回合的较量。至于涉及英国军队的陈词滥调，如“驴子领导雄狮”，谢菲尔德辩称：“在战争属性发生革命变化的背景下，英国军队经历了血腥的学习曲线，体现出强大的战斗力量。”索姆河战役第一天处于“学习曲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强调行动效率的提升，构建准确并有效的推进弹幕射击，灵活的步兵战略和全武器合作，上述进步在1918年的最后“百日进攻”达到了顶点。“1815年的余韵”，这个短语意在从1918年的老生常谈的片段中转移注意力，比如3月21日的暴动或者是停战协议一周前威尔弗雷德·欧文的去世。谢菲尔德坚持认为，1918年的秋天，黑格将军的军队，即大英帝国在战役中部署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获得了“迄今为止英国军队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尽管年轻的美国军队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谢菲尔德仍然质疑他们在1918战斗中的实质影响，并责怪他们粗糙的步兵战略导致的沉重损失，让人联想起1916年英国在索姆河畔的战斗。换句话说，1918年的美国兵又重新经历了“学习曲线”。 44

《被遗忘的胜利》这篇论文引起了其他军事历史学家的共鸣，举例来说，威廉·菲尔波特在他关于索姆河战役的大量研究中，有意地将文章起名为《血腥的胜利》（2009），他从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角度对这场持续五个月的战斗进行了整体调查。对于菲尔波特而言，德国在索姆河的损伤是“这场战争的军事转折点”，尽管结局在两年后才到来。他主张这场战役可以同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比拟，两场战役都以巨大的代价换回了重大的胜利。那么，英国人为什么拒绝一个关于索姆河战役的类似主张呢？部分原因在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国人完全被打败，的确是受尽侮辱，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索姆河战役逐渐淡出视线，这期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引人瞩目的事情。并且因为1942—1943年死去的是苏联人，而1916年死去的却是英国人，这个国家从未适应在战争中如此严重程度的伤亡。“学习曲线”这个术语来源于商业心理学，它直接切中许多英国人的要害，因为这个曲线被士兵的鲜血浸染得如此圆润。历史学者的意图，比如说谢菲尔德和菲尔波特的意图是从字面意义上和比喻上，拯救英国军队脱离泥潭。他们轻描淡写地掠过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的相反主张，他提出是海上封锁致使德国人投降。这些历史学者还不愿承认最终的“胜利”在1918年远不如1945年清晰明了的事实。谢菲尔德最多声称一战产生了“消极的利好”——换句话说阻止了某些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即德国统治欧洲大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要在1939—1945年再经历一次痛苦，付出巨大的代价。 45

修正主义者们和专家们将辩论的术语本义悄悄改变，但他们改变不了公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这大约从一战80周年纪念日出版的三本关于战争的畅销历史书就可见一斑。

自1976年撰写《战争的面容》一书以来，约翰·基根明显没有改变他的立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98）一书中，他尖刻地驳斥“学习曲线”是“与敦刻尔克大撤退被称为为了登陆日而彩排的一场珍贵的两栖行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基根而言，1914—1918的战争科技和将军们精心策划的战略不过是简单地加剧了屠杀和杀戮。“只有一种以坦克和飞机为基础的十分独特的战略”，但是直到下一代军人才掌握这种战略，而当时只有它才能改变结果。基根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一个悲剧和不必要的冲突”——不必要是因为更好的外交手段可以阻止1914年滑向战争，悲剧是因为1000万人逝去并且一战的邪恶遗产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战的确是“一战的直接结果”。基根在书中的最后一页已经超过了历史探讨的范围，他断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从起源还是进程来看都是“一个谜”。“为什么？”他悲伤地问道，“一个繁荣的大陆，在其成功的鼎盛时期……选择冒着有可能失去它自身所赢得的一切和为世界所贡献的一切的风险，仅仅是碰碰运气，看能否在一场邪恶且自相残杀的战争中拔得头筹？”基根能辨识出的唯一积极面就是另一个谜——普通士兵们顽强的勇气，以及他们的战友情谊锻造出的一种被他叫作“西线和东线中的土木工程般的城市”。 46

这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叙述模式，但是最新的周年纪念日已经对其进行了重新包装。基根的书并不是最新的研究，许多资料来源已经有些过时了。与此相对比的是，尼尔·弗格森为80周年纪念日献礼了《战争的悲悯》（1998）一书，这本书由一个小组通过在德国和英国档案馆里对最近几年的书籍、杂志和文献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而著成。这本600多页的巨著细节充分，有理有据，并且可读性极强，全书充满了极具争议性的观点。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历史学家，弗格森的判断是，尽管拥有资源上的优势地位，但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进行战争时远远没有它们的对手有效率。用会计学的术语解释，同盟国花费36485美元才杀死一个敌人，是轴心国杀死一个人所耗费的金钱的三倍以上，“伤亡人数至少比杀死的敌人数多35%”。所以，这个学习曲线的昂贵学费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无论就金钱还是人命的消耗而言都是如此。被反事实的历史吸引，并且从90年代德国重新统一的有利地位和即将诞生的欧元视角审视1914—1918年，弗格森也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有偏见的观点，如果英国没有在1914年参战，德国将会取胜，英国和欧洲将会变得更好，“如果德国没有通过两次大战便达到了其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那么这个结果可能更为可取”。他坚持认为德皇的帝国与希特勒的不同，前者是被不安全感和虚弱驱动，而非弗里茨·费舍尔描述的对权力的贪求。弗格森的想象力过于活跃，如果不列颠没有在1914参战，他感叹“希特勒可能以画劣质明信片勉强维持生计”。与此同时，“若英国没有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导致海外力量收缩，欧洲大陆将会转变成与今天我们所知的欧盟不完全相同的地区”。 47

以上多数属于纯粹的臆想，但是和A.J.P.泰勒一样，弗格森喜欢挑起争端，这是将一战用热辣的酱汁重新回锅以冒犯传统英国人的味蕾。《战争的悲悯》一书中所有辛辣刺激的新观点，根深蒂固反映的还是对于这场战争的传统观点，以西线和相关诗歌为主要核心。书的标题来源于威尔弗雷德·欧文，并以他作为全书的开篇和结尾。对于弗格森而言，战争的确是“使人怜悯”，但是他不会借助被人们经常引用的术语“悲剧”，因为那是莎士比亚式的对不可避免的事物的指代。他总结道，这不是悲剧，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务，而“完全是现代历史上最大的错误”。 48

周年纪念日的第三个主要献礼是杰·温特和布莱恩·巴格特的《1914—1918：一战和21世纪的塑造》（1996），这本书改编成一部非常重要的电视连续剧，曾在美国和英国播出。与英国广播公司1964年播出的《一战》相比，30年后的这部作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奇观。温特将这场冲突视为“文化历史”，他想探索通过图片、语言和艺术的形式，阐释领袖们如何将“战争及其后果解释得通”。电视制作人巴格特在读过保罗·福塞尔的《一战与现代回忆》后，深受1914—1918年间的一战本身及其遗产的启发，正如同冷战的结束吸引着他和温特一样。个人因素在塑造连续剧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两位作者都是美国人，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以及战争的无用性都受到越战的影响。而温特则是纳粹死亡集中营幸存者的后人，对于他而言，研究“当代人如何界定一战”就如同他自己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忍受20世纪最大的恐惧”——大屠杀。温特和巴格特对于一战的解读开启了“一个黑暗的先例，将集体暴力正常化”，并且是从1914年的萨拉热窝到1994年的萨拉热窝这样一个20世纪的典型“签名”。这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称为“一部工业化的杀人机器”的原因，这部机器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极致程度。 49

电视连续剧由美国的公共广播公司（PBS）和英国广播公司联合制作。对于这部电视剧，两国的反应差异极大。在美国，PBS是一个很小的频道，但观众反响却十分热烈，并且是压倒性的积极评价，大约有500万个家庭收看了节目，各大主流报纸和杂志都有评论，并且还获得了令人觊觎的艾美奖和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他们对内战的兴趣又重新被肯·伯恩斯空前成功的1990—1991年的这部PBS连续剧点燃了，这是美国观众第一次接触1914—1918的欧洲“内战”。然而，在英国，尽管观众收看人数相对来说还比较多（平均有250万人），但是对连续剧的反应却是喜忧参半。对于英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关于不熟悉的一战场景，因为剧中有着欧洲大陆元素和文化上的偏见。此剧对于战争无用的鼓吹惹火了军事历史学家，比如约翰·特里恩，他是黑格将军的重要辩护者。温特不得不费很大力气为保留电影名称中的“大屠杀”而努力，这部电影是关于索姆河战役、凡尔登战役和帕斯尚尔战役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员工非常谨慎，极力主张用“牺牲”这个词汇，他坚持认为“牺牲有关救赎，而屠杀则不然”，并且“75万男人的生命的逝去没有任何救赎性的意义”。柯瑞里·巴尼特和特里恩同为英国广播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顾问，他也十分愤怒。在《哦，一个多么哀怨的战争》这篇文章中，他哀悼关于战略和政治的污点讨论。他声称，没有以上这些因素，战争将注定失去意义。巴尼特因为杰·温特而变得十分恼怒，称他是“在美国的学术界中聒噪”，且最终宣称，“他所表达出的过分自信和声明让我渴望将其中某一个挂在他的汽笛上”。 50

这些庞大而新型的战争历史，将战争展现为一个悲剧，“一个谜”，最严重的“错误”，或者是最恐怖的“大屠杀”，这些庞大的形容足以加强英国人所熟知的叙事方式。与修正主义军事历史学家的观点相比，这种观点更具吸引力。但是对普通观众而言，使战争跃然纸上的主流方式仍然是文学的形式。在20世纪90年代，战争诗人第一次与流行小说紧密联系起来。

小说家帕特·巴克写了一个三部曲，它们分别是《重生》(1991)、《门中眼》（1993）和《幽灵之路》（1995）。三部曲围绕着西格弗雷德·萨松和威尔弗雷德·欧文因患弹震症而在爱丁堡的克雷格洛克哈特医院接受治疗展开。第一本小说的开端是萨松所写的抗议1917年7月的公开声明，萨松是一位曾获得军功十字勋章的老兵，他认为这场冲突是“当我参加战争时是为了自卫和解放”，但是现在“却变成一场侵略和征服的战争……那些有权结束它的人故意延长战争”。帕特·巴克笔下的主角是神经病学家威廉·里弗斯医生，他的任务是“治疗”弹震症患者，这样他们就可以重返战场。三部曲围绕着“疯狂”这个主题，到底谁在这场罪恶的战争中是心智健全的？萨松和欧文之间的战友情谊或者至少是友谊改变了后者这个患有口吃的天才，使其成长为一个重要的诗人，并且能清晰准确地为战时所有的疯狂发声。萨松、欧文和里弗斯都是历史人物，此外巴克创造了比利·普里奥尔——一个不容于时代的双性恋工人阶层的低级军官，通过这个人物，作者探寻了战争时期的同性恋问题和英国及英国军队的等级结构。 51

普里奥尔对于1917—1918年伦敦的探究，是第二本小说的核心，但是《幽灵之路》却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重新回归到战争本身。小说的标题来源于诗人爱德华·托马斯的诗词，本章开篇曾引用过这段铭文，这是关于活着的士兵迈着沉重的步伐在通往法国的道路上前行，与此同时“逝去的人，迈着轻快的舞步回归”。普里奥尔被送回到前线，他在曼彻斯特第二军团服役，和他喜欢的欧文在同一个军团。这两个男人现在都习惯了死亡和杀戮，习惯机器般开枪射杀德国人，“如同杀死水桶中的鱼一样”，而且他们习惯了被战友们的鲜血和脑浆溅一身的场面。“我们是克雷格洛克哈特医院的成功故事，”普里奥尔讽刺地在其日记中涂写道，“以任何文明的标准来看（不过现在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是恐怖的物体，但是我们的神经都很坚强，而且我们仍然活着。” 52

然而仅仅几个星期后，尽管停火谈判当时已在进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为当时没有人能够看到继续下去的意义”），曼彻斯特第二军团被投入到一个运河交叉的区域，这是一片湿漉漉的土地，完全被敌人的机枪射程所覆盖。“整个行动是疯狂的。”一个被授勋的军官惊叹道。“成功的机会为零。”但是他们“被直截了当地告知一个简单却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断言，那就是大炮弹的威力将攻克所有对手”。由于担心这个典故并不清晰，巴克笔下的普里奥尔在日记中记录道：“我认为这些语言，会让所有记得索姆河战役的男人都会感到脊梁骨上一阵寒意袭来。”（此处没有学习曲线。）正当普里奥尔和欧文最后一次呼吸着桑布尔运河的空气时，在伦敦医院的里弗斯正经历着他的一个战友的最后时刻，那是一位年轻的军官，他的脸被炸得只剩下一半，小伙子不断叫喊着 “Shotvarfet”。“他在说什么？”他父亲极其痛苦地问道。他的父亲是一个退休的军官，直到那时也是一个坚定的、没有什么主见的爱国者。就在这一时刻，里弗斯突然意识到：“这不值得。”正当他思考的时候，声声叫喊响彻病房，这是来自受损的大脑和下垂的嘴而发出的没有意义的咕哝：“Shotvarfet，Shotvarfet”。军事历史学家布莱恩·邦德为此愤怒不已，他认为这是“最真实的20世纪90年代哀鸣的音符，这种对于1918年的转变的论调并不令人信服”。 53

另一本畅销于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是塞巴斯蒂安·福克斯的《鸟鸣》（1993）。战争消除了多年来他思想深处的观念。1965年11月，他年仅12岁，嗓音嘶哑，在学校里读过几乎所有死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老男孩”的名单。1988年的11月，他作为一个记者报道由林恩·麦克唐纳组织的沿着西线的旅行，这些老年人在整洁的英国花园公墓里，在他们逝去的朋友的墓前谈及故人。福克斯开始感觉到“这场战争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公众的理解范畴”，被20年后“第二次狂怒”遮挡，“二战得到了很好的纪念，这主要是受害者极力主张的结果，而这就导致看上去似乎没有给公众纪念早年的大屠杀留下更多的空间”。 54

《鸟鸣》的主角是斯蒂芬·福雷斯福德，他是一位因为战争而变得无情的低级军官，他变成和三部曲《重生》里的欧文和普里奥尔一样，几乎对他憎恨的战争上瘾了。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战争的叙述选择，按照福克斯的话是“英国军事史上最声名狼藉的一天”，即1916年7月1日。书中有30页的内容，引用了米德布鲁克的《索姆河战役第一天》。此书运用了熟悉的修辞手法，比如“喜剧似的歌剧”，上校向众人保证炮火封锁会使“敌人被完全地灭掉威风”，并且“只有少数枪支会向你开火”。但是也有着十分生动的想象的描写，比如福克斯描写道，黑暗最终突然降临了战场：“大地开始摇摆……仿佛12英里长的公墓里的尸体开始复活”，那些受伤的逝者的“弯曲而痛苦的身形”正缓慢爬行回到他们的战壕来，“重新获得他们的生命”。 55

我们关于士兵过着穴居生活的这种感觉被福克斯在其小说中反复强调，他提到这些人如同“下水道的老鼠”在下面无人之地的隧道里，使敌人战壕下的地雷爆炸，与此同时德国人正努力对英国人做同样的事情。福克斯宣称，挖地道构成了“地狱中的地狱”，而且他极其生动地捕捉并且描述了由此带来的幽闭恐惧症。在本书结尾，作者描述的是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刻，斯蒂芬从那个毁灭的地道里禁闭般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但是却看见他的救命恩人穿着战地的灰色衣服，“一种最黑暗的梦的颜色”。他怒目而视，举起手臂做好搏斗的准备，那个德国人也是如此。但是接着两个人突然趴在对方肩膀上痛哭，用福克斯的话说：“这体现出人类生活的的苦涩的陌生感。”读到此处，对于文学家来说，这是欧文所作诗篇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回响，这首诗是“奇怪的相遇”，在诗里，诗人梦到他已经死去并且滑到“一个又深又暗的隧道”里面，那里直通地狱，一个“沉睡者”跳起来，在他眼中带着“怜悯的认同感”，说道“我是你杀死的敌人，我的朋友”，但那已是昨天。“现在，让我们睡觉吧……”至此，在《鸟鸣》一书中，生命是可模仿的艺术，一切都在可虚构的范围之内。 56

围绕斯蒂芬的战争故事，福克斯又延伸出其他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斯蒂芬在1910年和一个已婚法国女人的激情外遇，那个女人在亚眠生下了他的孩子，但他却毫不知情。这个前奏也使福克斯能够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以讽刺的笔调预测。举个例子，一个是昂科尔河的钓鱼之旅的故事。“你必须来”，斯蒂芬被告知，“他们在蒂耶普瓦尔有着有名的‘英国茶’”。但是为了回应读者过早提出的疑问，比如说“这些遥远的恐怖事情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有什么关系？”福克斯发明了一个更有当代气质的角色来“提出这样类似的问题”。这个人物就是斯蒂芬的孙女伊丽莎白，她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试图了解她的祖父。在家族的阁楼上，她发现了他的日记，并逐渐地破译了他的日记，她还与祖父已经忘记的脆弱的战争幸存者会面。至此，将战争编入小说是90年代回忆的另一种方式，是对家族历史的一种热忱。伊丽莎白的兴趣使她面对这样一个未来，作为一个38岁的年纪已长的单身女子，她很有可能膝下无子就死去。“正因为她没有自己的孩子，她必须开始回首过去，理解过去一代人的不同命运”，感到“几乎如同是他们的母亲一般”，特别是对那个与她“自身血缘相连”的男人。 57

与《幽灵之路》黑暗、野蛮的结尾不同，福克斯给过去提供了一个救赎的机会。仿效斯蒂芬在战争末期和敌人“奇怪的相遇”，伊丽莎白最终找到了一个伴侣并且诞下了新的一代。为了履行她祖父对杰克·费尔布雷斯的一个承诺——这个“下水道的老鼠”般的人物曾经救过她祖父一命——她的新生儿取名为“约翰”，以纪念杰克死于白喉的儿子。因此，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救赎了现在。这是福克斯通过他的书所渴望表达的，他希望他的读者也能如此，那就是做到他所称的“爱的姿态和对过去的补偿”。 58

尽管方式不同，而且有时候不那么自然，但是帕特·巴克和塞巴斯蒂安·福克斯在某种程度上都利用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人的回忆方式。这种回忆指一战是不证自明的无用的战争，对索姆河战役宗教般的关注，以诗人为主的声音，例如托马斯和欧文。他们的小说变成畅销书，《幽灵之路》获得布克奖，这是英国小说的最高奖，而这明显让许多人对于一战有了更加生动并且长久的印象。“人们应该读读这本书，”《鸟鸣》的一个读者评论，“要想知道一战中发生了何种恐怖的事情，可以不去读一本阴暗的真实历史书，但是这本书值得一看。”另一个人将《鸟鸣》描述为“一本让我能理解曾经没有认同感的历史中某段时间的书”。小说，换言之，比事实更真实。小说的影响力通过银幕进一步扩大。巴克的三部曲被压缩为一部电影《重生》（1997），在美国发行时以《对白之后》为标题，与此同时《鸟鸣》终于在2012年被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的公共广播公司改编成两集的电视连续剧（尽管将伊丽莎白的情节全部删除）。在英国，这两集连续剧的第一集吸引了700万观众，第二集吸引了600万观众。这种关注的程度是所有历史书不可比拟的。在美国放映的时候，这部电视剧也十分受欢迎。当福克斯在1993年的曼哈顿首次兜售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的文稿时，他败兴而归。但是到了2000年，归功于电影和电视以及小说的影响，关于一战的英国叙事在大西洋另一端受到了重视。 59

对于这些小说家来说，回忆的地点对于小说情节十分重要，并激发了他们一些最诗意的描写。在福克斯的《鸟鸣》中，伊丽莎白在探访位于索姆河畔鲁琴斯设计的宏大的蒂耶普瓦尔战争纪念馆之后，她的探索变成了一种迷恋，因为她被纪念馆多重直立的拱门上凿刻的7.2万个英国人的名字所吸引，“仿佛天空的表象已经变成文章的脚注一样”。这些“男人是战死在沙场中吗？”她问道。“不，”看门人回答道，“这是那些失踪的，那些没有找到的人的名单。另外的一些则在公墓里。”所以这些“仅仅是……未找到的”，她喘息着，“这场战争所有的？”那个男人摇晃着他的脑袋，“只是那些在战场上的。”伊丽莎白在纪念碑的台阶上跌倒。“我的天，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在这个个人回忆地点的邂逅中，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她的“奇怪的相遇，过去突然变成现在了”。在《另一个世界》（1998）里，帕特·巴克对一位受到索姆河战役困扰的老兵的精神领域进行了细致的探索。对于那位老人的孙子尼克而言，蒂耶普瓦尔真的十分可憎。那在提醒他，“一个战士”的头盔里却没有了头颅。不，比这还严重：受难之地，充满了头颅骨的地方。蒂耶普瓦尔是一个“彻底毁灭的抽象”之地，没有“战胜死亡的胜利，只有死亡的胜利”，这些都十分不同于鲁琴斯和吉卜林在1932年设计拱门的意图，也就是刻入石头的“他们的名字永远地活着”。换言之，记忆之地，还是观光场所，这主要取决于观看者的眼睛。 60

所有这些小说都围绕个体的士兵展开。通过英国兵的经历，体现一战期间英国的身份认同方式，探索他们的心灵和肉体。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迷恋的标志越加明显。英国军团下定决心号召一项运动，那就是在11月11日重新恢复两分钟的沉默致哀，而不是仅仅简单地在阵亡战士纪念日的时候举行。对20年代和30年代这一惯例的恢复从1995年开始实施，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日。在新的千禧年，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一战家族历史研究的发展，因为士兵的记录在网上都可以查到。这使人们可以舒服地在家里进行研究，而不是到伦敦西南的国家档案馆查阅。

在新的千禧年早期，随着最后幸存的老兵逐渐去世，公众对于英国兵的迷恋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个哀伤的时刻不仅仅是在英国发生，全世界也是如此。在所有前交战国家中，幸存的老兵都被官方鉴别，官方对他们的晚年进行调查，媒体也对他们做出近乎死亡的预测。举例来说，在澳大利亚，社会见证了被叫作“不断增加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倒计时”，即2002年的最后一个澳新军团日。 61 一个来自塔斯马尼亚，名为艾礼克·坎贝尔的男人，在仅仅16岁的时候曾经在加里波利作为弹药输送兵服役过几个月。在人生弥留之际，他被大批政客和媒体称赞为“澳大利亚的传奇”，他还被看作国家和加里波利的“最后活着的纽带”。当他以103高龄去世后，国家给坎贝尔举办了国葬。在美国，1917—1918年的“最后的步兵”，弗兰克·W.巴克尔斯在2011年2月去世之后，110岁的他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直到去世前他都口齿清晰并且思维敏捷，他已经成为在华盛顿林荫路的国家一战纪念馆运动的头号招牌。在法国，“最后的法国兵”被认为是拉扎尔·蒙蒂塞利，很不巧的是，他在一战中既代表过法国军队参战，又代表过意大利军队参战。他拒绝了官方将他与众位国家最伟大杰出之人一起葬在先贤祠的要求，选择安息在巴黎郊区的家族墓园。但是蒙蒂塞利同意了为他举办国家葬礼，2008年3月，当他以110岁高龄离世后，法国在荣军院为他举行了风光的国葬，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出席了葬礼，并随后在福煦元帅的墓旁为一块纪念碑揭幕，以献给所有那些参战的人。纪念碑上写着：“法国细致地保留了对于那些融进历史中的人的回忆，比如说一战中的法国士兵们。” 62

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共性，那就是人们对这些人可以活到如此高龄的敬畏之情。他们体现出的脆弱和1914—1918年图片上所呈现出的阳刚之气的视觉差距是如此之大。平凡的人们因为他们的长寿而变得不平凡，他们不断地被称为“英雄”，至少被视为英雄一代的代表。人们开始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追溯一战的“跃然纸上的回忆”的最后线索将要消失。

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情绪在2009年11月11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一次活动中明显体现出来，活动的名称就是“为象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效劳”。活动的起因是参加过1914—1918年一战的三位英国老兵的去世。被官方指定为“最后一个英国兵”的人是哈利·帕奇，他生于两个世纪之前的1898年，在1917年的帕斯尚尔战役中打过仗也杀过人。1918年后他过着普通的生活，在和平时代成为一个水管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个消防志愿者，他还有着一段悠长的退休时光。只是到了21世纪他才开口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 2005年回到帕斯尚尔。后来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写成书籍和诗歌以做纪念。 63

2009年11月，为了纪念“这了不起的一代的离去”，战争诗人变得十分活跃。唱诗班唱起了以威尔弗雷德·欧文为背景的诗，选自本杰明·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羔羊颂》。演员杰里米·艾恩斯在献给第一次世界大战诗人的诗人角落纪念馆的支持下，朗诵了由桂冠诗人卡罗尔·安·杜菲创作的现代诗。她的《最后岗位》开篇以欧文“为国捐躯”的著名诗词开始，欧文以一个士兵因戴防毒面具动作过慢而挣扎的噩梦画面，描述出“仿佛在绿色海洋之下”：

在我所有的梦里，早在我昏暗的视线前，

他猛地向我冲来，在水中挣扎、哽咽、淹死。

但是杜菲的濒临死亡的士兵是榴霰弹的受害者，并不是毒气的受害者。她想象诗人以倒叙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决心重新谱写他的过去，所以我们看到英国兵站起来，惊住了，在“恶臭的泥巴里”，他的血喷回到身体里，回到成千成百更多的男人身上，“一列一列的英国男孩闪回/回到他们的战壕中”；也回到未来，丢下他们的枪，回到充满咖啡和“热乎的法国面包”的城镇里，抛开战争本身，“从历史中释放”和“几百万生命仍然有可能活着”——生命充满了爱和希望，而不是“现在进入故事中/去死去死还是去死”，在泥泞中被遗忘。然后，杜菲写道：

你看见诗人将他的小册子收起来并淡淡一笑。

如果诗歌可以倒叙，

那么它的确会这样做的。 64

《最后岗位》是一篇敏锐而犀利的文章，是1917年以来一个诗意的作品， 运用了大家熟悉的泥土和死亡的修辞，但是却将它们和当今世界的图片融合，比如按下倒退按钮和在法国蛋糕店用早餐。杜菲颇有想象力地用诗歌将历史倒叙，渴望消除恐怖和救赎过去。这也是福克斯在《鸟鸣》中所表达的期望。但是《最后岗位》中的辛酸来自她知道，我们也知道的事实，那就是诗歌不能“以倒叙的方式讲述”。

然而，历史可以做到那一点，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历史”是一个诠释和重新诠释的过程，而不是引用不可改变的事实。就算历史学家谱写未来，按照顺序叙事，他们也会倒退着思考现在而退向过去。关于过去和现在的对白成为这本书十分有活力的中枢。在最后一章我将尝试“用倒序的方式讲述”——将1914—1918年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带入到如今的框架中，浓缩关于一战的英国观点，并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这样？”

结语　长长的阴影

死者已经逝去，他们已经不在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地位，今天是属于我们的。他们曾经像我们一样真实存在过，有朝一日，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成为影子。

——G.M.特里维廉，1927

欧洲正处于危险之中，它所拥有的自由也岌岌可危，

因此，政治家们在哭泣。

愚蠢而固执的英国人，傻傻地相信了他们，

前进，战斗，乃至死亡。

——W.N.尤尔，1914年11月 1

《1814—1914》是尤尔在1914年11月创作的一首反战诗歌，内容涉及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他是一位左翼的新闻记者，对英国卷入一战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但是我们在这一章开头引用了他的诗句，其目的在于唤起一个世纪之前的情绪。他的诗歌回忆起了英国早期爱国主义的花言巧语，那一次英国也是为了自由而战，当时的情形是皮特和卡斯尔雷反对拿破仑的暴政。尤尔冷酷地质问道，“当这位科西嘉人被推翻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法国的波旁王朝复辟了，而对于英国而言，紧随滑铁卢之后的就是彼得卢。尤尔警告说，现在已经是1914年了，固执而愚蠢的英国人“又一次高高兴兴地出发了”，完全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先辈们曾经“为了自由而战”，却因此遭到破碎的诺言，承受了痛苦的恶果。 2

尤尔的观点既通过诗歌的形式，也通过历史的形式反映出来，它激发了托马斯·哈代关于拿破仑战争的诗歌《统治者》，同时还与哈代在1914年9月创作的著名的爱国诗歌《那些出征的男人们》形成了对比。《1814—1914》当然不是理解拿破仑战争遗产的唯一方式，事实上，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尤尔已经成为一个秘密的布尔什维克。 3 然而，这首诗歌也提醒我们，1914年，如果没有萨拉热窝的突然袭击，英国应该正在准备滑铁卢战役的百年纪念。但是，英国却被迫仓促地投入了另一场大战，这就完全排除了对于1815年6月进行任何严肃纪念的可能性，也断送了“长和平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个国家的工业增长和帝国的繁荣。时至今日，距离尤尔的诗作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了，这对于1914—1918年的大战是同样的周期时长。所有的老兵以及失去了亲人的人们都已经死去了，百年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纪念，不如说是理解。

本书主要是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整个20世纪投下的影子，但同时也揭示出20世纪如何持续不断地以自己的光束重新塑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象。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段，基于自己特别关注的事情不断地对一战进行解读。大战与20世纪关系的动态发展是双向的，因此本书也是二元结构：大战的遗产及折射作用。在第一部分，我主要概述了一战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产生的多样化的和多层次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应当把这两个10年设定为“战后时期”——这是1918年之后当时人们看待这一时期的视角——而不应该后见之明地称之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当然“战后时期”的失败结局很快显露出来。1939年之后，当1914—1918年发生的事件通过一场新的战争折射出来的时候，这些事件的确看起来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对于大多数卷入两次大战的国家而言，这两次大战是共生的事件，每一次大战都通过另一次的光芒体现出来。只是在冷战结束之后——这是二战的漫长战后时期的结束——两者之间的纠缠才逐渐地被剥离出来。而2014—2018年展开关于大战的百年纪念，有可能为这场冲突的内涵和意义提供进行反思的新机会。

尽管《大英帝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本书涉及1914—1918年主要的交战国家，但是英国还是被放在故事中最显著的位置。我一直坚持认为，无论在战时经历，还是战后的影响方面，英国始终都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国家。而且，英国在公众文化领域的纪念方式上，表现也尤为引人注目。所有这一切都与欧洲大陆上的不同的战时经历和纪念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当然，与英国相比，美国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与一战更加脱节，它的耗资和影响要小得多，尤其是与1861—1865年的内战，以及与它参与1941—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对于英国而言，1914—1918年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走远的问题。对它进行不间断的重新解释与很多同样不间断的争论纠缠在一起，特别是英国与欧盟之间复杂的关系。

因此，英国的故事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而且，在本质上，这本书主要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呢？首先，1914年，英国并不是直接为了祖国而战，既不是为了自己免于侵略，也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国土面积。相比之下，比利时、法国和塞尔维亚都是在为抵抗侵略而战，法国试图拿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而德国、沙皇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都认为它们的侵略是正当的，它们进行的是先发制人的防御。尽管英国外交部关注于欧洲大陆长期的均势，德国的开战在1914年8月仍然没有构成直接的领土上的威胁。只是德国皇帝对于比利时中立的侵犯，而这一中立得到英国的担保，才导致了战争的发生，公众的愤怒也是由于德国对于比利时平民的暴行而被激发出来。德国对于伦敦及其他工业中心的空袭，使得英国面临领土上的威胁。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对于平民家园的攻击只是在德国暴行的单子上加了一项而已。在本质上，英国卷入战争主要是基于道义上，而不是出于利己的自我主义：这被看作是一场保卫自由和文明的原则的战争。

1914年，英国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构成的强烈对比还体现在志愿兵役制这一特别的现象。法国、德国、沙皇俄国和其他的交战国都要求其成年男子服兵役，尽管征兵制度略有不同，但通过征兵和预备役制度，德国和法国均动员了约200万士兵投入1914年的西线。而英国的远征军（BEF）即使把正规军和后备军加一起，还不到10万人（甚至小于比利时的军队规模）。 4 直到在1914年大规模的战役中损失严重，英国才开始大规模征兵，但在1916年之前依然没有实施征兵制度。一战期间，大约有250万英国男子选择服役登记（其中43%在1914—1918年参加了军队），构成了历史上规模第二大志愿军队伍。 5 在大战的前半段，这种大规模的志愿参军浪潮与欧洲大陆的其他交战国以及美国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在1917年介入大战的六个星期之后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征兵制度。志愿参军制度使得1916年投入索姆河战役的新军的伤亡更加让人倍感辛酸。同样地，英国自治领的损失也是如此，其军队来源至少在战争的头半段是志愿兵制度，而在澳大利亚，整个战争期间奉行的都是志愿兵役制。

慷慨地为其他国家的自由而战——正是这一点使英国独具特色。但是当成功的滋味变得异常酸楚的时候，它也带来了很独特的问题。本书探讨的是这种醒悟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立刻发生。我们这里先不要考虑战后时期存在的问题，英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历比其他欧洲大陆的交战国要积极得多。举例说明，大战摧毁了好几个大帝国，但英帝国却达到了它的最大规模，分得了奥斯曼帝国的残余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以及前德属东非和太平洋的殖民地。“白人自治领”所进行的战争努力，虽然从长期的进程来看导致独立的倾向日益加强，但在战争期间却加强了与母国共享身份的同一性。即使战争增加了英国与印度关系的变数，但印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然在英国可操控的范围之内。

即使在联合王国内部其运转模式虽然很复杂，但仍然非常有特色。

欧陆帝国，如罗曼诺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在战争末期均因战争动员而分崩离析。民族主义运动抓住这一机会获得了成功，然而其成功是在经历了数年的独立战争之后而取得的，这一进程还伴随着内战以及准军事部队之间的暴力对抗，比如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发生的状况。英国也是一个帝国，在不列颠群岛就是一个小型帝国，但可以说英帝国内部局势和东欧国家截然相反。英帝国的危机在战前达到了顶峰，而没有出现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苏格兰的自治在威斯敏斯特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当时威尔士则要求与英国国教实行政教分离。但是战争的爆发转移了苏格兰和威尔士抗议的热情，随之而来的战争创建出一种新的英国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同样的影响，这两个地区的民族主义一直到20世纪最后的1/3的时光里才得以复活。

爱尔兰在英国的故事中是一个例外，具有大陆模式的特征。1914年9月，议会大体上对于爱尔兰地方自治的批准平息了当时的危机，在大战期间还有21万的爱尔兰志愿者加入了英国军队作战，其中大多数是天主教徒和国家主义者。 6 最初自治法案的实施和为爱尔兰而战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显示出英帝国最终是为了寻求较小民族的自由。但是，随着战争的拖延，英国没有能够贯彻实施自治法案，加上它对1916年4月爱尔兰堂·吉诃德式的复活节起义的残酷镇压，很快导致了爱尔兰大多数地区的情绪转移。同时，来自阿尔斯特的部分军队在索姆河战役第一天的惨重损失，强化了阿尔斯特那些反对独立人的意识反弹，他们反对统一派在背后射来的一箭。1916年这两场的流血牺牲事件，无论对于民族主义者还是统一派都流下了持久的印记，只不过印记不同而已。随后，爱尔兰继血腥的独立战争之后，又爆发了更加残酷的内战，起因在于是否接受伦敦所能承认的局部独立。阿尔斯特的六个郡留在了英国，而爱尔兰也同意继续留在英帝国之内。所有这些战争都具有准军事暴力的特征，与东欧国家的情况非常相似，通常由英国军队中残忍的退伍军人发动。

英国的民主转型也别具一格。大战刚刚结束，大众民主的浪潮就席卷整个欧洲，他们受到了列宁和威尔逊两种不同模式的鼓舞和激励。但是它的不稳定的影响很快被新的政治精英所疏导——布尔什维克的先锋队概念是为最终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而法西斯的回答则是一个具有超人领袖的执政党。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大多数国家走向了极左或者极右，即使与英国一起赢得胜利的法国也是如此。美国则非常独树一帜地抵制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诱惑，但是对这种现象的反弹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变得不那么稳定了。战争时期“百分之百的美国化”以及战后美国的红色恐慌，虽然只是非常短暂的发作，但它奠定了摩尼教式的狂热爱国主义的基础，以及强烈的反共产主义特征，从而塑造了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对外政策。相比之下，在英国，1918年选举权扩大三倍的结果被英国的议会政治成功地消化了。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总罢工这一现象也从来没有真正地变成现实。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政府执政期间，一直拼尽全力证明他们不会对英国的宪法、英帝国和英镑构成任何威胁。该党的意识形态很少关注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加关注英国本土的激进主义和19世纪英国基督教徒的宗教传统。同时，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领导的保守党赢得了新增加的女性选民和熟练工人中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他们被类似于“中产阶级民主”的政策所吸引。在英国，默斯利这样的法西斯势力是比较边缘化的，而潜在的超人式领导人，如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最终被排挤出政坛。

由于战争的原因，全球的资本主义形态也彻底发生了转型，这不仅仅是因为战争对于贸易和金融的破坏，也是由于国家关系中新型因素的出现，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这令一直以伦敦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处于混乱的状态。对于普通的德国人而言，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确是具有毁灭性的，首先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彻底破坏了货币的价值，使得每日的谋生和温饱成为噩梦。而在随后的几年里，毁灭性的通货紧缩又使得近1/3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德国遭遇到的双重灾祸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人们对于新生的、脆弱的共和民主的信任，从而为希特勒掌握权力铺平了道路。相比之下，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的美国人而言，20年代则是一个高度繁荣的时代，但是随着财政金融的过热趋势，以及消费需求的充分满足，经济低迷不可避免，并最终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现象，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25%，美国的银行系统也几乎面临崩溃的境地。但英国则非常成功地保持了其币值的稳定和银行系统的正常运转。1931年，它避免了金融上的崩溃，很早就废除了金本位制（这与法国不同），并且相对较快地脱离了危机，南部和中部地区逐步稳定地恢复了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危机的故事在边缘工业区则是比较晦暗的——包括苏格兰低地、英国北部地区和威尔士南部地区，这些地区的英国古老产业，如煤炭、纺织和造船业在全球市场都没有什么竞争力。上述地区是工党的核心领域，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都经历了很高的失业率，它们的经历也造就了对这一时代的不同阐释，在它们看来这是一个贫困和背叛的年代，这在工党于1945年执掌政权之后成为普遍接受的一个观念。但是这一点却使事实变得模糊不清，考虑到非常宽泛的、与海外其他国家的对比，英国算是比较成功地度过了20年代和30年代的经济危机，尤其是与欧洲大陆相比，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而这对于政治的稳定极其重要。

站在当时人自己的角度看待战后的20年，而不是通过1939—1945年折射出的角度来看的话，尤其是把英国的经历放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进行分析，是本书前些章节关注的重点。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对于大战留给英国的遗产有一个更加积极的看法，但是英国遭受到的损失究竟是什么呢？尤其是与英国进行的其他战争相比，其独特之处体现在哪里呢？72万的死亡人数，以及数百万遭受到精神和肉体创伤的回乡老兵，他们的状况究竟怎么样呢？退役老兵们，例如作曲家兼诗人艾夫·格尼，他人生中最后的15年在精神病院度过，一直坚信自己就是莎士比亚。 7

为了治愈大战造成的创伤，英国与大多数交战国一样，当然这里不包括苏联，以“奉献”的名义来祭奠死者。英国采取的纪念方式是独树一帜的。和平纪念碑、默哀时间和佩戴罂粟花活动，为了纪念西线而做的项链等。为了纪念伊普尔和蒂耶普瓦尔失踪的战士们，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了纪念碑上，这些终将成为充满感情的纪念仪式，充分体现出英国在战争纪念方面的独特模式：以统一的标准对每位牺牲者进行纪念。英国政府也着手开展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艺术项目，委托了100多名艺术家，给予了他们充分的创作自由。保罗·纳什、理查德·内文森和温德姆·路易斯运用先锋派的手法展示出了不同的画面，英国艺术家在这方面的运用是姗姗来迟的。他们在进行战争艺术创作的时候，带有浓厚的人性特征，这点与德国的奥托·迪克斯等人的虚无主义的表现手法完全不同。虽然英国的诗歌也受到欧洲范围之内爱国主义论调的影响，但仍然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在欧文、托马斯和格尼的战争诗歌的语句之中，具有浓厚书生气的田园诗歌般传统，与战争所引发的对于自然形形色色的破坏，两者进行了奇特的撞击，这也是纳什关注被蹂躏的风景的一个主题。英国的回忆录、艺术和诗歌成为子孙后代纪念战争的清晰标志。

然而，20世纪20年代英国关于大战的文化读物本质上并不是消极的。即使是1928年的停战10周年纪念激起了新的关于战争的恐怖与罪恶的争论，也并没有导致对于战争的大规模谴责。如果1914—1918年的战争真的被证明是“结束战争的战争”，士兵们的痛苦经历仍然被认为是值得的。这里存在另外一种由德国右翼退伍军人所推动的关于战争的不同解读——曾经丢掉的胜利只能通过另外一场战争夺回来。20世纪20年代，在所有的交战国，包括法国、德国和美国，英国退伍军人的运动规模最小，但是到了30年代，它却诞生了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坚定的和平主义运动，正如1934—1935年“和平投票”所展示出来的那样，参加这些活动的大多数都不是非战主义者，而是和平主义活动的积极分子，希望动员国际联盟来遏制潜在的侵略。然而，随着另一场战争的威胁日益迫近，以及对于大规模空袭破坏的恐慌，和平主义运动变得越来越消极，甚至最终变成了非战主义者。张伯伦推行的绥靖政策不仅仅是一项安抚欧洲的政策，而且也是在竭尽全力让英国远离战争——不惜任何代价都要保持和平。

但是，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一战爆发25周年的纪念，因一场新的战争而黯然失色。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对比，一旦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就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而且经常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比较。鉴于这些对比，英国在1939年9月卷入战争，是一系列聚集了的“暴风骤雨”的结果，这是丘吉尔的话语，该阴谋已经筹划多年，和1914年7月危机突然爆发是不一样的。自1933年以来，抵制希特勒正面的和反面的理由一直是公众漫长和激烈争论的核心问题。另外一个对比则是，这一次没有志愿兵军队了，在二战爆发前的1939年4月，英国已经开始实施征兵制度。而且，尽管这一次英国立刻宣布开战的原因还是为了保护一个小国——波兰——但很快就演变成为一个自我防卫的问题，特别是1940年纳粹德国对英国发动了闪电战攻击，不列颠群岛面临入侵的威胁。英国独自在最危险的时刻创造了英雄传奇，这与1914—1918年的状况截然不同。1940年，在海滩上为了保卫温暖舒适的家园作战，比在战壕里为了那已经被打垮的盟国而战要更有意义，也更加令人钦佩。对英帝国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点是在阿拉曼取得的清晰胜利，这和1914—1918年代价巨大的对应物是不同的——最典型的就是索姆河战役。1945年，当集中营被占领和打开的时候，纳粹暴行被彻底揭露出来，这与1914年的那些暴行故事也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后者是在20世纪20年代被揭露出来的。简而言之，这一次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英国及其民众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结局是敌人被彻底击败，而英国的损失大约只有1914—1918年的一半左右。

所有的交战国都被迫卷入了两场世界战争的命运对决，但它们的反映方式却是截然不同的。在法国，失败的耻辱和1940—1944年与纳粹德国的合作，使其在1914—1918年为了解放祖国所做出的一切牺牲都被彻底地掩盖掉了。与英国一样，苏联把反对希特勒的这场战争塑造成为一个民族的神话。但它在这样做的同时，把1914—1917年的战争仅仅降低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意义。美国则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是通向1941—1945年的重大跳板，是美国实现威尔逊理想的第二次机会。而在英国，通过强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积极意义，几乎完成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负面影响的彻底治疗。

新型叙事模式的构建并没有在20世纪40年代停止。对于法国和德国而言，1939—1945年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和政治问题，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里，它们设法冰释前嫌，促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这种发展程度非常令人震惊，当今的英国经常忽视其历史意义。这种整合的过程建立在新的叙事基础之上，法国人和德国人开始从他们一直以来针锋相对的战争怪圈之中摆脱出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欧洲未来和平与繁荣的发动机。相比之下，60年代的大英帝国，其光彩，其“光辉时刻”已经开始慢慢消失，英帝国四分五裂，英国本身也异常困扰地被置于蒸蒸日上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因此，两次世界大战结果究竟如何？难道获得重大胜利的两次战争，都是在为加速英国的衰落而做准备吗？

正是在这种态势下，英国在60年代中期举行了一战50周年的纪念活动，开始强化二战后1/4世纪以来公众对这场战争的淡漠的关注力。在电视普及10年之后，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一战》系列片清晰地把1914—1918年传输给了新一代。英国对这场战争的关注集中于战壕，这一趋势由于以欧文为代表的反战诗人而进一步强化。当时的社会风尚也开始关注社会和家庭的历史，这导致注意力从将军转向普通的士兵。在爱尔兰，战争50周年纪念的影响是非常有害的。电视系列节目《起义》是建立在美国西部电影的那种好与坏对立模式基础之上的，从而把复活节起义栩栩如生地呈现给了青年观众。这是在1966年举行的纪念1916年的部分仪式，民族主义者和统一派之间重新点燃了宗派上的敌意，从而导致了麻烦的出现。

对很多国家而言，冷战的结束是对大战进行重新审视的时刻。苏联集团的崩塌以及德国的统一重新绘制了欧洲的地图。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是1918年之后建立的国家，这一时期也相继解体。乌克兰最终赢得了独立，波罗的海各国重新获得了自由，这是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享受过的自由。当然近些年来的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的问题，欧盟不断东扩，向更多的前苏联国家敞开了怀抱，欧盟通过货币的联合在深度上也不断扩展。所有这些都更加强化了英国与欧洲的疏离感。统一与和解的紧迫性同样体现在欧洲的战争纪念问题上，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建立在索姆河贝罗尼的新博物馆，它将法国、英国和德国对一战的看法统一起来。对爱尔兰而言，90年代也是特别重要的。麻烦的减少促成了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构建桥梁的努力，特别是在伊普尔地区修建爱尔兰和平塔。这是一种姗姗来迟的认可，无论来自天主教还是新教家庭的爱尔兰人，他们都曾经为英国的大战战斗，并且战斗至死。

英国自身也处于变化之中。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共同影响逐步减弱，威尔士和苏格兰都在重新强调自己的身份。英国对大战的看法仍然主要由50周年时的纪念活动所代表——一场人类的悲剧，在战壕之中陷入了困境，又被诗歌所照亮，即使关于1914—1918年的学术研究在之前的20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通过诸如保罗·福塞尔、帕特·巴克、塞巴斯蒂安·福克斯等作家，美国人也进入了战争的想象。但是，英国总是试图通过战壕回看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伊甸园，美国则是面向未来，其目的是实现威尔逊的诱人理想。正如1925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中所说：“盖茨比一直相信绿灯，他认为那些令人兴奋的年代在我们面前会逐年消退，会逐渐逃离我们，但是无论如何，明天我们都会跑得更快，我们的力量所及会更为遥远……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清晨，所以我们奋力向前，逆流而上，击退那些试图无意识地回到过去的人们。” 8

那么，我们失去了什么呢？那些愿意爬出战壕的人，我们会为他们开启什么样的远景呢？首先，应该学会领略1914—1918年多样化的战争场面，最初的那几个星期，德国几乎逼近巴黎的戏剧性的场面，而法国则近似疯狂地向阿尔萨斯和洛林推进。在战争的另一头，是1918年发动的新的战争行动，当德国人几乎把英法军队彻底撕裂的时候，英法军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又把精疲力竭的德国军队打退回去。英国在西线的军队只有1/3是步兵，其余的都是支援部队，包括炮兵、工程兵、后勤供应部队、医疗和其他的非交战军队。即使在1915—1917年的“战壕战斗”时期，进攻是“偶然的例外，而不是规律性的事件”，而且“任何一位步兵也不可能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待在战壕里面”，因为他们所属的连队在前线、修养区和储备区来回调动。1916年7月1日在持续了1561天的战争中是非同寻常的一天。 9

今天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可以从远景上审视这场战争，我们会发现战争的后方与前线几乎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对于现代战争而言，整个经济的动员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军事力量、制造工业、食物生产以及女性劳动力在工厂中的作用，运输、农业和行政工作都必须处于一个大体平衡的状态。说服人们进行持续不断的努力也意味着必须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特别是食物需求与政治要求，在这方面，英法两国的措施远远比俄国、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要成功。战争经历覆盖了大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前线的士兵，特别是妇女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仍然是一个极度被忽视的领域。1914年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人口总数加起来是4600万，战争是关于他们的故事，而不仅仅是那些长眠于国外土地的72万人的故事。 10

我们也需要对那些标志性的战争诗人进行重新思考。诚然，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家，他们都非常杰出，他们运用非常迷人的复杂的，也可以说是扭曲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于现代战争的看法，他们也在探索如何用诗歌的形式把这种看法表达出来。当然这些人既不能代表普通意义上的士兵，也不能代表所有在1914—1918年发表诗歌的作者（其中1/4是女性）。他们的诗歌不应该被视为士兵们所经历的历史的描述资料，就像60年代出版的选集所暗示的那样。 11 大多数的英国兵对于他们的男子气概、性欲甚至是遭受到的痛苦并没有那么高度敏感。大多数的诗歌都在公开宣扬爱国心，激励志愿兵们在1914—1915年去登记，甚至在1918年春天面临的巨大危机之中保持高昂的斗志。更为奇怪的是，更多的文字用来描述那些战争诗人，而不是关注大战期间那些为协约国而战的400万非白人的军队。 12

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的视线应该在地理范围内更加拓宽。矗立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小山上的南斯拉夫无名英雄纪念碑，涵盖的时间段是1912—1918年。在他们的观念中，1914年的战争是继1912年和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的第三次巴尔干战争，这种观点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西方历史学家的争论点。但是英国关于这场大战的观念主要是由西线塑造的，根植于这个国家与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心理状态在21世纪仍然主导着英国与欧洲关系的争论。理解导致这场战争的巴尔干根源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1914年发生的事件，而且更能够了解战争对东欧和东南欧的持续影响：从1914年的萨拉热窝到1994年的萨拉热窝，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到苏联的解体。尽管在西线协约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1917—1918年，德国击败俄国导致了20世纪其余时段东欧的混乱状态。当然，尽管最近看到了德国和俄国的调查研究，但是西方对于东线的了解仍然是比较少的。即使在德国，这也是“被遗忘的前线”，正如1931年丘吉尔把他的一卷回忆录定名为《未知的战争》那样。 13

丘吉尔六卷本的战争回忆录被命名为《世界危机》，这也提醒我们的视野应该超越欧洲的范围。一战虽然不像1939—1945年的战争那样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但其影响的确是全球性的。这场战争使英帝国内部的关系发生了转型，它重塑了中东地区特别是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改变了非洲和东亚的均势状态。所有这些全球性的主题都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关注。在亚洲，日本是主要的受益者，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就得到了德国在中国的前殖民地，而且不顾中国的愤怒，在巴黎和会上紧紧抓住这些权益不放。1919年，由于《凡尔赛条约》的原因，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民众中彻底爆发出来（五四运动），这在20世纪的中国成为一场持久的并且可塑性极强的记忆，在最近则被政府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一次洗礼。把1919年5月4日对中国的意义，看作是类似1916年7月1日对于英国的意义，这并不夸张。当然，虽然对于今天的理解而言，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英国为中心的叙事模式中，中国在大战中扮演的角色很少被注意到。 14

交流技术的变迁也影响到对于历史的领悟。对于大战50周年的纪念与电视的全盛期是同时来临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电视系列片在60年代中期的英国和爱尔兰具有特殊的意义。当今，我们已经处于网络时代。以前，数据的来源只能依靠个人查阅档案，比如英联邦战争坟墓委员会所列举的死于大战中的士兵名单，以及英国国家档案馆服役士兵的记录，这些只能通过个人亲自去查阅，现在则可以通过关键词在网上搜索查阅。从伦敦到堪培拉，官方战争博物馆都建立了非常详尽的教育网站。私人的媒体提供了关于一战战役和前线的多媒体叙事模式，大多数的战争诗人都有自己的协会网站。还有更多的非正式博客和留言板都提供了更便捷的分享信息和观点的方式。然而，这种技术革命的影响很难评估，互联网是潜在的没有国界的信息宝库，它会鼓励人们超越国家的文化记忆疆界，获得一种关于冲突的更为广泛的感觉吗？还是在这样一个数据的时代，会使英国传统的战争纪念更加深化，使得年轻的新一代更容易卷入士兵们的个人悲剧里面呢？ 15

毫无疑问，死亡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国家在1914—1918年的大规模伤亡，与20世纪欧洲其他的战役和大屠杀相比有其特殊性。就像惠灵顿谈到滑铁卢战役时所表述的那样，战争是一场艰苦的鏖战，成年男子们做着苦力一样的工作，并且被撕成碎片。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就是欧洲大陆20世纪前半段中可怕经历的一隅，这种恐怖由于这些人主动地选择死亡而更甚。当然，随着战争的参与者逐渐离世，大多数人对战争的记忆都逐渐消退了。按照历史学家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的说法，一战能够持续下去主要在于人类对于历史的不断呈现，从而帮助逝者就像我们“一样真实地”永存下去。

例如，士兵们的信件，仍然可以在家族的阁楼里找到，也可以大批量地保留在档案馆里。一战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战争，当时普通的士兵们已经在学校里学会了写作，他们写给家里的信函，无论文笔生动也好，还是平平淡淡也好，都栩栩如生地表达了他们的希望和恐怖，他们的无聊和军队之间的战友情谊。还有已经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中的人物通常表情僵硬，看起来就像装模作样的肖像。这样，妻子和孩子们才能记住那些远去征战的男人，它帮助士兵们架起了前线和家里之间的桥梁，艾夫·格尼在他1917年的诗作《照片》中抓住了其中的某些含义：

尽管仅仅是一幅照片，

一张常见的便宜的服役照片……

无论在陆地上，还是海洋上，它都让人极度兴奋，

那不是突然在齐射式攻击下坠落的恐惧，

能够被彻底清除的，不仅仅是泥浆，也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 16

照片拍摄是为了让一个家庭更为亲近。一个世纪之后，它们发挥了完全不同的影响，现在则是为了给那些死亡的人留下图像，这些面孔，这些摄影作品今天则被赋予了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死后的讽刺”的含义。 17

信件、照片和石头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纪念光谱的另一端，是众多的国家纪念项目，这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由费边·韦尔指导，并且由鲁琴斯和吉卜林美化的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委员会同样也体现出历史就是现实的特征，只不过规模更大，把战争对个体造成的遗憾与国家的战争史诗般的景象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统一的纪念模式在1919—1920年受到了猛烈的批评，特别是那些统一建立的石头纪念碑，但现在却赋予了这些场地别具一格的庄严肃穆。没有这些精心设计的坟墓，法国和比利时的边境只会变成“乱坟岗”。在艾萨克·罗森伯格最有影响力的诗歌之中，有一篇的名称就是《乱葬岗》（就像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同样是大量的随机地埋葬，而且很快就被遗忘了。在沿着西线建设的花园般的墓地里面，在伊普尔和蒂耶普瓦尔所设立的纪念失踪者的石碑上，为了悼念的永恒性，死者是用宗教方式加以命名的。同样的状况还发生在英国城镇和乡村中的地方战争纪念碑。即使到了今日，这些没有名字的人名发挥了他们对于活人的影响，调动着我们的想象力，让这些男人从阴影中走出来。

也许在一战百年纪念日的时候，英国应该开阔视野，超越西线本身，把大战置于更宏大的画面之中。毕竟，1914—1918年的英国兵现在对我们而言太过遥远，就像惠灵顿1815年的军人对于大战中的英国兵一样。也许，这些石头本身就是对一战阴影的挑战。也许，这些纪念性的景观还会继续发挥其迷人的影响，这正是那些伟大的设计者努力想要达成的目标，这是由敬畏、恐怖、罪恶甚至是扭曲联合造成的，导致他们着手进行独一无二的、民族的和民主的纪念仪式。引用20年代丘吉尔的一些比较著名的语句来说，相对于其他的政治家，他更多地关注于英国的20世纪：

即使是在未来，遥远如当今时代之于都铎王朝，也没有理由认为在法国的墓园失去其永久的、伟大的纪念意义……我们知道人为的安排的易变性，但即使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帝国都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之中逐渐淡化了，但是，这些大石头将使一个伟大的国家在遥远的过去所追求的目标得以永存，而且无疑会创造出奇迹，以及对未来时代的崇敬和向往。 18

注释

致谢

本书的创作可以追溯到10年之前，也就是2002年我提交的一份会议论文，其主题是探讨各国关于一战和二战的话语体系是如何构建起来的。那篇论文中的观点就是本书的萌芽，因此我非常感谢会议的组织者理查德·J.埃文斯和埃玛·罗斯柴尔德，感谢他们为我提供的机会。最近，我也在一些研讨会和会议上发表了我的观点，包括在巴黎召开的巴黎政治学院会议（莫里斯·维斯），在柏林召开的欧洲学院会议（安德烈亚斯·埃特格斯），在奥地利格拉茨召开的波斯曼研究所会议（斯蒂芬·豪纳和芭芭拉·斯泰尔兹马克思），以及在墨尔本迪肯大学召开的会议（戴维·劳）。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们，他们对我的整个书稿奉献了非常有价值的评论。尤其是约翰·汤普森和莎拉·斯坦纳，以及其他与我详细讨论了书稿部分章节及其蕴含的思想观点的人，包括克瑞斯·克拉克、马丁·道恩顿、尼雅弗·加拉赫以及迈克·伍尔夫。本书的题目主要归功于詹妮丝·哈德洛。我也从在帝国战争博物馆关于一战的美术馆学术咨询委员会的那些同仁们身上获益匪浅，他们是休·斯特罗恩、戴维·史蒂文森、丹·托德曼和黛博拉·托姆。他们的学术作品，还有杰伊·温特2012年在剑桥大学举办的人本主义的讲座，都是我从事研究的必要基础。在帝国战争博物馆工作的詹姆士·泰勒和詹姆斯·沃里斯都及时地回应了我的各种询问和需求。

如果没有剑桥大学庞大有效的图书馆网络，本书的研究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包括大学图书馆，存有各种版权书籍的地方，可以借阅，可以浏览，这是非常难得的；还有历史系的西利图书馆和基督学院的图书馆都给我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资料。同样还要感谢塞格林和埃弗勒曼在马里尼的慷慨好客，他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与我讨论和追寻大战的轨迹。和以往一样，我的家人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他们的支持、忍耐，以及采取适当的手段和措施转移我的注意力！谢谢你们，玛格丽特、吉姆以及埃玛！特别感谢本书的编辑麦克·琼斯和我的经纪人彼得·罗宾逊，他们都仔细阅读了本书的草稿，并提出了很多的宝贵建议。同样感谢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乔·惠特伍德，以及文字编辑塞莉娜·迪尔洛特和图片编辑塞西利亚·麦基。

与我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书写关于大战的书籍时，往往集中于关注那些英勇的祖父级士兵的记忆上面。我的两位祖父他们都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他们从事的都是不服兵役的职业，亨利·乔治·雷诺兹在伦敦的邮局从事电报服务，詹姆斯·凯则是一位样板师，就职于曼彻斯特最大的工程公司麦氏普莱特公司。然而，作为试图把我们对大战的关注从战壕中转移出来的书籍，这两个人也是比较合适的奉献者。

目录

CONTENTS

代序

前言

第一部分 绝佳的机会

第一章 新发现的沃土——北美、

第二章 廉价货与灵魂的等价交换：西印度与东印度群岛

第三章 种植园间必须团结一致：王权与殖民地

第四章 天意的处置：殖民者们

第二部分 坚持与征服

第一章 统治海洋：英国海上力量的形成

第二章 为了荣耀：收获与失败

第三章 美洲帝国：定居与战争

第四章 布立吞人的后代：北美的反叛者们

第五章 天翻地覆：美国独立战争

第六章 我方武器的威慑力：在印度的征服与贸易1689-1815

第七章 海洋中的荒漠：太平洋和澳大拉西亚

第八章 财富与胜利：针对法国的斗争

第三部分 日益强大的贸易

第一章 权力和地位：商业、海权和策略

第二章 我们是为了播撒文明的种子而踏上征途：帝国和公众舆论

第三章 种族任务：英国和“新帝国主义”

第四章 世界的奇迹：印度

第五章 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厉害：远东和太平洋

第六章 一个伟大的英语国家：南非

第七章 英雄的灵魂：为尼罗河的斗争

第八章 非洲已知的最大的恩赐：东非和西非

第九章 你们这些南方十字之子：白人自治领

第十章 勇敢点，大胆点，正确行事！爱德华帝国和人民

第十一章 加入“卡其色”线：帝国与战争的到来

第四部分 帝国终结的时代

第一章 E代表我们为之牺牲的帝国

第二章 统治还是离开：麻烦不断的爱尔兰

第三章 别国之尊严：埃及

第四章 趾高气扬的女家庭教师：中东地区

第五章 新势力与新能量：印度

第六章 我为人人：帝国的构想

第七章 统一的精神纽带：帝国的面目

第八章 虚张声势的咆哮：帝国力量的局限

第九章 万难如愿：帝国走向战争

第十章 巅峰岁月：二战中的帝国1939

第十一章 坚强同志：在战争的重压下

第十二章 保卫旧特权：英帝国的复辟

第五部分 日落斜阳

第一章 焦躁的殖民主义者：战后世界的英帝国

第二章 友好关系：印度与英帝国的终结

第三章 现实世界：中东之灾祸

第四章 痛击敌军：苏伊士战争及其他

第五章 褪色的米字旗：垂死的帝国

第六章 乌呼噜：自由万岁，补齐短板

第七章 未竟的事业1979-1998

注释

代序

英帝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它最鼎盛的时候，其领地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也占那个时候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帝国有如此庞大的势力，也没有一个帝国可以号称“日不落”。像英帝国这样的现象，以后不会再出现了，因为侵占别国领土建立殖民帝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们对这个现象就十分重视，希望能够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运行情况；历史学家已经写了许许多多的书和论文，讨论英帝国的各种问题。有些著作是十分有名的，各种观点也层出不穷。关于英帝国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很久，它构成英国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些著述中，多数当然是由英国历史学家写作的，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其中一部。

和多数英帝国史著作不同，这部书虽说也属通史性质，追溯英帝国的整个过程，但它却不像其它书那样格式拘谨，一板一眼地专题论述、引用史料，有一副老学究的面孔。这部书尽量写得像故事，有很多情节，让读者觉得有趣。这是最近一段时间西方历史学的一种转变，试图接近一般读者，让大家都能够接受历史学的叙事手段。历史学在很长一个时间里坚持“专业化”，结果把读者圈弄得很小，就好像量子科学那样让人费解。但这部书虽然写得很轻松，却又不脱离专业标准，业内人看起来是非常专业的，其中一个个小故事（或大故事）都是有根有据的，有坚实的史料支撑。这在业内人眼中是很清楚的，作者的史学功底很深，同时又有文学素养。现在有些人以为历史很好写，有一些皮毛就可以胡编乱造，玩一点噱头，就能够骗钱。出版界为了利润也愿意助长此风，学术风气因而大受损害。这种情况在中国和外国都存在，幸运的是，我们面前的这部书不是这样。

说完写作风格（其实不仅是写作风格、也是史学理念问题），再说说这部书的内容。作者说他是以时代的客观性进行写作的，也就是把历史放到当事人的时代去理解，让当事人自己来解释他们的历史。这确实是许多历史学家的历史学观念，历史学也应该提倡这样做。但这不应该成为历史学家回避对历史作判断的责任，他写什么，终究会领导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我们这部书对英帝国的回溯大体上还是客观的，尽管作者不赞成现代人用后现代的眼光评判英帝国，但他还是写出了英帝国历史上几个基本特征，比如贪婪性、暴力性、征服性、傲慢性等等，英国人在建立和拥有帝国的几百年中不断为自己寻找合法性理由，包括为杀戮和抢掠寻找借口；但无论怎样寻找理由和寻找了什么样的借口，都不能否定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英国从英帝国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不仅是物质的好处，还包括国家的力量和精神影响力。英国在19世纪中叶以后登上世界强国的顶峰，称霸于全世界，显然从帝国取得了莫大的助力。

在英国得益于帝国的同时，作者也指出，英帝国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这确实也是一个事实。作者说：

世界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英帝国三百年的海外扩张可谓功不可没。在北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中东、非洲以及太平洋地区，当地的人口、经济以及政治生活无疑都受到了英国此前统治的作用与影响。英语是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全球性语言。而且，正是因为同英国以及其价值观长期的接触，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所经受的政府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思维习惯，都打上了英国的烙印。无论是好还是坏，现代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正是帝国时代的产物。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尽管我们不愿意接受“功不可没”这个词。其实英国带给世界的最大变化是把全世界带进了现代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将这个过程简单地理解为工业化，英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尽管英帝国已不复存在。在这方面，下面这段话就非常有意思，它提示了英帝国解体的深层原因：

自17世纪起，英国人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他们的法律、个人、自由以及民选政府是值得自豪的。这一观点也受到了官方的支持。但是，很多人不禁要问，英国人的权利可以包容万物吗？换言之，英国人的权利可以出口到其他地方，并且为英国殖民地上的原住民所享有吗？从帝国的开始一直到其结束，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帝国的人民及其统治者。而且，由于在许多关键的问题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这一回答也就最终导致了帝国的消亡。

换言之，在作者看来，是英国人自视高人的那些教条——作为英国人有理由统治其他民族的合法性依据，最终竟然被帝国内被统治的人民拿起来反对英国的统治——这就是奇妙的历史逻辑。

非专业读者也许不理解这段话，此处再做一点解释。我们都知道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就在英帝国最辉煌的鼎盛时，各殖民地就相继开始反抗英国的统治，最终在20世纪燃成燎原大火，将英帝国烧成了灰烬。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英国的价值观，比如独立、自由、宪政、主权这一类口号，恰恰成为反抗英国统治的最有力武器，因为：如果人民是自由的，为什么要接受英国的统治？如果宪政意味着人民主权，那么殖民地人民组织起来，就要结束英国的统治！20世纪的英帝国，到处都遭遇它为自己设置的障碍，而这些障碍一度为英国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英国正是以“文明”的名义建立帝国的。于是，英帝国就在这样的困境中土崩瓦解了。

写到这里，就看出这部书的一些缺点了，其中之一，就是它为了不做学究式的说教而力图讲故事，结果有许多必须用论述方式才能说清楚的道理，就无法展开，于是就出现一些只有专业学者才能看懂的行文，如上面那一段。但是这些隐隐表露的观点如果不做解释，一般读者也许就不明白。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本意，也许不得不去看更多的书，尤其是那些刻板的学究式的书。

其中之二，我们在认可作者对英帝国的立场基本客观时，却不能不指出，他终究仍是一个英国人，他仍旧带着英国人对帝国的无形的幽恋；当我们在仔细品嚼书中优美的叙事和精巧的结构时，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一种幽恋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

出版社和译者要求我做一篇序，谨识。

钱乘旦

中国英国史研究荣誉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2017年12月25日，北京

前言

20世纪80年代的早些时候，我曾在大英帝国过去的商业中心作过一次短暂的停留。在那时，泰晤士河北岸交错林立的码头和砖瓦库房都早已废弃不用。然而，那里整体的观感仍令人印象深刻。生铁制的道路名牌标志着过去的荣光（牙买加大街、锡兰大街）。无论是伦敦、利物浦还是布里斯托，被废弃了的码头都昭示着英帝国曾经的辉煌。

还有一些其他事物同样昭示了英帝国曾经的荣光：兰开夏棉纺织厂中的纺锤上曾经缠绕过运往印度的棉纱；克莱德河（Clyde）和泰恩河（Tyne）上的造船厂曾造出蒸汽机船，载着英帝国的货物以及它们的护送者们驶向远方；商人们以及那些挣得大量利润、成为富豪的乡绅们的别墅。查尔斯·科克雷尔爵士（Sir Charles Cockerell）就是这些乡绅中的一位。18世纪末，他在印度大发横财，并在乡间建造了他的庄园。这一名为赛金科德（Sezincote）的庄园融合了摄政王的皇家穹顶宫的创意以及印度的元素。他甚至建造了一个清真寺式的穹顶。庄园附近是和印度圣地四周一样的装饰性花园以及一座装饰有婆罗门牛的桥。二者都很好地凸显了庄园附近科茨沃尔德（Cotswold）的风景。印度风格对格罗斯郡的影响极好地提醒了我们：帝国主义的影响是双向的。

从人物角度来看，帝国记忆也是非常丰富的。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就是一例。他的塑像伫立在爱丁堡的王子街上：一手按着左轮手枪，一手抱着《圣经》。当你走向城堡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那些严阵以待的高地人们的塑像。而且，由于风化的缘故，它暴露出了其石头的表面。这些塑像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为纪念布尔战争而建造的纪念碑。大大小小的教堂上都挂着布满灰尘、破破烂烂的军旗，上面绣着诸如“奇连瓦拉赫（Chillianwala）”和“泰勒凯比尔（Tel-el-Kebir）”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名字。人们则在教堂的四周纪念在这些或是其他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将他们的名字刻在大理石和黄铜标牌上。酒馆的标识是帝国英雄们的名字，而街道则是按照被征服的地区或者征服者的名字命名。在南安普顿郡北边的郊区里，我曾见到过两条分别名为“喀土穆（Khartoum）”和“恩图曼（Omdurman）”的街。而在克罗斯希尔（Crosshills）西区的小镇里，我也曾经看到一条名为“罗德西亚（Rhodesia）”的街。按照街道两旁的房子来推断，这些街道的建造年代大概都在20世纪初。

在物质层面上，帝国对英国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在精神层面上，这一影响可能显得就没有那么显著了。在我所写作的有关帝国以及人民的篇章之中，读者们可能会体会到，帝国带给人民的影响仍有存续。虽然已经没有三四十年前帝国期间那么明显，但人们的行为和话语方式仍旧带有帝国的痕迹。我试图阐明，拥有帝国的这一事实极大地影响了英国人对自身以及世界的认识。帝国改变了英国人的性格，而这一点又是极为重要的。它促使了一种优越感的产生。同样曾经作为世界性的力量，优越感也存在于法国人的血液中。通常情况下，它近乎等同于明确的排外主义。它也培养了种族傲慢。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深植于人心的自由与福音主义理想令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帝国所带来的义务感与使命感。至少其卫道士认为，帝国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使其人民文明化以提升他们的地位。

他们之所以主张这一要求，是有其必要性的。这是因为，英国人从不将拥有一个地缘意义上的帝国视作理所当然。自17世纪起，英国人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他们的法律、个人自由以及民选政府是值得自豪的。这一观点也受到了官方的支持。但是，很多人不禁要问，英国人的权利可以包容万物吗？换言之，英国人的权利可以出口到其他地方，并且为英国殖民地上的原住民所享有吗？从帝国的开始一直到其结束，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帝国的人民以及其统治者。而且，由于在许多关键的问题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这一回答也就最终导致了帝国的消亡。回顾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这大约80年的时间里，帝国达到了其巅峰时期，随后又逐渐衰落。我试图从这一时段入手，以回答与这一过程相关的问题，即英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帝国的。在这一时期，英国已经建立了民主政体。因此，如果没有大多数人民的同意，帝国显然是难以存续下去的。这一点对于解释帝国的发展及其衰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单凭理念自身是无法创造出帝国的。许多男人和女人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可能是建造者，也可能是统治者。也正是他们的故事集合在一起，才最终书写出帝国的篇章。有些人成了伟大的人物。他们的事业见诸报端，登上头条；很快地，他们发现自己成了英雄，其功绩也成了教科书上的内容。人们仔细地筛去了他们性格中不良的一面，将这些英雄们塑造成年轻一代的偶像。他们正是那些保守而成就斐然的指挥官与政治家们。其中包括：皮特、伍尔夫、罗德尼、纳尔逊和威灵顿。这些人遵循着高尚的原则，并且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受到了人民的尊敬。他们中也有不易管教的。正是这些人航行来到了未知的大陆，不仅寻找到了隐藏的能量，而且看到了不一般的风景。第一个是克莱夫，紧接着是戈登。如同其他的帝国建立者一样，后者把自己看作天意的传播者。这一神谕将英国与其他国家划分开来，将其看作更加美好世界的创造者。对于罗德斯而言，虽然被其野心和粗暴所掩盖，完成英国的帝国使命也是其行动的指路明灯。最后，“阿拉伯的劳伦斯”在20世纪大展手脚。尽管其行动华而不实，大抵也称得上优雅。正是他为帝国的日落添上了一抹光辉的色彩。

对于一个人来说，建立一个帝国并在其身上烙下自己的烙印，总是要比拆除帝国的骨架要来得迷人。在帝国解体时期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中，并没有出现第二个克莱夫或者劳伦斯。他们的身上没有披上浪漫的色彩，也并不吸引人。蒙巴顿可能勉强接近这一标准。然而，与其前辈相比，他的成就仍旧显得浅陋。而且，比起其个人的杰出才能，他出名的原因很有可能在于其同皇家之间的联系（从威廉四世之死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皇室家族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崇敬）。相反的，我认为，艾德礼、麦克劳德和麦克米伦才是帝国解体过程中的真正英雄。他们灵巧地运用着自己的政治手腕，极大地促进了帝国的解体。与法国、葡萄牙或俄罗斯不同的是，英帝国的解体并不伴随着泪水。

无论处于研究的哪一个阶段，我都注意到了许多小人物的所作所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是那些参与建立英国海外殖民地的人们。在海外殖民的过程中，殖民者的脚步踏上了北美、澳大拉西亚（今指澳大利亚）以及南部非洲的土地。在讨论这一主题的时候，我试图小心翼翼地避开后帝国时代的罪恶这一泥沼。几乎在最近30年当中，这一特殊的恐惧感（angst）一直困扰着英国以及美国的学术界。在每一处可能的地方，我都尽量避免参与到《黑夜之军》（Armies of the Night）的争斗之中。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帝国有哪些优点与缺点。历史不能重写，也不能以一种客观的口吻加以叙述。将20世纪后半叶的价值观强加在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上更是对历史的扭曲，并且使得其难于理解。因此，我让征服者和殖民者们为自己争辩。与此同时，我也充分地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话语可能与今天的理性有所冲突。

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出发，英帝国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它改变了世界。世界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英帝国三百年的海外扩张可谓功不可没。在北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中东、非洲以及太平洋地区，当地的人口、经济以及政治生活无疑都受到了英国此前统治的作用与影响。英语是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全球性语言。而且，正是因为同英国及其价值观长期的接触，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所经受的政府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思维习惯，都打上了英国的烙印。无论是好还是坏，现代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正是帝国时代的产物。而在自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欧洲帝国扩张狂潮中，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英国都是获益最多的那一个。

我已经努力去解释历史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发展过程，而且我也希望，自己的阐释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客观性。我的写作是在承认英帝国的复杂遗存依然存在的条件下进行的。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来说，它对包括英国本土在内的世界都具有空前的影响力。现在，英国已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这一点恰恰是其曾经为一个帝国的直接证据。单凭这一原因，帝国的建立以及其本质就值得我们去仔细研究。况且，帝国的历史以及其创造者们的事迹都已经写入了历史教学大纲。这无疑又为我们进行相应的研究增加了筹码。我希望，在阅读了我所书写的文字之后，帝国的继承者们将会更加容易理解这一帝国的过去。

第一部分

绝佳的机会

1600-1689

第一章

新发现的沃土——北美

在1605年夏天，伦敦的戏剧爱好者们为这样一部新剧《啊，向东》（Eastwood Ho!)吸引。一群自称“女王陛下狂欢之子（Children of Her Majesty's Revels）”的年轻男演员们在黑衣修士院内表演了这部戏剧。这部剧的作者是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本·琼生（Ben Jonson）和约翰·马尔斯顿（John Marston）。本剧可谓是一个急就章，创作周期很短。它同时也是一首讽喻诗，里面充满了有关时事的典故。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反对苏格兰人的，这也就使得新国王詹姆士一世对琼生心怀不满。这些作者们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将这部剧创作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希望表现出当时因开发弗吉尼亚而引发的公众热潮。无论是从思想还是经济的意义上来说，建立一个北美殖民地这一事件都值得密切观察。

剧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曾密谋筹集资金，以便到弗吉尼亚探险。他们希望能在那里找到黄金。这三个人是：贫穷且愚蠢的绅士佩崇纳勒·弗莱士爵士（Sir Petronel Flash）、懒惰的学徒工水银（Quicksilver）以及刁滑的放债人斯库瑞迪（Security）。剧中有一个场景是，水银告诉斯库瑞迪，钱已经在弗莱士的船上藏好了。难以抑制其激动的心情，斯库瑞迪抒发了这样的感慨：

直率的年轻人啊！现在有一股直率之风随着他而去了。现在，我们当中少有这样的骑士冒险家。谁会将自己的安稳生活同充斥着不确定性的、完美的动荡生活作交换呢？你们这些真正的骑士冒险家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此后，这些将要成为冒险家的人们聚集到一起，在上船之前举行了一次酒会。而正是在这一酒会上，海鸥船长（Captain Seagull）对印第安人富庶状况的描述令他们无比着迷：

呦，好家伙！他们的油盘和夜壶都是纯金的。路边的链子也都是纯金的家伙；就是被他们抓起来的囚徒，脚上的链铐也都是金子做的。每到节假日，他们都会到海滩上收集红宝石和钻石，装饰在孩子们的外套上……

在这部剧创作的将近十年前，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就曾提出过近乎同样对奢侈品的要求。他向英国人保证，如果他们投资赞助寻找隐匿在圭亚那丛林深处的“黄金国”，英国就能够获得当时西班牙人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这一场景无疑是对罗利这一要求的讽刺。海鸥夸张的描绘手法与罗利的几乎如出一辙，无疑会令观众捧腹。他们可能也会认为斯库瑞迪对“骑士冒险家”的赞扬很好笑。所谓“骑士冒险家”，指的就是愿意冒极大风险的勇敢者。对于一位绅士而言，跨越海洋寻找财富是非常恰当的行为，甚至与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有着同等的价值。同样的观点也可见诸托马斯·德雷顿（Thomas Drayton）的《弗吉尼亚航行颂》（To the Virginian Voyage）。这首颂歌歌颂的正是1607年殖民者到弗吉尼亚的首次航行：

啊，你们这英雄的心灵！

国家也以你们为傲，

你们仍要追寻荣耀。

出发，然后征服。

就让那些畏葸不前的游魂，

满怀着羞愧，躲藏在家中。

无论以何种形式而言，在过去的30年里，对于一些殖民主义宣传者来说，这一感情是他们所需要宣传的主题。最具有说服力的是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这位牛津毕业生的目的在于，提醒他的国民他们所具有的、作为殖民者的神圣义务。他的《英国主要航海、航行、交通和地理发现》（Principal Navigations）一书最早于1589年出版。书中详细总结了英国所有的航海活动，并且试图证明，英国的航海事业历史悠久，并且具有神圣性。借助于过去的经历，哈克卢伊特试图唤起同时代人的使命感，号召他们去开辟殖民地、去探索未知远洋、去寻找新的贸易机会。

哈克卢伊特关于英国的扩张主义的看法同英国当时富于侵略性的政策相互呼应。这一富于侵略性的政策的支持者包括一群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朝臣和议员，其中包括莱斯特伯爵、弗朗西斯·华兴汉（Francis Walsingham）爵士和罗利。他们都憎恶西班牙的势力，并且积极反对天主教。他们之所以愿意支持这种殖民活动，是因为他们将其视作清除西班牙势力的一种手段。而且，正如在1580年的纽芬兰移民项目当中一样，这种殖民活动也便于将潜在的天主教反对派清除出英国。这些计划没有一个取得成果：由于缺乏经费，16世纪80年代在罗亚诺克和纽芬兰建立的小型定居点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这些殖民事业之所以会失败，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国家在与西班牙争霸方面投入了过多的精力。更有甚者，英国还打响了同西班牙之间的海上贸易战争。一些人就此尝到了荣耀和快速致富的滋味。它不但吸引了诸如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这样的大鱼，许多“小鱼”也从中收获颇丰。多赛特水手乔治·怀特（George White）的情况就能够为我们提供证明。是时，他拥有一艘35吨位的“韦茅斯的凯瑟琳”号，价值89英镑。其上还配有两架鹰炮（三磅炮）和两架小鹰炮（两磅炮）。1590到1591年间，“凯瑟琳”号抢劫并扣押了三艘葡萄牙、巴西殖民地的船。这些船同其上装载的货物加起来共价值3600镑。这一成功令怀特欣喜不已。随后，他卖掉了“凯瑟琳”号，并买了一艘更大的船。利用这艘新船，他再一次成功截获一艘巴西船只和一艘东印度船只，前者卖得了4200镑，而后者满载着中国丝绸、宝石和胭脂红颜料。1

与维多利亚时期的其他水手们一样，怀特利用了公共的危机，来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习俗古已有之。自百年战争开始，贵族指挥官们就不仅是为了皇家俸禄而作战。他们作战的另一个目的是勒索和抢劫而获得的利润。怀揣着衣锦还乡的梦想，士兵和水手们不惜远赴重洋作战。1628年，一本有关德雷克生平的通俗著作出版了。在这本书中，作者号召身处“这一呆板无趣、缺乏男子气概的时代”的年轻人们去追随德雷克的脚步，“他的足迹是神圣的，指引着我们通向金银财宝”。大约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许多人正是将这一信条奉为圭臬，并且走上了与德雷克相同的道路。就这样，贪欲和大胆拧成了一股绳，将伊丽莎白时期的水手和维多利亚早期的士兵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前者是18世纪的海军将领，热衷于赚取赏金；而后者则坚信，劫掠印第安人的城市能够给他们带来意外的财富。

这种脾性的人很容易就受到海鸥船长的蛊惑，认定弗吉尼亚是一片遍地金银的土地。自从1604年英西战争结束以来，在英国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跃跃欲试、整装待发。但是，事实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那些幻想一夜暴富的人很快就大失所望。例如，1613年，“几个追逐时尚的绅士”就带着极为厌恶的情绪从百慕大殖民地回国。这是因为，他们必须自己砍树来修造木质要塞。240年后这些人才获得了机会。彼时英国不时地与尼德兰、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爆发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战争，他们不再需要自己动手修造要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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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啊，向东》当中，斯库瑞迪曾将可能在北美建立的种植园描述为“完美的、充斥着不确定性”的事物。由于之前冒险的失败经历，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令为弗吉尼亚公司投资的人们感到不安。然而，议会的支持还是为他们打了一针强心剂。1607年，詹姆士一世为新的殖民产业颁布了许可。此外，公司的财务状况稳定。而且，基于合理的经济论证，可以证明该公司的前景光明。这两点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事实上的保证，令他们对公司的未来更有信心。

1620年出台的一份章程许诺，假以时日，那些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不断增长的居民点将会为英国提供足够的物资，继而使其达到自给自足。而在此前，这些物资在英国进口商品中占据了重要的份额。北美殖民地将会代替斯堪的纳维亚，成为轮船制造行业中沥青和木材的重要供应地。殖民地也将为母国提供“法国和西班牙的葡萄酒、水果和食盐”以及“波斯和意大利的丝绸”。受到这一论断的鼓动，投资者们为这一项目投入了大笔资金。13年间，这些贵族、朝臣、政府官员、乡绅（伦敦的报纸登载了公司活动的细节，而这些报纸在英国各郡大量发售）和商人们总计投入了200000英镑。

弗吉尼亚公司的支持者以及早期移民曾经以为，从纽芬兰向南到卡罗莱纳，整个北美海岸线上的定居点都处于“不冷也不热”的温度带内。3与此同时，他们也以为，既然切萨皮克湾与西班牙处于同一纬度，人们势必能再次种植大量的地中海作物。在首批登陆的人当中出现了葡萄园丁的身影。直到1620年，种植橄榄树的计划也仍旧在日程当中。此时，参与者本应对殖民地有更深入的了解。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是个疟疾多发的地区。而且，在酷热的夏季，他们汗如雨下。此时，新来的人就像木材一样，需要“烘干”。冬天则冷得出奇。在1609-1610年的冬天里，灰心丧气的人们宁可“缺胳膊少腿的，在英国”的街道上乞讨，也不愿意在弗吉尼亚再多待一些时日。没过多久，公司就处于破产的边缘。1624年，王室收买了属于公司的定居点。

烟草业不但拯救了弗吉尼亚，并且令其蒸蒸日上。其繁荣程度甚至令垦殖者与政府都深感震惊。1617年，人们首次开始尝试在北美殖民地种植从南美进口的烟草。这一尝试大获成功，从而开启了一场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幼年殖民地以及英国经济的面貌。此时，烟草还属于奢侈品，吸烟也是富人们的特权。有些人会为获取特等圭亚那烟叶支付每磅2英镑的价钱。从弗吉尼亚种植地大批进口的烟叶则改变了这种状况。到17世纪中叶，烟草零售价已经跌至每磅1先令（5便士）。吸烟成了欧洲各阶层人民共同的爱好。17世纪30年代，弗吉尼亚烟草业的兴旺无意间敲开了广阔市场的大门。自此，这一既能安抚神经、又可提神醒脑的药品远销欧洲。到1700年为止，英国本国消耗了1300万磅弗吉尼亚生产的烟草，而与此同时，它还向欧洲转口了2500万磅烟草。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一数字一直在稳步增长。

弗吉尼亚烟草的繁荣对英国及其经济都具有长远的影响。17世纪20年代正是殖民地的黄金时期。当时的一个评论家极富洞见，指出“比起女王的战争来说，国王的和平更能削弱西班牙的势力”4。他的逻辑十分简单。在之后的日子里，许多殖民主义的宣传家们都唱出了同样的论调。财富从弗吉尼亚流向英国，大大加强了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根据政府税务报告，在1699到1701年间，因进口烟草而获得的税务收入已达421000镑。这一数据占据了所有关税收入的20%。此时，弗吉尼亚和附近同样生产烟草的马里兰人口总计已达92000人，而且均已成为英国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

从聚集财富的层面上来说，弗吉尼亚已经超过了1610年在纽芬兰建立的小殖民地。它也超过了那些1620年建立的小型殖民地，即那些马萨诸塞海湾公司控制下的殖民地。总之，在期望与现实之间有着一定的差距。在一份1611年的报告中，为了吸引投资，一位来自纽芬兰殖民地的早期垦殖民将小定居点描绘成“非常诚实的地方，既安宁又富有希望，遍地都是赚钱的机会”。然而，前一年抵达此地的一名游客在他的家书中却这样描述殖民地的情形：“野蛮的纽芬兰！此地给人们带来的唯有与获得报酬不相称的繁重劳动。而唯一能令人有一丝满足感的也就只有这些微薄的收入。”这一荒凉土地吸引人之处在于其岸边丰富的鳕鱼资源。早在16世纪20年代，许多英国渔船就已经来到此地捕捞鳕鱼了。人们首先将鳕鱼捕捞上岸（一开始是用鱼钩和鱼线），然后将其用盐腌制、晒干并用烟熏制。最后，人们会将其同许多桶的鳕鱼油一起运送到伊比利亚半岛，并在那里用它们交换当地产品。到1620年为止，每年都有300艘船到访这里。而且，根据一份要求海军保护的请愿书中的内容，这些船雇佣了共计一万名水手，“不仅如此，英格兰西部地区还有两万人都完全仰仗着他们糊口”。5

同样，那些定居更南边的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清教徒定居者们也没有交上什么好运。他们所面对的也是一片不友好的土地。在横跨大西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作过多考虑，以为自己将要抵达的地区与英国的气候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他们迅速醒悟了。在1629年，其中一人极为悲伤地写道：“从10月中旬到翌年5月中旬，这片土地都沉睡在冬天的死寂之中。”他同时也提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因“无法忍受的严寒”而奄奄一息。

死亡率确实很高，但清教徒们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在他们眼里，死亡与烧山开荒、垦殖土地以及播种谷物一样稀松平常。这些男人和女人们受到上帝意志的强烈感召。他们之所以会主动从英国离开，是因为17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的加尔文宗信仰为政府所忌惮，并受到由国家控制的教会的系统性迫害。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们逃到了美国。这无疑帮助他们摆脱了不宽容的精神世界，也表现出了他们对所谓天意的笃信。他们认定，天意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凡是上帝选中的人都能够飞黄腾达，反之则处处不顺。按照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公司总督约翰·温思罗普的说法，他们能够在北美定居下来，正体现出来上帝对他的选民们的偏爱。1634年，在听说当地印第安人中间爆发天花的消息之后，他这样写道：“他们都死于天花了。这正是上帝宣告我们所有财产正当性的体现。”

到1660年为止，新英格兰殖民地的人口数大约为三万人。在这些人当中，大多数是清教徒。其中有很多不容于之前沿海殖民地的宗教正统，并逃到此地避难的人。在清教徒们当中，宗教观念的争论相当常见。这也就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分裂，并迫使传教者从那些不能接受其意见的团体中脱离出来。一位热衷于弥尔顿学说的清教徒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就是一例。他曾在剑桥学习清教，并于1631年抵达新英格兰。在教条般激进主义的指导下，他认定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并没有将印第安人土地分配给当地殖民者的合法权利。也正是出于这一动力，1636年，他自愿离开原来的殖民地。与一小拨支持者一道，他创建了一个新的殖民地罗德岛（Rhode Island）。此后，这一新建立的殖民地也成了其他被放逐的异端们的聚居地。

自16世纪70年代初开始，有关如何将另一批宗教异见人士（即天主教徒）赶出英国的讨论也已经提上日程。弗吉尼亚不欢迎英国的天主教徒们。直到1634年，巴尔的摩伯爵向满怀同情的查理一世提出要求并得到特许状之后，英国的天主教徒们才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殖民地。为纪念查理一世的皇后亨利埃塔·玛丽亚，这一新的殖民地被命名为马里兰（Maryland）。官方警告在此地殖民的天主教徒们，要求他们必须小心地控制加入者的数目，以防和他们的新教邻居们产生冲突。

哈克卢伊特将天主教徒和清教徒归为“多余人”的范畴。他认为，将“多余人”赶到海外殖民地居住有利于社会的整体福祉。乞丐和罪犯也都属于这一范畴。在1615年，他的这种要求变为了现实。人们将一群罪犯运送到了弗吉尼亚，以缓解当地劳动力短缺的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新的一批不受社会欢迎的人出现了。其中人数最多的是爱尔兰反抗者以及1642-1652年内战中的战俘。1650年，人们将在邓巴（Dunbar）捕获的苏格兰战俘以每个人15镑到20镑的价格出售。这些人就这样成了契约奴。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他们必须在主人的种植园内劳作。1660年之后，因为方便而又能获取利润，这种惩罚手段渐趋流行。

至少在1660年以前，这些极其不受欢迎的移民们还只是北美移民中的少数。几乎所有移民的男人和女人们都是自由人。他们移民到美洲只是为了靠自己的双手养家糊口。那些资助了首次殖民活动的公司们希望能够获取地租以及买卖土地的收入。因此，他们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运送健康的劳动力以及购买劳动工具上。而这些劳动力所获取的劳动成果也将被用于回报这一投资。

即便是按照当时的标准，移民美洲的选择也充满着不确定性。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男人和女人仍旧愿意离开英国？最为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英国的工匠、工人以及家庭仆人向来有在乡间四处寻找工作的传统。伦敦吸引的人口数目最多。1600年，伦敦人口数为二十万人，而到了1650年，这一数字就增长到了三十五万人。此时，伦敦的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因此，伦敦的人口之所以会增加，完全是因为外来务工者的涌入。既然德文郡的瓦工可以不断地更换工作，那么，他选择从布里斯托到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寻找工作，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一直以来，熟练工人就是弗吉尼亚公司重点招收的对象。1620年，他们贴出的广告上写着“出身工人世家或者接受过专门训练者优先”的字样。苏塞克斯的钢铁工人尤其受到他们的欢迎。

几乎所有去北美的人都是契约奴。他们或者有义务在种植园工作，或者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四到十年不等）凭借自己的手艺赚取工资。一旦雇佣期限已到，他们既可以在当地找工作，也可以选择回到家乡。从1654到1660年，有三千多个来自布里斯托的契约奴到达殖民地。其中，一半以上的人会在弗吉尼亚以及马里兰的烟草种植园工作。大多数契约奴此前的身份是小农或佃农，但也有少数是熟练的手工工匠，例如铁匠和箍桶匠。多数人来自布里斯托及南威尔士周边的城镇，年龄则大多在18岁到25岁不等。6

这些年轻的男人（女人也一样）是新殖民地的命脉。这个社会没有妨碍个人发展的障碍。正因为如此，所有人都跃跃欲试，希望发家致富。在那一时期，人们几乎都做着类似的梦。他们相信，出身或社会关系已经不再重要，只要有才能、展示的机会以及一点好运，他们就能大获成功。下一个世纪伊始，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书中的人物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就完美的实践了这一信条。摩尔出生于新门监狱。她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手段赢得了财富和地位，却在一系列盗窃之后重新沦为阶下囚，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作为重罪犯，她被发配到了弗吉尼亚。在故事的最后，她与曾是强盗的丈夫一同努力，终于跨越了出身的鸿沟，摇身一变，成了富裕而受人尊敬的种植园主。

《摩尔·弗兰德斯》并非是完全虚构出来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信“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应当由其才能决定”的作家所写的宣传册。1755年，一位跟随爱德华·布拉多克将军（General Edward Braddock）驻扎在弗吉尼亚的官员回忆道，他曾与一位“富裕的种植园主”共进晚餐。他发现，这位种植园主的妻子“曾经蹲过纽盖特监狱。每年都有大批的人从那里来到弗吉尼亚。其中多数是狡猾的荡妇，一些人傍上了愚蠢的种植园主”。但这个人并不蠢。他之所以会与自己的妻子结婚，一方面是因为她温婉可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有着管理种植园事务的“能力与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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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竞买北美殖民地的最主要的原因，一直以来都是为了榨取殖民地的财富。但是，从一开始起，它就与道德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道德需要的根源在于对天命、世界的本质以及世界居民的认识。

1609年，一位护教者为弗吉尼亚公司编纂了布道词。在文中，他将美洲描述成一块“曾错误地被野兽们和不理性的生物（例如美洲原住民，当时称印第安人）占领”的土地。按照作者的说法，英国人重新控制这片土地是符合上帝意愿的。哈克卢伊特的信徒、牧师西蒙·珀切斯（Simon Purchas）于1625年坚称，北美“处女地”是上帝给予英国人的馈赠，因而是神圣的。“智慧的上帝令野蛮部族富裕，而这些财富也吸引了基督徒，使得他们前来追求之。”

在这一时期，人们似乎都极为狂妄，认定美洲大陆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处女。她带着丰厚的嫁妆，就等丈夫上门迎娶。罗利用伊丽莎白一世的名字将北美东海岸的殖民地命名为“弗吉尼亚”，这并不仅仅是出于一名朝臣奉承的需要。这一命名背后还有深意。在其请求占领圭亚那的上书中，他将这一地区描述为“一个还保留着童贞的国家，没有经受过侵略、政变或加工。它的土地没有经受过蹂躏，也没有因为施肥而失去地力”7。在《啊，向东》当中，海鸥船长用一种更为粗俗的方式团结了将要定居殖民地的人们：“来吧，小伙子们！弗吉尼亚正等着我们破除她剩余的童贞呢！”在所有将美洲比作清白少女的人当中，最为著名的是约翰·多恩（John Donne）（他的名号之一是弗吉尼亚公司的牧师）。在他的《致床帏间的女人》（To his Mistris Going to Bed）中，探险者和种植园主都扮演了勾引女性的角色：

请允许我用双手触碰，并自由地抚摸，

向前、向后、在中间、向上、向下，

哦！我的美洲！我新发现的沃土……

许多英国人所碰到的道德问题在于，他们应当向谁宣称自己是这肥沃、未经耕种的土地的主人？主流意见为这一问题给出了最能令人接受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这一意见认为，世界秩序是由上帝制定的，人在其中的地位也是由其决定的。弥尔顿为殖民活动辩护，指出“上帝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世界……指示人们在其中居住”。仁慈的上帝赐予了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此地的原住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好运，更不要说利用这些好运了。他们不但有意忽视自己的好运，而且生来就有着种种道德缺陷。这些都使得他们失去了对土地的继承权，转而将土地拱手让给勤奋的外来者。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稍加改动，来解释大洋洲及非洲的问题。

一百年以来，在欧洲探险家们的详细报告之中，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美洲印第安人描述为一个堕落且低等的人类种族。马丁·弗罗比舍爵士（Sir Martin Frobisher）于16世纪80年代遭遇了北加拿大的因纽特人。他将因纽特人描述为“粗暴的野兽”，“不讲卫生，从来不使用桌子、板凳或台布”，甚至还住在洞穴里。50年后，一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也做出了类似的描述。无论是圣劳伦斯河流域印第安人的食人习俗，还是他们公开折磨囚犯的行为，都给这位传教士留下了心理阴影。因此，他将这些人描述为“除了一张人皮外，他们简直就是凶暴的野兽，没有一点人性”。他们绝对遵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对文明的定义。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些美洲人显然并非文明人。

在首次碰到欧洲人的时候，美洲原住民坚信自己遇见了某种超自然的生物。在墨西哥，阿兹特克皇帝蒙特祖马二世相信，征服了他的人民的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是羽蛇神（Quetzalcoatl）下凡。60年后，当德雷克在加利福尼亚登陆的时候，当地的米沃克人（Miwok）把他们当成了神。印第安人们立刻给他们献上了牺牲。令来访者们困扰的是，就好像在想象自己见到鬼魂时所做的一样，有些米沃克人开始自残。各处的印第安人都把欧洲人当作神：他们的船是移动的小岛，船上的帆是云，而大炮是制造闪电和雷击的工具。欧洲人很轻易就利用了这种无知。1633年，一个法国船长用一把磁化了的剑刃吸住了一把刀。这很令印第安人着迷。按照他的话来说，印第安人将会“想象我们具有某种神力，并因此而崇拜和畏惧我们”。

印第安人的风俗令多数欧洲观察家们感到失望。他们的社会似乎没有秩序，而在文艺复兴人看来，这一点正是文明的重要组成要素。他们是偶像崇拜者。而且，根据一个波士顿清教徒科顿·马特（Cotton Matter）的说法，他们是“懒惰的寄生虫，极其喜欢无所事事”。在他的心目中，懒惰是恶行中的一种。因此，殖民者们占领此地也就是正当的，印第安人遭到驱赶也是上帝的旨意。正如以色列人驱逐异教徒的迦南人一样，上帝希望殖民者将印第安人驱逐出去。

然而，就好像莎士比亚《暴风雨》中所描绘的凯列班一样，虽然印第安人们无法成为新世界土地的主人，他们却可以接受教化。在1614年上演的假面剧《弗吉尼亚公主》（The Virginian Princess）当中，这种教化思想也从异邦的形式当中表现了出来。异教徒的印第安贵族们穿着依理高·琼斯（Inigo Jones）所设计的金线刺绣的、装饰有羽毛的豪华服装，并接受了以詹姆士一世名义所写的致辞：

弗吉尼亚的王侯们，你们需即刻放弃，

你们对那些太阳神无根据的崇拜……

而且运用你们这可爱的奉献之心，将这些活动转向

这不列颠的福波斯（阿波罗）神。

起初，为了教化当地的印第安人，弗吉尼亚公司的管理者们制定了大量的计划。而且，在殖民初期，殖民者和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很和谐。但是，随着殖民地面积的扩大，殖民者们需要新的土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然要牺牲印第安人的利益。1622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一场大屠杀中，超过300名殖民者被杀。自然，这在殖民者当中激起了新的、更剧烈的愤怒。“比起用正当手段教化他们来说，征服他们要来得更为容易，”公司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因为他们既粗鲁又野蛮，还不穿衣服。他们抱团行动，这或许有助于他们取得胜利，但无益于文明。”假以时日，美洲原住民将遭受致命的打击。殖民者不但会毁坏他们的帐篷，践踏庄稼，而且会“骑马驱赶他们；嗜血的猎犬也将紧随在他们的身后；獒犬将会把他们撕成碎片，因为它们只会将这些光着身子、晒得漆黑且畸形的野蛮人当作一群野兽”。

这一将印第安人赶尽杀绝的要求并非特例。无独有偶，在南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渴求着土地的殖民者们都喊出了类似的口号。他们希望能毫不留情地打击那些没有人性的敌人。值得注意的是，与在北美所进行的殖民活动同时，人们也开始在爱尔兰定居。比起北美殖民地来说，在爱尔兰建立的定居点规模大得多，其居民大多是苏格兰长老教派移民。1622年到1642年间，为了教化讲盖尔语且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十二万名殖民者来到了爱尔兰。弗朗西斯·培根毫不掩饰地将这些爱尔兰人评价为“拖文明后腿”的人。在大西洋的两岸，殖民者们都遭到了分散却又顽强的抵抗。两岸的殖民者们也做出了类似的反应：诉诸屠杀以及极端的镇压手段。半个世纪以来，新英格兰的殖民者们一直在和印第安人作战。这无疑麻醉了他们的神经。1703年，欧洲殖民者屠杀了当地的佩科特人。在一个教士的鼓励下，一个士兵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有的时候，教义要求我们必须杀死女人，并将孩子同他们的父母一同杀死。”在其建立初期，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公司就在其印章上刻上了这样的图案：一个印第安人。在他的头部上方还有一个卷轴，上面写着“过来帮助我们”的字样。

在北美，要求土地的不只是美洲土著。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weaty of Tordesillas）。条约规定，在教宗敕令的保障下，二者平分新世界。作为新教徒，英格兰人显然无视了这一条约。1497年，约翰·卡博特（John Cabot）打破了这一条约，对新世界的土地提出了诉求。在亨利七世的资助下，他跨越了大西洋，并在新苏格兰或者纽芬兰登陆（没有人能确定是哪一个）。他在形式上以国王的名义占领了那块地方。此外，12世纪威尔士王子马多克传奇般横跨大西洋的航行也值得称道。在伊丽莎白时期扩张主义者们的笔下，这一非现实的故事几乎等同于史实。他们引用这一故事，以推翻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对新世界的统治。

然而，人们根本没有必要提及这一古董级的荒谬言论。这是因为，到了1600年，伊比利亚国家显然已经没有足够的海上力量来维持其在新世界的霸权。自1560年以来，法国、荷兰和英国的海盗们已经多次挑战了两国的权威，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尽管如此，在1565年，西班牙还是成功地将法国殖民者们从圣奥古斯丁赶走了。几年间，弗吉尼亚人害怕自己也会遭到同样的待遇。但是，这一担心没有成为现实。自1604年以来，英西关系一直发展良好。况且，1609年，西班牙又同荷兰开战，因而需要英国供应粮草。这样一来，西班牙就更加不可能同英国交恶。在最初的大约30年里，北美定居点没有受到过外界势力的侵扰。这无疑有利于其发展壮大。

第二章

廉价货与灵魂的等价交换：西印度与东印度群岛

16世纪中叶，英国人首次来到加勒比海地区。在那时，这一地区通常被称作西班牙大陆。在哈克卢伊特的号召下，德文郡的船主和承包人约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走上了这条贸易的道路。按照哈克卢伊特的说法，“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埃斯帕尼奥拉的西班牙殖民地，即现在的海地），黑人是非常走俏的商品。而且，在圭亚那的海岸上，贩卖黑奴的商店能够轻轻松松地开张”。虽然西班牙殖民者们很感激霍金斯为他们带来了西非黑奴，但是，他们的政府却不能同意霍金斯的要求而解除贸易垄断条例，仍旧只允许西班牙人参与西班牙货物的贸易。1568年，霍金斯的小型货运船队在圣胡安德乌卢阿遭到伏击。他不得不逃离此地，并且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和包括德雷克在内的其他人一起，他重操海盗旧业，继续劫掠西班牙船只。

对于新教来说，这是一场神圣的战争；与此同时，这也是一场在无主水域争夺利益的战斗。德雷克向他的西班牙俘虏们诵读福克斯的《殉教者之书》（Book of Martyrs）。德雷克手下的一个船长约翰·奥克斯纳姆（John Oxenham）甚至成功地迫使了一个宗教裁判所的官员就范。他把一个夜壶放在这个官员的头上，并狠狠地“打了他几拳”1。后来，奥克斯纳姆本人被宗教裁判所抓住了。由于既支持异端学说，又鲁莽冲动，他被处以火刑。就新教的意义上来说，海盗活动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却令许多海盗大发横财。这些人袭击宝船的丰功伟业可谓脍炙人口。1621年正值英西两国关系恶化的时期，信奉清教的沃里克伯爵提出了向加勒比海地区派遣舰队的请求。这一计划预计将花费364000英镑，而其主要来源为公众捐款。

这一旨在获利的海上“十字军东征”最终没有达成预定的目标。虽然如此，它仍是一次对加勒比海地区的事先侦查。人们也就是在此地发现的巴巴多斯。这一小岛不但土地肥沃、水源丰富，而且被认定为适合发展烟草种植。人们着迷于建立第二个弗吉尼亚的愿景，而且，在1627年，查理一世也为新成立的巴巴多斯公司颁布了特许状。在这里殖民的人们迅速陷入了困境：巴巴多斯产的烟草无法与弗吉尼亚的商品抗衡；即便是迅速转向种植棉花，似乎也无法挽救当地经济的颓势。

蔗糖种植救了巴巴多斯一命。1643年，人们开始在巴巴多斯种植甘蔗。短短50年间，甘蔗种植园就已经占据了全岛4/5的土地面积。在其出口产品之中，精炼糖、糖蜜和朗姆酒占据了9/10的份额。这一现象被此后的历史学家们称作“蔗糖革命（Sugar Revolution）”。它改变了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形态，并且为此后的黑奴贸易扫清了障碍。这一贸易虽然是附加的，但是就经济利益而言，它与其他贸易所获得的利润基本相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直到1815年为止，这一地区都是战火不断。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一直在此地争夺岛屿所有权以及对海洋的控制权。许多种植园主正是靠蔗糖种植业发了家，成了百万富翁。据估计，在1681年，向甘蔗种植园每投资5000镑就能够获得每年1000镑的收入。或许这一估计过于乐观了，但当时蔗糖种植业十分兴旺的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而且，此时，在与来自葡萄牙巴西殖民地的竞争者们的一场价格战争当中，英国人已经占据了上风。这一繁荣无疑对英国以及其政府均有所裨益。据估计，从1699到1701年间，英国政府在蔗糖进口上征收的税额价值可达280000英镑。

巴巴多斯的成功刺激了其他殖民者，使他们加速了对其他岛屿的占领。到1600年为止，英国殖民者们就已经占领了圣基茨、安提瓜、尼维斯、蒙特塞拉特和牙买加岛（1655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得），并在岛上种植甘蔗。1638年，一小撮殖民者曾试图占领圣卢西亚，但很快就被当地的加勒比人赶了出去。这些当地人展现出了极大的智慧。他们点燃了干辣椒堆，将殖民者们从他们的要塞里“熏了出去”。

当时，早期种植者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当地的疾病，特别是依靠蚊虫叮咬传播的疟疾和黄热病；其次是劳动力密集的蔗糖生产过程，包括种植、收获以及加工处理。当时的医疗知识有限，不足以支持英国人离开他们温和湿润的故乡而去往热带。1602年，根据当时盛行的有关体液平衡的希波克拉底原则，一位医生写道，英国人应当避开那些“燃烧地带（burning zones）”。这是因为，“自然使得西班牙人天生能够适应忧郁质和胆汁质人群集合的地方集中的地区”。2

出于对金钱的欲望，许多移民根本无视医生的警告。然而，他们在加勒比海的日常生活却总是朝不保夕。士兵和水手们吃得很少，他们的食物也不新鲜。他们经历了最糟糕的状况，因而没有人愿意被派遣到西印度。1778到1779年，在尼加拉瓜海岸上发生了一场小型战役。在一支一千八百人的精锐部队中，3/4的人都死于高烧。而那些包括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上校在内的幸存者们大多染上了疟疾。3

在当时，预防性的药物和治疗药物还比较原始。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药物甚至增加了病人的痛苦。1704年，一位安提瓜的种植园主和总督，克里斯托弗·柯丁顿爵士（Sir Christopher Coddington）曾患上一种“不断流血”（痢疾）的病症。他相信，这种病症是因为操劳过度而导致的，并服用“大量的鸦片酊”以缓解这些症状。但是，这一秘方却引发了新的病症，包括腿麻以及疼痛。为了治疗，他洗海水澡，并饮用“大量冷水（我认为这里指的是西印度的灵药）”。但是，这些水可能受到过污染，并延长了他患痢疾的时间。尽管美洲印第安人早已发现，金鸡纳树（其中含有奎宁成分）具有预防疟疾的功效，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人们才开始广泛使用它进行治疗。在没有金鸡纳树的情况下，所有的疟疾病人都必须像罗伯特·维纳布尔斯（Robert Venables）上校一样，强忍住病痛的折磨。“我曾瘦得皮包骨头，”在1655年牙买加战役当中，他这样写道，“在三周的时间内，我不时地会发狂。”他将自己与士兵们的疾病认定为上帝因“国家的罪过”而对他们实施的惩罚。这样想可能会使得他们内心坚定。4

对于那些梦想着做蔗糖生意发大财而移民到西印度的男人和女人来说，他们通常必须忍受疾病的折磨以及极端的湿热天气。但是，单凭金钱的驱动力，并不能补偿生理上的痛苦。正是因为这一点，到了这一世纪末，很多较为富裕的种植园主便将自己的庄园交给经理们打理，自己则回到英国。而且，由于生意所赚取的利润，他们所过的生活通常相当滋润。

早期的种植园主和他们所雇佣的英国契约奴们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起初，甘蔗种植园效仿弗吉尼亚的例子，并进口劳动力。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英国劳动力显然无法适应当地的环境，在热带种植甘蔗。既得知他们未来的境遇，又从前辈们口中得知自己很难赚回旅费，自愿到西印度当契约奴的人数越来越少。

到1650年为止，西印度殖民地一直饱受劳动力短缺这一问题的困扰。为了应对这一状况，人们采取了许多权宜之计。在1650到1652年之间，克伦威尔曾发动过苏格兰和爱尔兰战争。人们开始将战败了的反抗者们定期输送到西印度群岛。1685年，在镇压了蒙茅斯公爵反叛之后，人们重新启用了这种惩罚性的措施。在这些反抗者们当中，爱尔兰人为数最巨。他们或者是因为叛国被遣送，或者因为贫穷而逃到此处。但是，他们却是最郁郁寡欢、不乐意干活的工人。“我们认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是最好的仆人，"1673年，圣基茨的种植园主这样写道，“而爱尔兰人则最坏。除了会使坏之外，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根本一无所长。”1674年，在蒙茅斯的爱尔兰工人曾协助法国人攻打这个小岛。而在20年后，他们的同胞又遭到怀疑，被认定具有亲法倾向。5

因为不愿雇佣爱尔兰人，1677年，绝望的圣基茨种植园主们开始与英国方面讨价还价，试图用每人1.15先令（一说1.55先令）的价钱从监狱中购买罪犯作为劳动力，并支付他们的交通费用。这一交易是私下进行的，尽管在1664年，英国政府盘算着将大批人赶到海外甘蔗种植园内。这些人包括“所有的流浪汉、流氓和那些吃白饭的游手好闲之人；那些领受教会恩惠的重犯……吉普赛人以及当了暗娼的下等人”。其中，17岁以下的人必须义务劳动七年，而超过17岁的则需要工作四年。

对于没有生活希望的穷人、罪犯或是那些反抗者们而言，他们的未来并不是一片灰暗。虽然他们不得不履行契约义务，但只要能熬到头，他们就能够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得到10英镑或400磅的蔗糖作为报酬。有些人成了年薪50镑的工头，而那些拥有诸如木工等专业技能的人则能赚到两倍的数目。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种植园里劳作仍旧是一份苦差。一些人认为，到种植园工作无非是上绞架的替代品，是一样的重刑。这一观点可能是当时的主流。“在我们面前等待着的，不过是奴役罢了。”一小撮雅各宾派反叛者们的发言人如是说。1716年，这些人被送往西印度。在绝望之中，他们从看守的手中夺取了船只，继而逃往波尔多，重获自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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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勇敢的人将他们的未来与黑奴的未来做比是有其道理的。后者自1650年来就逐渐开始取代种植园上日益稀少的白人劳动力。黑奴常会和欧洲人肩并肩一起工作。他们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样经受着热烈天气的考验。对于白人来说，这一经历无疑令他们感到难堪，尽管与他们的黑人同事不同，他们不是主人的所有物，其服务也有一定的期限。

既然无法找到自愿而吃苦耐劳的劳动力，英国的殖民者们不可避免地会效仿西班牙人的殖民体系，大量进口黑奴以填补种植园内的劳动力缺口。在经历过强制劳动、过度劳动、异邦细菌病毒的侵袭以及有计划的屠杀之后，到了16世纪中叶，加勒比海的印第安人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西班牙殖民者转而使用黑奴。这是因为，只有他们才能适应西班牙大庄园以及矿山中高强度的劳动。出于经济而非人口上的考虑，英国殖民者紧跟着西班牙人的脚步。而且，自1650年之后，奴隶逐渐取代了契约奴，成为种植园当中的主要劳动力。与此同时，切萨皮克流域的烟草庄园开始使用奴隶劳动力。此后不久，卡罗莱纳也开始进口奴隶。

对于其支持者来说，奴隶制之所以是合理的，首先是出于经济的需要。在一份1663年写给皇室寻求支持的报告当中，他们为自己的要求做了简单的辩护。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希望能够得到皇室的支持，占领圭亚那海岸上的荷兰殖民地苏里南。“黑奴是这个西方世界的命脉和力量。如果种植园主们能够得到他们的话，”报告中这样写道，“那么，他们不但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富，也能够为陛下带来更多的税收。”7奴隶制支撑着蒸蒸日上的西印度经济，而种植园主和英国政府都能够从中获利。无疑，政府会增加新的税收名目，以保护并刺激这一新的国家财富来源。

奴隶的买卖与剥削涉及道德问题。而且，在这个大多数商店均使用自由劳动力的国度里，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一向是英国殖民计划狂热的拥护者。但是，在他的《礼仪改革》（Reform of Manners,1702）当中，他也对“用廉价货换取人类灵魂”表示疑惑。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黑人的“自然脾性”就是对白人感到畏惧，并且臣服于白人。这一想法很清楚地体现在笛福的小说《杰克上校》（Colonel Jack）当中。而在17世纪以及18世纪的欧洲，很多人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种观点。在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传统当中，黑奴是一种低等的生物，不仅是被诅咒的哈姆（Ham）的后代，而且属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笔下“次等人（lesser humani-ty）”的范畴。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传统和《旧约》一道构成了笛福等人观点的基础。

正如评判印第安人土著一样，欧洲人也用欧洲的标准来评价黑奴，并将其评判为低等的生物。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强调，他（黑奴）“生来就是低人一等”的，因为他的种族“没有自己的生产技艺，没有本土文学，也没有创造科学成果”。倘若他表现出智慧的一面，也不过是鹦鹉学舌，“只能说出几个平淡无奇的字眼”，却不能领会这些单词背后的含义。那些到非洲旅行，尤其是那些与奴隶贸易有所瓜葛的人也为这些结论背书。他们讲述着骇人听闻的故事，将非洲描述为一片黑暗而混乱的大陆。其人民不但崇拜偶像、为食人而进行屠杀，还进行部族战争。

尽管他们道德败坏而且智力低下，这些黑奴仍旧是这个神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当中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这一世界秩序中，一个人的存在是否合理，主要是按照其劳动能力来进行评判的。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则的考虑，英国政府将懒汉、流浪汉以及罪犯流放到殖民地。在那里，他们能在工作中弥补自己的过失。同样，法国人也强制恶棍们终生劳动，以为其在战争中所犯下的过错赎罪。在种植园里服劳役之后，不但黑人能够完成上天交给他的任务，整个世界的公众福祉也得以增加。“第一次看到人被当作商品出售之时，我大吃一惊，"1764年，一位尼维斯的遥领种植园主约翰·皮内（John Pinney）这样说，“但是，他们为我们所用、并为我们争取利益显然符合上帝的旨意；如果这一行为（使用黑奴）有悖于他的神圣意志的话，必然会出现不祥之兆。”

要维持奴役制度并不是钻不了空子。在17世纪早期，索尔兹伯里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就曾极为装模做样地表示，既然奴隶们为英国做了如此多的贡献，那么，他们理应接受基督教作为回报。一部分种植园主显然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他们有理由相信，倘若他们的奴隶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固执和不听管教”。1681年的全岛议会上，总督理查德·达顿爵士（Sir Richard Dutton）向巴巴多斯的种殖园主们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认为，“应该像使用信奉基督的仆人一样”使用奴隶。“但是，由于他们既野蛮又粗野，要向他们传教是全然不可能的”。8至少在天主教和英国国教的教职人员看来，蓄奴和过基督教生活两者之间并不矛盾。1711年，英国国教主教弗利特伍德（Fleetwood）向群众传道：“主的教义并没有禁止我们拥有信奉基督教的奴隶，国家的法律也没有出台过这样的禁令。”次年，他所属教会的传教组织“宣传基督福音协会（Society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Christian Gospel）”受赠了巴巴多斯的一处种植园。在那里，每一个奴隶的胸口都烙着“协会（Society）”这一单词，以标明其新主人的身份。显然，在受到了这种待遇的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皈依基督教。

无论如何，除了教会成员之外，其他人也对奴隶是否能够皈依基督教发表了不同的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8世纪，这一辩论便显得更为激烈。人们开始怀疑，一个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究竟如何能够和“一部分人代代都是低等”的观念相兼容。更有甚者，正如那些种植园主们所预计的那样，基督教知识令许多奴隶发现自己处境恶劣。19世纪20年代，一个黑奴曾告诉一位传教士：“老板（白人）把上帝丢在英国，而牙买加的恶魔唆使他作恶。”9

对于那些隶属于“宣传基督福音协会”的黑奴们来说，他们胸膛上的标记明白无误地告知他们自己是主人的合法财产。根据哲学家约翰·洛克于1669年为卡罗莱纳制定的宪法，“每一个自由人”都“可自由处置其黑人奴隶”。在北美大部分地区以及西印度群岛，这一原则都以不同的形式得以推行。种植园生活也因此而蒙上了一层特定的粗暴色彩。而且，这种粗暴往往毫无理由。时人对此多有论述。一位牙买加庄园经理的日记中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1756年5月26日）罗亚尔港发现德比（两人都是奴隶）在偷吃甘蔗。后者受到了鞭打以及盐水浸泡的惩罚。在这之后，我们让亨利（另一个奴隶）在他的嘴里拉屎。”显然，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10

高强度的劳动以及食物的匮乏迫使奴隶们去偷吃甘蔗幼苗。近年来，法医对巴巴多斯的一个墓地中所发掘出来的101具骨架进行了鉴定。其中，最早的墓为1660年开掘，而最晚则可达1820年。人们发现，当时奴隶的平均寿命在29岁左右，而且10岁以下的儿童极易夭折。营养学证据表明，当时的奴隶所摄取的营养与他们的工作量极不相称。为了减轻饥饿感，奴隶们往往会选择抽烟叶。11虽然种植园主们积极鼓励奴隶纳妾，但新出生的奴隶仍无法填补劳动力的缺口。在一位种植园主的日志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黑奴们可以根据自身意愿生养孩子。就像母鸡往往不能在甲板上下蛋一样，他们之所以不能生养，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所处的境遇。”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迫使种植园主们不停地进口奴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奴隶贸易才得以长期存在。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机制十分简单。商人们采取以物易物的办法，从西非海岸各部落的酋长手中换取奴隶。这些奴隶先是被囚禁在贸易据点附近的大院里，此后就被送到西印度准备出售。在17世纪下半叶，常用于和奴隶进行交换的物品有宝贝、几疋印度产布匹（这两种都是当地的货币）、铜、铁、烟草以及酒。1700年以后，一些英国商人开始用火枪与部落酋长们进行交换。当地人认为火枪具有极大的价值。而且，这也是一种间接的战争投资。使用火器的当地军队有更大的胜算。有了火器之后，他们也就能够俘虏更多的敌人，并将其在海岸上出售。

在早期阶段，进行奴隶贸易所获得的回报相当丰厚。一个奴隶可以换得价值4英镑或5英镑的货物，而加上运输途中所需的费用，他还可以再换得5英镑。这些运输途中的费用包括奴隶的食物以及医疗费用。在西印度的一个码头附近，根据奴隶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他们分别等价于15镑、17镑或者2400磅的蔗糖。如此丰厚的利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奴隶数量的减少。在航行当中，每四个奴隶中就有一个因为疾病、绝望或者两者皆有的原因而死亡。

17世纪50年代中期，奴隶贸易已经渐趋繁荣。单在巴巴多斯一地，平均每年就有三千名奴隶出售。其中的一些是重新出口到其他岛屿、弗吉尼亚或是马里兰。此种贸易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了荷属以及英属殖民地。这一点也引起了政府的兴趣。他们从中干涉，以此确保自己能够在这种贸易当中分得一杯羹。1660年，皇家探险家公司（查理二世为其投资了5000英镑）获得了为在西非海岸上活动的英国人奴隶贸易商发放护照的垄断权。该企业于1672年重组，更名为皇家非洲公司。它所掌管的贸易据点分别位于今天的赞比亚、塞内加尔、加纳和尼日利亚的海岸上，并且设有要塞以及守备把守。然而，这一公司从未真正的垄断过奴隶贸易。魄力十足地在波士顿和纽约外围活动的奴隶贩子全然无视公司的存在，自行与马达加斯加建立贸易联系。1698年，这一垄断终于得以废除。成百上千的个体商也就此得以从这一贸易当中牟利。多数人选择将基地设在伦敦、利物浦和布里斯托。但是，也有不少人选择将自己的产业设在兰开斯特、怀特黑文以及邓弗里斯的。这些产业的规模往往较小，其所拥有的船只吨位往往不超过1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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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所进口的廉价纺织品是用于换取奴隶的商品之一。16世纪初，葡萄牙人首次驾着全副武装的轻快帆船，开辟了印度和远东市场。当地人并不欢迎他们，但却无力制止。1501年，达·伽马的战舰炮击了卡利卡特，向当地人展示了欧洲火炮的威力。一年后，由于数量上的优势，他的小型船队击溃了一支阿拉伯的船队，将它们赶出了马拉巴尔附近海域。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胜利，葡萄牙人在当地确立了其统治地位，并维持了近百年。

葡萄牙在香料和远东纺织品方面的贸易霸权受到了英国和荷兰的商人以及船主们的挑战。在一系列的事先勘察之后，东印度公司于1660年成立，其总部设在伦敦。这一公司也是累范特商人们所构想出来的。他们迫切地希望摆脱东地中海的中间人，直接和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香料供应商接洽。这一公司的规模很小，其资产不过68000英镑。而且，它的活动一开始仅限于每年小舰队所进行的探险。这些活动的风险很大，丝毫不亚于在好望角附近航行所面临的风险。1617年，在“全球（Globe）”号和“胡椒子（Peppercorn）”号装载着满满的货物回归之时，他们也承载着获取丰厚回报的希望。因此，公司的主管号召所有的持股人前来祷告。这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必须将自己的心献给上帝，以表示感激……而且，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表现得更加感激；无疑，我们表现出越多的感激之情，上帝必将赐予我们更多的福祉”。

上帝的赐福和收益的确增加了。这不但印证了投资者们经济嗅觉十分敏锐，也反映出了他们心之虔诚。在那个时代，人们都相信上帝不会令他的选民们失望。早先的投资者们平均获利为20%左右。1614年，两艘公司下属的船只在达布蒂河河口遇见了四艘葡萄牙船。英国船只展现了英国式的战斗技能，成功地将葡萄牙船只驱逐出了这片海域。而与此同时，莫卧儿军队则在岸上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在印度，公司至少做到了站稳脚跟。近20年后，葡萄牙人对东印度公司做出了让步，认定其具有在印度海岸上任何一处建立工厂（即所谓的贸易据点）的权利。

而且，正如工厂的名字所说的那样，创立者们希望在原产地进行香料贸易，并且从中获利。这些原产地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和摩鹿加群岛。但是，其对手荷兰已经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这里。他们所创立的远距离地区公司（Compag-nie van Verre）在此地实力雄厚，有能力抗击闯入者。该公司创立于1602年，最初资产总计50万英镑。不久，该公司就在巴达维亚（雅加达）、安汶岛和马六甲建立了戒备森严的贸易据点。其中，马六甲是他们于1641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的。显然，他们很难容忍英国侵略者在此地逗留。而且，就在不久前的1623年，荷兰人将安汶岛上的18名英国商人折磨致死。他们发动这一暴力事件是为了吓走后来的英国商人们。英国商人虽然并没有因此而被吓退，但他们确实转变了思维，开始将目光投向印度。这是因为，印度人并不会反对他们的到来。

印度领主莫卧儿帝国皇帝以及他们的地方行政长官（总督）们都希望与东印度公司达成协议。他们允许东印度公司在次大陆的东西海岸上设立一系列的贸易据点。船只开始源源不断通过此地，取代了原先一年一度的航行。到了这一世纪中期，贸易已经渐趋繁荣。在1674到1675年间，公司总计出口了价值15.5万英镑的英国工业品以及价值41万英镑的银块。他们也进口了价值86万英镑的印度商品，其中大多数是纺织品。与此同时，仿效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先例，公司也开始参与远洋运输，并开始在印度、南阿拉伯的港口以及远东之间运送货物。1664年，他们从中国得到了少量的茶叶。在当时，这一物品仍是来自异域的奢侈品，仅供高层人士饮用。

随着公司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并且扩展了获得利润的渠道，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尽管公司的高层人士仍坚称，公司并没有对莫卧儿稳定统治下的地区抱有任何领域政治上的野心。而且，身处一个外表与威望、权力直接挂钩的国度，公司必须维护自身的公众形象。17世纪70年代，托马斯·鲍厄里（Thomas Bowrey）拜访了公司所设立的一家工厂。这一工厂位于马德拉斯附近的圣乔治要塞。他发现，正如欧洲所有的要塞一样，工厂的周围“环绕着非常有效而坚固的壁垒、岗哨以及炮台”。总督和他的议会表现得就像当地的统治者一样，“为了英国的荣耀，他们在当地发展经济、维持文明而有序的政府管理并且有礼貌地接待所有的外国使者”。贵族们同时也是商人。鲍厄里看到，当地储存了“大量的薄细棉布、印花棉布等物”，准备出口到英国。而目的地为阿拉伯、波斯或中国的船只上则满满装载着英国产的阔棉布、刀以及剪子。12印度人是一个“无害而盲目崇拜偶像的民族”。在他们当中，有帕西人、古吉拉特人以及莫普拉人。由这些人所单独组成的商业团队愿意和公司进行贸易。此时，那些每天赚1安娜（1/2便士）的纺织工所织造的布匹已经占据了公司出口货物中的大宗。从1699年到1701年，进口这些货物的总价值为52.2万英镑。其中，2/3的货物都重新出口到了欧洲和西非。在那里，人们用它来换取奴隶。

第三章

种植园间必须团结一致：王权与殖民地

1645年，货轮“海豚”载着一船工业制品离开了伦敦。这些工业制品包括玻璃、脚轮、鞋子、帽子、打捆的帆布、白蜡、钢铁和黄铜器具。这些货物都是要运到新英格兰卖给当地殖民者的。货轮在波士顿卸货，并且换上当地的货物：小麦和裸麦，桶装的牛肉、猪肉、鲱鱼和鲭鱼等。其中，还包括了7000磅的烟草。这些烟草很可能是从弗吉尼亚运送到马里兰的。“海豚”随即向南行驶，进而抵达巴巴多斯。在那里，人们卸下其中的一些货物。而那些空当很快就为蔗糖所填补。此时，它才开始了横跨大西洋的旅程，仅仅在加纳利群岛稍作停留。在那里，他们将腌渍的鱼拿出来卖给当地虔诚的天主教徒。这是因为，后者遵守教会的规矩，从不在星期天吃肉。1

这一环形航行以及其他成百上千次类似的航行反映了英国贸易的显著改变。优良质地的毛纺织物曾经是英国的主要出口商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地位逐渐不保，烟草、蔗糖、鱼类等逐渐开始占据主导。在这一世纪的最后15年里，用于制帽的加拿大海狸皮也加入了大宗出口商品的行列。到1700年为止，这些商品的再出口占据了英国海外贸易的30%。布匹所占的份额则从1647年的90%急剧下降到17世纪末的47%，下降的趋势还在持续。与此同时，新的市场开始涌现。自1630年到1700年，50万人移居殖民地。其中，2/3的人移居北美。所有人都急需家庭作坊生产的商品。在17世纪50年代中期，仅巴巴多斯一地，就进口了20000双靴子和鞋子以及1500匹马。

随着经济革命的起步，英国国内政治也不再稳定。1642年，英王查理一世同议会之间斗争的爆发将这一不稳定推向了顶峰。争论的根源在于，两者中的哪一方拥有制定政策的权利。尤其是在有关宗教和税务的问题上，这一争论就显得更为激烈。在英国本土的战争也波及了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自1640年起，许多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选择回到故土为议会战斗。1649年，保王派倒台。前朝臣和剧作家、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选择在自己的领地内收留这些难民。新的共和联邦不承认他的所作所为，并勒令他放弃职位，回归田园。但在1660年，随着查理二世的复辟，他重新崛起，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1649年联邦的成立可谓是帝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在接下来的11年里，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希望能够保持并扩大英国在海外的势力及其贸易。他们立法以强调英国本土对殖民地商业行业的控制；促成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希望重新武装英国海军；对荷兰海上力量发起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势力。

对于制定这些政策的所有官吏们来说，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英国的殖民地以及由它们所带来的、新的跨大西洋贸易将会是重要的国家资产。它令人垂涎三尺，因而必须得到政府的保障，并由此逐渐发展壮大。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动用武力。当时盛行的经济教条（即重商主义）渗透到了当时政府决策的方方面面。这一教条假定全球贸易是有限度的，而国家财富的多少必须以其自给自足的程度来加以衡量。自给自足也表明了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是因为，它表明一个国家不再处于和其他世界力量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并有能力积累一定的财富。在原材料方面尤其如此。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之所以乐意给殖民地颁布许可，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证国家自给自足的考虑。倡议者们希望，殖民地能够为英国提供足够的货物，以替代过去从欧洲进口的那些商品。他们显然大错特错。但是，出乎其意料的是，美洲及加勒比殖民地的商品仍足以出口到一个特定的、不断扩大的大陆市场当中。如果此后的事态按照17世纪40年代时的趋势发展的话，英国将很快成为跨大西洋贸易的中心，而这一贸易的基础正是烟草、蔗糖、鱼类以及新的奴隶运输。

显然，这一贸易前途未卜。英国在北美还未站稳脚跟：此时，法国的势力已经开始渗透到圣劳伦斯河流域。而在更远的南方，荷兰人在今天的纽约建立了一个小根据地。荷兰的威胁并不仅限于此。1648年之后，他们暂时脱离了欧洲事务的纷扰，得以腾出手来发展他们已经极为庞大的商业舰队并成为世界的主要海上运输力量。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政府的目标在于加强同殖民地之间的商业联系。这些殖民地受到限制，不得不通过英国并且使用英国的船只来进行其所有的海外贸易。1643年和1660年颁布的《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1663年颁布的《必需品法》（Staple Act）以及1673年颁布的《种植园法》（Plantation Act）都是出于这一目的而出台的。这些法令禁止非英国的船只在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以及在各个殖民地之间运送货物。起初，“英国”这一概念包括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以及苏格兰。但是，随着1660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再度成为同一个国王统治下的两个独立国家，苏格兰的船只也不再能在此地通行。除去得到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权之外，英国的船主们也有权要求皇家海军的保护。1649年，复辟后的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以确保这一权利。

尽管保有皇家的名号，英国舰队已成为一个供各色人等差遣的国家力量。这些人大多在国际贸易以及殖民地贸易当中赚取利润。这一法令颁布的缘由，起初是为了镇压保王派的海盗们。但是，到1680年为止，为了震慑阿尔及尔的海盗，利用战船护送英国商船通过地中海一事已成为了家常便饭。与此同时，它们也维护着雅茅斯、冰岛以及纽芬兰渔业的安全。在大西洋以及加勒比的水域里，人们也能够看到这些战船巡逻的身影。2这样一来，海军也就成了商业以及殖民政策的工具。

为了加强对商船的保护，增加战船的数量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从1650年起直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政府一直在建造船只。1679年，海军属下共有86艘船。而到了1688年，这一数目翻了一番。在这一事件上，海事法庭起居郎及秘书赛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可谓功不可没。他试图消除海军官僚体系当中的腐败，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舰队。这支舰队灵活机动而又便于操纵，因而有能力在对法、西以及荷兰的战斗中发挥作用。

至少在1680年之前，英国最主要的贸易对手是荷兰。后者的大型商业舰队足以对英国商业构成威胁。而在通过英吉利海峡以及北海的时候，荷兰舰队面临着其最为脆弱的时刻。但是，为了抵达阿姆斯特丹，他们必须要通过此地。也正是在那里，他们接受了皇家海军的挑战。分别在1652年到1654年、1665年到1667年以及1672到1674年进行的三场英荷战争并没有分出胜负。尽管英国海军上将布莱克打赢了第一场战争，但是，这场胜利旋即遭到了逆转。1666年，在梅德韦港口内，荷兰人劫持了英国船只，并将其焚毁。然而，随着英国人占领并且吞并了纽约，这一耻辱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英国的舷炮可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荷兰人的地位。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荷兰的经济地位却是靠不住的。与他们的对手不同，他们几乎没有殖民地。在他们所出口的商品中，也没有值得依赖的单一大宗商品，例如蔗糖或者烟草。正如战争当中所揭示的那样，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国扰乱他们的海上贸易活动。更为不利的是，自17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荷兰人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利润用于巩固他们南方的边塞，以作为在陆上对抗法国人的据点。

人们将1652到1654年英国海军的胜利归功于上帝而不是布莱克上将的战船。至少在那份标志着同荷兰签订停战协议的官方通告中，英国人是这样诠释自己的胜利的：“主降下了神谕。这就好像上帝亲口通告，英国是我的长子，是所有国度中最使我喜悦的。”这一情感无疑反映出，一种新的、胜利者的以及侵略者的情绪已经在全国蔓延开来。我们也不难看出，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正是这一感情的幕后推手。正是在克伦威尔的手中，伊丽莎白时代后期所产生的国家与新教使命的概念逐渐复兴，并成为现实。终其一生，克伦威尔都坚信，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遵循神谕的。他同时也希望创建一个神圣的、勤劳的国家。而且，由于其新教信仰以及发达的商业，这一国家也势必能够屹立于世界强手之林。

在1654年失意的绝非仅有荷兰。同年，葡萄牙政府对英国商人做出了让步。这一让步意义深远。它等同于承认，葡萄牙不再有意愿或是足够的财力以维持它在东方以及美洲的旧有权威。紧接着，克伦威尔考虑着在西印度与西班牙交战。这场战争不但会摧毁一个老牌天主教领导力量的财富以及其威望，而且也昭示着新教力量的胜利。与此同时，它还向世界表明，西班牙不过是徒有其表，早已失去了在此地垄断贸易的能力。在所谓“西部设计”的过程中，一位背教的多米尼甘教教士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改变了克伦威尔的想法。这位教士的《英格兰在美洲》（Engl and in America）一书号召人们颠覆西班牙在新世界的统治，并以英国的力量取而代之。与此同时，他也听取了巴巴多斯总督托马斯·莫迪福德爵士（Sir Thomas Modyford）更切合实际的意见。这位种植园主能够从公共政策中榨取私人利益。

从多种意义上来说，“西部设计”为此后许多帝国的侵略行为开辟了道路。商业利益、个人贪欲以及一种受神指引的历史使命感相互交织，并联系在了一起。而连接它们的纽带正是出于某种高尚的道德原因，尽管这一点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为了给自己主动向友邦的领土发起进攻的行为开脱，克伦威尔的御用文人们将这一次远征描绘成复仇。他们表示，这一行动是为了报复西班牙人以及天主教150年来在美洲的暴行。“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主持公道。他们不得不忍受西班牙人的残暴、恶行以及他们所带来的伤害。”3克伦威尔本人则真切地希望，在驱逐了西班牙人及其宗教裁判所之后，当地能够迎来新的、更有价值的一代移民。这些人正是来自新英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的“通晓上帝意志的人”。

1654年圣诞节，海军上将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爵士率领着一支由17艘战舰所组成的舰队从斯皮特黑德出发。与之同行的还有20条运输船。乘坐这些船的是罗伯特·维纳布尔斯（Robert Venables）将军及其手下的5000名精兵。他们都是从爱尔兰的守备队中集结而来。五周之后，这一舰队停靠在巴巴多斯。以捍卫《航海条例》的名义，这一战争从一开始起就卓有成效。他们控制了大量在此地附近抛锚的荷兰船只，其战利品价值共计约5000英镑。在巴巴多斯和背风群岛处招募了少许民兵后，舰队驶向了它们的目的地西班牙岛。这次登陆无疑是一场灾难。即便是对于已经受到疟疾和痢疾的侵扰而大大削弱的兵力来说，这损失也是相当惨重的。1655年，它们攻击了位于今日牙买加的金斯顿。当地的西班牙驻军无心应战，稍作抵抗后便缴械投降，英国就此成功控制了此地。

占领牙买加是一着妙棋。这座岛屿不仅是理想的蔗糖种植基地（幸存的士兵们得到了土地以建立），而且地理位置优良，便于控制航海要道。这些航海要道一直向东延伸，起点则在西班牙中部美洲、古巴和西班牙岛。1658年，西班牙人曾做过夺回岛屿的尝试，但是失败了。尽管牢骚满腹，但在数年后的1671年，西班牙人还是将其拱手让给了英国人。那时，岛上一共有57处运作中的蔗糖精炼厂。可可是当地的第二大作物，而皇家海军的战船已经开始在罗亚尔港进进出出。很快，这一地区就成了海军基地。1690年，岛上就建立起了要塞，以进行防御。为表示对皇室的忠心，它们分别被命名为查理、詹姆斯和鲁伯特。到了1739年，人们又在岛上建立起配备有兵营和仓库的造船厂。

占领牙买加只不过是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中的一个部分。这一计划还包括1659年占领圣赫勒拿。这座岛屿是绕过海角去往印度的航线上的前哨。此外，夺取直布罗陀或米诺卡岛作为地中海上的据点也在计划之列。即便是没有这些战利品，克伦威尔也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其大胆的全球战略是有效的。这一例子势必会为后来者所模仿。在克伦威尔之后的英国政府都或多或少地沿袭了他有关英国世界地位的看法。

牙买加总督莫迪福德在小范围内推行了克伦威尔的“西部计划”。1665年，正值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前夕，他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将荷兰的势力彻底驱逐出西印度”。在这场关乎个人利益的战斗中，与他站在同一阵线的是当地的海盗。“出于我对他们的照顾”，他们愿意“为陛下的事业肝脑涂地、散尽钱财”。4海盗们是自由的海上暴徒。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正是袭击商船。与此同时，他们也吸引了加勒比社会中的底层人士加入他们的行列。这其中就包括原先的契约奴以及逃走的奴隶。虽然莫迪福德全力为他们担保，但一旦涉及打仗，他们却不过是累赘罢了。1665年7月，英国人登陆荷属岛屿圣尤斯特歇斯。直到战利品被分发到他们的手中之前，这些志愿者们一直都在罢工。而且，根据目击者的证词，在那之后“爆发了巨大的混乱。这是因为，这些集会的常客们惯于劫掠以得到报酬，是否服从政府的安排完全看他们的心情”。然而，由于军队长官指导有方且其本身贪欲旺盛，这些海盗们也能创造奇迹。1671年1月，在前巴巴多斯契约奴爱德华·摩根（Edward Morgan）的领导下，他们袭击并且洗劫了巴拿马城。

经过这次突袭（coup de main）之后，摩根成了牙买加的种植园主，也几乎肯定能够得到骑士称号。同时，他也赢得了人民尊敬，坐上了殖民地总督的位子。正如100年前德雷克所进行的类似袭击一样，它也给公众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许多人对远方产生了幻想。在他们的幻想中，远方是一片充斥迅速致富机会的沃土，等待着富有激情以及无所畏惧的人们前来征服。

无论是克伦威尔好战的海外政策，还是接下来在西印度与西班牙之间进行的海盗战争，都满足了尚在襁褓中的不列颠爱国主义。当然，也少不了满足个人的贪欲。如果有必要的话，人们能够证明，大胆地动用海上力量可以达到何种目标，以及国家如何因此而致富。这一观点并不新颖。早在15世纪中期，重商主义的信徒就已经要求政府“保留海洋”。换言之，就是要求英国动用武力控制英吉利海峡。在这个时候，海上霸权已经不仅仅意味着对内海的控制。伊丽莎白时期的扩张主义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诉求，希望将触角伸向全球。随着英国海外贸易活动的增多以及殖民地的扩大，他们的诉求有了新的力量支持。

在要求海上霸权的同时，人们也警告政府远离那些大陆上的纷争。这是因为，那些纷争不但浪费国家财产，而且得不到实际收益。这些人正是后来所谓“蓝海（Blue Water）”派外交政策与策略的早期奉行者。在他的小册子《同盟之所作所为》（Conduct of the Allies,1711）当中，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将两次战争进行了对比。其中一次是马尔波罗公爵在佛兰德斯所打的一仗。尽管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这场战争却未能取得较为明确的战果。另一次则是彼得伯勒勋爵在西班牙的战役。在布里斯托海盗们的帮助下，他迅速就在此地建功立业。他们“受益于真正的时代精神以及我们的勤奋”，不但洗劫了西班牙的船队，而且控制了阿卡普尔科的宝船。斯威夫特宣称，比起在那些胜利无望的欧洲战争中挥霍钱和人力，不如将国家资源全部集中于海军。这样一来，便能逐个占领西班牙控制下的西印度群岛。

事实上，自18世纪、19世纪起，一直到20世纪中期，都有后来者追随斯威夫特的脚步。大海构成了英国和欧洲之间的天堑。英国人民既聪慧，又不屈不挠。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英国成了依靠海洋贸易和海外殖民获取财富的国家。每当大陆战争之时，英国总是会首先考虑保护她自己的海外资源，并且试图摧毁其对手的相应资源。向欧洲的战争舞台投入人力物力永远是第二位的。这是因为，参与欧洲的战争既无益于海上安全，也对贸易没有丝毫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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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荷兰的争斗令英国的政客与将军们第一次品尝到了世界大战的滋味。尽管在加勒比海和北美的战争地处边陲且规模很小，但人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在未来的某一天，欧洲的战争必定会成为世界帝国之间的战斗。每一方都想妨碍对方的贸易，并且夺取对方的殖民地。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紧急事态下，政府控制殖民地，并且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安全就显得极为有必要了。

正如查理二世的财政大臣丹比伯爵（Earl of Danby）于1664年所说的那样，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安排，从而便于“美洲大陆的所有殖民地之间建立起必要的联系。这样一来，就能够凸显国王的伟大，并且将此地纳入其皇家帝国的版图内”。5比起加强伦敦对远方殖民地的控制，丹比伯爵的计划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对殖民地政府进行密切的指导，将有助于在当地收税，从而支付在殖民地进行防御所产生的费用。

在推行这一政策的人当中，第一位帝国官员威廉·布拉思韦特（William Blathwayt）可谓功不可没。1687年，当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首次见到他的时候，这位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他是个“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摆脱了贫困处境”的男人。“他举止得体，容貌英俊，很有商业头脑。”由于曾接受过律师培训，1676年，布拉思韦特被派遣到新的殖民地枢密院委员会。在那里，他担任书记官。四年后，他升任美洲财政的检查员和总稽核员。自1683年至1703年他担任战时秘书。他的勤勉与经验令其价值无可估量，也成功地幸免于多次政治动荡。他是四朝元老，曾分别为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服务过。

正如其他的斯图亚特时期的官员一样，他也利用职位之便收取贿赂。更为幸运的是，他还娶了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因此，她位于南格洛斯特郡达伦（Dyrham）的豪宅成了他的乡间别墅。自1687年起，他就对其进行了翻修。这项工程的主持人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建筑师难民。在他的指导下，工人们将这座别墅改成了流行的巴洛克风格。房屋的内部装修令人惊叹：他的书房里镶嵌着马里兰总督所运来的黑胡桃木；楼梯和楼梯井的材质是南卡罗莱纳的柏木；花园则是按照流行的荷兰样式布置的（威廉三世在1689年成为了国王），其中种植着来自弗吉尼亚的进口植物。

这些异域的礼物来自布拉思韦特以国王的名义统治的一块土地。通常情况下，这些物件都由当地老板以及地方大会掏腰包。布拉思韦特命令的执行者们往往是那些惯于发出指令，并且得到他人服从的人，也就是军官们。由于他们的任务包括安排殖民地的防御事务，其经验与脾气一样，都为他们获得这一职位增添了筹码。

直到17世纪70年代中期，保证北美以及加勒比海殖民地安全的措施仍旧显得随意又外行。1676年伦敦方面得到的调查报告指出，背风群岛上的防卫措施极为薄弱。作者是一位职业军人。对于圣基茨岛上守备正规军的规模之小，他表示极为失望。“在拥有领着丰厚的薪水、且装备精良的军队的法国人看来，再没有比那里（背风群岛）更加需要士兵的地方了！”由多国民兵所组成的联合部队并不值得信任。这是因为，人们相信，法国和荷兰的志愿者们将会在危机时刻背弃誓言，不再对英国效忠。在尼维斯岛上只有22名正规军士兵和一支小型的骑兵分遣队。后者的马匹还“常被用于运送蔗糖”。岛上的1300名民兵的装备“是他所见过的装备当中最差的”。6简而言之，没有一座岛屿能够抵抗正规军队的入侵。

可以肯定的是，北美殖民地的确需要正规的守军。该地政府也急需更为密切的皇室指导。1676年，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发动了一场震惊整个弗吉尼亚的起义。这场起义反对传说中伯克利总督无力的印第安政策、腐败而有偏见的政府以及议会。据暴动者称，议会中“所有的权利都归富人所有”。为了重建当地秩序，伦敦政府必须派遣一千多支骑兵队、炮兵队以及战船。就在阶级斗争即将爆发之际，新英格兰的殖民地还面临着印第安人接连不断的攻击。由于受到法国人的支持，印第安人的力量有了显著增强。1689年，人们在位于纽约的佩马奎德（Pemaquid）要塞附近抓到了一些印第安人，他们手中持有法式火枪、刺刀、腰带以及短剑。其中一个操着磕磕巴巴的英语，对一位军官表示，他的人民“不喜欢新英格兰人；不久之后，他们就会统一自己的国家”7。

倘若不借助外力，殖民者便无法应对这些危险。这种不舒服的生活现状也迫使他们对一系列削减当地大会以及大地主权利的行动充耳不闻。正如在新英格兰所见到的那样，人们往往不情愿，但仍旧调整了其行政结构。即便如此，殖民地的大会仍旧保持了相当的立法权。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比起民主制来说，这些政体更类似于代表制。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情况一样，它们是富人以及财主的保护神。北美和西印度的立法机构内充斥着种植园主、庄园主、商人以及律师。人们认为，这些人能够将殖民地最大的利益牢记于心。为了得到保护，他们向国王的总督、法官和官员们卑躬屈膝。

他们并非逆来顺受。1700年，尼维斯大会中的一名成员向一名军官表示抗议。由于没有法律规定士兵可以在他的庄园内驻扎，他们可以同黑奴们一同干农活，以此作为在此地驻扎的报酬。至于军官的命令，这位庄园主则可以像“擦屁股”那样与之作别。8许多人抱有这种态度，并且对在北美和加勒比海殖民地制定的法律漠不关心。因此，总督的工作就像爬坡那样费劲。维持秩序以及赢得当地人的信任也就成了一场持久战。一直到1775年，巴哈马总督蒙特福德·布朗（Montford Brown）上校仍在向政府抱怨岛上居高不下的犯罪率。9因为巴哈马人“无能而又懒惰”，除了走私和造成海难外，他们几乎没有别的生存手段。所谓“造成海难”，指的是引诱船只触礁，并借此机会抢劫沉船。至于“给英国人的自由、财产以及生命以庄严的保证”这一誓言，当时似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其真正的含义。出于这一原因，法庭也无法正常运作。10

巴哈马可能格外混乱。而在其他的殖民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的居民逐渐深入理解了，他们的劳动对于英国的财富和权力有着怎样重大的作用。1706年，圣基茨和尼维斯岛的大会向议会请愿，要求获得一万英镑，以补偿他们在法国人手中所遭到的损失。人们认为，种植园应当享有优惠政策。这是因为，它们给英国带来了“贸易上的利润”，而且，基于进出口税，它们也“为公共财政做了大量贡献”。下议院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并投票赞成向殖民地拨款。无疑，他们将此视为一次宝贵的投资。

第四章

天意的处置：殖民者们

倘若没有大批的移民，英国也就不会拥有海外殖民地。这些移民早已准备好背井离乡。在忍受了漫长而危险的旅程之后，他们仍情愿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往往是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做苦工。伊丽莎白时期的扩张主义者将这一过程比作人身体的清空，即吐出那些无用而有害的东西。11655年，一名来到巴巴多斯的访客使用了相同的比喻来描绘眼前所见的情景：“这座岛屿是英国倾倒垃圾的粪堆；来到这里的人基本上是诸如流氓和妓女之类的渣滓。”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除去贫人、游手好闲之人以及法外之徒外，可能还有一些清教徒和贵格会教徒。这些人都是被迫离开英国的。也有一些所谓“自愿”横渡大西洋的移民，然而，他们往往遭到了欺骗。1671年，“某位人士”承认自己每年都会绑架500个契约奴，而另一位则估计每年被送到大西洋彼岸的人有840个。3尽管这些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是，这至少能够证明，在这个最为庞大的移民群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非自愿而来到美洲殖民地的。他们的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流行民谣《被绑架的女孩》［The Trapann'd(kidnapped) Maid］就生动地描绘了他们所将要遭受的苦难：

五年来我在盖伊主人的手下做事，

在弗吉尼的土地上，哦，

这塑造了我，使我得知了什么是沮丧、悲伤和悲哀，

当我十分、十分、十分疲劳的时候，哦。

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无论是在田野还是在车上，

在弗吉尼的土地上，哦，

他们将木柴强加在我的身上，

当我十分、十分、十分疲劳的时候，哦。4

尽管在17世纪50年代的马里兰，人们会使唤“一些不听话的野蛮姑娘”去种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仆会待在家中做家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诗中的这个女人也就显得异常地不幸。有些时候，他们逃跑的欲望显然异常强烈。但与此同时，被抓回岛上的殖民地或者落入北美印第安人手中的风险也非常大。随着殖民地人口的增长，这种风险逐渐降低，逃犯们往往能够成功地避人耳目、隐藏起来。18世纪60年代的弗吉尼亚报纸上就登载了一则寻人启事。一位种植园主这样描述自己逃走的女奴：

在第六天和第七天之间，

玛丽·诺兰逃走了；

我不知道她的年岁，但肯定，

她至少有二十整；

信奉着与教宗相同的教义。

短短的脖颈，几乎绑不上一根绳子；

从头到脚，她壮实而圆润，

棕色头发、红色脸庞、短鼻子、厚嘴唇；

矮胖的她，逃跑踉踉跄跄，

就像所有肥胖的猪一样。

她说话带爱尔兰土腔，

若是男人便是个十足的流氓。

尽管此时殖民地的男女不平衡现象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或许，对婚姻和拥有自己的家庭的渴望仍会促使这个爱尔兰女人离开她的主人。在1704年的马里兰居民中，共有3万名男性，却只有7000名女性。其中，85%的人都是契约奴。自由民结婚很早；在马里兰，结婚的平均年龄为16岁，而在弗吉尼亚则为21岁。5新娘们常常奉子成婚。而那些契约奴则往往等到24岁或25岁后，即他们的契约服役期结束之后再结婚。尽管殖民地法官们对未婚母亲处以带有羞辱性的、严厉的公开刑罚，但是，私生子现象仍旧非常普遍。

到1700年为止，殖民地居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就已经是在当地出生的。比起其他地区来说，切萨皮克流域殖民地的人口增长率相当低。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当地的女性人口数量较少，死亡率也很高。一名适应了当地气候的20岁移民有望再活20年，而在相同条件下，出生于弗吉尼亚或马里兰的人则天生具有某种免疫力，使得他们比这些移民同伴们多活十年。在气候更为严酷的新英格兰，平均寿命大约在60岁。

在殖民早期，女性数量的匮乏的确是一块短板，但是，这一现象却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清理树林、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还是营建房屋，无一不需要男劳力。借由殖民公司以及地主们所需要的职业，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熟练的手工工人永远是最受欢迎的。在1636年驶向新英格兰的“增长”号上，共有116名乘客，其中屠夫、木匠、服装商、石匠、做犁的人、锯木匠、大夫和裁缝各一名。此外，还有两名亚麻布织工、一名细木工和一打农场劳工。在名单的底部，也列有没有特殊技能的人。其中包括12名成年男性、24名成年女性、26名18岁以下的女孩以及30名年轻男孩。6尽管由于旅途劳顿和水土不服，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活到在岛上生儿育女的年纪，但是，这种职业、年龄和性别的比例分配仍可谓典型。

17世纪30年代，马萨诸塞湾殖民公司描绘了其理想当中的殖民者形象，即“既优雅，又有技能”的人。为了实现建立清教殖民地的理想，第一项品质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一愿景当中，无论男女，凡是在此地定居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因此自愿劳动和遵守基于《旧约》的规则。

对于一个移民来说，现金和一套工具都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横渡大西洋，每个人需要花费5英镑。除此之外，他还必须支付食品的费用，其运费为每吨4英镑。为了将自己、家人以及他们的农具和家具运到北美，一位英国的小农至少需要花费100英镑。由于这样，个人年收入通常在40英镑至60英镑之间，如果他想要移民的话，他就必须卖掉自己的土地。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7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公司也会资助移民。至少对于马萨诸塞湾公司来说，他们是会这样做的。只不过，希望接受资助的移民首先必须接受他们的测试，以筛掉其中品行不端之人。约翰·戴恩（John Dane）便是通过测试的人之一。在起了移民到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上的念头时，他直接寻求了上帝的指引。他表示“自己的灵魂是全然孤独无助的”，并且急切地希望“摆脱诱惑”。正是因为这一点，他遵循着现行的清教徒行为准则，并且时常翻阅《圣经》。他发现书中写着：“你要从他们之中脱颖而出，不要触碰不洁的东西。如此，吾便将为汝等之神，汝等也将为吾之子民。”因此，他很快与故乡赫特福德郡以及其诱惑诀别，登上了去往新英格兰的船。8

土地则是更为直接的诱因。1667年，人们来到弗罗里达角殖民地的原因在于，只需以每平10先令的价格租下1000英亩的土地，不仅他们自己有望得到100英亩的土地和持有火枪的仆人（这是一个印第安国家），他的每一个孩子也有望得到相同的数目。每一个他所有的女仆或奴隶也能够得到50英亩的土地。

一旦合同到期，每一个契约奴都能够从主人手中得到100英亩的土地。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得到农具以及两套衣服。9这一要求特别为那些在英国已经有一定财产的人设计。这是因为，在获得收益之前，他们必须经历从种植、收获直到售卖经济作物这一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他们必须自行负担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并且支付从英国到殖民地的旅费。

英国现存的社会等级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移植到了大西洋对岸的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但是，这一体系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殖民地，绅士们要求获得与在英国同等的尊重。一位殖民早期在弗吉尼亚去世的绅士，要求从英国进口黄铜纪念牌作为其墓碑。这一纪念牌上刻画的是他穿着盔甲的形象。在战场上，盔甲无疑已经不合时宜。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其向公众展示自身社会地位的标志。在被盗之前，它一直矗立在詹姆斯敦的教堂地板上。一位弗吉尼亚的农夫回忆其童年时代时说，17世纪90年代，“那时的绅士们都会把假发看作其身份地位的象征”。在英国，假发同样受到绅士们的青睐。

正如母国一样，财富的多少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一位烟草种植园主注意到，“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足够的钱、黑奴和土地的话，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绅士了。”1726年，另一位完全符合这一标准的人写道：

我有一个庞大的家庭，而且家门对所有的人敞开。然而，我没有欠债。两个半先令可以在我的口袋里待上好几个月。正如所有的贵族一样，我有着自己的牛羊群、自己的契约男人和契约女人（契约劳工）。我的仆人们都做着不同的行当。因此，除了天命之外，我不依靠任何人过活。10

几乎在同一时期，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创作了《汤姆·琼斯》（Tom Jones）。其中塑造了乡绅奥尔华绥（Allworthy）和魏思特恩的形象。从人生期望以及所处的环境来看，殖民地绅士们与书中这两个人几乎一模一样。

富人的领导将殖民地社会凝聚成一个整体，而公共秩序也就此得以维持。这是因为，那些较为贫穷的移民已经习惯在富人治下生活。在新英格兰的殖民地，仅有年长者以及较为富有的教会成员才有资格担任公职。他们制定法律，并且将其付诸实践。在这些法律当中，不但有英国普通法的成分，而且还有关于纯洁生活的内容。在《旧约》当中，后者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在纽黑文，手淫者、渎神者和同性恋者都会被判处死刑。通奸者则会受到鞭刑。但显然，触犯这些禁令的绅士们并不在受罚之列。犹如潮水一般，新英格兰各州的小型立法机构制定了大量诸如此类的法律，规定了违法之人所需接受的惩罚。这些法律与规定也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反映出了当时英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然渗透到了英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尤其集中在社会底层的人身上。因此，人们需要不断地提醒他们去履行对上帝的义务，而这种提醒往往是恰如其分的。与此同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也必须服从公共权威，因为他们是神法以及世俗法律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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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蓄奴的殖民地中，人们尤其需要严格的法律以及有执行力的司法机构。在那里，肤色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属于贵族阶层；而且，自17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奴隶的数量急剧增加，贵族统治一直面临着被奴隶们颠覆的危险。1628年，巴巴多斯居民达到了14000人之多，其中大多数为契约奴。自1650年以来，该地引入了大批黑奴，而到了1673年，他们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3000人。与12000个白人相比，他们显然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此后，黑奴逐渐成了体力劳动的主力军。相应地，欧洲人的数量急剧下滑；到了1712年，仅有15000个白人生活在此地，奴隶的数量则达到了42000人。

就此，人们难免会担忧自己的安全。1692年，就在岛上要塞内部署完全由当地白人组成的军团一事，巴巴多斯总督表示了疑虑。他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导致黑奴的叛乱。很快，人们就发现了一个疑似密谋者。在严刑拷打下，他供出了夺取岛上一座兵工厂的计划。有趣的是，这一计划的参与者中包括了一些爱尔兰反政府分子。11牙买加几乎完全复制了巴巴多斯的人口结构，因而同样引起了有关种族不平衡的疑虑。1690年，500名奴隶在岛中部的一座种植园内发动起义并杀死了几个白人。在成功镇压了这次起义之后，一位总督如释重负。他对皇家议会表示，“这次起义无疑是非常血腥的，因为当地有这样多的黑奴，而白人却非常之少。”全岛大会成员们也赞同他的意见。1697年，大会再三请求政府将英格兰“贫穷的手艺人”集结起来，送到殖民地。“因为当地白人太少，他们可以在当地轻而易举地找到工作。”12

面对大量可能发动叛乱的奴隶，西印度和北美的立法机构显得神经过敏。出于恐惧，他们制定了厚厚的一摞法律条文，以限制奴隶的行动和活动。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反抗，他们还增加了包括宫刑和火刑在内的各种残忍刑罚。根据1696年巴巴多斯的法典，由于黑人们未开化、野蛮且粗鲁的天性，白种人的法律并不适用于他们。反之，他们必须遵守特殊的一套法律，从而“遏制他们的天性，防止他们制造骚乱、抢劫以及暴乱”13。法律特别强调，禁止黑奴与白人女性交媾。后来，南卡罗莱纳州的法律也吸纳了同样的条款。当时，人们迫切需要在法律上定义奴隶制。这是因为，自中世纪早期以来，英国法律中就没有奴隶制的相关定义。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确定主人究竟对奴隶具有何种权利。

黑奴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和宠物狗一样，他们的名字是主人起的。最流行的名字有“朱诺”、“巴克斯”、“凯撒”、“奎西”、“星期一”、“卡非”、“伦敦”和“桑博”。黑奴们同时也学会了使用英语这种新语言来交流和思考。1724年，弗吉尼亚州的一名教士写道，“新来的黑奴们个个操着刺耳的各地方言，”但是，那些出生在殖民地的黑奴们则“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还影响了我们的语言、习惯和风俗。”文化融合程度很低；非洲习俗和神话成了黑奴们的地下文化。1736年，人们捣毁了一个夺取安提瓜的计划。在审讯中，一名嫌犯招供，一个巫师［或者奥比（obeah）巫术师］曾使用超自然力量哄骗众人，迫使他们参与密谋。“我现在很害怕那个奥贝（奥比）巫术师，”他对自己的审讯者如是说，“他是个嗜血如命的家伙。在科尔曼蒂国（Cormantee Country），我就认识他了。”14自然，殖民地的立法者们将非洲习俗的传播视作一种颠覆行为。因此，他们也就禁止黑奴们在破晓时分击鼓、吹海螺以及举行物神崇拜活动。

黑奴和美洲土著对白人的服从是殖民秩序建立的基石。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1719）就有一个极富象征性的场景：美洲土著人“星期五”将克鲁索的脚抬起，放在自己的头上，承认他是自己的主人。确实，鲁滨逊刚刚救了他一命，但对于笛福的读者来说，这一举动无疑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书中描述鲁滨逊在现委内瑞拉附近小岛遭遇海难，并在此地登陆的章节也具有同样的功用。笛福仔细地描绘了他作为流放者的心路历程，也详细记录了他与自然搏斗的过程。这两点无疑都为这部小说蒙上了拓殖移民的色彩。

在书的开头，赫尔城（Hull）商人的儿子克鲁索成了一名海上商人。他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大发一笔奴隶贸易财。在摩洛哥的港口萨累，他一度被阿拉伯海盗俘虏，也曾因此而灰心丧气。在整个17世纪、18世纪甚至19世纪早期，地中海及加勒比海上的海盗活动猖獗，几乎每天都在劫掠过往的轮船。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的回忆便是一例。1698年，当他的“独角兽”号靠近背风群岛的时候，每一艘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帆船都会刺激水手们的神经，唯恐来者是海盗。15一旦被海盗控制，船上的水手和乘客们或者会被杀死，或者沦为奴隶。如果他们手上恰好有钱的话，他们则会遭遇抢劫。1675年，约翰·达尔贝伊（John Darbey）向牙买加总督讲述了他被荷兰海盗劫持的经历。这些海盗们控制了他所在的新英格兰三桅帆船，并将他俘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是比较幸运的。海盗们将他带到了西班牙控制下的港口哈瓦那。在那里，他很快发现自己过上了“极为糟糕的奴隶生活”，被迫服从总督的指令而建造要塞。在逃离之前，他还遇见了一位残暴成性的西班牙海军将领唐·菲利普·菲茨杰拉德（Don Philip Fitzgerald）（可能是一个爱尔兰叛徒）。后者可能只是出于一时气愤，就枪击并捅死了其他的几个英国海员俘虏。16

从其能够平和地复述自己的冒险经历来看，达尔贝伊有着一定的斯多葛主义倾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幸遭遇。类似的，克鲁索也需要平心静气。在脱离了海盗们的魔爪之后，他又遭遇了海难。因为是唯一的幸存者，克鲁索得以从海中打捞出足够的火枪、手枪、火药、刀、衣物、腌制食品和酒。最为重要的是，他还抢救出了诸如锯子和斧子之类的工具。在当时欧洲的科技条件下，这些可谓是最基本的工具。就此观之，克鲁索同传统的欧洲殖民者处于类似的境地。按照1610年11月的记录，居住在纽芬兰丘比特小海湾的殖民者们所拥有的物资有：火枪、铁锹、鹤嘴锄、长柄大镰刀、奶酪、桶装“爱尔兰牛肉”和猪肉、一本《圣经》以及有关“基本应用药理”的书。

比起克鲁索，他们在某些方面更加幸运。他们养着一头怀孕的进口母猪、家禽、六头羊。奇怪的是，他们还养了一只兔子。为了克服此地畜产品匮乏的不利条件，克鲁索开始了狩猎游戏。很快，他也开始驯养当地的野山羊。为了征服无人岛，他开始制作新的工具，并且重新开发原有工具的用途。经过他的调查，岛上生长着酸橙、柠檬、可可树和烟叶。他将一些从船骸中抢救出来的大麦随意地丢在地上，但这些种子却开始生根发芽。看到这一点，克鲁索感到不可思议。与许多来美洲定居的移民一样，当地的丰饶令其大为吃惊。早期殖民者与克鲁索的反应如出一辙。后来，这些人将新世界的富饶归功于当地的温暖气候。他们认为，温暖的气候能使家畜长得又肥又壮，并且产下更多的幼崽。

克鲁索当然也碰到过困难。为了获知大麦田准确的播种以及收获季节，他花费了几年时间。正如遇到其他困境时那样，他学会了耐心，并建立了一套谨慎而理性的体系来合理利用所有的财产。和他事先的估计相同，他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因此，他在自己的住所和大麦田周围精心搭建了由栅栏和篱笆组成的防御工事。

要应付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人们不但需要强健的体魄，也需要坚强的神经。直到他登岛为止，克鲁索并非虔诚的教徒。但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他转而向《圣经》寻求支持，并且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天意的处置”。正是因为将自己的处境归结于天意的指引，克鲁索才能忍受孤独、动荡以及所有的生活琐事。在提升内在的同时，克鲁索也做出了有条不紊而大体成功的尝试，进而征服周边的环境并且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

随着加勒比印第安人的到来，他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他从这些人手中救出了星期五，即他后来的仆人兼同伴。此后，一队英国人接踵而至。由于水手们的叛变，这些乘客和军官们不得不在此处登陆。在克鲁索和星期五的帮助下，他们成功地制服了暴徒们，并将幸存的暴徒们留在了岛上。带着先前从搁浅的西班牙船只上所劫掠的钱币和金银，克鲁索回到了英国。故事结束于1694年。在这一年，克鲁索回到了这座小岛。他现在将其称作“我新的殖民地”。遭遇海难的西班牙幸存者和反叛的英国水手们在此地安居乐业。而作为一个精明的投资者，克鲁索正张罗着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岛上，比如女人和熟练手工工人。与此同时，他也在谋划着进口牲畜和生活必需品。

这一故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克鲁索却始终不屈不挠并坦然面对。在精神方面，他将自己的命运归结为上帝的旨意，接受了自己的处境；在物质方面，他则运用自己的理性以及勤劳的双手，克服了自然环境所带给他的种种磨难。基于这些美德，他无愧为殖民者的杰出代表。

笛福的小说并非完全的虚构，而是有生活原型的。许多殖民者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一些克鲁索式的品质，发家轨迹也与之有着相似之处。一位北方绅士安东尼·希尔顿（Anthony Hilton）身上就体现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顽强精神。起初，一群巴恩斯特商人聘请他来当他们与弗吉尼亚贸易的中间人。在一次跨大西洋的航行中，他在圣基茨稍作停留。正是这次拜访令他认定自己发现了一处理想的烟草种植基地。包括“几位爱尔兰绅士”在内的一些人为其提供了资助，使其得以重返该地。在那里，他开垦荒地并建造木屋。由于受到当地加勒比印第安人的破坏，他不得不转移阵地，在岛上的另一处种植一种售价1英镑的农作物。由于担心再次遭到破坏，希尔顿迅速回到了伦敦，并说服资助人们赞助他到邻近岛屿尼维斯的新探险。1628年，在尼维斯岛上的新殖民地建成。可惜的是，一年后，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了此地。他们摧毁了庄稼和房屋，并赶走了这些移民们。然而，希尔顿并不气馁。他重建了这一殖民地，而这个地方很快便再度繁荣起来。

与希尔顿坚定的决心相比，托马斯·沃纳（Thomas Warner）爵士的残酷无情可谓旗鼓相当。这位“头脑灵活的好士兵”于1624年在圣基茨建立了一个种植园。他与当地的加勒比印第安酋长签订了条约，并精明地筑起了一座木制要塞。为便于架设火枪，这一要塞的墙壁上留有孔洞。面对加勒比人的质疑，他谎称他所建的只是一个鸡舍。很快，他就得到了当地印第安人正在密谋屠杀移民的消息。于是他便先发制人，趁加勒比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攻入了他们的大本营，杀死了正躺在吊床上的酋长。在殖民的早期，移民们往往面临着生存竞争。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克鲁索到达荒岛上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筑起一个小型的要塞。与此同时，他也时刻留意着火药的保存状况。

克鲁索勤俭持家的本事可谓是商人本色的体现。按照托马斯·芒（Thomas Mun）的说法，他是17世纪早期的重商主义信徒。“由于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他成了“国王货物的管理人……因此，他的个人收益也就总是和公共福祉联系在了一起”。他的使命也因此得到了升华。这是因为，“财富往往会削弱人们追求美德的动力。比起躺在一大笔财富上过活，勤劳致富能够带来更多的荣耀和利益”。17一旦一个商人发家致富，他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为自己的后代留下遗产。正如笛福于1703年所创作的《真正的英国人》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英国，无论其来源如何，财富都促成

机器上的贵族，使用耙的士绅：

在这里，传统和出身都不是必须，

只要厚脸皮和钱财便能跻身上流。

评论家理查德·奥丁森（Richard Addison）表示，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写道，如果一个铺张浪费的贵族被迫变卖家业，这也是他咎由自取。既然前商人们能够“运用自己的双手”来获得家业，那么比起贵族来说，他们也就更有理由得到这份家业。

和克鲁索一样，殖民商人们的工作大多是单调而乏味的。只有具有相当高的自制力以及专注力的人才能坚持下来。1706年，安东尼·比尔（Anthony Beale）时任哈德逊湾公司沙港贸易站主管。在这位“谨慎而诚实”的人的日记中，他曾提到，倘若在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做无聊的工作，人们必须有着非常强的责任感，才能够在这个地区生存下去。18共有46名工作人员居住在这一建筑了防御工事的定居点内。他们几乎全都是熟练手工工匠，所领取的工资从每年20英镑到48英镑不等。

从活动的角度来看，仲夏时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此时，公司的船只会来到此地补充给养，并且收受毛皮以及海狸皮。当地印第安人用这些货物来换取简单的工业品。此后，苔原地带严寒的冬季就到来了。在这一时节，除了钓鱼、打猎和看似丰富的设陷阱游戏外，人们几乎无事可做。绵羊和山羊肉以及花园中种植的进口芜菁、萝卜、菠菜、细叶芹、水芹、圆白菜和莴苣一同构成了多样而健康的食谱。他们几乎与母国之间没有任何情感上的交流，唯一的联系在于4月23日（安妮女王生日）举行的庆祝活动。那一天，人们升起大不列颠的国旗，而每个人都能喝上“一瓶烈性啤酒”。

比尔总管的日记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忙碌的商业世界。他一丝不苟地记账，同时也记录了所收到的供给物品和用于物物交换商品的清单。这些商品包括针、牛角火药筒、鱼钩以及为更虚荣的印第安人所准备的50根鸵鸟羽毛。这些羽毛很可能是在伦敦购得的。它原来的主人可能是一个在非洲做生意的商人。这恰好给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贸易交换遵循着严格的准则，其中的通货是海狸皮。两张海狸皮便可换得一把剪刀或一把斧头。他们也可以用其换得一根鸵鸟羽毛。四张海狸皮可换得一加仑的白兰地。七到十张便可换得一把火枪。在毛皮生意里，物物交换的法则截然不同：四张貂皮可换得一张海狸皮或两张鹿皮，而一张熊皮与两张海狸皮价值相同。

与克鲁索相同，比尔也身处与世隔绝的旷野之中。就好像克鲁索的大麦田一样，他的蔬菜园不过是他所取得的一个小进步罢了。殖民者们征服险恶环境并使其为己所用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行动的背后有着诸多复杂的原因，至少不全是出于形势所迫。几乎所有人都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上帝公正的裁判，认为这些成果是上帝对他们的虔诚以及勤劳的奖赏。1691年，在从伦敦驶向哈德逊湾的过程中，公司的负责人要求伦纳德·艾德康比（Leonard Edgcombe）船长率领全体船员进行晨祷和晚祷。这样一来，他们便可“期待从全能的上帝那里寻求庇佑”19。仅仅四十多年后，一位无名记者就在《国家商人》（1736年1月）当中写道：“我将我们的殖民地视为上帝对这一国度慈悲的馈赠……倘若发展方向正确，这些殖民地必将令我们成为一个伟大、幸福而繁荣的民族。”

然而，唯有辛勤的劳作，才能令上帝的馈赠结出硕果。在当地，许多契约奴、流放到此地的罪犯以及奴隶们显然不具备克鲁索式的品质与奉献意识。但是，无论殖民地的居民们是否具备这些品质，到17世纪末，这些人确实缔造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帝国。直到18世纪之前，“帝国”一词仍旧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也正是在这一世纪，人们开始将“殖民地”改称为“种植园”。

从精神层面上来说，改变称呼是很重要的。除去更富庄严感外，这一称呼也标志着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这一时代不仅见证了英国殖民地的第一次扩张，还见证了那种富有侵犯性的、自我膨胀的爱国主义的萌芽。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这一爱国主义开花结果，并刺激了更大范围内的殖民扩张。17世纪的殖民扩张教会了英国人如何在海外挣钱。除此之外，他们还学会了如何塑造有关国家命运的观念、向殖民地人民兜售上帝的命令以及构建诸如鲁滨逊·克鲁索之类的典型。这些典型向人们昭示，作为一个有能力、有决心的人，他们究竟可以取得何种成就。

殖民活动的巨大成就令后人们着迷。他们试图将帝国的缔造者们塑造为传奇，并赋予了他们其生前从未拥有过的种种美好品质。在维多利亚时期帝国扩张的洪流之中，人们对早期移民和海员的故事进行改编，目的是为了促使当时的年轻人们效仿前人的例子。德雷克、摩根和早期美洲探险家们被赋予了种种时代美德，例如勇敢、坚毅、友爱以及出于个人目的的对冒险的热爱。但是，他们为利益不择手段的一面则被一笔带过，或者干脆抹去。这显然是对探险者们本人以及其动机的一种歪曲。但是，由于这种歪曲很吸引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故事在20世纪好莱坞的荧屏上复活了。在那些流行的、耍花架子的电影中，面带微笑的海盗船长们拉着吊索纵身一跃，便落到另一艘船的甲板上。

从更为学术的角度而言，美国历史学家已经对早期殖民者的世界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他们试图证明，早在移民初期，今日的社会态度以及政治体系就已经有了雏形。无论是此后的边境纠纷，还是19世纪移民大量涌入所造成的民族多样化，都不是它们的根源。正如先前所预料到的那样，他们发现，不同的移民对未来的期待不同，来到此地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他们普遍渴望出人头地，以及执着地相信“人定胜天”。

第二部分

坚持与征服

1689-1815

第一章

统治海洋：英国海上力量的形成

1689-1748

倘若人们拜访位于查塔姆海军船厂的一座官员宅邸，他们便可以在正楼梯道上方的天花板上看到一幅绘画。这幅巨型画作大约创作于1705年。就风格而言，它属于巴洛克式；而就情感而言，它流露出一股胜利者的气息；画作当中，战神马尔斯正从涅普顿的手中接过一顶贝壳制的王冠。在画面的前端伫立着一些人，分别象征着和平、丰足、正义以及慈善。整幅画无疑代表着英国。它不但是一个繁荣、公正、笃信基督教的国度，而且还在海神的庇佑下不断发展壮大。在观看画作的时候，涅普顿帝王般的身躯往往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也会立刻意识到，这就象征着皇家海军在海上绝对的统治权。不但英国本国的国民了解这一点，英国的敌人们也懂得这一寓言的含义。1775年，眼看着英国海军力量蒸蒸日上，一名法国海军将领不无懊悔地表示：“涅普顿的三叉戟已然成了掌控世界的权杖。”1

自1689年起到1783年，一系列针对法国的世界战争爆发，而位于查塔姆的这幅画作也正是创作于战争伊始。这些战争包括：九年战争（1689-1697）、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4）、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39-1748）、七年战争（1756-1763）以及法国于1778年插手的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在这四十余年的战争岁月中，英国人不但要阻止法国在欧洲霸权的扩张，而且还要扩张自己的海外贸易以及势力。后者显然是建立在牺牲法国和西班牙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两个过程可谓并驾齐驱，不可偏废。

从表面上看，英法两国力量并不均衡。1700年，法国人口数量已达到1920万人。而到了1780年，这一数字则增加到了2560万。与此同时，英国人口数量则从690万增长到了900万。1700年，英法的国外贸易总量分别为900万英镑和1300万英镑。80年后，这两个数字也分别增长到了2200万英镑和2300万英镑。在这个世纪里，英法两国成了永远的对手，二者之间不时地爆发战争。对于两个国家而言，这一时期既是永恒对抗及不断战争的时期，也是经济稳定增长的时期。

然而，就战争前的准备而言，这些数字是具有欺骗性的。特别是在公共信用方面，英国的能力总是要强于法国。这是因为，在面临危机的时候，英国能够在不增加额外税收的情况下筹集到巨额资金。所谓英国式的筹款方式，指的是自1692年到1693年现有维持国家公信力的措施面临崩溃之时人们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后世将政府此时所采取的权宜之计称为“国债”。政府邀请公司以及个人向其借款。作为回报，这些公司以及个人将会得到相应的股份，每年都会得到分红。这样一来，公司和个人能够获得一项稳定的收入，而在必要的时刻，政府则有了支付军饷的能力。随着战争的不断爆发，国债也在不断攀升。1757年，国债仅有5700万英镑；而到了1787年，这一数字则增加到了240000000.为了支付利息，当年的财政支出达到了9400万镑。对于年税收入刚刚超过1300万的国家来说，这一笔钱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

然而，为国债支付利息所带来的负担远远不及其所带来的利益。对于英国政治家以及军官们来说，这使得他们免于公众的指责。倘若突然增加税收名目抑或是抬高关税，势必会造成民众的反对。这样一来，不但贸易容易受到波及，而且极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对于任何一场战争而言，各政治阶层之间的联合都是相当有必要的。然而，只有国王的官吏们真正将议会的意见以及新闻媒体的反响放在心上，各阶层的联合才是有可能的。

1688年，詹姆士二世下台，荷兰执政奥兰治和其妻玛丽登基。正是在这一年，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力量对比迅速反转。历经了1688到1689年间所谓的“光荣革命”，行政权逐步转移到了官吏们的手中。相应地，他们也将会依赖于下议院多数议员的支持。事实上，官吏们掌控大权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整个18世纪，国王往往仍旧对政策的制定保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重要的是，无论是国王还是官吏们，他们都无法忽视下议院的力量。议员们不但为自己的利益发声，也为他们所认定的国家利益辩护。上下议院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是土地利益集团，但它们从来没有一家独大过。自17世纪90年代起，伦敦就已经发展成为股票交易、银行业以及海洋保险的中心。贵族和乡绅们必须同商人、船主以及来自伦敦的金融家们分享权力。与此同时，无论是上议院还是下议院，其中均有相当多的人是直接或间接的殖民地利益相关者。1754年到1790年，近三百名利益相关者成为议员，其中包括种植园主、前印度贸易商、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以及海、陆军军官。商业利益和殖民地利益集团能够并且确实对国王的官吏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后者自己却浑然不觉。这无疑将官吏们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当中。

总体而言，这些议员们大力游说，全心全意地为扩张性的、掠夺性的、反法以及反西的政策进行游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符合国家的利益。以占领新的领土为目标的战争往往会为新的海外贸易以及投资创造条件，正如1762年乔治三世在他的登基演讲中对下议院所强调的那样。“我的领土范围扩张了很多，”他对议员们说，“可以给贸易和生产提供新的资源。”战争同样刺激了国内生产力。对于造船业以及中部地区日益兴隆的冶金业而言，影响尤为明显。东印度公司的军队所配备的武器正是伯明翰所制造的火枪和剑。增长的贸易意味着海关税收的增加，与此同时，所需要征收的土地税也就此减少了。因此，占据主导地位的土地利益集团对这一情形表示满意。

18世纪，无论是辉格派还是托利派的支持当中都出现了很多对扩张感兴趣的政治活跃分子。他们认为，对于英国来说，为了走向富强、奠定其对海洋的霸权，就必须发动战争。战争甚至令人向往。在年度投票当中，从来没有人对增加海军军费提出异议。更为重要的是，国债意味着战争的外交政策不会给纳税人、商人或手工业者带来过重的负担。

涉及战争问题的时候，法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对于她的政府来说，有效地利用国家资源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僵化以及极度低效的公共财政体系。教众和贵族享受了极大的免税特权，并且决定坚定地捍卫自身的权利。这一点的后果在于，一旦国家面临紧急事态，政府就别无选择，必须从金钱市场上借钱，来支付贷款和因增加的税款而产生的利息。这一点对进口、出口和国内商品贸易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经济困局。

1697年，当法国正在历经九年战争所带来的经济疲软之时，一位法国人满怀嫉妒地提出疑问，为什么英国这个表面上如此贫穷的国家“能负担的债务比我们还要重”。在整个18世纪当中，人们反复提出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在英国，政府也密切关注着法国人为改革其财政机构所做出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姗姗来迟且迅速陨落。人们在法国安插了海军部巴黎间谍，即当时所谓的“通讯员”。正是他们将1775年法国改革的细节和其他的经济知识兜售给伦敦。2

英法之间资源的不平衡并不是英国胜利的必要条件。此时，英国距离胜利还遥遥无期。法国能够组织起强大的军队，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能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舰队。与此同时，他们也能够组织大批海盗来侵扰英国的贸易。更有甚者，如果法国与西班牙联合组成一支强大的舰队，那么，他们就有能力改变海上力量的对比。这也正是制定政策的英国精英们长期以来的隐忧。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不可能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维持强势。政府必须做出选择，在哪里集中自己的海军力量，又在哪里放任敌人占据上风。

1689年，这种两难的境地首次出现。此时，路易十四企图推翻威廉三世，并将詹姆士二世重新扶上王位。这样一来，他便可以瓦解英荷同盟，从而为自己的大陆政策扫清障碍。就船只的数量而言，在英吉利海峡中，法国足以同时应对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这是因为，早在17世纪60年代，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e Colbert）就已经野心勃勃地提出了重新武装海军的计划。身为一个重商主义者，科尔贝尔为法国描绘了一个与英国类似的蓝图。他认为，法国将会成为一个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殖民主义商业强国。他的主公则显得更为保守。路易十四希望将其国家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一步步扩大法兰西的版图当中。在他的构想里，新法兰西的疆域将囊括低地国家和莱茵河谷。

法国试图将威廉拉下王位并切断英荷之间的纽带，但他们往往错失良机且做出错误的安排。天主教国王詹姆士二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说盖尔语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但是，要在爱尔兰开展活动，法国人必须经常输入人力，并为其提供军事物资。从1689年到1690年，共有两次法国到爱尔兰的探险活动。英荷同盟起初难以招架法国的威胁。1690年6月，一支英国舰队在比奇角遭遇大败。自此，英国暂时失去了对海峡的控制权。

在面对胜利的时候，法国并没有乘胜追击。在1691年，法国海军丧失了主动。不再有新的船队来到爱尔兰，因而在那里，詹姆士二世的事由逐渐为人们所淡忘。1692年5月，无论是在巴夫勒尔还是拉乌格，英荷联合舰队都夺取了胜利。尽管此时法国的海军力量是对手的两倍多，但它还是失去了十二艘战船，即其力量的1/4.法国海军没有制服英国。意识到继续增加海军军费所获甚少的时候，路易十四削减了海军军费的2/3.此时，他的舰队已经因为总是缺少熟练水手而陷入危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路易十四于1685年废除了《南特敕令》。这一愚蠢的决定剥夺了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在法国大西洋沿岸港口上工作的许多水手都是新教徒。由于这一政策的缘故，很多人决定逃往英国。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法国人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舰队内熟练水手相对较少的这一事实。31692年后，事态已经恶化了；而到了18世纪，这一恶化的趋势又加重了。这是因为，此时政府决定，让所有的战船都停泊在港口里，不再出海。这一做法的确保存了战船，但与此同时，这也使得其船员们丧失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1692年之后，法国人很明智地避免了海上的武斗，转而发动了贸易战，企图削减英、荷的贸易份额。除了诸如让·巴特（Jean Bart）一类胆大妄为的官员以外，这些摩擦鲜有照着人们预想的方向发展的。然而，对于英荷来说，这显然是一次令人不快的冲击。从1689到1691年，法国人在内海步步紧逼，迫使英国皇家海军撤出地中海。这无疑影响到了英国与意大利以及黎凡特之间的贸易。1693年，人们试图重新主张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霸权。然而，这一尝试最终归于失败。因为同年法国人对葡萄牙南部拉各斯海湾一支全副武装的400人英国商人船队的袭击大获成功。英国人丢了100条船，但是法国人再次选择不扩大战果。1694年到1695年间，法国地中海舰队一直憋在土伦港口里，任由他们的对手控制着海洋。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海军活动就很少了。虽然此时法国的海外贸易规模并不大，但这并没有阻止许多英国海盗给政府写信，寻求劫掠法国商船的特许。这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船长基德。1694年，为了扰乱法国的海上贸易，八支强劲的英国海军中队开赴西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们洗劫了法国的岛屿，并且烧毁了他们的种植园。尽管造成了不小的破坏，但是，由于一场“突如其来且非同寻常的瘟疫”在舰队当中的流行，这场战争不得不提早结束。在其中的一艘船上，由于死亡人数众多，剩下的水手们几乎已经不能控制船只的航向，以致搁浅在弗罗里达的浅滩^4上。

自1689到1697年，虽然英荷同盟大可满足于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击退法国舰队的成绩，但双方都没有取得绝对的海上优势。陆战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在这样的状况下，疲惫不堪的战争双方决定握手言和。事实上，停战只是暂时的。这是因为，1700年，路易十四运用外交手腕，确保了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联合。

面对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很难想象，英国人会袖手旁观。他们无法容忍法国人控制西班牙以及其在意大利的领土，尤其无法忍受法国人接管西班牙横跨大西洋的帝国。一开始，路易十四企图独占西班牙的商业，不让英荷插手。对于英国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他们不但会失去市场，而且要将海洋霸权拱手让给法西联军。1702年，战斗打响了。英国联合了荷兰、奥地利和普鲁士，形成了一个反法大同盟。所有的成员都想限制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英国则成为这一组织的核心与资助人。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最关键的战役是马尔波罗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率军打响的。不论国籍，他麾下的将士们大多由英国资助。在1711年的一份薪水账册上，共有171000个名字。在这场争斗中，英国海军仅发挥了很少的作用，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海战。尽管如此，就海军的未来而言，这场战争仍为其提供了有用的经验和教训。

起初，英国的目的在于消除法西在地中海的势力。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必须在此地夺取一个海军基地，以便在当地就可以补充弹药物资并检修船只，而不必远航回到英国港口。在法西联军的反攻下（1702-1704），英军占据了直布罗陀，并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紧接着，英军于1708年占领了梅诺卡岛（Minorca）以及其附属马翁港（Port Mahon）。这两次占领行动都具备里程碑式的意义。此后，英国舰队就可以常驻地中海，而英国政治的影响也将随之渗透到英国的海外领土上。

作为英国在这一地区新地位的象征，海军上将克洛迪斯利·肖维尔爵士（Sir Clowdisley Shovell）所率领的舰队于1703年在西地中海海域集结，从而向当地的统治者证明，英国现在的力量已经不容小觑。其中的一个统治者萨伏伊公爵（Duke of Savoy）受到了极大的感召，以至于改变了立场，加入到反法大同盟当中来。5人们很快就体会到了一支舰队的威慑作用。1708年，在评论教宗不合作态度的时候，安妮女王派往威尼斯的大使曼彻斯特公爵就曾放话：“我希望我们的舰队能拜访他一下，叫他领教一下大英帝国女王的厉害。”英国人几乎没有必要展示武力；1705年，英国从海陆两个方向攻击巴塞罗那，并成功将其占领；三年后，他们采用同样的办法进攻了土伦，重创了停泊在此地的法军舰队。

这些战争是马尔波罗公爵所极力支持的、更为庞大的战略中的一部分。这个战略的意图在于迫使法国分散其陆军力量，来应对来自南欧的威胁。这些威胁中就包括彼得伯勒伯爵（Lord Peterborough）对西班牙本土的侵略。正如一个世纪后威灵顿公爵的作战一样，如果没有英国皇家海军控制着大西洋和地中海，他的作战也无法实现。

在欧洲以外的海域上，英国皇家海军也对法西舰队和殖民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小规模行动。其结果则是喜忧参半。在坚定勇敢的海军中将约翰·本博（John Benbow）的指挥下，一支海军中队在西印度群岛集结。1702年4月，在一场持续六天的战斗中，他们在圣马尔塔海边重创了法国的一支小舰队。奉行“对敌人毫不手软”这一原则（后来成为纳尔逊的名言）的本博采取了主动进攻，但却被其下属军官中的四名抛弃。在战斗即将结束之际，他的右腿被链锁弹打断，却依然坚持坐在草草搭建的吊架上，要在甲板上指挥战斗。截肢过后仅几个月，他就因为伤口感染发热而去世了。他的两个胆小的手下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并被枪毙了。在后世传唱的歌曲当中，本博的形象则永垂不朽。人们将他认定为坚韧、有责任感和战斗精神的典型。而这一点正是英国人所期待水手们要遵循的准则：

链锁弹击中了勇敢的本博，本博失去了他的腿，链锁弹击中了他，

链锁弹击中了勇敢的本博，本博失去了他的腿，

勇敢的本博失去了他的腿，

但拖着残腿，他大声疾呼，

继续战斗啊，我的英国同胞，这是我们的机会啊，我们的机会。

海军上将查尔斯·瓦格（Charles Wager）同样拥有这样的美德。1708年5月，在波托韦洛附近的海域上，他遭遇了一支西班牙的舰队。不顾其手下两个胆小军士的反对，他直冲向敌人，并用舷炮近距离攻击对方。在他的攻击下，其中一艘满载着金银的船被击沉，而另一艘则受了伤。此后，人们将这场战争的图景刻在了其位于威斯敏斯特公墓的豪华大理石墓碑上。

就好像1703年在葡萄牙海岸附近的维戈攻击另一支舰队的时候一样［人们用其中一些夺得的银块铸成银币，并在上面刻上“维戈（Vigo）”的字样］，瓦格摧毁宝船的行动拖住了法西发动战争的脚步。虽说英荷联盟因为这一胜利而欢呼雀跃，但他们往往会忘记这样的事实，即大部分西属美洲的金银块都运送到了其指定的目的地。即便如此，到1710年的时候，双方的陆上力量也已经达到了一个平衡。在军事上处于守势，在经济也面临崩溃的状况下，法国只能勉强和英荷同盟打成平手。

在英国，新的托利派政府采取了占领法国殖民地的策略。他们认为，在占领了法国殖民地之后，他们就能够给国家带来好处。英军从海陆两个方向进攻了法国在新斯科舍和纽芬兰的定居点。1711年，英军更加雄心壮志，试图占领魁北克。由于考虑不周且没有计算到圣劳伦斯河上的雾气和浅滩，这一计划最终泡了汤。

在法国人已经意识到西班牙人日益离心离德的情况下，1714年，英法之间也签订了《乌得勒支和约》。英国就此得以控制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并就此确定了其在地中海以及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从西班牙人的手中取得了贩奴权（asiento），可以每年派出一艘船和西属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标志着英国已经成为一个欧洲乃至于世界强国。她的力量无疑来自于由124艘战船所组成的舰队。这一海军几乎是法西联合海军力量的两倍。就在她的敌人和荷兰人因为12年的争斗而遭到削弱的时候，英国的海上力量反倒有了极大的增长。关于这一点，1708年出台的《巡航法案》（Cruisers Act）和《护航法案》（Convoys Act）显然功不可没。这些法令要求海军给商船配备适当数量的战舰，以保护他们不受海盗或商业强盗们的劫掠。直到战争再次爆发之前，英国海军已经投入了2/3的力量，用于此项保驾护航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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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14年到1739年，英国和其殖民地均享受了一段和平时光。在这段时间里，国内风平浪静，经济也得以发展。此时，英法关系看似友好，但许多法国人都深刻地认识到了英国在全球扩张的野心。“英国人的经济力量日益增长，其野心也日益膨胀。”1733年，一名法国人这样评论道。他意识到，英国人似乎时刻准备着要消灭同样茁壮成长的法国贸易。因此，两者之间的竞争始终相当激烈。特别是在北美、加勒比海和印度东海岸，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显著。这是因为，法国在此地编织了一张贸易网络，企图将自己的力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对于东印度公司来说，这显然是值得注意的信号。

1739年11月的战争之所以爆发并非是出于英国对法国产业的恐慌，而是因为西班牙在此地占据了上风。在过去的五年里，西班牙在美洲的地位一直下滑。他们有充分理由证明，这一点是同英国商人滥用贩奴权分不开的。为了维护合约的效力，海关官员（guada-costas）往往会诉诸暴力。他们强行登上英国船只、对之进行搜查并且多次扣押英国船长及船上的货物。最为著名的一件事是，一名狂热的西班牙海关官员割下了“丽贝卡（Rebecca）”号船长詹金斯的耳朵，并建议其带着耳朵去见乔治二世。这名官员的话语是如此的污秽不堪，以至于人们不能在众议院复述其话语。1739年3月，议员们就此以及其他“令人难以忍受”的事件进行了讨论。出于贸易的考虑，他们吵着要求发动战争。他们宣称，如果不好好教训西班牙一顿的话，英国的跨大西洋商业贸易将会全部毁于一旦。

人们感到自己的国家自豪感受到了伤害。其中的一名议员将“大不列颠卑贱的服从”同西班牙“胜利的骄傲以及固执的傲慢”做了对比。

此后担任首相的威廉·皮特评论道，此时，一个基本的原则受到了挑战。“如果没有尊严以及活力的约束，他们就绝不会遵守规则。”6他认为，“沟通和签订协议完全没用。”西班牙不再恪守其对英国的义务。人们必须提醒它，否则它将会违反更多的原则。英国人试图用海军教训他国，并将其应用于多个国家。这一政策正是日后所谓的“炮舰政策”。在他们的脑海里，战争应当能够带来收益。他们的榜样是德雷克和摩根。这两位打了胜仗后，会驾驶着战船回到港口，而船上则满载着从西班牙西印度群岛所夺得的金银。苏赛克斯地方议员、于1744年成为首相的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发现，有很多陆军和海军军官都要求发动战争。就此，他辛辣地讽刺道，在上一次战争中，“军官和水手得了好处，而公众却没能享受一点”。7可能他是对的：他们所受到财富的诱惑，和为国争光的动力基本相当。

尽管首相沃尔波尔对此表示疑虑，但是那些支持战争的人还是占据了上风。这些人不仅包括在议会中游说的议员，还包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是在咖啡馆中谈天说地的普通民众。这场因群情激愤而打响的战争自我分解成了一系列针对西班牙帝国和贸易的偶发行动。

战争一正式打响，爱德华·弗农（Edward Vernon）上校就奉命率领一支舰队，前去袭扰加勒比海上西班牙的殖民地以及其船队。这位上校先前也是一位议员，主张摧毁并接管西班牙的美洲帝国。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为了“烧杀抢掠”。在攻占波托贝洛时，这一倾向已初见端倪。在接下来的两年当中，他们还发动了对卡塔赫纳（位于现代哥伦比亚的海岸上）、哈瓦那和古巴的圣地亚哥的战争，但却遭到了当地人顽强的抵抗。到1742年底，他们速战速决并从中获利的幻想破灭了。

从一开始起，英国的策略就是有缺陷的。如果想要取得成功的话，就必须要将位于美洲的西班牙堡垒孤立起来，然后再对其进行攻击。这也就意味着英军必须要封锁西班牙位于大西洋上的港口。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在直布罗陀的海军基地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下，地中海舰队很难阻止西班牙为殖民地提供给养和军火。

气候和疾病也一直困扰着前来加勒比探险的人。托拜厄斯·斯莫利特（Tobias Smollett）曾于1741年的卡塔赫纳之战中担任外科医生的助手。在小说《罗德里克·罗尔德穆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1748）当中，他详细地记述了这次军事行动。而且，他以现实主义的笔调描绘了一幅残忍的画卷，展现了当时普通军士和水手们所遭受的痛苦。他特别描述了他们的食物：

……士兵们给我们所收到的腐烂变质、用盐腌过的牛肉取了爱尔兰马的名字；产自新英格兰的腌制猪肉尝起来有一股肉和鱼混杂的怪味；同样产自该地的面包和饼干里全是虫子，导致其能够自己跑来跑去。黄油的味道就好像是掺了很多盐的火车机油。

西班牙北美殖民地显然在战争中占据优势。英国海军不但要咽下发臭的食物，还要经受风雨的折磨。西印度雨季的到来更是给了饥肠辘辘的英军士兵们致命的一击：

雨水加重了周围的腥臭味，天气也显得更加闷热。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物资也难以保存。在这种天气下，胆汁热也极为容易传播。这场疾病来势汹汹。我们当中大约3/4的人都因此而凄惨地死去。

坏血病是这些致命疾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诸如此类的致命疾病同样夺走了乔治·安森爵士（Sir George Anson）手下3/4士兵的生命。自1740到1744年，这位海军上将曾率领着舰队环球航行。作为一名极其有能力且聪慧的军官，安森曾接受上级指令，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的西海岸附近拦截西班牙的船只。当他回到英国的时候，他所乘坐的皇家海军舰“百夫长（Centurion）”号上满载着总价值1250000英镑的财宝。在这些财物当中，将近半数是从菲律宾群岛附近的马尼拉商船上劫掠而来的。

当安森到达朴茨茅斯的时候，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已经发展成了欧洲范围内的斗争。英国、荷兰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对付西班牙、法国以及普鲁士集团。出于对佛兰德斯军事局势的考虑以及维护乔治二世的汉诺威省的需要，英军需要在大陆事务上投入大量的精力。1745年，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此时，在法国军队和财力的支持下，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王子（小王位觊觎者）在苏格兰登陆了。詹姆斯二世党人的最后一搏完全是一场赌博。此时，只有苏格兰高地的人才真正支持王子。在推进到南部的德比时，王子的军队遭到了围攻。1746年，王子的军队在克劳顿吃了败仗。在战争当中，英国皇家海军切断了王子与法国人之间的联系，不让他得到法国人更多的帮助。

短期内，英格兰和苏格兰低地的人们夸大了詹姆斯二世党人暴动的影响。它暂时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得他们暂时不再关注与主要敌人法国之间的战争。为了逐步消灭法国的海外贸易以及占领其北美殖民地，英国人做了周密的布置。他们也派遣一中队的战舰去协助东印度公司，以同法国位于科罗曼德海岸上的飞地作战。这些战舰也必须去骚扰法国的商船，不让其顺利地与亚洲各国进行贸易。

1745年2月，中队中的两艘战舰“德特福德”号和“普雷斯顿”号在巽他海峡遭遇了三艘从中国归来的法国商船。趁这三艘商船正在通过海峡之际，他们立即出手将其控制住。一想到即将获得的赏金，两艘战舰上的水手们都乐开了花。他们知道，即便是最贪婪的海军军官，都未曾梦想过能得到数目如此巨大的财富。亨利·克拉克（Henry Clerk）当时是“普雷斯顿”号上的水手。他曾给自己在苏格兰的父母写过一封急报（由一名荷兰裔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带回）。他不但在信中提到获得财富之轻松，也不无忧虑地提及了随之而来的隐患：

自从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以来，我们的运气一直不错。我们一次就捕捉到了三艘满载货物、从中国回来的法国商船。但是啊，我希望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像这一运气那样好。我是从好望角来到这儿的。自从那时，我就一直生着病。如果靠从这三艘船上夺得的财产能让我吃饱饭就好了……或者让我快点好起来吧。我觉得，我每艘船能分得四千镑。只要再有点运气，我就能在克拉蒙德附近买下一栋小房子了。8

在美洲，战争取得了开门红。英国人成功地攻下了圣劳伦斯河口的布雷顿角岛。1745年，在4000名新英格兰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们又攻占了路易斯堡。这无疑为英军从水陆两路进攻魁北克奠定了基础。9然而，随着下一年一支法国援军的到来，他们不得不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

正如在加勒比海一样，英军在加拿大所遭遇的挫折也表明全球海上战略的重要性。在确保法、西不能向其殖民地提供给养之前，英国不能在美洲采取任何行动。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英国皇家海军或者必须将敌人的舰队困在港口里，或者在它们一露头的时候，就与之交战。这样一来，英国海军就必须不停地巡逻。这也势必带来船体、桅杆、圆材和船帆的极大损耗，也会令船员们疲于奔命。1745年，人们制定了一套轮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艘战舰仅在一段时间内履行其巡逻的使命，之后便回去休息。它的位置则会由另一艘刚刚修整过后的战舰补上。只要英国皇家海军有足够数量的战舰，而且其造船厂有足够的生产能力的话，这一套在西大西洋维持力量的策略就能见效。

这一策略极其富有激励意义。1747年5月，一个法国中队试图打破封锁线。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安森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阻止了他这一行为。几个月以来，他都在训练手下的战士和军官采取新的“全体追击（general chase）”战术。虽说这一策略不过是简单的调遣船只而已，但仍需要老练的水手、严明的纪律和先进的炮击技术才能实现。英军战船（包括一级、二级、三级或四级的战舰，每艘船上都配备有六十门或更多的火炮）排成作战队形，悄然迫近纵列前进的敌方舰队。当领航的英国战舰逼近阵尾的法军舰艇时，它便向其开火，随即向前开进，并挨个向法军的舰船开炮。其他的英军舰艇则会重复这一行为。

这一战略起效了。六艘法国战舰或者被安森的中队击沉，或者被捕捉。除此之外，英国海军所取得的其他胜利也佐证了这一战略的作用。同年10月，同样是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海军上将爱德华·霍克爵士（Sir Edward Hawke）所部遭遇了一支西印度的法国海军中队。英军或者击沉，或者俘虏了八艘战船中的六艘。法国人所护送的250人的商船船队也遭了殃。英国人完全将他们冲散。随后，其中的大部分船只也落入了英国人之手。这是因为，霍克有先见之明，事先已经派了一艘单桅帆船到罗亚尔港去。此举是为了提醒当地的海军权贵们，有一队受法军护卫的商船正在向他们驶去。

这两次胜利都证实了新计划能够有效地孤立法国，以及“全体追击”确实是制胜法宝。它们也表明，英国海军上层中出现了新一代高级军官。对于安森和霍克来说，即便是要冒风险，他们也不愿放过一个发动战争的机会。他们很清楚，只有每一个英国海军军官都愿意在敌舰刚刚离港的时候就发动攻击，英国的海上霸权才能得以维持。当然，没有人能够预知战争的结果。但是，安森和霍克都对他们的军队充满信心。他们坚信，较之敌人更充分的训练、更为丰富的经验、更严格的纪律以及更坚定的意志总会令他们略胜法国一筹。

1747年，英国在海上称霸。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战争都陷入了僵局。无力保卫其殖民地的法国人几乎吞并了奥属尼德兰（即今天的比利时）。次年，精疲力竭的战争双方签订了《亚琛和约》（Peace of Aix-la-Chapelle).除了恢复战前的力量对比之外，这一和约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唯一的作用可能在于，英国必须放弃对路易斯堡的控制权，以确保法国从低地国家撤军。事实上，《亚琛和约》不过是一次休战协议。1749年，在向下议院解释这一条约时，亨利·佩勒姆就已经指出，英法之间必然还会开战。正如罗马和迦太基一样，英法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且，只有英国海军才能保护英国，使其免遭迦太基的命运。“我恐怕，”他告诉议员们，“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海军不是无敌的；一旦海军败下阵来，我们的探险事业、商业乃至于独立都会化为泡影。”9

这位首相显然是过虑了。但是，他的观点仍有其可取之处。英国之所以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强大的海军确实功不可没。近60年以来，英法之间一直在不时地爆发战争。这已经充分暴露了海洋霸权的优缺点。人们无法单凭海军力量取胜，但它确实是保证不败的一种方式。更有甚者，在1745年后制定的总体战略表明，如果加以充分的利用，英国的海上霸权能够迫使法国从北美撤离。迫使法国从印度离开也不再完全是幻想。这些也正是英国在欧洲大陆的行动以及和约的延续。无论如何，基于先前所取得的胜利，海军将士们都自信满满并渴望战斗。尽管在加勒比海的事态并不随人愿，这种情感还是影响到了英国普通民众。安森和霍克成了战斗英雄。而且，他们大胆的战争精神也令他们的下属迷醉。这其中就包括20年后接替二人职位的乔治·罗德尼（George Rodney）和爱德华·博斯考恩（Edward Boscawen）。这两位海军上将成了海军精神的代表。在18世纪70年代末传唱的一首流行爱国民谣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为了表示对二人的敬仰，人们用他们的名字为战船命名。这两艘战船的事迹也在这首民谣中得以体现：

我们的船名同两位高贵英雄的名字一样，

西班牙人听到要颤抖，法国人听到要畏惧。

只要登上安森号和霍克号，

幸运女神就永远把你眷顾。

让那些法国和西班牙的聪明政治家们，

叫嚣着要结束英国的统治生涯。

他们覆金属板的船要为这傲慢的言语付出代价，

只要它们出现在安森号和霍克号的眼皮底下。

爱德华·博斯考恩，英国海军上将。早年参加海军，先后在西印度群岛（1726）、贝洛港（1739）和卡塔赫纳（1741）服役。174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但仍在海军中任职。1747年5月在菲尼斯特雷角外的海面上击败法国海军，因而成名。后被派去指挥驻印度的一支舰队。1755年4月因在纽芬兰海域俘获法国舰只“阿尔西德号”和“利斯号”而引起七年战争的突然爆发。1758年晋升海军上将。翌年指挥地中海舰队追击法国舰队，俘三艘毁二艘，粉碎了法国舰队入侵英国的计划。为此，1760年12月得元帅称号。

第二章

为了荣耀：收获与失败

1749-1783

《亚琛和约》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1748年之后，英法之间的敌意不仅没有消除，反倒加深了。法国人相信他们的敌人最终的目的在于遏制他们的贸易，并剥夺他们的殖民地。英国则担心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五会和他的西班牙亲戚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庞大的、具有威胁性的舰队。英国似乎并没有受到过往战争的影响。它变得更为富裕，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18世纪20年代末，英国向北美的出口值为524000镑。而仅仅在20年后，这一出口值就已经上升至一百多万英镑。与此同时，英国向西印度群岛以及印度的出口贸易额也有所增长。前者从473000镑增加到732000镑，后者则从112000镑上升至522000镑。

虽然英国向殖民地的出口呈螺旋式增长，英国经济的未来却并不那么明朗。主要的威胁来自法国。在那些战事稀少、战果不定的地方，譬如印度和北美，法国的威胁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在北美，自从1754年早期英法移民在俄亥俄河谷内发生冲突以来，暴力冲突就一直不断。法国人和他们的印第安盟友从魁北克南下，试图渗透到俄亥俄河流域。在更远的南方，一些法国移民也放弃了他们位于墨西哥湾的定居点，沿着密西西比河向北迁徙。如果不加阻止，法国不久之后便会占据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这样一来，它就占据了从南部的新奥尔良到北部的魁北克的一大片地区，极大地遏制了英国向西的扩张态势。

1754年夏天，法国人和弗吉尼亚拓荒者在俄亥俄河上游爆发了一系列小型战争。法军攻下了一个木制的小堡垒，并在此地建起一个新堡垒取而代之。为了纪念魁北克省活跃而有能力的总督，他们将这一新建的堡垒命名为迪凯纳堡（Duquesne）。这在伦敦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家威望乃至于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未来可能都有危险。英国立刻向弗吉尼亚派遣常备军，并且向北美海域增派战舰。法国则采取了同一做法。

在挑起战端之后，纽卡斯尔公爵手下的官员们忧心忡忡。他们有理由担心，在北美边远地区的局部战争总归有一天会扩散到欧洲。在这里，法军占据了人数上的优势。它面临着两种吸引人的抉择：一种是入侵乔治二世的汉诺威省；第二种则是跨过海峡，从水陆两个方向进攻不列颠。国王自然希望不惜一切代价保全他的地盘，但对于包括皮特在内的朝臣们来说，保卫汉诺威不过是沉重的负担。英国从汉诺威身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倒是在它身上耗费了大量的金钱。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们本该将这些钱投资到保卫殖民地以及新市场上的。无论如何，在1714年的英国，1688-1689年原则已经开始推行，汉诺威的国王也在此地站稳了脚跟。占据上风的辉格党感到，他们有义务以最小的国家财政代价最大限度地帮助自己保全他们在德国的资产。1756年1月，英国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一世结盟，成功地达成了这一目的。但是，这一结盟也刺激了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的形成。由于被三国包围，普鲁士国王于9月先发制人，入侵了萨克森。

英国现在被卷入了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并被迫分散它本来计划投入在美洲的军事力量。由于占据了奥属尼德兰，法国能够在海峡边囤聚兵力，进而迫使它的敌人抽调兵力和物资，以防受到入侵。更有甚者，为支援普鲁士，英国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以致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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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年到1757年，英国殖民地令人失望地一步步缩小。这并非是出于英国对于大陆的过分关注，而是出于其准备不周、运气较差以及运作上的失误。梅诺卡的丢失给了英国人最沉重的一击。之所以会丢失梅诺卡，是因为海军上将约翰·宾（John Byng）不愿冒险和法国地中海舰队全面开战，而是退居直布罗陀。愤怒的人民认为他这种保全军队的举动是胆小的表现，而不是小心谨慎。宾颜面扫地，被召回伦敦。军事法庭对其进行了审判，并于1757年3月处决了他。按照伏尔泰的名言，这一举动可谓是“杀一儆百（pour encourager les autres）”。他不过是为颜面尽失的政府替罪罢了。对于那些犹疑不决、面对法国人却不能表现出为人所期待的好战精神的海军将领来说，他的死无疑是一个警告。

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海军面临的情况更为糟糕。多亏了首任海军大臣安森的指导，海军迅速进行了一次动员。这一点体现出他的行政能力同航海能力一样强。但是，建造新船、整修旧船和翻修码头都需要时间。而且，随着人数的增加，食物供应负担也持续加重。就在后勤系统不断就位的过程中，海军也必须招募到足够的士兵。这也就导致一些本不愿出海的士兵被迫加入海军。最大的问题在于浪费。1756年到1759年，共计70000人加入了海军，然而其中却有12700人放弃了当兵。比起放弃的人数来说，因病而死的人数甚至更多一些。而相对的，在1755年到1757年，只有143名士兵战死。1

面对这一形势，政府所采取的首要措施便是强征入伍。除了被强征入伍的人以及他们的亲人外，商人和船主们也不欢迎这一措施。这是因为，海军将熟练的水手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在1757年纽约的一次高效并可能是粗暴的强制征兵过程中，共有3000名成年男性加入了海军，几乎是当地男性人数的1/4.后来海军释放了其中的400人。2就长期来看，提高士兵在海上和岸上的生活条件能够极大地降低士兵的死亡率。与历史学界所流行的关于乔治朝海军生活的意见不同，人们采取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措施来保证士兵们的健康。每一个士兵每天都能领到一磅饼干、一加仑啤酒和3/4磅奶酪，每周则能领到六磅牛肉或猪肉。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给船员们补充新鲜肉类和蔬菜。补充蔬菜是为了防止坏血症。虽然人们已经意识到，经常食用柠檬或橘子果酱能够有效降低患病风险，但是，这一病症仍是导致大量士兵们死去的罪魁祸首。3

在18世纪50年代，与那些商船上的水手们相比，海军水手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另外，虽然每个普通水手最终分到的不过几镑而已，他们还能抢劫商船，挣一些外快。因此，水手们往往可以将自己的境遇同士兵们相比，以此获得满足。1780年，戈斯波特（Gosport）女孩们所唱的歌曲就已经体现出了这一区别：

水手赚得盆满钵满，

士兵空有一块黄铜名牌。

我爱着一个快乐的水手，

士兵们请你们滚开。

在七年战争的最初三年里，士兵的口袋里没有几块叮当作响的硬币。起初，人们热情高涨，幻想着迅速取胜，并就此一夜暴富。1756年5月，当他在追逐一支开往北美的法国舰队之时，博斯考恩还乐观地给他的妻子写信：“如果这些法国贵族这次没能逃出我的手掌心的话，那他们就要为我们的房子和家具支付账单，更不要说还有给孩子留的份。”4但是，这一次却令芬妮·博斯考恩（Fanny Boscawen）大失所望。她的丈夫没有从法国人手中夺得一分一厘，而法国人却顺利地抵达了目的地。次年，另一个由18艘战舰和5艘护卫舰组成的法军中队也顺利逃出。

对法国的封锁依然持续。英国人试图在哈里法克斯和新斯科舍建立新的军事设施。其中就包括一个修理船只的码头。在那里，人们将战船倾斜过来，以便填补船身上的缝隙。为了保证行驶的速度，他们也会将附在船体上的海草和藤壶刷去。直到1759年之前，人们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在1759年之后，英国人就能在不将战船拉回英国的情况下，在美洲的水域里维持一支至少由8只船组成的中队。这些准备工作最终会带来回报，不过这需要时间。

回想起来，从1756年到1757年，英国一直在有条不紊地为后来的入侵战争作动员，尽管这是极为缓慢的。此时的英国面临着一个充斥着危险的世界：英国从地中海撤军、面临着被侵略的危险、英国短暂失去对大西洋的控制、在加拿大和印度爆发的起义以及因普鲁士人的失误而导致汉诺威门户大开。这一切都令当时的英国人深感不安，并责备一个看起来既困惑且无能的政府。在议会内部，议员们均就是否发动战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而在议会外，深感政府无能的记者们和社会活动家们也在大声疾呼，希望发动战争。

在所有对纽卡斯尔政府的批评当中，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批评可谓最为犀利，影响也最大。他认为，政府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来支援普鲁士。在美洲爆发的战争才能真正地影响到英国的利益。与之相比，在欧洲爆发的战争则没有那么重要。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也就必须按照这一办法来对这些资源进行分配。按照其同盟的说法，皮特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因此，为了生存，纽卡斯尔政府于1757年正式吸纳皮特作为成员。自此之后，皮特负责陆军、海军以及殖民地的事务，使得他成为了各条前线上毋庸置疑的统帅。

威廉·皮特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在印度工作。1757年，皮特已经49岁了，经常遭受痛风病的折磨。有的时候，在向下议院陈述报告时，人们破天荒地允许他坐着讲话。在国外的观察家看来，他是一个因为一己私利而总是远离党派斗争及对政府控制权的争斗的人；而后者往往耗费了许多其它政治家的精力，而在公众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不为党派所沾染的人，也是一个为追求国家利益而希望团结各方人士的爱国主义者。在那时，是否能够赢得议员们的支持，往往取决于演讲者的口才。而以皮特的口才而言，他无愧为一个令人瞩目而又十分突出的议会演说家。

政治家皮特吸引的支持者大多是同情他的托利党人，其中包括乡绅和一个强有力的、聒噪不停的城市集团。城市集团的领导者是市政官威廉·贝克福德爵士（Sir William Beckford）。牙买加种植园和贩糖业带给了他财富，使他有能力资助两份皮特主义的期刊。在贝克福德的周围聚集了一群伦敦商人和资本家。他们认为，只有夺取了法国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他们的海外利益才能得到保证。

对于他的支持者和此后的爱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来说，皮特是国家的救世主。他一手挽救了战争危局，取得了一系列大型海陆战争的胜利，从而重新奠定了英国对海洋的霸权，并且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在伦敦市政厅里，崇拜者们为皮特树了一尊立像。此地的皮特雕像表情庄严肃穆，穿戴得如同罗马执政官一样。他的脚下是安逸的不列颠和一头骄傲的雄狮。雕像的底部刻着对这位政治家美德的溢美之词，赞颂他“是上天派来带领国家走向富强的”。这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皮特接手了他人所创造的战争机器以及战争技艺。这些人当中，最为出名的便是继续担任首席军政官的安森。英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皮特的功绩则在于能够预见事态的发展。他强韧的神经和钢铁一般的意志也对战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取得领导地位，皮特就立刻改变了他之前的观点。其战略的基石在于资助弗里德里希二世，让他去攻打法国人。“当我们与法国为敌的时候，”皮特于1762年8月对下议院说，“我们就应当借德意志的刀来置其于死地。”5因此，英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弗里德里希的资助，并在后者的要求下，英国于1758年从水陆两路攻打了法国的海港。人们形象地将这一花费甚多的行动比作用基尼砸窗户，但是这的确迫使法国将一部分兵力抽调回来，不再集中在德意志前线上。在这里，事态开始朝着有利于普鲁士的方向发展。1757年11月，法奥联军在罗斯巴赫被击溃。一个月后，弗里德里希在洛伊滕打败了一支奥地利军队。次年春天，他又在曹恩道夫战胜了俄国人的部队。从印度也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1757年6月，罗伯特·克莱武在普拉西战役中击溃了西拉杰·乌德·道拉（Siraj-ud-daula）的军队，并重建了英国在孟加拉的霸权。

在海上，法国人面临了两次致命的危机。守卫路易斯堡的中队里爆发了斑疹伤寒，而随着年末舰队回到布雷斯特，他们也将这种疾病带了回来。1758年初，驻守土伦的舰队接到了上级航行到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命令。但是，他们却遭遇了一系列的事件，不得不退回港内。他们不但航行失误、遭遇了恶劣天气，而且在距离东西班牙不远的地方遭遇了英军的舰队。在“蒙茅斯（Monmouth）”号和装备更为精良的“霹雳（Foudroyant）”号的一场战斗中，由于受到了英军舷炮的惊吓，法国炮手逃离职守。法国海军的整体士气下滑；由于收入低且没有足够的口粮，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那些没有航海价值的船只。6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的力量则在稳步增强。1757年，舰队仅拥有90艘现役战船，另有共计149艘护卫舰、单桅帆船以及双桅炮船。而仅仅两年后，这一舰队的规模就已经扩大到拥有300艘，而且船只式样也多种多样了。

英国的海上霸权促成了皮特伟大战略的实施，使其得以一步步地将法国海岸殖民地收入囊中。在1758年5月和12月，英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分别占领了位于塞内加尔海岸上的路易斯堡垒和戈雷岛堡垒的两处戒备森严的奴隶贸易站。在与英国战船短暂交火之后，陆上的舰队便投降了。在这次交战中，英军伤亡数目为死亡23人，68人受伤。7

对法国来说，北美的打击尤为沉重。1758年，路易斯堡陷落。次年，英军就联合海军和陆军的力量三面夹击魁北克，并最终于9月拿下了魁北克。在西印度群岛，在1759年瓜德罗普岛陷落之后，法属蔗糖群岛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失陷。随着时间的流逝，皮特的计划也得以逐渐实施。这样看来，全面占领法国的海外帝国、消灭其海外贸易不过是时间问题。无论是在北美、印度洋还是在西印度洋，法国的海上力量都无法与英国皇家海军相比。因此，法国也就无法加强其殖民地的守备力量以对抗日益增长的英国守备力量。她唯一的希望在于侵略不列颠。这一计划是由舒瓦瑟尔公爵艾蒂安·弗朗索瓦（Etienne-Francois,Duc de Choiseul）所提出的。他认为，这样便可以迫使皮特将其军队抽调回来，以保卫本土。

要实行在1759年侵略英国的计划，首先要联合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舰队。然而，这一计划却遭到了博斯考恩的破坏。6月，他在拉各斯湾附近拦截并击溃了法国的地中海舰队。11月，霍克在基伯龙湾附近发现了由德孔弗朗（Hubert de Brienne,Baron Conflans）所率领的、由21艘战舰所组成的布雷斯特舰队。霍克的舰队在力量上稍稍占有优势，且对法军步步紧逼。因此，法军海军上将命令自己的舰队逃回海港。是时风雨交加，两支舰队都在驶向危险的、布满岛礁的水域。

面对危险，霍克却显得极为镇定。船队旗舰“皇家乔治（Royal George）”号的船长已经告诉他前方有危险。此后，他却这样冷静地回答道：“既然你能够告知我前方有危险，那么你的确已经完成了任务。现在我要看看你是否能完全服从我的命令。我命令你，把我送到法国海军上将的身边。”当时大海波涛汹涌，而且天色已晚，选择在此时发动攻击无疑是背水一战。但是，基于双方的军力对比，霍克必须抓住一切机会来摧毁或是捕捉法国的战舰。英法两军在凶险的海洋里上演了一场全面追逐的好戏，充分展现出了英国海军技术和装备上的优势。“皇家乔治”号仅是降低瞄准对方的吃水线发射了两发舷炮，就足以击沉“华丽（Superbe）”号。由于遭到每艘经过它的船只的轮番攻击，“可畏”号最终缴械投降；在英军的追击下，“英雄（Héros）”号搁浅了；“忒修斯（Théseé）”号的沉没则完全是因为船长的愚蠢：他要求在巨浪滔天的大海中打开其下层炮眼。到黄昏时分，法国的船队已经四散溃逃，霍克则命令其舰队在此地抛锚。而在破晓之时，人们发现法军旗舰“皇家索莱尔（Soleil Royal）”号正停泊在英军的舰队中间。英军解开了它的绳索，并对她发动攻击。最终她被迫搁浅，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成了法军所失去的第七艘战舰。

基伯龙海战的胜利可谓一场经典的海战胜利，霍克也就此成了民族英雄。他拥有一切英国海军将领所应有的美德。根据斯摩莱特（Smollett）脍炙人口的英国史，正是霍克自己下达了向法军进攻的命令。这是因为，“他拥有与生俱来的正直和勇气，并心怀对国家的大爱。与此同时，他也能够意识到这一笔赌注的重要性”。8自1759年以来，英国在海陆均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胜利。接下来的一场战役可谓是这一系列战役的收尾之作。魁北克和拉各斯湾就此联合，而瓜德罗普和明登（Minden）则双双落入英国人之手。在明登，英国——汉诺威联军成功击败了法军，并保证了汉诺威的安全。在新年首映的即兴表演《小丑的侵略》（Harlequin's Invasion）中，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就创作了一首《橡树之心》（Hearts of Oak），以庆祝这些胜利：

来吧，伙计们，为了荣耀，开心点！

要把新物件加进这完美的一年。

我们叫你领受荣耀，不像奴隶一般压迫你，

谁能比我们更自由？因为我们是波涛之子。

皮特成了时代的代言人。几乎所有人都将他视作这些胜利的总工程师。就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皮特的仰慕者斯摩莱特这样写道：“人们因我们的胜利而感到高兴，皮特先生则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我甚至可以斗胆说，在此时的大不列颠，没有哪个党派是不支持皮特先生的。”9诗人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则表示，1759年的事件使得他变成了“一名爱着自己的国家的人，坚定的辉格派的子民……爱国主义情绪使得他整个人熠熠生辉，也洋溢在诗歌的字里行间”。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诗人们一直忙着记录新的胜利。柯珀的朋友约翰·邓科姆（John Duncombe）向新国王献上了荷马式的颂词，其中便列举了近年所打的胜仗：

此前未知的湖和海，

各式各样的商船在其上川流不息。

湖水起伏，大海汹涌，

从密西西比一直到北极。

那些魁北克河边上居住的人们，

都受到英国法律神圣的约束。

毫无信誉的切罗基人俯首称臣，

富裕的塞内加尔则向母国进贡。

恒河的暴君们因恐惧而颤抖，

因为复仇女神在他们的耳边低语：“克莱武来了。”

在那个年代，人们往往会从古典著作中寻求美学以及文学的灵感。这样一来，将英帝国同希腊和罗马帝国之间对比也就并不鲜见。有感于英帝国所占领的范围之广，贺拉斯·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认为，和本国的国民相比，希腊人和罗马人不过是“卑微的民族”。10《绅士杂志》（Gentlemen's Magazine）的一名记者确信，占领魁北克的战争完全足以匹敌特洛伊之战，堪称勇气之史诗。11而对于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来说，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醉酒狂欢的理由：

来吧！勇敢的不列颠人，不要抱怨，

不列颠尼亚！不列颠尼亚！再度君临海洋。

我们举杯欢庆，愉快地歌唱，

把五九年的丰功伟业颂扬。12

大卫·加里克急切想要煽动公众的情绪。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继《小丑的侵略》之后，他又创作了两首类似的作品：歌曲《英国水手在美洲》（English Sailors in America）和舞剧《魁北克之战》（The Siege of Quebec）。后者于1760年春天首次上映。

为了纪念1759年的胜利以及其前无古人的扩张，人们举办了多种庆祝活动。这一点值得人们注意。这些纪念活动之所以会如此的密集，正是源自此前三年间英国国内弥漫的内省情感。“我们正在滑向断崖，似乎要摔得粉身碎骨。”北部乡村牧师约翰·布朗这样写道。他所创作的《丈量时代的方法与原则》（An Estimate of the Manners and Principles of the Times,1757）拥有非常广泛的受众，并得到了许多评论。这并不仅仅是针对流行行为和品位的批评，因为布朗直接将国家的不幸归结于国民的道德败坏。他还特别指出，统治阶级正是道德败坏的重灾区。

“舰队与军队的所作所为、未来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领导者的能力。”布朗这样写道。英国的绅士们已经开始沾染上不好的习气，即所谓的“娇气”。他们越来越贪图享受，喜爱坐轿子（称职的绅士应当骑马）、住温暖的房间以及享用珍馐。在他看来，那些喜好谈论“衣服和赌博、纸牌和短工、马匹、女人和骰子”的年轻人身上缺少所谓的“公共服务精神或爱国精神”。而普通的士兵和水手们却极少沾染上这种糟糕的习气。“世界上再没有比他们更骁勇善战的战士了。除非上级下达命令，他们绝不退缩。”13

当时存有的一个说法表示，上层阶级的道德状况与国家在国际上的表现是成正比的。此时英国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很可能是英国上层阶级的道德败坏所导致的。也正如英国在战场上的表现一样，这一假说无疑是令人不安的。如果按当时人所相信的那样，人类历史也可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老期的话，那么英国显然正逼近最后一个阶段。

1759年的胜利推翻了这一假说。不但早已根深蒂固的“英国是上帝的宠儿”这一信仰进一步加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迅速膨胀起来。其前无古人的贸易和殖民地扩张无疑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个民族不断前进的事实。除此之外，艺术界、科技界和工业界也迸发出新的活力。许多人就此更为坚信，英国社会处处领先于世界。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棉纺织业、钢铁制造业和制陶行业纷纷开始引入节省人力的机器。与此同时，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和马修·波顿（Matthew Boulton）的蒸汽机也正式投入使用。各行各业的快速发展反映了英国人的聪明才智。更有甚者，人们普遍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飞跃，需要归功于英国灵活的政治系统。当时的文人伊萨克·瓦特斯（Isaac Watts）精准地总结了这一点，并为之高唱颂歌：

英国贵族的桂冠闪耀着，

普照一切的光，

当法律和权利结合，

国家就蒙被恩泽。14

然而，正如约翰·布朗所表明的那样，国家繁荣与否、是否能够摈弃英国的罪恶以及是否能够扩大其在世界中的力量，完全取决于其领导者的决心、责任感以及勇气的多少。他们伟大的灵魂是国家力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涉及帝国建立问题的时候，柯珀无疑想到了皮特的存在。因此，他评论道：“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建立帝国），伟人显然是不可或缺的。”柯珀和其同时代的人都因为1759年的胜利而兴奋不已。他们认为，自己正是帝国的一部分，而这个帝国辽阔的疆域则正是其国家美德的证明。战争已经、并且将继续营造一种好战而过于自信的爱国主义情绪。这一情绪逐渐弥漫到了各个阶层。斯莫雷特和一些有识之士也因此而感到不安。他认为，对于一个“天生凶暴、急躁而吵吵嚷嚷”的民族来说，15民众爱国主义（即他所谓的“暴徒爱国主义”）是危险的。

到1762年，庆祝胜利的喧嚣达到了一个高潮。海军上将乔治·罗德尼占领了马提尼克岛以及一些种植蔗糖的法国岛屿。投机者们闻风而来，跟着登上了小岛。令这位上将惊异的是，种植园主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马提尼克，并宣示自己对此地的土地拥有主权。

既然西班牙的势力进一步削弱，那么英国就有机会攫取更多的利益。西班牙旋即遭到了两次重创。来自印度的一支探险分队占领了马尼拉，而与此同时，乔治·波考克上将率领着舰队突袭了哈瓦那。由于取道老巴哈马海峡，此行显然极为凶险。通常情况下，因为这一水道里布满暗礁，所以水手们唯恐避之不及。这次英国人赌赢了。他们在哈瓦那港内俘虏了13艘西班牙战舰。波考克和陆军将领阿尔伯马尔伯爵（Lord Albemarle）一人得到了123000英镑，而那些普通士兵和水手们每人也分得了4英镑。

就在乐观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做着吞并法西帝国的美梦的时候，英国政府却试图签订和平协议。1761年10月，就法国的和约问题与同僚闹翻之后，皮特辞职了。比特侯爵领导着新的内阁继续和法国进行谈判。这位侯爵才能平平，却有着一片善心，并且赢得了乔治三世的信任。虽然此时的法国和西班牙都已经屈服，但人们仍旧对此表示担心。正如辉格派的贝德福德公爵所说的那样，英国对海洋的垄断很有可能会“刺激所有欧洲的海军力量，使得他们联合起来对抗我们”。这一观点完全是杞人忧天。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他国家并不具备足以匹敌英国皇家海军的海军力量。事实上，政府之所以寻求停战，主要是因为战争费用高昂，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例如对酒类征税）来填补这个窟窿。

早在1763年，英、西、法三方就签订了饱含争议的《巴黎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英国得到了塞内加尔海岸上的奴隶贸易站；格林纳达的西印度群岛、圣文森特、多米尼加和多巴哥；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全部地区、梅诺卡和弗罗里达。其中，弗罗里达是西班牙交出来的，以换取英国撤出哈瓦那的保证。法国则从德国撤军，但被允许保留戈雷岛、圣卢西亚、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它也被允许保留其在纽芬兰渔场的权益。而且，只要保证印度人不反抗，法国就可以享有其1749年以前在印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英国将马尼拉归还给西班牙，前提是索取一笔赎金（西班牙从未支付过这一笔钱）。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所有地区就此顺理成章地归英国所有。

这些条款一经披露，舆论哗然。人们普遍认为，为了保证汉诺威的安全，英国所付出的实在太多了。政府应对人民愤怒的方式相当笨拙。他们引用了一条古代的法律，并以此为凭据惩罚了其中的一位反抗者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因为后者在《北布立吞人》（North Briton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1763年到1775年为止，英国政府一直表现不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时的英国政界充斥着才能平庸、眼界狭窄之辈。虽然乔治三世经常对此加以干预，但事态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在情感上，乔治三世是一个家长式作风的爱国主义者。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然而，这位热衷于养牛羊的国王并不能任人唯贤。他衡量牲口的本领甚至要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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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条约》签订之后，英国政坛中萦绕着一个问题，即英国本土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对这一问题以及1775年所爆发的战争进行讨论。从帝国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1762年法国扩充其海军军备的计划也有着同等的重要性。重建海军军备这一方案的主要推动者是舒瓦瑟尔公爵。他一心想为1759年到1762年法国所遭受的失败报仇雪恨，并重新在世界上称霸。仅仅过了8年的时间，法国的战船数量就已经从40艘上升到64艘，而护卫舰则从10艘上升到50艘。

英国海军部也在密切地观察着法军的一举一动。他们在法国和西班牙均安插了密集的间谍网络。直到1770年他去世之前，这些事务均由英国驻鹿特丹领事理查德·沃尔特斯（Richard Wolters）主管。在七年战争时期，沃尔特斯控制着在凡尔赛、布瑞斯特、土伦、勒阿弗尔（Le Havre）、罗什福尔（Rochefort）和马德里的间谍们，让他们分别向其报告法军舰队的动向。在1759年到1760年的冬天，他便能及时通知伦敦，阿谢伯爵（Comte d'Achée）的东印度舰队即将抵达母国并将返回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计划。16虽然到今天为止，海军部的这一系统仍旧不为人所知，但这一系统的确有效地向英国展示了法军的战略部署。其他地区的英国领事也时常向母国反馈各种他们认定有用的信息。他们也经常聘用自己的间谍。例如，驻波尔图（Oporto）的领事就聘请了“对国家了如指掌的聪明人”来担任间谍。他们的任务在于侦查那些曾于1762年8月入侵葡萄牙的西班牙军队的动向。驻里窝那（Ligorno）的领事则向中立商人的船长们问话，试图从他们口中套出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所在。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战船通过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gerak）的时候，他位于赫尔辛格（Helsingör）的同事们则记录了它们的细节。17

这一项完美的服务一直延续到了和平时期。因此，英国海军部能够实时掌握法国和西班牙海军的数量与动向，从而将其各个击破。到1770年为止，各个间谍所汇报的情况表明，此时的皇家海军与其前敌人的联合舰队之间的力量差距在缩小。当时，法国和西班牙的战船联合在一起共有121艘；英国的皇家海军则有126艘战船。经皮特计算，如果要维护每一块地方的安全，他们就必须保有125艘战船。虽然战后人们削减了海军的经费，他们还是恪守着这一数字。18

然而，在这个时候，英国海军的统治地位还无可挑战。1764年到1765年，英国海军挥舞着海军大棒，成功地震慑了法国和西班牙。单单是威胁采取战争行动一项，就已经宣示了英国对特克斯群岛的主权。英国的伐木工也得以在洪都拉斯海岸上采伐桃花心木。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法国人从赞比亚赶出去，不让他们在那里保有奴隶贸易站。从1769年到1770年，英国舰队就已经在为保有对福克兰群岛的利益而战。西班牙人并未反抗，而是将福克兰岛拱手让出。

炮舰政策的成功实施，无疑为政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是，政府并不能以此为理由，来为1775年北美革命爆发之后其表现出来的无知开脱。诺思勋爵（Lord North）及其手下的官员均认为，人们将会很轻松地击败暴徒，而且也不会有其他力量前来干涉。他们的这两种预测都落空了。在两年的战争之后，英国人已经看出，美国独立的决心已定；而1777年英国军官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投降的消息也令法国人看到了复仇的希望。因此，法国于1778年2月发动了战争。西班牙紧随其后，于1779年6月发动了战争。荷兰也接踵而至。其他的欧洲列强则不怀好意地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1778年到1783年之间，英帝国遭遇了一场重大的危机。到1940年夏天为止，再没有比它更为深重的危机了。英国在欧洲没有盟友；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也纷纷超过英军，而海军正好是她最主要的防御力量；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并没有涌现出与时代相配的、杰出的政治家或指挥官。幸运的是，英国的敌国也没有类似的指挥官出现。而且，由于法国海军集体换血，要培养出一代有野心的指挥官，并敢于实施有风险的战略，还有待时日。每次处于战略优势的时候，法国军官们总会听凭这些机会从自己的指缝中溜走。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法国有着三个主要的战略目标。首先是运送军队抵达北美；其次是攻击并占领英国在西印度的蔗糖群岛；而最富野心的是第三个，即入侵英格兰的南部海岸。

无论是哪场战斗，其每一个阶段都是令人失望的。德斯坦伯爵（Comted'Estaing）所率领的北美中队在德拉维尔湾海岸上登陆。但是，他们发现一支力量比他们稍弱的英国舰队已经逃走了。由于无法在北美海域内建立起权威，德斯坦伯爵决定向南航行，开始对英国西印度群岛的征服。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完全占领加勒比海。但是，这一愿望却无法实现。1779年7月，他在格林纳达附近的海上重创了英国军队，之后却让他们溜走了。

法国海军在内海当中的表现看似更有希望。而且，在1779年8月，英国政府就面临着失去海峡控制权的威胁。法西联军聚集了63艘战船和16艘护卫舰。要护送500艘运兵船显然是绰绰有余了。这样一来，30000名士兵就得以入侵维特岛和朴茨茅斯。为了对抗法国，英国的海峡舰队所可集结的战船数量则为42艘。毫不令人吃惊的是，当诺斯伯爵急切要求增加陆军军力的时候，他面临着忽视海军的指控。

英国海军部的间谍们密切地关注着法国军方的一举一动。其中的一个报告称，有爱尔兰反叛分子在巴黎出现。这引起了英国方面的恐慌，担心爱尔兰人会趁法军入侵英国南部之际发动叛乱。然而，法西联军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犹豫不决的领导、西班牙人虚情假意的支持、糟糕的天气、军需物资无法顺利送达以及造成8000人病倒的坏血病流行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在9月中旬，随着赤道大风暴的来袭，海军部的间谍们表示法国的入侵活动暂时停止。与此同时，在卡迪兹的线人则通告他们，法军正在为进一步进攻直布罗陀而做着精心准备。这场战斗已经于6月开始。19

法国将侵略的方案暂且放在一边。为了快速结束这场战争，法国将她的战争物资集结到直布罗陀、北美洲以及西印度的战场。她现在不得不面对自己无法承受长期战争的事实，而敌人的钱包则比她的更鼓。更为棘手的是，由于没有了遭受侵略的威胁，英国可以将更多的船只分配到其他的前线上。

1779年10月，海军上将乔治·罗德尼开始掌管西印度群岛。作为一个勇敢而坚定的军官，他这样写道：“我认为，在战争中，‘坚持’和‘征服’是我的座右铭，甚至比原则更为重要。”他具有坚韧的神经，但同时也脾气暴躁，常常怒气冲冲，并受到疾病的困扰。他的暴躁易怒令北美以及西印度高级军官之间的合作更为困难。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性格特征，要形成覆盖整个地区的宏大战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如此，当他们于1780年春天从斯皮特黑德（Spi the ad）出发的时候，罗德尼手下的各个士兵还是满怀信心的。皇家海军“无畏”号上的一位年轻海军军官威廉·霍姆（William Home）给自己的父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告诉他们自己“踏上了去往波多黎各（Puerto Rico）或西属美洲其他某地的征程。我希望归来时能赚得盆满钵满，让我们家好好发达一番”。20

他于1780年踏上的征程没有给他带来一分钱的收入，他的上司也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重塑英国在加勒比海的主导地位。反之，罗德尼发现，他手下的将士们并不忠心耿耿，而且做事马虎，小心谨慎到几近胆小的地步。1780年5月，在马提尼克附近遭遇了零散的几场战役之后，他抱怨道：“英国旗帜下不是一条心。”这是因为，他手下的几个船长拒绝投入战争。他的补救办法也是极为极端的：自此之后，但凡有军官脑后长了反骨，就会立刻被开除，或者是遭到与拜恩（Byng）同样的命运。“我的监视比敌人的火器更令他们胆寒。”他这样告诉自己的妻子。而且，这些军官知道，一旦被发现不积极应战，可能就面临着死刑。这一切与军衔无关，所有人一视同仁。无论是哪一级的军官，倘若擅离职守，很快就会领受到训斥，或是接到护卫舰所带来的训斥。而且，“我教会了他们不再成为他们自己，而成为他们此前从未成为过的人——士兵”。根据罗德尼的说法，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是否接受他的原则，“你的任务是服从。痛苦的思考任务由我来完成”。21

罗德尼确实已经教授了军官们服从纪律，但从结果的角度来看，要取得成果还有待时日。他于1781年回到了加勒比海。他的舰队攻击并占领了荷兰的圣尤斯特歇斯群岛，并取得了价值3500万英镑的赏金。“无畏”号并未到场，因此霍姆上尉只好满足于23个金币——他从攻击另一个荷兰岛屿而得到的数目。“对于下级军官来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虽然大发了一笔横财，但英军占领这些岛屿并没有给法国海军带来实质上的伤害。法国人的舰队仍旧在西印度和北美的海洋当中航行。

当英法西三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势均力敌之时，在北美，战争的风暴无可避免地刮向了英国。1781年10月，英军少将查尔斯·康沃利斯爵士（Sir Charles Cornwallis）率军在约克镇投降了。法国和西班牙从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在三年的战争之后，无论法西都疲惫不堪。为了不让自己的努力白费，法国和西班牙做了最后一搏。它们决定于1782年春天发动对牙买加的海战。

罗德尼再次应召回到西印度群岛。第一任海军大臣桑威奇伯爵（Lord Sandwich）警告他说：“帝国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现在，罗德尼的手下们都已经服服帖帖了。4月，在瓜德罗普和多米尼加之间的桑特（Le Saintes）海峡中，他率领着36艘战舰迎战法军海军中将德·格拉斯（de Grasse）手下战舰数量稍少的舰队。罗德尼称：“我认为，在对我们背信弃义的敌人法国的胜利当中，这一场战争的胜利是最为重要的。”战争持续的时间很长，场面血腥并具有决定性意义，大有双方的命运都在此一战之感。最终，胜利女神眷顾了英国，而“法国海军中将、以及其所乘坐的‘巴黎（Ville de Paris）’号以及其他四艘战舰都成为了我们的俘虏”。22

在桑特海峡战役中，不但英属西印度群岛得救了，大口径短炮（carronade）的威力也体现了出来。这种炮的诨名又叫“粉碎机（smasher）”，因其能够发射32磅及68磅炮弹、足以撕碎敌舰的船体而得名。1779年，英国海军引入了这种新型武器。福尔柯克的卡伦炼铁厂（Carron Ironworks at Falkirk）开始大量生产这种短炮。到1782年为止，几乎每艘战舰上都配备有这种炮。在桑特群岛战役中，其战功卓著；自战争开始以来，法军炮手们首次因畏惧英国的舷炮而畏首畏尾并逃离职守。另一项新发明则是给船体的底部加上铜制的盖板。这极大地增加了英国战舰的速度和灵活性。在经历了五个星期的急行军之后，罗德尼的军队跨过了大西洋，准备进行战斗。此时他评论道：“如果不是英国的战舰，又没有用铜包覆底部的话，没有船只能抵达西印度。”工业革命的新技术拯救了帝国。

由于在加勒比海遭到了围攻，法西联军的作战计划彻底落空。在桑特海峡战役之后，一小撮西班牙船队调转船头，从西印度群岛撤退，而并非直面罗德尼。1782年10月，包围直布罗陀的法西联军没能阻止理查德·霍尔上将率领解围舰队到达此地。因此，直布罗陀的战役也结束了。

从1783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当中，人们就可以看出，此时的西班牙和法国不仅无力与英国抗衡，而且也不能好好利用战争初期的胜利。除去北美的殖民地以外，英国的损失主要有：西班牙所夺取的梅诺卡岛和弗罗里达；归还给法国的塞内加尔、圣卢西亚和多巴哥；拱手交给荷兰的锡兰（Ceylon）。与其敌人在过去几百年当中的损失相比，英国所受到的战争影响并不很大。她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所拥有的财富。政府从民众手中借了9450万英镑。这些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制造32艘新战舰。英国的海上霸权早就得以保全，并非临时抱佛脚。

即便如此，英国国内仍弥漫着一种恐慌情绪。在人们看来，国家的伟大是有限度的，而帝国的脆弱之处也在他们的眼前展露无遗。1759年，人们还在大声欢呼；而到了1783年，同一批人则变得更为清醒。柯珀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在《任务》（1785）一诗中，他给英国描绘了一个带有悲观色彩的未来：

英格兰，纵然你有百般不是，我仍爱着你；

该是时候停止赞赏和吹嘘啦！

无论我们到哪里，

我们都是她的子孙。别再谬赞，

个人的野心早已被塞得满满当当。

查塔姆所说的话是他的母语，

有威名的沃尔夫是他的同胞。

再见吧，这些荣耀！再见吧，

此后得到同样荣耀的希望！

第三章

美洲帝国：定居与战争

1689-1775

宾夕法尼亚万岁！万岁！你这幸福的沃土，

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许多人家。

在森林中，我们能够看到友谊的藤蔓，

带着紫色的骄傲，同时也会紧密地缠绕，

无须努力，食物便从地里长出，

农民们无须弓下腰去，犁开这坚硬的泥土。

在1729年1月的《宾夕法尼亚杂志》上，一位无名诗人将宾夕法尼亚描绘成一片肥沃的伊甸园。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作者对维吉尔和弥尔顿的熟知，而并非他在殖民地的日常生活。无论如何，这些文字都反映出了当时的人们陈旧的观念。他们往往会对这片逐渐被开发的土地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定先驱们逐渐渗入的这片土地是极为肥沃的。在18世纪的早期，他们逐渐沿着哈德逊河、德拉维尔河以及波拖马可河的河岸向内陆前进。自1710年到1730年为止，宾夕法尼亚的人口数量从24500人增长到了85700人。这些新移民绝大多数是来自北爱尔兰的苏格兰——爱尔兰人。

北美殖民地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初现苗头。它主要沿着两个方向扩展：其一是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扩展，其二则是向北扩展到圣劳伦斯河流域。这一新的移民活动令印第安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领地正好在英国人的扩展方向上。与此同时，这一活动也警告了法国人。他们人数不足的新法兰西很有可能遭到英国人的颠覆。法国和印第安人都采取了防御措施，但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法国人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英国的威胁。他们可以暂时压制英国人，但却无法阻止英国殖民者长驱直入。后者在形势恶化的时候，还能向英国寻求帮助。

遗憾的是，印第安人完全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更不用说怎样应对了。他们无法完全理解舶来的欧洲式土地所有制原则，以及与之配套的、关于如何买卖土地的法律契约。欧洲人也完全无法理解印第安人的土地概念。关于后者，多年以后，索克族（Sauk）的一位酋长对其进行了简要的解读：“伟大的神灵将其分配给他的子孙，让他们在此地居住和耕种，以满足他们的生存所需；而只要他们在这些土地上耕种，他们就是这一土地的主人。”1

因此，在卖掉大量土地的时候，一个部落很可能相信自己仍然具有在此地耕种或打猎的自由。但是，他们发现事态并没有照着自己预想的发展，而且被早期移民从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了。正因为如此，印第安人感到困惑并愤怒。由于并不清楚欧洲民族的衡量标准，印第安部落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放弃了什么。他们仍旧会利用自然特征来划分领土界限，而不是依据地图上所划出的线条而定。

作为殖民地早期移民的先驱，土地投机商的代理人通常会耍各种花招，来欺骗那些对陷阱一无所知的当地人。1754年，易洛魁联盟（Iroquois Confederation）和在奥尔巴尼（Albany）的殖民地移民之间举办了一场会议。奥内达族印第安人的一位酋长（sachem，即最高领袖）识破了一个谈判代表所玩的花样。他指出了这个人，并描述了他所用的技法：

这个人是个魔鬼，是他偷走了我们的土地。他十分狡猾，每次只带一个人到毯子旁。待到酒过三巡，印第安人喝得酩酊大醉之时，他就把一些钱塞进他们的胸口，并怂恿他们签署契约。这样一来，我们位于萨斯奎哈纳上游的土地就归他们所有。如果不是用了这种卑鄙的手段，我们绝不会容忍他们染指我们土地的一分一毫。2

酒精是撬开印第安人的嘴，并且令他们放弃家园的润滑剂。自从首批移民到达美洲，他们就用烈酒来诱惑并麻醉印第安人。无良的商人将烈酒贩卖到美洲，更是使得每个普通印第安人都能喝上酒。“朗姆酒毁了我们。”1753年，一位奥内达族酋长对宾夕法尼亚的官员们抱怨道。他请求他们禁止“邪恶的威士忌商人”来美洲做生意。这些人用酒与印第安人交换海狸皮和毛皮。为了得到足够的酒，印第安人花光了他们的积蓄，而那些钱本来是用于支付购买衣物的债务，以及从“良心商人”手中购买日常用品的。这一呼吁以突降法做结，以体现出印第安人酒瘾之大。为了经常交换礼物，酋长总结道：“我们的女人和年轻人为你们带来了这些毛皮，是想从你们手中换取烈酒回家喝；并不是为了在你们那儿醉倒。”3

残酷的现实是，北美殖民地的印第安部落早已不再依赖石器、动物皮毛和骨头来生存。他们的生活与移民们所提供的工业产品已经密不可分。1774年4月，为了阻止克里克印第安人发动战争，佐治亚总督詹姆斯·怀特爵士（Sir James Wright）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他们所处的困局。“你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他问道，“你们能制造枪支、火药、子弹、眼镜、油漆和衣服等东西吗？你们知道自己无力制造这些东西。那么倘若你们与白人之间的关系闹得很僵，你们的妻子儿女将如何获得他们生活必需的衣服、串珠、眼镜和剪刀？”4

印第安人可以用海狸皮和毛皮与欧洲人交换这些工业制品。人们仔细地修剪海狸皮上的毛发，仅留下一层薄薄的毛。自17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人就使用这种强韧的、防水的材料来制作帽子。与之类似的三角帽发源自北美的河流地区，而且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这种帽子在18世纪十分流行（怀特总督就是戴着这种帽子和印第安人交谈的）。欧洲的女帽制造业为北美殖民地的大宗商品输出提供了机会。到18世纪50年代为止，从纽约和哈德逊湾殖民公司出口的海狸皮的年均出口额为250000英镑。5在更远一些的南方宾夕法尼亚地区，海狸皮和毛皮每年出口的总额高达40000英镑。

从贸易初起到17世纪中期，毛皮和海狸皮生意的竞争一直非常激烈。法国人曾做过无谓的努力，试图将哈德逊湾殖民公司的商人们赶出其基地。他们也曾周密计划过，希望能够垄断与圣劳伦斯河流域和五大湖畔的印第安部落之间的毛皮和海狸皮生意。在17世纪的最后15年中，法国的魁北克总督曾与印第安人们协商，并得到了在此地建设武装堡垒的许可。这条防线从蒙特利尔开始，一直往西延伸，直到密歇根湖的北部。所有的堡垒都位于各个湖之间的交通水道之上，因此便能够控制毛皮贸易商们的活动。位于芳堤娜（Frontenac），尼亚加拉（Niagara），底特律（Detroit）和麦基诺（Mackinac）的堡垒并不仅仅具有防御作用。它们也划出了新法兰西的疆界。这些堡垒也是法国控制此地的象征。这一主权宣示并没有起到作用。不久之后，英国移民就侵入了这一地区。

1727年，法国在此地的霸权遭遇了挑战。纽约在安大略湖（Lake Ontario）东南海岸的奥斯威戈（Oswego）建立了一个堡垒。四年后，法军进行了反击，在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南方的皇后角建起了堡垒。这一堡垒既能够保护蒙特利尔不受英军的侵扰，又能阻碍纽约的移民沿着哈德逊河推进的步伐。

建造堡垒并赢得居住在安大略湖南部的六个印第安部落（均属于易洛魁联盟）的支持，不过是英法冷战的冰山一角。1744年双方宣战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与劣势也同时暴露无遗。在前线多地，英法双方多次爆发冲突。其中最为激烈的是法军和印第安人联军对哈德逊河和莫霍克河上游的攻击。这些战斗摧毁了当地零散的英国定居点。在争夺印第安人支持的过程中，法国人占了上风。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法国人和印第安人都对英国的扩张表示忧虑。

英国移民的战争准备显然非常零散，因此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英国的殖民地之间并没有联合起来，也没有专门的机构来制定并执行普遍的防御计划。尽管如此，在1745年，新英格兰人还是广泛响应号召，将志愿士兵送去参加路易斯堡攻城战。当这一堡垒被拿下的时候，人们便四处举行庆典。很多庆祝的人都已经在期盼着新法兰西的垮台，以及随之而来的进驻加拿大南部旷野的机会。然而，事态的发展令这些渴求土地的人失望了；1748年和约的签订令北美重回战前的状态。

在新法兰西和英属北美之间的争议地区，战争并没有停歇。1748年之后，争论的焦点转移到了俄亥俄河上游。在此地，俄亥俄公司正准备向当地的印第安人购买20万英亩的土地。为了阻止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进入该地，法国人迅速做出了反应。1749年，魁北克总督迪凯纳公爵（Marquis Duquesne）下达命令，要求对俄亥俄河谷进行武装侦察。这一侦察过后，又是一系列秀肌肉的行动。到了1752年年底，法国人已经建立起了一系列前哨。这些前哨位于俄亥俄河、莫农加希拉河（Monongahela）和阿勒格尼河（Allegheny）的交汇处，并将伊利湖（Lake Erie）南岸同迪凯纳堡（Fort Duquesne）联系在了一起。法国人对那些过于靠近法国新力量中心的英国移民以及毛皮商人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此地。

迪凯纳在前线所布下的棋局极其富有胆识，也令英国移民们震惊。法国人能够直接威胁到的英国殖民地是宾夕法尼亚。自从作为少数派的教友派教徒（Quaker）占领了政治高地、并长期不愿采取任何措施来保卫这一地区之后，宾夕法尼亚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由于仍旧缺少相关调控的机制，人们一直无法制定出一个统一的防御策略，其他殖民地的反应也相当笨拙。年轻的庄园主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率领着一部分弗吉尼亚民兵，期望在俄亥俄地区维持一个立足点。1754年4月，他的这一尝试失败了，而且被迫放弃内西锡蒂堡（Fort Necessity）。

这一挫折令殖民地感到恐慌并迅速采取行动。1755年春，来自各个殖民地的代表均在奥尔巴尼开会，以建立起一个统一战线，以应对法国和印第安联军。从一个纽约的小镇的立场来说，移民们身处的环境看起来十分危险。他们所面临的敌人是新法兰西压倒般的军事力量，而这一军事力量又是从欧洲最强军事力量当中分化而来。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均表明，法国正准备推行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一旦这些政策成功，就有可能将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限制在海岸边的狭长地带。更有甚者，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这无疑在信奉清教的英国移民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的焦虑并不仅仅出于他们对天主教本能的厌恶；此时，天主教牧师和传教士们已经打进印第安部落联盟的内部，而且在官方认可的情况下警告他们英国想要占有印第安人全部领土的企图。6

奥尔巴尼会议的最终结论为向英国政府寻求帮助。仅凭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无疑没有办法抵御法国常备军及其印第安助手。在向英国政府寻求帮助的公函当中，他们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绝望。也正因为这一点，纽卡斯尔议会认定，如果不加以干预，法国侵吞领土的行为将会“危及所有的殖民地。他们很可能会摧毁这些殖民地与其贸易”。即便这意味着与法国的战争，英国也绝不会让殖民地和财富从他们的手指缝间白白溜走，尽管在1754年夏，政府仍希望战争的规模不要扩大。

向北美殖民地运输军队的决定意味深远。它标志着殖民地之于英国的重要性。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将北美变成了一个战场。英国的军队在此浴血奋战，以求获得该地完全的统治权。更为重要的是，母国对移民承担了责任，而日后他们必将需要报答。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出于共同的利益，这些移民第一次不再为各自的目的而争吵，而是团结起来，共同对外。

1754年首要的任务在于重新强调英国对俄亥俄河谷的控制权。9月，爱德华·布拉多克总督（General Edward Braddock）率领着两个步兵团以及一个炮兵连。上级给他的命令就是将法军从迪凯纳堡驱逐出去。他极其富有军事远见，曾在欧洲的战场上拼杀过。对于他来说，战争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火力（集中、并排且近距离的用火枪开火）是一场战役能否取胜的焦点。因此，那些穿着制服、并且接受过系统训练的士兵们将会排成一行，并找到真正合适的开火点，精确地打击目标。布拉多克很快便会发现，在北美洲的蛮荒林区当中，事情的发展将会相当不同。

在1755年5月，布拉多克在距迪凯纳堡附近100多英里的坎伯兰堡搭建了前沿阵地。一些弗吉尼亚的士兵加入了他的常备军。这些人几乎与福斯塔夫一样，十分闲散。布拉多克把他们评价为“极度漠不关心的人”。7至少在职业士兵看来，那些聚集在堡垒并要求贡献自己力量的印第安人也不值得信任。几乎所有人都需要物资，其中往往包括随行的军属。他们好不容易从殖民地总督的手里要来马和马车来运送物资。马是从当地的移民手中买来的。然而，由于他们经常试图将老弱病残的牲口处理给军队，士兵们往往心生怨言，认为这些移民都是不诚实的。

在布拉多克接到线人的报告，约翰·赫尔曼·冯·迪斯考（Johann Hermann von Dieskau）将率领3000名常备军于盛夏抵达魁北克之后，交通问题就必须先搁置一旁了。迪斯考是在荒野作战的一把好手，擅长运用当时新颖的游击战术（Partisan），而布拉多克却对这种战术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身边仍有华盛顿等得力助手。他们战斗的基本功极为扎实，非常清楚隐蔽、埋伏和快速撤退的重要性。

如果说有任何人向布拉多克提出有关这一战斗的建议的话，这些建议也都被他忽视了。这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范敌人的突然袭击，也没有派人提前考察地形。他的纵队以及累赘的马匹和马车毫无防备地在森林当中穿梭，而埋伏在暗处的、为法军服务的印第安人正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他们涉水渡过莫农加希拉河之后不久，其先锋部队就遭到了法国和印第安人联军的伏击。他们还未搞清楚状况，就已经被赶回了纵队的中心位置。恐怖情绪继续蔓延；布拉多克的军队阵亡了1/3，他自己也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印第安人将战俘们折磨致死，而法国人也听凭此类行为的发生。英国人对此加以报复，但这已是后话了。布拉多克的部队撤回到坎伯兰堡（Fort Cumberland），任凭法国人占据该地区的主导。

莫农加希拉河上的灾难动摇了移民，并且摧毁了英国人的威望，但是这并没有打破北美大陆上的力量平衡。法国军队零散地分布在美洲的中西部，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反抗力量。然而，他还是给自己的敌人带来了一些麻烦。1756年8月，法军攻陷了奥斯威戈堡；次年，他们就已经在莫霍克山谷当中劫掠移民的聚落了。

与此同时，殖民地当局以及英国军队仔细地估计了形势。教友派已经彻底退出了宾夕法尼亚的政治舞台，而整个殖民地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最为重要的是，布拉多克的继任者劳登伯爵约翰·坎贝尔（Earl of Loudoun,John Campbell）开始培训士兵们学习丛林战。劳登伯爵是这一工作的不二人选，因为早在1745年到1746年的“詹姆斯二世党运动”之后，他就已经参加过游击战。尽管作为一名战术指挥官的时候，他默默无闻，但是他已经能够充分意识到，一种新形式的战争需要新的兵种作为支撑。这些人包括骑警，即美洲的猎人和捕猎者；以及轻步兵，即英国常备军当中的一种。后者往往精力旺盛、行动敏捷且反应迅速。他们得到了实用的服装，往往是深绿或暗褐色的，以便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森林和灌木丛。

骑警和轻步兵学会了木工知识、射击术以及在复杂的地形当中穿梭的能力。这些都足以支撑英国军队平等地与法国和印第安人联军打游击战。这些部队具有先遣队的职能，成功地使英国军队摆脱了布拉多克的命运。

要将在前线厮杀多年的士兵们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就必须有思想活跃且有变通性的指令官。皮特就曾为北美战场输送了两位年轻有为的、符合上述标准的军官，杰弗里·安默斯特少将和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准将。安默斯特30岁，而沃尔夫比他大两岁。他们两人工作都极其认真。对于乔治二世时期的官员们来说，这显然是非常难得的品质。

在1758年，为了贯彻皮特入侵和征服加拿大的伟大计划，英军在北美建立了新的最高指挥部。英国内阁认为，只有将法国的力量完全驱逐出美洲，才能保证英国殖民地未来的安全。无疑，要实现这一富有野心的目标，就必须要聚集大规模的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也必须有强有力的海上防线来阻碍法军向德·蒙卡尔姆侯爵路易-约瑟夫（Louis-Joseph,Marquis de Montcalm）所部输送援兵和补给。

三支军队于1758年入侵了新法兰西。总指挥阿伯克龙比伯爵（Abercromby）率领着11000名常备军士兵，开始攻向威廉堡（Fort William）、亨利堡（Fort Henry）和提康德罗加堡（Fort Ticonderoga）。沿袭着布拉多克的轨迹，约翰·福布斯准将率领着将近7000人，其中几乎所有人都是当地的民兵。第三支部队则由安默斯特指挥，准备从海上向路易斯堡发起攻击。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们将会沿着圣劳伦斯河北上，从而侵扰魁北克。博斯考恩则率领由23艘战船组成的中队以及19艘护卫舰护送第三支部队。

这场帝国战争前无古人。但是，在英国军官当中，有的交了好运，而有的则倒了大霉。蒙卡尔姆侯爵击溃了阿伯克龙比所率领的军队，迫使其放弃提康德罗加堡。福布斯则长驱直入，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迪凯纳堡。

在所有的战役当中，路易斯堡战役是最为复杂的。要实现海陆联动，战术上的准备以及精准的打击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人们必须将军队、登陆艇、火药以及军需品有序地装载到货船上，以便快速地卸货。士兵登陆永远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首先，人们必须事先调查海岸；根据调查所得的信息，军官们将制定出一套行动计划，以保证登陆士兵的安全，并且应对内陆敌军的攻击。在路易斯堡，安默斯特和他的部下沃尔夫负责重要的事先侦察工作。在仔细勘察过布雷顿角岛的地形之后，沃尔夫制定了战斗方案。

几天之后，海面才逐渐风平浪静，登陆艇得以登陆。这些登陆艇吃水很浅，底部则是平的。每艘船上搭载着40到60名士兵以及20名划桨手。8和平常一样，这次首先登陆的是最可靠的部队。在这场战役当中，最先登陆的是由沃尔夫率领的轻步兵。

在登陆之后，为了完成攻占法国海岸据点的任务，沃尔夫表现出了绅士军官的典型特质，毫不畏惧危险，而且沉着冷静。他相信，人们只能在绅士们的身上看到这样的领导特质。沃尔夫曾评论道：“我从不会推荐一个不是绅士的人来与绅士共事。下等人几乎不可能做出什么丰功伟业。”9在路易斯堡战役之前，沃尔夫的所作所为都体现出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在战斗的过程中，他甚至停下来赏给两个高地士兵金币，以表彰他们第一个登陆的成绩。这些行为和他在战火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无疑都赢得了士兵们的心。

沃尔夫所率领的先头部队为大部队的登陆扫清了障碍，也为他们后续开战奠定了基础。这一场战争持续了整整一个6月。法国人一直挨到7月才投降。此时，法国人已经不堪炮击的持续侵扰，也对获得救援不抱希望。包括沃尔夫在内的很多人都要求乘胜追击，向魁北克施加压力。然而，博斯考恩却对带领舰队驶向圣劳伦斯河的危险水域心生忧虑。更何况，如果战争持续到了11月，届时河流就会冻住，舰队也将被困在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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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的宏大计划逐渐削弱了法国在北美的力量，但没有摧毁之。在随后的一年当中，新的军官们登上了历史舞台。安默斯特取代了无用的阿伯克龙比，并对提康德罗加堡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皮特则推荐沃尔夫担当圣劳伦斯河探险队的指挥官。这一方面是出于曾在路易斯堡与沃尔夫并肩作战的军官们的推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位军事大臣对沃尔夫完成目标的贡献十分满意。在与沃尔夫共进晚餐之后，皮特就认定沃尔夫是这一位置的不二人选。在宴会上，沃尔夫装腔作势地展示着自己的尚武精神。他挥舞着家伙，以此来说明自己是爱国的。他这样做，到底是出于其过度膨胀的虚荣心，还是因醉酒而夸下海口？此时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据称，纽卡斯尔公爵在听说此事之后，便向乔治二世进言，告知他沃尔夫已经疯了。“他疯了？”国王说，“那我倒是希望他再咬我的其他军官们几口，让他们也传染上疯病。”

对于英国来说，1759年6月爆发的魁北克战役一开始相当顺利。沃尔夫的部队由22艘战船护送。这一护送舰队是由既有能力又勇敢的军官查尔斯·桑德斯（Admiral Charles Saunders）指挥的。后人往往会忽视这位军官的功绩。事实上，他功勋卓著；正是他为后面的大部队打前阵。他的船上有不少善于航海的军官。未来的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便是一例。他曾绘制过一条当时鲜有人知的水道路线图。

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这场争分夺秒的战役当中，进展却是循序渐进而缓慢的。在人数处于劣势且无法从法国获取援兵的情况下，蒙卡尔姆获胜的唯一机会就在于将敌人拖到入冬。他一度即将成功。在7月初占领了艾勒——德奥尔良（Ile d'Orleans）之后，沃尔夫发现自己的军队已经动弹不得。在魁北克向南河流沿岸的悬崖峭壁上，均布满了法国人的炮台，完全堵住了沃尔夫的去路。他们企图占领蒙布朗西瀑布，以拆除这些炮台。但是，这一尝试却失败了。法国和印第安联军密集的攻击逼退了英国人新近在美洲招募的步兵。

沃尔夫因战败而感到灰心丧气。令他感到更为难堪的是，他的精锐部队是被一群业余士兵击溃的。在他看来，殖民地的民兵不过是一群武装起来的暴徒罢了。在路易斯堡，他将美洲民兵描述为“一群你所能想象的最肮脏、最可鄙的胆小鬼。不要指望他们能够战斗。他们倒在自己的土地上，并且成群地溃逃”。10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英国贵族军官以及殖民地步兵之间的隔阂也就越深。贵族军官们往往觉得，这些殖民地出身的军士们缺乏道德感。法国军官们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其中的一位法国军官尖酸地评论道，这些法属加拿大民兵们“躲在树后时十分勇猛。一旦没有掩护，他们就立刻表现得胆小如鼠”。11

在首次帝国范围内的战争中，英国所面对的困难远远不止这一处。英国军官们惊讶地发现，殖民地战争完全无视了旨在约束人们残暴行为的欧洲战争法。正如许多同事一样，沃尔夫对殖民地战争的残酷深感震惊。特别是印第安人屠杀战俘和平民一事令他们不能接受。正是因为印第安人的暴行，沃尔夫对蒙卡尔姆个人表示了不满，并发誓要以牙还牙。12在向魁北克进发的一年之前，他给自己的朋友乔治·热尔曼勋爵（Lord George Germain）寄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向朋友描述了自己将要采取的惩罚手段：“我并非没有人性，也并不贪婪。但是，如果加拿大的害虫们遭到了洗劫和掠夺的话，我将会得到极大的满足。”13他信守了自己的诺言。1759年夏天，许多骑警和其他的轻骑兵袭击了在圣劳伦斯河流沿岸的村落，烧毁房屋，抢走了一切能拿走的东西。那些不愿意对乔治二世宣誓效忠的法属印第安人就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14

这也就定下了未来殖民地战争的基调。那些彬彬有礼、博学多识的军官们往往会抱有人文主义的思想，然而在面对生存考验的时候，这些东西很快就被抛诸脑后。况且，生存问题正是殖民地所有矛盾的核心。沃尔夫向他的手下背诵了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的《乡间教堂庭院里的哀歌》（Elegy in a Country Churchyard）。据传，他将这篇文章的创作成就等同于占领魁北克。它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令他们不但有能力攻击，也有能力劫掠法属加拿大的殖民地。

9月初，魁北克的困局化解了。在两个月之后，冬季便将会来临。沃尔夫因此接受了他手下的一些高级将领的建议。这个建议是，英军趁着夜色冒险绕过魁北克，到黎明时分即可到达城市的上游。届时，英军将会切断蒙卡尔姆和他的军事储备基地蒙特利尔之间的联系，而蒙卡尔姆则不得不露头，并于亚伯拉罕高地发动战争。一切正如英国人所预料的那样；英国人得以避过法国人的耳目，成功登陆并且组好阵型，以应对蒙卡尔姆的攻击。

在为了争夺北美控制权而发动的战争当中，人们采取的都是传统的作战方法，即排成纵队或站成一行，伴着战鼓来发动攻击。法军的行动非常笨拙。这可能是因为法军士兵并没有充分理解自己在这场新型战役当中所需要扮演的角色。在英军的集中火力下，法军溃不成军。蒙卡尔姆和沃尔夫都于乱军中丧命。战后双方都因勇敢而获封，而他们的死也为整场战役蒙上了史诗般的色彩，是两大势均力敌的世界力量之间的角力。沃尔夫很快就成了帝国的英雄。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这样的英雄持续增加。他们的爱国主义、勇气、责任感以及坚持都成了其国人效仿的榜样。

魁北克的陷落并不代表战争已经结束。因为感到安默斯特在提康德罗加堡驻扎是一个威胁，蒙卡尔姆指派莱维斯爵士（Chevalier de Lévis）率领一支精锐部队保护蒙特利尔。这一军队试图于1760年春重新夺取魁北克，但却在圣福瓦战役（Sainte-Foy）中遭遇惨败。双方均伤亡惨重，其伤亡人数总数达到了亚伯拉罕高地之战的四倍。

魁北克的陷落以及其名气稍小的后续亚伯拉罕高地之战均标志着法国在加拿大统治的结束。1762年到1763年议和期间，曾有人建议将新法兰西的一部分还给法国，以换得对瓜德罗普的控制权。最终，出于对英属北美长期安全的考虑，英国政府遏制住了获取蔗糖暴利的欲望，并没有通过这一意见。

在获取了对北美完全的控制之后，英国政府瞬间就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局。战争最主要的目的在于稳定，而这一点是难以捉摸的。在去除了对殖民地安全的外部威胁之后，政府必须要面对各种没能预想到的、威胁当地安全的事件。这些都是魁北克陷落的间接因素。首先，政策制定必须要符合70000名法属加拿大人的利益，也必须要能够安定未知的大批印第安人。他们分散地居住在英国的新领地，即当今美国的中西部。在满足其新臣民的要求的同时，政府也必须同时照顾到老的臣民。几千名移民正翘首以盼，想要享受到胜利的果实，并往西迁移。

自1763年到1774年，土地投机急速增长。新的帝国正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广袤土地上冉冉升起。而土地投机者们则鱼贯而入，急不可耐地提出土地要求。在大西洋的两岸，投资者们的反应都相当迅速。土地公司则毫不费力就能吸引到投资。贪欲以及对在新土地上获取回报的信心使得许多有钱有势的美国人和英国贵族团结了起来。这其中包括美国科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他未来的敌人达特茅斯勋爵。土地热也传染给了穷人；1771年到1772年，克莱兹代尔（Clydesdale）的农民和手工工人们联合在了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们希望借此公司在美洲买地，以供苏格兰人到此地定居之需。

移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北美。投机商们的代理人所购置的广阔土地上很快就人满为患。从1760年到1775年，30000名英格兰人、55000名爱尔兰人和40000名苏格兰人横渡了大西洋。其中大部分人可能都是想要在殖民地住下的。每年都会有两千多个移民自西弗吉尼亚的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 Valley）顺流而下，到达卡罗莱纳的偏远地区。西部的吸引力永远是最大的；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人们已经在计划创建两个新的内陆殖民地。人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将其中一个殖民地命名为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即今天肯塔基的前身。而且，他们将另一个位于俄亥俄河和阿勒格尼河之间的殖民地命名为万达利亚（Vandalia）。

显然，美国大片价格低廉的土地能够充分吸引那些在英国前途黯淡的人。1773年到1774年，英国的木材、棉纺织业和丝纺织业都遭遇了严重的打击。这也就迫使人们离开西南英格兰（West Country）、约克郡（Yorkshire）、伦敦的斯皮塔佛德（Spitalfields）以及佩斯利（Paisley）。1773年，为获得更高的报酬，佩斯利的丝纺织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的雇主，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他们就将会“成群结队地前往美洲”。15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对自己的命运不满的人。因为不堪忍受地主的盘剥，很多人纷纷逃离苏格兰高地和西部群岛（Western Isles）。在爱尔兰发生了相同的情况。18世纪70年代初，土地租金已经上升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除去佃农（crofter）和自耕农之外，契约奴也加入了移民的大军。人们需要他们当驴做马，开垦荒野。1770年，出于哄骗更多契约奴的需要，从前干绑架和欺骗营生的人又重拾旧业。

政府、地主和雇员们都因移民的数量之多而感到不安。在苏格兰，人们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阻止人们移民。这是因为，在过去的近十年当中，苏格兰人口的3%都迁移到了美洲。在法律上，这一做法是不可行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剥夺英国臣民自由迁移的合法权利。有些人怀疑这一切何时将会结束，并预言英国会步上古希腊罗马的后尘，最终失去其财富的来源。世界力量中心也将就此转向美洲。1774年，一部幻想小说就描写了1974年“美洲帝国”的游客来到伦敦旅游的情节。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座与普拉尼斯雕刻的罗马废墟十分类似的城市遗址。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破败的景象，主要是因为英国商人“遍布全世界，特别是在美洲定居了。随着他们的离去，我们的手工工匠和工人们都会跟着离开”。16

英国并非这场移民潮中的唯一输家。许多人的目的地是18世纪60年代初从印第安人部落手中夺取的土地。这些印第安人曾发起过多次抗争，但仍旧不能将入侵者赶出自己的家园。此后，殖民地战争不断，双方也都毫不留情。在1760年到1761年的卡罗莱纳战役中，一位志愿兵向其总督报告：“我们现在能够把印第安人的尸体喂给狗吃，并以此为乐；为了展示剥下来的头皮，我们仔细地将其排布在自己的堡垒顶上。”17

然而，在英国政府看来，只要这些印第安人能够遵循乔治三世的法律，他们就是乔治三世的子民，并有权利得到他的保护。自1763年起，驻北美的国王官员及其下属努力完成这一任务，特别是要保护印第安人不受投机者们合法的诈骗。无论何处，政府的这一行动都遭到了阻碍。正如一位印第安事务主管威廉·约翰逊爵士（Sir William Johnson）所评价的那样，平等地对待印第安人会“损害这一地区最显赫的人们的利益”。参与到土地投机活动中的殖民地商人以及财主们都百般阻挠政府的努力，不让印第安人获得平等交易的权利。他们还试图确保地方官员和治安法官都站在自己的一边。18

约翰逊的内心极为矛盾。这是因为，他既是政府主管“六大部落（Six Na-tions）”的官员，也是位于纽约北部的一座豪华庄园的主人。在那里，他穷奢极欲，多次包养情妇。其中的一个是个逃走了的契约奴，另一个则是个莫霍克女人。约翰逊同样也进行了土地投机活动，并且鼓励他的同乡苏格兰人在此定居。然而，他的内心确实保有自然公正的意识，并且确实试图平衡印第安人和移民之间的利益。

对于希望前线无战事的英国政府来说，这些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并且是不断增加的困扰的源头。所有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不是失败，就是又增添了新的麻烦。虽然移民禁令顺了印第安人的心，但这一禁令却难以推行。移民们对财产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府也就只得对土地投机商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投机者们运用各种花招，合法地将印第安人的土地变为自己的囊中之物。

1774年夏，解决这一切纷扰的方案终于出台。这就是《魁北克法》。它划定了加拿大前线的范围，向南可一直延伸到俄亥俄以及阿勒格尼河流域。因此，这一长期以来一直吸引大批移民前来的地区也就不再属于北美殖民地管辖，而被划分到魁北克管辖的区域。人们在此地推行的法律是英国法律和旧有的法国法律的混合产物。《魁北克法》不只分割了英属北美，而且还结束了北美移民50多年的扩张活动，不让他们染指自认为早已到手的西部地区。这一法案饱受诟病。而且，在处理了前线的繁杂事务之后，英国政府很快便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无疑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殖民地叛乱。

第四章

布立吞人的后代：北美的反叛者们

1765-1775

随着大批的移民涌入美洲，人们有关帝国本质以及公民身份的争论也就愈演愈烈。1765年夏，人们首次将这一问题摆在台面上来谈论。此时，格伦维尔（Lord Grenville）及其内阁通过了《印花税法》（Stamp Act）。该法律规定，英国将对一切非英国本土通过的法律文件征收一定的税。消息传到西印度群岛以及北美，人们立刻炸开了锅。遵循1754年危机的先例，移民们召开了大陆会议，并决定禁止英国货物入境。与此同时，针对这一法案而进行的游行示威也全面爆发；他们甚至威胁要对征收印花税的官员进行报复。

这些广发的暴力行动令政府感到措手不及。格伦维尔的继任者罗金厄姆侯爵（Marquess of Rockingham）打算妥协，并且收回这一遭到憎恶的法律。况且，考虑到移民们的态度，这一法律也完全无法执行。在讨论是否需要撤销《印花税法》的时候，议员们分成了两派，就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以及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权利展开了辩论。

乔治三世、格伦维尔和支持征收印花税的人们表示，英国政府制定殖民地法律的权利毋庸置疑。他们固守原来的观点，认定殖民地是英国的卫星城，其存在的意义不过是为母国聚敛财富。这一信条长期以来为官方所信奉。在1770年的年度报告中，爱德华太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的总督帕特森（Patterson）就阐释了这一信条。“倘若在襁褓中就能得到充分的支持，本岛的发展势必将对母国极为有益。”1无疑，他的写作是经过其上级允许的。“襁褓中”一词的使用尤其具有启发意义。这是因为，这种说法反映了当时的流行看法。人们普遍认为，殖民地是英国的子女。而且，正如孩子一样，它们需要家长有力的支持以及保护。

在有关《印花税法》的辩论当中，格伦维尔也提及了这种家长式的帝国模式。他将移民比作孩子，是受了慷慨的父亲的恩惠，才能在殖民地耕种和定居。这位父亲继而也为了子女的福祉而尽心尽力。这一宣言也暗示，殖民地将会一直向母国寻求支持与保护。要证明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的：在近期的战争当中，英国陆军和海军分别破除了法军的威胁。更何况，英军仍旧控制着印第安防线上的堡垒。英军为达成这些目的而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也正因为这一点，心生感激的殖民地人民理应支付其中的部分费用。

在这场争论当中，双方使用“家庭”意象的次数均非常频繁。1775年，美国国会的代表警告易洛魁人不要掺和到“家庭纠纷”当中来。一年之后，一位英国官员把移民们比作了“惯坏了的小孩子”，需要接受惩罚^2。1777年，另一位不那么苛刻的英国官员则用这样一首即兴诗作为他日记的开头：

让这片土地和平而富饶吧！

当不列颠伸开臂膀，

给孩子们带来和平的时候啊，

市民们，别再吵吵嚷嚷。3

直到1780年，纽约州州长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ertson）将军还是将美洲移民视作任性的孩子。他们有耐心的父亲英国则“希望将他们纳入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他们就像是公司的分支，由语言、礼仪、法律、习俗、利益、宗教和血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

在这些情感的背后隐含着政府对帝国统一深深的担忧。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此时正在为写作其《罗马帝国的衰落》收集资料。他相信，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分裂是英国殖民以及商业力量衰落的初期表现。同样，乔治三世和他的官员们也在密切关注着那些移民们的一举一动。这是因为，如果不加以监督，他们的力量足以分裂帝国并摧毁英国。不出所料，国王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收回《印花税法》就是对有组织的反抗运动的妥协。这一点也就导致了未来的悲剧。

美洲殖民地的政治异端分子们和他们在英国的支持者们虽然赞同帝国是一个大家庭的说法，但他们并不赞同英国人对亲属关系的描述。1765年，罗德岛的居民们烧毁了收税官们的塑像。他们认为，自己继承了上世纪挑战斯图亚特王朝权威的那些英国人的意志。正是因为那些人的努力，宪法以及臣民的自由才得到了保障：

我们的先辈用鲜血为我们带来了福音，

作为他们的子孙，我们有权享用：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国内税丢掉，

先烧掉肖像，再烧掉印花。

在针对《印花税法》进行讨论的时候，许多议会成员都对他们的这些看法表示支持。此时已成为查塔姆伯爵（Earl of Chatham）的威廉·皮特认定：“美洲殖民地的居民是英格兰的婚生子，而不是英格兰的私生子。”因此，他们理应和他们居住在英格兰的兄弟姐妹们一样，享受同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

在对所有移民施加控制的同时，英国议会不会赋予美洲移民相应的代表权。移民们自然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抗议的最主要证据就在于，与他们在英国的兄弟姐妹们一样，他们也继承了同等的自由。在1775年的时候，康涅狄格总督乔纳森·特朗布尔（Jonathan Trumbull）表示，自己希望知道为什么美洲移民不能拥有“作为人和英国人本应有的宪法权利和自由。作为布立吞人的后代和以自由、安全作为基本原则的帝国臣民，我们也理应拥有这一点。”5在之后的十年里，不断有移民提出这一问题，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任何的解答。非但如此，英国政府还告知他们，他们必须接受自己作为家族中非平等成员的事实。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祖先跨过了大西洋，他们的个人权利也就被剥夺了。

对于美洲移民来说，最令他们矛盾的是，虽然官方并不将其同英国国内公民一视同仁般对待，但他们仍因自身的英国国民性而深感自豪。1770年11月，本杰明·富兰克林向《伦敦编年史》（London Chronicle）的读者们保证，美洲移民“热爱英国并且以身为英国人为荣。他们非常喜欢英国的礼仪、流行风尚以及工业制品。他们没有打破双方关系的欲求”。按照他的说法，美洲移民之所以坚称“在不征求他们的许可之下，英国议会没有向他们征收赋税的权利”，正是他们爱国主义的体现。6

富兰克林有关北美大陆当中弥漫着英国风的看法确实有它的道理。超过9/10的移民具有英国血统，而很多的村庄和城镇都有着英国名字。在纽约的南部，就有一些名为斯坦福德（Stamford），拉伊（Rye），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和两个贝德福德（Bedford）的城镇。移民们不但在美洲建起了带英国乡村风格的房子，还把英国特有的乡间文化也带到了美洲。他们在此地传诵民间故事，并且传唱民间歌曲。受过教育的移民们并不将自己当成乡巴佬，而是将自己视作英国的上层人物，足以参与上等人的文化和政治生活。1764年，一个马里兰地主要求一个伦敦商人给他寄“有关政治和其他主题的最好的小册子，特别是那些有关殖民地的”。此后，在与英国的政治决裂几乎不可避免的时候，富兰克林对他以及其同胞可能遭到的文化影响深感忧虑。他们会不会因此而与莎士比亚永远决裂？

在大后方，美洲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已经发展得超出了一些人的想象。在感到惊讶的同时，他们也对此感到叹为观止。1776年12月，仅在罗德岛的一个小镇做了短暂停留后，约翰·皮布尔斯（John Peebles）船长就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件古怪的事：

今天见到了一位穿着举止得体的女士。在她进了一家商店之后，我四处打听，得知她正是大名鼎鼎的萨·利克（Sal Leake）小姐。自从我们到达此地，我就一直听说她的名字。她是开妓院的，干这一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与通常妓院不同的是，她所开的那一家显得更为体面。每个镇上的人都赞赏她的这一职业，认为对于一位30岁左右的、好看的女人来说，这一职业是体面的。在这里，这个找乐子的场所得以合法建立，并且已经算是某种现代的奢侈品了。人们对待它的态度也相当开放，甚至愿意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7

美洲的道德标准或许能够得到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的认同。但是，这些道德标准归根结底是一个新社会的产物。在这个社会里，绅士们不会因出身而受到尊敬，也不能拥有在英国时一样的特权。美洲殖民地的社会是金字塔形的，但它缺少一个贵族阶层。因此，位于这一社会最顶端的人的地位相当于英国的中产阶级。更有甚者，美洲殖民地的人们信奉资产阶级的信条：人的社会地位并非与生俱来的。只要有才能或足够努力，人们就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并不是说，美洲殖民地社会是民主的。正如英国一样，个人财富是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富人往往会担任地方长官或郡治安官，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要求当地居民和在英国一样顺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1771年，一名洗礼派教徒在弗吉尼亚的教会当中即兴开始唱圣歌，并打断了弗吉尼亚教堂中的安立甘教法事。教士将其逐出场外，并因他的无礼而用鞭子抽打他。此后，他又从当地郡治安官“一位绅士”那里领了一顿鞭子。8然而，作为英国保守主义的精神支柱，英国教会在北美的际遇并不顺利。这是因为，在北美，非国教徒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结果是，来自纽约的一位安立甘教区牧师不无遗憾地表示，很少有美洲移民“对合法的权威保持敬畏和服从”。而对于他来说，合法的权威正是教义的核心。9

从总体上来说，美洲大陆的气氛还是平等而喧闹的。人们的成长背景各不相同，自然也不会无条件地服从一个权威。1775年4月，佐治亚总督詹姆斯·怀特（James Wright）发现，在他所管辖的殖民地里弥漫着一股“平等主义的风气。人们也普遍蔑视政府的权威”。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在于在此地长期驻军。“英国军队起码能够维持当地人基本的尊重。军官们和镇上的绅士们摩肩接踵，也便于国王和政府话语向当地年轻人的传达。他们就会明白，表现出何种程度的尊敬才是恰当的。”10令怀特最为不安的是，穷人之间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在英国，这些人被称为暴民。每当政府受到挑战的时候，上层人有秩序的抵抗运动总会伴随着无秩序的民众暴动。在波士顿，这些事件的性质更为恶劣。1770年，助理州长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抱怨地方长官们与那些异见人士抱成一团，不愿帮助政府镇压暴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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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政府的愤怒已经日趋增加。一旦他们试图从美洲人的手中筹集资金，他们就会面临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在1766年初撤回《印花税法》之后，政府大失颜面。但随即通过的《公告令》（Declaratory Act）就为他们挽回了面子。这一法令坚称，议会拥有给北美殖民地制定法律的权利。官方的这一表态对殖民地移民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这是因为，移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反抗《印花税法》的胜利更是为他们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他们继续抵抗新的税收，并很快取得了新的成功。

1767年，由于激起了普遍的反抗，《唐森德法案》中所规定的对茶叶以及其他进口工业制品征税的规定只能不了了之。两年后，这些规定终于废止。在殖民地当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对殖民地的管理。正如在英国的情况一样，承担管理殖民地事务的官员往往是从财主们当中选出来的。在城镇当中，则有可能是由富裕的商人担任这一官职。担任这一官职完全出于自愿，没有薪水可以领取。到1770年为止，这一群体开始逐渐分化。其中的一些人不愿再和政府合作。因此，皇家总督和税务官往往会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没有同盟能够帮助他们推行国王的法律。

面对着民众持续不断对政府权威的挑战，1770年，政府开始采取一种最为有勇无谋的策略：有选择性的镇压。在波士顿，一支小型军队驻扎在此地，以此维持在当地的高压统治，在这个全美洲最令英国人感到棘手的城镇维持秩序。事实证明，这一措施并没有起到威慑波士顿人的作用。然而，对于坚定他们的决心以及激发其他移民的反抗情绪而言，这一措施已经是绰绰有余的了。在12月底的一场名为“波士顿屠杀”的混战当中，一些平民遭到了枪击。就此，美洲移民当中有了第一批牺牲者和宣传自己主张的契机。1772年，暴力行动进一步升级。在缉私船（Gaspee）停泊在罗德岛之后，人们便放火将其点着。为了进一步确定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政府于1773年颁布了《茶税法》（the Tea Act）。这一法令遭到了一些波士顿人的挑战。这些人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样子登上了一艘商船，并将其上的茶叶倾倒到了海里。显然，波士顿人没有被吓住。英国人又出台了新的旨在扼杀波士顿商业的规章制度，作为新的止血药。

1770年，牵着美洲殖民地的那条细钓线转移到了时任首相弗雷德里克·诺思（Frederick North）的手中。诺思勋爵比较擅长处置议会事务和任免人员。但其视野相对比较狭窄，知识也比较浅薄。直到1782年早期，他都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一大群托利派的后座议员成了他坚实的后盾。这些人非常乐意把思考的任务交给官员。诺思的支持者们之所以会团结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对在美洲或英国捣乱的人有敌意。

在当时的托利党人看来，他们潜意识当中仍在怀疑，民主浪潮是否已经在美洲和英国蔓延。在英国，威尔克斯可谓这一思潮的领军人物。1763年，他逃脱了对其批评政府的指控。此后，他成了反抗国王及其官员群众运动的焦点人物。1768年，威尔克斯被选为议员。在这之后爆发的群众游行直接导致政府剥夺其议员席位企图的破产。这一运动也反映了同时在美洲爆发的骚乱。更有甚者，托利派也因这一事件完全警惕起来：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立场，威尔克斯和激进派都不惮于和暴民联合起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英国本土，人民活动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面对这样的情形，诺思的支持者们一致对外，并拒不承认任何针对国王及其官员的责难。

另外，强硬的措施之所以能够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美洲殖民地让步很可能会造成帝国的分裂。坚定永远是一个父亲最值得赞赏的品质，而坚定的政策能迅速平息少数陶醉于自由思想的美洲移民所搅起的骚乱。一旦政府表明了自己的决心，这些人将会迅速冷静下来，并且恢复他们对政府的忠诚。

在议会当中，也有一小撮要求妥协的人。他们拒绝接受这一简单的分析结论以及解决方法。查塔姆、罗金厄姆和后来的埃德蒙·珀克（Edmund Burke）都满腔热血地认定，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法律上，美洲殖民地的移民和英国本土人民享有相同的权利与自由。更有甚者，人们引用16世纪时从加莱和图尔奈（Tour-nai）归来的议员们的事例，以此证明英国的海外所有物也拥有同样在议会中发声的权利。如果移民们无法得到自己应得的权利，而他们对于议员情绪的观察又属实的话，诺思的对手们表示，诺思的不妥协政策将会制造他一直以来所畏惧的分裂。然而，国王、他的官员们以及许多后座议员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指出，鉴于他们的粗暴行为，这些美洲移民根本不值得政府做出符合理性的让步。

最终，1774年颁布的《魁北克法》促使美洲移民采取一系列措施。公民抗议活动就此变成了一场武装暴动。按照这一法案，不但加拿大边境将会封闭，五大湖南部和西部的一大片土地也将划归加拿大。然而，美洲殖民地的移民们之前一直认定，这些土地是留给他们的，他们可以到那里去定居和生活。消息一出便激起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天主教成为加拿大的官方宗教在新教徒中引起了恐慌。在大多数为新教徒的群体当中，骇人听闻的古代宗教屠杀梦魇弥漫开来。这些人的脑海中也多半留有上个世纪宗教迫害和战争的记忆。1775年初，新英格兰的深山老林里就谣言四布，认定天主教会将会在此地扩散，国王也会派遣安立甘教的主教来干扰美洲的新教徒。12在马萨诸塞，一个教会团体的牧师向其教众布道称：“在美洲，身着猩红色衣服的淫妇将会骑上她的有角兽，手里握着盛满秽物的杯子，迈着胜利的步伐踩过真正的新教徒们的头，并且用其淫乱之酒灌醉大众”。13

虽然这件事很荒唐，但是到现在为止，许多美洲移民都乐意去相信任何对乔治三世以及其官员们的诽谤。新英格兰的农民们本来就因天主教即将登陆美洲而倍感恐慌，一听到政府想要将他们置于英国领主奴役之下的可怜境地，就显得更加心烦意乱。反政府媒体和煽动家们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恐惧，进一步向许多摇摆不定的人证明，一个粗暴的国王正试图剥夺美洲的自由。他的政府不会停止其向殖民地宣扬自身权威的举动。由于偏执的情绪正在美洲弥漫，演说家们很容易就能令那些轻信的人们相信，他们很快就将面临被奴役的命运。塞缪尔·约翰逊不无讽刺地提及了美洲人对奴隶制的恐惧；他问道：“最响亮的、追求自由的狂吠怎么会是从奴隶主口中发出的呢？”

美洲移民迅速对《魁北克法》做出了政治反应。然而，英国政府也毫不示弱，迅速对波士顿采取了措施。而且，他们沿袭了此前行之有效的危机应对方式。1774年9月，人们在费城召开了一次大陆会议，希望能够商讨出反击的办法。他们希望，这一反击的办法能让英国政府重新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在讨论的时候，代表们小心翼翼。这是因为，虽然他们都反对议会的霸权，但是他们都不想贸然与英国断绝关系。首先，他们重复了自己的法律地位。他们认为，自己是政府的臣民，而这一政府则否决了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其次，他们向英国炫耀了殖民地经济力量的强大，威胁要联合抵制与英国以及其他英属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此次会议的辩护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 and er Hamilton）宣称，如果没有殖民地的经济支持，很快，“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就会出现大量的乞丐，饥荒也会蔓延开来。至于那些西印度的种植园，没有了我们，它们根本无法生存”。14

在大陆会议上，代表们都尽可能小心，不公开讨论军事准备的问题。即便在他们辩论的时候，英国政府已经禁止向北美输送武器和火药。与此同时，许多支持大陆会议的人开始囤积武器，并计划民兵的快速转移路线，以防政府用武力来解除他们的武装。其中那些更为冲动的人则更进一步，占领了殖民地的兵工厂和堡垒。12月，以“自由之子社（Sons of Liberty）”为代表的一些人占领了朴茨茅斯的威廉堡和玛丽堡，并搬走了大炮、火枪和火药。

第五章

天翻地覆：美国独立战争

1775-1783

1774年末英帝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英国在北美的势力瓦解了。殖民地的总督们已经成了摆设，无力证明英国政府的权威。他们不得不写信给殖民大臣达特茅斯勋爵（Lord Dartmouth），用凄婉的笔调诉说自己的无能。与他的同僚相比，纽约殖民总督卡德瓦拉德·科尔登（Cadwallader Colden）相对来说要幸运一点。这是因为，皇家海军单桅帆船“翠鸟（Kingfisher）”号于12月份入港，而且他坐拥一支百人的皇家爱尔兰军团。然而，他还是很焦虑。因为“顺从的居民们”需要“一支强大力量”的保护，“以此来威慑那些放肆的暴民，并鼓励更多的人站到政府的一边来”。1

实权逐渐转移到大陆会议的坚定支持者们的手中。到1775年4月为止，由这些人所组成的当地委员会已经取代了新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以及南卡罗莱纳的总督。政府无力阻止这一进程。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颁布一些旨在恐吓人民的法律，但人们往往会选择无视这些法律。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军队和战船都集中在波士顿，殖民地的民兵靠不住，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压迫工具即地方治安官们，或者与大陆会议结成了同盟，或者因为害怕动乱而保持中立。即便是在没有偏心或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司法官员监管的情况下，在1774年，北美殖民地移民们也享受了相当程度上的自由。他们的媒体不受干涉，故各家思想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并且能够传播到各个地方；移民们可以自由活动；不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能够召开公开的会议。因此，对于大陆会议的代理人来说，他们能够很容易地团结并组织支持者，说服犹豫不决之人加入自己的队伍，并打压那些忠诚于英国政府的顽固分子。

伦敦方面花费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完全摸清了美国殖民地的实际状况。此时，乔治三世和他的官员们一直在采取妥协还是强制的措施方面举棋不定。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国王已经确信，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的话，他们将永远无法在美国重新建立起议会的权威。诺思和达特茅斯勋爵也对此表示同意。但是，他们仍旧抱有一丝希望，美国移民最终会回心转意，不会走到战争的那一步。此后，这些问题也都能经协商解决。

因此，英国政府在1775年早期所推行的政策既有怀柔的一面，又有强制的一面。一方面，诺思提供了调解的机会，以财政上的让步来换取移民们对议会权威的认同。而在另一方面，他也在做战争准备。他又向波士顿增派了四支步兵队。当地指挥官陆军中将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接到了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武装反抗的苗头。此时，一场大战已经一触即发。2月，三位重要的将领威廉·豪爵士（Sir William Howe）、亨利·克林顿爵士（Sir Henry Clinton）和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正式上任，来指挥即将参战的部队。然而，这些人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有着丰富美洲作战经验且更有军事才能的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ery Amherst）拒绝了上级的指令，因为他更加同情移民们。

英国本土则愁云缭绕。许多人对于美国移民的战争持悲观的态度。很多人赞同诗人库柏的观点，英国和北美殖民地是“一个国家”，并将即将到来的纷争视作一场内战。21月，查塔姆试图说服上议院采取妥协的方案，以避免灾难的发生。他的努力完全白费了。此后议会中的辩论非但没有弥合双方的分歧，反而更加暴露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查塔姆赞扬移民们“珍视公平的美德，并将其置于不可估量的、上天恩赐的自由之上”。达特茅斯勋爵则完全不赞同这一论断。他对移民们的道德要求冷嘲热讽，认定这不过是企图掩盖他们真实目的的一块遮羞布。他指出，移民们只不过是自私地想要摆脱自身贸易当中的种种限制罢了。一位悲观的托利党人高尔勋爵（Lord Gower）“激烈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所有的移民都是卖国贼。

在很多英国军官看来，美国移民不过是在吹牛罢了。如果真正打起仗来，他们就会立刻认输，也不再坚持他们的原则。在1775年3月，陆军少校约翰·皮特凯恩（Major John Pitcairn）曾经为首任海军大臣桑德维奇伯爵做过一次报告。在报告当中，他自信地写道：“只要主动发动一次战争，采取一次巧妙的行动，烧掉两三个城镇，他们立刻就老实了。”3他手下的指挥官盖奇则没有这么乐观。他担心，贸然发动攻击很有可能会引发“出其不意且连续不断的”抵抗活动，而这显然不是他所率领的军队能够应付得了的。4

他的担心在4月19日这一天变成了现实。在达特茅斯勋爵的命令下，盖奇派遣了一支精锐部队去保护伍斯特和康科德的兵工厂。在接到了波士顿城内探子的密报之后，马萨诸塞的民兵们出动了。在莱克星顿，双方短暂交火。一小部分美国民兵被击溃，但他们中的大部队仍旧逼迫英国军队放弃占领康科德。当英国军队撤回波士顿之后，他又遭遇了游击战，并损失了300名士兵，几乎是其敌人的三倍。几天内，由鲁莽的天才本尼迪克·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率领的一支美国民兵队占领了提康德罗加和王冠点（Crown Point），为入侵加拿大奠定了基础。

现在，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在马萨诸塞爆发小型战争的消息传回了英国。内阁别无选择，只好在所有的殖民地推行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政策。乔治三世早已不满绥靖政策，因而对这一新的政策举双手欢迎。同样表示支持的还有那些或业余或职业的谋士们。他们相信，受过良好训练的士兵能够轻而易举地击溃一群通常意义上的武装暴民。

“速战速决”的支持者当中，最著名的是乔治·热尔曼。8月，他取代了更为灵活的达特茅斯勋爵，开始担任新一届的殖民大臣。他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控制北美事态的发展。热尔曼很喜欢这份工作。如果不折不挠和忠贞不二能够有助于领导的话，热尔曼就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尽管曾因为在1760年明登之战中畏葸不前而被开除，他仍旧激发了北美军队的自信心。后者正仰仗着他采取严密的措施。5

热尔曼的作战计划得到了许多美洲事务通的支持。在他们看来，移民们战斗的意愿极其容易崩解，经不起一次彻底的失败。因此，他要求向美国增派兵力，以找出叛军、与之战斗并最终一举击溃他们。人们确信，这样的一次胜利不但会完全击败反叛者，也会大大激励那些居住在美国殖民地、不参与到反叛活动中的反对派。在美国的探子再次向英国政府报告，当地有一些潜在的反对独立派。因为大陆会议支持者们的恐吓，他们暂时转入地下活动。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会表现出自己对英国政府的支持。无论是从思想还是实际的层面上来说，即将爆发的战争都是一种挑战。英国军官们发现，自己最为重要的任务在于向反独立派们作出保证，他们将会得到保护。正如克林顿之后所评价的，除非“确信英国军队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他们”，这些人是不会轻举妄动的。6

在热尔曼的战争计划中，人力是一个关键要素。从战争伊始，为完成其所构想的大规模战争，召集足够的兵马就很成问题。在1775年到1776年，在爱尔兰、直布罗陀和梅诺卡的驻军就几乎损耗殆尽。随着战争继续进行，在英国的征兵活动也就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要诱使人们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并不容易。在这个世界中，稍有过错便会领受一顿鞭子。不但领受微薄的薪水，还吃不饱。要忍受反复无常的官员们，还要时刻担惊受怕，领受上层社会的白眼。在塞缪尔·约翰逊看来，只有恶棍才会参军。所谓的恶棍，指的是没有诚实生活的能力和意愿的人。这一评价相当刻薄，但这的确是事实；许多急需招兵买马的军官搜刮监狱，以填补空缺。1776年，第46军团的里都中尉（Ridout）在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监狱发现了几名因“轻微的罪过”而蹲监的“好伙计”。他为这几个人赎罪，并将他们招到自己的麾下。因感念其知遇之恩，其中一个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升任军士。7

在军队当中也有一些惯犯和其他有类似恶行的人。对他们来说，战争就给了他们机会烧杀抢掠。因此，美国的宣传家们也就得到了很多的素材，来控诉英军的暴行。即便是有经验的、具备良好品行的人也参与到了抢劫当中。其中的一些人相信，他们是在合理地占有战利品。另一些人则只是为了报复那些羞辱了他们或秘密帮助其敌人的平民。这可能就是1775年4月波士顿附近的一次战役后，英国军官鼓励其手下的士兵去偷窃的原因。8那些更胆大一点的甚至会抢劫自己的同僚。苏格兰高地警卫团（Black Watch）的皮布尔斯队长（Captain Peebles）发现有人从自己的帐篷里偷走了一些亚麻布和六七瓶朗姆酒和葡萄酒。他注意到，“在这个部队里有些可悲的流氓，坏到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还特别狡猾，足以逃脱惩罚”。9无疑，这些赃物是用来挥霍的。但也有一些具有生意头脑的美国人乐意从士兵们手上买下赃物，并将他们重新出售。10

然而，输送到美国的恶棍并不足以完成热尔曼的战争计划。因此，七年战争时期曾经使用过的“寻找替代”战略再一次派上了用场。国家开始聘请雇佣兵。在向沙皇凯瑟琳要求20000名俄国士兵破产之后，政府转而向更愿意提供帮助的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方伯。在北美，共有19000名德国士兵与英军并肩作战。其中2/3的士兵是黑森籍。在这些德国士兵当中，大约有3000名逃走了，500名战死，还有4500名病死。11

总体来说，黑森的士兵们完全“物有所值”。他们是机动灵活而且勇敢的士兵。在德国独裁者们的统治下，他们学会了服从，并愿意攻打英国人所谓的非人类的魔鬼。1776年11月被俘的两个黑森人告诉美国移民部队的医生，上级将他们所面临的敌人描述为“原始人和野蛮人”，会用印第安人的方式折磨自己的囚徒。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英国士兵首先是为了对自己的同胞负责以及效忠而战，其次是为了他们的国家。许多有贵族背景的军官们都极为轻视自己的敌人，因为他们是下层人。“我希望这场战争快点结束。和他们（美国移民）混在一起简直是脏了我们的手。”克林顿的副官少将罗登勋爵（Major Lord Rawdon）如是说。作为一个安立甘教教徒，罗登一直都将宗教异议和政治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也认为反叛团体“赞美诗歌手（psalm singers）”的“神圣鼻音（godly twang）”口号令人作呕。12在女房东多收了房费之后，皮布尔斯队长愤怒地认定她“与所有的北佬一样，又贪婪又狡猾”。但他也对那些无缘无故被卷入战争中的人表示同情。在对一个强奸犯进行审判的时候，受害者为其求情，这使得他免于上绞架的惩罚。此后，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那些被无故卷入内战的人的命运是凄苦的。”13正如其他的人道主义者一样，皮布尔斯也会为荒废的或烧焦的农场喟叹，也会为流离失所的家庭揪心。

对移民们作战耐久力的嘲笑很快就变成了对他们不情愿的尊敬。一年以来的战争教会了克林顿“美洲移民们是训练有素的，懂得使用计谋和经营”。14而且，“他们懂得一切的欺骗伎俩”。他们也能够用传统的方式作战。1775年6月，对布里兹山（Breed's Hill）和邦克山（Bunker's Hill）的争夺证明了这一点。在更北一些的地方，本尼迪克·阿诺德（Benedict Arnold）和理查德·蒙哥马利（General Richard Montgomery）已经开始着手入侵加拿大，并美其名曰一场解放战争。

在向魁北克进发的时候，美国人向法属加拿大人呼吁，希望他们能够自己脱离暴政。在某一时刻，他们似乎就要成功了。“加拿大人正在谈论那该死的‘自由’一词。”一位英国军官抱怨道。而且，魁北克总督、经历过沃尔夫所发动战争的老兵盖伊·卡尔顿将军（General Guy Carleton）担心，他的军队会背叛他而去。15事实上，多数加拿大人仍旧谨慎地保持中立。他们等着看，美洲移民会取得多大程度上的胜利（如果有的话）。冬季的到来、蒙哥马利利用人数优势攻打魁北克这一愚蠢的决定，以及卡尔顿临时做出的完美防御都令移民们逐渐丧失信心。1776年5月，在阿诺德率领着残部撤退之后，一支英国小型舰队给这个城市解了围。

长期占领波士顿是不可能的。市民和士兵之间的隔阂非常显著，美国人又步步紧逼。1776年，主管各类事务的指挥官豪要求全体从这个城市当中撤退。“要向你们描述这里事态之混乱是不可能的，”国王军团中尉查尔斯·科克伦（Charles Cochrane）告诉他的叔父，“为了（在这些流氓的枪口下）拖家带口地占领上面提及的、存留下来的仓库，我相信，我们将难以顾及效忠派。这种事情此前从未发生过。”这件事堪称这屈辱的一年当中最为屈辱之事。科克伦也不无悔恨地表示：“从战争的开始到结束，非同寻常的厄运每时每刻都在伴随着我们；在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界援助的情况下，我们挨过了一个冬天，甚至必须要趁着夜色逃走（a moonlight flit）。这件事是最令人厌烦的。”16无论如何，科克伦还是找到了乐观的理由。他相信，一旦热尔曼的宏大计划生效，好运就会重新降临到军队的身上。

科克伦不应有这样的自信心。北美战场占据了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大多数都覆盖着山地、森林和灌木。军队们往往会在此地漫无目的地胡乱奔走，因而很容易被这一片荒野吞噬。1778年，克林顿穿越了新泽西，直到在蒙茅斯遭遇袭击之前，他对华盛顿的所在仅有一些模糊的认识。17比起在欧洲的情况来说，占领主要城市并没有那么重要。这是因为，诸如钢铁铸造厂等经济资源是分散的。英国人曾几度占领波士顿、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但这并没有打消美洲移民打仗的念头。

勇敢而富有创造力的总督们可能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但是，英国高级统帅的往往缺乏创造性的想法，甚至时常是胆小的。随着战争的逐渐推进，英国统帅结构不稳定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在伦敦的热尔曼仍旧掌握着最高军事统领权。但是，他的命令往往不能及时传达到在美洲的军官的手中，往往会耽搁8到10个星期。这是因为，传递讯息的船只是逆风行进的。他和自己属下之间的误解无法消除。在某些情况下，战场上的军官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至少在1775年到1776年，人们在目标问题上也意见不一。热尔曼希望将敌人一网打尽，而诺思则希望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

只有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缺陷才逐渐显现出来。1776年夏，由于增援部队姗姗来迟，豪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不得不推迟。但是，不论在何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增援部队都展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气象。他已经决定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在纽约。这一城市是效忠派盘踞的中心。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登陆计划进行得很顺利。8月中旬，豪率领着他的23000名士兵与纽约州外围的守军打仗。作为一名坚定而小心谨慎的军官，豪每一步进行得都相当谨慎。这也就使得其错过了许多可以一击制胜的机会。华盛顿曾经一度想要牺牲反叛军的主力来拯救这个城市，但是豪并没有发动战争。反之，他逐步攻击了敌人的泥土筑防御工事。当纽约即将陷落的这一事实已经无法避免的时候，他也不愿乘胜追击已经受到严重摧残且士气低落的美国军队。

热尔曼所谓的、能够结束战争的“迎头痛击”看似已经没有必要。1776年秋，豪在纽约城附近所取得的成功已经证明英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而且，在11月底，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底气来发布公告，宣布赦免所有投降并重新宣誓向乔治三世效忠的人。许多美国人有感于华盛顿军队的可怜处境，便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豪的好意。此后，移民们的心境似乎已经有变化。而且，在赢得了几场战争的胜利并且在纽约建起基地之后，豪认为自己可以改变策略。此后，他可以努力侵占土地，而不是引诱华盛顿全面交战。这一变化造成了可喜的政治成果：犹豫不决的反叛者将会更加灰心，而英国军队驻扎在当地的事实将会使得当地的效忠派重新振作起来。

英国和黑森军队广泛分布在特拉华和新泽西。起初，这些次要的战争进展很顺利。但是，从情感以及军事的角度出发，华盛顿主动出击，并在圣诞节的那天击溃了一个黑森的部队。两星期后，在普林斯顿，他又取得了另一场战争的胜利。

在特顿和普林斯顿的战役规模都很小，但其对美国人思想的影响却是极为深刻的。1776年7月，在国会内部的激进人士积极推动《独立宣言》的撰写。这一宣言割裂了所有与英国之间的联系，并且不对任何建立在英国对美国的统治的要求妥协。支持这一行动的美国人几乎不可胜数；《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认定，有1/3的移民是全心全意支持独立的，其余的人或者是效忠派，或者保持中立。要是算上那些豪赦免的人，美国移民的主体地位可能就岌岌可危。特顿和普林斯顿的战役改变了这一趋势。因为这一战役表明，英国军队并不是无敌的，而美国人仍能与之一战。

效忠派遭受了一次打击。在特拉华和新泽西，他们的支持者锐减。纽约的首席法官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解释了整场战争中效忠派所遭遇的困局。“那些加入英国军队的美国人是多么不幸啊！除非征服自己的国家，他们无法获得安全。如果美国在武力上占据了上风，或者获得了英国政府的让步，那些托利党人就毁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必须离开大陆。在过渡时期，他们必须寻求外界的帮助。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就立刻毁了。”18无论是在人心还是思想的意义上，英国人都输掉了战争。

1777年是战争的转折点。在超过一年的战斗之后，英国军队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们没有取得多少对美国人的胜利。进入国会所控制地区的路途非常稀少，而效忠派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豪是非常悲观的。6月初，他告诉克林顿，他认为战斗将再持续至少一年。刚从英国度假回来的克林顿，发现政府希望在冬天取得战争的胜利。豪回答说：“如果官员们不能再坚持一年的话，他们最好现在就放弃。”19

热尔曼应对1777年事件的策略是让豪的军队侵略宾夕法尼亚。与此同时，伯戈因所率领的由8000名英国人、黑森人、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所组成的军队将会沿着哈德逊河向奥尔巴尼进发。在那里，他将会与豪从纽约带来的援军汇合。如果一切都能按照计划进行的话，人们就能在尚武的新英格兰和美国的其余部分之间打下一枚楔子。这就是热尔曼所预想的结果。而且，在5月18日所发送的一封急件当中，他将这件事情描述得非常清楚。但是，豪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8月16日了。那时他已经被困在宾夕法尼亚，根本无力帮助伯戈因。

犯下这一大错的是豪。早在3月，他就已经读过热尔曼策略的大体框架，但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忽略支援伯戈因的任务。他认为，进军奥尔巴尼不过是小事一桩。而攻击宾夕法尼亚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因此需要花费更多的资源并投入其全部的精力。到了春天，无论是其资源还是他的精力都在减退。直到7月底的时候，宾夕法尼亚的战争准备才勉强完成。那时，几乎所有豪手下的军官都在向他施压，希望他去支援伯戈因。但是，豪无视了他们的要求，仍旧发动了对宾夕法尼亚的战争。20他将一支极弱的兵力留在纽约城内，交由克林顿指挥。后者接到了命令，要尽自己所能去支援伯戈因。

一场溃败接踵而至。占据明显数量优势的敌人切断了伯戈因军队的通讯线，并封堵了他的退路。伯戈因并没有让自己手下的士兵在一场胜利无望的战争中白白送命。相反，他于10月16日在萨拉托加向霍雷肖·盖茨将军（General Horatio Gates）投降了。在宾夕法尼亚，豪也触了霉头。虽然他在布兰迪维因（Br and ywine）沉重打击了华盛顿的军队，但是美国人还是趁机逃脱了。由于英国人无法控制特拉华河，即便他们曾短暂控制费城，最终也只能将其拱手让出。

1777年发生的事件巩固了《独立宣言》以及美国共和国的存在。热尔曼的宏大战略失败了，而试图在殖民地重塑英国权威的希望也化为了泡影。而至今为止都慈悲为怀、保持中立的法国人，自1778年开始，也选择将自己的命运同美洲移民们联系在了一起。自此，在美洲发生的战斗成了全球化战争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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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尔曼的新策略不但反映了全球的政治状况，也暴露了英国的弱点。对英国军队来说，取得全面的胜利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他们集中全部的精力，试图征服并重新控制佐治亚和南北卡罗莱纳。这是因为，根据报告，这些地区的效忠派势力仍相当强大。此时，克林顿取代豪担任了总指挥，也正是他发动了征服战争，并试图达成和解。起初，人们能够在这些行动中看到希望。1778年12月，英军占领了萨瓦那；1780年5月，他们又占领了查尔斯顿。此时，军队内部的情绪高涨，有些人甚至认为，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英国军队能够速战速决。在听说查尔斯顿陷落的时候，罗伯逊将军写信给热尔曼：“英国将会恢复她以往的荣耀。你所留给子孙后代思考的问题将会是，在使得美洲殖民地臣服的众多因素中，占据主导的究竟是勇气，还是仁爱。”21

随着在南北卡罗莱纳战役的深入，有关效忠派的老问题就又显现出来了。正如事先所预知的那样，当地确实有很多效忠派。但是，只有英国军队完全保证了他们的安全之后，他们才会与英国军队合作。而那些真正与英国军队合作的，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恐怖与反恐怖的循环战役之中。其战场在南卡罗莱纳的偏远地区，所造成的伤亡也极为惨重。1779年，英国人也曾试图寻求奴隶们的帮助。1775年11月，那位吃了枪药的、神气活现的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Lord Dunmore）曾要求奴隶们参与战争。他最终聚集了300名逃亡的奴隶，并将他们编入“埃塞俄比亚军团”。所有人的制服上都绣着一句口号，“将自由还给奴隶”。22当地的种植园主遭到了惊吓，而邓莫尔的这一大胆举动最终会自取其辱。这是因为，他将那些受到惊吓的白人直接赶到了国民大会的阵营当中去了。

从1779年到1781年，出于克林顿给所有反叛者的奴隶自由的承诺，许多黑奴加入了英国军队。许多人发现自己被当成苦力使唤，不是挖掘战壕，就是看守军队庞大的运输车队。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许多人又被送回了纽约。其中有不少又一次成了奴隶。23

无论是白人效忠派，还是黑人奴隶，他们的蜂拥而入并没有给战争带来任何转机。英国军队曾取得过两次胜利。一次是1780年8月的卡姆登之战，另一次则是在次年3月的吉尔福德法院（Guilford Court House）之战。但是，作为这两场战争的指挥官，将军查尔斯·康沃利斯爵士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来保证胜利果实不被美国人夺走。

1781年10月，约克镇之战标志着南部战争的结束。这一点实在令人意想不到。触发这场战争的一系列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1777年事件的重演。由于不幸和混乱，英国高层再一次遭到了颠覆。克林顿和康沃利斯之间的不合更是削弱了英国政府的权威。前者后来责怪自己的总指挥官，认定他没有提供足够的兵力。这一点尚存争议。但是，在1781年早期，确实没有一个军官清楚地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兵力。

康沃利斯偏向于进攻弗吉尼亚。他先是发起了一次不太热心的进攻，然后就驻扎在威廉斯堡，等待克林顿的命令。克林顿则在此前就构筑好了一个强大的情报网络。他虽然害怕纽约遭遇袭击，但希望可以同康沃利斯联手在宾夕法尼亚以及罗德岛发动战争，以先发制人。令他十分恼火的是，正是因为进攻了弗吉尼亚，康沃利斯接到了上级准备从海路撤退的命令。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康沃利斯将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南弗吉尼亚约克河河口上的一个武装堡垒内。与此同时，法美联军袭击了纽约。

在这个时候，战争能否胜利取决于海上力量。只要补给和援军能够自如地在约克镇和纽约之间的海上运输的话，康沃利斯和克林顿相对来说还都是安全的。然而，随着德·格拉斯（de Grasse）上校的舰队从西印度群岛远道而来，并在切萨皮克湾驻扎下来，事情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在短暂的交火之后，英国的北美舰队退回到了纽约，同时也葬送了康沃利斯寻求支援或者逃走的希望。在海上形势逐渐朝着不利于英军的情况发展的时候，虽然对德·格拉斯的目的心知肚明，华盛顿还是选择了拔营，并从纽约急行军450英里到达约克镇。结果是，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孤立无援并遭受炮火攻击的康沃利斯于10月17日向美方投降了。正当他手下的士兵们一个个走出防御工事、放下手里的武器的时候，乐队开始演奏一首流行乐曲《天翻地覆》（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约克镇的灾难令英国人极为震惊。他们失去了一支军队，而坚守南方殖民地的希望也化为了泡影。一时间，战争的双方都表现出了懈怠之意：从1780年到1781年，由于不满自己的待遇，美国军队中爆发了严重的叛乱；与此同时，英国军队中的风气也开始败坏。1781年2月，当时驻军在纽约的皮布尔斯队长发现自己以及其兄弟军官们会比往常喝更多的酒。在英国对纽约统治的最后时刻，道德纪律也逐渐废弛。1781年3月，军政府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直到夜里1点，人们才吃上了晚饭。在那之前，他们都在跳乡村舞蹈。女士们在3点钟离场，而在那之后，“绅士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一直在喝酒唱歌，直到早上8点半才基本结束。留下来的少数人到另一个房间里吃了早饭。此后，一些人上床睡觉，另一些去拜访自己的情妇，还有一些则去逛妓院”。24

六个月以来，乔治三世都非常愚蠢地拒绝承认约克镇的判决。而且，包括康沃利斯在内的其他几位顽固派希望继续战斗。诺思不在其列。1782年3月，国王终于接受了他的辞职。新任首相罗金厄姆是一个温和派，他甚至开启了同美国人协商的进程。由于英国成功地保住了直布罗陀，并且在加勒比海重塑了英国的海洋权力，英国的外交家们说话也多了几分底气。而美国人则表示，只要英国在北美的存在能够防止法国和西班牙侵略的可能，他们就会放弃侵占加拿大的企图。无论如何，英国必须放弃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按照《魁北克法》的规定，这些土地已经被划入了加拿大。

战前有人预测，如果失去北美殖民地，英帝国将不复存在。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当然，人们都曾警告过，美英分裂所可能造成的经济后果。1781年，英国政府做出了疯狂的举动，试图利用《交往法》（Intercourse Bill）来重新占领北美市场。但是这一旨在使得美国商人不受《航海条例》影响的法案是不必要的。这是因为，正如这一法案的批评家们所表示的那样，失去英国的支持的话，新的共和国几乎无法生存。

这一点是真的。1783年之后，英美之间的贸易额事实上增加了。特别是棉花，18世纪80年代后期，每年进口大约1550磅；而到了1800年的时候，进口额则攀升到了2860磅。只有美国的奴隶制的、半机械化的棉花种植园才能满足新的、机械化的兰开夏郡纱厂的需求。到了1840年，兰开夏纱厂80%的原材料都来自北美殖民地。1799年到1800年所发生的灾荒致使英国粮食进口商去购买美国的商品。从1810年到1812年，这些粮食给驻扎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军队补充了口粮。

1783年后英美之间贸易额的增长标志着旧有的重商主义思维的破产。殖民地并非为了母国的经济利益而开拓、并且受到母国的保护和控制的外部市场。1776年，随着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便退出了学术舞台。在1790年作者去世之前，这本书共发行了5版。斯密写作这本书以及其他的经济学著作的一个目的在于衡量人类的进步。他同时也希望，能够运用自己的计算来塑造那些制约经济活动的自然法。其结果是他有关自由市场的理论。他认为，只要在不受到官方条约以及垄断组织的影响下，人们自由地竞争，就能够最为公平地分配资源，并且给消费者带来最大的利益。

按照斯密的说法，殖民地是多余的。国家对殖民地贸易的控制体系妨碍了当地贸易的进行。它干涉了市场的运作并且抬高了价格。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市场的反应间接证明了官方禁运的无力：每年走私货物的价值至少有200万英镑。诸如英国一样成熟的贸易国家应当能够在一个扩张的国际自由市场中逐渐繁荣起来。非殖民地间贸易于18世纪90年代的增长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其中，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增长的幅度尤其之大。

斯密的理论以及英国战后贸易的模式都动摇了迄今为止一直支持着帝国的经济理念。更有甚者，美国独立战争的失败也强烈暗示了英帝国已经膨胀到了其极限。随着1759到1762年的胜利，英国不断对外扩张领土，扩充其海军以及陆军军备。到了这时，收缩已经不可避免，甚至是令人欣喜的一种转变。是法国人的失误阻止了其于1779年的入侵，而并非英国本土舰队的强大。英国军队已经疲于奔命。在1781年秋天，英军暂时失去了对北美部分海域的控制。这足以向英国表明，要想维持一个世界帝国，就必须在各地维持同等的力量。康沃利斯在约克镇的投降可能令人惊讶，但并非不可想象。

在七年战争之后，英国征服了大片的土地。但是，并没有人提出露骨的帝国主义意识。在那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将广大的海外帝国视作财富的来源以及标榜民族美德的纪念碑。特别是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美德更加能够得到体现。1778年，一个绝望的居住在美国的效忠派从英国写信回国：“我担心，这一国度已经变得过于自私、堕落、如树懒一般讲求享受。她已经不能运用男子气的、高贵的品质来应付其周边危险的环境。”但是，没有人疑惑，道德滑坡是否是敷衍的计划以及糟糕的指挥的重要原因。

然而，1774到1776年的危机激起了一场对帝国政治本质以及其未来的讨论。一些英国辉格党人和激进派认为，美国人应当可以自己选择要走的道路，不应受到道德谴责或政治上的干扰，即便这意味着美国将会独立。就实际意义而言，同时花费大量的金钱来维系殖民地的统治并声称他们是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伦敦方面放弃直接控制美洲殖民地，并代之以某种程度上的美国自治，并不一定会消解英国与北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如很多美国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英国和移民们之间确实有着任何帝国层面上的联系，那也是他们都相信个人自由以及代议制政府。

这一思想潮流也影响到了对加拿大各省的战后政策。1783年之后，大量的效忠派流民以及曾为效忠派军队效力、并获得土地保证的士兵们涌入了加拿大。这样一来，英法殖民地的人口数量大体相当。政府也曾制定过一些计划，试图给这些新移民们以经济支持。就政治未来而言，政府考虑在加拿大举行代表大会，其职能以及权利则类似于英国的议会。英国政府采取这一举措表明了他们确实从近期的美国反抗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他们仍旧希望，富裕且有才学的“贵族”阶层能够在加拿大出现，而这些人也能自觉服从于英国皇室，而不是发起运动，形成一个完全自治的政府。

在其他地方实行在加拿大所实行的政策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人们可以想象，推行这一政策最终会促使独立。那些容易遭受法国攻击并有大量奴隶人口居住的加勒比海殖民地需要英国的保护。作为西印度群岛主要劳动力源的西非边区村落也是一样。至于印度，它的历任政府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疯狂扩张领土的同时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威。

第六章

我方武器的威慑力：在印度的征服与贸易1689-1815

在1728年到1730年间，流行的雕塑家迈克尔·莱斯布莱克（Michael Rysbrack）为东印度雕刻了一个烟囱上的镶嵌板，这板上的图案是一个半裸的土著女人献出一只小的财宝箱，体现了不列颠正在接收东方财富的事实。50年后，意大利人斯皮瑞多纳·罗马（Spiridone Roma）在绘制天花板图样的时候，几乎完全复制了这一印象。不列颠女神的脚边躺着一匹雄狮，而她本人则从一位印度女人手捧的垫子上取来一串珍珠仔细鉴赏。另一个女人手里举着一只中国式的罐子，里面可能装满了茶叶。在商业之神墨丘利的引领下，第三个人手举一捆东西前来，可能是印花棉布或者是平纹细布。在雕刻和绘画的前景处是泰晤士河的象征，标志着伦敦是东方财富远播最为重要的受益人。

如果说东印度公司的装饰象征着纯粹的商业，那么在19世纪初加尔各答新政府大厅的门前树立的凯旋门就明确地有着帝国意味。其规模宏伟，无异于罗马时期的建筑；中心的拱门上刻有一只石狮。其姿态不但居高临下，而且显得十分警惕。在这座庄严的大门后面就是政府大厅，为一座乔治朝帕拉迪奥式的宫殿，其前面为很高的大理石圆柱。这些公共建筑是由获封莫宁顿伯爵（Earl of Mornington）之后又获封侯爵的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下令建造的。从1798年到1805年，他担任了印度总督。这也反映出了他喜好盛况以及权力欲旺盛的贵族品位。与此同时，它也反映了他在印度的同胞们新的自信以及大胆无畏的精神。他们不再是商人了；他们主宰着一个需要罗马式的建筑风格以及大理石的永久来确立自身权威的帝国。

在完成加尔各答的政府大楼以及位于马德拉斯、与之同样宏伟的建筑等令人惊异的成就的同时，在过去的60年里，印度爆发了一场革命。1740年的东印度公司不过是一个商业公司而已。它进口商品，并出口其位于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各个工厂的商品，几乎不受印度内政的影响。而在1815年的时候，公司拥有印度最强的军队，并或间接或直接地控制着孟加拉、恒河上游以及印度东南部的广大地区。最为重要的是，公司是作为一个亚洲力量大秀肌肉；在过去的20年里，他们的陆军和海军分别在阿拉伯、毛里求斯、马六甲和爪哇采取了行动。

贸易仍旧非常重要，但其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自1793年起，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政府就已经在逐步收回公司的垄断权。在与政府的角力当中，公司输了；到了1810年的时候，趁机闯入的商户们已经占据了印度市场的1/4，所销售的商品价值200万英镑。贸易模式的改变拯救了公司。特别是19世纪初，人们开始大量进口兰开夏郡便宜的棉纺织物，极大地冲击甚至消灭了印度以村庄为基础的棉纺织业。与此同时，与中国之间的、可赚钱的双向贸易也开始萌芽。他们向中国出口孟加拉的鸦片，并进口中国茶叶，以满足英国市场的需求。从1802年到1803年，鸦片出口额达到了100万卢比（大约25万英镑）。在接下来的10年里，贸易额总共上涨了20%。然而，虽然出现了新的贸易机会，在1800年的时候，公司仍旧主要依靠各个省收上来的土地税来维持运转。

公司的改变不依据任何计划，也不根据任何普遍的原则。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些有野心的官员以及军官。他们真诚地相信，在保全国家以及其雇主利益的同时，自己也可以致富。他们掠夺性的而且私人化的帝国主义与18世纪印度的境遇相吻合。在18世纪的印度，莫卧儿皇帝的中央集权正在崩解。当然，在公司的职员们中间，机会主义以及贪婪之心已经非常普遍。所有的人来到印度，就是为了聚集足够多的财富，以回到英国享受。“我可能会当上总督，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也会获得足够多的财富，足以让我当上一个绅士。”1752年，斯泰尔·达尔林普（Stair Dalrymple）对自己的哥哥说。他正在谋求公司的一份工作，为此需要500英镑来保证他行为妥当，另外还需要200英镑购置装备并打点出路。1只要达尔林普能够获得自行进行贸易的许可，他所获得的收入就足以偿还之前所欠下的债务。但是，就像其他追求财富的人一样，他面临着疾病的风险，恶劣的环境也大大削减了他平安回家的可能。

就在达尔林普再三向其哥哥寻求支持的同时，公司的雇员们也发掘了新的、之前从未出现过的聚敛财富的方式。1742年，杜普雷侯爵、约瑟夫-弗朗索瓦（Joseph-Francois,Marquis Dupleix）担任了法国东印度公司总督的职位。在很多方面，他都与那些好战、贪婪而自不量力的英国殖民地总督们有着相似之处。在接下来的20年里，双方都在交战中。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的最后一年，法国的主要贸易站本地治里（Pondicherry）遭到了公司军队从马德拉斯所发动的攻击。由于担心本地治里的安全而且得知一场新的英法战争即将爆发，杜普雷认定，他们需要在此地建筑防御堤（glacis）。为了这个目的，他着手将法国东印度公司变为卡尔纳蒂克的政治掮客。

为了得到其雇员们的支持而掺和到当地事务当中，杜普雷向自己的雇员们保证，他们将会获得对法国人控制之下的土地所征收的税的丰厚回报。2而且，他和其手下都有许多中饱私囊的机会，尽管他并没在送往巴黎的急件中提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印度诸侯们为了寻求法国的支持，纷纷向法国殖民者们贡献礼物。1749年，杜普雷安排他的心腹钱德拉·士普（Chandra Shib）当卡尔纳蒂克的纳瓦布（总督），就此开始探索复杂、充满不确定因素和暴力的印度王朝政治。

在马德拉斯的东印度公司总督和议事会都不能袖手旁观，让卡尔纳蒂克落入法国人之手。他们很快就培植了一个敌对的印度王公，穆罕默德·阿里·汗。两大殖民公司都为他们的傀儡提供了军事支持。自1750年，为了争夺地皮，一场代理战争已经蓄势待发。

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是参战的英国军官中的一位。1744年，年仅19岁的克莱武来到了印度。起初他是一名书记员，四年之后则成为了一名士兵。在英格兰，他曾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他绝望的家人、什罗普郡的乡绅将他送上了去往印度的船。在那里，他本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但是，1748年，法国人攻打马德拉斯的一次行动给了他展示才能的机会。他很快就掌握了在印度作战所需的所有技能，并且迅速地展现出了指挥公司的印度军队（sepoy）的才能。他表现得极为勇猛好战，而与他们同时代的英国同辈们一样，印度士兵会响应有胆量的军官们的号召。克莱武也有着极大的野心：他十分渴求这个年代所谓的“荣耀（glory）”，即获胜的将领们所自然获得的公共光彩。而且，一旦其事业步入正轨，他就利用所获得的财富爬到英国统治阶层。

曾当过士兵的克莱武后来又成为一名行政官。既然与印度人有很深的交情，他此后便认定自己完全可以掌握这神秘一族的心理，了解印度人的思维模式。在他的想象里，所有的印度人都习惯于受到专制君主的统治，而这一点在他自由主义的同胞们看来是“独裁统治”。他们迷恋蛮勇，而且畏惧“威望”。所谓“威望”，指的是一种抽象概念。其中，军事上的英勇和道德上的权威基本各占一半。

1751年阿尔果德之战（The Siege of Arcot）给了克莱武施展其指挥官才能的机会。他不但拖住了一支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法印联军，而且由于其统领军队的方式极富魄力，有一个营的敌方印度士兵甚至背叛了自己的军队，转投他的麾下。围绕着卡尔纳蒂克归属权的小规模战争一直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年多。三年之后，人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杜普雷所吞下的东西已经远超了他的消化能力。无论如何，他都在想尽办法保存战果，英国人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英方随军官员罗伯特·奥姆（Robert Orme）就曾听说，在1753年的时候，法属印度公司就从它所占领的土地中收取了535000英镑的土地税。

正如奥姆所发现的那样，这样做很有可能会帮助欧洲人或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克服困难。“在印度，一个排的兵力对胜利的作用，很有可能与在欧洲一个营对胜利的作用同等。”胜利的关键在于所谓“欧洲武力的优势”。克莱武自己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认定，“我方武器的威慑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印度军队常常在没有交战的时候就失去了作战的勇气。不论是英军还是法军，他们都曾将印度士兵纳入自己的军队。这些人配备有燧火枪，并且按照欧洲的方式训练。他们有能力在近距离发动齐射。这种具有破坏力的攻击方式吓住了他们的敌人，并帮助他们赢得战争的胜利。白人军队也被招募到了这些地区。招募他们并非一个容易的任务，因为在印度行军不比其他地方轻松。在检验过一队1752年在马德拉斯登陆的士兵之后，奥姆评价道，他们全部都“像往常一样，是因为在伦敦找不到工作而来到此地的废物”。3

法国人也从印度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在1753年，面临着困境的杜普雷决定引入法国正规军，从而结束这一困境。为了维持本地军事力量的平衡，东印度公司向英国政府寻求支援，并得到了第39团以及四艘战舰。在此之前，英法在印度的纷争完全是商业利益的争夺。而英法政府决定干涉对印度有着里程碑式的影响。由于分别得到了英法双方的海军以及陆军的支持，这两大公司在印度拥有了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就人力以及物力而言，此时的两个公司都是势均力敌的。而且，他们完全是受了卡尔纳蒂克之战的煽动。即便其中的一个占据了上风，根据法英外交政策的本质，他们在印度所获得的进展也会通过协商解决。

在印度，欧洲力量并不仅仅是在卡尔纳蒂克崭露头角，而且在孟加拉有所表现。1756年1月，一场战争突然爆发。时任马德拉斯总督的罗伯特·克莱武、马德拉斯议会以及查尔斯·沃特森（Charles Watson）将军都计划在卡尔纳蒂克附近发动袭击。而与此同时，孟加拉纳瓦布西拉杰·乌德·道拉（Siraj-ud-Daula）进攻并且占领了加尔各答。

西拉杰·乌德·道拉是莫卧儿帝国解体后的历史产物。他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贵族，继承了其祖叔用武力所打下来的江山。此前，他一度和公司打得火热，但是，也正如他的宣战举动所显示的那样，他非常担心公司在孟加拉的势力扩张。公司在加尔各答附近建立了新的堡垒。为了保证自己的商业利益，公司官员们不惜牺牲当地商人的利益以及印度王公们的税收。令孟加拉人吃惊的是，攻下加尔各答比想象当中容易得多。此后，他们不无嘲讽地将英国人称为“banchots（当地土语，为“胆小鬼”的含义）”。

英国人之所以会发动卡尔纳蒂克之战，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威望的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失去了在加尔各答的税收。其中，公司威望的下降令克莱武觉得，重新夺取这一城市要比对法军采取行动更加重要。克莱武和沃特森于1757年1月重新占领了加尔各答，并且对西拉杰·乌德·道拉宣战。克莱武运用其外交手段以及头脑，在这场争斗当中占据了上风。他的敌人是一个个性软弱、反复无常、纵欲无度的人，活脱脱是一个印度版的卡里古拉。就像罗马皇帝一样，西拉杰周围环绕着一些极不忠诚的朝臣和士兵，很轻易就会联合起来反对他。西拉杰军队的指挥官米尔·贾法尔（Mir Jafir）几乎没怎么抵抗，便接受了克莱武的贿赂和对孟加拉王位的承诺。西拉杰的金融支柱，赛思（Seth）银行家族也受了克莱武的哄骗，成了克莱武所布设局中的一枚棋子。在公司的金钱攻势之下，1757年6月23日，西拉杰最终在普莱西完全覆灭。

普莱西之战完全展现了公司的军事力量，在印度人的心中留下了长久而不可磨灭的印象。从表面上来看，双方的力量完全不对等。克莱武率领着1000名欧洲士兵以及2000名印度士兵，装配有八门小口径的火炮以及一门榴弹炮。与此同时，西拉杰则率领着总数至少有500000名的骑兵和步兵，还拥有许多门阉牛拉着的大炮。但是，西拉杰数量众多、极度混乱且毫无章法的部队内部纠纷不断（米尔·贾法尔所部故意不参与到战斗当中来），而且，在面对对手完全陌生的战斗方法之后，他们完全丧失了战斗的勇气。那些还保留着勇气的人，一遭遇敌人的火枪齐射和近距离炮击，便完全放弃了抵抗。克莱武的炮手们从经验当中得知，如果炮击那些拉着火炮的阉牛和那些驮着印度军官的大象的话，他们就能成功地造成混乱。这些受了伤的野兽们惊恐地四处逃散，冲散了骑兵和步兵的阵型。克莱武极度的自信和富于侵略性的精神令他的军队成了一头猛虎，“如果嘶吼一声便能吓退敌人，它是不会发动进攻的”。4西拉杰的军队显然被这一声大吼吓住了。他们完全崩溃，并且四散奔逃。很快，西拉杰就被米尔·贾法尔的属下抓住，并被杀掉了。在战斗中，公司一方仅死伤了73人。

尽管很粗暴，普莱西战役仍有效地证明了公司是印度的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在接下来的50年里，迈索尔（Mysore）、海得拉巴（Hyderabad）、马拉塔帝国（Mahratha states）和旁遮普（Punjab）的统治者们都抢着要吸收先进的军事技术，而那些专家（往往是欧洲人）会训练士兵如何应用这些技术。其他的印度诸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则会和公司签订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里，他们同意向公司支付战争赔款，并且放弃自己的一些主权，以换得公司在此地永久驻军，为他们提供保护。

在普莱西之战之后，利用高压和条约进行扩张的模式已经初现端倪。在这时，克莱武扮演了拥立国王之人，任命米尔·贾法尔担任统治孟加拉、奥里萨和比哈尔的纳瓦布。这几个省原来所有的地税都进了公司的口袋，而米尔·贾法尔则负责此地的行政和司法事务。自1772年起，公司接管了这些权利。所有的法国人都被赶出了孟加拉。很快，在孟加拉收集的地产税也流入了卡尔纳蒂克，以支援英国在此地对法作战。在经历了一系列包括对马德拉斯的海陆袭击在内的一些尴尬时刻之后，公司逐渐在卡尔纳蒂克的战争中占据了上风。1761年，本地治里陷落，英军荡平了法军在此地设立的堡垒。这也击碎了法国占领南部印度的美梦。即便根据1763年《巴黎条约》的规定，本地治里又重回法国人之手，这一计划也不再实施。

在孟加拉的胜利给了公司底气，使得其作为一个主要的军事力量在印度崛起。攫取孟加拉进一步刺激了征服战争和获得和解的进程。这是因为，人们发现，战争的利益要超过贸易的利益。在回顾了20年来断断续续的战争之后，1785年，埃德蒙·珀克告诉下议院：“在征服开始的时候从印度聚敛来的财富自然刺激了其他人，令各地纷纷仿效。尽管公司的职员们换了一批又一批，财富的吸引力却从未发生改变。”

柏克的说法千真万确。那些处于高层的政治家以及军事家们发现，在印度，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巨大的财富。克莱武准确地指出，“我们知道，东方的诸侯们惯于”将贵重的礼品赠送给曾帮助过他们的人。米尔·贾法尔遵循了这一传统。自1757到1766年间，他总共赠给了克莱武价值234000镑的礼物。而且，在同一时期，他也慷慨地将财物赠予其他在加尔各答的军官们，每个人可获5000镑至117000镑不等。正如18世纪的英国一样，在印度的政治生活当中，有权势的人的善意以及影响力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公司的职员们认定，在一个自己打破势力平衡的国家里，他们没有理由不利用该国家既有的传统来为自己赚取利润。在印度平时的管理中，腐败现象也非常常见。那些负责在孟加拉和其他地方收取赋税的人很快就“入乡随俗”了，开始把赋税装到自己的口袋里。

这些都是征服所带来的结果。战争同时也产生了利润，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都进了士兵们的口袋。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总是偏好富有侵略性的政策。自1744到1753年间，克莱武就赚取了40000英镑，而在那时他不过是一个下级军官。自1798至1805年担任更高职位的亚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ley）（当时的侯爵、后来成为陆军元帅的威灵顿公爵之弟）则更为小心谨慎。卸任时，他带回了43000英镑，足够过上丰足的生活了。5初级军官总是蠢蠢欲动，渴望战争。这是因为，战争能够带来晋升的机会、战争经费以及最令他们梦寐以求的抢掠机会。在1797年9月，听说人们取消了去马尼拉的远征，在马德拉斯的年轻军官们便感到十分绝望。其中的一个写信给自己的父母：“看看这些人脸上的忧愁、失望以及烦恼吧！就在几分钟之前，这些人的脸上还洋溢着兴奋的笑容，以及踌躇满志的热情。”6

无疑，确实有一些吃了枪药的人真心实意地因为无法在战场上大显身手而感到忧伤。但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发财梦碎而悲伤。军官因此而怀疑，英军于1758年从那格浦尔掠夺的财富价值25000英镑。财物的真实价值可能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因为那些遭到偷窃的财物基本都不会记在公司的账上。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分配掠夺来的物品总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而高层军官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参与1817-1819年马拉塔战争的士兵们等了8年，才得到了此前承诺给他们的200万英镑。因而不可避免的是，有很多士兵会尽可能地抢走东西，并从不上交。

上层军官的贪婪也蔓延到了下层军官那里。据第11重骑兵队中的一位无名士兵回忆，1825年，当他们即将攻打珀勒德布尔（Bharatpur）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无论是哪个等级、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都为此激动不已。当这个城市在1826年1月陷落的时候，他看到有七车金银在拍卖。其中一名士兵用两枚葡萄牙金币（大约价值3.5便士）换得了一瓶烈酒，而这瓶酒的价值通常不过是金币的1/10.他也注意到，有的士兵带着金项链、首饰和骆驼毛披肩，而其他人则掘地三尺，寻找房屋原主人所埋藏的现金（为了应对抢劫者和收税官的惯用做法）。7在过去的80年里，每一次在印度爆发的战争中都充斥着此类行为，而军官们根本无法制止。在1803年加维尔加尔（Gawilghur）陷落之后，罗伯特·布莱基斯顿（Robert Blakiston）上尉逮捕了一些英国劫掠者们。由于制止了英国士兵行使自然权利，他受到了刺刀的威胁，还被叫成一个“胡搞的流氓”。8

除去战争当中所发的意外横财之外，军官们所领取的工资与补助都足以为他们提供退休保障或保障其在英国家人的生活。作为行政官员的优秀代表，约翰·马尔科姆（John Malcolm）于1781年成为了公司的一员。23年后，他积累了13000英镑的财富，每年还能寄给他的双亲和姐妹们400英镑。按照他的计算，1806年他的养老金和存款足以令他年入1500英镑，也令他稳稳地位居绅士的之列。9在18世纪90年代的时候，诗人塞缪尔·柯尔律治（Samuel Coleridge）的家庭经济支柱就是其长兄，彼时是公司军队里的一个下级军官。1790年，马德拉斯的随军工程师科林·麦肯齐（Colin Mackenzie）愿意冒着得上当地疾病的风险，在内地的森林当中穿梭（他对植物学一无所知），以获得更高的报酬。他甚至还将其中的一部分报酬寄回了路易斯岛（the Isle of Lewis）给他的家人。10

到了世纪末的时候，对于英国许多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说，让一个孩子进入公司的军队已经成为一个赚取额外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无从在正规军里买下一官半职，或者补充这些初级军官的收入，他们光是看到自己的后代位列绅士阶层，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或许也是因为这一原因，国王军队的军官们十分鄙视他们的印度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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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晚期的印度是一个活跃的社会，其中充斥着权力欲膨胀的人。他们对公司事务的判断总是受到自己利益的影响。普莱西之战后，几乎所有人都有权获得战利品。这样一来，更多的人都会成为冒进的、掠夺性政策的支持者。更有甚者，当公司吞并土地并将势力渗透到诸侯的地盘上的时候，它就需要更多的官员、收税官、测量员以及移民。所有的职位都有丰厚的报酬，而许多有野心的年轻军官都填补了这些职位的空白。扩张的机制激发了士兵们的好战精神；罗伯特·布莱基斯顿认为，印度的空气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才使得英国士兵们比起往常来更加“嗜血和残忍”。即便是一些对征服和战争进程感到不适的公司上级，也发现自己为这种新的精神陶醉。1781年，其中的一位在向是时仅有12岁的约翰·马尔科姆提问的时候，问道：“啊，我的小男子汉，如果你遇见海德尔·阿里（Hyder Ali）的话，你会做些什么？”“先生，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拔出剑来砍下他的头。”这一回答为马尔科姆赢得了公司军队里的一个位置。11

在普莱西之战后，迈索尔的素丹海德尔·阿里汗成了公司最为顽强的敌人。18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侵入了卡尔纳蒂克。分别在18世纪70、80年代晚期，他和法军联合起来，在印度南部发动了对公司及其同盟的战争。他的儿子蒂普（“老虎”）素丹继续了这场角力。在1793年的时候，他以极其微弱的劣势输给了约克镇的英雄康沃利斯。正如南部和中部印度其他独立的诸侯一样，蒂普很清楚，如果要活下去的话，他就必须以欧洲的战争方式打败公司。在1791年的时候，他安插在巴黎的探子就已经在从荷兰的军火商手里收集武器了。根据海军部线人们的汇报，他们已经买下了50门大炮、80架炮车、10万枚炮弹、10万挺火枪以及20万柄“最好的回火刺刀”。12海得拉巴的尼柴姆（nizam)已经聚集了一支14000人的军队，不但配备着火枪，而且还在法国雇佣兵的教导下学会了欧洲士兵的战斗方法。而且，马拉塔联盟（Mahratha Confederacy）的诸侯们拥有大约30000兵力。他们也是由自由的欧洲军官们训练和组织起来的。

在18世纪晚期进行的军备竞赛给公司造成了挑战。当他于1798年接受总督职位的时候，韦尔斯利侯爵就接受了这一事实，并从中作乐。自1793年以来，英国就一直在同革命的法国战斗。隶属于公司的探子们捏造了谎言，认定在印度的法国雇佣兵都是左翼的雅各宾派共和党人。而心甘情愿地自称为“蒂普公民（Tipu Citizen）”的蒂普则是在乞求法国人的支持。1798年时拿破仑入侵了埃及，加尔各答方面和伦敦方面相信，这是法国从陆上进攻印度的前奏。援用法国对埃及的侵略是令人信服的。极度反对法国大革命的韦尔斯利并没有等待他人行动，他采取了攻击。海得拉巴被迫保持中立，强制的外交政策也使得她不得干这样做。在1799年，公司的军队超越之并且占领了迈索尔。

蒂普在保卫其首都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的时候战死了。对于一代英国画家来说，他们最喜欢描绘的场景之一，便是公司官员们发现他尸体时候的场景。1808年，英国人把他著名的机械老虎带到了伦敦，并在东方博物馆内作为战利品展出。所谓东方博物馆，指的是在利德贺街（Leadenhall Street）上的东印度公司指挥部。这一精巧的设计很快激发了很多人的好奇性，并给所有来参观的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盯着那涂满颜色的、等身大小的老虎载着一个身穿制服的公司官员。他们也曾听到这头老虎发出的吼叫以及他屈从时慢慢减弱的叫声：在野兽体内由曲柄驱动的手摇风琴发出的声响。13这就是在约翰·基茨（John Keats）的童话故事“帽子与铃铛（The Cap and Bells）”当中取悦了印度皇帝的“人-虎-风琴（Man-Tiger-Organ）”。在原作当中，这是一个异邦的玩具，似乎很与东方专制君主相配。事实上，蒂普根本不是一个专制君主，但是这并不妨碍公众将他与公司之间的战争理解成喜怒无常的君主和文明力量之间的斗争。在当时的印刷品和图画当中均表现了蒂普的儿子们向值得信赖的、亲善的公司官员投降的场景，也就是专制体制与文明秩序斗争的体现。印第安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一问题；穆斯林将蒂普供奉为伊斯兰教的烈士。直到30年后，他们还在用蒂普的名字来激励后人来抵抗英国人。14

在迈索尔陷落之后，紧接着的就是马拉塔帝国。首先采取行动的是韦尔斯利。他利用了一系列的武力和外交政策，将贫穷而虚弱的马拉塔诸侯帕什瓦（Peshwa）拉到了公司的一边。其结果就是1803年针对瓜廖尔的信地亚·道拉特·拉奥（Sindia Daulat Rao of Gwalior）和那格浦尔的拉古吉·朋斯勒（Raghugi Bhonsle of Nagpur）的马拉塔战争。在一场旋风般的战役之后，亚瑟·韦尔斯利取得了阿萨伊（Assaye）和阿尔冈（Argaon）战役的胜利。而在北方，将军杰拉尔德·雷克爵士（Sir Gerard Lake）占领了阿里格尔、德里和阿格拉。在征服了两大马拉塔诸侯之后，侯爵抓住机会，于1805年向贾斯旺·拉奥·霍尔卡（Jaswant Rao Holkar）宣战，并试图消灭他。在这场战争的第二阶段，事态变得非常糟糕。在阿格拉附近，公司的一个纵队基本被消灭。而雷克则发现珀勒德布尔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韦尔斯利侯爵不自量力，而在1806年他就被召回到了伦敦。

侯爵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过于自信而且蛮勇。他来到印度，并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证明他是一个有能力和远见的官员（他在马德拉斯为公司的职员们建立了一所高校），并希望自己的成就能够确保他在英国得到很高的职位。他是一代恣意妄为的贵族殖民地总督的代表，这些人都欣赏绝对权力。在1802年到访坎普尔（Cownpore）的时候，他就骑在一头装饰得极为夸张的大象背上。就像一位印度君主一样，“以真正的东方方式，自由地分发他的（公司的）卢比”。15一个拥有如此性情的人，势必会对资产负债表表示不屑。他对公司的某些主管也表示不满。在1799年，他曾秘密地写道：“这些人趾高气扬，并且嘲笑发生在印度的各种事务。”

对于韦尔斯利勋爵以及其同类，伦敦的商人有着深深的担忧。在过去的40年里，韦尔斯利等人都给公司的事务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由于那些任性、有时又会受贿的公司职员的举措已经将公司的账目搅得一团糟，并且赋予了公司本身所不想有以及不能胜任的责任，1744年，公司已经借给了政府100万英镑；在经历了28年以及多场战争之后，公司面临亏损，并希望从财政部手中贷款140万英镑。到了1815年的时候，公司的债务已经达到了4000万英镑。而且，要支持一支150000人组成的军队的开支，公司就要耗费其总预算的3/4还要多的金钱。在18世纪60年代中叶，在孟加拉地区所征收土地税的刺激下，经济一度出现了复苏的兆头。但这只是昙花一现。此后，公司一直步履维艰。为了维持生存，它不得不再次采取经常发售股票这一不可靠的权宜之计。与此同时，在事实上，它也创造了一个私人版本的国债。

这一切将何时结束？很多人认为，公司的过分扩张已经达到了危险的边缘。与印度相比，这一声音在伦敦更为响亮。在1779年，公司已经陷入和海德尔·阿里以及其法国支持者的战争泥潭之中。当时驻扎在坦焦尔（坦贾武尔）的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少将认定，公司“所拥有的土地和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它所能控制的范围”。16他的这一看法也反映出当时的一种普遍的焦虑。25年后，本质上小心谨慎的亚瑟·韦尔斯利已经确信，在其兄弟为占领马拉塔帝国所做的努力之中，他已经逾越了自身的界限。他也相信，与当地的诸侯们签订条约是有风险的。这会给他们留下其之前权利的间隙（farçade）。这样一来，公司成为事实上的权威，而他们却失去了人民的尊敬。他们的傀儡主人则能够享受更多。

扩张主义的批判者们对公司的高级官员不假思索就发动战争、并将其当作政策而感到不适。1814到1815年，英军闪击了尼泊尔。英军的总指挥官约克公爵对这场艰巨的突袭表示不解，不知道“为何这是必要的”。17当然，因为做出决定的人远在千里之外，因此，无论是他还是其他在伦敦的人都对此无能为力。如果遭到挑战，他们就会重拾惯用的理由，即这件事事关当地的威望，或者当地的官员难以忍受一个强大的或者无序的独立国家出现在自己国家的边界上。这一解释并不总是让政府以及其官员信服；1816年，公司对给尼泊尔战争当中的英雄大卫·奥克特洛尼爵士（Sir David Ochterlony）少将1000英镑的年金显得迟疑不决。考虑到公司的债务状况，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18

围绕着在印度的人是否应当采取强硬的措施，在英国伦敦，人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在这一争论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则是更深层次的不安。在普拉西之战过去的50年内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表明，那些在印度掌权的人既不认为自己身处公司的控制之下，又不认为自己处于英国政府的控制之下。正在扩张的印度帝国越发成了一个国中国。与此同时，在印度的负责人似乎经历了一次道德上的转变。他们放弃了英国式的思维习惯以及公共行为模式，转而采取次大陆式的习惯。

1765年，克莱武回到了孟加拉，担任此地的总督。他接受了委任统治，要在此地建立起一个诚实而公平的政府。此时，他就意识到了这些倾向。而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入乡随俗了。“在这样一个富庶的国度，政府的原则是恐吓，而你的武器又所向披靡，”他评论道，“怪不得腐败会在此大行其道，因为这里几乎是滋生腐败的天然温床。”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尽其所能地去消灭最严重的腐败现象，而他的两位后继者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72-1785）和康沃利斯勋爵（Lord Cornwallis）(1785-1792）也继承了他的这一做法。但是，在一个高薪职位泛滥而且行贿机会很多的地方，旧有的习惯消失得很慢。1791年，在库达都尔（Cuddadur）战役之中，军队的推进受到了矿地的阻碍。此时，一位军官用这一句话重新鼓舞了士气：“如果那里有矿产的话，那么一定是金矿。”19

印度政府的许多作为都与英国的习惯不符。除去其他特点以外，他们甚至容忍使用拷打作为收税的一种手段。在很多认为印度帝国带有很多非英国特征的英国人看来，试图清理这样一个政府的罪恶可能只是徒劳。迄今为止，帝国征服和吞并活动仅局限在美洲。与此同时，英国移民也来到了美洲。随着移民的到来，基督教价值观、英国政治价值观以及政府管理体系都已经植入到殖民地内部。在印度，事情则有些不同。在60年的时间里，公司所占领的省份都具有自己的政府管理体制。这一管理体制的形成既受到独裁者的影响，又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在这些复杂而精密组织的社会当中，往往有着深植于其中的宗教以及习俗。

对于公司的官员们来说，他们没有理由去推翻在印度原有的社会秩序。一方面，他们没有推翻印度社会秩序的方法；而在另一方面，推翻这一秩序也会造成巨大的灾害。相反，公司表现得更像一个继承者。它基本上接受了这一秩序，只有在实际需要的部分加以改动。要贯彻这种实用主义，人们势必需要妥协。基督徒们所不喜欢的宗教仪式得到了容忍，而只要有可能的话，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都得到了保留。1814年在贾甘纳特发生的一件事说明了当时主流的意见。当地的治安官遇见了一位要经受撒提仪式的妇女。所谓撒提，即妇女将自己投往亡夫的火葬堆的一种印度习俗。他试图说服其放弃这种做法，但是“她说自己爱自己的丈夫，并且决意要与他一同上路”。因此，治安官离开了，仪式得以继续。20在其他地方，公司军队的军官们会和他们的士兵们一道参加印度教的仪式，并且允许印度教祭司们为军功祈福。

然而，容忍也是有底线的。这一底线则一直与维护公共秩序有关。为了镇压贼党行为，英军常常会发动小型战争。贼党是印度社会秩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它不利于贸易，并且对公司的权威是一种挑战。军官们普遍会采取激烈的方式，不经审判就将犯人处决。他们认为，这是一剂医患双方约定俗成的药物。对于强盗，亚瑟·韦尔斯利毫不手软。一旦发现强盗，他就会将其吊死。此后，他评论道，在英国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并不适用于这一国度。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已经习惯了统治者的独裁统治，并且希望他们的统治者进行铁腕统治。

印度社会的本质以及公司管理者所面临的状况都表明，将英国社会当中约定俗成的自由以及政治权利出口到印度是不可能的。然而，正如那些英国本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认识的那样，独裁政府会腐败，而公司则有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反抗英国的统治。作为对公司及其官员所作所为最坚定以及尖刻的批判者，埃德蒙·柏克于1783年指出，一种“腐败的私人利益”已经浮出水面，它“与国家的需要针锋相对”。这种说法显然过于夸大，但这也强调了时人对于看似在议会控制之外的机构普遍的忧虑。英国方面开始对公司采取遏制措施，尽管这一措施并不总是有效的。1772年以及1784年，政府颁布了《印度法》（India Acts），从而在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上施加议会的影响。公司的管理者们则成立了一个监管委员会，主席则由印度事务国务秘书担任。这位国务秘书同时也是内阁的成员。私人利益逐渐被纳入国家的管控之中。

比起议会对印度帝国控制的增强，19世纪初，新一代公司雇员观念上的根本改变显得更为重要。在他们到来之前，他们已经接触到了福音主义。这一主义在18世纪80、90年代的英国上层以及中层社会当中颇为流行。福音主义是新教各主义当中的一种。它强调在接受了天意之后个人精神的复兴。而且，根据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人们要为人类服务。康沃利斯似乎是第一个受到福音主义影响的人。这是因为，在他就任总督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试着成为一个有些用处的人；服务你的国家以及朋友并且运用上帝赋予你的能力”。21

如果一个福音主义者需要履行他的世界义务，个人的道德正直就是非常必要的。早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约翰·马尔科姆就已经参与到印度事务当中。他相信，英国在那里的势力基础在于英军士兵的勇敢以及官员们的崇高道德。在官员们的道德品质之中，诚实与正直又是最为重要的。“当他们屈尊并且运用谄媚、掩饰以及狡猾的武器去迎合那些油嘴滑舌的伊斯兰教徒和诡计多端的印度人的时候，”他评论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就已经被打败了。”22换言之，如果英国人继续采取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道德标准的话，他们就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亚瑟·韦尔斯利也赞同这种看法。1804年，他告诉马尔科姆：“我宁可丢掉瓜廖尔（Gwalior）或是任何一个印度的要塞十几次，也要维护我们绝对诚实的信誉。”23

亚瑟·韦尔斯利的发言是站在英国贵族的立场上的。这个阶层的人认为，奴役他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本土也垄断了政治权力。《印度法》把这种垄断扩展到了印度。很快，诸如康沃利斯、韦尔斯利公爵等人就占据了此地高层官员的职位。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黑斯廷斯勋爵和明托伯爵（Earl of Minto）继承了他们的职位。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将贵族式政府的传统原则运用到印度人民的身上。他们将铁腕统治同慈善的父权主义结合在一起，并花费了很大力气来保持个人的正直。

尽管占领印度帝国并不在预先的计划之中，他们和英国政府都觉得，这一帝国是国家财产的一部分。到1800年为止，英国人对印度的主权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政治事实。虽然在这个时候，议员们对显贵的总督们在印度的活动颇有微词。和他们的前辈们一样，在关于维护边疆以及瓦解那些顽固的当地诸侯的问题上，这些人显得极为好斗。

英国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一刻都没有停止。印度已经成为英国控制南亚以及印度洋的基地。以这里为据点，英国的商业触角已经开始向中国伸展。借助印度军队的力量，英国就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在从红海到马来半岛的区域内维持自己的力量。在与革命时期以及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进行战争的时候，印度军队的潜能首次得到挖掘。在印度军队与当地海军的协作下，英国人成功地在埃及发动了战争，并且占领了毛里求斯和爪哇。在1807年之后，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英国的战略家们开始为占领西班牙美洲制定计划，其中就包括让印度军队横渡太平洋，到达墨西哥和智利。

制定这些计划的理由在于，英军所训练的印度军队完全能够胜任这些任务。1783年的库达都尔战役当中，马德拉斯（Madras）雇佣军击败了此前曾成功镇压过欧洲骚乱的法国军队；而在1805年的珀勒德布尔，在英国第76军团畏葸不前的时候，印度人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24虽然如此，印度的统治者们从未对他们权力的真正来源，即英国人的无敌，抱有任何的幻想。“每一个欧洲的士兵，”康沃利斯写道，“只要他们像黑豹或者猎犬一样，对敌人有所懈怠的时候，都应当乘坐一辆‘杜利（Dooly）’到达战争的现场。”25在1809年所爆发的印度本土军队的骚乱无疑提醒了人们一个不快的事实：印度次大陆的和平只能靠英国军队独力维持。26这一事实不应得到遗忘，即便是那些想在印度推行欧洲启蒙的人也不应如此。

拉古吉·朋斯勒第二，印度马拉塔封建王公、比拉尔土邦朋斯勒家族统治者（1788-1816）。拉古吉·朋斯勒第之孙。统治期间，参加反抗英国人的马拉塔联盟。在英国发动的第二次入侵马拉塔战争中被英军击败，于1803年12月18日（一说17日）与东印度公司代表蒙特斯图阿特·艾尔芬斯顿（Mountstauart Elphinstone）签订《德奥冈条约》（Treaty of Deoga-on），割让库塔克和巴拉索尔等土地，并同意驱逐邦内所有法国人和接受英国驻扎官。死后由其后裔帕索杰（儿子）和拉古吉·朋斯勒第三（孙子，1818-1853）继承统治，直至1853年其邦土比拉尔被并入英属印度版图。

第七章

海洋中的荒漠：太平洋和澳大拉西亚

在18世纪的世界地图上，太平洋是一片巨大的虚空。在接下来的200年里，一些水手们曾经横渡这些海域，并留下了有关岛屿以及南部可能存在的一两个大洲充满诱惑力的只言片语。有关这一地区的疑问并未得到解答。航行到此地并且横跨太平洋的经历是异常危险的。水手们被长时间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并且长期食用单一的食品，极其容易引起坏血病。由于无法测出准确的纬度，许多船长不得已要盲目地航行。1741年，在环绕合恩角（Cape Horn）的时候，安森的手下就错误地计算了舰队所处的位置，比实际位置偏离了300英里。

1765年，航海年历（Nautical Almanac）的出版解决了在太平洋探险的技术难题。与之基本同时，更为准确的海洋经线仪也使得人们能够更为准确地测量纬度。虽然人们得到了酸橙汁以及柠檬汁配上朗姆酒的固定配给，但这只是降低了坏血病瘟疫的发病率，并不能完全消除之。然而，虽然这些科技进步使得系统探索太平洋的进程更为容易，但是，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由詹姆斯·库克船长以及其他人所推行的航行仍旧是对身心的双重考验。在库克的三次探险开始之时，都有水手跳船逃跑。在1790年，“探索”号上1/6的船员选择离开，而不是选择目的地为美洲西北海岸的18900英里的航行。11846年7月，亨利·拜厄姆·马丁船长（Captain Sir Henry Byam Martin）已经充满忧愁地、在他的航行日志中描述了他们即将面临的事实。“太平洋是海洋中的荒漠——我们似乎已经脱离了人世。‘逆戟鲸（Grampus）’号则似乎成了海上的弗兰肯斯坦。”2

孤独感、因长期不变的同伴而产生的紧张感，在一片不熟悉的、有时还是令人恐惧的海洋里过着单调的船上生活，这些都是初次航行到太平洋上的军官和士兵们所普遍需要面临的状况。他们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同公众分享。而且，公众对于未知海洋、其中岛屿以及异邦居民的好奇心也确保了有关这些早期航行的一手记录会成为畅销书籍。柯尔律治是这一旅行文学的忠实读者。他曾考虑过为“慷慨（Bounty）”号1787到1788年的航行写一首诗。这一航行最终是以其指令官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和其忠实的水手们所发动的著名兵变以及著名的跨太平洋航行作为结尾的。最吸引柯尔律治以及很多人的地方在于，这些投身到史诗级的航行当中去的并且遭遇新的异邦环境的人，他们的内在是如何被其经历所改变的。柯尔律治从未写出过这首诗，但在此之后，他将库克有关北冰洋的生动描述用作了其《远古航行者之歌》（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材料。

从太平洋上得来的知识激发了很大的公众兴趣。早期的航海探险家也就奠定了其作为人民英雄的基础。库克则是其中最为出名的一个。1768年，当他首次踏上征程的时候，他或许是他那个年代航海技术最为高超的人。他有耐心，技术也很高超。由于他是一个惠特比（Whitby）工人的儿子，基本是自学成才的，他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才华在海军当中得到了赏识。十年间，由于所取得的成就，他已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1778年，法国对英国宣战。法军将领得到了上级的指令，不要去干涉库克的船只，以防干扰人类知识的集中。在1779年库克去世之后，他进入了英帝国的名人殿堂。托马斯·班克（Thomas Banke）于1787年出版了《新地理体系》（New Geography System）上。其标题页上表现出库克地位的提升。在画面的中央，库克由尼普顿引荐给了克丽奥女神，而这位女神恰好正要记录他的丰功伟绩。在画面的上方是一个头戴桂冠的小天使，此外也有一个吹着喇叭的天使。在画面的底部，为了表明库克的功绩刺激了英国的贸易，画家描绘了四个跪着的人向不列颠尼亚供奉的画面。而这四个人也就象征了四大洲。在远处，库克的两艘船“决心（Resolution）”号和“冒险（Adventure）”号正准备出海，准备进行新的探索。

库克并不需要一个缪斯来赞扬其功绩；他已经出版了自己的杂志。这些杂志令安坐家中的读者们如痴如醉，急切地想要了解那些与自己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坐在其位于北白金汉郡乡间宅邸的火炉前，库柏就能够透过库克的眼睛看到南方的海洋。在他所创作的《任务》（The Task）一诗当中，人们就可以看到这位探险家对他的影响。

（人们）旅行和漫游，就像蜜蜂一样，

蜜蜂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那里采蜜，他则从一处地方到另一处地方游荡。

所有地方的礼仪、风俗和政策，

都纳入他所拾得的库藏。

他在每一个地方吸收知识，

并在归来时，

将他深入研究所得的蜂蜜散播，

成了我的盛宴。

他旅行，我也旅行。

正如库柏所说的那样，库克从1768年到1779年间所进行的三次航行，其目的在于聚集有关此前神秘世界的地理意义上的、科学意义上的以及人类学意义上的观察，并就此增加普遍的（欧洲的）启蒙主义。但是，获取知识并不是库克最重要的目的。尽管在18世纪的人看来，抽象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更加重视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知识。如果得到合适的解读，库克的船只所带回英国的数据以及标本能够为其国家所用。库克本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有一次坦言，自己“无非是一个为其国家奉献终生的普通人”。对于探索、表格制作、测量风和洋流、收集与记录石头、鱼类、鸟类、动物以及植物的活动来说，这是一个完全功利主义的理由。

超过200年的海外扩张已经教会了欧洲人，新世界能够提供许多旧世界人民所需要的产品。其中的一些，例如马铃薯、番茄以及菠菜，是可以在欧洲种植的；另外的一些，例如棉花和烟叶，必须要在热带种植。库克载着许多专家来到新世界。在发现与记录新的植物品种的同时，人们也鼓励他们发现未来可能的经济作物。既然库克的探险成了此后事先侦察的范例，此后对自然现象的调查也总是以获取利益为导向的。1790年，在夏威夷和美洲太平洋海岸执行任务的乔治·温哥华（George Vancouver）将军接到海军部的指令，要求他寻找矿物和煤矿存在的证据；去记录他所找到的“各种类型的野兽、鸟类和鱼类”；以及探索“它们在食用以及商业方面的用途”。他也去寻找海豹以及鲸类，并且派出工业间谍，以窃取当地人染布的奥秘。3

在登陆大溪地（Tahiti）的时候，库克曾记述过此地面包树的细节。这正是1787年布莱去往岛屿的理由。库克的伙伴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将这些可食用的植物视作潜在的摇钱树。这位爵士也认定，他的专业植物学是英国贸易的侍女。正是班克斯向政府提出建议，要求他们确保面包树的供应，以解决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经济问题。在失去了美洲的食物供应之后，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谷物来喂养他们的奴隶。布莱接到命令，将这些植物的种子带到圣文森特（St.Vincent）的植物园当中。在那里，人们将会重新栽培这些植物，并将其用作育种。在其在外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布莱也接到上级要求，要在荷属爪哇岛东海岸收集植物的种子。在这些植物当中甚至包括稻米这一可能在英国热带殖民地生长的作物。4

库克是英国商业的开拓者。他也是英国海上力量的代表。如果英国需要对世界上所有的海洋都宣示霸权的话，海军部就必须掌握精准的太平洋地图、它的岛屿以及他们可以抛锚的地方。在1766年，法国航海家路易-安东尼·德·布干维尔（Louis-Anthoine de Bougainville）在此地区内出现。这使得在此地宣示英国力量具有必要性。太平洋岛国居民已经知道了英国在此区域内的存在以及力量。随着海洋上国际利益的增加，英国需要更了解神秘的南方大陆，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对它们宣示主权。

当库克于1768年离开英格兰的时候，他所想做的不仅仅是满足其自身的好奇心或者是扩展知识的范围。他是一个国家商业以及战略野心的工具。他最为显贵的乘客、绅士自然主义者以及植物学海盗班克斯将他们的目的地视作一个秘密花园。在这个花园里，他们能够收获有利于英国的作物。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他们的船“努力（Endeavour）”号抵达了大溪地，然后向南航行到澳大利亚东部海岸上的新西兰。库克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他随即向北方航行，绕着大堡礁航行一周，又通过了托雷斯海峡，以证明澳大利亚是一个岛屿。

库克携带着委任统治的使命，对所有无主地以及所有其居民不能充分利用的土地宣告英国的主权。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有法律依据的。至少，正如布莱克斯通首席法官所说的那样，任何不能利用自己所有土地的人就丧失了他对土地的所有权。所以，库克理直气壮地将澳大利亚标明为terra nullus（无人之地）并吞并了它。对于乔治三世新获得的领土，班克斯认定，其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都有利于未来的殖民。本地土著则是可以被忽略的。他们是不耕种土地的游牧民，并且缺乏任何可识别的社会组织或宗教形式。按照库克的定义，他们虽然对自己的现状十分满意，但是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怜的民族”。

他到太平洋的第二次航行（1772-1775）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找第二块南方大陆。他沿着南极洲的浮冰边缘向前行进，一直到达了南纬71°10′的地方。在宣布此地为“顶点（Ne Plus Ultra）”之后，他转而航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1776年，库克踏上了最后一次征途。这次征途的本来目的在于考察西北美洲和阿拉斯加的海岸。他希望，自己能够找到西北道路（North-west Passage）的出口。自从16世纪末起，航海家们就已经在此地找寻这一地理上的鬼火（will-o'-the-wisp），即北加拿大边缘附近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峡。正如他的所有前辈那样，库克失败了。虽然如此，在测量努特卡湾（Nootka Sound）的时候，他的水手们偶然遇见了大批海獭。在中国，这些海獭的皮毛可以卖个好价钱。

这是库克最后的发现。1779年2月，正当他的船队停在夏威夷过冬的时候，他卷入了与当地人的纷争，并被杀掉了。他最大的成就在于，破除了人们对于太平洋探险的心理障碍，并填补了航海图上大量的空白。尽管其发现的商业价值令人失望，但无论这些市场有多小，英国商人们仍旧对任意新市场的开辟心存感激。几年之后，东印度公司就已经开始与中国方面做海獭皮的生意。而且，在库克去世60年之后，夏威夷所进口的英国工业制品每年的价值是在3万到5万。

对于与库克同时代的人来说，比起贸易前景来说，他们对太平洋群岛上的各异邦人民更感兴趣。他们的存在以及生活方式恰好与当时知识分子的讨论结合在一起。在这场讨论当中，人们对于欧洲的道德以及社会秩序的基本假设提出了疑问。自17世纪晚期以来，思想家们已经构建了名为“高贵的野蛮人”这一半抽象生物。他以一种自然的形态生活在欧洲的疆域之外。在那里，他不是按照欧洲社会精密的社会法则来生活的。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并不遵循基督教所规定的奖惩体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比其同时代的欧洲人生活得更为幸福。

德·布干维尔和他的外科医师菲利贝尔·克默尔松（Philibert Commerson）共同创作的有关大溪地的记录于1792年出版。这本书向欧洲人展现了“高贵的野蛮人”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这些法国人坚称，大溪地是一个伊甸园的世界。在这里，人们是按照自己的理智和意识行事并创造幸福的，而不是按照天启教的教义行事。自然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水果和野兽，足以果腹。因此，他们在享乐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其中多数情况下是毫无节制的性爱。这一乌托邦的存在（德·布干维尔所用的词）似乎挑战了欧洲的社会宗教秩序。

头脑冷静的库克对于布干维尔的描述表示怀疑，因为这些描述几乎已经可以归入虚构的范畴。大溪地人并非没有罪恶。事实上，在库克登陆的时候，他们正处于一场持久的内战当中。至于此地女人自由而开放的性爱观，班克斯和库克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前者加以利用，而后者则干巴巴地指出，这些诱惑自己手下的大溪地女人与那些在查塔姆或普莱茅斯码头附近勾引水手的女人完全相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就是他们所收取的费用是铁钉而不是现金。然而，库克还是对大溪地人将性病称为“Apa no Britannia”或者“Brit-tanne”（意思是英国病，带有双关意味）感到失望。出于维护国家荣誉的需求，他坚持认为，这种疾病是由法国水手带到岛上的。5

虽然库克发现自己所遇到的人都非常快乐，但他丝毫没有将其同“高贵的野蛮人”联系在一起的想法。无论如何，对于日益壮大的有关人文主义和福音主义的游说议员们来说，库克与其他人所做的报告无疑是极为有力的武器，有助于他们反对奴隶制。这些人利用“高贵的野蛮人”这一说法来反对奴隶制，指出黑奴并非道德败坏之人。在福音主义者看来，保护脆弱的社会不受外界的危害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担心自己的基督教同胞会受到异邦人罪恶的影响。库克和布莱受到了指责，因为他们“协助”大溪地人“参加偶像崇拜活动”并以此“自得”。6他们的腐化堕落并非个案。同样腐化的人还包括奴隶商、奴隶主以及印度那些腐败和专断的官僚。

大溪地人的好色令基督教徒感到震惊。其中的一位护教者传教士认定：“大溪地人迷恋性事的程度令他们禽兽不如。”7出于传播新教的需要，教徒们需要在南太平洋岛屿上发动道德改革，并且劝诱岛上居民皈依。早在1797年，第一位传教士就已经登陆了大溪地。他为岛上的居民带来了摩西和使徒保罗的诫言，并且决意要在此地推行新教的工作伦理。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陆续有很多人登陆波利尼亚，并很快报告了当地的部族战争、肉体刑罚以及食人习俗。“高贵的野蛮人”这一幻想也就此化为了泡影。这就为进一步的传教工作提出了要求。令人欣慰的是，汤加塔布的社会中存在贵族阶层。没有祭司和法律机制将通奸视作罪过。这所有的因素都使得皈依变得更为容易。

1815年的时候，太平洋上的传教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正是殖民活动的一种分支。在接触到西方基督教之后，太平洋岛民们很快就发现了自己明显的缺陷，以及他们的导师们文化上的优势。在1803年所出版的一本有关新南威尔士居民记录的评论当中，读者们就能够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野蛮人一对自己赤身裸体感到羞愧，就能得到机织的布以制作蔽体的衣服；他也能够从冶炼厂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更为完美的工具。久而久之，他也就逐渐对欧洲的技术和手工制品产生了依赖。”8见自己带到英国的大溪地人奥迈（Omai）全然没有把自己所见所学带回家乡的意思，库克一度感到气馁。传教士们却完全改变了这一状况。经过他们的努力，太平洋的岛民们融入了英国的商业体系。岛民们向英国提供椰油、竹芋以及新鲜的猪肉，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枪支、金属制品以及布匹。历史上总是充满讽刺。当库克在夏威夷被杀的时候，他的敌人手中的大刀可能正是在马修·波尔顿（Matthew Boulton）的伯明翰钢铁厂里制造的。为了展示英国的新工业成就，英国人将这些刀子赠给了当地人。

在这些岛屿上，居民们自己垦殖土地。库克并没有得到上级占领这些岛屿的授权。但是，随着与当地人贸易的增加，英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自1790年起，战船就时常停泊在这些岛屿附近。这些船的船长们时常强调乔治三世的好心，给当地人一些刻有其肖像的纪念章（为了1790年到温哥华的航行，英国人特别制作了1000枚此类纪念章），并且警告他们不要伤害欧洲的水手和传教士。英国人的海上活动致使西班牙政府提出自己对太平洋的权利。他们所根据的是1494年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然而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些条约不过是一堆废纸。1787年，西班牙曾威胁要占领努特卡湾。英国只是部分动员了其舰队，就足以让西班牙人闷闷不乐地做出谨慎的让步了。这也是一个衰退中的帝国力量承认自己虚弱的表现。它完全清楚，英国完全有能力影响其贸易以及殖民地。

到1800年为止，太平洋已经成为英国的内湖。1789年之后，法国在此区域内的利益得到了削减，而美国的力量还未渗透进来。随着1812年英美战争的爆发，一艘美国船“埃塞克斯（Essex）号”进入了该海域进行劫掠。但是，由于武力相差悬殊，只是遭遇了一支小型英国舰队之后，它就不得不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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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埃塞克斯号”没有遭到阻挠的话，它就会航向英国的新殖民地新南威尔士。早在1769年，班克斯就已经发现了新南威尔士的经济价值。十年后，他要求政府利用其中的一个港口植物学湾（Botany Bay）作为罪犯的一个聚居地。他的建议提出的正是时候：美国独立战争阻断了罪犯去往烟草种植园的道路。而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一大批犯罪分子已经充斥在设备不完善且往往是私人所有的监狱当中。在官方看来，流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但是，就将这些罪犯送往何处这一问题，人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第一选择是赞比亚。但是，由于当地的气候以及疾病的缘故，将嫌犯送到那里等于缓期执行死刑。更为稳妥的选择是将他们送往西南非洲荒芜海岸上的一个港口，但这一提案也遭到了否决。1786年8月，内阁很有把握地选择了新南威尔士。

内阁之所以会做出这一选择，其原因有三：班克斯有关当地环境的描述；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小型殖民据点，以证明英国人对此地的主权；在此地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有可能可以作为从海上进攻毫无防备的西班牙美洲西海岸的跳板。这些理由并非像其看起来的那样遥不可及。当时，英西太平洋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未得到解决，而双方在这一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1806年到1807年，人们再次将这一计划提上了日程。一群极具影响力的谋略家以及商人计划着要运用海军打击墨西哥和智利。在那时，西班牙是法国的盟友。在所有的建议当中，有一个建议便是将印度军队先运送到新南威尔士，然后再去往智利。

除此之外，人们还考虑到了罪犯。他们将会成为新殖民地的中坚力量。在一段时间之后，这势必将对英国有利。对于英国人来说，比起让他们蹲在监狱或是废船里（停泊在泰晤士河上，并且拔除了桅杆后的战船）无所事事、浪费政府大笔钱财来说，将他们送到新南威尔士无疑是更好的选择。流放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做法。在他的支持者们看来，这也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惩罚方式，使得罪犯有了赎罪并回到社会当中的机会。尽管在今天看来，流放是一种严酷的刑罚，而且，无论是在运送的船只上，还是在新南威尔士，其条件都十分艰苦。但是，在18世纪末期英国的统治者看来，这是一种对犯罪的有效监管形式，并且能够有效地改造罪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尽其责任，不但要对自己有利，而且还要对国家有利。违反法律的人试图以另一种方式生存，但必须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所在。这正是拉克伦·麦夸里（Lachlan Macquarie）总督的看法。1817年，他认为，“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新南威尔士是“一个教养所”。在那里，“不幸的孩子们”将会经历镇压和艰苦的工作，进而成为乔治三世诚实而勤劳的子民。

第一支载有男女罪犯、士兵、自由人移民以及官员的舰队于1787年5月从英国出发，1788年1月抵达植物学湾。其指挥官以及首任总督亚瑟·菲利普船长不满意此地港口的状况，转而将船停在了其附近的另一处港口。为了纪念殖民大臣，他们将这一港口命名为悉尼。登陆之后，罪犯以及看守们彻夜狂欢，饮酒纵欲。此后，一位教士忏悔道，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导致人们心灵迟钝，嗜好饮酒。在登陆澳大利亚之后，人们也很难改掉饮酒的习惯。9

澳大利亚的早期建立过程是极为复杂的。在上层人士看来，依靠罪犯们的劳动，他们足以撑起一个农业殖民地，不但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还能有所收益。澳大利亚的社会结构将会是金字塔式的，而且带有家长制的色彩。行政和司法权力掌握在前官员的手中。他们的经验很有可能有助于管理那些容易走上歧途的下层民众。一开始的时候，在澳大利亚有三种人：官员和守卫、自由人移民和罪犯。其中，罪犯占据的比例最大。他们来到此地也并非自愿。分析那些在1788年以后来到澳大利亚的罪犯们的背景，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来到此地的罪犯多为城市中的惯犯；他们大多不到25岁，在郊区生活，曾以一到两种形式的盗窃为生。在新的环境下，这样的人或者游刃有余，或者一败涂地。抑或按照菲利普的说法，“如果既有能力，又十分勤劳的话，我想这样的人是不会养不活自己的”，而那些没有“受到刺激而发奋”的人则将会饿死。10

菲利普和他的继任者们都希望，女性罪犯的存在能够激发罪犯们认真工作的热情。1794年，省督弗朗西斯·格罗斯（Francis Grose）就对60名40岁以下妇女的到来表示欢迎。他告诉殖民大臣：“无疑，随着她们与这里的男人通婚，男人们将会变得更加勤劳，而且专注于工作。”11这一看法可能是过于乐观了。在运送罪犯的船只上的一位乘客表示，女罪犯们“毫无廉耻的不雅”举动以及她们“下流低俗”的话语令其感到震惊。也正是因为她们的这些行为和话语，在她们每天出来锻炼的时候，其他人不得不离开甲板。12

在登陆之后，罪犯们必须承担不同的义务。在问及其职业的时候，那些精明的罪犯从不表现出一点特殊的技能，因为这样做似乎能够摆脱在内地的繁重劳动。13出于这一考虑，许多人没有说实话。在提及自己的职业的时候，他们都表明自己是“小偷”。而在官方记录上，这一职业就等同于“劳动力”。无论有无技术可言，他们或者是在政府的手下做事，或者是在一小撮自由人移民的手下干活。在这里，纪律极为严明；一旦触犯纪律，罪犯们往往会受到鞭刑。在1790年的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上，三个逃跑的罪犯受到警告，如果他们不投降的话，就会被当作逃犯枪杀。14

缺乏地理知识的人们认定，如果逃进内地的灌木丛并且一直前进的话，他们最终会到达中国。尽管如此，因为逃亡风险极大，罪犯们很少会走上这一条路。1791年，政府明确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罪犯在服刑期满后回到家乡。反之，政府会分给他们大片土地，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自给自足的小农。在1794年，仍在服刑的人也可以在业余时间赚钱，其工资为每小时10便士（5个十进制的便士）。在诺福克岛上，罪犯和随船而来的看守每人都得到了24公顷的土地以及几只猪。政府这样安排的目的正是希望这一殖民据点能够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15

在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当中，有一小部分人是因为颠覆活动而流放到此地的。在此类型的政治犯当中，最早来到此地的是三个苏格兰勇士。政府之所以认定其有罪，是因为他们在散播法国大革命的教义。省督接到了上级命令，要“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以防他们开始传播雅各宾主义。其中的一位是一位论派（Unitarian）牧师托马斯·帕默（Thomas Palmer）。在他出海的时候，政府允许其带上一名随从。而在其主人开始服刑之后，这个随从就可以成为自由民在此居住。1618世纪90年代末到19世纪初，一类新的政治犯来到了此地。那就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他们因参与地下集会、参加1798年反叛运动或兵变而接受审判。在新南威尔士当局看来，他们极度危险。横渡太平洋并没有消磨掉爱尔兰人脑后的反骨。1804年，其中的一部分人就已经谋划着反叛，但很快就遭到了镇压。

同年，一本评价新南威尔士发展的书出版了。其匿名作家列举了很多令人振奋的迹象，似乎未来的繁荣就在眼前：这一殖民地的贸易增长率要远远超过此前的美国殖民地。而且，当地报刊（《悉尼公报》和《新南威尔士报》）这一新创造也成了通往成熟社会的一块里程碑。他充满赞赏地表示，澳大利亚人在试图建立一个“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然而，他并没有提及这国民性格的组成成分。17这一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共计约8000名殖民地居民之间，几乎没有凝聚力。其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愿意留在那里。他们的后代将其称为“我者（us）”，是受到监视的一方；与此同时，其后代也将人数略少的官员、士兵和自由的地主们称为“他者（them）”，是监视以及评判的一方。和美国不一样，澳大利亚社会的分层明显，并没有统一的宗教或是自我提升的要求来给予最初的殖民者以目的感。在任何情况下，宗教都很难对澳大利亚的居民们起作用，因为这些人已经对说教免疫了。更为重要的是，早期的殖民地牧师属于安立甘教派。他们向世俗的权威宣传服从，而这些权威人物往往担任的是地方长官。这一事实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在道德上对罪犯施加影响。正如在帝国的其他角落一样，公众会对英王宣誓效忠，向国王敬酒；在皇家纪念日的当天，人们也会举办舞会。但是，对于爱尔兰籍罪犯来说，这一联系几乎不起作用。在他们看来，英国在他们的家乡实行压迫，并将他们流放到此地。这一怨恨也必将代代相传。

早期澳大利亚社会的“他者”是一个开放的贵族阶层。只要前罪犯（1791年，这样的人有44个）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土地，并且获得财产的话，他们就能够进入这一阶层。除去高级政府官员之外，它最为有权势的成员是新南威尔士兵团的军官们。这一兵团是于1791年成立的。在这里，它既是驻军，也是警备力量。这支部队里充斥着各色各样的流氓，其中包括因从常备军中逃跑而受到流放惩罚的士兵。他们的指挥官也是一群恶棍。18

兵团中的军官们是一群猛禽。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收集地契以及贩酒证，以中饱私囊。1806年，布莱成为当地的总督。他将政府的财产分配给穷苦大众，即以前的罪犯们，并借此挑战兵团以及其中最贪婪的军官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固有的利益。“先生，那可真是穷人的好日子，”一个前走私犯这样回忆道，“只要告诉总督他需要什么，就必然能从政府库藏中得到什么。”19然而，个人行为击溃了这一进步的政府投资形式。麦克阿瑟害怕到手的利益溜走，便发动了兵变，以抵抗布莱。不幸的是，布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也是1797年诺尔兵变的针对对象）。这些反对者们密谋推翻了他。直到1810年为止，布莱才得以官复原职。

他的继任者麦夸里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军官。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兵团才得以解散。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继承了布莱支持贫苦移民的政策。自由人移民数量依旧很少。麦夸里意识到，澳大利亚的脊梁是自耕农，而很多自耕农的出身必定会是罪犯。在其1821年卸任的时候，殖民地已经明显表现出了蒸蒸日上的态势：其人口增加到了38000人，经济的发展态势也渐趋平稳。这一增长速度显然要归功于麦夸里灵敏的商业嗅觉。他是最先意识到绵羊能够在新南威尔士生存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也不错。1807年，当第一批澳大利亚羊毛抵达英国的时候，日益机械化的约克郡纺织厂恰好失去了从萨克森以及西班牙进口的羊毛原料。比起其先前的竞争对手来说，新南威尔士羊毛的品质更好，其需求也逐渐增多。到1821年为止，澳大利亚的绵羊总数达到了29万只。在短短的20年间，澳大利亚的生羊毛出口量就已经达到了每年1000磅。对于这一殖民地来说，绵羊的重要性就好比是烟草之于弗吉尼亚，或是蔗糖之于西印度群岛。

第八章

财富与胜利：针对法国的斗争

1793-1815

直到1914年之前，英国人有时还会将同革命法国以及拿破仑法国之间的战争称作世界大战。它于1793年2月爆发，一直持续到1815年6月。其中有13个月的停战时间。这一停战无异于武装休战，开始于1802年4月，停止于1803年5月。从历史意义上来说，这场战争是1689年以来英法战争的后延。但是，这场战争与此前的战争又有所不同。而且，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战争的范围以及战争双方的目的上。

首先，敌对双方都将其视作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只能以其中的一方丧失海外帝国、商业以及独立为止。从先前的战斗当中，法国人已经明白，英国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其基于公众信任的政府公信体系。革命法国的政府和拿破仑都认为，如果英国失去其大陆贸易这一财富的主要来源，其信用体系也将逐渐濒临崩溃。如果没有可以售卖的东西的话，这一“商人的国家”也将难以获得完善其政府体系的多余经费。

从1795年到1805年，英国正笼罩在遭到入侵的阴影之下。随之而来的则是可能遭到占领的命运。而即将占领他们的国家，是一个按照大革命的原则改造其所占领的所有国家的国度。它将会推翻皇室、解体宪法并在此地建立一个共和国。在1803年拿破仑自己加冕成为皇帝之后，这一模式有所改变。在他控制之下的国家变成了傀儡诸侯领导下的军事独裁体。其主要任务是为法国的战争机器提供人员和钱财。根据欧洲其他国家的范例，如果英国沦为了拿破仑控制之下的总督辖地，那么，个人自由即将不保。英国政府的御用文人也时常强调这一点。其中的一位写作了《对国家的威胁》（The Dangers to the Country,1807）。他警告英国人，他们可能会在街头遭受“警察局常客”的霸凌。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将遭到侵扰，因为“一些粗野的年轻军官会在执勤期间不请自来，调戏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取乐”。

与先前的法英战争不同，这次战争是一场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至少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人有着强烈的意愿，希望解放全欧洲的人民。他们渴望与欧洲的其他人民一同分享基于人人平等以及普选政府的革命新秩序。对于许多英国人来说，革命理想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于那些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以外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将革命理想视作在自己的国家建立新政治秩序的蓝图。雅各宾派关于平等的学说也赢得了不少信徒。但是不久之后，在政府的压力下，他们同那些更为温和的大革命信徒一起转入地下活动。1794年到1795年间，政府开始指控同情革命的人。这既是因为政府迫切需要保证国家统一，也是因为他们畏惧后来所谓第五纵队的存在。无论是从数量还是破坏性的意义上来说，这些受到指控的人们的罪行都已经遭到了夸大。无论如何，与他们的法国同辈人一样，他们都变成了因狂野的幻想而陶醉的怪物：

我是一个诚恳的雅各宾派，

不信鬼神，也不怕罪恶，

为了自由，我愿赴汤蹈火。

我厌恶，我诅咒，那些我们吹嘘的法律，

从根上就腐朽，随着时间越发邪恶，

我喘息，并叹息，

为了普选权。1

然而，在18世纪90年代末的政治气氛当中，这样的人确实有大闹一场的潜质。战争招致的疲劳、食品以及反军事暴乱、1797年的海军兵变和此后的一系列兵变以及1798年爱尔兰的叛乱，这一切无一不昭示着英国的政治统一有时极为脆弱的现实。

在一场现代意义上所谓的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在这个时候，强调国家团结的政治宣传就非常重要。为了持续而有效率地抵抗法国军队，英国必须要在最大限度上动员人力与物力。在战争期间，1/10以上的英国成年男子都参军入伍。但即便如此，指挥官们还是在不断抱怨兵力稀少。到1810年为止，国内防线已经初具规模。此时的英国军队共有145000名水手、31000名水兵、300000常备军以及189000名志愿军。

在刚刚一百亿英镑战争经费当中，就有八亿三千万用于陆军以及海军的建设。这些钱当中的一部分来自于日益增加的关税和贸易税。这就是为什么维持英国贸易流通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另一部分则是来自新名目的税收，其中就包括1798年开始设立的个人所得税。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政府已经凭借个人所得税收集了一亿四千二百万英镑。2政府所借款项持续上升，到1815年为止，国家债务已经高达八亿三千四百万。而富人也愿意将大笔的钱借给政府。这件事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钱等于是买了一份保险，以防自己的财产受到外来的、带有平均色彩的雅各宾主义的侵扰。

英国显然拥有发动全面战争的能力。而且，在筹集资金一事上，它总是会比自己的对手略胜一筹。这也就意味着，在情形变糟的情况下，英国也有继续战斗的能力。甚至是在没有同盟的情况下，这一点也不会改变。在1797年和1806年之后的情况就对此作了充分的说明。这种坚持的能力极为重要，因为法英之间的战争的本质便是消耗战。自战争一开始，英国战争策略的核心就在于打击法国的经济，并以此拖垮法国。追溯1759-1763年战争的胜利，1793年的英国政府认定，海军依旧是击垮法国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海军也能够附带着增强英国的力量。1801年3月，这一计划最强有力的推行者、战争事务大臣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向下议院解释了这一过程：

……我们最应当注意的是，如何有效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巩固我们在海上的优势。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消除或是占有敌人的资源，以防他们在这一方面与我们进行抗衡。

他继续说道，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切断敌人的商业来源”势在必行。“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无疑能够削减并且摧毁他们的海上力量。”3

邓达斯的战争是一场帝国间的较量。这场战争是以老皮特的方式进行的。按照这种方式，英国人抢夺其对手的殖民地，并且将他们的商人们赶出海洋。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则维持甚至是扩大自己的商业贸易。他们留下其中的一些战利品，另一些则用于和法国交换一个殖民据点，以遏制法国的势力。在1763年的时候，英国比以往显得都要更加强大。正如一位支持政府的拙劣诗人于1798年所说的那样：

我们仍旧拥有无敌的英雄，

从国家联盟手中夺取，

光荣的战利品。

他们自豪地站在船首，

他们是自身家园神一般的守护者。

这些海洋的主人胜利的航行，

在他们的身边，有财富，也有胜利。4

海上战争的结果不负众望。在1793年的时候，法国舰队被困在了其港口之中，而其本土的大西洋海岸和地中海海岸都遭到了封锁。此后，英军屡次骚扰法属西印度群岛。在1795年荷兰投降之后，这一骚扰也没有停止。正如这一行动的支持者们所遇见的那样，这一行动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从德莫拉拉（Dem-erara）和埃塞奎博（Essequibo）（现在为圭亚那的一部分）获取的赏金共计20万英镑。在军队入侵之后，英国种植园主接踵而至。他们希望在此地以极低的价格收购蔗糖种植园。5然而，生命的代价是惨重的。在这里，水手以及士兵的死亡率高达70%。几乎所有人都是因疟疾或黄热病而死，酗酒则更是提升了死亡率。6由于士兵们的死亡率攀升，当地的指挥官不顾种植园主们的反对，决定招募黑人自由人参军。而在种植园主们看来，让任何黑人武装训练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1798年的时候，当地军队又开始采取新的办法招募兵员，即购买黑奴。在九年间，财政部为购买6800多名黑奴花费了484000英镑。7

1801年，邓达斯记录了这场由黑奴士兵和患病的军人们所参加的战争的成果。在八年之间，英国从法国人手中得到了多巴哥（Tobago）、马提尼克（Mar-tinique）、瓜德罗普、圣卢西亚（St Lucia）和圣特斯（Saintes）；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库拉索（Curaao）、德莫拉拉和埃塞奎博；至于1795年与法国结盟的西班牙，英国也从他们手中得到了特立尼达（Trinidad）。除此之外，英国新的海外殖民地还包括：东印度群岛上的原荷兰殖民地。按照任何此前战争的标准，这些战果都令人印象深刻。对于需要新市场的商业国家来说，这些战果也无疑令他们感到满足。

在1801年的时候，这些战果都是极有必要的。在欧洲大陆，战局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尽管起初人们认为，在遭遇常备军之后，七拼八凑的革命军队很快就会分崩离析。事实正好相反。几乎在每次遭遇战之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军队的损失都要超过法国革命军。更重要的是，法国人找到了解决自己财政困难的方法，即用一场战争来供养另外一场战争。在他们分别入侵低地国家、莱茵兰、瑞士和北意大利的时候，法国军队自己种地，并强迫自己所解放的民众向他们纳贡。与此同时，法国士兵也在战斗当中学习。他们习得了强硬的职业操守，以及革命的原则，及将才能视作能否晋升的唯一标准。这也就造就了一系列极其有能力和智慧的指挥官们的诞生。

英国几乎没有卷入到欧洲大陆的战争当中去。遵循着其之前的例子，小皮特向低地国家派遣了先头部队。但是，由于缺乏指挥，而且没有计划，他们很快就被赶走了。1794年到1795年间，皮特不得已再次重复过去的行为，向奥地利和普鲁士提供津贴和贷款。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财政负担都已经过于沉重。英国的财政支持确实保证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参与战争，而且，在1799年，俄国军队也借此参加了战争。但是，这些财政支出并没有改善这些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法国的军队仍旧是不可战胜的。到1801年为止，法国人已经占领了奥地利尼德兰（比利时）以及莱茵兰。与此同时，它也在荷兰、瑞士和北意大利建立了卫星国。

西欧大陆战争的走向影响到了大西洋和地中海上海军力量的平衡。在1793年的时候，战争的走向极为有利于皇家海军。英国军队统率着115艘战船，而法国军队仅有76艘战船。1795年占领尼德兰之后，法国舰队中增加了59艘战船，而在西班牙与其结盟之后，其战船数又增加了76艘。至此，法国——荷兰——西班牙联军集中在英国的内海的可能已相当大。英国人对此的担忧也十分强烈。1797年初，地中海舰队甚至因此而撤回，以保卫西班牙的大西洋海岸。这一警报显然是太早了一些。1797年2月，海军上将约翰·杰维斯爵士（Sir John Jervis）率领着其数目庞大的舰队在圣文森特角击溃了西班牙人，并且俘虏了四艘战舰；10月，海军上将邓肯勋爵在坎珀当（Camperdown）重创了荷兰人。

夏初，一次背叛的潮流席卷了驻扎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的舰队。虽然这一潮流令海军部和舰队指挥官们神经高度紧张，但在一段时间内，压力几乎完全消失了。在这之后，又有新的兵变，其主导者往往是受到民族主义病毒感染的爱尔兰人。此外，到1798年为止，在海外殖民地当中，骚乱一直都没有停止过。雅各宾派煽动者的阴谋一直令人们感到害怕，而人们也揭露了其中的一些，但是，水手们的抱怨大多集中在他们的工作环境、工资以及待遇问题上。在这些实际的问题上，政府往往是愿意让步的。

1797年的胜利确立了英国在英吉利海峡以及大西洋上的优势；但是，法国在地中海上掌握着主动。1798年初，土伦舰队重整旗鼓，而运输队也聚集到港口上，以运送一支拿破仑手下的17000名兵力的军队。它的目的是为了对英国实施一次颠覆性的打击。然而，至于实施打击的地点，法国人仍旧举棋不定。他们有两个选择。其中的一个选择是打击爱尔兰。法国人的登陆必将激发盖尔人、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大规模反叛。另一个选择是埃及。之所以会选择埃及，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如果占领了埃及，法国人就能够威胁到英国在中东的巨大商业利益，也能够部署军队，以便攻打印度。

拿破仑计划的大胆仍旧令人惊讶。然而，邓达斯仍旧认真地对待了这一计划。其参谋认为，无论是从陆地上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进攻，还是渡过红海，攻打印度都是可能的。而且，拿破仑很有可能能够从波斯王（伊朗）以及阿富汗酋长那里得到支持。更有甚者，他们甚至会想象，只需要一小撮欧洲的军队，就能够轻易地改变在印度的力量平衡，使得局势朝着不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对于内阁来说，这些都令他们十分不安。而在邓达斯看来，对于英国来说，失去印度是致命的。于是，他要求向印度增派军队。

这些担心是不必要的。8月，在海军上将霍雷肖爵士（Sir Horatio），即后来的尼尔森勋爵于阿布基尔湾（Abukir Bay）重创了其舰队以及运输队之后，拿破仑巧妙的行动计划就泡了汤。法军指挥官抛弃了其军队，返回巴黎去升官晋爵。其部下则留在埃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801年，一支英国远征军终于将其驱逐出埃及。在印度，韦尔斯利侯爵果断采取行动，清除了法国潜在的同盟蒂普素丹（Tipu Sultan）。而且，他也准备好对雇佣法国雇佣兵的马拉塔帝国采取类似的措施。

这一插曲极为考验英国官员们的神经。它给这些官员们上了一课，告知了他们印度以及与印度之间联系的脆弱性。即便是拿破仑只是在埃及按兵不动，他也有机会切断通往印度的所谓“陆上通道”。这条通道横跨苏伊士地峡，从塞得港一直延展到亚历山大。它提供了从英国到印度最为方便和快捷的交通方式。从1798年所发生的事件当中，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得知，要想维持印度未来的稳定，英国必须要控制好地中海，并且在政治上控制奥斯曼帝国。在那时，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成了印度西部边界的一片庞大的缓冲地带。更为重要的是，波斯和阿富汗的君主都有可能默许拿破仑的进攻行为。因此，将这两个国家纳入英国人的同盟范围内，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拿破仑的埃及冒险为接下来150年里英国的地中海以及中东政策奠定了基础。这也为英法帝国之间的争夺开辟了新领域。在1815年之后，这一争夺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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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内，法国的战争矛头仅仅指向欧洲。1802年春，英法两国在亚眠缔结了和约。然而这一和约不过是让英法两国都喘一口气。在和约生效期间，两国一边争吵，一边恢复元气。一年以后，战争重新打响。这一次，拿破仑决定要征服英国。在他看来，英国是其最为强大且最不会妥协的敌人。按照他的入侵计划，驻扎在土伦的法西联合舰队必须控制英吉利海峡。这一计划于1805年5月付诸实施。法西联军将其伪装成一次对西印度群岛的袭击，但是在10月，尼尔森于特拉法尔加角附近海域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并将其击溃。英军一共俘虏或击沉了18艘战船。从此，法国再无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的能力。英国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以防法国重建其海军。其中就包括一次针对哥本哈根的抢先袭击，以及在1807年控制丹麦舰队的行动。被法国侵略的威胁渐渐远去。法国的海外贸易停滞不前，而英国得以继续自如地侵吞其敌人的殖民地。它甚至还重新占领了一些原本按照《亚眠条约》送还给对手的殖民地。

在欧洲大陆，拿破仑联奏凯歌。按照其原来的计划，其庞大军队的矛头本该指向英国。但是，事实上，他转而将枪口对准了原先的盟友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从1805年到1807年间，在这些地方，他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乌尔姆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耶拿会战、埃劳战役以及弗里德兰战役。其结果是，在拿破仑枪炮的威胁下，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都不得不接受一个在拿破仑统治之下的、新的欧洲秩序。现在，法国以及其卫星国主宰着欧洲大陆。这些卫星国包括：意大利以及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莱茵邦联和华沙大公国。无论是否是在拿破仑的眼皮底下，欧洲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其1806年所颁布的《柏林法令》。这一法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对英贸易。

英国方面的回应是一道禁运令，禁止将自己的货物运入欧洲。在皇家海军的强制之下，这道禁运令成功地使得欧洲的海外贸易陷入停滞的状态。欧洲人无法获得诸如烟草或蔗糖一类的商品，因为此类商品往往需要从英国重新出口。他们也无从获得英国出产的货物。法国完全无法补上这一空缺。这是因为，法国的工业制品无法满足欧洲的市场需求。而且，由于禁令的缘故，它几乎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进口产品。在欧洲贸易停滞不前的时候，英国的贸易事实上是在膨胀。这是因为，英国商人的势力已经渗入到北美（直到1812年战争为止）、亚洲、中东以及西班牙南美（不顾当地人的反抗）等地的新市场。英国商品的新出口市场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丢失旧市场的损失，但它们并没有完全取代旧市场。从1811年末到1812年初，英国的出口商品数量趋于停滞，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数量也在降低。这样看来，经济上的衰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一状况下，英国人仍旧气势磅礴地踏上了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的旅程。1806年，在重新夺回开普敦（Cape Town）之后，同年5月，当地的指挥官霍姆·波帕姆爵士（Sir Home Popham）海军上将凭借一己之力，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动了奇袭。当他的战功传回伦敦之后，人们对此报以极大的热情。在那里，高级陆军及海军将领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希望发动一场针对整个西班牙美洲的战争，以从中获利。然而，带有广阔市场的美洲帝国之梦想破灭了。1807年仲夏的时候，由于指挥无力以及计划不周，英军不得不耻辱地撤退到河床地区。

此时，欧洲的事态又有了新的变化。拿破仑试图恫吓葡萄牙，并且将自己愚蠢的兄弟约瑟夫推上西班牙的王位。这一企图令其陷入了一种不熟悉的战争形式之中。1808年5月，西班牙爆发叛乱。这场人民叛乱的规模之大完全出乎法国人的意料。其指挥官不得不在乡下打游击战，而在那里，无论是食物还是弹药都很紧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向英国求助，而英国政府立即保证会提供给他们现金、武器以及一支军队。此时，皮特已经去世两年了，但他的理念仍旧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这一理念是：为所有保证与法国作战的人提供无条件的帮助。

此后，英西葡联盟诞生了。这一联盟之所以会缔结，主要是出于方便而不是许诺。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葡萄牙成了英国的附属国。由于怀疑英国人垂涎自己在美洲的领地以及商业，西班牙人坚定地回绝了英国人要求他们打开市场的请求。两者间的仇怨已深，很难在一朝一夕间化解。1814年，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商人抱怨，当地的官员“独裁、侮辱人还令人伤脑筋”。同年，在卡塔赫纳的一处堡垒里，西班牙的守军向一艘英国帆船开了火。8无论如何，联盟还是持续下去了。这都要感谢老练而坚定的英国总指挥官亚瑟·韦尔斯利。他是一个完美的计谋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自己在打一场供应战。只有获得足够食品和军火供应的一方才能获得胜利。英国海军护送着一批批的商人来到里斯本。在那里，商人们将向全国人民分发谷物和军火。确实有一些千钧一发的时刻，但就总体而言，韦尔斯利的军队没有挨饿。那些自己种地的法国人则在挨饿。

更有甚者，韦尔斯利不断击溃法国军队。在1808年到1812年间，他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伊比利亚半岛就此成了法国军官们的伤心地，法国军队不可战胜的名声也一去不复返了。对于拿破仑来说，从一场赢不了的战役当中撤退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脆弱，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反抗浪潮。在政治上，他已经破产了。除去经济上的停滞、繁重的赋税以及兵役之外，他所能提供给欧洲的事物少之又少。其中，赋税和兵役保证了其战争机器的运转。只要有人对其表示反抗，他就会使用这一战争机器碾压之。他已经自信到近乎傲慢的程度，即便是在这一状况之下，他还是信心十足。1812年初，他决定发动战争。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决定去威慑俄国，因为这一国度已经表现出了独立的意愿。在那之后，他将亲自插手西班牙的事务。

起初，拿破仑入侵俄国不过是想用武力威慑之。但是，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在这场战争当中，法国军队混乱、计算失误并且自高自大。而俄国人则表现得异常顽强。因此，在1812年、1813年交接的秋冬时节，法国军队节节溃败，几乎全军覆没。普鲁士打破了沉默，加入了俄国人的同盟；而在短时间的犹豫过后，奥地利人也加入了同盟。英国人很快便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联盟。它为自己的新伙伴提供了2600万英镑的补助及贷款，并从自己的铸造厂和作坊内拿出了一大批火炮和火枪。

拿破仑的欧洲帝国很快就解体了。由于这一帝国是建立在胜利的基础之上的，它无法承受自1812年到1813年交接期间其军队所遭遇的失败。约瑟夫·波拿巴很快就退出了西班牙。在1814年1月，已经成为威灵顿公爵的韦尔斯利率领着一支英葡联军来到了法国南部。在威灵顿公爵和正在深入东部法国的奥地利人、普鲁士人和俄国人的两面夹击之下，拿破仑于4月退位了。一年以后他从厄尔巴（Elba）回到法国，认定自己能够重新带给自己的国人军事上的荣耀。最终，在滑铁卢，这一幻想破灭了。威灵顿公爵和布吕歇尔（Blücher）的普鲁士军队联起手来击败了他。6月底，拿破仑向英国人投降了，并被流放到了他们最偏远的殖民地圣赫勒拿（St.Helena）。在那里，他虽然没有接受惩罚，但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感到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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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对法战争的胜利是一场艰巨的任务。在当时的人看来，最终的胜利取决于海上力量。这是因为，在所有力量当中，它保证了英国人在战场上的地位。皇家海军保卫了英国，使得其不受外来力量的侵犯；它将法国人的力量限制在欧洲，并且让英国人获取了其敌人的几乎所有海外领土；他们护送船队到达伊比利亚半岛，给威灵顿公爵的军队运送物资；它也保证了英国的全球海外贸易。这一贸易所提供的财富不仅保证了英国人的战争努力，而且为欧洲三支军队提供了足够的物资，使得其有力量与拿破仑的军队抗衡。

英国海军之所以能够得到成功，是有很多种原因的。其军官以及海员们的决心、自信以及专业素质都具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传统。尼尔森是一个卓越的领导家和谋略家，但是邓肯、杰维斯和科林伍德也值得人们崇敬。所有人都理解其国家所面临的困局，也明白自己的国家是多么需要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只要有发动战争的机会，无论其成功的几率如何，他们都会抓住这一机会。在诸如圣文森特角战役、坎珀当、阿布基尔湾以及特拉法尔加海战等决定性战役当中，虽然英国军队在数量上均处于劣势，但是英方指挥官相信己方海军将领和炮火上的优势，还是决定主动出击。这种激烈的、放手一搏的精神终于有了成果。正如尼尔森的名言，一个将自己的船只停靠在敌人船只旁边的军官永远不会犯错。

英国海军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军军官们应对紧急状况时的正确反应，这是尼尔森教会其部下的东西。在没有得到尼尔森命令的情况下，他们就知道该如何行动了。这一品质得以传承。1809年1月，英国船“詹森（Jason）”号在瓜德罗普附近遇上了法国护卫舰“黄玉（Topaze）”号。“詹森”号的船长威廉·毛德（William Maude）认为自己并不用告知其同伴“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号的船长自己的目的。毛德后来回忆道：“我认为并不需要向他发出任何信号，而他也完全如我所愿，将其船只开到敌船的右侧船头，并向其密集地开火。”9这一战斗持续了40分钟。英军更为先进的舷炮主宰了战斗，并成功地击沉了法方的船只。

对于快速行动来说，射击的精准性以及张帆、收帆时机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对船员进行集中、专业化的训练。几乎所有人都或者是受到压迫，或者是被征兵的农民。许多（或许是大多数）的军官管理其船只的方式同地方郡守管理村庄的方式基本一致，都是用强硬的家长制手腕来管理。这一领导模式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以及公民生活的阶级分化。与此同时，这一领导模式也渗透到了军队的管理模式之中。威灵顿极为支持这一领导模式。在他看来，一个绅士的个人荣耀包括主动关心其下属的福祉。1783年的时候，一个海军军官遭到了上级的训斥，因为他花钱给自己生病的部下治疗。他所作的回复可谓是军队服务家长制的反应：

作为一个英国军官，我总是认定，自己是受国王和国家的托付，要照看我手下的水手们。在现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我更要去照看他们。这是因为，他们是在给国王服务之后，经历了许多艰辛困苦，才回到故乡的。而且，他们也在印度的战场上表现英勇。10

并非所有的军官们都具有这样的情感。在拿破仑战争以及革命战争当中，这种表现尤为明显。由于需要尽快将公民们转变为有能力的水手，并且担心其中的一些会受到雅各宾派思维的影响，许多军官将恐吓作为维持原则最为重要的选择。根据皇家海军“华丽（Magnificent）”号上船员的记述，马歇尔上尉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暴政并非不可忍受。我们能够并且愿意捍卫我们仁慈的国王和国家。但是，在他手下战斗会极大地伤害我们。至少他会让水手长的同伴毫不留情地击打我们……他威胁我们，好让我们全体跳上甲板。的确，在两个不幸的家伙试图游上岸而淹死的时候，他的威胁就已经开始部分生效了。11

船只在海上停留时间过长这一事实令此类虐待的状况显得更为糟糕。当时的战船船底已经用铜包覆，不需要长时间停靠在码头刷洗，以刮掉船体上吸附的各种软体动物。在远洋航行的舰队也已经能够从基地中得到修复和补给。出于战时的需要，英军已经在马耳他、亚历山大、百慕大、巴巴多斯、孟买和槟城（Penang）建立了海军据点。1793年，劳埃德家族（Lloyds）在全世界范围内招募航海保险代理人。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耳目也得以扩展。1813年11月，劳埃德在伯南布哥（Pernambuco）的代理人布朗·林赛（Brown Lindsay）告知伦敦方面，有三个美国海盗准备在巴西附近海域拦截回乡的东印度人。12

这场提升了海军声望的战争同样拯救了陆军的声誉。这支军队曾经因美国独立战争而颜面扫地，而在1794年到1804年间，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灾难性的侵略举动。军队威望的复兴完全要归功于威灵顿公爵自己那些精挑细选过的、在半岛上发动战争的高级军官。正如他自己坦率地承认的那样，他在欧洲的胜利完全要归功于他在印度所学习的一切。他已经证明，对于野心十足的军官们来说，帝国从军生活可以很好地帮助他们。尽管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帝国从军生活是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战争，受到人们的鄙视。

在英国，士兵们和水手们的事迹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当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国的时候，英国人会敲响教堂大钟，并且举行仪式来对他们表示感谢。很快，印刷铺当中充满了或是军官们的肖像画，或是表现海战或陆战胜利场面的画作。此前的战争从未激起过如此巨大的公众反应，也没有掀起过如此重大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使得人们感到焦虑。在听说了滑铁卢的消息之后，泽西（Jersey）的伯爵夫人如此评论道：“此前，我们已经有过足够多的荣耀，而这场战争只是加深了人们一贯而来的印象：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13

这样的一种自我确定一直贯穿了整个18世纪。在1759到1762年战争胜利之后，这种感情显得更为强烈。1794年，一个约克郡人极为确定地告诉一名流亡到该地的法国人，英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后者与他的同伴们来到伦敦，迎接他们的是一些驳船船主们“下地狱去吧，法国狗！”的叫喊声。紧接着，这些船主们又用焦炭淋了他们一身。在爱丁堡，情况一样糟糕。一个小女孩盯着访客说道：“妈妈，他肯定不是法国人，因为他很胖，而且还不是个黑人。”14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英国人的傲慢以及仇外心理比以往更加强烈。

对传统仇敌的敌视和轻蔑并不足以将一个民族团结起来，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与法国对抗。皮特政府需要更为积极的爱国主义。他们害怕革命政治宣传会促使人们来反抗他们的统治，因为这种宣传自然而然会将矛头对准英国社会当中的不平等现象。更有甚者，在18世纪90年代的民众爱国主义极为强调个人自由以及宪法的价值。因此，改革者们就可以并且真真确确地表示自己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强调，国家的统一与繁荣、个人发展、社会和谐与慈善行为是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国王的忠诚；乔治三世是国家的核心所在，也是其和平安定的保证。法国人杀死了自己的国王，因此陷入混乱当中。

英国的民族认同是在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些力量包括：政府、英格兰和苏格兰教会的高级教士、主流的卫理公会派教徒以及爱国主义者们的私人集会。15其关注的重点总是忠诚和团结的联系：

因此布立吞人守卫着他们古老的名声，

确保他们在海上的帝国，

对那嫉妒的世界宣称，

一个民族仍旧勇敢而自由——

决定去征服，或是死亡，

诚实地对待他们的国王、他们的法律，他们的自由：

没有得到赎金的英格兰把所有的国外支配一脚踢开。

至于法国人，漫画家们将他们描绘成神经错乱的、面黄肌瘦的难民，靠吃草或者青蛙充饥。1814年来到英国游览的路易·西蒙德（Louis Simond）发现，在张贴在四处的画像里，自己的国人都是以类人猿式的侏儒形象出现的。他们“戴着巨大的帽子”，挥舞着剑，昂首阔步地四处走动。此时，英国的代表形象则是约翰·布尔（John Bull）。他是一个面色红润、身体肥胖的农民，扛着一根棍棒，对外来的一切事物均不感兴趣。在接下来的150年里，与19世纪初期的服饰一道，这一刻板印象一直在持续。而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形象又重新出现在漫画当中。

与法国之间的战争给英国的爱国主义重新注入了活力，并且为19世纪乃至以后英国人的优越感奠定了基础。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所出现的民众的、好斗的、沙文主义的帝国主义，根植于在拿破仑时代的民族主义。

与富有侵略性的爱国主义不可分割的是一种道德上的倒退。这场战争可谓是一场严酷的考验。它考验了国家的内在力量。也正是凭借着这一内在力量，它便能够维护以及提升其价值。乔治三世于1820年去世。在一则讣告上，人们将其和小皮特理想化了，把他们当作国家危难时刻的救星：

他们带着高贵的诚意和目的，以及作决定的英雄主义能力，走过了我们近代史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们不断努力，以保证英国宪法的方舟以及英国皇室的尊严不受其所遭遇的风暴。——在帝国的残骸和文明世界的荒凉当中，他们得以保证勇气和坚持不懈本来的色彩。18

还有其他的英雄。尼尔森和威灵顿成了英国所有的民族英雄当中的楷模。他们沉稳的、男人式的勇敢、热爱国家、忘乎自我以及高度的责任感，将会成为一代代年轻人学习的榜样。他们的部下理解并且运用了这样的道德准则。一个曾经在威灵顿手下工作的骑士，用这样的话总结了他26年以来的戎马生涯。“我只是做了一个士兵应当做的事情。士兵的任务是上帝摆到我面前的。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得以免除错误、责备和羞耻感的侵挠。”19

对法战争也成就了另一种时人所认定的英国式美德：为了一个公正的理由而奉献自己的生命。“英格兰为滑铁卢的大屠杀感到悔恨，但是并不对此感到怨恨。”为了号召人们进一步反对奴隶贸易，德曼勋爵（Lord Deman）这样写道：“许多英国母亲为自己儿子的牺牲而伤心悲恸，但没有一个人后悔将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英格兰认为这片土地值得用生命来捍卫。我们都这样觉得。”20下一代也继承了这一品质。在其于维多利亚时代盛期所创作的《海上思乡》（Home Thoughts from the Sea）当中，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这样写道：

高贵的、高贵的圣文森特角向西北绵延；

太阳落下，将加的斯湾染成一片血红；

在燃烧的海洋里闪耀着蓝色，特拉法尔加海战迎面而来。

在最远的东北地方，直布罗陀在此地，巨大而灰暗。

“英格兰无处不在地帮助我：我要怎样帮助英格兰？”——说吧，

谁会像我一样，在这个夜晚，赞扬上帝并且向他祷告，

当木星升至更远之处，非洲笼罩在一片寂静当中。

一如从前，在1815年以后，英国人还是将他们自己视作天意护佑下的民族。但是，现在经过分析，他们特有美德的勋章是由极为纯净的金属制成的。经过分析，其成分要远远优于那些卑劣的、外来的合金。战争的胜利激发了英国人的傲慢。他们认为，凭借自己的政府系统以及人民的勤奋，英国文明象征着所有文明的最高形式。

迄今为止，拥有海外殖民地基本无益于这种民族自豪感的提升。自1814到1815年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和平条约都确定了英国人对马耳他、爱奥尼亚群岛、特立尼达、多巴哥、圣卢西亚的控制权。在那时，人们还将它们称为圭亚那、开普殖民地和毛里求斯。除去西印度群岛之外，征服的主要成果为旨在控制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军基地。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已经准备好交还其所获得的殖民成果了。其中，几乎所有的都具有商业价值。英国人将瓜德罗普和留尼汪还给了法国人，也将爪哇和苏里南交还给了荷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换取两国在大陆上的退让，使得事态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

战后多个国家围绕殖民地问题进行的讨价还价具有启发意义。英国是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生存的海上力量。迄今为止，它不断增加的工业制成品和出口的热带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都是欧洲。因此，对于英国的贸易来说，保证欧洲的和平和稳定十分必要。至于世界的其他部分，英国人只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力量，以保证所有海上通道的畅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能够确定英国商人的权利。在1815年，对于一个控制了世界贸易的国家来说，它所夺取的殖民地市场和原材料产地都只是为其贸易锦上添花罢了。这场战争帮助英国确立了这一优势。它也哺育了英国人好斗的、往往是自以为是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态度使得英国人在将自己标榜为人类的慈善家的同时，更为轻松地将各种利益纳入囊中。

第三部分

日益强大的贸易

1815-1914

第一章

权力和地位：商业、海权和策略

1815-1870

在19世纪的前150年当中，英国都表现得像一个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巨人。英国主宰了人类活动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其人民则拥有了一种近乎恶魔般的力量。在于1836年1月看到悉尼的繁荣港口的时候，查尔斯·达尔文写道：“我的第一感觉是庆幸我自己是一个英国人。”1这一城市的建筑和喧嚣是“不列颠民族力量”的证据。经过对比，这也体现出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疏于经营。他曾经到访过西葡两国此前的殖民地，并认定，在过去的300年中，这些殖民地并没有取得任何的进步。类似地，在1855年的时候，传教士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也在经过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的时候评论道，“如果它要在英国人的手中的话”，它便会成为一个棉纱产地。而其内地也将得以开发，因为人们会在这里铺设铁路。2

达尔文和利文斯通的同辈人认为，正在改变世界的那股特殊的英国力量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英国人的创造力，其人民充分利用了这一创造力，并且推动了第二个力量来源的产生，即英国的制造业。最后一个力量来源是海军的优势。这一点令英国有可能开辟新的市场，并且在世界事务当中有发言权。

而且，在当时的讲道内容、传单和社论当中，人们都不断地提到，个人的内在力量和目的意识都是来自于基督教的一种信仰。这一信仰认为，个人的正直、努力以及对全人类福祉的贡献都有极高的价值。这些品质影响到了英国人的思想，并推动着他们开创海外贸易。其中的一些品质及其影响，可以在爱德华·平（Edward Pine）的沉思录当中找到些许痕迹。平是第58军团的随军医师。在1842年的时候，他曾经参与了对中国的战争。两年后，由于没有能够在英国找到工作，他随团来到了新南威尔士。在一种忧郁的心境当中，他横跨了太平洋。在旅程当中，他分析了自己信仰的成分，其中包括：

虔诚，将所有的事件归因于上帝的旨意，完全按照上帝的意思行事；爱，在它的鼓舞之下，没有任何任务是艰难的；忏悔，因此而感到没有任何评判是艰难的；感恩，即使在逆境当中也能带来赞赏；没有因长时间的磨难而消失的高贵信任感；可以战胜死亡的希望。

这些思考使得平消除了自己的疑虑。后来，他写道：“一个人所能获得最大的满足，是来自对其责任严格的履行——我向上帝祷告，让我的努力最终能够达成这一目标。”3这一点和类似的个人信条一同发挥作用，加强了后来的一种普遍认识：英国担负着上帝所指派的使命，要为全人类的进步而奋斗。

进步离不开工业革命。自18世纪中叶开始，工业革命就已经开始起步，尽管其推进的速度较为缓慢，而且各地的发展步伐并不均匀。到1860年为止，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与大规模工业发展的同时，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1801年的时候，英国大约有1000万人口；而到了1871年的时候，虽然受到移民以及1845-1847年爱尔兰饥荒的影响，这一数字还是增长到了2200万。如果英国仍旧处于农业社会的阶段，那么其造成的结果便是类似于今日某些非洲国家当中所发生的饥荒。工业革命拯救了英国。正是因为这一革命，英国人才能够养活额外增加的人口。

工业革命的进程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是也创造了其他的问题。滑铁卢战役过后的30年当中，新的劳动力的存在并不稳定。这是因为，它生存的唯一希望在于工业制品市场的不断扩大。而这一点只有在产品价格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的时候才能够实现。1834年的《济贫法》为工厂主们提供了一次助攻。该法案令失业者的生活难以忍受，迫使他们不得不去移民或者寻找工作。有些时候，甚至连那些愿意工作的人都很难找到工作。自1815年到19世纪40年代，经济衰退的现象时有发生。与之同时，大批裁员、社会动乱以及强烈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时有发生。1840年的时候，英国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以保证其全体人民的生活。这一事实令当时的社会状况越发恶化。

自由贸易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出路。其支持者认为，取消所有赋税可以降低进口原材料的价格，所出口商品的价格也会降低，进而变得更具有竞争力。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和欧洲谷物涌入英国市场，谷物的价格也将下跌。19世纪20年代，托利派政府暂时采取了自由贸易的措施。他们取消了《航海条例》，并且降低了关税。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经济不景气。因此，人们又一次开始要求自由贸易。其中，最为坚定的支持者是来自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工厂主。他们急切地要求刺激经济，并且利用出口的驱动力来降低失业率。4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的托利派政府予以了积极的回应。但是，《谷物法》成了推行自由贸易的绊脚石。这一法令保护了英国国内的粮食生产，不让其受到国外进口粮食的冲击。迄今为止都占据主导的土地利益者们对废除《谷物法》的做法加以抵制，认为这是在侵蚀他们财富的来源。但是，他们的要求最终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因为，英国国内此时的粮食生产已经无法堵上国内粮食需求的缺口。爱尔兰大饥荒就是其失败的体现。1846年，英国政府废除了《谷物法》。

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不仅开始自由贸易，而且下定决心要开辟新市场。自1815年以来，英国的海外贸易量一直在稳步增长。欧洲和美国为其产品的出口提供了两大出路。1827年，在总出口额的5000万英镑当中，有2/3都是出口到欧洲或者美国。在接下来的40年内，这一模式一直在持续。1867年，英国出口商品的总贸易额达到了181000000美元，而其中，出售到帝国之外地区的贸易额则占到了131000000美元。英国势力的触角已经伸到了世界各地，而南美洲尤甚。在1867年的时候，英国从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进口的货物价值已经超过了1200万英镑。

人们一度认为，自由贸易会无可挽回地摧毁殖民地的经济，因为它们的经济主要是依靠对其原材料的倾斜而支持的。西印度蔗糖生产商所遭受的损失尤为严重。他们受到了当时惊人的慌言的蒙骗。1833年，他们不得不解放自己的奴隶；而到了1846年的时候，根据政府颁布的《蔗糖税法》（Sugar Duties Act），他们所生产的蔗糖要和来自古巴和巴西的奴隶种植园的蔗糖在同一个自由市场当中同场竞技。不出意外的是，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崩溃了。在1840年的时候，一座位于英属圭亚那的庄园售价24000英镑。九年之后，其主人以2700镑的价格将其卖出，并将其划分为小地产，分发给此前的奴隶们。这样一来，他的奴隶也就成了自耕农。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向其西印度殖民地所出口的商品价值平均每年为400万英镑。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一数字降低到了原来数字的一半以下。

在失去了他们之前的商业利益之后，其他的殖民经济体也存活下来了。对于当时的一些人来说，这一点是难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经济体无法适应自由市场。的确，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有一群自由贸易者们叫嚣着要与殖民地切断政治联系。管理以及保护殖民地对英国财政来说是一项不情愿的开支，因为无法得到明显的回报。事实上，帝国是英国货物宝贵的市场。在1867年，印度所进口的商品价值总计达2100万英镑。这使得其足以同英国最大的海外市场美国相匹敌。其他殖民地进口英国商品的额度也是惊人的：英国向澳大利亚出口价值800万英镑的商品、向加拿大出口价值580万英镑的商品、香港的进口额为250万、新加坡200万、新西兰160万。当然，英国当时的生产能力也为此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既然英国几乎有能力占据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其殖民地也就与其他的国家一样，近乎别无选择，只能进口英国的工业制品。

“世界工厂”这一表述现在已经成了陈词滥调。但是，它仍能够完美地概括从1815年到1870年以来英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有些热衷于自由贸易的人期盼，在不久的将来，英国便会将其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工业上。工人们将依靠从欧洲和美国进口的粮食糊口。正如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候的情况一样，英国的商业成功依赖于出口便宜的日常必需品。其中，棉纺织品的份额最大。19世纪30年代，兰开夏郡纺织工厂所生产的棉纺织品超过了英国出口商品总量的一半。1867年，包括作为原材料的纱在内，各种棉织品的价值已经达到了5590万英镑。排在第二位的是毛纺布匹（1800万镑）、煤炭（540万英镑）、铁路（480万镑）以及蒸汽机器（190万镑）。最后一项表明，英国已经在向其他国家输出技术，以协助他们的工业化进程。

英国也输出资本。国内的私人资本来自于工业和农业生产，而这些财富也往往用于对国外以及帝国事业的投资。其结果是，在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英国资本已经有遍地开花的趋势了。英国人从海外获得的利润，平均每年可达到500万英镑。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000万。随着英国资本不断向海外流动，这一数字不断攀升。大体上，中产阶级和贵族投资者慎重购买每年有固定回报的股份，而不是冒险。伦敦市民当中，有为外国政府和商业机构聚集资本的，也有从事银行业、海洋保险和股票经纪的。他们的专业素质、经验和英国用于海外投资的绝对资产都保证了伦敦在世界金融中心当中的统治地位。

伦敦位于一个虚拟的金钱帝国的中心。工业革命造就了一场金融革命。1870年，这场革命得到了深化，也正是在那一年，英国成了资本的主要输出国。金钱借贷促进了生产活动。英国投资者将大量的金钱投入不发达或欠发达的经济体，并以此刺激新需求的产生。英国人所投资的产业包括乌拉圭的牧牛场、美国的铁路以及印度的棉花种植园。这些产业也将新的国家纳入了全球贸易网络。英国人的投资也同时创造了新的工业，尽管当时这一点并不明显，假以时日，他们所创造的新工业将会与英国本土的工业争夺市场。

产品和金钱的输出造就了所谓的“无形（un of ficial）”或“不正式（infor-mal）”的帝国。在争夺新市场的时候，英国商人几乎无法避免与当地人发生冲突。他们也可能发现自己所处的国家的政府或是过于虚弱，或是过于懒散，无法保护他们或者他们的商品。1815年春，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内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此时，这一城市正位于阿根廷反抗西班牙的第一线。由于担心街头战役开始之后当地会爆发混乱，英国商人向里约热内卢（Riode Janeiro）的海军指挥官提出要求，希望其保护他们及其财产。他们提醒这位指挥官，他们“正在追求商业上的目标，而商业正是大不列颠权力以及地位的源泉”。5

19世纪的领事、海军上将和驻外大臣都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同时也很清楚，那些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普遍认为，他们的成就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地方一直十分混乱；也有国家对英国商人抱有敌意；有的国家官员百般阻挠英国贸易或是贪污腐败。在这些地区，除非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障，英国人的生命财产都不断受到威胁。或者说，假设最坏的情况发生，他们也能得到报复对方的保证。债券持有人希望分得属于自己的一杯羹。而且，如果他们因为某种看似琐碎而不诚实的原因而并没有得到回报，他们一定会向政府要求补偿。为了实行自由贸易，他们需要保证货物及服务渠道通畅地通过每个国家。当地的法律体系也要为蒙受损失的商人们提供补偿。

在地中海海岸附近国家、奥斯曼帝国、非洲海岸上的国家、拉丁美洲的共和国以及中国境内，当地的法律体系并不能达到这种要求。这时，教会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成了英国人必须要做的事。在这些统治者们拒绝接受这些教育的时候，英国人就会运用海军力量让他们恢复理性。例如，在1821年西班牙与其前殖民地之间爆发的战争当中，西班牙的海盗在加勒比海捕捉了一只英国船“科林伍德勋爵（Lord Collingwood）”。马德里政府没有做出任何补偿。因此，在1823年的时候，英国政府派遣了一支中队到波多黎各与总督进行交涉，并要求将那艘被俘获的船带回。如果总督拒不服从，那么他们就将袭击西班牙舰队，并俘获西班牙的船只。6

一如往常，采用武力都是最后的手段。几届英国政府都意识到，需要对惯犯采取惩罚措施。正如1850年9月帕默斯顿向下议院解释的那样：

对付诸如中国、葡萄牙、西班牙美洲等地区半开化的政府，我们需要每隔八年或十年就训斥它们，以保证它们的秩序。对于他们的脑子来说，要长时间维持这一秩序是不可能的。而且，光是警告也不能起到作用。他们根本不在乎语言，不但要看到棍棒，并且要切切实实地挨打。这样才能使得他们信服。7

这是关于无形帝国的原则典型的、坦率的解释。

帕默斯顿这一番言辞也是为其1月向萨拉米斯湾（Salamis Bay）派遣七艘战舰和五艘蒸汽船的行为做出的解释。此前，希腊政府拒绝为包括直布罗陀放债者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在内的许多英国公民提供补偿。帕默斯顿要求当地的海军上将采取相应的“措施”，向希腊政府表明英国捍卫其公民利益的决心。希腊海军几乎没有挣扎，就被英军控制了。在比雷埃夫斯（Piraeus）、斯佩齐亚（Spezia）和帕特雷（Patras）等地，希腊商人都遭到了英国人的袭击；与此同时，希腊的船只也遭到了禁运。8这就是帕默斯顿所谓的“挨棍棒”。

以武力相威胁通常能够说服其他的国家听从其意见。在1845年的时候，贝鲁特（Beirut）总领事休·罗斯上校（Colonel Hugh Rose）已经有能力实施攻击土耳其总督的计划了。他将这位总督描述为一个“无耻之徒”，是“腐败的源泉”。此时，有三个人“出于反叛和违背人性的本质”在领事馆内犯下了暴行。罗斯下达命令，要求将其中一人带到领事馆前，使用笞足刑（用棍棒击打脚掌）；其他两人则被罚在此地扫街。然而，这位土耳其同性恋总督默许了三人的逃亡，愤怒的罗斯将这件案子移交给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使馆。与此同时，皇家军舰“厌战（Warspite）”号接到命令，来到贝鲁特，以显示英国政府是多么重视罗斯的意见，对有损于其尊严的行为采取何等的重视。9英国政府并不一定要这么做。这是因为，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政府需要赢得英国的好感，以联合之对抗俄国。

另一种形式的高压政策是提醒当地的统治者们，他们需要对其统辖范围内英国人所遭受的伤害和犯罪行为承担个人责任。1855年，海盗们在波斯湾劫持了两艘单桅三角帆船。一位海军将领要求当地的村长找出嫌疑犯。如果他没能完成任务，他或者要缴纳血腥钱并提供补偿，或者任凭自己的村庄遭到轰炸。10正如帕默斯顿所认定的那样，他们必须连续对此地施压。1852年的时候，马来亚附近海域的海盗活动又开始猖獗起来。一位战舰指挥官对此表示遗憾：“当他们没有对受到直接的惩罚而心存恐惧之时，一个马来人就会暴露自己的本性，重新变得无法无天。”11

在远东海域当中发动的针对海盗活动的战争以及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海域当中发动的针对奴隶贸易商的战争都是艰巨的斗争。发起这些战争既是为了文明的发展也是为了保护商业。一旦奴隶贸易和海盗活动都销声匿迹了，那些从它们当中获益的人都会转向所谓的“合法”贸易。即便如此，在议会内部，仍有一些人对看似粗暴的方式表示抗议。1849年，自由贸易的激进分子和生产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认为，每杀死或活捉一名海盗就奖励给水手20镑“人头钱”的行为是令人作呕的。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托利派查尔斯·西布索普上校（Colonel Charles Sibthorp）的谴责。后者质问他，其对婆罗洲（Borneo）海盗人文主义关怀的适用对象是否包括他自己工厂的工人们。12

反海盗行动是英国19世纪40、50年代以来试图进入远东市场更为宏大的计划中的一部分。暹罗（泰国）和日本都签署了有利于英国的贸易协定。英国人也无形地控制着马来亚、婆罗洲和沙捞越（Sarawak）。但是，中国的态度仍旧非常固执，不愿在需要的范围之外进口英国商品。其结果便是1839年、1856年和1859年的三次战争。这些战争的目的均在于让中国政府做出让步，让出市场和海军基地。在英国国内，这种无情的侵略行为引起了轩然大波。支持自由贸易的自由派们尤其不能接受这一行为。他们相信，只要运用得当，他们的信条是能够带来世界和平的。1856年，广东官员们俘获了一艘英国籍的帆船。为此，香港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措施，而自由派们则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此时已经担任首相的帕默斯顿支持在场之人的行为，并质问议员们“是否要放弃拯救一大群英国公民，任凭他们落入世界尽头的野蛮人之手？更何况，这些野蛮人绑架、杀人和下毒，简直无恶不作”。13下议院对其投了反对票，而帕默斯顿也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就外交政策问题举行了一次普选。大多数为中产阶级的选民们以“英国式（John Bullish）”的爱国主义予以回应，并热情洋溢地赞同帕默斯顿对中国的铁腕手段。他的主要对手科布登和和平主义者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失去了席位。即便这意味着与一些固执的排斥自由贸易的国家开战，无形帝国几乎受到了所有经济体的一致欢迎。

帕默斯顿的威胁政策依托所谓的炮舰政策。小型、吃水浅而全副武装的炮舰是19世纪50年代的创造。它们很快就被派遣到了世界各地，成了无形帝国的驮马。每一批新式的炮舰都配备有最新式的武器。早在1890年，炮舰上就已经配备有探照灯、能快速射击的后膛枪以及机关枪。这使得其有了强过其对手几倍的火力。其中的一些炮舰名称当中融合了好斗性和洋洋得意的傲慢：巨人、爆竹、嬉戏、格斗家、傲慢、忠诚和粗暴。

领事们（往往是前海军和军官）需要傲慢和决断力这两种品质。同样需要这些品质的，是那些作为帝国刀锋的船舰指挥官们。以指挥官兰布顿·洛兰（Sir Lambton Loraine）为例。他是一个35岁的准男爵，同时也是新式装甲舰“尼俄伯（Niobe）”号的船长。1873年该舰停靠在牙买加的金斯顿（Kingston）。当年8月，他接到命令，来到多米尼加海岸上的普拉塔港。在那里，当地的总督闯入了英国领事馆，并逮捕了三名寻求庇护的人。这一行为显然触犯了英国的威望。为此，洛兰迫使总督给他的三个犯人松绑，然后将他们送上“尼俄伯”号。在这之后，英国人命令多米尼各的军队将英国国旗升上领事馆的领空，并鸣枪21响致敬。

1874年6月，在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发生了一些骚乱。这使得“尼俄伯”号来到了科尔特斯港（Puerto Cortez）。她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一家铁路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和财产。在英国人的资助之下，该公司正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之间铺设铁路。当地的一个指挥官斯特瑞波上校（Colonel Streber）威胁了该公司的工程师及其工人。除此之外，他还从伯利兹（Belize）附近海域的英属岛屿上绑架流民，进一步危害到了英国人的权利。至此，洛兰已经将其行动限制在遭受侵扰的海岸附近，还将一位洪都拉斯的军官带上船一次。这位军官目睹了英国士兵的刀枪操练（如果他早一天上船的话，他就能看到对一位年轻水手的鞭打了）。光是展示武力并不足够；在要求斯特瑞波归还英国财产之后，洛兰用战时火箭和七厘米口径的炮弹轰炸了他位于奥摩阿（Omoa）的要塞。几个小时之后，这位陆军上校就投降了，并将其战利品拱手让出。

1874年11月，洛兰和“尼俄伯”号再次出征，这次是去往古巴的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uba）。不足一个星期之前，一艘西班牙战船已经捕获了一艘载着古巴反叛军和武器的美国蒸汽船“弗吉尼厄斯（Virginius）”号。“弗吉尼厄斯”号被带回了圣地亚哥。在那里，总督不仅开始开枪射击船上的反叛军，也射击船员们。直到“尼俄伯”号进入圣地亚哥海港的时候，已经有37名英国公民遭到杀害。而总督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在英国领事的陪同下，洛兰登陆并告诉西班牙人，如果他们胆敢再杀人，他就会立即击沉一艘西班牙战船。虽然港口中停泊着六艘西班牙战船，但是出于对英国皇家海军的极度恐惧，当地总督立刻离职了。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人们都将洛兰当作英雄来崇敬，而西班牙政府则不得不卑躬屈膝，向那些被害人的家庭提供补偿。14

虽然说，在1873年到1874年间“尼俄伯”号的行动反常，但是它极好地阐释了无形帝国的运行机理和目的。多米尼加政府已经太过虚弱，以至于不能控制它手下的一个官员；在洪都拉斯所爆发的混乱威胁到了英国人在此地的投资；而作为一个正在衰败的帝国凶暴的代理人，古巴的总督正在威胁英国公民的生命。这些情况无一不需要迅速的反应。这位采取行动的海军将领拥有强大的自信，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的行为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在更为通常的情况下，类似于“尼俄伯”号的船只在海洋上巡游，时而开进海港，提醒拉丁美洲人、中国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英国人的力量。只要有危机发生，当地的领事或大使就会要求船只入港。如果可以实行，这些船只就会遵循外交部的指示，而船上的指挥官们则会监视事态的发展。如果不是出现类似于在圣地亚哥所发生的紧急情况的话，英国政府不主张直接干预。这是因为，他们更乐意说服当地的权威担负起责任来。1892年，正是彭亨（Pahang）素丹手下的警察们将杀害一些英国锡矿工程师的凶手们集合起来，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海岸线上已经出现了两艘英国战船。15

到1870年为止，无形帝国的触角已经伸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亚洲和非洲贵族们都签订了条约，保证不妨碍传教士和商人们的活动，并且打压奴隶贸易和海盗活动。此时的拉丁美洲非常适合经商和投资；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将土耳其帝国当作“实际上的英国保护领地”。16尽管无形帝国最初的目的在于方便英国人在世界各地进行贸易活动，它也将更高的道德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身上。奴隶制和海盗活动是错误的，而且，当他们在海外活动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和国内一样，官员和军队都诚信可靠。

无形帝国依靠的是英国的海洋霸权。1815年的时候，皇家海军拥有214艘战船以及近80艘小型船只。虽然在战后，英国政府大幅度裁剪了自身的军队，但是，1817年，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坚称，为了保证英国的安全，她必须拥有“强过世界上任何两个能够联合在一起对抗我们的国家手下的海军力量的海军”。17此后，直到19世纪末，尽管议会经常要求政府削减开支，并指出其第一要务在于减少支出和税收，但英国政府或多或少都遵照重视海军这一原则行事。在维多利亚时期，人们时常对侵略感到恐惧。这也就使得人们无法削减海军的开支，并且经常会触发应急反应，开始建造船只。

在对遭遇侵略感到恐惧的背后是对英国的宿敌法国的怀疑。自1815年到1817年间，英法关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要么极为友善，要么互相敌视。在1840年，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而在1844年到1845年间以及1859年，上了年纪的威灵顿公爵急切地沿着南方海岸考察，试图找出法军可能的登陆点；旧有的关于法国尚武主义的厌恶仍旧持续着。所谓的、全民对“荣耀（la Glorie）”的狂热也不易消退。在另一方面，英国人对法国在北非建立陆上帝国的活动表现得十分大度。无论是在法国人向印度洋上的安齐拉纳纳（Diego Suarez）发动进攻、并试图占领它的时候，还是在法国人与西非的统治者签订条约的时候，英国人都没有采取行动。与无形帝国所签订的条约不同，法国人所签订的条约上注明了其对这一地区拥有君主权。

然而，在1840年法国人向埃及总督提供支持之后，英国人再也无法坐视不管。这位埃及总督试图在中东的奥斯曼各省当中划分出一个个人帝国。拿破仑的埃及冒险令人记忆犹新。因此，地中海舰队接到命令，对此进行干涉。法国做出了让步，而不是单方面发动战争。英国的战船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穆罕默德·阿里位于叙利亚和黎巴嫩海边的要塞。那些落在阿克里（Acre）的炮弹就是英国实力的强力证明。这表明，只要英国人认为自己重要的利益遭到了侵犯，他们就可以使用自己的海上力量。

然而，海上力量的使用受到了很多限制。许多人怀疑，海上力量是否真的能够保护英国免受其另外一个敌人俄国的侵扰。在这段时期里，英俄关系异常紧张。自19世纪20年代末到下个世纪初，世界事实上面临着一场冷战。在1854年的时候，冷战变为了热战；在1877年和1885年的时候，战争也一触即发。对于每一个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外交家和策略家来说，对俄国的恐惧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属于什么阶层，抑或持有何种政治观点，英国人都对俄国抱有极大的恐惧。人们普遍认为，沙俄是英国的对立面。俄国完全没有个人自由、政治自由以及法律自由这些英国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是人们所认定的英国力量以及地位的源泉。俄国沙皇是一个独裁者，而其民众则是一群奴才，不假思索地执行其主子异想天开的命令。“随着俄国力量的增加，其民众的独立性也就消失了。”1835年，一名“恐俄”分子这样说道。这个国家“对于掠夺土地的爱好无可救药”，为了给新增的人口提供居住地，它不断拓展自己的疆界。18虽然其政治、社会以及经济都很落后，俄国却有着击溃英国的杀手锏——其八万人的军队。

这一有时近乎歇斯底里的情绪之所以会产生，是出于英国人对俄国人从陆上进攻印度的恐惧。这一世纪初，拿破仑已经为俄国人指明了方向。自此，政治、军事以及海军人士一直在探讨俄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在1826-1828年的俄波战争和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之后，推测和焦虑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第一次战争当中，以高加索为基地的俄国军队打败了一支波斯军队；而在第二次战争当中，俄国人曾到达距离君士坦丁堡近在咫尺的地方。在俄国人的铁蹄下，亚洲力量的两大弱点暴露了出来。而俄国人也展示了自己的意愿与实力，希望与英国人在敏感地区一争高下。

俄国向东到里海的军事行动更为直接地影响到了印度。她建立帝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按照“恐俄”分子们的说法，一旦俄国人攻破了中亚诸汗国，他们就会将矛头指向印度。1838年，一个印度的公务员预言印度人民“将被俄国专制的海洋淹没”。他特别强调，接下来的这场斗争是暴虐帝国主义与慈悲帝国主义之间的较量。如果俄国人赢了，印度人就会变成“一个自称文明，但事实上野蛮的政府手下的奴隶”。19

所有人都同意，俄国人拥有人数上的优势。哥萨克人传奇性的忍耐力与凶猛性格也广为传诵。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敌人，英国海军可能不堪一击。尽管在1832年的时候，一个海军军官就已经评论道：“如果俄国人企图进攻加尔各答，那么我们就可以到圣彼得堡去走一遭。”20与其他人一样，两年后的威灵顿公爵也十分害怕俄国人对印度的威胁。他寄希望于印度军队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所受到的训练。然而，有少部分人提出了中肯的问题：行动迟缓、迂腐保守的俄国军阀将如何应对从喜马拉雅到里海的运输线。21无论如何，有一些俄国军官认为远征印度是可行的，并天马行空地谈论远征印度一事。

伦敦和加尔各答都非常重视俄国人的自吹自擂以及他们在波斯以及土耳其帝国周边地区的活动。无论如何，英国人都必须监视俄国人。不言自明的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以此为目的。英国人必须将沙皇的舰队挡在地中海之外；土耳其民族混合的特点，特别是其中东各省的特点，则必须得以保存。英国人必须教会波斯和阿富汗的统治者们，比起俄国来说，他们应该更加畏惧英国。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爆发的一系列事件无不是冷战的标志：外交上的策略、诡计和颠覆。而且，英国于1838年侵略阿富汗的行动走上了一条歧途。1853年俄国人侵略土耳其巴尔干地区的行动同样出现了差错，造成了英、法、俄三国之间的正面冲突。虽然俄国军队陷入了困境，但是其舰队仍旧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击沉了土耳其舰队。英国人立即予以还击，将自己的地中海舰队开入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由于俄国人是虚张声势，他们试图避免一场遭遇战，并将其舰队开往塞瓦斯托波尔海港（Sevastopol）。后来，在那里，俄军故意将他们的战船凿沉。在海军部的压力下，英国内阁同意向克里米亚派遣一支海洋远征军。它们所担负的使命是夺取塞瓦斯托波尔，并摧毁此地的码头和仓库。

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是一场帝国战争。尽管有些人会认为，俄国更像是亚洲力量而非欧洲力量，但这是19世纪时英国唯一的一场与欧洲力量之间的较量。没有领土之间的争夺；这场战争唯一的目的在于保证英国在地中海的海洋霸权。它也间接地扫除了印度所可能面临的威胁。如果俄国取代英国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这一威胁就渐趋明显。

对于俄国来说，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她的军队被英军打败了四次，而且还丢掉了塞瓦斯托波尔。现在，这场战争留给英国人的印象，主要是本国高级将领们的失策以及陆军部（War Office）和财政部对战争的错误安排（这一点很快便得到了纠正）。与此同时，这场战争也揭示了俄国人军事计划的空虚性。其军队指挥无方，使用的则是老掉牙的兵器。其背后是一个摇摇欲坠，只要有一丁点压力便会完全散架，并且难以复原的政府体系。正如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一些有见地的俄国人所评价的那样，两个“现代”国家打败了一个在政治、社会以及经济方面都很落后的国度。

在现实条件（status quo）下，英国处于有利的地位。1856年11月，一支英国军队在波斯登陆，并要求纳赛尔丁·沙（Shah Nasr-ud-Din）放弃赫拉特（Heart）。在英俄冷战期间，这一横在阿波边境上的要塞是许多具有极大象征以及策略意义的边地中的一个。俄国人要求沙无视英国的威胁死守赫拉特。但是，在面对英印联军的时候，沙做了退让。虽然俄国越过里海、继续向东推进到了阿富汗的北部边境，印度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在1864年和1868年之间，俄国军队占领了希瓦（Khiva）、塔什干（Tashkent）和撒马尔罕（Samarkand）。

当俄军向喜马拉雅山山麓艰难行进之时，欧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自1815年以来，大国之间的和谐就已经暗含危机，而克里米亚战争则将其彻底摧毁。其中最为直接的受益人便是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1859年到1870年间，在法国和普鲁士的帮助以及英国的许可下，意大利得以统一。普鲁士接连发动了三次战争，分别战胜了丹麦、奥地利和德意志南部国家以及法国。在最后一次战争中，普鲁士得到了德意志其他地区的支持，其最终胜利的标志是普鲁士人在曾经属于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中宣告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英国人对欧洲格局重塑的影响较为轻微，因为其策略和商业利益都没有受到威胁。的确，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英国的商业利益甚至还有了增加。在此期间，为了给双方军队提供服装，英国出口了300000000磅的羊毛布。

许多笔交易可能是在布拉福德交易所（Bradford Exchange）内完成的。这是于1867年完成的一座壮观的建筑。这一哥特式建筑的外墙上装饰有圆形浮雕，表现出为英国现有的财富和地位做出贡献的人们。其中包括1865年去世的帕默斯顿，他代表了与任何妨碍英国人在世界各处贸易自由相斗争的决心；科布登代表了自由贸易的巨擘；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理查德·阿克怀特（Richard Arkwright）和铁路工程师乔治·斯蒂文森（George Stevenson）则是工业革命中杰出人才的代表；德雷克、雷利、安森和库克则表现了英国在海上所取得的胜利。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捕捉到了这些形象选择背后的精神。在1848年《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初版的时候，狄更斯这样写道：

上帝创造地球，是为了方便董贝父子在此地贸易；创造日月则是为了给予他们光亮；创造江河是为了让他们在此地泛舟；彩虹则告诉他们未来好天气的兆头；风向或者有利于他们的事业，或者正相反；星星和行星绕着他们的轨道行驶，为了保持以其为中心的体系不受侵犯。

第二章

我们是为了播撒文明的种子而踏上征途：帝国和公众舆论

1815-1880

对于英国公众来说，帝国意味着什么？在19世纪，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随着国家不断的民主化，有关这一问题以及其他关乎国家利益的问题，人们的想法和情感也显得越来越重要。1832年议会改革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的选民阶层，而1867年和1884-1885年的改革和重新分配法案将选举权扩大到多数城市以及乡村的工人阶级。当时的人们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政治进步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受过教育的人们之间合理的争辩被证明是解决人类问题最完美的方法。与此同时，日报以及周刊的读者数量在不断增加，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这些报刊散布各种信息，并且引发人们关于国家大事的讨论。伦敦媒体利用了1840-1860年间不断扩大的铁路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报纸，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全国各地。

在这个时间段，人们有关帝国的态度区别很大。人们群情激昂，争辩应当如何规范帝国、如何最好地安置其人民以及是否应当扩大帝国范围这些问题。从整体上来说，人们都同意，帝国力量强大，能够经由贸易散播文明，也能够将更为高级的行为模式施加于其“野蛮”的居民身上。很少有人会对《太阳报》（Sun）的一则社论表示反对。在这篇社论当中，人们对英国最新殖民地新西兰所选择的政府形式表示欢迎。1847年1月，新西兰宣告了自己所选择的政府形式。“几年之前，这个国家里满是一群四处游荡的、强壮的野蛮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更好的本质。在历史上，这一点是前无古人的。”1

然而，就毛利人以及其他的土著居民是否有“更好的本质”以及应当如何教化他们，英国国内众说纷纭。其中的一派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士兵、海员以及官员（很多人以前是公务员）、殖民主义者以及其在英国国内的拥趸。他们对这些人是否能够接受教化表示怀疑。而在另一方面，有很大一部分的基督教博爱分子相信，这些人能够接受教化，能够达到和欧洲人同等的教育水平，行为举止也与欧洲人无异。这一部分人大多是非国教徒、中产阶级以及自由派和激进派。他们的对手主要是有贵族或乡绅背景的安立甘教徒以及辉格派或托利派的同情者们，尽管在这个时期，政党派别的重要性还远没有之后一个阶段要来得大。

19世纪初，帝国最重要的议题便是奴隶制。在18世纪70年代的时候，废除奴隶制运动得到了促进，并且从各个阶层赢得了不少支持。福音主义者们坚信，为了获得救赎，就必须要去拯救他人。很多反奴隶制的宣传都是情绪化的，强调奴隶所承受的无情对待以及他们内心的痛苦。对于那些遭受过罗马天主教运动的人来说，这一运动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按照理性，人们可能会争辩，奴隶制对国家的经济来说非常重要（事实上也确实有人这样做了）。但是，从感性的意义上来说，单就其所造成的灾难，就足以解释为何要将其废除了。

反奴隶制运动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力量，主要是要归功于其领导者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的能力以及决心。为了向民众展示黑人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他们参与了建立实验殖民地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的运动。该殖民地于1787年建立。塞拉利昂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在当地人当中引入文明、使用自由劳动力耕种土地”以及教育他们，使得他们达到和欧洲人同样的文明水平。塞拉利昂欣欣向荣。1808年，它成了皇家殖民地，而其首都弗里敦（Freetown）则成了新皇家海军反奴隶制中队的基地之一。

英国废除奴隶贸易标志着这一运动第一阶段的胜利。自此，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们尽其最大努力说服其他的政府效仿英国的榜样。战船中队追逐并逮捕奴隶贸易商。它们的活动范围首先在西非以及刚果海岸附近。此后，为了压制阿拉伯奴隶贸易，他们在印度洋和波斯湾活动。

起初，英国单方面向奴隶贸易发难，激发了相当程度上的热情。英国人也普遍将其当作民族自豪感的源泉。1840年6月，“消灭奴隶贸易以及在非洲传播文明”协会在埃塞克特厅举办年会。会上，阿尔伯特亲王发表开幕词，认为“消灭奴隶制”这一行动的动机是高尚的。他得到了狂热的欢呼。同样，托利党领袖、后来的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也获得了不少欢呼。在其所发表的即兴演讲当中，他表示，如果不在大陆上彻底消除奴隶制的话，英国将永远无法证明，“非洲的黑人与其欧洲的白人同伴地位相同”。2八年后，一位与皮尔持相同意见的人士表示，皮尔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

在整个非洲大陆，“英国人”的名称已经成为安全的代名词。如果一个白人传教士拜访黑人部落，他们只会问一个问题，即他是不是能使自己的子孙们摆脱奴隶制的白人中的一员。3

1855年，当大卫·列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在卢旺达附近海域把一些黑人带上船的时候，他这样介绍自己手下的水手们：“这些人都是我的同胞。为了消灭那些买卖黑人的贸易，女王陛下将他们派遣到此地。”4

英国人道德上的优越感以及在世界上推行正义的意愿在《自由》（Freedom）一剧当中展露无遗。该剧于1883年首次上映。其中，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厄内斯特·加斯科因（Ernest Gascoigne）拯救了一些埃及女孩，使得她们免遭被奴役的命运。在当地权威质疑他的时候，他声明：“这些女孩过去是奴隶，但她们现在自由了！以英格兰之名，我告诉你们，她们是自由的。你敢动她们一下试试！我谅你不敢！”5他的演讲赢得了其手下士兵们极大的支持。无疑，民众也对他表示支持。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提醒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是自由和文明的旗手，而这一点也令他们感到高兴。

英国人向外界宣传针对奴隶贸易的世界战争，将其视作英国人文关怀以及启蒙主义最为光辉的例子。由于对法战争，奴隶制这一概念令英国人感到憎恶。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个人自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每当一位印度仆人使用“我是你的奴隶”这一表述，游吟诗人及加尔各答主教雷吉纳尔德·希伯（Reg-inald Heber）就会发自内心地感到一阵颤抖。6

比起在英帝国境内全面禁止奴隶制，禁止奴隶运输要来得更为简单。西印度种植园主以及其议员同盟都不懈地对禁止奴隶运输表示反对。其中的一些批评者觉察到了伪善，并质问为什么那些关注黑奴生活的人为自己的民众所做的事情如此之少。根据19世纪初支持奴隶制的一本小册子所说：“在英国，许多绅士所有的阉掉了的牲畜或充满勇气的赛马，以及许多女士的垫肩都比我们的穷人所获得的照顾要多。”7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托利党的《反雅各宾》（Anti-Jacobin）中所说的那样，那些“大喊大叫的、卫理公会派的博爱主义者”认定，所有的种植园主对待奴隶的态度都很糟糕。8种植园主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来证明他们是有人性的人。在1816年，巴巴多斯人指出，怀孕的女性可以免于田野劳动。而且，带着未曾意识到的讽刺意味，他们加上了一句，当她们生子的时候就能够得到经济上的补偿。9这样的慷慨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是因为，在1816年，巴巴多斯爆发了奴隶起义；1823年、1824年以及1830年，在牙买加爆发了相同的起义；1823年，英属圭亚那爆发了同样的起义。对于殖民部来说，最后的这次起义是一场麻烦事，因为他们很难找到更多部队来镇压它。10

辉格派和激进派主导的、经过改革后的众议院，于1833年废除了奴隶制。它设立了一个过渡期，允许在全面推行雇佣制之前的几年内，在种植园内暂时保留奴隶制。一直以来，在有关奴隶制的辩论当中，在解放了奴隶之后他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境遇一直是一个中心议题。奴隶制的支持者不断表示，奴隶们将“很快陷入糟糕的贫穷状况，并且逐渐滑回到其旧有的非洲式的慵懒生活、怠惰的性情以及贫困之中”。11他们的结论是，废除奴隶制会导致当地经济的解体。

废奴主义者总是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奴隶制的目的是提升西印度人性情的第一阶段。从奴隶制当中解放出来后，他们应当自由地创造自己的未来，并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1839年到1840年拜访安提瓜的一位废奴主义者发现奴隶们有正在创造自己未来的一些好兆头。7000名儿童正在上学。在那里，他们能够经常阅读《圣经》。而且，一群“看起来很尊贵”的人们聚集在位于圣约翰的卫理公会礼拜堂当中。这些信徒均来自一个繁忙的小商贩集体。与此同样令人满足的是，一次长期的、迟到的性改革正在进行之中。“甚至监督们都已经一个接着一个地停止了罪恶的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在形成有名誉的关系和婚姻。”12

从上层往下层看的时候，情况则显得不容乐观。1849年，英属圭亚那总督詹姆斯·莱特爵士（Sir James Light）担心，很多前奴隶会将解放认定为与白人之间的平等。在其殖民地内部，他对于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消失表示了遗憾。当他以及其他有财产的人从乔治敦穿行而过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是“懒人们的嘲笑和无礼的评价”。13更为糟糕的是，前奴隶们拒绝在种植园当中劳动。这也就使得种植园主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人们开始追溯17世纪早期的案例，开始向种植园进口契约奴。在帝国内部最初的移民运动之中，他们将贫穷的中国人和印度人运到了西印度，并雇佣他们工作。1857年，在特立尼达种植园上工作的14000人中，超过半数的人是来自印度和中国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数量本来会更多，然而因为运输船只既不卫生又不透气，有很多移民在途中死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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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帝国内部结束奴隶制的运动的同时，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教的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了。在为基督教服务的方面，皈依可谓是最高形式的服务之一。“夜晚的时候，保罗见到了一幅景象：那里站着一个马其顿人。他向保罗祷告，要求他到马其顿来拯救他们。（行传，XVI,9）”这一指令对福音主义者来说有很强的感染力，他们中有很多人经历过这种个人皈依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够感受到上帝恩典的到来，并居住于他们身体当中。托马斯·肯德尔（Thomas Kendall）宣称：“对于上帝来说，一个贫困的异教徒的灵魂与他自己的灵魂价值相同。”从其得到拯救的那一刻起，他就决定要带领其他人感受其内心所能感受到的恩典。1817年，他开始在新西兰的毛利人当中传教。15

在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并不仅仅救赎灵魂，它也使得整个种族再生。在1819年所写作的、关于开普殖民地的记录赞扬了摩拉维亚传教士在此地的传教工作。他们已经将“懒惰的、低级的霍屯托人改造成了社会的积极的道德分子”。“我们来到这里，既是文明的播撒者，又是传教士。”1874年，詹姆斯·斯图亚特这样写道。他是新生代福音主义者当中的一员，既学习医药，又学习神学。为了继续其良师益友列文斯通的工作，他带领着一批手艺人来到中非。他将工匠带到此地，向当地民众传授新的技艺并且建立起一个新的、自给自足的、有秩序的基督教社会。在此之前，此地还是一片混乱。多年后，在他的帮助下所呈现的效果逐渐凸显出来。一位部落民这样告诉他：“让我用一柄铁尖轻标枪换得一部福音书吧！因为对战争的爱已经从我的心中消失了。”17

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传教士们也负责将西方的价值观传播到信众当中去。1875年，一个刚毅的卫理公会派传教士乔治·布朗（George Brown）在巴布亚西部的新不列颠岛上开展传教工作。此时，他已经不仅仅在拯救人们的灵魂了。在三年当中，他“成功地将文明与基督教的新风吹向新不列颠和新爱尔兰的大部分海岸。这样一来，商人就能够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登陆，并且在岛上生活”。18一位积极采取布朗方法的海军将领如是赞扬道。一次，内地的酋长们试图杀掉布朗、他的信众以及他们所能见到的每一个欧洲人。布朗带领一小股皈依了的斐济信徒予以反击，并击败了酋长们。每一个斐济人都配备有两支鸟枪和一支左轮手枪。这样的人是很有用处的；在记录其19世纪60年代在沙捞越（Sarawak）的经历之时，查尔斯·布鲁克（Charles Brooke）相信，在传教士们的协助下，那些嗜好猎取敌人头颅的达雅人能够变得更为驯服。19

传教士们不仅仅是帝国的开路者。有些时候，他们甚至是帝国与殖民地民众之间的调解人。经由他们同英国教会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普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与帝国联系起来。这些人为他们的活动筹资，并且促进其活动的开展。杰莉比（Jellyby）夫人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位。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1851）当中，狄更斯讽刺其是一个“将非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生物。为了支持传教士们在尼日尔河岸上的“博瑞布拉-盖阿（Borriboola-Gha）”定居，她忽视了自己的家庭义务。但是，接下来，狄更斯并没有在“高贵的野蛮人”身上浪费笔墨——“他的美德是谎言；他的幸福是一场幻影；他的高尚是一派胡言。”20虽然如此，许多狄更斯的同胞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试图让这些生灵改造成有为的基督徒。

传教士们鼓励传教活动的支持者们，希望其捐献钱财、《圣经》以及描绘异教徒悲惨和堕落生活的小册子。人们提供了有关印度杀婴、撒提、偶像崇拜以及其他迷信的可怕描述。居住在太平洋和非洲的人们所讲的故事则包括部落战争、食人风俗、家庭奴役以及几乎不加掩饰的乱交细节。“由于羞耻”，在中非，有一些“不能解释或言说”的罪恶。按照其中一位恼怒的传教士的说法：“卡菲尔人（非洲黑人）的幻想是追求妙龄少女，试图与之交媾。更为合适的说法是，它所寻求的是性爱。”他认为这种说法解释了为什么在15岁之后，白人的孩子就能够超越黑人的孩子！21英国国教徒和卫理公会派教徒都意识到了教士们任务的艰巨性，而且充分地明白希伯主教为对外传教所写作的、脍炙人口的赞歌背后的含义：

辛辣的微风柔柔地吹过锡兰岛旁，

又算得了什么？

尽管处处景色宜人，

只有人是可耻的……

有趣的是，这些语句是在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牧区公馆当中写作的。此时，该赞歌的作者甚至还没有到达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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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教士们相似，士兵们也被视作教化者。在这一时期，帝国战争几乎层出不穷。在1817年和1878年间，东开普省部落之间断断续续爆发过一些战争。在英国人看来，这些部落没有区别，都是卡菲尔人。1879年，一支英国部队入侵了祖鲁王国。1867年，一支远征军进入了埃塞俄比亚，并从提奥多尔皇帝手中救下人质。1873到1874年，为了惩罚黄金海岸的阿散蒂人，英方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战争。印度军队参与了在缅甸的战争（1824和1853年）、阿富汗的战争（1838-1842年以及1878-1880年），征服了信德（1843）以及旁遮普（1845-1846以及1848-1849），并且镇压了兵变（1857-1858）。

规模庞大的兵团时不时地越过西北疆界，以惩罚其以不听话而臭名昭著的部落民。在1846到1870年间的新西兰，代表殖民者利益的部队也同毛利人作战。1837年，加拿大的殖民者镇压了反叛运动。在1839年和1860年间，英国发动了三次攻打中国的战争，1856年，他们攻打了一次波斯。

英国媒体大量报道了早期战争。他们往往转述当地报纸、官方电报以及在前线作战人员的信件。1840年1月10日，《旗帜报》（The St and ard）复述了《孟加拉公报》（Bengal Gazette）有关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报道。与此同时，他们登载了当地高级官员们的电报。这家报纸也获得了军人们的信件。其中的一位亲眼见证了在向喀布尔（Kabul）行军的过程中，第16长矛轻骑兵部队士兵与马溺死的场景。22为报道在新西兰和开普殖民地前线的战争，1847年，《太阳报》（The Sun）使用了类似的材料。

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一场新闻革命彻底改变了处理帝国新闻的方法。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首批战地记者跟随军队并且编辑稿件。他们用快船和火车将报道寄回。10天到14天后，这些报道即可见报。1855年5月，这一时间间隔缩短到了48小时。这是因为，在巴克拉瓦（Baklava）军事基地建立了一个电报站。此后，人们就能获得有关帝国战争的第一手材料。在镇压印度兵变的战争、1859-1860年对中国的战争，以及对埃塞俄比亚、阿散蒂（Asante）、阿富汗以及祖鲁王国的战争当中，战地记者都紧随英国军队左右。人们也开始用战地素描和现场照片来描绘当时的战争，例如1842年所创立的《伦敦插图新闻》（Illustrated London News）。自此，英国人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具体可感了。10年后，这一报刊上登载了描绘开普殖民地当中战争的图片。随军的画家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第76苏格兰军在灌木丛中打游击的特点。23这些插画相当受欢迎。到19世纪70年代，除了派遣战地记者之外，媒体也向前线派遣战地画家。

业余的记者和艺术家仍继续存在了很多年。许多收到士兵信件的家庭将这些信交给当地的报刊，以供发表。这些有关战争生活的描述往往惊人地写实。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坎普尔（Cawnpore）大屠杀后第78苏格兰军中的一名士兵所写的信件作为例子。该信件于1857年10月在《阿伯丁纪事》（Aberdeen Chronicle）中出版：

它（屠杀）激发了我们的愤怒，血液都沸腾了。此后，我能够听到78军士兵之间的对话：“我再也不会放过一个黑皮肤的人。”……我曾见过一些糟糕的景象。哦，天哪！如果我把短时期内我在孟加拉的见闻都告诉你的话，你一定会恶心想吐。因为我们要完成很多任务，我对其极度厌恶。我们只有几个人，一个人必须同时面对19个人，有时还不止19个人。最近，我幸运地逃过几次劫难，而我随时有性命之虞。但是，我仍旧希望，我能够活着看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并再次回到苏格兰的家。然而，如果他能够活着回家，他必须是个幸运儿……我们经历了艰苦的行军，几乎没有什么吃的；我们的衣服和鞋子几乎都磨破了，我们就像是流浪汉一般。然而，我们仍旧劲头十足，认定“好日子”即将到来。

那些仔细阅读过这些故事的人一定会因赞赏其同胞的毅力和勇气而激动不已。就报道的详细程度以及亲眼所见的细节数量而言，没有任何其他战争能够与这场战争比肩。这些记述当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耸人听闻的。1857年11月，《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向其读者保证，要向他们提供“有关印度人暴行最为全面的独家报道”。和其他报纸一样，它的报导当中充斥着冷血的、有关随意屠杀男人、女人和小孩的记录，也暗示着难以制服的印度士兵更为黑暗的、罄竹难书的暴行。饱受这些丑恶故事的影响，人们普遍要求报复。因此，通常稳重的剑桥联盟当中的一名成员这样说道：“当我们镇压了从喜马拉雅到科摩罗（Comorin）的反叛活动；当所有的断头台都被鲜血染红；当每一把刺刀都不堪重负而发出咯吱声；当每一门大炮前面的土地上都布满破布条、血肉以及破碎的骨头——到那时，我们再谈慈悲。”24同样嗜血的论调也出现在社论和讲道坛上。

1857到1858年在印度出现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英国人对帝国以及帝国当中的民族的看法。根据他们主人的说法，长期以来，印度人就受益于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政府体系。这一体系建立的理由便是促进其进步，并且使得其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依照这一观点，兵变既是一种背叛的行为，又是一种主动拒绝进步的行为。英国人之前是否没能进入印度人的内心深处呢？《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正是这样认为的。“孩童和野蛮人的成分埋藏在他们（印度人）的内心深处最为基础的部分里。文明不过是在他们的心灵上涂了一层薄薄的油漆。就像脱衣服一样，他们很快就将其脱下。”25如果这一切属实的话（在印度所发生的事情强烈地暗示了这一点），很多人道主义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更有甚者，它所依靠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向“野蛮人”传播欧洲宗教和知识，试图改造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他的内心里有着不能消除的缺陷。

印度兵变加深了英国的种族歧视。也正是因为这一兵变，博爱主义者们的信条遭到了质疑。建设帝国的两条道路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在1865年年末牙买加莫兰特贝（Morant Bay）所爆发的叛乱之后，英国国内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戏剧性地揭示了这一鸿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岛上的黑人群体中所爆发的骚乱以及失业问题已经造成了岛上人民关系的紧张。在莫兰特贝所爆发的一场暴乱致使几名白人官员和士兵死亡。在总督爱德华·爱（Edward Eyre）看来，这是反叛活动即将爆发的征兆，其规模和激烈程度均不亚于印度兵变。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现实的情况下，他立即颁布了军事法令，并且在牙买加西部的蓝山（Blue Mountains）建立了恐怖统治。陆军第六团团长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发信描述了处决有反叛嫌疑的人的场景。其信件中充溢着对总督决定的同情，也反映出了决策者的心理：“我……采用了一个能够立即在这些卑鄙的家伙们心中制造恐怖的计划。这远比死亡要来得恐怖。我让他们互相吊死对方。为了避免这一点，他们乞求我们将其射杀。”26死者中有很多人可能与骚乱并无关联。包括一名黑人浸礼会牧师G.W.戈登（G.W.Gordon）在内的数百人被绞死，更多的人受到了鞭刑。即使举行了审判，它们也是简短而概括的。

当有关暴动的新闻首次传到英国的时候，人们向爱道贺，认为他采取了及时和主动的措施，以防殖民地的15000名白人遭到50万黑人的屠杀。讽刺杂志《趣味》（Fun）刊载了一幅漫画：一个狂躁的黑人挥舞着一根燃烧着的木棒以及一把大砍刀，跳过白人女人和孩子们的尸体。这显然是对印度兵变的提醒。图片的下面是其名称：“我是人，还是兄弟？”这也是嘲讽废奴主义运动的口号：“我既是人，也是兄弟。”

爱行动中残忍的细节一传回英国，每一个人道主义集会都团结一致，要求以谋杀罪起诉之。为了对这些喧闹做出反应，另一派人士很快组织了一个为爱辩护的委员会，将其视作牙买加的救星。思想以及文学巨匠们分列两个阵营：托马斯·卡莱尔、查尔斯·金斯利以及狄更斯站在了爱的一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达尔文则反对他。这场辩论具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并且关注这场屠杀的受害者——牙买加的黑人。支持爱的人们认为，这些人之所以会遭到不幸，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懒惰。辉格派殖民大臣爱德华·卡德韦尔（Edward Cardwell）认为牙买加年轻人“无所事事、品行不端而且不检点”。《季评》（Quarterly Review）引用了他的观点，并对此表示赞同。他们担心，西印度的所有黑人正“滑回到他们祖先的野蛮生活当中去”。27在1866年剩下的时间里，这两派一直就这一问题争论不休。辉格自由派政府将爱解职。但是，就像它的托利派继任者一样，它拒绝为他定罪。政府没有重新起用爱。他于1900年去世。

爱的丑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在学界受到尊敬的意见的实质性内容，即帝国人民中很大的一部分对于进步无动于衷，并且需要强有力的手腕将他们统治起来。人文主义者们对“野蛮人”的评价是正确的：他薄情寡义，没有什么提升道德及知识水平的意愿。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他在帝国当中的角色是永远的失败者。无论如何，有关爱的争论制止了其他与爱有着类似想法的人。1879年，南非总指挥官、将军加内特·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爵士不情愿地放弃了用斯威士人对抗祖鲁人的计划。他这样写道：

我必须考虑到国内那些叫嚣着的、同情所有黑人的国内团体。与此同时，他们对自己的亲友所遭受到的、丝毫不亚于那些有趣的黑鬼们的灾难却一点兴趣也没有。28

与有关爱的辩论基本同时，有关帝国未来、更为广阔的政治论战也出现了。自由派、非国教徒以及自由贸易圈内弥漫着一种恐惧，即害怕帝国所激发的好战的民族主义和尚武主义会危及他们所认为的、英国真正的民族美德，即节约和勤奋。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阐述了一个典型的极端观点。他这样说道：“鉴于海洋霸权意味着傲慢，它还激发了其他国家对本国独裁权力的猜疑，那么它最好尽早消失。”在一个自由贸易盛行的世界里，挥舞大棒已经不合时宜。这是因为，自由贸易加强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感，并且消减了之前可能会引起战争的摩擦。至于殖民地，它们已经没有经济上的价值，为其保卫工作和管理工作付账则成了奢侈的负担。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殖民地都在走向自治，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几乎没有理由不像美国那样，挣脱与英国之间的联系。《泰晤士报》（The Times）否认了这一看法，并且在1862年2月4日，强调白人殖民地“不但都很繁荣，而且希望维持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母国之间的纽带”。他们现在可喜的状态是“文明的胜利”。英国应当以此为傲。许多殖民地同意自己所居住的地区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文明发展的成果。一位新西兰的移民预言，自己所居住的殖民地将会“作为一个社会崛起，并达到其前辈那样令人嫉妒的繁荣程度。此后，他们将会建立起最为坚固的壁垒，以维护我们最崇高的利益，公民与宗教的自由”。29潜在的殖民者们则急切地盼望英国维持其帝国。工人阶级刊物《蜂巢》（Bee-Hive）相信殖民地属于整个国家，并且收集了100000个签名，以向女王请愿，由国家资助失业人员进行移民。

政府最近一次认真对待帝国解体问题是在1865年。当时，由议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建议将西非海岸上的小型殖民据点全部清空。政府没有理会他们的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际上的操作困难以及关于取代英国统治力量的不确定性。反帝国主义者总是一个小众群体。他们总是在一个很少能够引起公众兴趣的问题上大做文章。1859年法奥战争、1863年丹麦战争以及1866年普奥战争都极大地否认了世界将会进入一个和谐和自由贸易的黄金时期的预言。就政治意义而言，在英国的敌人们都在努力建设帝国的时候，讨论帝国解体更是无稽之谈：俄国正将势力深入中亚地带，而在1860年，法国征服了阿尔及利亚，1867年征服了交趾支那（越南）。

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对19世纪60年代动荡不安的世界十分忧虑。他是保守党内部最有能力和影响力的人物。1868年之后，他领导了这一党派。他在这一机智不受重视的党派内部的升迁之路并不容易。迪斯雷利是个喜好炫耀的犹太人，也是个职业小说家，并且常常陷入金钱短缺的境地。因此，他常常将自己的职业生涯类比为爬上“滑竿”。但是，正如他自己可能会第一个承认的那样，他是一个自1841年以来就从未赢得过大选的党派中最有才能的人。在这几年间，它唯一尝到权力甜头的机会，是作为一些联合党派之中的合作者。1866年7月，随着丹比伯爵担任首相，而迪斯雷利担任财政大臣并可以对国王施加影响力之后，这一党派再度回到了权力的中心。

迪斯雷利对于每一次自由派外交和帝国政策的转向表示愤怒。他认为，这些转向是懦弱的表现。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意识到，英国必须积极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全球性力量的地位，以追寻其利益。如果必要，他将会使用武力。如果英国不维护并加强对其海外帝国的统治的话，这一点将无法实现。这是因为，海外帝国（特别是印度）是使得英国强大并受尊敬的理由。帝国是值得珍视的财产。作为政治家的迪斯雷利意识到了选民当中存留的帝国和爱国主义情怀。为了其党派的利益，他试图激发民众的这些情绪。在迪斯雷利的鼓励下，在其赢得大选后的一年之内，政府证明了英国仍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1867年夏天，英印联军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海岸登陆。他们侵入了内地，并且踏平了抹大拉（Magdala）。在那里，皇帝提奥多尔正囚禁着一大批欧洲囚犯，其中还包括一些英国军官。阿比西尼亚远征是一次很小的胜利。它证明了帕默斯顿的精神仍旧活着，而他的责任已经落在了迪斯雷利的肩头。

在非洲的胜利并没有给迪斯雷利带来大选上的胜利。在1868年，格拉斯顿领导下的自由派带着基于高尚的抽象原则的外交以及帝国政策回来了。迪斯雷利仍旧为爱国主义摇旗呐喊，保护君主免受自由共和主义者们的侵扰，并且指出他的对手们在海外维护帝国利益的失败。他所说的内容中有很大部分是为了激发新的工人阶级选民们的民族自豪感。在一次于1872年在水晶宫举行的、影响很大的演讲中，迪斯雷利对工人选民们说：

当我提到“保守”一词的时候，我所使用的是其最为纯净和最高层次上的含义。我的意思是，英格兰的人民，特别是英格兰的工人阶级，对于属于一个伟大的国家而感到自豪，而且希望维持其伟大的地位——他们因为自己属于一个帝国的国家而感到自豪。

在接下来的演讲当中，他保证自己以及其党派将会维持所有的这些制度，特别是帝国。此后，保守党就与爱国精神、皇室以及帝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874年，保守派回到了权力中心。他们具有的英国性可能并非其重掌权力的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自由派已经失去了动力，选民们急切地希望有一次改变。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迪斯雷利的民粹帝国主义的本质暴露无遗。实际上，帝国的运作仍旧遵循帕默斯顿所列的原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和印度的安全，必须以极大的精力促进无形帝国的形成。1869年，法国和埃及合资的苏伊士运河完工。这使得英国更有必要在中东维持其主导地位，因为现在这一地区是印度的生命线所在。迪斯雷利于1875年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主要利益，并且将这一运河纳入了英国无形帝国的版图。

出于对于运河的恐惧以及为了摧毁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近来的联盟，迪斯雷利插手了土耳其事务。1875年，其巴尔干统治区内的人民发动了一次暴乱。这导致了一场屠杀和反屠杀。欧洲力量和在英国的自由派都将这场混乱归咎于土耳其政府。关于土耳其在今天的保加利亚的暴行，英国人表示了道德上的愤怒。而这一点也得到了自由派的支持。格拉斯顿引领着谴责的风向，并且要求政府放弃支持这一衰老而无情的君士坦丁堡王朝。人道主义的利益超越了印度的安全问题。对于迪斯雷利来说，幸运的是，俄国入侵了巴尔干。而且，在1877年底，他的军队已经距离海峡不远。

公共意见的风向开始转向支持迪斯雷利。由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名为了不起的皇家海军“毁灭（Devastation）”号战船打头，一支英国舰队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里。而且，只是为了确定没有人忘记印度的安全正处于危险当中，印度军队乘船来到了马耳他。帝国正在为战争动员。充满战争狂热的音乐会听众们大声吼出了当时的歌曲：

我们不想战斗，但是，准不会错（by jingo），我们会战斗。

我们有船只，有人员，也有钱财！

此后，“沙文主义”变成了每一种形式的喧闹的、好斗的以及内在所激发的爱国主义。无论是其本身还是其表现形式，都不是新的。在1759年以及拿破仑和克里米亚战争当中，“沙文主义”已经存在。1877年危机是依靠外交手段解决的，而不是战争。因为其战争的努力，俄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致使其从海峡撤军。英国则接管了塞浦路斯。这是苏伊士运河潜在的一个哨兵岗。

1877年间对于战争的恐惧展现出了公共意见的变化无常。人们走向了情感上的极端，从对土耳其表示道德上的极端愤怒，到以同等的激情站在它的一边同俄国作战。社会的风向到1879年又发生了变化。这一次则是不利于迪斯雷利的。

就其本能而言，迪斯雷利并不是一个兼并主义者。他更偏好在英国的权力已经树立的地区加强或巩固这一权力，而不是在这些地区扩张这些权力。例如，在1877年，他让维多利亚女王宣告自己是印度的女王。这是一个将皇室同帝国联系在一起的姿态，将印度更为紧密地和英国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它也是英国政府在此地永久统治的保证。因此，英国政府卷入了1877年占领德兰士瓦的行动、1878年入侵阿富汗的行动以及1879年1月开始的对祖鲁王国的战争，这是迪斯雷利非常不想看到的结果。这些行动全都根植于当地官员镇压危机的个人行为。他们错误地认为，母国政府将会支持武力政策。战争开始时的第一个月，一支英国纵队在祖鲁王国的伊山得瓦纳（Isandlwana）几乎全军覆没，事态就此变得更为糟糕。在阿富汗，类似的事情也出现了。

一连串侵略性战争向格拉斯顿发出信号，是时候放弃半退休状态以及神学研究，并且使得国民意识到他所谓“比肯斯菲尔德主义（Beaconsfieldism）”的邪恶了——迪斯雷利于1877年被任命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比肯斯菲尔德主义是一种腐败的政治鸡尾酒。其主要成分是超道德的机会主义、军事冒险以及对其他人权利的忽视。在1879-1880年冬季，充满能量和道德上的愤怒的格拉斯顿跨越了南苏格兰，并且对那些毁灭英国公平和正义的政策提出了控诉。他告诉一个在格拉斯哥的听众，10万祖鲁人已经死去，仅仅是为了“从你们的炮火当中拯救自己的家园和家人，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理由”。阿富汗的村庄遭受了洗劫，而它的居民们则成了致力于征服的政府的受害者，被活活饿死。

听众当中的一些人可能曾于1879年聚集在爱丁堡，目睹了36名来自第50团的志愿兵从城堡走向韦弗利车站（Waverley Station），开启去往祖鲁王国的旅程。成千上万的人欢呼着，人们从窗口伸出手来，挥舞着手帕；乐队则演奏着《欢呼吧，男孩们！欢呼吧！》《现在谁会在乎妈妈？》以及《老英国的联合杰克旗》。那些找寻这场勇气秀背后原因的人将会从《苏格兰人》（Scotsman）当中找到答案。它将祖鲁人视为“淳朴而简单的野蛮人。他们可悲地臣服于巫师猎手和求雨医生的可恶的迷信，其生命和财产也全由凶暴的暴君支配”。

人们只会在短时期内陶醉于爱国主义。其中的一些受到诱惑的人再次考虑了一下，并为格拉斯顿投了票。对于他来说，自由派赢得1880年的大选意味着国家已经不再服从挥舞旗帜的沙文主义，并永远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对征服的兴趣（无论这一兴趣如何）。在自由派政府的领导下，国家又会重新回到其老路上去；经由自由贸易和自我帮助，它的人民将会获得经济上的繁荣以及道德力量。至于英国，作为世界的榜样，将会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世界。

第三章

种族任务：英国和“新帝国主义”

1880-1902

1880年，英国人仍旧能够随心所欲地行事，但是与二三十年前相比起来，他们的底气略显不足。英国仍旧是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力量，而且，其国际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其影响较为虚弱的、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的能力，而并非占有一个地域性的帝国。当然，印度是一颗无价的珠宝。在过去的20年里，印度军队接受了将无形帝国扩展到中国、马来亚和阿比西尼亚的强制性任务，并且接受了迪斯雷利的命令，保卫土耳其不受俄国侵略野心的困扰。

在某些地区，对于旧形式的无形帝国的需要正在消减。1886年，开普中队的指挥官告诉海军部，没有必要再派遣战舰保卫内海了。暴力革命以及内战时期已经过去，奴隶贸易也已经终止。现在政府能够维持秩序，并且，即便是在总统大选的紧张时期，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都能够得到保障。他补充道，在这部分的世界中，不像那些维护着当地法国和意大利利益的现代战舰，英国海军的船只已经过时，是“被嘲弄的对象”。1这一观察提醒了人们，其他的欧洲力量沿袭了英国的例子，并为他们的商业和投资活动提供全球范围内的海军保障。德国和法国战船经常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穿行。

在此前基本完全为英国人所控制的海洋区域内出现外国战船的这一事实揭示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更大的改变。当时的人们将其称作“新帝国主义”。此后，历史学家们采用了这一名词，来描述主要在非洲、远东以及太平洋巨头们突然兴起的一次兼并的狂潮。事实上，除了其狂乱的节奏以及德国、意大利、美国以及日本这些原本避免对外扩张的国家的参与，这一情况并没有任何新奇的地方。

工业化的国家侵入并占领欠发达及军事上弱势的国家的理由是复杂的。各处均有很多关于人类进步及文明传播的顽固谈话。在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参议员A.J.贝弗里奇表达了他对于“我们种族的任务，即所受上帝的托付，以及对于世界文明”的责任。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帝国主义分子曾表达过相同的感情。而在过去的60年内，在英国也曾重复表达过同样的情感。在吹嘘自己的文明的时候，往往伴随着对他人文明的责难。当国家间就每个国家应当拥有什么而进行争斗的时候，它们往往就会搬出这一套。1885年，当一支英国舰队为了从喀土穆救出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沿尼罗河顺流而下的时候，《法国报》（La France）充满嘲讽意味地评论道：

英格兰不会为了拯救文明或他们在苏丹的根据地喀土穆而做出任何事。他们之所以会承担这一价格昂贵且富有冒险性的远征，只是为了超度这一傲慢的种族。这一种族相信，它自己比其他的种族优越。

在19世纪后期，经济上的不确定和自我怀疑困扰着老牌以及新晋的帝国主义。从1872年起，世界贸易的模式正在伤害所有的国家，特别是英国。从此开始，直到1896年，世界就一直处于衰退之中。分散多处出现的、短命的经济繁荣干扰了这一进程。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以及美国政府做出了反应，放弃了自由贸易，转而采取保护措施。随着关税壁垒的建立，英国向这些国家的出口受到了冲击。然而，在英国，对自由贸易旧有的信仰一直很强，特别是自由派。那些胆小鬼和现实主义者，例如约瑟夫·张伯伦表示反对。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反对过这一简单的信仰，也就是自由贸易的黄金年代将会回来。随之而来的是，英国的统治地位也将回来。

所以，1880年，面对着迟缓的出口增长速度（从第一个十年前半的每年两亿三千四百万降低到了后半的每年两亿两千六百万）、进口额的增加、人口的增长以及城市衰落的增长，新的自由派政府困守自由贸易。更有甚者，英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力量，它的敌人们逐渐赶上并超越了它。在1880年到1910年间，英国的世界贸易占有量从23%下降到了17%。后来，它所占据全世界生产能力的份额是15%。与之相比的是美国的35%和德国的16%。

这些数字反映出了工业的停滞，企业家精神的式微以及工业革命早期标志性的创造力的衰退。在新工业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方法方面，英国落后了，任凭美国和德国在化学工业、石油业、电子行业和内燃机车方面担任主导者。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帝国战争中重要的武器，格林（Gatling）和努登费尔特（Nordenfelt）机枪是在美国制造的。而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两大发明——电话和电灯是美资公司推动，才在英国传播的。不管怎样，在银行业、造船业、保险业和投资行业“隐形”收入的保护下，英国还是免受出口缩水和落后生产方式的影响的。到1913年为止，英国依靠“隐形”收入获取37亿8千万英镑。

英国必须与一个缩小了的世界市场中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握手言和。19世纪80年代，随着其保护主义的敌人们开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宣示主权，英国出口的通道越发减少。他们占领这些地区，并宣告这些地区主要为其自己的贸易者和投资者服务。英国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但几乎徒劳无功。1884年，外交压力迫使私人所有的刚果市场对所有人开放。1898年，在德国和俄国与中国就它们在山东和满洲的特许权进行协商时，英国政府再度表示抗议。这一协商将会使得这两个强国得到贸易以及在省内投资的垄断权。2

在外交上发出反对的声音并不足够。在坚持自由贸易信条的同时，英国也必须要跟上其敌人的脚步。商人们往往会通过其地方商业议会，去要求政府采取吞并政策，以防现有以及潜在的市场被竞争对手夺走。19世纪最后几年，随着组织完备且有资金支持的扩张主义团体在德国和法国的出现，游说人们支持殖民的声音渐长。在这些国家以及在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新的、便宜而批量发行的报纸的所有人合作。后者拥有影响下层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意见的能力。

大众报刊不断向公众曝光国际上有关疆域的讨价还价，以及标志着新帝国主义阶段到来的、时而发生的正面冲突。人们很快发现，只要他们的国家看起来遭到了轻视，大众就可以进入好战的狂怒状态。亨利·威廉姆森（Henry Wil-liamson）所写的《驴子男孩》（Donkey Boy）之中所虚构的麦迪逊先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城市保险办事员，为自己“是一个身处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一双儿女的父亲”而感到骄傲。他是新的小报《每日三叉戟》（Daily Trident）的读者。这份报纸：

……运用忠诚、希望和警觉心这三种美德，反复诉说其对国王、国家以及帝国的政策。它是其灵魂的同床人。就让那些激进派称之为低级报刊吧；当他看到报纸的时候，他就会知道真相：在这类问题上，他有自己的想法。3

新报纸的所有人知道诸如麦迪逊先生此类人想要的是什么；《每日邮报》（Daily Mail)(1896年创立）的所有人哈姆斯沃思（Harmsworth）勋爵曾有一次表示，他的读者们从“真正的憎恶”当中得到乐趣。在19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对帝国主义敌意的增长，享受这一乐趣的机会越来越多。

在一个快速改变的世界当中，而且形势已经不利于英国的时候，英国应当如何适应这个世界，并在其中生存下来？正如很多自由派所相信的那样，它可以依靠自由贸易的旧模式以及无形帝国。但是，其他国家都在世界各地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允许其他国家染指。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占领了在非洲和太平洋上的许多所谓“空白（empty）”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无形帝国已经没有可能。实际的反应是，即便只是为了能抢先敌人一步，英国也要尽快顺应占领地盘的潮流。

1882年，当埃及的无形帝国崩溃的时候，格拉斯通政府替代以对该国的直接控制，用武力占领了这个国家。同样，在1884年，南部西非（纳米比亚）的德国定居者看似要和德兰士瓦的布尔人联合起来并攻下贝专纳（博茨瓦纳）。迄今为止，此地是经由英国传教士松散地控制着的。政府介入并宣告其为自己的保护国。对于格拉斯通来说，这是非常难堪的。这是因为，他坚定地反对延长帝国的寿命，但他不能允许权力从英国的指缝间溜走。更有甚者，他无法忽视在其内阁以及公众意见中帝国主义分子富有策略性的观点。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英国致力于维护其旧有的影响力，即便这意味着用直接控制来替代无形的控制。如果没有保证印度绝对安全的决心的话，就不会有帝国的计划。“只要我们能够统治印度，我们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力量。”1901年，寇松（Curzon）勋爵这样说道。“如果我们失去了它，那么我们就会直接变成一个三流的世界力量。”没有人会反对这一判断，也不会反对致力于保护次大陆安全的政策。在1898年到1899年的冬天，英国人无情地追寻着这个目标，已经到了为阻止法国在尼罗河河谷建立一个落脚点，不惜与之开战的程度。过了不到一年，英国的确和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开战了，以保证其在南非的统治。失去对尼罗河河谷的控制将会危及埃及，并削弱英国对印度生命线苏伊士运河的控制。类似地，英国在南部非洲力量的减弱将会危及好望角，继而威胁到英国在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洋霸权。

在其他的地方，英国能够负担得起妥协的代价。虽然并不总是在友好的气氛当中，但瓜分东非和西非、分配太平洋岛屿以及平衡在中国的利益，都是通过外交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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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扩张和随之而来的战争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公众的兴趣。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有关帝国及其未来的主意。两本理论性的著作，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的《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1869）以及约翰·赛利爵士（Sir John Seeley）所写作的畅销书《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1882）刺激了人们对帝国的重新思考。这两本书都安慰了那些对英国的前景感到忧虑的人。对于赛利来说，帝国是英国力量的来源。对于国家作为一个伟大的力量存在而言，其扩张和统一是最为重要的。在现代世界，规模就等于力量和重要性。在过去的20年里，在人口和面积方面，美国和德国都有增长，其力量也随之增加。英国力量的肌肉是其殖民地，特别是白人殖民地。这些地方就好像是英国的延伸。如果正如赛利所希望的那样，这些殖民地持续扩大，那么，英国就可以保有其世界地位，并最终把其新对手远远甩在身后。

英帝国是赛利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即英国人）特殊天分的一种表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在十分流行。其理论在于，将达尔文的原则从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简单照搬到人类世界，暗示有的种族比起其他种族来说更适合生存和繁荣。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往往一方面将究竟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一相关问题弃置一边，另一方面则都同意他们可能的后裔英国人代表着一个优越的种族。在物质、科学以及思想进步以及适应性方面，这一结论都能得到证明。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散布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掌控了其所处的环境。这一事实增加了英国人的总体印象，即他们是理想的、合格的统治者。

有关种族优越性的想法与帝国统一的论点搅和在一起，以促成新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它适应了时代，因为其给了英国一个机会制止其国际力量上的颓势，并刺激停滞的经济。无论如何，在1884年，300万澳大利亚人购买了价值2千3百万的英国商品。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珍贵的市场，而且是一个与英国有着亲缘、语言和组织上联系的国家。次年，新南威尔士向苏丹派军队，与英国和印度军队并肩作战，更是为上一论断提供了令人惊异的结论。

迪尔克和赛利帝国信条最为重要的信徒是约瑟夫·张伯伦。他可能是其时代最有能力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最不安分以及最难以定义的。从外表上看起来，他看起来像一个旧贵族，衣着得体，戴着单片眼镜，在纽扣眼里插着一朵兰花。事实上，张伯伦是一个伯明翰商人。他是以激进的共和派观点起家，从一个激进的地方市长爬到了格拉斯通手下的自由派部长职位。1895年，在一个保守派政府里担任殖民大臣。在其政治生涯中，他跨越了两大党派。1886年，他是一个自由派；而到了1904年，则成了一个保守党。这一特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的影响力为何如此之大。

在张伯伦的目标当中，帝国这一目标在其内心扎根最深，且持续的时间最长。由于希望实现帝国统一，且对格拉斯通不进行社会改革而恼怒，1886年，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张伯伦实现了社会改革。此后，他带领着一部分分裂出来的统一主义者与保守派合作，保证了其殖民大臣的职位。在当时，这一职位还是内阁中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他所主张的帝国主义是早期传播文明的想法与现代种族观念的混合物。1893年，英国将乌干达纳为自己的保护国。此时，他告诉下议院，国家欢迎帝国的新成员。他接着说，人们能够胜任传播文明的任务，因为他们既受到了过去传统的驱动，又受到了他所谓的“精神”的驱动。“这一冒险和事业的精神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特点。它让我们成了进行殖民事业的不二人选。”4

如果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想要完成其历史使命，那么理解它所需要培养的品质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最为重要的是，应当给年轻人以榜样，告诉他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应当如何行事，他应当培养哪些内在的品质，以及如何培养这些品质。一代大学老师、学校校长、教士、诗人、记者以及“男孩小说”的作家们都将其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了宣传对新帝国主义的礼拜方面。新帝国主义的内核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格”。这一抽象的概念是爱国主义、强健身体、集体游戏技能、公平竞争精神（有时也称为“体育精神”）、自制力、无私、勇敢和大胆这些概念所共同组成的，每一个成分都很平均。

舞台早已为盎格鲁——撒克逊理想的使徒们搭建好了。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公共学校经历了一场革命。拉各比（Rugby）的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博士首先发起这一运动，并改变了中层和上层阶级人的思想。阿诺德和他的助手们试图将基督教的利他主义灌输到其学生的脑子当中，并让他们学会运用其野心和攻击性。按照阿诺德的模式教育的公共学校的学生也学会了如何利用这一长官（prefectorial）体系来控制自己以及他人。这为他们统治以及惩罚帝国的“低等种族”打下了完美的基础。比起“性格”的塑造而言，智力的影响更为轻微。智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利用两种语言进行的无用而重复的工作。这两种语言是过去的两大帝国力量所使用的，即希腊和罗马。最终的产物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基督教绅士。他的行为遵循规则，而其最高的目标在于为他人服务。如果他必须要自食其力，那么他会成为一个陆军或海军军官、高级官员、教士、律师，或者加入印度或殖民地管理活动的分部。

1880年，新的一代人成年了。人们寄希望于他们，认为他们将会成为帝国的理想管理者，并为其战斗。顺便提一句，如果其父亲是商人或者工厂主，维多利亚晚期公学的男学生就会避开这一职业。其结果是，这两个行业都缺乏足够多的人才。人们也将其视作此时英国产业和商业停滞不前的原因。

公学所珍视的品质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旗手们的标志。在世纪之交，对体育比赛的热衷已经成为一场瘟疫。哈罗公学校长（1881-1895）以及之后的加尔各答主教J.E.C.惠尔顿（J.E.C.Welldon）相信：“如果正是如我所想的那样，在英国人这一种族当中有着为了‘承担起白人的负担’的特殊倾向的话……先于其他所有事业，这一倾向应当归因于组织好的比赛的精神。”体育比赛所养育的团队精神，从中也生发出了自我牺牲。关于这一点，塞德伯（Sedbergh）学校小礼拜堂的一扇彩色玻璃窗做出了最好的一个阐释。这扇玻璃窗上展示了帝国的三个基督教英雄：一位战士——印度的殖民地总督亨利·劳伦斯爵士（Sir Henry Lawrence）以及两位烈士——戈登（Gordon）将军和一位南海传教士派主教提森（Patteson）。和新帝国主义一道，阿诺德主义（Arnoldian）的基督教男子气概轻易显现出来。

在19世纪90年代，学生们遭到了流行杂志的轰炸。这些杂志是专门针对他们而创办，浸满了新帝国主义。在骇人听闻的冒险故事当中，他们加入了爱国主义的成分，并且提醒人们注意建立帝国的任务。除了较早的、带有福音主义色彩的《男孩自己的报纸》（Boy's Own Paper）之外，又有两家报纸加入了其行列。《朋友，鼓起勇气报》（Chums,Pluck）和《联合杰克旗报》（Union Jack）这两家报纸都是1894年创办的，并且都是从哈姆斯菲尔德学校起家的。他们的标题都反映了其内容。《朋友报》上登载了大量帝国的英勇事迹和彩色插图。图片中包括名为“占领德尔盖高地（Storming the Heights of Dargai）”的一张图。这张图展示了1897年西北前线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在一个受伤了的号手的鼓动下，高地士兵们冲上了属于普什图人的一块地方。这位号手后来得到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青年英格兰》（Young England）1902年年度封面代表了其自己以及其对手的价值取向：除去穿戴整齐、准备攻打布尔人的骑兵形象，还有划船的桨、板球棒、三柱门的一柱、网球拍和一只鱼篓。5

《青年英格兰》（Young England）的读者们可能也能够阅读19世纪90年代的许多出版者所不断倾倒的帝国英雄事迹。其中，最优秀的当属G.A.亨蒂（G.A.Henty）的故事。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帝国主义分子，曾于1873-1874年的阿散蒂战争（Asante War）中担任战地记者。亨蒂每年平均创作三个男孩的故事。它们在圣诞市场上出售，每本价值5或6个先令（25到30便士）。在其早期作品中，亨蒂称呼其读者为“年轻小伙子”，并且承认他觉得写作任何英国失败了的战役都是痛苦的。6幸运的是，有很多场胜仗可供他选择。他的直接叙述令机敏的年轻人身临其境，进入了历史的叙述之中。亨蒂所写作的范围从埃及的法老时期一直到他所处的时代，但是他最惯常使用的主题便是帝国的战争。

他的目的是为了令其读者兴奋起来。按照一位评论者的说法，《伊洛瓦底江之上》（On the Irrawady)（基于1824年的缅甸战争创作）的主人公是一个“勇气多于运气的年轻人”，而他也“正是阅读这一激动人心的故事的男孩们所效仿的对象”。7正如亨蒂在《历经锡克战争》（Throughthe Sikh War）中告知其年轻读者应当做出何种行动，在这本书当中也有一段文字，讲述了在加入东印度公司之前，人们告诉主人公应当达到何种标准：

你自己仔细想想吧，珀西。你能够打过大部分同龄人吗？你能够和他们跑得一样远一样快吗？你能挨上一顿鞭子而不发出一声呜咽吗？你觉得，事实上你是否能够像你的同伴一样，完美地承受这一切？你是否擅长谋略，并准备好实施这一谋略？……勇气、忍耐力以及对冒险和危险的无尽热爱令我们占领了印度的一大部分地区，不久前则将其全境占领。

19世纪90年代帝国建造者的价值观已经被带回了19世纪40年代。

亨蒂笔下帝国理想的骑兵指挥官（beau sabreur）的雏形也出现在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斯托凯与其同党》（Stalky＆Co.)中。这一公学故事围绕着斯托凯（Stalky）和他的好朋友们展开。这帮人鲁莽大胆，有时残忍无情，对权威不屑一顾。他们正是统治帝国的不二人选。正如其中的一位名为比特尔（Beetle）的人所解释的那样：“印度有很多斯托凯、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黑利伯瑞（Haileybury）和马尔波罗（Marlborough）之类的人——关于这些人，我们一无所知。当真的出现争论的时候，我们将会体会到惊讶的感受。”一个评论家表示，斯托凯和他的朋友们“正是帝国所想要的人”。8矛盾的是，1918年，斯托凯的原型莱昂纳尔·邓斯特维尔（Lionel Dunsterville）少将率领着一支军队进行了一次鲁莽的行动，企图占领巴库（Baku）油田。这正是亨蒂创作故事的素材。

对于亨蒂及其后来者，公众对于早期阶段的布尔战争的巨大热情是天赐良机。1900年的圣诞节，人们可以看到一大批背景为南非的男孩故事。其中就包括亨蒂的《和布勒一起在纳塔尔》（With Buller in Natal）。这些书当中的政治是粗糙的；亨蒂将英国视作“世界上最文明的力量”。他们所攻击的对手则“没有丝毫文明开化的迹象。在世界上所有的白人社会当中，他们是最为愚蠢和粗野的”。9福克斯·罗素（Fox Russell）的《布尔人的大错》（The Boer's Blunder,1900）中举出了一个展现布尔人堕落的例子。其中，恶棍绑架了一个英国女孩，并将她的姐妹许配给了一名非洲酋长。F.S.布里尔顿上尉（Captain F.S.Brereton）在其所创作的《我军的一个战斗侦察兵》（One of Our Fighting Scouts,1903）一书的末尾劝说其读者效仿主人公的例子：“如果你有幸带着枪并为你的国王和国家而战的话——请你一直直面敌人，并像战斗着的侦察兵乔治·兰塞姆（George Lansome）一样骑着马英勇向前。”很多人不需要这个命令。1899到1900年的冬天，几千个人来到此地，希望作为帝国义勇骑兵在南非服务，就好像带着未来的小说家及爱尔兰爱国主义者厄斯金·奇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向好望角航行的那些“高大的、跛脚的盎格鲁——撒克逊英雄”一样。10

亨蒂和其同时代、水平高超的作家们的帝国主义宣传已强制性地扩散到了帝国的各个阶层。亨蒂的出版商鼓励公立学校和主日学校的教师们把他的书当作奖品，而且其中有几千本的确被赠送了。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可以同样倾听社会上层人的冒险故事，了解塑造帝国的事件，并吸收帝国精神。随着课程设置，新的帝国意识形态正在向小学的课堂上渗透。1896年，剑桥卡文迪什学院（Cavendish College）受训的教师们所学习的全部地理知识都包括殖民地的名目、它们是如何被夺取的细节、它们的特产以及有关当地土著居民的记录。所有的这些知识都由他们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并让他们熟记于心。同年，一门有关南非的课程大纲上特别注出了布尔人的原始加尔文教倾向以及他们不愿勤洗漱的习惯。至于黑人，他们“已经屈服于白人无可争议的霸权”并且已经学会当“有用的仆人”。11

即便是托儿所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浸染。1899年，一首《为婴儿爱国主义者所作的ABC歌》（An ABC for Baby Patriots）中有这样的歌词：

C是“殖民地”，

我们合法拥有之。

在所有的伟大国家中，

大不列颠拥有最多的殖民地。

当婴儿们牙牙学语，跟着唱歌的时候，其年长一些的兄弟姐妹则拿着色彩鲜艳的锡兵打打闹闹。这种玩具是1890年之后流行起来的。其中有着很多的帝国主义成分：穿着红色外衣的英国步兵、戴着草帽的水手、戴着非斯帽的苏丹人、戴着头巾的孟加拉骑兵、穿着卡其色军服并戴着宽边翻沿帽的殖民地骑兵。战士们全副武装，带有现代战争所有的装备：大炮、机枪、日光反射信号器以及战地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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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很多身着外邦服装的士兵参加了伦敦的游行，来庆祝维多利亚女王60岁生日。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军队都参加了这些节日庆典。庆祝活动还包括检阅斯皮特黑德（Spi the ad）的舰队。这一60周年庆典并不仅仅是帝国秀肌肉的举动，而且表明了女王是帝国的中心，而对女王的忠诚促进了团结精神的增长。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明显的纽带可以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了：自主处理国家事务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白人定居者；在私立的皇家黑人公司统治之下的尼日利亚人；在代表白厅的地方官员以及当地酋长合作之下统治的保护国以及殖民地人民。他们邮票和硬币上的女王像代表着帝国的统一。她对子民独特的母性之爱（她特别选择了印度人作为家仆）广为传颂。

在1897年60年庆典的前后，有很多富于娱乐性的帝国华丽景象，虽然规模并不相同。1885年2月，踏上去往苏丹的第一程的格林纳达卫兵穿过伦敦游行。与此同时，乐队演奏，群众欢呼。当他们的火车从滑铁卢车站驶出的时候，铁路工人们挥舞着他们的铁锹，一路有很多工厂工人在欢呼。站在后面的守卫被雇佣，在乔治·桑格（George Sanger）“勋爵”的戏剧《喀土穆》（Khartoum）当中表演。这一戏剧于3月在伦敦的国家大圆形剧场上演，其中的场景包括“阿布科里（Abu Klea）的英国方阵”以及“戈登对英国的最后一次呼吁”。有些观众受到了极大的感染，以至于会用6便士银币（2.5便士）到任意一个文具店去购买戈登的油画像；或者是购买一幅售价3先令（15便士）的“升级版”：一幅带有“英勇戈登之歌”的戈登油画像。或者这可能就是挂在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贝克街居所房间里的那张戈登肖像。

关于战争的印刷品和历史剧已经流行了100多年，而且将会继续流行。1898年7月，在水晶宫，皇家西萨里兵团的士兵们重现了西北前线上最近的战斗场面，“令人惊叹且表演得很好”。他们当中的一些扮演普什图人。这种类型的表演已经被超越。那一年，一个有进取心的记者已经将一台摄影机带到了苏丹，但是他的影片或者被摧毁，或者丢失了。人们曾准备拍摄英国军队10月从苏丹回到伦敦的旅程。12诸如根据布尔战争而创作的连续剧等在露天市场以及新戏院上演。

从前线上拍下的新闻影片，包括1900年1月所拍摄的有关斯彭科布（Spion Kop）战争的影片在内，是大众对帝国战争极大兴趣的必然结果。战地记者生动而强有力地描绘了战争的情境，在新的、廉价报刊上发表了有关战争的详细报道。更有甚者，电报网络的扩张意味着即便是在最偏远的战场上的信息，也能够在24小时之内传回英国。这也就是1896年6月罗德西亚（津巴布韦）恩德贝莱人（Ndebele）反叛的消息出现在伦敦报纸上所用的时间。

正如流行的男孩杂志和故事一样，大量发行的报纸上激动人心的前线报告装点了公众对于帝国的看法。1896-1898年苏丹战争期间，《每日图片报》（Daily Graphic）上登载的照片和素描表现出了各种战争场面、英国和埃及的医院勤杂工在治疗受伤的伊斯兰教托钵僧，以及为了与这种慈善行为形成对比，他们也登载了在阿卜杜拉哈里发的命令下被屠杀的部族民头颅的照片。1896年6月的一张图片显示，尼日利亚北部的穆斯林酋长们正以《古兰经》（Quran）的名义宣誓，要恢复奴隶制。这进一步确定了英国是在为文明争斗。

广告艺术家和广告撰写人都利用了帝国的主题和图像。其结果往往是显著且持续的：一个有胡子的水手和一个19世纪90年代的装甲舰仍旧在普列尔切丝烟丝（Players Navy Cut）香烟盒上出现。英格兰“荣耀”牌火柴的商标则是一艘维多利亚的军舰。正是布尔战争给了广告商机会。很快，公众随处便可以看到，牛肉汁上、有专利的万灵药和科尔曼（Coleman）的芥末上都贴着兴高采烈的士兵和水手的肖像。穿着卡其色军服的有男子气概的、结实的下颚且蓄着髭的战士在各种牌子的烟草和香烟上展示着男子气。保卫尔（Bovril）在爱国主义宣传中成了领头羊，向购买某种产品的顾客赠送解围莱迪史密斯（Ladysmith）的印刷品。如果前线将士们所言不虚，这一产品或多或少救活了南非的整个军队。一位聪明的广告撰写人宣称，“BOVRIL”这几个字母描绘出了罗伯特斯勋爵通过奥兰治自由邦的路线。

在布尔战争期间，爱国主义纪念品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增加。纽扣上画着主要指挥官的画像。在纪念陶器和香烟卡片上，我们也能看到相同的画像。对于“音乐厅”爱国主义者来说，他们所能唱的歌曲从感伤的“布尔人带走了我爸爸”到得意忘形的“女王的士兵们”不等。1900年5月，大众爱国主义的爆炸性增长达到了一个歇斯底里式的高潮。此时，有消息传来，称马弗京（Mafek-ing）之围已经解除。在各个地方，宣告促进了同时性的、往往是无约束的庆祝活动。它产生了一个全国性的街道狂欢；除此之外，庆祝活动还留下了“狂欢（mafficking）”一词作为遗物。

那些“狂欢”的人所庆祝的并不仅是一支相对来说并不重要的驻军得到了拯救。那个5月夜晚的狂欢是集体压力的释放和战争所深化恐惧的瞬间传播。1899年到1900年冬天，军队遭受了一系列的没有预想到的并且是羞辱的逆转。英国人发现他们不再无敌。更有甚者，他们没有朋友，因为所有的强国都带有敌意，特别是法国和德国。1900年春，战场上的状况有所起色。这激起了全国的士气。人们开始欢迎不受抑制的庆祝活动。但是，这些活动的吵闹声并没有驱散自我怀疑。

在很大程度上，那些鼓吹帝国胜利的人是在利用这一行为鼓起勇气。40-50年前，这个民族曾经信心满满，认为自己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动力。而现在，它却受到恐惧的折磨。确实，1890年到1900年间，帝国已经扩张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在非洲，英国已经在苏丹、乌干达、肯尼亚、尼亚萨兰（Nyasa-land）、尼日利亚、罗德西亚和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确立了统治。这使得其成了大陆上最大的帝国力量。然而，那些记录了这些占领行为的报纸和杂志上也充斥着恶意的、有关国家出了什么毛病的分析。

这一批判性的内省的心理原因可以追溯到19世纪较早的时候。人们经常会感到对侵略的恐惧。与此同时，人们也会听到令其毛骨悚然的故事：虽然英国拥有很强的外部力量，它仍有被一个胆大的敌人颠覆的可能。例如，1871年乔治·切斯尼爵士（Sir George Chesney）的畅销书《多尔金之战》（The Battle of Dorking）描述了一次普鲁士的入侵以及一场结果是占领伦敦的、旋风般的战役。在布尔战争结束后不久，厄斯金·奇尔德斯的恐怖小说《沙漠之谜语》（The Riddle of the Sands）聪明地展现了，一个德国舰队如何悄无声息地渡过北海，并支持在英国海岸的登陆行动。这些是幻想故事。其写作的通常目的在于恐吓国家，并要求给军队和海军额外的现金。但是，也有很多有关英国经济内部的清醒评价以及与其敌人之间经济表现的对比，而这一对比并不乐观。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人们经常求索内心，反思英国教育体系中的弊病。这一体系培养的劳动力素质看似比德国和美国要来得差。

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海军的力量成了决定英国在世界上相对力量的衡量标准。自从1878年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开展了雄心勃勃的、重新武装海军的计划起，在英国，警钟就已经敲响。其结果是1889年海军抵抗法案，确定了传统的“两国家”标准，即皇家海军的战舰总数要与其力量最为接近的两个敌人海军战舰总数之和相当。一场海军军备竞赛现在开始了，英国开始与法国和俄国比赛制造战舰，差距总是很小。1898年英国共拥有52艘战舰，还有12艘在建；法国和俄国则总共拥有39艘战舰，但有18艘正在建造中。六年内，海军参谋们估计，英国的两个敌人已经具备了打败它的能力。而这些令人不安的数据的拥有者中并不包括德国。她拥有17艘战舰，还有5艘在建。13

随着海军军备竞赛的进行，英国的策略家们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不再拥有足够的船只，使得其能够在世界各地都很强大。在地中海，这一不足最为明显且危险。1892年，一支俄国舰队穿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与法国地中海舰队在土伦基地会合。这一姿态表明两大力量开始结成一个新联盟，并以此恐吓英国。他们的确达成了目的。海军部不得不承认，如果要和法、俄开战的话，英国舰队无法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因此，一旦有紧急情况，俄国舰队随时都可以去支援其友军。一年后，张伯伦向下议院宣布，皇家海军已经放弃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

地中海上力量平衡的打破危及了苏伊士运河，并且因此而威胁到了印度的安全。1885年俄国军队在阿富汗疆界上的出现重新唤起了对侵略的恐惧。比起之前，侵略更加可行了。这是因为，在中亚所建设的铁路将这一地区在北方与俄国中心地带连接起来。从印度的视角来看，最具有威胁性的是1901年开始建立的从奥伦堡（Orenburg）到塔什干（Tashkent）的铁路。三年内，这条铁路还差240英里便可修完。这也使得俄国铁路网络与阿富汗前线之间的距离缩小到了惊人的程度。正当俄国为了攻击印度而寻求运送一支大型军队以及为之提供补给的方法，伦敦和德里的计策制定者围绕着防卫次大陆的问题展开了争吵。如果当地的英印联军控制了阿富汗的关隘，他们便会需要英国或者通过苏伊士运河，或者绕过好望角继续向此地增派部队。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他们也需要向印度增派军队，以维持当地秩序。按照其预测，俄国的侵略可能会激起大规模的骚乱。

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仍旧存在：如果俄国要入侵印度的话，它可以在三个月内动员300000名士兵，并将他们送上前线，与驻守坎普尔和坎大哈（Kandahar）前线的95000名英印联军对峙。为了保持威望，英国必须在阿富汗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但是，他们不可能知道反复无常的阿富汗人将会如何应对这一侵略。布尔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暴露了印度的脆弱。这是因为，自从在南非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英国必须将常备军、后备军以及志愿军军队共295000人送上印度战场。数千名加拿大人、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是他们并不能粉饰这样的一个事实：帝国战线已经拉长到濒临崩溃的程度。1900年2月，陆军部接到了阿富汗边界上俄国集团军内部探子的报告。14与此同时，神经过敏者发动了一场糟糕的、但并非不可预计的袭击。这一袭击并没有实现，但是教训是清楚的：如果俄国人在那里入侵印度的话，英国将拿不出兵力来应对他们。

至少在疆域和人口方面，20世纪初，英国是世界上第一的帝国。许多政治家和记者不但鼓吹了这一事实，还鼓吹了向缺乏文明的人传播文明的陈词滥调。当时也有一系列安慰性的宣传，强调国家的伟大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内在特质。这些的效果很难准确衡量。确实，那些阅读了亨蒂和其他作家作品的人相信，武力比智力更重要。当他们志愿参加1914-1915年的战争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行事的方式应当是其年少时英雄会赞赏的方式。

其中的一些人（大多是左派）因为新帝国主义的自以为是和好战而苦恼。他们认为，这些特性造成了千禧年主义的流行，并且消减了民族道德的价值。一位评论家为19世纪90年代的商人们问出这样的问题而感到遗憾：“它是不是方便而且有利可图？”这与其维多利亚时期的前辈不同。前辈们问的问题是：“这是正确的吗？”虽然，人们对后者是否如此高尚仍存有极大的疑问，但是，在守旧的、自由贸易的自由派看来，19世纪中叶已经成为一个黄金年代。新时代的其他错误之中，不仅包括中产阶级沉溺于“投机活动，这些活动促使了对新疆域的占领以及不断的侵略行为”，还包括“现代怪物和落伍的人，保守的工人阶级”。后者“将其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力和自由思想与任何一个脑满肠肥的地主拍脑袋的举动交换。这一地主采取姿态，滔滔不绝地说出伦敦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Cockney Patriotism）”。15

“伦敦爱国主义”可以将那些认为自己依照理性来诉说的人的声音淹没，但是，在已经没有什么好庆祝的时候，它很快就偃旗息鼓了。1901年全年直到1902年中旬，在南非爆发了一场冗长的反游击战。而在此期间，没有任何狂欢。的确，政治家有时会疑惑，变化无常的公众意见是否会永远阻止他们追随改善国家和巩固帝国的长期政策。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两者都处于急切的需要当中。尽管有沙文主义（jingoes）的语言，英国已经不能理所当然地占据此前的全球卓越地位。帝国诗人吉卜林感受到了新的氛围，并于1897年在《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中提出了带有忧郁意味的警告：

我们的祖先之神、早已得知的上帝啊，

我们辽阔的战线之主，

在那令人敬畏的手掌下

我们统治着棕榈与松树。

万军之主啊，与我们长在，

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当喧嚣和骚动都已沉寂，

当诸王、众首领都已离去，

依然留下你古老的献祭

和一颗谦卑、忏悔的心灵。

万军之主啊，与我们长在，

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我们的海军消失在远洋，

炮火则沉没在沙丘和海岬。

瞧我们昨日全部的辉煌

像尼尼微、提尔一样陨落！

宽恕我们吧，万国的主宰，

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如果我们为武功的显赫

而陶醉，不再对你敬畏；

像异教徒放纵狂野的唇舌，

像劣等民族目无法规——

万军之主啊，与我们长在，

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第四章

世界的奇迹：印度

1815-1905

于1895年在伯爵宫开展的印度帝国展览吸引了伦敦人的注意力。这是一场丰富多彩的帝国娱乐表演，它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也照顾到了受教育者和观众们的感情。这里重演了印度的场景，而且也有展示了过去和将来状态的表演。这里整体的主题是清晰的：现代印度是英国努力和天赋的产物。邻近的“皇后影院”每天上演的、扣人心弦的历史剧《印度》也说明了这一实际情况。表演的高潮是闪耀的、名为“伟大的封神：颂扬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幕。女王出现在一辆由白马牵拉的“讽喻意味十足的车”里，其身边是象征着爱、同情、智慧、科学、商业、繁荣和幸福的人物。1观众们为这些场景所震惊。他们仿若置身印度，在印度的花园里漫步，或者是在咖喱饭馆中吃饭。在那里，他们能够为其国家感到骄傲，继而战栗不已。按照1898年就任总督的寇松侯爵（Marquess Curzon)的说法，英属印度完全担得起“世界的奇迹”这一称号^2。

总量不到10万的士兵和行政官员却能奴役2.5亿印度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奇迹。印度也拥有使得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为之陶醉的魔法与秘密，而且所有人都认为，统治印度赋予了英国力量和威望。更有甚者，印度发生的所有好事都是受到英国的影响，而这一点在伯爵宫的娱乐表演当中体现得清清楚楚。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有激动人心的证据表明，英国正在承担传播文化的任务。对于寇松来说，统治印度就是履行上帝的指令：

我不明白，在将印度的现状与其过去以及任其发展后可能成为的未来进行对比，英国人不会知道，我们来到这里是遵从了我所谓的天意的法令，是为了百万人类的长期福祉而来的。3

然而，虽然许多像寇松一样的人乐于如此思考，在印度人看来，所谓的angreziraj（英国统治）并不是崇高的国家利他主义的行为。19世纪，在经济上，英国已经开始变得依赖印度。印度已经成为英国工业品（特别是棉纺织品）无可取代的市场。到了1913年，印度进口商品的60%都是英国商品。它也吸收了3.8亿英镑的英国海外投资，即该国海外投资的1/10.在19世纪末经济衰败的岁月里，印度吸收了本来在欧洲市场售卖的商品，拯救英国商业于水火之中。4在英国国内，令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获得极大满足的印度现代化进程，也成了书藉当中的重要议题。

按照英国人的记录，1815年以来的印度历史是一段从混乱、愚昧以及落后的低谷稳步向和平、秩序以及物质的高峰攀爬的过程。然而，在很多地方，人们仍对英国在这一国家所处的地位抱有怀疑的态度。一个有着自由传统且坚信个人自由的国家为何能够统治一个以力量为基础的专制帝国？答案是，一个以印度利益为重的军团对印度人进行人道的约束。1848年到1849年在旁遮普担任行政长官并遵循这些原则的赫伯特·爱德华兹（Herbert Edwardes）这样捍卫独裁家长制的原则：

在这里，不存在法律；统治者必须要按照他的意愿来统治人民。如果他的意愿是邪恶的话，这里的人民就会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所处的状况更为糟糕……但如果他的意愿是美好而且强烈的话，人民就是幸福的……因为慈善独裁主义是所有统治形式中最好的。5

这一主题的变体成了接下来几百年里对英国统治标准形式上的辩护。印度政府的框架意味着权力掌握在几个人的手里，但是他们的责任感和诚实的标准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从未反复无常地对待被统治者，也从未压迫过他们。人们不知疲倦地在英国本土以及印度次大陆宣传统治印度的人是如何的慈善而有能力统治。虽说这一点在很多情况下是真的，但在启蒙主义风行的情况下，印度统治者们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人民的反抗。这些人用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并且坚定地维护其主人所鄙视的风俗。由于印度政府一厢情愿地将印度从其过去解放出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1815年之后，老公司治理印度的“生存——让其生存（live-and-let-live）”的方法被取代了，代之以重视用西方的原则改造这个国家的新方法。印度成为了现代英国自由派、福音主义者以及功利主义理论家的一个实验场地。这些理论家试图使用不同的方法来革新全人类。历史学家、小册子作者、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自1823年担任在伦敦的一名公司官员，他首先想到的是要解放印度人的思想。当地的宗教是这一进程最主要的障碍：

祭司制度这一体系是建立在最庞大且最令人痛苦的迷信之上的。从未有哪一种迷信和这一种一样，如此侵扰并使得一个种族降格。在这一体系之下，他们的精神比身体受到的侵扰更令人难以忍受。简单来说：独裁统治和祭司制度同时发生作用，在精神和身体上，印度人就是人类种族当中最受到奴役的一群。6

运用他们的专制力量，人道主义的英国官员们能够扫清印度人思维当中超自然的阻碍。诗人和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担任1833年成立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讨论印度未来的教育政策。他预言道，在西方的学业知识扩展到印度全国的时候，印度教便会衰亡。7为了加速这一进程，他坚持所有的课本都要使用英文教授，并且要基于英语文本。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假以时日，英国思想和英国思维模式的输入将会创造出一个要求自治的印度精英阶层。几年后，总督埃伦巴勒勋爵（Lord Ellenborough）对一个巴布（babu）（会英文的印度人）说：“你知道，如果这些绅士完全达成了自己的愿望，成功地教育了印度当地人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连三个月都待不了。”“连三个星期都待不了。”印度人回答道。8

传教士所运营的英国式学校于19世纪20年代中期在印度创办。与其他因素一道，来自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的福音主义压力已经迫使公司允许在其疆域内传教，尽管人们畏惧这可能会造成穆斯林的强烈反对。无论如何，公司主管们放任他们自己为熟悉的、传教士式的游说论点所倾倒：让印度人皈依基督教能够推进文明，并且为英国的产品创造新的顾客。

那些想要用英国的模子来重塑印度的很多想法并不成型。傲慢以及希望进步的动力往往表现得像好管闲事的自负，而且，在他们对印度现存的文化及宗教几乎普遍轻蔑的情况下，他们看起来就非常的自负了。英国人将印度教和种姓制度单独挑出来，当作最糟糕的弊端。一个被激怒的进步的拥护者宣称其信奉多神教的追随者们表现出了“一种愚蠢以及近乎白痴的轻信”。9更为糟糕的是，尽管西方人进行了指导，有些印度人毅然决定坚持其信条。1824年，一个传教学校的印度学生向希伯主教展示了一座湿婆的圣坛，并向他解释了印度神们的神话。在那之后，他体会到了不同的忠诚程度。这位学生叙述的激动程度使得这位圣职人员感到心慌。此后，他怀疑印度男孩是否会变成“受过良好训练的伪善者。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扮演着基督徒的角色，而在同其自己的民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则扮演梵天（Brahma）虔诚的信徒”。10

英国政治与宗教理论家的兴奋的确推动了公司，使得其趋向于采取好战的、家长制的政策。究其本质而言，这些政策侵扰了印度社会。他们放弃了不干涉当地习俗的做法，转而针对那些欧洲人所不欣赏的宗教仪式发动战争。在1828年到1835年担任总督的威廉·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的领导下，英国人采取了系统方式来根除thagi（印度人对那些暗杀旅行者的祭司们的崇拜）和撒提（sati）。英国人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消灭了所谓的“刺客（thug）”，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还能够偶尔看到撒提的例子，但在那时，撒提已经基本被根除。11与此同时，英国人也鼓励公司雇员们不再参加印度教的庆典或是寺庙的管理。

虽然如此，在公开的层面上，英国人还是要对当地宗教采取一种漠然的宽容态度。1833年出版的为年轻官员准备的忠告手册中建议道，即便其所统治者的宗教是腐败的，他们也要表现出对这些宗教的忍耐。对于作者来说，这显然是困难的。在书的后面章节当中，他充满贬损地做出“自我崇拜的印度人”和“偏执的穆斯林（Mussulman）”的评论。在19世纪20年代、30年代，英国有关印度的作品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表述。这暗示了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正在扩大的鸿沟。

种族态度改变中的一个表现在于，英国男人与印度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减少了，而这一行为在18世纪是非常普遍的。在一个层面上，这种行为被视为对土著道德的宽容。英国人的职责是担任公正的官员和指挥官。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行为是不恰当的。印度式的感官享乐令英国教士们感到反胃，因为他们将其视作使人们衰弱的原因，在潜在意义上还有使英国统治被颠覆的可能。1816年，其中的一个抱怨道，印度令年轻的基督徒们道德沦丧。他们屈服于其所有的诱惑，甚至到了令其信仰失效的程度。12八年后，希伯主教欣慰地发现，虽然在边远的地区，类似的放纵行为仍然存在，但在加尔各答的年轻官员们当中，包养当地情妇不再是“流行的罪恶”。13尽管歌颂“人与人之间纯洁的爱情”，道德高尚的梅特卡夫（Metcalf）和其当地情妇生下了三个儿子。1803年到1825年居住在德里的奥克特洛尼（Ochterlony）将军则拥有13名小妾。14

有很多好事之徒尽其所能地扑灭这些放纵行为，但是旧有的习俗根深蒂固。1834年，一个年轻的军官第一次来到印度。他回忆道，自己是如何向愉悦而开放的、懂得“完美的性爱技巧”的当地女孩“学习性交的课程”。探险家和人类学家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以及未来的军官罗伯特斯和沃尔斯利也重复了他的先例。15

这样的一个事实能够合理地解释这些军官们的行为：他们需要了解自己所统治的人民的语言，而一个印度小妾可以担当教师的角色。正如很多的军官们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是在改革的年代里，印度军队也是英国统治的主要支柱。1837年，任何认定帝国在“意见上”统一的说法都是胡说八道。因为这也就是说，印度帝国的基础不是武力，而是当地人的善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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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暂时进行内部改革的时代，公司也巩固并扩展了其权威。1818年，马拉地帝国被迫臣服；而在1824年，在一次短期的战争过后，独立的缅甸王国中的一部分就被吞并了。19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印度的北部边界，即强大的旁遮普锡克王国，以及俄国入侵的可能。问题在于，印度的边界是应当限于印度河流域（Indus），还是应当推进到喜马拉雅的山麓地带。通往阿富汗的隘口在那里变为一片开阔地。

在加尔各答，人们普遍的意见在于，为了保护印度的安全，他们必须建立一条包围阿富汗的防线（cordon sanitaire）。1838年，他们试图将旁遮普锡克王国变为印度附属国。三年后，这一尝试以灾难性的方式收尾。此时，喀布尔（Kabul）的驻军被赶了出去。其士兵不是在严酷的冬天里冻死，就是撤退到了希贝尔（Khyber）隘口。这次耻辱性的反转败坏了英国的威望。总督埃伦巴勒勋爵命令将军乔治·波考克爵士（Sir George Pocock）深入阿富汗的疆界进行劫掠，摧毁村庄、庄稼以及牲畜，以恢复其荣耀。

阿富汗的崩溃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向信德（Sind）的俾路支（Baluchi）酋长和锡克人展示肌肉的迫切的理由。后者是最具威胁性的，因为他们占据了卡尔萨（Khalsa）。这一部队不但纪律严明、装备精良，而且接受过引进的欧洲军事专家的训练。这一点令与他们遭遇的部队感到惊讶。将军哈利·史密斯爵士（Sir Harry Smith）认为，这些锡克枪手们射击的速度与准度都与半岛战争时期的法国人不相上下。17参与1848-1849年木尔坦（Multan）战争的一名军官给出了锡克步兵可能的最高评价，说他们“就像英国人一样”冲进敌阵。18

有三场硬仗旨在驯服俾路支部族民以及削弱锡克力量：1843年对信德的战争以及1845-1846年和1848-1849年间的两场针对锡克人的战争。在这三场战争当中，英方所有的指挥官都闪耀着自信和好斗的力量，一如他们18世纪的前辈们一样。当他率领着2400名将士面对着35000名俾路支人的时候，将军查尔斯·纳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的口号是“永远不要向野蛮人低头”。他将自己的士兵藏在草垛和跪下来的、背负重物的骆驼身后，并将其唯一的希望寄托于爱尔兰人身上。第22团是唯一由英国士兵组成的兵团。他们是“身强体壮、血统纯正、凶猛而急性子”的士兵。19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爱尔兰人用其火枪的齐射和刺刀冲锋吓坏了他们的敌人。被打败后，酋长投降了。而纳皮尔则向加尔各答发送了其著名的双关讯息，“忏悔（我犯下了罪过）”。

明尼（Meanee）的胜利巩固了现在已经牢不可破的信仰，即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赖于英国士兵的毅力与勇气。在与锡克人的战争之中，这两种品质都受到了最大限度上的测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总指挥官戈夫勋爵（Lord Gough）的笨拙。根据哈利·史密斯爵士的说法，他是一个“非常愚蠢而且顽固的老人”。他迷恋和敌人面对面作战。他用爱尔兰口音称这些敌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史密斯担心其手下的士兵不愿意冲向炮口。这是因为，就像进口的狗和马那样，“长时间处于安宁气候下的使人无精打采的平原会弱化士兵们英国人的天性”。20

他的恐惧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在取得阿利瓦尔（Aliwal）的胜利之后，由于进入炎热的季节，英国军队必须从旁遮普撤军。无论如何，在第二次锡克战争的时候，自信的呼声十分高涨。1849年1月，在奇里安瓦拉（Chillianwala）战争之前，一个军官偷听到了英国士兵间的谈话，“其语调带有一种自吹自擂的优越感”。21在木尔坦（Multan）当时小型战斗的战线上，英国士兵在肉搏战中的凶猛给赫尔伯特·爱德华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人英国士兵与黑黝黝的锡克士兵之间的扭打就像是森林里的狮子和老虎之间的争斗。”

在旁遮普的英国士兵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是从距战场较远的地方被送到那里去的，没有经历行军的劳顿。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会乘坐由明轮艇拖动的驳船。在信德和旁遮普的战争当中，工业化的汽船得到了应用。这是公司迅速应用工业革命新技术的标志。1824年缅甸战争中的一艘蒸汽船获得了极大的实际上以及心理上的效果：

居民们看到了先前从未见过的浓烟、听见了之前从未听过的噪音。他们想象我们带来了一个野兽般的机器来摧毁他们，因此带着细软向平原各处四散奔逃。22

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一个有决心且充满活力的政府给他们带来的那些不那么明显的改变一般会令他们产生疑惑、警惕以及气馁的心情。其中的一些人试图改变这一新秩序。1832年早期，在班加罗尔，一场可怕的、试图屠杀欧洲人的密谋败露。其头目散播恐怖言论，指责政府试图大规模地令穆斯林皈依基督教。这一事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提醒，指出了英国力量的脆弱。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地政府将对主犯的惩罚变成了一场惨淡的力量重新分配的公共展示。四个被判刑的人都是印度士兵。军队乐队演奏着亨德尔（Handel）《扫罗》（Saul）中的《死亡进行曲》，把他们送上刑场。他们被绑在炮筒上，并被炸成了碎片。根据警察主管的说法，“这一场景令各个阶层的人都感到恐惧，无论其是平民，还是军人”。而且，他认为，在这之后，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爆发抵抗了。23

这一事件很快就被认定为当地人具有不易管教天性以及穆斯林特有天真品性的一个例子。不论流言多么荒谬，这些人都会照单全收。公开处决是一种传统的印度刑罚。它也戏剧化地展现了一个同时强调其人道主义以及启蒙精神的“独裁统治”的内在矛盾。

此时，对于政府来说，扩散西方的启蒙主义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目的之一。这是一个它并不能充分胜任的任务。在印度次大陆，并不存在一种标准的统治形式：在公司原有的统治区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和它们的附属地区，地区法官和征收者们具有统治权；而在其他地区，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印度王公维持着他们的统治。政府管理的动力很大部分是来自对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在最低的层面，这些税是由当地地主、收税吏（zamindar）和塔卢克达尔（taluqdar）征收的。在18世纪晚期，政府希望争取有财产和名望的人们的支持。因此，他们的权力得到了确认和加强。包括密尔在内的改革者对这一体系提出了质疑。他们将这些收税人比作寄生虫。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在1856-1857财政年度，印度政府总收入大约为3000万英镑。其中有1670万来自土地税收，另有700万英镑来自制盐业和鸦片垄断经营。

因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基于其事务员能够从小农手中获取小额盈余的能力的。而这些小农最多也只能是勉强糊口的程度。他们的现金为改革其国家的计划提供了支持。土地税为学校以及铁路提供了资金。自1836年以来，这些铁路就从大型的商业以及行政中心中伸展出来，并构建了多个中心之间的联系。20年后，政府的投资项目中包括建造一个总长3000英里的道路网络，并将加尔各答和德里、德里和白沙瓦以及孟买和那格浦尔联系在一起。1857年初，政府已经铺设了近300英里长的铁道。而且，在铺设铁路之前，工程师已经在全国各处铺设了4000英里长的电报线路。

比起在省会城市中蓬勃发展的学校、大学以及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道路、铁路以及电报线路可能更能够代表不可逆转的进步步伐。对于那些试图彻底了解其意义的印度人来说，这些新事物是其不安的来源。随着改变节奏的加快以及这些结果开始影响到生活领域的新方面，一直以来对被迫改信其他宗教的担忧越发明显。1857年1月，一名暴徒烧毁了位于巴勒克布尔（Barrackpore）的新电信大楼。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一大楼象征着新的改变是由外部力量从上而下推动的。

在1856年到1857年的冬天，两个新的转变为类似的强制皈依故事添砖加瓦。根据一份可信的报告，新型恩菲尔德（Enfield）火枪之中的子弹被涂上了猪油和牛油。另有一份报告表明，配备给孟加拉军队中印度士兵的面粉当中暗中掺入了猪骨粉和牛骨粉。这两个传言都是假的，但其意义在于，他们给当前仍模糊不清的恐惧以事实依据，使得人们相信，政府将强行推行基督教。

穆斯林和孟加拉军队中的高种姓印度人尤为不安。旨在促进效率的新军队规定侵蚀了他们较高的自尊，召集信德和旁遮普的“传统”武士入伍的新政策也令他们心慌。长期以来，乌德（Oude）地区的人将参军视作婆罗门的高贵职业。对在这里出生的印度士兵来说，没有其他的职业能够彰显他们的高贵身份。因此，他们对此感到更为不满。1853年，总督达尔豪西勋爵（Lord Dalhousie）不容分说地将这一个省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这一做法是对印度习惯法的无情践踏，因为它无视了纳瓦布所收养的继承人那那·萨希布（Nana Sahib）的权利。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政府不会因为任何事情停下脚步。

这些恐惧和愤怒的暗流在1857年5月的最后一周爆发了。在拒绝触碰现在已经声名狼藉的子弹之后，印度士兵们受到了公开的羞辱和处罚。这也就成了接下来所发生事件的导火索。一个骑兵团和三个步兵团同时反叛了。他们洗劫了欧洲人的兵营并屠杀了一些军官及他们的家人。这些暴徒们逃到了德里，控制了这座城市，并且宣布莫卧儿帝国的一个后裔、上了年纪的巴塔尔·沙（Badahur Shah）为印度皇帝。然后这些暴徒们暂时停下了动作，以观察他们的同胞以及统治者们的反应。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突然遭到了其自身士兵的挑战。这一点令所有人一瞬间茫然无措。威望受到了挑战，而经典的、英国式的反应则是不计风险地进行反击。但是，直到6月的第二个星期为止，德里没有遭受袭击。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一支随便组成的4000人部队迅速地在旁遮普集结。他们来到了城市外，并且将其封锁。在其他的地方，行政官员和军官们决定持观望态度，并且和之前的暴徒们一样，等待事情的发生。虽然，他们此后为自己的优柔寡断付出了代价。但是，既然英国和印度军队人数差距悬殊，除了等待以外，他们也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在印度次大陆上一共有45000名白人士兵和232000名印度士兵。在孟加拉和印度北部的23000个英国士兵和136000个印度士兵当中，几乎所有英国士兵都集中在新近夺取的旁遮普。只有四个白人兵团分散驻扎在潜在不受威胁的地区当中。没有一个当地的指挥官愿意放弃他唯一的保障来攻打德里，即与兵变的印度士兵们作战。

因此，在阿格拉（Agra）、坎普尔（Cawnpore，又称Kanpur）和勒克瑙（Lucknow），只要有可能，英国人就会试图解除任何立场不坚定的印度士兵的武装。此后，他们退守临时防线。满满的暴乱的精神从德里扩散开来。到了7月初，在阿利加尔（Aligahr）、贝拿勒斯（Benares）、章西（Jhansi）、瓜廖尔（Gwalior）和印多尔（Indore）都出现了叛乱。印度士兵们攻击并杀害了他们的长官以及其妻子儿女。那些在近期政府改革当中失势的人也加入到了印度士兵的行列。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例如那那·萨希布和章西女王（Rani of Jhansi）的支持者队伍发展壮大，其中包括：那些不堪赋税的小农、来自被解散了的乌德军队中的士兵、穆斯林神职人员以及瞅准社会动荡试图大捞一笔的小贼和强盗。其中一个团体古加（Gujar）在两边都捞到了好处。24他们是住在密鲁特（Meerut）和德里附近的一些游牧人。正如三个城市的那些守卫者一样，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岌岌可危。在印度次大陆的各个地方，人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英国统治者花了几乎六个星期的时间才分散到恒河上游和印度中部的北方地区。此后，兵变开始失去控制以及动力。这一结局可能无法避免。这是因为，自一开始，它就没有总体的领导，也没有目标感。那些反抗者只是因为共同的仇恨才集结起来，并且，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聚集到被围攻的三个前哨阿格拉、坎普尔和勒克瑙那里。这些城市表现出了磁铁一般的能力。在持久的战争中，它们吸引了更多的反叛者。与此同时，数量较少的英国部队将一大部分的兵变者困在了德里，而这完全是后者咎由自取的结果。因此，出其不意以及数量众多给这些暴徒们所带来的优势逐渐消失了。关于这一惰性，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出于可能大多数暴徒都希望获得战利品的这一事实；大部分的战利品都位于城市内部。另外一个则是他们行动的本质。它在本质上是一次“农民起义（jacquerie）”，其支持者在随意攻击权威人物以及象征。他们相信，这一权威会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糕。他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除去伊斯兰教之外，他们也希望对英国人发动一场神圣的战争。而且，根据已知的情况，他们也没有为其暂时解放的地区设立替代的政府管理机制。

在不知道战争的走向之前，战争地区以外的权贵们不愿表明自己的观点。因此，旨在获取战争爆发地区之外的权贵支持的努力基本没有获得成功。而战争的走向取决于此前战争的后果。因此，叛军要求那些本来在游击战当中更加如鱼得水的士兵去攻击敌人通往加尔各答的脆弱而绵长的运输线。但是，这些行动并未付诸实施。而英国人则获得了一次喘息的机会，得以集结军队，并将他们以及给养送上乌德的前线。

从7月底开始，英国军队开始进驻印度。政府要求英国本土派遣39000名士兵，而这只有在年底才能实行。与此同时，来自缅甸、满洲以及中国的远征军也来此增援。他们被转移到了加尔各答。根据反叛的本质，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白人士兵能够重建一个白人的统治，但是来自廓尔喀（Ghurka）和锡克人的帮助也是不可估量的。在反叛结束的时候，共有23000名这两个族裔的士兵参与了战斗。

在6月、7月和8月的首次反击之中，人力缺少以及无数的运输故障令当地军队中军官的日子很不好过。时值炎热季节，牛车、轿子、船只以及大象都无法获取。士兵们只得徒步行进。第78高地士兵团在安拉哈德（Allahad）和坎普尔处加入了亨利·哈夫洛克（Henry Havelock）将军的部队。其上尉乔治·贝克（George Baker）指出，比起在叛军枪口下死去的人来说，因为中暑而死去的人更多。士兵的伤亡有着不同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天气炎热而造成的疲惫以及痢疾。在德里之战中，这一点尤为显著。在四周之内，第22轻步兵团的人数就从600减至242人。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以及接下来的阶段当中，只有超乎常人的意志力才能迫使士兵们待在战场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动力，试图向那些曾杀害妇女儿童的残忍仇敌复仇。最为糟糕的是对坎普尔平民的大屠杀。而在6月底，他们已经得到了那那·萨希布对他们安全的保证。囚犯以及任何有协助以及同情反叛者嫌疑的人都被随意处决。在坎普尔，所有与屠杀有关的人都被送上绞架。而在此之前，他们的种姓特权都遭到了玷污和削减。在他们的逮捕者们的眼里，反叛者禽兽不如。很多目击者在其报告当中使用了狩猎的意象来描述战争。一个炮兵军官以赞赏的态度记录了其同事的一次行动。在巴雷利（Bareilly）附近行军的时候，他怀疑有一些叛军士兵躲藏在一块玉米地里。“他将部队列阵，就好像是为了游戏而打一地的芜菁一般。这一场景难以用语言去描绘：孔雀、山鹑和叛军士兵同时从地里露头。而射击叛军士兵成了他们最好的消遣。”25

初秋时节，英国人运用其冷酷无情和钢铁般的精力取得了优势地位。转折点发生在9月19日。这一天，英军占领了德里。这一点对于三万或更多的叛军来说是一次心理上的打击。当他们在最后决战前四个星期弃城离开之时，他们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在更远的南部，哈夫洛克和将军詹姆斯·欧南爵士（Sir James Outram）切断了他们通往坎普尔的道路，并且解放了勒克瑙。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被数量占优的叛军困在了那里。10月，一个来自德里的兵团发动了阿格拉战役；一个月后，勒克瑙的驻军以及平民都疏散了。围堵战正在走向尾声。随着新年的到来，旨在赢得和平的战争也在准备当中。新的总司令是将军科林·坎贝尔爵士（Sir Colin Campbell）。他是一个头发斑白的格拉斯哥籍老兵。早在1808年，15岁的他就作为一名掌旗官在葡萄牙作战。

1858年，英军摧毁了几乎所有现存的抵抗运动。坎贝尔带领着两万名士兵进攻勒克瑙。3月，这座城重新回到了英军的手中。小范围的附加行动平息了叛乱的边区中心，即罗黑克兰（Rohikhand）、瓜廖尔和章西。在一场骑兵战争当中，亚马逊女战士般的印度女王在此地被杀。

关于英国在印度统治胜利的原因，士兵们并没有表示怀疑。在乌德的战役的一天晚上，当时仍是一个初级军官的加内特·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观看了几名锡克士兵持棍操练，并为他们的体格和灵巧感到赞叹。他询问同行英国士兵中最强壮的一个，并问他是否能够与之相比。“不，先生，”他回答道，“但是我会与三个人当中的任意一个作战。”40年后，沃尔斯利回忆这一事件，并总结道：“我们之所以能够赢得印度，并且维持在当地的统治，是因为我们对自身种族勇气以及战斗品质的信任。如果我们的士兵们不那么有自信的话，他们就不会解放勒克瑙，也不会重新占领德里。”26而且，正如他的叙述所表明的那样，有许多印度人愿意站在英国人的统治一边。

印度兵变是一场内战。数千名印度人和英国人一同作战，其中包括从西北前线到来的传统尚武的帕坦人（Pathan）。这些人藐视为伊斯兰教战斗、对抗异教徒的号召。并非英国人好友的阿富汗酋长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uhammad）没有做出任何富有敌意的举动。其他在英国人手下遭受苦难的人也拒绝公开表明自己的意见。1857年6月，彼时仍是一名逃犯的乔治·埃德蒙森（George Edmondson）法官还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协助他的地方诸侯，即便是政府“已经削减了他的兵力，并且解除了他的武装”。27就像是许多慈善的中立派一样，这位法官认为，这场兵变基本上是一场士兵反抗运动。它之所以会暂时失去控制，是因为政府缺乏控制它的能力。它被地方化了。就其目标而言，它是负面的、其本质是具有摧毁性的。因此，它的吸引力有限。

兵变将印度推入了英国政治生活的前线。很多人在研究究竟何处出现了问题，而其原因又是什么。其直接的原因是1858年东印度公司的解体。自此之后，一个部长和基本的议会在为印度政府负责。在官僚以及一些印度王公所组成的委员会的帮助下，总督和行省总督控制着立法权和制定政策的权力。人们需要考试才能进入新建立的印度政府。而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向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开放的。

与兵变发生同年，有12名印度医生从在阿格拉新建立的医学院毕业。比起在乌德发生的战争来说，这一点对印度的未来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些医生将会步入一个渐渐增长的贵族阶层。这一阶层是由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组成的，他们都在政府所创办的学校、学院和大学中接受过英语教学。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有8000名印度人获得了学位，还有50万人从中学毕业。所有的人都接受过英语教学，并且都受到了英国政治意志的影响。

其中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印度人罗梅什·琼德尔·杜特（Romesh Chunder Dutt）的经历具有启发意义。这不仅展现出了印度人所接受的是何种教育，而且还揭示了英国人的教育如何影响到他们看待自身和其国家的方式。杜特于1848年在加尔各答出生，他是一个中等官员的儿子。由于几代人都为公司服务，其家族已经西方化了。在其16岁前，杜特都在上学，并且表现出了对英语文学的浓厚兴趣。其中，沃尔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历史小说尤其引起其兴趣。他进入了加尔各答的大学学院进行学习。在那时，在宗教人士、公务员、商人以及收税吏子弟当中，他极受欢迎。而且，他还怀有从政的愿望。出于这一目的，他来到伦敦，并参加了为英国新官员所设立的测试——他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分数要高于阿拉伯语和梵文。28他以极高的分数通过了测试，并进入中殿律师学校。

杜特为英国生活而感到迷醉。在学习的同时，他也经常旅行。他曾到过苏格兰一次，到访过斯科特著作当中所记述过的地方。他还对英国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见证过1868年的大选、议会采取行动、还曾与英国激进派和自由派讨论过印度事务。在与其探讨的人当中，就包括在下议院当中拥护印度利益的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在此时以及之后的岁月里，这些带有帝国主义情绪的英国进步团体吸引了印度学生的加入。

1871年，杜特回到孟加拉，并开始担任行政职务的时候，他迫切希望采取其在英国学会的自由派原则，即自助和启蒙思想影响下的自利。更有甚者，他希望向英国人展示，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他与他们一样，都能够胜任政府的职位。印度人能够从其内部改变印度，正如白人从上而下进行改革一样。他在英国所观察到的那些现象令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知晓中等阶层可以完成怎样的任务。在回到母国之后，他认为印度中产阶级也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杜特的知识以及他所得出的结论与其他很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很类似。这些人认为，他们所学得的知识令他们与英国人平起平坐。

显然，大多数在印度的英国人不是这样想的。1883年，就政府所提出的、让印度法官有权审判欧洲人的这一要求，这些人中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抗。总督里彭勋爵（Lord Ripon）不得已撤回了这一决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感到自己受到了种族优越性的压迫。这是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成立的原因之一。此组织由各行各业的、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组成。他们每年集会，探讨其国家的相关事务。在其早年生活之中，它被比作一个认真的公共学校辩论俱乐部。但是，其成员数迅速增加。到了19世纪末，它已经成了集合印度人意见的重要论坛。

受到英国政治思想熏陶的印度人组成了一个极其值得尊敬和尊敬人的集会。这一集会的形成引起了英国人的警惕。一个自由派官员、里彭的后继者达弗林勋爵（Lord Dufferin）表示，自己没有时间理会“孟加拉巴布”。他认为，这个人是个“十分惹人厌烦和令人感到棘手的绅士”。他也在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身上看到了“凯尔特式的倔强、快活和狡猾”。他认为，这些品质就和同时代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一样。显然，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分子和他们在爱尔兰的同伴有很多相同之处：二者都在英国游说以博取同情，并且知道如何利用媒体以及公共集会来操纵公众意见。然而，印度人的诉求还没有达到爱尔兰人的程度。他们的要求只限于让更多受过教育的同胞担任政府的中级以及高级官员。

当然，让印度人担任官职被看作是印度自治的序曲。这也就是为什么寇松（从1898到1905年担任总督）坚定地拒绝在政府中纳入更多印度人的原因所在。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杜特在总督会议中多增加印度人的要求。后者于1901年担任国民大会主席。就提升印度人到高级职位一事，侯爵有着坚定不移的立场。与此同时，他认为国民议会不具有代表性且较为分裂的观点也为人所熟知。他的这两种观点均有可能蜕变为反抗英国在印度统治的观念的雏形。

西化了的印度人和政府之间的争斗肇始于政府19世纪30年代的教育改革。尽管在很多意义上而言，英属印度都是一个独裁统治，但它从未成为过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政府从未禁止出版书籍、报纸，也从未禁止外国人入境以及政治辩论。如果印度人能够自由地获取英国政治以及思想家的作品，那么，他们将自己所读到的东西应用于自己的国家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也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无法获取政治权利，而这对于其统治者来说则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关于这一棘手的问题，寇松以及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只能援引印度的特殊情况来回答。宗教、财富、种姓以及家族的鸿沟巨大，而这也是造成许多分歧的来源。因此，只有公平公正的英国政府才能要求印度人的忠诚，保护他们并维持内在的秩序。他们时常引用英国统治之前印度的状况。在那时，生命受到了威胁，而混乱则像瘟疫一般蔓延。在所有的担忧之中，最令英国人担忧的是民主以及谋求自治的举动。按照一个1885年到1919年在印度工作的、雷厉风行的官员迈克尔·奥德怀尔爵士（Sir Michael O'Dwyer）的说法，这一做法将会释放“纷争的魔鬼”。因此，至此以来他统治下人们心中“所有潜伏的仇恨和厌恶”将会撼动整个国家。29

在另外一个以及最为平常的层面，英国人用种族的原因来反击印度获得自决的渴望。少将弗朗西斯·杨哈斯本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直率地表达了这样的意见。他于1878年到1918年间断断续续地在印度军队当中服役：

忍受哪怕是一丁点的东方人的粗鲁冒犯都是不明智的。只要他们能够保持礼貌、殷勤，甚至是同志般的友情，一切就都是公平的，可以放在桌面上讲的。但一旦他们表现出反叛或背叛的一丁点迹象（往往其表现是自负和不文明的行为），明智的做法是狠狠地直视东方人的眼睛，并一直这样直视下去，直到他认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以及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主人。30

在印度北部边境上爆发的无休无止的小型惩罚性战争和和平性的战争当中，杨哈斯本花费了一些时间，来将这一信条付诸实践。在与阿萨姆（Assam）前线的清人（Chin）一回合的战斗之后，杨哈斯本的一位同事总结了他们共同的目的，即“唯一重要的是在海对岸的伟大的白人女王”。31西北边境附近的部落所进行的反抗最为激烈，持续的时间也最久。此处是一个边远山区。在那里，英国的控制总是不稳定的。

有关西北前线上的战役，人们总是抱有一种特殊的浪漫情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些地方，英国人往往能够超过在其本土战斗的勇敢、机智而大胆的武士们。当然，技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可能改变了平衡。但是，因为部落民极为擅长伏击，英军还是面临了很多千钧一发的时刻。1888年和1890年有两场针对哈扎拉（Hazara）地区惯犯的战争。这些惯犯拒绝为袭击买单，并且对巡逻兵表示不屑。在第一场战争当中，英国方面派出了14000人来对付他们；而在第二次战争当中，他们派了8000人。按照兵变之后的习俗，其中至少有1/4的人是英国人。

这场战争是一场极为专业化的战争，几乎所有人使用的都是现代技术。两个哈扎拉军队使用田野电报体系来建立指挥官与军团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军队也配备有格林机枪、射程1000英尺的后膛枪以及由驴子拉着的小型的、可折叠的山炮（吉卜林诗作中的“螺旋炮”）。尽管英国军队具有火器上的优势，然而，带着刀剑冲锋的部落民有的时候会冲入英国人的军队，并且制造混乱。在1890年的哈扎拉战役当中，根据官方的报告，有一位英国军官开始与“两个疯子战斗。他杀死了其中一个，而却为另一个高大强壮的人所伤。这个人几乎制服了他”。321895年，有关新的303式步枪子弹不带有旧有的457式步枪子弹的制动作用的断言，令有经验的前线士兵感到不安。因此，英国人开始在普什图毛拉的尸体上开展秘密法医学实验。英国人使用两种火药射击他们，以比较两者的优势。33

英国民众被刻意蒙蔽，对类似于这些的可怕细节一无所知。他们也全然不知道有计划地焚烧村庄、庄稼以及粮仓的实际规模，以及在每次前线行动中都会发生的对牲畜的屠宰。相反，例如温斯顿·丘吉尔脍炙人口的《马拉坎野战部队》（Malakand Field Force,1897）之类的新闻报道或目击证词都将战争描绘为英勇事迹或冒险故事。当其具有正当性的时候，战争就像是拓展文明边疆的同义词。西北边疆战争（1863-1901年间几乎有20场）是更为宏大的、通常是更为现代的事业富有魅力的而吸引眼球的组成部分。这一事业即印度的治理以及革新。

第五章

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厉害：远东和太平洋

白金汉郡的克莱顿楼（Claydon House）有一个中国厅（Chinese room），其装饰风格糅合了中国以及洛可可两大主题。其建造于18世纪60年代，那时，有鉴别力的人都带着敬畏以及惊奇望向中国。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有序的文明。其手工制品，特别是陶瓷，不但受到收藏家的赞赏，而且被诸如克莱顿楼所雇佣的工匠们所模仿。由东印度公司所进口的中国茶叶正在成为各个阶级每日的缓解剂。8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产生了剧变。一本于1842年出版的流行的百科全书几乎没有提到中华文明，而是将中国描述为一个“不受限制的市场”。其民众吵着要购买英国的商品，而这一点遭到了其统治者的否认。他拒绝承认自由贸易的利润，甚至将英国商人驱逐出境。1

中国人需要的不是工业制品，而是鸦片。东印度公司开发了英国茶需求和中国鸦片需求之间奇妙的联系。自1773年起，该公司就垄断了这一毒品的贸易。鸦片贸易兴起之时，正是中国衰落之际。1800年起，中国就成了一个停滞的、封闭的社会。其官僚体制极度保守而僵化。清代的皇帝是满族人。作为异邦人，他们发现在危机时刻很难团结其中国臣民。但是，由于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的不信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还是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他们将这些人称为“野蛮人”，并且用高傲的态度对待他们。这一点在1793年和1816年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两年中，由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和阿默斯特（Amherst）所率领的两个英国使团抵达北京，希望建立起英国与中国间正式的外交关系。两个使节都遭到了冷漠而有礼的对待。在他们离开时，他们确信无疑，自己被当成了远方的一个朝贡国家的代表。

考虑到中国的孤立性以及对于所有外来事物的恐惧，它与英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后者相信它有在全世界推行不受约束的贸易的权利。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839年的广东，即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由于不堪鸦片成瘾所带来的有害的社会以及经济后果，中国帝国政府决定剪除这一贸易，并要求行政长官林则徐将其从其根源广东拔除。其举动招致了贸易监督人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liot）船长的愤怒回应。当相关的新闻传到伦敦的时候，政府受到了带有中国利益的公司的压力。林则徐的行为被认定为另一种对中国受到阻碍的时候的另一个例子以及对自由贸易原则的直接挑战。外交部部长巴麦尊侯爵因此下达命令，允许一支海上远征军开到珠江口。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是一个令人感到耻辱的侵略行为，其目的在于促进一个不道德的贸易，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合理地提出了异议。当时的人则将这场战争以及其后继的战争当作有价值的行动，也是最后的计谋。过错是由中国人所犯下的。他们此前默许了英国人来此地贸易，又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英国以及其商人。因此，这场战争被视作英国的一场摊牌。在耗尽了其所有耐心之后，英国人展示了其实力，试图在此之后，受到惩戒的中国政府将接受更为合理的要求。

中国人对其敌人的技术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令他们感到震惊。按照一位见证人的说法，在每场战役中，“面对其下定决心的敌人的坚船利炮，中国人毫无还手之力”。在战争的早期阶段，一个康格里夫战争火箭（Congreve War Rocket）击中了一艘中国大船。它燃起大火，并爆炸了，造成船上所有人的死亡。2当英国人于1841年9月在厦门（Amoy）登陆的时候，他们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但是，他们利用火炮杀死了至少100名装配有火绳枪和刀剑的中国人。3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其范围仅限于珠江流域。英国人侵占了香港岛，并将其当作未来的海军基地以及商业中心。紧接着，英方长时间在长江上展示火力，其目的在于向帝国政府说明，继续进行抵抗是徒劳无功的。1842年6月到7月，英军炮击了吴淞（Woosung）、上海（Shanghai）和镇江（Chinkiang），并且在这些地方都登陆了。此战十分激烈。由于是在炎热的季节作战，大量的英国士兵因为中暑、疟疾、痢疾、霍乱死去。在镇江一战中死去的34名英军士兵当中，有16人是因为高温力竭身亡。4

此次长江战役有着政治上的意义。受到极大惊吓的中国政府签署了《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香港岛归英国所有，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和宁波与英国通商。无形帝国的体系很快就就位了：英国人很快建立起了领事馆；英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英国人在上海建立了海军基地以及给轮船加煤的设施；英国战船可以在中国的江河湖海上自由穿行。法国和美国很快效仿了英国人的例子，并且获得了类似的好处。

鸦片战争对远东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技术上的落后和脆弱性被暴露出来，而英国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以及军事力量。1853年，美国准将佩里来到日本，并劝说其领导人开放西方贸易。他警告他们，如果不开放西方贸易，英国人就会到来，并按照对待中国的方式对待他们。日本人很明智地退让了。在几年之内就和西方力量签订了商业条约，其中就包括和英国的条约。

在将中国成功地拖入无形帝国之后，英国将其注意力转向了保证其是进行贸易的安全场所。其手段在于镇压河畔和海岸上的海盗活动。这些行动是令人激动并且富有成效的。在1849年，一个中队的战船挣取了42000英镑的人头钱。通过每一个死去或者被抓住的海盗可以获得20英镑，而那些逃走了的则值五英镑。行动是简短而且有成效的。1853年3月，在皇家海军“赫尔墨斯（Hermes）”号蒸汽船与五艘中国帆船遭遇战的官方报告当中，英方的利益已经有所体现。“赫尔墨斯”号张着帆航行，一直吸引海盗们靠近她，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犯下了错误。这些海盗们四散奔逃，其中有三艘逃走了，而剩下的两艘：

发现自己已经逃不掉了。于是，他们靠近彼此，并将自己拴在一起，准备打仗。就在我们包围他们、用火枪射击的时候，他们让人登上高处，并且投掷臭味罐。在我们迫近的时候，他们打满舵，并冲向我们的舷下，疯狂地向我们投掷臭味罐。我们则一边撤退，一边向他们开火……我们向他们谈条件，说如果他们愿意放弃，我们就撤退。但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最后，在葡萄弹、霰弹筒和火枪的攻击之下，他们被迫堕入舱内，而伯顿（Burton）中尉登上了甲板，并且控制了这些船。

28名海盗或者被射杀，或者被淹死。另有57名戴着红色头巾、穿着红色镶边长袍的海盗沦为囚徒。45名海盗逃走了，因此，“赫尔墨斯”号的船员们总共得到了1755英镑的酬金。除去几个被臭味罐烫伤的船员外，英国方面没有遭受什么伤亡。5

这一针对海盗活动的战争正值英国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时刻。1856年，广东士兵为搜寻一个海盗而登上了在英国注册的“亚罗（Arrow）”号，并将其旗帜降了下来。这成了两国关系的引爆点。将“亚罗”号称作英国船的法律证据不足。但是这并没有阻止驻广东领事宝宁（John Bowring）利用这一事件与当地官员叶名琛进行角力。叶名琛从来没有隐藏过其对所有外国人的轻蔑。在一段时间内，他动用了一切能够动用的权力，试图将他们以及其商品赶出广东。宝宁也同样不服软，并且叫来了一支小舰队来炮击城市，以向叶名琛及其市民展现出他们侵扰贸易的愚蠢。

和此前的战争一样，1856年到1858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次恐吓中国人的举措。然而，这一次，法国加入了英国的阵营。和入侵安南（Annam）和柬埔寨（Cambodia）一样，他们使用了“传教士被杀”这一障眼法。就在英法联军在珠江流域攻占海港的时候，英方派遣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到达中国，以解决双方政府之间突出的问题。其结果是1858年所签订的《天津条约》。该条约向外国商业利益做出了更大的让步，并且使得鸦片贸易合法化。

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中国人百般阻挠且支支吾吾，试图阻挠这一条约中很多条款的执行。为此，在1859到1860年间，他们最终诉诸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英印联军和法军在中国北方登陆，并向北京进攻。现代化的武器再一次战胜了中世纪的武器。翻译官郇和（Robert Swinhoe）因那些在近距离炮击下仍不愿撤退的鞑靼骑兵所表现出来的不退缩的坚毅个性而印象深刻。“可怜的异教徒！”他后来写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厉害，虽然他们证明自己是勇敢的人。”另一个堪称“勇敢的人”是布福斯（Buffs）团的士兵莫耶斯（Moyes）。他因为拒绝在蒙古将领僧格林沁亲王面前磕头而被砍头。因此他赢得了不灭的名声。莫耶斯无可比拟的勇气使得其成了帝国男子汉的理想榜样。弗朗西斯·多伊尔爵士（Sir Francis Doyle）就在其激动人心的诗歌“一个布福斯的士兵（APrivate of the Buffs）”当中歌颂了这一精神：

昨夜在同辈的粗鄙人中间，

他戏谑、痛饮并起誓，

一个喝醉了的布福斯的士兵

他从不三思后行。

今天，在敌兵蹙眉之际，

他站在额尔金（Elgin）的地盘上。

他是英王的大使，

也是全民族的楷模。6

在他们一路行进到北京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并不那么有价值的士兵行为。劫掠成了普遍行为，而郇和惊奇地发现，宪兵军士（provost-sergeant）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当中来。1860年10月，咸丰帝和他的宫廷贸然丢弃了北京宫殿里的巨额财富逃走。按照郇和的说法，法国人首先动了手，紧接着就成了全体劫掠的狂欢。到达皇帝的金銮殿上，他发现“地板是由精挑细选的珍奇宝石所铺成的”。正在为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三世准备成堆的礼物的孟托班（de Mon-tauban）将军仔细检查了这些珍宝。7为了给先前被折磨且杀害的几个使者和其护卫报仇，在额尔金的命令下，他们不久就焚烧了圆明园。

对北京的劫掠以及焚毁圆明园的举动代表了中国的衰弱。它已经遭遇了三次战争的失败，而且必须屈从于其人民和其君主都无法理解的外力。作为从顺从的中国得到最多利益的国家，英国人主导了这次羞辱的进程。虽然在1860年的时候法国加入了她的行列，并且已经将其力量渗入了印度支那与俄罗斯，还觊觎着朝鲜以及中国北部边境地区。英国则没有任何侵占土地的兴趣。除去香港和与之相连的九龙半岛外，她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土地。英国人唯一想要的是在中国境内自由贸易。

在1860年之后的40年里，英国主导了中国的商业。在1895年的时候，英国占据了中国对外贸易之中2/3的份额。在那时，该份额总共有53.2万英镑之多。鸦片占据了中国进口商品中的头把交椅。在19世纪80年代，其每年的贸易额可达1000万英镑之多。兰开夏的棉纺织品则占据了第二席，其每年的进口额大约为300万英镑。在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市场之后，英国人控制了中国的关税。这些都是在1853年外国的控制下所采取的紧急措施。那时，太平军正威胁到上海。20年后，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掌管了中国所有的海关事务。其手下有89名官员，其中超过半数是英国人。这一监督保障了政府可靠的收入来源，也是外国资本家的保障。1898年1月15日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登载了一篇洞察英国投资者心态的文章。他们表示，中国海关“在英国炮弹可以打击的范围之内”，一旦政府欠债不还，他们便会开炮。

英国在中国至高无上的政治特权于1895年结束。在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当中，中国突然彻底崩溃。这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了其弱点。日本是第一个利用这一点的。他们要求对台湾宣示主权，获取3500万的赔偿和辽东半岛。在法国、俄国和德国的抗议下，最后一点没有得逞。他们三者自私地谋划，以“保护”中国。作为回报，心怀感激的中国政府授予法国在云南、广西和广东的矿业权，汉口则被赠给了德国。它允许已经在梦想建立满洲帝国的俄国在中国东部铁路中控股（由沙皇国库支付）。该铁路建成后将把中国北部与预计的西伯利亚铁路的东部终点站连接起来。

1897年，德国试图争取更多的领土。他们使用了至此已经惯用的传教士遭到谋杀的借口。这一次在山东。他们的死亡为德国占领胶州（Kiaochow）、将其变为海军基地铺平了道路。这也是德国人垄断在山东对矿山和铁路投资的开始。俄国感到对中国的争夺已经开始。因此，在其帮助赶走日本人的两年以后，1898年3月，它开进了大连港。

新帝国主义的这些野蛮表现引起了英国人的恐慌。迄今为止，英国政府相信，他们的业务在中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实施了支持所有人自由贸易的政策，对法国和俄国试图割去中国边远地区朝贡国印度支那和朝鲜的努力视而不见。1897-1898年的事件表明，像非洲一样，中国将遭到分割，而英国将失去市场。实行保护主义的俄国入侵将构成最严重的威胁。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将促成移民大量涌入人烟稀少的俄国东部。去往南方的铁路支线一旦建成，就将成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通道。而以前，这一贸易任务是由英国船只承担的。

在声明其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之后，索尔兹伯里侯爵的政府于1898年4月宣布，它已经在中国北方海岸的威海卫建成一个海军基地。同时，北京方面做出承诺，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在长江流域获得让步。这并没有产生多少效力，因为不久之后，中国批准了俄国资助的汉口——北京铁路，打破了英国在当地的投资垄断。对发生进一步冲突的恐惧致使英国扩大远东舰队的规模，增加至三艘战列舰和十艘巡洋舰。这等同于在该地区法俄舰队联合起来的总额。

索尔兹伯里伯爵担心，保卫英国在中国的无形商业帝国将会使得国家资源处于崩溃的边缘。8当时，英国正卷入到占领苏丹的战争之中、正在准备在尼罗河上游与法国一决高下。她还在南非与布尔人作战。将战船派到中国耗尽了英国国内舰队以及地中海舰队的力量，但是英国不能让德国、俄罗斯和法国在中国为所欲为。

国外力量加速渗透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抵抗。强烈的排外情绪突然爆发。从1891到1892年，这一情绪主要针对传教士；而到了1898年底，一个新的、名为义和拳（正义而和平的拳头，又名义和团）的排外运动爆发。其成员憎恨所有欧洲人、中国的基督徒和那些使用了外来技术的人。义和团吹嘘有魔力使他们免受子弹的伤害，并且对使用剑和长矛的传统战斗有一种自杀式的迷恋。他们最初反满，但他们反启蒙主义的思想为他们在宫廷和政府的极端保守派中赢得了同盟。同情他们的山西巡抚毓贤把义和团纳入当地民兵组织，然后让他们与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信徒作战。

1900年初，皇太后慈禧胡乱与义和拳缔结联盟，为的是将群众的愤怒从王朝引向外国人。这是一个短视和自我毁灭的政策。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与义和团的矛盾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军舰到达直隶湾。由于害怕帝国军队联合起来向北京进攻，慈禧最后在6月18日毅然决定，让帝国军队加入30000名义和团民兵在北京向围墙隔开的使馆区攻击。

这是失去理智的。太后的亲义和团政策很快为更现实的省级官员否定。更重要的是，按照几百名保卫使馆区士兵的观点，荣禄将军拒绝把他的现代枪炮借给防守者。8月14日，18000多人的国际联军进入了北京的使馆区。

对于俄国人来说，义和拳带来的麻烦是天赐良机。他们为其向满洲投入二十万兵力，并将军舰从波罗的海开到海参崴和大连提供了借口。英国和俄国互不信任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但也由于战略上的限制，英国政府无力过分阻止俄国对满洲的占领，中国的现状得到了保持。在1900和1901年，海军部只是设法保持与法国和俄国海军平起平坐，但其代价为减少国内和地中海舰队的数量。唯一的解决办法在于与日本合作，从而有力地与俄国争夺满洲和朝鲜。

1902年1月建立的英日同盟使得英国能够退出在远东的海军竞赛。双方都保证，如果其中一方受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攻击，另一方将驰援其合作伙伴。这一安排使得日本在没有受到法国干预的顾虑之下与俄国开战。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上，与日本合作是一个转折点。英国必须承认它无法再单枪匹马维持它在中国的至上地位。自此，它的无形帝国取决于日本的友好与合作。

尽管如此，联盟的短期结果是无价的。1904年2月，日本军舰在大连先发制人，攻击了俄国舰队。这开启了一系列令人惊奇的陆地和海上战争，粉碎了俄国远东帝国的梦想，当地局势也遭到逆转。英国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俄国蒙受羞辱的喜悦。此时，英日联盟已经成为英国在远东主张的一个重要支柱。双方于1911年续签了该条约。对于这一地区的人民（在这一问题上指的是亚洲其他地区的人民）而言，日本的胜利有着更大的意义。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日本证明了欧洲陆军和海军都不是无敌的，逆转了100多年以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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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东和在太平洋的其他国家，19世纪见证了有形帝国逐渐取代无形帝国的趋势。19世纪早期，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的岛屿吸引了一些富有活力和野心的机会主义者：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约翰·克卢尼斯-罗斯（John Clunies-Ross）、亚力山大·黑尔（Alexander Hare）和詹姆士·布鲁克爵士（Sir James Brooke）。所有的人都受到克莱武的精神和远见的感召。而且，他们和他一样，有着一种能够把当地的情况转变为有利于他们自己和其国家的特殊本领。荷兰的力量日薄西山，而位于马来亚和婆罗洲的小型独立国家是脆弱的，因此希望得到英国的友谊和武装支援。

莱佛士对在爪哇为东印度公司建立帝国的机会感到沮丧。1819年，他收购了新加坡岛。借此，他奠定了在马来亚建立帝国的基础。位于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路线上，新加坡很快成了东南亚和东印度群岛的一个主要的自由贸易转口。黑尔试图在婆罗洲南部奠定自己作为一个独立诸侯的地位。他的这一尝试失败了，而他的伙伴克卢尼斯-罗斯则最终当上了印度洋的科科斯（基林）群岛（Cocos-Keeling）的“王”。他们的事业激励了另一个浪漫的侠客詹姆士·布鲁克。由于在英国有些不适应，布鲁克曾寻求在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中服务。由于在缅甸战争中带领非常备骑兵所受的伤，他已经退出。

布鲁克的幸运于1833年到来。此时，他继承了10000英镑，为他提供了必要的启动资金，有助于获得领地和在婆罗洲北部沿海开放贸易。布鲁克和他的计划带有一些明显的伊丽莎白时代的烙印，但它有东印度公司和海军部的被动支持。布鲁克最大的财富在于他的大胆、从一而终以及他装备精良的、被恰当地命名为“保皇党人（Royalist）”的142吨级帆船。这使得他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方政治力量。在1839和1841年间，他首次侦察了北婆罗洲的海岸与小湾。布鲁克使得自己对文莱的摄政王哈西姆·基尔（Hasim Jeal）来说不可或缺。后者试图控制沙捞越。哈西姆担心布鲁克会抛弃他，因而任命他为沙捞越的王公。

作为统治着一个事先被证明是不受管理的地区的政治强人，布鲁克着手恢复和平，并为稳定的政府和经济奠定基础。尽管英国在新加坡的战船经常帮助他，抑制沿海海盗行为是他最艰难的任务。虽然他们的轻型船只难以同现代船只的枪炮相抗衡，马来和婆罗洲的海盗仍是难缠且难以捉摸的。1843年的一次河上战争之中，布鲁克记录了一轮霰弹是如何“将一侧划桨的水手全部扫射”的，并迫使其他船员跳进水里，并在那里遭到枪杀。9

尽管有许多慈善家反对他，英国政府还是批准了布鲁克作为沙捞越王公的位置。这些人谴责他处理海盗的有力举措。对英国当地的无形帝国来说，他和他的小国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在该地区的领土野心仅限于占领岛屿和小块土地，以作为海军基地和商业中心。这些地方的影响可以扩散到马来亚、暹罗和东印度。为此，1785到1824年间，英国已经获得了槟城岛、新加坡和马六甲港口韦尔斯利。这些小立足点统称为海峡殖民地。

马来亚无形帝国依赖于当地世袭诸侯的合作。他们希望能维护和平和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和投资的安全。1870年以后，马来统治者不足以承担这些责任。该地区陷入一段暴力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时期。自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雪兰莪和霹雳州锡矿业繁荣，吸引了大量中国移民涌入。到1870年，霹雳州上已有40000座锡矿。就像他们在雪兰莪州的同胞一样，他们热情地加入不同且互相敌对的秘密社团。在1870年的雪兰莪，中国人之间的派系斗争恶化为内战。一年后，在霹雳州爆发了一系列角力。

海峡殖民地的历任总督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在竭尽所能保持马来亚内部稳定的同时，他们也要按照帝国最为良好的传统保持中立。英国人几乎不可能不卷入马来亚的内部冲突当中。这至少是因为，正是他们引发了海盗的复兴。1870年，在其追随者阻碍了一些中国海盗被捕之后，炮舰已经开动，将一个争夺者的栅栏炮轰到了雪兰莪的地盘上。直到1873年海峡两岸当局已完全纠缠在马来政治当中时，此类事件一直在增加。很久以前，在场的人得出结论，无形帝国的机制不足以解决危机。这一危机只能通过直接干预解决。

因此，一场拉锯战在英国官员和自由派殖民大臣金伯利勋爵之间发酵。这位大臣决意确定停止英国对马来亚承担全部责任的潮流。最后，当兼并主义者警告，不承担责任可能会导致德国或荷兰的干预之时，他放弃了。后来，甚至对外反帝国主义的政府，例如格拉斯通的政府，都不敢冒让英国的无形权力为其他国家所代替的政治风险。殖民地官员们得以为所欲为；英国则将其关注重点置于在雪兰莪州的一位觊觎王位之人身上。他们还命令英印联军于1875年平定霹雳州和新加坡河（Sungei-Ujong）。

1873到1874年危机的结果在于，英国认定要对霹雳州、雪兰莪州、森美兰（Negri Sembilan）、彭亨（Pahang）实行有形的控制。现有的政治建构仍在当地诸侯的控制之下。与他们的印度同行一样，这是在英国人的指引下完成的。不久，在英国的指导下，债务和国内奴隶制被废除。诸侯受到积极的鼓励，成为进取的家长式统治者。作为启蒙进程的一部分，一个大学于1905年在霹雳州皇城（Kuala Kangsor）建立。在那里，诸侯的儿子们接受了英国公学式的教育。人们认为，这会教给他们如何负责任地管理国家。

马来亚事件发生的同时，斐济也发生了一些事件。在那里，迫于经济发展和与欧洲接触的变化带来的压力，无形帝国也解体了。到1871年，斐济阴险而复杂的政治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由欧洲的棉花种植主和商人（包括正在躲债的一个破产的悉尼拍卖人）以及两位本地酋长组成的内阁提议，国王萨寇姆堡（Thakombau）应当作为一个立宪君主执政。政府的许多内部问题由于当地的游说议员而变得更糟。他们声称，斐济困难的唯一解决办法是接受英国的统治。

兼并主义者在新西兰、新南威尔士和英国都有盟友。在前两个地方，斐济被描绘成一个准备好接受殖民的国家。这是澳大利亚的扩张主义分子们的观点。他们的这种观点也扩展到对巴布亚和新几内亚的讨论上。在英国，格拉斯通政府不得不处理慈善家以及传教团体所带来的压力。1835至1860年之间，斐济教士已经劝诫60000当地人皈依。但是，通常认为，只有英国统治才能消灭岛上剩余的万物有灵论者的自相残杀和献祭仪式。关注也蔓延到“黑人奴隶诱买（black-birding）”上。这是一种奴隶交易，太平洋岛民被哄骗或强迫登船，然后作为契约劳工运送到秘鲁海鸟粪场或昆士兰的甘蔗种植园。皇家海军曾试图在19世纪60年代中断这一运输，但是由于澳大利亚的法官拒绝审判绑架者，这一阻止行动受到了阻碍。

尽管英国政府并不情愿，但结合商业和慈善的观点仍促使它去调查在斐济的中央权威。在场的海军军官很容易相信，如果不悬挂英国国旗的话，这些岛屿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1874年，政府批准了兼并。在反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圈子里，一种强烈的、可以理解的感觉蔓延开来，认定大臣们已经战胜了一个确定的联盟利益集团。

1874年以后，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又恢复了旧模式，即通过军舰对岛屿进行监管，并小心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永久占领的行动。澳大利亚的冒险家热衷于在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做布鲁克式的王公。殖民部对此颇有微词。但是，他们也明确表示，一旦有其他国家考虑要开展兼并行动的话，他们就应当采取措施夺取这些地区。

1880年新帝国主义的到来见证了德国和法国试图占领南部海洋上各个岛屿的准备。德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年前。19世纪60年代，总部位于汉堡的哥德笛福里（Goddeffroy）家族公司已经超过其所有竞争对手，成为太平洋地区的总交易人。这家公司于1879年破产，但俾斯麦很乐意为其接班人新几内亚殖民公司和德国海洋贸易协会（Deutsche-Sea-Handels-Gesellschaft）提供补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赢得商业界和殖民地游说团体的政治支持。他还批准了1883和1886年间一系列对岛屿的占领。

德国建立霸权的过程带有某种离奇的色彩。1886年，一艘德国炮舰航行到了所罗门群岛中的一座岛屿的附近，并派遣了一支小分队登陆。他们把贸易的旗帜和一个装在礼盒当中的宣言给了当地的酋长，并且树立了一个上书“德意志帝国保护国”的牌子。他们升起了德国国旗，随后又将其降下来。官员和水手回到船上。10无论他们是否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所罗门岛民们都对这一展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他们14年后向英国海军军官讲述了每一个细节。在他们经过岛屿的同时，德国人也将它们改名：新大不列颠变成了新波美拉尼亚等等。

当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就谁最终谁保持什么而讨价还价的时候，岛的名字再次遭到修改。英国保有巴布亚、所罗门、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而德国人则对拥有萨摩亚、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卡洛琳岛和玛丽安娜岛感到满意。德国首相冯·比洛（von Bülow）侯爵很高兴，预言这零星的岛屿和环礁岛将成为“走向国际政治……道路上的里程碑”。这种全球性力量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1913年，为了维持太平洋帝国，德国支付了180万马克补贴。11

但在新帝国主义的鼎盛时期，经济价值的重要性仅次于声望，甚至连最小的岛的重要性都被夸大了。1900年8月，法国官员向新赫布里底群岛部落民表示：“这片土地属于法国公司，你不能再在上面耕种……我们也将会把你们和英国人从岛上驱逐，并自己占有这片土地。”12虽然对听众来说它甚是吓人，但这样的咆哮往往没有什么作用。六年后，英国和法国政府同意共同管理新赫布里底群岛。

多年以来，英国所占领的零星的太平洋岛屿仍然是其殖民地中最落后和最令人遗忘的部分。没有任何一个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而且所有岛屿都受到人口下降的折磨：在1860到1873年间，斐济人口减少了30000人，而只有到了1921年，下降的幅度才有所缓和。外来疾病是造成这一损失的主要原因。岛上的居民对这些疾病没有有效的免疫。扭转这一进程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功。由于殖民地医务官的努力和一座医院的建立，在1906和1921年间，所罗门的契约劳工死亡率从每年500下降到300人。

新的殖民地政府也关注太平洋岛民的道德福祉，但消除诸如部落间的战争破坏性习俗的努力受到了阻碍。在所罗门，尽管勇士们时常因犯有谋杀罪而被吊死，争斗仍旧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马莱塔勇士（或拉莫）为他们好战的传统而感到自豪。当他们被自称“超级拉莫”的当地官员质疑的时候，其结果是1929年10月的一场小型战役。其中，这位官员和13名当地警察死亡。另一个对当局的刺激在于，岛民不愿融入新引入的市场经济。1932年，官方对所罗门的发展的记录表示，格拉（Gela）岛民仍满足于耕种能满足自己基本需求的作物、购买烟草和少数其他生活必需品。13他们拒绝耕种更多的作物。官方对此表示遗憾。无论如何，近7000名岛民经由在欧洲人所拥有的椰子种植园担任契约工人而成为新经济的一部分。太平洋岛民的生存状况似乎不容乐观：1922年，三名监督员被指控谋杀一名工人，但后来被无罪释放；同样，一位被控将一名年轻男仆殴打致死的、名为C.V.麦斯威尔先生的种植园经理也被无罪释放。在帝国最偏远的地方，有一些角落非常黑暗且令人不快。

第六章

一个伟大的英语国家：南非

“这个殖民地的真正价值在于，人们认定它是服务于保护我们的东印度财产安全的前哨。”担任开普殖民地总督的加里东勋爵于1809年写道。1这种观点解释了为什么英国人于三年前占领了好望角，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里只是一个没有收益的、动荡不安的荒凉之地。它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人坚持在法国战争结束时保留它。在未来的几百年里，好望角的战略价值依然保持不变。在19世纪初，第一位海军大臣费希尔勋爵上将，将开普敦、新加坡、亚历山大、直布罗陀和多佛描述为一体的“锁定世界的五大战略锁钥”。21887年，在苏伊士运河开通近20年后，开普敦被选为与俄国开战时开往印度增援的主要补给站。3当时好望角由4200名正规军守卫，3000名当地志愿军作为后备保障。4

如果不列颠要统治海洋，英国就必须保有好望角。这一任务既不容易，也没有可榨取的利益。因为在一个种族关系紧张的地区，在第19个世纪的前70年，经济增长是缓慢的。英国继承了一批散居的、自称布尔人或南非白人的、带有荷兰和法国血统的白人，以及为他们工作的25000名黑人奴隶。另外还有15000名科伊人（霍屯督人）。在殖民地的东部边境住着17000名科萨人，其土地为欧洲人所垂涎。自1779年以来，他们就开始作战以保护自己的土地。

布尔人是此地人口最为众多的民族。他们于1652年首次到达好望角，并且经历了他们的过去、现在以及为了征服这一土地和当地黑人居民未来无休止的战争。这些都注定是布尔人的。根据他们原始的加尔文神学，正如他在《旧约》中选择了以色列人一样，神选择了他们作为新迦南地的主人。正如英国人一样，布尔人想象他们自己是受到天意保佑的工具。这一信仰给予了他们非凡的应变能力以及内在力量的储备。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尽少干涉主义”的管理下，布尔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自决的，并且能够自由处置与本地人之间的事务。这种状况随着英国殖民政府的建立而宣告结束。英国殖民政府觉得在道义上有义务公平对待所有子民，并将基本法律权利延伸到黑人或混血种人。因此，布尔人并没有选择同一个试图应用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政权合作。前者认为后者是难以理解的。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更多误解和摩擦的来源。开普统治者们都是贵族，其中的一些人，例如本杰明·德班（Benjamin D'Urban）爵士和哈利·史密斯（Harry Smith）爵士，在对法战争中曾立下赫赫战功。他们和他们同样有很高社会名望的幕僚在布尔人身上无法找出任何文明的标志。这些人看起来粗鲁、阻挠事情发展且极为易怒。传教士因奴隶制而感到恐惧，也对无论何时需要补充劳动力都突击掠夺当地社会的行为表示恐惧。

从1815到1834年，成千上万的布尔人决定撤回到南部非洲腹地。此后，殖民当局和布尔人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后来的布尔神话所称的“伟大探险”，指的是一个持续了几年的缓慢而不平衡的过程。虽然在开普的土地压力迫使许多布尔人移民，但从部分意义上来说，它是对1833年英国议会废除奴隶制的反应。首先，开普政府担心，一旦布尔人与正在扩张的、妨碍他们前进的恩德贝勒（Ndebele）和祖鲁国家（Zulu states）发生冲突，人口的大规模外流将导致广泛的战争。1842年，作为预防措施，开普政府吞并了纳塔利亚的新布尔共和国。事实上，武装精良的布尔人能够照顾好自己。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对恩德贝勒和祖鲁人惊人的胜利之后，他们占领了后来成为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共和国的土地。

鉴于英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在南部非洲实现局部稳定，政府认为，企图强迫布尔共和国是没有作用的。1854年，英国正式承认其独立。其附带条件是，他们承认英国的统治权。至少在书面意义上，这使他们成了英国无形帝国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布尔人都在抱怨英国没有强硬对付在开普动荡的东部边境上的科萨人。在科萨人（或者称卡菲尔人，即他们和其他南非黑人一概的蔑称）最近的历史上，爆发了一场断断续续的战争，以保护他们的土地，防止定居者侵占。这种冲突在英国人到来后继续和加强：在1811-1812年、1819年、1834-1835年、1846-1847年以及1850-1853年间，都爆发了主要战争。科萨人处于和北美洲印第安人相同的境遇。如果殖民者能够为所欲为，他们就注定要领受同样的命运。1846年战争期间的一名指挥官写信向战争部描述了这一残忍的计划：“我们必须把卡菲尔人赶过凯（Kei）；他必须成为你的子民；殖民者的土地需要他来耕种。”另一名军官走得更远，并认定，争夺土地的唯一结局是科萨人的消灭。“他们必须在白人面前退去——在文明面前，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里需要大量充满活力的殖民者跟在军队的后方。”5对付难以捉摸的敌人，令人心烦意乱的边境战争总是令良心变得冷酷，但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某些英国人开始以布尔人的方式思考。南非属于白人，黑人必须在屈服或灭绝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

攻下科萨人的任务很困难。这是因为，他们拥有灵活的游击队，而且还在他们非常熟悉的、粗野的国家内战斗。为了向他在伦敦的上司解释他所处的境遇，1846年战役中的一名英国指挥官将科萨战士描绘为“油腻的野人，其全套服装由插在头上的一根羽毛和遮蔽生殖器的束腰组成，跑得像马一样快”。6对付这样一个对手是艰难而令人沮丧的。然而，丛林战争使得人们从冗长的游击战争当中解脱出来。“我无法让自己真的摆脱成为一个士兵而带来的喜悦。”第45团的弗莱明中尉告诉他的家人，他准备于1846年7月开始作战。六个月后，他患了痢疾、食欲不振以及干咳。为了维持生命，他服用奎宁和葡萄酒。7战争结束时，他激动不已，并回到英国接受圣职。

正如在此前很多帝国边境战争一样，有人愿意运用他们的本地知识和技能为征服者服务。虽然在1850-1853年对恩格会卡（Ngquika）科萨人的战争当中，很多人逃走了，但这不能掩盖大量科伊科伊人（Khoikhoi）被雇佣为侦察兵和散兵这一事实。运用饿死对手的焦土政策，被称为”amarwexu（天花魔鬼）”的英国士兵逐渐占了上风，但科伊科伊人的反抗精神依然强劲。1855年，科萨人收到谣言，英国曾在克里米亚战败，而俄国军队则将很快出现，并将所有英国人从开普赶走。8确实有士兵从克里米亚到达这里，但他们是此前为了弥补英国新兵不足的德国雇佣军。战争部厌倦了在开普开销巨大的边境战役。他们沿袭了罗马人用来在混乱的前哨维持秩序的先例。就像他们的前辈前罗马军团兵，雇佣兵保卫了新近从科萨人手中夺取的地区当中的村庄。作为酬劳，他们得到了农场。9

从伦敦的视角来看，开普以及其小分支纳塔尔都是未得到应有注意的殖民地。它们不断受到内外骚动的侵扰。二者都不具备成为英国工业品市场的价值。1855年，南非进口英国商品价值922000英镑，与秘鲁保持同一水平，排在阿根廷和智利之后。这两个殖民地的政治发展与加拿大各省和澳大利亚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殖民部的指导下，开普殖民地于1854年选举出了议会，而在两年后，纳塔尔也建立了这样的议会。迫于英国和地方自由派的压力，议会赋予了更多黑人和混血人种以选举权。他们的决定是建立在一个非白人中产阶级最终会出现的希望基础之上的。人们希望他们会加入白种人的行列，形成一个稳定而负责的、类似于当时英国的选民阶层。

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普经济革命很快影响到南部非洲的每一部分。在赫里夸兰（Griqualand）发现钻石这一事实引发了规模空前的投资和移民。1871年，英国很快占领了这一地区，并将其作为英国直辖殖民地。1871年英国出口到开普的商品总额为200万英镑，20年后则暴涨到了770万。此时，开普的出口总额已经达到了950万英镑，其中1/3来自钻石。自1871至1875年间，开普政府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铁路建设计划。到1890年为止，在开普殖民地所铺设的交通网络超过2000英里。

挖掘钻石和铺设铁轨是劳动密集型的活动，需要一个庞大而没有多少技术的劳动力群体。这种群体只存在于黑人当中。因此如果要进行工业化，南部非洲的黑人必须被完全平定，并纳入白人的控制之下。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强调白人至上最终主张的需要越来越迫切。此时，黑人劳工用他们在钻石田的工资买枪。在从德兰士瓦（Transvaal）来的佩迪人（Pedi）和巴索托（Basotho）人这里，这一现象尤其明显。过时的步枪和现代的后膛炮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其中一些是通过纳塔尔进口的。在一些年里，祖鲁国王已经在建立一个火器兵工厂。10

为了实施殖民地大臣卡那封勋爵（Lord Carnarvon）的计划，在包含开普、纳塔尔和两个布尔共和国的地区，黑人也有必要保持被动。由于它可以创建一个稳定的单元（unit），这看似是对区域问题的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由于开普地区的矿产收入，这一单元足以自给自足。在英国的两个殖民地，这一计划受到了有限的欢迎。而在布尔人一边，这一计划几乎不受任何欢迎。他们将其看作英国主宰整个地区的一个战略。

1876到1878年间，在一系列的本土叛乱和战争之后，建立一个联邦的进程停止了。正如它所显现的那样，这些战争是南非的黑人阻止白人力量推进的最后一次主要努力。在北开普省的格里夸人（Griqua），在德兰士瓦的佩迪和巴索托以及东开普省恩格会卡和葛卡勒卡（Gcaleka）的科萨人当中，都有暴乱的发生。当地的英国部队、水手和海军陆战队能够采用包括新的马蒂尼-亨利后膛枪、转管机枪等最新军事技术在开普处理骚乱。布尔人与瑟库库内（Sekhukhuni）的战争很快就用完了蒸汽动力，并在一个突击队（带枪志愿骑兵部队）被打败后陷入了麻烦当中。这一反转暴露了德兰士瓦的脆弱，给了卡那封一个可喜的借口以推行其在1877年1月兼并的计划。此时，布尔人是感激英国人的干预的。因为，这在短期内保证了他们的安全。

在德兰士瓦的政变是由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Sir Theophilus Shepstone）领导的。他是一个执着的殖民官僚，拥有学习本土语言的天赋以及进行阴谋的爱好。在布尔人将他看作救世主的同时，谢普斯通将占领其共和国看作为将其纳入所提议的南非联邦的前奏。作为推行联邦的狂热分子，谢普斯通认定，一日不分割祖鲁国，这一联邦就一日不能得以建立。推翻祖鲁王国也是巴图·弗里尔爵士（Sir Bartle Frere）的目的。作为开普的新总督，其印度经验告诉了他，在帝国的边境上，容忍任何独立的和组织良好的原生国家的存在是危险的。

在1878年，弗里尔和谢普斯通密谋发动针对祖鲁国王塞奇瓦约（Cetsh wayo）的战争。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祖鲁国王与他的南方邻居纳塔尔交往甚好。两总督向殖民部伪造了报告，把塞奇瓦约塑造为一个好战的暴君，并夸大了他的军队的规模，错误地将其指为常备军，而不是只有在危急时刻才会被动员的人。他们看似愤世嫉俗的阴谋背后是希望一旦塞奇瓦约的王国土崩瓦解，其臣民将会任由纳塔尔的白人农民和采矿公司差遣，成为顺从的劳动力。11

在将塞奇瓦约逼到角落之后，弗里尔和谢普斯通于1879年1月发动了他们想要的战争。由于糟糕的运气和司令切姆斯福德勋爵粗制滥造的将才，开局很糟。月底，由1200名士兵组成的英国军团和本土附属军队在伊山得瓦纳（Isandlwana）全军覆没。紧接着，在无视塞奇瓦约命令的情况下，由三到四千勇士组成的兵团进入纳塔尔，攻击位于罗克渡口（Rorke's Drift）的布道所。这一布道所是由第24团的139名士兵防守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伤兵。在史诗般的战斗持续了24个多小时的时候，袭击者被击退了，并损失了超过500人。祖鲁人筋疲力尽，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更何况，英国的火力不仅足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而且足以形成优势。据幸存者之一、后来升任中校的伯恩（Bourne）上士回忆，一些祖鲁人是如何到达简易防御工事的。那些抵达了的祖鲁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无畏以及对穿红色外套的士兵和对方人少的蔑视……试图跨越栏杆，且有时能抓住我们的刺刀。但他们只有被击落的份”。12无论如何，保卫者们都表现出非凡的镇定，其中的11人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祖鲁人的麻烦在于，他们的将军（indunas）无可救药地沉溺于长矛战士传统的、头向前的冲锋。这一斗争形式刚刚在伊山得瓦纳成功了，但却是以5000名士兵伤亡作为代价的。然而，类似的策略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断重复，尽管塞奇瓦约敦促他的指挥官采取游击策略并攻击英国脆弱而广布的通信线路。13英国政府也不满其手下官员的表现，解雇了谢普斯通、弗里尔和切姆斯福德，由更能干、更有策略的沃尔斯利爵士取代。他到达祖鲁王国的时间太晚。直到7月的乌伦迪战役（Battle of Ulundi）完全摧毁了祖鲁军队，沃尔斯利才抵达。这时，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知道应当期待什么。部署在拿破仑式的广场的英国人能够更好地集中火力。而祖鲁人则已逐渐心灰意冷。二者像平常一样开战。但是，经过观察，人们可以发现，这些祖鲁人并没有太多的战意。英国人付出极大的努力推翻祖鲁王国这一事实表明政府重视在南部非洲保持其至上地位。17000名援军已经赶到纳塔尔。在两次入侵祖鲁王国的行动中，共使用了27000头牛、5500匹骡子以及30000名搬运工和劳工。14最终的账单为490万英镑。15

在祖鲁王国屈服之后，沃尔斯利将注意力转向瑟库库内。由高地和斯威士兰混合部队击败了佩迪人（Pedi）。经证明，采取布尔人的战争方法，并以带有步枪的骑兵战斗的巴索托人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难题。结果是，巴苏陀兰成为当地土著酋长统治下的英国的保护国。在祖鲁王国，类似的实验失败了，纳塔尔最终将其征服。1877年到1879年的运动已经达到了目的：大规模的黑人抵抗活动已经销声匿迹，白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了证实。而白人的高尚地位将会持续一百多年。

英国军队平定了南部非洲的黑人群体。这标志着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一个新的开始。英国占领德兰士瓦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作为其挤入南部非洲联邦内部的准备。一旦英国人的目的明朗化，布尔人当中就爆发了反抗。随着一小股英国部队被困在纳塔尔北部的马朱巴山峰顶而失利，1880至1881年的德兰士瓦独立战争结束了。布尔人将这一胜利看作是上帝对他的选民的奖励，而不虔诚的种族则会遭到厄运。新当选的自由党政府将战斗看作不道德政策的产物。格拉斯顿曾在大选期间对此表示反对。布尔人曾如此强硬排斥的一个联邦计划撤销了。德兰士瓦的独立得以恢复。然而，在1881年的比勒陀利亚和三年后的伦敦，在谈判过程中，政府坚持主张对布尔共和国的主权，以及要求干涉其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形成的权利。

在接下来的20年里，没有什么比一个学术意义上的法律要点意义更为重大。这一段时间见证了布尔人向北方以及东方的初步扩张。而在1886年威特沃特斯兰德发现黄金后，德兰士瓦的经济发生转型。一旦投产，兰德矿山可以提供全球黄金开掘量的1/4，并保证南部非洲的经济中心从开普转移到德兰士瓦。1896年，德兰士瓦政府是非洲最富有的政府，其在矿物上征收的税收就超过800万英镑。来自英国的赊账书写了这场经济革命：1899年，英国在德兰士瓦的投资总额为3.5亿英镑，而且2/3的兰德的矿井是由英国股东所持有的。

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南部非洲的问题在于，德兰士瓦的新财富有怎样的用途，以及它将如何影响英国在该地区的地位。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在他刚刚30出头的时候，塞西尔·罗德斯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钻石矿，并因为开采所积累的财富成了百万富翁。作为一个精明的操纵者，到了1891年，他就以他的罗德斯·德·比尔斯联合公司（Rhodes De Beers Consolidated Company）垄断了金伯利的钻石田，并在兰德进行了大量投资。

罗德斯成了其时代最著名的、许多人口中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者。他是不道德的、本能地贪婪的（1884年贝专纳战役中军队露宿。在此期间，他曾设法将一个英国军官共享的毯子据为己有）一个优秀商人。他的财富是他梦想的仆人。这是由当代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所激发的。这使他确信教化世界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命运。没有什么能阻挡这一命运的力量，那些站在其道路上的人的权利自然不是理由。在一次流露真情的事件里，他听到德皇威廉二世抱怨，德国进入帝国竞赛的时间太晚了。对她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剩下的地方。“是的，陛下，”罗德斯回答道，“还有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地区属于土耳其，而这一点并没有给罗德斯造成麻烦。罗德斯充满勇气和野心的计划令同时代的人感到惊讶。米尔纳子爵（Viscount Milner）说：“人被弱点所统治，但罗德斯的弱点是尺寸。”

克莱武、布鲁克以及后来的T.E.劳伦斯（T.E.Lawrence）等都是拼运气才进入帝国建立的进程当中的。正如这些标新立异的人一样，在早期，罗德斯并没有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想象力以及天赋。他也分享了前三人的好运气，抓住了正确的时机。当然，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也拥有个人财富这一独一无二的优势。在每一次的转折当中，历届英国政府都对他提供了协助，虽然他们中的许多成员并没有罗德斯的远见，并认为在南部非洲处于危险的时候，他是一个维持和延续英国影响力非常有用的工具。

与格拉斯通所部合作，罗德斯实现了第一次政变，即从1884到1885年吞并贝专纳的行动。在过去的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布尔人殖民者党派已经在这个区域内渗透。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戈申（Goschen）和斯特拉兰（Stellaland）小型共和国。同时，德国殖民者从安格拉·培开那（Angra Peque＾na）这一处于起步阶段的殖民地搬到内陆地区。开普敦和伦敦方面担心，他们最终会与布尔人联合起来，并导致“传教士道路（Missionaries Road）”遭到阻塞。这条道路向北延伸，达到当时被称为赞比西亚（大致相当于现代津巴布韦和赞比亚）这一被广泛认定为拥有丰富矿藏的地区。一个德国——德兰士瓦轴心出现的可能也依然存在，这成了英国政府最大的焦虑。1884年4月，当德兰士瓦总统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访问柏林的时候，他曾公开其人民亲德国人的立场。“就像一个孩子从其父母那里得到支持，年轻的德兰士瓦，要向它强盛的祖国德国以及其辉煌的王朝处寻求并得到保护。”16

这足以让英国政府坐不住了。此时它已经对西南非洲（纳米比亚）所出现的德国殖民地感到不安了。英国政府也承受着罗德斯和传教士游说团体联盟的压力。这两者对未来布尔人统治之下的、贝专纳的茨瓦纳感到忧心忡忡。1884年12月，一支小型的装备精良的军队被命令进入该地区驱逐布尔人，并在贝专纳建立保护国。它没有受到阻碍，长驱直入。

罗德斯是占领贝专纳这一经济价值不大的殖民地的最终受益人。19世纪90年代，为了补贴这一地区，英国每年需要花费10万英镑。纳兰是罗德斯侵入赞比西亚的跳板。这是将由英国南非公司完成的一项事业。1889年，这家公司正式获取特许状。正如其同时代人的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大英帝国东非公司（British Imperial East Africa）和北婆罗洲公司（North Borneo Company)一样，这家公司代表17世纪私人企业殖民和贸易的复兴。由于日常管理和警务工作是由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完成的，政府只耗费了极少的代价。英国南非公司的权限在于掌管马绍纳兰（Mashonaland）的农业和矿业。在那里，作为企业年金、1000挺现在已经过时的马蒂尼-亨利（Martini-Henry）步枪和护卫赞比西河的一艘炮舰（从未兑现过）的回报，恩德贝勒国王罗本古拉赋予了他们采矿与定居权。

1890年底，第一批移民进入了罗本古拉的王国。他们虽然少于400人，但全副武装，配备有机枪和火炮。这些事件与之前的两个世纪在北美所发生的事件类似。罗本古拉逐渐认识到，向公司的妥协削弱了他自己的权威。他试图在1893年秋天重新确立他的权威，并命令他的兵团（impis）突袭接近英国人定居点的绍纳村庄（Shona Village）。他直接栽到了公司的首席长官、极其狡猾和好战的前医生利安得·斯塔尔·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手中。詹姆森一直认为，两个权力来源不可能在地区并存，并认为直到强大的恩德贝勒战争机器被拆除之前，公司的未来永远都是不稳定的。此次袭击正是詹姆森所想要的，给了他一个向罗本古拉发动战争的借口。

1893到1894年第一次马塔贝莱战争是单方面的事务。这是因为，和他们的祖鲁人同行一样，恩德贝勒的将军们坚持传统的正面攻击。所有机枪中最新且最致命的马克沁机枪（Maxim Machine-gun）每分钟发射600发0.45口径子弹。面对公司这一类型的机枪，他们的行为无异于自杀。马克沁机枪吓坏了恩德人。他们将其视作某种可怕的魔法。一名出生在这个时间段而且一直活到20世纪70年代的土著人解释说，他不寻常的名字“自嘎-自嘎（Zigga-Zigga）”是基于机枪发出的声音的拟声词。这是因为，他的父母相信，这种声音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17随着罗本古拉的国家被推翻，恩德贝勒的抵抗活动并没有结束。1896年春季，该地区又一次爆发了起义。在这一次起义中，移民和他们的家庭遭到了袭击和谋杀。

在英国和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殖民地的人遭到屠杀一事激发了强烈的种族主义。这是因为，公众已经得知了公司所统治的疆域。“除非黑人被消灭或驱赶回中非，像马绍那和马塔贝莱兰那样的国家永远不可能获得永久的和平。”《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评论道。18这一直率的观点与移民的看法遥相呼应。这些移民当中就包括“王牌猎人（big-game hunter）”弗雷德里克·塞卢斯（Frederick Selous）爵士。他认为，如果他们期望本地人因为摆脱了专制统治者和巫医的力量而感恩的话，纸上谈兵的帝国主义分子就大错特错了。只有多次应得的惩罚才能教会恩德贝勒人“反抗白人是无用的”这一点。19从罗得西亚急行军到开普的1200个英国士兵中的一位、步枪兵约翰·罗斯（John Rose）描述了1896年8月扫荡行动中对栅栏村庄的猛攻：

……四处都是黑人的尸体和濒死的黑人。我们烧毁了所有的屋子，许多没能逃出来的黑人就被烧死了。你能听到他们的尖叫，但是这是他们所应得的。我们抓住了大约五名女囚犯，但是又把她们放走了；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婴儿，有人用子弹将婴儿的腿打伤了。子弹也同时穿过了女人的身侧。但他们的伤并无大碍，我们的医生包扎了伤口。20

这些性质的细节令国内的自由派和激进派感到震惊。在下议院，张伯伦和公司的批评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关于罗德斯“彻底击败当地人，给他们一个永恒的教训”这一确定的意图、不经审判就处决罪犯并且烧毁村庄的行为，亨利·拉布谢尔（Henry Labouchere）向张伯伦提出质疑。张伯伦坚称，这是“根据南非战争的习惯而来的”。这势必会使得那些相信在非洲推行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将会提前结束这些做法的人感到迷惑。21议会的抗议活动几乎没有改变战争的性质或进程。这场战争一直拖到1897年，那时最后的游击队才终于被消灭。

在罗得西亚西北、尼亚萨湖（Lake Nyasa）东海岸上，一场次要的、然而同样血腥的解放战役爆发了。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渗透是由利文斯通所开辟的。其早期的任务已经由苏格兰长老会的非洲大湖公司（Scottish Presbyterian African Lakes Company）接替。它与阿拉伯奴隶贩子之间的武装斗争得到了政府的赞助。他们从桑给巴尔开始经营，为阿拉伯部落君主和波斯湾提供奴隶。1891年，英国宣布在这一区域建立保护国，以阻止葡萄牙进行收购。他们有很正当的理由认为，葡萄牙有涉嫌不为镇压阿拉伯奴隶施压之嫌。接下来的四年小规模战争当中，罗德斯给予补助，而由哈里·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爵士担任指挥的锡克军队和一支小型炮舰队作战。阿拉伯奴隶贩子和那些拒绝接受英国至上地位的部落首领被先后击败；约翰斯顿将后者视作奴隶。这使得他更容易向外交部证明他所实施的严厉措施具有合理性。22

那些在19世纪90年代参加了在南部非洲的小型战争的人们相信，他们正是幅员辽阔的巨大的英国自治领的开辟者，而这一自治领有其自身钢铁般的种族秩序。“非洲南部的赞比西必须由白种人和近乎白人的种族定居。”约翰斯顿于1893年称，“非洲的热带地区必须是由白人统治的，由印度人开发，并由黑人在其上耕种。”23一个由美国自然主义者变成的殖民者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曾被罗德斯的梦想所迷住，并协助使其成为现实。他认为征服和定居的过程是必然的，因为它是时代精神的表达。这一点，他坚持说，“注定了南部和中部非洲将成为一个伟大的英语国家”，或许会成为另一个美国。在不久之后，它就会完成上帝“为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所选定的命运”。24

1914年，这个过程似乎正在进行中。南罗得西亚拥有34000名白人人口，他们有自己选举出来的立法委员会，统治着732000名黑人。其中有一半的人居住在保留地。许多白人是布尔人。这些人给当地带来了南非的种族偏见。1903年，法律规定，一个强奸白人妇女的黑人将被判死刑；而这一保护对黑人女性来说是不适用的。25北罗得西亚（赞比亚）的白人聚居地极为稀少。在这一地区，英国法是由独立的政府所保证推行的。大体上来说，这一政府更加人性化，其形式更多受到英国而不是南非的影响。1924年，它被殖民地政府接管。

英国霸权在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确立的时期，也正是它在南非经受攻击的时期。英国政府继续把南非作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并坚定地抱有希望，自己国家内部的各组成部分最终会融为一个联邦的组成成分。当然，前提是在帝国内部。罗德斯抱有相同的想法。1891年，他成了开普的首相。他努力使用个人魅力，挥舞支票簿，想让布尔人接受他们与英国之间的持久关系，并接受这一关系的价值。然而，南非还具有另一种未来，即作为一个主要是布尔人的联邦中的一部分。在这一联邦当中，德兰士瓦是至高无上的。

这样的安排对英国来说是一个苦恼。无论是罗斯伯里（Rosebery）的自由部（Liberal ministry）(1893-1895），还是索尔兹伯里手下其保守的继任者，都不能允许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从英国掌控中滑到德国的手中。有人认为，一个以德兰士瓦为首的南非合众国将不足以抵抗德国的入侵，会很容易成为一个德国的卫星国家。令英国方面感到激怒的是，德兰士瓦已经成为国际皇权政治游戏的棋子。德国利用这一棋子以获取在其他地方的让步。德国的政治利益和投资加强了德兰士瓦的独立意识。从伦敦和开普敦的角度来看，这都说明英国迫切需要重申英国声望和权威的措施。

1894到1895年间的发展加剧了紧张局势。德拉瓜铁路（Delagoa Railway）的建成赋予了德兰士瓦以自由入海的权利（德国军舰参加了洛伦索马克斯Loureno Marques的开幕庆典）。紧接着是一场简要的贸易战。在德兰士瓦的英国商人财路受到了很多官方的阻碍。德兰士瓦暴躁地展示着自己的独立地位，却令英国政府上下齐心，集中心智思考如何制服它。罗德斯的回答是，由罗得西亚和贝专纳宪兵（gendarmerie）骑兵部队发动奇袭（coup de main）。他们将会到达约翰内斯堡，以支持当地的起义。叛军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的外国人（局外人）社区中的矿工、工程师和企业家所组成的。外国人的总量要多于布尔人，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后来被称为詹姆森袭击的那场袭击从一开始就是拙劣的。罗德斯的私人军队开始在皮特撒尼（Pitsani）聚集起来，并于1895年11月对战德兰士瓦。与此同时，在边境上流传着相互矛盾的谣言，它或者会攻击德兰士瓦，或任何一个当地土著的酋长。在这里并不是安全的，在约翰内斯堡也同样没有安全。这意味着德兰士瓦当局已经得到了警告。26受到威士忌和高工资的承诺的鼓舞，那些在12月底发动攻击的士兵受到了拦截，被迫于1896年1月初投降。克鲁格总统（President Kruger）将为首的罪犯送回英国受审。其政治正直性得到妥协之后，罗德斯则从公共生活中退出。

我们无法得知，张伯伦和新殖民地大臣究竟知道多少有关罗德斯的计划，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会热烈欢迎的政变已经成功了。在南非内部，袭击使得政治升温，并被广泛视为英国与德兰士瓦之间的第一轮较量。开普敦渣打银行经理米迦勒认为，这个问题可能现在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无疑，德兰士瓦有着成为这片土地上新兴大国的野心，”他在1896年4月写道，“除非问题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解决，我们都不应当停歇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想成为‘学校霸王（cock of the school）’的‘两大男孩（two big boys）'。我担心解决争端只有一种办法：以前的老办法。”27

张伯伦同意了，但他知道，如果战争降临，他必须拥有英国选民的大力支持。他曾经是一位民粹主义政治家，因此他比他的贵族同事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尤其是在各省，得到公众的支持非常重要。为对德兰士瓦的战争所准备的是一个道德原因，它将赢得广泛的支持。其中的一件事是可能的：克鲁格坚决拒绝让“外国人”投票这一行为被视作对作为现在英国政府基础的民主原则的一种侮辱。此时有两个事件帮助了张伯伦解决英国舆论争端。德国寄给德兰士瓦的一封遭曲解的祝贺电报令英国人觉得德兰士瓦得到了帮助，而德皇向克鲁格请求他们帮助德兰士瓦的信息更是让这一看法火上烧油。从1896年直到布尔战争爆发的1899年10月，张伯伦能够将自己称为一位民主权利的拥护者以及从德国手中维护英国历史上对南非的影响力的人。德国已经被公开认定为国际上的竞争对手。但在舞台中央的总是“外国人”；1899年5月，战争似乎已经不可阻挡，殖民地的次级大臣（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塞尔伯恩勋爵（Lord Selbourne）总结了英国的道德标准：

我们的立场在于……当其居住在国外的子民受到压迫的时候，每一个文明政府所具有的进行保护的责任和权力；以及作为南非的最高权力，我们自身所具备的特殊利益。28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布尔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被选中的种族，是在天意的管辖之下统治的。布尔人传教士和报纸不断重申，英国人是一个不敬虔的种族。而英国则将布尔人认定为一个落后的、半野蛮的种族。自1897年2月以来，米尔纳子爵（Viscount Milner）在南非担任高级专员。他是英国帝国命运的虔诚信徒，敏锐地将德兰士瓦政府评价为“中世纪的种族寡头”，其存在只是为了维持布尔人的优势。剧作家和费边社会主义者萧伯纳（Bernard Shaw），同时尖锐地指出“一小群拓荒者”完全不适合担任控制南非资产尤其是其矿产的责任。29战争期间，英国士兵为布尔人的无知（其中包括把精心印制的饼干盒标签当作五英镑纸币收下一事）、对黑人的冷酷（“乔尼·布尔此前射杀黑人，就像你射杀一只狗一样”）和粗野感到震惊。

在克鲁格和米尔纳有关“外国人”选举权之间的谈判崩溃之后，战争于1899年10月爆发。布尔人所能够采取的唯一策略是夺取在开普和纳塔尔的铁路线，并占领德班和开普敦。这不利于英国增援部队的登陆和扩散。这在一开始是成功的，布尔人的进攻很快失去了势头。当年末尾，在围攻莱迪史密斯（La-dysmith）、金伯利（Kimberley）和马弗京（Mafeking）之后，布尔军队陷入了困境。在12月第二周斯托姆山、马格斯方丹和科伦索的战斗中，英国试图重新占领前两处的努力失败了。

失去阵地以及这三次失败令英国公众感到震惊。他们已经习惯于听到其军队对那些武装松弛的当地人赢得惊人胜利的消息。在南非，它面对的对手是机动性很强、惯于在丛林中生活且手持现代步枪和炮火的人。幸运的是，从1899到1900年冬天，布尔人最高指挥部放弃了这些优势，转而选择静态战（static warfare），给对手一个喘息的空间，以聚集军队和制定策略。这是一个新的指挥官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Lord Roberts）以及他的参谋长将军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的责任。

正是罗伯茨活用了布尔人的迁移原则，策划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倒台。运用大量骑兵，他迅速包抄敌人，占领了金伯利并在帕尔伯格（Paardeberg）包围了皮特·克龙耶（Piet Cronjé）的军队，该军队于1900年2月28日在此地投降，这一天也就被称为马朱巴山战役纪念日（Majuba Day）。罗伯茨的军队先后占领了比勒陀利亚和约翰内斯堡。此后，一支骑兵队开入了此地。再往东的纳塔尔，一位勇敢但智力有限的战士雷德弗斯·布勒（Redvers Buller）爵士为莱德史密斯解围，并进入了德兰士瓦前线。

1900年盛夏，出于人力以及物力上的优势，许多参与战争的人相信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它没有结束；年轻一代的布尔指挥官带着新的、赢得战争的消耗战略脱颖而出。从他们的车厢当中涌出的国民军（Komm and os）造成了持久的压力：他们将对英国兵营以及通信线路进行闪电般的袭击。不断的游击战会让南非变得无法控制，并强迫厌战的英国恢复布尔共和国的独立。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取代罗伯茨作为总司令的基钦纳想出了一个对策。这一对策也是基于消耗，但其目的在于让那些继续抵抗的人难以生存。他们在敌对的区域里铺满纵横交错的铁丝网和碉堡；经过认真协调的骑兵部队来回寻找国民军的下落；为游击队提供食物的布尔农场和家畜遭到了摧毁。布尔妇女儿童以及他们的黑人仆人都被赶进了集中营。

在战争初期，英国的公众舆论中爱国呼声高涨，并对政府表示支持。国内沙文主义并没有抵达前线。在营地的篝火旁边，令音乐厅观众感到高兴的“士兵有关死亡和荣耀质量”的歌曲却遭到了大声的“嘘声。”30面对驻军的沉闷、长时间的骑马、少且不定时供应的口粮、极端炎热和寒冷以及疾病，甚至最狂热的爱国者也会迅速打退堂鼓。在一本保存在开普敦的书中，热情的年轻人自愿为帝国成为小农。1899到1900年冬季期间，他们接到要求填写他们的到达和离开南非的原因。一位可能代表了几千人意愿的人分别写了“爱国热情（Patriotic Fever）”和“伤寒（Enteric Fever）”。31

基钦纳的战斗没有在英国激发爱国热潮，而是激发了一种有关战争评论家所描述的“野蛮方法”的担心。这句话似乎是真的，因为英国方面听到了有关瘟疫席卷拘留营、杀死妇女和儿童的报道。与布尔人的传说相反，这都不是深思熟虑过后英国政策的结果，而是当时医疗卫生知识水平低下的结果。削减集中营1/10囚犯数量也造成了超过16000名英国士兵的死亡。这一数量近乎三倍死于对敌作战的人数。然而，国内左翼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关注此事。他们拒绝相信，目的能够使得手段合理化。

至少对于基钦纳来说，在1902年的春天，目的的确能够使得手段合理化。当双方都近乎精疲力竭的时候，和平谈判开始。这一在5月底签署的条约给了英国他们一直想要的政治地位。布尔人得到了300万英镑。他们需要这些钱来重建他们的农场并为其购买牲畜。他们也得到承诺，而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最终会恢复自治。英国人还向布尔人保证，在制定该地区的宪法框架时，英国不会涉及黑人的合法权益。

英国这场规模最大的帝国战争花费了两亿英镑，并且动员了295000名士兵。这表明英国政府愿意坚持其在南非至上地位所花费的力气。在某种意义上，英国一直在捍卫帝国的现状，而自1895年起，德兰士瓦独立和德国方面的干涉就在不断地冲击英国的地位。忽视德兰士瓦和德国等于是承认自己的脆弱，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此时，英国正在承受来自法国、德国和俄国的压力。它们正在非洲和远东的其他地方挑战它的地位。在国际上，这场战争证明了英国不计成本地保持全球力量的帝国意志和决心。

持历史阴谋论的学者大部分持左派观点。他们认为，为了在兰德获取更多的利益，战争是被一批资本家所秘密策划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犹太人。这一理论颇有吸引力，但未能显示密谋者究竟如何从阴谋中获益。这并不妨碍那些相信资本主义邪恶的广大群众接受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战争促进了商业利益。它促使了一种体系的行程，而在这一体系中黑人被降级为被动劳动力。当英国军队进入比勒陀利亚和约翰内斯堡的时候，黑人工人烧了他们的通行证。这些通行证受到憎恶，也是他们被布尔人压迫的象征。他们提前行动了，因为在新秩序下还需要文件。在战争期间，英国人雇佣了成千上万的黑人。他们通常领受高于通常所提供的工资。令布尔人愤怒的是，英国军团指挥官使用少数黑人作为武装侦察兵。他们坚持认为，正如南非的未来一样，战争是白人的事。

第七章

英雄的灵魂：为尼罗河的斗争

在1882年，埃及看似正走在成为一个繁荣的现代国家的道路上。其进步主要归功于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及其继承人的野心和力量。在过去的60年中，他们已将这一国家作为私人地产运作。他们鼓励对灌溉、铁路、造船、棉花种植园、中小学和大学的投资。埃及2/5的耕地为棉花种植地。其所种植的棉花大部分出口到英国。它是埃及的主要贸易伙伴。英国和法国为重建埃及支付资金。1880年，其总债务超过一亿英镑。对于一个年出口总额平均为1300万英镑的国家来说，这一数额甚巨。

尽管总督伊斯梅尔（Ismail）将他在苏伊士运河44%的股权出售给英国以换取400万英镑，到了1875年，埃及依然陷入破产的漩涡。大国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她振作起来：1876年，一个国际委员会对政府进行委任统治，执行财务紧缩政策。三年后，新总督陶菲克（Tawfiq）被说服接受英法对其财政的控制。这两个国家控制了埃及的海关、邮局、电报、铁路、港口甚至是博物馆。埃及主权逐渐受到了侵蚀，外国人也渐渐控制了其政府。外国人对埃及主权的侵蚀肯定会招致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这首先导致了1881年2月由没有领受到薪水的军官所进行的抗议。这一抗议行为是由阿拉比（Urabi）帕夏所领导的。在接下来的9月，他发动政变（coup d'état），自己担任战争部长并完全控制军队。阿拉比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将他自己所来自的小农阶层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地主和官员联合起来。资本主义农业正在蚕食小农们的土地，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源于曾在埃及购买土地的外国人。艾芬迪亚（effendiya）也因外国人侵入政府职位而受到警告。埃及国内自然也有关于埃及将被外国直接接管的恐惧。1881年春季和初夏，法国人正在为其吞并突尼斯做收尾工作。

人民民族运动在埃及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其政府可能不会听从外国官员的指令，也可能不会按照英法银行家的意思办事。这一点使得英国和法国政府措手不及。1881年10月，他们开出了每当无形帝国各地出现问题时的一般解药，将两艘铁甲舰送到了亚历山大里亚。令人烦恼的是，这些并没有改变埃及人的主意。

英国政府进退两难。自从两年前，格莱斯顿内阁的工作就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那时，他们反对保守党不道德的冒险主义，并推行一种基于国际合作的亚太外交政策。如果要使得这一点在埃及发挥作用，英国和法国必须共同经营，并取得欧洲其他国家的支持。他们试图制定一个旨在恢复现状的、共同的盎格鲁——法国（Anglo-French）政策。但是，在埃及发生的事件使得这一希望化作了泡影。

1882年6月11日，一个埃及驴车夫和一个马耳他人之间的票价之争引发了一场亚历山大里亚的骚乱，其中有近50名外国人被杀害，他们的财产则遭到掠夺。这被认为是埃及走向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步，也震动了伦敦和巴黎的货币市场。恐慌的法国投资者开始抛售埃及股票。商界人士当中的不安情绪表现在《经济学家》当中。该杂志于6月17日预测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埃及的混乱的话，“（我们）即将蒙受巨大的损失，而企业也将遭受巨大的干扰”。议会当中，议员们中充斥着愤怒的情绪，并要求采取行动。“我们下议院中关于埃及的立场是非常沙文主义的，”内阁成员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写道，“他们很想杀人。但他们不知道该杀谁。”1如果要进行杀戮，格莱斯顿希望法国会伸出援手，但是在7月1日，法国议会投票果断反对武装干涉。

英国现在独自面对阿拉比的进一步挑衅。在其部队在亚历山大里亚恢复秩序之后，他下令运用现代克虏伯大炮加强对港口的防御。现在，一支实实在在的英国舰队正横在道路之上。7月3日，其指挥官海军上将比彻姆·西摩（Beauchamp Seymour）要求卸下新的炮组。阿拉比拒绝了这一要求。八天后，内阁批准向炮兵阵地进行轰击。7月13日，登陆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进入亚历山大里亚。在阿拉比的军队离开后，此地的法律和秩序已经崩溃。

为了给英军攻击防守工事一事辩解，格莱斯顿宣称：“埃及正处于爆发军事暴乱的边缘，此地没有任何法律可言。”2因此，他的政府准备派遣远征军，以恢复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在8月的时候，两支军队在沃尔斯利（Wolseley）的指挥下在埃及会师。它们分别是一支24000多人的英国部队和另一支7000多人的印度部队。军舰在不受阻力的情况下占领了运河。当月18日，英国军队在伊斯梅利亚（Ismail）登陆。四个星期后，英国军队攻陷了阿拉比在泰勒凯比尔（Tel-el-Kebir，又称al-Tallal-Kabir）所建立的、有防御工事的营地。这为成功进入开罗铺平了道路。阿拉比被俘并接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之后，他又被流放到锡兰。

发生的事情令格莱斯顿政府十分尴尬，并争辩自己除去防止埃及自我毁灭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在这样做之后，英国会以同样高尚的利他主义精神来监督埃及的复兴。这将会由一组英国官员所完成。他们将会在伊夫林·巴林（Evelyn Baring）爵士（后来成为克罗默勋爵）的指导下监督国家行政。与此同时，埃及军队将在一系列英国高级官员的手下重新展现活力，并由陆战队军士辅助操练。在成立之初，据说这种控制体系是一项临时措施，直到埃及不再需要监护为止。

在埃及，英国人创造的是一个帝国的混血儿。它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一个正式的保护国。对外，它仍是一个由总督统治的独立国家。按照纯粹的法律意义上来说，其领主是土耳其苏丹。现实是，自1882年之后，埃及的国家权力掌握在英国官员所组成的高级文官手中。其首要任务是恢复该国的偿还能力。克罗默和米尔纳两个人后来写作了大量的书籍，以解释英国到埃及的使命，并认定已经完成的事务能够促进埃及人的幸福。3

然而，这种将占领埃及认定为对该国人民服务的正统观点受到了挑战。挑战者是那些认定1882年英埃战争是一些投资者强加给政府的人。前保守党议员和锡兰州州长威廉·格里高利（William Gregory）爵士争辩说：“我们是唯一一个同情尼罗河河谷不幸的农民的诚实民族。但我们被迫成了黑人的驱赶者。为了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我们被迫成为带鞭子的管理者，从这些可怜的穷人手中拿走最后的皮阿斯特（piastre）。”4不信任任何金融家阴谋的托利党乡绅威尔弗里德·斯卡文·布朗特（Wilfrid Scawen Blunt）履行并扩大了这一原则的实施范围。他的这一行为与安东尼特·罗洛普所写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当中固执和不诚实的奥古斯塔斯·梅尔莫特的所作所为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5有趣的是，传统的保守党和左翼极端分子都认定，19世纪80和90年代新帝国主义的表现受到了资本的秘密影响。

在埃及，英国的占领激发了深沉的愤慨。克罗默一边公开吹嘘小农感谢英国政府的公正，一边又在1902年向帝国国防委员会（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se）承认，如果法国或俄罗斯入侵他们的国家，埃及人几乎不会保持忠诚。1914到1915年冬季，德国最高统帅部相信，进攻埃及会立即触发反英起义。这样的结论并不令人惊讶。英国力量已进入埃及来镇压民族运动，而且，大山战役之后的情感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烟消云散。顺便提一句，小农出身的士兵曾在此地固执地作战。在所有埃及人当中，特别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当中，民族主义仍然是一个强大的情感力量。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公务员、司法和军队的最高级别之外，因而比起普通人感到更为不平。尽管英国建立了一张充满活力和高素质的警察情报网络，民族主义风潮继续在八九十年代盛行，而陶菲克的继任者阿巴斯二世则在暗中煽动。1900年1月，驻扎在喀土穆的埃及军官受到英国在南非遭到击败和俄罗斯正在向印度挺进的谣言鼓舞，鼓励他们的苏丹土著士兵（askaris）发动兵变，希望这一兵变可能促使英国人被驱逐出埃及。6

那么，还有什么能够让英国人留在埃及呢？能够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似乎成了迫使其留在此地的理由。在1881年使用运河的2727艘舰船当中，有2250艘为英国船。然而，无论何时，阿拉比都没有做出过表明他可能会妨碍运河运行的决定。1914年8月战争爆发之际，正是英国在埃及的统治结束了运河作为国际水道的地位。当然，在1882年，人们还无法预测阿拉比未来的行动。最重要的是，如果英国无所作为，另一个力量将会介入。

最后，正如在许多无形帝国遭到破坏的地区一样，为了占有这一国家，英国人唯一的选择是在当地建立有形帝国。而在这一情形下，他们采取了极其迅速地占领此地的方式。更何况，无论英国人是否在此地采取动作，他们都无法获知法国代表的态度是否会改变，以及大多数人是否会赞成干预。随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为这一论点提供了论据。1885年英法殖民主义之间猜忌情绪的滋长，1892年的法俄同盟以及随之而来的、地中海可能会成为法国帝国主义梦想中“法国内湖（le lac franais）”的前景，都令英国人判定，1882年的决定是合理的，排除了任何从埃及撤军的可能。19世纪80年代末，土耳其不再是一个阻止俄罗斯海军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可靠力量。这一点的逐渐显现为掌控埃及进一步提供了证据。在英国的国际影响方面，埃及所花费的成本很高。为了获得对她的立场的支持，英国被迫做出妥协，并向德国和法国让步。如果情况有所不同的话，她可能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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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埃及也给英国带来了其他责任。在逐渐征服和平定战争60年后，苏丹仍然是一个动荡的地区，此地的埃及权威仍旧脆弱。四万名士兵和官员努力压制混乱，并为埃及总督的统治收集足够的税费。当时，埃及政府一直在从事抑制奴隶交易的工作。这一责任主要是由外国总督所承担的，其中包括著名的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

1881年，埃及当局面临一个由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ad）所领导的新叛乱。他是一个37岁的救世主般的神圣之人，自称为马赫迪。作为一个穆罕默德所选择的仆人，他的任务是净化伊斯兰教，并惩罚那些信仰已经失效或受到污染的人。凭借简单的虔诚、强大的信念和精神重生，他赢得了成千上万的、称为安萨尔（辅士）的信徒。他攻击并占领了欧贝德镇（El Obeid）。在克罗默的许可下，一支由威廉·希克斯上校（Colonel William Hicks）所指挥的装备精良的埃及军队来到南部镇压起义。这一军队在沙漠里徒劳无功，而希克斯则于1883年11月在赤坎（Shaykan）遭到埋伏。他的军队被击溃，而其步枪、机枪和火炮则被缴获。1883到1884年的冬天，马赫迪的信徒之一，奥斯曼·迪格那（Uthman Diqna）开始在红海港口萨瓦金（Suakin）附近建立一个新的战线，并攻击当地的埃及驻军。

显然，埃及军队不能应付，更别提抑制马赫迪运动。在苏丹，埃及的统治正在崩溃。内阁在1884年1月同意将所有埃及驻军和人员疏散，而不是在沙漠战争上浪费财富和人力以维持其统治。从此地撤出帝国力量与帝国征服一样复杂和令人烦恼。1884年2月赶往萨瓦金的部队很快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与奥斯曼·戴安那之间的力量对决，并因此被迫发动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以维护英国声誉。通过在埃尔·塔布（El Teb）和塔马伊（Tamai）战争的胜利，英国的声誉得以保存。在这里，英国士兵首次惴惴不安地领教了安萨尔们（他们常常被称为托钵僧）的坚韧和勇气。

查尔斯·戈登（外号“中国人”）将军全面监督从苏丹撤军的行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任命，表面上是因为他以前的本土经验，但实际上是由媒体推动的。戈登已经是一个受欢迎的英雄，他的勇敢和强烈的传教士般的热情必将吸引维多利亚时期的公众。戈登固执并坚信自己的魅力。他将自己视为天意的传达人，而且正如格莱斯顿一样，认定他的决定对上帝负责。他还拥有一种鼓励非欧洲士兵的特有天赋：在19世纪60年代，他代表中国皇帝指挥“常胜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9世纪70年代，他领导埃及军队对抗苏丹的奴隶贩子。虽然他拥有基督教热情，且几乎不会说任何阿拉伯语，但他相信他能够得到苏丹人的支持。他在2月抵达喀土穆时受到了热情接待，因而他们对他的忠诚得到了证实。但他不理解的是这样的一种热情来自于市民们认为他有权召集英国士兵。在萨瓦金的事件已经表明，英国士兵能打败马赫迪的安萨尔。戈登没有过分担心马赫迪。他误认为这场运动没有多少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更大的进展。7因此他放弃了其所接受的撤离苏丹的命令，而是准备保卫喀土穆以抵御马赫迪。

戈登凭一己之力改变政府政策。在喀土穆，他发表了一系列高度情绪化的，对公众良心具有强大感召力的吁请。他呼吁他的同胞承担文明的负担，并从他所认为的黑暗势力手中拯救苏丹。他的恳求和困境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力；他是一个在偏僻的土地上的、四面楚歌的战士，认定基督徒的责任和服务主要是人文主义的，然后才是私利。舆论转向支持戈登。8月初，舆论迫使不情愿的政府派军队去救他。

戈登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自5月以来，马赫迪军队已经在喀土穆附近聚集，这使得暴民无法疏散。马赫迪军队中的主力军于9月聚集在该市。一个月后，马赫迪下达了攻城命令。在此期间，由沃尔斯利指挥的10500多名远征军集合起来，并开始谨慎推进到了尼罗河。媒体和公众将战争看作一场竞赛，但因为得知沙漠已经吞噬了希克斯的军队，沃尔斯利一如既往地小心推进。

1885年1月上旬，军队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库尔蒂（Kurti）。沙漠军团将从那里跨越拜尤达沙漠（Bayuda desert）抵达阿尔·马塔马（al Matamma）。在这里，一支象征性的支队将踏上从喀土穆派出的三艘蒸汽轮船。在戈登的指令下，它将运送穿着传统红色夹克的而不是卡其色夹克的人。这是为了说服苏丹，英国人真的已经到了。马赫迪意识到了增援部队正在靠近，命令他的将军们在阿布科里（Abu Klea，又名Abu Tulayh）的水井处拦截沙漠军团。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经典的帝国战争。英国军队刚刚超过1000人，许多骑兵骑着骆驼。情报部门告诉他们不用期待会有严重的阻力，而这些骑兵自己也不知道对手的数量和所做出的努力。他们第一次看到敌人，是隐藏的峡谷上飘扬的绿色、红色和黑色的旗帜，上面书写有《古兰经》的文本。

突然间，矛兵骑着马、扛着所有的旗帜，以一种迅猛的速度向我们冲过来。敌人以非常快的速度以及极为密集的数量冲向我们的方阵。（与此同时）他们也保持着主要的次序。8

散兵跑回到方阵里面，而方阵也开放一个口子来接受他们。正是通过这一间隙，一些托钵僧蜂拥而出。直到最后一刻，步兵也无法辨明他们的攻击者。在方阵裂开的地方，有“一大群叫喊的人和骆驼——他们或是活着，或是已经死了，或是奄奄一息”。9承担反败为胜任务的是方阵中没有遭受攻击一侧的士兵。他们多留了一个心眼，调转方向并向混乱的群众齐射。此后，裂缝合拢，袭击者则被击退。这一切都是在不到20分钟之内结束的，但伤亡数量甚巨，所有参与的士兵都为安萨尔的凶猛大胆而感到震惊。

死者中有布鲁斯的弗雷德里克·本拿比（Frederick Burnaby）上校。蒂索（Tissot）为其创作的著名画像将他表现为一副优雅且不顾一切、满不在乎的样子。而这些品质也是一个完美英国军官的标志。毫无疑问，他肯定赞同那些同事们的观点。他们在战争结束后表示，如果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已经被杀了，这是很糟糕的。10在近一年前，本拿比已经参与了萨瓦金的战斗。那时，有关他向托钵僧“乱射”、并将他们当成是鹧鸪一样的新闻报道令左翼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感到震惊。本拿比是议会保守党的候选人一事可能更加增加了他们的愤怒。

阿布科里的战争引起了帝国缪斯们的创作热情。在《生命的火炬》（Vitaï Lampada）当中，亨利·纽波特爵士（Sir Henry Newbolt）将战场视作公立学校所培养美德的试验场：

沙漠中的砂子是浸透了的红色，

是被方阵中士兵的鲜血染红的。

格林枪哑火，上校死去，

团中士兵被尘土和烟雾迷住双眼。

死亡之河溢上河岸，

英格兰很远，光荣不过是个名称。

但，一个男学生重振了各级的旗鼓。

“加油！加油！开始比赛！”

吉卜林转向失败者。在他的“毛毛（Fuzzy Wuzzy）“（因为哈顿多阿Hadanduwa部落特有的浓密发型，士兵们给托钵僧起的外号）一诗当中，他假想出了伦敦士兵向他们不计后果的勇气致敬的一套颂词：

在我们射击的时候，他冲进烟雾当中；

仅在一念之间，他已经在劈砍我们的脑袋；

他看起来已经死去，这往往是假装的。

他是一流的人物，他对人和蔼可亲，他是个温顺的人！

他是宴会上的印度橡胶（injia-rubber）白痴，

他是唯一不在乎

英国步兵团的人！

所以，这首诗是献给你的，毛毛，在你苏丹的老家，

你是可怜而愚昧的野蛮人，但也是一流的战斗员；

所以，这首诗是献给你的，毛毛，顶着你那一头干草堆式的头发——

你这高大、黝黑、雀跃的乞丐——因为你击溃了一个英国的方阵！

在阿布科里之后，沙漠军团两天后移师到埃尔·马塔马（al Matamma）。托钵僧进一步的攻击迫使指挥官采取防御措施。只有到了1月24日，轮船才驶向喀土穆。听说丈夫已经在阿布科里战死，喀土穆城内妇女们的哭喊声此起彼伏。此时，这座城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战争的消息促使马赫迪冒着风险向该城进攻。突击成功了。1月28日，随着轮船向喀土穆迫近，很明显的是，它已经陷落。

戈登最后的命运如何？钦佩他的坚定和勇气的马赫迪起初试图活捉他。40年后，目击其最后时刻的安萨尔证明他是在战斗中死去的。其中一个目击者声称，他用左轮手枪攻击了几名对手之后开枪自杀。这一口述证实了在喀土穆被俘的卡尔·诺伊费尔德（Karl Neufeld）的记述。他认定，战斗中的戈登显示出了“超人的力量”。112月，信息沿着这些线路传达到沃尔斯利的情报部门，但它与此后来自不可靠来源的更具戏剧性的故事发生了冲突。按照这些描述，戈登空着双手且衣着整齐，孤傲地站在其喀土穆居所的阶梯上，轻蔑地盯着数量众多的安萨尔。他轻蔑地掉头离开，并被刺杀身亡。

这个版本的戈登死亡故事是由情报部门的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爵士所发布的。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基督教英雄唯一恰当的结局。他知道戈登的“殉难”会激发他的同胞们重新占领苏丹以作为报复。因此，这一熟悉的形象出现了：戈登面对他的敌人，并为了文明事业最终做出自我牺牲。这就是英国人如何看待他的死亡的。“文明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885年2月7日，正当沮丧和愤怒的浪潮席卷全国之时，《观察家》如是宣布。格拉斯顿成了众矢之的，处处受到责难。他别无选择，只能承诺发动全面战役收复喀土穆和制裁苏丹。

3月，越过阿富汗边境的俄罗斯的入侵导致了一场总军事动员，格拉斯顿就此得以解脱。军队从苏丹撤退，并运往印度，只留下驻守萨瓦金的一支守备军。6月，马赫迪死了，死因可能是因为斑疹伤寒。苏丹的管理权落入了（继任）哈里发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Abdullah bin Muhammad）的手中。1889年以后，他好战的伊斯兰国家就没有对埃及造成任何威胁，那时，他入侵的部队在托斯基战役（Battle of Toski，又名Tushki）中溃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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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政治家和军事策略家担心，敌人能够人为切断尼罗河。其结果是埃及的农业将遭到毁灭，而国家则将覆灭。人们一致认为，阻断尼罗河远远超越了哈里发统治下苏丹的能力，但欧洲工程师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法国水文学家维克多·普朗普特（Victor Prompt）的观点。他于1893年1月发表专业论文，描述了如何在尼罗河上游建造一个大坝来有效地切断埃及的生命线。12事实上，这一计划不可行，但其可能性令法国殖民大臣提阿非罗·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着迷。普朗普特的方案以及法国官员对它的兴趣造成了英国方面的惊愕。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努力保证国际上的认可，以垄断对尼罗河流域的控制权。他们也同时尝试控制白尼罗河源头维多利亚湖的北岸。

1888到1898年，对于由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政府以及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国王所参与的一盘大棋局来说，尼罗河的源头各国都在争夺。此时，尼罗河源头实际上的主人是称为刚果自由邦的私有产业。

作为埃及实质上的统治者，英国声称自己继承了从该国一直延伸到维多利亚湖的尼罗河河谷的历史合法权益，并急于保护自己的海岸。英国传教士已经侵入了现在被称为乌干达的这一地区。1888年，他们的赞助商之一、白手起家的苏格兰商人威廉·麦金农（William Mackinnon）爵士成立了大英帝国东非公司（British Imperial East Africa Company）。按照政府所颁布的特许状，这家公司有权发展贸易和扩大英国的影响力。迄今为止，东非的主导权掌握在德国人的手中。它的利益是由精力充沛的探险家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所争取到的。从1884到1885年为止，他与达累斯萨拉姆（Dares-Salaam）腹地的本地统治者缔结了一系列条约，为德国制定统治下东非（坦噶尼喀）的法律提供了基础。由于热衷获得与海外领地相关的声望，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集中精力。在法国方面，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因为她的野心集中在西撒哈拉，法国处于这场较量的边缘，尽管在1885年，她已经得到了法属刚果，即刚果河北岸的一个小殖民地。那条河的南岸及其广阔的内陆流域是利奥波德二世的个人财产。他的所有权是欧洲各国在1885年柏林会议上妥协的结果。但人们无法获知的是，他所成立的、利用该地区的公司是否将蓬勃发展。如果失败了，那么法国希望介入。

1888年，争夺中部非洲的较量开始第一次发动。每一个玩家都非常关心救援爱德华·施尼策尔（Edward Schnitzer）的行动。这位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在作为苏丹总督手下的一名地方总督的时候接受了埃明帕夏（Emin Pasha）的称号。喀土穆沦陷后，他带领其剩余的手下和军队向南到达赤道，在那里他陷入了困境。麦金农和彼得斯计划了武装探险，希望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救出他。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尼罗河源头附近插上自己国家的国旗。但是，麦金农和彼得斯被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爵士所击败。这位出身威尔士济贫院的男孩先后担任过战地记者、探险家，也是利文斯敦的发现者。1885年，他担任了刚果自由邦的官员。斯坦利带回了埃明。而且，通过他在赤道短暂的停留，宣示了他的皇家主人对该地区的主权。

这一事件令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感到震惊，旋即采取行动。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的确定，它与意大利、德国和利奥波德二世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至少在字面上，这些协议肯定了英国在尼罗河流域的至上地位。1890年的英德协定肯定了英国对乌干达和现在的肯尼亚的主权，也肯定了德国对坦噶尼喀的主权。这一安排得以实现的前提是，英国愿意用北海上的赫尔果兰（Heligoland）岛交换桑给巴尔（Zanzibar）。下一步在于与意大利达成一致。自1885年以来，英国一直在鼓励她在埃塞俄比亚的野心，甚至把埃及的红海港口马萨瓦（Massawa）送给她，以便在厄立特里亚（Eritrea）的行动。出于感激，意大利人承诺在1891年不染指尼罗河河谷。三年后，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ury）的自由党政府经过相当大的内部辩论，同意宣布在乌干达建立一个保护国。在那里，大英帝国东非公司金融崩溃与部落战争蔓延同时出现。不久之后，利奥波德国王保证不把他财产的边界推向尼罗河上游。因此，到了1894年，国家间的较量是有利于英国的。在这个阶段，法国成了游戏的新玩家。

法国向白尼罗河畔的领土出价旨在推翻埃及新的政治秩序。一旦明确了英国不打算在可预见的未来放弃她的地位，法国就变得越来越愤怒和怨恨。对英国强大的敌意主要是由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政客、官员、士兵和报纸编辑所游说策划的。他们声称，她贪婪的邻居正在故意欺骗法国。法国在埃及恢复合法影响力的唯一途径在尼罗河上游某处对英国发动积极的挑战。如果成功的话，这将迫使英国撤离埃及或承认那里的权力分享状况。这样的结果将大大提高法国的国际威望，地中海的权力平衡也将向她倾斜。在法国政治圈里，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有一派观点认为，如果英国被迫离开埃及，整个近东和中东就将是不稳定的。这将损害法国的利益。

无论如何，政府、军队和殖民政府中的反英派决心先下手为强。1894年底，上乌邦吉官员维克多·利奥塔德（Victor Liotard）奉命向尼罗河上游进发，但部门领导的变更导致他的命令被撤销。1895年的夏天，发动第二次远征的计划正在酝酿中。让-巴普蒂斯特·马尔尚（Jean-Baptiste Marchand）上尉将担任指挥官。他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丰富的殖民地经验。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一直忙于在西撒哈拉竖立三色旗，而且经常无视巴黎的意愿。马尔尚是最适合这个工作的人。1897年3月，他带领着163名军官和土著士兵从加蓬出发，履行命令，与任何他在尼罗河上游所遇到的人洽谈“严肃的联盟和无可争议的份额（alliances sérieuses et des titres indiscutables）”。他和他的赞助者知道，他所从事的事情是一场赌博。而且后者中的一些能够明显地与詹姆森突袭相比较。13

马尔尚及其军队于1898年7月抵达尼罗河上游岸边的法绍达（Fashoda，又名Kokok）。在这一史诗般的旅程中，他有时会骑一辆带有坚实轮子的自行车。现在这辆自行车保存在博物馆的圣西尔军校。当他骑着自行车穿越撒哈拉南部，法国索马里兰的总督正在秘密和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 II）联系，为其提供保护和友谊。

英国政府之所以会批准在1896年3月发动第一阶段的苏丹夺回行动，法国可能会入侵一个名义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地区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在于，孟尼利克最近在阿杜瓦（Aduwa）击败了意大利军队，尼罗河上游流域的力量平衡遭到了改变，严重损害了欧洲的声望。赫伯特·基钦纳爵士指挥下的埃及和苏丹军队以埃及之名向南方的喀土穆进发。出身新教的乌尔斯特（Ulster）的基钦纳是一个具备相当能量的士兵。其中大部分能量都用于其职业生涯的发展。他是一个热情的帝国主义者，相信他是以文明之名在苏丹发动战争。这一考虑并没有阻止他极端残酷地对待敌人。

不可避免的是，基钦纳的战争是一个缓慢、渐进的向尼罗河下游的推进过程。它也证明了在站线后设立单线的铁轨是如何有逻辑上的必要。这令许多随军的战地记者感到兴奋，并向公众发表热情洋溢的报告。战争的新闻版本将征服者的现代技术与对手的野蛮相对比，不断强调英国的崇高动机。对苏丹的入侵既是一次为了发展文明的十字军东征，也是为戈登之死复仇的行动。

1897到1898年冬季，公众对战争的兴趣日益增加。此时，在基钦纳的要求下，更多的英国部队被派往准备与哈里发主力军的最后决战。这一军队人数被认为有60000多人。政府预计将会获得一场胜利，并已经在考虑苏丹未来的政治解决方案。索尔兹伯里放下其有关负担统治一个广阔且无收益的省的顾虑，并接受英国占领整个苏丹是不可避免的这一事实。需要当心的是马尔尚。1897年底，在索尔兹伯里的允许下，英军向马尔尚远征军发动了攻击。此时，J.R.L.麦克唐纳（J.R.L.Macdonald）少校奉命率领苏丹的土著士兵沿着从乌干达发源的白尼罗河向北行进。他的目的是防止马尔尚所部和法国另一支军队会合。但他错误地估计了另一支军队前进的方向，认为这支法军会从埃塞俄比亚行进到尼罗河边。马尔尚和麦克唐纳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在出发的时候，后者的军队中的大部分苏丹士兵就叛变了，战争计划也因此废弃。

再往北的地方，基钦纳率领着7500名英国士兵和12500名埃及士兵组成的联合军队向前稳步推进，由一支河上的炮艇队提供支持。战争的高潮出现在1898年9月2日恩图曼附近平原上，此处哈里发的军队发动了一系列的正面进攻。远程步枪、机枪和炮火击退了所有的攻击，夺去了11000名安萨尔的生命，并打伤了另外的16000人。这无异于一场大屠杀。比起欧洲和本土军队之间的任何其他遭遇，这更能说明工业化大国的技术和他们在非洲和亚洲对手之间的差距。这一差异是由当时仍是年轻中尉的温斯顿·丘吉尔总结的。除去参谋之外，他还担任战地记者的职责。第一次看到举着旗帜的安萨尔军队、穿着铠甲的骑兵和大量的矛兵和剑士，使他立即想到了所见过的12世纪十字军的图片。

在恩图曼战役后的那天，在喀土穆总督的宫殿遗址上象征性地升起了英国和埃及国旗。他们也为它的最后一个居住者戈登召开了追悼会。一个天主教牧师向上帝祈祷：“用怜悯和同情的眼神……向下看。这一英勇的灵魂对这片土地是如此地热爱。”这些话令基钦纳和其他官员感动得流泪。14令丘吉尔厌恶的是，在战场上没有神之怜悯的象征，基钦纳任由受伤的安萨尔死去。在喀土穆，基钦纳带头抢劫。15同时，许多哈里发的主要追随者立即遭到枪杀。其中的一些是在上尉、即后来的将军约翰·麦斯威尔（John Maxwell）爵士的命令下遭到射杀的。他在之后评论道，只有“死去的狂热分子才能激起他的同情”。161916年，作为英军在爱尔兰的总司令，他将同样的原则应用在复活节起义后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身上。

在恩图曼和喀土穆的暴行促使一群议员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反对向基钦纳支付三万英镑，以作为他在苏丹工作的奖赏。关于基钦纳掘出马赫迪的骨头一事，议员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考虑了几分钟是否要把头骨当作奖杯陈列之后，他就将骨头扔进了尼罗河。一位曾经做过官员的保守党议员对所谓不人道的指控嗤之以鼻，并提醒议院，“我们把文明带给了黑暗大陆”以及“妨碍一个国家实现其命运是致命的”。当一位自由主义者断言，“帝国主义不过是有组织的自私的时候”，17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迈克尔·狄龙（Michael Dillon）反驳道，“杀人、抢劫、威士忌和《圣经》”都是这一文明的成分。就像其他该类型的辩论一样，这一辩论对指挥官来说是一种警示，在发动文明的战争的同时不抛弃文明行为规则。但是，投票结果有利于基钦纳，而他则得到了现金。

他把其中的一些金钱投给了他的心血结晶、英国文化使命的可见象征的喀土穆戈登纪念中学。这一机构的其他捐赠者当中包括制造机枪的厂家“维氏父子公司（Vickers Son）和马克沁（Maxim）”公司。与许多人一样，他们花费了大量精力以促成文明在苏丹的胜利。

占领喀土穆后不久，苏丹的政治前途就遭到了封堵；此后，此省就将通过一位英国总督由英国和埃及来联合管理了。这成了法绍达的遗留问题。马赫迪的囚犯已经向基钦纳透露了马尔尚在法绍达的存在。总司令已经得到了秘密命令，如果他在南苏丹遇到法国入侵者将如何行事。他应当驱逐法国人，但不直接使用武力。18私下里，基钦纳认为马尔尚的恶作剧是一场“趣歌剧（opéra bouffe）”，不必当真。但当他遇见礼貌对待他的法国人的时候，他机智地将埃及国旗而不是英国国旗悬挂在法绍达上空。面对坚定和压倒性的力量，马尔尚退出了，并相信他维护了自己和国家的荣誉。

英国和法国之间随后爆发了一场国际性的争辩，双方都有大量好战的声音。由于在法绍达蒙受了失败和屈辱，法国政府指责英国在南苏丹违反其权利并欺负它的代表。英国拒绝了这些指控，并坚持认为法国对尼罗河上游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大众既因恩图曼的胜利得意，又对近期在远东地区的让步感到不满，因而支持政府的坚定政策。英国必须在法绍达问题上形成一个立场，因为其竞争对手肯定会将任何妥协理解为对手犹豫的证据，并因此得到鼓励，去挑战英国在其他地方的权力。

英帝国会显得不可动摇，而法国则下台了。它别无选择，因为它的人民因德莱弗斯丑闻而分裂，而它的盟友俄罗斯则拒绝卷入在非洲中部的争论。此外，正如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所理解的那样，英国海军优势将使任何战争成为一场实力悬殊的比赛，法国的海外贸易将遭受类似于18世纪的英国所造成过的损害。它也明白，与英国作对，甚至将其作为德国的盟友的时候，法国在欧洲的力量都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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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尼罗河斗争的胜利者，英国和其伙伴埃及不得不完成一项任务，即安抚和统治一个巨大且未开化地区的任务。此处居民此前对外界统治知之甚少。在恩图曼战役之后，哈里发率领着约一万名安萨尔逃到南苏丹。1899年11月，英军终于找到了他的踪迹，并在乌姆·杜威克拉（Umm Diwaykarat）战役中击败了他。安萨尔显然没有从恩图曼战役中吸取任何教训，他们再次投身步枪和机枪所营造的杀伤区，以数百人为单位地倒下了。就像在恩图曼的前例一样，将这一战争与集体自杀行为联系起来是不会太牵强的。他们宁死也不愿服从异教徒的统治。哈里发当然拥有纠正军事平衡的部分手段，因为他精心保存着1884-1885年战争中所俘获的现代武器。同样不平常的是英国指挥官无法理解他们在苏丹战役中目睹的意义。后来的陆军元帅黑格勋爵（Lord Haig）上尉发现了现代火力在恩图曼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但是作为1915和1918年间的西线总司令，他批准在英国军队发动攻击，并与哈里发的托钵僧面临同样的境遇。

恩图曼战役后近20年里，马赫迪和泛伊斯兰叛乱仍时有发生。最具威胁的是1916年由达尔富尔地区半自治苏丹阿里·第纳尔（Ali Dinar）领导的叛乱。他希望得到土德联军的援助，但却没有得到。在英国宣传中，他被塑造为一个疯子，几乎所有拒绝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统治的穆斯林都会得到这一评价。1898到1920年间，一直在索马里兰反对英国统治的穆罕默德·阿布杜勒·哈桑（Mhammed Abdille Hassan）得到了“疯狂的毛拉”的称号。在西北边境上，还有其他“疯狂”的托钵僧和毛拉。他们的暴行看似难以与阿里·第纳尔比肩。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向美国新闻记者透露，这个人曾强迫母亲吃自己的孩子。19我们无法得知，记者是否问过他，为什么英国人在过去的18年里容忍了这个达尔富尔怪物的存在这一问题。

英国人花了三十多年才征服了本能反对新式税收的南苏丹拜物教部落。他们也拒绝放弃偷盗牛马以及部落间争斗的习俗。需要33次惩罚性远征才能说服边远的努巴山区部落接受新秩序。没有记者随从分遣队，所以公众对这些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对于喀土穆和开罗当局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越不注意这些问题越好。”在读了一个有关1908年镇压苏丹小型起义后公开绞刑的报道后，克罗默勋爵评论道。20另一种形式的威慑力于1928年施加。在喀土穆的一次访问中，丁卡（Dinka）和古尔（Guer）酋长参观了机枪和火炮展览。21

不耐烦的官员往往采取更有力的压迫方法。1917到1918年，在努巴山区的行动中，村庄和庄稼遭到烧毁，部落民及家人则被赶入树林渴死。22在温盖特的建议下，飞机从埃及到来，轰炸并扫射阿里第纳尔的军队。此后，他们经常与苏丹最南方的部落作战。效果是惊人的。1920年2月，燃烧弹落开始落在树林里，燃起了大火并迫使努尔战士离开阵地。此后，英国人对他们及其牲畜进行轰炸和扫射。23伤亡人数通常很多（1928年1月，在一次对加扎勒贾布尔Bahr-al-Jabal的突围中，200人丧生）。但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受害者一样，这些人没有那么容易屈服。24

实施这些苛刻措施的官方理由是，他们给偏远和动荡的地区带来了稳定。然而，飞机轰炸令一些人感到深深的反感，他们认为，英国本声称，她希望给此地的人民第二次生命，但她实际上却使用了飞机去恐吓他们。被教育要相信自己国家的文化使命并为之献身的官员们，为“空中控制”这一委婉称呼而感到羞愧万分。1930年后，飞机轰炸暂停了，然而飞机仍旧在潜在不满地区的上空盘旋，提醒当地人不听话的下场是什么。正如喀土穆陷落之后的事件一样，这种短暂地利用空中力量作为惩罚手段的方法，显示出英帝国主义崇高的、人道主义的理想与代理人所采取方法之间的鸿沟。

第八章

非洲已知的最大的恩赐：东非和西非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两次对非洲的“抢夺”。第一次是一次外交较量。尽管有时会比较激烈，但总体来说比较平和。在这场较量当中，政治家钻研地图，并在其上画出线路。第二次则野心更为强烈，个人冒险进入未知的敌方领域，并哄骗或者强迫当地居民接受新主人和新法规。这种活动仅限于少数人，而他们坚定的目标则给了他们力量以忍受不适和极端的危险。其中有人将非洲描述为“年轻人的训练场”，专门寻求鲁莽的冒险：“一旦开始旅行——谁也不知道在非洲的路线将会引向何方，也没有人非常关心这一点。”1不过，当然会有一些人关心这一点，例如对于基钦纳和与他同样雄心勃勃的法国同行约瑟夫·西蒙·加列尼（Joseph Simon Gallieni）和约瑟夫·雅克·霞飞（Joseph Jacques Joffre)（通布图Timbuktu的征服者）来说，这一点就很重要。对他们来说，非洲的小道通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高命令权。诸如路易斯·休伯特·利奥（Louis Hubert Lyautey）、温盖特（Wingate）和弗雷德里克（即后来的卢加德勋爵Lord Lugard）等其他人，则没能走上权力的高台，只是成为高级殖民地总督。

卢加德涉足了东非和西非。他是一个强硬瘦削的军官，留着凌乱的粗长胡子。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有自尊的战士会不留胡子就到热带作战。就此观之，卢加德的胡子可谓是极度奢华的。基钦纳的胡须可能更有名，但卢加德的更加引人注目。留胡子使得他以及其他蓄须的军官更为可怕，可能有利于威慑当地人。1887年，卢加德面临着三场战争，正处于千头万绪之中。医生将他诊断为精疲力竭，而他则立即决定：“我需要的是积极地努力工作，而不是休息。”非洲将为他治疗。在试图参加厄立特里亚意大利军队的尝试失败后，他开始为传教的大湖公司效力。在1888和1889年，卢加德在尼亚萨湖的岸边指挥公司的军队应对奴隶主的军事行动。

他喜欢苏格兰传教士管理事务的方式，并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整洁、干净的布道所以及到处是衣冠楚楚的学生的学校是欧洲文明的“实物教学课（object lesson）”。在非洲，卢加德认为，白人应始终坚持独立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强调了白人的优越性。这一优越性能够诱发尊重，并且诱发野蛮人效仿。”黑人“无礼的熟悉”不应得到容忍，“绅士”自然应当地严厉拒绝他们的这种态度。正如英国下层阶级一样，非洲自觉地承认和尊重一个“绅士”，并遵循他的领导。2

英国官员和管理者们广泛认同这一观点。英勇的、受过公学教育的英国军官依靠性格和与生俱来的自信力来指挥。头脑简单的黑人男子因此而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勇士，并保证其为之效忠。在体育运动上的高超技艺，尤其是在大型狩猎活动中独自追踪的行为，更是增加了英国军官的吸引力。在有关德属东非的1906年情报报告中，一个英国官员指出：“德国人从不离开道路，他们不关心运动，也不知道英国人使用词语的含义。”此外，德国人采取了明显不绅士的方式狩猎。他们命令土著士兵向大象、犀牛和水牛开枪。3像英国人一样，法国殖民地的官员也想象他们拥有某种内在的品质，能够赢得土著人的心。这就是巴拉卡，穆斯林圣人所有的、能带来好运的内在精神魅力。毫不夸张地说，拥有巴拉卡的军官有着令人神往的生活并能奇迹般在战争中存活下来；正是佛朗哥的巴拉卡于20世纪20年代的摩洛哥挽救了他的生命，并赢得了摩洛哥军对他的忠诚。

在非洲的生存需要身体和精神上的耐力。卢加德设计了属于自己的古怪、但结果证明是有效的在热带生活的方案。他戴着一顶宽边帽，喝了大量的淡茶或水。关于后者的来源，他几乎毫不关心。对于卢加德来说，胃、脾和肝非常重要。无论何时，他一直围着绒布腰带，因为这些器官受寒是造成削减大量非洲人口的“大多数发烧、痢疾、腹泻和霍乱”的原因。刚在日出后的一顿丰盛的早餐可以防止因太阳炙烤空空如也的胃而导致的发烧。当这一措施失败，他发起烧来的时候，卢加德就会摄取相应剂量的奎宁，并将自己埋在一堆衣服下流汗。4这些粗略并成熟的秘方似乎已经取得了成功。

健康运动进一步加强了白人的体质。理查德·梅纳茨哈根（Richard Meinertzhagen）中尉于1902年在肯尼亚的皇家非洲步枪团效力。他推荐“精力旺盛的狩猎”。这不仅能够测试“男子气概”，而且提升了追踪和射击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地专注；他不满地评价道，正当他训练神经和肌肉之时，“许多同僚军官喝烈酒，追着别人的妻子到处跑”。但在一支混杂着同性恋者和吹嘘自己当地情妇的人的军队当中，这样的情形是可以预料的。5

自律和严格的政权使得卢加德保持适当的能力，并得以在重塑非洲东部和西部的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1889到1893年间，他受聘于英国皇家东非公司，并通过在疆域内建筑障碍物和与当地统治者签订条约来建立军事存在。他有时会歃血为盟。后来，他成了一个和平守护者，反对奴隶制并干预在乌干达的内战。在这场内战中，新教徒和皈依天主教的信徒作战，而卢加德则支持前者。

在他穿越东非的时候，卢加德被他所看到景象深深地影响了。该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只能由英国拯救：

非洲人不懂得和平为何物。某一天你可能会看到和平、富足、肥沃的田野，孩子们在阳光下玩耍；第二天你可能就会发现男人的尸体，在烧毁村庄的火焰中烧成一半的孩子的尸体，女人们则沦为胜利者们的俘虏。不只是反对奴隶贸易需要我们的努力……泛大不列颠应当终止这种非法掠夺和不断的部落间战争。因此，泛大不列颠也将成为自大洪水以来，非洲已知最大的祝福。6

这种对非洲生活的不确定性和暴力的描述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英国的一手记录中，有关非洲大陆描述的标配。作者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片充满矛盾的大陆。在这些描述中，所有起源于欧洲的事物都是好的，所有起源于非洲的事物都是坏的。例如，19世纪90年代，有关尼日利亚的两份目击陈述就包括“邪恶的异教习俗”、“无法无天的人”和“黑暗王国”。7其中一个作者为沿海小镇邦尼（Bonny）的景象所打动。传教定居点的漂亮和整洁更加凸显了当地人的粗野和堕落。在那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街上到处是丢弃的“商人杜松子酒（trader gin）”酒瓶。8正如此前世代的传教小册子，此类物品号召人们来承担责任；英国人必须全力支持卢加德，而他则承担了吉卜林所谓“白人的负担”。他的雇主大英帝国东非公司将一套灯泡装置画在邮票上这一做法是适当的：它象征着现代性，并揭示了一个地区的愚昧无知。

就应该如何在非洲传播启蒙这一点，卢加德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根据自己在印度服役的经历，他希望政府遵守在印度发展的原则，公正且坚定，并尊重当地制度和风俗。“武断和专制统治没有考虑到当地的风俗习惯、传统和偏见，”他写道，“不利于尚处于幼年时期的文明发展和成功。在我看来，它也同英国殖民统治的精神不相符合。”9他认为，应当在非洲实行的是英国人已经在印度实施的那种间接统治，也就是英国有时会实行的，调整现有的政治结构并与当地的统治者合作。对于必然会引起动荡和怨恨、更为昂贵且令人厌烦的创建全新政府体制的过程来说，它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这个理论当然不是新创造。但是，正是由于卢加德在非洲的应用，证明这一理论对非洲是有效的。在其他地方，英国与当地的统治者结成了一个便利的联盟。为回报诸如废除奴隶制之类的妥协，英国人允许当地统治者继续行使权力，只要他们行事都由英国人批准即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学校在东非建立。在那里，酋长的儿子们为其未来所需担负的责任而接受教育。在这些以及其他由政府创办的学校，男孩和女孩穿着统一的基于非洲服饰而不是欧洲服饰的制服。后者一度是寻求欧式教育的非洲人“风俗上所必须（de rigueur）”的着装。在一些地区，传教士吸收了异教的入会仪式，准备割包皮的传统时期也就成为一个青年学习“基督教男子气概”美德的时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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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以及文明开化曾经是大英帝国东非公司的功能。这两者并不像他们在印度的时候那样兼容。1891年，公司摇摇欲坠濒临破产。其结果是，1890年英德协议之后已经进入英国手中的乌干达和英属东非（肯尼亚）首先为外交部控制，其次为殖民部控制。公司所遭遇的不幸证明，非洲为英国商品制造无限出口的这一说法是一种夸大。然而，他们帮助激发在非洲殖民的原动力，并给陷入衰退中的英国商人以希望。1885年2月28日的《利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曾预测，非洲将成为“棉织品、毛毯、陶器、火枪（这确实是很足够了）等各种五金器具和形形色色的廉价服饰的巨大市场”。但是，非洲人如何支付所有这些商品？

在非洲打开大门这一乐观的时期，这个令人不快的问题遭到忽视。但在世纪之交，它又令政府和商人感到困扰。这一次，每个人都对大陆上的实际条件有了更明智的认识。在南非以外，没有所罗门王的宝藏。人们显然需要一次经济革命来创造客户。而且，由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外国人的管理下，这种革命应当是自上而下的。19世纪90年代最为流行、并为张伯伦所使用的一个比喻，即殖民地是在外的“地产”。在精心的管理和投资之后，它可以令其业主和居民均有利可图。然而，这一过程由于殖民部继承并珍视旧有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变得复杂。这一传统即它和它的代理人是易受骗的、孩子般的土著们的受托人。这些人需要保护以不受不讲道德之人以及互相攻伐的伤害。

与此同时，当前的经济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的资本投资都是个人的任务，而不是政府的工作。相当多的人反对由英帝国的东非公司所提出的补贴要求，用于修建一条从蒙巴萨到印度洋海岸的铁路。这将是一个贸易渠道，并加强英国对白尼罗河的控制。1896年，张伯伦确认铁路的潜力并同意支付部分费用。1913年，当政府管理结束后，英国政府曾发放用于东非发展的280万英镑补助金。

铁路于1903年建成。五年后，其年利润已经达到可观的60000英镑。到这个时候，肯尼亚的经济发展正在进行中。当局于1903年同意预留一个巨大的温带气候和肥沃的土壤的高地地区作为白人定居区。欧洲人用现代方法垦殖农业，成了这一地区自力更生的唯一手段。这也顺便使得铁路能够起到作用。正如在南罗得西亚一样，轨道两侧的土地是留给欧洲人的，他们也因此容易进入运输和外部市场。

理查德·梅纳茨·哈根于1902年在内罗毕遇到第一个白人拓荒者，并从他那里听说，在肯尼亚“白人是统治种族，黑人则必须永远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奴隶”。11这一观点在白人定据者心目中代代相传，其形式则往往各不相同且并不分明。1916年，他们有8000人，其中包括少量的布尔人。这些人从南非长途跋涉而来并带来了他们祖国的种族态度。在东非，情况更为复杂。这是因为经济变化的另一个后果，即印度人的存在。他们本来是帮助修建铁路的契约工人，后来则定居成为店主和店员；他们还承担着熟练工，而这些是非洲人所不能胜任的。到了1920年，在肯尼亚，除去10000个白人，还有23000个印度人。这些人主要包括定居者和他们的家属。此外还有近300万非洲人。

殖民政府面临两难境地。虽然没有如棉花、糖、烟草等经济作物的出现以保证肯尼亚早期经济的腾飞，咖啡和玉米种植业、牧业的繁荣以及1914-1919年的东非战争都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受欢迎的动力。此后的一年，白人农民标记了200万亩的土地。政府则在广泛宣传一个计划，以吸引英国前军官把他们的退休金投资到肯尼亚的农场上。正如其北美的前辈（1919年，移民至少需要2000英镑）一样，对于肯尼亚移民来说，个人资本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移民也需要丰富、廉价的劳动力。

自从白人殖民统治开始，殖民当局不得不想出，推动黑人人口工作以挣取工资，并加入市场经济的方法。当局每年对一间小屋征收三卢比（20便士）的房屋税，对拥有不止一个妻子的户主征收每名妻子三卢比税，并对每个非户主成人征收三卢比的人头税。这些税务都强迫非洲人去赚钱。肯尼亚也采用1918年起源于南非、并且已在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重复的一项措施。根据这一措施，除非他们同意为工地所有者工作，黑人不得居住在为欧洲人预留的地区。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非熟练工种在这一时期的欧洲人当中非常不受欢迎。多年来，普遍的观点是，大多数非洲人之所以远离西方经济，是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懒惰。对他们来说，正常时间的辛勤工作不是自然的，他们也不能欣赏它的道德价值。1884年，一个带着不情愿的搬运工穿越东非的探险家，在其归程中庆幸自己强迫他们搬运，因为他们“以人的姿态回来了，而且摆脱了他们的道德和身体上的缺陷”。12面对他诈病的搬运工，卢加德给了他们盐和芥末与水的混合物作为药品。其中一个被治愈的搬运工称其为“很强力的药”。13一个更常见的应对办法是牛皮鞭子。20世纪初南罗得西亚的万基煤矿（Wankie colliery）中，黑人矿工经常承受这种犀牛皮鞭的鞭打。14在布尔战争中，它曾经常作为不听话的黑人劳工的处罚形式。1914年11月，开普敦达特茅斯号的指挥官要求海军部的许可，以鞭打罢工的阿拉伯和印度水手。其理由是，没有其他任何惩罚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15

在他1919年给未来肯尼亚农民的指南中，克兰沃斯勋爵（Lord Cranworth）提出警告反对太多的殴打；但诸如说谎、小偷小摸、对小孩和动物的残忍等罪行，一顿鞭子是“最好的、最为仁慈的预防和治疗手段”。16克兰沃斯勋爵夫人在教导新移民妻子的时候，强烈建议定期检查厨房。这是一件讨厌的差事，总是以“厨师臀部的酸痛感”作结。17看来，斯瓦希里（部分属于非洲人，部分属于阿拉伯人）以及本地厨师没有清洗餐具这一讲究。

毫不奇怪的是，考虑到他们的需求，一群不可忽视的肯尼亚移民青睐与南非之间的联合。他们认为，南非政府会比殖民部更同情他们。18尽管官员和农民之间定期举行水球和足球比赛，双方关系仍旧很紧张。1921年，这一关系终于达到了破裂点。此时，政府宣布，州长委员会中将增加印度代表。这一措施被解读为肯尼亚迈向多元种族的一步。寡不敌众的定居者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随着抵抗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兴奋地谈论叛乱。此时话题宠儿是菲利普·惠特利（Philip Wheatley）准将。这位印度军队的前军官发自内心地讨厌印度民族主义。极端右翼的观点使他成了大卫·罗（David Low）的卡通人物毕林普上校（Colonel Blimp）的生活原型。对于毕林普们来说，肯尼亚是一个天然的保护区。他们团结在惠特利的四周，并为定居者的政变编造了一个荒唐的计划，其口号是“为了国王和肯尼亚”。在许多方面，这是罗得西亚于1964年单方面声明独立的预告。由于移民在最后一刻撤回，这一声明落空。这一事件促使殖民部在1922年发布白皮书，明确制定官方政策，“肯尼亚主要是非洲的领土”。其中，“非洲当地人的利益必须是至高无上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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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也是一个黑人的国度。这是一个不友好的地区，潮湿、酷热以及发热的海岸线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其成为臭名昭著的“白人的坟墓”。18世纪后期，罪犯被判处在此地承担驻军任务，作为延迟死刑的判决。而且，在19世纪，塞拉利昂军队的死亡率是全帝国最高的。医学知识的进步增加了欧洲人的生存机会，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黄金海岸官员预计一次工作期限不超过12个月。他们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同事工作了18个月。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如果他们一年内发烧次数超过三次的话，他们就认为自己是不幸的。20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西非殖民地都是被废弃的前哨。冈比亚和黄金海岸的聚落是奴隶交易时代的遗迹，不再具有经济价值。塞拉利昂成了接受基督教教育的黑人男性和女性能够达到何种程度的一个光辉的榜样，同时也是皇家海军的一个主要的装煤站。1898年，一名游客发现这是一个“最为文明的地方”，尽管会令上一代的慈善家很高兴的、黑人穿着欧式衣服去教堂的景象在他看来是“怪诞”的。211861年被占领作为反奴隶运动基地的拉各斯是在尼日利亚的一个立足点。它是整个地区唯一吸引英国商业的部分。

吸引商人到来的是本地产品棕榈油。这是一种重要商品，英国工业将它作为一种润滑剂，也将其用于制作肥皂和蜡烛。有利可图的棕榈油贸易是由利物浦企业家主导的，而其利益是由领事网络保护的。在海军间歇巡逻的支持下，其中的一些人侵入尼日尔河（Niger）和贝努埃河（Benue）。在这里以及西非的其他地方，土著居民都是“商人杜松子酒”这一有毒但强效的麻醉剂的热心消费者。1889年，尼日利亚进口了135万加仑杜松子酒。尽管在英国的节制和传教团体的抗议下，进口量仍稳步增加。1908年，西非杜松子酒总贸易额达到了120万英镑，其中近90%流往尼日利亚。

只要尼日利亚出口棕榈油并进口杜松子酒，英国就对无论是在那里或是西非的其他地方获得更多的领土不感兴趣。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它是一个无形帝国机制或多或少地发挥作用的地区。如果一个地方统治者成了无形帝国发挥作用的障碍，那么结果便是领受英军的武力。阿散蒂土王科菲（“咖啡王”）就是个例子。1873年，一支规模小但是装备精良的部队教训了他一顿。

当地的这个平衡被法国打乱了。从1870年开始，政治家开始形成创建庞大的、从西非到西撒哈拉帝国的想法，这个省可能会成为另一个印度，为法国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提高其因普法战争的耻辱而消失的世界地位。该地区的经济开采的关键被认为是将从西非跨越到红海的一条铁路。这一铁路全线位于法国境内，并将作为整个撒哈拉北部非洲贸易的通道。这条横贯大陆铁路的灵感来自于美国的联合太平洋铁路，该铁路已于1869年完成，目前正在开发西部。罗德斯也承认铁路平分非洲的可能。19世纪90年代，他计划修建一条自开普到开罗的线路。不用说，这一铁路将穿过英国的疆域。

法国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迈出了走向西非帝国的第一步。其动力来自于两个地位很高的帝国主义者：海洋部长约翰·德·若雷吉贝里（Jean de Jauréguiberry）上将和公共工程部长、铁路爱好者查尔斯·德·菲欣纳（Charles de Freycinet）。他们批准了从塞内加尔内陆开始探查，而炮舰“外野手（Voltigeur）”号则奉命进入尼日利亚水域与当地酋长接触并签订条约。与此同时，探险家萨沃尼昂·德·布拉柴（Savorgnan de Brazza）正在与刚果河流域的统治者签订协议。面对法国对英国松散控制下地区的入侵，英国领事开始收集条约。

这些条约成为了英法政治家及外交家互相讨价还价、讨论自己的国家应当占有何处的凭据。英国主要担心的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国会获得大片西非腹地。这将使得冈比亚，塞拉利昂和黄金海岸的沿海殖民地失去所有内陆贸易联系。此外，法国可能会控制上尼日尔，并以此扼杀从尼日利亚北部和苏丹西部沿河而下的贸易。英国的商业利益从1885年在柏林的解决方案中得到了一些保障：英国的影响范围得以从尼日尔延伸到黄金海岸和内陆。

正如在非洲的其他地方，英国政府现在面临着在该地区寻找代理人的任务。正如在非洲南部和东部一样，找到愿意承担业务的私人企业是幸运的，否则这一任务将是令人讨厌的且昂贵的。皇家尼日尔公司于1886年获得了特许状，在尼日尔河中下游管理和贸易。该公司是乔治·陶布曼·戈尔迪（George Taubman Goldie）所创办的。直到1877年，这个马恩岛人生活得毫无目标，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的职业军人和流浪者。在那一年，他来到了尼日尔的海岸边，并看到了他在世界上扬名的机会。戈尔迪自童年起就崇拜布鲁克王公。他随后声称，“我孩提时期的梦想是将地图涂成红色”。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在尼日利亚，他发现了一个便利的空白之处。和布鲁克一样，他有现金以实现他的野心。几年之内，他就组织了当地商人，为建立自己的公司打下了基础。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类似戈尔迪的人很多。而且，年轻的法国军官中有许多“卢加德”，在西非追求功名利禄。他们共同的座右铭是“采取主动（Prenezl'initiative）”，即使这意味着（情况往往如此）忽略犹犹豫豫的巴黎官员的命令。90年代早期，法国对西非和西撒哈拉的征服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士兵保持着动力。他们相信，自己知道的比他们的主人多。其中一人曾说过，殖民地的指挥官事实上组建了一个不对任何人负责的独立国家。也许是这样，但是政治家们对宣示自己对法国军队的权威表示警惕。在右翼、极端民族主义的圈子里，军队被视为国家荣誉的化身。

在西非，法国的侵略从来没有令索尔兹伯里感到过分忧虑。他曾经不无讽刺地质疑广大“轻质土”（他对沙子的委婉称呼）地区的最终价值。许多法国人暗地里持有这一观点。这反映在横贯撒哈拉铁路无法吸引任何投资之上。然而，英国的部长们要制止法国的西非冒险是不容易的。1894年后，事情变得清楚，这一冒险可能会以法国占领上尼日尔作结。戈尔迪是首批感觉到危险的人当中的一个。1894年7月，他雇卢加德带领一个小型探险队深入尼日利亚北部谈判条约，将其统治者纳入英国的轨道。几乎与此同时，德库尔（Decouer）上尉已接受委托，为了同样的目的从达荷美（Dahomey）到达同一地区。也有传闻说，德国人正在为这一目的筹备远征。22

1894年秋季和初冬期间，卢加德为收集条约而穿越博尔古（Borgu）。这是一次超人毅力的壮举。他和其同伴忍受了极端的温度（他的狗死于中暑）、暴雨、一次伏击和一阵阵发烧的侵袭。卢加德克服后者的方法是，自己吃下安替比林，并在炽热的太阳下行军13英里。后者促进排汗，以产生疗效。当地的药物，还把他从刺穿他头骨的的毒箭中解救了出来，而这一解药的成分他还没有仔细调查过。卢加德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而这也是他应得的。在一个协议当中，衰老的尼基王接受了英国和其代理人皇家尼日尔公司的保护和友谊。麻烦的是，就在两个星期后德库尔抵达了尼基，带走了和卢加德一样的条约。

上尼日尔现在成了英法竞争的焦点。领衔主演是张伯伦，他在1895年6月成为殖民大臣。另一个主角是在1896年4月接手法国外交部的加布里埃尔·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原则上，张伯伦拒绝放弃一寸英国在非洲具有合法权利的领土，而阿诺托则阻止非洲成为另一个印度。在那里，法国的野心面临着英国的限制和阻碍。阿诺托认为，英国人会使用语言进行欺骗，因此，法国将不得不诉诸行动以达成目的，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有关条约有效性的不必要谈判上。只有在尼罗河河岸上的马尔尚和在尼日尔河岸上的塞内加尔神枪手（tirailleurs）能够阻止英国人。

正是英国在尼日尔的对抗中第一个偏离既定方针。在张伯伦的支持下，戈尔迪发动了一场对必达和伊洛林的战争。这些地方的统治者拒绝履行他们的承诺放弃掠夺奴隶。1897年1月的战争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十字军东征，也是一场可怕的展示公司军事力量、顺便展示英国军事力量的战争。士兵们艰难地穿过灌木丛，将一门12磅的炮推到了必达城墙外两英里处，以投掷炮弹攻击。但真正让两国弓箭手和武装骑兵感到恐惧的是公司的六挺马克沁枪，即”bindigat ruiva（水枪）”或“小便枪”。正是这些枪支使一支主要由豪萨警察组成的500人军队打败了一个数量超过他们三十倍的中世纪部落。

戈尔迪的小型战争让法国意识到了英国的意图，并在1896-1897年，他们的殖民势力的先锋队渗入博尔古。在那里，三色旗在土著村庄的上空飘扬着，四处均是用于证明它们现在是法国财产的条约。张伯伦预见到了一场冲突，并开始采取预防措施。1897年6月，他要求2000人强的黑人部队立即结成西非边防军，并委任卢加德为指挥官以及尼日利亚北部的英国专员。显然，卢加德的经验是张伯伦做出这一决定的依据之一，但是张伯伦也意在向法国展示，英国将会采取强硬的姿态。在法国，人们厌恶卢加德，是因为他涉嫌在乌干达屠杀皈依天主教的信徒，而且最近又在尼基发动政变。1898年春，卢加德抵达尼日利亚。根据《泰晤士报》报道，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代表着……背信弃义的英国人激烈而贪得无厌的精神。对他们来说，他是制造传奇的必要原型”。23

1898年夏天的博尔古，一场喜剧而不是一个传奇诞生了。在这里，英法相互对峙。卢加德用与其同类的人指挥西非边防军，所有人都符合G.A.亨蒂故事中的描述。他们是出身公学的年轻男孩，喜欢尝试运动和冒险。现场指挥权在另一名运动员和参与过几次印度战役的退伍军人詹姆斯·威尔科克斯（James Willcocks）上校手中。正是他按照卢加德的指示，从杰巴到达博尔古，在他认为合适的地方升国旗并注意绕过其上已经飘扬着三色旗的村庄。紧接着，英法双方开始玩一场古怪的游戏。英国军团回避了法国村庄，并偶尔与法国分遣队发生冲突。虽然发生了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通常是诸如向旗帜敬礼等这些礼节上的细节，但双方主导的情绪是紧张的幽默感。国际上的敌对被抛诸脑后，因为在篝火边抽烟和喝酒后，两边的帝国建设者发现，在作为士兵和绅士的方面，他们有很多共同点。24正如乔治·阿巴迪（George Abadie）上尉对他所遇到的一个法国军官的评价，他是“一个绅士……而且我们知道如何与他交往”。25

在两边都有几个爱打架的人，其中包括一些渴望战斗的当地军队。事实上，法国的立场是不稳定的，因为他们的统治在西非的其他地区仍然受到抵制。在尼日尔对峙期间，部队必须赶到象牙海岸攻击法国在西非最顽强的对手萨摩利·杜尔（Samory Touré），并抑制苏丹（马里）起义。此外，正如卢加德预计的，在尼日尔的射击战争会在整个区域内孤立法国，因为海军会封锁他们的西非港口。

在整个危机中，张伯伦保持着对事件的全面控制。电报线已从拉各斯扩展到杰巴，在现场的人不能自己控制事务。外交性质的骆驼交易终于结束了对峙，而得到最大利益的英国，占领了博尔古以及位于现代尼日利亚境内所有的领土。剩下的就是张伯伦拉紧管理松散绳子的两端。拉各斯和沿海石油河保护国在1900年合并为南尼日利亚。公司遭到废除，北尼日利亚的新殖民政府控制了其领土，其第一任总督是卢加德。

类似的合并发生在塞拉利昂和黄金海岸边界的地方。在那里，英国人已经同法国人确定了边界，随后就是对自己所有地区的平定。之前英国力量薄弱或未渗入的地区也被迫投降了。1887年，在对塞拉利昂乔尼（Yonni）战役结束时，英军指挥官告诉他们的首领：“女王已经向你们展示了她的力量，将她的部队送到你们这里，并征服了你们的国家。它现在属于我和总督。”26消息传回了本土，而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令他们感到“非常惊讶”的马克沁枪火力展示。他们用了分别在1895和1900年的两次远征，向阿散蒂人证明黄金海岸地区新秩序的强度和持久性。最后一点特别残酷，英国官员在抑制他们的本土军队方面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后者似乎已经把战争作为抢劫和强奸的许可。27

人们正在完全领会征服的可怕教训，征服者往往很容易威慑他们的新臣民。在戈尔迪战争后一年，阿巴迪上尉抵达伊洛林。他发现这里的人民极为顺从。征用住宿很简单。后来，阿巴迪讲述了下面这个滑稽的场面：“两个看起来非常热、肮脏、污秽、穿着不甚考究的英国人向大约600名、全部衣着华丽的伊斯兰教徒发号施令，并驱赶他们。”28有关他们反应的原因在不久之后水落石出。当阿巴迪架起自己的相机准备为当地诸侯拍照时，其侍从们在看到三脚架的一瞬间逃走了。这使得他们想起了机枪瞄准。

两人的霸道行为是其阶级自信的一个极端例子。英国社会态度传播到了非洲。最好委托绅士们来管理天真的本地民族这一正统思想已经生根。1898年，在调查位于拉各斯的贸易公司的员工之后，阿奇博尔德·伊甸（Archibald Eden）中尉对他所看到的景象感到震惊：

我们在这些地方所遇到的、作为交易者的英国人，实在是太可怕，难以用言辞形容；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是最糟糕的伙计，也是买卖中最大的瘪三。29

同时到达此地的拉斯洛·波普-亨尼西中尉（Ladislaus Pope-Hennessey）极度讨厌殖民地官员，认为他们都是沉迷于“鸡尾酒”的“瘪三”与“无赖”。鸡尾酒正是年轻军官所反感的新奇事物。卢加德也有这些偏见，并担心这些不是绅士的人降低所有白人受尊重的程度。

他和戈尔迪曾分别发现尼日利亚中部和北部的富拉尼族（Fulani）穆斯林诸侯们当中的“绅士们”。后者的教养以及其法院和行政机构的有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是英国人可以合作的人，也可以采用伊斯兰制度以适应英国的需要。第一步是发生在1902和1904年之间在今天看来属于仪式性的较量。索科托和卡诺州受到了英军的侵略，而卢加德则打败了反抗的军队。

执政贵族方面的反抗停歇了，但在马赫迪千禧年主义旗帜下，在1905年2月，一场人民反抗英国统治的运动突然爆发。包括许多奴隶和前奴隶在内的运动追随者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进入他们国家的英法军队是巴格尔（Baggal）。按照伊斯兰教的末世论，这一反基督的形象将在马赫迪之前出现。叛军令英军感到惊讶，并于萨提鲁（Satiru）击溃了英军的一个军团。他们在这里俘获了一架轻微受损的马克沁机枪、步枪和弹药。他们没有利用这些战利品。正如其在苏丹的同伴那样，尼日利亚马赫迪运动的视野是保守的，所以叛乱分子不屑于使用现代的异教徒战斗工具，而是依靠信仰和传统武器。再一次遭遇英军的时候，他们采取了大规模前进的战斗方法，造成了超过2000人死亡及被击败的后果。30

在镇压这次起义的过程中，富拉尼族贵族与英国合作，因为起义威胁到他们自身及其征服者的权威。双方现在在卢加德所引入的、称为“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或“双重控制（dual control）”体系下共同统治。其首要的目的在于保持统治连续性，并向英国的新子民保证，除了奴隶制度，他们将会保留和尊重伊斯兰的做法。一旦这一点得以明确，穆斯林诸侯和神职人员将会聚集在新秩序之下，旧有的法院和公共服务也可以继续发挥功能，虽然是在英国人的监督之下。这种形式的统治适合尼日利亚北部的情况，因为它既不必花费太大代价，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又是有限的。更有甚者，诸侯们和20世纪初充斥着尼日利亚公务员队伍的、受过公学和大学教育的保守派官员之间本能地产生了和谐关系（rapport）。有趣的是，殖民部招聘人员首选可能更为健康的运动员。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如何遵守规则。

乔伊斯·卡里（Joyce Cary）的《被拯救了的艾萨》（Aissa Saved,1932）一书生动地描述了间接统治下政府的日常运转。故事的背景是1921年的虚构省份扬林（Yanrin）。尼日利亚官员卡里意识到了新秩序所造成的紧张局势。除去全部遵循传统道路的埃米尔和其穆斯林追随者外，在过去40年的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南部英国教育者的培养下，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已经诞生。早期殖民地政府依靠这一群有文化的黑人。1892年，英国军官描述了他所遇到的其中一位从塞拉利昂教会学校毕业、又在埃科（Ekow）皇家尼日尔公司担任代理的黑人。这位职员“圆滑而礼貌”，“在当地土著人看来，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英国军官用“俗艳的曼彻斯特棉花”与他交换了棕榈油。晚上，他“在挂着王室家族画像的小屋客厅里演奏风琴，曲子是《古代现代赞美诗》（Hymns Ancient and Modern）里的选段”。31

卢加德承认这些人的价值，但坚持认为他们不应该取代或干扰拥有传统权力的人发挥作用。例如，非洲的职员或警察无法推翻一位村长的判断。在卡里的扬林，这就是规则。在那里，一个从海岸迁来的、有文化的基督徒雅各布，认定自己是该地区的三个“文明人”之一。他穿着白人的衣服，比起本地人来说更不顺从，并且吸收了一些政治观点。在听说附近的一个小镇将立即屠杀基督徒之后，他敦促英国人布拉盖特（Bradgate）立即采取行动。“看呐，我为你奔走。因为要我说，如果这些基督徒被杀，有人就要向英国写信，可能是向议会成员写信，说我的朋友布拉盖特先生遇上了大麻烦。”正如在印度一样，英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处境，即如何对待受过教育的当地人。他们对于日常行政来说非常重要，但又知道外面世界的东西和其中所蕴含的政治价值观。他们并不总是像雅各布的话所说的那样顺从且合作。这样一来，英国官员更喜欢旧有的非洲等级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九章

你们这些南方十字之子：白人自治领

作为一个爱国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在其所写的《诗人向滑铁卢的朝圣之旅》（The Poets'Pilgrimage to Waterloo）中描述了“那些遥远的国度。在那里，英国保佑其她治下多余的生灵到达东方和西方”。在描述这一句子的时候，他脑海里所想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像很多他的同胞一样，他认为这些地方是容纳多余的男性和女性的地方。这些人因为贫困和犯罪而不受欢迎。这是罗伯特·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的时代。这位牧师兼校长一生致力于研究人口增长的演算，并且得出结论，只有周期性的饥荒才能检验出螺旋式上升的出生率。这一悲观的预测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且19世纪10年代的坏收成之后所出现的饥荒也证实了他的理论。

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的移民行动，以及在1840年后向新西兰的移民行动为这些人提供了救赎。如果不移民的话，他们可能会受苦并死在家园，因为其家乡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救助。政府同意，在1819和1825年之间分配95000英镑作为贫民移民的补贴。地方当局效仿了这一做法：1826年，肯特郡贝奈登的董事监护人向27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每人付了14英镑10先令（14英镑50便士）的费用，以帮助他们到达纽约。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对于纳税人来说，它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措施。它缓解了他们的负担，使得他们不用再为这些可能成为社会负担的人纳税。为此，1834年济贫法中制定了帮助贫困移民的条款。1891年，改革法案和工业学校法案赋予了政府官员权力，将少年犯送往殖民地。私人慈善机构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救世军（Salvation Army）”和“拜耳那多博士（Dr Barnado's）”公司支付费用，支持将孤儿们送往殖民地。而且，在60年后的1870年，单在加拿大一国，就有100000人在此定居。1正如前几个世纪以来的情况一样，强制移民为国内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大多数19世纪的移民并不受到国家的资助。当他们确实收到资助时，这些资助往往会来自志愿的慈善机构。这些慈善机构就是以此目的而设立，并且建立在自助原则基础之上。这类机构当中的典型是高地和群岛的移民协会。在19世纪50年代，协会帮助来自经济不景气地区的佃农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农场。这是不言自明的，任何勤劳节俭的人都会在殖民地发家致富。1842年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的发行招股说明书，声称他们那里的工人可以凭借20-30镑之间的年收入在几年内买下属于自己的农场，因为平均的土地价格大约是每英亩3先令（15便士）。“无论是哪个性别的年轻人都以这种方式努力奋斗，”作者总结说，“他们一定会成功地达到舒适与独立，将成为社会有用的成员，并会加强这一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联系。”2

许多人经历过这一再生的过程，而其中一些人所写的家书则广为流传，以鼓励其他移民。典型的一封是加拿大拉纳克（Lanark）詹姆斯·多比（James Dobbie）于1826年寄给他的父亲和朋友的信件：

每天起床的时候我都在感恩上帝，上帝的旨意，让我和我的家人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没有困难，但对于你们在格拉斯哥的需求来说，它们不值一提。我们总是有很多吃的和喝的，而且总是有点富余的……我希望你能试着尽你所能摆脱困境：你会发现工作量很大，而工作任务也极为艰巨，但我向你保证它会得到很好的回报。我的牲畜，由一对公牛、三头奶牛和三头小牛组成。在十五个年轻人的帮助下，我在一天之内建起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新房子。它共有24英尺长，15英尺宽。3

因为克莱德赛德（Clydeside）遭遇了严重的贸易不景气的状况，到国外讨生活显然很诱人。1827年1月，当手工纺织工人的工资已经降到了一周四先令（20便士）的时候，有关在美国可以支付五倍工资的报告漂洋过海到达此地。这使得800个家庭要求地方当局协助他们抵达美国。高工资以及成为自给自足农民的机会总是会成为吸引移民的磁铁。前服务员和皇家海军“云雀（Lark）”号病房管家威廉·朗（William Lang）于1885年4月在悉尼跳船逃走。他的理由是贫困，因为他每个月只能给他在英国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寄25先令（1英镑25便士）。“一想到这个，我就无比疯狂，”他恳求道，“在岸上就业的高薪诱惑太大了。在蓝山的一个酒店里工作能让我供给孩子们足够的生活费，所以我跑了。”4因为有很多人都像他这样做，铁石心肠的军事法庭判处了他18个月的苦役。

传统的移民则自行承担了旅行费用。1834年，从利物浦和格拉斯哥横渡大西洋只需要27先令（1.35英镑）。旅客必须忍受睡在甲板上的痛苦，而要睡在二等舱里则需要14英镑到35英镑。为了完成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12000英里旅程，统舱乘客需要支付23英镑，而二等舱乘客则需要支付50英镑。而且，正如所有其他航行一样，乘客必须自行准备食物。那些支付最低票价的人感受到了很大的不适。一个于1834年穿越大西洋的富裕乘客偷看统舱内的状况，看到“孩子哭，女人尖叫，随着船只的颠簸，所有的东西从一头摇晃到另一头：黄油、饼干、糖浆、牛肉和土豆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或从一边摇摆到另一边”。51840年之后，蒸汽船取代了帆船，条件改善而且票价下降了。1898年，一张到澳大利亚的单程票可能只需花13基尼（13英镑65便士）。

据估计，在1815和1914年之间，有1600万的移民乘船从英国起航。其中大约有1/4去了美国，其余的则去往了殖民地。经济衰退期见证了人员的大流亡：1901年到1910年之间，共有180万人离开英国，其中有半数定居在白人自治领。在接下来的60年里，白人自治领的人气稳步上升。这些移民里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爱尔兰。大约800000人在1815年以及1845-1846年间的饥荒中移民；七年后，爱尔兰移民的人数达到了100万。其中大部分人的目的地是美国。

帝国内部也有较小规模的移民流动。当苏格兰人在19世纪20年代离开克莱德赛德的时候，盖尔人和爱尔兰天主教徒（1827年，在格拉斯哥共有27000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这些人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也进一步促进了苏格兰人移民。正如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情况一样，在人口过剩、长期贫困以及对廉价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的共同作用下，爱尔兰移民的进程被推迟了。自19世纪50年代起，人们就开始从西印度群岛招募印第安劳工；自80年代起，人们则开始从斐济招募此类劳工。他们的进入平衡了本土出生率的下降。在美国西海岸和加拿大，农业、矿业和铁路的繁荣吸引了中国人和日本人。至20世纪初，锡克教徒也加入到这一行列当中来。1852年，在加利福尼亚就有52000名香港人。190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人口中的15%则是亚洲人。

中国人和日本人涌入加拿大激起了种族的紧张局势，并激发官方做出禁止亚洲人进入的努力。6禁止亚洲移民是有可能的，因为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一直在鼓励中欧和俄罗斯大规模移民。那里有足够多贫穷的男人和女人们高兴地接受在加拿大中西部日益繁荣的木材业、建筑业和采矿业里低工资的工作。1852年淘金热后，中国劳工涌入澳大利亚，使得当地出现了种族摩擦。在未来的约40年里，澳大利亚工会运动和后来的工党反对进一步的中国移民。其理由是，中国劳工的涌入会压低工资。这次运动的结果是1901年的《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即所谓“白色澳大利亚（White Australia）”政策的法律表现。

非白人劳动力需要承担的工作是英国移民所不愿意承担的工作。大多数移民之所以会被吸引到殖民地，是因为殖民地政府有关廉价土地的官方承诺以及随之而来的获得财务独立的机会。人们普遍认为，这片土地的原居民丧失了他们的占有权，因为他们未能有效利用它。正如前些时候在北美一样，这一观点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得到了普遍接受。1845年在新西兰登陆的外科医生潘（Pine）惊愕地发现：“其土地尚未开垦……其矿山还未发掘；其河流并未测量过。”他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一国度应当成为“旧世界有智慧的人”的资产。7这些有智力的人已经在那里了。他们是由新西兰公司所领导的，其领导人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上校。他是一个一心一意的移民鼓吹者。他认为，必须以科学的精度推行移民，以使得羽翼未丰的殖民地里男女、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均适当平衡。吉本的良知相当弹性（他曾涉嫌绑架一名女继承人），这使他很容易说服毛利人为了诸如剃刀、丝带、望远镜和口弦等便宜物件而放弃他们的土地。

这些和英国其他工业品是英国士兵于1845年从帕拉马塔（Paramatta）的村庄所带回的战利品中的一部分。8帕拉马塔拒绝接受新的秩序。它的抵抗开启了毛利人和殖民者之间26年断断续续的战争。直到19世纪60年代，殖民者的身后都站着英国军队。毛利人没有赢的希望。正如其他的南海岛民一样，当外来疾病侵袭他们的时候，其人口下降了，但他们以令他们的敌人印象深刻的勇气和能力坚守着。他们不像澳大利亚的土著人那样被赶进了荒地，并像袋鼠一样被猎杀，而是获得许可以成为新西兰的一部分。当新西兰于1852年接受宪法的时候，那些跨过财产栏杆的毛利人获得了投票权。英国士兵则向他们进献了独特的供奉，在基督大教堂为他们死去的亡灵建设一个战争纪念碑。

不论这对那个时代的穷人将意味着什么，那些在19世纪20年代考虑移民到加拿大的男人和女人得到保证，在到达时，他们将享有与他们在英国时同样的权利。同样，在1908年，昆士兰政府也向移民们下达了邀请，为他们提供了协助“为勇敢、勤奋、热爱自由的人所组成的国家奠定基础”的机会。9

在这两个日期之间，白人殖民地的内部政府已得到改造。随着达勒姆勋爵发布他两年前小型战役后对加拿大的调查报告，这个过程就于1839年开始了。这位辉格党贵族有关地方自决的建议是其党派从1847到1867年之间所实施的政策的依据。宪法赋予了加拿大各省、澳大利亚各州、新西兰和开普殖民地选举产生的政府，而这些政府都具备制定法律和分配土地的权力。自19世纪40年代早期，就有一批前宪章派来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的激进思想为殖民地的政治生活提供了温床。没有贵族妨碍改革的进程，而大量英国工人阶级人口又来到此地，殖民地人民不可避免地享有比英国本土人民更为广泛的选举权，而殖民地政府也更愿意承担新的和深远的社会改革。

地方自治促成了民族国家的自然形成：1867年，加拿大成为一个邦联；1901年，澳大利亚成为一个联邦；1910年，包括德兰士瓦和1906年已经获得自治权的奥兰治自由邦在内的南非也成了一个联邦。这里没有自由的选举权。为获得政治上的和平，英国政府被迫接受将黑人和混血种人从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自由邦选民当中排除出去。纳塔尔选民中有1%为非白人，而在开普殖民地，这一比例为15%。1910年，为获得在南非稳定和容易驾驭的统治权，英国付出的代价是容忍习惯性的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这是一种歧视和隔离体系，在未来38年的时间里将具有法律效力。

在南非的妥协提醒了英国人，政治利益和自由原则均塑造了英国在它的白人殖民地所推行的政策。放任自由和公共经济这两个辉格党教条，以及认为英国的政治权利应该不论居所、并由所有的英国人享有的信念，决定了殖民地走向自决的第一步。获得自治权的殖民地可以提高他们自己的税收，并支付自己政府的费用。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有经费来保护自己：1858年，加拿大的驻军已经花费了国库261000英镑。1871年，英军已经从所有的殖民地召回军人以保卫不稳定的开普，而殖民者则不得不增加和资助自己的民兵。

由于行政联系被切断，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未来关系将会如何这一问题浮出了水面。尽管预测说明，自主统治是通向完全独立道路的第一步，很少有迹象表明，有任何一个殖民地希望打破他们与英国的政治关系。维多利亚女王仍然是每个自治领（自治殖民地的称谓）的国家元首。她的面容出现在邮票和硬币上。或许比国王更加保皇的加拿大和纽芬兰岛发行了带有威尔士亲王阿尔伯特王子以及其他更不为人所知的王室成员的邮票及钞票。

除了这些表明与英国有联系的现象，也有迹象表明，殖民地正在发展自己独特的身份和文化。这些迹象在澳大利亚表现得最为明显。1853年，一个到达维多利亚金矿区的淘金者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美国式的社会”。“旧有的贵族感和组织都在一瞬间化为乌有，”他表示，“现在，卑劣者的平民主义在澳大利亚滋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卑劣者是最为低下的一种。财富正成为测试男性地位的标志。”10淘金者的平等主义很快便成为澳大利亚意识的一部分。ANZAC（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士兵“对特权没有兴趣。他不明白这一点”。在1917年11月，昆士兰《学校报》（School Paper）自豪地宣布道。根据澳大利亚官方的战争史，没有阶级意识的澳大利亚勇士也具备独立的思想，拒绝“认为所规定的意见理所当然”，时刻准备好“采取强有力的和不受约束的倡议”。11个人主义被一种强大的兄弟情谊加以平衡。这种兄弟情谊可谓是澳大利亚男性心灵中的核心。这一情谊被称为“同伴之情（mateship）”，其唯一的规则是“在任何时候，一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支持他的同伴”。12任何的这些品质都不能将澳大利亚人与那些做出头鸟的（stick-necked）英国人联系在一起。奉行这一观点的这些人往往是军队指挥官，他们相信一个有序而有纪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每个人都会遵守规则：一个相当绅士的板球运动员于1888年写道，球员们都很后悔在澳大利亚巡回赛中抗议比赛裁判员的决定。13

有一群人数少但却吵闹的澳大利亚人拒绝了英国人的标准。悉尼《通报》（Bulletin）经常嘲笑所谓的“殖民地式的卑躬屈膝”。这一大众的自卑感将一切来自英国的物件都自然视作优秀的。《通报》还谴责试图推动澳大利亚帝国意识的努力。在它看来，这是加深英国自私利益的策略。它也将“帝国日（Empire Day）”改名为“吸血鬼日（Vampire Day）”。14《通报》的吹毛求疵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澳大利亚人的帝国情感，也并没有令澳大利亚人信服，英国的利益并不一定属于他们自己。

《通报》的反英词锋出现之时，也是澳大利亚和其他白人自治领越来越意识到帝国联系的政治和战略价值之时。同样，自1870年起，英国也正努力在一个可变的、不太友好的世界里生存。当她面临与其实力相当的敌对势力的竞争之时，英国的当务之急变成了培养殖民地的善意。殖民地成为有价值的资产，因为在与法国和俄罗斯的冲突当中，他们的援助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力量平衡的改变在自治领内部产生了焦虑，而这一焦虑第一次与它们自己的孤立和脆弱达成了协议。1877至1878年英俄战争的可能性，与俄罗斯军舰在海上袭击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可能性一道，使得各地政府认识到他们依赖皇家海军的程度。

这一恐慌的直接后果在于，维多利亚和昆士兰在1882-1883年间购买了军舰。而且，这些以及其他自治领政府资助英国海军预算的意愿更为强烈了。一种共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新南威尔士政府派遣700名穿着红色外套的志愿者于1885年5月在苏丹加入英国军队。这些士兵以及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和新西兰提供帮助的意愿都令沃尔斯利印象深刻。他热情地写信给维多利亚总督洛克勋爵（Lord Loch），并且说他不仅“以同志的身份”欢迎澳大利亚人，而且“将他们当成同胞”。对英国来说，他们在萨瓦金登陆具有巨大的意义。这一点远远超出了目光短浅的“作为皮特的接班人统治唐宁街小礼拜堂的帕默斯顿和比肯斯菲尔德（Beaconsfield）”的想象。对于沃尔斯利来说，部长们常见的失败是基于他们想象力的不足。这使得他们无法欣赏到帝国的力量。他们也不能看到它作为英国的合作伙伴的未来潜力。但是，他预测：“当与俄罗斯的战争来临时，正如在许多年之前一样，我们应当得到来自我们所有殖民地的援助。”15

四年后，在1889到1890年冬季期间，有关沃尔斯利梦想中的帝国联盟的宣言令当时在哈罗公学上学的年轻丘吉尔听得如痴如醉。演讲者是来自新斯科舍的G.R.帕金（G.R.Parkin）博士。他预言，在未来的某一天，“纳尔逊的信号将不是沿一条船闪过，而是闪过战火纷飞的世界各国”。这句话在丘吉尔的心中激起了如此的共鸣，以至于他能够在60年后回忆起这些字句^16。另一个哈罗公学的听众里奥·埃默里（Leo Amery）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像丘吉尔一样，他迷醉于帝国联邦这一“伟大主意”。它是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生存的关键。正如其他维多利亚晚期帝国一样，其规模是惊人的。这也许是它吸引年轻人想象力的原因。

某种帝国统一的想法在表面上是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因为英国世界大国地位的相对衰落而困扰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是，实际试图促成英国与自治领之间关系的努力和创建协调帝国国防政策的过程均已失败。于1887至1907年间断断续续地举行的一系列自治领总理的会议，促成了许多对话，但没有得到结果。可以理解的是，人们怀疑英国促进帝国统一进程是为了进一步促进自己的国际利益。关于把他们的武装力量交由英国控制，自治领领导人态度仍旧谨慎。很多法裔加拿大人很担忧，自己将会被卷入与法国的战争。而且，在1898年，当这样的战争看起来一触即发的时候，加拿大政府怀疑本国的民兵是否能被说服参加对圣彼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占领行动。171899年，法裔加拿大人再一次就支持英国这一议题上迟疑了。在他们看来，英国人发动的战争是对布尔人的帝国侵略。

爱尔兰的问题更加迫使英国政府努力以确保帝国内部的合作。在1800年之前，爱尔兰有自己的议会。这一议会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教地主的代言人。1801年，此议会遭到解散。此后，爱尔兰议会议员来到了威斯敏斯特。这样的安排遭到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连续不断的挑战。随着选举权扩展到大多数盖尔人（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力量也不断增加。其战斗性随着1870年后爱尔兰自治党的建立大大增加，而爱尔兰问题也被推到了英国政坛的台前。

有关爱尔兰问题的辩论分为两个层面。在一个层面上，这是一个纯粹的有关恢复爱尔兰内部自治的国内问题。而在另一方面，它是帝国层面上最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帝国未来的完整性。爱尔兰自治的敌人担心它将使得联合王国变为碎片，从而破坏任何建立更广泛帝国联盟的可能。1886年，一位反对格拉斯顿的第一个自治法案的保守党议员认为，如果这一法案得到通过，而“联合王国又第一次分崩离析”的话，那么“殖民地就不会来参加这样的联邦。……（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将自己的亲戚朋友维系在一起，我们也就无法指望把距离我们如此之远的我们的殖民地联系在一起”。18格莱斯顿为自己的措施辩护，并希望一个自治的爱尔兰成为类似加拿大那样友好而忠诚的自治领。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对英国的仇恨遗留问题以及言辞激昂的仇英民族主义令英爱关系不可能变得友好。一个半独立的爱尔兰将永远成为未来的任何战争中的潜在威胁。而且，一个议员提醒下议院，在1798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就与法国签订了共同协议。19

爱尔兰自治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和对帝国的可能危害令大量的自由派议员感到恐慌，他们不支持并投票反对这一法案。这些人当中包括张伯伦。下议院于1893年春天通过了该法案的修订案，但上议院却否决了这一法案。这一法案已经遭到张伯伦的谴责，认为它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小英格兰”。如果推行这一法案将把英国的弱点在世界面前放大：

整个欧洲都武装到牙齿，而争端的原因非常显而易见。同时，我们的兴趣是普遍的，我们的荣誉几乎涉及太阳下的每一寸土地。在这样的条件下，落后就要挨打。英国变得强势也是有必要的。20

对于一些诸如诗人阿尔杰农·斯温伯恩（Algernon Swinburne）之类的人而言，联盟是上帝所给予的，令英国变得伟大的优势：

三位一体，但三包含一

使得她对海洋做好准备的上帝，

让我们的联邦成为：

零，如果不是一的话。

通过欺诈和恐惧会断绝

永远保证存续的联系，

他们的可耻的力量永远不会

抵消天堂所做的一切。

最为热烈的拥护联盟的那些人像张伯伦一样，赞成英国与自治领之间的联系应当更加紧密。虽然从政治意义上说，在19世纪90年代，这些迹象还不明确。仍有可喜的迹象表明，忠于国王是所有自治领中强大的情感力量。在1897钻禧（Diamond Jubilee）庆典上，它的力量得到公开。庆典上，不但有各个自治领的军队，而且有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所发出的一连串的祝贺。维多利亚议会议长发表讲话，总结了所有的态势：

此时此刻，在她的宝座周围站着她在横跨世界各地的帝国中每一处的代表。所有人都承载着忠诚和善意，并证明距离不会降低爱国主义的热情。今天，帝国团结一致，向一位声名显赫的夫人表示敬意和尊敬。这六十年来，她一直是一个自由民族的象征和力量形象。21

两年后，当英国和德兰士瓦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这种情绪转化为行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立即派遣了军队。尽管有很多加拿大人对此表示怀疑，加拿大也做出了相同的举动。叛乱和分遣队的离开导致了盛大的庆祝。一位新西兰诗人捕捉到了那些游行和向他们欢呼的人的心情：

信号闪过水面，

老英国需要帮助；

母亲对她的女儿哭了；

狮子已向其幼兽吼叫。

抛开任何恐惧，

任何对海风的怀疑

老国家需要你们，

你们这些南方十字之子。

那些内心受到这些以及类似的爱国诉求所感动的人大多从未见过英国。这是因为，到1899年为止，几乎所有的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是土生土长的。然而，他们感觉到与英国之间的情感上的强大的联系。就这一情感，再没有人能够比澳大利亚人查尔斯·比恩（Charles Bean）总结得更好了。在叙述他的国家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这样写道：

澳大利亚人与英国人讲同一种语言，读同一种书，喜欢同样的运动，就诚实、清洁、个人自由方面的看法一致；他的孩子们坐在母亲的膝盖上，受到了同样海上旅行和古老冒险伟大传统的熏陶，因为他还未曾创造过自己的故事。22

超过30000名的殖民地军队在布尔战争当中战斗。自治领报纸密切追踪他们的行动。它们要么登载士兵们的家信，要么记录战地记者的报道。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战争的公共利益以及他们的同胞所扮演的角色是最为激烈的议题。人们采取了不寻常的行为，以发行特种邮票来纪念他们的军队。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世界各地，耀武扬威和为了战场上成就而自豪是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因此，布尔战争自然而不可避免地给了自治领的爱国主义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参与战争也造成了一种感觉，即自治领已经“成年了”。换句话说，自治领已经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足以使得他们把自己当成国家而不是殖民地。在游行中挥舞国旗和派遣志愿军攻打布尔人不仅仅是一种对新的国家的确认。英国失去了在南非的势力，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却留下了。这将导致在整个南半球的权力平衡的转变。

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心理上，自治领都在帮助英国受益。大量在内地学会了骑马和射击的强悍而热情的年轻人正是1899年的英国军队所需要的。在这个世界上，英国举目无亲，自治领的支持是对国家士气的鼓舞。没有人比帝国联邦的支持者更快乐。这些人相信他们的信条已经获得证明，确信是正确的。他们对战后的世界满怀期待，而在这一世界里，在战场上形成的伙伴关系将永久存续。和1885年一样，陆军的高级指挥官很快就认识到了殖民地军队的未来价值。1902年，在听闻在针对自治领军官的一些混乱中显示出某些“不友好的精神”的报告后，副官斥责了那些关注此事的人。他警告说，“帝国利益首要取决于英国官员给那些殖民地的同胞们的接待。后者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职权阶层”。23

不同于冷漠的团级军官，他和他的参谋人员都很不情愿地意识到，在任何新的紧急状况下，英国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治领的人力来填补其军队。大规模移民没有降低的迹象。这意味着在20世纪初，帝国的20%的白人人口是生活在自治领的。

第十章

勇敢点，大胆点，正确行事！爱德华帝国和人民

1902年应当是举行骄傲庆典的一年，但它不是。帝国士兵可能会迈着步子通过新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但御前会议的气氛礼貌而又不和谐。这是因为，自治领首相拒绝了增进与英国联系的提议。南非的和平不值得庆祝。他们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在一场乏味无聊的消耗战中击败布尔人。除去那些能表明英国“野蛮”的方式，这场战争中几乎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时刻。战斗结束后，英国皇家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听取了战争是如何进行的证据。其中的大部分是一连串的灾难和混乱。

专员发现的事项有：陆军情报服务缺乏、医院管理不善，以及由于其身体条件所限，成千上万的年轻工薪阶层志愿者们无法上战场。身体虚弱的志愿者们似乎证实了那些警告民族有衰落危险的同胞们的恐惧。在帝国扩张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们的悲叹可能听起来很讽刺。但是，正如他们总是指出的那样，外表带有误导性。帝国的规模可能已经扩大，但其中也有不安的迹象。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一迹象，帝国也将以解体告终。诸如马弗京（Mafeking）的战斗英雄少将罗伯特·拜登·鲍威尔（Robert Baden Powell）爵士之类极端悲观主义者，想象英国将会和罗马一样，会因为一种道德的病毒而从内部遭到摧毁。他认为，这一病毒已经在年轻人当中传播。

外部威胁也存在。在德国、美国和俄罗斯（正在经历快速工业化的过程）挑战的压力下，英国能否继续作为全球性力量生存下去？他们紧张地斜着眼睛看着那些竞争对手。这些国家拥有更多人口和资源。而且，前两个国家的经济已经超过了英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速。到目前为止，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侵入到世界主要大国的国民意识当中，以至于人们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将永远处于一种剧烈的竞争状态当中。为此，出于这一原因，激烈的对抗往往会被比作竞赛（为了尼罗河的竞赛，或者1906年之后，英德之间的海军竞赛）。这就意味着有一个赢家、一份奖品和一系列的失败者。按照这一比喻，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都处于领跑的地位。但在1900年之后，更强大、更健康的野兽似乎占领了它的阵地。

英国可能沦为失败者的这一令人不安的可能，促使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和记者开始了一场紧张的搜寻，去寻找民族灵魂。他们对国家疾病的诊断通常伴随着对补救措施的要求。这些补救措施将会振兴国家、恢复其自信心以及加强其对外的影响力。右派和左派的分析家们总结道，只有激进的一方有希望成功。旧有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自由放任和市场力量主导的正统观念已经失败。的确，正是这一切导致了英国现在的不幸。1906年，米尔纳（Milner）已经从其作为南非高级行政长官的有争议的职务上退下，决心要在英国以及帝国的重生过程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将这两者的糟糕状态归功于自由主义领导者们的“老套的、少女般的手腕”。

费边社会主义者西德尼·韦伯（Sydney Webb）认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已经过时了。1901年，他坚持认定：“我们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已经意识到，我们不仅是单独的个体，而且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不，是世界的公民。”路人已经能够“欣赏其城市的优良管理、其国家组织的效率、其帝国在议会中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国际贸易当中所能发挥的影响”。这一点对于他以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存和繁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对于韦伯和右派的帝国主义者来说，“效率”成了一个有魔力的词。它是恢复国家的福祉和竞争力的关键。

为了应用效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一政府愿意在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前计划，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促进更好的教育和国家资助的养老金和医疗项目。对于韦伯来说，“激发我们种族神经和肌肉的活力”是“任意帝国项目中的主要支架”。21906年，在说明儿童福利和学校伙食的时候，一位自由派国会议员说，虽然在理论上，这一点听起来像“讨厌的社会主义”，但是在事实上，这是“一流的帝国主义”的表现，因为“帝国不能由走路摇摇晃晃、身体瘦弱的公民们建立起来”。3帝国的确不可能由这些人建立，而对婴儿的高死亡率的关注和培养一个强壮的“帝国种族”的需要促使政府采取初步措施，以在20世纪初，提供广泛的儿童卫生保健服务。为福利国家奠定基础的措施在很多方面都属于帝国的方法。为了帝国更大的利益，区域巡回护士和卫生访视员指导工人阶级母亲们如何抚养有活力的孩子。支持者认为，这些活动已经在德国和日本实行了一段时间。

以帝国名义追求效率要求丢弃旧的教条、打破既得利益以及放弃已成为疾患的体系。“略带生意人的”样子必将取代迄今为止作为军队特点的“聪慧、镀金的穗带和英勇”，里奥·埃默里于1900年坚称。4他在那时是《泰晤士报》驻南非的记者，因此知道有关旧军队体系缺点的一手材料。他也是一个推崇米尔纳的热心帝国主义者，也成了对其前辈未能把握帝国愿景并使之成为现实而感到不耐烦的许多年轻政客中的一个。类似的人还有麦克斯·艾特肯（Max Aitken）。他是在兰开夏郡保有保守党席位的一名加拿大人，后来则成了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

帝国问题现在是英国政治生活最前沿的问题。1903年春，它成了全国争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受到远征南非行动的鼓舞，理查德·张伯伦推行了自己的关税改革运动。这一运动是基于一个假设，即自由贸易已经遭遇了毁灭性的失败，而英国经济只会在整个帝国都对外国进口商品征税的情况下再度兴起。以食品为主的帝国产品进出口都将得到免税的许可，因而创建一个在帝国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体系。该体系所带来的好处是双重的：帝国关税联盟将会为帝国联邦铺平道路，而所征税收则将为抚养强大的帝国种族所需的社会改革买单。热心的关税改革者米尔纳声称，“帝国力量和帝国巩固的理想”是对“国内和社会进步”的补充。他相信，国家的强大最终取决于“人民大众的福利和满足”。他也确信，比起社会地位更高的成员来说，工人更以自己作为庞大帝国的成员而自豪。但是，他警告说，“在我国大城市肮脏和堕落的贫民窟”里，爱国主义可能会“窒息”。5

为了帝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再生这一双重计划所表现出来的纯粹的勇气是其政治上毁灭的原因。对于大多数张伯伦的保守派和统一派的同事来说，它太过深远和激进了。这些人当中形成了两排，丘吉尔则越过下议院的阵营，和自由党站在了一起。对于自由党来说，关税辩论是天赐的良机。在过去的八年中，他们在办公室外就所实施的政策发表不同意见。特别是在帝国政策方面，他们的不同意见尤为显著。现在，他们聚集在支持自由贸易的旧有口号下，以巨大的多数赢得了1906年1月的大选。这也是他们在这一世纪所赢得的最后一次大选。自由党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把工人阶级的选民们吓坏了。工人们相信，保守党会向进口的谷物征税并提高面包的价格。关于此次大选，最为生动的描述是一张海报。它展示了一块巨大厚实的“自由贸易”面包，旁边则是一块小型的、小圆面包大小的关税改革面包。

自由派之所以能够吸引选票，并不仅仅是因为它针对全国人民的胃。他们提出了另一个帝国问题来激发人们的良知，即在南非的中国契约劳工的就业条件问题。提供廉价和丰富的劳动力是提高金矿生产力的一种权宜之计。迄今为止，这已经是一种过时了的帝国手段。米尔纳对该方案表示支持。他批准对中国人进行鞭打，以作为向他们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正如结果所表明的那样，他的这一做法是轻率的。自由党、工党和各派不信国教的神职人员立即将其称之为“奴役”。他们这样做也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官方禁止女人进入煤矿工人的行列这一点有违英国的性别道德，而他们主张，这一禁令将在疲乏的中国人当中导致大规模的鸡奸。1906年的一项政府调查表明，这并不是事实。在众多证据当中，包括兰特卫生官员尖酸的言论。在他看来，就个人而言，比起在约翰内斯堡的中国人群体来说，在伦敦所发生鸡奸案数量更多。可以理解的是，该报告从未发表过。6

中国苦力的事件已经激起了工党的激情，而1906年的大选则是其突破口。工党政客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在对待帝国的问题上持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诸如肖、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费边主义者认为帝国是国家的资产。如果管理得当的话，它将有利于所有的臣民。而在另一方面，那些来自工人阶级、意识形态根植于维多利亚中期反国教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工党领袖则对这一制度表示忧虑。这一制度不但本质专制，而且似乎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资本主义。其扩张的方式往往是使用武力。

基于这一原因，成了工党第一位议员的苏格兰前矿工詹姆士·凯尔·哈第（James Keir Hardie）加入左翼自由主义者的行列，谴责布尔战争是资本主义对一个种族农民的侵略。他将这些农民比作现在已经灭绝了的、独立的英国自耕农。正如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凯尔·哈第（Keir Hardie）因为音乐厅的沙文主义而感到不安。他认为，老板们在故意煽动这一情绪，希望工人们陶醉于好战的爱国主义，从而忘记工资和失业等生活问题。这一事件并没有发生；尽管庆典活动喧闹不堪，而且在布尔战争的早期阶段，街道上也召开了招待会，工党还是成功地获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着廉价的大众媒体，政党正在蓬勃发展。到1910年为止，从其观点上看，媒体在大多方面已经具备保守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色彩。

在确定其帝国政策的过程中，工党受到了它自己的斗争和当时在印度、埃及和南非三地爆发尚为雏形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工会运动的强烈的双重影响。他们对男性的弟兄主义持有一种社会主义的信念，并对弱者抱有本能的同情。这样的考虑使工党成了后世所谓的殖民地自由主义运动的天然盟友。工党领袖和印度民族主义政客之间迅速建立了联系。在那里，反殖民主义者的呼声最为热烈。他们也同埃及和南非的民族主义政客之间确立了联系。党的未来领导人拉姆赛·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参观了印度，并因为他的同胞的种族优越感和官方教育印度人热情的缺乏而感到震惊。7凯尔·哈第于1907年访问了印度。他与孟加拉民族主义者进行了联系，而印度人则将其称为圣人。这一称呼令其在私下里感到满足，因为他是一个虚荣的人。8

凯尔·哈第也拥有关于南非的第一手知识。1909年，关于给全国制定联邦宪法的法案中，他运用这一知识维护了黑人。他预测，如果政府愿意与布尔人妥协，并剥夺黑人的选举权的话，种族之间的关系将会恶化，而黑人也将成为“失地的无产阶级”。他们被迫接受最低的工资，以保证自己继续生存。9而在同一年，凯尔·哈第给在日内瓦的青年埃及党代表开设讲座，并敦促他们建立学生和农民之间的联盟。在这一点完成之后，埃及人就能够向英国施压，以获得自决权。但是，正如凯尔·哈第所坚持的那样，他们必须以有秩序的方式提出要求。10

在20世纪，这些陈述和殖民地解放运动之类运动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然而，领导了亚洲、中东和非洲的新生民族主义运动的、受过教育的贵族们认为，他们总是会从工党领袖那里得到同情。1917年8月，在一封由军方截获的情报当中，一位伊拉克民族主义流亡者警告工党议员和战争内阁成员亚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政府资助麦加谢里夫·侯赛因的行动是错误的。他提出的理由是，侯赛因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反动派，带有不成熟且天真的乐观精神。他在信中加上一句自己的希望：在战争结束时，英国能够从伊拉克撤出。11

工党与负责维持帝国运转的人、国内支持帝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态度和观念差异。在他出访期间，印度政府污蔑凯尔·哈第，把他看作一个骚乱煽动者。与此同时，拉姆塞·麦克唐纳则在怀疑帝国的统治者会不会装满一肚子专制思想回到国内。这种担心并不是新出现的；早在18世纪末，伯克（Burke）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种担心；而在下一个世纪，自由派和激进派又在不间断地重复着这一担心。这一担心基于这一事实，即他们多数来自上层阶级的同胞以独裁手腕统治殖民地。在他未来主义的虚构故事《从不知何处而来的新闻》（News From Nowhere,1891）中，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描述了面对工薪阶层的动荡，一个政府是如何将伦敦置于一个“最年轻聪明的将军之一”的控制之下。“这些人曾在本国长期以来一直参与的不光彩的战争中赢得了一定的声誉。”这些几乎不加掩饰的沃尔斯利式人物使用殖民战争的武器机枪攻击特拉法加广场上的人群。

矛盾的是，这样的行动不会超越现实的沃尔斯利。他的身上附有克伦威尔的魂灵。他曾告诉妻子，当“剑征服了民主和社会主义许可，并替代以残酷的军事专制”这一时刻到来的时候，格拉斯通（Gladstone）和他的同事们将被迫去擦波兰军官的靴子。12海军上将费舍尔勋爵（Lord Fisher）同样对政治家表示了轻蔑，但他富于自嘲精神的幽默感阻止了他表现得像沃尔斯利一样。然而，他确实一度发现，他的政治家经验让他相信，只需要神圣的上帝的眷顾就能够扩大并保存帝国。13

米尔纳不屑于政党政治。他认为，政党政治是狭隘的、小气的，对于一个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帝国所引发的“大”问题上的时候，这一政治是危险的干扰因素。因此他故意选择了上议院作为自己的平台。这是因为，正如科卢兰努（Coriolanus）一样，他反感直接游说群众的想法。里奥·埃默里认为帝国的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乎不应在下议院讨论。他希望，未来的讨论可以局限在重组后的上议院当中。14这一充斥着自治领贵族的机构将会成为一个帝国议会，而下院将讨论诸如许可法律和威尔士教会政教分离等世俗琐事。

在这两项服务的军官中，专制帝国主义的情绪可能是最强的。1914年春以后，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政府被迫考虑措施，以执行对爱尔兰的自治法案。这一事件戏剧化地揭示了帝国主义情绪究竟有多强烈。必要性而不是信念迫使自由党在1912年引入这一措施，以作为获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下议院支持的回报。在1910年两次普选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被扫除出去。正如在1886和1893年的情形一样，保守党和工党谴责爱尔兰自治是对帝国完整性的一个潜在的致命打击。然而，这一次上议院却只能推迟该法案的颁布。所以，在用尽了政治反对派的惯用形式之后，其对手诉诸武力。在北爱尔兰，信奉新教的多数人高声叫喊着：“自治！自治！”肯定了他们希望保持自己作为大英帝国一部分的地位。他们集结成了志愿军，而在1914年初，他们也开始采购步枪和机枪。大陆保守派和统一派都对此作出称赞，认为他们所看到的是对帝国统一的英勇保卫。

面对叛乱，内阁提出，1914年3月末，可以从爱尔兰驻军（在岛屿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处集结）中抽调士兵来守卫武库，并防止阿尔斯特人获得更多的武器。广大被卷入该事件的官兵立即辞职了。这一责任令他们的良心不安，正如那些在战船上的军官一样。他们接收到命令，要攻陷贝尔法斯特附近的据点。高级军官公开同情下属，悲痛欲绝的内阁则被迫延迟这一决定。其结果是，内阁方面承诺，他们将不会派遣英国士兵解除阿尔斯特志愿军的武装。对于他们及其军官来说，这是一个胜利。

在对卡拉事件（以第一批军官辞职的营地名命名）保守的描述之中蕴含着军人们对帝国忠诚的深度与激情。它也揭示了，那些支持军官行动的人认为，比起军事服从于政治的传统，有关帝国的考虑更为重要。右翼帝国主义者将道德问题视作极为明确。有人认为，抱不平的军官之所以做出这等行为，是因为他们意识到：“阿尔斯特人是忠诚的。他们拒绝屈服于一个派系的脚下。据格拉斯通（Gladstone）（在他转向自治之前）所说，这一派系正‘通过掠夺促使帝国的解体’。”15经过百年的努力和牺牲，这一军队不但扩展了帝国的版图，而且保护其不受打击。难以想象，来自这一军队的军官们会允许自己成为帮凶，参与到被普遍认为是背叛帝国的行为当中来。如果他们代表那些希望离开帝国的人而对那些希望留在帝国当中的人开战的话，他们将无法给自己一个交代。

在一旁观看卡拉事件进展的一名普通的士兵往往会怀疑，为什么此前“贵族和财阀”军官从没有丝毫顾虑，对他们作为罢工的产业工人的同胞们使用武力。这是阶级政治的语言，也是英国生活中最近出现的一个现象。工党队伍的膨胀和激进的工会主义直接导致了这一后果。对于保守派和自由派帝国主义者来说，阶级政治是破坏民族团结并且因此削弱帝国的蛀虫。在英国的4500万人口中，有3400万属于工人阶级。因此，必须找到对抗阶级对立的解药。

张伯伦希望他将富有活力的帝国主义和关税改革混合在一起的个人计划能够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即使是最传统的保守派也抱有相同的想法。“帝国的最大资源就是英国人的个性。”右翼持托利党观点的贵族威洛比·德·布罗克（Wylloughby de Broke）勋爵如是宣告。但他承认，英国人的内在力量只有在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获得“维持生命的物质和精神要素”才能得以持续。只有在那时，才会没有人会抱怨，“大英帝国从未为我做出任何事情”。16只要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没有从帝国那里获得收益，英国就永远无法维护国家稳定，以保证其存在。或者，正如退伍兵、同时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所曾经观察到的那样，大英帝国确实可谓是“日不落帝国”，而与此同时，在城市的贫民窟里，太阳却从未升起。

因此，工人阶级拥有了帝国意识，并被教会为它而感到自豪。他们也知道了帝国的存在将会如何对他们有所裨益。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将会学习作为帝国公民所应当具备的特殊美德。今天，中上层阶级所建立和资助的许多志愿组织承担了一项任务，可能会提高帝国意识。赞助人的名单中包括来自各党派、前总督队伍以及高级陆军和海军军官中的帝国主义者。他们一起指导和资助了一台强大的宣传机器。这一机器在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运转了多年。

规模最大且最有影响力的、广播帝国消息的机构之一当属樱草联盟（Primrose League）。它成立于1883年，并以迪斯雷利最喜欢的花命名。它声称自己属于政治压力集团组织，虽然无神论者和帝国的敌人都不具备会员资格。到了1900年，它已经有了150万个成员，几乎全部都是工人阶级。17通过混合娱乐和命令、为演讲付费、幻灯片展示、展览和公共集会，它刺激了强大帝国主义情绪的产生（戈登是其树立的英雄之一）。一个更有力的是义务兵役联盟（National Service League）。其支持者在全国各地宣传，要求所有男性接受义务军事训练，并在全国范围内征兵。仍旧健在的民族英雄，老当益壮的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Lord Roberts）经常在其公开会议上致辞。到1914年为止，义务兵役联盟已经累计了200000个成员。其中包括一些此前属于1906年与义务兵役联盟一同出现的青年训练协会（Lads Drill Association）的成员。

青年训练协会是雷吉纳尔德·布拉巴宗（Reginald Brabazon）创办的。这位盎格鲁爱尔兰托利党的米斯伯爵（Earl of Meath）在他的晚年曾致力于向年轻人传播帝国的福音。在19世纪50年代冬季的一天里，仍是一名伊顿学生的他转向了帝国主义。擦着膝盖的雪，他受到了一位校长的谴责。这位校长利用这一场合做了一场关于帝国男子汉气概的即席布道：

你们自称是英国人吗，孩子们？……你们的祖先是英国的统治者。而你们的祖先已经将英格兰变成它现在的模样。你们能想象吗，假如他们在意身上的一点雪，加拿大就将不会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如果他们害怕高温，我们就再也无法拥有印度或者热带的非洲？永远不要让我看到你因为热或冷而缩成一团。你们必须维护他们所建造的帝国。18

这一高谈阔论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米斯。此后，他着手确保未来的几代人将会对他们的祖先保持忠诚。

对帝国过去的效忠和未来的承诺是帝国日的目标。当米斯还在校的时候，整个帝国学校在每年的5月24日，即维多利亚女王生日这一天举行庆祝。帝国日的首次庆祝于1902年进行。而在四年内，6000所学校都对这一节日进行庆祝。1908年，令工党和爱尔兰议员狂喜的是，议会试图获得官方承认的努力失败了。诸如巴特西（Battersea）的工党议会认定这一庆祝是军国主义的，禁止自己的学校庆祝这一节日。然而，帝国日仍旧在普及，特别是在英国东南部和农村地区。1916年，为了鼓励民众的爱国主义激情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战时政府正式承认了帝国日。

从1912年帝国日联盟所颁发的一本包含有娱乐建议的小册子中，我们可以窥见爱德华时期帝国日的风貌。对于年长的学生来说，他们可以观看在阿然古（Agincourt）期间及之后已经上映大热的简化版《亨利五世》（Henry V）。年轻的学生们则可以观看一次简单的游行。游行当中的英雄的“伟大事业”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并对大不列颠致敬。克莱武和尼尔森与代表陆军、海军和最新队伍“空中力量”的象征人物摩肩接踵。在每一个人物出现的时候，迎接他们的都是排练好了的欢呼——“向我们勇敢的士兵欢呼！”等等。最后，大不列颠做了一个简短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我的帝国将继续维持下去；而且，正如夏天的玫瑰一样，向世界播撒自由的香气。要勇敢，要大胆，做正确的事！”在另一个同样多姿多彩的活人造型（tableau vivant）里，孩子们打扮成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模样，并向他们的母亲大不列颠表示尊敬。推荐所使用的、代表南非黑人的服装包括“两片毛皮”、“瓜子串项链”以及手工制作的长矛。19

这些场景是上午活动中的高潮。在这个上午，孩子们学会了诸如《我想成为一名士兵或水手》的爱国歌曲。女孩们唱着这一歌曲，并记忆有关帝国的事实，例如“他们（殖民地）在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工作与娱乐相结合是不够的。米斯强调，学生应该得到一天的休息。年轻人，他写道：“不易理解任何事件的重要性，除非他带有一天的假期。”

日常课程都围绕着帝国的主题。对于小学生来说，威尔士亲王与王妃1906年的印度之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次大陆以及其坚定而公平的统治方式的机会。英国人用一个声明即将最近在孟加拉爆发的民族主义风潮抛在一边：“英国人的统治已经带来了和平……当地的警察和士兵通常能够在天生服从的民族之间维持秩序。”20

帝国的宣传继续无情地轰炸着公学学生们的耳朵。做出这件事的人都是校长，他们无一不是带有强烈基督教动因的圣公会牧师。在此时所受欢迎的、热情洋溢的学校歌曲中，竞技实力和战士爱国主义主题交织在一起。哈罗公学歌曲《四十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其中蕴含的情绪总是让丘吉尔热泪盈眶：

上帝给了我们阵地，去保卫或围攻，

认真地玩游戏，或为了有趣而玩，

无畏者能去战斗，渴望者拥有目标，

无论是二十年、三十年，还是四十年后都是一样。

为这样的呼吁所驱使，加之以比赛场上所训练出的强健体魄，公学学生们已经准备好尽他的帝国职责。那么，从其他阶层来的孩子们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这一问题不时涌现出来。答案往往是令人不安的。1898年，一位评论家总结道，工人阶级的年轻人“发育迟缓、胸襟狭窄、容易疲倦，但是口若悬河、易于刺激，没有坚定的信念、体力或耐力”。21检查了预备新兵体格的随军医生所统计出的冰冷数据以及早期社会学家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对城市贫民窟的调查证实了这种说法。营养不良、体弱多病的工业城市子弟证明，盎格鲁-撒克逊的男子气概正在衰退。一方面，这在事实上为各派社会改革者提供了弹药，而在另一方面，这促使了一群坚定的帝国主义者令民众重生的计划。巴登·鲍威尔（Baden Powell）声称，“保卫民族统一”并且建设“自力更生、精力充沛的男子气概”是重要的。假以时日，后者可以增加帝国的人口并保卫帝国。22

巴登·鲍威尔所指的对象是“稀里糊涂的懒虫（Wishy-washyslackers）”。作为一个名人，他利用相当大的影响力唤醒了国家的青年，使得他们明确其职责，并准备履行这一职责。在呼应米斯的校长的一份宣言里，他引用了过去的英雄事迹，以使得昏昏欲睡的子孙后代们羞愧难当：

你的祖先努力工作、努力战斗、并为你们建立这一帝国而奋斗。别让他们从天上往下看的时候，看到你游手好闲，把手放在口袋里，完全没有为维护帝国做出任何贡献。23

1904年12月，他力劝《米字旗》（Union Jack）和《奇迹》（Marvel）的读者学习操练和射击的方法。在文章的最后，他以11人制足球和板球队队长的信件作结。信中表明，他们的队伍热衷于学习战斗。24

随着童子军的建立，巴登·鲍威尔的思想在1908年转化为行动的基础。两年后，童子军队伍人数已经达到了10万人。童子军运动的指导思想是简单的爱国主义。其开展的活动主要是户外活动。他们使用了巴登·鲍威尔的教科书中有关战斗和生存技能的部分，而这正是基于他在罗德西亚恩德贝勒战斗的经验。通常情况下，童子军穿着类似于罗德士兵的卡其制服。整套行头还包括宽边丛林帽和头巾。

童子军加入了一些其他致力于分流并教导青年人的组织。组织完善的少年军（Boys Brigade）用木制步枪来训练其工人阶级的成员；这些成员穿着他们的制服，其中包括与当时士兵穿着相同的药盒帽；他们接受了基督教有关男子气概的信条，并对国王和国家保持忠诚。还有其他致力于培养正直和坚定的帝国子弟的规模较小的机构，包括反吸烟联盟（Anti-Smoking League）和圣乔治联盟（St.George League）。后者反对色情和手淫，这也是令巴登·鲍威尔感到愤怒的行为。他警告其童子军，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行为减少了帝国的子孙后代，导致全身虚弱甚至疯狂。

未来的帝国母亲们则单独受到灌输。1913年，英国国教女性友谊会（Girls'Friendly Society）已经拥有了200000名成员。其主要关注的议题是给年轻的工人阶级妇女进行道德指导。除去培养女性顺从、贞洁、清静无为的品质外，这个社会帮助未婚女性移民，其传单也有着一股帝国主义的宣传口吻。“我把帝国主义看作消灭社会主义式自私的手段。”251913年，协会移民部长、令人尊敬的乔伊斯夫人宣布。作为童子军运动的一个分支，女童军采用了类似的爱国主义价值观。1910年，一份女童子军的指定阅读册子提请她们注意，她们可能会为帝国的防御发挥作用：

女孩们！想象一下，一场战斗已经在你的城镇或村庄打响。……你打算怎么办？你要坐下来，绞着双手哭泣，还是要勇敢地做一些事来帮助你的父亲和兄弟……？26

爱德华时期的爱国主义和帝国宣传确实发挥了作用，只是有多少人接受了这一观点还未可知。它包含有掐灭阶级政治的元素，而那些左翼分子已经看出了这一点，并因此而感到后悔。也有人指控说，强调这样的军事价值观的服从和责任助长了军国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真的。在整个19世纪，对军队的钦佩已经越发膨胀。但是，英国对战士英雄的崇拜一直在强调他的基督教信仰。正如戈登一样，这一信仰是他卓越勇气的基础。战斗的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尊敬，不只是因为他身体强壮而且勇敢，而是因为他有内在的道德毅力。后者帮助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正如他的先辈那样，爱德华时期的士兵基本上是文明的使者。在1902和1914之间的各大报纸上，他就是这一形象。此时，他们正在各个前线上，进行着小型且略为乏味的战斗。目前日发行量已经达到75万份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为1902和1903年在索马里兰的战斗以及1903年入侵西藏的行动都发布了封面报道。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他们都套用了旧有的模式，把帝国的敌人表现为粗野、勇敢和鲁莽的野蛮人，正在无望地做着反对文明的挣扎。顺便说一句，在其对索马里兰战争的报道中，《邮报》做出了惊人的断言，疯狂的毛拉差点在1902年的恩瑞格（Erigo）取得胜利这一点证明了他确实患有精神病。27大概只有疯子才能打败英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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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帝国主义高级祭司的贵族们，在同意进行尝试以增进公众对帝国的了解的同时，一直对因为殖民战争的胜利而突然兴起的爱国主义表示轻蔑。出于理查德·张伯伦和米尔纳的喜好，沙文主义令公众不再关注帝国更为严重而且不是很浪漫的方面。这一点也是舆论浮躁的特点的一次令人不快的提醒。民主的缺点之一在于，自由的公众很容易感到无聊，不能长期在任何问题上集中注意力。由于这个原因，诸如米尔纳之类的人才急于把那些真正重要的年轻人转变成帝国主义的信徒，而那些年轻人将成为英国和帝国的未来统治者。

在南非，米尔纳的身边已经围着一群年轻、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从1900到1906年之间，这些人曾与他一起工作，以重建这一国家。这伙有才能的“牛津人（Oxonians）”被称为幼儿园，其中包括记者和未来的小说家约翰·巴肯（John Buchan）、菲利普·克尔（Philip Kerr）和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他们都会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推广帝国主义。里奥·埃默里（Leo Amery）加入了他们的圈子之后，这一圈子构成了“圆桌（Round Table）”的核心。这是一个成立于1910年的跨党派的帝国压力集团，部分由罗德信托资助。圆桌的目的是影响那些通过写作新闻文章以及帝国小册子、小组讨论和个人接触形成英国舆论的人。

圆桌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帝国联邦。它的成员认为，除非它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帝国内的主导，英国不能应对经济上的压力，或者是作为一个全球力量而生存下去。他们担心，这个“大”问题很容易就会淹没在公众对关税和面包价格的争论中。至少在1914之前，圆桌究竟取得了何种成果是很难判断的。圆桌的自治领巡回大使莱昂内尔·柯蒂斯受到了当地领导人的热诚欢迎，但他的消息并不构成破冰之举。正如在殖民地会议上，他们确定了策略，要与英国统治阶级的阴谋达成正式帝国的统一。此外，如果联邦成立，自治领会发现自己沦为被动的小伙伴。这一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28所以，虽然自治领所表达的情感联系是真诚的，他们仍然对形成更多有形的联系持有极为冷淡的态度。

到1914年为止，帝国联盟还是像以往一样遥不可及。公众更有帝国意识了，而工人阶级尤其如此。我们已经无法获知，那些促进了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组织所发布的流行语里，有多少进入了国家意识层面。许多听说过这些语句的人成了在1914至1916年间成立的群众志愿军中的一员，并在西部战线上战斗。然后，在布尔战争中，流行的爱国主义口号并没有抵达前线；工薪阶层的士兵所写家信几乎反映不出媒体、招兵人员或战前帝国暗中宣传所掀起的刺耳的爱国主义。它们所揭示的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一种坚持不懈的决心和对同志及部队强烈的忠诚。

第十一章

加入“卡其色”线：帝国与战争的到来

许多爱德华时期的帝国宣传都暗示着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这种论调甚至受到欢迎。巴登·鲍威尔敦促他的童子军“居安思危”，而在1911年义务兵役联盟的一本小册子里，他提醒英国的小伙子，他独自一人站在“他的母亲和姐妹，他的妻子和女友”与异族入侵“不可思议的耻辱”之间。即便是有任何道德上或身体上的缘故令年轻的爱国者对于拿起武器有所顾虑的话，令人难以置信的肤浅的断言也会帮助将其抛在一边。“战争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谋杀，而是牺牲——基督教的灵魂”“战争和杀戮并不是它［战争］的本质，而是意外。”1

到了1900年，有关未来战争的原因以及可能过程的思考已成为一个发展成熟并且非常受欢迎的文学流派。在未来的14年里，英国与一个或多个大国之间的轰动性的、半虚构的战争故事数量稳步上升。对于这种虚构故事的需求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国家公民不确定的情绪，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对新技术，特别是空中技术的迷恋。这一技术目前正在开发作为军事用途。这些想象中的战争的场景在1900年之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位专门写作此类小说的业余作家威廉·勒·丘（William le Queux），在1894年所出版的小说《1897年大战》（The Great War of 1897）里把法国和俄国当作英国的敌人。而德国则是其在1906年的畅销书《1910年入侵》（The Invasion of 1910）当中扮演敌对的角色。这一小说在《每日邮报》上连载。其所有人诺斯克里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恐德症患者。他总是寻找机会提醒他的同胞们在北海的危险。在一次到德国的旅行中，他访问了其不断膨胀的工业城市。他说：“这些新工厂的每一个烟囱是一把指着英国的枪。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枪的火力都非常强劲。”2

这种危言耸听的言论刺激了战争贩子的野心。从1906年起，时而爆发的间谍狂热震撼着国家。所谓德国特务组成地下军队的谣言四处散播，同样荒唐的还有夜间飞艇飞过约克郡的报道。即使是政府，也有点神经过敏了，并于1912年通过了草草拟定的《官方保密法》（Offical Secrets Act）。许多这样的风潮是由支持征兵的团体所精心策划的。他们精心地挖掘出早已埋在民族心底里的强烈、不理性的对于突然袭击的恐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随着入侵警报对全民戒备和重整军备的要求，这一情感时而浮出水面。然而，在维多利亚时代和20世纪早期有关入侵的恐慌有着不同之处。越来越多的德国海军使后者更有说服力。

1898年，德国《海军法》及其修订案为雄心勃勃的船舶建设项目制定了框架。这一项目于1920年完成后，德国将会拥有一支具备45艘战列舰和32艘巡洋舰的舰队。1914年，德国政府修订了这一计划，要求到1928年为止总共拥有61艘战列舰。这一事业的灵感来自于一名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上尉。他分析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海权，并说服皇帝，如果德国像英国一样拥有一支庞大的舰队的话，它就将成为同等规模的世界强国，并具备至少同样的影响力。一开始，威廉二世（Wilhelm II）认为，德国海军是对法俄海军的一个必要的平衡。但是很快，他就清楚了它可以有助于德国新的国际政治（Weltpolitik）。3如果正如他和他的顾问们所希望的那样，德国获得了殖民地和与它日益增长的财富相匹配的国际权力的话，它将不得不准备好在近乎平等的条件下挑战英国。

1900年的《海军法》序言已经传达了这个好战的意图。它坚持认为“德国必须有一支具备强大战斗实力的舰队。即使对手拥有最为强大的海军力量，攻击德国也将威胁到对手的地位”。4德国舰队可能无法打败英国，但它可以造成致命的伤害。部署德国新军舰的规划甚至具备更大的威胁。这是因为，除了少数军舰之外，多数战舰都集中在基尔（Kiel）和威廉港。正如一位英国海军评论员在1905年所观察到的那样，北海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帝国的前线，而且非常脆弱。

德国海军的创建，它距离英国的海岸线有400英里的事实，以及它可能被用来作为一种恐吓以迫使海外力量让步给政府带来了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是实用的：必须建造新船以保证皇家海军的优势，而现有的舰队将不得不被重新分配，以作为保卫家园的部队。将战船从海外据点召回要求英国重新审视自己同迄今为止视作敌人的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因此，重整军备和外交同时进行，这也成了对全球安全的探索。这一英国政策新道路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02年。此时，英国与日本联盟，为减少远东舰队的数量扫清了道路。

对海军的激进重组和现代化于1904年开始。其领导人为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勋爵（Lord Fisher）上将。他是一个好斗而活跃的六十多岁男人，深知自己相对于同僚的知识优势。与他的时代所不相符的是，他蔑视一切运动和有组织的竞赛。在1904和1908年，费希尔两次提出一劳永逸地消除德国威胁的无情战略。这一战略已在1806年对丹麦舰队的战争中使用过。而在最近的时候，日本对俄国也使用了这一战略；他们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攻击。“我的上帝，费希尔，你一定是疯了。”爱德华七世对第一个建议如是反应道。这一建议作为新闻播出后，也造成了德国海军军官的惊愕。他们知道，自己的舰队不可能成功抵御这种攻击。5不仅是英国人会对“海上来的闪电”神经过敏。

费希尔对皇家海军重建的最大贡献是推动设计和建造了一种新型战列舰——“无畏（Dreadnought）”号。“无畏”号创下了11个月的建设记录，并在1906年10月竣工。它的建成令所有其他战列舰显得过时。它的承载重量为17900吨，安装了10门12英寸的炮，以蒸汽驱动，最高速度可达20节。从1906~1907年，另外三艘“无畏”级战列舰竣工。此外，还有两艘战列巡洋舰——皇家海军“执着（Inflexible）”号和“顽强（Indomitable）”号。这些也都是新奇事物，由于武器装备少的缘故，速度比传统的战列舰要快。但是，它们配备有8门12英寸口径的大炮。这些军舰代表了海军建设的一场革命，并刺激了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军备比赛达到一个新的、近乎疯狂的高潮。在1906年10月，随着“无畏”号下水，德国海军订购了它的第一艘“无畏”级战列舰——德国海军“威斯特法伦（Westfalen）”号。

皇家海军“无畏”号战列舰是一把双刃剑。通过把所有早些时候所建造的传统战列舰淘汰，它的推出削减了英国对德国在此类战舰上相当大的领先优势。尽管如此，“无畏”号和它后续设计的战列舰仍旧使得英国在其与德国的新比赛的开端拥有领先的优势。但是，德国人拥有的意志、技术以及最重要的金钱，令二者之间的差距缩小。正如德国海军的规划者们所意识到的那样，盎格鲁-德国的海军竞赛是一个经济上的马拉松。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星球大战项目类似，胜利最终将属于财力最雄厚的国家。6

几乎每一艘在1906和1914年之间所建造的“无畏”级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都在重组了的国内和海峡舰队中服役。这是现在帝国的第一道防线。自1904年以来，由费希尔主导，舰队已经逐渐经历了一个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包括废弃超过150艘分级过了的炮舰和单桅纵帆船。迄今为止，正是这些小船监管着英国的有形以及无形帝国。由于其体积大到足以威慑作为海盗的中国或阿拉伯的奴隶贩子，让他们无法在现代战争中产生影响。无线电的使用意味着部署在海外据点的轻量级巡洋舰可以迅速集中到出现麻烦的地点。海外中队战列舰数量减少的进行是循序渐进且小心谨慎的。只有到了1905年6月，五艘在太平洋服役的战列舰才撤离它们的岗位。此时，俄国舰队已经在对马岛（tshushima）全军覆灭，而英国重新更新了与日本的联盟。双方均承诺，在其中的一方受到第三方势力攻击的时候，另一方将施以援手。在地中海的英国利益并没有获得此类保证，于是八大战舰均留在了这一地方。1912年以后，两艘战列巡洋舰来到此地增援，给德国的战列巡洋舰“戈本（Goeben）”号施加压力。这些现代战船的存在是国内海域必要的，但是人们认为，它们的撤退将会对埃及和印度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7无论如何，在1904到1910年之间，费希尔完全改变了英国海军的力量配置：在1896年，有74艘军舰守卫国内水域，而142艘远航海外；14年后，其总数对比变为了480艘和83艘。

在英国，外交政策的新道路促进了英国皇家海军部署这样一种彻底改变。1904年4月，英国与法国达成了友好协议（entente cordiale）。这是一系列的妥协，结束了20年对殖民地边界和势力范围划分的剑拔弩张和拔刀相向。在保证帝国的安全方面，最重要的是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地位。这是英国确认法国对摩洛哥的控制权的妥协。在1905和1911年，当英国站在法国的一边抵抗德国在这一地区的进犯之时，这一点经受了考验。

尽管法国为之摇旗呐喊，英国要与俄国达成一个类似的理解不太容易。英国外交官和战略家深深怀疑俄国的扩张主义，而对俄军进攻印度的恐惧一如既往地强烈。如果英国能够说服日本参加阿富汗的战争或在波斯的牵制性战役的话，对俄国的恐惧就不会如此强烈。1905年，关于联盟的条款重新谈判期间，英国人已经将这一提议摆在了日本代表的面前。他们的反应令人失望。这是因为，日本人正准备在满洲里和西伯利亚与俄国开战，并没有捍卫英帝国的意图。8

这一断然拒绝促使英国与俄罗斯直接对话。其结果是1907年8月的《英俄条约》，终止了二者在中东和亚洲的一场长达80年的冷战。俄国承诺尊重印度的完整性；两个大国同意在波斯划分势力范围；英国得到了该国东南部毗邻印度的一部分，以及南部位于波斯湾海岸的部分领土。在签订这些条款的时候，俄罗斯仍然处于对日本战争的失败和随后的1905-1906年革命后的恢复期。1912年，在一个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俄国的国民信心有所恢复。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沙皇的大臣们企图复兴原有的扩张政策。在西藏和新疆等敏感领域，俄国有了新的利益。9与此同时，在波斯，一场俄国阴谋死灰复燃，表明其政府并不觉得自己受到了1907年条约的约束。10英国官方对俄国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1912年，一个对土耳其的美索不达米亚省（伊拉克）可能的占领计划包含了从巴士拉到摩苏尔建设一条铁路的要求。如果俄国采取行动攻击印度的话，英国将会很容易地发动对于高加索的反击。11

在放松（détente）其与法俄之间的关系方面，英国做得比较好，即使俄国的善意不堪一击。旧纠纷的解决令英国历届政府都能够自由地调整他们的整体战略，以应对德国舰队在北海的威胁。三者没有缔结任何正式条约，以表明假设法国或俄国遭受攻击，英国就必须参战。在这一情况下，英国就已经实现了自己的防御目的。确实，1912年底，军事家仍然可以认真考虑在某些情况下对后者战争的可能性。这一在欧洲大国之间的未来的冲突中保持中立的观点并没有为战争部所采纳。它在1906年1月要求和获得了内阁的允许，开展与法国秘密讨论在未来与德国战争中合作的问题。

这一重大决定是由新的自由党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 Bannerman）爵士、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和战争部长理查德·霍尔丹（Richard Haldane）所共同做出的。诸如40年后英国的原子弹计划之类的对于英法军事对话的了解，这一决定仍然局限于一个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内部圈子里。只有到了1912年，整个内阁才得知了目前已经极为成熟的计划：如果法国遭到德国的袭击，英国将会派遣160000名远征军到达法国-比利时边境进行支援。

保持这个秘密的一个解释是，不断宣布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平的政府担心舆论会对战争计划不利。该安排的支持者可以私下认为，帮助法国将有助于保持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但公众可能不会信服，有一种外交抽象概念是值得人们为之献出生命的。在一段时间里，部长、外交官、军方高级官员和海军军官们已经注意到，尽管公众可以因为伪造的入侵和对间谍的恐慌而义愤填膺，然而他们对于诸如巴尔干（Balkans）或摩洛哥等偏远的地区危机的兴趣不大。对于一些人来说，群众的冷漠似乎是危险的。1909年，贝蒂（David Beatty）上尉，即后来贝蒂勋爵舰队的海军上将，向他的妻子抱怨：“无所事事的英国公众是盲目的，就像日俄战争前的俄罗斯人一样。”12

他的评价并不完全正确。英德海军竞赛与国内问题关系紧密。由于海军议会和随之而来的记者宣传，时不时地引起很大一部分公众的兴趣，因此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在这场竞赛当中领先都是其政策之一。当前者于1906年1月上台的时候，它接受了其前任每年建造四艘“无畏”战船的目标。1907年10月，英国已经坐拥领先地位。它的仓库里和生产线上共有七艘“无畏”级战船和三艘巡洋舰。而与此同时，德国还在完成其第一批新战船的过程中。13不过政府仍感到不安，并在1908年，将年度配额提高到了六艘“无畏”级战船。一年后，有情报表明，克虏伯正在加紧生产镍，并成了德国战舰建设加速的证据，而其结果则被证明是错误的。海军议会异口同声地说道：“我们要建造八艘战船，不能等了。”尽管心存对成本的担忧，阿斯奎斯内阁还是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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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所订购的一艘新的战列巡洋舰皇家海军“新西兰（New Zealand）”号是由新西兰政府支付的。澳大利亚则为另一艘船“澳大利亚（Australia）”号支付了费用，而这艘船将会成为一艘新的海军旗舰。英国一些政治家和外交官认为，这一姿态表明了胜利。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说服自治领政府，积极参与新帝国大战略的实施符合他们的利益。至少在英国政府看来，采取措施以确保本国不受到德国海军攻击符合所有自治领的利益。自治领的政治家们并不全部信服这一论断；直到1911年，加拿大总理威廉·劳里埃（William Laurier）先生仍相信，在皇家海军和门罗主义的保护下，自己的国家不可能受到来自外部的攻击。所谓门罗主义，指的是美国承诺反对他国对任何美洲部分的外国干涉。因此，对于加拿大人来说，他们并不用为了他们所不需要的防御而掏腰包。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为其他理由而对此表示反对。“德国不是一个威胁。”在1909年，帝国国防会议前夕，澳大利亚首相安德鲁·费希尔（Andrew Fisher）声称。“如果有任何威胁的话，我们也必须向太平洋望去。”14在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一直紧张地向北观望着日本的动向。他们和向西观望的加拿大人所看到的是“十亿亚洲人……在用贪婪的眼神向南观望”。15他们相信，数量众多的、躁动不安的远东人将会出现在太平洋上，并最终占领澳大拉西亚的空白领域。这可怕的形象已成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的固定印象。也正是这一印象促使他们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移民建立贸易壁垒，也使他们对英国的盟友日本产生深切的不信任感。这一点捍卫了“白色澳大利亚”政策，也维护了帝国的整体性，推迟了1903到1904年防御法案的推行。这一法案要求所有18至60岁之间的澳大利亚男性服兵役。其修订案于1911和1912年推行，强制所有18至25岁的青少年每年进行8天的军训。同样，澳大利亚之所以会决定在1909年建立自己的海军（其中有一个年度预算超过200万英镑），其想象中日本的威胁则功不可没。1909年，新西兰的义务军训背后也是同样的动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不相信英国与日本的结盟。出于所有的意图和目的而言，这一结盟将英国太平洋利益置于日本帝国海军的手中。有些人认为，如果英国卷入对德战争，日本将抓住这一机会在澳大拉西亚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它的势力触角可能还会触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在这里，日本移民群体已经出现。因此，英国政府必须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保证，在参加英国防御德国海军的大战略的时候，他们不会处于日本的威胁之下。与此同时，英国也无法在不削弱国内防御海军力量的条件下放弃与日本的联盟。

自治领的紧密合作与合作意愿对英国的大战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英国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场扩大了的陆地战争中，它将不得不依靠大量的自治领军队。这是因为，到1914年为止，帝国的6500多万白人人口中有2000万居住在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仅仅出于这个考虑，阿斯奎斯政府就不得不平复自治领所有的有关自身安全的怀疑，并说服他们将军队借给英国。在于1907年成立的帝国总参谋部（Imperial General Staff）的监督下，双方进行了技术、军事训练以及员工方面的合作。1909年，总参谋部与海军部制定了计划，为自治领提供海军防御力量。在这里，英国不得不考虑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关“黄祸（yellow peril）”的幻想，并为太平洋联合舰队提供部队。这些努力并不足够，所以新西兰总理约瑟夫·瓦德（Joseph Ward）爵士要求，并在私下里得到了更多实质性援助的保证：“那时（我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东部的种族将会给澳大利亚和我自己的国家造成麻烦。现在高兴地与连英国结盟的东方大国……可能会打破结盟的约定。”16这样一个紧急状况所发生的概率于1911年化为乌有。此时，英国延长了自己与日本的结盟契约。

1911年有关帝国国防的会议见证了一次伟大的突破，以促成自治领更为积极地参与到英国的大战略当中来。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处于舞台的中心。在一场引人注目的、雄辩的演说中，他打破先例，概述了英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并预测了未来的发展。如果有构架采取他所称的“拿破仑”政策，即以武力或恐吓在整个大陆上占据优势，英国只有可能会卷入欧洲战争当中。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海权将受到威胁。因为，这一占据优势的国家可以率领多达五个其他国家的舰队来与英国对抗。他得出结论：

只要维护海权与对海上通信保持控制是我们欧洲政策背后的动机，自治领与我们之间就有着共同的利益。17

格雷的听众们表示同意；没有英国的海权，自治领将无法以目前的状态生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格雷所描述的情况出现的话，他们将站在格雷一边。

格雷向他的听众保证，英国没有与任何其他国家达成私下里的协议，自治领代表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过去五年的向法国派遣远征军的计划。在将来，他们也不会听到任何消息，因为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成员无法参与讨论与自治领无关的军事和海军事务。18即使他们对英国在法国东北部打击德军的初步承诺不满，自治领领导人现在仍然相信，一旦英国觉得自己的海权受到威胁的话，他们就必须支持她。正如格雷已经明确解释的那样，不这样做的话将会危及各个自治领。

通过把海权问题当作英国是否进入欧洲冲突的决定性因素，阿斯奎斯政府将自治领纳入了统一阵线。因此，英国可以指望来自自治领的部队。如果战争延长，这一点将至关重要。没有任何出席会议的代表会怀疑，德国的“拿破仑的野心”将引发一场战争。在格雷致辞之后的早晨，南非总理路易斯·博塔（Louis Botha）与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共进早餐。他宣布，如果战争爆发，他将立即率领40000人进入德属西南非洲。19英国方面已经敦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旦战争开始，就迅速采取行动攻打德国的太平洋殖民地，虽然他们可能并不需要鼓励。

1911年，在英德反感日趋深化的背景下，帝国会议得以召开。德国海军仍旧是争论的焦点，但双方的敌意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这些原因事关德国下一步将会怎样做。1912年，右翼帝国主义杂志《19世纪及以后》（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的一篇文章对这些原因做出了总结：

在德国，国内的高出生率为其提供了动力，爱国主义则成了其国民的本能。这样的一个国家会自愿放弃扩大国家版图与获取殖民地的前景吗？20

德意志帝国的扩大和德国政治影响的扩大是“世界政治”政策的中心。但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声称，这不涉及任何侵扰英国有形或无形帝国的行为。相反，德国要求从那些处于崩解边缘的帝国中公平地分得一杯羹。这些帝国包括：中国、土耳其和葡萄牙。

虽然亲德派的部长和外交官有受到公众谴责的风险，英国已经准备好对德国为改变国际现状的要求加以适当的让步。然而，1913年，一个有关葡萄牙殖民地的秘密协议已经达成了。经过一番争论，1914年，双方就柏林——君士坦丁堡——巴格达的铁路达成一致。英国原本是这一事业的合作伙伴，其主要目的在于开拓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资源。但是，它在1903年就退出了，理由是其投资份额太小。后来为寇松描述为“刺向印度的匕首”的这一铁路吓到了德里当局。皇帝在1907年所发表的奇怪即席演说并没有抚平它的神经。他说：“我们肯定希望，自己的武装人员处于确定的、距离印度不远的前线上。”21这样一种奇特的、混合威胁、自夸和愚蠢的言论经常从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嘴里说出来。它极大地增加了这段时间内的紧张局势。

英国方面则迅速采取了预防措施。在1906年，帝国国防委员会已经准备好了占领巴士拉的计划，其中包括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伊拉克）与印度移民的建议。22一年后，作为附庸的科威特酋长同意将他的前滩租给英国，后者将其作为巴格达铁路的波斯湾总站。印度以及外交部也在暗中培养奈季德（Najd）的统治者阿卜德·阿齐兹·伊本·沙特（Abd al Aziz Ibn Saud）的好感。1907年，在扩大其祖产的过程中，他占领了科威特和卡塔尔之间的海岸。此时，外交部意识到有必要保持波斯湾作为英国内湖，也意识到公开支持对土耳其苏丹的叛乱并不恰当。与此同时，它拒绝承认伊本·沙特独立，并警告土耳其不要对他采取行动。23

建立帝国的阿拉伯酋长是土耳其政府担忧中最小的一部分。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人”革命拉开了整个奥斯曼土耳其领域内急剧的动荡。作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年轻的土耳其人支持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内实施深远的现代化计划。这一计划一旦完成，将使土耳其成为近东的日本。欧洲列强希望它成为近东的中国，并将政府的变化作为土耳其解体开始的标志。土耳其位于欧洲东南部的边远省份相继被奥匈帝国和巴尔干小王国所蚕食。新来的帝国主义列强意大利于1911年入侵了利比亚。

这些对土耳其帝国完整性的干扰，连同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对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的德国大使将土耳其的未来视作不祥，并将其看作“德国的加拿大”）的商业渗透节奏的加快，刺激了地方民族主义的产生。1908年革命后不久，土耳其报纸已经把列强比作“扑向土地的蝎子、蛇和鬣狗。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尊严，甚至已经准备在欲望的驱使下出口狗粪”。有限度地恢复旧制度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刺激了政治活动。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开始寻找自己的民族认同感。

英国并没有受到这些发展的直接影响。在中东，英国影响的中心已经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了开罗。英国现在的利益取决于地中海舰队、埃及驻军以及法俄的友好态度，而不是苏丹的友谊。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受到了限制，因为它需要考虑它的新合作伙伴的特殊利益。法国正在寻求一个势力范围，可能更多地需要在叙利亚扩大势力范围。俄国则迫切需要一个永久性的保证，以使得装载着它不断增长的出口贸易商品特别是粮食的船只能够自由通过海峡。印度政府也有特殊要求。如果土耳其崩溃，它需要维护其在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这两个地方可能会成为印度的殖民地。

由于四周围绕着贪婪的权力，其领土也在受到侵蚀，土耳其急于得到一个安排，以防止敌人进一步的侵犯。当工会和进步改革委员会在1913年掌权时，它接近英国，然后是俄国和法国，以获取联盟。没有一个国家赏光：英国不可能在同法俄之间的关系上妥协，而后两个国家则将目光投向了在牺牲土耳其利益的基础上更为可观的收益。1914年7月的危机以及法国、俄国和大不列颠将与德国战斗的可能性，促使土耳其政府不情愿地投向德国的怀抱。只有德国的胜利能拯救土耳其，使其免于被协约国瓜分的命运。1914年8月，两艘正在英国船坞中建造的土耳其战列舰被强制扣押一事则增强了奥斯曼土耳其的敌意。其中的一艘是公开认购出资。

1914年之前，各国没有“抢夺”土耳其。英国和德国已经就金融和政治的影响领域达成妥协，虽然当时英国无法得知，一旦柏林——君士坦丁堡——巴格达铁路完成，德国人将会有何种新的安排。德国驻伦敦大使告诉陆军大臣（Under Secretary of Statefor War）约翰·西利（John Seely）上校，德国还没有满足，“世界政治”这一政策也还没有走上正轨。“我们的人民不喜欢你的现状，”大使说道，“这意味着，你将一直掌握整个海洋和所有陆地上最好的地方。我们的人民不能接受你的现状。”英国也不可能接受声明中隐含的以及德国皇帝时常高调发表的言论中的信息，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德国将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秩序。很多部长（包括格雷）、外交官、高级公务员、指挥官和记者认为，这些改变会削弱英国的权力。

迄今为止，德国没有大言不惭提出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12年，英国显然是海军竞赛的获胜方。1914年的最终比分是：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费用一直极为繁重：1900年，每年海军预算为2920万英镑，而到了1914年，这一预算成了4740万英镑。但它是值得的。在1911年6月，拥有与其好斗性格相称的乐观主义的费希尔吹嘘：“此时此刻，皇家海军能够打败世界上所有的海军！让他们都来吧！”24

但是，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为什么？在英国，1914年6月到7月的巴尔干危机并没有比此前的危机激起更大的反应；即使在8月3日英国宣战的前夕，贝蒂夫人也可以向她的丈夫报告：“看着在伦敦游荡的人群，你将不会觉得有事情正在发生。”25次日是一个河岸假期。来到洛斯托夫特（Lowest of t）和雅茅斯（Yarmouth）的游客似乎和伦敦人一样，对他们国家的困境漠不关心。一群高级官员在收到假入侵报警后在萨福克海岸集合，他们被四个年轻的、打高尔夫球的女子“激怒”了：其中的一次击打几乎要打倒一位高级军官。他愤怒地把她们叫过来质问：“亲爱的年轻小姐们，他们今天下午要登陆了。你们知道强奸是什么吗？我建议你们赶快回家。”26

这些女运动员关于过去6个月的事件及其8月初高潮的无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事件并不直接同英国或帝国利益相关。奥地利大公弗兰兹·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和他的妻子在塞尔维亚萨拉热窝遭到恐怖分子暗杀。这激起了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和俄国保护下的塞尔维亚之间的对抗。德国愿意支持奥地利的要求。即便是考虑到塞尔维亚支持恐怖主义的要求，这一要求也是苛刻的。俄国急于证明自己是斯拉夫人的老大，支持其保护国与奥地利之间的实力对抗。一切都取决于德国和俄国的态度。俄国最新一次重整军备规模吓坏了皇帝和他的最高指挥部成员。他们有段时间一直坚信，越早与俄国开战对德国越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II）和他的顾问们同样好战。他们还有一种深层次的冲动，希望证明俄罗斯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7月的最后一周，随着奥匈帝国、俄国和德国的军事动员，纠纷迅速升级。在俄国受到两个力量围攻的时候，法国履行其职责，并下令动员。

到目前为止，英国还没有受到任何威胁。面对法国的求援，格雷只能保证舰队将防止任何德国从海上对法国海岸所发动的袭击。虽然他自己支持干预，但是，正如其他持相同观点的内阁成员一样，他知道发动对德战争需要公众舆论的支持。尤其是在左翼，英国人对欧洲最具压迫性的专制国家各国有着敌意。而且，有理由认为，塞尔维亚的不幸是其咎由自取。正如在1899年一样，需要一个道德理由将人们团结起来。7月29日，当德国政府要求为其军队获得自由通过比利时的权利时，这一理由出现了。英国是保证比利时的中立的条约签署国之一。坚持这一条约可能会使得英国扮演国际诚实信用的捍卫者角色，反对一个认为强权即是正确的国家。

比利时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德军则于8月2日入侵比利时，带给了英国内阁它一直寻求的公平理由。8月3日，格雷向内阁概述了进行干涉的原因。一位听众惊讶地表示，自己并没有听到任何直接的国家和帝国利益。27格雷没有提到的事情还有很多：德国占领了比利时海岸线；法国的失败；可能涉及其舰队和殖民地投降的迦太基式和平。这一切都会危及英国和帝国。中立也会产生危害，因为它会把法国和俄国改造成敌人。他们拥有比德国更大的损害英国海外属地的能力。所谓俄罗斯“压路机”的武器与人力最好还是向柏林滚动，而不是印度边境。这样一来，英国也将更加安全。

一旦明确了德国将干涉比利时的中立，英国立即对德宣战。动员令是在8月4日的10点到下午4点下达的；在这个晴朗的下午，挥舞着的白色的手帕给正在打网球和板球的军官下达了通知。一个星期之内，英国远征军的先遣队已经在法国北部的港口登陆了。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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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英国本土一样，巴尔干危机在自治领内引发的关注也微乎其微。随着形势的恶化，欧洲军队拿起武器。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事先同期自治领的伙伴制定好的预防措施，并参加战争。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发现，格雷三年前所说的危机已经到来，而德国正是“拥有拿破仑野心”而危及英国海权的欧洲国家。“如果战争爆发，你我将参战。”澳大利亚总理约瑟夫·库克（Joseph Cooke）断言。这是因为，“如果故乡处于战争状态，我们也一样。”28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先生向英国提供了国家支持以及30000勇士的消息促使澳大利亚于8月3日提供了相同的数目。

感人肺腑的同伴精神和无忧无虑而活泼的爱国主义鼓动年轻人于1914年夏末赶到英国招募站。在自治领，这样的精神也同样盛行。许多年轻人（也许是大多数人）把这场战争作为一次冒险。但是，在那些参加战争的普通成员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强烈的爱国主义鲜血。一位19岁的澳大利亚爱国者写道，他和他的战友们准备秉承“不列颠民族的传统”；他在加里波利的战斗中阵亡。另一个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ANZAC）士兵的诗句中也传递了同样的精神：

英国的旗帜跨海飘扬，

漂浮在风中，在向我招手。

风暴肆虐，战斗蹂躏，尘土熏染：

英国的旗帜——我怎么能够停留！29

这个意义上的亲属关系和共同的危险也激发了加拿大军旅诗人的创作热情：

从悉尼到埃斯奎莫尔特（Esquimault），从大湖到哈德逊湾，

那些从来没有见过你的人，妈妈，那些人昨天离开了你，

我们带上了工具和账簿，我们离开了板凳和矿井，

我们向东航行到佛兰德，加入“卡其色”线。

我们来了，粗野又鲁莽，

身心完全系于你一身，

承诺粉碎普鲁士的侵略军，

那些超过五十万的人。30

一个从尼亚萨兰（Nyasaland）来的黑人帝国士兵表达了另一种常见的想法。“我们加入战争，因为我们是人。”他很多年以后回忆道。31

对于尼亚萨兰之类的殖民地来说，他们没有选择。作为附庸国的印度，则必然要跟随英国参加战争。在1914年8月，自治领参与到战争当中来，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和人民公认有着某种共同的危险。他们牢记着三年前格雷所说的话，并意识到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将会对英国和自己不利。在宣布战争几天内，自治领政府派遣增援部队的请求如潮水一般到达伦敦。这一表明帝国统一的标志令人放心。整个帝国范围内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涌入征兵办公室的反应也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正如他们的统治者一样，他们以为战争能够很快结束。

第四部分

帝国终结的时代

1914-1945

第一章

E代表我们为之牺牲的帝国

1914-1918

不列颠帝国的资源使其成了战争中最令敌人恐怖的大国。帝国幅员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1/4，人口多达4.25亿，其中3.66亿是有色人种，当然这其中有3.16亿居住在印度。这样的人力资源被毫不吝惜地用来在每一条战线上提供组成帝国军队的战士、劳力以及挑工。

一战结束时，英帝国陆、海、空军已达850万人。其中，570万来自联合王国（4/5来自英格兰），140万来自印度，63万来自加拿大，42万来自澳大利亚，13.6万来自南非，12.9万来自新西兰。最后的这个数据尤其惊人，因为它超过了新西兰符合服役条件人口数的一半。1非洲殖民地提供了5.7万名战士和惊人的93.2万名挑工和劳工，其中大部分在与德国进行的东非战役中服役。2还有33万埃及劳工在法国和中东服役，4.3万南非黑人在东非和法国北部处理后方杂务，特别招募的中国劳工队也被投入到法国。到1918年，光是在法国就有将近34万中国人、非洲人和埃及人。这些人和其他前线上的同伴一起，承担了总体战中的苦活累活，使得白人可以不断地被送上火线。只计算军人数量认为英帝国没有充分利用其人口资源显然大谬不然。尼亚萨兰在1914年至1918年间提供了1.5万名和20万名劳工，占其成年男性总数的2/3.3黑人士兵的比例本可以更高，但殖民部对于黑人与白人打仗感到紧张，高官们错误地认为黑人不如欧洲人那样坚毅顽强。4

大战以最极端的方式揭示了一股长期在帝国表面之下回旋搅动的潜流——种族偏见和种族紧张，1914年10月至1915年9月间在法国指挥印度军队的詹姆斯·威尔科克斯（James Willcocks）爵士曾公开赞扬印度战士是“第一等的士兵和天生的绅士”，但私下里却对白人护士照料他们感到恶心。5卢格勋爵（Lord Lugard）一想到妻子接受黑人医生治疗的念头就惊骇不已，1918年，在利物浦医院的一个西印度病人能否被英格兰护士照顾的问题也让一位外交部官员大皱其眉。6

1915年3月，埃及的毛利人部队接到守备马耳他的命令，而不是和他们的白人兄弟们一起攻击达达尼尔海峡，令他们大失所望。7自不必言，对于高级将领们来说，能最好地支撑英帝国在中东地区威严的是白人部队。这并不全是种族偏见。1918年印度人和黑人突然大量涌入这一地区和白人士兵的转入法国，加剧了埃及人中流传的不列颠马上就要失败的传言，新来的据说只是炮灰，很快就要被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尽数消灭。8那些这么想的埃及人对自己所经历的英国种族主义言行颇多微词。

此等现象在中东地区的军队中俯仰皆是，不列颠人、自治领人、印度人和殖民地人都不能免俗。来自伦敦犹太人社区的两个皇家步兵营将士们抗议将他们和西印度人编入一个旅，而西印度人自己也对自己要和亚非病人共享病房表示愤怒，因为他们“对英语和西方习惯一无所知”。9西印度人进一步因为被命令进入澳新军团刚刚拒绝进入的肮脏车厢而怒不可遏。10

1918年的事件更被视作突出反映了澳大利亚士兵臭名昭著的刺头性格，这可成了长期习惯于英国兵温顺性格的高级军官们挥之不去的梦魇。澳大利亚士兵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而且首先甚至经常只认同自己的直属部队。澳大利亚军官尽管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却也必须在行伍之间一步步往上爬，所以他们和士兵之间的关系比较轻松融洽。为了体现“官兵一体”的情谊，一个澳大利亚军官和英国军士分享了他的威士忌，结果在英国军事法庭上受到申斥，因为他的行为被诟病为破坏了纪律。这种纪律及其意欲支撑的整个等级观念对那位澳大利亚士兵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起初，澳大利亚人对英国士兵对长官的卑躬屈膝深感迷惑（苏格兰人看起来远没有那么驯服），但很快他们就开始对那些不能坚持自己意见的人嗤之以鼻。11

英国将军，尤其是黑格一想到澳大利亚人的不服从精神可能会传染给英国人就感到心烦意乱。然而并没有，英国兵对那些可恶的“5先令们”的嫉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澳大利亚人的工资是每天5先令（合25便士），而英国士兵则只有1先令。12在埃及和之后的法国，这些余钱通常用来买酒和嫖妓，澳大利亚的媒体则抱怨本国的优秀青年饱受母国“堕落”的摧残。13最近一次在1915年发生的澳新军团中性病大爆发导致了开罗的一次暴乱，许多妓院被洗劫和焚毁。之后两次澳大利亚人的闹事包括1918年在法国的哗变和为了报复一个新西兰人被杀而摧毁了苏拉法的一座阿拉伯村庄，并杀害了数名村民。

相比之下，印度的职业士兵通常懂得自己的职责和位置，或者他们的长官这样认为。但战争的重压证明并不是这样，1914年秋天被派往法国的两个印度师很快就丧失了战斗意志。尽管过去十年进行了内部改革，印度军队及其高级军官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没有准备好打现代的欧洲战争。战场上湿冷的天气和严重的伤亡（有些部队仅一次战斗就减员过半）引发士气衰退，这一点表现在1914至1915年冬天的自伤和装病风潮中。141915年5月，负责审查印度士兵邮件的审查员发现许多人觉得自己无望幸存，黑格担心一场哗变即将到来。15徒劳地试图掩盖印度士兵不满情绪的英属印度政府也同意这个看法，9月，印度派遣队被撤出法国，转而派往美索不达米亚。

1914年的帝国兵力动员工作继续缓慢进行，而且其原则仅仅是为了找些自治领的士兵来代替英国的正规军作为守备部队，这些人在法国十分紧缺。1914年至1915年冬天发生的事决定了帝国战争努力的形态和方向。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之际，法国的战事已经发展成最好用加长的包围战来形容。两条正在不断加强防御的工事，每条绵延数英里，从苏伊士运河一直延伸至阿尔卑斯山脉。接下来的三年半，英法联军和德国军队都在试图粉碎和穿透对方用铁丝网、壕沟和地堡组成的战阵。与此同时，双方的高级军官也想努力发明一种战法，把现代战争的一些新发明——机关枪、高爆弹药、精确轰炸、飞机、毒气、坦克以及无线电等一齐应用起来，给敌人造成致命的打击。不过防御手段的相应提升也使得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试图打破西线战场僵局的过程慢得要命而且十分血腥。其标志是从1915年到1918年间的一系列杀人数十万却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大规模攻势。1915年12月，掌握英国远征军指挥权的黑格为这一战术辩护时指出其使德军的士气和体力都降至低点。这可未必。确定的是协约国需要绵绵不断的兵员来补充消耗战必然会带来的损失。认为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很久，英国和自治领首先想到的是依靠志愿兵。

强制征兵制长期以来被认为侵犯了宝贵的个人自由，而人身自由在英国和自治领是受到人们公认的权利。不过这类观念在战时是奢侈品，随着志愿兵数量的减少，英国政府于1916年初被迫采用了强制征兵制。新西兰在5月效法了英国，但在服役率不断降低的澳大利亚，义务兵役制受到了普遍的抵抗。此事曾在1916年10月和1917年12月两次提交全民公决，每次的投票结果都坚决反对强制征兵制。每次公投都遭遇了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的强烈敌对，1916年都柏林在复活节起义遭到的整肃和英国政府不愿实施爱尔兰自治使得其对英国的传统反感更加尖锐。强制征兵制还开启了加拿大的种族分化，那里的法国裔加拿大人不赞成1917年8月通过的强制征兵法。1917年冬到1918年春强行征兵还引发了魁北克的骚乱。因为害怕全心全意支持战争的英裔南非人和一部分支持德国的阿非利加人之间心生罅隙，南非政府甚至连考虑一下强制征兵法都不敢。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法裔加拿大人和布尔人对强制征兵法的反应提醒人们，在白人自治领内部有些群体的集体历史记忆使他们不可能与英国有天然的共鸣，或者对帝国有任何依恋之情。

尽管采取强制征兵制与否的最终决定权在自治领自己手中，但是对帝国战争努力的总体控制和分配帝国资源的责任仍然落在英国战时内阁和最高指挥部的肩上。他们要么得与法国人亲密合作，要么不得不忍受对方，最起码也得把盟国的要求纳入考虑之中。国内的政治阴谋和争执并未因战争爆发就暂时中止，反而更加激烈和严酷，因为很显然，一连串的政府都没能带来胜利。帝国英雄基钦纳作为陆军大臣服务的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战时内阁在1915年4月被联合政府取代。阿斯奎斯继续留任至1916年12月，直到被那些认为他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意志打赢战争的报业大亨和政客密谋赶下台。接替阿斯奎斯的劳合·乔治则兼具两者，还颇具个人魅力，他带领联合政府一直掌权长达两年，尽管有时干得并不太舒心。

政府、大臣以及将军和海军将领们的你来我往、升升降降，都是表明决策者之间不睦不和的外部证据。到1915年初，两种关于战争本质和如何取胜的对立意见开始出现。一边是有法国人撑腰的“西线派”，要求把力量集中在法国地区，认为胜利的唯一可能就是在那里打败德军。另一方“东线派”认为法国的战事已经陷入僵局，每天的伤亡人数已经证明想要在那里取得突破只能是浪费人命。相反，应该攻击德国的盟友，破墙任人推，消灭其同盟国能削弱德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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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是东线派的首个目标。强行攻入（土耳其）海峡将摧毁奥斯曼帝国，并打开通往俄国的道路，而俄国已经快撑不住了。不仅如此，还有一点使得这一计划对丘吉尔和基钦纳这些帝国主义者非常有吸引力，那就是英国可以就此得到土耳其部分地区。对土耳其的“争夺”实际上早就开始了，1914年11月，一支印度远征军就占领了巴士拉（Basra）并试探性地向北进行了推进，而俄军则入侵了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东部。为战后瓜分战利品所做的政治准备正在进行之中。到年末，俄国分到了土耳其海峡。经过不断的争吵，1916年5月，《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规定了英国和法国各自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的边界。

根据东线派的主张，对土耳其的行动将刺穿德国“柔软的小腹”；可能将会就此出现一个对抗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战线，并创造一个拓展英帝国的机会。如果不能打破在法国出现的僵局，这在1915年和1917年似乎很有可能，就必须与德国谈判取得和平。因此，英国必须取得一些谈判的筹码并把目光放远一些。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是一位来自约克郡的下院议员，对中东地区有专业的第一手知识，他在1916年宣称英国加强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控制可以更好地对抗战后俄国对这一地区的染指。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战后各大国又会为了土地和影响力，重新开始他们之前的全球博弈。

东线派的主张在战时内阁中流行而结果就是1915年春天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其支持者声称此举不仅将把土耳其赶出这场战争，而且是对英法战争实力的精彩展示。但这次帝国力量的实物展示课很快就跑偏了。总共有12.9万人成功登陆，其中1/3是澳新军团士兵，然而土耳其军队的抵抗很顽强。战役被拖至秋天，当突破很明显地化为泡影时，战时内阁不情愿地批准了撤退。

1915年12月加里波利半岛的撤退是对英帝国力量的当众羞辱，尤其是对英国本土人而言。这之后不久，一位印军高级指挥官的评论很能体现传统的英帝国智慧：“我们现在的地位全依靠欧洲人在战斗方面对亚洲人的天生固有优势。”16但是这已不再正确：土耳其人占绝对多数的军队击败了白人占绝对多数的军队就证明欧洲人并非不可战胜的。加里波利战役再一次让亚洲和中东的人民想起了10年前俄国人败在日本人手里的一幕：白人军队并非不可战胜。策划了整个达达尼尔防御战的穆斯塔法·凯莫尔（Mustapha Kamal）帕夏，成了土耳其民族运动的核心和领导，也成了中东其他民族主义者的榜样，当然他在战后的名字更加广为人知——凯莫尔·阿塔图克（Kamal Atatürk）。1916年4月欧洲人的霸权再遭重创，一支英印军队被迫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库特-阿玛拉（Kut-al-Amhara）投降。

在加里波利和库特-阿玛拉的失败使英国威信扫地。库特的失利证明了印度军队至少是他们的指挥官不适应现代战争。对土耳其的争夺被证实远比较早对非洲或者中国的争夺要困难得多。西线派一直坚持认为，为了赢得战争，在加里波利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战役仅仅是浪费人力的杂耍节目，真正的战场应该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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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巴肯（John Buchan）发表于1916年10月的小说《绿斗篷》以加里波利战役为背景。小说的情节围绕土耳其-德国统帅部试图以救世主之名的圣人为号召，在北非、撒哈拉、中东及印度挑起一次大规模起义而展开。小说里的圣战虽然被及时阻止了，但是其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一直是战争期间英国和英印政府的心头病。1914年11月，土耳其苏丹，即哈里发（所有逊尼派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宣布对英国、法国和俄国发动圣战。这些国家是伊斯兰文明的残忍敌人；他们对穆斯林开战已逾百年，从他们手中掠夺了非洲、中东和亚洲的土地。现在穆斯林联合起来反击，以真主的名义夺回曾经属于他们的东西。

梦魇正在变成现实。三年前，费希尔勋爵曾经预言：“这个世界还没有意识到一旦伊斯兰教徒被宗教狂热附体将会做出什么。”17他的这个担忧也得到了那些主要统治穆斯林地区的总督的认同。圣战对印度有巨大的潜在危害，那里的5700万穆斯林是军队的主要兵源。圣战热情在西北前线最强烈，来自这个地区的印度土兵会把信仰置于对英王的忠诚之上，进而当逃兵。一小群帕坦人逃兵据说在1915年至1916年间为土耳其-德国情报部门效力，其中一些可能还回到故乡策动了反英暴乱。比这严重得多的是1914年11月发生的兵变——第130俾路支兵团的士兵拒绝与土耳其人交战。1915年2月又发生了更加血腥的兵变，新加坡第5土著轻步兵队造反，杀死了从欧洲来的指挥官和平民。这两次的兵变者都被抓起来审判，头目被公开处决。新加坡事件后的调查也发现了泛伊斯兰主义颠覆活动存在的证据，以及土兵因为印度军队在法国遭受惨重损失的报告而普遍产生的不安情绪。

英印政府因这些事件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动荡严重地动摇了。“我希望在印度的士兵尽可能是白人。”1915年3月总督哈丁（Hardinge）勋爵对基钦纳如是说。18他的恐慌具有传染性；1916年4月，刚看到一点伊斯兰起义或者阿富汗入侵的苗头，战时内阁就立即调拨了驻埃及的两个师派往印度。19两个月后，阿里·第纳尔（Ali Dinar）起义刚一开始，温盖特就不断缠着伦敦和开罗要军队。1857年印度兵变和苏丹马赫迪起义的记忆历久弥新，成了令官员们不寒而栗的梦魇，然而他们的表现也说明英国对伊斯兰世界权威之不固已深入人心。

不过实际上所有这些担心都被夸大了。土耳其和德国特务部门策划的泛伊斯兰颠覆计划尽管野心勃勃、具有潜在的危险性，最终却由于处理不当、内部不和和联络网过长而功败垂成。那些令人恐惧的狂热爆炸、分散的兵变最终被证明只是一系列哑弹。1915年叙利亚逊尼派对埃及的袭击、1916年苏丹的阿里·第纳尔起义以及法属撒哈拉地区的一系列反叛都是由当地军队处理的。镇压撒哈拉起义也借重了尼日利亚团的非洲民兵，他们在1916年至1917年间被租借给法国，这也是这两个昔日的帝国主义对手之间有趣的合作案例。20

有助于减弱伊斯兰狂热的是那些印度和非洲穆斯林王公对英国的效忠，因为英国，他们得以继续在当地的统治。阿迦汗、桑给巴尔苏丹和北部尼日利亚的酋长们（他们为英国提供了18.8万镑军费）保持了坚定的忠诚，并对忠于他们的宗教信徒发出反对圣战的呼吁，宣称哈里发的圣战不过是德国人的诡计罢了。1916年6月，麦加行政长官侯赛因（Hussain）正式脱离了奥斯曼帝国而与英国结盟以后，其宗教影响力像及时雨一般加强了英国宣传攻势的效果。

侯赛因是后来被称为阿拉伯叛乱事件的傀儡。这个起初看来巧妙的英帝国式政变是由驻开罗的一小群热忱的外交部、陆军部官员和情报人员策划的，其中T.E.劳伦斯上尉，后来的劳伦斯上校（即“阿拉伯的劳伦斯”）名气最大。他们希望通过买通侯赛因来削弱圣战的力量并吸引大规模阿拉伯人从土耳其反叛到协约国这边来。从政治上说，极端保守的哈希姆家族的首领是理想的伙伴，但是侯赛因的理想也吸引着更加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正盼望着战后阿拉伯诸国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崛起。从1917年至1918年间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的问题是，正当劳伦斯带领着阿拉伯人从汉志地区向北部移动时，英国和法国早就已经把阿拉伯人希望保留的土地划为了己有。更有甚者，英印政府正在拟定战后吞并美索不达米亚的计划，此举并非仅仅是为了防御，而且希望可以将该地区变成印度移民的殖民地。通过扶植阿拉伯民族主义，英国政府正在创造哈丁勋爵预言中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21

英国在达达尼尔发动攻势，通过红海给阿拉伯提供援助，从印度和自治领向任何需要的地方调兵，这些全仰赖其对全世界海洋的控制。这在1914年底已成为现实，但也有小小的失手。11月，一支孱弱的英国海军舰队在智利沿岸的科罗内尔（Coronel）被德国远东舰队彻底击溃。两个月之内，英国海军的威名和在当地的优势通过福克兰群岛海战得以恢复，此役，德国军舰被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舰队打败，其中包括两艘刚刚从英国紧急召集来的战列巡洋舰。

一战期间唯一一次大规模舰队行动于1916年5月末在日德兰半岛附近展开，结果是德国人在给英国联合舰队造成了相对更重的损失后返回了港口，未分胜负。然而海军力量的天平仍然向英国一方倾斜。英国皇家海军可以继续其从1914年8月开始的对德国施加的严密封锁。德国的反应是在1917年2月1日再次开展曾在1915年短暂实施的无限制潜艇战。德皇曾预言英国的末日，他差点就说对了；对英国和中立国的任何驶自或者驶离英国港口的船只的全面打击意在饿死英国并在六个月之内使其经济崩溃。德国人开始这一行动前两天，时任联合舰队总指挥官的比蒂（Beatty）在猜测将来会怎样时，忧郁地总结道：

法国快不行了。意大利也撑不住了。因为缺煤，他们的工厂没法开工，而我们没法供给他们，因为货轮都被击沉了。我们的陆军可能在胜利进军并狂砍德国鬼子，但真正的竞赛在于我们能否在德国人把我们的商船运输大军消灭之前以封锁把他们扼死。22

现在进行着两场消耗战，一场在海上一场在陆地，两场协约国都打得不怎么样。在海上，德国潜艇到1917年4月开始取得优势，看起来英国整个的海外贸易即将瘫痪。灾难在最后一刻被避免，劳合-乔治否决了那些海军专家的意见，坚持在7月引入了护航机制。那些专家认为这绝不会起作用。军事专家在法国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很得势，这可对最终的胜利没什么好处。英国在索姆河（1916年7月）、阿拉斯（1917年4月）和帕斯尚尔（1917年7月）发动的攻势，以及法国在埃纳河（1917年4月）的攻势没能穿透德国的防线，却使进攻方蒙受了更惨重的人员伤亡。此外，屠杀式的埃纳河战役还在法军中引起了大规模的哗变。

正当法国的战斗意志开始破裂时，俄国已经彻底崩溃了。沙皇独裁在1917年2月瓦解，后续的临时政府发现不可能再坚持战争努力。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人轻松地夺下政权并在六周之内与德国和土耳其签署了停战协定。1917年4月美国的参战给协约国带来了安慰，但是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征召和装备好美国人使他们在法国参战，他们被认为是可以改变法国战局平衡的关键。美国步兵和美国海军受到了英国的欢迎，但是美国对战争的意见却并非如此。英国统治者的个人见解被外交官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总结如下：

比我们虔诚，依然在思索英帝国主义、乔治三世和都柏林复活节起义的美国，也加入了大战。我们怀疑这个新参战国的目的会不会干扰我们的。23

不论黑格和他的助手们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从1917年的黯淡前景来看似乎协约国绝不可能打败德国军队。这个结论以及由此得出的结果——战争将以谈判收场的想法盘桓在各位大臣和他们的顾问脑中。如果将会达成一项协定，人们认为它应该遵循1815年维也纳协定的原则，重新划定疆界和势力范围。因此当战斗停止时，最重要的是英国要处于一个可以提出条件以保持和扩大其现有帝国并被接受的地位。

在很多方面，这种英国战争目的论是“东线派”思想的延伸，对主导劳合·乔治战时内阁内部圈子的那些帝国主义者有明显的吸引力。曾经支持布尔人反对帝国主义的首相现在改变了立场。1918年月8月他向赞同他观点的里奥·埃默里（Leo Amery）表达了对迪斯雷利和张伯伦的崇敬，尽管他的帝国知识还有点不够扎实，一次他甚至以为新西兰在澳大利亚的西边。24毋庸置疑，他对帝国地理的无知得到了他的亲密同事米尔纳（Milner）和寇松（Curzon）处理的帝国事务经验的补充。1917年3月以后，还得到了自治领首相或者其代表的补充，他们开始时不时地被允许参加战时内阁会议。这些新来的中最有能力和精力的是南非陆军大臣，杨·史末资（Jan Smuts）中将。他是阿非利加人，布尔战争前是个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律师，而战时则是一支布尔人小分队头目，之后则转而成为帝国主义信徒并且强烈支持加强英国和南非间的联系。和其他战时内阁成员一样，史末资也会每周听取由两位死硬帝国主义者里奥·埃默里和马克·赛克斯准备的世界局势分析。

对埃默里来说，“大英帝国的安全和福祉”是英国战争政策的最高目标。他在1916年12月的一份备忘录里揭示了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其中提议英国允许德国保有其殖民地，以换取英国对从红海到波斯湾的区域实施不受限制的政治控制。“纯粹是亲德思想”，外交副大臣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勋爵如此回应道。25不过考虑到未来的帝国安全问题，埃默里试探舆论风向的发言却是极有道理的。不出数月，劳合·乔治就下定决心要在战后保留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7月他指派埃德蒙德·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执掌埃及远征部，并命令他在圣诞节前拿下耶路撒冷。首相大人认为这一胜利不仅将会为他的任期增光添彩，而且还是一支对抗战争疲劳的解毒剂，而眼下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已经深受其害。

耶路撒冷如期陷落，艾伦比的大军进城的官方宣传片被当作提振士气的工具发往英帝国的每个角落的每个电影院。劳合·乔治在圣诞休会前的议会下院辩论中，在提到耶路撒冷的陷落和几个月前巴格达的陷落时用了旧式的帝国征服语言：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这只是些小打小闹。但大英帝国需要的就是许许多多的小打小闹。在另一场欧洲大战七年战争期间……被全体英国人深深记住的不是欧洲大陆的大战，而是普拉西和亚伯拉罕山庄。26

劳合·乔治提及这些的用意十分明显：英国必须要保留加拿大和孟加拉，因此要在战后保留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劳合-乔治皈依掠夺性的帝国主义一定令那些整天在担忧安全和可防御前线的高级军官感到高兴。中东的一条土地将提供一个广阔的走廊把埃及和印度联系起来，并形成阻挡北方入侵的屏障。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那样的一战时的帝国主义者理想更加远大。一位长期在亚洲前线服役的参谋军官认为近两千多年来，像英军高歌猛进这样的情况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绝无仅有。他认为当地人被震撼了：“我们种族的百折不挠……令他们大开眼界，从罗马帝国以后就没有欧洲人这么做过。”27

当这种绝对统治在中东的沙漠上建立以后，欧洲会发生什么？这里，事情因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态度和他的“十四点原则”而变得复杂了，1918年1月他把后者作为协约国的战争目的提交了美国国会。他精心策划的和平计划回应了近期德国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要求，显然和平的代价是德国吞并部分俄国领土。威尔逊以理想主义对抗贪婪。他列出的协约国和平条件是一个无可指摘的正义清单，还包括承诺使迄今以来被德国和奥匈帝国统治的中欧和南欧民族在战后实现民族自决。第五条试探性地把这一原则扩展至欧洲以外。至于那些德国前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行省的命运将会在平衡“相关民族的利益”和希望得到那些地区的帝国利益以后做出决定。由于担心得罪英国，威尔逊对这一提议极为犹豫，但他还是努力找到了一套说辞力求不为难美国的盟友。28

但他并没有成功。威尔逊式的崇高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欧式和平愿景，英国人想以殖民地来换取大陆边界的重新划定。这对劳合-乔治及其政府来说真是讨厌，但是为了美国的财政和物质援助他们只好忍受。范西塔特这样讽刺威尔逊的和平条件：“我们的统治阶层可不喜欢当被套上鼻环的约翰牛。”威尔逊的主张发表九个月前，保守党前首相阿瑟·鲍尔福（Arthur Balfour）就警告内阁不要让“欧洲友爱思想”阻碍战后帝国安全的实现。29波兰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以及混杂的南斯拉夫人的利益必须要服从于英国的利益，因为他们基本或者根本没有对协约国有所助益。此外，已经得到德属太平洋殖民地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征服了南部西非的南非拒绝放弃到手的东西，就像英国政府拒绝放弃1914年至1916年间夺取的多哥兰和喀麦隆以及在1917年12月经过漫长艰苦的奋战才最终占领的德属东非。

1918年1月时对和平的任何推测都只能是纯学术性的。刚刚从俄国前线腾出手来的德军开始被运往西线，准备发动一场预计前所未见的凶狠进攻以赢得战争。留在后方的开始向东边的黑海进军，同时新成立的土耳其“伊斯兰军”则在准备向里海推进。俄军没有什么正牌部队可以抵挡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协约国看起来各处都不太牢靠，除了海上德国潜艇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弱。

从1918年3月到7月的连续三次德国攻势都切开了协约国的防线，不过每次协约国后撤的部队都能重新组织起新的防御阵地。8月反击开始并持续到了10月底。德军失去了阵地和继续战斗的意志。协约国没想到结局如此突然，其最高统帅部还在准备1919年的行动和可能更晚一年的彻底胜利。11月第一周里，德国的公共秩序崩溃了，德皇退位以及公海舰队水兵的哗变迫使政府不得不选择求和。等同于德国投降书的停战协定于11月11日生效。在其他战线也是同样的“破鼓众人捶”局面。在中东，艾伦比卓越的快速进攻击溃了一支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土耳其与德国联军，9月30日澳大利亚骑兵夺下了大马士革。一个月之内，阿勒颇和安提克就失陷了，土耳其政府继而投降。与此同时，协约国在意大利北部和东南欧的攻势也让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跪地求饶。

大英帝国坚持到了胜利。德国刚一投降，寇松就以狂喜的口吻在大谈未来的世界里英帝国将会多么伟大光荣：

英国的旗帜从未在一个比现在更加强大和团结的帝国之上飘扬；英国人从未如此高傲地面对世界；我们的话语从未在世界民族之林如此持重，甚至将决定人类的命运。30

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许多类似的浮夸论调也源源不断地从领袖、政客的口中和记者的笔下倾泻而出。其中大多还说得过去，因为帝国的子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总的伤亡人数如下：

大多数伤亡发生在法国境内，在1918年11月那里有不到200万英国士兵待命，和他们一道还有15.4万加拿大人、9.4万澳大利亚人、2.5万新西兰人。另有30.6万帝国士兵部署在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其中包括9.2万印度人和2万澳大利亚人。22.2万人在美索不达米亚服役，内含12万印度人和10.2万英国人。超过33万当地劳工在中东的交通线上辛苦工作。31

对几个自治领来说，战争的经历是通往民族国家道路上的一个仪式。澳新军团日，也就是加里波利登陆的周年纪念，成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纪念日。其情感意义和为民族意识觉醒而献身的事迹在20世纪20年代新西兰的学校晨礼上得到了深刻的展示。在这小小的再现仪式上，一个男孩向乔治五世的画像敬礼并宣誓：“我们的国王激发我们对祖国及其法律的忠诚和热爱，因为他通过人民的同意进行通知。上帝保佑吾王！”接着，国歌响起，一个男孩口诵下列语句：

世界大战证明了我们美丽祖国的成千上万儿女们死得其所。像他们一样，我们宣誓，好好生活并将不惜以死来捍卫我们的祖国和帝国的兄弟们……32

但他们真的是为帝国而死的吗？征兵口号和宣传海报总是强调帝国；1916年的加拿大士兵的爱国主义入门手册包含如下劝告，"E代表着我们将为之牺牲的帝国”，还有许多插图画着英国雄狮和它的幼崽们（自治领）一道挑衅地嘶吼着。33传教士的儿子基斯·法利斯（Keith Fallis）19岁就加入了加拿大军队，他认为他可能和其他人一道儿被战前的帝国主义宣传洗了脑。“我从不怀疑，”后来他回忆道，“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对的而德国人是错的，我们正在为了让民主世界更加和平而战。”34前线不是鼓吹沙文主义情绪的地方，因为士兵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活命或者从战斗创伤中复原。英国工人阶级出身的士兵对“帝国”这个词无动于衷，不过其中有些还因为把它错当成了帝国音乐厅的代名词而有所触动。351918年7月一次战时内阁在讨论未来帝国的组织结构时，直率的澳大利亚工党首相比利·休斯（Billy Hughes）谈到3/4的驻法国澳大利亚人只想跟帝国脱离一切关系。36黑人士兵的战斗动机有时不太容易理解，他们很少留下过往的记录。当人们向他们提出参战的种种解释时，他们关注的是德国人可能会来抢他们的土地，正如新兵们1914年在尼亚萨兰听到的那样。371916年至1918年间在喀麦隆战役中当脚夫的尼日利亚人被灌输的是“你们将要去帮助英王的军队打仗，他们会阻止德国人来毁掉你们的国家”38。

从战争一开始，官方就对大量征召黑人士兵持保留态度。1915年一位殖民事务部官员如此提醒陆军部：

不能忘记训练西非土著拿起我们的武器，并因成功地与欧洲人交战而获得新的自信可不太可能在和平时期更加恭顺。39

这一点在种族障碍的另一边得到了理解。在南非，所罗门·帕拉吉（Solomon Plaatje）也意识到了黑人与白人战斗的危险性。“帝国必须坚持有色人种不得对白人动手的原则，否则印度、非洲或其他帝国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王法了。”40他的同胞们被特意安排不去杀白人，而是做日常保障工作，或者像1917年7月当他们被派到法国时乔治五世告诉他们的那样：“没有军火我的军队没法战斗；没有食物他们没法生存。你们帮忙每天把这些东西送到他们手中，这其实就相当于向敌人投长矛。”41听者对这番话的感想无从得知，不过许多与那些行动做派跟白人差不多，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Freetown）短暂接触的白人都对其与白人接近的程度深感震撼。相对地，白人在利物浦码头上卖苦力以及在码头上拉客的白人女人轻浮、随意的形象也令他们极为诧异。42

南非的黑人留下了一个这样的国家，在那里，深色皮肤自动把人降格到社会的最底层。黑人在原来的西印度社会里本来更占优势地位，他们受到传教士的教育，被慈爱家长似的当地殖民政府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统治着。尽管在巴勒斯坦战役中表现英勇，急切希望报效英国的西印度志愿兵却受到了种族主义的轻慢对待，这令他们义愤填膺。他们的不满终于在1918年12月塔兰托的哗变中爆发了。在一次抗议集会上一位中士叫道：“西印度的黑人应该自由地统治他们自己。”他的观点得到了听众的鼓掌欢呼，几个月后，殖民事务部的常任副大臣乔治·费迪斯（George Fiddes）爵士警告西印度的官员说：“白人不喜欢黑人发出的新声音。”43

印度民族主义者把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功劳看作是通往独立之路上的一步。他们的领袖，曾在布尔战争随战地救护车队服役的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在1906年的祖鲁战争中再次穿上军装，但是由于胸膜炎发作他没去成美索不达米亚。作为一个“弱小民族”的参战代表，他接受了威尔逊的战争观，并于1918年6月要求其追随者也参与进来。他在孟买的演讲中告诉听众，民族主义志士会结成一支“自治者”的“民族军”。“他们将会为英帝国而战；但他们战斗的原因却是志在成为英帝国的伙伴。”44

没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把为帝国而战的人统合起来。帝国主义狂热分子，主要在英国，认为战时的合作是帝国团结可以实现的一个光辉例证，但实际上这和帝国未来的凝聚力一样都是虚无缥缈的幻影。1914年德国主宰欧洲的危险当然令英国和自治领感到警觉，这个危机把他们拉到了一起。英国和自治领的军队打得不错，但是不久之后，随着澳大利亚人和加拿大人在帝国的军队中服役，他们逐渐开始对与其生活发生密切联系的英式僵化社会结构极为反感。许多人暗自庆幸他们或他们的祖辈移民出来了。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发现了新世界，见识了新思想，认清了他们在英帝国里的位置，于是回到祖国后就开始质疑英帝国的一些基本理念。

不论怎样，维多利亚后期和爱德华时期那种英帝国各部分联合成一个稳固阵线的美梦已经成真。但帝国主义者当时和后来没有意识到的是，那些被要求付出牺牲的人可能在期待得到报酬。进而，在英帝国建构的最后一波浪潮中，英国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结盟，以战争征服了中东的领土。1918年时人们依旧在观望，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究竟能不能与甘地口中的“弱小民族”和谐相处，毕竟最后这11个月的战争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的。

第二章

统治还是离开：麻烦不断的爱尔兰

1919-1939

二战之后有两种病毒席卷了全世界。一种是伤害身体的西班牙流感；另一种无人命名却感染灵魂，二者同样致命。尽管关于后者的来源众说纷纭，然而它的症状十分明确。政治家对它无能为力，就像当时代理英国外交大臣的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在1919年3月底给驻埃及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的信中所说：

埃及的动荡无疑是一次世界性运动的组成部分，尽管表现各异，但它却在任何一块大陆、任意一个国家都清晰可辨。我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还不知道文明的力量究竟何时或者能否抵抗这种社会性和国际性的瓦解。1

这是一个71岁的高龄老人看到的黯淡前景，尽管他从童蒙起就被教导要对人类文明的最终胜利和支撑旧世界秩序的文明力量充满信心。但在他卓越政治生涯的末尾，这位温文尔雅的大臣却面对着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到处都能看到那变化多端的分裂力量存在的证据，不但不可阻挡而且威胁帝国的延续。

过去的三个月里，贝尔福见证了一帮新芬党议员宣布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还有叫嚷着要结束英国对其祖国统治的埃及暴民使那个国家陷于瘫痪。就像贝尔福担心的那样，事态很快就恶化了。4、5月间，由于反对煽动法而引发的抗议运动导致了巨大的混乱，以至于一些官员甚至认为印度即将爆发第二次起义。在特立尼达、牙买加和英属洪都拉斯都发生了反白种人的暴乱，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反抗英国扶植的新政府；1920年5月阿拉伯人也步其后尘。同年还有巴勒斯坦的反犹骚乱及爱尔兰共和军（IRA）遍地开花的游击战争。

英国也未能幸免。英国及其自治领的军队因为1919年冬天的军队复员时的拖延而暴动兵变。6月，斯塔福德军团的一支小队拒绝赴印度服役，这个夏天还发生了一系列警察罢工。2而最令政府心惊胆战的还是工会在1919年和1920年表现出了一连串突增的战斗性，甚至引发了英国即将步俄国后尘发生革命的担忧。

如贝尔福那样的保守党人的脑子里总想着要从这种对现存秩序的不断攻击的背后找到一个指导思想，厄尔斯特统一党领袖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爵士在1920年7月的议会下院宣称他认为有一个“要把英国人赶出印度和埃及的阴谋”。3相比之下另一个顽固的厄尔斯特人，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爵士的观点则更加具体。他认为造成帝国内外动荡的原因是：“国内的新芬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俄国布尔什维克、土耳其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印度煽动分子。”4他没说这些人的活动是否有联系，但他掌管的情报部门认定俄国是中东地区所有反英活动的源头。5连续担任帝国防卫委员会和战时内阁秘书长的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爵士将这一切归咎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认为其宣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原则“冲击了大英帝国的根基”。6

有一种理论认为所有这些英国内和帝国内的大众不满表达其实植根于隐蔽的共产主义煽动，这种观点在右派和知识分子圈里很有市场，而且长期如此。原因是莫斯科从1917年以后大肆发表反殖民主义言论而且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提供庇护和帮助。同样，1919年为了传播世界革命而成立的共产国际（Comin-tern）也致力于在所有被殖民民族中培养革命意识。不过这仅仅是共产国际的次要目标，其主要的关注点是那些已经组织起来的欧美产业工人阶级，他们对共产主义宣传可比政治上还未觉醒的亚非农民要警惕得多了。

殖民地的工会组织是共产国际特工的天然目标。20世纪20年代，英国和印度共产主义者受命打入印度当地的工会成员内部以影响他们。这些煽动者的活动没取得什么进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印度犯罪调查部门采取的反颠覆措施。71920年埃及采取措施预防对工会的渗透，专门选出一些当地警察去英格兰接受“反布尔什维克”监视技术训练。8在其他地方，殖民地警察局监视着当地的共产党。1921年在巴勒斯坦成立的共产党被认为对国家无害，在一份警察报告中，它的历史被描绘成“仅仅是一帮凡夫愚妇在特拉维夫和海法的小屋里为了教条和工资争吵不休的烦人故事”。9

可这些并没有减轻英国情报机关的担忧。1927年，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米尔纳（Milner）勋爵总结共产主义在印度的活动时认为，苏维埃颠覆活动是“英帝国当今面临的最严重军事威胁”。10报告称吸取了在中国所获得经验的苏联特工正准备把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引上歧途，米尔纳有如此想法也不足为奇。真正惹人注意的是这反映了当时官方的心态：米尔纳和他手下人都下意识地认定印度民族运动会轻易屈从于共产主义压力并接受一种跟他们大多数领导和成员都不同的意识形态。更骇人的消息显示，俄国政府正在阿富汗重演沙俄的扩张政策。1919年短暂的第三次英-阿战争期间，英国情报部门发现阿富汗人在向俄国人寻求飞机和飞行员，两年以后阿富汗飞行员就已经在俄国受训了。11老幽灵在德里走廊重现，在阿富汗防御苏联侵略的计划被重新提起并更新。12即使是在英国和苏联还是同盟国的1943年，军事情报部门还是被苏联煽动者在西北前线部落民族的活动记录搞得心烦意乱。13

“红色威胁”完美地契合了从1919年开始流行的阴谋论，还给遍布英帝国的动荡袭扰找了个令人满意的解释。1919年，以《晨邮报》为代表的右翼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峋山长老议定书》，给这种全球性现象增添了更加清晰而恐怖的色彩。这份沙俄末期反犹主义者伪造的文件规划了犹太人企图通过颠覆活动掌控世界的阴谋计划。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进行的煽动都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而其中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推翻大英帝国。海军少将巴里·达姆维尔（Barry Domville）笃信这种荒唐说法，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的他确信英帝国正面临莫斯科谋划的犹太-共济会威胁。尽管这份伪造的文件在1920年就已被戳穿，但是他和其他幻想家的想法却没有任何动摇，正是他们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参加了一系列英国法西斯活动。他们发誓要为了英帝国抵御那些虚构的敌人，那些人无一例外的不是犹太人就是共产党，要么就是兼而有之。

约翰·巴肯的惊险小说和“工兵”反映了试图为英国和帝国面临的所有问题找一个共同源头的努力。这些都得依靠其观众愿意相信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密谋以及一小群有志者真的能设计推翻政府或者动摇整个社会。反派们拥有巨大的资源而毫无善恶观念，对人来说简直就是异类。他们的密谋总是被挫败，秩序总会得以维持。这类小说的读者相信他们的国家和帝国如此脆弱，暗示着他们对这两者的信心都在下降。

一战是否使得既有秩序被削弱，进而导致其暴露在1919年出现的抗议和骚乱大流行之下的说法还有待辩论。这种秩序的守护者以所有攻击都是一个庞大却模糊的阴谋的产物为由对而其嗤之以鼻，在政治上也是很占便宜的。这样做就完全否定了攻击者的不平也许并非无中生有甚或情有可原的暗示。

这种态度经常和对共产国际及其能够在任何地方造成破坏的能力的极端恐惧纠缠在一起，在当时的英国统治阶层中非常流行。因此，尤其是在士兵中，有一种趋势倾向于把不论什么样的不同意见者都归为两类，要么是容易上当受骗，要么就是利用天真和正直的大众实现其个人目的的滑头。有了这种对动荡原因和表现形式的解释，政客和长官们通常很难冷静客观地辨别他们的信息渠道是否可靠。

与此同时，传统的政治思维又使英国的统治集团很难理解令其幕僚变得愈发固执甚至暴烈的那些情绪。几乎整个19世纪和1919年英国统治者生活的时代，英国人已经认识到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好方法是致力于理智者之间的理性辩论。只要怀有善意并懂得变通，任何问题都能找到解决办法。一直在思考1918年爱尔兰动荡问题的威尔特郡乡绅、联合派议员沃尔特·朗（Walter Long）在政治论辩中表达了他所代表的时代信念和阶级信念。“我觉得，”他写道，“要避免我们所面临的那些恐怖灾难，不会也决不能超出政治家的政治才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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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灾难已经席卷了爱尔兰。占多数的盖尔族天主教徒对英国人的政治协作进程已不抱任何希望。已经有两个自治法案被否决，第三个尚待施行，他们明白不能再等英国议会的恩赐了，他们要自己争取想要的东西，他们要进行自我救赎。1914年以后，许多失望的民族主义者转向了新芬党（意为“只是我们自己”），他们号召爱尔兰人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追求自由。深受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马志尼（Mazzini）的理想主义影响，新芬党鼓励爱尔兰人发掘其自己的民族认同，而这将赋予他们坚定的目标和内在力量以此与英国进行宿命的抗争。

1916年复活节，新芬党人试图在都柏林发起武装起义，为爱尔兰独立树立了一个自我牺牲式的典型范例。起义失败后，为首的起义者受到军事审判，并在当地长官麦克斯韦尔（Maxwell）将军的命令下被枪决。麦克斯韦尔在苏丹学到了如何对待英帝国的敌人，他对自己行动的辩解是：战争时期的叛徒只有死路一条。

大多数爱尔兰人对复活节起义并不关心，但“烈士”的英勇以及对无视爱尔兰民意的异族政府的愤恨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到了新芬党一边。英国对爱尔兰南部的影响力日渐削弱，但正在忙于打败德国的英国政府对此毫无感觉。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集团逐渐失去了对偏远地区的控制，因此当1918年4月英国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时，考虑到爱尔兰人的情绪，为了谨慎起见并没有强制执行。

1918年12月的大选对新芬党和英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个考验，究竟是前者的公众支持率高还是后者更有权威。76名新芬党员当选议员（其中47名曾入狱），另有26名联合派和6名老派支持自治的民族主义者当选议员。新芬党议员于1919年1月在都柏林集会，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并组成议会下院（Dáil Eireann）。现在爱尔兰两个政府并立，都宣称自己合法并指责对方。一方在陆军元帅总督弗伦奇勋爵的带领下占据着都柏林城堡，而另一方则以埃蒙·德·瓦勒拉（Eamonde Valera）为首，正在加紧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和军事力量——爱尔兰共和军。有了这支据说将由10万志愿者组成的部队，爱尔兰共和国议会宣布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为非法，并要求所有英国部队立即撤离。

新芬党的主要目的是让英国政府明白英国殖民当局的权威已经让位于爱尔兰共和国议会，后者将会很快组成影子政府。1919年初夏“麻烦”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了，爱尔兰共和军对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展开了系统攻势。他们通过谋杀警察、突袭警察局、烧毁警察驻地等方法希望吓阻并最终摧毁英国殖民当局控制爱尔兰的主要手段——军警。

英国政府曾经控制19世纪80年代爱尔兰的恐怖热潮，曾经应对了1798年以及19世纪20年代末、40年代和60年代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和暴乱。至少在英国政府看来，以前曾经奏效的办法——政治让步与高压的结合，没有理由不会再次起效。直到1919年中期，英国大臣们的头脑和精力都主要集中在《凡尔赛条约》签订前的那些谈判上。合约签订后，英国内阁把注意力转向爱尔兰并开始调配一种既能治愈其创伤又能把它留在英国轨道内的政治灵药。而在用药的同时，他们也在竭尽所能地以强力孤立和摧毁新芬党，恢复爱尔兰的原有政府。

接下去的两年，内阁多少同意了劳合·乔治把当前情况比作1861年美国南方各州退出联盟的局面。爱尔兰是联合王国和英帝国的一部分，决不能被分出去。不论如何，1919年前半年发生的情况说明当时确有一种流行的不满情绪必须得到解决。但是人们却想当然地认为新芬党是一小群只会搞恐怖活动的狂热分子，而广大爱尔兰人是希望和解的。

实际上，英国内阁误解了最大多数爱尔兰南方人的情绪。和解的另一个障碍是，由于长达200年之久的宗教和政治宣传，英国大众对讲盖尔语、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产生了普遍的鄙视。在英格兰人眼里，爱尔兰人是一个如孩童般喜怒无常的民族，无法抑制其桀骜不驯的激情。《潘趣》杂志上的漫画长年累月地把爱尔兰人刻画成怒目圆睁的猿猴似的形象，挥舞着手中的大棒想要打架。这种固定形象及其背后的含义影响了官员的判断。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认为爱尔兰人是“低等民族”，而劳合-乔治则曾这样挖苦道：“爱尔兰人没有幽默感，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总能让我们哈哈大笑。”15随着恐怖活动在爱尔兰的增加，英国人在种族问题上找到了发泄怒火的出口。《星期六评论》上的一封信提醒读者：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无异于奴役，这引发了一位读者在来信中大发雷霆：“奴隶们会被强制劳动，可是没有一个人——即使是汽车大王福特（Ford）先生——也没能让任何一个爱尔兰人劳动过。爱尔兰人在历史上一直拿手的事只有杀人，这是爱尔兰人的日常消遣。”16

英国政府认为也许给爱尔兰人一点他们要求的东西能阻止他们继续杀死自己的同胞和英国士兵。1919年12月爱尔兰自治法案的草案获得了内阁批准，并在次年春通过了下院辩论。法案的目的是满足盖尔民族主义、安抚厄尔斯特的新教徒并把爱尔兰留在英帝国内。首先，爱尔兰将被分割，因为在厄尔斯特占大多数的新教徒绝不会接受全爱尔兰人选出的政府，他们甚至还威胁要就1886年和1912年的问题重新斗争。厄尔斯特还是那么桀骜不驯。联合派领导人卡森宣称，厄尔斯特人绝不会屈服于权柄被“罗马天主教会”掌握的都柏林政府。他得到了听众们的欢呼，他们是1920年7月12日聚集在贝尔法斯特庆祝1690年新教在博伊奈河（Boyne）胜利的橙带党。他还宣布他们不会与其天主教同胞联手，除非后者选择留在“将文明传遍广阔大地的英帝国”之内。

如果事态按着英国政府的心愿发展，爱尔兰将会像过去一样留在英帝国里。南方人会有一个在都柏林的议会，而北方人则在贝尔法斯特有一个。二者都会收税，再把收上来的钱花出去，不过爱尔兰的外交和国防还是会掌握在英国议会的手里。按照新自治法的规定，爱尔兰大选将在1921年5月举行，届时英国军队和获得加强的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应该已经击溃了爱尔兰共和军。

新芬党拒绝了劳合-乔治的一切提案。其支持者希望能与英国和英帝国永远地分道扬镳，脑子里有爱尔兰神圣不可分裂直觉的民族主义者对分割爱尔兰的想法深恶痛绝。共和军一派可以强硬得起来，因为他们正在战场上取得优势，而对手则面临着长期的不利因素。爱尔兰共和军士兵不穿军装，无法辨别；他们在人群中穿梭，屈服于他们的武力或者对他们抱有同情的群众随时可以藏匿他们躲避追踪。其他男女老少也作为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充当他们的耳目。这些人为共和军士兵提供敌人的动向，还故意向英国人提供错误情报，有的人还会因此失去自己的房子、财产甚至生命。

城市和乡村游击战在1919年还是个新鲜事物。这让那些习惯了硬碰硬作战的士兵们感到晕头转向，并因此生出了有劲儿使不上的恼火。将军内维尔·麦克里迪（Nevill Macready）爵士在回忆录中就表达了这种情绪。“英国政府从不承认‘游击战’这个词存在，”他写道，“如果他们承认的话，士兵的任务将会容易得多得多。”比如，他们可以射杀任何没穿军装的武装人员。17麦克里迪在1920年4月被任命为爱尔兰军队总司令。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帝国战士，经常对造反的土著施以铁拳，而是一个军民关系方面的专家，过去只在1919年警察总监任上处理过劳资纠纷。

当麦克里迪接过任务时，消耗殆尽、士气低落的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显然已经无法抵抗爱尔兰共和军的游击战，除非接受大规模的军队帮助。此外，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主义战术还造成应征警察的人数减少，因此当局不得不向英国本土寻求增援，也因此实际上引入了所谓的外来军警。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口中的黑棕部队传说因此而诞生，这些人是从伦敦、格拉斯哥、伯明翰招募的退役军人，他们于1920年1月来到爱尔兰。给他们临时设计的制服混合了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的深绿和陆军的卡其色，让一些人联想起了有名的利默尼里克（Limerick）猎户犬，并因此给了他们这个绰号。紧随其后的是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辅助师，同样从爱尔兰以外招募。这两群人很快就获得了狂饮烂醉、滥杀无辜的恶名，这更由于他们不惮对同情与保护爱尔兰共和军的居民实施残酷报复。

到1920年夏，战争的模式已经形成。爱尔兰共和军团体有时以突击队形式集合起来开始行动，然后分散消失在大街小巷和乡村田野。他们无差别地杀死保安部队成员和与他们有任何一点关系的人，有时甚至会搞错目标。爱尔兰共和军战士自认是爱国者，觉得自己实现一个联合起来的爱尔兰共和国的目标是正义的，因此不需要再受人类一般道德准则的约束。然而他们的敌人仍将其视为冷血凶手。他们会对特别残暴的杀戮进行报复，对象是那些与罪行有牵连的平民。这种自发的报复行动中最恶劣的一起发生在1920年11月21日，被认为是情报人员的12个英国军官在宿舍被爱尔兰共和军射杀后，当天下午，一队英国辅助部队士兵向都柏林一个足球场里的人群开火，理由是对爱尔兰共和军进行还击；12名观众或遭枪杀，或在惊恐的人群中被踩死。

不管多么令人遗憾，这类报复行动在应对没有情报可供探知敌人的游击战中总是无法避免的。随着报复事件的增多，左翼和自由派媒体对政府的批评也与日俱增，它们把英国军队在爱尔兰的所作所为与一战时德国占领比利时后的行为相提并论。政客与军事指挥官之间也出现了裂痕，军官们开始宣称实行军事管制是击败爱尔兰共和军的唯一办法。

亨利·威尔逊爵士采取了强硬立场。他要求官方对报复行为给予全面许可，并处决所有共和派领袖。181920年5月他担心劳合-乔治正在变得胆怯，因为他开始对爱尔兰工会领袖手下留情，而这些人正在阻碍人员与补给的流动。这种局面需要冷酷无情，因为英帝国的前途面临挑战，威尔逊认为首相缺乏应有的意志力可能使帝国没有未来。19丘吉尔对此非常认同，他把对爱尔兰让步与在埃及已经做出的让步等量齐观，认为这两者都会削弱英帝国。20

1920年下半年英国大臣们开始发愁到底应该跟爱尔兰共和军打到什么程度。倾向于采取强硬路线的人指出这将彰显英国保卫帝国的决心。然而如果将军们获得了期待已久的全权，那么政客们就将失去对事态的控制。殖民大臣米尔纳结合他在南非的经历认为，在爱尔兰实行军事管制没有什么实际困难，但是他警告内阁：这将会使数不清的权力落入低级军官手中。21每个在场的人都明白他内心针对的不是那些低级将校而是一位相对高级的军官——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 Dyer）准将。1919年4月，戴尔曾经以军事管制为由向阿姆利则（Amritsar）的示威者开火，杀死了近400人。这次事件及戴尔之后的统治和他遭到的惩戒引起了一阵政治喧嚣，直到1920年7月由一次激烈的下院辩论给它画上句号。不管怎样，寇松看不到任何理由爱尔兰应该免受英国对印度使用的那种传统解决办法，例如收买人心，对某些团体罚款和查禁日常商业活动等。22

政治家们慢慢地让步了。1920年12月，麦克里迪被准许在四个郡实施军事管制，下个月又增加了四个郡。随着增援和更多巡逻车辆的到来，麦克里迪开始夸口在1922年年中取得胜利。1921春季爱尔兰共和军活动的高涨让他的乐观情绪被泼了冷水，也让5月即将举行的爱尔兰南部各郡的大选沦为泡影。到6月初，麦克里迪也开始逐渐失去对高压政策的信心。23不过，六个月里对4400名疑似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的羁押配合着对城乡中藏匿的武器弹药的搜剿，终于开始起效。爱尔兰共和军最出色、最大胆的指挥官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在回顾这段时期时承认：“我们确实被整得够呛，再来三个星期就绝对受不了。”但是他错估了对手的实力：英国军队还是没能解决许多技术问题，尤其是缺乏有效的情报收集能力。实际上双方在6月初就已陷入僵持。24打破僵局的是乔治五世国王，在内阁的要求下，他在主持6月23日贝尔法斯特议会开幕仪式时提出了谈判要求。7月12日，新芬党和政府达成停火协议，三个月后，爱尔兰代表抵达伦敦进行对话。

在爱尔兰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曾指挥阿拉伯民族主义游击队抗击土耳其人的劳伦斯上校曾这样评论：“你没办法对造反者开战。”还有一次，他警示英国政府“普通英国人”并不想要也无法负担一个全凭武力来统治的帝国。25到1921年6月，内阁已经开始同意他的看法，尽管有的大臣还很不乐意。既然爱尔兰共和军将用尽可能的一切手段破坏南部的选举，唯一的办法就是宣布南部26个郡为殖民地并以军事管制来对其进行统治。麦克里迪却担心这一政策除了将无限期地延长战争以外别无用处。

政府没敢把整个爱尔兰南部都交到将军们手里。过去两年，高级教士、自由党和工党议员、英国工会联盟（其在1920年6月特别会议上曾要求英国部队撤离）以及记者等的抗议之声不断高涨，他们称这就是阿斯奎斯曾描述过的“邪恶的压制和随意复仇政策”。它使越来越多的爱尔兰人与英国离心离德并在国际上给英国的声誉抹了黑。

爱尔兰事态的转折在国外引起了不少波澜。德·瓦勒拉在1919年至1920年初访问了美国，在那里他被当成了与甘地、孙中山一样的民族英雄。而且更是受到了爱尔兰裔美国人团体的最高规格接待。他们捐献了500万美元现金来帮助战争的受害者购买食品，甚至还暗地里包括军火，并且还对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施加政治影响。这使得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些反英议案，但也仅限于此。新总统沃伦·哈定（Warren G.Harding）的孤立主义立场排除了任何官方干预的可能，毕竟他认为这是英国自己的问题，不关美国的事。26不过，爱尔兰问题却是自治领要关心的，尤其是澳大利亚有人口众多的爱尔兰社区。史末资将军预见到英国在爱尔兰的措施将“毒害”英国与自治领之间的关系。因此1921年6月，他在帝国会议期间抽时间访问了都柏林，并在那里以一个英国曾经的敌人身份说服新芬党领导答应寻求妥协。27史末资告诉他们英国绝不会容忍爱尔兰共和国的存在，但是如今会接受一个作为自治领的爱尔兰。

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谈判开始于10月份并持续了近两个月。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以及在12月初签署的协定一直就是双方不断互相攻讦的源泉。双方都把停战当作了喘息之机而时刻准备着重启战端。爱尔兰共和军在7月和12月之间招募了4.5万名急需的志愿者，劳合-乔治则表示如果谈判没有取得成果他将重启并加强攻势。2812月2日，媒体报道说丘吉尔表示“约翰牛正准备挥舞他的大棒”。四天后当协定即将签署之际，他还警告爱尔兰代表柯林斯英国军队可以在三天内准备好重新行动。29这类恐吓一直都让爱尔兰人认为停战协定是靠威胁爱尔兰代表才达成的。而且看起来柯林斯及其同僚更像是上了英国人虚张声势的当，邀请他们参加谈判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战争的扩散，这场令英国政府颜面尽失的战争在麦克里迪看来简直就是打不赢的。

人们对英爱协议达成的背景的争论也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对其内容的争论。爱尔兰南部变成自治的“自由邦”和一个自治领。条约也规定了厄尔斯特及占其人口少数的天主教徒脱离自由邦，而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保留独立的议会。然而对那些梦想着独立的爱尔兰国家占据整块土地的人来说，爱尔兰自古以来神圣不可分割，于是爱尔兰南北方的边界就成了一道伤口。这是一条被条约撕开的伤疤，是暂时的将就之举；而且它在爱尔兰议会中也只是以七票之差得以通过，所以反对者在不断地反抗。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的战斗一直拖到1923年才以前者取胜而告终，柯林斯在此过程中也死于一次遭遇战。战斗遍布厄尔斯特前线，反对条约的人想以武力重划边界，也造成了在贝尔法斯特发生了严重的反天主教活动。

最终的胜利属于德·瓦勒拉及其追随者。1937年他重建了爱尔兰宪政体制，把爱尔兰改造成了一个共和国。这并没有那么令人瞩目，尽管民族主义情绪没受1921年妥协影响的人对此反应较大。自从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令》之后，爱尔兰像其他自治领一样在内政外交方面都享有完全的自由。这种独立性在1939年9月德·瓦勒拉宣布爱尔兰在英德之间保持中立时得到了维持。

英国内部对英爱协议及其与英帝国未来之间关系的意见并不统一。极端的是，《旁观者》认为爱尔兰应该被赶出英帝国，因为它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没有资格享受帝国提供的那令人艳羡的特权。30不过政府可不敢这么任性：光是战略考虑（爱尔兰的基地在近来对付德国潜艇的战斗中价值巨大）就要求爱尔兰南部继续当英国的附属。从道理上讲也是这样，因此寇松和劳合-乔治都宣称协议对英国来说是个胜利。31

亨利·威尔逊爵士和死硬派则坚决反对。他将此描述成“在枪口前懦弱地低头”，英国的权力也因此成了镜花水月。他预言英帝国的气数已尽。32威尔逊在1921年5月坚持认为“我们要么放手要么统治”。当他发现懦弱的英国内阁选择了前者时，他毅然辞职并以联合派身份当选为厄尔斯特议员。威尔逊与很多其他高级官员、一些极端的保守党员、右翼报业大亨们一样认为英帝国从根本上说建立在一个狭窄的基础之上。只有英国掌握着更强的武力并敢于一出现反对声音就毫不留情使用武力，帝国才能得以延续。而威尔逊鄙视的政客们则缺乏这种决心，要么因为他们总是要优先考虑党派利益，要么就是顾及媒体的意见，要么是考虑个人升迁。与爱尔兰达成的协议令他忧心忡忡，因为他认为其他地方也会群起效仿。威尔逊似乎开始把自己想象成了英国和英帝国凯撒式的拯救者，英国的墨索里尼，或者更确切地说弗朗哥将军。但他未能活着成为英国的命运之人，1922年6月，他在尤斯顿广场的家门外被两名爱尔兰共和军枪手刺杀。凶手很快被捕（其中一个还安着一条木头假腿），经审判后被处以绞刑。

威尔逊是一个心怀怨怼可能还有点精神问题的军人，然而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那些认为英帝国遭到了软弱怯懦的政客们背叛的人们却在不断地重复他曾经发出的怒吼。他们不断地宣称坚决的措施可以压制不满的帝国子民的抗议，他们坚持认为这些人是别有用心的少数刁民，不代表民意。但一个棘手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就是：如果威尔逊等人认为一定要以强力维持英帝国，那么政府究竟应该将强力使用到何种程度呢？

不过甘地在考察了爱尔兰协定的意义后，认为导致协议最终得以达成的不是领导人的意志不够坚定，而是源于对传统道德律的遵守。“英国政府并非是由于担心死更多人才被迫地勉强地提出和解，”他在1921年12月这样写道，“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再给这样一个热爱自由高于一切的民族增加任何痛苦都是可耻的。”33自由党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教育委员会主席H.A.L.费舍尔（H.A.L.Fisher）比其内阁同僚对这份耻辱感受更深，他后来把对爱尔兰做出的让步总结为“自由主义精神的成就”。34从前是工联主义者现为工党议员的J.J.琼斯（J.J.Jones）认为这种精神对英帝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在下院讨论英爱协定之前，他在下院发表如下讲话：“我认为英帝国最终会被民族自决所挽救。再也不可能继续把锁链套在这些民族身上了……”35

这些表述与18世纪70年代北美独立战争那些反对与美国开战的声音大同小异。尤其重要的是，它们点明了20世纪的英帝国自身存在的核心矛盾。公元前5世纪的克里翁（Cleon）就明白这个道理，他提醒当时雅典帝国的公民们：“民主制度不可能成就帝国。帝国是一种专制，其臣民则是不忠的谋反者，你们自杀式的让步并不能使他们顺从，唯一有用的是你们的力量。”最后他要求对造反者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威尔逊一定会赞成这样做。不过英国人和希腊人一样都为其人民享有的民主和自由感到自豪，而且从17世纪开始就在向其殖民地输出制度和理念。尽管右翼在不断咆哮，英国的帝国不曾是也不会成为一个军事独裁政体。

那它会变成什么？1919年英帝国出现了一种新气象，“英帝国及其国家联邦”这个词首次从史末资将军口中出现。这个经过仔细斟酌的词可以使那些自治领免于遭受帝国成员身份带来的劣等和从属的污名。16世纪政论家发明了这个词，“联邦”代表着一群有共同利益的平等国家为了彼此携手努力。与英国情感上的联系和共同的国家元首——英国君主，把这个联邦联结在了一起。联邦中的各国都在经历一个相似的革命性过程，从各自独立的殖民地变成自我管理的国家。在各阶段，这一转变过程都按照英国给出的条件进行，并且也建立在英国有权随时对任何地方的臣民给予或保留政治权利。

而在1919年至1922年间，爱尔兰人打破了这一模式。他们点了一支曲子然后让极不情愿的英国政府不得不随之起舞。如果英帝国本质上是一个整体的、独裁的体系，那么爱尔兰革命就标志着其衰落的开始。如果它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在不断适应其生存的环境，那么爱尔兰问题就不过是一个对帝国发展过程几乎没有造成影响的不愉快小插曲而已。

第三章

别国之尊严：埃及

1919-1942

英国陆军元帅艾伦比（Allenby）子爵率领的军队最终推翻了奥斯曼帝国，使英国成为中东的超级大国。尽管艾伦比曾亲自为其开疆拓土，但是他却对英帝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然而他只是把这种疑虑埋在心里，因为在1919年3月他已经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那广为人知的坚强性格和钢铁般意志。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像其他殖民总督那样的信仰，因为他知识面甚广且富有怀疑精神。这些令他觉察到了那种正在开始积蓄力量并即将对抗英帝国的历史动力。在1920年初一次与密友的饭后闲谈中，他指出英帝国将不可避免地再次崩溃，而其子民也将变得更加开化。1但是他担心这些人学到的东西不能使他们获得手握权柄者所必需的“责任感、正义感和领导力”。

过去八个月以来的事态使艾伦比不安地了解到埃及的小学生们一直在学习仇恨英国及它所代表的一切。出生于1918年的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el Abdul Nasser)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这样回忆道：“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每次看到飞机越过我的头顶，我就会高喊：‘万能的神啊，给英国人降下灾祸吧。’”2另一个未来的埃及领袖安沃尔·萨达特（Anwar el-Sadat）出生于1921年，他还记得父亲是一个极端的仇英者，其偶像是先后打败了意大利人、希腊人和法国人，并智胜了英国人的土耳其民族英雄凯末尔·阿塔蒂尔克（Kamal Atatürk）。1932年，年轻的萨达特因为报纸上关于甘地生平的报道而深受感动，当时甘地正在为向英国政府面陈印度立场而途经埃及。3

然而诡异的是，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却与艾伦比一样感受到他们也是在对抗无法抗拒的力量。当时还是高中学生的纳赛尔回忆他曾在1935年的反英示威中“喊破喉咙”。“但这是徒劳的——我们的呼喊除了在山岩之间回荡以外没有产生任何作用。”英帝国看起来不可撼动，对于其他一些高喊口号、投掷石块与警察士兵战斗的年轻人来说确实如此。此外，埃及人还痛苦地发现，那些不时飞过他们市镇的飞机还会投下炸弹。

像纳赛尔和萨达特一样，成千上万的埃及热血青年不断上街闹事，要求英国不再干涉他们国家的内政。组织这些抗议活动的是埃及最大的政党——华夫脱党，在萨达特等人的眼中它是“全体埃及人民与英国抗争的代表”。但对英国人来说，华夫脱党则是一个也许能够最终摆脱的麻烦。为了尽快摆脱它，他们监视了其活动（却并不太成功），在华夫脱党逐渐得势时逮捕并流放了其领袖，别的时候则假装他们并不存在。

华夫脱党的起源十分和平。一战结束后不久，一个由多名备受尊敬的埃及政治家组成的代表团（这是“华夫托”一词的本意）面见了英国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爵士，礼貌而坚决地要求结束埃及作为英国的被保护国地位恢复独立。领头的萨德·扎格鲁尔（Said Zaghlul）曾被克罗默勋爵（Cromer）赞为“对大众极有益的人”，他提醒温盖特英国最近保证将给予阿拉伯人民族自决，并指出埃及人更加有资格自我管理，更应该得到相同的待遇。他知道“崇尚自由”的英国人会对此抱有同情，然而引起温盖特警觉的是他还表示埃及已经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巴黎和会上向威尔逊总统提出此事。4

高级专员的态度是坚决的，然而却并未彻底击碎代表团的希望。埃及正经历通货膨胀，战争令国家趋于崩溃，公开地斥责代表团很可能引发群众性抗议活动。远在伦敦的殖民大臣寇松勋爵对温盖特的和缓态度极为不满，命令他回国。现在需要的是坚决的手段而非轻声慢语，在埃及必须也像在印度一样，被民族主义病毒感染之前将华夫脱党扼杀在摇篮中。1919年3月，在寇松的指示下，当地官员逮捕了扎格鲁尔及其同伙，然后一股脑地把他们流放到了马耳他（Malta）。

采取强硬措施的寇松显然错估了埃及人的脾气。英国在开罗的地方官也是一样，他们的判断失误更加不可原谅，因为他们原本应该更加了解埃及人的心理，但是他们没有。大体上，英国文官总是待在自己的圈子里，而与埃及的上层社会关系冷淡，对他们总是抱着取笑和鄙夷的态度。一年前，一个在苏丹工作的英国官员这样向里奥·埃默里解释这种自发的疏离：

我想我们的公学系统是挡在我们和埃及的受教育阶层之间的巨大障碍，这种系统一般不鼓励对知识的好奇，而是使每个人都聚在一起进行某些特定的游戏和娱乐。5

尽管有些例外的情况。最爱美和最矫揉造作的殖民长官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爵士曾经教一个埃及同事学习颇具阳刚之气的拳击技艺。但整体上看，英国人还是只想着网球赛和赛马会，几乎不走出俱乐部和酒店大门。就像斯托尔斯注意到的那样，很少有受过教育的埃及人愿意费劲再学英语，反而在英国统治30多年后还是满口法语。

随着动荡的加剧，人们越来越不安地感受到对埃及人的种族歧视也很普遍。麻烦初起时，当地官员和军人只是把那些死硬的民族主义者视为乌合之众，要么只是一群学生，要么是失业的落魄文人和整天泡咖啡馆策划暴乱的煽动者。6在1919年末与埃及人讨论时，米尔纳对埃及贵族阶层的“虚荣”颇为震惊，并将他们及其街头支持者称为在这个国家里“唯一喋喋不休的家伙”，暗示他们其实是少数派，只能代表他们自己。7在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1920年起任埃及英军总指挥的沃尔特·康格里夫（Walter Congreve）将军看来，即使是与聪明的埃及人争论也是在浪费时间。“你与东方人谈政治也许只能谈出最差的结果，踢他们的屁股没准他们却会爱戴你尊敬你。”8

那些确实动手的人同意将军的观点。1919年被征召来恢复秩序的军队显然很享受这一任务，尽管这延迟了他们的复员。英国、印度和澳新军团的士兵认为这些“埃及佬”生性奸邪惯于行骗，因此很乐意能够在镇压扎格鲁尔被流放造成的混乱时得到报仇雪恨的机会。士兵邮件检查员发现在士兵中间广泛存着“约翰牛主义”和对埃及人“愤怒与厌恶”之情。9这一直持续到1919年起义之后：庆祝艾伦比让步的埃及人遭到那些急切希望维持英帝国“尊严”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士兵的伏击。20世纪20年代，殖民当局不得不应对一连串来自埃及各阶层的申诉，他们都遭到了士兵们的粗暴对待。10种族歧视是绝大多数此类事件的背后诱因，尽管有些略懂政治的士兵把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作为1919年骚动的罪魁祸首。11

1919年3月发生的埃及革命是一次因反对粗暴对待华夫脱党而引起的自发性抗议活动。人们在各大主要市镇掀起了暴动及系统性的罢工与破坏活动，以使国内的铁路、电话和电报系统瘫痪。当地驻军指挥官将军爱德华·布尔芬（Edward Bulfin）爵士对此反应敏捷而坚决。暴民们不断被开枪射击，有时甚至被飞机轰炸和扫射，疑似的闹事者被军事法庭当场处以鞭笞或死刑。几名英国士兵被害更是火上浇油，指挥机关甚至一度认为他们已经无法控制手下人。这次事件的暴烈程度可以与镇压印度兵变相提并论，八周之内至少1500个埃及人死于非命。

此时艾伦比现身了，寇松对这个绰号“公牛”的指挥官寄予厚望，希望他以牛劲儿让埃及人承认失败的现实。可是这一次侯爵大人又错了。艾伦比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足够聪明知道他不可能永远靠武力统治埃及，尤其是他手下的士兵已经因为超期服役而越来越不听指挥。埃及现在需要一个由埃及大臣组成的文官政府与高级专员合作按照旧传统行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艾伦比通过解除对华夫脱党领袖流放的途径向埃及人伸出了橄榄枝。

艾伦比的这一让步开始了一段在他和他的继任者与华夫脱党人之间的复杂政治博弈。对英国来说，问题在于苏伊士运河今后的安全，它现在有时也被称为英帝国的克拉潘交叉口（克拉潘交叉口是英国伦敦的重要火车枢纽）。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轮船中，在英国注册的轮船占到了总吨位数的2/3至3/4.1935年起，苏伊士运河在战略上对英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英国要应对日本对远东的野心与意大利对地中海的野心。如果一旦皇家海军要集中力量对付其中任何一个对手，都必须用到苏伊士运河。这条水道的安全则全靠一座英国兵营和驻守在开罗和亚历山大附近的一支小分队，然而艾伦比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英国部队一直不断地要去镇压埃及的暴乱，那么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将永远难以保证。

公众舆论也不会容忍埃及一直处于紧急状态。1920年在讨论一个长期的英埃协定的必要性时，《每日邮报》宣称：

英国人民从来也不希望以持续不断的“动荡”为由压制其他民族……巩固英帝国的最佳手段永远都是赢得我们负责照料的人民的爱戴与信任。12

偏自由党色彩的《曼彻斯特卫报》《观察家》和《每日新闻》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不过《晨邮报》和《每日电讯报》还是在附和右翼保守党的意见，他们希望延长紧急状态以打得埃及人彻底不能翻身。

埃及人时常受到外来力量的干涉。1919年、1924年至1925年和1936年的政治危机中，英国的战舰都出现在了亚历山大和塞得港附近水域，英国的军队也在开罗街头列队通过。这些事件中英国政府都是在间接地帮助埃及王室维持政权，他们对控制其子民起着重要作用。浮阿德苏丹（1922年即位为王）按他自己的观点来看是一个爱国者，同时他极其痛恨华夫脱党。这就决定了他必然倾向于亲英，因为这样对华夫脱党不利。他在一次盛怒之下的咆哮竟然还破了音（这是因为他曾遇刺导致喉咙受伤），尽管如此，浮阿德想表达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他告诉艾伦比，华夫脱党领导人是“一群乱党和无赖”。13

之所以浮阿德会如此痛恨华夫脱党，是因为他们是埃及民族感情的另一个代表。华夫脱党的领导层无一例外来自地主贵族和中产阶层等上层，其中就有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的父亲。他们的财富使他们获得了埃及议会中的席位，同时也让他们能够支持华夫脱党的机构。因此华夫脱党的社会与经济政策偏保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其毫不动摇的民族主义精神使他们赢得了工会活动家、大学生、学童以及农夫们的支持，尽管英国官员十分正确地猜到很容易通过恐吓与贿选得到农民们的选票。14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华夫脱党表现得好像他们代表着公众舆论，坚定不移地贯彻着从英国统治下彻底独立出来的立场。这种不妥协对于把一个有不同派别的组织团结起来以及抵抗那些更加激进的团体如穆斯林兄弟会和20世纪30年代开始崛起的埃及青年党的压力非常重要。

在华夫脱党之外有一群埃及政客愿意与英国达成和解，浮阿德国王和继任的高级专员可以从中任命大臣。然而穿上英式紧身衣当官为宦有相当的风险，因为华夫脱党的边缘组织中有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它们给自己起一些“黑枪帮”或“秘密牺牲者”这样浮夸的名字，从事刺杀英国官员、士兵或者与高级专员合作的埃及人。

英埃之间的第一轮博弈结束于1922年，被恐怖活动与毫不变通的扎格鲁尔搞得心烦意乱的艾伦比强行让劳合-乔治放弃了英国作为埃及的保护国地位。丘吉尔对此怒不可遏，他认为这是艾伦比胆小怕事的体现，与此同时，扎格鲁尔和华夫脱党人进一步要求英国给予埃及完全的自由。各方为此争吵了两年时间，其间扎格鲁尔再次遭到流放。1924年，一个新的争论焦点出现了：苏丹的归属。英国人再次显露了强硬姿态；迫切希望在选民面前展示强硬能力的工党拒绝考虑改变苏丹现状的任何可能性。

然而苏丹总督李·斯塔克（Lee Stack）爵士于1924年11月在开罗街头被暗杀一事终于耗尽了艾伦比的耐心。“公牛”开始发怒了，他指责扎格鲁尔和华夫脱党挑唆了这次暗杀并向埃及人提出了羞辱性的条件，甚至威胁如果政治性暴力活动还不停止，就将抓获并枪杀人质。这对于新成立的鲍德温政府来说实在太过了，因此他召回了艾伦比，换上估计更加老练的劳埃德（Lloyd）勋爵——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

劳埃德把英国对埃及的统治作了理性化的分析。作为一个浪漫的托利党人，他把埃及农夫想象成坚定正直的人，心里清楚英国人是他们的朋友，但是却受到了狡猾的煽动者哄骗。英国管理下的埃及政府做了很多好事，即使到今天埃及人还以“英式办法”来指代那些程序公平、诚信的办事方法。15劳埃德不无理由地担心1922年建立的那种政府体制将造成1882年以前的那种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的作风卷土重来。16因此他不赞成“割肉止损”并且拒绝“躲在‘民族自决’这个浅薄的道德保护伞之下”。171929年，新的工党政府将劳埃德这个看起来见解陈腐的家伙解职，另派一位专业外交官出任高级专员。

英国与华夫脱党之间的博弈也逐渐陷入了僵局。从1919年至1935年，总共召开了八次正式会议以解决埃及的最高主权问题，但均无果而终。在此期间，埃及先后经历了20个政府，但华夫脱党却并未淡出。1935年它组织了一次新的群众性示威和罢工活动，这次英国的应对更加认真，因为其在埃及的地位正经历外部威胁。墨索里尼对利比亚的野蛮吞并，他称霸地中海的幻梦，以及他近来对埃塞俄比亚的野心都更加剧了英国解决埃及问题的紧迫性。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一旦英国和意大利关系出现危机，英国将不可能抵御来自利比亚的进攻并同时控制住埃及。苏伊士运河也远不止是面子问题。于是就出现了1936年的英埃协定。鉴于过去17年的历史，这项协定可以说是一项外交胜利：英国继续保留其在埃及的军营和空军基地，继续使用亚历山大的海军设施，并与获得完全独立的埃及结成同盟。开罗的高级专员官邸于是变成了英国大使馆，而高级专员迈尔斯·蓝普森（Miles Lampson）也成了自1882年以来英国的第一位驻埃及大使。

可是1939年二战爆发后的几个月却显示埃及对英国与轴心国斗争并不热心。1939年9月，埃及内阁拒绝对德宣战，不过却表示将遵守英埃协定条款并向英国“提供援助”。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埃及对英国采取了友善中立政策；它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扣留德国人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英国则继续把埃及变成防御苏伊士运河与整个中东地区的坚强基地。

然而埃及政府的立场却在1940年6月意大利参战时发生了动摇，尽管断绝了正式外交关系，它们却在扣留超过六万个在埃意大利人社区问题上采取了拖延战术。蓝普森很有理由怀疑埃及的友善中立只是个幌子，浮阿德国王及其密友其实希望轴心国取得胜利。浮阿德于1936年即位为王，他很有希望将效仿其父采取亲英路线，因为浮阿德曾在英国桑德霍斯特（Sandhurst）军校受训，也许曾在那里获得了英式价值观。但1936年却不是一个当国王的好年头；浮阿德继承了其父对华夫脱党人的厌恶以及成为全民爱戴焦点的野心。这位未来的爱国国王同时还是色情出版物的收藏家（其收藏量举世无双），沉湎女色并热衷于跑车。他在战时的表现显示他对英国的感情跟他的道德观一样脆弱。他和手下的许多高级军官与大臣暗地里都认为英国会输掉战争，考虑到1940年至1941年西非沙漠、希腊和克里特岛附近的厄运，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普通埃及人害怕入侵和轰炸（开罗在1917年曾经遭遇这些），而社会上层则发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十分吸引他们。18

战争之初，蓝普森对埃及人的忠诚深表担忧，甚至准备在必要时恢复埃及的被保护国地位。191940年至1941年间，他和外交部官员压抑了他们对浮阿德的怀疑而采取了一种警惕的无为政策。他们准备了一个后备政府，以防浮阿德与德国和意大利密谋。讽刺的是，蓝普森认为华夫脱党领袖穆斯塔法·阿纳哈斯（Mustafaal-Nahas）更能代表英国利益，尽管其政党一贯持反英立场，却也是全心全意地支持同盟国。

到1941年底，在浮阿德和华夫托党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重任全压到了蓝普森肩上。浮阿德越来越倒向轴心国集团，因而无法再受到英国信任。蓝普森认为到了要么让他老实听话要么就下台的时候了。1942年2月3日至4日的夜间，一支英国人、新西兰人和南非人的混编部队与装备布伦式机枪的车辆一起包围了阿卜丁宫（Abdin Palace），还有几辆坦克开到了阿卜丁广场（Abdin Square）。上午9点蓝普森进入王宫，要求目瞪口呆的浮阿德签署文件任命阿纳哈斯为首相。浮阿德后来自己声称，他在强烈抗议后极不情愿地照做了。浮阿德还表示交给他的那份文件纸张破破烂烂，有损其皇家威严。随后传开的流言说英国人动用了一辆坦克来撞开宫门，随侍在蓝普森两侧的南非士兵还在愤怒的国王面前挥舞了手枪。

蓝普森使作为英国行动基地的埃及确保无虞。这比其他问题都重要，他甚至准备在浮阿德固执己见的情况下让其退位。但这种赤裸裸的武力解决让埃及人心灰意冷，并让他们重新意识到自己还是处在英国人可以对其为所欲为的境遇之下。“怎奈何如此灾祸降诸吾国？”已经是低级军官的纳赛尔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他认为如果有愿意反抗的埃及人，那么“帝国主义将会像娼妇一样退让”。然而尽管这一事件显示出其国民依旧凄惨无助，无法立即一雪前耻，但它依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件事对士兵和我们军官的精神和思想都产生了全新的影响，”纳赛尔记得，“从那以后军官们不再谈论如何腐败，如何享乐，而是如何奉献，以及为了国家尊严而自愿献出自己的生命。”20

第四章

趾高气扬的女家庭教师：中东地区

1919-1942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五个月前，探险家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开始了在中东的朝圣之旅。她希望探寻“革命口号的亚洲意涵”，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经历了两年的漫游后，她得出结论，“平等和友爱”的概念在这个多民族、多宗教艰难共处的地区反而是危险的。中东人完全缺乏贝尔所谓的“英美国家人那种对本国困难的共同担当”，这使得他们在今后无法形成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1

与此大同小异的论调于1918年之后不断出现，而且绝大多数出自像贝尔小姐这样自诩对中东了解颇深的人之口。工党议员约翰·瓦德（John Ward）上校曾建立了一个运河领航员工会，他于1922年以自己1884年至1885年间在苏丹的战斗经历现身说法警示下院议员，完全套用欧洲的政治观念将使全体“东方”民族“深受荼毒”。那种认为“贫穷的印度农民、可怜的科伦坡或其他任何港口的苦力能享受与我国受到教育的工人相同的待遇”的想法是愚不可及的。2一位自由党议员则回应道，认为“上帝赐给了我们决定东方人命运的特权”的这种想法才更加荒谬绝伦。3

然而过去四年发生的事情却显示出劳合-乔治政府的官僚们恰恰认为自己享有塑造中东及其居民的未来特权，无论这是否来自于神圣恩典。他们在行使这一特权时一丝不苟，却也彻底地无视现实。通过强权政治与霸权外交，英国政府实施了一种侵略成性、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政策。

这股恐吓与吞并的主要推手之一就是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他已年届六旬，其职业生涯中大半都在为印度的安全感到烦恼。但在1918年11月，似乎他的烦恼将要结束了。土耳其和俄国业已顺服，而英国在整个中东地区部署了超过30万兵力。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被英国占领，有一万人在波斯保护石油矿井并维护英国在里海南岸利益。另有一支临时拼凑的炮艇队在里海巡弋。在东边，跨里海地区有一些英国和印度部队驻守城镇，保卫铁路线，还与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发生摩擦。英国军舰主宰了黑海，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也在英国的控制之下。

英国军力这种前所未有的汇集给了寇松实现其梦想的机会。英国现在有能力在从苏伊士运河到印度边境之间的地区建立一条安全通道，同时也就是在中亚建立了一个缓冲区，以阻止俄国人进入波斯和阿富汗。如果这些条带状的土地能一直处于英国的直接控制下，那么英帝国的力量将得到难以估量的加强，因为这样一来帝国内的流通将不再完全依靠苏伊士运河。开罗与孟买（Bombay）之间在1919年初开辟了新航线，同年11月，罗斯·史密斯（Ross Smith）爵士驾驶一架维克斯公司产维米式轰炸机从英格兰经埃及、印度和新加坡飞抵澳大利亚。在他飞行的中段，他飞越了巴勒斯坦南部、伊拉克和波斯。在接下去的几年里，人们在考虑建立大马士革与巴格达之间的陆上飞行路线。

寇松在中东建立最高权力的愿景很快就变成了噩梦。1918年11月部署在这里的大量军队由义务兵和志愿兵共同组成，他们很明白地声明他们参战是为了打败德国和土耳其，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帝国。1919年前半年这些完成了任务的士兵被陆续送回祖国，需要找人替代他们。另外，英国政府还要再找额外的人来满足其他地区的需要。1919年至1920年间，需要派兵驻守莱茵兰（Rhineland），监督西里西亚（Silesia）的全民公决，加强在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巡逻爱尔兰，防卫印度西北边境省，并平定印度北部大片地区的叛乱。还需要在英国留下一些士兵应对矿工和铁路工人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劳工运动。为中东部队提供了18万人的印度也感受到了压力，它向伦敦抱怨开支和国内安全部队的紧缺。英国要求自治领也出一把力，但只有新西兰接受，其他自治领则争辩它们除了苏伊士运河以外在中东没有直接利益，而运河并未受到威胁。4

即使找到了足够的人，政府也没钱给他们发饷。1919年的经济兴旺很快落幕，紧接着的就是衰退。在战前还只有3%的失业率到1921年底飙升到17%。背负着战争债务的英国又面临着税收岁入降低和福利支出的同时升高。财政紧缩成了当务之急，为维持英国在波斯的存在而必须每年花费3000万英镑的款项遭到了财政部和纳税人的严密审查和质疑。高级军官，尤其是手头很紧的亨利·威尔逊变得对那些似乎认为军队可以凭空得来的大臣们越来越不耐烦。他的副手菲利普·切特伍德（Philip Chetwode）将军在1921年8月直率地评论说：“干涉他人事务和制造悦耳的‘和平’之声的习惯就好像是‘鸡奸癖’，一旦养成就无法改变。”5也许他说得对，但是英国政府已经开始面对现实了，因为事情已经很清楚：他们的资源已经被使用到接近极限。

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党人会在当年春季发动攻势，部署在俄国南部的一小群士兵在1920年被撤出。此举使英国在当地的威望受损，因此遭到很多抱怨，而1920年5月内阁决定撤出驻守波斯北部的军队时则争议更大。6寇松预言除了其他灾难之外，波斯将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个与当地指挥官埃德蒙·伊恩赛德（Edmund Ironside）少将的看法一致。少将认为由于“上层阶级彻底的腐化堕落”，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已经成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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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上，尽管共产党政府一再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并且在1921年分别与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的民族主义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但是俄国其实根本无法积极参与到中东的冲突中来。对英国人野心的抵抗来自于中东内部而非中东之外，而且还得到了英国国内游说集团的有力支持。这一团体声称中东不能再受到上个世纪非洲那样的对待，不能再把这里当作是一个可以不考虑当地民众的愿望就任意瓜分和征服的落后地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最后时日里觉醒的当地民族主义已经成了一支无法被抛在一边的强大力量。其实，它现在的激情与活力是战时英国鼓励的直接后果。

问题是培育阿拉伯民族主义只是英国的战时中东政策的线索之一。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分了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而1917年11月的《贝尔福宣言》则宣布将来要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占区建立犹太人的“祖国”。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也开始在中东传播，这令恰好广为阿拉伯人所熟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在相比之下成了笑话。看起来英国和法国似乎准备放弃它们的帝国野心，这种印象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又得到了确认，两国政府都宣布打算将威尔逊的原则应用于前奥斯曼帝国的土地。这是因为知道这一点，库尔德人才会在1918年秋把英国和印度军队当作解放者来迎接。他们的领袖谢赫·马哈茂德·巴尔扎尼（Sheik Mahmudal-Barzani）将一份英法保证的复印件当作护身符一样保存起来，希望借此将他的民族变成一个国族。在接下去的六个月里，他一直忙着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一个库尔德人国家。

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或者在伊拉克内部出现任何自治政府，对该国的地方行政官阿诺德·威尔逊（Arnold Wilson）上校来说都是奇耻大辱。这位曾经的部队拳击冠军在晚年与法西斯主义纠缠不清，他想让伊拉克成为印度的附属国。印度移民将占据这里，他最希望“健壮的穆斯林农民”到这里定居。81919年5月，阿诺德爵士命令一支英印军队消灭处于萌芽状态的库尔德国家。他们发现很难找到库尔德游击队，于是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们向时任陆军大臣的丘吉尔要求使用毒气。他同意了，但实际上并未真的使用。9不到一年时间，英国就揭下了仁慈的面具，露出了征服者的狰狞面目。

情况在1918年12月终于发生质变，法国总统克莱蒙梭（Clemenceau）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进行了私下的讨价还价。英国获得了蕴藏石油的伊拉克北部，法国则得到了这些石油开采公司1/4的股份，并且其在叙利亚和黎巴嫩（Lebanon）的权益也得到确认。1918年与1919年之交的冬季，法国军队开始进驻贝鲁特（Beirut）。

失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巴黎和会和威尔逊总统的良心之上。可惜这两者都不太靠得住；威尔逊在埃及民族主义者面前支支吾吾地表示他们与英国的争端与他本人无关。在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制度下，叙利亚和黎巴嫩将被交给法国统治，而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则归英国所有。委任统治是一个新词，一些人认为它其实是老式殖民主义的委婉说法。负责管理的大国与被其管理的领土之间的关系，和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中间多了一个国联委任统治委员会作为理事会。管理国的任务是为了被管理国子民的最大利益而进行统治，使他们免于被剥削，并逐渐提升他们的精神、物质和政治发展水平。1920年5月，几个大国在圣雷莫（San Remo）达成了这些共识，却没有听取任何中东国家的意见。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这种开明的帝国主义没什么好感，它把阿拉伯人贬损为必须在别人监护下才能生存的弱势群体。哈希姆系王公费萨尔（Faisal）埃米尔在一战中与同盟国并肩战斗，因为他误认为盟国对他奖赏的将是叙利亚王国，于是当他20世纪20年代初返回该地，他宣布其独立。他的姿态令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激动不已，其中一些人曾经是费萨尔军队的老兵。于是一些反对《贝尔福宣言》的阿拉伯人开始在耶路撒冷举行暴乱，攻击犹太人及其财产。10

于是扩展到伊拉克的所谓第二次阿拉伯起义在圣雷莫协定的消息传来之后加剧了。在伊斯兰斋月（当年5月）期间，什叶派和逊尼派宗教领袖与哈希姆派人员和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发动了一系列反对英国继续统治的抗议活动。11因为一个英国官员以逃税的罪名逮捕了一位著名民族主义教长，示威在6月初变成了一场革命。威尔逊脆弱的统治迅速瓦解，现金和兵力都捉襟见肘的殖民政府发现自己正被拖进一场战争。

经过相当大的努力，殖民政府终于找到了增援。在印度，刚刚退伍的锡克族士兵被100卢比（合16镑）的奖金吸引了回来。12到9月，当地指挥官艾尔默·霍尔丹（Aylmer Haldane）将军已经开始取得优势，尽管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吵着要求获得大量毒气供应。13但这是多余的，就像他后来承认的那样，空中力量已经可以使他们在情况变得严峻的时候夺回优势。在当年结束之时，秩序已经得到了恢复，尽管采取的办法经不起仔细的审查。陆军部副大臣皮尔（Peel）子爵很高兴地看到国内的那些“怀妇人之仁者”被驻爱尔兰黑棕部队的残忍分散了注意，因此没有注意到伊拉克发生了什么。14

然而英国媒体和议会下院却注意到政府的中东政策除了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浪费以外一无所成。威尔逊上校那种英属印度式管理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很明显伊拉克人不愿意受到那些地区殖民官的统治，这些人大体上都表现得就像是英国公学的风纪委员。虽然很大程度上由于高科技的运用，让法国人可以镇压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英国人也能在耶路撒冷和伊拉克如法炮制，但是二者此后控制这些受其管理的国家时也显得愈发困难。另外，对部落居民使用毒气的威胁与委任统治体系背后所蕴含的基本人道主义和仁爱观念之间的矛盾也无法调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与阿拉伯人达成一个可以平衡英国的战略需求和当地民族主义者愿望的妥协。

这也是劳伦斯在20世纪20年代选择的路线，因此他在英帝国内开展了一场鼓吹阿拉伯人实现民族自决的媒体宣传活动，作为高压政策的替代方案。为什么伊拉克不会是第一个“棕色自治领”？他如此问道。伊拉克战争花费的4000万英镑的军费令政府相信他是对的。1921年初他加入了刚刚接手殖民部的丘吉尔的班子，得到的命令是与各委任统治国达成协议以把维持安全的费用降到最低。于是就产生了1921年3月的开罗会议。英国和哈希姆家族在一战期间结成的同盟关系得到了维持，费萨尔得到了伊拉克的王位，其兄弟阿卜杜拉则获得了被称作外约旦（约旦）的王国，正如其国名提示的那样包括约旦河东岸的土地。这两位国王都要任用英国官员作为顾问，以保证委任统治的条款得到遵守。英国殖民部将负责统治巴勒斯坦，其内部安全事务则交给从已经完成使命的“黑棕部队”和辅助部队中招募组成的“宪兵队”。

伊拉克和约旦的和平将由一个被称为“空中控制”的全新体系来维持，这个体系得到了丘吉尔、劳伦斯、里奥·埃默里和空军总参谋长特仑查德（Trenchard）空军元帅的大力支持。飞机已经在苏丹、印度西北边境省和索马里最近的平叛行动中得到了运用。索马里的“疯毛拉”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在1920年其据点遭到轰炸之后终于被打败，英国殖民部将这次行动评价为一场现代化战役。其总耗资为70000英镑，即为至今为止最省钱的帝国战争，很大程度上让那些拿不定主意的人心悦诚服地明白，空中控制是管理帝国里比较凶蛮臣民的最节省手段。

约旦王国和伊拉克王国都可以使用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另有装甲车辆营和英国军官指挥下的本地士兵分队提供支援。当局会使用轰炸机应对任何暴乱的出现，首先会投掷警告的小册子，然后是轰炸财产和牲畜。扔到“疯毛拉”村庄里的小册子是一些生动而粗俗的声明（“政府有长长的手臂……它的官员会像鸟一样飞”），但之后它们的语气却变得几乎像是在道歉。1938年12月，印度西北边境省阿萨尔考特（Arsal Kot）的居民得到了一些小册子指示他们在轰炸机出现时应该怎么做，其语气听起来就像是老奶奶的叮嘱：

你应该……把所有人都带到危险区域以外的安全地点并在得到进一步通知之前远离危险区域。政府不希望你的女眷和孩童受到伤害……你也应该知道摆弄未爆炸的炸弹是极其危险的。15

这些建议的最后一段经常被人们无视；有时未爆弹会被搬到军用公路边，放到公路、桥梁等的涵洞里再用灌木树枝覆盖，然后就会被引爆！在1930年至1932年伊拉克的行动中，炸弹会使用延时引信以防止村民在黑夜的掩护下爬回自己的房子。在这场战役中，作为小册子的补充，装在货运飞机上的高音喇叭会播放警告信息。在这个识字率还不到1/10的国家，这可真是一个合理的举措。16

空中控制节省资金，但它却引起了两派人的激烈争论。一派认为它是一种在狂野和不易到达的地区保持秩序的有效手段，另一派则认为它是一种严酷且不人道的堵漏措施。支持空中控制的人强调其迅捷的特点。过去对叛乱行为的惩罚要花相当长时间才能实现，而现在鞭子很快就会打下来。他们声称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平民伤亡，还一再指出老式的惩罚措施总是包括焚烧庄稼，杀死牲畜和摧毁房屋等。而反对空中控制的人则通常是那些被新兴兵种抢了戏的士兵们，他们深感自尊受到了伤害，因此抗议这种行为是不人道的。老练的印度西北边境省军政官弗朗西斯·汉弗莱斯上校（Francis Humphrys）也曾在一战中当过飞行员，他担心从天空进行社会监控将激怒而非安抚民众：

毫无必要地施加过多的暴力，在很多情况下不但没有使部落人退缩，反而给他们植入了不灭的仇恨和复仇的欲望。这一政策减损了部落人对英国公正公平理念的信任。17

无论对部落人的惩罚采取何种形式，英国在对伊拉克进行空中控制的初期显然没有任何“公正”可言。开罗会议后不到几个月，丘吉尔就被一份报告震惊了，其中描述了部落人男女老幼是如何在逃离村庄的过程中被机关枪扫射的。18这个事件被小心地隐瞒于公众的视野以外，因此也很好理解空军元帅约翰·所罗门（John Salmon）爵士在演讲中阐明1921年至1925年间对伊拉克实施空中控制的成效时，并未提到这一事件。他的讲话以一个乐观的看法作为结束：多亏了空中控制，“一群成分混杂的野蛮又无法表达自己的部落已经成为一个由投票决定的代议制政府系统”。19

除了给伊拉克带来了政治稳定的表象，所罗门的飞机还在击退1922年至1923年土耳其对摩苏尔省一次三心二意的入侵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次进攻令人不快地提醒人们劳合·乔治政府没能成功地阉割土耳其。1920年至1921年间，法国、意大利和希腊不断受到鼓励去声张它们在小亚细亚部分地区的主权，但它们都被阿塔蒂尔克的军队打了出去。1922年秋终于轮到了英国，因为土耳其民族主义领袖把注意力转到了驻扎在达达尼尔海峡亚洲一侧岸边的英国军队身上。尽管有些英国大臣持保留态度，但英国内阁做出了强硬姿态宣布准备继续留在土耳其。除了新西兰，其余自治领都拒绝提供帮助。在国内，公众和舆论对所谓为了威望的说法毫不买账。保守党离开了执政联盟，劳合·乔治被迫下台。经过了在查纳克（Chanak）的一次惊心动魄的对峙之后，英国军队离开了土耳其土地。

英帝国在中东咄咄逼人的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公众的不满、资金的匮乏和士兵的短缺都使英国不得不放弃好战的政策转而采取妥协的办法。从1922年开始，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威仅仅依靠纸面上的承诺。1923年英国与土耳其在洛桑（Lausanne）达成协议，把摩苏尔划归伊拉克，但有人担心阿塔蒂尔克（Atatürk）可能会食言。1925年英国制订了一个应急计划，如果摩苏尔再次遭到入侵，一支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海上力量将进攻海湾地区。20其实对于摩苏尔争议，人们关心的并不是伊拉克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是石油。

中东地区的石油储备在当时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还没有像1945年以后那样巨大。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和墨西哥生产了世界上超过4/5的石油，尽管其中绝大多数都用于美国国内消耗。接着对石油的需求开始增长，1914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对波斯和伊拉克的石油进行初步勘探工作。波斯政府授予了英伊石油公司一项涵盖约50万平方英里土地的石油开采权，有效期一直到1961年。钻井工作开始于1909年，三年后，阿巴丹岛（Abadan Island）上的一座巨型炼油厂开始运转。产量也从1919年的750万桶上升到1934年的5700万桶。在和平时期，油井的安全和石油的不间断输送依赖的是波斯政府的善意及其维持国内和平的能力。这些都由莱扎·巴列维（Reza Pahlevi）予以提供，他曾是一名哥萨克军官，在英国人的首肯下他于1920年发动政变并在五年后自立为王。得到了军队的支持，莱扎王是一个愿意与外国商业利益合作的理想“强人”。伊拉克基尔库克（Kirkuk）的油田从1927年开始运转，由英国、法国和美国资本投资的土耳其石油公司负责其运营。其安全和延伸至巴勒斯坦港口海法（Haifa）的输油管线都要仰赖伊拉克政府。

伊拉克及其石油依然处于英国无形帝国的牢牢掌控之下。1930年英国放弃了其委任统治权，伊拉克则被认为获得了独立。然而实际上它受制于同年签署的一项同盟条约，因此仍是英国的一个卫星国。英国负责训练和装备伊拉克军队，被许诺可以在战时使用大量基地和交通设施，并在哈巴尼亚（Habbaniya）继续保留有机场和兵营。

《英伊协定》和六年前签署的《英埃协定》一样成了民族主义者怒火的集中目标。这两个协定及其赋予英国的基地提醒人们英国依旧是中东的主宰大国，而那些获得了理论上独立的中东国家归根到底是不能被允许损害英国利益的。但英国也并非事事如愿：1919年的埃及叛乱及一年后遍及整个中东的叛乱迫使英国政府与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达成妥协。但这一时期的事件却几乎摧毁了比较开明的阿拉伯人对英国的信心。黎巴嫩基督徒同时也是亲英者的爱德华·阿提亚（Edward Atiyah）曾在亚历山大港的英语学校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他这样回忆那些曾经相信英国人具有荣誉感、正直心和公正意识的人所感到的苦涩：

英法在一战及之后不久的外交作为——《赛克斯-皮科协定》《贝尔福宣言》、圣雷莫会议的决定震惊了那些哪怕是最忠于英国的人，这种幻灭感更因为个人接触和经历了托管统治而感同身受。21

那些代表英国之人的蠢行也令阿提亚对英国的敬仰和尊重之心发生了动摇。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任教于喀土穆戈登学院，英国同事的趾高气扬令他齿冷。当总督访问戈登学院时，所有的非英籍教师都被命令回避，这令阿提亚深感忧愤，从而变成了一个厌恶英国的民族主义者。即便如此，他依然以英国在行政改革、经济及教育革新等方面的成就来为其辩护，但他也觉得无法反驳那些向他抱怨曾遭到英国人侮辱的苏丹人（当然也可以是埃及人和阿拉伯人）。“你的朋友们已经毫无希望，”有人宣称，“他们永远都不会摆脱种族傲慢；我们绝不可能和他们做朋友。他们说他们待我们如伙伴，如平辈，但这些只是空话。在心里他们仍然是统治者，是上帝宠爱之人，对我们提出的平等要求实际上心怀怨恨。”22

读过劳伦斯《智慧七柱》的人都知道，劳伦斯与他的很多同胞一样，对阿提亚这样接受了西方教育，并因此认为他们与欧洲人享有平等地位的阿拉伯人的态度显然是颇为冷淡的。劳伦斯更喜欢那些未受外界影响，还在遵循古老的价值观以传统方式生活的阿拉伯人。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和他们迁徙而过的空旷土地，就像他们那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及占据社会结构顶层的贵族一样，有一种独特的浪漫感。这个古老的部落世界在英帝国偏僻的波斯湾地区未被污染地留存了下来。在这个未被20世纪干扰的世界里，酋长们实施着独裁统治，英国谋士则在侧辅佐，英国的援助也充盈着他们的国库。在这个地区，英国的友谊依旧有用。当沙特阿拉伯的部落人在1929年威胁科威特边境时，英国从伊拉克派出了两艘巡洋舰和数架战机，侵略者于是很快地离开了。

通常也是受到劳伦斯笔下的贝都因人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一批英国军官沿着他的脚步前赴后继，其中最出名的是连续两任约旦阿拉伯军团的指挥官弗雷德里克·皮克（Frederick Peake）和格拉布帕夏（Glubb Pasha）。他们与阿拉伯人建立了友谊，在偏远的人迹罕至地区活得津津有味，同时低调地在约旦、阿曼（Oman）和海湾地区的那些小酋长国里维护着英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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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阿拉伯人对英国的善意从1936年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意大利开始试图控制地中海地区并在东非扩张势力，英国在中东的霸权逐渐开始面临压力。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上台以及他们先后与英国在外交上的交锋在中东引起了人们巨大的热情：

阿拉伯国家的大众惊讶于希特勒的力量和屡屡成功的“秀肌肉”。他们就像是敬佩牛仔影片中的主人公一样敬佩并欢呼这位德国独裁者。这些单纯、无知的人们把希特勒看作是值得称赞的汤姆·米克斯（Tom Mix）在为其祖国——需要帮助的女主角——受到的不公正复仇，同时他们还钦佩希特勒的英勇与成功。他们还从希特勒的成功中获得了一份个人快感。希特勒的成功对英国是一种羞辱，而他们就希望看到英国受辱。英国当世界的女教师、阿拉伯国家高傲的家庭女教师的时间有点太久了。她的儿子们对待阿拉伯人的蛮横态度令他们非常不受欢迎。23

这也许有些夸张。然而重要的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1936年至1939年间的成功与英国试图镇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起义在时间上恰好重合。巴勒斯坦事件对阿拉伯舆论的影响极其重大；起义本身与英国的镇压行动成了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热情的焦点。巴勒斯坦象征着阿拉伯的无能和英国对阿拉伯人意见的漠不关心；因此也难怪阿拉伯人自动地把英国在国际上的敌手当作他们的朋友。

巴勒斯坦乱局困扰和激怒了连续几届英国政府。情况经常是每当英国有权支配一个种族和宗教都分裂的地区时，问题就出在如何平衡不同派别的利益与诉求。依照《贝尔福宣言》的内容，英国已经宣布其欢迎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因此它便和为欧洲犹太人寻求避难所的国际锡安主义运动结成了同盟。锡安主义是对俄罗斯帝国内由国家和教会资助的反犹主义和那里与日俱增的集体迫害的实际反应。在像法国和奥地利这样表面上更加开明的国家里，一种隐蔽的“冷暴力”式反犹主义势头正猛。原因很简单，1914年前大量欧洲犹太人处境凶险，无法依赖正常国家对公民提供的保护。情况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继续恶化：1917年至1922年间在两个反犹主义最激烈的地区——波兰和乌克兰——集体迫害出现了回潮。

犹太人的悲惨处境使他们赢得了许多人道主义和自由派英国政治家比如贝尔福、丘吉尔和里奥·埃默里等人的支持，后面两位是两战期间锡安主义的最忠实支持者。但是自从《贝尔福宣言》发表的那一刻起，阿拉伯人就对此抱有深深的不安。他们自然会质疑犹太难民将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巴勒斯坦，以及他们有多少人。

后来改信锡安主义的T.E.劳伦斯最初与阿拉伯人一样感到忧虑，担心贫穷的东欧犹太人大量涌入，不过他却欢迎受过教育的英美中产阶级犹太人，那种他从牛津大学时代就熟悉的犹太人。24他的想法非常有趣，这反映了英国在爱德华时代存在的反犹情绪，当时大量来自于沙俄的犹太劳工涌入造成了英国人对“外来者”的敌意猛增。社会上层对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犹太人腹诽颇多，另外，西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和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这类天主教保守派人士的著作中也有一条仅略作掩饰的反犹主义线索贯穿始终。关于犹太人与共产党之间存在关联的骇人臆测和1919年的《峋山长老议定书》骗局也在极右翼势力中培育了反犹情绪。1920年，狂热的锡安主义者理查德·迈纳茨哈根（Richard Meinertzhagen）上校确信在巴勒斯坦服役的其他兄弟部队的军官大都受到了反犹主义的毒害，无法在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交往中做出公正的判断。25

当然这不无道理，不过也有许多当地人员和白厅官员认为阿拉伯人的权益受到了威胁因此应该受到保护。犹太定居者资金充裕、有条件购买大片土地建设定居点，也使一群无地的劳动者在犹太人聚集区找不到工作，因为当地业主更愿意雇佣本民族的人。阿拉伯人开始将阿尔及利亚当作巴勒斯坦的前车之鉴，法国政府把那里最好的土地交给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阿拉伯人想到了处在墨索里尼殖民统治下的利比亚，那里的意大利殖民者正在排挤阿拉伯人。另外，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还觉察到英国政府似乎对锡安主义者及其支持者言听计从。

积累的不满和种族紧张终于在192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反犹示威中爆发了，这造成了将近900名犹太定居者伤亡。这些突发事件无情地警告英国政府迟早要对巴勒斯坦的民族平衡问题做出明确决断。没有人打算主动去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争议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因为这必然涉及在观念和领土上做出退让。阿拉伯人认为他们在抵抗对他们曾经居住和耕种长达几个世纪的土地的侵占，同时也是在抗拒他们在未来成为犹太人国家中贫穷的少数民族这样的前景。而犹太定居者则认为他们是这片很久以前就由上帝赐予他们的土地的合法继承者，他们要把这片土地利用到极致，使其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避难所。因为早在1922年，英国政府就明确宣布将会根据土著种族的利益而非白人殖民者的利益来决定肯尼亚的未来，所以他们觉得谨慎起见还是将巴勒斯坦问题放一放为好。某个时期看起来这个难题可能会自然地自我化解；1927年至1932年间犹太定居者的迁入率降低了，同时由于医疗条件的提高（委任统治带来的好处之一），阿拉伯人的出生率则出现了提高。1933年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为80万，而犹太人口则为20万。

然而就在此时，欧洲出现的情况急剧地改变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性质和规模。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时德国大约有50万犹太人。在之后的五年里纳粹当局鼓励了15万犹太人离开德国，甚至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事务局达成协议帮助他们向那里移民。与此同时，随着德国兼并奥地利（1938年）和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处于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数量继续增加。更加严重的是，纳粹的行为使一些反犹主义已经像疾病般蔓延的国家情况愈演愈烈，犹太人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都遭到迫害。因此，历史上，犹太人曾两次大规模逃离欧洲。第一次包括纳粹统治国的犹太难民的乘机出走，其中5.7万出走美国，5.3万去往巴勒斯坦，另有5万逃到英国。第二次则是东欧的犹太人，其中7.4万人从波兰逃亡巴勒斯坦。六年间总计共有21.5万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使那里的犹太人口达到了47.5万人。26

与天主教教会和东正教教会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伊斯兰世界传统上一直比较能够容忍犹太人。但是面对洪水般涌入的犹太移民以及进一步转让土地的情况，阿拉伯人高层开始寻求对以上两方面都加以限制并且要求为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制订时间表。这些诉求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同时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1936年4月巴勒斯坦发生了阿拉伯起义。这次起义暴露了这一地区安全形势的脆弱性，尽管英国已经统治了长达18年之久，这里依旧盗匪横行、武器泛滥。与在爱尔兰南方一样，当地的警察部队根本无力抵挡由系统性伏击、谋杀、破坏交通线以及总罢工组成的攻势。当局手忙脚乱地试图恢复权威，但收效甚微。1936年9月共有9000名士兵被选派到巴勒斯坦，但他们到达后得到的命令却极其令人迷惑。一方面他们被告知“所有阿拉伯人都是你们的敌人”，另一方面当局还要求他们，“尽一切努力缓和局势，弥合伤痛而非制造新的创伤，使用和平的手段恢复秩序”。27首鼠两端的做法反映了高层的犹豫不决。当年9月内阁批准了对游击队占据的村庄进行轰炸，下个月初又决定实施宵禁。28巴勒斯坦总督亚瑟·沃科普（Arthur Wauchope）将军拒绝执行第一项决议，并认为第二项决议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将阻碍通过协商达成协定的进程，此后他和英国内阁都遭到了国际联盟托管委员会的谴责。29

接下去的三年时间里，英国陆海空三军发动了一场反游击战争，其间巴勒斯坦的大片土地曾暂时被敌人控制，包括耶路撒冷和纳布卢斯（Nablus）。起初人们希望可以通过皇家委员会实现妥协，这是英国政府希望可以不必立即做出政治决定而又能令局势缓和时的典型做法。道德高尚而又心怀善意的皮尔委员会成员们经过搜集、筛选证据，1937年9月他们提议分割巴勒斯坦并限制犹太移民数量。经过一番犹豫，双方都拒绝了这个方案。

至此，巴勒斯坦问题成了令英国难堪的国际问题。最敢说的阿拉伯利益代言人，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明·侯塞尼（Haj Amin al-Hussaini）流亡海外，并开始游说临近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向英国施加压力。他的往来奔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断进行的反英宣传及阿拉伯人的支持者们都令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深感困扰，他的许多下属也因此产生了非常合理的担心，继续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继续模糊处理和压制将会减弱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

阿拉伯人不断增长的反英情绪对意大利和德国来说则是一个利好，于是它们便趁机在巴勒斯坦浑水摸鱼。1938年至1939年，两国的宣传机构开始在广播中声称英国贵族反对阿拉伯人。这些说法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来自于巴勒斯坦地区之外的阿拉伯线人，不过在1939年初英国情报机构也发现有两名纳粹特工在收集诋毁英国军队的情报，而且还有可能给阿拉伯游击队派发资金。30有证据显示俄国也在从阿拉伯人中招募特工，并将一些人送往莫斯科受训。31尽管有英国广播公司的环球广播在进行反宣传，英国在阿拉伯国家的代表还是感到必须要求政府在巴勒斯坦采取更加温和的措施。32

如果不是由于当时的国际局势，这种言语上的交锋最多不过是令人厌烦的骚扰罢了。英国与意大利的关系在1935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后恶化了，1937年7月还爆发了中日战争，而到了1938年英国发现只有对德国让步才能保持欧洲的力量平衡，而这么做却只能增强德国的实力和其对领土的野心。不论将来可能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在什么时间与日本或轴心国集团发生冲突，英国都不能允许它的力量继续被巴勒斯坦问题削弱。如果英国与日本、德国或意大利发生战争，那么它与阿拉伯国家的疏离或者这个与苏伊士运河距离非常近的地区持续的动荡都是极端危险的。

经过几年的踌躇，英国政府采取了迅速而坚决的措施平定巴勒斯坦。《慕尼黑协定》签署后的几个月里，英国向巴勒斯坦增派部队，并加强了在那里的行动。到1939年初夏，表面上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5月，政府发表了一份白皮书勾勒了巴勒斯坦的未来政治前景：英国在五年内继续对巴勒斯坦实施委任统治，将犹太人迁入量减为每年2.5万人，为建立一个能使阿拉伯人在其中永远居于多数地位的独立国家创造条件。尽管有尝试将犹太移民引向其他殖民地，然而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肯尼亚总督认为犹太飞地将会成为他的辖区中“一个不太好的方面”，尽管他并不反感那种“好的”犹太人（例如奥地利裔或者德裔）；北罗德西亚的白人定居者对此十分冷漠；只有英属圭亚那（British Guiana）持欢迎态度。33

战略上的必要性使英国人最终结束了将近20年的拖延。无论其中的是与非，几乎所有犹太人都只看到了后者，1938年至1939年的军政协定揭示出在紧急情况下英国能够做出坚决而无情的行动。这种品质在战争的前几年中也显露无遗，当时显然相当多的阿拉伯舆论希望轴心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将此看作中东地区摆脱英国统治的唯一途径。在巴勒斯坦问题的余波还显得十分强烈的伊拉克，反英情绪在军官阶层中最为强烈。英国对伊拉克军队的监控未能防止那些上过军事学校的人被教育成自视为注定要解放其祖国的精英分子。34现实的政治环境鼓励了他们的白日梦；自从1932年费萨尔死后这里就再无宁日，在接下来的八年里那些转瞬即逝的文官政府都或多或少地沦为了军队集团的工具。

尽管从理论上讲伊拉克是英国的盟友，但其政府在为英国提供战争帮助时却十分不情愿，而且就像埃及一样几乎懒得去掩饰其对协约国的支持。1940年3月，上述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开罗的最高指挥部制定了占领摩苏尔（Mosul）地区油田的计划以防不测，然而没有人知道哪里能寻找必要的人手。35八个月后，经过破译的德国无线电通讯显示柏林正在考虑对伊拉克发动地面攻势。1941年春德国强行突破巴尔干半岛并进入希腊，大马士革的维希政权很可能与叙利亚的德国基地合作，迫使英国介入伊拉克。两个旅的印度部队在巴士拉登陆，他们的命令是前进到可以保护伊拉克北部油田的位置。

这一行动完全符合英伊协定的条款，但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进攻巴格达（Baghdad）的前奏。36在军队支持下于4月3日夺得政权的伊拉克总理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在两周后直接向轴心国求援。英国人事先通过截获的德意无线电通信得知了阿里的密谋，因此驻巴勒斯坦部队受命进入伊拉克。37伊拉克对哈巴尼亚（Habbaniya）机场的进攻被英国人击退，随后英国摩托化纵队在5月中旬兵临巴格达城下。从希腊飞到叙利亚的德国和意大利飞机来得太迟，未能影响这场持续了六周之久战役的结局，最终3000伊拉克士兵战死，3000名民族主义军官继而被从军队中清理出去。主导这件事的亲英新政府的领导人努里·赛义德（Nuri es-Said）在25年前曾与阿拉伯的劳伦斯并肩战斗。拉希德·阿里则逃到了柏林。

对伊拉克的突袭和九个月后在埃及发生的宫廷政变证明，尽管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发酵了超过20年，英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依然牢固。上述两个行动都是在极端危险的面前为了国家安危而采取的非常措施。然而埃及人和阿拉伯人却并不这么看。这些显示力量的行动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苦楚与挫败感，因为这清楚地展示出了弱者的无力。英国还是这一地区的霸主，为了自己它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第五章

新势力与新能量：印度

1919-1942

印度帝国从来就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有机体。其政治地图是一个由土邦（1919年时超过500个）和直接由英国官员统治的省组成的马赛克拼图。这些土邦的面积占整个南亚次大陆的2/5，人口则占了1/4.描绘出印度的确切种族或宗教地图是不可能的，尽管通常情况下穆斯林聚居在西北部地区和孟加拉。1940年，他们占印度2.8亿人口的1/7.

在印度很少有种族和宗教宽容。1919年曾经在阿姆利则射杀示威者的廓尔喀士兵后来承认他们其实很享受杀死平原人。11923年情报显示印度教徒暗地里对近期西北边境省帕坦人村庄遭受到空袭颇有幸灾乐祸之感。2在1943年为了找出哪些士兵最适合做公安工作而进行的军事调查中有人表示：“从锡克教徒的内心来说没有什么比敲打穆斯林更让他们高兴的事了。”3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陈述，也不应该不假思索地否定民族主义者声称英国人利用种族和宗教情绪已达到“分而治之”的断言。

另一方面，那些无论如何都希望英印政府继续掌权的死硬派声称只有英国才能维护和平并充当公平的裁判员，平衡不同信仰族群间的权利。这种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教派冲突急剧恶化的时代又得到了加强。当时即使是最微小的事件也可能引发屠杀和劫掠：一个印度教学童和一个穆斯林学童的街头吵闹就引发了1929年达卡（Dacca）长达10天的暴乱和劫掠。4占支配地位的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们被这些事件和其他的教派冲突吓得不轻。种族冲突是国家团结的最大障碍，因为这是印度人无法首先认同自己是印度人，而不是首先认为自己是印度教徒或者穆斯林，并据此行事。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将宗教视为印度的最大祸根，认为它培育了教条主义与狭隘思想。5他曾远赴英国的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求学，那里不会像他的故乡那样，印度教徒看到有人公开杀牛或者听到关于强迫印度教家庭少女改宗的骇人传说就会怒不可遏地去杀死其穆斯林邻居烧掉他们的房屋。

大多数印度人无论信仰如何都穷得叮当响，他们居住在农村，靠耕种土地为生。从1919年起就成为国大党精神领袖的甘地希望印度人可以一直保持淳朴的民风，并鼓励他们培育农业文明美德，认为这将使印度复兴。因此他自己纺纱，还花了大量时间说服其他人也这么做。他不信任现代世界的集中化和工业化，担心这将侵蚀一切好的印度传统因素。甘地还希望以古吉拉特语取代英语作为教育语言，尽管他和他的党内高层都是接受英语教育的（他曾是一名中殿学院的执业律师），而且他们的政治观实际上也是英国式的。

在某种意义上，受英式教育的国大党精英是那些认为教育可以解放印度的19世纪理想主义者奋斗的产物。对西方哲学和科学的了解将会开放印度人的思想并创造一个开明的阶级以治理其祖国。英式教育在全印度铺开，但是并不平衡。在特拉温克尔邦（Travancore），68%的人是识字的，但是还有些地方识字率还不到20%。英国人试图通过印度的公学有计划地向王公、商人和专业人员的子弟灌输英国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些公学是英国公学的复制品，就像英国的公学一样致力于培育“品格”。据1942年的一份官方报告所言，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与英国公学的毕业生的相似程度令人颇感诡异：

这些人也许在智力上有所局限，心胸也不够开阔还傲慢自负，但他们却也显示出能够设立并遵守一定的行为标准，并做好了承担责任的准备。6

这个地区缺乏公立高中，因为它们不像印度的公学那样把很多时间用在进行团体体育项目上。

“往克什米尔掺沙子”是斯利那加（Srinigar）教会传教士学校1890年至1947间的校长塞西尔·廷德尔-布里斯科（Cecil Tyndale-Briscoe）对自己毕生事业的总结。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志向专一的基督徒和肌肉发达的剑桥赛艇队队员，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板球、英式橄榄球、足球和拳击（他将之设想成为解决克什米尔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同性性行为的良药）组成了他制订的主要课程。廷德尔-布里斯科同样热情地鼓励公共责任感。他的学生成立了一支消防队，学会为弱者和穷人服务，善待动物，还在霍乱爆发时做出了力所能及的救助工作。7还有一些像他这样的人分散在印度各地，而且不仅是在学校里，总体来看他们的工作具有长久的价值。

进入大学，印度的高中毕业生发现自己周围的环境使他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和探索政治理念并将他们学到的东西应用于当前的印度现实。比如说，那些参加1924年迈索尔（Mysore）大学历史考试的学生被问到，“民主是一种欧洲的发明而且也许只适用于欧洲民族和欧洲文化。以印度历史的视角辨析这一观点”，并“就英帝国更名为英联邦进行评论——这对印度人、赛拉尼斯公司和南非人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8柏克关于美国税收的一系列开创性演讲也被收入了1922年加尔各答英语系学生的课本中。

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印度年轻人获得了这样的一种政治思想的熏陶——强调个体权利而限制国家的法定权力。那些已经学会用英国方式进行理性思考的人认为自己应与其统治者平起平坐，自然也希望得到英国人的同等对待。但对那些向来认为自己代表了更高级文化的人来说这可并非易事，而且在印度受教育的精英只是社会中极小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印度人的进步尽管不可避免却也步伐缓慢。作为其终极目标的自治政府仍然遥不可及，肯定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关于这个问题，1916年，一位已经在印度服役了将近40年的高级军官埃德蒙·巴罗（Edmund Barrow）将军给出了如下的官方标准看法：

通过将自由、公正和教育赋予印度，我们已经将它从种姓制度和偏见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但是仍然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达到慈善家和哲学家希望的目标，才能满足已经觉醒的印度的渴求。9

1919年之后印度向着自治前进的步伐更快了，其聚集的能量既令民族主义者越来越不耐烦，又让印度和英国的保守派感到恐慌。一战是这一变革的动力。印度在1914年至1918年间展示出了无比的坚定，他们抵挡住了德国策动的颠覆活动，提供了50万多余战斗人员，还为帝国捐献了1亿美元的军费。10英国应该对如此巨大贡献做出慷慨的报答，于是1917年8月英国政府公开宣布将致力于推行一系列政策使印度在英帝国内建立“负责任的政府”。但寇松对原本要承诺建立的“自治政府”表示反对。11

在一定层面上，这一表态就像在下一年对阿拉伯人做出的保证一样反映了英国政府愿意承认民族自决原则在理论上不是只对白人有效。而在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层面上，这个宣言实际上表明英印政府需要彻底改变。劳合·乔治1917年任命的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Edwin Montagu）以前就说过：“英印政府过于木讷、冷酷、僵化和陈旧，不适应当今的现代事务。”实际上，他想到的是，在调查印军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失利中所揭露出的印度官僚系统的顽固与缺乏想象力。印度军队有勇无谋，因此不堪维持英国在亚洲地位的重任。

蒙塔古于1918年访问了印度，这使他成了第一个亲自考察这里的印度事务大臣。他和新任印度总督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勋爵（切姆斯福德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总督：他的父亲是指挥祖鲁战争的倒霉将军，而他自己曾在伦敦郡议会工作之后就像贝洛克那些警示性小说中的一位主人公那样，被发配去管理新南威尔士。）共同制订了一系列改革法案，它们在1919年3月得以成为法案。他们打算通过设立11个自治省的方式来让印度人先尝一尝负责任政府的滋味。在这些省里，诸如公共卫生、教育和农业等“国家性建设”将交由选举出来的印度官员来管理，而财政和公共秩序等则将由总督选定的官员负责，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

然而国大党希望印度大踏步地向自治政府方向前进而非一寸寸地谨慎慢行，其成员也就对上述措施感到失望，同时还从中体会出了一股小家子气。除此之外，“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的宣布时机还与准备用于协助打击颠覆活动的《罗拉特法》生效撞到了一起。这项立法象征了英印政府的独裁特性，因此也自然成了国大党鼓动宣传的焦点。

反对《罗拉特法》的斗争是英印政府与国大党之间的第一次重要较量，同时也为甘地20年前在纳塔尔省（Natal）为印度人权利奔走时发展出的群众性抵抗原则提供了试验田。甘地的武器是“萨蒂亚格拉哈”（古吉拉特语），这被他翻译为“灵魂力量”或者“爱的力量”。正如他在1919年3月向信徒说明的那样，他们要以哲学来驾驭政治抗议。“萨蒂亚格拉哈”是一种人的精神状态，达到这种状态的人可以获得以消极方式抵抗腐朽政府所需要的内在勇气、耐心和对神的虔诚。萨蒂亚格拉哈信徒所经受的身体折磨可以作为其自身和其追求的衡量标准。12从表面上看，萨蒂亚格拉哈是向英印政府发起挑战的绝佳武器。甘地的目标受众是英国人的良心。几代人以来，英国人民一直认为他们是在印度人民同意的前提下统治印度的，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接受有良心的帝国。甘地设想如果上万甚至上百万印度人以尽可能温和的方式明确指出情况并非如此，那么英印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道德基础。

在向追随者介绍神秘的萨蒂亚格拉哈主义的同时，甘地还提议在6月4日举行全国性罢工以抗议《罗拉特法》。这是一种表达致哀或抗议的传统示威活动，期间关闭所有商店、机构和学校，公共交通中断，使大量的人可以自由地上街游行。那些老于世故的中产阶级国大党成员们能够领会萨蒂亚格拉哈的精髓，也能够克制自己。而绝大多数参加罢工的人却做不到这两点。游行变成了暴乱，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袭击杀害欧洲人，抢掠并焚烧他人财产。连甘地都对示威所释放出来的反英情绪之烈感到震惊，看起来他已经无法控制局面。13

迈克尔·奥德维尔（Michael O'Dwyer）任省督的旁遮普（Punjab）省动乱最为严重。他是爱尔兰人，性格直率、好斗，具有很强的正义感，采用铁腕手段进行统治。奥德维尔在一战期间曾粉碎过一次叛乱，1919年4月他决定再如法炮制。阿姆利则的暴乱最具破坏性，那里的欧洲人遭到杀戮，政府一度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此时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 Dyer）准将携实施宵禁恢复秩序的命令赶到。其实戴尔并非这项任务的理想人选；20多年前还在参谋学校时，一个年长的军官就评价他是一个“最喜欢口衔手枪爬过缅甸人的栅栏”的士兵，1919年的一场病痛更加剧了他天生的好战性格。

在国大党领袖违反戴尔对公开集会的禁令以及他收到一份预言印度士兵即将兵变的煽动性传单后，他决定显示一下力量。戴尔带领一支部队进入阿姆利则，当时札连瓦拉国（Jalianwala Bagh）正在进行一场示威，随后他命令向人群开火。士兵们有条不紊地射击了十几分钟，杀死379名印度人，伤者则更多。后来，戴尔表示后悔没有使用他带进城里的两辆装甲车上的机枪。接下去的几天里，他下令对暴动者和疑似暴动者施以鞭刑，还命令印度人在街上爬行，因为一个女传教士在那里被暴动者袭击。顺便提一句，解救她的也是印度人。

以阿姆利则为标志，1919年成为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当年4月18日，枪击事件五天后甘地叫停了罢工。他显然失去了对其追随者的控制，然而他却把动乱责任推到了警察身上，幼稚地声称印度群众是“世界上最容易被驱散的”。14他对萨蒂亚格拉哈的信念依旧坚定，6月他宣布罢工显示了“新势力和新能量——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证明真理在我们这一边”。15而且看起来情况确实如此，阿姆利则大屠杀证明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归根结底是建立在暴力上的。旁遮普省被平定后发生的事件更使甘地和国民大会确信了这一点。

关于阿姆利则的消息传得很慢，当政府获知此事的严重性后指定了一位苏格兰法学家亨特（Hunter）勋爵对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为戴尔判断有误，因而被开除出军队，但下令轰炸旁遮普所有暴乱地区的奥德维尔却免于处罚。这一判决激怒了印度的英国人团体、英国军官和国内的保守党，他们认为戴尔准将和奥德维尔省督是使印度免于进入无政府状态的英雄。

戴尔在英国的支持者把他的问题提到了议会上。他的动机和行动成了1920年7月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辩论的主题，右翼保守党声称要蒙塔古付出血的代价。因为蒙塔古被认为是对印度煽动分子太软弱反而对有勇气坚决对付他们的高贵君子出手太狠。而蒙塔古则不动声色地批评戴尔在阿姆利则进行的“种族羞辱”违反了“我们的印度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础”。他在其他人的嘘声中继续谴责戴尔的同盟者所持的种族主义：

你们可以接受服从命令的印度人，可是如果他为自己考虑，如果一旦他使用了你们提供的教育设施，吸收了英国人珍视的个人自由，为什么他们就会因此被你们归类成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和煽动者。16

丘吉尔也加入辩论，谴责阿姆利则发生的是“野兽般的行为”，驳斥了戴尔拯救印度的观点，因为英国的力量并非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之上。死硬派则在威廉姆·乔森-希克斯（William Joynson-Hicks）爵士的带领下回应，声称戴尔其实只是政府的替罪羊而已，这个政府已经在安抚吵闹的少数分子的路上走得太远了。

尽管政府在分组表决中获得了胜利，但戴尔阵营仍然可以一战。《晨邮报》为他设立了捐款基金，几周内就募捐了超过2.6万镑，捐款者中甚至包括吉卜林。军官们对于忠于职守的人受到如此对待尤其不满，而最终他还被本应支持他的政府所抛弃。17

阿姆利则辩论造成的后果，以及事件本身都对印度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甘地和国民大会成员原本认为他们可以调动英国的道德良心，但戴尔问题的辩论显示这根本就不存在。蒙塔古的演讲说明，有一些持自由派观点的英国人认为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应该被视为理性生物，也适宜享受英国人所珍视的自由，但是还有一部分英国舆论认为印度人本质上不具有责任感。注意看1919年12月《旁观者》上的一篇社论，其中就声称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绝对有必要”，因为英印政府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免于相互残杀。如果英国人离开，印度就会落入“婆罗门种姓”的手中并逐渐陷入无政府状态。“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愿意自我管理。”这篇文章总结道。“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认定深色皮肤的人不是这样呢？答案要到东方气质和东方历史中寻找。”18这两种原因都决定了印度人当时和以后很多年内都无法实现自治，如果不是永远的话。

迈克尔·奥德维尔爵士一直为戴尔奔走，直到后者在1927年死去，他反对在印度自治问题上做任何让步，不断强调印度人贪腐成性。此外，国民大会不过是一小撮利欲熏心、野心勃勃的家伙的传声筒，他们的目的只有权力。“事实是，”奥德维尔写道，“任何一个理解东方的人无论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只要诚实，都会承认99%的人完全不关心国大党律师们整天叫嚷的‘政府形式’。”这也是丘吉尔采取的路径之一，从1930年开始他就成了在议会中反对印度实现负责任政府的中流砥柱。即使是在他当首相时，依然不能掩饰对印度国民大会的鄙视。1942年9月，他在议会声称它是“一个围绕政党机器建立的政治组织，由工商业者支持”却“遭到所有穆斯林和成千上万隶属于各土邦王公的印度教徒反对”。19

他的发言震惊了工党议员。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询问首相的“愚蠢发言”是否得到了执政联盟中工党议员的支持。丘吉尔做出肯定回答，并斥责对方是“贩卖无礼的商贩”。关于第二点他也许是对的，但是前一点上却大错特错。自从该世纪初，工党就已经对印度国大党展现了友好、同情与鼓励。在尼赫鲁（Nehru）、克里斯纳·梅农（Krishna Menon）和与他们在英国工党中的同等地位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双方从19世纪开就都享有的激进与改革传统。

对绝大多数印度人和英国人来说，甘地就代表了国大党。一方面他在1919年之后的印度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巨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然而与此同时，许多他的传记作家为他增加的神话色彩也难以被完全消除。他就像那些在印度之外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人一样，是一个国际知名人物，经常上报纸头条，其同胞也对他充满各种想象。他的个人魅力超凡，不过有时候他的谦虚反而有些接近自大。不过他也能说出最令人吃惊的胡言乱语，就像他在1942年6月写道的，“纳粹的崛起是对英国剥削奴役亚洲和非洲人民的罪孽施加的惩罚”。20

甘地最大的成就在于将他的非暴力理念植入了国大党，尽管如此，就像他在1942年6月对一位澳大利亚记者承认的那样，广大印度民众似乎仍然无法理解萨蒂亚格拉哈的要求。211919年的骚乱后这就已经很明显了。在甘地的和平主义理念与其街头支持者的行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无法弥合的鸿沟。当他在1921年11月在巴多利（Bardoli）发起民众不服从运动以来，暴乱共造成53人死亡400人受伤。他像所有类似情况出现时一样表示震惊并推迟再次访问该城，然而这却无法阻止1922年2月的进一步混乱。这种情况在他每次发动消极抵抗或不服从运动时都反复出现。

从1920年起，甘地的目标就是印度自治，获得完全自治的政府和独立，而这也是开启印度民智的庞大计划的一个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试图说服印度国大党中产阶级成员加入纺纱队伍并从中认识到自己真正的根基在农村。他坚持要在每个人的内心发动革命而不是在社会中发动革命的主张总体来说令许多国大党成员并不满意。比如尼赫鲁就不赞成甘地对贫穷的赞美，这正是他希望消除的。而且不顾过去200多年以来印度的变化而去拥护甘地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理想也是不现实的。然而甘地的精神力量过于强大，国大党的激进势力还是接受了他的权威和领导。尽管甘地的顽固激怒了英国人，但是他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还是使他们获得了许多好处。甘地约束了闹事者并使国大党没有走上共产主义和武装革命道路。他的影响与警察的监控一道使印度共产党的人数在1942年也只有5000人。

通向自治的道路蜿蜒曲折。国大党希望通过一系列和平的不合作行动赢得英国的让步，但最终都造成了流血牺牲。英政府试图以提出妥协来保持主动，但始终避而不谈何时、如何实现印度全面独立。自1929年以来，不情愿地准备给予印度的“自治领地位”就成为了事情的关键。所有人都明白，自治领地位将使印度获得与加拿大一样的政治自由与独立。但是如果印度选择了另一条自治领路线——爱尔兰路线呢？他们与英国的联系就将变得极其薄弱。印度选择这条路线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将摧毁英国在亚洲和中东的主要势力支点。

无论最后双方会达成怎样的协议，英国绝不会允许印度获得暗含中立权的自治领地位。这样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国际环境下是一种自杀行为。不过它却可能在不正面触及困难重重的自治领问题的前提下扩大印度人在政府中的参与度。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建立了一个包括英属各省和土邦王公统治地区的印度联邦。1937年各省政府举行了选举，国大党在每个省都获得了多数地位。

国大党获得选举胜利可以预见。它是一个在印度有上百万党员的全国性组织，比其他党更有力量和优势。因此通常人们也认为它代表了印度的声音。可是即使是在示威游行最密集的1919年和1930年至1934年间，它也没有要推翻英印政府或者显示印度人无法无天。这之后再没有阿姆利则惨案，政府通过逮捕包括甘地在内的政党领袖等手段设法取得了优势，在军队的帮助下警察也制止了骚乱。当事情快要失去控制时，例如1930年白沙瓦（Peshawar）的骚乱，装甲车和飞机也会出动。这些严厉措施非同寻常。20世纪30年代印度有20万警察，他们收入稳定，士气高昂。有了忠诚的警察力量、数量在1939年达19.4万人的军队以及军官们的坚定意志，英印政府可以不太费力地维持下去。

然而当英印政府看上去还不可战胜的时候，尤其是当你看到20世纪30年代白沙瓦的街头和印度其他的地方时，其实它的未来已经出现了变数。除了保守党的右翼还在大声反对，1919年开始，英国的三大政党都已经接受了逐步实现印度自治的办法。大家都明白，英印政府寿数有限，尽管还没有人知道它到底何时寿终正寝。国大党不情愿地接受了1935年法案，但这只是通往无条件实现自治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已。

在印度争取独立的早期阶段，人们就默认未来的国家将包括所有在英国统治下的版图。这在20世纪20年代看起来很合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印度国大党与穆斯林组织之间互相合作。这是当穆斯林听说英国有意强迫土耳其素丹放弃他作为哈里发的宗教头衔，而掀起的反英情绪的结果。从英国人的立场来看，这可以确保未来不会出现圣战，但从穆斯林的观点来看，这是对伊斯兰教的冒犯。因此印度的穆斯林加入了1919年的暴动，其后五年里西北边境省出现了一系列泛伊斯兰主义起义。

穆斯林在1924年以后开始逐渐平静下来。从那以后穆斯林对国大党力量越来越感到担忧，对他们在印度教徒占绝对多数的印度教国家里的地位感到担忧。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冲突开始升级；1930年2月由于穆斯林店主拒绝加入加尔各答罢工罢市所导致的冲突造成400至500人死亡。这种穆斯林意识的复苏直接威胁了国大党，因为它的政治力量一直声称自己代表印度所有人的声音，它实现完全独立的目的也是为了所有印度人更好、更和谐地生活。

印度穆斯林的历史记忆，包括他们在莫卧儿时代是国家的主人的事实也使得业已存在的宗教对立更加复杂。当1938年10月穆斯林联盟的主席穆罕默德·真纳（Muhammad Jinnah）博士路过卡拉奇（Karachi）时，他身后的支持者队伍长达三英里，这场游行与莫卧儿皇帝们的巡行颇有相似之处。22

此时，穆斯林联盟成了穆斯林的瞩目焦点和他们政治利益的维护者。也许它夸大了其在草根阶级的影响力，但到了1943年末，穆斯林联盟自称为所有印度穆斯林说话。一直遵循与掌权者对话的英国人接受了穆斯林联盟的地位。1937年选举的结果更加强了这一点，因为结果显示穆斯林对国大党失去了信心。23国大党试图垄断地方政府权力的做法得罪了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而且其农业改革也伤害了穆斯林地主。意识到自己对英国人来说具有制衡国大党的作用，穆斯林联盟开始试图使未来的印度问题协定中包含分割国土的内容，并成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

建立巴基斯坦的想法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在穆斯林知识分子中传播。人们对何时、如何使分割印度变得不可避免，以及为什么应该这样做产生了很多讨论。真正重要的是1940年8月穆斯林联盟公开宣布它将谋求建立巴基斯坦，而在随后的三年间也转变成为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群众性政治组织。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古老的战场口号——“伊斯兰到了危险的时候”，其宣传中也包含了许多明显的圣战暗示。在穆斯林联盟1941年至1942年间流行的歌曲中有这样的歌词：“Moomeinkalma,hathmeintalwar,larkelengeham Pakistan（口诵《古兰经》，手擎大弯刀，我们要为巴基斯坦而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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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3日，印度总督林利思戈（Linlithgow）勋爵通过电波宣布印度对德国宣战。基于当年4月在英国议会中仓促通过的一项对《印度政府法》的修正案，他完全有权这么做。25国大党被宣战震惊了，并抗议一个苏格兰贵族没有权利代表英国把印度人民拖入战争。然而因为总督的行为代表着印度从属于英国，所以国大党人清楚地明白印度人是在对抗一种大多数人都厌恶的政治体制。在过去的四年里，国大党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了左翼立场，反对绥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反对英国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中立政策。

就在人们还在争论印度应不应该在对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发挥作用或者发挥多大作用时，国大党已经下决定准备利用战争的时机迫使英国做出让步。在极左翼，国大党激进派领导人昌达拉·苏巴斯·鲍斯（Chandra Subhas Bose）倾向于采取与1916年新芬党类似的路线：彻底反叛。他在1938年就被选为国大党主席，但一直受甘地节制。1941年底，他取道喀布尔逃到柏林向希特勒效忠，但令他深感失望的是，其实希特勒支持英印政府。

1939年至1941年相对比较平静。甘地谨言慎行，不做任何可能导致英国战争动员的行为，但仍然不断要求印度获得完全独立。国大党与政府之间关于宪政实质的争吵也很少涉及印度以外发生的大事件，或者正在加速进行的人力物力动员。

1941年12月日本加入战争，1942年2月占领新加坡，随后在下月迅速进军缅甸，并在4月把战火烧到了印度边境。自1935年正式脱离印度的缅甸有其自己的民族主义，然而他们却很快就和日本人站到了同一战壕。军事情报部门报告大批缅甸农民、警察和学生赶来协助侵略者。“人们都乐于无偿自愿地加入解放其祖国的队伍。”26

即使在日本军队使英国在亚洲实力的脆弱性暴露之前，林利思戈就已经抱定了悲观态度。1月末，他给内阁的报告直率而无奈：

印度和缅甸与大英帝国没有天然的联系，它们在种族、历史和宗教方面都属异类，它们对帝国也没有任何感情，它们在帝国内都是因为它们被暴力征服，被我们的约束限制，因此至今为止也适宜继续处于我们的保护之下。27

因此，英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对印度军队实施了严密的监视并检查他们的信件，试图发现不满、不安和政治煽动的蛛丝马迹。1941年至1942年间在马来西亚服役的印度军官中有60%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期望印度在战后获得完全独立。他们还在被不断地提醒帝国与他们的疏离，尤其是当他们被那个以古板、傲慢著称的英国殖民社团——马来亚种植园主和商人团体拒之门外时，这种感觉更为明显。一名印度军官声称他和他的战友们“被大老远地从印度派来保卫那些——欧洲人”，然而“当这一时刻真的到来时”，他宁愿下地狱也不愿出一点力。28一个因为哗变而在1942年被处以绞刑的锡兰炮兵受审时表示，他的反英情绪最初是因为在马来亚遭受了种族侮辱才显现出来。

然而还是需要说服棕色人种为这个白人的帝国卖命。实现的途径之一是打破目前关于印度前途的僵局，1942年3月左翼工党官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被派往印度与国大党谈判。尽管有美国从中斡旋，他还是失败了，主要是由于他和战时内阁都不会接受国大党立即全面进入政府工作的要求，尤其是国防领域。

现在终于轮到甘地掌握主动权了。4月底，他写道，如果英国立即撤出印度，日本不会进攻。印度的敌人是英国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当时潮水般涌入印度的美国军事援助则意味着“美国人和英国人共同统治印度”。29他从未将日本人看作解放者，不过他确实想象过如果日军侵略印度，那么就可以用萨格蒂亚哈拉打败他们。30他坚信英国人肯定是这样，他在7月号召追随者为“退出印度”运动造势。

尽管国大党对新运动的态度并不一致，但这次运动对英国人来说实在来得太不是时候了。英国人正在着手准备在西北边境省抵御德国从里海方向可能发起的攻势，而且这里的局势再次陷入动荡，一位在过去七年里指挥帕坦人抵抗运动的救世主式穆斯林圣人米扎拉·阿里·汉（即伊普的苦行圣僧）再次起事。人们估计日本会进攻西北边境省，也许还会伴有对印度西南部或锡兰的登陆入侵。考虑到政府与国大党谈判的破裂，德里的联合参谋部对印度抵抗日军基本不抱希望。31然而，负责印度战时防卫的人也考虑到了内乱的可能性，包括与国大党的激烈对抗，并做了仔细的准备。32此外，紧急情况法赋予总督宣战的权利，使得他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印度的战时努力不会付之东流。

“退出印度”运动开始于8月的第二周，采取的形式是大规模的瘫痪国家活动，如系统性地切断铁路交通与电报通讯。遭受影响最大的是马德拉斯、比哈尔（Bihar）与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这些地方连接加尔各答、德里和孟买的铁轨遭到破坏，英国士兵被暴动者袭击杀害。一直坚定支持英国作战的穆斯林联盟此时则置身事外。因为受到本地的国大党政治家的煽动，印度学生挤满了许多暴民队伍。政府准备好了面对紧急情况并采取了最严厉的行动：甘地和数百名国大党领袖遭到逮捕和拘留；媒体消息受到审查；57个旅的印度和英国军队被从训练营抽调来协助警察；市内的暴民被允许射杀，在林利思戈的命令下，飞机也被允许对正在破坏铁道的暴乱分子进行扫射。33在孟买，示威者遭到了白藤条的抽打，里奥·埃默里在议会下院表示这种惩罚措施，对“流氓式的暴徒具有很好的威吓效果”。34就像之前的所有政治动荡一样，街头秩序的暂时崩溃给了歹徒和小贼们作恶劫掠的机会。

然而秩序在六周内即得到了恢复。9月的一开始，官方估计的最低死亡人数为300人。尽管有担心这次动乱是在为亲日的“第五纵队”打掩护，但是却并未发现国大党与日本之间串通的证据。英印政府又一次从长时间的国内动荡中全身而退，尽管可以理解印度内外的人们认为其真正的权威全靠武装力量来维持。甘地和国大党暂时因为“退出印度”事件声誉扫地，尤其在美国，因为美国在1942年上半年一直在对英国施压促其与国大党达成一项可靠的协议。

英印政府熬过了战争的头三年，而之后的两年里印度依然将会是盟军在东南亚的安全基地。在印度民族主义者和英国统治者之间尚未就宪政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到1942年底，显然这样一份协议终于被讨论出来，其最终文本的决定权在印度人民手中而非其英国主人手中。印度政治终于不在英印政府应该存续多久这个问题上绕圈子了，而是考虑如何废除它以及什么会取而代之。

第六章

我为人人：帝国的构想

1919-1939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大国沙文主义致命一击，但它还要苟延残喘四十多年方能寿终命尽。1914年前那种勇武好斗的爱国主义，曾在整个一战期间甚嚣尘上，但到了1918年终战之后，却被看作咄咄空言。震惊的国民开始反思这场大屠杀，追问这一切是否真的值得。不列颠是成了赢家，但它的人民却对另一场欧陆战争畏战如畏虎，更遑论赴汤蹈火了。西线战场的经历和新的民意，使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代横行的武力帝国主义余烬难炽。这种帝国主义曾高调放言与世界为敌，并要男男女女为国捐躯。爱国主义的大吹法螺，不仅在战前让民众如痴如醉，更有人证明，它也让战争苦果变得可堪入腹。

不仅老式的帝国主义被斥为名声扫地、不合时宜，就连它的代言人也被讥为泥足巨人，外强中干。那些曾官高爵显的帝国勇士，其在战时做出战略决策，也受到严厉批评，被指弊病丛生。陆军元帅黑格（Haig），曾真心相信自己是救大英帝国于水火的天降救星，但如今却被打翻在地。昔日英雄先知，如今已成跳梁小丑。在李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的《维多利亚四名人传》（1918）中，喀土穆的戈登将军及其一干人成了笑柄。在世的帝国老牌卫道士，也被不约而同，且不怀好意地塑造成傻大木毕林普上校——一个蓄着海象胡须冥顽不化的退役军官，这个形象是在1934年被一个叫大卫·罗（David Low）的澳大利亚漫画家创造出来的。

两次大战之间，这种老顽固可不少，对维持掌控印度之类的事务，他们总是说三道四，不过保守党很明智地跟这些人和他们的观点保持距离。保守党不再选择为帝国敲响战鼓，而是更愿意通过低税收、扩展先前的福利立法和推行居者有其屋等政策来取悦选民。1这套组合拳立竿见影，保守党在这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政权在握，并且主导了劳合·乔治（Lloyd George）的联合政府以及1931年至1935年的国民政府。总体而言，帝国问题被诸如经济与国际安全这些更紧要的事务挤到了后排背景中。而当帝国问题成为论争焦点时，党魁们却会花大力气去争取获得一个折中共识。在蒙塔古-切姆斯福德的印度提案上，各党都被征询意见。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支持麦克唐纳的印度政策，尽管保守党的普通议员表示强烈不满，但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得到了各党一致支持。

这些变化激怒了许多保守党人。1931年2月，丘吉尔对如是情景义愤填膺：“甘地先生这个煽惑叛乱的中殿律师学院出身的律师，如今竟做出在东方文明中广为人知的苦行僧姿态，半裸着身体到总督府登堂入室。一边策动公民不服从运动，一边又要求与王帝的钦差平等对话。”这些以及后来对印度自治的反对声，在保守党内引起了共鸣，有60名议员情愿支持丘吉尔扭转官方政策。尽管他的努力一无所得，但却让我们注意到，不论事中事后，保守党右翼总有一小拨儿人认为帝国不容分裂，而且还能想方设法让它万世不绝。

但历史却不支持这种帝国观念。帝国一直是变化无常的，其构成和意图也世殊时异。公众对帝国的看法也变化了。1938年，自由党议员欧内斯特·埃文斯（Ernest Evans）在下院就殖民地问题发表演讲时，对比了他年轻时大众对帝国的看法和如今的看法。埃文斯生于1885年，他的少年时代是“人们心目中的帝国观念与爱国热忱的精神和实践紧密相连”的时代。而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性情大变：它对帝国了解更深，对过去谋求一己私欲的行径深自懊悔，它真诚渴望开发殖民地当是我为人人的公利之举。2

不列颠对其子民负有责任的无私观点并不新鲜。它相当大程度上来自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福音派人士和自由主义理想家，他们认为不列颠的天职就是从道德和物质两方面提升愚昧落后的种族。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本质上广施仁政的帝国主义在19世纪80至90年代的侵略扩张大潮中不知所踪，当时的帝国构建意味着为夺取经济和战略优势而竞相角逐。然而，即使是在大国沙文主义的叫嚣声震寰宇之际，帝国主义也没有抛弃它的道德信条。不过它们仅仅在享有自由的白人殖民地继续发展，并最终使这些地方实现了自治。

一战后的世界更倾向于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帝国是一种重生和进步的力量。无私的家长制帝国主义在1920年因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体系而得以复兴。英国获得了原来的德属东非后将其重新命名为坦噶尼喀，还有喀麦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则分享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各国都庄严承诺将致力于那些被置于其统治之下的“殖民地人民的福祉与发展”。殖民大臣威廉·奥姆斯比-戈尔（William Ormsby-Gore）曾经在1937年5月的一次BBC广播节目中阐述了如何在整个帝国实现这一目标。他的部门掌管着共拥有55000000人口的40个直辖殖民地和托管地。这些地方的前途系于他的下属能否通过命令和实例熟练掌握他所谓的“文明行政之术”。最终“一套完全负责行政管理本地文官系统”将建立起来并取代其英国人的系统。这不可避免而且值得期待，奥姆斯比-戈尔总结道：“即使是再优秀、再开明的外来统治，从长期来看也不可能代替遵循传统和当地民族特点而统治的自治政府。”3

英国的殖民地管理水平为英国人提供了自豪的资本。“殖民地人民不仅仅是愿意当吾王的子民，"1938至1940年间出任殖民大臣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夸口道，“他们简直对此感到欢欣鼓舞。”4大众报刊上的殖民地人民看起来确实如此。读者在1939年4月的一期《图画邮报》上看到一组照片，一群兴高采烈的印度学童围绕在一所露天学校的黑板周围。一个月之后这本杂志又刊登了系列图片，展示喀麦隆酋长们正在学习如何公正地统治。旁边还附有一段文字，把当前英国统治的人性与开明和1916年前统治这里的德国进行了对比。5

酋长们的课程正是马尔科姆所谓的“进化过程”的组成部分，正在帝国的殖民地不断推广。官方对非洲人的政策是：“‘教育和鼓励他们始终靠自己的双脚站立’。对自由的热爱，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他人，这正启发了殖民帝国的政策。”但把原则转变为行动尚需时日，他特别指出尼日利亚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殖民地之一，尚未“成熟到可以自治”。6依当时一位殖民事务评论者所言，“相比欧洲来说非洲还只是个学童”。7这对于这位50年前肯定既幼稚又任性的评论家来说，至少可以算是些微的进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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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国在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的地盘上不断前进时，似乎这些种族也不言自明地在不断向上前进。人类向着文明的前进过程仍被视为向着山顶的稳步攀登。欧洲人爬得最快，现在已经接近甚至登上了顶峰，而其他种族则连山脚附近的小丘也还没有越过。这种对人类进步的看法，加上近来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使欧洲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也许亚洲人、非洲人和澳洲人很适应他们的生存环境，但是他们却显然缺乏那种推动了欧洲人前进，并且在19世纪令他们统治了世界的科学技术素质。相比之下，所谓的落后或原始民族依然不理智地受制于某些荒谬甚至危险的陈词滥调。因此人们才总会提起一战后到二战前还普遍得到执行的印度教习俗对印度发展的阻碍。

非洲万物有灵论者的种种禁忌和习俗被普遍认为，尤其是被传教士们认为，是道德和物质进步的障碍。对于身处中心的人来说，其黑暗的内核仿佛无法被照亮。1921年，一位在肯尼亚的传教士哀叹异教信仰之强大，还在毒害土著青年们的心智。“女孩们，”他写道，“在其不信教的母亲管教之下就是奴隶，这些母亲在性与消遣方面的观念对照基督的教诲来看简直邪恶透顶。”81944年，一位肯尼亚治安官目睹了一场女性割礼仪式，这恰恰就是那位传教士念兹在兹之事。仪式之后，治安官写道：“整件事既疯狂又邪恶，令我不禁怀疑我们根本没有把非洲人教化得怎么样。”9这种体验令即使是最开明的人也觉得对非洲的救赎是一项西西弗斯式的任务，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畅销旅行文学作品要么重点描绘英属殖民地子民多么落后，要么取笑他们奇怪的习俗和服饰。1925年的一次跨尼日利亚的狩猎之旅留下了这样启示性的题外话：“这里的人获得了体力上的完全发展，但其心智还在进化的过程中，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作者认为这种情况不是“懒惰”的结果，就应该归咎于“大脑进化的不完全”。10更多时候，写作非洲和澳洲题材作品的作家会聚焦在那些具有异国风情的事物上，并以屈尊纡贵的散文体和花里胡哨的照片，把帝国的热带地区描绘成展览人的动物园，里面的生物穿着奇装异服，有时甚至还什么也不穿。这类东西时常会出现在《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和《寰宇》（The Sphere）上，而且经常与皇室访问有关，否则一般没人会去那种殖民地中的穷乡僻壤。

这一类大众人类学文章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American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的主打栏目，有时还会出关注英国更加偏僻殖民地的专稿。这些文章以一种侃侃而谈的新闻体写就，配以大量图片，还附加着极具奇闻轶事色彩的说明文字。在文字之间空隙里，在作者的摩托车和犀牛之间，土著人现身了，通常笑盈盈的，还身着节日盛装。他们的品格被傲慢地品评着，他们的地位也被限定得很清楚：“巴干达人亲切友好、彬彬有礼，在模仿白人穿衣打扮和生活做派方面进步神速。不论是用来做仆役、守卫还是女裁缝，他们都容易训练。”11

另一种这一时期常见的刻板印象是出现在舞台和幽默杂志上的滑稽黑人。这种形象经常出现于查尔斯·格雷夫（Charles Grave）20世纪30年代末在《潘趣》（Punch）上发表的系列漫画中，其故事背景常常设在西非。这些作品的滑稽之处需要依靠角色的外貌来表现，他们经常穿着戏仿的欧洲服装，说着满口的洋泾浜英语。在一则作品中，一个在码头附近工作的装卸工遇见了一个看起来很拽的非洲人，这人穿着一套不合身的白西装，配翼领的衬衣，头戴破旧的洪堡毡帽，还戴着太阳镜。旁边的说明是：“你怎么戴着那么黑的眼镜？你眼睛有什么毛病吗？”“没，只是它们很衬我的脸。”12

类似这样的形象以及更加严肃的书刊中对土著民族的描绘间接地提醒我们，帝国内部依然存在着种族分层。有的种族因为自身存在一系列主要是精神上的缺陷而处于底层。然而，如果他们摒弃那些令他们的统治者反感的观念和习俗，并接受他们的引导，那么他们当然有权提升自己的地位。但是当他们这么做时却免不了要受嘲弄，还不可能自动获得与白人平等的地位并进入他们的社会。

付出的这些努力值得吗？辖区包括坦噶尼喀的桑给巴尔主教托马斯·伯力（Thomas Birley）在1920年不禁产生疑问，在试图把自己变成白人的“拙劣赝品”过程中，黑人究竟是不是最终的输家。“了解到欧洲人为什么鄙视他们，”黑人“寻求通过拙劣的模仿把自己‘伪装’成‘高等种族’”。13那些受西方教育而改换了脑筋的人也对自己的身世深感疑惑，尤其是他们与自己根基的疏离。1916年，《拉各斯每日记录报》（Lagos Daily Record）建议有学识的尼日利亚人应该从日本近来的历史中学到点东西，这个国家从欧洲学习了很多，却没有抛弃其本土宗教、道德准则和服饰风格。14一旦黑人开始意识到白人对他们施加的冷暴力，尤其是他们被认为可以在教养方面与白种人平起平坐，这种呼吁就是容易理解的。

西印度作家詹姆斯（C.L.R.James）就是这么想的，他在1933年5月的BBC广播节目中对此进行了阐述。那时在废除奴隶制一百周年的纪念节目上，作为奴隶的后裔，詹姆斯叙述了他的一家如何通过教育改善了生活。他追述了西印度板球队在1931年访问英国的故事，这支队伍里有教师、商人、一个出纳员还有一个卫生检查员，他们代表了西印度群岛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但白人仍然坚持黑人还不能政治独立。西印度群岛对帝国十分忠诚，一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二战还将再次证明，但是詹姆斯指出：“被外国人统治的民族通常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低等、落后或不成熟的，对此我们很多人都心怀怨恨。”15

在詹姆斯看来，西印度群岛的未来在年轻人的手里，他们将会到英国去学习。一些人将会遭到冷遇。一个也别想进入伦敦的圣玛丽医院学习，别管他有多么优秀的成绩，因为那儿的院长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Lord Moran）对所有黑人都一视同仁地厌恶。16黑人也不可能成为皇家戏剧艺术学院的学生。17这些都是时人称之为“肤色限制”的突出例证，这些充满个人歧视色彩的格栅篱笆把黑色和棕色人种挡在了全英国的酒店、旅馆、公共娱乐场所，尤其是舞厅之外。

1919年6月的利物浦和加的夫骚乱展示了英国种族主义的深度和烈度。这两个城市有为数众多的黑人，不是海员就是最近才赶来在码头和工厂里打战时工的人。上世纪爱尔兰和犹太移民的遭遇已经告诉我们，在人员密集、工作难找的地方，紧张气氛也就越浓厚。利物浦和加的夫就是如此，退伍士兵也进入劳动市场并加剧了种族仇恨。

在有大约5000名黑人的利物浦，一个有色人种居住的公寓遭到了2000多暴徒的攻击。许多黑人惊恐地逃到托迪斯警察局；有个人因为携带铁棒和印有“打倒白种人”字样的横幅而被逮捕，还有的人请求作为英王子民得到公正对待。加的夫有一个混居着黑人、阿拉伯人和索马里人的社区，麻烦起因于职业介绍所周围的黑人群体和白人群体之间的恶斗。这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骚乱，骚乱人群在码头附近所谓的黑人区横冲直撞。群氓袭击了黑人的房子，一些黑人用左轮手枪进行了自卫。一名爱尔兰人和一名黑人被杀。有关这些骚乱的报告提到，与白人女性结婚的黑人受到了极大的敌视。

这种情况让前贝专纳兰邦（Bechuanaland）行政长官拉尔夫·威廉姆斯（Ralph Williams）奋起发声。他给泰晤士报写信断言：“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的男性与白人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对热带的白人男性来说简直耸人听闻。18性焦虑和性嫉妒触到了英国人的痛处，对美国种族主义者也是如此。几百年来，人们认为黑人拥有的超乎寻常的性能力，部分源于其动物性，部分归功于传说中他们拥有比白人更加雄伟的阴茎。远东的民族和毛利人则没有遭受这种性妒忌和伴随而来的性仇恨，因为据说他们不如欧洲人，这也许能解释新西兰种族和谐的良好记录。19对黑人传说中性能力抱有的不安心理，是一些别的欧洲殖民南部非洲地区法律的背后动因，例如南非1927年的《道德法》就禁止不同种族之间随意发生性关系。1962年赶往南非拍摄《战血染征袍》（Zulu）的演员听了一场关于南非性禁忌的讲座，引得斯坦利·贝克爵士（Sir Stanley Baker）不禁打趣道：“那几百个祖鲁妇女群众演员至少代表了上千年监禁啊。”南非直到1949年才允许跨种族婚姻，但那些敢以身犯险的人面临的将是被社会放逐，白人女性则将受到自己种族的鄙视。1915年，当印度的普杜科泰（Pudukota）大公迎娶澳大利亚姑娘茉莉·芬克（Molly Fink）时，他遭到了印度事务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英王乔治五世和王后玛丽的一致反对，而且永久地失去了觐见王廷的机会。20有趣的是，当时美国48个州中的30个也禁止跨种族通婚。

不言自明，在英帝国范围内白人女子的生命与贞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少对土著民族来说是这样。1923年在西北边境发生的帕坦人（Pathan）杀害英国妇女并绑架她女儿的事件使一名高官确信，印度已经不再尊重英国的权威。21这种保护却没有扩展至黑色和棕色人种的女性。“欧洲人拥抱非洲女人，并管她们叫‘该死的黑鬼’”，桑给巴尔主教托马斯·伯力如此形容这一区别对待。22在当时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出版者在书中加入袒胸露乳、衣不蔽体的非洲和澳洲妇女是不受非议的，但是白人妇女可不行。不消说，衣不蔽体的黑人男子总是隐蔽地躲在角落。

在很大程度上，肤色限制成了防止性接触的屏障，有些人对此感到高兴。1943年一位焦虑的母亲对一家伦敦当地报纸如是说：“如果容易受骗的英国青年每天晚上都去和那些漂亮又打扮得跟淑女似的马来亚女孩、中国女孩和印度女孩跳舞，这得产生多少麻烦，要知道这种人可不在少数。”23有这种偏见的人可不仅限于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白人或者毕林普上校那样的右翼分子；而是超越了阶级界限和政治倾向。尽管中产阶级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通常与他们的印度或非洲同侪相处融洽，但他们又很轻易就会倒向种族主义。比阿特丽丝·韦伯（Beatrice Webb）在1911年访问中国时被当地人的习惯恶心得够呛，她离开时确信同性恋、毒品和江湖庸医是不可挽回之堕落的证明。24总体上工党一直主张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但是当1948年贝专纳兰邦瓦托部落酋长的继承人塞莱茨·卡马（Seretse Khama）选择与一位白人文书鲁斯·威廉姆斯（Ruth Williams）结婚时，工党官员们在利益面前放弃了原则。屈服于南非的压力和对邦瓦托消极反应的恐惧，政府剥夺了塞莱茨·卡马的继承权。时任英联邦国家关系大臣帕特里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 Walker）希望能禁止这种婚姻。25但贵族中却有一个小团体使得马来亚的素丹和印度的王公可以在英国上流阶层中悠游自如。由于英国社会和种族礼仪的这种模棱两可，伯道迪（Pataudi）的行政长官在1932年和1933年之交的那个冬天以“绅士”的身份，也就是说作为爱好者，随英格兰板球队对澳大利亚进行了巡回访问。比赛前后，他与职业选手或“参赛者”等其他绅士共用更衣室，这种仪式似乎更加奇怪，因为这个国家排斥一切有色人种移民。

肤色限制就像帝国体内的溃疡。一战中的黑人和澳洲士兵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过这种歧视，也因此动摇了他们对帝国是人人平等的共同体的信念。肤色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定居澳大利亚，能否在英属哥伦比亚投票，还限制了他在南非的一举一动。英国人自己也受到了影响。休·纳奇布尔-休格森爵士（Sir Hugh Knatchbull-Hugessen）当驻波斯大使时，他发现“总觉得我们还没有摆脱’19世纪情结’，没有准备平等对待波斯人”。26埃及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也是一样，他们发现在英国政府对其自治问题推三阻四的背后，隐藏着白人对非白人种族因天生缺陷而无法处理自身事务的根本信念。相比之下，白人更容易而迅速地获得了政治上的成熟。对于那些充满渴望却又失望的人，英联邦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白人俱乐部，和新加坡、内罗毕（Nairobi）以及汉默史密斯（Hammersmith）的歌舞厅没什么两样。

第七章

统一的精神纽带：帝国的面目

1919-1939

肤色限制总是试图在人们费尽心机希望加强英联邦和英帝国团结的时期展露峥嵘。通信技术的改进在1919年之后开始逐渐加速，使帝国加强联系的前景更加看好。长途飞行和无线电有可能会使帝国摆脱地理分布的束缚。航空技术很快就被当作可以把帝国胡乱散落在全球的领土联系起来的线索。在1919年末完成其从伦敦到澳大利亚的跨时代飞行后，罗斯·史密斯爵士（Sir Ross Smith）认为其行动有助于“通过天空中的航迹把帝国的边远地区联系得更紧密了”。另一位先行者J.A.米林森（J.A.Mollinson）太太，即艾米·约翰逊（Amy Johnson）在1932年告诉BBC的听众，她最近一次经西非从伦敦到开普的飞行是为了“保持我们帝国分散的各地之间的友谊与团结”。1

政府对跨帝国飞行的反应笨拙而且迟钝。一战结束时，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工业，1918年中就能每月生产4000架飞机，还有大量训练有素的飞行员。2战争结束一个月内，最优秀和最勇敢的那些人开始了野心勃勃的试验飞行：艾尔考克和布朗在5月飞越了大西洋，罗斯·史密斯爵士飞越伊拉克、印度和马来亚抵达澳大利亚，而1920年5月两位南非人从开罗飞到了开普敦（Cape Town）。这些成就令公众兴奋不已，但是政府却对帝国内飞行畏首畏尾。对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场主义原则的服膺使得大臣们和文官们极其不愿在政府资金不足的时候发行公债投资航空运输业。当时的点子不少，比如成立一个西非航空公司，但是都成了官方消极态度的牺牲品。直到1923年12月，在受到1921年帝国会议的压力后，政府才决定认真对待民用航空事业。

于是就诞生了股值达上百万英镑，而且政府又在十多年里补贴达上百万英镑，垄断了帝国和大陆航线的帝国航空公司。对于正在被德国、法国和美国对手超越的英国航空工业来说，这项措施来得太晚也不够有力。3澳大利亚人则展示了更大的想象力和进取心，他们在1920年成立了昆士兰和北部领土航空公司（QANTAS），把散布在内陆的定居点联系了起来，1925年还开通了从布里斯班至新加坡的定期航线。帝国航空公司在同年开通了从开罗至卡拉奇的首条公司航线，但是埃及政府因反对英国公司的垄断而与它们就此发生了激烈争吵。1932年1月，在首次测试飞行13年之后，公司终于开通了伦敦到开普敦的定期航线，途经巴黎、布林迪西（Brindisi）、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开罗、喀土穆（Khartoum）。公司得到了航线上各殖民地政府的大量补贴，英国和南非在五年内共投入超过1000000英镑。4

英国航空部（Air Ministry）曾对飞艇进行了试验飞行，但1929年R101飞艇在飞往印度的处女航中灾难性地坠毁后，他们就选择了飞机作为帝国航空业务的主力。因为远距离飞行需要错开时间和定时中转，而河流和湖泊是最方便的中转机场，水上飞机于是成了大多数帝国航线的选择。于是出现了被称为帝国水上飞机的肖特23式（Short 23），这种可搭载18名乘客的飞机在1938年投入运营。此时，帝国航空的服务很密集：每周有七班航班从英格兰飞往埃及、四班飞往印度、三班飞往东非，埃及至东非、印度至新加坡、东非至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各有两班。表面上看，总数看起来很不错了，但如果不是战后紧接着那几年官方缺乏远见，这数字会大得多。

无线电技术也和飞行一样得益于战时的需要才能发展得如此迅速。它很快被转向民用并被认为是加强帝国联系及其子民共同身份意识的手段。“与文明的联系”，一位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服役的军官如此形容他在1927年接收到的从BBC达文垂发射站发出的微弱信号。无线电在自治领传播得很快，1929年澳大利亚已有29.9万个登记在册的接收器，加拿大21.6万个，新西兰4.1万个，南非1.68万个。锡兰在1925年拥有了自己的发射站，但印度的发展则缓慢而无序。到1935年，孟买和加尔各答已经有了发射机，而且向乡村发放接收机的计划也在准备中。

最终即使最遥远的殖民地也能收到BBC的长波节目，同时本地电台的数量也在增加。1941年在拥有300000人口的北婆罗洲（North Borneo）只有两个本地电台为385台无线电接收器提供服务。5他们的节目对华人社区来说没什么吸引力，那儿的人更喜欢听西贡（Saigon）和马尼拉（Manila）的流行音乐节目。收音机确实也使帝国的子民们接触到了其他文化和观念，并非完全有利于帝国的和谐。

无线电最大的功效在于它能拉近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它是激发帝国内迥然不同的各种族产生共同体意识的理想工具，也是加强英国和自治领亲密关系的理想工具。最重要的是，它令帝国的所有子民都把他们的忠诚聚焦于帝国统一的象征——君主身上。顺理成章地，1933年圣诞节，帝国的所有子民都听到了英王乔治五世那粗哑而慈爱的声音从桑德灵汉姆宫（Sandringham）传来。在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皇家圣诞致辞中，国王感谢其子民的忠诚，承诺将继续做他们的国王，并对他们致以节日的良好祝愿。这段简单而温暖的演讲之前播出了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包含许多精心编排的节目片段，试图给帝国的人民传递一种家庭的温暖。其中有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城镇以及直布罗陀(Gibraltar)和塞得港（Port Said）外一艘轮船的直播片段。

乔治五世的广播对帝国来说是一次剧情大转折。电波以一种奇妙而动人的方式团结了帝国，于是一个在技术上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在1934年的圣诞节付诸实施。同样，主题还是亲密与和谐，不过他们也开始探索帝国人民有多么丰富多彩。有些被邀请来讲述他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在国王演讲前的序幕里，听众们可以听到当地“小伙儿”在开普葡萄园里的歌声，驻守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岗哨的军官发出的问候，以及悉尼邦迪海滩（Bondi Beach）救生员的话语。其中的一些人淳朴得惹人怜爱。一个塔斯马尼亚（Tasmanian）渔民干巴巴地说道：“在这儿当渔民跟在别的地儿当渔民没啥两样，都是又湿又冷。”一个放牧科茨沃尔德羊的老牧人随口就说，他在新西兰有一个兄弟，如果他在听节目希望他能够别嫌麻烦写封信回家。下午3点国王讲话，赞扬了将其散落各地的子民联系在一起的“统一精神的纽带”。

无线广播也在帮助帝国的人民了解彼此。BBC当时在其总监约翰·雷斯爵士（Sir John Reith）高尚原则的指导下，播出了专家们从各不同方面对帝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发表谈话的15分钟节目。争议性话题没有被回避或掩盖，1930年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结合他在肯尼亚的经历警告当局如果继续“不顾当地习俗”地统治非洲，积累的怨恨就有可能突变为动荡。6

这些广播在提醒人们需要不断地使公众明白帝国代表着什么，帝国的存在又如何使他们受益。当时是电影的黄金时代，它通过不同手段触及了所有上述主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娱乐生活的绝大部分被电影所占据：1926年英国共有3000家电影院，1940年则上升到5000家，年销售电影票10亿张（原文如此）。

因此电影院为传播帝国信息给大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在1926年和1930年的帝国会议上，人们被要求应注意电影具有的强大说服力；会议号召发展帝国的电影产业，鼓励创作高举帝国主义美德的好电影。1926年的大会以后，贸易大臣菲利普·坎利夫-李斯特爵士（Sir Philip Cunliffe-Lister）承认，电影对“英国各种族人民的想法和观念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因为这种政治价值使得它应该成为“传播国家观念的通用手段”。年近七旬的布尔战争老兵，现任澳大利亚驻伦敦高级专员，将军格兰维尔·德·劳讷赖里爵士（General Sir Granville de Laune Ryrie）的语气则更加强硬。他要求帝国内的所有儿童应该“在早晨排着队进电影院观看那些描绘今日帝国的英国优秀影片”。7在从好莱坞片场倾泻而来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暴力的甚至时常公然宣淫的影片大潮面前，这种令人振奋的影片将是一针及时的解毒剂。英国放映的影片中9/10来自美国，社会中的刻板分子将其视为道德堕落的源泉。

政府尽了一切力量阻止精神污染。它还要求所有描绘帝国或其官员的电影要对两者都进行美化。保卫帝国在胶片上的安全是成立于1912年的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职责，它手上有一份关于禁忌题材和情节的清单。尽管在理论上是独立的，但委员会总是很乐于向政府的压力让步，实际上也经常如此。1925年它拒绝向格里菲斯（D.W.Griffith）的电影《亚美利加》（America）发放许可证，因为其中有表现英国士兵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劣迹的内容。

有色人种和白人女性之间的性关系或者潜在性关系在1928年与其他的禁止事项一起作为附录进入了委员会的查禁名录。这项禁令在1933年弗兰克·卡裴拉（Frank Capra）执导的《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上得到了应用，片中一位美国女孩爱上了一个中国军阀。其他新的禁止项包括“英国领地被表现成罪恶的渊薮”和“白人在远东和土著的环境中陷于堕落”。8士兵和殖民地官员的形象也得到了保护，他们的荧幕表现此前一直是完美无缺的。

其实，好莱坞所表现的帝国也无需太多担心。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英帝国就好像美国的狂野西部，只不过是惊险故事的丰产沃土。1934年的好莱坞故事片《傲世军魂》（Lives of the Bengal Lancers）就像其他美式“帝国”史诗一样，是一出直来直去的“英雄列传”，还附赠不时阻止主角鲁莽行事的长官们关于如何效忠王帝的说教。本片的反派是帕坦人，但同样也可以是阿帕奇人（Apaches），的确过了不久一个西部片就采用了同样的剧情。好莱坞要的是异国背景和戏剧性的情节，但在真实性方面却做得漫不经心、滑稽可笑。1939年的《印度风暴》（Storm over India）里喀布尔（Kabul）成了缅甸（Burma）的首都，而且片子体现出了对英国军队的极端无知，这些失礼激怒了前炮兵上校约翰·汉纳（John Hanna），他给审查委员会审查了不少剧本。如果不考虑技术上的硬伤，好莱坞影片很少会令官方大动肝火。《傲世军魂》和1939年的《古庙战茄声》（Gunga Din）这样的电影，除了给那些机智勇敢地战斗在边疆的人物形象增添几分旧式的“亨蒂”范以外，恐怕不会对公众舆论产生什么影响。

英国拍摄的帝国影片总是要承载娱乐以外的东西。他们有意把帝国展现为真善美的化身，被那些勇敢坚定具有崇高品格的人护佑着。这是那些审片员想要的，同时也体现着当时两位最有才华的导演迈克尔·鲍尔肯（Michael Balcon）和亚历山大·柯达（Alexander Korda）的个人情操。他们都极其爱国并且为鲍德温提供过关于保守党宣传片的拍摄建议。9

政府感谢他们的工作并帮柯达在《金鼓雷鸣》（The Drum）和《英雄胆》（The Four Feathers）拍外景时疏通关节。印度陆军为前一部片子的战争场面提供了部队，苏丹当局则借给柯达4000民兵和东萨里军团用于拍摄《英雄胆》一片的高潮——壮观的奥姆杜尔曼战役。苏丹政府还帮忙找来大量哈丹杜瓦战士（Fuzzy-Wuzzies），他们的出现给战斗场景增添了动人的真实色彩。依《图画邮报》上的一篇宣传此片的文章中的说法，摄制组很难说服这些高傲的人去装“死”。有人问：“为什么要我死？我打真正的奥姆杜尔曼战役时都没死！”最终他还是认同了在荧幕上死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并真的“死”了。10

柯达和鲍尔肯的帝国影片传达的意思很明确。后者1935年的《非洲的罗德兹》（Rhodes of Africa）和1936年的《印度的克莱武》（Clive of India）都是为传主歌功颂德的传记片，他们被塑造成了有远见的预言家，但略去了其在真实历史中的虚伪和贪婪。柯达影片《河畔的桑德斯》（Sanders of the River）中的主角，地区长官桑德斯既是梦想家又是行动派，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救赎非洲的事业。他是一片流域的坚定而公正的统治者，依靠其人格魅力进行统治。正如他告诉河畔那些酋长们的那样，英王的法律将给酋长和他们的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帝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波萨姆博酋长（由保罗·罗伯逊饰演）就很能体会这一点，他把桑德斯进行了偶像化，并接受了他对未来的愿景。非洲曾经的原始宗教迷信和互相征伐的形象代言人是面目诡异的毛弗伯拉国王，巫医是他的宫廷陪侍，还热衷于抓奴隶。当桑德斯有事不在时，他的死讯开始流传，国王治下的和平随即崩溃，野蛮的旧非洲复辟了。但桑德斯在最后关头赶了回来，毛弗伯拉国亡身丧。新非洲在桑德斯的坚强领导下大步前进，而波萨姆博则成为大酋长，保证将让其子进入专为酋长子弟设立的政府学校，学习那些帮助桑德斯立身治国的原则。

帝国的启蒙与部落的愚蒙之间的对决是《金鼓雷鸣》的主题。故事发生在当时的印度西北边境省，一位正直的英国殖民官员（罗杰·利夫西饰）遭遇一个狡猾的可汗（雷蒙德·梅西饰），他准备用从俄国走私过来的现代化武器煽动一场反对英属印度政府的圣战。在年轻的王公（萨布饰）帮助下，殖民官揭露了阴谋，像波萨姆博一样，那位王公也学会了敬佩帝国官员的个人勇气和他们的价值观。自我牺牲就是其中之一。在访问可汗前，殖民官拒绝待在他那安全的堡垒里，声称如果他遇害（看起来很可能会发生），那么他的死就像戈登一样将推动文明的扩展。

《金鼓雷鸣》与《河畔的桑德斯》把冒险故事和帝国主义说教混合在一起。观影者回家时会满意地思忖，他们的帝国代表着稳定与公平，还有勇敢正直的人们在管理着，他们明白对土著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当轮到波萨姆博的儿子和年轻的印度王公负责管理他们的人民时，他们的榜样自然是桑德斯那样教导他们热爱公正与真理的人。印度观众对此的反应却不一样，《金鼓雷鸣》在马德拉斯（Madras）和孟买（Bombay）上映时，他们涌出电影院冲到街上游行抗议这部他们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帝国宣传的影片。这部片子很快就下架了。

事后想想，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有人在印度播放这种称扬帝国主义的宣传片。1938年，印度事务大臣泽特兰侯爵（Marquess of Zetland）阻止了《勒克瑙局势》（The Relief of Lucknow）这部片子的制作，他认为此片将引爆当地人的愤怒情绪。他的行动在年末的一次议会下院辩论中引起了争议，工党议员伊曼纽尔·欣韦尔（Emmanuel Shinwell）讽刺地建议政府为了帝国的和谐禁止一切涉及印度大起义的内容。11更严重的是，甚至有人声称政府还篡改了近来慕尼黑危机前前后后的新闻短片。

正片前播放的新闻短片和纪录电影被认为真实地记录了事实。自从1903年北婆罗洲公司赞助了一部关于其殖民地的短片开始，说教式的帝国纪录片就如涓涓细流一般持续流淌起来。许多是商业性的，例如1913年的吉百利推广片就追溯了可可豆从黄金海岸的种植园到伯恩维勒的巧克力工厂的过程。作为帝国产品推广的一部分，帝国市场推广委员会在1933年成立了一个电影部门，它制作了《锡兰之歌》和《牙买加货物》。就像邮政总局和帝国航空的电影部门的作品一样，这些有进步的诚意之作也免费借给学校和年轻人团体。向观众传达帝国的价值观可不是财政部的主要目的，于是帝国市场推广委员会很快也成了政府吝啬的牺牲品。殖民部官员暗地里对此反而感到高兴，因为他们觉得公关这种事和“推销”帝国总是显得有点庸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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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帝国还是在1924年和1925年之交于温布利（Wembley）举行的英帝国展览会上被史无前例地、毫无愧色地“推销”给了公众。那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帝国里的异域情调和文明进步被精心交织起来。展览会的各个展厅和“宫殿”共占地200英亩，吉卜林（Kipling）为连接其间的道路起了诸如“主权路”和“大西洋坡道”这样的名字。这场秀总耗资达2200万英镑，其中半数由急于扶持帝国贸易的政府提供。1924年4月的开幕式上，威尔士亲王向他的父王乔治五世保证，“这将是对您的帝国的一场完整而生动的展示”，同时告诉世界“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使者决心推进和平与人类的至善”。回答时，国王盛赞“自由的精神和宽容的合作已经使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制度和不同思考方式的人民在一个联邦中联合了起来”。

2700万人参观了这一展会。他们回到家中，残留的印象是帝国的繁荣、远见和多样，并会忆起帝国里那些更加别致的居民们留下的惊鸿一瞥。那些巨型的艺术和工业宫殿由最新式的材料——水泥建成。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展馆采用了拘谨的新乔治时代风格，还有一座有意做旧的仿制宝塔代表缅甸，宣礼塔则代表马来亚。最引人赞叹的要属卡诺（Kano）大拱门带城垛的复制品，矗立于尼日利亚展厅的入口处。这些建筑里真的住着人：参观者可以看到戴着塔布什帽的土著警察保卫着满身绫罗、穿金戴银的阿散蒂（Asante）王公们，还有在湖边纺纱（spinning）的马来亚女人。西非人招徕过路的客人给他们带上写着“多喝可可”的大奖章。这场秀同时也是一个巨型贸易展销会。

不过吸引绝大多数参观者的不是商业性，而是迷人的魅力。一名记者兴奋地说：“肤色黝黑的人们在这里来回穿梭，就好像我们真的身处非洲，而不是在查灵十字路（Charing Cross）边上没多远。”兴奋归兴奋，这位记者发现从一个展馆走到另一个展馆还挺累人的，并提议应该派点祖鲁（Zulu）男孩来为那些脚疼的人拉车。13有些黑人觉得受到了居高临下的对待。黑人后裔学生联盟觉得他们的族人就像畸形秀的展品一样被人盯着因而受到了贬低，同时在展会导览书上提及非洲巫术和食人行为也是一种侮辱。14

乔治五世及其长子有意识地深入了解了这次展会及其展品。他们为在开幕式上的交流提前做了精心的设计，展示了帝国的以人为本和进步观念，其子民也是被相互间的善意与尊重紧紧团结在一起。这些都是很好的感受，因为国王一直被视为帝国团结的象征，一个得到人们热爱和忠诚的图腾式形象。抽象的纽带必须得到加强，所以国王或者更常见的是他的直系亲属经常性地出现在那些遥远的帝国人们的面前。一位毛利人主教在欢迎1934年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访问新西兰时，把这种极其神秘的概念形容得特别贴切：“欢迎您王之子，从你的脸上我们看到了你的父王、母后和王兄，他们的皇家御足踏过了海神的宽阔波浪之路……”15

但是印度人却不太可能从1877年威尔士亲王访问印度时的举止中发现他那威严母后的影子。亲王在第一次正式的帝国皇家巡游中跋涉了南亚次大陆，猎杀了几只虎，与王公和殖民官员亲切交谈。其子乔治五世则在1912年享受了最大的排场，与他的王后玛丽一道身着登基冠冕在德里的一座巨大宫殿里接受印度王公们的朝贺。

一战后威尔士亲王的皇家巡游则少了几分冒充大亨般的浮华与排场。劳合·乔治把未来的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送上旅途，他认为皇家巡游对政治演出来说是个练习，这种演出能让各自治领欣喜并让其统治者更好对付。“受欢迎的威尔士亲王的露面比十好几次严肃的帝国会议更能平息矛盾。”16在一定程度上，劳合-乔治是对的。年轻的亲王是一个体面、和善的小伙子，他的俊朗的外形、青春的活力和随和的态度在帝国内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他准备好了承担职责：丘吉尔秘授他当众演讲的技巧，国王的秘书斯坦福德姆勋爵（Lord Stamfordham）则就他的新责任施以谆谆善诱的教诲。“帝国不只是依赖于帝位，”他的语调如同在唱赞美诗，“帝国的力量与稳定完全取决于坐这个帝位的人。“17

1919年8月，亲王带着这样的忠告启程赶赴加拿大。在接下去的九年里，他连续访问了西印度群岛、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1923年和1927年两次）、冈比亚（Gambia）、黄金海岸（the Gold Coast）、尼日利亚、南非、肯尼亚和乌干达（Uganda）。每到一处，他都受到盛宴款待。他接见当地名人，检阅仪仗队，为公共场所剪裁，还合乎时宜地到处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即使有时很难一直保持那么热情。土著音乐和舞蹈表演也成了所有皇家巡游的寻常节目，这大受新闻短片的摄影师们欢迎。当他于1936年1月继位为爱德华八世时，他对帝国及其人民的了解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任们。正如劳合-乔治预测的那样，他已经赢得了人们的心并且尽其所能地缓和了加拿大和南非的种族与政治紧张局势。时常热衷于国内的激进运动的亲王在国外则显得比较反传统，他把印度人说成是不适合进行自我管理并且公开表示支持肯尼亚的白人殖民者。18

不可能去估量这些皇家巡游对帝国团结的贡献究竟如何。《与威尔士亲王同行五万里》这样的纪录片和其他的一些皇家巡游新闻片为人们展示了不同族群的人们欢呼雀跃地挥动彩旗，忠诚地团结在国王，以及由此推出的帝国之下。人们很欣慰地看到报纸上的廉价报道和迎来送往的官样文章都在强调一方面要忠诚热爱，另一方要慈父般的疼爱。所有场合都被利用来反复宣传英联邦和帝国建立于其上的共同价值观。澳大利亚工党首相比利·休斯（Billy Hughes）给亲王的送行致辞也体现了上述中心思想：“澳大利亚人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荣耀的帝国所承载的，那万古长存的自由、进步精神，使我们的帝国比古往今来任何帝国都要伟大……”

1935年为了庆祝乔治五世继位25周年，各自治领和殖民地特别纪念邮票的发行，成了国王与帝国间纽带的最新象征。殖民地发行的邮票使用了印有国王和温莎城堡的统一的华贵设计。之后在1937年乔治六世继位之际又大量发行了纪念邮票。通过统一的样式设计，这些皇家邮票反映了帝国的统一并且顺便刺激了对其余帝国邮票的收藏，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

得益于罗奈尔得·斯托尔斯爵士（Sir Ronald Storrs），帝国邮票近来在外观上开始了改变。作为塞浦路斯（Cyprus）总督，1928年他下令发行了一系列漂亮的图画邮票以庆祝英国在此统治的第50个年头，并且给“这个殖民地带来一些其急需的知名度”。19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塞浦路斯财政部门从集邮家那里得到了急需的两万镑收入，这也许引起了其他殖民地竞相效仿。1933年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发行了一组邮票纪念废除奴隶制一百周年，其票面图案是当地的景色和一所医院——作为对仁慈帝国主义的答谢。几年之内所有殖民地都放弃了只印上君主头像的实用型邮票，换上了带图画的邮票设计。它们展示各殖民地独有的人民、文化、经济成就、风景、交通和博物志。帝国邮票上的图片有各种当地坚果、独木舟、棕榈树、烟草种植园、军舰鸟、鳄鱼、铁路桥和港口。这些五颜六色、制作精巧的帝国生活微缩景观在收藏者中间极为流行，并且极大地增长了公众对帝国的了解。

就像那时全国的其他孩子们一样，瑞奇摩尔·克朗普顿（Richmal Crompton）笔下的淘气包威廉和他的小伙伴们很可能也在集邮，当时的家长们还在要求孩子们在课余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也就是说，有益的消遣。小淘气们被关在教室里艰难地捱过历史课，这种充满诸如帝国如何建立的史实的填鸭式教育对威廉来说不起作用，他深信加尔各答（Calcutta）恐怖的“黑洞事件”在布莱克浦（Blackpool）也发生过。在地理课上，他们则出神地盯着甚至亲手摸到了那些帝国邮票，它们被整齐地码放在帝国市场推广委员会分发给各个学校的收藏盒里。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帝国》年鉴则是生日和圣诞礼物的首选，而且还分男孩版和女孩版。每一种里都有以帝国为背景的探险故事和令人增长知识的文章，如关于在斐济（Fiji）当童子军等。

帝国现在已经成了英式生活的一个习惯：圣诞大餐以后每家都围在收音机旁聆听国王的讲话；一年四季都有许多板球队和英式橄榄球队穿梭来往于本土和自治领，这两种原本主要在英格兰和中产阶级流行的运动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帝国的各地都获得了大量拥趸。到20世纪20年代，南非已经考虑把联合会式橄榄球列为国球，同时它也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有进展，并通过次殖民过程传播到斐济和西萨摩亚（Western Samoa）。板球也在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扎下了根。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夏季自治领球队访问英格兰，冬季英格兰球队访问自治领的模式逐渐形成。这些比赛吸引了巨大的公众注意，尤其是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的英格兰板球队与澳大利亚板球队之间为争夺锦标而进行的殊死较量。因为事关民族尊严，当1932年9月英格兰板球队赶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时，《旁观者报》（the Spectator）庄严地宣布他们就像“约翰·杰利科爵士（Sir John Jellicoe）在1914年8月驶向北海一样，带着全英格兰人民的祈祷、祝愿与不安”启程了。20

这种运动与战争的类比居然不经意地一语成谶。在1933年1月于阿德莱德（Adelaide）举行的第三场比赛中，汉普郡出身的快投手哈罗德·拉伍德投出一系列威力极大的“超快球”，打到澳大利亚击球手们的腿侧。好几个澳大利亚球员被打中，有两个受伤下场。全场35000多名观众愤怒地爆发了，不断对英格兰队飙脏话。像《旁观者报》一样促狭的澳大利亚板球管理委员会（Australian Board of Control）给梅勒伯恩板球俱乐部（MCC）发电报，指责英国队缺乏运动精神和危险的战术。如果他们不立即放弃这种行为，就将“扰乱英格兰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梅勒伯恩板球俱乐部却不明白这有什么好激动的，英国报纸还暗示这件事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在作怪，因为英国队终于找到了对付澳大利亚可怕的击球手的办法。在回复中，梅勒伯恩板球俱乐部坚持所谓的“体侧”投球战术并暗示澳大利亚击球手缺乏男人的气概。《寰宇》的板球通讯记者记录道：“板球也许真的是一种‘粗野下流的运动’，不过我们还是不要一边哭哭啼啼一边比赛了。”21

情绪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拉伍德继续投他的“体侧”球，英格兰也赢得了锦标，《旁观者报》则希望争吵不要危害到之后的比赛，它们是“……英联邦里两个敏感而友好的伙伴间联合的纽带”。22那些不热衷于规则复杂的板球游戏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居然有这么多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会执着和愤怒于这样的一件细微之事，尤其是在希特勒获得对德国的控制和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的那几周里。无论它还有怎样的意义，这次“追身球”喧嚣显示了帝国事务，不论多么小，都占据了国民心目的中心地位。

整体来看，英国公众对帝国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之前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也不是说只要人们聚在酒馆、火车车厢或者足球看台上，他们就会聊起帝国话题。但寻常的英国百姓更加关心诸如工作、经济复苏的迹象和前景等生计问题时，类似于印度宪政改革或者肯尼亚的对土著民政策等深奥问题，原本不指望能引起什么公众兴趣。尽管如此，通过收音机、电影院和学校课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帝国的存在。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意识到帝国是帝国人民可资自豪的宝贵财富。帝国的公开形象总是慈善的，其子民也看起来对身为英国人而感到满意和高兴。由电影屏幕和进入各家各户的年度皇家广播所体现出的帝国整体形象也是令人安心的，并且可以说，解除了人们心中对于帝国压迫和剥削感到的最后一丝罪恶感。

但是最终，公众知道帝国还是会改变，毕竟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无法阻挡。没有人知道这个转型过程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帝国最终会变成什么样。1937年当选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预测印度最早也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能实现完全独立。丘吉尔的想法也是大同小异，1937年他给印度总督写信说：“我希望看到大英帝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保持强大与辉煌，只有无数英国天才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当新闻短片播出战列舰驶入开普敦或悉尼的港口，把皇家王子们送到那些爱戴他们的子民身边时，每一个在电影院里的人都见证了帝国的强大和辉煌。然而帝国是永恒的吗？很可能不是，不过当1935年以后这个世界开始逐渐多变而危险时，帝国的属地却在这样的世界里如鱼得水。

第八章

虚张声势的咆哮：帝国力量的局限

1919-1936

1924年的希特勒怀着对“不列颠霸权”半嫉妒半敬畏的感情，将英国称为“地球上最伟大的世界大国”1。他在巴伐利亚州的监牢里得出的这个结论最终被写进了《我的奋斗》，其中仅仅有一处细节错误，因为英国是1924年唯一的世界性大国。二战前的欧洲列强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俄国还没从持续七年的内战中完全恢复；法国国力受损并且正步入长期的政治混乱；德国惨遭阉割还被《凡尔赛条约》束缚住了手脚；奥匈帝国则变成了由一堆小邦国组成的大杂烩。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成为世界首富的美国自愿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拒绝把它的财富花费在军舰、飞机和军队这类世界强国的身份象征上。它只是继续控制着自己的后院——拉丁美洲，正如亚洲唯一的工业国日本控制着它的后院——远东。唯有英国自己在世界各地都有领土和利益，并且拥有保护它们的手段。

帝国是英国的脊梁。“帝国是国家中的翘楚，无可匹敌。”1919年5月《晨邮报》吹嘘道。2无论帝国内外，没有人会质疑这种说法，其正确性已经在不久前的帝国对英国战争做出的贡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帝国给予英国的不仅是人力和战争资源，它已经成了英国声威的基本组成部分。“威望使大不列颠成为一个强国。”一位美国分析家在二战爆发之际如此评论道。3他并没有详细解释这个抽象概念究竟如何使英国在国际事务中获益，而且此后在必须要做出关键决定的时刻重提“威望”的英国政治家、指挥官和外交官们也没有这样做。

威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地区事务层面，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英国总能够得偿所愿的世界中的中东和远东民族。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挡住雄狮的路会发生什么，它会咆哮着露齿威胁，如果还不行的话，它就会猛扑过来。与威望相伴的总是暴力威胁，因此根本上说它与英国找敌人算账并狠揍之的能力息息相关。1942年初新加坡落入日本人手中的消息传到了印度西北边境省，帕坦人非常瞧不起英国人，“因为这么大的一个逆转不应该由日本那样的敌人来完成”。4希特勒同意这种观点，并且怀疑过去的20多年里全世界是否过于高估了英国的威望。5

其他人对这个转折早有预料。1934年一位日本参谋官如此反映了许多同胞的观点：“大英帝国已入暮年。”6在美国陆海军参谋学院与他类似级别官员也被鼓励当作如是观。7一些英国人也同意。1939年6月日本军队在天津对英国子民进行了公开羞辱，英国回应的软弱无力令第一海相海军大将查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atfield）倍感绝望。他写道，这类事件“将导致乔治时代或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发出严厉的最后通牒”。8如果惹事的国家无力保护自己，他们确实会这样做；而到如今，尽管曾经的炮舰主义者对此心有戚戚焉，后来的政治家或史学家却很少对此大唱赞歌了。

在那些看起来没人敢还击的地区，约翰牛依旧生龙活虎。1936年埃及政府正在为新条约的条款与英国讨价还价。看着战舰沿亚历山大海岸一字排开的埃及人一定对此深信不疑。中国人也是这样。1928年中国北方驻扎着1.1万名英国和印度士兵，以保护英国资产和投资不受当地军阀的劫掠。9实打实的炮舰依旧在扬子江里游弋穿梭，随时准备为英王子民受到的虐待施以适当的报复。1937年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Anthony Eden）提议，如果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及其盟友坚持攻击英国航运，就击沉他们的巡洋舰“加那利”号，这可并不仅仅是帕默斯顿主义的虚张声势。最后，争议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因此报复也就不需要了。

毫无疑问，英国地中海舰队可以毫不费力地击沉一艘西班牙巡洋舰。关键是英国政府是否够胆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希特勒认为评判一国政治生命力的标准在于它是否愿意为自身利益而无所顾忌，因此他判断1924年的英国统治者还有必要的决心来维持其帝国。许多印度人、埃及人和阿拉伯人也满怀悲愤地认同这一点。后世的历史学家则没有那么肯定。致力于探索英帝国全球性衰落历程的历史学家逐渐认为，在一战和二战之间英国维持其国际权利已经出现史无前例的困难。

对这种现象有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柯瑞里·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提出的论文声称，英国当权者从心智上讲就不适宜做出可以使英国继续强大的必要决定。他们在道德方面的看法是症结所在，这种看法产生于那些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和乔治时代的英国公学和大学对他们灌输的思想。10基督教福音派思想、骑士美德、公平竞赛精神和理性至上信念的混合物造就了这样一群统治者，他们在心智上就无法对付希特勒、墨索里尼（Mussolini）和裕仁天皇（Hirohito）的将领们，更别提战胜他们了。

但美国人却没从英国的大臣、外交官和战略家身上看到多少温和、中庸和妥协精神。1931年国务院的一个关于英国未来的分析报告发现，英国人有一种期待收复失地及使英国恢复百年前荣耀的冲动，而办法包括“恢复帕默斯顿‘居然敢找老子麻烦’式的强硬外交传统”。111941年第一次英美参谋军官联合会商之后，留给美国人的印象是他们在跟一帮狡猾、精明、老谋深算的家伙打交道。8月在阿真舍湾（Argentia Bay）的第一次会议之后，一位美国军官评论道：“英国文件中有一点很突出，那就是坚持了其长期毫不掩饰地驱使其他民族为维持伟大英帝国而战斗的传统。”12自总统以下，美国人都清楚绝不能信任他们的搭档。“英国人永远都一样，”罗斯福叹道，“他们老是跟狐狸一样狡猾而你必须得跟他们一样。”英国在外交事务上的公开形象和私下作为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令美国人吃惊不小。尽管听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但一位美国部长确实这样评论道，“英国人其实并不懂得如何打板球（指英国人在外交事务上缺乏公平竞赛精神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运动精神）”。13

显然，统治不列颠的基督徒绅士们没有把昆斯伯里制定的拳击比赛规则应用于其他人类活动，他们受的教育中也没有忽略马基雅维利。即使是没看过马基雅维利著作的人，为了安然度过公学的日常生活，也从马基雅维利的谋略中得到了教益。无论这些机构宣传它们何等看重道德和精神启蒙，它们都还是外部社会的缩影，一样充满了狡猾、恶毒和虚伪之徒。单从这一个原因上说，出身公学的人不可能不了解人性的阴暗面以及如何与之对抗。美国人就在二战中发现，英国统治阶级暗下政治黑手的本事一点儿不比别人差。

英国势力的衰落并非由于其统治者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其中的外国人即使是独裁者也是本性正直的家伙。内维尔·张伯伦也许曾在从慕尼黑返回时的新闻短片里对着镜头宣称希特勒可以信任，但他怎么也不会真的认为那个只见过一面就被他称为“最粗野的狗”的家伙会像英国绅士一样行动。14

但是，英国在慕尼黑危机前后的作为却被普遍认为是其力量已经衰退的证明。后文会解释，绥靖政策其实是为在外部环境严重减小了英国行动空间的情况下协助维持帝国。然而因为有了后见之明，还是可以说慕尼黑事件前后，尤其是之后，英国的威望已经变成一个仅供欣赏的门面，内里已经越来越破败不堪了。实际的情况是，英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声望还在，然而其实际的经济和财力早已溘然长逝。

对于19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的状况，人们最熟悉的照片依旧是废弃的工厂、空荡荡的船厂里闲置的起重机和愁眉不展地站在街角的失业工人。这些不但是人们的肖像，也是经济惨景的写照，当时的数据也支持这一点。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后不到两年，失业人口飙升到300万，超过全国劳动力的20%。已经脆弱不堪且还在衰败的基础工业受伤最重，造船和船舶修理业的失业率在1932年曾高达62%，纺织厂、煤矿、钢铁铸造厂和重工业机械企业等全部集中在南威尔士、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企业都进行了大幅度裁员。1932年将近一半的财政支出都消耗在了失业保险金上，其中大部分给了失业家庭。经济复苏既缓慢又分布不均。1939年失业率降到11%，但是老工业依旧不见起色。1937年以后英格兰东南和米德兰地区的住房需求，与重整军备带来的需求一道造就了一次规模有限的经济复苏，其最显著的功效显示在家庭对诸如无线电、摩托车和电冰箱等“新”产品的需求增长上。但是就像前一个十年一样，现代工业的扩张不足以抵消夕阳工业不可逆转的衰退带来的萧条。

英国在一定程度上经受住了1914年之前的不景气，主要依靠的是其隐形利润。大量海外投资在一战期间已经被换成了现金，战后也没有重新引进。国际上对外来资本的需求在1918年后出现下滑，而且基本上可以由美国银行满足这一需求。一战和二战期间，尤其是1930年以后英国的公私投资者都比较谨慎，当时在国外出现了可以理解的紧张情绪。低风险的政府股份、单位信托投资公司和房屋建筑协会因此风行一时。

要求出台政府主导投资政策的呼声四起，尤其是左翼阵营希望以此作为补救长短期经济周期性衰退的手段。然而政府更倾向于传统秘方，于是节约、平衡预算和自由放任就成了大萧条时期议事日程中的关键词。但是自由贸易已经无可救药了。帝国特惠制在1931年被国民政府重新启用，并非作为一项联通帝国的长远规划，而只是为了保障原材料和廉价食品并在迅速缩水的世界市场上获得工业品销路的绝望之举。这样做的结果是在1932年渥太华会议前后签订了一系列协定。英国政府对称其可能有计划在肯尼亚与自治领进行联合投资的传言嗤之以鼻。英国和帝国间进一步的经济联系是英镑区的建立，目的是在世界上所有货币都在显著下跌的当前稳定英镑价格。所有自治领和殖民地都要以英镑作为储备，并将其各自货币的兑换价与英镑挂钩。

政府政策防止了灾难发生，但经济依旧脆弱。1937年贸易损失达3.02亿镑，算上隐形利润，这一数字减少到7000万镑。比较来看，单从制造业的世界产量份额来说，独裁国家那种强制的、国家控制式经济看起来比英国经济更好地度过了大萧条。

占全球产量的比例

抛开当时全球处于经济危机的特殊环境不讲，英国的实际地位其实比以上数据展示的还差。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在干预经济问题上总是犹犹豫豫，把太多留给了市场，紧接着战后出现的飞机制造业衰退正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英国出口商还忽视了销售、包装和广告等商业手段。1921年基本上没有英国商人对快速增长的马来亚市场表现出兴趣。15一战时由于对橡胶需求大增而引起马来亚每年进口了价值近10亿英镑的产品，但来自英国的仅占其中的1/16.这种缺失情况在现代产品的出口上最明显。几乎所有在马来亚跑的汽车都产自美国，西非的运输业者更愿意买福特而非奥斯汀卡车，1926年黄金海岸有2400辆卡车，其中139辆产自英国。16传统的基础产品出口更差劲，1938年销往东非的棉织品中有93%产自日本。17除此之外，新的帝国产业如北罗德西亚（Northern Rhodesia）或波斯湾的油井也主要由美国进行投资。

马来人开着奥兹莫比尔牌汽车、福特牌小客车穿梭在阿克拉（Accra）街道上，基库尤（Kikuyu）妇女身穿在大阪织出的棉布，纽约金融家为曾经被视为罗德斯后院的地区的矿井筹款。这些与洛奇戴尔（Rochdale）停业的工厂和克兰德赛德（Clydeside）关门的船坞一样都是英国经济持续低迷的标识。这是否一定说明英国的威望只是徒有虚名，实际上它的力量已经进入了弥留？表面上，答案看来是肯定的，不过要附带一些条件。衡量一个国家实力标准之一是其将剩余财富转化为军备的能力。英国在这方面的成绩还不错：1938年英国生产7940架飞机，俄国10382架（但很多较差），德国8295架，日本4467架，法国3163架，美国2195架。但英国要想在一场世界大战中取胜可不能只依靠军事装备的产能，它还要寻求在国外大量收购物资的财力，其规模至少不能低于一战中的规模。而海外投资金额的下降和长期贸易逆差使这一任务变得难度极高。英国的威望可能依然很高，其军力也依然骇人，但是当危机时刻来临，其政府在花钱的时候却必须力争节俭。这一现实极大地限制了英国的行动而且使其大臣、外交官和战略家不得不谨慎行事。在1937年中国发生危机时，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Alexander Cadogan）以外交官的身份对一位士兵——海军上将查特菲尔德勋爵发出如下忠告：“如果没有能力实现的话，虚张声势的威胁一点用也没有。”18

1935年以前，英国统治者没考虑过他们需要重铸一战中的苦难辉煌。他们已经通过国际联盟和20世纪20年代签订的一系列互不侵犯条约，尽全力构建并维持了一种国际稳定与和平机制。这种被称为集体安全的机制不仅规定在新的世界秩序下战争将成为非法，它也将创造一个帝国受到保护并继续繁荣的世界。也恰恰是因此而不只是出于普天之下皆兄弟的理想主义信念，英国政治家才修订了他们的政策使之适应国联的原则。

曾几何时，国联带来的乐观精神足以使很多支持者相信人类的新千年即将到来。对国联的盲目信任在1933年至1936年间最为盛行，而充满讽刺意味的是集体安全机制此时恰恰处于崩溃的边缘。几乎是出于绝望，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大批公众转而堕入和平主义怀抱，通过各种途径表示绝不会“为国王和国家”而战。在人们发现柏林、罗马和东京根本没注意到这种自我放纵的道德说教与和平投票时，和平主义氛围缓慢地消散了。尽管如此，虽然政府基本上没有被和平主义团体说动，他们也要小心行事以免被贴上战争贩子的标签。

英国也同样不能无视自治领的观点。它们各自独立地加入了国联并且全心全意地支持集体安全。1922年查纳克（Chanak）对峙期间英国请求自治领予以配合，但澳大利亚却明确指出这件事应交由国联裁决。几个月后，澳大利亚驻国联代表斯坦利·布鲁斯（Stanley Bruce）警告英国：“我们不能盲从于任何可能使我们卷入战争的政策。“191938年8、9月的欧洲危机期间，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工党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甚至当集体安全体制面临瓦解时，英国已经再也不能指望自治领无条件地支持其欧洲政策。

集体安全体制的支柱是国际裁军。1920至1932年间的历届英国政府都是在十年内不会爆发欧洲大战的前提下制定其国防预算的。1922年初新的力量平衡正在远东形成，英国主要为了尊重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意愿而拒绝与日本续订招致它们反感的英日同盟。与此同时，华盛顿海军条约对各列强的舰队规模进行了限制。战列舰依旧是衡量海上霸权的标准，因此相互竞争的各国海军按以下的比例进行了划定：

相似的标准也限制了20世纪30年代的巡洋舰、航空母舰和驱逐舰，但奇怪的是，对潜水艇却没有任何限制。

一直对真实存在的或臆想出来的种族歧视过分敏感的日本人被一项将其置于低等地位的协定惹恼了，英国在此问题上支持美国而背弃日本更令他们咬牙切齿。英国海军部对那些实际上把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完全交给日本控制的协定也颇多疑虑。1919年杰利科海军上将带着不祥的预感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返回国内。他出奇准确地预言了1941至1942年日本陆海空三军中的“南进论”派将无情地横扫东南亚、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西太平洋诸岛。他的同僚时任第一海相比蒂（Beatty）也对日本野心之广忧心忡忡。

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曾经的睿智评论所言，没完没了地俯身在地图上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在他的时代，帝国战略家们的关于帝国敌人大战略的骇人传说曾使每个人都心惊肉跳，尽管最后其实子虚乌有。因此很多人对预言日本扩张论的危言耸听表示怀疑。丘吉尔等许多人都确信日本在心智上和体力上都不足实施那些危言耸听的征服计划。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日本人的种族蔑视在英美各级政府中都有迹可查。20日俄战争的经历已被忘记，公众人物更愿意重提那些欧洲人以寡敌众横扫亚洲军队的旧日往事。英国驻东京海军武官1934年的言论总结了这种致命的短视。他告诉海军部日本人的“脑子特别迟钝”。21

英国人可能确实感到自己在种族上优于日本人，但他们却不愿意在其前盟友身上疏忽大意。1921年6月内阁适度降低了他们对集体安全机制的信赖，并原则上同意在新加坡修建巨型海军基地，以期使远东的力量平衡有利于英国。

这在后来被证明是英帝国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不过也许还是最不明智的决定。新加坡体现出的战略思维依旧停留在18世纪。这个基地被设计成了现代的直布罗陀，一个装备重炮的强化堡垒扼守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通道。理论上希望它发挥反法战争时期直布罗陀起到的作用，在遥远的海域维持英国海洋霸权。如果日本真如杰利科预料的那样向南进发，他们就将在新加坡被截住去路。此时一支在国内集结的英国海军舰队将前来解围。据估计，即使算上如恶劣天气和苏伊士运河被破坏等意外情况，救援力量也可以在70天内达到新加坡。一旦到达，它们即可解除敌军的围困，补给燃料后便可攻击日本海军。美国独立战争末期直布罗陀和英国在地中海的海权就是这样被拯救的。

如果运气足够好，再加上新加坡确实能够完成这一任务，上述策略也许还真能成功。然而因为财政部的节约，这些没有实现。基地的总预算是1650万英镑，外加900万英镑购买将储存于此的燃油。海军部也只敢向既无现金又只顾着节俭的财政部要这么多。22结果船坞设计得太小，难以承载对抗日本所需的基本舰队规模。尽管如此，工程还是在1923年开始并持续了14年。在此期间，把新加坡作为唯一防线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开始越来越怀疑新加坡的作用和以新加坡为基石的战略是否具有可行性。在远东服役的高级海军军官也对此表示怀疑。23

一旦与日本发生对抗，英国在远东的实际军事力量有一艘航空母舰、几艘巡洋舰、一队驱逐舰，一个距离东京近3000英里远且尚未完工的可能无用的基地，以及远在10000英里外的世界另一端的威慑力量。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努力希望与日本回到原有的融洽关系也就不令人奇怪了。晚至1934年11月，英国政府还相信英日互不侵犯条约是可能的，即使这样的条约将承认日本对中国拥有更大的影响。但日本人对此不感兴趣，还在当年年底退出了海军裁军会谈。“日本不能再受制于比例体系。”后来策划袭击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Yamamoto Isoroku）海军少将宣称。这些遭受怨恨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将于1936年底期满，而1934年1月日本政府就已经宣布之后会随心所欲地建造他们需要的军舰。

日本的好战是因为其政府已经落入了一群信奉古代武士道信条并宣扬现代侵略性帝国主义的高级官员集团手中。他们操纵着懒散的随风倒式人物裕仁天皇，保证将通过征服和自给自足的结合拯救国民经济。日本可以通过把中国变成其经济附庸的规划，在世界经济衰退中保护自己，获得原材料和市场，并养活其不断增长的人口。1929年至1932年，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以掠夺其矿产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向南入侵中国的跳板。

远东的力量平衡正在转向不利于英国的方向。海军部希望通过增加当地的主力战舰来改变现状，但在1934年英国连这种姿态都做不出来了。1931年国民政府因为承诺将谨慎处理国内事务并平衡预算而赢得选举。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于把钱袋扎得紧紧的，和时人一样深信在任何未来的战争中英国的经济力量将被证明是其最强大武器。张伯伦的血管里流着帝国主义者的血：其父约瑟夫把帝国当作信条并为之赌上了全部事业。张伯伦也是个帝国主义者，他认为英帝国是举世无双的正义力量，保持帝国比任何其他考虑都更重要，尽管他个人对世界和平也格外关心。

1934年的前半段，张伯伦和同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既平衡财政又在一个即将重回丛林法则的世界里保卫帝国。2月新成立的国防需要委员会提出一份直白的备忘录指出日本对帝国有直接威胁，但从长期来看德国才是最应该担心的敌人。张伯伦属于最早的一批人，认为日本近来的侵略和退出国联以及希特勒的掌权是集体安全机制即将崩溃的标志。因此英国必须花钱重整军备。对张伯伦来说，最优先项是本土防御，尤其是扩充皇家空军。

老问题自然有传统和公认的应对之道。在过去的200多年来，政府一直认为保存帝国根本上依赖于本土基地的力量。作为财政大臣和内阁里最强大的成员，张伯伦全力支持将主要可用资金用于本土防御而不是帝国海外地区的重整军备计划。他的论点无可辩驳：

……如果我们必须一边与德国抗争一边在东方与日本为敌，如果我们一定要在与德国在欧洲战斗到底的同时分散力量保卫远东利益，那么显然不仅印度、香港和澳大利亚将处于极端危险中，而且我们自己也将处于被一个完全武装并组织起来的德国彻底毁灭的更大危险中。

这是一个老的战略困境。英国怎样才能在一场全球战争中同时保卫本土和帝国领地？而且关于分散布置船只和人手还有一个新出现的骇人问题。在1934年，一场欧洲战争必将涉及对参战双方的大规模空袭。伦敦1917年至1918年间遭受了大规模空袭，皇家空军也曾准备对柏林进行类似的袭击。此后在飞机设计和化学武器方面的进展意味着英国将遭到更大规模的袭击。对于伤亡和受损程度的预测全都令人不寒而栗，有预测认为将出现大规模死亡和可能的大城市秩序失控。1937年到1938年间西班牙内战期间民族主义（Nationalist）空军对格拉诺列尔斯（Granollers）、巴塞罗纳（Barcelona）和格尔尼卡（Guernica）的轰炸使人们得以一窥可能发生的情况。上一次战争中出现的情况也有可能令人生厌地再次出现，因为传统的军事判断坚持要求英国再次向欧洲大陆战场派出大批军队。

政府被这些前景和近期高涨的和平主义思潮置于窘境。一个出路是背弃国联和集体安全体制并回到1914年前的那种利益交换式大国政治。这必将冒犯一大群吵闹的公众，尤其是那些信赖国联且确信重整军备将增加战争危险的左翼。

1935年发生的事件检验了国联有效性，并顺便暴露了帝国防御的脆弱。1922年墨索里尼掌权后不久，他就宣布“法西斯理念要求对阿杜瓦（Adowa）进行复仇”，到1934年他已经准备对阿比西尼亚（Abyssinia）摊牌。一次作为争吵借口的边境事件被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提交到国际联盟。到1935年7月，意大利已经显然要无视国联对其侵略的禁令了，这就使对其施加经济制裁变得不可避免。意大利将被施以海上封锁，英国作为国联成员也应提供军舰。法国表现得不冷不热且没有做好准备，英国地中海舰队则需要八周准备时间才能行动。

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制裁，增援部队被匆忙从本土舰队、中国、太平洋、美国和西印度的驻地派往地中海舰队。

这一调动使得海军部非常紧张，因为日本的策划者将很轻易地得出结论，如果英国要被迫与意大利争夺地中海霸权，那么就没有多余的船放在远东水域。“帝国防御的线缆拉得太紧，”查特菲尔德评论道，“意大利将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24更糟的是，由于意大利把驻利比亚的军队从二万人增加到五万，十倍于英国驻埃及的军队，苏伊士运河也受到了威胁。查特菲尔德的看法极其重要，尽管他天生倾向于消极政策，而且一些人认为他总是在别人提出行动建议时指出潜在障碍。他在海军部的前任也面临过类似的困难，最明显的是1779年和1797年至1798年的那两次。但当时的英国运气不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放手一搏的意愿，这一特质自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从英国的领袖们身上令人不齿地消失了。即使它们没有消失，英国的选民也极不可能容忍那些可能轻易导致战争的大胆冒险政策。

不像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统治者，英国现在的统治者被集体安全的行为规范和与和平主义纠缠不清的选民意见束缚住了手脚。这些都排除了对意大利海军进行一次哥本哈根式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这本可以一举挽救帝国并阻止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未来的侵略。时代的特质和英国领袖秉性一起决定了帝国的战略弱势已经被部分地作为事实接受了，因此相关政策也要相应地据此制定。帝国衰落此时正式开始了。

有效地限制住了英国，意大利于10月开始侵略阿比西尼亚。六周后，国联宣布了软弱无力的制裁计划，令人震惊地允许侵略者使用苏伊士运河并获取其战争机器所需的所有石油。当他们的船驶入塞得港时，意大利的水手大声地嘲笑英国水手，有些还因为在酒吧里过分招摇而被饱以老拳。英国放弃了其对地中海的控制，12月，英国外交大臣萨缪尔·霍尔爵士（Samuel Hoare）与法国外长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未来的叛徒）达成了一笔秘密交易——把阿比西尼亚的2/3送给意大利作为安慰。左翼和和平主义团体爆发出巨大的怒吼，他们将之视为对国联的彻底否定，是倒退回1914年前那种大国拿其他国做交易的外交。在英国激起的民愤过大，霍尔不得不引咎辞职。

1936年3月，当英国和法国还在为是否能够限制一下意大利而发愁时，希特勒重新占领了莱茵兰非军事区。两个月后，意大利军队进占了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在不到九个月时间里，意大利撕毁了国联盟约，德国弃绝了《凡尔赛协定》中的领土安排。英国有很多人，最明显的是张伯伦，尽管深感沮丧，却在辩称国家利益并未受损。德国在道义上有权恢复其传统领土，而意大利则只是吞并了一个破烂的半野蛮国家来扩张其帝国而已。不到20年以前，一个肯尼亚的殖民者游说团体曾经敦促英国夺取阿比西尼亚，“在这个神奇的国家，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收获两季，包括反坦克路障。”对此，一个殖民部官员戏谑地批注道。

张伯伦的帝国主义思维植根于其父辈的时代，时刻准备着批准新的过分非洲计划，如果这能像原来的计划一样维持欧洲稳定。在意大利完成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前一个月，他写道：

我自己都不信把坦噶尼喀送给德国就能为我们换得和平和一个长期协定，但是如果我认为可以的话，我一秒也不会犹豫。它在他们手里比在我们手里有用。

帝国的非洲子民们震惊于英国人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的手足无措和疲软乏力。尼日利亚民族主义者将英国人的行动视为其力量衰弱的证据。各地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对比着英国派兵保护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无情地将阿比西尼亚人置于炸弹和芥子气之下而不顾。随后对于重新分配英国的非洲殖民地来与德国讨价还价的公开讨论进一步激起了黑人民族主义者的警觉和愤怒。他们的人民和土地依旧被当作国际大棋局上的马前卒，一旦需要就可以牺牲。英国人高尚慈爱的帝国主义形象终于被撕得粉碎。

1935年至1936年的事件极大地玷污了英国的声望。增援地中海舰队和伴随着的制裁呼声已经把意大利这个35年来的朋友变成了敌人，同时也向日本人表明英国此时已经卷入欧洲冲突，其远东的属地处于不设防状态。

第九章

万难如愿：帝国走向战争

1937-1939

内维尔·张伯伦在1937年5月成为首相。这是一个他觊觎了多年的位置，因为他既虚荣、野心勃勃，又渴望运用权力。他还有一项使命：张伯伦认为只有他能够把英国拯救出如今的水深火热，而且还可能避免一场欧洲战争。从很多方面看他都不太像一个民族英雄，他被公认是一个社会改革家，对外交知之甚少，而且还好面子，所以他喜欢让应声虫围绕在身边。他丝毫没有皮特或劳合·乔治那种人格魅力，也缺乏风度。有一次事情没有称他的心意，他的表现让安东尼·艾登不留情面地把他形容为“一个错过了圣诞节的蠢货”。1

张伯伦本人的一些偏狭之见也没对他起什么好作用。他“几乎本能地蔑视美国人而且还仇恨俄国人”。2作为国际谈判桌前的新手，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与他熟悉的英国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谈判一样。3可结果却没那么理想，因为这种类比提前假定了双方都怀有善意和达成合理妥协的共同意愿。但张伯伦固执地相信自己的能力，并毫不动摇地认为自己正在最好地维护英国及其帝国的利益。

他设想为了达到这一点，最好恢复到传统的外交政策，即通过大国之间互相妥协的讨价还价。同意他的人和反对他的人都把这叫作绥靖。绥靖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国际关系中扮演着突出角色。当时，英国一直鼓励那些可以缓解欧洲紧张和维持力量平衡的领土转让。为此，英国在1802年自愿撤出了马耳他（Malta），在1814年至1815年让出了获取的荷兰和法国殖民地，还在同时允许奥地利统治大部分北意大利和俄属波兰。这些安排使英国得以自由地把注意力和资源都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其海外帝国和利益。这些在1937年都岌岌可危，只有欧洲重归某种程度的稳定才能挽救。

绥靖有违世界各地的良心。其必然结果是弱小国家的人民被迫接受他们厌恶的统治者，这公然违背国联的民族自决原则。绥靖还意味着集体安全的终结和旧式见利忘义的权力交易再度兴盛。难怪一些右翼人士会认为这样的想法来得有点晚：“我们要做的是清除外交中的虚饰、玄学和集体安全的术语，开始跟墨索里尼谈谈现实政治。”只有这样，英国才能“维护和平并保护我们必不可少的帝国利益”。4

左翼被老办法复兴和背弃国联代表的高尚理想吓得不轻。从此以后，张伯伦的政敌就把他作为绥靖的首恶，左翼口中最难辞其咎的所谓“罪人”。这个传说（一个当时新闻报道、战后历史著作和共产国际宣传的共同产物）把绥靖描绘成资本主义的工具。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相继被送入法西斯虎口，因为这些野兽最终将会将俄国同共产主义一起吞噬。

保守党政府是资本主义的侍女，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是张伯伦外交政策的唯一目标。根据左翼读书俱乐部的《通往战争之路》（1937）一书，在中国对日本的绥靖有着险恶的动机：

我们的有产阶级绝对不可能冒一丝战争甚或损害贸易和投资的风险，去寻求一个极可能导致日本发生社会革命的政策！因此伦敦金融城、绝大部分政府媒体和保守党内的实力派都表现出极端的亲日情绪。5

于是绥靖就成了阻碍日本工人阶级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劳苦大众革命前途的工具。这种偏执的想法流传甚广，信者众多，甚至连澳大利亚工党都怀疑张伯伦实际上倒向了法西斯。6

那些炮制出绥靖政策的人想的不是意识形态斗争，而是国家存亡。“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而且我也想不出该怎么保卫我们在本土、地中海和远东的利益。太让人沮丧了。”亚历山大·卡多根对1937年的事态做出了上述思考。7张伯伦发现了靠暂时的绥靖和坚持重整军备求得出路。随着后者取得实效，绥靖的必要将逐渐消失，因为英国最大的威胁希特勒将不敢继续侵略。但只有孤立希特勒才能抵御其进攻，因此张伯伦需要与意大利恢复友好关系。当处理完希特勒并团结了墨索里尼，英国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和日本。

张伯伦寻求欧洲稳定的过程与英国的重整军备计划携手而行。传统上讲，对帝国战略优先顺序的设定要能让18世纪或19世纪政治家感到满意，因为人们最后发现这对英国在1940年解除危险至关重要。本土防御优先，因此皇家空军得到了预算的最大一块儿。这些钱分别用在了防御力量（“飓风”战斗机、“喷火”战斗机和雷达）和用于攻击德国工业腹地的中远程轰炸机上。成绩是显著的，1939年9月距，计划结束还有三年时间，皇家空军已经有608架战斗机和536轰炸机随时可以战斗，还有2000架备用，另有425部署在中东、印度和马来亚。

然而这些数字只是从表面上看令人安心。过去五年以来，对德国空军规模和进攻能力的恐惧一直主导着英国的政策制定。而这些一直被高估了，二战爆发时官方数据认为德国拥有超过2000架轰炸机，而实际上有1180架和366架俯冲轰炸机。一个梦魇催生另一个。英国政府深信，宣战的同时，如果不是在这之前的话，希特勒就会用其空军的主力持续轰炸英国城市。因此才有了加紧修建防空壕，进行防空演习，分发防毒面具，以及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之际腾出五万张伦敦病床以准备接收伤员。这些对浩劫的吓人准备使国际危机更加令人惊恐，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张伯伦带着一份和平方案从慕尼黑返回时，国民由衷地感到松了一口气。

英国的第二和第三战略优先考虑是保护全球海上航线以及保卫帝国。这个政策也一样会深得早前政治家的喜爱。由于实际的和感情的原因，张伯伦反对第二次向法国-比利时前线派遣大规模远征军。如果英国承诺派出这样一支军队，法国人就会不愿意把马奇诺防线从比利时南部边境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岸边，而且可能将导致英国人又一次在佛兰德斯（Flanders）卷入漫长、血腥的消耗战。结果，陆军就只好接着排队等经费。因此当1939年2月当张伯伦勉强同意派远征军奔赴那块其前辈在1914年至1918年间差点全军覆没的战场时，这支陆军的装备根本就没法应对一场欧洲战争。

自从1935年10月起，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就在密切注意德国陆军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装甲师的建立和被称为“闪电战”的坦克飞机密切协同的全新战法。看来德国陆军很可能正在准备采取一种新型运动战，那么英国陆军还没准备好还击办法。8在生产坦克的竞赛中英国落在了后面，资金短缺拖慢了装甲师的建设，1940年5月法国战役中连一支也没准备好部署。对防空炮火的需求又造成其他类型火炮严重短缺，包括反坦克炮，这在1942年前没希望得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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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欧洲谈判桌前的权威及其军事力量归根到底依靠帝国的支持，这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在1931年英联邦的白人总人口为6700万，而其中1900万居住在各自治领。就像1914年之前一样，英国需要自治领政府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它们将站进一条战壕并提供它们那一部分的士兵、船只和飞机。

所以英国又一次必须对自治领政府吐露心声，解释其外交政策的目标并概述其可能会采取的战时战略。1937年召开了已经六年未开的英联邦会议，会议的中心议程是讨论一份由各军参谋长汇总的关于英国目前及未来地位的评估报告。其中心思想在于指出那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英国在欧洲大陆战争中的失败“将毁灭英联邦的全部架构，现在其存在完全仰赖于联合王国的政治、财政和军事力量”。920多年前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就已点明，没有英国的话，孤悬海外的自治领无以自处。在如此情况下，以德国作为假想敌就要求英国必须协助防御低地国家和法国，并且需要自治领进行协助。

欧洲之外，如果意大利决定与德国站进同一条战壕，那么印度军队就将被部署在中东和埃及。如果（现在看很可能）日本试图强行从婆罗洲、西太平洋和荷属东印度地区获取原材料的话，那么新加坡将依旧是防御远东和澳大利亚的关键，此时荷属东印度已被认定为“英国重要利益”。新加坡仍然处于日本陆基轰炸机的航程之外，这种优势一旦丧失，英国就将从中东调集额外的战机到马来亚，而留下的缺口则由南非的空军力量来填补。这一安排后来被证明失当，因为中东的皇家空军本身已经捉襟见肘，但到1939年春还要为了以防万一从印度调飞机到新加坡。情况已经到达临界点。空军参谋长西里尔·纽澳爵士认为，印度战机不足将导致英印政府不得不对西北边境省采取更加缓和的立场，这无疑会减损英国的威望。10

如何防守新加坡自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会代表关注的主要问题。他们得到保证，救援舰队将畅行无阻地通过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11澳大利亚首相约瑟夫·里昂（Joseph Lyons）对此并不满意，他建议要么与日本改善关系，要么与能够迅速抵御日本的美国订立太平洋防卫条约。这个建议被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否决了，因为接受这个建议就意味着承认英国已经无法单独防卫其帝国。12人们对号称不可攻破的新加坡暗暗感到疑虑，甚至有种更悲观的说法：一旦英国卷入欧洲战争，情况将迫使其放弃新加坡和整个澳洲。

当英国在提供飞机帮助澳大利亚重整军备上拖拖拉拉时，上述担忧得到了部分的证实。为地中海地区的潜在盟友排在英国飞机制造的优先位置，在1937年至1939年间，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的订单比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订单更有优先权。13怒火中烧的里昂在1938年转而向美国制造商洛克希德订购了50架霍斯顿式轰炸机。第二年，美制发动机又需要被装进刚刚从英国运来的博福特战斗轰炸机。14从那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军工厂。自治领只使用英制或自制装备的老规定悄然失效。

局部问题和对英国能否解决这些问题的怀疑开始一点点地把澳大利亚推向美国的怀抱。内部政治和对自身的冷静观点而非帝国利益主导着加拿大的外交政策。自从1922年的查纳克危机以来，加拿大已经表明其议会将独立决定是否开战。加拿大能够采取独立自主的路线，因为它拥有接近美国这个巨大优势，在门罗主义下，完全可以期待美国照管加拿大脆弱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加拿大内部的混杂的种族使其不会理所当然地追随英国和英联邦。其1100万人口分为三类，将将超过一半有英国血统，1/4法裔，其余的是土著印第安人和中东欧移民的后代。在一些讲英语的社区里，对帝国的忠诚依旧强烈，但是同样的纯粹加拿大身份感也很顽固并在不断强化。1925年，可能移民者被警告说：“别忘了在加拿大出生的英国人跟本土出生的一样，他们可不会任人轻视。”15

对英联邦忠诚度的测试，或者有些人会说顺从度测试，在1938年秋来临了。引起争论的问题是希特勒对苏台德（Sudetenland）的领土主张，该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日耳曼人。张伯伦追根溯源至其父亲的时代，把苏台德日耳曼人与德兰士瓦的英裔侨民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其皆为被困在异乡的游子。16他说服自己接受了德国最终对苏台德的吞并，并在9月中旬的布莱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与希特勒进行的会谈上同意了这个方案。而令张伯伦和大多数英国公众不能接受的是希特勒接下来的要求，即立即对争议中的捷克领土进行占领。忽然之间，非常令张伯伦难受的是，事情已经变成了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英国和法国要不要帮捷克斯洛伐克抵抗德国侵略？

英国舆论分裂了，自治领也开始后退。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如果德国强力介入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发生战争几乎是最不理想的政策。”17反战情绪在加拿大则更加明显，一旦这个问题交由议会辩论，则可能出现严重的种族冲突。18首相麦肯兹·金因此很谨慎地私下承认他支持英国，但公开则反对为捷克斯洛伐克开战。19南非政府深知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观点反对战争，也表示不愿为捷克而战。20爱尔兰早已宣布中立。这简直就是另一场查纳克危机。然而在他试图避免战争的最后时刻，张伯伦对全国发表讲话，就好像他领导着一个团结的帝国：“不论我们有多么同情面对强邻的弱小国家，我们也不能单单为了它就把整个大英帝国卷入战争。”

事实是英国没能说服自治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值得捍卫。张伯伦满怀不安地在9月底飞往慕尼黑。如果与希特勒会谈失败继而开战，他将不能指望加拿大派出远征军或者澳新军团涌上苏伊士运河防线。而且法国在摇摆不定，其主要战舰在重修，英国的重整军备计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捷克斯洛伐克被迫要听天由命了。张伯伦带着希特勒其余英德分歧皆可和平解决的保证回了国。这是“我们整个时代的和平”，他宣称，效仿着1878年迪斯雷利参加完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返回时的话语。

这样的措辞尽管纯属无心插柳却又如此恰如其分，因为张伯伦和迪斯雷利都被认为一样地只讲利益而不问对错。英国公众毫无疑问因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而松了一口气，尽管这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人们对此都已心知肚明。实用主义在慕尼黑占了上风，正如1877年至1878年间迪斯雷利拒绝了道德高尚者的呼声，他们认为英国有责任帮助巴尔干民族主义者争取自由而不是充当土耳其的后台。60年后，一个类似的囊括左右两翼甚至连丘吉尔都包含在内的联合阵线掀起了反对声浪，他们单纯地从道德角度考虑这场危机，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可怜虫。可以想象到这群人是怎样愤怒地谴责慕尼黑是一次怯懦而见利忘义的出卖。但张伯伦的支持者辩称当英国在许多其拥有重要利益的地区受到威胁时，不可能认真考虑为一块没有利益的地区进行一场欧洲战争。《旁观者报》的一位年轻的通讯员表达了这一观点：“我这一代人没有准备好为保卫中东欧国家的领土而战，那里本身就居住着大批对现状不满的少数民族。”他声称会为印度、自治领、殖民地和法国而战。21

张伯伦去慕尼黑时脑子里装的是帝国的安危。“如果我们能跟德国相处下去，那我根本就不会在乎墨索里尼。”他如是说。22自从他成为首相并实际上执掌外交事务以来，张伯伦就致力于与墨索里尼达成协议以保持英国在地中海的战略地位。张伯伦心急火燎地主动对意大利示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军参谋们过分夸大了意大利海陆军的实力。23结果就导致了1938年颇具反讽意味的“君子协定”，内容是英国加上后来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承认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而意大利保证接受地中海的现状。

这些协议表明张伯伦完全没有理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及其领导人的人格。其绝不可能接受任何形式的现状，法西斯主义就是要不断地、疯狂地、剧烈地改变事物的现有秩序。这种永不停歇的政治运动包括帝国式的扩张及墨索里尼反复宣扬要缔造的新罗马帝国。在1938年即将结束之际，经过训练的法西斯代理人在希特勒占领苏台德的鼓舞下，要求获得科西嘉（Corsica）、突尼斯（Tunisia）和位于红海（the Red Sea）之滨的法国殖民地吉布提（Djibouti）。第二年新年刚过，墨索里尼就对其手下高官发表了煽动性演讲，并在其中对英国下了战书：

意大利沐浴着地中海之水。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是苏伊士运河，一个可以被轻易阻塞的人工水道，甚至事故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另外就是处于英国枪炮控制下的直布罗陀海峡（Straits of Gibraltar）。因此意大利没有自由出入海洋的通道；它事实上成了困在地中海的囚徒，而且它的人口越增长力量越强大，它在监狱中受的苦就越多。这个监狱的牢笼是科西嘉、突尼斯、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监狱的狱卒就是直布罗陀和塞浦路斯。24

未来总有一天意大利要摆脱这个桎梏，而这将导致与英国和法国不可避免的冲突。与此同时，意大利南部城市巴里（Bari）的电台将对阿拉伯人和埃及人进行反英宣传，意大利驻喀布尔领事会暗中对西北边境省的部落人提供帮助。25私底下，墨索里尼把英国描述成一个老朽、衰弱的国家，在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观里，必将让位于年轻富有活力的新帝国。

英帝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英国在道义上的声誉和威望已经蒙尘于“霍尔-赖伐尔”丑闻和慕尼黑阴谋。1938年初，当安东尼·艾登为抗议张伯伦的政策而辞职后，《黄金海岸观察家报》预测：“艾登可能很快就会以英国首相之身重回政坛，他将是独裁者畏惧的人物，也是抵抗对传统的布立吞人形象和不列颠特权的攻击的堡垒。”1938年11月，塞拉利昂民族主义者宣称，既然已经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统治，英国便走下了“公平与正义”的神坛。26

对世界的其他地方来说，慕尼黑成了英国无能的实际体现。1938年10月，《经济学人》满怀忧愁地指出对英国力量的不屑忽然增多：

巴勒斯坦地区的报告显示阿拉伯人新出现的胆大妄为与咄咄逼人皆源于其自忖可与大英帝国平等对话。在远东，日本人向南中国进发，如果他们没打算进攻香港便是准备摧毁其贸易，这种行为被归因于日本自信西方列强不足为虑。27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深有同感，他担心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和对英国商业利益的不屑，将给亚洲其他地区发出英国在世界上越来越无足轻重的信号。张伯伦可能避开了一场英国和不团结的英联邦尚未准备好的战争，但绥靖的隐藏代价却很高。英国在帝国内和世界上的道义与政治地位已经遭到严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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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之后，希特勒继续掌握着事态的节奏与进程，向着战争的方向。这个人全心全意地相信他那无休止的嘶吼：“战争是永恒的，它无处不在。没有开端也没有和平条约。”他是拿破仑再世，是一个绝对不能信任的自大狂，准备冒一切风险达到他的目的。英国政府的许多官员以及绝大部分公众已经深知他的本性和野心，但还是有一群绥靖主义者傻到幻想希特勒仍旧可以被收买。1939年年初，一个尤其怯懦的家伙甚至声称应该把德国在一战前的旧殖民地还给他们，一个无耻到张伯伦都早已放弃的策略。28把一个已经经历了20多年文明的英国统治的殖民地转让给一个现今被当作残暴代名词的国家，真不知道产生这个念头的家伙们知不知道这可不仅仅是一时兴起。

张伯伦对他的政策充满信心，不愿在现实面前低头。可惜天不遂人愿，外交部已经开始准备放弃对独裁者诚信的乐观幻想。1939年1月末，外交部警告澳大利亚政府，情报显示希特勒正准备在东欧实施新的“国外冒险”，有可能侵占乌克兰（Ukraine）。当然希特勒也可能侵占荷兰，然后把荷属东印度交给日本，这提醒澳大利亚其命运与英国的联系有多紧密。29同时，对希特勒可能对英国发动先发制人空袭的担忧仍在继续。

然而事实是，捷克斯洛伐克是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3月15日他的军队占领了该国的剩余地区。狮子后面还跟着豺狼，4月7日墨索里尼侵略了阿尔巴尼亚（Albania）。张伯伦震惊了，原来他一直都受到了蒙骗，他把那位独裁者的行为视作了对他个人的侮辱。“墨索里尼就像个骗子、无赖一样对待我。”他对姐姐抱怨道。30经过痛苦的挣扎，在议会和公众巨大的压力下，他终于不情愿地逆转了英国的外交政策。3月的最后一天，他对波兰承诺，如果德国威胁其独立，英国将对波兰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如果英国走向战争，将是对希特勒侵略的反应。张伯伦从未真正信服实际上可能阻吓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政策，他一直在盲目地幻想着下一个精心策划的妥协可以把欧洲大战拖后到英国获得足够力量阻止希特勒之时。这是一个拿手好戏未见成效因此威信扫地的政治家怀有的惨淡希望。自从1937年5月开始就在领导英国外交事务的张伯伦，在1939年春末夏初，英国忙着寻求盟友（主要是苏联）时，已经沦为看客。

英联邦内的团结变得至关重要，但各自治领还是对跟随英国打一场欧洲战争颇感紧张。据史末资所言，南非对波兰一点也不关心，即使到了8月下旬入侵看似迫在眉睫之时仍然如此。31加拿大已经拒绝与英法一起担保波兰的领土完整，尽管麦肯兹·金承诺如果英国受到直接攻击他将建议加拿大议会对敌宣战。相信神秘巫术的金还曾尝试借助超能力透视希特勒的思想，但未能成功。他1942年访问伦敦时的运气要好一些，在一场降神会中联系上了叮嘱他健康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安·博林（Anne Boleyn）和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32

澳大利亚处于两难之中：其政府必须选择在欧洲战场上对英国全力支持或者集中资源对付家门口的威胁——日本。保守党人支持前者。“我们要么前进，”国家党领袖厄尔·佩吉（Earle Page）爵士声称，“与帝国的全体一道凭借帝国的力量获得安全和繁荣，要么我们独自拐上一条孤独的道路……无处躲避贪婪民族的威胁。”33工党领袖约翰·柯廷（John Curtin）对这种老套的帝国主义主张无动于衷。“澳大利亚最重要！”是他们党的口号，在具体事务中的意思就是倾全国之力加强国防，尤其是加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34

这些争论的背后隐藏着对英国远东战略的忧虑。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及日本在初期的胜利迫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迅速重整军备。它们都激烈地要求得到新加坡将会获得增援的保证。在对波兰做出承诺之前，张伯伦亲自确认“即使是在与德国和意大利发生战争之时，只要日本对我宣战，英王政府仍将派出一支舰队赶赴新加坡”。35他的话仍然让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感到不安，因为没说清关键问题，将会派来有多少艘船？张伯伦接下来又拒绝向远东派出舰队展示实力，声称此举可能导致墨索里尼加速在地中海的行动。这更加重了人们不言自明的担忧，如果发生战争，欧洲前线总是将获得优先英国的战争资源。36带着这些考虑，新任澳大利亚首相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在4月底发表广播讲话称，当战争来临，他们将与英国并肩作战，但是依照现在的情况要求，“不是在欧洲战场，而是在我们的海岸防线”。

即使如此，澳大利亚依旧需要皇家海军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1937年6月，当澳大利亚驻伦敦高级专员H.A.布鲁斯（H.A.Bruce）向新任国防协调长官查特菲尔德海军上将提及此事时，发现他很难说清到底有几艘战列舰可供纾解新加坡之围。他被告知尽管近来在中国问题上与英国利益发生了一些冲突，英国仍然认为不会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有鉴于此，彻底消灭意大利海军就成了首要任务。37

以新加坡为轴心的战略计划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搅得一团糟。2月，日本占领了香港以南250英里的海南岛，一个月后又占领了新加坡东北方650英里的南沙群岛。考虑到这些情况，英法联合参谋官在6月得出结论，新加坡不再是远东的直布罗陀。其未来的安全将依赖于纵贯马来半岛的机场网络，这又需要以步兵和防空炮火来加以保护。38

自从北美独立战争以来头一次，英国无力彻底保卫其帝国。为了保护帝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领地，只要意大利海军还能出海，英国在亚历山大基地的舰队便驻守难离。孟席斯预见了灾难，在9月请求张伯伦说服法国放弃突尼斯和吉布提以免墨索里尼闹事。39看起来他没有从前一年半里学到任何教训，事实已经不可辩驳地证明有限的让步只能增加独裁者对更大猎物的胃口。

澳大利亚的安全所面临的危急局面使布鲁斯高级专员赶往如今控制着太平洋锁钥的美国。他曾经询问罗斯福总统美国将如何应对日本跨过赤道向南挺进，得到的答复是：“你无需担心。”40在英国，丘吉尔已经断定能够保护英国远东和太平洋领地的是美国。战争甫一爆发，史末资就表达了对“人类利益的最后力量”——美国将很快介入的期望。41

但美国和英国并非天生的搭档，尽管它们有共同的语言和对民主原则的维护。1919年之后两者间的关系一直是礼貌、冷淡并且还有点互相猜疑。因为美国不愿在中国问题上与英国采取一致目标，失望的张伯伦认为美国人在一切问题上都不值得信任。美国国务院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对参加英国的计划保持着警惕，他们认为英国的统治者特别自私特别狡猾。42尽管英美对国际稳定深感忧虑，但终究无法将此转化为共同行动。

英美合作的最大绊脚石当属贸易问题。自从1932年渥太华会议以来，英国一直坚持帝国特惠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令罗斯福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如鲠在喉。赫尔是国际自由贸易的热情支持者，他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到了他口中的“前免宽税的互贸学定”（他说话有点大舌头）谈判上。43拥有帝国贸易板块的英国以及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实行自给自足经济政策的国家，担心被美国竞争冲垮因此和者寥寥。

英美合作的另一个阻碍是因美国参加一战的经历而增强的孤立主义传统。1939年在访问美国后H.A.布鲁斯报告说，美国舆论“总是把介入任何欧洲问题与巨大的损失联系在一起”。正如罗斯福体会到的那样，美国人需要学着了解欧洲，并抛弃欧洲总在自私自利地玩弄权术的错误印象。在英国刚刚承认意大利主宰阿比西尼亚和德国分割捷克斯洛伐克之际，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仅如此，美国普遍存在一种对殖民国家的不信任，这很容易被拿来反对英国，因为英帝国是美国人最熟悉的帝国之一。罗斯福也有这种反帝国主义情绪，当1941年日本占领印度支那（Indo-China）时，他评论道：“什么都比在法国殖民统治下强。”44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国军方却认为英帝国是国际稳定的源泉，因此不应削弱。

这些事务上的误解加上美国人民不愿卷入混乱危险的遥远事务，造成1939年前英美间相互理解不可能出现。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犹豫的外交政策造成俄国被排除在英法阵线之外。尽管希特勒在1939年夏和他两年后进攻苏联时一样毫不畏惧其力量，但他还是需要苏联。他需要一个中立甚至友好的苏联，这将使他可以自在地对付英国和法国，并能使他获得俄国的原材料。在8月底签订的苏德条约中他终于得偿所愿。通往波兰的道路已经开辟，德国陆军在9月1日发动了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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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9月3日通过BBC广播发布了宣战消息，张伯伦在其中喋喋不休地述说他个人从他曾经信任的那个人那里受到的辱慢。也许反而是从西印度发来的那封传奇电报更加令人振奋：“别担心，巴巴多斯（Barbados）跟着你干。”当然别无选择的其余自治领也是如此，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印度总督的宣战决定让印度国大党很不高兴。

尽管从英国政府获得秘密文件有些困难，澳大利亚一直在紧密关注欧洲事务。8月25日，孟席斯广播讲话，提醒人民：“我们澳大利亚不能置身事外，因为大不列颠的失败或毁灭意味着大英帝国的失败和毁灭，我们自身的独立前景也将飘忽不定。”同样的主张在1914年大行其道，如今再次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争取到了英国一边。

统治南非的统一党（1934年成立以调停布尔人和英国人）倾向于友好中立。当这项提案被提交议会后，80位议员反对，67位支持，首相赫尔佐格将军（General Hertzog）被迫于9月5日辞职。在总督拒绝举行大选之后，赫尔佐格的副手史末资掌握了权力，南非加入了战争。布尔极端主义者出离愤怒，许多人公开宣称同情纳粹主义，未来种族隔离政策的设计师马兰博士（Dr Malan）宣称：“南非联邦业已降格为欧洲的附庸国。”对法裔加拿大人会积极地反对战争的担心很快消散。麦肯兹·金在9月3日的广播中声明了他对英国的声援，七天后他向议会寻求批准宣战得到一致同意。魁北克民族主义领袖莫里斯·杜普莱希（Maurice Duplessis）解散了他所在省的议会，并在10月举行了大选。事实证明这是一步败招，支持参战的候选人获得了86个席位中的68个。

英联邦和帝国在9月的第一周加入了战争，但其团结却并非不容置疑，也不是毫不迟疑的。没有1914年那种爱国热情高昂的游行起哄，公众的情绪反而带着公事公办的冷静。在艰巨的任务面前，人们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而不是挥挥旗子做做样子。他们即将打一场“人民战争”，当战争结束时，不单单是英国本土的人民，而是全帝国的人民，都会期望为其付出的辛苦获得酬劳。

第十章

巅峰岁月：二战中的帝国1939

在1940年10月的一次题为“帝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的广播谈话中，殖民大臣劳埃德勋爵（Lord Lloyd）警告听众轴心国“匪帮”正妄图染指金光闪闪的英国殖民地。但他们不会轻易得手，一个西非部落酋长最近就写信给殖民部描述了他是怎样翻出一把古老的燧发滑膛枪准备迎击英王的敌人。这位久经沙场的斗士补充道：“在英王的加冕礼那样的喜庆日子里，伦敦也邀请了我们的代表，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欧洲遭了殃，我们也必须同患难。贫贱如我惟有以身报国。”1这样忠心耿耿的话语着实令人感动，也一定激起了大多数听众的共鸣，其国其民正在为国拼死战斗，就连国民自卫军的志愿者也在拿着古董猎枪坚持训练。

过去一年里发生的“冒牌战争”，实际是波兰崩溃和希特勒对西欧发动闪电战之间警惕与懈怠交织在一起的短暂和平。在1940年5、6月间，德国陆军和空军横扫了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看准了形势，墨索里尼在6月11日宣布意大利参战。四天后，法国政府开始与德国谈判，最终在18日无条件投降。此时的形势对英国极度危险。自1806年以来英国首次孤立无援地面对一个处于暴君统治下的欧洲，其目的是毁灭英国并最终解散其帝国。归功于不败的强大战列舰队，帝国的基础在危机的早期尚且可称稳固，但1940年夏英国已暴露在空袭和跨海登陆的威胁之下。局势似已无望，华盛顿美军总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将军和许多人一样估计英国会在六周内被击败。2

然而接着到来的却是不列颠民族的“巅峰岁月”。6月18日，丘吉尔成为首相一个月后发出的鼓舞人心的战争号召中用到了上面的那个说法：“让我们坚守岗位，勇敢面对，如果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延续了千年之久，人们会说：‘那是他们的巅峰岁月。’”听到这番话的人里也许还包括那个北英格兰工人，有人偶然听到他在酒馆里说丘吉尔是“那帮在印度猎野猪的贵族老爷”中的一员而已，然后就跟他结结实实地打了一架。不管怎样，丘吉尔已经准备好了和他这种人并肩战斗。

正如每一个泰恩河畔居民和其他任何地方的人知道的那样，丘吉尔漫长的行伍和从政生涯都和帝国紧紧地联系着。1897年他在西北边境省与帕坦人作战，一年后他在奥姆杜尔曼和第21轻骑兵团一起冲锋陷阵，之后他又向布尔人发动了进攻还被短暂地抓了俘虏。帝国游侠终于成长为帝国政治家，丘吉尔两次执掌殖民部，第一次是以自由党人的身份在阿斯奎斯手下，之后又在劳合-乔治政府中出任此职。

丘吉尔的帝国主义内容驳杂而且有时自相矛盾。从广义上讲，他从来没有怀疑正是帝国赋予英国国际实力和权威，帝国政府赐予人民他们无法独立争取的和平与繁荣。在这方面，正如身兼丘吉尔医生和传记作者的莫兰勋爵指出的那样，丘吉尔还是一个莽撞的青年。“当他谈起印度或中国时，你才真正感受到他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莫兰在1943年写道。有人评论说丘吉尔依照一套精心设计的种族等级体系思考问题：“当你学会认为某一种族低人一等以后，就很难摆脱这种思维方式，我在印度当低级军官时就从不认为印度人与白人平等。”3实际上他的种族态度也并非如此简单，在对待帝国子民方面总在严厉和爱护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1903年他称赞西藏的藏民们面对寇松的侵略军保卫了自己的故土，可16年后他又批准对同样保卫家园的库尔德人和帕坦人使用毒气，1921年他又指责戴尔在阿姆利则（Amritsar）惨案中麻木不仁。作为维多利亚人的丘吉尔是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也曾希望改善埃及农夫的命运，然而却不管肯尼亚的基库尤族，原因是他支持那里的白人定居者。

在印度问题上他的看法一贯令人生畏。1921年一个支援肯尼亚的印度代表团试图向他说明他们怎样协助发展了那里，却遭到了无情的嘲讽：“你们既没有发明铁路，更别说亲自建造铁路了。”4之后他对印度自治政府的反对太过激烈，甚至艾登怀疑他因此断绝了成为首相的可能。

1940年6月，丘吉尔如此热烈地支持的帝国正在为了自己的生存做着似乎希望渺茫的殊死搏斗。他忽略了这一点，宣称他将以最充沛的热情、最坚定的决心，必要时还有最无情的手段进行这场战争。他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放弃的不屈不挠使他足以比肩历史上的两位皮特首相和巅峰时期的劳合·乔治。丘吉尔的滔辩才颇似阿福勒尔（Harfleur）和阿金库尔（Agincourt）战役时的亨利五世国王，为大战中的英国定下了基调。他的话语唤起了工厂、矿井、农场和战场上男男女女的血性和干劲。他同样能激发人们的希望和勇气。将军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回忆，1941年丘吉尔在一次空袭后访问了布里斯托尔。他走进一家疗养院，那里有一位在空袭中失去了房子和家当的老妇人凄凉地抹着眼泪。可是当首相出现在面前时，“她把手绢从眼前拿开然后使劲儿地边挥边喊‘万岁，万岁！’”

丘吉尔的一言一行使英国的民族感情达到了前无古人也很可能后无来者的团结一致。对于这种感情的受益者来说，1940年的这种精神确实感人至深。近来一些厌恶其暗含的集体主义色彩或者干脆希望削弱一切国民自豪感的作家对这种精神大加诋毁，但其荣光绝不会因此被人们遗忘。5

从法国投降到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的12个月时间里，丘吉尔指挥着英国独自对抗轴心国集团。在这一年和之后的四年里，丘吉尔表现得就好像英帝国会熬过大战并继续延续下去。然而最明显的悖论在于，丘吉尔最明智的想法就是明确了英国最终需要依靠美国才能取胜，而这个国家的领袖和人民都本能地对英帝国抱有敌意。

1940年夏天，这件事变得极为重要，因为英国迫切地渴望得到美国的武器装备。在获取美国的工业品的同时，丘吉尔也想赢得美国的善意。即使美国人像丘吉尔想的那样最终不会参战，美国的道义支持对那些已经参战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也很重要。美国道义上的支持及其武器即使不能保证英国能单枪匹马地赢得战争，至少能保证它不会输。

美国颇费了点踌躇才开始决定支持英国。1940年6、7月间高级官员和指挥官倾向于节省美国的资源，而不愿意把它们交给一个似乎马上就要被击败的国家。丘吉尔提出要以西印度群岛的基地交换美国50艘多余的驱逐舰以后，美国搪塞了两个月没有答复。在美国方面认真地考量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主宰欧洲后他们将面对何种局面后，这项交易终于在8月初获得批准。轴心国集团很可能与阿根廷（Argentine）和乌拉圭（Uruguay）的极右翼政权沆瀣一气，与居住在中南美洲的5000万德意日三国后裔一起扶植起一个反美政府。6这个可能也令英国政府深感不安，从1942年到1944年他们在福克兰群岛（Falklands）部署着一个营的兵力以防德意日军队登陆。7

到1940年秋德国入侵英国的机会业已失去时，罗斯福和他的参谋们至少确信英国现在是保卫美国的最前线。于是美国变成了英国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角色，既当钱袋子又当武器库。但是也有困难，尤其是当总统要说服参议院同意把纳税人的钱注入英国的战争机器时。人们痛苦地意识到，从1941年初起英国政府显然已经没钱支付账单了。迄今为止，英国一直靠借用英镑区国家（包括印度和殖民地国家）的存款、变卖海外土地以及出售黄金和美元储备来清偿美国的账单。这些财产很快就耗尽了，于是到1941年6月，英国的黄金和现金储备已经降至1.5亿美元，破产似乎迫在眉睫。

在议员们了解到英国已经尽其所能地筹措资金支持战争以后，美国国会终于在2月通过了《租借法案》（Lend Lease Act），英国也因此免于财政崩溃。《租借法案》使英国可以赊购所需的任何物资，而只需承诺战争结束后偿还债务。类似的协定也延伸至各自治领。1945年8月最终账单如下：

英国本土、英联邦和帝国的负债总和为300.73亿美元。这个应急措施将不可避免地使英国从主要债权国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之一，难怪当英国人第一次讨论《租借法案》时，包括里奥·埃默里和一些外交部官员都颇为惊骇。8

然而没有《租借法案》提供的战争资源，英国不可能坚持抗争。自从法国陷落，丘吉尔就在执行一个包含三个主要目标的战略，其实拿破仑战争期间也在执行这个战略：保卫本土基地；保证海上通道的畅通，尤其是跨越北大西洋的补给通道；维持对地中海和中东的绝对优势。

第一个目标在1940年10月12日希特勒决定推迟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时即已达成。在之前的10周里，英国皇家空军保住了英国和英吉利海峡上空的制空权，并摧毁了600架德国飞机。不列颠空战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尤其是在9月的头两周，熟练的英军飞行员数量降到了危险水平。不过飞机却绝对够用，整个1940年英国工厂生产了15049架飞机，而德国和意大利则分别只生产了10826架和3257架。英国在这个关键领域保持了优势，在1941年生产了超过两万架飞机，而德国和意大利加起来只生产了15000架。

希特勒在1941年1月最终放弃了入侵英国。在过去的四个月里，他和他的将军们几乎将全部注意和精力都放在了即将开始的对苏进攻上，这将是希特勒彻底实现其心中最大渴望——在东方建立庞大的纳粹帝国的第一步。击败英国只是第二重要的事，而且希特勒相信英国将必然步俄国后尘。在此期间，德国对英国的市镇实施了消耗性的定期轰炸。与此同时，U型潜艇也加强了对英国海上补给线的骚扰。最后这一攻势在1941年6月遭遇不小的挫折，英国破译了用以使潜艇与巴黎总部的冯·邓尼茨元帅（von Dnitz）保持联系的恩尼格玛密码。因此大西洋海战的第一阶段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直到1942年2月德国修改了密码并发现了如何知晓英国皇家海军在大西洋行动中使用了哪些情报。

1940至1941年之间的冬天，英国通信情报部门警告政府德国很可能将在巴尔干地区发动春季攻势，然后可能顺势攻击叙利亚（当时正被1940年6月成立的法国维希政府的新法西斯主义追随者统治），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油田。据预测这次攻势将与意大利进军埃及同时发动。

英国必须控制地中海以免中东被孤立。一系列纳尔逊式的攻势保住了英国的海上优势。第一个是在奥兰（Oran）附近的米尔斯克比尔港（Mers-el-Kébir）给强大的法国海军以致命一击。法国海军的司令弗朗索瓦·达尔朗（Franois Darlan）认为英国即将战败，因此很有理由相信他将把他的军舰交给维希政府或者意大利。无视内阁和高级参谋的建议，丘吉尔在7月3日下令对法国战舰展开炮击。9他一举挽回了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平衡，尽管大量的人员损失也激起了相当大争议。

意大利海军的牛皮很快就吹破了。1940年11月，三艘意大利战列舰在塔兰托（Taranto）港被舰载机发射的鱼雷击沉，这次行动激起了日本的巨大兴趣。这之后通过灵活地运用破译出的密码通信，1941年3月英国又以优势兵力在马塔潘角（Cape Matapan）附近成功地截击了一支意大利舰队。

在陆地上，意大利的进展也同样惨淡。其陆军和空军都既没有充分的训练也缺乏合适的装备，墨索里尼的夸夸其谈也没能点燃其将士的斗志。在对肯尼亚和索马里（Somaliland）发动了两次无力的攻势后，意大利在东非完全被淹没了；阿比西尼亚也在1941年初就被英国、印度、非洲和南非的部队解放了。抓来的意大利俘虏人数众多而且奖章满胸，令西非部队不禁疑惑不解，他们“很难理解为何一支只做了这么点儿抵抗的敌军居然曾获得这么多奖章”。10东非战场胜利的消息令黄金海岸的人们欣喜若狂，那里的人们对阿比西尼亚的惨败还记忆犹新。一首黑人创作的诗歌歌颂了这一命运的逆转：

逃命吧，意大利佬，扔下你来路不正的战利品；乘着失败的翅膀，英国人出现在哪里，你们这些胆小鬼就会四散奔逃。11

北非的意大利军队也在全面撤退，到1941年2月利比亚（Libya）也已经近在英国人眼前。继实施拖垮英国战略之后，希特勒又把他的部队投入了这条正在消失的战线。他对希腊发动了一场攻势，部分出于掩护进攻俄国部队左翼的目的，部分作为在中东对英国保持压力的手段。丘吉尔命令一个英军师和一个澳新军团师奔赴希腊，尽管他希望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可以把德国坦克赶回去，打出一场温泉关（Thermopylae）式的战役，但结果却只是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妄想。12英国人反而被赶了回来，先是从希腊，继而从克里特岛（Crete）。再向南，埃尔温·隆美尔将军（Irwin Rommel）的坦克部队把英军赶出了利比亚，包围在托布鲁克（Tobruk），并在5月打到了埃及前线。不过对英国来说也有两个补偿：德国颠覆伊拉克的计划被挫败了，一支英军、自治领军队和自由法国军队的混合力量推翻了叙利亚的通敌政府。

1941年下半年，远东和俄国的情况使英国在美国支持下坚守中东的每一寸土地变得极其重要。自1939年9月，英国政策制定者一直在为一个问题而苦恼：日本何时会夺取那些它已经虎视眈眈、觊觎已久的东南亚地区？起初，他们还偷偷摸摸地活动，对西贡（Saigon）的维希政府施压，取得了一定进展；还对东印度群岛的荷兰政府如法炮制，却碰了钉子。结果1941年7月印度支那（Indo-China）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东京湾（Tonkin）附近还在建设一个机场，这将使整个马来亚处于日本帝国空军的航程之内。

英国和澳大利亚实行了毫无立场的随风倒政策。1940年7月，英国关闭了向中国国民军队输送补给的主干道滇缅公路，澳大利亚则继续向日本出口谷物，还允许其大量赊购。13至于该地区的防御，丘吉尔则把希望全寄托在了罗斯福能够在太平洋地区应付他口中的“日本疯狗”。但是从1940年5月开始进驻夏威夷基地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无法为马来亚或印度洋提供任何保护，1941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英美荷澳高级将领会议上这一点就被强调过。除此之外，因为并未结成正式的同盟，美国国会也不一定会同意因为英国和荷兰殖民地受到攻击而对日本宣战，因为这几乎等同于“派美国小伙子去保卫摇摇欲坠的殖民帝国”。罗斯福最终还是大发慈悲决定在12月10日宣布美国对英国、荷兰的领土承担保护义务。

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充满焦虑和气愤地关注着日本、美国和英国之间关系的狗血剧情。随着欧洲战事的继续进行，孟席斯的政府越来越对澳大利亚的国防和英国之前的承诺是否会被遵守感到惊恐不安。他于1941年2月访问英国，要求战时内阁允许自治领代表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回来时认为丘吉尔太刻薄、太专横跋扈，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不能被信任。孟席斯是一个充满幻想的自大狂，认为自己是和史末资一样伟大的英联邦政治家，还总做白日梦想取代丘吉尔。14

如果没有把澳新军团送到希腊和克里特的话，孟席斯的多管闲事也不会成为多大的问题。一位澳大利亚工党议员把这次造成超过6000名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死亡的战役形容为“冷血谋杀”。加里波利战役的苦难回忆又被翻出来，传统上丘吉尔在澳大利亚和在英国都被认为应对此负责。以不懂得圆滑世故而著称的工党领袖柯廷再次指责英国对澳大利亚的安危毫不关心。6月，他要求英国“解散非洲帝国”并关闭苏伊士运河，但这一行为对澳大利亚也不会有什么好处。15澳大利亚驻中东指挥官，将军托马斯·贝利（Thomas Blamey）爵士也加入了争论，让部队从他认为无法再防守的托布鲁克撤了出来。16贝利还确切地指出丘吉尔体现出一种官方的思维方式，令他的同胞不能接受：“英国人的观念中总有一种奇怪的因素，让他们认为自治领只是英国的附属物。”17嘈杂的吵闹又持续了几个月，还传到了日本，很快就上了头条，“大英帝国正在分崩离析”。18

尽管不免有些夸大，但这次争吵也显示了澳大利亚人有多么绝望。美国国务院感受到了这种情绪，他们在1941年4月派出了一支强大的特遣舰队巡航斐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希望此举可以“鼓舞我们那些感到被英格兰母亲遗弃了的澳新友人”——美国海军的官方历史上就是这样记载的。19

丘吉尔也很想尽快驱散这种令人愤恨的孤立气氛。10月，他向孟席斯的继任者柯廷保证“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却敌”号战列巡洋舰与“不屈”号航空母舰将立刻被派往远东水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原本希望多来几艘，但是目前只有两艘主力舰闲着。这本来是一个安抚人心之举，然而航母突然出了故障，于是只剩下两艘主力舰在敌人掌握制空权的区域活动。

仅凭两艘战舰显然无法弥补远东的帝国防卫缺陷。被任命为远东事务大臣的达夫·库珀（Duff Cooper）在8月访问了马来亚，他在两个月后向丘吉尔报告说殖民地的防御千疮百孔、漏洞百出。许多高级官员对他们面临的危险漠不关心，72岁高龄的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总督申顿·托马斯（Shenton Thomas）爵士更是一个茫然失措的马大哈，应该被革职。20就是他在战争爆发之际担心引起马来亚人和华人不满而拒绝把白人妇女儿童从战区撤出，这也许是帝国历史上唯一要求“妇孺最后走”的官方命令。库珀对这些尸位素餐的官员和高层普遍懒散状态的印象也得到了1941年到达马来亚的新西兰飞行员们的证实。他们被散漫的气氛惊呆了，周三有一半是假日，周日就更别提了，每天的飞行训练也限定在七小时之内。“对深感必须抓紧时间训练以达到出勤程度的新西兰人来说，总觉得他们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21可是当地的最高指挥官却毫不担心，因为他们认为日本的飞行员和飞机都很差劲。22一个美国记者称新加坡是“毕林普之城”，这造成他被当局了赶出去。种族傲慢也在毕林普们和他们的妻子们身上流行，他们对印度人的傲慢在这些来保卫他们养尊处优生活的人们当中激起了“相当大的反对”。23

考虑到马来亚即将遭到的灭顶之灾，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些负责保卫这里的人们自欺欺人的鸵鸟式态度。1940年10月提交的一份联合作战评估总结：“我们能否在坚决的进攻面前坚守除新加坡周边以外的马来亚地区是大可怀疑的。此外，如果敌人成功入侵，新加坡似乎也只能支持很短的时间。”24尽管如此，强烈的种族优越感还是令包括丘吉尔在内的许多当事者感到安心，他曾经把日本人比作“东方的意大利人”；他们被认为没有勇气、能力和组织技能来对英荷殖民地发动成功的入侵。25即使他们真的进攻，美英荷澳海军在当地的联合战力也绝对不弱于日本舰队，尽管日本在航空母舰方面令它们望尘莫及。11月底，一份远东形势的情报评估使丘吉尔相信，日本在明年春季前不会卷入战争，而且它们的首个目标将是一个软柿子——暹罗（Siam）。26

日本政府没有像预测的那样行动。早在当年秋天，新任首相东条英机（Hideki Tojo）将军和他的内阁就已决定对英美荷的远东殖民地发起攻击，如果这三国真的像估计的那样拒绝解除在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后对其实施的石油禁运的话。石油禁运确实管用，但真正影响日本决定的是德国可能打败苏联并于次年击败英国，这样一来，如果曾经属于英法荷的殖民地落入日本，它就更容易保留。东条和他的阁僚还天真地想象美国最终会接受亚洲的新格局。

日本的战争计划既野心勃勃又毫无廉耻。12月7日，从航母上起飞的战机袭击了美国海军在珍珠港的驻地，击沉了数艘战列舰，使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天平暂时倾向了日本。12月8日至17日，两栖部队在暹罗（它立即就投降了）、马来亚、婆罗洲、沙捞越、菲律宾群岛、关岛和威克岛海岸登陆。至今为止的传统海军战略排除了日军同时进行如此多行动的可能性，因此这是彻底的奇袭。27战后，有谣言称通信情报部门通知了丘吉尔偷袭珍珠港的部队的动向和目标，但他为了确保美国参战因此拒绝提醒罗斯福。这是一个误传，香港监听站收到的信号被认为来自一支穿越南中国海开赴马来亚的日军小型舰队，而非赶往珍珠港的大舰队。28

不列颠远东帝国的陷落速度既令人震惊又令人绝望。12月8日，以印度支那为基地的轰炸机对新加坡实施的空袭显示了它作为基地完全无用。两天后，正当英国皇家空军、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和新西兰皇家空军的战机忙着试图阻止日本从其在马来亚东海岸建立的三个桥头堡继续前进时，从西贡起飞的日军轰炸机击沉了“反击”号和“威尔士亲王”号。陆地上，日军以可怕的效率穿过丛林前进，日军的战机也在有计划地摧毁英国机场，几乎所有都在殖民地的北部。经过三天不对等的空中争夺，当地的英国皇家空军指挥官预警说他的部队只能再维持两周。29到该月末，经过与被英国指挥官严重低估的敌人之间的殊死搏斗，英国、自治领和印度的地面部队开始向新加坡全线撤退。

香港在圣诞节当天放弃了抵抗。它的地位在四年前中日战争爆发之时就已岌岌可危。1940年末军营的锡克族炮兵曾发动了严重的哗变，看起来他们受到了日本的宣传鼓动。30保卫白人的帝国需要白人部队，因此1941年加拿大步兵在英国的要求下被派往那里。这实际上是希望渺茫的一步棋，当地指挥官克里斯托弗·麦特拜（Christopher Maltby）少将在战后指责他们在围城的最终阶段缺乏组织纪律而且胆小如鼠。31

在马来亚城破后也出现了类似的揭短行为。东南亚总指挥官，将军阿奇博德·韦弗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把失败怪罪到澳大利亚士兵身上，称他们乱哄哄地逃离前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当地的澳大利亚指挥官戈登·贝内特（Gordon Bennett）少将则严厉地指责靠他所谓的“校友关系”选拔出的英国军官那平庸的领导能力。32可是这位名字很出众的将军自己在领导力的问题上也没什么发言权，因为他是一个“粗鲁刻薄、跟每个人都争吵的家伙，包括他自己的参谋”。33刚一发现新加坡必将沦陷，他就给自己找了一条逃跑的船，声称要去告诉澳大利亚这里发生了什么。显然他从来没听说过詹姆士党人的歌谣《约翰尼·寇普》，其中嘲讽了寇普将军在普雷斯顿潘斯（Prestonpans）之战后“跑得比自己战败的消息都快”。贝内特、麦特拜和韦弗尔的说法被战场上的幸存者坚决地否认了。不论事实如何，战败的将军们拿手下人当替罪羊可从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把部队带散的一定是上面的官老爷们。

马来亚军地领导留下的记录证实了上述言论。12月15日，槟城（Penang）在宝贵港口和给养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投降了。参与了撤退的印度士兵事后抱怨弹药不足，使他们无法遵守的命令，缺乏空中掩护，给养供给不规律，以及一系列本可以避免的行动失误。34这对日本人来说可不是什么问题，他们粉碎了被英国和美国的指挥官自我塑造的坚毅、机智、训练有素的战士形象，这些可是被他们视为珍宝的神话。1942年1月在与一艘日本潜艇单挑之后，“朱庇特”号驱逐舰上的一位军官这样评价他的对手：“他们很有胆量和斗志，往少里说，他们也让我们大吃一惊。”35令1941年12月间在远东的盟军将士吃惊的事很多，并且还有更多的还有待他们去体验。

随着帝国部队被迫退入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丛林，帝国远东防御的基石越来越岌岌可危，丘吉尔的情绪也在绝望和狂喜之间来回摇摆。不过后者还是占据了上风。1941年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免却了罗斯福寻求国会批准美国卷入欧洲战场的麻烦。现在美国成了彻底的战斗伙伴，丘吉尔确信盟军（很快就会以“联合国”而著称）将最终在各条战线赢得战争，尽管无法得知这将需要多久。

尽管近来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出现了挫折，首相和他的参谋长们从来不曾怀疑，英国的首要目标还是击败德国。日本还要往后排，英国在亚洲的声望和领土也必须要牺牲掉，尽管在短期内希望还被寄托在盟军可以在从缅甸南部穿过新加坡到荷属东印度群岛至澳大利亚北岸的一线坚守阵地。

击败德国和在远东坚守防线要求英国保持对地中海和中东的控制。二者都处于德国日渐增长的压力之下。冬季之初，德国陆军南部集团军群穿过苏联南部抵达罗斯托夫（Rostov），英国情报机构认为他们会在春季一开始向高加索（Caucasus）地区进发。如果这次攻势顺利，德国将处于直接干涉伊拉克和伊朗（轴心国的第五纵队已经开始在那里制造麻烦）的绝佳位置，同时隆美尔的部队也重新对埃及展开攻势。轴心国阻断地中海补给线的尝试正在加速进行，有人担心德国会为了袭击直布罗陀而寻求西班牙的帮助。

不只是苏伊士运河处于危险之中，1941年中东已成为空中生命线的关键。由《租借法案》提供的飞机先被穿越加勒比海的渡轮运到特立尼达（Trinidad），再从那里向南运抵巴西东海岸的纳塔尔（Natal），然后再经过跨大西洋飞行抵达在黄金海岸的塔科腊迪（Takoradi）新建的机场。飞机继续飞到喀土穆并最终飞完其旅程的最后一站抵达埃及的机场。起初只有长程轰炸机可以做这种飞行，但在12月末，美国向英国提议在亚森松岛（Ascension Island）修建一个供中程飞机使用的转场机场。36远东的冲突增加了这条路线的重要性，因为飞机可以从埃及飞到印度。1942年春，为了应对战机短缺，美国“游骑兵”号航母装载了一些飞机抵达西非海岸125英里的地方，然后飞机飞往阿克拉（Accra）作为它们前往印度长途旅行的第一站。37

使用这条路线的飞机配备的是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的人员，泛美航空公司把这一战时应急措施转作了盈利用途，以航运业务挤进帝国空中运输市场。他们设立了一条从阿克拉至喀土穆的民用航线，并且在战后获得了将亚森松基地转为民用机场的许可。38

如果这条路线被阻断，印度和远东的防御，还有中东和地中海的防御都将处于极度危险之中。面临德国可能在1942年对中东发起的双线进攻，丘吉尔在12月15日赶往美国，准备说服罗斯福唯一可行的盟军战略是首先战胜德国。但这个结论意味着丘吉尔和他的谋士将不得不面对暂时放弃帝国的亚洲利益这个苦涩的事实，尽管丘吉尔希望其保卫者能够顽强战斗。如果允许德国在中东站稳脚跟，进而获得与在年末开始穿过缅甸向西进入印度的日本直接合作的途径，他们的努力就将付之东流。通过牺牲帝国的一部分，丘吉尔希望他最终能保存其全部。

第十一章

坚强同志：在战争的重压下

对大英帝国来说，1942年是前途黯淡的一年。2月15日，有将近14000守军的新加坡向人数较少的日本军队开城投降。四天后，战火烧到了澳大利亚：在惊慌失措的政府还在堪培拉（Canberra）做应对入侵的准备时，达尔文（Darwin）就已经遭到了空袭的致命打击。缅甸被占领，仰光（Rangoon）和曼德勒（Mandalay）分别在3月1日和5月1日陷落。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则于3月23日被攻占，而在4月的头两周一支日本舰队就已经在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尽情游弋。加尔各答（Calcutta）和科伦坡（Colombo）遭到了空袭，两艘英国巡洋舰被击沉。在2月底的爪哇海战中，一支弱小盟军舰队被强势敌人彻底制服。两个月内，日本海军就彻底征服了荷属东印度、菲律宾、新几内亚的大部和英国在西太平洋的一系列殖民小岛。与此同时，日本人正在制定夺取斐济和针对印度洋的远距离行动计划。

尽管早已有人预言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但这些逆转还是震惊了英国和帝国的其余部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发生的情况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思热潮，人们在因自责深感窘迫的同时也在不停地追问，帝国目前到底处于什么状态以及帝国的未来究竟如何。人们也免不了气愤地指责别人应对此负责，同时为自己寻找托辞。

澳大利亚自认是第一受害人。新加坡（“澳大利亚的马奇诺防线”）陷落以后，《悉尼信使早报》宣称，“帝国正在经历一系列动摇其根基的灾难”，并得出结论：“我们与其说是在跌跌撞撞地奋力前进，不如说是得过且过地应付日子。”柯廷以他一贯的直率风格发声，指责英国应该为他祖国的困难负责，而希望美国能来助其摆脱窘境。他的这种背叛性的指责激怒了丘吉尔，不过丘吉尔本人也受到了澳大利亚外部事物大臣H.V.伊夫特（H.V.Evatt）的指责，称其对澳大利亚的处理体现了贵族的偏见。他宣称，首相“似乎对工党有着刻骨的仇恨和对独立思考的厌恶，这使得我们不可能与他共事”。1这种似乎笼罩澳大利亚政府的歇斯底里似的情绪，令美国陆军空中勤务队的远东地区长官刘易斯·布里尔顿（Lewis Brereton）少将深感忧虑，因此他建议“在美国的影响下加强对澳大利亚政治的集权化控制”。2

新西兰人做好了正面迎接敌人的准备。作为对新加坡失守消息的回应，新西兰首相彼得·弗雷泽宣布：“我们不会退缩，也不会沉溺于对战争资源具有更高分配权的人们的无益指责中。”在英国，包括丘吉尔在内的许多人都将澳大利亚的一触即跳与英国人民在危险面前的淡然处之做了对比。奥利弗·哈维在日记中写道：

柯廷政府声嘶力竭地向美国人求援，毫不掩饰对我们英国人的嫌弃。我认为恐怕是澳大利亚的“安逸生活”造成了他们的软弱和狭隘。然而新西兰人却与之大相径庭，他们被认为是克制、自尊和能干的典型代表。3

作为对此批评的回应，柯廷在1944年5月对英国人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提醒他的听众，澳大利亚人在配给制和物资短缺方面受到的苦难比英国人只多不少。4

澳大利亚在1942年最初的三个月里发出的刺耳的呼吁其实是绝望的哭号而非独立的宣言。然而所有人都清楚英国已经无法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防卫其帝国的边缘，而且其他自治领也无法提供任何帮助。一次绕过英国直接向加拿大寻求军备的尝试遭到了冷遇。加拿大负责军需的官员直率地告知澳大利亚政府：“如果英国让我们将给养运往中东，我们就将其运往中东；如果其让我们将之运往澳大利亚，我们就将之运往澳大利亚。”5于是美国介入其中成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工厂：在1942年1月至6月之间，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和新西兰皇家空军从英国得到了54架飞机而从美国得到了230架，英国多余的飞机大部分都涌入了印度。6与此同时，应丘吉尔的要求，五万名美军士兵被征召起来防守澳大利亚，尽管事实正如他的准确预测，日本人最终没有进攻那里。7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在1942年初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而且尽管在日本登陆的威胁消退之后双方关系得到了改善，但一些不好的记忆却挥之不去。在1991年至1992年间随着澳大利亚共和党首相保罗·基廷（Paul Keating）的发言而重新浮出水面，他再次指责丘吉尔为了中东的战事而将澳大利亚置于危险中而不顾。这一指责就像1941年至1942年间的那些一样，过于简单化，没有考虑到英国在埃及和印度东北边境岌岌可危的局势。然而对澳大利亚来说，其在危急关头的英国战略中的排位如此之低，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难以接受。

美国在1942年初就接过了防卫英帝国的重担，在它的努力之下，英国的殖民地失而复得，也许还挽回了一些声望。正是美国的战舰分别在5月的珊瑚海海战和7月的中途岛海战中击败了日本海军。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使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对比开始向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倾斜，并遏制了日本的扩张。8月，美澳军队进入反攻，开始进行旨在将日军从西南太平洋地区赶出去的漫长而艰苦的战斗。1942年至1945年间防守印度和夺回缅甸的行动是由帝国军队完成的，但是就像在其他战线一样，美制战机和装备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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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的危险局势引起了英国的恐慌。随着对战后重建计划的拟定，英国国内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严苛的自我反省时期。人们普遍相信无论如何英国也不能恢复到战前那种效率低下、贫富不均、经济萎缩的局面。新英国将会致力于社会和谐，把相当大的财富和力量用于重振工业，充分就业并为所有人提供公平、慷慨的教育体系和福利体系。发表于1942年12月的《贝弗里奇报告》阐述了实现这些的途径，这份著名的报告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被作为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国家将会变得更好，但是帝国呢？

新加坡陷落之后的几周里，帝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突然被置于公众的审视之下。英国驻军投降造成的震惊事实上打破了英国那徒有其表的全球性帝国假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对这个帝国本质的无情揭露。2月18日《泰晤士报》驻远东的通讯员发表了一篇关于投降背景的直率而一针见血的分析文章。其声称“漫不经心的殖民地统治惯例”消磨了那些官员的意志，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缺乏“动力”和“霸道”已经显露无遗。“政府在人民的生活中无足轻重”，作者总结道，他的观点还被扩展为一篇社论，其中指责马来亚当局“对当地政府和广大亚洲群众缺乏了解，除了可敬的中国人以外，他们的态度都是消极、怯懦和冷漠的”。

官方的审查防止了马来亚人、沮丧的印度军队以及缅甸人投向日本的详情出现在报刊上。然而，政府在议会中的批评者对比了马来亚土著的冷漠和为美国主子战斗的菲律宾人的勇猛，因为美国人承诺将在战后为其组建自治政府。8《经济学人》杂志称，英国在远东的子民对帝国和盟军已经不再忠心。9联合派议员，曾任马来亚地方长官的兰纳德·加曼斯（Leonard Gammans）在为其同僚辩护时，洞悉国民的自信出现了崩溃。“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自信，那么也就不要指望亚洲人和非洲人会相信我们是一个殖民强国。”他如是说。现在需要的是将新的活力注入帝国的旧理想，诸如“普遍的公民权、托管治理和愿景”。10

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看，英国在马来亚的溃败是旧秩序及其仆从又一次的失败。毕林普上校的形象很快就被纳入了争论之中。他已成为思维僵化、骄傲自满和颟顸透顶的代名词，而这也被当时人视作“老家伙们”的突出特征。在左派的话语体系里，也正是这些人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治理得惨不忍睹。为评估军队士气而进行的日常军队邮件分析显示，在远东的灾难发生前夕，高层对“毕林普们”的抱怨与日俱增。11著名的牛津大学历史学家A.L.罗西（A.L.Rowse）利用《泰晤士报》的专栏推测了帝国当前的窘境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公学培养的那种注重品格甚于聪慧的理念。而后者正是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安妮女王和两位皮特首相时代的大英帝国构建者的最主要品质。12与此同时，政府宣布将对所有50岁以上的中校进行严格的测试，其用意大概是要将毕林普们清理出军队。

英国议会下院中的毕林普们也遭到了围剿。政府对未作抵抗就将槟城及其储存的橡胶拱手送给日本的罪人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处理。13这些人是那些应该被揭穿的毕林普中的一员，人们认为他们在帝国的其他角落里享受着特权生活。“大多数英国官员仍活在一个早已远去的世界里，”工党议员詹姆斯·米尔纳少校断言道，“此时此刻，他们正在离前线不过几英里远的加尔各答，穿着短上衣一边闲聊一边用餐。”14他的话大体不错。在缅甸，言辞尖刻绰号“酸醋”的美国将军乔·史迪威正在为要和那些执掌帝国及其军队的人开会而怒气冲冲，因为他们是些“目空一切的讨厌家伙”。一个众所周知的代表人物撞到了他的枪口上，史迪威在日记里写道：“一个戴单片眼镜的蠢驴在午餐时说道：‘能喝上一杯鸡尾酒可真是不赖啊，是吧？这机会可不太多。我可是连啤酒都没时间喝呦。’”15这些人高人一等、不拘小节的态度令美国人十分苦恼，而且这些人的数量可不少。美国人开始不断地在英帝国的各地、在军队的高层和政府与这种人狭路相逢。当时负责掌控远东战略规划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就被韦弗尔的固执回应激怒了，因为他计划为韦弗尔提供中国军队以帮助支撑行将崩溃的缅甸前线。16美国人还总是觉得英国统治阶级缺乏进行一场现代战争的冲动和精力，也就更别提打赢这场战争了。

在英美两国，都有人在怀疑目前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帝国的阶级是否还应该保有其权力。“今后的世界上将没有特权的地位，无论是对个人来说还是对民族来说。”罗斯福在1941年11月做出宣言。他的国民倾向于赞成，以中左翼为主很多的英国团体也一样。但英国政府对这一点的认同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尽管其宣传还在一如既往地号召人们团结协作，平等地分担战争的重负。

但在帝国内部，社会层级并未因战争而发生动摇。1945年夏，随部队重新占领马来亚的士兵被那些从他们手中解放出来的种植园主及其妻子的势利言行深深地伤害了。那些人就像波旁家族的人们，明明记得发生的一切却没有学到任何教训。17这并不奇怪，在帝国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里，管理殖民地的精英几乎都是来自于上层和中上层阶级。战争期间身居高位的人来自于公学校友，他们上过牛津或者剑桥，而且在运动场上的表现比在考场上的表现还要好。品质至关重要。在面试未来的殖民地政务长官时，拉尔夫·福赛认为“握手时软绵犹疑”是一个显示内心软弱的迹象，应该特别加以留意。181914年以前，甚至很可能还包括之后，人们还采取了所谓的“社交测试”，候选人如果给面试官递了一支弗吉尼亚烟而非土耳其香烟的话，他的入选资格立即就会因不符合当时的社交规范而被取消掉。19

因此英帝国的基调是偏贵族和偏保守的。这一点从那些印度官员及其太太在1945年7月末听到工党在大选中获胜消息时的反应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当他们乘游轮回国在地中海附近听到这一消息时，他们立刻就在担忧年金、公学和采矿权使用费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并就谁会接替里奥·埃默里出任印度事务大臣展开了讨论：

埃默里出局了，谁来接替？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上校”——他是个小贩但大家都这么叫他——听到传闻说是那个叫普莱姆·杜特（Palme Dutt）的家伙。我的天，好在他们至少选了个英国本土人来治理印度这片悲惨的土地，而没选黑人。20

社会自负与种族自负相伴而行，皆可严重地危害英帝国。玛格丽·珀汉姆（Margery Perham）即持这种观点，她是一位非常博学而且敏锐的殖民事务评论家。但直到1942年2月的事件前，她都还毫无保留地支持当时家长式的帝国理念。在3月刊登于《泰晤士报》的两篇文章里，她对如果日本舰队在蒙巴萨（Mombasa）沿岸驻泊肯尼亚人应该怎么做这个敏感的问题进行了设问。她担忧，肯尼亚人可能会像马来人一样行事，因为英国对肯尼亚的统治没有能激起一点忠诚或者使其不同种族之间产生任何共同目标。问题的根源在于那些勤勉有加的英国殖民官员一旦完成其日常工作就会回到他们的宅邸和俱乐部，与各自为伴。这种自觉的疏离态度使他们没能赢得当地人的拥护，并令当地的统治阶层孤立于正在增长的受教育的少数黑人。假以时日，这些人最终会取而代之。21

珀汉姆小姐触动了一根敏感的神经。远东的战争在1942年春季已经很明显将很快扩展到印度洋，这场仗其实是一次种族冲突。日本的宣传将新加坡、香港和马尼拉的陷落作为亚洲人民的胜利及从白人统治下获得解放的里程碑来加以歌颂。澳大利亚战俘被迫去清扫新加坡的街道作为旧殖民秩序被推翻的标志；白人战俘无论来自地方还是部队都受到了系统的羞辱和虐待，这被受害者解释为一种种族报复的形式；一些人被肆意谋杀，就像1942年10月在直布罗陀群岛遇害的那22位官员、传教士和无线电操作员。22

许多人听到了日本发出的种族战争号召。“我听到当地人说‘为什么抵抗日本人？我们受尽了白人的压迫，日本人不会比这更坏了。’”史末资在视察一支新组建的黑人士兵小队后如此写道。“但是，”他宽慰自己道，“我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出于谨慎保持着他们的忠诚。”23但实际上许多印度人、马来亚人和缅甸人并非如此。在至今还云山雾罩的战争阶段（因为英国官方保密规定过于鬼鬼祟祟），许多印度人、廓尔喀人（Ghurka）和泰米尔人部队投降日军，组建了印度国民军（INA），作为致力于推翻英印政府的民族主义力量。详细的数字不为人知；在1944年陆军情报部门认为印度国民军有35000人，一年后据估计有两万印度军队投向日军，每七个被俘士兵中就有两人。24

当1945年夏印度军队要面对筛查印度国民军的幸存者这个不愉快的任务时，其情报官员发现了一个曾积极协助日军的核心集团，人数多达7600人，其中还有些人因为犯下过丑恶的战争罪行需要加以惩处。25其余的多是在1941年至1942年冬撤离马来亚和缅甸的大混乱中失去方向的普通士兵，以及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而选择配合的战俘。这些人大多是真的被英国遭受到失败惊呆了，因此对其旧统治者失去了信心。

加巴卡什·辛格上尉（Garbaksh Singh）是一个认为自己是印度未来的解放者的民族主义分子，英国情报部门认为他曾在新加坡的樟宜（Changi）监狱拷打、杀害过印度和中国战俘。26还有些狂热分子比如占西（Jhansi）女王的女兵团在审问中拒绝合作，她们效忠1941年逃到德国的前国大党政客昌达拉·苏巴斯·鲍斯。27他在柏林进行广播演讲指责民主制，将英国作为“进步与发展的绝对敌人”大加鞭挞。之后他于1943年6月乘潜艇抵达东京。28就任印度国民军的领袖后，他全身心开始其重建工作。他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说者，印度政府把他当作强大的敌人。29

印度国民军只是一个在印度进行颠覆活动以及在全亚洲进行反欧宣传的更大组织的一部分，这个组织由日本控制。它包括位于仰光专搞破坏和游击战的自治青年训练学校，以及在槟城负责培训马来亚人、中国人和暹罗人宣传员的学院。30印度国民军士兵被告知一旦当他们和日军攻入孟加拉，当地就会爆发大规模反英起义。31与此同时，训练有素的破坏分子和游击队员也乘潜艇登陆，但几乎全被截获。截至10月末，共有42支日本发起的“第五纵队”被情报部门破获。32在战场上，印度国民军的表现也令其主人失望，经常有人重新叛逃回英军部队。

印度的政府对待印度国民军的态度非常严肃，担心其宣传会鼓动前线部队投降以及其特工可能在已经被国大党搅乱的地区激起叛乱。因此他们加强了对印度部队的监控和对部队邮件的检查。33对抗日本的宣传也在进行，但是当局提醒作者在提及例如战后英国的“社会进步”等有争议问题时要小心处理，以免引起印度士兵追问为什么这些措施不能引入他们的国家。34战后的亚洲政治是一片雷区，英国宣传工作者竭尽所能地避免提及除了日本获胜会彻底击碎印度实现政府自治希望以外的事情。美国的宣传则没这么多限制，1944年其对缅甸人发出信号表示盟军的胜利将“给缅甸带来和平与自由”。殖民事务部希望抗议这种对独立的承诺，却被希望与美国保持最好关系的外交部否决了。35

在为了创造一个轻松、积极的部队气氛而为印度军队设计的乔什（字面意思就是“积极”）计划问题上，英国宣传工作者的处境要安全一些。在与缅甸接壤的边境服役的旁遮普士兵也许感受到了一些积极的气氛，当他们听到日本广播说鲍斯和印度国民军将在十天内进驻德里（Delhi）时，不禁笑道“除非坐火车否则他们到不了”。尽管被认为极有可能会对印度内部造成混乱，但最终鲍斯和印度国民军都没有对远东的战局产生什么影响。鲍斯在战争临近结束时死于飞机失事，这令印度政府长出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曾担心鲍斯过去的追随者可能在回国后成为暴力混乱的渊薮。36

1944年在缅甸作战的军队中有三万名来自东非和西非的非洲民兵，像他们的印度同志一样，为了寻找政治不稳定的迹象，当局也监控了他们的通信和谈话。37尽管陆军部在1939年10月就颁布了向部队派遣不同种族军官的命令，但黑人部队仍在受白人军官指挥。38对黄金海岸的非洲民兵来说，其白人指挥官居然是来自南罗德西亚的白人定居者。39

战争松动了英国本土的社会等级规范，非洲和西印度的等级规范却还和过去一样坚如磐石。英国殖民部采取了许多措施将其黑人子民与外部的任何可能令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产生沮丧和不悦情绪的影响彻底地隔离开来。英国黑人与美国黑人士兵之间的交流被官方认为是不满和崩溃的巨大来源。衣着光鲜、收入不菲的美国黑人大兵引得贫穷的百慕大黑人频频侧目，因此在殖民部的压力下美国大兵被撤走了。驻防利比里亚的黑人士兵被禁止出入附近的英属非洲殖民地，原因依然是担心他们自信与富足的样子会引发不满情绪。40

2000名在美国军队种族隔离政策下被贬去从事体力劳动的黑人士兵在1941年一到达特立尼达就引起了巨大骚动。他们到处花天酒地，使得一个不知名的当地民歌作者哀叹道：“我妻原本忠而贤/可恨大兵来捣乱。”41特立尼达总督也被他领地里的不速之客搞得心烦意乱。他将美国黑人看作是黑人好战分子和正在非洲渐成气候的回归非洲运动的代表。而这两者在特立尼达都不受欢迎。因为近期黑人在那里的罢工，以及1943年美国政府强制性地以波多黎各人取代黑人。

这段历史揭示了英美种族问题思维的奇特分歧。尽管美国政府十分愿意与英国殖民部合作将英帝国的黑人隔离起来，但是许多美国政客和媒体人总是喋喋不休地大谈同为黑人却在受到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但这种道德说教却因为美国令人震惊的种族冲突史而显得没有什么说服力。种族不平等可以算是一种美国生活方式；战争期间多地曾发生对立的黑人与白人士兵集团之间的血腥暴乱，其中包括一个在英国的美国陆军航空兵基地。42和也许曾经激怒印度国民军成员的那种情绪相呼应，一位被派往太平洋前线的美国黑人士兵据说要求为他准备这样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一个黑人，他死于一场为保卫白种人与黄种人进行的战争。”43

英国的战时宣传在对付这种自私自利思想时没遇到什么困难，至少在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击败德国时是这样。《我的奋斗》中一段特别恶毒的话在非洲殖民地流传甚广，提醒黑人希特勒没有忘记他们：“除非假装自己是律师，否则的话那种试图教化半猿人的行为简直就是可耻的疯狂。”自1939年开始，信息部的殖民地部门就在不断通过电影、讲座、展览、小册子和路边剧等方式在英帝国内描绘英国的战争目的。纳粹的胜利将摧毁英帝国，而这正是其子民获得正义与进步的唯一希望。而在印度，宣传工作者则必须要小心不要自食其果，对德国的过度中伤恐怕会对全体白人的形象产生不好的影响，在提及为了自由和民主发动战争时又总是特别小心谨慎。44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提醒殖民帝国的子民们，战后他们将被当作伙伴而非附庸。

于是希特勒就成了恶人的反面典型。就这样，他出现在一直精彩的豪萨语诗歌Hitler bata kasa里，翻译的版本也依旧铿锵有力：

英国人对付恶人有办法；

希特勒为祸四方；

英国人能够对付德国的希特勒；

希特勒无父无君鸡鸣狗盗。

英国人能对付德国的希特勒。45

黄金海岸的一个歌词作者在一首传统风格的战歌中呼唤帝国团结，妇女会在战鼓的伴奏下吟唱它：

不列颠帝国的妇女放声歌唱

她们的勇士激励了准备为自由献身的坚定同志

自治领和印度

以及在那遥远的七海之岛上的赤子

祖国英格兰的赤子

放声高唱吧，大英帝国的妇女。46

现代的宣传技术在1941年的北婆罗洲得到了应用。鉴于日本的威胁，一次巡回展览展示了放大的英国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照片，以安抚人心。英语和马来语的战报在传阅时还附上了一封致户主的留言：“请把马来语的那页新闻交给您的勤杂工或男仆。”还有很多以“飞越婆罗洲”和“为胜利筹款”等主题的公共讲座，还上映了一部鼓舞人心的电影《卡维尔护士》（Nurse Cavell），片中的女主角因为在1914年勇敢地违抗德国人被处以死刑。47

不同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没有试图争取大英帝国臣民的支持：这可以理解，因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种族主义色彩的信条。然而它们却共同努力利用近期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来争取阿拉伯人的民意支持。英美被描绘成犹太人的同谋，因此也就是全世界阿拉伯人的仇敌。当盟军在埃及和北非取得胜利以后，突尼斯广播电台在1942年12月宣称：“英美为了报答犹太人，要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变成第二个巴勒斯坦。”48

英国的宣传不但高扬英美的正义性，还激励英帝国各个层级每个角落的男男女女都为帝国的战争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相同，英帝国调动了所有自治领和殖民地的资源支持战争。培训战斗人员也极为重要，参加这场战争的士兵人数为：

以上数字表示所有曾经在这次战争中服役的人员，但是在一些时候曾经解散了部分军队。南非第一师在解放了阿比西尼亚之后解甲归田，而当日本被赶出新几内亚之后澳新士兵也在1943年至1944年转而去支援工业生产。然而在1945年，澳大利亚依然有36.5万名武装人员，其中4/5是志愿者。加拿大面临着和一战中同样的人手问题，到1943年，自愿去海外服役的人数逐年降低，因此次年政府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好在那些被强制征来的人只是被派往西印度群岛驻防，而不是意大利和法国前线。

非洲的情况令人尤其印象深刻。1943年初，耐瑟兰德为英王非洲步枪团提供了两万人，还有13000人承担了战争劳役，主要是在北罗德西亚的铜矿中。这个数字占了其成年男性总数的1/3.50至此，殖民地当局遭遇了人力短缺，在埃及和北非进行的机场和基地的修筑工作尤其如此。和在上一场战争中一样，最高指挥部强烈要求黑人士兵帮助白人守卫前线，在1943年至1944年初，这种呼声更高了，因为大量军队正被集中起来进行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行动。51

1943年7月，肯尼亚政府报告说67000人入伍已是极限，无法再征召更多。52总的来看，搬运工作在东非地区不受欢迎，尽管政府做了“细致的宣传工作”，但这在民间习惯面前毫无作用。“人们对在上次战役中遭受的辛苦和损失仍然记忆犹新，认为我们不守承诺的想法依然徘徊不散。”乌干达总督向白厅如此进行了汇报。53他和坦噶尼喀总督都因为找不到身心合格的志愿兵而灰心丧气，后者甚至担心也许他将不得不强迫别人站出来。54尽管各殖民地政府总算完成了征兵定额，但他们也指出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减少了从事战争物资生产的劳动力。55

掌握好穿制服的战士与穿工作服的军需物资生产者之间的比例关系至关重要。“这场战争不是人的战争，而是高度专业化的机器之间的战争。”1941年8月丘吉尔告诉麦肯兹。56除去加拿大，英帝国制造高精装备的潜力有限，使得南半球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几乎完全依赖英国本土和美国。好在1940年7月有关国家在德里召开会议后，他们开始试图改善战争物资在该地区的生产和分配。

结果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与合作化。拥有先进机床工业的澳大利亚从1941年8月开始生产轻机枪、24磅炮和防空炮，其中一部分直到1942年初才运到英国。南非的冶金工业负责生产机库和可折叠桥梁，但一开始却因为缺少掌握复杂工艺的技师而受到阻碍。57新西兰生产无线电设备，热带殖民地则提供原材料，锡兰在马来亚陷落后迅速地提高了其橡胶产量。

这个突击式的计划填补了空缺，但帝国工业能效的最终统计数据反映了英帝国内工业产能的集中程度：

以上数据不含南非生产的装甲车和摩托车以及印度生产的步枪和弹药。

英帝国提供的相当多装备、物资和服务费用是最终由英国买单的。战争一爆发，印度和殖民地在伦敦的英镑储备因为被宣布为不可兑换因此实际上处于冻结状态。然后就被征用作为军费，因此殖民地进口货物时是赊购或者以国债等形式支付的。结果造成殖民地欠英国的债务额从1939年的1.5亿英镑飙升至1945年的4.54亿英镑。印度因此获利颇丰，因为根据1940年的《国防预算协定》，英国承诺提供部署在南亚次大陆以外的印度军队的全部开支。1939年时印度欠英国3.5亿英镑，而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反而欠了印度12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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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英国还面临着其他一些不那么明确的账目要结算。二战期间，丘吉尔曾查禁了一幅海报，上面画的是一个体型佝偻的小孩在一片阴暗潮湿的空地玩耍，旁边的墙上写着“疾病”和“漠视”，海报的说明为“找回你曾经的不列颠”。58其他不那么尖刻的宣传材料未遭查禁，不过也传递了同样的信息：人民的战争将会是消除无知、贫穷、住房简陋、失业问题和疾病等全国性革新时代的序幕，而这一切都应该由一个仁慈的国家来完成。负责军队教育的人员以如何将这些变成现实为题组织了无数次讲座、讨论和辩论。这在五年的时间里就将战士们变得比他们1918年的前辈少了许多恭顺，政治上更加激进，也更了解这个世界。他们为1945年7月工党的选举胜利做出了贡献，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不是决定性的贡献，他们对于这带来的前景也比别人要兴奋得多。驻防印度和远东的部队中的信件检查员发现“普遍认为他们（工党）将在战后重建中创立奇功”。59

有色人种士兵也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未来。据工党的殖民事务专家阿瑟·克雷奇·琼斯说，黑人士兵与其英国将士同仇敌忾。601945年10月对印度士兵的一项调查显示，以期待程度排序，战后他们希望获得：一个舒适的家、一份年金、一个体贴的太太、一个孩子、了解预防疟疾的方法、一两头牛、教育系统、一家妇产科及综合医院、猎枪和一匹马。61

对许多印度士兵来说，1944年至1945年在意大利前线的服役经历使他们了解到了其祖国的落后，并使他们产生了回到家乡、改变家乡的强烈冲动。知识看来是民族复兴的关键，一些土兵要求建立传授技术科目的国民教育体系。有人说道：“西方人在艺术、文化和社会革新方面太先进了。印度在每一方面都落在后面。主要原因是种姓太多，我国人永远也不会团结起来做任何事。”62

战争也使非洲士兵开始审视自身和他们村庄以外的世界。“非洲人正在试着站起来并用不同以往的眼光看周围。”曾在缅甸指挥东非士兵的小说家杰拉尔德·汉利写道。在看到印度的贫穷之后，战士们对印度的敬意消失了。尤其重要的是非洲人获得了新的体会：“如果人学会了吸烟、吃罐头和读报纸，那他将渐渐变得想继续满足这些感官，而他也就需要赚更多的钱来这样做。”非洲旧文化成了这一变革的牺牲品。当人们问他为何没人再唱传统歌曲时，一个罗德西亚土兵回答道：“为什么我们还要唱那些东西？我们像欧洲人一样有了报纸和思想。那种音乐属于老人和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63不过对旧文化的忠诚依旧顽强；汉利的战士就没有接受那一小撮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影响。汉利确信：“土兵对‘乔治国王’的感情，不仅仅和对‘主人’的日落故事一样，而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把他当作全体不列颠人的王。”64

第十二章

保卫旧特权：英帝国的复辟

1942-1945

二战结束后刚刚一年多，英国西法夫选区的共产党议员威利·加拉赫（Willie Gallacher）就在议会下院宣布：“把英帝国交给美国金主——我们唯一的希望。”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并嘲笑一下保守党，他引用了丘吉尔在1941年对罗斯福说的话：“没有美国，英帝国无以自立。”1加拉赫像其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晋下院议员一样，很善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他政客倾向于避而不谈的真相。

从1941年起，英国就已经被抵押给了美国。随着战争的进行，人们清楚地发现经济上失去独立使得英国政府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由决定英帝国的未来。然而不能忽视美国人的意见，因为美国士兵正在担负与日本人战斗的重任。1942年至1945年太平洋战场上的胜利使英国有可能重新获得其远东殖民地。很多美国人觉得这可不该是他们的奋斗事业；许多人追问为何美国人要为了让英国继续统治马来人和缅甸人而流血牺牲。

反帝国主义情绪在美国大行其道。大众的观点是：包括英帝国在内的一切帝国都是寄生性的暴政统治，正在迅速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断言道。对他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是为了全世界的民主和人权而进行一次十字军圣战。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正在积聚能量并将造就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没有哪个国家能肆意统治其他民族。普通人也同意这个观点：1942年和1945年的民意测验显示56%的美国人认为英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压迫性”。2

考虑到美国媒体对英帝国的态度，人们这样想也是顺理成章。“英国人的把戏还是老一套，”《芝加哥论坛报》在1945年4月一篇典型的批评文章中这样断言，“英国手里的它不会撒手。别人的它则要分一杯羹。”英国官员在美军解放所罗门群岛后迅速地掌握了当地权力，这就是上述贪婪及伴随着的狡猾的例子。美国人拼命建立了一个更加公平的新世界，那里没有英国殖民官员颁布法律的余地，《芝加哥论坛报》要求国际上讨论一切“长期受压迫民族”的领土前途。3然而讽刺的是，那位境界高尚的报社编辑并不知道，最近回国的英国官员一直在抗议近来美国空军战机对所罗门群岛上亲日村庄的空袭行动。4

本能的反帝国主义背后是教科书上所教授的美国独立战争：热爱自由的殖民地居民奋起反抗狂妄暴虐的英国乔治三世国王和他残忍的红衫军。因此英国的帝国支持者经常被贴上“托利党”的标签并非巧合，这个侮辱性词汇也曾被用于指称1776年独立战争时的效忠派。从更高的政治层次来讲，人们强烈地感觉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英帝国和英镑区的存在是美国政府致力于在全世界建立开放市场的主要障碍。

而且英国人也很狡猾，不论他们当众怎么说，他们的基本战争目的一直是维持他们的帝国和世界霸权。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少将曾是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名牛仔，对自己的拔枪速度很感自豪，而现在他则主动负责嗅探英国人的诡计并报告美国国务院。1942年他在波斯（Persia）宣称英国人正在挪用《租借法案》的物资进行帝国建设，其中还涉及与俄国人的秘密交易。两年后赫尔利在远东工作时，他指责英国、法国与荷兰不顾盟国在《大西洋宪章》中的承诺，正在秘密准备重新占领其原有殖民地。5赫尔利是一个极端的反英狂，但是他的观点并不特殊；罗斯福也不时地猛烈抨击英国人的虚伪和贪婪。

赫尔利和其他美国反帝国主义者认为《大西洋宪章》绝顶重要。这是一份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1年8月同意的关于英美战争目标的理想主义宣言。对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读过它的人来说，《大西洋宪章》是建立一个公正新世界秩序的蓝图。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它似乎破坏了一切帝国的道德基础。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已经宣誓他们将维护“一切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并希望看到那些被强制剥夺的主权和被推翻的自治政府获得恢复”。

但丘吉尔不喜欢这样的措辞，因为这看起来与英国统治其殖民地的权利相矛盾。又考虑了一下，他安慰自己，对于那些被日本人占领的殖民地，“主权”指的是英国的王权而非当地土著的王权。丘吉尔还轻松地假设其余的殖民地不在《大西洋宪章》的范围内。他的副手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并不这么想，而是和许多英国人一样认为《大西洋宪章》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殖民部不情愿地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指出在“遥远的未来”某些殖民地可能会获得主权地位。另一些则决不会；战略上的考虑要求英国永久把持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和亚丁，出于很多其他原因英国也不能放弃对冈比亚、婆罗洲、马来亚、香港、百慕大、斐济、福克兰群岛和英属洪都拉斯（伯利兹）的控制。6负责殖民地战争宣传的人接到命令要尽可能地对《大西洋宪章》及其有关事项三缄其口。7

说服美国人相信英帝国的子民没有遭到蹂躏和剥削是摆脱《大西洋宪章》所带来道德困境的一个办法。从1941年起，英国政府付出了很大努力去教化美国的政客和控制舆论的人，这个过程从此一直持续了20年。所传递的信息都是一样的：英国的殖民地政府是无私的、人道的、公正的，而且一直在为了人民的最大利益工作，否则他们就会失去这些利益。前印度当局行政官黑利勋爵（Lord Hailey）是战时帝国辩护者中的明星人物，他对非洲事务见解颇深，体现着殖民官员身上所有美好和可贵的品质。在听了这位超凡脱俗的人物向一群非洲知识分子阐述英国统治的好处后，一位殖民部官员酸溜溜地评论说：“把那么多管理事务从贝利这样的人手里交给那些带着酒瓶底眼镜、瓮声瓮气说个不停的长发家伙们简直就是一场愚蠢的悲剧。”8

这些评论背后是隐约可见的反美偏见。深深为自身的正直感到骄傲的英国人对美国的道德批评十分敏感。据乔治·奥威尔的观点，二战前对美国抱有敌意的人还局限于社会的上层和中上层。他认为这种敌意植根于这些人对美国增长中的商业力量和美国人平等主义观点的不信任感。相反，工人阶级则迷上了美国电影和流行音乐，而美国的生活水平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9随着战争的进行，英国人的态度也开始逐渐一致起来，大量美国兵的出现造成了这种局面。尽管奥威尔令人奇怪地把这种新的反美主义归咎于美军人员都是中产阶级，而不太可能与英国工人阶级相处融洽，但是人们还是普遍认为美国人的“工资过多、做爱过多、人数过多”。

不过在最高层面上还是上层英国人跟美国人打交道，许多人都觉得这差事不好干。负责谈判战时金融协议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觉得美国口音刺耳，称之为“切诺基”英语。10哈罗德·麦克米兰的贵族气质也与美国人的言谈举止发生激烈碰撞。他察觉到英国人那种传统的势利心理一出国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外国人的蔑视和反感”，从这样富有揭示性的观点我们也许能猜出美国人对他这类人的看法。11

美国人指控被殖民种族遭到虐待是造成英美不和的一贯原因。英国人很快反击，对美国人脆弱的国内种族主义问题发动攻势。1942年著名评论家南希·丘纳德（Nancy Cunard）呼吁立法禁止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并称英国人对黑人抱有“轻率的偏见”而美国人则是“狂热的仇恨”。121946年有四名黑人在佐治亚州的门罗市被私刑杀害，这使访问那里的左翼工党议员汤姆·德赖伯格（Tom Driberg）夸口说这种野蛮行为绝对不会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发生，在那里“没有或几乎没有种族歧视存在”。13这并不全属实；但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和私刑处死以及遍地发生的种族骚乱使美国人关于殖民压迫的布道听起来像是在信口胡说。1942年甘地就在给罗斯福的私人信件里转弯抹角地提出了这一点，但是并未被接受。14英美之间口角的根源与历史已经被无数人研究过，有时这些研究带来的印象是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场永不停歇、毫无意义的缠斗。事实并非如此，很大程度上多亏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性格。虽然并不总是那么平顺，然而他们的交往建立在热情的私人关系、互相敬佩和双方特别直率的性格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纽带就是打败希特勒的共同决心，尽管在1942年和1943年美军指挥官怀疑英国在是否与西欧的德军鏖战问题上想要退缩。

在把战争进行到底问题上，敏锐的美国人奇怪地发现有两个意见向左的英国。1942年4月，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告诉凯恩斯在美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苏伊士以东的英国土地和英国本土差别巨大，英国在欧洲的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而在亚洲则是在为保卫旧特权而战”。15李普曼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尽管当他写下“旧特权”这个字眼时老的殖民秩序正在衰退。当新加坡可耻地陷落时它就已经不复存在，而其道德基础也由于英美两国国内的广泛批评而不断消散。

英国的大众舆论和美国的反帝国主义思想都使英国政府不可能再开历史倒车。从今以后，英帝国的统治者明白为了使其殖民地继续存在于战后世界，他们必须抛弃“我都是为你们好”的旧观点，转而去倾听、回应其子民的内心愿望。1942年3月17日黑利勋爵在《旁观者》的文章里就指出了这一点，文中他还讨论了在远东重建帝国政府的困难。1945年初，88岁高龄的卢加德勋爵（Lord Lugard）还在充满慈爱地注视着海外世界的新气象。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而英国有责任将通过这场战争取得的人类基本自由推及其海外殖民地居民。现在到了各殖民地练习自治的时候了。16

这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帝国开疆拓土的干将同时也是对殖民地间接统治制度的设计师居然会转而拥护那些一旦实行就必然会导致殖民帝国解体的思想，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战争期间人们发生了怎样的态度转变。但是如果考虑到英帝国的性质，那么卢加德的转变也并非全然令人惊讶。帝国在他的有生之年发生了很多转变，而如果存在一种帝国观的话，那么它就是：帝国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有机体。到1945年，人们对英帝国的去向达成了共识：只要可行，所有殖民地都将缓慢地转变为自我管理的自治领。工党已经誓言要实现印度以及其他殖民地的自治，前提是他们还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17工党首相赫伯特·莫里森说得更加直白：让殖民地过早独立就像把“钥匙、银行账户或者散弹枪”交给一个10岁小孩一般愚蠢。18

帝国宣传开始随着英国的新气象而调整，采取了一种收缩性的，有时还略带歉疚的态度。“‘帝国’这个词如今在很多人听来很刺耳。这让他们想起纳粹关于高级种族统治其他种族的思想。”陆军教育理事会在1944年4月发行的一份咨询手册这样写道。19从1941年末开始，教育士兵了解英帝国及其在战后世界将发挥的关键作用就一直是军队教育的任务之一。20他们提醒每个阶级，作为英帝国的一部分意味着他们是“一个强大的全球大家庭的成员而非一个弱小国家的公民”。与此同时，也鼓励教育者去破除认为大多数土著民族无法教育的偏见，并且颂扬他们的手工技巧或者韵律感等天赋。殖民地民族现在是英国的伙伴，英国负责保护他们免遭“私人企业的无情剥削”，并帮助他们走向繁荣和独立。一幅简笔素描画解释了这条前进之路，上面画着一个土著人头顶着一大堆行李向一个草棚走去，棚子里只有两个妇女而没有任何家具。与此相对的一幅画着一间有床和衣橱的平房，外面那个土著骑着车，车后面放着他的行李。21

仁慈的帝国主义随时代出现。像在英国国内一样，英帝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更好的纪元，其子民的福祉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英帝国失去了原来的色彩，变得非常崇高。不论如何，人们希望战争结束后会出现一个人类和谐安宁的时代，而英国希望在这个时代里还有人道的帝国主义的一席之地，将英帝国包装成那样对英国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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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仅要说服美国接受英帝国是好的，还要让美国帮英国防御印度并收复远东的殖民地。这些都是次要的战争目标而且都是英国力所不能及的。盟国在这一地区的资源和战略掌握在1943年夏设立的东南亚战区司令部（SEAC）手中，这个组织的缩写也被好讽刺的美国人不久就改成了“挽救英格兰的旧殖民地”。东南亚战区司令部还需要挽回英国在该地区行将消亡的声望，因此丘吉尔非常希望英国人来当总司令。

然而他的人选却很古怪，引起许多争议。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海军中将在1943年43岁，服役经历良好，他的升官速度如果放在18世纪可能将引起惊讶和不满。他是一个德国小诸侯的次子，其父与维多利亚女王沾亲带故，在皇家海军功勋卓著。蒙巴顿自视甚高、野心勃勃、工作卖力，但是却还是带着点儿花花公子的感觉。对丘吉尔来说，蒙巴顿是为英帝国而战的理想代言人。多年以前，丘吉尔就对T.E.劳伦斯这位他和其他人心目中真正的，同时也许是绝后的帝国英雄产生了深深的崇敬之情。1935年劳伦斯的离世令丘吉尔备受打击，他对这位将可能在下次战争中弥足珍贵的人才就这样陨落而深感惋惜。不过，丘吉尔也在寻找下一个劳伦斯。他先是对在缅甸指挥敌后组织（Chindits）的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很感兴趣。22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蒙巴顿，即使他没有劳伦斯那样的智商和想象力，也还是具有勇猛、英俊、勤勉、善于表现等优点。

美国政府支持了对蒙巴顿的任命，因为他看起来不那么僵化，也比一般的英国陆海军将领更具“民主”气质。23更加年长和更有资历的候选者因为落选而不满，尽管蒙巴顿在亚洲面临的是一场苦斗，对手不仅是日本人，还有美国人。因为盟军东南亚战区的一切行动都需要美国批准。1944年4月蒙巴顿的参谋长亨利·鲍内尔爵士坦率地总结了这一情况：“美国人可真抓住我们的死穴了……他们不给我们物资，在这一战区我们就无法做任何事，无论是两栖作战还是单栖作战……如果他们不同意行动，就不给物资。”241943年至1944年的地中海地区也是同样的情况，当时美国最高司令部极其不愿派飞机和登陆艇到意大利前线，他们认为那里没有太平洋地区重要。

在盟军东南亚战区，美国人把他们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蒋介石的国民军身上，他们的理想比重新恢复英国、法国与荷兰的殖民地要更加崇高。此外，按照美国对战后世界的设想，中国是远东的一个地区性大国，并希望它将担负起大部分维持和平的责任。直到在1944年10月被替换前，蒋介石的总参谋长都是那个仇英反帝的史迪威，尽管他在公开场合很客气，但私底下很鄙视英国人。蒙巴顿多次被他用下面这些词羞辱：“追风少年”、“票友”、“蠢货”、“幼稚的路易斯”、“出镜狂”以及“尿壶”等等。而蒙巴顿的同胞们则是“一有机会就想尽办法害我们的可恶伪君子，猪狗不如”。25

史迪威的咒骂生动地体现了美国人对英国战争目标的疑虑。在远东地区，这些目标与盟军的目标相互矛盾；即使是有日本人残暴的统治在先，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没办法把重新殖民缅甸和马来亚说成是解放。他们都曾受到前宗主国英国的压迫。

1943年12月，罗斯福宣布他准备让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印度支那而非继续将它留在法国人手中。但是要把这样的安排也施行到英国的前殖民地就要难多了，只要一提到战后帝国的话题，丘吉尔就变得极其强硬。在各党的一致强烈支持下，丘吉尔及其继任者艾德礼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对讨论欧洲殖民地的国际控制问题采取了拖延战术。英国在希腊的政策也令美国人感到不安。1944年至1945年，英国军队支持当地反共派别试图获取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完全控制。当1944年战局发生改变的时候，昨天看起来还是民主和自由保卫者的英国，已经蜕变为过去曾经那个贪婪的帝国主义雄狮，要攫取能得到的最大一份。

缺乏战争能力减缓了这头雄狮在远东的速度。1944年3月的科希马（Kohima）战役和6月的英帕尔（Imphal）战役终于保证了印度的安全。八个月前，丘吉尔要求进行“重炮行动”，在苏门答腊（Sumatra）登陆为进攻新加坡提供基地。这项计划因为丘吉尔另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而被放弃，他想通过把德国人赶出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 Islands）而把土耳其拉到盟军这边。但这被美国人否决了，他们要让一切可用力量集中于迫在眉睫的进攻法国行动上。欧洲前线继续享受比远东更高的优先级；1944年10月蒙巴顿被告知没有多余的军队可供他从海上发起对仰光的进攻。

一直到了1945年2月他们才得到了进军仰光的许可。紧随其后的是在1945年6月至1946年3月间在暹罗和马来亚的大规模登陆作战，代号分别是“罗杰”、“拉链”和“武力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代号有一种特别的诗意；其来源和发明人都应该被仔细地研究。）

和以前一样，盟军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拉链”行动和“武力威胁”行动。从1942年中期开始把摊子铺得太大的日本正在输掉这场防御战。日本帝国海军自从中途岛海战就失去了优势和主动权，尽管付出了很大努力，日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还是没能将其重新夺回。到1944年和1945年之交的冬季，美军已经占领了琉球群岛（Ryukyu Islands）、硫磺岛（Iwo Jima）和冲绳（Okinawa），在春季，美国陆军航空队的B-29轰炸机也开始了对日本城市的大规模空袭。1945年6月，德国投降还不到一个月，一份详细的进攻日本计划已经被起草出来。13或14个美军师将在1945年11月进攻九州（Kyushu），另外25个师再加一个英联邦小分队，将在1946年3月登陆本州（Honshu），马来亚也同时进行最后一波推进。迄今为止，英国实际上还没有在太平洋战场发挥任何作用，不过随着德国败局已定，丘吉尔履行了他对澳大利亚的诺言，开始派军舰加入美国海军。到1945年夏，已有近百艘英国和英联邦军舰在日本海域活动。

不过军舰以及在日本本土和马来亚登陆的详细计划都是多余的。8月6日，一颗原子弹在广岛（Hiroshima）上空爆炸，三天后另一颗在长崎（Nagasaki）爆炸。这些打击与俄国人对日宣战一起迫使日本政府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现在英国重新夺回其殖民地的道路畅通了，还可以顺便帮法国与荷兰夺回它们的殖民地。仰光在春季已经被攻占，9月9日英印军队在马来亚登陆。三天后新加坡也不费一枪一弹就被夺回。日本将军献出军刀时，蒙巴顿不禁觉得他们好像是“一群穿着肥裤子的猴子，手几乎垂到了地上”。未来的新加坡首相李光耀（Lee Kuan Yew）认为“对这些矬子武士们的终极羞辱”是“东南亚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26那它是不是英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呢？很可能不是，英国人是仰仗着美国人才回到马来亚的。尽管如此，英国统治还是比日本统治好得多。英军也受到了热烈欢迎，尽管一个记者还是对这样一个“跌跌撞撞的呆板”政府将会造成“趋炎附势的二流新加坡”重现感到失望。27不过解放者的士兵们可一点也不呆板，他们军容不整，向上级敬礼也是松松垮垮的，令蒙巴顿颇为恼火。28这也许是，他们对一切说再见的方式吧，因为战争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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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熬过了战争，没有损失领土，尽管自从慕尼黑之后一直受损的声誉已难以细数。为取得胜利而付出的生命代价比1918年少了很多；人员伤亡如下：

经济损失则比1918年重得多，就像张伯伦曾经预言的那样，战争动员耗尽了英国的储备。英国失去了其2/3的战前外贸及1/4的库存财富。1945年12月，英国不得不向美国以2%的利率借得一笔375亿美元的贷款，同时保证在一年后当这些钱被换成英镑时将可以自由兑换。这将阻碍建立在外贸基础上的经济复苏，好在美国政府免除了英国20亿美元的《租借法案》债务。

因此在1945年英国成了一个保有着（依旧是世界最大的）帝国的债务国，并且还紧抱着全球性大国的骄傲不放。但是当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见斯大林和罗斯福时，有人把这三巨头和凯撒死后的三执政做了比较。斯大林和罗斯福是巨人，是屋大维（Octavius）和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而丘吉尔尽管舌灿莲花，仍然是那个被人遗忘的李必达（Lepidus）。俄国和美国通过其工业和军事力量成为了“超级大国”，只给英国留了一个次要地位。美国在当时是超级大国中较强大的一个，掌握着全世界2/3的黄金储备、海空霸权，以及最重要的制造原子弹的科技。它的工业和银行系统未遭战争蹂躏，它实际上享有英国在1815年那样的全球霸权。

英国只有帝国可以使它算得上一个全球性大国，它在这个由两大国主宰的世界里前途未卜。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原因，这两国在领土、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方面都处于敌对状态。此外，1938年起新工党政府就在保证印度政府自治，并准备信守诺言。独立也是更多殖民地的目的地，尽管没有人准备说这趟旅程究竟会花多久才能完成。从政治逻辑上讲，如果这一概念成立，英国已经在致力于将其海外帝国解体并因此葬送其全球力量的过程。当然，帝国的新思维并不被认为是一份自杀遗言；它认为旧殖民地将变成新自治领，而它们与英国的联系将使世界认为它仍然是一个全球性国家。

第五部分

日落斜阳

1945-1998

第一章

焦躁的殖民主义者：战后世界的英帝国

冷战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帝国最后几十年的历史。它始于1944至1945年间的冬天，此时英国和美国的战略决策者开始对苏联在中东欧建立强大军事力量的规模和目的感到惶恐不安。1988年12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宣布将撤出苏联部署在欧洲的武器装备则意味着冷战的结束。在某些方面，冷战跟它的前身——“大棋局”，即英国和俄国在19世纪的中亚之争——十分相似，尽管后者听起来没有那么险恶。它是一场关于胆量、外交手段、军备竞赛、情报搜集与破坏的角逐，双方对彼此间心怀不轨的意图和能力表现出持续的担忧。不过冷战时的情况更加险恶，互相对抗的两阵营不断地宣扬其目标是要建立由共产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一手遮天的世界，而且从1949年8月苏联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起，核战争的威胁从未间断。

冷战不是蓄意发起的，在早期也并没有人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持续多久，那些在华盛顿和伦敦负责远景规划的人也只是明白在二战结束之际苏联会在东欧拥有一个庞大的无形帝国。由于害怕苏联利用在欧洲日益壮大的共产党为代理人进行扩张，1944年12月希腊内战爆发。四个月后，麦克米伦将斯大林形容为“另一个拿破仑”，而美国战略家已然洞悉了这一点，他们从1944年5月就感到英国无法在离开美国援助的情况下抵抗战后苏联对西欧的侵犯。1

英国主要担心苏联对其帝国的威胁，他们对1946前半年苏联对利比亚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觊觎感到不安，并拒绝撤离波斯北部。在1946年2月联合国第一次大会上，苏联政府抨击英国在地中海、印度、波斯和荷属东印度的政策，使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坚信苏联将“谋求摧毁英帝国”。美国的军事战略家也持相同观点，他们认为在也许会出现的持久全球对抗中，英帝国将发挥巨大作用。2

1946年2月，丘吉尔在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的热烈支持下，赴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Fulton）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明确地强调此时英美结盟正如曾经在战时一样至关重要。美国需要英国作为盟友来对抗并不友好的苏联，因此华盛顿对英帝国的态度变得温和。1944至1945年间的冬天，罗斯福缓和了反对法国重新占有印度支那的态度，似乎意味着一些改变。印度支那（胡志明在那里领导着越南独立同盟会）和马来亚出现了大量共产主义抗日运动，极有可能颠覆政权，此时允许前任统治者重新占领这两个殖民地在政治上无疑是明智之举。非殖民化仍会到来，但这一进程最好交给英国和法国，他们会在将权力转交给傀儡之前把当地的共产党员消灭殆尽。冷战的第一次小规模冲突发生在1945-1946年冬春的西贡（Saigon），英印武装控制该城市，以确保法国的一支军队能成功登陆。日本战俘重拾装备并积极投入到对越盟游击队员的作战中。3这种用旧敌御故友的做法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上将愤怒不已，显然他还需要去领会整个世界正在兴起的关于忠诚和盟友的新格局。

工党政府并不欢迎冷战，尤其是因为它阻碍了国家的复苏，因为本就稀缺的资源不得不投入到军备竞赛中。1945年的竞选中，工党以大胆的设想取胜，其竞选纲领《让我们面对未来》（Let us Face the Future）描绘了一幅有关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宏伟蓝图，旨在建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福利和教育由富有的政府负责，经济复兴通过国有制、白厅管理和私人企业的融合来实现。这背后的逻辑一直影响着英国的政策，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玛格丽特·撒切尔基于对自由市场价值的认识，启动了一场全新而至今仍未完成的革命。像1945年工党的追随者一样，她的拥护者也是空想家，确信他们已经寻找到完美的制度，能带来普遍的认可和繁荣。

在1945年大选之际，帝国问题居于次要地位。工党的确表明它会给予印度自治，但当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议员竞选中提到这一问题时，他被礼貌地无视了。4英国的西非学生常常听到工党，尤其是党内左翼政治家发出同情的声音，故而积极投入到竞选中，期望工党的胜利能够使他们国家离独立之日更近一步。结果却令他们失望了，而且在几年之后他们便发现工党和保守党的殖民地政策如出一辙。5

这并不公平，但却可以理解。既然已经决心要在英国建立新耶路撒冷，工党便着手在殖民地建立一些小耶路撒冷。这是工党殖民地政策的宗旨，事实上与旧时温和的帝国主义没有什么两样。社会公正至少与最终的自治同等重要。克里奇·琼斯（Creech Jones）曾说，“在肯尼亚，占统治地位的种族用廉价劳工支撑起它的文明，那种社会是不能容忍的”，尽管自1946年起他在殖民大臣任内也没能做出什么改变。6不过他确实吓坏了非洲的白人居民，以至于当1951年10月保守党赢得大选后，他们才如释重负。7

工党殖民政策的指导方针刚好在战前和战时构想出来。社会和经济的复苏要优先于自治的方案，尽管二者其实是互补的。问题在于英国的热带殖民地十分贫穷和落后。一个调查委员会于战前不久抵达西印度群岛，揭露了这滩死水的浑浊景象：非婚生育率达到60%到70%，性病蔓延，疟疾肆虐；多米尼加（以种植酸橙和斑斓的邮票而闻名）1/15的人感染了雅司病，平均年收入为15镑。为了挽救经济和物质的颓势局面，1940和1945年出台的《殖民发展方案》给道路和桥梁建设、诊所、学校、医院以及供水系统提供补助和贷款。人们认为，良好的基础设施能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铺平道路。毫无疑问，殖民地只有在能养活自己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治。1946至1951年，英国投入4050万英镑改善殖民地状况，但同一时期，财政部坚持将2.5亿英镑的殖民地出口贸易所得存于伦敦充当英国的货币储备。8殖民地靠英国政府的微薄施舍勉强度日，而属于他们的财富却闲置在伦敦，情况简直令人抓狂。

财政部不妥协的态度部分来源于殖民部的愚笨。由国家出资，大量生产冈比亚鸡蛋和坦噶尼喀花生的宏伟计划由于准备不足和经营不善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坦噶尼喀花费的4000万英镑使当地人得到11000英亩可耕种土地、三个畜牧场和一个烟草种植园。另一项政府出资的事业——殖民地发开发局——也告失败，既没带给殖民任何好处，也是纳税人的巨大损失。工党中的两股思潮导致了这些灾难：其一，武断地判定私人投资是对殖民地的剥削，而同政府签约的企业则不是；其二，有一种观点认为，精心地计划殖民地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能节省急需的美元。进口食品并不会使英国耗尽宝贵的美元储备，殖民地的商品出口反而会使其增多。结果是谁都没有获利，而且殖民地感到他们的经济仅仅只是英国致富的工具。这或多或少是事实，但拥护者则辩称政府的殖民地企业会及时带领当地致富。

非洲的商业失败与一系列的国内外危机同时发生。1948年，苏联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柏林封锁，马来亚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游击战打响，冷战进入危险时期。英国及其帝国成员已经决定支持美国，根据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现在是承诺抵抗苏联的时候了，以阻止其采取直接侵略或阴谋等任何形式实现进一步扩张。一年以后，马歇尔援助开始进入西欧，挽救其经济以及那些在无助情况下很可能会落入共产主义之手的人们。

残酷的经济、军事现实使1945年战后的英国同美国成为合作伙伴。在1952年1月同杜鲁门总统会面之后，伊夫林·舒克伯勒（Evelyn Shuckburgh）觉察到，“显而易见我们只是在充当二把手”。9英国已经习惯于成为舞台的焦点，饰演配角对于英国的官员们来说并不容易，他们仍旧像决策者和强国的代言一样思考和扮演自己的角色，推进原子弹制造的决定最好地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1945年末，英美在核研究方面的密切合作结束，之后政府在坎伯兰海岸的温士盖（Windscale）继续建造提取钚元素的工厂，在1957年一个近乎毁灭性的事故发生后，这个工厂被审慎地更名为塞拉菲尔德（Sellafield）。在此期间，空军部也在筹划航空战略网，试图在全帝国版图上将27个适用于超重型轰炸机的飞机场纵横相连。10理论上看，它似乎可以媲美维多利亚时期的全球海军基地链和加煤港。联合技术战争委员会（Joint Technical Warfare Committee）在1946年4月的紧急方案中指定建立基地以对67个苏联城市发动核袭击，卡拉奇（Kara-chi）的一个筹建中的空军基地便是其中之一。11在内阁还未同意制造原子弹时，技术人员就已经抢先启动了相关研究工作。

10月，艾德礼和由一些资深幕僚及其技术专家组成的小智囊团对制造原子弹给予了许可。首相担心也许未来的某天美国会恢复它一贯的孤立主义，让英国独自面对红军。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十分痛恨美国同行的优越感，决心要得到核武器，使他及其接班人能够以世界强国的代表身份发言。12原子弹在20世纪中期能与一支无畏级战列舰队相媲美，成为了世界强国决心保持其地位的象征。

言辞犀利的贝文具有典型的约翰牛作风，他从来不怀疑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外交大臣，并身体力行。军事家和外交官都肯定了这位前工会领袖的判断力、强有力的观点和干劲。13他的座位上挂着乔治三世的画像，他崇拜帕默斯顿，有时候会受到后者精神的感染。14贝文的主要任务是和美国合作，在相互依赖的欧洲、中东和亚洲各国间制造障碍，从而遏制苏联。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旨在保障西欧的安全，是最早的措施。

美国和英国的战略家都把中东看作苏联进行颠覆和渗透的理想地。它对冷战具有双重意义。自1947年末起，美国的战争计划就依赖于中东基地对顿巴斯工业中心地带的原子能打击。15其次，中东的油田满足了对石油的持续需求，它迅速发展，到1950至1951年，他们生产的石油占西方总需求的70%。英国向来在该地居于主导，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自身需要准备暂时支持这一局势。1949至1950年，五角大楼的专家们估计，如果发生全球战争的话，美国不可能在两年内派出军队到中东，因此，英国及英联邦的军队、船只和飞机将不得不守住防线。

他们能否承担这样的责任还存在质疑。1946年间，艾德礼因为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开支而感到忧虑，计划大规模撤退。但贝文认为一旦英国离开之后俄国人便会插手，因而加以制止；参谋长们支持外交大臣，以辞职相威胁。1947年1月，艾德礼妥协了。16但一年之内他的政府被迫削减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并从巴勒斯坦撤军。问题在于1947年英国的状况已经不允许其继续以卖啤酒的收入来支撑香槟式的外交政策了。两年以后，由于通货危机和货币贬值，国防预算被缩减到7亿英镑每年。

人和钱一样难筹。在战争结束时，20万英国和印度的军人驻扎在中东。最少值也应该在10万左右（苏伊士运河的驻军在1948年为8万），而之前备用的印度军队在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时也随之消失了。由于缺少人力，政府试图雇佣巴基斯坦的军队，但只是徒劳。17另一个稍有成效的尝试是通过在国内征兵来补偿印度军人的缺失，这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思议的。1947年的《国家服役法》要求所有18岁成人服兵役18个月，在1949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服役期限延长到了2年。

印度兵营或许可以用非洲兵营来替代。1949年12月，艾德礼要求殖民部和他的参谋们探讨在非洲殖民地建立一支大规模军队的可能性。他们用一年时间起草报告，语调尽显悲观，反映了撰写者的偏见以及当时的现实。据估计，非洲大约有40万成年男子，但素质堪忧。黑人步兵不值得花钱，因为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训练，但却从来达不到和白人一样的“作战效率”。非洲人也被认为无法在海军或英国皇家空军中承担技术任务。最后，把黑人军队部署在地中海和中东可能会捅了种族和政治的马蜂窝，而且他们在南非的话也必须和别的部队隔离开来。18纵观英帝国历史，用黑人代替印度军队依旧只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设想。

自治领不愿分担英国在冷战中的责任。在1946年联邦会议上，对制定联合防御计划的呼吁遭到了冷遇。自此以后，建立共同和相互支持的安全政策的尝试受到了来自印度和锡兰的阻挠。他们之后还宣布在俄国和西方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自治领的代表们既被排除在1948年讨论全球政策的会议之外，也与1951年英国在中东的计划无关。

白人自治领对请求援助的回应含混不清而令人扫兴。在1948年会议期间，澳大利亚的工党政府明确表明，尽管澳大利亚是反共的，但它并无意成为镇压大众民族主义运动的同谋，这也正是印度遵循的路线。1948年10月，澳大利亚以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负担沉重为理由，没有派军队去对抗马来亚的共产主义者。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的开始，使澳大利亚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12月当选的总理孟席斯向马来亚提供军队。但除了一支林肯轰炸机中队外，其他都被拒绝了。“澳大利亚人是出色的战士，”一位外交部官员评论道，“但他们在不打仗的时候却会带来麻烦。”19由于马来人的战役建立在赢得马来人和中国人的民心上，所以引入一支因对待土著居民不友好而臭名昭著的军队并非明智之举。

1948至1950年，共产主义威胁在远东出现，这自然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感到不安，哪怕二者很快由于1950年《澳新美条约》的签订而平静下来，并由此使太平洋的防御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白厅希望，对地区安全的这一保障能说服两个自治领向中东指派军队。由于1951年波斯石油危机和英埃关系的急剧恶化，对它们的需要更加急切。但回应不是太积极。新西兰和南罗德西亚愿意伸出援手，前者会提供一支新的“吸血鬼”式喷气式战斗机中队。201951年12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承诺，万一战争发生的话，会派出一支27000人的精锐部队到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但最终派遣与否则要视远东局势而定。21两国对1942年所陷入的困境仍然记忆犹新。加拿大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它的武装部队完全听命于北约。

南非的姿态比较暧昧。1948年，极端右翼南非白人民族主义党当选上台，他们在反共立场上无可置疑，并希望得到美国军队的援助。他们愿意在紧急情况下为英国在中东的防御提供飞机，但也仅此而已，尽管英国认为俄国到达非洲会取道埃及。作战部之前希望至少可以提供一个装甲旅，因为南非人很适合机动作战。一个英国将军评论道：“他们是天生的‘越野者’，如果去做沉闷乏味的步兵，他们一定会耐不住性子的。“221953年，丘吉尔政府试图以西蒙斯敦的海军基地为诱饵，吸引1899年作战部队的孙子辈们来到北方援助中东，但没能成功。23

因此只能是英国来负责掌控防御薄弱的中东冷战前线，而白人自治领则承诺一旦开战将给予其各种援助支持。在1951年对埃及突袭的紧急预案中和同年一个类似的对波斯计划中，自治领部队并没有被包括在内。24可是，当安东尼·艾登爵士在1956年第一时间听到纳赛尔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的消息时，他却理所当然地认为新西兰位于地中海的“保皇党”号巡洋舰会参与作战。25

从1945到1951年，工党政府以一个世界强国所应有的坚决来参与冷战，有时还显得有点虚张声势。它在外交事务上的表现与战前国内保守党的背叛和软弱形成鲜明对比。艾德礼的大臣们仍坚持己见，因为他们相信阻止俄国扩张是正确的，而且准备忽视因此产生的费用。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后，这笔支出骤然上升，有人认为这严重阻碍了1949年以后开始恢复的经济。

在这一时期，英国表现得好像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帝国，即使它在没有印度军队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非常辛苦。在1949到1953年间，工党政府和它的保守党继承人幻想着也许可以用非洲帝国取代印度，来为英国的抱负提供人力和资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党和保守党都为新的、多种族的英联邦投入了大量政治和感情资本，但回报却相当稀少。印度和锡兰这两个非白人自治领拒绝成为英国在冷战中的盟友；缅甸在1948年离开英联邦，成为共和国；爱尔兰紧随其后，也在1949年成为共和国。同年，印度也采用了共和国宪法，但随后做出一些巧妙的更改，仍隶属英联邦，尊国王乔治六世为名义上的君主。允许这一特殊情况存在是因为害怕印度一旦脱离英联邦就很可能加入共产主义阵营。巴基斯坦加入了1955年反苏的《巴格达条约》，不是为了支持英国，而是出于美国的引诱，后者用价值2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来讨好巴基斯坦。白人自治领对防御旧帝国的生命线漠不关心。这一贯穿地中海和中东的命脉现在完全无关紧要。自1942年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便有效地在掌控在美国手中，加拿大也只关切大西洋和西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联邦成为了英帝国的替代品。确实，当殖民地自治的方案终于成熟的时候，伦敦方面认为之前的殖民地会不假思索地加入联邦。这个组织是否能够同样给英国带来曾经在帝国时期所享有的权威、军事实力及声誉？各自治领是否会对伦敦唯命是从？这都无法回答。可是，鲜有人会在20世纪中期的英国过于挑剔地审视英联邦的本质和作用。1950年1月，英联邦各外长在科伦坡举行会议，会议临近结束时BBC广播电台发布了一个演讲，指出联邦可以视为一个“毕林普那样的保守分子济济一堂，过于情绪化而且正在崩溃的俱乐部”。在指出英联邦在外交事务上缺乏统一意见和物质基础不足之后，演讲者话锋一转，宣称这“让我们离‘寰宇一家’的想法更接近了”。26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多疑的听众可能会纳闷为什么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势不两立，而且在南非种族隔离也无处不在，社会秩序建立在白种人的霸权基础之上。

当英国进入20世纪后半部分时，它开始受到政治幻觉带来的危害。1950年，工党和保守党说服自己相信，英联邦应该被珍惜且不容诟病。同时向全世界宣告，它是国际合作的典范，是英国世界大国地位的证明。这是政治家的自欺欺人，他们不甘心面对英国的衰落，仍希望这个国家能够脱离它过于强大的保护人美国，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欧洲。保持对强国的幻想总好过一点也没有，而且英联邦的领导人们也乐于追随，这给他们提供了参加高端会议的机会，而且还能受到以他们的身份和水平所不能享受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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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英联邦”一词时，它趋向于既包括殖民地也包括自治领，这恰巧与一直以来共产主义在宣传中所使用的“殖民主义”不谋而合，它等同于资本主义列强对有色人种进行的“奴隶制”和“剥削”。无论它们的政治状况如何，殖民地的抵抗运动被归于世界范围内反对贪婪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在1948年末，苏联《真理报》报道，在法属和英属西非，“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即使在丛林和最小的村庄中也家喻户晓”。人们一起凑钱购买收音机，目的就是为了收听莫斯科电台。271948年黄金海岸的罢工受到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之前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共产主义游击队的鼓舞，在那些地方，荷兰人是那些随时准备榨取国家财富的“华尔街垄断者”的走卒。据《劳动报》（Trud）1948年8月19日报道，这些“吸血虫”和伦敦的金融城互为援奥，支持摧毁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即共产党），以此得到该国的原材料。28

资本主义全球阴谋的触角已经伸到非洲。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是伦敦《黑人工人》（Negro Worker）报纸的一名西印度资深新闻工作者，据他所言，英国和美国准备侵吞非洲的资源。帕德莫尔定期地向《黄金海岸观察家报》（Gold Coast Observer）寄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1948至1949年，他谴责“工会老大”贝文在巴勒斯坦实行托利党的政策，并由此推测非洲的军队是否会被用于和“猎头与警犬”一起加入到马来亚的反共战争中。29

殖民地的运动对于共产主义宣传者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1952年11月，《扎西瓦扎维报》（Zyčič Warzawy）刊登了一张可能是茅茅党人的照片，文字说明为：“这里是‘茅茅’组织的两位成员，像奴隶一样被铐着……他们为把肯尼亚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解救出来而战斗，因此他们被像贼一样对待。”1953年6月30日，《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真理报》以“焦躁的殖民主义者”为题，详细描述了对茅茅党的打击：“士兵和警察在残酷迫害这个国家的黑人，每周都能听到从肯尼亚传来对黑人进行大屠杀的新闻。”一篇来自英国共产主义报纸《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报道称“肯尼亚恐怖统治的残酷性只有纳粹党卫军对占领区的可以相比”。30

这一番直白的论战表明了两件事情。首先，英属殖民地的出版自由程度引人瞩目。这一部分是由于对国内自由原则的运用，一部分是基于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承认：直言不讳的新闻不太可能扰乱对殖民地的计划。一个党派媒体搬弄是非的能力会由于群众性政党或工会的缺失而受到限制。西非比英帝国其他热带地区有着更多的报纸和读者，这些情况在战前慢慢变化，战后则发生了迅速改变。尽管如此，殖民部和它的地方官员仍感觉足够强大，可以任凭事情发展。一旦他们试图采取某些措施的话，可能会在英国引起反应，因为国家在和平时期对报纸的审查往往会让英国人无法忍受。

外部的共产主义宣传来自苏联及其卫星国，和随后的中国，它把每个殖民地的骚动都单纯地归为有产者和无产者全球对抗的一部分，并保证对后者给予共产主义援助。在今天所称的“第三世界”，苏联和中国所支持的人民革命使华盛顿和伦敦感到害怕。警告与事实上的威胁是否相一致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自1948年起，英国和美国政府都对颠覆行为感到极端不安，因为他们意识到许多殖民地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都使其极易受到共产主义的煽动。不论它们真正的起因是什么，罢工和政治游行都常常被看作是共产党员地下活动的结果。

1947年末，殖民部让所有殖民地政府上报苏维埃在当地媒体进行宣传造势的证据。31在北罗德西亚、冈比亚、塞舌尔、百慕大和巴哈马都没有发现。尼日利亚有证据显示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兴趣以及共产主义文学的存在，但没有有组织的政党。塞浦路斯的报纸上共产主义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预言美国会加大帝国主义扩张。在黄金海岸的报纸中有大量的共产主义素材。联想到殖民地高发的政治和工会运动以及1948年2月在阿克拉突然爆发的骚乱，这让人心烦不已。对此次骚乱以及其他在新加坡和肯尼亚发生的事件的调查，令官员们无比焦躁，因为他们发现殖民地当局极度缺乏民众的支持。32

在有可能叛变的地区以及非洲民族主义者中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搜集苏维埃阴谋证据的情报网。33非洲在英国的学生和访问该地的政治家尤其受到关注。在50多年里，这两组人都曾被吸引到包括英国共产党在内的左翼阵营中。军情五处在1953年报告称，有两名突出的肯尼亚异见人士和英国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但后者“似乎不敢对他们给予太多的信任”。非洲访客经常受到热情的接见并由左翼工党议员款待，比如芬纳·布罗克韦（Fenner Brockway），用芭芭拉·卡素尔（Barbara Castle）的话来说，他对所有的殖民地自由运动有着“极大兴趣”。34殖民部在1951年关于殖民地学生福利的备忘录中建议，提供“健康的社会爱好和好的生活条件”可能会是应对共产主义势力的良方，这使联络人感到担心。人们注意到，保守党已经开始讨好非洲学生，他们现在被看作各自国家将来的领导人。35

在非洲，只有零碎的证据证明苏维埃在从事有组织的颠覆活动。1952年的肯尼亚危机中发现了许多似与情报有关的假相，以及一位可疑的苏联特工——拉赫曼夫人（M.A.Rahman），她的丈夫是一名刚加入印度驻内罗毕特派使节团的印度外交官。36夫妇二人都受到了密切的监视，但没有具体的事情能把他们或者俄国的情报机构与发生在肯尼亚和中非的动乱相联系。37

共产主义的渗透多少有些言过其实，但情报机构对它进行的攻击与官方的反宣传是一致的。在这方面美国很愿意给予援助，1950年，美国国务院提议为殖民地策划一个关于宣传的联合项目，使用本土语言进行无线广播。殖民部对此并不热情，它预测到如果纽约的《美国之声》引进非洲的话会带来“政治问题”，而且不愿意将为数不多的美元投入到为殖民地进口美国无线装备上。最重要的是，有人担心美国人控制了广播的内容。38殖民部把它的希望寄托在现存的殖民地广播电台上，以及对“特制平底锅”——由派伊公司为非洲听众制造的无线电接收器——的销售上。这些装备每套花费5英镑，因此民众负担得起。在北罗德西亚，每周的平均工资大约为1镑，“特制平底锅”十分畅销，1951年的月销量达到上千个。39据估计，每个接收器带来大约10个听众，卢萨卡的广播站收到了大量的感谢信，其中一封写道：“这些无线装备是我们的了，如果我们要成为文明国家的话，请尽量使用它们。”40

使殖民地成为冷战意识形态战场的构想对自治政策有深刻的影响。1947年，资深的殖民部官员已经开始对殖民地内部权力的缓慢、系统和逐个的转化制定详细的方案。它将会是一个慢慢进化的过程，从地方政府的选举开始，逐步向上发展，直到建成一个能对殖民地内部事情进行统治的全国性议会政府。待议会民主制羽翼丰满，殖民地的独立便指日可待。欲速而不达，当地民众适应民主的运作方式大约至少要二十年，或者三十年，最重要的是，要培养一批负责任和可靠的本土政治家。

但1948年，这一明晰、务实，且尤其可行的计划却突然被放弃了。这是由于2月份发生在阿克拉的暴乱使殖民部感到了恐慌，暴乱的根源在于对经济颓势而非政治变化缓慢失去了耐心。尽管如此，官方调查报告还是建议在宪法上迅速做出调整，把非洲人提升到黄金海岸的执行委员会去。1949年，一个非洲人委员会在一名非洲法官的带领下撰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对各政府进行进一步的开放。41英国政府认可了两份报告，进化的过程被压缩成几年的时间，1950年就进行了选举。1952年2月，人民大会党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成为政府事务领导人，并在次年成为总理。

为什么政府在1948年如此担心？动乱出乎了黄金海岸当局的意料，它的应对十分笨拙。上级并没有对如何应对骚乱提供指导，直到1955年，殖民部才尝试制定应对骚乱的普遍政策。最初的尝试包括各种各样的方法，按照1948年圣文森特警察的规定，发空弹是被禁止的，也不许朝骚乱者上方开枪，因为“这可能会鼓励那些胆大妄为者和不法之徒”。42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向骚乱者开枪在阿克拉的媒体报道中都是十分恶劣的事。自1945年起，政府发现向报纸隐瞒殖民地动荡的细节是不可能的。43

在平息殖民地骚动的过程中，英国政府总是对武力尤其是枪支的使用十分谨慎，因为它否认了帝国的意义。在理论上和人们的想象中，英国的统治一直都是建立在善意和合作而非强制的基础上。在有些情况下不得不采取高压统治时，它也是在最后时刻才会有限地诉诸的手段。负责维持秩序的官员和士兵也很清楚，铁拳会引起公众不太明确但却十分强烈的敌意。一位名叫西蒙·雷文（Simon Raven）的军士以印度为背景写作《鸣金收兵》（1974）一书，其中有这样的描述：

“无所谓，”克鲁斯特巴阴沉地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该死的外国佬只需要张开他们的嘴巴流口水，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站在他们一方反对我们。没有人在乎真相。他们就是支持外国佬反对我们——话说回来我们自己人有一半也是这样。”

在英帝国最后的几年里，可以无数次听到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发出与此内容相同的抱怨。

英国政府没有无情地镇压异己，而是包容，或者说，令其窒息。通过促进黄金海岸走向自治，英国猜想它已经把殖民地从可能的共产主义颠覆中拯救过来了，并赢得了当地政治领袖的善意与感激。冷战使殖民地政府失去了从殖民监管到有条不紊地走向责任制政府的过渡机会。从此以后，英国政策主要集中在培养出最具影响力的本土政治家上，他们将从英帝国政府手中接过执政权。这是非殖民化的一个应对方法，非殖民化使许多人感到害怕，他们预言它会带来解决不完的问题。

许多殖民地总督对印度的自治走向感到担忧，一位资深的殖民地部官员——拉尔夫·弗斯（Ralph Furse）爵士——怀疑政府是否听到了正确的声音：

一个欧洲人非常难理解非洲人的真正想法，一向如此。总的来说，现在当地人不能帮助我们什么，尽管巴罗策兰偏远地区的穷困老人差不多道出了真相：他告诉蒙克顿大人的委员会“他希望仍然受到乔治五世国王的庇佑”。非洲的政治家并不是非常可靠的向导。如其他政治家一样，他们大多数居心叵测，而有一些由于在海外受到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无家可归的人……非洲民众在这样领袖的带领下呼喊口号并不代表他们懂得口号的含义。44

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英帝国仍然有大片区域未受到任何政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影响。旧有的生活模式像旧有的等级制度一样继续存在。1949年，一位在南部苏丹达尔富尔游览的冒险家遇见了一位当地酋长，他是“一位极年长的老者，胡子向外伸出，穿红色长袍，佩戴着金饰以及一个从他腰上垂下的长5英尺的鞭子，有11个儿子和无数的女儿。在他身后是一个60人组成的护卫队，而且还是身着锁子甲的护卫队”。45英国已经统治达尔富尔超过30年。再往南一点，在乌干达北部，殖民地政府几乎也统治了同样长的时间，但地位仍未巩固，因为在卡拉诺佳地区，偷牛贼在20世纪40年代时有出现。46

直到1957年11月，英王非洲步枪团（King's African Rifles）的巡逻队才穿过肯尼亚的偏远地区，让苏克族（Suk）和图尔卡纳（Turkana）的部落成员记起违法者所应受到的惩罚。他们在部落成员的聚会上进行步枪和布朗式轻机枪的射击示范，有一次还引爆了磷榴弹，之后一个地区官员评论道：“我想大家已经得到教训了。“4750年以来似乎没有什么改变。空中警察仍逗留在亚丁腹地，在那里曾用66吨炸弹和247支火箭弹来惩罚商队掠夺者和中止1947年的一次部落战争。48同年索马里的一次部落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伤，英国在1920年才刚将该地完全纳为保护国。49

在动荡不安的所罗门群岛，殖民当局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日本占领结束后，大量的土著人实际上已经宣告独立，并投身于所谓的“马西纳运动”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船货崇拜，其信徒期望带有某个世界强国丰厚赠礼的大船到来。在“马西纳运动”中，男女生活在有纪律的社区并共同分担日常任务。该运动的共产主义成分令当地官员担忧，在几番安抚之后，他们于1947年8月开始动用武力。6月，一艘潜艇的到来并没有给异见分子留下印象，因此荣誉号航空母舰和竞赛号驱逐舰先后出动。它们在岛屿间的航行，结合50名配有步枪和刺刀（借自新几内亚军队）的当地治安官，导致了马西纳运动的失败。这个结局像一部伊林喜剧电影。警察——其中不乏马西纳运动的成员——和原住民一起踢足球，以4比3取胜，随后又有为海军军官和行政人员所准备的斐济盛宴和鸡尾酒会。50在此之后两年，政府才开始放心地重新征收人头税，该税是群岛的主要收入来源。

有必要记住的是，当英国做出将会引起英帝国破产的安排时，仍有地区处于有效的殖民统治之下，也有其他一些地区的帝国王权脚跟不稳，岌岌可危。即使在工党执政时，旧有的等级秩序也未改变；1949年，苏伊士运河区卡塔尔拉（El Qantara）火车站的十个盥洗室分别标识如下：

欧洲军官

亚洲军官

有色人种军官

欧洲准尉和士官

亚洲准尉和士官

有色人种准尉和士官

欧洲士兵

亚洲士兵

有色人种士兵

ATS（本土辅助服务队——即妇女）51

第二章

友好关系：印度与英帝国的终结

1945-1947

1945年，英帝国的掘墓人开始行动了。尽管在这前后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有意地去瓦解英帝国，但同样地也没有人准备去巩固英帝国，它的存续前途未卜。那些自以为肩负着制定和执行帝国分离政策责任的大臣、外交官、士兵和政府文官们从未料到，他们要奔赴的是一场葬礼。他们宁愿把自己视为助产士，帮助新生国家脱离英帝国的子宫。在接下来的25年里占主导地位的传统两党政治智慧坚持认为，新生政权会在全新的多种族英联邦大家庭中成长，英联邦的成员视英国为母亲，也保有它的民主制度和对个人自由的一贯尊重。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在解体时对未来抱有这样的希望。

但在有些情况下，英国并不愿妥协，而是坚持己见，不愿放弃帝国，但这只是特殊情况。英国当时正在参与冷战，因此独立后的殖民地不可能交给共产主义控制。所以，尽管英国许诺给未来的马来人以民族自决，但它还是准备好了在1948年进行一场迁延岁月的战役（英国人委婉地称之为“突发事件”以避免被斥为殖民压迫）来对抗当地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同时英国政府也不可能允许殖民地陷入混乱，因此1952至1954年发生在肯尼亚的茅茅运动也遭到了英国的镇压——这是另一个“突发事件”。

然而英帝国在后期进行的殖民战争无论是残暴程度还是时间长度，都无法与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以及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Moçambique）的战争相提并论。英国政治家只需要考察18世纪70年代在北美或者更相关地，1918年以后爱尔兰南部发生的事情，便可发现前方有陷阱在等待着那些为保住帝国而不惜代价的人们。爱尔兰的战争也证明了这一事实，一旦超过了某个临界点，公众就不再愿意忍受强力军事措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帝国统治者及其臣民之间的友好自现代以来以来都是帝国宣传的一贯主题。

而且，整个英国民族第一次在历史上直接卷入到了对英帝国的捍卫中。在1947至1960年间，它的边境和动荡地区由和平时期入伍的士兵和国民义勇军控制及管理。职业士兵恪尽职守，但在英帝国冲突的死伤名单中还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些人并非出于自愿要遭受此等待遇。

由于电视机在20世纪50年代迅速走向千家万户，公众对帝国战争及其背后的话题有了更加熟悉的了解。政府很快意识到，只要操作得当，媒体就能用来呈现殖民冲突的光鲜一面。1957年末，英国独立电视台（ITV）推出的圣诞节目《塞浦路斯的圣诞》便把视线聚焦在那些在当地处理另一个“突发事件”的士兵，包括国民义勇军的节庆上。节目的台本在由军队和殖民部审查时，双方都强烈地赞同“纯自然不加修饰地拍摄士兵帮助塞浦路斯老百姓的镜头，尤其是街上的妇女和小孩儿”。节目以正面的宣言开场：“塞浦路斯是英联邦的一部分”，紧接着声明英国军队只是在帮助那里的人民。1那些没有被定期播放的电视节目洗脑的观众可能会纳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塞浦路斯人为什么还会朝士兵开枪呢？被洗脑的人无疑会坐下来观看军队为塞浦路斯的儿童们举行宴会。

在塞浦路斯发生的那种“突发事件”毕竟还是相对少数。大英帝国没有像法国、葡萄牙以及俄国一样在泪水和鲜血中解体。在采用了另一种方式的印度和其他殖民地，英国人离开时有序而友好，权力已经过渡给民选政府。在英国人看来，最好的情况是以最小的摩擦完成这一安排，而且尽可能地保留战略基地、幕后的政治影响和商业利益。需要尽一切代价避免的是在仓皇狼狈中撤退，从而留下政治真空甚至混乱。

在殖民地分离的过程中掌握高深莫测的外交技巧需要时间，其践行者们要先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边走边学。在几乎没有别的东西作为指导的情况下，他们依照英国传统，从历史中寻求经验，采用老一辈帝国建立者的原则，找到拥有合法权威的人，例如酋长或者土邦王公，然后与其交易。现在，帝国的瓦解者们不得不培养新的权力掮客及当地政治家并与之合作。不同党派和民族运动的领袖按理说应该为大多数民众代言。无论他们是否那样做，这些领袖们发现自己都会被视为国家的发言人以及帝国统治的最终接班人。这一过程遵循着某种固定的程序，在一定阶段，当地政治领袖会发现他们会与殖民地当局产生冲突并因此被关进监狱。而最终，他们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地位反而会由于他们被拘禁而得到提升，然后再被释放并和拘禁他们的人一起坐到谈判桌前。这一模式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建立起来，当时印度议会领袖，包括甘地都遭到了拘禁，分别来自黄金海岸加纳、肯尼亚和尼亚萨兰的恩克鲁玛（Nkrumah）、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以及黑斯廷斯·班达博士（Hastings Banda）也在其列。

一方面，移交政权的人首先希望能把权力转交给可以有效运用权力并维持住秩序的人。另一方面，英国公开承诺建立殖民地议会制政府和以保护个人自由为宗旨的法律体系。这种体制的转移在白人自治领进展得很顺利，因为他们的居民已经受到了英国政治传统的熏陶。但在印度，那里的殖民地拥有非常不同的政治文化。依西方习惯所组织的政治活动非常晚才兴起（印度国民大会党在1885年建立，非洲的则在1912年建立），而且从一开始，便以单一主题为中心——结束外国统治。这一最高目标决定了其政治生活的演变并最终由组织严密的政党所主宰，政党必须强大到能够与一个同样强力而且庞大的政府相抗衡。因此这样的环境，不会鼓励如同英国和自治领那样的多样化政党或者两三个大体上同等受欢迎的诉求出现。因此是印度的历史以及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孕育了一党制政府。

英帝国的人口分布阻碍了非殖民化。那些曾负责划定帝国边疆的人绝没有想到他们同时也为将来独立的自治政府设立了疆界。许多互不相容的种族、部落和宗教群体被硬生生地拽到了一起。当种族、部落和宗教对立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有人认为可以用一个以警察和士兵为后盾、坚强而无偏见的帝国行政机构来遏制其发展。因此，在印度、锡兰、缅甸及其他地方，英国成了各种各样的少数社群的保护者，使其免遭别人的危害。然而，旧有的偏见不会因为害怕帝国的惩罚而消散，它们保持原样继续存在。因此各个新政府的缔造者必须想方设法为这些孱弱的少数社群提供安全保障，即使这样做会稍稍偏离民主的理念。

只要参与者愿意付出足够的时间并忍辱负重，这些通往殖民地自决道路上的障碍并非不可逾越。但这两方面都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做到。非殖民化一旦起步，便会拥有强劲的势头，使那些设计新政府的殖民地总督、公务员和宪法律师无法停下它前进的步伐。心急的当地政治家们及其跟随者把英国的拖延说成是胆怯的证据，因此，无论拖延的原因是什么，它都有可能轻易地挑起英国所极力避免的群众性骚乱。为英帝国善后是一项非常艰巨且令人沮丧的工作；艾德礼曾公开形容蒙巴顿在印度的工作是相当英勇的。但也有不同意见，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很好奇居然有人会把一个肢解帝国的人视为英雄，而这一帝国是克莱武（Clive）、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和纳皮尔（Napier）等英雄豪杰为我们打下来的。这实在是咄咄怪事。”2

1947年6月，当距印度独立还有几个星期时，这项工作的完成正在被作为一次胜利而庆祝。与此同时，另一个不那么广为人知的脱离英帝国的尝试正在缅甸进行着，并成了情况可以搞到多么糟的典型范例。奥威尔硬着头皮在缅甸做警察的经历使他确信殖民主义是罪恶的，这当然可以理解，英国的统治遭到了缅甸社会许多人的厌恶。当1942年日本入侵的时候，缅甸的政治分歧和种族分歧以及对英帝国忠诚的脆弱性便一齐暴露出来。缅族人更倾向于支持后来的征服者，而内地的山地部落克伦人（Karens）和克钦人（Kachins）则支持保护过他们免遭低地邻居侵害的英国。

最杰出的缅甸民族主义者——德钦昂山（Thakin Aung San）——是“我缅人协会（Our Burma League）”秘书长，1940年叛逃至日本，回来之后他的赞助人任命他为缅甸国民军（Burma National Army）领导人。1943年8月，日本宣布缅甸独立，但是昂山这位彻底的投机分子却抛弃了他的老朋友，和他的跟随者在1945年3月又倒向了英国，显然此时他们能够把日本人驱逐出去了。

当时英国对战后缅甸是否最终在英联邦内部获得独立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官复原职的总督雷金纳德·多曼-史密斯爵士（Reginald Dorman-Smith）提议在六七年的时间内进行重建，英国政府给予8400万英镑的拨款以完成此项任务。然而最终的决定权在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那里，而他怀疑多曼-史密斯等保守分子会阻碍缅甸独立。3他更愿意与看起来得到了民众支持的昂山达成一致。这是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因为蒙巴顿无法抽调白人军队去控制缅甸，也不敢让他本来就不那么驯顺的印度士兵去对付缅甸民族主义者。

蒙巴顿的直觉从一开始似乎就很准确。昂山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Anti-Fascist People's Freedom League）在1946年4月的选举中获得了绝对多数，但结果却具有欺骗性。另外三个政党抵制投票，克伦人拒绝接受作为少数民族而得到的24个席位，而是要求组建一个独立国家。即使国家濒临分裂，蒙巴顿还是坚信缅甸人会解决好自己的问题。通过幕后操作，他在8月解雇了多曼-史密斯。4紧随而来的正是那些谨慎的人所担心的无政府状态：1947年7月，昂山和其他六位部长被一帮像阿尔·卡彭（Al Capone）般带着冲锋枪闯入议会厅的政敌枪杀，同时武装劫掠也随处可见。尽管这些情况体现了社会秩序的崩溃，1948年1月缅甸还是取得了完全的独立。

在12个月的时间内，缅甸宣告了成立共和国并离开英联邦，同时共产主义者和克伦邦的分离分子也在不断进行对抗活动。无论这些事件是否意味着对英国在缅甸统治的控诉，它们都构成了英帝国瓦解令人不安的前奏。

印度自治的进程从两个层面展开，宛如一出情节复杂、引人注目的戏剧。在上层，英国和印度的政治家、政客、律师以及行政人员聚集在德里的房间里，当他们感到太烦闷的时候，则会去西姆拉（Simla），他们的目标是努力构建一个能够满足整个印度的政府框架。他们在和时间竞赛，因为下层城市、乡镇和农村里成百上千的印度人已经开始彼此敌视和厮杀。随着暴力的扩散和伤亡的增加，旁观者担心一场主要当事人无法停止的内战将会出现。

英国这边最主要的参与者是艾德礼，晚年时他认为自己最应该被人们记住的功绩是为印度的权力交接所做出的贡献。艾德礼将其视为他和他的政党一直以来所承诺的道德义务，同时作为一个讲求实效的人，他认为那也符合英国的利益。财政部不用再拨款来维持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驻防部队，而且如果英国能够签订它所期望的条约，与印度的商业贸易还会持续繁荣。艾德礼也认为和平的权力交接和印度的稳定能够增加英国的威望并充当其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他和他的参谋们还希望印度留在英联邦内，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作为盟国继续向英国开放基地。艾德礼在1947年2月对蒙巴顿授权时指示这位总督要确保“印度和英国之间最紧密和最友好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标志应该是一项军事协定”。5此时，艾德礼已经不情愿地承认南亚次大陆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但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不是他之前所希望看到的。印度的分裂意味着印度被削弱，而巴基斯坦最易受攻击的西部正对着阿富汗，在阿富汗后面则有俄国。在冷战时期，印度的分裂对英国来说无疑是一次挫败。

艾德礼选择了蒙巴顿来推进和监督权力的最终移交，在一系列被派往和印度领导阶层谈判的高官和大臣中，他是最后一个。他的前任总督是韦弗尔元帅（Field-Marshal Wavell），他面对1946年日益升级的混乱而陷入绝望，并最终因其悲观态度而被艾德礼撤职。这一定程度上是由艾德礼三人内阁代表团的失败导致的。代表团在1946年3月末到达印度，计划制定一套能确保印度完整而又最小化违抗其人民的宪法。代表团领队克里普斯（Cripps）是一位同情印度诉求的左翼理想主义者，他知道在他1942年最后一系列的谈判中应该期望什么；贝文认为他太过亲国大党了。“可怜虫”佩西克-劳伦斯勋爵［Lord Pethick（‘Pathetic')-Lawrence］是一位74岁年老体弱的工党议员，他也是因为富有印度事务的经验而入选。使团的第三位成员亚历山大（A.V.Alexander）是一位消费合作社资助的议员，任职期间表现良好，还与许多工人阶级的工党大臣一样，是一位有同情心的帝国主义者。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和与他同时代的譬如贝文等人都是在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成长起来的。

与内阁代表团对立的是被韦弗尔称为“印度人民的大护民官”的那些人物：尼赫鲁及国会的领导阶层。他们的目标是使国大党取代英印政府，他们的言行举止仿佛代表了整个印度国民，据甘地而言印度是不能分割的。但真纳博士（Jinnah）不那样认为，只有他才能替南亚次大陆的9200万穆斯林发声。韦弗尔不喜欢真纳，认为他是个自大狂；他怀疑甘地对英国怀有仇恨，而把尼赫鲁尊为真正的“伟人”。6

正当印度未来的设计师们在讨论的时候，人民也变得越来越不安。1945和1946年间的冬天，政府决定以叛国罪起诉一撮前印度国民军的主要成员，还有一些则被指控犯有战争罪。不过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印度国民大会的强烈反对。1945年9月国民大会决议指出数千名印度国民军对“建立一个全新的自由印度具有重要意义”。7接下来的数月里，他们被国大党捧为英雄，而那些被关押的人和待审判的人也被套上了殉教者的光环。1946年1月，有人在《印度时报》上愤怒地宣称25名印度国民军囚犯因为高唱国大党的赞美歌《印度万岁》而被刺刀挑死，但是官方的调查却显示他们只是被刺刀扎了臀部。8甘地也参与了对此事的讨论，尽管他的态度显然是十分矛盾的。“尽管我与武力对抗者没有任何共同点，”他写道，“但是我却绝不会对军人时常所展现出的英勇的爱国情操视而不见，就像我们在这一事件中看到的那些人那样。”9然而他并没有说明在他的定义里爱国者是否包括那200万为英国而战的印度人。

1946年初的情况是印度的安全要仰赖印度军队和英国驻军的保护。而后者中有许多人却无心保卫英印政府，只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家。1945年夏，军队的信件审查员发现许多在亚洲服役的士兵整天在信件中抱怨他们的任务“毫无意义”，在印度的士兵则认为缩短海外服役期和迅速解除战争动员是其“不可被剥夺的权利”。10此后仅仅过了一年时间，驻印度军队的士气就持续下降，同时人们对解除动员的迟缓则抱怨不断。11驻印度的皇家空军发出的不满和抱怨最强烈也最响亮；1946年超过10个基地发生了带有抗命性质的示威。12这很令人不安，因为驻印英军总司令奥金莱克（Auchinleck）已经开始考虑在普遍的混乱无法收拾时依照1919年和1942年的先例使用飞机进行镇压。13

相比之下更加重要得多的是印度官兵的士气受到了消磨。1946年2月7000名印度皇家海军官兵（占其总兵力的1/4）发动的长达四天的兵变尤其揭示了这一点。事件开始于塔尔瓦号驱逐舰上，其指挥官F.W.金经常叫他的手下“黑鬼”、“狗杂种”和“印度原始人”。考虑到当时印度的紧张局势，这种粗野的行为注定会激起暴烈的反抗并引发后续的兵变。兵变迅速波及孟买的其他印度皇家海军舰只。孟买的兵变者还使用无线电为参加叛乱的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其他船员发出预警。14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旗帜在孟买舰队的军舰上飘扬，而试图镇压兵变的努力则引发了岸上的严重骚乱。英国人和马拉地人（Mahrathas）的部队最后恢复了局势，但造成223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15

哗变的水手们邀马拉地人入伙的尝试失败了，而且随着格拉斯哥号巡洋舰的到来以及蚊式轰炸机不断低空掠过起义军舰，兵变终告失败。英印政府和国大党都被这次似乎暗示着其权威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兵变震惊了。许多关于这次兵变及其后果的英国官方文件还被毫无道理地不对外公开，但当地的情报机构怀疑共产党煽动者曾在孟买港活动。16从1945年12月起，军事情报部门就一直担心俄国情报人员利用印度的局势进行活动，因此他们一直在仔细地搜寻共产党颠覆活动的线索。17

在印度皇家海军兵变之后又爆发了更多动乱，包括印度皇家空军人员的所谓罢工，即75名驻阿拉哈巴德（Allahabad）通讯兵发动的兵变，以及300名德里警察的联合罢工。18驻苏门答腊（Sumatra）的印度部队也在不断地叛逃进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阵营。国大党谴责这些活动，并要求政府停止将印度士兵作为帝国主义的雇佣军使用。19到3月底，军事情报部门依旧认为所有陆军辅助部队、印度皇家海军和印度皇家空军“值得怀疑”，他们对印度军队未来的忠诚度也感到担心，只能“每天对其安定程度进行评估”。20当这些悲观的文件摆上案头，难怪韦弗尔给英王乔治六世写信表示印度现已被“普遍的不安感和动荡感”所笼罩。216月，内阁国防委员会做出决议，认为如果印度军队的忠诚度受到怀疑，就决不能从印度撤出。在此情况下，五个师的英国军队就需要在印度待命，尽管这样给英国在其他地区的部署造成了很大的人员短缺。22

而真正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印度的军人对英国并无敌意。在英印政府的最后时刻，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关系比他们在之前40年里都要好，至少奥金莱克是这么认为的。23这种亲切友好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完全是因为每个印度人都明白英国人即将离去。然而他们离开的具体时间表以及更重要的，印度独立政府成立的时间表并未确定。1946年仲夏，英国内阁代表团建议印度采取一种复杂的政体，其中包括一个全国联邦，其下再设置本地和省级两层代表大会，目的是满足和保证少数群体的诉求。起初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都默许了这一方案，但互相之间的猜疑实在根深蒂固，双方很快就开始为了细节和派别代表的平衡问题争执不休。最终真纳决定出走单干并要求成立独立的巴基斯坦。

真纳号召穆斯林8月16日在加尔各答召开罢工集会。随后长达四天的宗教暴动造成4000人死亡，10000人受伤。负责恢复秩序的英国将军认为这一惨剧比索姆河战役还要惨烈数倍。加尔各答事件的消息还引发了孟买的屠杀，造成1000人死亡，13000人受伤。比哈尔当地警察的忠诚发生了动摇，11月有150名穆斯林难民被印度教徒杀害。各处各地，宗教狂热的受害者都是穷苦人。几个月后，一位英国记者观察发现，他们就连遗体也很少被人认领。24

随着宗教仇杀的不断扩散，印度似乎在滑向残酷的内战深渊。在访问了加尔各答后，韦弗尔认为游戏已经结束，并且拟定了撤出所有英国平民和士兵的应急计划。这些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如果必要，他们会在政治协定达成之前离开，当然更早于韦弗尔担心的血腥事件发生前。

但韦弗尔的方案对印度、英国和英国工党来说却是政治灾难。艾德礼决心阻止这一方案：12月韦弗尔被免职，其总督职务被蒙巴顿接替。从现实政治角度来看，艾德礼的这一选择堪称绝妙。艾德礼对于蒙巴顿在缅甸的作为十分赞许（当时的缅甸还没有堕入无政府状态）；他不但是皇室成员，而且他的侄子菲利普也即将与伊丽莎白公主结婚。在当时英国皇室几乎被奉若神明的情况下，蒙巴顿比任何其他类似公众人物都更加不易受到社会的批评。而最重要的是，他与艾德礼在印度的当务之急以及解决问题的急迫性等方面看法一致。艾德礼在给蒙巴顿训话时给予了后者一些谈判的自由，但是艾德礼一直保持着对总督的控制。唐宁街10号与德里政府之间也保持着密切联系；蒙巴顿在5月的关键时刻被召回伦敦，他建议艾德礼本人赶赴印度亲自处理分割领土的有关事宜。

蒙巴顿于1947年3月末抵达印度。之后就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工作之中，使尽浑身解数说服和哄骗印度的领袖们，尽管他唯独对真纳的态度失礼到近乎粗鲁。蒙巴顿的妻子埃德温娜（Edwina）也助了他一臂之力。她举止迷人，以一种鸡尾酒会上常有的活泼态度征服了当时是临时政府首相和国大党代言人的尼赫鲁。新入住总督官邸的蒙巴顿一家与古板的韦弗尔一家相比可是个令人精神一振的变化，陆军元帅韦弗尔是一个喜欢沉思而且害羞的学究式人物，而蒙巴顿夫人曾说韦弗尔子爵夫人穿得就像她的女仆。25无论蒙巴顿一家还做了什么，他们都确保了至少在最上层，印度独立这出大戏的最后一幕演得气势恢弘。

新任总督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坚持经艾德礼修订的自治政府成立时间表。原本权力定于将在1948年6月移交，但由于公共秩序的进一步崩溃，这个日期被提前到1947年8月15日。6月4日蒙巴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披露了这一计划，他得到的反应融合了喜悦、惊讶，在有些地方甚至还包括不祥的预言。不久之后，他还给其部下各发放了一本“显示距离领土分割剩余日期的撕纸日历”，就好像这件事是英国公学学期的最后一天似的。26其实印度教徒的印度和穆斯林印度的分离自从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的地方和省级选举起就已经是一个政治现实，在这两次选举中，代表印度教的国大党候选人在非穆斯林地区获得了90%的选票，而穆斯林则在其势力范围获得了优势。任何复杂的政治控制和政治平衡都无法阻止印度的两极化，无法使它继续作为一个政治体存在。国大党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一点。一项领土分割计划在5月获得了蒙巴顿和印度领导层的同意，随后也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就得到了英国内阁的批准。

结束英印政府相对容易，其实这项工作已经悄然进行了20多年。到1946年，1026名英印政府的高级文官中超过半数都是由印度人担任，而且印度本土军官也从1939年的1000人上升到1946年的15750人。讲究纪律和同志情谊的老传统使得将多民族、多宗教混杂的印度军队可以不太费力地被拆分，并重新分配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新部队中。这一小小成就之所以没有出现多少波折，应该归功于奥金莱克的耐心与智慧，他预计他的手下人可以很容易地将对王帝的忠诚转化为对各自的新集体的忠诚。对一位印度人军官来说，这件事是英国人所具有的才能的集中体现。在巴基斯坦独立阅兵式上，他对一位英国军官说：“啊，长官，英国人真的是非常狡猾。我们穆斯林获得了巴基斯坦，印度人则得到了印度斯坦，而英国兵也能够回家了。”可悲的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不远处，印度士兵和锡克教士兵发着脾气拒绝加入队列接受真纳的检阅。27

考虑到独立前三个月发生的事件，便可以理解他们的反抗。没有谁能够划定出同时令所有人都满意的边界线，某些群体还是会认为他们被划进了错误的国家，处于势单力孤、提心吊胆的境地。在旁遮普地区，这种担忧最为强烈，这里是55万印度锡克教徒集中的地区（锡克教徒所占比例高达该省人口的1/6），而却即将被分割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锡克教徒不承认穆斯林的主导地位，并针对真纳刚刚提出的口号“巴基斯坦万岁”给出了“巴基斯坦去死”的回应。到春季结束时，旁遮普已经被屠杀、报复性屠杀、劫掠和纵火搞得一团糟。历史上穆斯林对锡克教徒的迫害和他们对此的反抗使得锡克教徒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忍耐力以及希望复仇的强烈愿望。他们遭受的苦难和现在的脾气也许可以在1947年4月初流行的一张传单上得到体现：

成千上万的锡克教和印度教妇女遭到杀害，成百上千人的长发和胡须被剪下，目的是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还有成百上千的妇女遭到绑架，整个村庄被焚毁……别怀疑，这只是巴基斯坦人为非作歹的一个小小例子，更多更可怕的事件还未出现。不过勇士们，我们是锡克教徒，那位四个儿子都遭杀害的古鲁曾说过：“四个人牺牲了又怎么样？上千人将会幸存下来。”我们要打倒巴基斯坦的暴政……28

英国文官西里尔·雷德克利夫（Cyril Radcliffe）爵士划下了那条将旁遮普一分为二的边界线。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其后果令他受害终生。他与其他人做出的类似决定本来都被保存在蒙巴顿的保险柜里，等待印巴独立后整个事件不再是英国的负担时公布。但由于吉大港未来安排的泄露导致了一次小纷争，蒙巴顿决定今后还是对此守口如瓶为好。

无论如何，蒙巴顿最主要的是要对英国政府负责。他已经声明英军将尽快撤离，因此也就排除了他们在印巴领土分割期间作为中立力量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的最大愿望是权力移交可以体面地进行。两次权力移交仪式（在德里有一次而在卡拉奇还有一次）首先到来。29这两次官方仪式进行得挺顺利，但翌日举行的分割方案公布仪式却出了问题。

印巴分治后印度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已为世人所熟知。尽管从来没有人统计确切的死亡数字，据估计也许有50万人死亡。许多新闻记者报道了其中的详情，其中最著名的是《时代》（The Times）杂志的路易斯·赫伦（Louis Heren）。他和其他人听说过去一系列恐怖的暴行是这些杀人犯为自己辩解的理由。8月，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为了报复3月他们的教徒在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遭到屠杀而杀戮旁遮普的穆斯林。而拉瓦尔品第的种族仇杀是为了报复五个月前印度教徒在比哈尔对穆斯林的屠杀，而这次屠杀又是为了报复1946年8月加尔各答的血案。30原本可以试着阻止这次屠杀的英国和英国军官告诉赫伦这次仇杀“比他们在战争中见到的都要恐怖一千倍”。一个目击者对8月中旬拉合尔（Lahore）发生的事件的描述也许可以代表许多其他人：

许多尸体就横在阴沟里。旁边的穆斯林联防队员们却在若无其事地聊天。一位英国少校（他是一位工兵）也到达了现场。他和司机正在把尸体聚到一起。有的人死了，有的只剩下一口气。但所有人都遭到了残酷的肢解。他们是锡克教徒。他们的长发和长胡子被血凝固住纠缠在一起。一位老人，看上去没有其他人那么伤心，问我他们要把受害者带到哪里。“医院，”接着我安慰他道，“你不会死的。”“会的，”他说，“如果一会儿有穆斯林大夫的话。”31

人们本来无法轻易地回答是否可以避免这些惨剧。可是蒙巴顿的反应却显示了他最浅陋的一面：11月回到英国后他试图隐瞒动乱的规模，并声称这件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32然而实际上自从1946年8月起，暴力行为就呈愈演愈烈之势，而且军事情报部门也知道局势还会继续恶化。有鉴于此，奥金莱克曾希望在印度独立后让英军继续留守，但这个建议被蒙巴顿否决了。33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当初这样做了，英国士兵又将卷入一场可能会很难脱身的麻烦之中。T.W.里斯（Rees）少将那缺少人手而且短命的旁遮普边防军创造了奇迹，但是这并不代表大部队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

驻印高级军官，包括奥金莱克在内都对蒙巴顿表示批评，认为他过于旺盛的表现欲激怒了一个原本缄默而避世的种姓。印度陆军副长官，雷金纳德·萨伏伊（Reginald Savory）中将指责蒙巴顿“试图让印度、全世界甚至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34这种说法其实是混淆了蒙巴顿的自我标榜和政府政策，他一直是艾德礼的代表，贯彻的是内阁和议会的意志。他觉得自己做得相当好，而且也经常这样说，以至于经常会忘记上面的事实。

而实际上他做到的本质上来讲，正如艾德礼理解的那样，只是一种务实的措施，是对于这30年来一直在积聚能量的历史动力的合理反应。广大的印度人民希望终结英印政府，同时没有理由相信英国人愿意不惜以一场旷日持久的镇压战争为代价为英印政府续命，因此靠武力维持它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人考虑这个办法，它也会牺牲英国在其他地方的利益。1946年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极点，政府又担心占全国劳动力18.6%的人在部队服役对工业造成巨大影响。艾德礼面临的选择被1946年5月24日《每日先驱报》上的一幅漫画表现得淋漓尽致。两辆分别标有“工党政府”和“各自治领”字样的小客车正沿着道路飞驰，而一辆写着“沙文主义”的老爷车则在冲向一处悬崖，可是车上毕林普似的司机和乘客还在大叫“来吧，走这边”！有些右翼人士嘟嘟囔囔地抱怨英国人在印度以及英帝国其他地区的斗争中缺乏“胆色”，然而没有肌肉做后盾的“胆色”也不可能挽救英印政府或者其他英属殖民地政府。

那些曾经在印度工作过并一生致力于为当地人民谋福利的人们对失去印度更加感同身受。许多英印政府从前的工作人员都对权力的仓促移交及其导致的恶劣后果深感失望。但是与英印政府有关系的人毕竟只是英国社会的一小部分，1946年6月，共有44537名英国平民和10837名随军家属生活在印度。他们是英国人自从克莱武时代开始的在印度短暂居住的最后代表。人们被派到印度，履行他们的使命后又返回英国。即使如此，1947年的后卫人员和之前离开印度的人发现从感情上很难与那个他们热爱并为之付出了那么多岁月的国家决裂。45年后，报纸上出现的各种在伦敦的俱乐部里举行的有关印度的团体重逢聚餐通知，更是他们那种同志情谊和对英印政府怀念的明证。

失去印度在战略上和心理上的后果虽然巨大，但起初实际的影响却很有限。尽管印度或巴基斯坦都决定加入英联邦，蒙巴顿却尚未与任何一方敲定军事同盟。相比之下锡兰更加帮忙，同意英国使用其军事基地，因此英国得以维持其在印度洋上的传统支配地位。从迪斯雷利到贝文的伟人们都坚信并使其国民相信拥有印度是英国霸业的关键。寇松曾警告，失去印度，英国将沦为二流国家。

威灵顿公爵这样的战略家与艾德礼的参谋们都认为离开了印度的人口资源，英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地位将受到威胁，其极端重要性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在中东、东非以及远东的稍小规模行动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印度独立不到一年，就有一位高级官员呼吁仿照原来印度的模式组建一支英——非军队：

倘若按照驻印军队的模式并缩小其规模地将英国部队与东非部队混编起来，那么士兵们的效率及在军中获得的幸福感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非洲部队中的英国士兵可以由对非洲生活和人民感兴趣的精英分子来担任。35

前面已经提到艾德礼最终对这种想法很感兴趣，然而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实在是消耗甚巨。从1946年中期开始，英国战略规划者们就一直在专注于一种更加节约同时也更适应冷战需要的力量源泉，那就是远程轰炸机和原子弹。作为力量和声望的来源，印度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东地区的所谓“野火”行动中，失去印度还是带来了一定影响。

也正是在这些年里，英国公众发现他们已经开始慢慢地习惯帝国衰落所带来的延迟性创伤。这种反应的迟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联邦在紧接着1947的几年间起到了极好的缓冲作用。它帮英国人挽回了失去土地和声望带来的面子损失，并且貌似对这两方面都有所补救。它还使英国在法国进行两次血腥的殖民战争期间占领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制高点。对那些主要从种族问题方面考虑政治的人来说，英联邦包括全部传统理想主义的仁慈帝国主义却不含任何外族统治的罪恶感。在正面报道1956年英联邦青年大会时，《观察家报》提到了与会代表们在讨论诸如消灭文盲等行动时所获得的“道德收益”。36对于那些左翼和持中间立场的人士来说，这些都是十分真诚和温暖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失去对二战前的国际合作信心。

1950年以后，英联邦存在的价值和正确性变成了英国中间派所持政治共识的一部分，即毫不怀疑地接受混合制经济与福利国家制度的正确性。一些资深的工党和保守党政治家一直致力于英联邦的存续，还公开宣称其为英国残存的世界性影响力的集中体现。依照一位英联邦维护者的话来说，它是“我们自身发展的合理结果”，是英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而且比前者更加道德得多。37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1961年11月访问英联邦最新成员之一的加纳（Ghana）时施展了传统的英国两党并立政治的智慧。她对这个以她为首脑的主体是这样定义的：“这是一个由平等的、思想接近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不论相互间的宗教、政治制度、环境和种族如何不同，都共同地希望为了人类的和平、自由与繁荣而团结协作。”38繁荣英联邦需要的是其全体成员有共同的“信仰”。这场演讲一定是非常难以启齿，也更加难以服众，因为活动的主人恩克鲁玛（Nkrumah）博士刚刚逮捕拘禁了反对他的政治家。

过去14年间痛苦的经验教训给英联邦玫瑰色的美好未来蒙上了一丝阴霾。有那么几个持不同意见者还没准备好盲目地去“信仰”英联邦。1956年，当英国的世界性权威面临严峻挑战时，已经开始有些声音准备去追问在这个越来越不友善的世界里英联邦的实际价值究竟几何。在写于1956年6月英联邦首相会议不久后的尖锐文章中，老牌外交家范西塔特勋爵声称除了传统白人殖民地以外的英联邦各国不会给英国带来任何好处。39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使英联邦代表种族平等的说法沦为笑柄；而作为共和国的巴基斯坦却最终与西方一道对抗共产主义；同时，刚刚把英国人赶出当地基地的印度和锡兰则在冷战阵营中首鼠两端，给英国人带来不少麻烦。这次会议的公报更是充满“老生常谈”，而英联邦用孟席斯的话说“只是一群分散的国家，友好却互不相干”。

而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新政治家》周刊也同样表示不屑。它指出英联邦“完全无形”，因为它缺乏“任何团结的基础”，甚至没有基本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合作机制。40英国人也许会对大体上和平地将帝国变为英联邦弹冠相庆，并从把它作为国与国之间善意的光辉典型中获得一些道德满足感，但这却实在抵不过帝国曾经带来的力量与权威。不过它却使英国人不必突然面对1947年后国家实力渐渐衰落的现实。以后见之明来看，可以说是英联邦使英国可以不用太过头疼地接受失去印度。说起来很奇怪，为印度帝国策划并主持了葬礼的英国工党政府表现得好像英国依旧是个令人生畏的世界性大国。接下来就轮到保守党作为这种傲慢的继承人来接受现实了。

第三章

现实世界：中东之灾祸

1945-1956

“我们必须在假定印度军队不开赴巴士拉的前提下制定我们的政策。”工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如此表态。他当时正在1951年7月一个关于中东问题的议会辩论中驳斥别人对工党优柔寡断的批评。在保守党看来，过去六年中，在这个他们曾经尽全力维持的地区，英国失去了很多利益。然而在同一时期，艾德礼政府在原子弹的发展上投入巨大，拥有原子弹将使英国依旧置身于世界诸强的言论底气十足。

对工党来说，获得力量比实际使用它要更容易。在1945年，艾德礼不得不解决中东所有的战前遗留问题：不断恶化的阿拉伯——犹太人冲突，埃及人对异国统治的满心愤恨以及英国是阿拉伯国家实现理想和统一的障碍这种广泛认知。工党本能地对解放运动施以同情，它崇尚国际主义，不断进取，认为自己与现代世界的潮流正相协调。保守党则被禁锢在过去，还真心服膺老掉牙的种族优越论，对自己的仇外心态几乎不加掩饰。在一次辩论中，缅甸人的问题被提出来，情绪激动的乔治·维格（George Wigg）对保守党议席嚷道：“对面尊贵的绅士及他的朋友们认为缅甸人全是‘东方佬’。说真的，这位伍德福德选区的正直尊贵的绅士（指丘吉尔）甚至认为从加来（Calais）开始就都算是‘东方佬’的地盘了。”

各种高尚的主义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友好理想并不总是与英国追求的利益相一致，在中东地区和冷战的大背景下这一问题尤其突出。英国政府一直都在顾及美国这一盟友提出的种种需求。在1946年，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参谋就开始模拟对苏联进行战争，双方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控制中东地区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如果要击败苏联，其很大一部分的战争机器需要由原子弹来摧毁。而对苏联工业腹地发动核打击则需要拥有一些距离其边境相对较近的基地。所以在1946年夏，英国秘密批准B-29轰炸机可从东昂格利亚和埃及的机场起飞发动核打击。1可以从埃及起飞战机着实意义重大，这使得对苏联的油田、炼油厂以及高加索和顿巴斯的工业中心进行密集的核打击成为可能。如果这些假想得以实行，苏联在欧洲西部发动战争的能力就会被大大削弱。单凭核武器就可以重新平衡苏联庞大的地面部队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

从这一前提出发，五角大楼的专家们修订并优化了他们此后几年的计划。1947年和1948年的版本被冠以“烤肉炉”和“高速公路”这样中性的代号，它们计划给美国陆军航空队（USAAF）15天的时间完成在苏伊士运河区机场跑道上的轰炸机及核弹头的部署。2整个中东地区的防御被交给英国军队和英联邦军队。3随着美国原子弹储存量从1948年的50枚增长到1950年的300枚，其打击苏联“软肋”的能力也大大增强。在1949年，名为“吊球”的计划描绘了在1957年一种可能出现的战争情况，提出以95架轰炸机从埃及起飞打击苏联南部。4和以前的计划一样，这份战争计划也不假思索地默认英国仍控制着苏伊士运河区。

埃及的机场也在英国皇家空军（RAF）核打击计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其实肇始于1946年，当时几位参谋长特别是空军元帅泰德勋爵（Lord Tedder）和陆军元帅蒙哥马利（Montgomery）说服了刚开始态度冷淡的艾德礼，英国必须在地中海和中东维持其固有的领导地位。5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拥有原子弹并能将其投送到苏联，英国就可以保持世界一流的国家地位，并且可以不必过度依赖美国。如果发生战争，英国很大一部分核打击力量就会从苏伊士运河区域飞向苏联南部地区。在以后的六年中，英国实施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核计划。V级远程喷气式轰炸机的研发在持续进行，1955年“勇士”式轰炸机列装服役。而三年前英国已经在澳大利亚西北海岸的蒙特贝罗（Monte Bello）岛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按照英国1952年名为“特洛伊”的战争计划（随着冷战的加剧，行动代号也变得愈发咄咄逼人），在蒙特贝罗岛核试验所用原子弹的后续弹将要被投放到苏联。如果计算正确的话，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力将会因此减少30%到40%。61956年初政策目标做出了重大的调整。英国认为苏联会对中东的土耳其东部、伊拉克和伊朗的油田发起大规模空地一体化攻击。如果在敌对行动开始前三周得到警报，英国将提早做好反攻准备，包括使用核武器突袭集结的苏联军队、机场以及交通线。7

以上这些预测没有一个会认为相互进行核打击会使其中一方获得完全的胜利。人们普遍认为，尽管已经遭到重创，敌人仍会保有一部分使用常规武器进行战斗的意志及相应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就必须要保护世界海上航运线以获得食品和石油。在蒙特贝罗岛实验中收集的数据被用于研究对利物浦这座大型港口进行核打击可能产生的影响，后来研究的对象也扩展到了苏伊士运河。研究人员非常自信地认为利物浦和塞得港能在四个月内恢复以前的工作秩序。放射性污染的问题可以被解决，而且如果苏联的原子弹在苏伊士运河上空爆炸，预计人们可以通过轮班使用“挖土设备”工作，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开凿出一个可通航的河道。8这一令人震惊的信息在1956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首次出现，它认为要配备足够的人手和机械，因为负责铲沙的人要冒相当大的危险。

苏伊士运河区成了这场核战争博弈的关键一环。如果这场冲突可以获胜而且制定各种战争计划的参谋们认为可以获胜，那么英美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就必须维持。即使没有对苏联南部地区发动核袭击以赢得战争的计划，这个地区因为石油的缘故仍然要属于西方阵营并受到其保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石油消费模式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到1951年，西方国家所消耗石油的70%是由中东地区提供的，而且据预测其未来的石油储量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地区。

因为英国寻求在中东地区的绝对霸权，石油和机场已经取代了对印度的防卫成为工作的重心。在某种意义上说，迪斯雷利和寇松那些关于战略和地缘政治的陈旧口号仍不失为金玉良言。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这些口号经常可以被听到，很多是保守党议员在国会上以及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的会议室讲的。但是英国是否还保持着原来的勇气，尤其是当面临困难时它真敢大胆地行动吗？理论上来讲，在1945年的中东地区，英国依旧和20多年前纳赛尔诅咒飞过自己屋顶的英国皇家空军的双翼飞机时一样，还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力量。在1945年，约旦、伊拉克、伊朗和波斯湾的酋长国还在受英国的奴役。埃及也只能怏怏地接受苏伊士运河两岸的庞大地域里遍布英国兵营、仓库和机场的现实。这个长120英里宽30英里的狭长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英国在中东和非洲军事力量的中枢。从苏伊士运河区向四面辐射状分布着一张由星罗棋布的兵营、飞机场和海军基地等组成的网络，辐射范围包括马耳他、塞浦路斯、海法、利比亚的前意大利殖民地（苏联曾非常渴望得到）、约旦、伊拉克、亚丁湾和波斯湾。

陆军部地图上的这些深红色的点没有让贝文轻松太多。他很清楚，在中东存在一种新的无法调和的反英情绪，并因为英国被普遍地认为对印度民族主义者态度软弱，这种情绪也变得越来越高涨。在1947年元旦，他觉得英国可能会完蛋，就提醒了艾德礼未来可能会面临的麻烦。“你要是还没有认识到不仅仅是印度而且还有马来亚、锡兰、远东都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波及，甚至在我们的非洲领土都产生巨大的反响，就读不懂近来从埃及和中东发来的电报。”9五个月之后，当英国又面临新一轮经济危机时，贝文坦率地向他的一些手下承认“他必须依靠虚张声势”来应对中东问题。10

当时的情况简直乱得让人吃惊。从1944年末开始，英国军队曾徒劳地试图将犹太人的反抗控制在巴勒斯坦地区。这里的游击队员发动了一场由暗杀、破坏组成的游击战争，他们和爱尔兰共和军（IRA）一样勇猛，无情，难以招架。同爱尔兰的情况一样，发生在巴勒斯坦的这场战争使得英国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批评；本就稀缺的资源也日渐枯竭。缺乏资金的现实正在决定政策的如何制定。乞丐从伪君子手中拿不到钱，当年初，贝文不得不撤回了对土耳其和希腊反共产主义政府的资金资助，但它们后来受到了美国的救助。在1947年9月末，内阁不再理会令人尴尬并且代价高昂的巴勒斯坦乱局。10万军人却没有打破恐怖和反恐的循环，并且这个地区明显已经无法控制，于是英国将其委任统治权移交给了联合国并保证在1948年5月前撤离。

这一决定等于宣告了犹太游击队的胜利，他们很快又同巴勒斯坦人陷入到了激战当中。在未来八个月中，联合国徒劳地尝试划分这两个族群的领土。与此同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在试图将对方赶尽杀绝。英国不得不将这个控制了仅仅30年时间的被保护国紧急脱手，这本来就已经很糟糕了，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在联合国掌控的最后几天，240名阿拉伯人被在亚尔新（Deir Yassim）的犹太人团体屠杀，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这一事件使得很多人逃离了巴勒斯坦，到1949年已经有72万难民逃到了加沙或约旦。他们这种在法律意义上的无国籍状态和破破烂烂的难民营是对英国的一种控诉，也提醒阿拉伯世界注意其无能和背信弃义。在1948年以后，英国和还在襁褓中的以色列变成了异国统治和阿拉伯国家软弱的代名词。于是只剩下美国有可能向难民提供经济援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尝试重新安置这些难民。

不管英国官方发言人如何向反对者描述英国在未来中东的美好愿景，英国依旧没有摆脱其在战前留下的专横跋扈、阴险狡诈的恶名。阿拉伯的劳伦斯在自己的祖国可能已经被视为英雄，但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他只是觊觎其资源和土地的帝国主义骗子的急先锋。“英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地位已经丧失，他们不被信任，几乎到处都遭人厌恶。”《时代周刊》在1952年初进行调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两星期后，这本杂志还指出“诱英上钩的老把戏”又开始在埃及和波斯上演，而且参赛者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比以前还要足。11

在1951年4月，穆罕默德·穆萨迪克（Mohammed Mussadiq）博士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赢得了波斯（即现在的伊朗，波斯是古代一个充满荣耀的名字，是从历史书中选取来的）大选。年老体衰的穆萨迪克借一个排英和重建国家的计划上台执政。他凭自己的口才俘获大众的信任，有时他讲到一半会因为演讲中的感情过于充沛激昂而眩晕。他视自己为这个国家的拯救者，一次他告诉纽约的听众，1951年的伊朗正在做着美国在1776年做过的事：将自己从专横贪婪的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在1952年1月，联合国大会听取了一份历数英国在伊朗错误行径的长篇报告，这是穆萨迪克最喜欢的主题。尴尬的英国代表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爵士轻蔑地将这份列举英国邪恶且不公正行为的清单视为“是对过去事件毫无益处的枯燥解读”，并要求穆萨迪克忘掉过去向前看。

一味要求伊朗人忘记过去或者原谅过去都不能减少在他们眼中英国的罪恶，对于阿拉伯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来说也是这样。回忆悠久而苦涩，穆萨迪克的年纪大到足以记得在一战期间印度军队昂首通过其他国家、不公平条约、随伦敦和德里的官僚主义者的心血来潮而兴衰的伊朗政府以及1942年英国军队的再次到来。像中东其他民族一样，伊朗人在过去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现在穆萨迪克认为他们即将创造自己的历史。向他和他的支持者们解释英国已经变了是徒劳的，向他们说明英国作为一个友好的伙伴已经准备好帮助他们实现国家发展，而英国的公司是积极进取而且富有爱心，也根本没什么用处。也许英国人确实变了，但他们也是过去种种不公的受益者，在穆萨迪克和其他伊朗人眼里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

在1951年5月，穆萨迪克一直信任那些支持英伊石油公司资产国有化的人。这个公司是英国奴役伊朗关系的象征，是吮吸伊朗血液的吸血鬼，使得伊朗人民受穷挨饿。这家石油公司造就的富人从中得到了太多。在将其国有化的前一年，伊朗获得的开采特许金为900万英镑，仅比英国税务部门从该公司利润中收的税多100万英镑。从纯商业角度看，英伊石油公司可能通过采用五五开的方式节省了一部分利润，美国的石油公司最近也与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达成了这样的约定，尽管这很痛苦，会令公司主席不满，也可能会使他的股东不快。随着危机影响越来越大以及英伊之间记录的曝光，很多声音批评英伊石油公司在白厅走廊中表现的自私，尽管这些批评并没有公开。12但在公开场合，部长们和媒体将这个公司视为牺牲商业利益的公司楷模。

不仅仅是英伊契约权力受到威胁。欧洲进口石油中有31%是伊朗产的，皇家海军85%的燃料也由伊朗供应，这使得每个右派分子和极少数的左派分子欣喜若狂。除此以外，穆萨迪克并不重视英国。鉴于整个地区现在的态度，他定了一个其他地区可能也会效仿的模板。“曾经亚洲人会被武力展示吓到。”《经济学人》杂志如此评价，和认为亚洲人仍是如此的保守党人相呼应。问题在于伊朗现在会向联合国大会因为英国的入侵提出抗议并且获得中东、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当然还有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13然而贝文的继任者，帕默斯顿的追随者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命令“毛里求斯”号巡洋舰驻守在阿巴丹岛。同时，参谋们集中在一起制定出了两份命名适当的紧急计划，“海盗”和“侏儒”，一份旨在武装介入，另一份目的在于撤离在炼油厂工作的4500名英国技工。如果他们撤离，这些装置就会很快陷入停滞，因为伊朗人缺乏运转这些装置的专业知识。像那些想搞定自己不懂的事物的傻孩子一样，伊朗人也会从中得到教训。就像《经济学人》用鄙夷的态度做出的解释：“国有化是中世纪流行的东西，尽管实施国有化很明显不会赚到钱，但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会尝试一下。”14

很多人认为让伊朗人受到指责是使其清醒过来并接受英国人摆布的好方法。但这可能比最初的认识困难一些，因为海军将很多军力投入到了朝鲜战争当中，海军部更本找不到符合“海盗”计划所要求的船。15在英国下议院，保守党喋喋不休地要求发动战争。丘吉尔嘲笑莫里森说“幼发拉底河”一词时的发音带有东伦敦腔，并以此开始了他在7月20号关于伊朗问题的议会辩论发言。接着他又痛陈了失去印度的哀伤并斥责政府在整个中东地区表现出的懦弱。英国只要被“一次次地施以足够的压力”，便会逆来顺受地放弃自己的权益。16

陆军准将安东尼·海德（Anthony Head）紧接着指责英国的外交政策中被掺入了太多的“社会主义”，结果就导致英国在中东的权威不断衰落时，英国人却在一味地退让。牧羊人酒店酒吧的朱利安·埃默里（Julian Amery）表达了社会大众的看法，他本人早已部分接受了他父亲那辈人服膺的家长制帝国主义。根据小埃默里说，英国误判了埃及大众的真正情绪，因为一个埃及人曾经告诉过他：“独立有利于官僚，却对农夫有害，英国统治对农夫有利，却对官僚有害。”17可惜除了那些同埃默里有同样想法的人，农夫也开始不再将英国当成不偏不倚的保护者。艾德礼用一个相关的历史教训结束了这场辩论，他追溯到了先前为保护英国股东权益而发动的一场战争：“在埃及，我觉得他们正在回忆起亚历山大港遭受的狂轰滥炸。在19世纪，这种事还能做，现在就不行了，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规则下办事。”18

亚历山大港在1882年遭受枪炮洗礼的时候丘吉尔刚满8岁，他现在想让英国的炸弹响彻波斯湾。正如他后来讲到的，如果他当时是首相，伊朗人一定会感知到枪炮的隆隆声。19艾德礼选择了“侏儒”计划而不是“海盗”计划。因为后者会以一种危险的程度大量消耗人力，并且对伊朗的入侵会轻易地让穆萨迪克向苏联寻求帮助。这是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的观点，他认为不管有没有收到请求，苏联一定不会放弃任何机会重新进入伊朗北部，这是他们固有的落脚点，五年前由于一些困难他们被赶出了那里。

艾德礼不希望伊朗卷入冷战的战场。况且在1950年10月，他亲自飞赴华盛顿去说服杜鲁门否决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用一颗原子弹解决中国援朝力量的提议。对伊朗采取温和态度是一种外交补偿。在9月27号，穆萨迪克控制了阿巴丹炼油厂，炼油厂的工人离开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威严，程度前所未有。”20《旁观者》杂志如此抱怨，它又懊恼地补充说：一次突击已经发动了，共产主义和阿拉伯世界本来将会看到随后的竞争只是一场优胜者和失败者之间简单的较量。然而，还是要给那些不顾个人安危的人以安慰，他们本来将能一饱“毛里求斯”号炮声怒号之耳福。在10月25号，保守党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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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巴丹岛撤退几个星期后，艾奇逊这样讽刺伊易夫林·舒克伯勒（Evelyn Shuckburgh）：“你必须活在现实世界里。”21过去几个月中在伊朗发生的各种事件已经为人们预示了未来。英国再也不能希求和恭敬的酋长、许许多多满怀感激的统治者以及身穿双排扣长礼服头戴塔布什帽的保守顺从的政治家做生意了，以前如果他们逾越行为底线，就会被英国威胁用战船发动战争而担惊受怕。现在英国要面对大声叫嚣帝国主义的平民主义者。穆萨迪克的衣装焕然一新，当他接见德黑兰大使弗朗西斯·谢泼德（Francis Shepherd）爵士时，他穿着绿色的睡衣。这种无理的行为再加上他在公共场合打瞌睡的习惯使得西博赫德相信这个伊朗人疯了，英国媒体报道的在白宫接受的检查结果是真的。

艾奇逊的话中还隐含着另外一种同样让人不快的含义。在整个伊朗危机中，英国政府曾向美国寻求建议，但美国的回复有时是答非所问。很多这样的回答来自乔治·麦基（George McGhee），他曾是一名石油地理学家，在中东游荡，秘密打探消息，为国务院效力了三年时间。他在牛津大学曾获得过罗氏奖学金并在“白人的负担”这个问题上和捐赠人有相同的观点，因此和美国很多外交官相比，他对英国现在的窘境更有同情心。然而，他被错误地怀疑和美国的石油利益有紧密的联系，并且一位财政部的官员警告莫里森：麦基很年轻，他在德克萨斯长大，还有爱尔兰血统，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他在面对英国利益问题时做出的判断不够健全。22

英美关系如同战时那样紧密，但随着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1953年走马上任，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像柯立芝（Coolidge）总统一样，杜勒斯这位身居高位的清教徒相当招人厌恶，就像他刚刚为了戒掉某种东西而改吃泡菜那样。他反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只能由他厌恶帝国主义的程度来相提并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格·马金斯（Roger Makins）爵士将他厌恶帝国主义的程度描述为“他对殖民主义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这种情感对于这么多美国人来说很常见，却像休眠的火山中喷发出的岩浆时常在福斯特内心翻滚”。

这些爆发背后隐藏的是对美国会被中东的伙伴所使出的诡计危害的担心，如果美国在冷战中仅仅是保全自身，它就没有必要和一股不断衰落的力量保持太紧密的关系，正如公众对伊朗危机做出的反应所证实的，这个不断衰落的力量希望看到一个经过坚船利炮洗礼后的世界。当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53年春巡访亚洲时，他就看到了这个危险，他返回华盛顿使人们相信“英国300年的殖民统治气数将尽”。美国将不得不疏远那些还坚守在自己割据的土地上的国家。鉴于美国介入亚洲东南部事务之后的过程，在尼克松回忆录中曝光的一份有讽刺意味的文章中，尼克松写到了他尝试支持民族主义者的企图：

这些国家中很多人知道美国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欧洲人的奉承（斜体用于强调）都把美国描绘成粗鲁和贪婪的一个国家。我向他们保证美国不会成为一支殖民力量，我们也不会支持欧洲盟友的持续性殖民主义。23

美国关于中东和亚洲的政策已经开始改变方向。从1947年开始，美国就一直在扶持土耳其。土耳其在1951年加入北约（NATO）并为了可以对苏联实施核打击，向美国陆军航空队（USAAF）提供自己管辖的机场。24英国提议将土耳其军队的指挥权纳入英国在中东的指挥体系，但在1951年于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一个计划会议中，这个提议遭到了美国的拒绝。25从此之后，美国政策的目的就成了吸引独立的中东国家加入西方国家阵营而不是强迫加入。任何可能会被解读为试图支持或强化英国霸权地位的行为都和美国的意愿相违背。与英国合作会获得利益，但是过于亲密会失去美国的信任，丧失一些朋友。

美国入侵之前一直由英国单独统治地区的行为首先会遭到人们的厌恶和抵制。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还有他的石油资产）就被吸引进了美国的阵营，他同意美国用2500万美元的贷款和1000万美元的报酬租下达兰的一个机场。这是在英国的掩盖下秘密进行的。在1943年，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拒绝了一个美国领事馆在巴林（Bahrain）建设的项目。26不到10年，这些入侵者们就变得肆无忌惮，因为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签下巨额支票，战后的英国无法享受这样的利益。到1960年，美国已经向中东国家支付了27.02亿美元。

美国篡夺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的同时，又感到必须去打压自己的盟国。在伊朗危机之后，国务院的外交官们就扮演了英国和穆萨迪克之间的调停人，在意见交流期间，他们就发现尽管他的对手变化无常，穆萨迪克同样地冥顽不化。英国政府的固执可能建立在他们对炮舰外交的一种新形式的信赖上。在1952年，军情六局正在匆忙酝酿在伊朗异见分子的帮助下推翻穆萨迪克的阴谋。这次颠覆行动名为“靴子行动（Operation Boot）”，执行这次行动的成员中包括科密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即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还有负责中东事务的中央情报局（CIA）的特工。

1953年初，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接管了“靴子行动”，给它重新起了一个名字叫“阿贾克斯（Ajax）”。1948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加入苏联阵营，一年以后新中国成立，这些事在美国的冷战勇士们的心中挥之不去。伊朗被认为在苏联煽动的暴动中很容易受到伤害，穆萨迪克已经暴露自己性情无定而无法组建稳固同盟的特点。结果就是在科密特·罗斯福的积极引导下，“阿贾克斯”行动得以实施。1953年8月，在德黑兰的一次起义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财政支持，并且在英国的帮助下每个发展阶段都在其掌控当中。穆萨迪克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流亡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巴列维（Mohammed Reza Pahlevi），他的父亲曾是哥萨克的官员，30年前在英国的帮助下登上孔雀王宝座。伊朗已经臣服于西方，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全心全意地服侍他的美国主子直到1979年。后来，他又被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推翻，他这样记述1953年的事件：“伊朗之前已经成为英国的奴隶，接下来又会为美国效力。”27这种比较让人不悦，也是美国政策制定者竭力避免的。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在对“阿贾克斯”行动十分满意的同时，也对美国的大捷表示“嫉妒”。28

在1951年11月将伊朗的事务告知联合国之前，穆萨迪克曾短暂地在开罗停留。对他的欢迎很让他高兴，因为埃及发生了反英暴乱，他和埃及首相穆斯塔法·阿纳哈斯（Mustafaal-Nahas）共同宣布“伊朗和埃及联合起来将完全摧毁英国帝国主义”。

从1950年1月开始，英国维持其势力的基础人员名单就已经将阿纳哈斯除名，当时埃及国民党带着超过半数的选票上台执政。它上台的竞选理由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样：将英国驻扎在埃及的军队赶出去，恢复埃及对苏丹的最高统治权。1948年至1949年灾难性的对以色列战争使得埃及对英国的愤恨进一步加深，他们认为英国在阻挠埃及军队获得现代武器。而英国人则认为埃及人连鸡毛蒜皮都视若珍宝，他们的装备曾被贝文称为“垃圾”。29

争论的主要原因是苏伊士运河区。那里带刺的铁丝网，混凝土和柏油碎石路面都表明埃及臣服于外国势力。他们相信他们有任何时间插手埃及事务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942年，他们就这样做过了。况且，对于那些掌控埃及命运的人来说，埃及人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在1950年与英国高级外交官和指挥官的谈话中，乔治·麦基感受到了历来对埃及人的那种鄙夷，他们被称为“埃及佬（Gippy）”。30和鄙夷相对的是埃及人对英国人恶毒的态度。据一个美国密使在1951年末的报告，埃及人对英国人的厌恶很普遍而且很强烈，几乎人人都是这样。31

麦基和他的同事对埃及的暂访只是他们密集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他们竭力防止埃及站到苏联一边。但是试图说服阿纳哈斯及剩下的埃及内阁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英国帝国主义是埃及真正的敌人，而不是共产主义。美国人想施以同情，但是他们也不会忽视苏伊士运河区及其机场的战略重要性，它们对用核武器威胁苏联的意义巨大。1936年英埃条款已经允许10000人的守卫部队驻扎，但到1950年，这个基地已经容纳了38000名军人，其中包括从毛里求斯来的执行保卫任务的8000名步兵，以及价值2.7亿英镑的仓储物资。理想状况下，从美国的立场来看，英国应该撤退，留下完整的装备，可以在国际危机稍有起势的时候就能被投入作战，这是一个参谋官们应该会同意的解决方案。英伊之间的不和可能随之停止，埃及也会被邀请加入美国主导的地区性反苏防苏协定当中。在这些议题上的协商从1950年中期持续到了1951年秋，其间双方的不和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

1951年10月8号，阿纳哈斯单方面废除了1936年的协定，理论上结束了英国对苏伊士运河区的占领。他选的时间很敏感，极具挑衅性。在最后一名英国技师离开阿巴丹岛的四天前，英国大选选战已经进行了三天。几个星期之内，七万名强壮的埃及劳力离开了苏伊士运河区，在政府秘密支持下，恐怖主义运动开始了。新当选首相的丘吉尔怒不可遏。在12月15号关于埃及的讨论中，他站起身双拳紧握着走向艾登，他咆哮道：“告诉埃及人，如果再敢轻举妄动，我们就让犹太人来解决他们，并把他们赶到贫民窟，永远别想再出来。”32他坐下来，略感欣慰地回想起他访问开罗的那些日子，当时埃及人已经理解他们在这一系列的计划中占据的位置。

丘吉尔式的暴怒被解读为一个旨在恢复埃及原来秩序的计划。到10月末，白宫的战略家们已经制定出了“驯牛行动”，这是对1882年占领埃及行动的复制。在马耳他、利比亚和塞浦路斯来的作战小组的增援下，从苏伊士运河区来的军队准备去占领开罗、尼罗河三角洲和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港将会通过一次海上登陆被占领。地面部队和空军在36小时内可以完成召集，舰船要用72小时，一天之内，可以达到这个政变的主要目标。33

同时，苏伊士运河区已经由军事政府管辖，它立即解散了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埃及警察武装。1952年1月25号，一支伊斯梅利亚的附属小分队拒绝交出自己的枪，他们以哨所为掩体，与围攻他们的军队交火，最终这场交火导致50人死亡，100人受伤，这支小分队也最终离开了掩体。最终，枪炮声大作，“是时候教训他们一下了，”保守党人得意洋洋。他们在《每日快报》上大肆宣扬英国现在十分确信它要走帝国主义的道路。34埃及人也十分肯定自己的道路，并以此作为回应；三天内，开罗的暴徒席卷了英国的军营，烧毁了赛马场、牧羊人酒店、各式英国商业建筑和地皮，杀戮那些被他们抓住的英国占领者。

运河区陷入重围，无法在紧急情况下发挥作用。像这些英国兵营一样，埃及原来的统治阶级已经陷入了绝境。暴乱发生后，埃及国王法鲁克当即将阿纳哈斯免职，解散了他的部门，他自己也在1952年7月被穆罕默德·纳吉布（Mohammed Naguib）将军率领的一群军队官员废黜。这个矮胖的国王流连在地中海各个名胜景区，继续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埃及新的管理者是军人，他们遵守着阿拉比帕夏（Urabi Pasha）定下的传统，将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的救星，上天注定要让他们领导这个国家，延续这个国家的荣誉，保卫自身的完整。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希望进行社会革命，他们的信条由穆斯林道德准则、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合而成。

英国对这次七月革命束手无策。大使馆没有提前警告这次危机，而大使当时正在度假。政变发生五天后，临时代办表示英国“可以通过展示决心，并在适当的时候直接展示军力来逆转事情发展的走向”。35克罗默、米尔纳和艾伦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为这种做法鼓掌。

中央情报局的消息更加灵通。它已经得知反抗法鲁克阴谋的消息，但十分镇定，因为很早之前它就认识到埃及需要一次彻底的社会变革。除此以外，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纳赛尔上校是这些革命者中最积极的，如果谨慎处理的话，他是可以和西方结盟的。要达成这样的目标，英国是主要的障碍。很快杜勒斯接手了国务院，他把英国在埃及的存在描述为“心理阻塞”，可以防止埃及加入任何反苏协定。36况且，苏伊士运河区现在成了战略上的鸡肋。过去两年的事件表明运河区多么容易遭到心怀不满的埃及人发起的破坏，而最近在热核武器研发上的进步（美国在1954年3月引爆了自己的第一枚氢弹）则显示出未来军事基地的发展趋势是更小、更分散。事实上，美国陆军航空队现在在土耳其的机场就是机动的，它使得英国运营的埃及机场显得多余。

因此，英国继续固执己见是没有意义的。1936年的《英伊条约》在1956年到期。1954年7月，在未来两年里基地逐步撤退的安排获得通过。关于苏丹持久的争议也有了结论，英国狡猾地与当地民族主义者结盟，他们反对恢复任何形式的埃及对苏丹的最高统治权。1956年1月1号，苏丹独立。

几年前，最后撤离运河区的那批军人中有人告诉我，当他们的船从塞得港码头出发离开的时候，一个埃及青年撩开长袍，向下面的士兵撒尿。一个士兵抬头看了一眼，对他开了一枪。不管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过去30年英国在埃及存在的奇特缩影。

第四章

痛击敌军：苏伊士战争及其他

除了完美外交官这样的声誉外，调整英伊关系方向是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的另一项成就。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同时又充满壮志豪情，但似乎命中注定要为更强势的人物当副手。他和张伯伦之间就是这样，张伯伦坚持关键的磋商要亲自进行，这个作法也被丘吉尔沿用了，艾登很失望。他是首相职位的法定继任者，然而丘吉尔尽管得了两次中风还依然在任，他的耐心也因此几乎消磨殆尽。艾登没有隐藏自己的不满，他曾把自己的长官叫做“老糊涂”。1955年4月，丘吉尔辞职，他终于得到了首相的位置，借此机会他领导英国在中东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辉煌时代。

杜勒斯及其在国务院的幕僚可能已经将英国判定为这个区域的失败者，但是艾登确信英国的威信会恢复并提高。毕竟，英国仍掌控着在马耳他、利比亚、塞浦路斯、亚丁湾、波斯湾和伊拉克的基地；伊拉克的哈桑王族国王费萨尔二世与其表兄弟约旦的侯赛因都是英国的朋友。基于这些因素，艾登相信在美国的配合下，他可以建立一个像北约一样稳固的反苏联盟，这会强化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地位，也会形成一个屏障保护自己的油田。

1955年3月到10月间，土耳其、伊拉克、伊朗还有巴基斯坦一道被拉入《巴格达协定》。英国仍管控它在伊拉克的机场，并保证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来回击苏联常规武器进攻。这包括分散在中东各地的装甲旅、英联邦援军及核武器储备，这些核武器可以弥补其部队数量上的劣势。1

《巴格达协定》令埃及首相纳赛尔（1956年后担任埃及总统）感到头疼。他痛斥这份协定表明，英国几乎不加掩饰地企图分裂阿拉伯世界并重新获得在中东的霸权地位。纳赛尔对此的反应是，发动一场横跨中东和北非的恶毒的宣传战，他对大众发表无线电演讲，意在败坏英国及其支持者的名声。纳赛尔的讲话简单又引人入胜：埃及是民族主义革命的先锋，他作为现代的萨拉丁，注定要联合所有的阿拉伯民众抵抗他们的敌人。数百万的阿拉伯人收听或阅读了他的讲话后，都几乎把他奉为救世主。英国过去曾使他们分裂，让他们臣服，而他们就要被纳赛尔解放出来。

开罗广播台的怒斥和电台背后发表如此言论的人让不愉快的回忆重新浮现。对于艾登来说，纳赛尔就是墨索里尼的转世。像墨索里尼这个意大利人一样，他既是一个卑鄙的无赖，又是一个自大狂，唯一的目标就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从波斯湾至大西洋的凯撒”。2麦克米伦像艾登一样也是一个反对忍气吞声的人，他同意艾登的观点，认为纳赛尔是“亚洲的墨索里尼”。3

这种直觉上的比较预示了艾登下一步的行动。他和那些同意他观点的人相信，他们要和一个独裁者进行一次较量，这个独裁者像墨索里尼一样性格分裂，难以预测，冷酷无情。如果纳赛尔真的像墨索里尼一样，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事又要重新上演了，妥协退让无异于自取灭亡。向纳赛尔让步会鼓励他继续冒险，提升自己在阿拉伯世界民众心中的地位，从而进一步贬低英国的地位。

在1955年末，艾登和他的智囊团认为他们已经确定了能够感染整个中东的病毒源，但是他们没有治疗办法。无论如何，如果没有美国的允许和可能的帮助，这个计划就不能实施。如果纳赛尔没有使埃及和苏联结盟，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但如果埃及真的与苏联结盟，一切可能已经为时太晚了。军情六局在开罗的特工发现纳赛尔和苏联走得越来越近，他在9月份作出的从捷克斯洛伐克获得武器的决定证实了这一点。4有迹象表明埃及和它的伙伴叙利亚正开始朝苏联靠近，西方很快失去他们以及其他友好的中东国家支持的可能性正不断增加。

1955-1956年冬天，政府面对着堆积如山的报告，这些报告都表明英国已经在中东失去了主动权，就连受到这样的影响之后余下的东西也要失去。约旦之前一直是一个稳固的盟友，也开始出现屈服于纳赛尔的宣传和颠覆的迹象。3月1号，侯赛因国王将阿拉伯军团指挥官格拉博将军免职，开罗电台长期斥其是狡猾的英帝国主义特工，在幕后操纵政局。几天之后，又有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外交部长塞尔温·劳埃德（Selwyn Lloyd）在拜访一个应该持友好态度的前哨——巴林岛时，被反英暴徒辱骂并被丢掷杂物。

“我们身陷混乱当中。”艾登在3月3号承认了这一点，他还补充道：“但我们在混乱中表现最好。”恐慌和愤怒在以后的几天非常明显。参谋长们认为约旦即将抛弃英国，这会使英国失去一条通向伊拉克基地的专用的飞机跑道。塞尔温·劳埃德在巴林岛的遭遇让艾登和他的同事很生气，他们想在岸上集结一些军队表明“我们依旧生龙活虎”。5问题是没有可以去打击的目标。到月底，愤怒已经变成决心。至少从军情六局的主管乔治·肯尼迪·杨（George Kennedy Young）告诉一个中央情报局特工的话中看是这样：“现在可以准备打最后一场仗了，不管成本如何，我们都会胜利。”6

预言一向是模棱两可。杨可能指的是“蔓延行动”，这是一个企图推翻叙利亚总统舒克里·阿库阿特利（Shukri al-Quwatli），从而孤立纳赛尔的英美联合计划，届时叙利亚将会被置于与英国友好的伊拉克的保护之下^7。当地异见分子在大马士革的密谋在10月末被发现，由于相关文件仍未解密，英国是不是这场阴谋的幕后指使者仍然无法确定。当时，埃及情报部门认为中央情报局正在叙利亚进行某些活动，当时在塞浦路斯的一个英国旅正时刻待命准备投入到对叙利亚的作战当中。8

然而杨的话似乎暗示，英国政府可能有比在大马士革重演两年前扳倒穆萨迪克的那种政变更加令人恐惧的主意。杨可能已经在心里规划好了“绳索行动”，作为军情六局报告以色列马上要攻击英国的盟友约旦的回应。“绳索行动”包括袭击以色列空军，突击队袭击以及海上封锁，这些足够展示出令人胆颤的实力以及英国要保护中东盟友最坚决的决心。9

第三种也是最吸引人的可能性就是，内阁正准备在不远的将来以压倒性力量打击埃及。3月初，大臣们的心情像自由党国会议员在1882年埃及危机的第一个阶段时那样可怕，当时他们怒不可遏，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开战。10纳赛尔是当然的目标。据前军情六局特工彼得·怀特所说，暗杀纳赛尔的计划已经随时可以实施了。11中央情报局在2月末被告知了这一点，埃及当局认为至少三个英国刺客和一个德国刺客被送往开罗，但是都临阵脱逃了。12英国另一个秘密行动的细节在9月初被公布，在此之前很多埃及人被逮捕，他们被教唆在主要城市煽动暴乱。13埃及政府认为暴乱的发生会被英国当成是军事介入的一个借口，他们在1882年就是这么做的。

这些零星的消息组合在一起就表明从1956年3月开始，政府就已经决定要和纳赛尔决一胜负。然而这个目的如何达成，还要等到所有官方文件被解密才能知道。已知的信息有力地表明英国情报部门受命要构建一个和1882年情况相似的情形，当时埃及政府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内部混乱到将要失控的程度。当然，这样的情形为武力介入和成立傀儡政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前提，这正是艾登想要的。

不论这个目标要如何完成，推翻纳赛尔是一项极危险的任务。但是艾登准备要承担这个风险，同样的方式在伊朗取得过成功，虽然规模小了一些，但成功的事实还是让人感到些许安慰。如果英国要维护自身在中东的威严及其在中东的友邦，纳赛尔倒台的计划是必须执行的。对艾登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麦克米伦，这场较量从暗杀纳赛尔的计划看来简直成了私人恩怨，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从政治角度来讲，艾登已经有些岌岌可危了。从年初开始，他所在政党的一些人，还有《每日电讯报》一直呼吁一个“强硬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抱怨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3月份愤怒爆发以及随后要求对纳赛尔“做点什么”的诉求。过去六年中伊朗和埃及大肆羞辱英国，英国并未雪耻，艾登也成了此事的替罪羊。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在中东无形帝国的大幅度折损看起来比其退出印度更加令人痛苦。至少英国从印度撤出时还带着一份尊严和成就感。然而在伊朗和埃及，放弃自己的势力范围却是在面对侮辱和批评时的一种撤退。国家荣誉受到了伤害。英国主导中东的能力一直体现着英国屹立于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而现在这种能力正在瓦解，奴颜婢膝地去顺从于美国的意愿。美国则摆出了要取代英国原来地位的姿态。

在1956年前半年读一读报纸，就会感受到英国任人摆布，风雨飘摇，痛苦抵抗，对自身处境感到走投无路，如果没有觉察到这一点，那是不可能的。报纸头条报道了塞浦路斯民族斗士组织（EOKA）对军人有时还有他们的妻子的肆意谋杀，他们希望意诺西斯（Enosis）可以实现，即希腊与塞浦路斯的合并。在5月的亚丁也有暴乱的报道出现，当时一名副部长被人群围攻，他们要求独立。还有不断活动的纳赛尔，公开指责英国的同时还暗中实施对抗活动。英国变得毫无还手之力，疲于奔命。在英国，任何人诋毁英国都会受到惩罚，诋毁埃及则不会，现在很难向这些在这个经历了几代人时间的辉煌帝国里成长起来的人们解释这些令人恼丧的事情。亲身经历过这段时间的人都会自己做出判断，但在苏伊士危机之后大量传闻及稿件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就是英国正在遭受放弃帝国主义后那种迟来的震惊和由此产生的在处理世界事务时相对的无能为力。

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当对英国未来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国家的质疑声出现时，就可以想象出英国当局始终使用的那种带有民族道义的讲话语气。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这似乎成为了局势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的一种言论。惊险连环漫画，自动唱机，摇摆舞，摇滚和不良少年都成了下坡路的标志，这个下坡路会导致年轻人的集体毁灭，由此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败。14所有这些魅惑人的变革都从一直在世界上支持英国的美国舶来，无疑这为各式各样的编辑、保守党的下院议员、牧师、教徒、文职官员和法官发出的喧闹声中增加了一个刺耳的音符，而这些人将自己视为英国传统价值观的守护者。和包括外交官夫人罗伯特·马金斯女士，“易夫林·霍梅”（《女人专属》杂志的知心大姐），伊夫林·舒克伯勒在内的朋友们讨论这件事，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已经变得没了血性，软弱无能。15

纳赛尔也是这样想的。在1956年前半年，他引导埃及与英国发生矛盾。这场矛盾在双方势力较量中结束，而且纳赛尔认为这会导致中东出现新的力量平衡，而局势对埃及有利。首先，他在亚洲非结盟的国家中延长了旅程，使各国承认他是这个反帝国主义中立集体的领导人。他也表明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承认中国共产党人的合法地位和在开罗接见苏联密使就是证明。

在埃及国内，他的精力投入到了已经完成设计的阿斯旺水坝的建设和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前景工作当中，外国投资人在苏伊士运河公司持有49%的股份。从表面上看，哪个国家可以给水坝建设保险的问题与运河的国有化总是密不可分的。7月19号，杜勒斯坦率地告知埃及，美国不会拨给水坝贷款，作为回击，纳赛尔七天之后亲自承接下了大坝建设的任务。实际上他正在考虑把运河公司及其资产没收一段时间。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这样做将会是一场赌博，但他估计他赢的概率大一些。10月初，美国的精力会主要放在总统选战上，法国也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无暇顾及埃及，只有英国可能会采取行动。

因此埃及情报部门接到任务要评估英国的准备情况。通过塞浦路斯民族斗士组织和马耳他工会主义者内部的消息源，纳赛尔发现英国不可能立刻做出回应，它至少需要八个星期的时间动员来进攻埃及。16所以一切都取决于艾登的勇气。纳赛尔凭借两年前一个单独会议上对他的了解，觉得他只是一个用虚张声势来掩盖内心脆弱的人。纳赛尔要投入一场战争。即使这样，战争的概率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大幅度减少。纳赛尔推算出在8月10号之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是90%，而到了10月中下旬，概率就骤降到了20%。17不过他的推算中并不包括以色列。

当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消息刚刚送达的时候，艾登正在唐宁街与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King Faisal II）及其首相努里·艾斯塞德（Nuri es-Said）享用晚餐，努里·艾斯塞德是英国一位忠实的朋友。努里用纳赛尔来激艾登采取强硬手段：“你必须揍他，现在就揍。”晚餐结束后，艾登花了一晚上时间权衡战争利弊，他觉得离开战只有两三个星期了。18

首相和那六个向他提供埃及方面建议的大臣有两个宏伟的目标：让纳赛尔倒台以及在埃及建立一个承认英国在中东其他地区也拥有最高权威的政府。

苏伊士运河会被国际控制以预防任何将来对英国和欧洲石油供给的威胁。如此一来，英国的威望就会马上恢复而且《巴格达协定》会仍然有效，什么样的行动能这样一箭双雕成了最重要的问题。

两个行动计划获得了通过。一方面，英国寻求广泛的国际支持，对埃及施加外交压力迫使纳赛尔交出运河。另一方面，英国准备战争，在8月2号集合预备役军人。他们要被投入到“火枪行动（Operation Musketeer）”中，这个行动是在9月中旬才被敲定的。英法联军会对埃及的战略目标（包括开罗广播台）实施轰炸，在塞得港空降并控制运河。打败埃及，也可能在推翻纳赛尔之后，三到四个分支部队会守卫这个国家，直到建立一个合格的政府。内阁希望有一个过渡期以便英国可以协助埃及的管理。

鉴于1956年英国的局势和国际环境，这样一个重建无形帝国的大胆主张需要大量的国内国际支持。从最开始，英国就获得了法国全心全意的支持，法国对纳赛尔的敌意来源于他对阿尔及利亚国家主义者的帮助。英联邦国家的态度模棱两可：印度、巴基斯坦、加拿大强烈反对任何武力的使用；南非中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表支持，但有些不情愿；只有中非联盟（包括尼亚萨兰，南罗德西亚和北罗德西亚）表示会支持英国的任何行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劝英国小心谨慎并告诫英国不要过激行动，没有美国支持也不要行动，否则查纳克危机和慕尼黑危机就会重演。

英国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艾登、麦克米伦和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是表现最强硬的大臣，除他们以外也有很多人犹豫不决，包括R.A.巴特勒（一个天生的老好人，晚至1940年夏，他还一直想着和希特勒完成一笔交易）、爱德华·希斯还有伊恩·麦克劳德。让这些人担忧同时也让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及其党员不安的是政府拖延的毛病。从危机刚开始爆发时下议院辩论的要旨判断，艾登可能已经完成了一次迅速的对运河的回抢报复性行动，但是当时陆军、海军和空军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执行这样一次精密的行动。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同时朝两个方向努力的政策：英国和法国将公开并精心准备战争，与此同时通过磋商积极推进通过国际社会解决问题。洛德·基勒恩像迈尔斯·兰普森先生一样，同样拥有对埃及人发动突然袭击的第一手经验，他觉得这个延搁是致命的。他写道：“把我们自己置于无休无止的会议和磋商中就是允许入侵者逃避自己的罪行。”19

当然，很多老兵都嗅到了战争的味道，他们相信到最后，一些沉重的打击还是会以原来的方式到来。陆军准将M.F.法夸尔森-罗伯茨受够了政府的谨慎行事，在迪拜的一次老兵聚会中他说道：“政治家不像我们这样了解东方人，”他大声嚷道，“不知道和他们打交道的唯一方式就是暴揍他们一顿。”20工党下院议员雷金纳德·佩吉特是一位猎狐好手，他生气地问道：“我们在埃及投入了多少？这样做持续了多长时间？因此我们失望了多少次？”21无动于衷反映了英国的无能为力。“如果纳赛尔没有倒台，”麦克米伦说，“那我们就完蛋了。”22“这个埃及独裁者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麻烦制造者’，他可以被也应该被镇压下去。”海军上校查尔斯·沃特豪斯说道，他是保守党内部毕林普集团的一位言语尖刻的发言人。23丹尼斯·希利嘲笑他们是“老古董”和“小混混”。但是《新政治家》杂志在一片对沃特豪斯的报道中将他们描述得十分优雅：“1920年的《每日邮报》对他大肆吹捧，那时大英帝国可以对外国人和国内的工人阶级肆意发号施令。”24

快要开战的吵闹声重新响彻议会，这也引起了要为第二个总统任期竞选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注意。杜勒斯告诉麦克米伦英国对纳赛尔过于小题大做，夸大了他的重要性。国务卿和总统都认为应该避免战争，要与美国一起通过协商解决问题。25

尽管很多会议排上了日程，领导人们相互交换意见，到9月15号还是没有迹象表明任何协议可以达成，这一天是原来设定的要进攻埃及的日子。有趣的是，纳赛尔在这八个星期内完成了对英动武的动员。战争机器及其固定不变的时间表现在已经控制了内阁。天气恶劣，10月21号后的行动已经不能进行，后勤主任们坚持10月31号是他们有很大几率取胜的最后的开战日期。在10月初，有谣言说20000名预备役军人非常不满，因为他们已经待命超过了两个月，非常焦急地想回家继续工作。从7月31号开始，人力短缺构成了重重障碍。当时内阁同意为了补足士兵数量，派往前线的国家战士最低年龄限制应该从朝鲜战争19岁的标准下调至18.5岁。即使这样，海军仍然抱怨说有经验的通讯兵短缺以及国内和地中海舰队的减编打乱了训练计划。缺少有经验的士兵意味着装备8英寸口径舰炮巡洋舰的四个炮塔只能用两个，并且“牙买加”号和“格拉斯哥”号不能抵御敌军战机对它们的攻击。26

局势越来越朝着对纳赛尔有利而对艾登不利的方面发展。因为没有通过外交取得合适的解决方案，艾登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进军埃及，要么屈服。民调显示在8月有59%的国民支持他并用武力解决和外交化解的方法，但到9月中旬，支持率下降到了49%。在10月初，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有证据显示在经历了最近越来越多的跨边境袭击之后，恼羞成怒的以色列可能会进攻约旦，这迫使英国要去解救自己的盟友。在10月11号，以色列政府得到官方警告，英国会支援约旦。27三天之后，联合国关于运河问题的讨论陷入僵局，苏联使用了安理会否决权。

几周来法国一直在向以色列大献殷勤，因为以色列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一条解决目前外交僵局的出路。尽管这段秘史的确切细节在20年以后公之于众，但因为当时这个策略过于简单，并没有人相信这个方法可以取得效果。以色列进军埃及，军队要经过西奈，因此就会给英国和法国提供一个借口来夺取苏伊士运河，因为他们在保护运河，并且可以将交战双方分开。艾登把握了最后的机会来避免侮辱性的屈服，在10月17号，“堪培拉”式重型轰炸机开始飞往塞浦路斯。六天之后，塞尔温·劳埃德飞赴巴黎，他和法国首相盖伊·莫列特，以色列外交部长大卫·本·古里安以及摩西·达扬将军秘密会面，地点是在塞夫勒的一处秘密地点。会面的结果就是秘密的《塞夫勒条约》，这份条约似乎没有复制品流传下来，但是10月29号到30号发生的事件清清楚楚地展现了这份条约的大纲。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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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发生了两场苏伊士战争。第一场发生在西奈半岛、塞得港以及苏伊士运河沿岸，参战方是英法以埃。第二场发生在下议院会议厅，报纸专栏，英国每处人们聚集的地方，主题是英国政府是否表现得理智、诚实。

按照在塞夫勒制定的时间表，第一场战争如期进行而且让纳赛尔大吃一惊，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以色列会卷入到运河争端中来。确实，9月一过，他就接到了美国消息源传来的信息，让他相信埃及不会受到攻击。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也表示很震惊，因为美国的U-2侦察机（加里·鲍尔斯驾驶，后在苏联被击落）已经在9月27号详细探查了地中海东部和中东，侦察机上的相机应该不会错过英法在塞浦路斯集结军队和战舰的景象，这当然应该被视为武力恐吓的证据，但是英国的大臣们并没有从杜勒斯的话中发现美国会极力反对英国武装进攻埃及的蛛丝马迹。他们认为杜勒斯主要关心的是，战争不应该与11月6日美国大选日放在同一天，而事实后来证明他们想错了。传统和习惯决定了英联邦国家会支持英国，但是在《塞夫勒条约》签订之后，英国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交流就停止了。

苏伊士战争如期爆发，以色列在10月29号向西奈进军。在随后的几天里，当以色列军队和装甲部队肆意打击茫然无措的埃及军队时，英国和法国下达了最后通牒，给双方12小时的时间停止交火。这份最后通牒被忽略了，在11月1号，“堪培拉”式轰炸机开始在高空打击埃及战略目标和城市，同时空军和两栖部队准备在塞得港登陆。第二天，美国（在澳大利亚等国的支持下）在联合国支持通过一项要求参战各方立即停火的动议。英国和法国陷入了恐惧当中。他们要求宽限时日并坚持只有在联合国军队控制运河的情况下才同意停火，与此同时，他们提前了进攻的最后期限。

根据新的时间表，第一批空降兵在11月5号登陆，两栖部队在6号到达。与此同时，联合国两次要求停战。在掌控了塞得港和23英里长的运河区后，英国和法国政府在11月6号晚上对形势进行了评估。从纯军事角度看，这次行动非常成功，埃及伤亡超过了1000人，英法联军还不到100人。“这是一次很好的实战练兵，”一个陆军上校告诉记者，“十分有趣，我们很开心。”30

另一场苏伊士战争也到来了。艾登在10月30号到11月6号之间的行动是这场政治骚乱的催化剂，它让整个国家感到震惊。在下议院内部，政府关于埃及的声明立即引发一片喧哗，拳头挥舞，嘘声四起。保守党人成为了“法西斯主义者”和“谋杀犯”（贝茜·布拉多克女士这么称呼他们），工党成了“胆小鬼”，他们只会对自己的国家背后捅刀。媒体拿起自己的言论武器抨击政府。很快就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一次是在下议院外面，另一次在特拉法加广场，在那里安奈林·比万公然抨击了艾登。伊斯特本的卫理公会派教徒上街游行，他们被指为“肮脏的纳赛尔的走狗”，旁观者们认为批评艾登的人都和纳赛尔是一伙的，因此实际上是叛徒。这样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流行。

不论人们在哪里聚集和讨论，都会发生激烈的辩论。我想起在我的党派中，在一群中产阶级保守党占绝大多数的地方，那些没有声嘶力竭地发表观点的人就会被对方的大声嘶吼压制下去，有时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受到人身攻击。保守党下院议员认为工人阶级支持政府，对工党缺少爱国热情非常生气。一个人在一位南方支持者的鼓励下，直言不讳地说道：“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中产阶级支持者，但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至少弥补了我的损失，他们一般投票给社会主义者，支持在苏伊士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31

然而在《观察家报》的读者中占绝对多数的中产阶级也因为11月4号的社论而变得群情愤慨，该社论称：“从1783年开始，英国就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受到千夫所指。”这个国家现在“在道德上孤立无援”，重申了自己一贯的崇尚战争的帝国主义，并抛弃了从1945年开始就指导了其外交政策制定的国际主义。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编辑收到了866封信为政府辩护（其中有500封要求取消订阅）和302封支持政府主张的信。32

1956年11月关于苏伊士问题的辩论，就像过去百年发生的其他争论一样，也是突然发生的，因为从本质来看这事关英国和世界关系的本质。一边是鹰派的英国民众，它们觉得世界就是一个冲突不断的斗兽场，只有最强壮的和最果敢的才能通过奸诈、冷酷、武力的巧妙运用存活下来。他们相信反映自然法则的帝国主义、深思熟虑后得来的权宜之计以及国家利益是仅有的可以决定外交政策的基础。在过去，这些人会欢迎凯旋的陆军将军、海军司令，除他们外还有帕默斯顿、迪斯雷利、约瑟夫·张伯伦以及丘吉尔。现在艾登也成为了他们的英雄。在另一边则是鸽派的英国民众。他们梦想着一个和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冲突可以通过两个国家的协商来解决，他们厌恶帝国主义，因为弱者总要遭受强者的压迫，但可以容忍现代形式的具有慈善精神的殖民主义。因为这群鸽派民众在心理上倾向于成为和平主义者，在政治上表现得积极进取，并相信英国在世界上的独特位置是源于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在历史上，这群人支持科布登、布赖特、格拉斯顿和国际联盟。

从战争开始，鸽派民众对世界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乐观，因为世界似乎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帝国主义在消退。尽管冷战仍未结束，但联合国发展迅猛，英国似乎要摆脱自己传统的盛气凌人的发展方式。现在这一切都被艾登改变了。更糟糕的是，英国对埃及进军的同时，苏联军队正处在对匈牙利起义镇压战斗的最后阶段。本来可以对苏联的暴行加以道德上的指责，但如果恶棍般的苏联统帅尼基塔·赫鲁晓夫反过来指责英国和法国欺负埃及，英国和法国又有何言以对呢？

对道德高地的丧失，美国人的感觉是最真切的，美国盟友在埃及的行动减轻了美国民众对苏联暴行的认识。当苏联本来应该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英国和法国也受到了指责。即使是老朋友也加入了指责行列，11月3号是巴基斯坦的“痛恨英国”日，澳大利亚工党领袖艾瓦特指责艾登的行为是“赤裸裸的侵略”。

在英国，鹰派民众总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现在正遭受严重的打击。政府已经同意了停火，但仍坚持英法联军应该留在埃及并成为最终接管运河的联合国军的一部分，美国坚决要求英法无条件撤退，随后单方面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意志力测试，这直接暴露了英国的财政窘境。

危机爆发之初，在国外和英联邦自治领地的英国货币持有者都极度容易紧张，尤其是中东地区的政府，他们害怕如果做错了事，自己的财产会像埃及那样被冻结。在8月份的时候，英币账户中有1.29亿英镑被转走。在9月份，这样的大放血停住了，但是在10月份又开始了，随着局势的恶化，0.85亿英镑被转走。在埃及被进攻以后，2.79亿英镑（包括1.5亿印度的存款）通过兑换成黄金和美元的方式被转走。到11月末，英国的货币储备降到了19.65亿英镑，看起来英镑作为主要的国际通货的日子屈指可数了。绝望当中的麦克米伦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5.6亿美元的贷款。美国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并提出，只有英国同意将自己的军队撤出埃及的时候才有商议的可能。在10月10号，麦克米伦得知13亿美元已经被交给英国以巩固英国货币的地位。到1957年1月，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回到了之前的水平。

英国一直经历着麦克米伦所称的“继承性战后经济萧条”。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判断是正确的。1931、1947、1949年，英镑的灾难性贬值，就是经济周期性失调的直接后果。1956年的灾难性贬值则是由政治恐慌引起的，人们担心英国不自量力，陷入了一场自己负担不起的中东战争。

事实上在麦克米伦向华盛顿借债之前，他所在政党内部的现实主义者就已经开始并最终认清了现实。据下院议员安格斯·莫德说，苏伊士战争的结果只能“让英国向世界承认英国只是美国的一个卫星国”。在某种意义上，向美国人臣服比起让英国人承认其在中东称霸的日子已经结束的事实，更令他们如鲠在喉。

沃尔斯利推翻阿拉比帕夏时人们所理解的无形帝国，并没有随着英国最后一名军人离开塞得港，马上消失。1957年2月，英国皇家空军（RAF）的轰炸机对也门在亚丁边界的火炮进行了轰炸，来报复最近的交火。鉴于当时国际舆论的大环境，在也门对目标进行惩罚性轰炸是被禁止的。33不久之后，英国空军又在阿曼展开了行动，保护阿曼的素丹（sultan）并帮助他对抗那些进步分子。1958年伊拉克发生宫廷政变，英国的代理人费萨尔二世国王被推翻，在此之后不久，军队涌入约旦将他的表兄弟侯赛因国王拯救出来，以免他遭受相同的命运。1961年英国军队及时赶到，提前阻止了伊拉克和科威特合并的计划。和苏伊士战争相比，这些都是些规模较小的行动。这些行动之所以可以实施，是因为条约规定英国有这样的义务，并且美国也同意这样做。

石油和冷战意味着英国要派出规模小且拥有高精尖技术的小分队在阿拉伯半岛执行任务。在中东失去了自己原来影响势力的中心以后，英国退居到了一群紧张的阿拉伯独裁者所统治地区的外围；这些独裁者需要躲避二十世纪及流行于这个时代的观念的冲击。在那里，G.A.亨蒂式的小冲突有足够的空间在荒芜的山坡上进行，以及像《阿拉伯的劳伦斯》这部电影中的情节一样在星空下宿营，指挥由不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部队，他们接受陈旧的等级制度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纳赛尔。结果，现代同时也是最后一位旧式帝国主义军队生活践行者为土著民兵播放了电影《战血染征袍》。和预料的一样，电影激发了他们的战斗热情，有几个人甚至向着屏幕上正在冲锋的祖鲁人开枪射击。

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展开的行动是为了帮助中世纪暴君般的阿曼素丹塔米尔·宾赛德，让他尴尬的英国主子感到庆幸的是，他在1970年被赶下台，匆匆逃离到多切斯特饭店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他的儿子卡布斯开始利用他统治地区的石油资源进行改革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不像非洲和印度，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从来没有感受到过英国的“文明化”行动的沉重，因此当地的统治者可以保留原来的风俗，而在其他地方，这些风俗可能已经因为英国居民的坚持而被抛弃了。在1949年的科威特和1952年的卡塔尔，奴隶制才被正式废止。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亚丁保护国的古老的酋长领地，奴隶制仍很常见，这在阿曼则持续到了1970年。这些国家以及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在宣称要终止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时是否诚心实意，仍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当时有许多亚洲人尤其是菲律宾人，被作为劳动力和佣人进口到这个地区，他们的境遇应该会被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家和领事们看作是奴隶。

在苏伊士战争、之后的冷战岁月中，英国在中东需要尽可能多的朋友，因此并不能用很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它每一个中东的朋友。在1965年到1975年间，英国军队抗击了马克思主义游击队来维持阿曼的君主政体，直到1967年，英国都在试图掌控亚丁及其内地。尝试遍了各种旨在保存当地忠诚的酋长的计策并发动了一场游击战争之后，政府放弃了一个在战略上变得多余的基地，随着最后一个小分队离开，乐队演奏了《不同往昔》。经过了一次党派内部的小集团短暂的争斗以后，南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没有加入英联邦。

第五章

褪色的米字旗：垂死的帝国

英军从塞得港撤离后，关于苏伊士战争是对是错的争论也渐渐平息了。这个事件走进了历史，它的含义却如此清晰：它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路标，指示了一个拐点，警告人们不要鲁莽驾驶，告诫驾驶员要给动力更强劲的车让路，同时它也指示了从现在起道路开始下行。换句话说，英国终于和它在世界各地肆意妄为的日子说再见了。英国曾是那样一往无前，现在是该让美国这辆更强劲的车超越并全速前进的时候了。权势和地位的下降是英国不得不适应的现实。

在谈论到英国在国际舞台上权势和地位的下降这个问题时，英国民众也要面对帝国领土的消失。在苏伊士战争结束后的13年里，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远东国家和西印度殖民地都迎来了自己的独立并且变成了版图扩大的英联邦成员。英国及其殖民地受到的创伤非常轻微。外人感到很震惊。自从1958年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得法国第四共和国垮台，1961年法国军队发生大规模哗变，巴黎出现骚乱以及1961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定居者的秘密军队组织发动大量恐怖主义暴行以来，情况就更是这样了。葡萄牙放弃帝国统治的道路也是曲折血腥的：在1960到1962年间，13.5万名葡萄牙士兵驻守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抗击民族主义政党成员。在1974年4月，这个行动在国内也产生了影响，一场革命爆发，推翻了卡埃塔诺总统的右翼政权。1960年6月，刚果（扎伊尔）从比利时手中获得了独立，不出一个月，这个新国家就开始了无政府状态和屠杀白人定居者的内战。

英国所幸没有遭遇这些动荡，它小心翼翼地避免被拖入没有意义的战争当中。其士兵也没有因为反对非殖民化而发动兵变。肯尼亚和南罗德西亚的白人定居者也没有在伦敦街头引爆塑胶炸弹。1963年2月，一位亲英的美国社会学家将大英帝国瓦解时出现的相对平稳的状况归结为开明国家精神的进步：

放弃帝国统治的意愿中表现出了的激进的道德变革，对延续旧制度的反对，已经将这种变革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希望改进生活质量，提升品位，使全人类的各种能力加以提升，使社会变得更加公正、高效，充满人文气息。对印度和非洲人民权利的尊敬正是这种愿景的一部分。1

这很令人满意，但不让人感到惊讶。在至少30年的时间里，英国各党派的政治家不断地保证殖民地正走在独立的道路上，尽管他们对殖民地独立的具体时间和方式一直避而不谈。大众对帝国统治的感知一直由官方引导，实际上这就导致了由武装镇压衍生出的任何为维持长久的英国统治而打响的战争都不可能由政府来为它正名。就像在马来亚一样，当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种种精心的努力都是为了使大众相信尽管出现了冲突，英国仍会将谋求国民的最大利益谨记在心。在这场战争过程中，马来亚共产党成员的对手、当地总司令陆军元帅杰拉尔德·坦普尔（Gerald Templer）爵士将他的意图告诉了尼克松副总统：

我这样做是要让所有地方的领导人和军队相信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正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作战，一旦游击队被打败，马来西亚就成了他们的国家，是否要继续待在英联邦中就全看他们自己的意愿了。2

当时的电视技术还不能直播英国最后的殖民活动，这应该说是幸运的。英国民众没有像美国人一样也拥有一段令人苦恼的经历，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人在电视上把越南战争从头看到尾。电视内容震惊了美国人，也无法估测这对于提升反战活动的规模和热情起到了多大的作用。10年前，英国政府已经感觉到了电视在左右公众观点上的潜力，战地摄影记者被严密监控。那些可能被解读为残暴并让人感到不安的镜头被删除。1958年，英国广播公司在塞浦路斯录制了一部纪录片之后，总督休·福特（Hugh Foot）爵士警告殖民事务部的检察人员要留心描绘军队包围村庄以及村民被迫四肢张开面壁站立的镜头。文本更改的工作也必须进行，第一句话“几年前发展平平的英国直辖殖民地”要修改为“几年前持续发展的英国直辖殖民地”。可能是因为“发展平平”会让人产生政府随意、漫不经心的印象。全文中的“恐怖分子”（塞浦路斯民族斗士组织）也被替换成了“敌军”。3

因为冷战的关系，权力已经不可能被移交给共产党人，尽管即使大部分保守党人也满足于让民族主义者也加入政权形成联合政府。总体上来说，去殖民地化的政策也是符合工党意愿的，他们支持加快这一过程。保守党不得不更为谨慎，因为党内右翼势力要么不信任民族主义者，要么对在非洲中东部的白人定居者社区很同情。这个集团在以前的殖民地公务员中寻找天然同盟，这些公务员对于过分关注国家主义者，对种族统治者放任自流的政策非常不满。墨文·惠特利（Mervyn Wheatley）爵士曾担任苏丹的省长，他说只有“有经验的管理者”才能真正走进那些“胸无城府的族人”心中去发现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4

殖民地政客的表现引起了对权力较少的人的行为的忧虑和嘲讽。1950年，当《主祷文》和《古今圣诗集》在黄金海岸被吟诵的时候，殖民地政策前任保守党发言人加曼斯上尉因为听到其中的上帝被替换为恩克鲁玛的名字而大发雷霆。5彼得·辛浦（Peter Simple）是《每日邮报》的一位言辞刻薄的右翼专栏作家，经常嘲笑非洲最初的民主中不合理的部分。1956年黄金海岸选举中“咒语、巫医和木偶的使用”令他觉得特别好笑。6另一种值得嘲笑的东西来自帝国忠诚者联盟，这个组织在1954年成立，旨在保卫大英帝国。这个组织的上层领导是一群退休了的高级官员，他们高傲无知又极端保守。过去他们珍视的东西如果出现堕落的迹象，他们就会怒不可遏。上层和中上层阶级的男男女女一边在殖民地的走廊上喝着杜松子酒，一边在谈论并回忆着英格兰。当他们返回家乡的时候，他们思乡之情就会被一扫而光。因为生气引起的高血压和为缓解思乡之情而暴饮暴食引起的脾肥大在这里很常见，而这个联盟对两种情绪都起到了缓解作用。

联盟的纲领留恋大英帝国统治海洋和世界的黄金时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它支持种族隔离和企图恢复帝国，反对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有色人种移民、联合国、当时的保守党、哈罗德·麦克米伦、犹太人和美国等等一系列势力。这个联盟自认为其任务是使这个国家从对自由的满足中清醒过来，它大部分的精力花在了宣传自身主张并让对手难堪的手段上。1958年，这个联盟的活动者打断了保守党会议，但被群起而攻之。在1962年7月，他们打断了麦克米伦为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设下的晚宴。就像其他在政治舞台边缘的极端团体，这个联盟也十分脆弱，有时他们不到百人的成员不知为什么就会接受其他奇怪且没有希望的主张。他们的一场场闹剧除了少数登上报纸头条外，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哈罗德·麦克米伦是这个团体经常攻击的目标，因为他支持他的精神后代——20世纪90年代新闻业中年轻的守旧派。从1957年1月到1963年10月，麦克米伦出任英国首相，他认为自己是一名贵族，一个相信民族一体的有家长制作风的保守党。在关于大英帝国和英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等问题上，他是一位有实干精神的现实主义者。在他任职期间，以下的殖民地和保护国获得了独立：黄金海岸（加纳）、马来亚（在1963年和北婆罗洲、沙捞越一起组成马来西亚）、塞浦路斯、尼日利亚、索马里兰（和意属索马里兰组成索马里）、塞拉利昂、牙买加、坦噶尼喀、乌干达、肯尼亚和冈比亚。北罗德西亚（赞比亚）和尼亚萨兰（马拉维）的独立还有西印度联盟创立的计划都已经完成。除艾德礼外，没有其他的首相要为这么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计划负责。

右翼分子很害怕。一个殖民事务部的官员不能理解为什么保守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会轻易让步：

我们本来可以勇敢地面对美国。我们本来可以勇敢地面对俄罗斯。我们本来可以勇敢地面对工党。我们现在不能勇敢面对的是工党以及保守党内部的左翼。7

有趣的是，他没有提到面对当地民族主义者时应该怎样。他和很多其他人，尤其是非洲的白人定居者没有理解的是，从迪斯雷利时代开始，保守主义就一直是一个灵活的，崇尚机会主义的信条，那些困扰其对手的教条并没有束缚住保守主义。保守党人不再鼓吹帝国主义，因为这种声音吸引不到选票，也许从来就不行。沿着鲍德温探索出来的路，保守党人用对财产和房屋所有权的承诺来吸引选民。对帝国主义的情感在他们的政治宣言中有所表现，但仍是老生常谈。保守党1950年的宣言《路在此处》谈到“加强英联邦和我们帝国统治的每一个国家的联系”，在1952年的宣言《我们会获得成功》中骄傲地宣称“大英帝国和英联邦是英国人民最伟大的成就”。这是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而非无论如何都要保有殖民地那样的响亮口号。

右翼国会议员中有一群人和《每日快报》以及没有他们积极的《每日邮报》一起发出了极端爱国主义分子的呼声并抨击了将帝国拱手相让的速度。但麦克米伦通过雄心勃勃的旨在让英国已然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缓解了这些人不高兴的情绪。

早在1955年8月，英国无法负担用国民生产总值的10%投入到国防建设的事实就十分明显。于是就有人提议在未来几年中将军人数量从83.5万人下调到70万人。对苏伊士运河的介入搞得财政部的预算一团糟。但在1957年1月，新任防卫大臣邓肯·桑迪斯（Duncan Sandys）就计划对战略和花费进行一次影响深远的大调整。他是从三个问题上下手的：英国无法负担不断增长的国防支出，苏伊士战争已经暴露了英国常规军队无法迅速应对危机的问题，无论如何这样的经历已经成为过去，现在重要的是要拥有一支独立的而且具备打击俄罗斯能力的核部队。像1946年的工党一样，保守党人不相信美国会在各个方面都会解英国的燃眉之急，这个认识是从美国在苏伊士战争中的表现得来的。

提升到战略高度以后，1957年5月英国公布了一份包含这些假设的白皮书，这让现役军人感到非常害怕。到1962年，陆军、海军、空军要被削减到37.5万人，之后国家安全将依赖于各种热核武器以及发射它们的导弹。原来建在南大西洋、北美和西印度群岛上的海军基地将被放弃，苏伊士以东的军队将会大幅削减。从此以后，英国即使有发动大规模殖民战争的政治意图，也没有这样的人力来实施。在1959年，义务兵役制将被逐步取消，这让保守派陷入绝望的叹息，他们觉得青年人中的堕落和骚乱会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增长得都快。

军队的首长们对桑迪斯关于军队的新展望颇为不悦。一次在和内阁争论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主张，要在非洲殖民地招多余的男性当兵，据此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在未来很多年里非洲这些土地将还在英国的控制之下。8到最后，军队的长官们选择了让步，接受了军队的精简计划，并将那张褪色的红墨水圈画出英国无形帝国的地图收了起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亚丁和远东还保留有象征性的军力，当政府收紧银根节省开支的时候，工党这次将这些军力取消。正如20世纪末所表现出的小气那样，军队减编计划对财政预算影响甚微。1963年，国防总支出达到17.21亿英镑，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10.

1957年5月，当大臣们、陆海空三军的元帅们还在争论各方的利益时，英国的第一枚氢弹在西太平洋的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试爆成功。另外三颗在11月之前被引爆，政府还批准了远程导弹“蓝条纹”的研发。同时，麦克米伦还忙着与美国恢复传统友谊。像他的前任和继任者一样，他认为这个特殊关系会为英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增添一道特殊光彩。1957年，英国同意部署美国的“雷神”导弹发射井。1960年，允许美国海军（USN）装备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克莱德河的霍利湾基地。两年之后，麦克米伦成功说服约翰·F.肯尼迪允许英国使用“北极星”导弹，“蓝条纹”计划因为过于昂贵被终止。在法国之前拥有包含氢弹及其运载工具的独立核武库使英国得以维持其超级大国身份，这也为保守党在下次选举中赢得了宝贵的政治资本。工党在核武器问题上分裂为两派，工党内部许多支持核裁军的人甚至以退党为要挟。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工党要求英国无核化，仅凭借常规军力承担原来的海外承诺，这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在麦克米伦娴熟的引导下，英国放弃了帝国主义的重担但仍是一个超级大国，只要美国运来合适的配件，理论上拥有抵抗苏联核威慑的能力。至少在表面看来，帝国的衰落并没有直接导致英国在世界舞台上地位的完全丧失，保守党右翼可以感到满意了。大部分选民变得更关心民生问题，麦克米伦领导保守党将英国变得繁荣，而他的对手则会盯着通货膨胀问题不放。

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的生活标准不断提高。“富人的奢侈品已经成了穷人生活的必需品。”麦克米伦说，这是在表明他们应该感谢保守党的经济政策。他半是卖弄半是安抚的话：“生活从来没有这么富足过。”确实是在描述事实，也赢来了大量的选票。苏伊士战争以及可能会消失的帝国没有一直让投票人感到烦闷，他们的是非感也没有因为工党在尼亚萨兰要求实施镇压和在霍拉拘留营中对茅茅党人的残酷对待而不安。1955年，保守党在大选中的直接选票份额达到了49.7%（战后开始以来的最高份额），1959年10月的份额为49.3%，麦克米伦轻松获胜。

尽管这很难去精确量化，大量英国选民中的大部分人对失去殖民地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些殖民地的名字可能仅仅被集邮爱好者所熟知。没有政党明目张胆的将帝国主义作为自身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国民的自豪感也没有随着与帝国分道扬镳降低而是提高了，因为这个过程是在更高的道德名义下完成的，并且没有经历太多的流血与控诉。看看周围法国和葡萄牙，便知道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了。

有一些小团体为帝国的逝去而惋惜，尽管有时为此大吵大嚷，他们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却微乎其微。英国无法再在中东制定法律或非洲中东部的白人定居者将要面临黑人的统治，这样的消息除了伦敦某些俱乐部的成员和一些军人团体以外，很少能激起人们的热情。然而，定居者中游说议员的团体确实将他们的触角伸入了保守党右翼的圈子中，所以麦克米伦想保证他在党内的根基稳固的话，就不得不小心对待关于非洲的政策。帝国主义的顽固分子和白人定居者的盟友索尔兹伯里侯爵在1957年3月辞职以反对塞浦路斯的民族主义领袖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流放归来。没什么人怀念侯爵，政党也没有陷入混乱，这位大主教在1960年成为了塞浦路斯第一位总统，允许英国在岛上建立一个基地并在之后尽职尽责地出席英联邦会议。

失去殖民地没有导致失业，工厂关闭，或者投资机会丧失等问题。英国对英联邦国家的出口额在断断续续地增长：在1958年总额为12.4亿英镑，在1962年为11.93亿英镑，在1969年为14.19亿英镑。相较而言，对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出口额也在持续增长，在1969年达到了26.34亿英镑，尽管英国四年以后才会成为正式会员。在英联邦内部，随着成员国在非成员国寻找原材料资源和新市场，贸易模式也在快速变化。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额从1958年的3.29亿英镑上升到了1962年的5.34亿英镑。由原来的殖民地发展出的独立国家没有自动地让英国获得特别贸易优待。在非洲只有冈比亚和马拉维（以前的尼亚萨兰）在1967年提供给英国进口商优惠条款，它们和南非在六年前离开了英联邦。

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道路既漫长又费力，还经常令人烦恼，现在不是追溯这条道路的时候。英国在1957年迈出第一步，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们承认当时英国正在世界上寻求一个新的角色。最能够代替大英帝国及其全球势力的就是英国在西欧的领导地位。戴高乐将军深知这一点，他在1958年当上法国总统，而法国也像英国一样当时正在失去以前的国际地位和海外殖民地。他很想弥补失去的荣誉，因此不愿意容忍他所说的在欧洲这个母鸡窝里出现两只小公鸡的局面。结果，英国进军欧洲的过程比其从大英帝国的败退更令其颜面受损。

在某些方面，英国对欧洲的进军看起来是谨慎有余而热情不足。原因是英国不想干脆利落地与过去决裂，也不想承认英联邦像大英帝国一样已经名存实亡。“一个保守党人”在1964年4月《泰晤士报》上的文章尝试把复杂的情况讲清楚，他指责其所在政党和英国在评判现代世界真正力量所在的问题时，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英联邦“定义不清也无法定义”，它内部的三个领袖尼赫鲁、恩克鲁玛和马卡里奥斯是寄生虫：“他们一毛不拔，却拿走了所有稍纵即逝的利益。”而那些在亚丁和印度洋上剩下的，也即将要被抛弃的基地的作用只不过是“可以让我们到达其实没必要去的地方”。9西德和日本在没有基地和没有加入英联邦的情况下也繁荣发展，而英国的经济现在可能已经落后于这两个国家了。这种讲究实际效果的现实主义对其他保守党党员来说有点走得太远了，他们还在报纸上的通信专栏发文支持英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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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失去帝国的同时，它也放松了很多方面的限制。在1960年赌博变得合法化；皇室曾重重阻碍D.H.劳伦斯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但在1960年这部作品也得以发行。在1969年离婚要走的程序得到了简化。英国突然放松了下来，老牌帝国主义首都伦敦则变成了新奇、时尚的代名词。长发流行歌星和他们的模仿者都穿着牛仔裤和象征大英帝国最神圣的标志——英国空军红夹克欢呼雀跃，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方式更能说明旧秩序及其规则的溃败。这种时尚和同期的其他时尚形式一样来去都很迅速，但是在此之前保守势力早已发出了批评的声音。从灯笼裤到购物袋，当英国国旗这个神圣的帝国标志出现在各式各样的事物上时，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了。

这种对过去和过去标志的亵渎是英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的许多缩影之一。英国民众在举止、思维、对自己认知等方面的改变可以说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刚开始，变革的脚步又慢又平缓，没有人可以预言它未来的发展速度和最终结果。因为两个原因，这场变革和大英帝国的覆灭同时进行就变得非常重要。首先，它包含着对传统价值观和观点的彻底颠覆，在这些价值观和观点中有很多是和大英帝国、帝国制造者和统治者紧密联系的。如果他们的理想是虚假的，那么帝国本身可能已经烂透了。其次，在改革的步伐加快时，以年轻人为代表的公众发现他们可以有很多钱花在各种流行事物上，而英国国力的渐弱没有那么重要。不管怎样，四周总是有很多提倡打破旧习俗的人，他们展示了过去辉煌的空虚本质。

这场英国习俗和道德革命的第一个口号是“愤怒”，这个词是联系很多20世纪50年代年轻作家的共同纽带，他们对于外界对其态度的反应混杂着无聊、急躁和愤怒。对他们来说，20世纪中期的英国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其中任何形式的人类活动和情感都被一种会封闭的、自我满足的、市侩的保守主义所扼杀。对过去崇敬就会使现在遭受损失并将发展降到蜗牛那样的速度。

年青人对不满的感受是最真切的，和那些稍微年长于他们的人一样，他们对于那些能表达自己失望情绪的作家颇有好感。每次对旧秩序及其陈规陋俗的冲击都会造就新的反叛分子，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接受当时具有颠覆性质的新颖事物，包括美国的摇滚、爵士以及英国本土产生的各种变体。但是在这个时代的开创性作品当中，约翰·奥斯本的《愤怒中回顾》的主演吉米·波特叹息没有发奋的理由。他被清清楚楚地描绘为“一个认为自己仍然身处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他不知道现在自己身处何方又将要何往”。没有宫殿和城堡来进行革命，他和他的伙伴们便猛烈抨击“旧制度”的价值观和标志。大英帝国就是这样一个被批评的对象，它是他们所厌恶的社会崇尚的守则，也是保守主义的衍生品和外在形式。此外，建立并掌控帝国的人们恰恰是那些要为眼下国家遭受的精神疾患负责的家伙。

英国人天生的道德韧劲和足智多谋等被奉为主流的帝国意识形态遭到了1954年戈尔丁的《蝇王》斜刺里一击。戈尔丁描绘的那群男学生在一个热带岛屿上游荡，按照鲁滨逊·克鲁索的方式，抛弃原来的标准并适应新的环境。然而，他们退化到了原始的“野蛮状态”，变成了想象中的南海岛民，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校园故事中他们可能被失事轮船的年轻冒险家遇到。这个寓言表明文明化价值观不堪一击，很快变成了学校学习的固定篇目，是对20世纪中期R.M.巴兰坦的《珊瑚岛》的消极回应。

真正的帝国主义英雄，阿拉伯的劳伦斯，在1955年受到愤怒的老人理查德·阿丁顿攻击。他的自传将阿丁顿描述成一个向阿拉伯人，他的朋友和他自己撒谎的骗子。他的谎言和自怜也让他成了“和他的阶级和时代相吻合”的英雄。劳伦斯的守旧派辩护人，他的阶级以及他所在时代取得的成就把阿丁顿贬斥为一个无赖，要用极其无赖的方式来败坏其名誉。他们激烈的反应强烈表明其实不止劳伦斯一个人的名誉受到威胁：通过诋毁劳伦斯，阿丁顿质疑了劳伦斯代表的事物以及仍然对他感到骄傲的一个国家的价值观。10阿丁顿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如果在苏伊士战争之后才出现，那么它就不太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响。

苏伊士战争以及使其爆发的那种古典爱国主义的延续是约翰·奥斯本的《卖艺人》的两大主题，这部戏剧在1957年4月首次公演。它将对老音乐厅的哀叹与对工人阶级和中下阶级沙文主义的嘲笑结合起来。卖艺人阿奇·莱斯（劳伦斯·奥利弗扮演）是一个虚弱却快乐的喜剧演员，他用饱含感情的歌唱点缀他的台词。就像他的行为一样，他的观点也属于音乐厅观众大声喊出《女王的士兵》旋律的那个时代。相似的曲调下莱斯也有一句歌词：

陆军海军和空军，

众志成城抗敌军

胜利仍属不列颠。

地图红圈还没干

不打一仗不算完。

在苏伊士这场“仗”中，阿奇的儿子米克被杀了，阿奇从此一蹶不振。这部戏剧以阿奇重复他的日常活动为结局，此时摇滚乐声大作，他在一个薄纱屏前演出，纱屏后坐着英国的象征布列塔尼亚，除了头上的黄铜头盔她全身赤裸。奥斯本的帝国也像莱斯一样花哨艳丽又奄奄一息。

另一个有“愤怒”情绪的剧作家约翰·艾登使用了在抗击塞浦路斯民族斗士组织（EOKA）中的一个情节作为《马斯格雷夫中士之舞》的背景，这场戏剧在1959年10月首次公演。它的剧情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对“恐怖分子”和“国家紧急状态”的提及表明，这个剧本除了服装以外是彻头彻尾的现代戏。四个逃兵带着他们一位战友的遗骸出现在了他的家乡，像当今的英国一样这里已经被工业竞争破坏。这个死去的士兵被一个游击队员击中背部，为了找出凶手，嫌疑人被集在一起，38名平民遭到杀害。手拿偷来的加特林机枪，马斯格雷夫想对这些乡民进行一次奇怪的复仇，因为他们无心地以帝国的名义将这个小伙子送上了死路。

这部戏剧倡导的道德教化属于20世纪中期。马斯格雷夫谈到刚刚从一场“充满恶行和邪恶之血的殖民战争中”回来，他把大英帝国的敌人称为“爱国者”。一个牧师同时也是地方法官的人说出了英国独特的“责任“——”他们存在于世界各地，他们生性高贵，他们是世界一流国家的担当”。这些话艾登也曾经讲过。艾登描绘的帝国是败坏的源头，尤其是工人阶级，他们要一直做繁重的工作直到死去。

《马斯格雷夫中士之舞》中的很多角色属于激进的左翼分子中老派的反帝国主义传统的人。尽管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艾登和其他先锋派剧作家希望能左右工人阶级的观众，但是观看他们戏剧的人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然而，他们未来20年的作品和观念通过考试大纲进入到了中等学校的课堂当中。电视成了工人阶级娱乐的主要手段，戏剧渐渐地不受人重视了。

帝国主义的问题在《今夜》《全景》等时事问题节目中被广播给大众，这些节目中经常包含现场画面和采访。这种类型的节目让政府不安，至少它曾试图在敏感的殖民地问题的报道上采取编辑审查制。在1959年3月初，尼亚萨兰的总督在他的殖民地中宣布了紧急状态，据说是要提前阻止起义和对欧洲人的攻击。急于消除英国“正在打击非洲民族主义”谣言的殖民部，要求英国广播公司（BBC）主席希尔勋爵（Lord Hill）给予帮助。官僚们认为，与其参加一个要言辞尖刻的提问者或反对派发言人来对节目观点加以“平衡”的节目，主动选择自己的阵地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换句话就是说，殖民大臣阿兰·伦诺克斯-博伊德（Alan Lennox-Boyd）要么发表一次为自己辩护的独白，要么按照预先设定的情节接受采访。洛德希尔勋爵非常厌恶这种对公开讨论进行控制的愚蠢做法，伦诺克斯-博伊德最后受到的待遇和其他引起争议的大臣一样。11他将他的观点在《全景》上平铺直叙，而在第二天晚上，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则在《今夜》上表明了工党的观点。

尼亚萨兰事件中一个具有爆炸性的部分就是将20名示威分子在那卡塔港射杀。在1919年阿姆利则大屠杀中出现过一个同样类型的事件，1961年1月BBC的电视剧《卡拉纳迪之战》就是以这个事件为最初选材的，但是发生场景换成了现代。它虚构了一次由于英国中东殖民当局因犹豫不决而引发的无法收拾的起义。地方的陆军司令出现，宣布实行军管，他的士兵们向暴乱的人群射击，造成700人伤亡。这个司令的女儿刚从牛津毕业，满脑子都是流行的反殖民主义的左翼观点，她的出现为这部戏增加了吸引人的紧张气氛和政治对立。到最后，官方调查的结果是免去了这个司令的官职。20世纪60年代在大英帝国中服兵役是一个艰苦的差事，那些自认为是在尽忠职守的士兵们别指望会得到宽容。

这样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的冲突进行虚构的探讨并不是很常见。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独立的公司更喜欢用事实纪录片这样更稳妥的方式来记录大英帝国。1960年3月，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沙佩维尔，67名黑人被杀害的事件发生之后，英国独立电视台（ITV）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取消了大热的节目《资产翻倍》，另开了一小时长的《分裂的联邦》节目来报道南非。不久之后，刚被释放的尼亚萨兰政治领导人黑斯廷斯·班达医生飞往伦敦接受了英国独立电视台的《本周》的直播采访，这让不希望班达的观点获得播出的《每日快报》愤恨不已。在1960年年末，格拉纳达把布尔战争做成了一个纪录片，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在南非发生冲突的原因。鉴于其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这部纪录片被取名为《礼貌的战争》实在有些奇怪。

自从英帝国出现以来，英国民众第一次可以面对面地接触帝国的现实。另外，在非洲非殖民化的关键阶段，所有参与进来的人都可以和这个国家直接对话。如果在80年或100年前就能这样做的话，那么人们就很可能对英帝国的历史进程产生重新的思考。

战后，电影制作人一直以帝国来构思情节和背景。然而，在语调和方法上出现了巨大的改变，这表明观众的观点在过去20年中已经发生了变化。旅居在外的官员们赞叹英国殖民政府的种种美德，满怀感激的当地居民却早已不再祝福“王帝”。即使是坚定沉着的人有时也会受到感动。然而，电影的魅力和战争镜头是依然不变的。

1959年的《西北边境》在很多方面都是一部描述英王爱德华统治时代印度发生的老式英雄故事。但是它体现了现代特征：宗教大屠杀，种族冲突以及新出现的民族主义迹象。一个英国官员（肯尼斯·摩尔）救了一个幼年王公，在一场惊心动魄的火车追逐之后将他带到安全地带。不像《金鼓雷鸣》中的男主角，这个王子认为感激和共同经历的危险并不能使他变为英国的朋友。随着他不断长大，他会被教导不要相信英国，历史的潮流正在向着不利于英印政府的方向发展。

在1962年的视觉大片《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有很多戏剧化的情节，但主角备受自我怀疑和同性恋倾向的折磨。剧本很清楚地表明英国正在欺骗阿拉伯人。《战血染征袍》可能是最为恢弘成就最高的帝国主义电影。它讲述了帝国主义历史上的辉煌时期——祖鲁战争中罗克渡口保卫战，但是它的主题是表现在极度严苛的环境中平凡人所表现出的勇气。这场战争中没有浪漫，观众看到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冲突，双方出于某种他们自己都懒得去理解的原因以命相搏。电影的基调是宿命论的观点：“我们在这里，是因为别人不在这里。”黑人中士如此评论道。像其他人一样，他为了保护战友的生命而作战。没人提到女王或英国。

结束帝国是这部简洁又有预言性质的《巴塔西的枪》的主题。理查德·阿滕伯格（Richard Attenborough），饰演一位顽固的海军准尉，他在非洲国家独立前夕帮助它们训练非洲士兵。到访的工党下院议员（弗洛拉·罗宾逊）是当地一位黑人政治家的女保护人，他在英国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和她相识。她怀疑这位军士本质上是一位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但实际上他是一位异常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他告诉她：“我们和他们一样好，他们和我们一样坏。”影片中流露出的腐败和未来在政治上实施军事介入的暗示使得影片的氛围变得阴郁晦暗。影片的消极情绪后来得到了证实，1966年一场军事政变导致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下台，它是第一个获得独立的英国殖民地。

在帝国衰落的过程当中，对帝国的道德辩护以及对它的美好幻想一直饱受攻击。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在最后一部大卖的帝国主义的史诗级作品《喀土穆》中扮演了戈登将军，他意识到了这是这种题材电影的绝唱。”20世纪中期不是英雄唱主角的时代，”他在1969年这样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社会的兴趣看起来都集中在受害者而不是英雄身上。”12现在是受帝国压迫的人讲话的时候了。

草根讲述帝国主义历史的电影肇始于彼得·沙菲尔（Peter Shaffer）1964年的那部气势恢宏又感人至深的《对太阳的皇家狩猎》。这部电影讲述了16世纪时毕沙罗对秘鲁的印加王国的征服，对其统治者的推翻及谋杀还有他们人民对西班牙的贪婪以及天主教的偏执的臣服。在建立更高文明名义的掩盖下，印加王国的文化被系统化且无情地根除了。这个故事的舞台在南美洲，但类似的事在之后的250年中在全世界不断上演。

在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等式中并不会出现新的内容。新鲜的是人们认识到，不仅是人民受到帝国主义的摧残，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四分五裂。随着大英帝国消失，大英帝国最尊崇的一个假设受到了攻击。大英帝国大肆宣扬的所谓的高级文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此对其他文明的完全破坏根本就谈不上正义。英国应该为帝国的过去感到羞愧而不是骄傲。左翼电视剧作家丹尼斯·波特（Dennis Potter）一直提倡打破旧习俗，在1967年10月他总结了一个新的正统言论：“可能大众历史学家最崇高的任务是让我们为自己的先祖感到羞愧，尤其是考虑到‘白人的责任’这种可笑的东西早已从学生们的课本中消失殆尽了。”13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后帝国主义的罪恶感变得更加容易进入大众的头脑。就像天天在电视中播报的新闻那样，帝国在越南、莫桑比克、安哥拉、南非就是一个铁腕压迫者的形象，在1972年以后的南罗德西亚也是这样。这些最近脱离英国统治的国家里发生的新闻也是血腥且让人沮丧的。1966年，英联邦会议在拉各斯举行，但在尼日利亚和加纳都发生了军事政变。尼日利亚长达三年的内战以及加纳和塞拉利昂的一系列新的军事政权的更迭都始于1967年。在1969年苏丹发生了军事政变，两年之后的伊迪·阿明（Idi Amin）将军夺得了乌干达的政权并开始了恐怖统治。对它以前的国民来说，帝国留下的东西似乎只有政治腐败、不断出现的独裁政府和互相残杀的战争。在非洲巡回演出的英国演员发现非洲观众对《麦克白》《尤利乌斯·凯撒》和《理查三世》的反响很热烈。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这些戏剧都反映了他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在这些后来出现的国家以及在英国一些地区中，将这些灾难归罪于英帝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面对可能成为失败的帝国主义使命，英国当时正在经历对其准则的重新评价，这些准则之前指引了英国的统治阶级和大英帝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人类学家一直在忙于分析这个所谓的“统治阶级”。他们揭露并仔细审视了这个排他性网络的存在和它的价值，这个网络横跨伦敦的俱乐部、政治活动、高级行政部门、牛津和剑桥地区的所有学院、各家银行和大公司的董事会、上院全体主教、司法部以及军队指挥官。寄宿学校与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教育之间形成了一种纽带，这种纽带培养出的学生具有富于同情心、好奇、保守的特点。英国统治者同样也是帝国的统治者。统治阶级视运用权力为一种特权，他们一直在尽情地统治印度和英帝国，因为他们可以不太受制于大众意志。14

那些仔细审视统治阶级的人也是它的批评者。流行的论调认为那些小心谨慎却又暗中操作的人应该为国家的衰退并陷入停滞负相当大的责任。他们有能力犯大错。“苏伊士战争之后，我们不能再……对我们的政府做出的英明决断抱有信心。”一个分析统治阶级的人说道，他原来是一个保守党议员。15在失去新加坡后，人们也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只不过稍微缓和了一点。差别在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在海外的种种行动看起来都遭遇了挫折。统治阶级面前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像艾登一样用老方法解决，另一条是在不知所措中后退。统治阶级的军方代表人物，格拉布帕夏抱怨说：“当英国民众讨论……改进人类的一个更高尚的计划时，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相信英国贪婪、保守，只想着劫掠其他国家。”16

不但在国外遭到误解，英国的统治阶级近来又遭到国内民众的抨击，似乎没有什么信心为自己辩护。电视节目《本周重现》（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和讽刺杂志《私家侦探》（Private Eye）都出现于1961年，它们都用一种自从18世纪以来就已销声匿迹的轻蔑的否定来讽刺公众人物。在1963年，普罗富莫丑闻通过揭露有一些公众人物沉湎于18世纪式的淫乱生活，从而对这些人进行了更大的嘲讽。对英国统治阶级的嘲讽，对道德沦丧的证明以及统治阶级辜负了国家的大众情感促成了1964年10月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获得大选的胜利。在选举程序中，工党挨个痛斥了这些古板的保守分子并承诺会让社会和经济重生，带领英国走进一个炫目的时代。

对统治阶级及其价值观的批评越来越多。身居高位的贵族傻瓜在1964年音乐片《噢，多么美好的战争》和1967年电影《轻骑旅冲锋》中饱受攻击。后面这部电影尤其具有倾向性，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出演的另一部同名电影30年前就发行了，这部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电影，抛开历史事实，信马由缰地将英国装甲部队在印度的抢掠和这次著名的冲锋联系在一起。这部电影的新版本在历史原貌上做得更好，但成了对官僚阶层之残忍、愚蠢、顽固、邪恶的控告，他们不过是靠自己的贵族血统才能大权独揽。

林赛·安德森在1969年发行的《如果……》对同样的阶级及其固有的价值观进行了抨击，并从侧面讽刺了挥之不去的帝国主义观念。故事发生在一个当代的寄宿学校，这部电影与吉卜林最知名的诗歌同名，当一代又一代的公立学校男生走出学校去掌控他人命运的时候，这首诗就如同北极星一样来引导这些人。尽管校长相信“在现代世界”中领导力的重要性，这个学校仍充满残暴，由绰号叫“鞭子”的残酷教官管理，他们有时会照着G.A.亨蒂笔下英雄的样子谈谈责任和对国家的尽责。他们的对手——三个叛逆的学生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斯多帝和他的伙伴们》，但是不像这部小说中那样，他们的精力和天赋没有用到建立一个帝国上。他们认同帝国的破坏者，例如一个黑人游击队员，他们把他的海报贴在了自己书房的墙上。17

这部电影的高潮出现在这个三人组在学校纪念日那天上演的起义活动。一个胡须浓密、胸前挂着很多奖章的将军发表了主题演讲，看他的样子似乎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中走出来的。他滔滔不绝地讲着那个时代的陈词滥调：

这很让我们感到悲伤，如今在英国抛弃传统已经成为了时尚。让我们国家拥有生命力的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现代的精神病学家、牧师、各式各样的博学家嗤之以鼻……不要介意这些愤世嫉俗的人的嘲笑。让我们真诚地尊敬……责任……国家荣誉。

这些叛逆者突然拿着机关枪和手榴弹发起攻击，这位将军和一位牧师则组织了反抗。在反抗的人群中表现最勇猛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讲话的口音像是南非的英语，又像是带鼻音的罗得西亚英语。

在《如果……》中，帝国和它建筑师的价值观是一个更宏大目标的一部分，是一个内部腐朽的体系。电影首次在荧屏上映时，因为哈罗德·威尔逊继续前任的脱离政策，实体帝国已经瓦解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就像是堂吉诃德般在向风车发起冲锋。尽管学校对集体比赛项目和军事训练非常重视，但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也不会在索马里当上地区长官，或者在边防站指挥战斗，然而这些年轻人必将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这个阶级领导下的国家按照《如果……》的观点来看，仍然被一种过时的思维所掌控，只能靠武力才能将其消灭干净。

在社会、政治、思维上面认识的异见的现象形成了帝国最后时光的背景，《如果……》是其中极端的例子。与此同时，在1944年教育法案提供的上升通道的帮助下，新一代暴发户掌控了权力，保存旧秩序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然而他们并不完全否定旧秩序对英国和世界的看法。文法学校毕业的哈罗德·威尔逊将英国称作“世界大国”的方式和伊顿公学校友寇松的如出一辙，而且看起来只要英国拥有令人生畏的核武库，这样的判断便是正确的。

氢弹、“北极星”潜射导弹与核潜艇（其首舰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无畏”号）使英国留在了一流强国的阵营中，这也是对正逐渐消逝的英帝国的些微补偿。伴随着它的消散，19世纪晚期的反帝国主义逐渐充满了正在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校园和教室里的正统言论。所有的海外帝国都是资本主义的扩张，他们毫不留情地压迫、掠夺自己的子民。那些一直被灌输要为帝国感到骄傲的人的子孙现在要学着以它为耻。英国因帝国而受到贬低和败坏。不管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这种认识使得英国相对比较容易接受自己蒙受重大损失这一事实。

第六章

乌呼噜：自由万岁，补齐短板

1959-1980

“不列颠最好别让我们生活在一群该死的黑猴子的统治下，学学南非，那才是解决他们的方法。”在1963年南罗德西亚（Southern Rhodesia）的索尔兹伯里的酒吧里，一位第一代苏格兰移民者如此大发脾气。1非洲正在面临改变，但当罗德斯的军队在这个国家里纵横驰骋，以马克沁机枪解决罗德西亚当地的问题时，罗德西亚人的心思却还是纠结在那并不复杂的历史上不愿改变。另一个过去时代留下的老古董索尔兹伯里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在1961年3月告诉上议院：“我可能既要悲悼又要抱怨，反正我不会像伪君子那样说话，因为没有谁能比我更加狂热地相信英国在非洲的使命。”他继续阐明让黑人自治而对白人的诉求置之不理并非英国使命的一部分。鉴于他是英国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的一名主管，因此他的钱包也许也和他的心紧密相连。但无论什么时候提起此事他都很容易动怒，而且坚持说当公司主管这件事对他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2

对于在酒吧里的那个人和索尔兹伯里侯爵来说，非洲的情况正在恶化，现在表现出的不稳定性威胁着在过去70多年里定居于此的白人后裔。同时，英国国内有相当多的一派，接受了工党和保守党的自由派认为的非洲即将迎来新黎明的观点。现在很难理解20世纪60年代早期致力于使英国的非洲殖民地逐渐独立的乐观主义思想。人们带着非常美好的祝愿在一种狂欢节式的氛围中为其举行独立日庆典。当旧旗落下新旗升上时，皇室成员就站在边上，他们在演说中表示英国祝愿这个新生的国家一切好运。战后殖民地秩序的所有一切理念都被再次重申：无记名投票，大权在握的民选立法机构，戴假发穿长袍的议长。非洲的法官已经在伦敦的律师学院完成学业，身着红裘白貂，在一个个模仿英国巡回审判庭的法庭上主持审判。民主和法律看起来已经深深扎根，睿智地引导着国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一切让英国感到满意。

但这种过早出现的陶醉感很可能是太天真了。对于苏丹、加纳、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来说，尽管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不同，却都不约而同导致了民主制的覆灭、一系列的宫廷政变、军事独裁、腐败以及长期的经济动荡等等。对于像索尔兹伯里那类本来就怀疑非洲国家自我管理能力的人来说，这些似乎都恰好堪为己用，也难怪他们会立即讲“我早就说过了”。有些人对这个高尚实验不幸夭折倍感失望，指责非洲的不幸是英帝国时代的直接结果。官僚们为了自己方便或者大国代表们一时兴起就划定的国界，因为造成了民族混杂而注定短命。况且在殖民时代，当地的传统社会和经济秩序出现混乱，更不应该有人傻到相信那些寿数不过一代人时间的殖民地政府会创造出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延续感。而且无论如何这从来都不是其主要目标。

至少到1948年时，英国政府还认为到20世纪最后25年，殖民国家独立的时机才真正成熟，这个判断显然是合理的。无论如何，从被殖民者的政治智慧和即将掌权者具有的经验来看，殖民地独立的时间表都略显仓促。但是当黄金海岸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如果减缓这一进程就可能造成暴力冲突时，英国人就会更多地考虑一己私利。即便如此，这个殖民地在民主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起其他地方还是要久很多。从1894年开始，地方纳税人就可以投票选出村庄和乡镇委员会中的半数成员，但是却很少人会真的行使这一权利。1922年，在阿克拉（Accra）登记的1117名选民中只有46名在选举日出现在投票站，而在塞康第（Sekondi）登记的717名选民则一个也没有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非的政治活动渐渐活跃起来，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群体对此贡献最大。想获得领导权的人一般会在其流亡英国或美国期间在当地的学生流亡者组织中学习政治手腕。恩克鲁玛曾在美国的大学待了十年时间，后又在伦敦学习了两年法律，最后才在1947年返回家乡。肯雅塔（Jomo Ken-yatta）于1931年到1946年期间并不在肯尼亚，而是在英格兰学习并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在《河畔的桑德斯》中当临时演员。班达（Banda）在1927到1937年期间先后在几所美国大学里学习医学，从1939年到1953年他又在英格兰担任全科医师。之后他在加纳待了四年学习政党组织机制以及如何调动民意。这些政治训练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学到的行政经验仅仅局限于如何掌握政党。除了专业的政治家，还有一些人与英国的官员在各个省级议事会中通力合作，这些议事会就好像是培育未来领袖的摇篮。尼日利亚的本杰明·奥兹克维（Benjamin Azikwe）曾在美国的大学里讲了十年课，1944年以后则开始在当地政府工作。牛津大学拉斯金学院的汤姆·姆博亚（Tom Mboya）也在肯尼亚独立前的十年为肯尼亚各工会和地方政府工作。

这些人是不断壮大的职业政治家群体中的佼佼者，英国政府可以和这些人合作。而之前在非洲原来的统治阶级中的盟友被谨慎地置于执政边缘，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头脑正常的人，”一个约鲁巴人（Yoruba）首领抱怨道，“都开始感觉到傲慢的英国统治者反而比巧取豪夺的本民族领袖要更堪忍受。”3他的观点可以被理解，非洲的本土政治家们十分清楚他们即将成立新政府执掌大权，而且随着获得独立日期的临近，殖民地官僚和英国大臣对他们的态度也在随之改变。

非洲政治所呈现出的言论和行为与独立前的印度以及埃及对抗英国时的情况极其相似。非洲政治运动倾向于聚焦一个有魅力的人物，这个人物通常是一个体量巨大、纪律严明并声称为全民族争取利益的政党领袖。当地教会的圣歌与应和等形式也被改良用于民族主义仪式，人们常在大型政治集会上进行类似的唱诵。在肯尼亚是这样的：

“乌呼噜！”（自由）

“乌呼噜！”

“乌呼噜那乌玛嘎！”（自由与团结）

“乌呼噜那卡奴！”（自由与肯尼亚非洲国家联盟）

“乌呼噜那卡奴！”

“乌呼噜那肯雅塔！”（自由与肯雅塔）

非洲的人们需要这种形式的大众教育来给予他们力量与自信。汤姆·姆博亚还记得在1952年他的父亲和部落的长老们建议他远离政治：“我们永远也斗不过欧洲人。毕竟他们有飞机，他们能飞而我们只能走，他们还有汽车和枪炮。”4然而不到五年，加纳就获得了独立，还一度成了非洲民族主义的动力来源。1958年在阿克拉召开了第一届全非各族代表大会，大会呼吁将整个非洲大陆从帝国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

对于英国政府来说，非洲殖民帝国的瓦解已经没有悬念，问题是其瓦解的时间和方式。这个过程对加纳和其他西非殖民地来说还相对容易，因为它们全体国民都是黑人。而在非洲中东部，白人定居者的存在就使情况变复杂了，主要来自英国的白人把自己视为殖民地的经济支柱而且习惯于对黑人颐指气使。尽管在南罗德西亚从1923年起就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是英国殖民事务部却有意地阻挠了白人殖民者试图在肯尼亚获得主权的一切努力。

肯尼亚白人定居者可能只是孤军奋战的想法被1952年的茅茅起义彻底粉碎了。这是一场扎克雷式的农民起义，仅限于基库尤人内部，无差别地反对一切欧洲化的事物。茅茅是一个神秘的组织，其成员通过在惊悚的性仪式上宣誓而联系起来。茅茅运动的绝大部分受害者是被怀疑与殖民当局合作的基库尤人。这种行为在之后的国家紧急状态中遭到了清算，到1953年12月有超过15万茅茅党嫌疑分子被羁押在拘留所，12000人被确认为茅茅党成员，其中150人被处以绞刑。战况惨烈并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从1952年11月到1953年4月，430名试图越狱的囚犯被射杀，还有的被施以酷刑。5

茅茅党人在基库尤人当中掀起了一场内战，大部分基库尤人选择与掌握王牌的英国人为伍。他们的敌人武器简陋，根本不能和殖民地军队展开势均力敌的战斗。茅茅党人只杀害了很少的白人定居者，但产生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总使白人想起他们在人数上的渺小和孤立无援。茅茅党人是白人的终极噩梦，这些梦中会出现刀枪不入的非洲巫师以及对手拿大刀长矛的部落人发动突然袭击的恐惧。但是在熬过了一些心惊胆战的事件以后，多亏了那些受英国训练的非洲民兵（承担了警察的重任）、正规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肯尼亚的白人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到1956年，除一小部分游击队员外，茅茅党人都已被捉拿归案，剩下的要么已经身亡，要么就是被监禁在集中营中。在那里他们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洗脑，以使他们不再被之前的誓词所蛊惑。

尽管虚无缥缈，茅茅运动还是短暂地造成了其他非洲人的浮想联翩。“我们想要茅茅党，我们受够了欧洲人，想把他们杀死。”1953年4月在北罗德西亚的卢萨卡（Lusaka）举行的一场政治会议上，某个非洲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声。6警方的情报人员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同时记录下来的还有北罗德西亚非洲国民大会主席哈里·努库布拉（1946年至1950年间在伦敦政经学院学习）鼓动听众发起宣传战。

北罗德西亚的斗争针对的是中非国家联盟（CAF）。它是1951年的殖民事务部官员强加给工党政府的，他们认为这个联盟可以解决北罗德西亚、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未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种政治上的拉郎配将白人人口占比极少的两个英国直辖殖民地与白人占绝对多数的南罗德西亚强行捆绑在一起。1953年中非国家联盟诞生时，其白人和黑人的比例就高达1比66.绝大部分白人住在南罗德西亚，那里有22万白人和350万非洲人。黑人对这个新的联盟全无信任之感，他们认为它只会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并将他们拖入南罗德西亚统治的轨道。

为英国移民编写的1950年版《南罗德西亚手册》将这件事的内涵讲述得很清楚。这里只希望熟练工人来定居，“因为我们的非洲人口以及非洲人做体力工作和大部分低技术工作的事实”。英国人对美好生活有了期许，对女性尤其是这样：“从总体来看，居住在罗德西亚的家庭主妇要比英格兰的妇女们更讨人喜欢。”黑人侍者数量很多，但是新来人也要谨记尽管“一般当地侍者都像孩子那样单纯”却喜欢小偷小摸，因此毫不手软也是非常重要的。7

种族隔离措施在各地大行其道。1955年休·格林（Hugh Greene）爵士访问南罗德西亚，意在为其广播系统建言献策。他遇见了时任联盟首相的戈弗雷·哈金斯（Godfrey Huggins）爵士。哈金斯告诉格林说白人议员和黑人议员被禁止在国会大厦一起就餐。从罗德斯和詹姆森的时代开始，情况就没有发生改变。一个工厂经理告诉格林：

前几天我有一个从北罗德西亚来这里的朋友，他说又看到一次真正的鞭刑，真是让人感到如释重负。他告诉我：“你知道在北罗德西亚，如果你敢抬手打任何一个人，他就会把你拉进警察局。”8

同年，一个白人将自己的一个仆人鞭打致死，他被判处了一年监禁并要付给遇害者家庭100英镑作为补偿。9一个非洲人也因为偷了16件衬衫而被判入狱一年。因此，当殖民事务部发现很难激发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黑人对联盟的热情时，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对联盟的反对情绪在尼亚萨兰是最激烈的，从1958年7月开始，刚返回的班达医生（Dr.Banda）接受了非洲国家大会总主席的职务。严格遵从官方对联盟态度的总督罗伯特·阿米塔奇（Robert Armitage）爵士被班达鲜明的态度和他获得的支持吓到了。阿米塔奇要求摊牌的尝试最后被证明是愚蠢的，他以发现了一次企图杀害8000名白人的茅茅式阴谋为借口，在1959年2月18号宣布尼亚萨兰进入紧急状态。不管有没有阴谋，也不管证据是不是还远未被坐实，阿米塔奇已经确保获得了一个调查反联盟运动的真正实力并压制它的机会。10正常的合法权利和司法程序的中止为黎明突袭、逮捕和拘留提供了条件。班达被拘捕并扭送至北罗德西亚的圭洛监狱，来自北罗德西亚和坦噶尼喀的军队紧急介入来应对不可避免的示威游行。四个星期内死亡人数就上升至52人。11

在政府因一些茅茅党人在肯尼亚的霍拉集中营死亡而备受指责的时候，阿米塔奇的行动让政府颇为尴尬。就像以前一样，殖民事务大臣伦诺克斯-博伊德（Lennox-Boyd）急于预先阻止电视节目对国家紧急状态的批评，下议院中也有要求尼亚萨兰政府限制记者对当地情况报道的声音。12一度支持对尼亚萨兰镇压的南罗德西亚也开始表达不满，因此麦克米伦要求高级法官同时曾是保守党候选人的德夫林（Devlin）勋爵主持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一紧急状态出现的原因。

德夫林的报告在仲夏提交并引起轩然大波。报告认为阿米塔奇犯了大错而班达则无罪，尼亚萨兰被描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麦克米伦怒不可遏，宣称德夫林这么做完全是出于陈芝麻烂谷子的私人恩怨。德夫林是爱尔兰人（“无疑带有爱尔兰人反政府的芬尼亚会血统”），曾经是天主教徒，还有一个兄弟加入了耶稣会（其实是在北罗德西亚的一名传教士），这次其实是因为没有被任命为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而进行报复。13内阁驳回了德夫林的报告并很快地炮制出了一个据说由阿米塔奇执笔的反驳意见，就在德夫林的报告发表的同一天，这份反驳书也被公之于众。

这两份关于霍拉集中营发生的杀戮事件和在尼亚萨兰所犯错误的报告控诉了失去方向和道德基础的殖民政策。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这位前政府大臣在一次演讲中让他的同事对后一点展开辩论，不过这其实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经典论断：英帝国各殖民政府绝对无法存在于道德真空中，也绝对无法蔑视其臣民的要求。“我们在非洲采用非洲的标准，在亚洲采用亚洲的标准，而在这里可能会用英国的标准。”他继续说：

所有的政府，所有人对人的影响都取决于观点。我们在非洲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在我们依旧管理的地方，还是已经不再管理的地方，都要取决于我们英国人所抱持的观点。因此无论在非洲的哪个地方，我们不能也不敢在承担责任这个问题上降低标准。14

对于这个希望恢复一向仁慈的帝国主义的诉求，反对党领袖代表安奈林·比万提出了警告，他认为英国不能让它的国家生活像非洲的冲突对法国产生的影响那样受到毒害。中非可能会成为英国的阿尔及利亚。15

麦克米伦下定决心阻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尼亚萨兰事件之后，他决定由沃尔特·蒙克顿（Walter Monckton）爵士领导一个调查团来调查中非的民情。蒙克顿是口才非常棒的律师，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仲裁者。这对联盟的新首相罗伊·韦伦斯基（Roy Welensky）爵士来说可不是好事，他曾经当过铁路工人和职业拳击手，他进攻起来可是毫不留情。在1957年，他曾不怀好意地说他从来不相信“罗德西亚人比美国殖民者胆子小”。他的前任哈金斯（现在的马尔文勋爵）也发出过类似的威胁。他在谈到罗德西亚的军队时说：“我希望我们不必像曾经的北美殖民地那样使用我们的军队，因为我们正在和一个愚蠢的英国政府打交道。”16麦克米伦对他的口出狂言相当重视，他认为如果工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南罗德西亚可能会发生叛乱。

8月，麦克米伦告诉蒙克顿要竭尽全力在中非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失败会使中非以及肯尼亚陷入“所有人都会被卷入的漩涡之中”。他还指出尽管白人霸权注定将失败，但是他希望在此之前可以完成一些事情来帮助白人定居者，因为他们对于非洲来说至关重要。17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像当时的阿尔及利亚发生的那样出现旷日持久的冲突。而且英国绝不会为保护白人在非洲中东部的霸权而出钱流血。

麦克米伦在保守党内的地位因为他在10月大选中的压倒性胜利得到了提升，因此他得以在非洲实施更激进的政策。他选定的助手是46岁的伊恩·麦克劳德（Ian Macleod），他极具天赋，聪明敏捷，有时会表现得像一位刻薄的保守党自由派人士，气质上非常适合执行家长式的殖民政策。他的工作被首相称为“最糟糕的工作”，因为一旦失败就意味着流血。上任一年后，麦克劳德向他所在的政党大会表白自己行动的正当性，因为它们其实是迪斯雷利“一个民族原则”在非洲的延伸。黑人和白人将会像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富人和穷人那样走到一起。

然而实现妥协和合作可不容易，但是麦克劳德拥有主持会议的天赋和极大的耐心。他也愿意承担风险：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取消了肯尼亚的国家紧急状态。1960年4月他恢复了尼亚萨兰政府的正常运行，两个月之后，他不顾阿米塔奇和韦伦斯基激烈的反对，毅然释放了班达。麦克劳德公开表白自己支持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尽管每个人都明白必须终止尼亚萨兰的紧急状态，因为其有限的资源早已不堪重负。1939年，警务开支为2.2万英镑，而在1960年则达到了100万英镑，占到了整个殖民地预算的1/6.18

麦克劳德最大的成就在于修订了独立时间表以及监督了中非联盟（CAF）的和平解散。筹备权力交接可不是一件美差，因为它牵涉到草拟宪法并在大会上讨论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会登上报纸头条也不会赢得公众赞誉。不过麦克劳德的工作得到了承认，至少非洲人很肯定，因此在乌干达和尼亚萨兰，伊恩成了很流行的名字。独立以后布兰太尔的一条大街也被命名为“麦克劳德街”。19这是对其辛苦的一种回报，最终坦噶尼喀、乌干达和肯尼亚分别在1961、1962、1963年取得独立，中非联盟在1963年解散。1964年尼亚萨兰独立成为马拉维、北罗德西亚则在独立后改名为赞比亚。

麦克米伦一直都是这些改变的幕后推动者。他总是从经验而不是情感的角度来审视英帝国，他一直追问殖民地在经济和战略方面对英国有什么价值。20他像一位实干家一样在1960年初完成了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著名考察。他像电影《河畔的桑德斯》中的情节那样在阿克拉登岸，在尼日利亚他发现那位虚构的殖民长官后继有人——一位散发着睿智气场的殖民总督——詹姆斯·罗伯森（James Robertson）爵士。罗伯森告诉麦克米伦尽管尼日利亚人可能需要25年的时间来为自治做准备，然而让他们现在就自治则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因为拖延会让那些现在作为领袖被培养的聪明人变成叛乱分子，而“暴力、痛楚与憎恨”则会纷至沓来。英国人只能在立即独立或者长达20年的镇压中做出选择。21

在南非，现在轮到麦克米伦来对整个非洲的白人进行说教了。他在开普敦的南非议会发表了演讲，一开始他就讲到了一个历史教训：“从罗马帝国崩溃开始，欧洲政治生活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情况就是独立的国家持续出现。”现在非洲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在他访问非洲大陆的过程中，他对非洲表现出的一往无前印象深刻：

变革之风正在吹遍整个大陆，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民族意识的高涨是一个政治事实。我们必须全盘接受这个事实而且我们的国家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南非下院议员对此报以礼貌性的掌声，然而麦克米伦的意义30年之后才真正被人们理解。

对于居住在英国非洲殖民地的白人定居者来说，麦克米伦和麦克劳德是一对儿叛徒，他们两个人的言行无异于叛国。“这个糟糕的英国政府已经完全背叛了我们，”一个肯尼亚农场主在1962年这样抱怨道，“我们会拥护准备战斗到底而不是总想着放弃的人。”麦克米伦第一次到肯尼亚是在1938年，为他的王室领地农场签订了一份长达999年的租约。官方希望他在和黑人打交道时把自己看成具有乡绅和校长双重身份的人：“我不是传教士，我讨厌看到混蛋。我来这里是为了种地，并照管这些伙计们。他们把你当成自己的父母，他们带着自己的艰难困苦来寻求你的帮助。”22肯尼亚未来的首相和总统肯雅塔放话说任何还想“被称为‘老爷’的肯尼亚白人应该收拾行李离开了”。讲话的方式及其中暗含的恭顺确实对于某些人来说意义重大，肯尼亚白人的数量因此从1959年的6万人下降到了1965年的4.1万人。

肯尼亚温和派白人的领袖迈克尔·布伦德尔（Michael Blundell）爵士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白人大量流失的原因。他认为1945年后的白人移民“不能适应工党执政。而如果连工党都不能适应，他们又怎么可能适应非洲呢”？23如果信奉平等主义的英国变得令人无法忍受，英国社会中上层阶级就会到非洲寻求庇护，在这里旧的价值观依然大行其道，仆人也随处可见。蒙特罗斯公爵觉得从英国搬到南罗德西亚是一个不错的改变，因为英国正在遭受晚期道德肿瘤的折磨，他在1961年3月向上议院的一次经典演讲中勾勒出了其主要症状。他说：“英格兰业已身染沉疴……堕落已被视作平常：公众已经可以自由地阅读前人禁止出版的文学作品（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麻烦不止是在非洲，这里也是一样……”为了不被传染，公爵准备去荒野中吃点苦：“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居然会有我父亲帮忙刷盘子的一天，但我确实在他去世之前目睹了这一幕。他没有抱怨，所以如果在非洲也必须这样做的话，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

这些拉拉杂杂的话合起来其实对麦克米伦新的非洲政策提出了批评，领头的是另一个反对革新的老古董索尔兹伯里侯爵。他批评麦克劳德：“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了最不恰当和极其错误的方法，尤其是在他与非洲白人群体的关系上。”结果白人们认为黑人政治家已经取代他们成为英国在非洲的合作伙伴。2490名保守党下院议员和索尔兹伯里侯爵有同样的担忧，并提出一项动议以抗议麦克劳德的活动。这些异见分子中包括绝大部分的保守党右翼人士，包括沃特豪斯上校（坦噶尼喀托管地的主席）以及零零星星的几个北爱尔兰厄尔斯特统一党成员。后者很有意思，大概是因为觉得他们的身份与赞比西河以南的白人定居者更加接近。

这场对非洲政策的叛乱好似一个臭弹，空有声音却无威力。少数白人的诉求没能在英国得到像在法国那样的支持，如果保守党人在一个小的帝国主义问题上分裂则更是愚蠢的自杀行为。尽管如此，麦克劳德推行的自由主义可能导致他失去了在1963年10月麦克米伦辞职后争夺保守党领导的机会。间接受益的哈罗德·威尔逊对此满怀感激之情，他把麦克劳德列为保守党上层中最令他畏惧的人。

蒙克顿调查团的见闻最终决定了中非联盟的命运，但这却遭到了尼亚萨兰和北罗德西亚黑人的强烈反对而无法执行。1963年夏，麦克劳德的继任者R.A.巴特勒（R.A.Butler）在一场于维多利亚瀑布举办的会议上为中非联盟主持了葬礼。尼亚萨兰和北罗德西亚各自走上自己的独立之路，然而南罗德西亚则闷闷不乐地准备单干。新政党罗德西亚阵线以白人至上的政治立场暂居领先地位。

1963年到1980年间的历届英国政府都饱受罗德西亚问题的折磨。它造成了英国在国际上的尴尬局面，也使英联邦内部长期争吵并无法全心全意地应对更紧迫的国内及欧洲事务。它是英帝国最后的同时也是人们最不喜欢的遗产，正像英联邦和联合国多次声明的那样，这件事只能靠英国来解决。

随着中非联盟的解散，在罗德西亚定居的白人都深感英国已经抛弃他们，此后他们必须塑造自己的命运。1961年的宪法规定下取得的独立使白人获得了永久的霸权。作为罗德西亚阵线的领导人，伊恩·史密斯（Ian Smith）喜欢说在他和他子女们的有生之年里不会出现黑人多数统治。他1964年成为首相，时年45岁。史密斯似乎不太可能与英帝国为敌，他将自己和他的国民视作一切传统的帝国美德之化身，G.A.亨蒂（G.A.Henty）就曾经赞赏过那些美德。史密斯不是学者，而是像罗德西亚人一样醉心于运动，英式橄榄球、板球、网球样样精通。战争期间他开过“飓风”战斗机，政治偶像是丘吉尔，他认为丘吉尔绝不会把罗德西亚留给黑人统治。作为谈判者，史密斯在开始的时候固执又狡猾。作为政治家，他坦率直接而且非常爱国。他在白人团体中的支持者非常多，在1965年5月的选举中，他的罗德西亚阵线党赢得了全部50个为白人预留的席位。

这次选举为11月11日的“单方面宣布独立”提供了许可。之前史密斯与匆匆飞到索尔兹伯里的哈罗德·威尔逊在最后关头进行了一次紧急谈判。英国首相与之后他的继任者一样，坚持只有英国议会拥有允许罗德西亚独立的合法权利，而只有当罗德西亚独立以后，黑人才和白人才一样拥有选举权。会谈不欢而散，威尔逊在这个极其令人不快的活动后返回。在一次晚宴过程中，笨手笨脚的蒙特罗斯公爵讲了黄色笑话，表演了肚皮舞，威尔逊只好忍了下来。25令人沮丧的是，威尔逊这位贵族似乎也开始屈服于这种日渐衰落的现象，而这正是他四年前在议会上院所批评过的。

威尔逊回国时公开宣布，如果罗德西亚宣布单方面的独立，英国也不会使用武力使罗德西亚屈服。这一表态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史密斯原本担心自己的军队不敢跟英军交战，这下他放心了。威尔逊并不知道史密斯的担忧，他知道的是罗德西亚的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英国军方的长官也很不愿意在交通线过长的情况下进行战斗。况且，在赞比亚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基地也需要时间。即使后勤的问题得到解决，人们也不会有太多的热情来支持这场战争，尽管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自由党领导人乔·格里蒙德（Jo Grimond）非常赞成开战。但舆论调查显示大众舆论并不支持他们。天生不好斗的威尔逊对此十分满意，因为他担心冲动行事可能导致第二次苏伊士运河危机或者更糟——英国的越战泥潭。他宣布将通过经济制裁解决罗德西亚问题。

然而英国却输掉了与罗德西亚的消耗战。罗德西亚发展迅速，自信心极度膨胀。在1967年到1973年间，3.9万名移民来到罗德西亚享受这里的繁荣。根据英国广播公司驻当地记者的说法：“大部分来罗德西亚的人都是为了这里良好的生活条件，无疑他们过上了这样的生活。”26双方的谈判还在不时进行。威尔逊和史密斯曾有两次会面，第一次是1966年12月在“虎”号巡洋舰上，第二次在1968年10月它的姐妹舰“无畏”号上。两次会晤都因为在主要条款上的分歧而陷入僵局。在第一次会晤时，给海军官员留下的印象是“史密斯是个老好人，而威尔逊则是个老混蛋”。但当他们与罗德西亚人实际接触以后又都改变了自己的说法，因为罗德西亚人暴露了他们其实“是粗鲁无礼的种族主义者，在他们的对话中甚至会直接侮辱黑人”。27

这些让人感到有些讨厌的罗德西亚人的特点很吸引其他人，尤其是保守党内部的极右翼分子。下院议员哈罗德·索里夫（Harold Soref）说：“罗德西亚有英国兴盛时期的特点：爱国、自立、自强、法制、稳定，罗德西亚就是英国最好时期的写照。”28这个人间的伊甸园有时被称为“灌木丛中的贝辛斯托克”，是对战前横穿赤道的中产阶级聚集区的拙劣模仿。其内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齐全，打领结、身穿运动上衣和短裤的男人充满必胜精神在运动，他们只谈论运动和那些了解他们地位的女人。黑人现在也这样做。在《单边独立宣言》宣布后不久，一名前罗德西亚警察告诉记者他以前一直被灌输“非洲人就是一堆粪，就应该被踢到一边儿去”。29

非洲人当然要反击。黑人民族主义者运动遭到禁止，其领导人要么被逮捕，要么被流放。武装斗争在《单边独立宣言》宣布后进展缓慢，到1972年才开始走向高潮。这种类型的战争很相似——突袭和由名为“丛林男孩”的游击队进行的暗杀，旨在磨损敌军的意志。主要有两支游击队：约书亚·恩科莫（Joshua Nkomo）的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ZIPRA）和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ZANU）。游击队搞得有声有色，他们的武器是包括火箭弹在内的现代化苏联装备，他们在赞比亚数量众多的基地受训，1975年后又转到莫桑比克训练。

消灭游击队的斗争消耗巨大、充满不确定性，一点点地消耗着罗德西亚的人力和财力。到1979年，罗德西亚47%的财政收入被消耗在战争投入上，政府被迫动员越来越多的黑人填补军队中的空缺。同时它的对手还变得越来越强大。1978年9月，游击队使用了萨姆7型热寻的导弹击落了一架执行国内飞行的子爵式客机，另一架飞机在1979年2月被摧毁。罗德西亚人开始感觉到胜利离他们越来越远了，于是便开始用脚投票。在1977年到1980年间，4.8万名白人移民国外，占当地欧洲人数量的1/5.

这告诉我们，就像在肯尼亚和葡萄牙殖民地曾经发生过的一样，没有母国的武力做后盾，殖民者就无法维持自己在殖民地中的地位。况且，到20世纪70年代末，罗德西亚军队与对手在装备技术上差距正在缩小。两架客机被击落就是最好的证明。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英国军队曾经葬身的阿富汗进行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他们将得到更为惨痛的教训。

如果继续进行消耗战，可能会失败，但停止战斗保存实力就必须对黑人做出重大让步，史密斯和罗德西亚阵线在1978年初不得不从中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并与三个相对来说不太激进的政党结盟，包括艾贝尔·穆佐雷瓦（Abel Muzorewa）主教的非洲联合国家委员会，纳达巴尼基·西索尔（Ndabaningi Sithole）的非洲国家委员会以及奇劳酋长的津巴布韦人民联合组织。结盟的最终产物是“内部解决”，它制定了一部宪法，增加了黑人代表的数量。1979年4月，穆佐雷瓦主教成为津巴布韦罗德西亚这个名字很长的国家的首相。一个月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女士领导下的保守党赢得了英国大选。罗德西亚与英国达成共识的希望似乎迫在眉睫。

罗德西亚的乱局仅仅是撒切尔夫人继承的众多棘手问题之一。她下决心要果断迅速地处理，同时衬托出过去的政府是多么地笨拙。夏季在卢萨卡举行的英联邦会议上，她坚称英国就可以单独解决罗德西亚问题。办法就是把这个国家重新置于英国政府的管控下，英国政府可以监督选举，所有的政党包括穆加贝和恩科莫（他抵制了4月的选举）在内都要参加竞选。英联邦的代表们别无选择只好默认了这个决定。已经厌倦了战争的津巴布韦罗德西亚，无法获得渴望已久的国际承认，也同意了这个决定。

包括伊恩·史密斯（他获准免遭叛国罪起诉）在内所有派别的代表在秋天齐聚伦敦。会议在兰开斯特门召开，外交大臣卡林顿阁下担任主席，最终解决了罗德西亚的问题。罗德西亚重回英国怀抱，索姆斯勋爵成为新的总督，他带着一小支军队和智囊团监督了游击队缴械投降和进行大选的过程。穆加贝赢得了总统选举，他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和恩科莫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执政。在新的津巴布韦国民大会中，史密斯爵士获得了20个为白人预留的席位中的一个。津巴布韦国民大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将一座西塞尔·罗德斯的雕像夷为平地。

第七章

未竟的事业1979-1998

当津巴布韦人将罗德斯的雕像从基座上拉下来的时候，英国人正试着忘记他以及英帝国的过往。现在英帝国所剩下的只有地球仪上几块深红色的小点：直布罗陀、亚森松岛、圣赫勒拿岛、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福克兰群岛、被雪包围的属国、皮特凯恩群岛（“邦蒂”号军舰哗变者的后代以及他们的塔希提新娘定居在这里）、香港、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岛。很少人知道这些地方在哪里，更不用说了解这些地区是怎么和英国扯上关系的。他们是帝国的遗产，这些地区居民的福祉曾经是现在也是英国的责任。

拥有这些地区很大程度上对一个正在寻找新的、后帝国主义身份的民族毫无用处。就像1964年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的政府一样，后续的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政府都在试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努力重塑英国。每个政府对于新英国都有不同设想，但是他们都同意这个民族应该和过去的帝国主义历史一刀两断，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对帝国主义满怀疑虑。在1979年保守党赢得大选以后，他们的努力都集中在将英国打造成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动机，一个打破已在西方世界流行超过50年的经济规律而繁荣发展的国家。工党在1997年5月1日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他们急切地希望强调英国是一个现代的创新型国家。“我想让我们重返青春时代。”新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两年前的工党大会上表明了心迹。至此，重返青春已经成为对转瞬即逝的时尚的提升并重新定义英伦风格，人们认为这对外国消费者是一种吸引力。在一些地方，米字旗被认为是一种障碍，因为它代表了陈腐的帝国形象。因此英国航空公司将它从飞机的尾翼上抹去，换上了一些俗气的设计图案，它们让人不禁想到第三世界国家旅游商店出售的那些所谓“民族风”艺术品。然而，还是有一些外国人会说原来的英国是好的。威海卫（Wei-Hei-Wei）曾在1898年到1930年被英国人占领，在1997年6月，一个从那里来的上年纪的中国人形容当时那里的英国人是“诚实又有礼貌”，并且有一套“很好的法律系统”。1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英伦风格”还是与英帝国的过去藕断丝连。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对法战争期间，加强国家团结曾得到了大肆宣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联合以及它们之间的聚合力在英帝国发展的关键期至关重要。确实，1907年苏格兰加入联合的很大原因是其内部普遍希望分享此前一直由英格兰独享的海外商业利益。这个联合给了苏格兰人以接触殖民地、热带地区市场、最终进入帝国军队的各种委员会以及获得帝国政府职位的机会。阿盖尔郡的基尔马丁教堂中的一个墓碑把这点讲得很清楚。据这个石碑记载，尼尔·坎贝尔（Neil Campbell）在1786年加入了东印度公司军队，“希望通过这次光荣的远征偿还其父辈的欠款，这些欠款是因为埃尔（Ayr）银行的失误以及随意与他人进行经济活动造成的”。他本应该能够成功，因为他有两个都有可能给他带来很高收入的职位：印度阿考特地区纳波布的副官和军队委员。但随着帝国的解体，这个机会也烟消云散。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帝国的末日同时出现应该也不是完全的偶然。原因简单，政治上的联合已经是得不偿失了。

联合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民族自决原则使殖民地自治成为现实，而将这一原则扩展到联合王国的不同地区，则是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在兑现自己的诺言。1997年9月，苏格兰人全体同意建立苏格兰国会的提议，而威尔士人则对于在加的夫建立一个相似的机构不太热情。厄尔斯特的清教徒支持联合的热情很强烈，这并不奇怪，因为厄尔斯特从英国其他地区获得的补助高达30亿英镑。然而，1998年5月举行的公投却意味着未来北爱尔兰将和爱尔兰的关系更近，更多的民族主义者少数派将加入政权，他们当中很多人仍希望看到联合王国解体。

自从17世纪苏格兰长老会派定居者首次来到北方，爱尔兰“问题”就一直带着一种帝国问题的意味。而在上个世纪，很多讲盖尔语的天主教爱尔兰地区已经从联合王国和英帝国中分离了出来。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通常会支持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印度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爱尔兰共和军（IRA）以进行殖民解放战争为由在利比亚寻求援助。最近，新芬党将被关押在英格兰的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和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量齐观。

以这样激进的方式损害联合王国在英帝国主义强盛的时期根本无法想象，那时它强化了其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所需要的内部连结，而放松联合王国内部的联系会不会改变英国的国际地位仍不清楚。由于历史原因，后帝国主义时代的英国依然享有很高的国际地位。它在经济方面排名世界第六，2它仍然保持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董事会中有代表，是超级经济大国组织八国集团（G8）的成员。由于对欧洲国家的动机感到不安，英国在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不过它却是美国的热心客户。

英联邦今天依旧存在，而且有49个成员国，占了世界上1/4的人口。它的规模是当时帝国的繁荣程度的反映，也提醒人们英国曾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北美的历史以及非洲、印度、中东和远东的大部分历史都是英国塑造的，在这些地区中的很多地方，英语仍然是法律、商业、政府和教育使用的语言。然而，英国在世界变革中所演的戏份渐渐地被排除在英国学校的历史课程之外，尽管表现得并不那么明显。因此在某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对大英帝国的了解，以及它如何发展、它为英国和英国国民带来了什么等等知识将只能从小说和电影中获取。

作为世界上的一股政治力量，英联邦的作为遭到了严重限制。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它的定期各国政府首脑会议一直充满了暴风骤雨，因为英国首相一直要忍受批评他处理罗德西亚危机做法的虚伪之词，以及人们对他最近并未全心全意地制裁南非的批评。撒切尔夫人觉得这些事情很烦人，经常压抑不住她的感情。曾经有一次，在1985年拿骚（Nassau）会议期间，当一个乌干达的代表在种族歧视问题上对撒切尔夫人进行说教之后，她突然发火，反过来提醒他乌干达本身就存在着驱逐亚裔人口的可耻行为。亚非国家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总是令那里的人们一触即跳。除此之外，在肯尼亚、津巴布韦、尼日利亚这些英联邦国家，不同意见会被碾碎，异见分子会被拘捕，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大肆宣扬人权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欺骗。

相较而言，英联邦的功能在那些中低层次的问题上更为流畅有效。在例如教育、医疗、农业、技术这样不太重要的实用领域，观点的交流与合作为贫富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宝贵的沟通桥梁。英联邦各个机构资助的各式各样的好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实现了过去的慈爱帝国主义理想。有人觉得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会热情称赞加拿大兽医提升肯尼亚存栏牛数量的工作以及英国青年教师在印度学校教英语的事迹。他和其他思想接近的人，将非常高兴地看到非洲人、亚洲人和中国人的名字在英国大学的毕业生名单中出现，还包括会计和法律方面的英国专业资格认证。埃德蒙·珀克（Edmund Burke）曾说过的志趣相投的“一群人”共同协作的现象如今在整个英联邦中更突出、更活跃。他们获得的成就解释了为什么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两个从前的葡萄牙殖民地会申请加入英联邦。

英国皇室对英联邦国家的访问还在继续。这些努力使英联邦国家产生出很多好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兴奋和喜悦。然而最新的皇室出访——印度和巴基斯坦之旅却在当地引起争议，但是这仅仅是家庭内部的小争吵，家庭成员畅谈心声未免会比较自由，有时甚至会过头。众所周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对英联邦有强烈的关爱，她与英联邦国家人的接触时刻彰显着魅力和尊严。英国皇室的出访是有深刻含义的：他们为英帝国的臣民及其后代带来一种历史的延续感。有时他们可能会后悔英帝国的过去，但却感觉不能背弃自己曾经的老师。女王代表了一个共同的过去，她可以作为一个受到欢迎并被热情招待的客人回到她父亲的殖民地，不过她还是必须讲一讲关于帝国主义统治的性质和它是如何结束的。

在1979到1997年期间，执政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并不以强烈的历史感而闻名。确实，撒切尔夫人以及和她有相似意识形态的人都非常不喜欢谈及过去的传统，尤其是关于他们自己政党传统的争辩。在普遍自由市场中，没有多愁善感或者是那些很大程度上依靠传统才存在的公共机构的一席之地。约翰·梅杰（John Major）是撒切尔夫人的继任者，他不那么刻板，但是也只是以一种鲍德温式视角看英国，诸如可以买到温啤酒，能打乡村板球，未婚女性可以骑车去做晚祷等等。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英国文化协会以及英联邦事务部都以它们各自的方式为这种英国形象服务。尽管人们声称它们都在全世界为英国赢得了人心、支持和朋友，但每个部门的预算还是都遭到了削减。英国凭道德和文化实力赢得的国际声誉不能以盈利或损失来衡量，也不能以会计师的报告来评估。

在撒切尔夫人和约翰·梅杰的支持者中广泛流行的思想一直认为，大英帝国、英联邦还有所有跟这些有关的事物都是过去留下来的责任，尽管它们并不都是好的。然而，在1980年访问中东期间，撒切尔夫人表达了对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没有扭转工党政府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防卫政策的遗憾。3然而时光不能倒流，撒切尔夫人突然发现自己被帝国的过去困住了。1982年福克兰群岛出现的一系列难以预料的事件以及香港超过9/10土地的租期在1997年7月1日的终止，都提醒人们英帝国以及它的责任并不全是过去的事。

1982年4月1日到2日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对英国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对战争的批评声音及此后一艘英国轻武装测量船从南大西洋撤离的消息鼓励了阿根廷军事政府。如果当时英国情报部门正确地解读了他们的意图，他们完全可以被吓退。尽管如此，也有证据表明执掌阿根廷的高级官员集团其实根本无所顾忌，对福克兰群岛的攻击在宣战通知发出后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就开始了。

英国的表现是既震惊又愤怒。对于撒切尔夫人来说，这是个原则问题且情况不容乐观。在入侵发生一天以后，她在议会下院这样讲：

福克兰群岛及附属岛屿都必须保留在英国版图之内。没有任何入侵或进攻可以改变这个基本的事实。政府的目标是群岛不再被占领并尽早回到英国的管辖……福克兰群岛上的居民和联合王国的人民一样都是同一个岛屿民族……数量虽少，但他们拥有和平生活的权利，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以及决定自身归属的权利。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英国式的，他们的自身归属就是英国皇室。4

福克兰群岛是英国国土的延伸。工党领袖迈克尔·福特（Michael Foot）正确地提醒下议院阿根廷的军政府是一伙由“草根版墨索里尼”领导的匪帮，他的双手沾满了同胞的鲜血，对他们施以残暴的统治和虐待。福克兰岛上的居民应该被从这种残暴中解救出来，他们有权和英国联系起来，并且“我们有道德责任、政治责任以及各种各样的责任来保证这种权利”。他没有提及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但是其他人对此抱有热情。当朱利安·埃默里谈及这次入侵“玷污了英国荣誉”时，他的观点得到了两党很多人的支持。

所以英国发动了它最后一场帝国战争来维护自身的荣誉，并夺回一直被认为是其最不重要的殖民地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防大臣约翰·诺特（John Nott）一年前曾提出报废多艘战舰来降低国防预算，现在这些船又被调集到南大西洋。诺特时常出现在电视上，时而暴躁时而悲伤。有一位似乎特意挑选的随从人员常伴于左右，因为他声音庄重低沉刚好适合详细讲解当天的战争进程。第一手的战争镜头不可能直接播出，所以观众能看到的只是一群远离战场的陆海军将军解说正在发生的战事，另外还主动附送一些建议。

战争的结果取决于美国的配合，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冷战，同一阵营内部的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战争。里根总统很理智地支持了英国而非一个风雨飘摇的腐朽政权。但是在他的政府中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厌恶英国的驻联合国代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她担心里根的决定会得罪其他南美国家的政府。不过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都在慷慨地提供武器和情报给英国使用。

这一切刚付诸实行，美国的新闻广播员就将这场战争冠名为“帝国反击战”。在英国国内，有人感觉英国是在长期忍受了在世界各地的挫败之后终于发起了回击。这种感觉很强烈，有时甚至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另一些人则对这场战争体现出的民族主义感到震惊。雨果·杨（Hugo Young）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提出“一种民间记忆已经重新浮现”，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似乎天生就要打仗”。5这种历史记忆植根于帝国的过去，或者出现在全国性媒体带有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的文章中。叫嚣战争的报纸头条如“（阿根廷）军政府，夹紧你的尾巴”（《太阳报》）则带着一丝类似布尔战争色彩的尖刻味道。而最著名或者说最声名狼藉的标题——据每个人的好恶而定，就是《太阳报》的“搞定你了”。这个标题的配图是正在沉入水中的阿根廷重型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击沉这艘即使日渐老化却依然强大的战舰是这场战争中争议最大的事件之一。而实际上在情报显示它将参与对英作战任务后，拦截并摧毁这艘战舰的命令就已经被下达了。

总体上来讲，那些反对这场战争的人说那些炸毁“贝尔格拉诺将军”号的鱼雷同时也终结了一切协商和平的机会，尽管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阿根廷军事集团将要彻底改弦更张，因为这必将损害它在阿根廷国内已经风雨飘摇的统治。比击沉“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更令反战团体（几乎所有的左翼分子）失望的，是这个事件体现出充满侵略性的约翰牛式爱国主义已深入人心，且颇为极端。这种爱国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表现尤为强烈，在阿根廷入侵仅几天后，一伙英国“光头党”聚集在密德兰地区一个征兵办公室外，要求获得枪支并被送往福克兰群岛。当被告知他们先要接受训练时，这伙人只好通过砸坏办公室的窗户来发泄自己的不满。6

过去那种好战的帝国主义情绪并没有随着英帝国的灭亡而消散，而是在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重新浮现。可能还要另附一句，不论什么时候英国足球队到国外踢比赛，这种情绪也会大行其道。相当多的年轻工人阶级和中下层人士现在认为到欧洲任何地方打客场比赛都给他们创造了一次“打砸抢”的机会，而且他们还似乎势不可挡。很多时候政府对此束手无策，约翰逊博士曾说过这种行为在和平时期叫作放肆，而在战争期间又被称为勇敢，这句至理名言遭到了选择性遗忘。不管对其民族性格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英帝国的灭亡和世界强国地位的丧失一点也没有使英国人变得更加温和。

1982年5月底英军重新占领福克兰群岛是英军战士耐力和勇气的胜利，也彰显了撒切尔夫人决策的正确。它也让因帝国影响力逐渐消退、经济不断衰落和国内劳资纠纷频发而蒙羞的英国国家尊严再次熠熠生辉。一夜之间，英国从一个寂寥的明日黄花，变成了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大国。或者用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英国重新点燃了指引了过去几代人的那种精神。”7她指的是英国上次在苏伊士危机那种未知的极端情况下所遭受的失败耻辱被一扫而空。这令撒切尔夫人的声望大大提升，获得了“铁娘子”的称号，并帮助她赢得了1983年的第二个首相任期。

在英国国内，降下在香港的米字旗被普遍认为标志着大英帝国的终结。但其实并不是这样。英国仍然在它的“附属地”管理着15万人，其中的2/3住在直布罗陀和百慕大群岛。在1997年6月，这些人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因为当时的一次火山爆发引起了西印度岛中的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岛上居民的恐慌。“利物浦”号驱逐舰赶到了那里，舰上军官及船员指挥了救援行动，当时外交部对那些希望回到英国的难民做了安置。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移民法案不再给予英联邦居民定居英国的自主权。

对进入移民加以限制是大英帝国最后一次大规模成功地向外移民的结果。从1948年起，很多西印度群岛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小部分新加坡和香港华人、马尔他人、塞浦路斯人都在进入英国定居。这股移民潮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越来越汹涌，而之后的10年里则随着议会对其加以限制而日渐趋缓。这种移民的规模在一些地区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在伦敦的诺丁山出现了对有色人种移民的袭击事件，法西斯主义者奥斯瓦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爵士领导的联合运动党被发现参与其中。1964年，内政大臣弗兰克·索斯凯斯（Frank Soskice）爵士报告现在英国有60万有色人种居民，另有50万附属地的人民拥有定居权，有鉴于此，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开始考虑加以控制。2002年英国的非白种人口会达到450万的预测就是以上面的数据为基础形成的。一些小的区域大量吸收和聚集移民的问题导致了内政部所说的“潜在的爆炸性”局面。工党的传统支持者城市工人阶级开始越来越不安。8在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这种局面尤其突出，该地保守党议员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在1968年就预言白人社区和黑人社区之间的生存冲突会导致“血流成河”。之后当BBC采访他时，似乎受到了《傅满洲》（Fu Manchu）系列电影的影响，他预测说很快，许多他的英国同胞不管什么时候走上城市街头都会看到“亚洲面孔”。右翼分子们认为鲍威尔的观点非常睿智，而伦敦东区的码头工人也闹哄哄地游行到下议院门口支持其对移民问题的观点。但是在这一点和其他很多方面上他都被误解了。

尽管到1980年移民中的大部分已经在伦敦、其他破落的工业城镇、密德兰和英国北部的城市里定居，这次人口变化也已经将英国变成了一个多种族的社会，但现在还不是讨论这次人口变化带来的后果的时候。英国人对这次人口变化的反应是复杂的，时而是暴烈的，就像他们在前一个世纪对爱尔兰人那样。人口同化在各个社区都是不同的：1996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学校里的亚洲孩子越来越多，在一些地区通常都会获得比白人学生更高的考试分数。一次次的考试就是社会流动阶梯上的一个个台阶，而在梯子上向上爬的人发现自己正在摆脱传统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的印度人家庭乐于接受英国人关于女性教育和社区中男女平等观念。而令人遗憾的是，加勒比裔的黑人孩子经常表现得不够好，有些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就离开了学校，甚至一路堕落沦为罪犯。9

原来的帝国主义态度在决定如何接纳移民方面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强调种族优越性的帝国主义观念使人们产生了屈尊纡贵甚至是蔑视的态度，但与此同时慈爱的帝国主义家长式心态却又要求黑人和亚洲人应该得到公平得体的对待。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如何生活最终要看英国人民的道德感和应变能力。到目前为止，尽管有时会出现一些伤痛，英国社会的转型已经相当顺利了。

大英帝国的兴起以及尚未完成的衰落为我们展示了其曾经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的显著特点，比如其冷酷无情，再如其贪得无厌。对大英帝国过去投去匆匆的一瞥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其冷酷无情和贪得无厌一直是最主要的，但其实这却是误导性的结论。大英帝国是一支有道德的力量，是一股向善的力量。最后一句话应该由纳尔逊·曼德拉来讲，他回忆了20世纪20年代在纳塔尔（Na-tal）的求学生涯：

你要记住我是在一所英国学校长大，而那时的英国拥有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事物。我没有抛弃英国及英国历史和文化在我们身上产生的那种影响。我们认为英国是世界之都，因此到访英国就会有这种兴奋感，因为我在游览一个我为之感到骄傲的国家……你也必须记住英国是议会民主制的发源地，我们希望英国积极地支持我们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就像英国人民在反抗他们国家的暴政一样。

历史上几乎没有帝国会让其臣属获得推翻其统治者所必需的民智，也从没有哪个帝国会依靠这么多的爱戴和道德崇敬来维持其延续。

注释

目录

CONTENTS

美女馆长与人类头颅的那些事儿

序言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

导言 诱人的头颅

第一章 干缩人头

第二章 战场上的人头战利品

第三章 欧洲的断头台文化

第四章 人头与艺术再创造

第五章 人类的头颅崇拜史

第六章 用于科研的人类颅骨

第七章 医学院的人头解剖

第八章 人头实验

结论 是别人的头颅还是我们的？

致谢

译后记

美女馆长与人类头颅的那些事儿

此文来自于全球青年文化之声VICE.CN

世界上没什么处决方式比砍头更直接了：大脑中精密的沟回收集着感官信息，颅盖骨里藏着我们至今也没弄清楚的神秘构造。每个人的头颅都是那么独一无二，而且它的大小如此合宜，正适合捧在手心。但是，人头这死亡气息浓重的魅力掩饰不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它曾属于一个人的身体。

在弗朗西斯·拉尔森（Frances Larson）的新书《人类砍头小史》中，她试图把被切断的头颅作为器物，细致讲述它们的悠久历史，调和它们身上这些矛盾的特质。从著名的“干缩人头”和恐怖的二战头颅战利品，她写到了关于断头台的一切，以及“颅相学”的疯言疯语。为了解更多，我给她打了个电话，聊了聊这些关于人头的事。

VICE:你为什么要写关于砍头的东西？

弗朗西斯·拉尔森：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曾经在英国牛津的皮特河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工作，那里以“干缩人头”藏品闻名。那些来博物馆的参观者都一脸惊奇的样子，让我觉得很讽刺。他们会说什么“哇哦，看起来好原始，好野蛮哦”！但是实际上，19到20世纪的科学家们都会去猎取人头，他们得到人头的手段也是相当具有争议性。所以我就想，我们不如换个视角，好好看看我们自己的头颅文化史。

在历史上，人头曾经被用作一种货币，这让我很感兴趣。

真正值得惊叹的是，像人头这样的工艺品——好吧，你很难给它下一个准确定义，毕竟它还是人体残骸——竟然也可以从残忍可怖的尸骸变成如此世俗的东西。人们已经习惯了，完全不受影响。它成为了一种日用品、一种通货，被渴望、被追求。如果你对砍头这一行为的看法能足够超然，你会发现头颅确实是一种非常宝贵，也象征着权力的东西。

VICE:现在还存在人头交易吗？

弗朗西斯·拉尔森：这本书出版以后，就有人发邮件跟我说，“我就有一套人头收藏”，也确实有人会去收藏干缩人头。人头确实是一种有趣又骇人的工艺品，至今也还有人深深着迷，想要拥有它们。在博物馆里，它们也是最受欢迎的展品。

VICE:将革命者斩下的首级公开示众，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是历史上很常见的做法。但随着这种行为渐渐增多，它的效果是不是也变了？

弗朗西斯·拉尔森：是的。如果当权者总是去使用这种手段，反而会变成一声鼓舞人心的呐喊，不但无法平息反叛情绪，反而会激起人们对被砍头者的崇拜。16世纪的英国就算是个典例：当时的宗教审判非常严酷，但那些被处死的牧师都被奉为了殉道者。

VICE:你书里写到了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和他的头部移植试验。他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尝试这件事的人之一吧。但至今为止，很多人还是把头颅看作一种神圣的东西，这种想法是不是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弗朗西斯·拉尔森：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这样想。因为对于这种极端的移植试验，我个人会觉得，它在伦理上令人担忧。人们对这种极端移植试验可能性的看法，以及这背后关于人类身份的争议，都亟待被公开、坦诚地讨论。而现在的情况是，做这种试验还有很多经济和实践上的困难要去克服，更毋论伦理和科技上的问题了。所以哪怕这一切能够发生，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应该知道这件事，也应该去思考它、讨论它。

VICE:你会把自己的头冷冻起来吗？

弗朗西斯·拉尔森：不，不会。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现象。有些文化中的人相信，如果在刚死的时候就把头砍下并冷冻起来，就有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起死回生。这种想法很特别，因为它将砍头这种象征着残酷、统治与暴政的符号，变成了一种充满爱意的举动。

VICE:在书中，你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断头台比我们现在用的死刑执行方式更人性化。

弗朗西斯·拉尔森：对。要杀人，断头台是最人性的工具之一。首先它很快，而且几乎不会出错。只需一个简单的动作，被砍的人也不会太痛苦，比注射死刑和绞刑都要人道。虽然看起来很恐怖，场面也很残忍，但实际上这才是最仁慈的做法。

VICE:这就是现在不用断头台的原因吗？因为场面不好看？

弗朗西斯·拉尔森：我觉得是这样的。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还在使用断头台，所以很显然，几十年以前，这还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处决方式。我认为这与文化认同也有关系，很多人觉得人不该这样死。如今，为尸体保留尊严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几百年前，人们对断头台还是司空见惯的。显然，观念完全变了。而且断头台处决是一种直观的杀戮，被砍下的头颅可以看作一种战利品，这是大张旗鼓的征服，存在着它固有的戏剧性。

VICE:你下一本书还会写这么可怕的主题吗？

弗朗西斯·拉尔森：我希望不会了。写了这么一本书，让我的社交生活有点尴尬，因为别人会问我：“哎呀，你是个作家啊，那你都写了什么呀？”我就只能回答：“啊，就是砍头啊、人头展览啊那点事儿。”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脸色变了，脸一沉说：“哎，还以为她是个正经姑娘呢。”所以我觉着下次写书，就不要再写这么血腥的东西了。

序言 Prologue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

约西亚·威尔金森喜欢带着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去赴早餐会。160年前在泰伯恩刑场上洞穿克伦威尔颅骨的那根已经断掉的金属长钉，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把手，让客人们可以抓着这个把手，一边吃着芥末腰子，一边查看这个坚韧的遗物。1822年，他的一位客人写道：“它是一个吓人的骷髅，像其他任何木乃伊一样，被它那张干皱的黄皮所覆盖，连同它那红棕色的头发、睫毛和胡子，全都保存得相当完好。”它是威尔金森视若珍宝的私藏，他把这件宝物保存在一个专门为此定做的橡木盒子里。当朋友们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时，他就指指克伦威尔左眼上方那个与众不同的疣子。

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能力赋予他一种力量，威尔金森在聚光灯下得意洋洋，大谈克伦威尔的故事，以及他的头颅自1661年被砍下以来所经历的漫漫长旅，以此款待他的听众。它确实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而且，在一长串利用其魅力赚钱的展览经理人中，威尔金森是最后的一个。他深知，人们总是想更贴近地观看：他们被克伦威尔这颗头颅的恐怖、新奇、恶名、私密和结局所吸引。

像所有被砍下的头颅一样，克伦威尔的头也是打算用来展示的。克伦威尔本人1658年9月3日死于热病。两年半后，在复辟王朝政府大肆报复“杀死国王的凶手”期间，这位护国公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陵墓里被挖了出来，放在囚笼里拖着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随后被吊在泰伯恩刑场的绞刑架上，并被斩首。几天后，他的首级被钉在一根20英尺长的旗杆上，竖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屋顶，好让全伦敦人都能看到。那颗金属长钉在敲进他的脑袋时由于用力过猛，以至穿透了颅骨的顶部，钉子和颅骨从此再也不会分开了：克伦威尔在他去世两年之后回到了公共舞台，变成了国王的傀儡。

伊夫林和佩皮斯是那个时代两位最伟大的日报作者，他们都对这一形势的变化感到震惊。佩皮斯写道：“让我心烦意乱的是，一个像他这样大胆无畏的人竟然也要蒙受这样的羞辱，尽管在别的方面，他可能罪有应得。”而伊夫林则惊讶于这一“令人吃惊的、不可理解的上帝的裁决！”成千上万的人目睹了这位先前被葬在“国王们中间”的护国公，如今在泰伯恩刑场“那个重大而耻辱的时刻”，被扔进了一个土坑里。这两位作者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些事件，但他们看到了克伦威尔的头，因为在接下来的40年里，它一直装饰着威斯敏斯特宫：只是在1681年，屋顶例行维修期间，它才被短暂地取下来过。

对于这样一种公开展示来说，威斯敏斯特宫倒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场所。皇家高等法院曾在威斯敏斯特宫里三次开庭，许多个世纪以来，它为加冕典礼、国葬和礼仪性的致辞提供了场所。威斯敏斯特宫象征着权力的合法转移，君主和议会的权威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盟在内战之后出现的致命的脆弱性。查理一世1649年被带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接受审判；四年后，克伦威尔就是在这里端坐于市长大人面前，接受护国公的头衔。1657年，因为授职仪式，他再次走进这座大厅，国王的全部荣耀都出现在他的加冕礼上。如今，他那颗阒然无声、残缺不全的头颅茫然地注视着宾客们纷至沓来。出席国王查理二世的加冕盛宴，那是在1661年4月；现在它将继续俯瞰国王政府的活动几十年。克伦威尔，这个终极叛国者，在死后遭到了罢黜。他那颗被砍下的头颅，就像他的共和理想一样空洞，一样已然死去。只要它依旧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屋顶上扮演它作为傀儡的角色，就不会有一个人把它遗忘。

据说，在17世纪末的一个夜里，一场暴风雨把克伦威尔的头颅刮了下来。不久之后，它出现在一家博物馆的陈列柜里。在18世纪，它开始在私人之间流通，成了一件古董、一件珍贵的遗物和一个商机。

各种不同的人都会把克伦威尔的头颅拿出来展示。最早是瑞士印花布商克劳迪亚斯·迪皮伊，他在自己的伦敦博物馆里展示了这颗头颅，摆在旁边的是外国药草和珍稀钱币。1710年，一位德国参观者看后惊叹不已：“这颗可恶的头颅对英国人来说依然是如此珍贵而有价值。”接下来的有塞缪尔·拉塞尔，此人是一个常喝醉酒的演员，他把这颗头颅挂在克莱尔集市一家屠夫摊位的摇摇摇摇的挂肉钩上，以此娱乐公众。他总是把这颗头交给顾客，好让他们更贴近地观看。后来，拉塞尔把这颗头卖给了詹姆斯·科克斯，他也拥有一家经营得不错的博物馆，并且他一眼就能认出一件纪念品是否有价值。科克斯私下里向那些经过挑选的客人展示这颗头颅，并且赚取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润。12年后，科克斯决定把它卖给休兄弟，正是他们使得这颗头颅成了他们在老邦德街上开设的克伦威尔博物馆里吸人眼球的明星展品。

整个18世纪，克伦威尔的头颅在不同展览经理人的手里流转，每一次都能赚钱。唯一的问题是损耗。在某个时刻，大概早在泰伯恩刑场的那个日子，克伦威尔就丢失了一只耳朵和几颗牙齿。他的鼻子被压碎了，他的头发越来越稀疏，他的肉已经脱水并收缩，他的皮成了黄褐色，并被拉伸，变得十分坚韧。这个又干又硬的物体那很不协调的外表使得它成为一件有效的死亡警示物（拉丁语：memento mori），因为凡是把玩过克伦威尔这颗头颅的人，很少有不思考自己终有一死的宿命的。这就是死亡看上去的样子。克伦威尔，这位伟大的指挥官，如今也不过是一块物质，听凭付了钱的公众任意摆布，还容易受到自然环境的伤害。

乔治国王时代的科学人士断定，这颗头颅不过是一件古董，对有些人来说，它明显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人工制品。约瑟夫·班克斯是一位杰出的博物学家，曾参加过詹姆斯·库克船长的澳洲发现之旅，他在1813年被邀请来观看这颗头颅，但他以政治理由拒绝了。他说，他不可能下决心去观看“这个邪恶的老共和分子”的遗骸，“提到他的名字就让我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威廉·布洛克是个古董收藏家，他的收藏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埃及馆展出，同一年，他考虑为自己的博物馆弄到这颗人头，以作为“一件纯粹的古董”，但首相非正式地对他提出忠告——他认为向付费公众展示人的遗骸很不得体。

这个结论发出了改变的信号。当约西亚·威尔金森在1814年买下它的时候，克伦威尔的头颅便转到了私人手里。如今，它被专门保留给那些更高级的观众，只有这些人才能在受到控制的条件下对它评头品足。威尔金森可能忍不住在餐桌上向兴高采烈的客人展示他的这件著名遗物，但它再也不会流落到伦敦的街市上了。

当围绕这颗人头的过去产生了大量的故事时，便有人对它的真实性提出疑问。比如大量的人头开始流通：另一颗克伦威尔的头颅在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展出。威尔金森确信，他手里的这颗头才是真的，但别人并不这样肯定。比方说作家兼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他的著作《奥利弗·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就掀起了新一轮的克伦威尔热。卡莱尔认为，威尔金森的这件古董是“欺骗性的臆想”，并拒绝亲自对它进行查验。

▲坎农·霍勒斯·威尔金森1949年拿着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由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校友会提供。

如今这是一个难题，需要科学的方法来找到证据。我了解过一份专业学者的长名单，他们都检查过这颗发黄的人头：一位徽章专家、大英博物馆的一位钱币专家、颅相学学会的一位重要成员、一位著名雕塑家、牛津大学一位生理学家、皇家考古学会的若干成员，以及两位医学统计学家。他们都把自己接受过的专业训练用于克伦威尔的头颅中，如今所有人都表示支持威尔金森的主张。

到1930年代，数不清的测径器测量过它，大量的显微镜聚焦过它，关于克伦威尔的头颅，人们撰写过成百上千页的文章。这个“有点令人厌恶”的物体上每一个肿块、每一个针脚、每一道擦痕，都得到过检查和描述。然而，研究过克伦威尔头颅的科学家们也被它迷住了，他们紧张热烈的凝视，反映了这个正在朽烂的人工制品在落入私人之手200年后依然拥有的魔力。如今，威尔金森家族拥有这颗头颅已历四代，他们更愿意回避公众的关注，却三番四次被记者们拉回到聚光灯下。这些记者偶然听说了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打算写写它那非同寻常的过去。

在20世纪中叶，约西亚的重孙霍勒斯·威尔金森博士开始觉得，照料这颗臭名昭著的人头的负担太过繁重。他决定，应该让克伦威尔入土为安。因此，在1960年一个小规模的私人仪式上，克伦威尔的头颅被装进了古老的橡木盒子，埋在了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教堂门厅地板下的某个地方。剑桥大学对确切的位置守口如瓶。头颅入土时有一块牌匾，上面是这样写的："1960年3月25日，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邦的护国公、本学院1616~1917年的校友奥利弗·克伦威尔被葬于此地附近。”

再也不会有法医鉴定和DNA测试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上，科学并没有得到一锤定音的最终决定权。当然，这并不能阻止观光客来亲眼看看这个地方。克伦威尔的头颅或许终于长眠地下，但它依旧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群。

导言 Introduction

诱人的头颅

这是一本关于砍头的书。人类历史上塞满了砍下的头颅。“猎取人头”（headhunting）这个词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些远离文明并奇异、古怪且危险的世界，但实际情况是，人头长期以来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被人们炫示。说到猎取人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独特传统，而且，千百年来，人头就几乎一直装饰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断头台到大教堂，从解剖室到画廊。我们的斩首传统源远流长，甚至到今天依然存在，尽管是心照不宣的存在。

奥利弗·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非同寻常，这不仅仅因为它完好无损地存在了三个世纪，而且还因为许多年来它以那么多不同的外观被重新塑造。在断头台上被砍下，作为一个叛国者的头颅被挂在火刑柱上示众，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克伦威尔的头颅变成了博物馆里的一件藏品。人们对它的看法五花八门：一件纪念品、一件宝贵的遗物，一件死亡警示物，以及一组材料。它的价值随着不断变化的时代观念而与时俱变，它是千万颗人头的象征，千百年来，这些人头装点了世界的正义、科学和消遣。它就是以这种方式，仅仅凭借它的出身和它的长寿，把本书中的很多故事巧妙地联系起来。

然而，克伦威尔的头颅只是一颗年代久远的特殊头颅。它证实了我们今天关于被砍之头的两个最常见的假说：它们是不同寻常的，它们是古老的。时不时地，一颗漂泊无依的名人头颅的故事登上了头版头条：最近，奈德·凯利的颅骨和经防腐处理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头颅经受了科学测试，而且，在他辞世周年纪念日，记者们详细讲述了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那个老掉牙的故事，他在1942年去世的时候把自己的头颅捐献给了皇家外科医学院。诸如此类的故事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观念：人头是有着独特意义的历史标本，但情况并非如此。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之所以令人惊讶，乃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自己的文化结构中不为人知的一面，而且，大概还揭示了我们人性中某个不为人知的部分。

被砍下的头颅长期以来就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定的价值，或者说有一席之地；纵然这一价值遭到质疑，或者令人烦恼。人头过去一直以科学、战争、宗教、艺术、正义和政治的名义被展示，在某些情况下至今依旧如此。士兵们把人头当作战利品，此事并非年代久远，而就发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最近这些年，恐怖分子和杀人犯把斩首的视频传到网上，数百万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自己家里下载观看。医学生必须面对解剖被砍之头的任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发现，这是一次颇有教益的经历。朝圣者们千里跋涉，去仔细端详欧洲各地教堂里展示的圣徒头颅。艺术家们在解剖室和太平间里寻找灵感，面对别人的尸体和被切下的头颅陷入沉思。有人请求死后把自己的头颅切下并封冻保存，他们相信未来某一天，有可能围绕一个人的头脑重新生长出第二个躯体，从而起死回生。在现代文明的神殿——博物馆里，有数不清的经过防腐保存、干瘪皱缩、装在瓶子里、剥皮去肉的头颅，被向满怀热情的参观者展示。

有人取下别人的头，有人捐献自己的头；有人展示头颅，有人观看头颅：当你动身前去观看的时候，被砍下的头颅随处可见，而且就在此时此刻。最大的收藏拥有数以千计的人类颅骨——偶尔有经过防腐保存、连皮带肉的头颅——它们被陈设在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储藏架子上。在这里，这阴暗的隐蔽之处，摆放着一排排人头，成为无声的证词，见证着我们祖先的猎头传统。庞大的国家收藏，像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学会，保存着数以千计的人类颅骨，而大多数地方性博物馆，特别是那些有考古学或科学职责的博物馆，都有少量的收藏。我自己这种不大讨人喜欢的对人头的痴迷，开始于我在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工作的那段时期，那里有一批令人叹为观止的古董收藏，它们来自世界各地，曾经藏身于牛津大学各个不同的科研机构。

皮特河博物馆[1]小有名气。当我告诉别人我在那里工作时，他们往往会说：“哦，你说的是那个藏有干缩人头的地方吗？”这是因为有六个南美人的干缩人头在这家博物馆里展示，尽管在塞满陈列柜的大量珍贵藏品当中，它们并不显眼。然而，它们却成了标志性展品。几年前，一位美国出生的艺术家特德·戴温提出把自己的头捐献给皮特河博物馆（当然是在他死后）。他担心的是，如果工作人员把那些干缩人头寄回南美的话，牛津大学就一个人头也不剩了。戴温承诺，他会留下足够的钱，用于其头颅的风干和养护。馆长很客气地拒绝了他的提议，并补充道，他希望继续看到戴温活得好好的，经常来博物馆走走。

当时，我正在研究这座博物馆的历史，特别是它在19世纪晚期与牛津大学解剖系的联系——这倒是把我带向了博物馆的300颗人类颅骨收藏。我很快得知，牛津大学的人体解剖系也积累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类头盖骨收藏。撰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份内部报告指出，需要相当大的仓库来容纳这批收藏：“大约有3000件颅骨，排列开来的面积达158平方英尺，占用118英尺长的陈列架，陈列柜占地面积144平方英尺，高6英尺。总共350平方英尺，但为了方便舒适的存取等等，需要三倍于此的面积，即1000平方英尺。”当我翻阅牛津大学那些古老的用皮革装订的藏品入库登记册时——每一件新增藏品都用手写体勤勉不懈地登记在册——我被为收集这些藏品所作的不懈努力而深深吸引。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些正派体面的科学人士把别人的颅骨寄给牛津大学：有时一两个，有时一两百个。

这些排列成行的骷髅，还有那些眼睛、耳朵、头发都完好无损的干缩人头，它们之间的联系可能并非一目了然，但在我所工作的这家博物馆，其藏品都以颇为独特的方式进行了归类，这多亏了其创建者奥古斯塔斯·亨利·莱恩·福克斯·皮特·里弗斯将军的苛刻要求。皮特·里弗斯将军作为英国考古学之父而被人们所铭记，他是一个痴迷的收藏者，收藏各种考古学和人类学物品。当他在1883年同意把自己的收藏捐献给牛津大学的时候，他规定了一个条件：藏品都要根据类型，或者用类型学的方法，来分类整理——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组织人类学收藏的方法，而皮特·里弗斯使之名扬天下。我们期望一个人类学博物馆的展览按照地理学的方法来安排，使得我们能够在仔细审视非洲文化之后，再转向亚洲、太平洋以及诸如此类。按照年代学的方向走也很正常，这样一来，比方说英国的收藏，就可以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史前器物开始，然后再经过罗马殖民时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诺曼人时期，直至今日。这样的方法符合并强化了一项原则：社会是彼此分离的实体，或多或少被它们的空间边界和时间边界所界定。

然而，皮特河博物馆是依据每件物品的形态和功能来组织收藏。于是，篮筐被归在一起，鼓被归在一起，枪炮被归在一起；博物馆里有个箱子，里面只装舞蹈面具，另一个箱子只装船模，还有一个箱子只装纹身工具。每一组都包括来自世界各地和各个年代的标本，这并不是说忽视了文化的差异，而仅仅是文化比较的起始点稍有不同。起初，这一类型学方法似乎是反直觉的，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接受训练成一名人类学者，把每一个文化群体看作是一个自治的实体，其本身就值得研究；但是，在皮特河博物馆工作期间，我开始认识到用类型学方法看待事物所带来的力量。

用这种方式来整理世界，几乎就像是要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它迫使我们自问：究竟是什么把我们大家造就成人，尽管我们有着无穷的多样性。比方说，我们全都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一个人可以伸手去拿一盒火柴，而另一个人则把两根木棍互相摩擦几秒钟，来点燃一小股引火绒，但我们全都找到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温暖、照亮和养育我们的生活之路。每一个人类群体都找到了理由在地上挖洞，猎取其他动物，装饰他们的躯体，储藏他们的财产，演奏音乐，分享食物。

那么，在我看来，每一种文化似乎都找到了一个理由来把人头拿出展示。我们至今还在这么做。皮特河博物馆尽管有一些十分优秀的成果，却以此而闻名于世。那个地方有干缩人头……似乎有些讽刺的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指出，就在南美人的祖先猎取的这些人头依然在接待着牛津大学的访客时，而那些南美人，像舒阿尔人和阿丘雅人，却不再践行猎头的习俗了。展示人头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远离21世纪的城市生活。不能简单地把砍下的人头放逐到野蛮的过去，或原始的“他者”。相反，猎头的历史也在此处，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其全部的历史让我仔细思考这样一个让人很不舒服、却十分基本的问题：关于我们的共同人性，关于不人道的终极想象，我们从这里能够学到什么？

动手写这本关于人头本身（作为物的人头）的书时，我正置身于保存在博物馆收藏区那一排排整齐的颅骨中，以一个博物馆管理员的眼光，探寻它们在我们社会中储藏、观看和利用的方式，但在很多这样的颅骨背后，是一个人的故事（他们始终是人），他砍下了一个人的头，并着手清除那些皮肉。这座博物馆里的人头都被“收拾”过，收拾人头是一件脏活。对外行来说，一个干缩的人头，一个作为战利品的骷髅，或者一颗为了科学研究而被解剖的人头，是一件令人惊讶、常常也令人恐惧的人工制品，它证实了那个制作它的人确实大胆。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这些“标本”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斩首行为本身，以至于我发现自己所探究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砍下一个人的头需要怎样的残忍，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这种残忍得以发泄。

接下来的几章，既有关于斩首的内容，也有关于被砍之头在我们社会中的文化力量——特别是讨论战利品人头那一章，研究了士兵在战斗中砍下的人头，还有论述被解剖的人头那一章，它打开了医学解剖室的大门。不消说，斩下一个活人的首级今天极少发生，但在我们当代社会的某些环境下，一般人有时也会发现，自己正在以不被普遍承认的方式，处理和肢解人的躯体，而且经常遮遮掩掩，避人耳目。砍下一个人的头究竟需要多么残忍，这取决于被砍掉的那颗头。通过斩首杀人是一种暴行，通过砍头执行死刑判决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为了猎取可怕的战利品而肢解一个刚刚战死沙场的士兵是非法的和可耻的，为了科学研究而偷窃人体器官也是如此。但是，对于一个死于几百年前的人，或者是一个以书面形式同意死后为医学研究而解剖其尸体的人，切下其头颅在社会上则是可以接受的了。

与此同时，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完全有能力参与、接受、观看、甚至是欣赏斩首的壮观场面。斩首仪式在我们社会中的威力至今依然回响在一些日常的成语、姿态和笑话中。你可能一直在试图保住你的头（译者注：keep one's head，意思是保持冷静）或者不丢掉你的头（译者注：lose one's head，意思是失去理智）；在口头上咬掉某人的头（译者注：bite someone's head off，意思是严厉斥责某人）或者在身体上敲掉他们的脑袋（译者注：knock someone's block off，意思是痛打某人）；笑掉了脑袋（译者注：laugh one's head off，意思是狂笑）或者继续把脑袋安上（译者注：keep one's head screwed on，意思是保持头脑清醒）；悬赏要别人的头或者为了别人而把自己的头放在砧板上（译者注：put one's head on the block，意思是遭受指责，联系起来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代人受过）；想让某人的头放在盘子里，要不然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由于你犯下的错误而人头滚滚。这些短语把我们的历史带到了当下，把恐怖变成了幽默，赋予这一奇观的力量以一种新的、语言学上的普世性。

千百年来，各种公开处决一直是深受社会“各个阶层”欢迎的娱乐消遣，正如萨克雷在1840年库瓦西耶被绞死时所指出的那样：“小偷和贵族，同样都被此情此景逗得乐不可支，他们同样都有着对血的隐秘渴望，这种渴望一直影响着我们人类。”直至20世纪，很多科学人士依然为了他们的智力事业，沉湎于收获人头的肮脏勾当中。今天，外科医生习以为常地打开人的颅骨，插入探针或切除肿瘤，有时候还一边跟那个脑袋被探查的患者谈着话。医学博物馆的管理员悉心照料被砍下的人头，它们漂浮在装满防腐剂的容器里，偶尔更换新鲜溶液，必要的时候调整储藏条件。何种行为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因时而异，因地不同。

即使当一颗人头被完全合法地砍下，这一行为也有着令人恐怖的力量，恐怖的部分原因在于：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是如此地有魔力。死人的脸是一个迷人的女妖：危险，却诱人。我曾在医学博物馆里看过那些被切下的婴儿头。他们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孩子，大概是一百年前，如今为了教学目的被保存在防腐溶液里，悬浮而扭曲。我读到他们是如何死去的——杀婴、堕胎、疾病或畸形——带着一种麻木的却心照不宣的谦恭和顺从，对它们的谦恭，对我自己阴暗欲望的顺从。我很想知道，我是不是推着自己走得太远，会不会做噩梦，但我无法抵制它们那令人窒息的凝视。它们是时间的旅行者，从19世纪来到21世纪；它们居住在活人和死者的国度；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正是他们的脸——那张脸的外形有着平生所见过的最富有表情的皮肤和肌肉——让我不由自主努力去联想，并成功地让它们更坚定地寄住于活人的世界，而不是在博物馆其他任何的“标本”中。在排列成墙的所有人体部件——肾和肺、头和脚——当中，正是脸把参观者吸引过来，探索他们自己的震惊感。

我们只要面对另一个人的头，就不能不产生这样一种理解：脸对脸，我们是在凝视自己。我们像被强行通了电一样，对一个人的面部表情作出反应，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作出反应。看到一张悲伤、快乐、愤怒或痛苦的脸，我们便经历一种自发且迅速的神经反应，这导致我们会无意识地模仿它的表情。如果那是一张没有身体的头脸，我们身体上的本能反应——那是一种本能的移情作用——与这样一个认识相冲突：这个人必定已经死了。毕竟，缺失的东西就像留下的东西一样重要，这个人已丢失的躯体在它缺失的时候就像身体在但头不在一样让人无法抵抗。

从一个阵亡敌人的骷髅，到一个捐献者的人头，前者被描彩上色，在军队的兵营里用作烛台，后者经过防腐处理，从两眼的中间锯开，用薄纱包着，贴上标签，放在医学解剖室的架子上。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打乱了我们的轻松分类，因为它同时是一个人和一样东西。每一种状态都重申另一者，并否定另一者。它就在这里跟我们一起，然而却完全陌生。被砍下的人头是不可抵抗的——也是令人恐惧的——因为它否认了我们用来理解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二分法之一——人和物品的界定彼此针锋相对。它提出了一种明显不可能的二元性。

一颗被砍下的人头可以是很多种东西：一个惹人喜爱的东西，一件战利品、科学材料、犯罪证据、一件教具、一件宗教遗物、一个艺术灵感之源，一个恶作剧。它可以是一宗生意、一个交流助手、一件政治抵押物，或者一件传家宝；它可以同时是很多这样的东西。它的定义很不稳定，这些定义戏剧性地摇摆变动，这正是人的遗存为什么拥有让我们心烦意乱的力量的原因之一。它们把自己强加给我们，挑战我们的假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人头更加如此，它们的目光与我们自己的目光相遇。

一颗被砍下的人头，不管是保存完好，还是变成了一具骷髅，它都从另一个世界看着我们，我们所有人都注定要去那里。它让死亡对生命施加压力。用一句经典格言来说，这具颅骨是在宣布：“尔之今日，正像我之从前；我之现在，恰如尔之将来。”它那张了无生气、已经骨化的脸，永远在笑，却不能发出笑声，这张脸强化了这一启示。约里克是舞台上最著名的骷髅（译者注：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五幕），它露齿而笑，却再也笑不出声：“下颚凹陷”，它让死亡揭示了自己的个性。

由于地面上冒出的每一具骷髅，在哈姆雷特看来都是一样的——“多么绝对”——他只能思考这样一些可能性：一个政治家，一个朝臣，还是一个律师——死亡把所有大人物都拉平了，在这一幕，丹麦王子发现自己跟掘墓人平起平坐。哈姆雷特被一场关于分解速度和腐烂的讨论带回了人间。这里没有人谈论天堂和地狱，只有腐烂的肉体、坚韧的皮肤和糟糕的气味。正如死亡似乎是不可救药地任意而为，哈姆雷特冲动地复活了他的朋友约里克：他的嘴唇，他“短暂的欢乐”，这是一个在这部戏剧开始很久之前就已经死去的人，他在哈姆雷特的手里起死回生。约里克曾是一个好赌的喜剧演员，短时间内再次登台表演，给他配戏的是唱歌的小丑和飞翔的骷髅。

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墓地里，与那些几乎可以互换角色的骷髅面对面，哈姆雷特面对的是时间和死亡，正如每一个人必定会面对那样。死亡并不区分；然而，约里克却与众不同。莎士比亚把约里克从一个传统的死亡象征，变成了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这个人工制品再次成为一个喜剧演员。或许，短暂的欢乐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是强调哈姆雷特手里的骷髅并无生命，但那也是一个关键点。物体和个人互相强化。对约里克活泼顽皮的记忆，强化了他的无生命性，反之亦然，因为在很多方面，一个骷髅是一个活人脸的对立面。

千百年来，颅骨一直吸引着科学家，因为它们是一种很方便的、可收集的形式的人。人被物化了：它们很容易运输、储藏、度量和分析。然而，像莎士比亚一样，我们也只好试着给人的颅骨填充血肉，仿佛让它们起死回生。毕竟，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这样一具骷髅。我们被迫试着让残余的东西复活，因为一个被砍下的人头看上去的样子像一个人，而它的行为却像一个物品，这两种方式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不协调。一个人的生命力，似乎存在于他的头部，而不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考虑到人头那些令人吃惊的物质属性，这似乎没什么可奇怪的。

有大量合理的生理学理由可以说明人们为什么觉得人头如此迷人、如此有力，让人忍不住把它取下。人头是生物体的动力源，是一种视觉愉悦。它容纳了我们五种感官能力的四种：视觉、嗅觉、听觉和味觉。它装着大脑，这是我们神经系统的核心。它吸入我们呼吸的空气，传达我们说出的话语。正如进化生物学家丹尼尔·利伯曼所写的那样：“几乎每一个进入你身体中的微粒，要么养育你，要么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而这都是通过头部进入的，而且，几乎每一种活动，都涉及你的头部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很多不同的成分都被塞进了我们的头颅里。人头包含20多块骨头，多达32颗牙齿，当然，还有大脑，以及几种感觉器官，还有许许多多的肌肉，以及数不清的腺体、神经、血管、动脉和韧带。它们全都紧密地集中整合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人头看上去太好了。人头自吹拥有生物体中最具表现力的肌肉。它装饰着各种不同的特征，帮助我们修饰自己：头发、耳朵、鼻子和嘴唇。多亏了末梢神经令人深刻印象的集中，以及无与伦比的表达运动的能力，我们的头颅比我们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都更加紧密地把我们内在的自我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这个非同寻常的发动机房——如此与众不同，充满活力又十分拥挤——被置于最高处，好让大家一眼就能看到。我们两足直立行走的姿态，意味着我们在炫耀那瘦长的、几乎是垂直的脖子上那颗相对滚圆、粗短而宽阔的头颅。其他大多数动物的脖子都更粗、更短、肌肉更发达，因为它们不得不以一种向前的姿势来保持脑袋在身体的前方。人头因为坐落在脊柱的顶部，脖子的后面不需要太多的肌肉组织。我们脖子上的肌肉如此之少，以至于你透过皮肤，很容易就感觉到主血管、淋巴腺和椎骨的存在。简言之，砍下一颗人头，远比砍下一头鹿、一头狮子或其他任何动物的头颅都更加容易，人们更多地把这些动物与猎获战利品联系起来。

这倒不是说砍头很容易。跟其他动物比起来，人的脖子可能十分脆弱，但要把头跟身体分开依然很难做到。有数不清的故事讲到断头台上有人笨手笨脚把砍头这件事情搞砸了，因此也证明了砍头并非易事，特别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砍头相对少见，刽子手经验不足。迅速砍下一个活人的脑袋，需要有力而精准的行动，以及一把锋利而厚重的刀。难怪，被砍下的头颅是武士的终极战利品。即使杀手经验丰富、受害人也被捆绑起来，也要砍很多下才能砍下一个人的头。1766年对德·拉利伯爵执行死刑的时候，他跪在那里，纹丝不动，眼睛也被蒙住了，刽子手的斧头还是没能砍下他的头。他向前栽倒下去，不得不重新调整位置，即使这样，还是砍了五六下，才砍下了他的头。十分有名的是，1587年，刽子手砍了三下，才砍断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头。第一下砍在了脑袋的后面，而第二下留下了一小段肌腱，不得不用斧头刃把它锯断。即使受害人死了，砍头也并不容易。当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尸体在泰伯恩刑场被斩首的时候，刀斧手用了八下，才割开好几层裹尸布，完成了任务。

尽管结果不可预测，但如果刽子手技术娴熟，受害人温顺服从，砍头还是一种速度很快的方式，虽说究竟有多快谁也没有把握，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保持清醒的意识，以便提供一个答案。某些专家认为，这是由于大脑迅速失去血压，意识维持不了两秒钟。另外一些人认为，当大脑耗尽了血液中所有可用的氧气时，意识便不复存在，在人的身上，这大概要花7秒钟左右，如果你是一颗最近砍下的头颅的话，这7秒钟实在是太过漫长的7秒钟了。砍头可能是痛苦最小的死亡方式之一，但它依然被认为是痛苦的。很多科学家相信这一点，不管实施得多么快，砍头也必定导致一两秒钟的剧痛。

刀起头落，一击而中，这样的绝技由于其绝对的速度而获得了它的文化力量，这一身体技艺的力量挑战了不可捉摸的死亡瞬间，因为死亡被认为是瞬间发生的，即使砍头对于科学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家达尼埃尔·阿拉斯曾描述过断头机——它把砍头变成了一种效率模式——如何“架设在我们的眼前，却不能在死亡发生的瞬间看见死亡，它准确，却无法分辨。”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思考死亡的神秘时，我们很容易忘掉，斩首是根本看不见的。斩首是一件极其血腥的事，这就是西方国家不再用它执行死刑的原因之一，即使它是我们可以用到的最人道的技术之一。跟绞刑、注射、电击或毒气比起来，斩首更快，也更加可以预期，但这样的场面太过残酷，我们敏感的神经受不了。

斩首说起来确实是一个矛盾，因为它既残忍，又高效。斩首是一项凶残而挑衅的野蛮行径，与此同时，可能有很好的生物学理由，来说明人头为什么成为一件颇有吸引力的奖品：砍头的威力部分程度上源自于我们没有能力背过脸去。即使在一个民主的、城市化的社会中，总是会有人想去观看这样的展示。同样，砍下的头颅本身常常让人们聚到一起，在强烈情绪化的状态中让他们兴奋起来，而不是——或者说同时也是——让他们反感。砍头是终极的暴虐；但它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行为，因为，尽管它很残忍，但它产生了一件格外有威力的人工制品，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它，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

就连刽子手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带来惊奇，因为有时候，有一种古怪的亲密互动，偶尔还掺进了幽默以及彻头彻尾的残忍。每一次在不同的场合遭遇一颗被砍下的人头——不管它的语境是战争、犯罪、医学，还是宗教——都可能改变我们对这一行为本身的理解。人们已经发展出了数不清的方法，来证明被砍之头有着可怕的吸引力并非没有道理。其对活着的人所发挥的威力很可能是普遍的。尽管它们具有令人憎恶的特性，但那些被砍下的头颅也很有启发性：它们驱使人们去研究，去祈祷、玩笑、书写、背过脸去或更贴近地观看，去反思人性的局限。被砍之头这种无法抗拒的特性或许不难解释，但忽视这一特性也是危险的。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但它终归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注释】

[1] Pitt Rivers Museum也译作“皮特·里弗斯博物馆”。

第一章

干缩人头

干缩人头是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的“重头戏”，是人们注意力的中心。这些干缩人头帮助我们打破成见，挑战人们关于所谓原始习俗的假设，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数百年来与南美文化接触中的错综复杂性。

当我孤身独处，当我去皮特河博物馆观看那些干缩人头（tsantsa）时，便琢磨着写这本书。我的孤独给我提供了沉思的时刻。那些人头吊在玻璃柜的绳子上：它们的面容是凝固的，它们的眼睛紧闭着，它们的头发长长地垂下来，一直披到头的下面。在那里必须安静。它们拒绝透露它们的秘密。凝视它们就像是一次粗暴的打扰。但我依旧凝视着。我试着让它们血腥的过去和它们没有生命的存在在我的面前协调一致。

参观者在我身边来来去去，当他们跟家人和朋友一起站在展示柜前的时候，我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反应。孩子们公然地说，这些人头“很吓人”，“很酷”；而很多成人则说，它们“令人作呕”、“十分可怕”。每个人都想知道：它们是不是真的？它们是怎么做成的？我们所有人都在试着去理解这些人工制品是如何产生的。任何物品，如果无视其自身创造的实用性，都会获得一点点魔力，而正是能把人变成物的这一特性，让我们为之着迷。

皮特河博物馆里的干缩人头是舒阿尔人大约一百年前制作的，他们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热带丛林里和厄瓜多尔及秘鲁的亚马逊低地地区。舒阿尔人制作干缩人头的方法是：先把颅骨及所有脂肪和肌肉组织与皮分离开来，然后反复填充滚烫的卵石和沙子，直至它只比人的拳头大那么一点点。对舒阿尔人来说，这些人头的实用性就是为了利用受害人的灵魂那异乎寻常的力量，这是持续多年的复杂仪式的组成部分，但对那些如今在牛津大学面对玻璃柜里的干缩人头的参观者来说，这些实用性常常就是故事本身的结尾。

探访牛津的游客看到了这些干缩人头，悬挂在一家致力于收藏世界各地人们制作和使用的各种物品的博物馆里。周围的环境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它们的物质性上，但当它们被制作出来的时候，其物质性却是它们最不重要的特征之一。舒阿尔人一旦成功利用了干缩人头中的威力，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社群后，人头本身可能就被埋起来，被扔掉，或者被卖给商人。如今，它们在牛津，也不可能被扔掉。事实上恰恰相反——它们成了注意力的中心。

干缩人头从很有礼仪感的刀子、悬锤和环锯工具当中产生出来，它们对博物馆的参观者发挥了比其他任何展览都要大的吸引力。我在那里的时候，展厅的一名服务生自豪地说服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女人，告诉她：“这是博物馆里最迷人的人工制品之一。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观看干缩人头。”在媒体上，皮特河博物馆索性被称作“干缩人头博物馆”，博物馆的新闻官费了很大的劲，来阻止每个参观的摄影者冲向那些干缩人头拍一张吸引眼球的照片，同时还要制止诸如“令人憎恶的”、“异国情调的”和“离奇怪诞的”之类的形容词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报纸上，这些报纸“周末何处去”的特写总是提到这家博物馆。

因为展示人体部件而名扬八方，这把皮特河博物馆置于很尴尬的境地，关于如何对待这些干缩人头，工作人员中有过持续不断的讨论。有人认为，应当把它们从展览中撤下来，因为，把人头当作古董对待，让陌生人直勾勾地盯着看，这很是无礼。尽管标签上解释了它们如何制作，以及为什么制作，但无济于事，参观者还是经常用“怪诞”和“野蛮”这些词来描述这些干缩人头。

干缩人头是一项被称作“对待死去之敌”的专题展览的组成部分，这次展览包括经过装饰的骷髅和仪式服装，它们来自印度、太平洋诸岛和南美。文字展板上解释，很多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都展示敌人的头颅；有一幅雕刻版画强调了这一点，画面是“火药阴谋”中几个主犯的头颅，它们1606年被挂在伦敦的旗杆上示众。南美干缩人头的呈现，都被置于他们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中，它们的仪式意义，以及它们受到欧洲收藏者的欢迎，都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解释的。

即便如此，舒阿尔人技术成就的力量几乎不容怀疑。我们跟它们制作时的环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隔着一段遥不可测的距离，使得这些人头在局外人看来很不真实。参观者看着这些人头，有时候提到了电影——例如，他们宣称：“那是来自《哈利·波特》中的一颗人头”（当然，它并不是）——仿佛它们属于我们自己正在创造的一个幻想世界。

博物馆的管理员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原本存有疑义的民族风俗变成外界眼中的刻板印象。舒阿尔人开始被外部世界称作“那些猎取人头的南美人”。如果说，皮特河博物馆的身份已经跟它的干缩人头收藏融为一体，相比整个民族被这样一些博物馆展览塑造成型的方式，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访客们说：“真正的干缩人头呀！哇噻！怎么制作的？通过撕开头皮，取出颅骨和脑浆，然后放在滚烫的沙子上蒸干么？真粗野！”

▲皮特河博物馆“对待死去之敌”展览柜中展示的干缩人头。由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提供。

但是没有一个人问：它们是怎么来到这里？它们凭什么悬挂在英国南部一所大学的博物馆里？一旦你开始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就会意识到，像这样一些干缩人头，既是欧洲人的好奇心、欧洲人的品味和欧洲人购买力的产物，也是一种古老的部落习俗。现在应该把聚光灯转过来了，把它对准像你我这样的人，对准我们的祖先，正是他们，把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头带进了博物馆，带回了私人家里，他们像那些最早制作它们的人一样喜欢或者说更喜欢这些人头。毕竟，那些把自己的鼻子紧贴着牛津大学博物馆展示柜玻璃的，并不是舒阿尔人。

舒阿尔人猎头习俗的全盛时期是在19世纪晚期。当时，猎头袭击被繁荣的国际干缩人头贸易所推动，大约一个月发生一次，数百人卷入其中。回到欧洲和美国的城市，来自南美的干缩人头可以在商店和拍卖行里找到，也可以在博物馆和私人家里找到。它们一直卖得很好，为了满足需求，供给逐步增长。这很简单：欧洲人想要舒阿尔人的干缩人头，舒阿尔人想要欧洲人的刀枪大炮。这些干缩人头，与其说是某种未受外界影响的野蛮生活方式的遗存，不如说是殖民扩张的经济和关于“野蛮文化”的幻想力量的产物。一些最著名的猎头文化，非但没有“沉陷在时间里”，相反他们正在对外国人的品味作出回应。

在1880年代，随着橡胶和金鸡纳皮（这个东西为抗疟药奎宁提供了活性成分）的贸易传播到厄瓜多尔，更多的欧洲移民社群来到这一地区。移民者拿布匹、弯刀、钢质长矛头和猎枪，跟土著舒阿尔人交换本地出产的猪、鹿、盐和干缩人头。但是，当移民者开始饲养他们自己的牲畜，吃它们自己出产的牛肉时，对舒阿尔人的猪和鹿的需求就下降了，最后，剩下的只有干缩人头，要不然就是舒阿尔人自己的劳动，移民者对这个感兴趣。舒阿尔人想要得到诸如布匹和弯刀之类的商品，可以跟当地的传教士们做交易，他们的出价比商人更便宜，但传教士们绝不会卖枪。这意味着，要想得到一杆枪，唯一的方式就是卖掉一颗人头，于是，“人头换枪”的生意在南美得以确立。

当游客们来到皮特河博物馆观看干缩人头时，他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关于白人火枪的故事。火枪不仅为舒阿尔人的猎头袭击者提供了经济激励，而且还被证明是抢先拿到人头的最佳手段。对于猎头，火枪和钢刀是远比用木棍和石头做成的长矛更有效率的武器，而且，它们让舒阿尔人在猎头突袭期间获得了明显的优势。欧洲人和美国人购买人头，也给舒阿尔人提供了机会迅速猎取更多数量人头所需要的装备。火枪被用来猎取人头，反过来，人头可以换取更多的火枪。直至20世纪，人们普遍公认，一颗人头的价格等于一杆火枪。

有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舒阿尔人的酋长用几颗人头换到了几杆火枪，然后迅速使用这些火枪去伏击另一伙舒阿尔人，再用那些人的头去换取更多的火枪。

情况并非一直这样。舒阿尔人的猎头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但我们对舒阿尔人猎头习俗的了解，大多数停留在19世纪晚期。当时，干缩人头在传统上是作为复杂的文化仪式的组成部分而制作的，这些仪式利用了舒阿尔人死后灵魂那令人敬畏的力量。这些人头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战利品”，因为，猎取人头的舒阿尔人和阿丘雅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彼此和平相处，他们更看重的，不是物理的人头，而是寄居于人头里面的神奇力量。人头并不是在战争中猎取的。相反，他们为猎取人头而专门组织部落突袭，因为干缩人头是有力量的东西，一个拥有干缩人头的人也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在这种程度上，对舒阿尔人来说，猎取人头是一种社会上可以接受的暴力形式。

一次成功的突袭之后，就要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猎头者得胜归来。这些宴会是这一年最重要的庆祝仪式，通过这些仪式，寄居在干缩人头中的神奇力量被转移给家里的女人，确保了家庭粮食生产的丰收。在若干年时间里，总共要举办三次这样的庆祝宴会，但在这些庆祝仪式之后，干缩人头便没有多少公共价值了，因为——不像那些购买它们的商人——一旦灵魂的力量被成功转移给了猎头者的族群，舒阿尔人便对人头本身不再有兴趣。有些舒阿尔人把他们的干缩人头当作纪念品保存下来，而另一些人则把它们丢弃，或者卖给游客和移民者。事实上，并非因为它们很神圣，舒阿尔人才不展示它们——正相反，是因为它们毫无价值，就像一个里面曾经装着重要信件的信封。

然而，随着与外国人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火枪换头”的生意便得以确立，猎取人头的精神意义——获取受害者的灵魂并在活人当中利用它的力量——越来越小，干缩人头常常变得只是一件加工过的商品。干缩人头不再涉及力量的传播，而只是商品的积存。干缩人头失去了它们的精神力量，变成了商品；如今，有些舒阿尔人杀人只是为了卖他们的人头。就这样，欧美人帮助制造了他们期望找到的不加区别、残忍嗜血的猎头者。随着需求的增长，舒阿尔人猎头者也变得更加不问青红皂白了。从历史上看，只有男人的头才被猎取，因为只有男人，才拥有能够从他的头中捕获到的复仇力量，但现在，舒阿尔人开始为了生意而猎取女人和孩子的头，即使它们没有宗教仪式的意义。

就这样，女人的头和孩子的头，被欧洲人的刀子割下来，最后在南美城镇的大街小巷作为纪念品被兜售。对于旅行者来说，它们无异于一种有点令人毛骨悚然的观光艺术品，他们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所购买的，是来自一个原始武士国度真正的干缩人头，而不是为了市场制作的干缩人头。更不货真价实的，是移民者和一辈子多半生活在城市里的南美人的头，他们跟猎头者毫无关系，最终却落入了标本剥制师的刀锯之下，这样一来，他们的头也可以为了销售而进行干缩处理。标本剥制师常常对“假冒”干缩人头负有责任，他们知道，这项工作将会让他们挣到一点外快，于是跟本地医院太平间的某个人约定好，后者为他们提供“原材料”。这些都是无人认领的死者，是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沦为欧美人渴求异国奇物的牺牲品。

干缩人头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没有尸体可用时，一些机会主义者便转向了干缩猴子和树懒的头，只要在尺寸上进行缩小并加以“改造”，常常能骗过那些猎奇者。正如美国工程师和旅行家弗朗茨·阿普·德·格拉夫所指出的那样：“在巴拿马，旅行者制造出了对这些粗野珍玩的需求，人们按照订单制作干缩头，或者按每个25美元出售，要么是人头，要么是猴子头。”假冒人头是用山羊皮、木头、树脂或橡胶制作的。即使立法禁止干缩人头贸易，在20世纪中叶，依然有很多干缩人头被偷偷摸摸地卖给旅行者。

这意味着，博物馆里收藏的舒阿尔人的干缩人头，实际上大多数可能都是假的。其中很多根本不是人头，那些确实是人头的也跟舒尔人没多大关系，制造不受时间影响的舒尔人猎头者的概念更多地是欧美人的建构。游客们可能观看这些展览，并认为它们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野蛮民族的可怕战利品，而他们实际上看到的，不过是“西方人痴迷于一个与世隔绝的野蛮民族”这一观念的可怕战利品。

在皮特河博物馆里展示的十个干缩人头当中，两个是树獭的头，两个是吼猴的头，剩下的六个头当中，三个是为了售卖而“伪造的”。因此，皮特河博物馆里有三个人头——地地道道的人头——讲述了一个有点微妙的谋杀故事，这一行为被当地社会所容忍，有着深刻的精神意义，在几代人的生命轮回中发挥了它的作用。另外伪造的三个人头则讲述了无名死者的故事，他们是一贫如洗的人和被社会遗弃的人，死后成了异域收藏品国际贸易的受害者，它们和亚马逊丛林居民的本土信仰没有什么关系。

当你深入研究其他著名猎头文化的历史时，类似的模式便浮现了出来，比如新西兰的毛利人。不像那些搞突然袭击的舒阿尔人，传统上，毛利人是在部落间交战时候猎取人头的。毛利人的战利品人头没有经过干缩处理，而是让颅骨依然在头皮之内加以保存。专门的行家常常是部落的酋长，他们取出脑髓，用亚麻填充鼻孔和颅骨，然后用滚烫的石头埋起来，以便逐渐把它蒸干或腌干。这些toi moko（毛利语：干头）通常就挂在部落酋长宅邸周围的短木杆上展示，但1770年代跟随詹姆斯·库克船长抵达的第一批英国游客几乎没有见到任何战利品人头。

第一个获得毛利人头颅的欧洲人是约瑟夫·班克斯，他是詹姆斯·库克第一次航行南太平洋时随行的博物学家，许多年后，他拒绝在伦敦对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进行检查。在新西兰的时候，班克斯设法说服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万分不情愿的毛利人，用他的一颗腌制人头交换一条白色亚麻布裤子。起初，这个老人收下了裤子，但拒绝交出人头，但当班克斯用步枪“威胁他”时，这笔交易才做成。库克在1770年代两次回到新西兰，但在新西兰度过的两个月时间里，他们只见过一颗腌制人头。

尽管如此，随着与欧洲捕鲸人和海豹猎人之间的交流逐渐扩大，以及毛利人之于火枪的热情不断升温。19世纪初，人头贸易也不断扩大。很快，专门的代理人被派往澳洲，搜集最好的人头，悉尼海关署开始把这些进口品列在“烘制人头”的名目之下。在库克船长第一次探访之后的五十年里，人头贸易如火如荼，部落间的战争也在凶残地逐步扩大，以至于很多人相信，战争最终会导致毛利人的彻底灭绝。

正是毛利人酋长那精细复杂的纹面，使得他们的头颅对欧洲人来说特别有吸引力。班克斯曾写过这些纹面的“考究和精确”，带有螺旋线和涡卷：“跟老雕工刻在金银器上的叶饰有几分神似，所有这些都是以高超的技巧和品味完成的”，使用的工具不过是一把骨凿和烧焦的树胶。在欧洲人看来，最好的人头是那些有权有势的酋长们的头，他们的纹面很繁复，但这些人头也很难找。

对纹面人头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19世纪初期，毛利人的酋长强行给他们的奴隶纹面，然后杀死他们，为的是出售他们的人头谋利。有些酋长还把活的臣民提供给商人选择，然后按照客户的要求纹面、杀死并腌制。毛利人的纹面，曾经是一件毕生不断发展的精致艺术品，是一个人的勇敢、荣耀和社会地位的确凿证明，如今成了一种装饰，仅仅为了取悦——或者欺骗——外国消费者而设计。

新西兰的欧洲人有时候也被杀，以便对他们的头进行纹面，然后卖回给他们自己的同胞。有一些故事讲到，同样是那些从澳大利亚派来搜寻最好人头的贸易代理人，自己也被人杀掉了，为的是能够把他们的头腌制一下，然后作为“毛利人的勇士”卖回去。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到1830年，抵达悉尼海关署的“烘制人头”很有可能是为欧洲人定做的，或者干脆就来自死去的欧洲人，仿佛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在战斗中被杀死的毛利人酋长。

▲霍雷肖·罗布利1895年与他收藏的毛利人的头颅坐在一起。由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提供。

1831年，新南威尔士州总督芮福·达令采取了行动。他通过了一部法律，禁止腌制人头的贸易，正如他所写的那样：“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令人作呕的贸易往往会极大地增加野蛮人当中人命的牺牲，他们对人命的漠视臭名昭著。”每个被抓获到的人，每贩卖一颗腌制人头，就要被处以40英镑的罚金，突然间，获取一颗毛利人的头变得更加困难了（尽管并非完全不可能）。霍雷肖·罗布利指出，到那个时候，人头贸易丰富了欧洲博物馆的收藏，却“相当可观地减少了新西兰的人口”。

很难否认19世纪收藏家的伪善，他们一边谴责猎头是野蛮行径，一边到处搜寻人头拿到国内去展览。不仅仅是商人卷入了这宗令人毛骨悚然的生意，到19世纪末，特别是科学家，也受到鼓励，去收藏人头及其他非常具体的人体部件。在这个意义上，猎取人头差不多就是一项职业了。

例如，就拿《人类学笔记与疑问》（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一书中给收藏者的指导来说，此书已经成为英国人类学家田野调查工作的标准教科书，第一版出版于1874年，书中建议，“应当尽可能把”土著人的骨骼和骷髅带到英国，供专家分析。此外，如果“在战斗或其他杀戮之后，能够获得一个土著人带有柔软部位的头颅”，就应当把它包起来，装在一小桶酒或海水里，送回国内。第二版出版于1892年，其推荐的方法甚至更加周详：“普通旅行者也可以搜集骨骼、头发、甚至身体部件的标本，比如手、脚、脑髓，或整个人头，把它们寄给我们的实验室或博物馆，让技能熟练的解剖学家分析它们的特征，从而为促进这一学科更专业化的研究作出贡献。”

这种号召收集人类部件的呼吁，在英国两家最受尊敬的学术机构的资助下印行于世，学术界很乐意照办。看来，科学似乎成为了很多罪孽的借口，尤其是当“研究课题”已经枯竭、受到限制或者被认为很原始的时候。在国外旅行时，收藏家们的很多行事方式在国内将会是犯罪。有些科学家在外国借着夜幕的掩护发掘坟墓，另一些人则从医院的停尸房里偷死人，从监狱里购买尸体，拿商品跟当地人交换他们死去亲人的身体部件，或者是在当地人战斗或袭击之后，很客气地向他们索要敌人的身体部件。

关于这种病态的贪婪，最引人注目的证据是“战利品”本身，因为我们的博物馆里塞满了死人的尸体，都是这些饱学之士（偶尔也有女人）自豪地寄回给我们的大都市，供进一步的研究。到达一家博物馆之后，每一件新添的藏品——每一个骷髅，每一个骨骼，每一个干缩头颅，每一块干皮，每一个器官，都被保存在瓶子里——都由管理员仔细登记，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公开展出。阅读这些编目册是一次令人清醒的经历，随着一页页纸的翻开，曾经鲜活的生命成了一份粗略的获取物清单。

·三颗人头，来婆罗洲中北部的坦格隆，寄自山打根总督C.V.奇尔夫。

·一个人为造成畸形的印第安“平头族”人的骷髅，寄自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克拉克大学的弗朗茨·博厄斯博士。

·成年男人和女人的耳朵，寄自乔治·塞恩教授。

·一个巴塔哥尼亚人的骨骼，寄自C.麦克芒恩。

·一个安达曼群岛人的头皮，由安达曼群岛最高专员卡德尔上校搜集。

这份清单来自皮特河博物馆。欧美各地的很多博物馆都可以拿出类似的清单。比方说，快速浏览一下剑桥大学的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藏品目录，上面列出了一块毛利人的面皮、很多来自所罗门群岛的经过防腐保存的人头、一个来自沙捞越带有头发的战利品头颅、“一个来自马来人经过防腐保存的头颅”、以及五个南美人的干缩人头。

在这样一些登记册中，数不清的人死后变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很显然，对搜集者身份的记录，总是比他所搜集的死人的身份更准确。他们的实际姓名早就被人遗忘，但来到博物馆的死人被赋予了新的头衔，比如“蒙古人的”或“埃塞俄比亚人的”，“短颅人的”或“长颅人的”，“瘦人的”或“壮人的”。它们被测量，被贴上标签，被清洗，被黏合，被描画，被涂上清漆；有些为了展览而被钉在一起，还有一些为了研究而被割开。它们被挂在玻璃柜里，被摆放在台子上，被勾画和描述，被塞进盒子里带到课堂上，在那里，那些衣冠楚楚的人把它们传来传去，讨论人类进化理论的细微之处。数十年的光阴过去了，这些饱学之士所处理的样本数量有了极大的增加。

如果博物馆是科学的新教堂，那么它们的尸骨存放室很快就要塞满。19世纪，当考古学家、医生和人类学家热衷于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坚实证据的基础上，出去搜寻越来越多的材料时，博物馆里收藏的人类遗骨数量便出现了巨大的增长。在此期间，他们搜集了成千上万人类遗骨，今天的博物馆管理员们依旧要照料他们这些庞大的遗产。到21世纪之交，英国的文化机构总共有超过十万件人类遗骨，而在美国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机构里，仅美洲土著人的遗骨大概就超过二十万件。这的确是一笔巨大的遗产。

在维多利亚时代所有这些勤勉不懈的收集中，科学家的功绩只是偶尔吸引了媒体的关注、激起了公众的愤怒，也引发了对这一科学努力的合法性的质疑。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成为了1890年的头条新闻，人们将目光聚焦于当时刚去世不久的收藏家、猎杀大型猎物的猎手、科学家、探险家詹姆斯·詹姆森。詹姆森是埃明·帕夏远征队的成员，这支远征队由亨利·斯坦利率领，备受瞩目地赴中赤道州救援。他作为一个博物学家加入这支队伍，当时，他从刚果搜集动植物标本的愿望由于探险生活的严酷现实而破灭，他很多的时间都花在为本地搬运工谈判的长途跋涉上。而且，根据后来的报纸报道和目击者的宣誓证词，有一次，他为了打破营地生活的单调乏味而采取了最残忍的娱乐形式：詹姆森被指控付钱给非洲士兵，让他们在自己的注视下，杀死、肢解和吃掉一个女孩子。

据说，詹姆斯·詹姆森决心要目睹一次人吃人的行为，手里拿着他的写生簿目睹了整个事件。他对残忍的热情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还有人说，詹姆森曾把一个非洲人的头寄回了英国——不是一个“纯粹的骷髅”，而是一个制成标本的人头和脖子，皮和头发都完好无损——他把它放在家中的玻璃柜上展示。很明显，这颗头是远征队成员都很熟悉的一个人，他是被“一个阿拉伯人”开枪打死了的。詹姆森叫人砍下了这个人的头，包在盐里面，并装进盒子里运回伦敦，随后由罗兰·华德公司制作成标本。那是皮卡迪利街上著名的标本剥制公司，通常习惯于剥制大型猎物的标本，而不是人的标本。大概在这项新业务上，他们的技能还有待改进，因为詹姆森的妻子抱怨，天气的不同往往会使得那颗人头在某些时刻散发出令人不快的气味。

詹姆森再也不能活着为自己所受到的指控进行辩护。在他的手下人与斯坦利一起打道回府之前，他由于一次发烧死在了非洲，驳斥报纸上针对他的指控这项任务也就留给了他的寡妻。未亡人发表了他的一些信件，他在信中说，吃人表演的说法是开玩笑的，但这是一个软弱无力的辩护。詹姆森支付了六条手帕的价格来观看这一事件；显然，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试图阻止那个女孩的死（“我这辈子目睹过的最恐怖的场景”）；尽管他不可能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把当时的场景画下来——他说，他做不到，因为他当时并没有速写簿——但那天夜里晚些时候，他在营地里画了六张画来表现那个女孩子的死。此外，关于那个制成标本的人头，詹姆森夫人一直保持沉默。

詹姆森的故事发表在1890年11月的《泰晤士报》上，激起了公众的恐惧和愤怒。原本亨利·斯坦利已于上年4月回到了英国，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英雄。他撰写的关于这次远征的书《在最黑暗的非洲》（In Darkest Africa）成了畅销书；他还接受了大量的奖励、招待、荣誉学位和邀请演讲。突然间，气氛变得有点不对味了。斯坦利的“后卫纵队”被指控堕落、混乱和开小差。据透露，他的副司令埃德蒙·巴特洛特在干涉当地人的一场节庆活动时被人开枪打死，这支队伍的其他成员在混乱中纷纷作鸟兽散。詹姆斯·詹姆森的邪恶行为在众所周知之后，成了“刚果暴行”的象征：土著人遭受鞭打、饥饿和杀戮的故事继续流传了好几个月。正如《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严肃反思的那样：“在‘最黑暗的非洲’，旅行者行事方式确实黑暗。詹姆森滥用他的权力，来满足一种变态而残忍的好奇心。”

詹姆森的变态兴趣对于原始与文明的简单划分提出了令人不快的质疑：在这里，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科学家，竟然参加了这样一场备受瞩目的远征——这场远征担负的使命是维护欧洲对任性而无能的非洲人的权利，既是一项战略使命，也是一场大戏——原形毕露之后，究竟谁是妖魔鬼怪？在满腔热情的欧洲收藏者手里，作为战利品的人头暗示了文明人与所谓野蛮人之间毕竟存在着一些令人不安的共性。

斯坦利手下的另外一些人声称，詹姆森当时曾公开谈论这一事件，只是很久之后才意识到其行为的“严重性”。“在中非，生命非常廉价……詹姆森先生忘记了，在国内，人们对这种可怕事情的看法多么不同。”詹姆森是“充满激情的博物学家”，必须有人来提醒他：他的研究对象也是人。

碰巧，詹姆森还是一个身手敏捷的猎手，1888年，就在他去世不久之后，他收藏的大型猎物在伦敦展出。他猎杀的羚羊、鹿、白犀牛和野牛的头，与他在刚果获得的“战利品”并排展出，这些东西包括仪式上使用的匕首和刀剑，一张用完整的人头皮制作的“令人憎恶的”头饰，以及一条人牙做成的项链。展出这批收藏的是罗兰·华德（也就是后来据称是给詹姆森制作人头标本的那家公司），《泰晤士报》把这次展览描述为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詹姆森对科学的巨大贡献。收集用别人（尤其是所谓“低等野蛮人”）的头颅做成的人工制品，与委托他人用你自己的人头制作一件人工制品之间还是有所差别的。前者是一种文化上的好奇心，而后者则是权力滥用和道德暴行。

詹姆斯·詹姆森的野蛮行径更加骇人听闻，因为它们把民众对原始民族的广泛兴趣带向了合乎逻辑的、也最令人恐怖的极端。詹姆森的残忍源自于好奇心，国内很多人有他一样的好奇心。实际上，《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很想知道，那些带着“神圣的恐怖”心理看待詹姆森的罪行的人，究竟有多少人，在听到威斯敏斯特水族馆宣告“一伙来自中部非洲的食人者，每天两次杀死并吃掉一位同胞”之后，便第一个冲上街头，手里紧紧攒着一个先令。

用不着跑太远的路。活生生的“野蛮人”定期在国际展览会上和在旅行表演中为付费公众表演。威斯敏斯特水族馆的水晶宫是一个深受欢迎的向公众展示“土著人”的地方。这些表演都经过精心编排，土著人表演“典型的”活动，比如狩猎、舞蹈和制陶，一些更戏剧性的场面——打仗、食人和猎头也会上演，特别是在19世纪末（正当詹姆森的故事成为头条新闻时），当时，组织者开始靠一些惊心动魄的表演来提高他们的利润。其中很多纯属幻想。一群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1880年代中期到访英格兰，是这样被介绍的：

澳大利亚的男女食人者（R.A.坎宁安，介绍人）。这些奇特、野蛮、丑陋而残忍的种族从遥远内陆的蛮荒之地获得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聚居地，在那里，他们沉湎于没完没了的血腥争斗和袭击，互相吃对方的肉。最低级的人类种族，超出了看上去最稀奇古怪的概念。

他们宣称这是有教育意义的，但这样一些展示满足并支持了欧洲人的偏见。很多（尽管并非全部）表演者拒绝接受强加给他们的角色；有些人逃之夭夭，还有一些人受到虐待，或者死于陌生国度的传染病。但是，就连死亡也保证不了解脱。土著人的骨骼、身体部件和铸模制品深受人们的欢迎。当一个毛利男人在1820年代周游欧洲期间突然去世时，他的头经过防腐处理，被固定在他身体的铸模上，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继续让人们相信，他“确实吃过其他人，因为那就是他实际上看上去的样子”。欧洲人展示一个“猎头者”的人头，这里面的反讽并没有人加以评论。

想到詹姆斯·詹姆森在自己家里展示一个制成标本的人头，可能让《泰晤士报》的读者十分反感，但商店和拍卖行却定期把来自厄瓜多尔、印度和新西兰的人头当作古玩销售。美国工程师弗朗茨·阿普·德·格拉夫写了一本深受欢迎却十分可疑的书来讲述他在厄瓜多尔的生活，但这并没有引发论战。其中有一段，他声称自己参加了一次猎头袭击，并把他的弯刀借给身边“那群由于鲜血和贪欲而疯狂的魔鬼”，好让他们为了获得人头而杀死一个女人。相反，他的出版商还骄傲地宣传这样一个事实：“作者除了其他大胆而独特的冒险之外，实际上还参加了一次猎头行动。”关于这个主题，也有很多学术出版物，比如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科特·哈登在1923年发表的论文《来自新几内亚的剥制人头》中提供了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的八个剥制人头详细的物理比较，然后简短地思考了它们的意义：他们到底是战利品、纪念品，还是发出响声的玩具？关于这些人头，报纸上也并没有什么争论。

阿尔弗雷德·科特·哈登实际上并没有为他的人头收藏杀死任何人，但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头收藏者，他的活动并没有引发学术界或媒体的责难，因为这样的活动并不罕见：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有几个故事，讲述他们在国外“猎头”的事迹。哈登之所以作为英国人类学的奠基人而被人们所铭记，乃是因为他在1898年组织了第一次前往托雷斯海峡和婆罗洲的专业考古学田野调查。在这次探险中，哈登“非常热衷于为剑桥大学的收藏获得一些人类头骨”，以至于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会找当地人要人头。在托雷斯海峡的梅尔岛，人们不愿意答应哈登的要求，于是他就“持续不断地”用蹩脚的英语对他所遇到的人说：

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求你帮我搞到死人的头，我不会说本地话。你帮我去搞，我不知道你搞到的那个人是谁，那是你的事。我给你的人带来什么麻烦么？

哈登为每个“属于死人的头”出价六便士，最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有一次，让他感到有趣的是，一个偶然听到这样一宗交易的女人“看上去相当奇怪”，当时，她听到了正在交易的那个“死人”的名字，哈登后来得知，这颗头骨“属于那位姑娘的叔叔”。白人就是这样猎取人头的。

在托雷斯海峡和婆罗洲旅行期间，哈登不只是购买人头，他还购买了猎头的各种随身用具：用来割下人头的刀子，用来悬挂人头的绳子，以及用来把人头带回家的吊兜。他经常问一些关于猎头的问题——为什么猎头？他们最后一次猎头是什么时候？他们如何猎头？——正如那些打算监控这一习俗的殖民地官员所做的那样，他花了大量时间把人们组织起来，测量他们的头颅——记录人头的尺寸当时是一项特别让人痴迷的科学活动——在当时的环境下想必也是一次让人有点神经紧张的经历。

当哈登探访婆罗洲的时候，一些酋长和他们的政府已经痴迷于他们的猎头袭击几十年，在很多场合，为了获得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政府会批准猎头活动。那些支持酋长的部落被给予了猎取人头的机会。例如，当婆罗洲的伊班族人在1857年帮助酋长镇压了古晋的一场华人起义时，他们着手在镇子的集市上烘干叛乱者的人头。一个欧洲观察者写道：“煮人头是整个事情中最令人作呕的部分，让我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这是唯一一群被召来互相惩罚对方的野蛮人。”这可能描述了19世纪余下时间里的殖民规则：猎取人头遭到禁止，并受到严厉的惩罚。1894年，一些土著群体与殖民政府达成了一份协定，宣布猎取人头为非法，但断断续续的袭击和部落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924年，当时，第二次调停仪式在沙捞越举行。

在此之前，政府官员发现，彻底根除猎头习俗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常常被拖入族群冲突的政治中。查尔斯·霍斯是一个殖民地官员，也是哈登探访婆罗洲期间的东道主，他记得自己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试图在猎头者当中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一个“典型”实例。当时，一个无辜的中国商人在一次无缘无故的袭击中被人杀害，为的是得到他的人头，霍斯觉得自己必须采取行动。被告是一个名叫廷基的人，他没有对传票作出回应，于是霍斯要求一个相邻的部落去把他和他的帮凶找出来，并活着带回他们，或者“如果不能做到的话，就处死他们，带回他们的人头”。

我们并不清楚，霍斯究竟是出于自己的理由，想要廷基的人头作为践行正义的证据，还是他已经接受了本地习俗，对它熟视无睹，抑或是提供某种形式的奖赏，允许他的同谋者们取下那几颗人头。不管理由是什么，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合自己的意，政府官员就会教唆或原谅猎头行动。正如霍斯后来所写的那样，难题是“如何把明智的压制与地区的自由发展结合起来”。对殖民地官员的权力有一些切合实际的限制，他发现自己已经竭尽所能地玩弄当地的政治。没过多久，廷基被找到，并被开枪打死（枪是霍斯提供的），他的头被割了下来——“仔细切！仔细切！”

廷基的死险些引发了伊班人不同族群之间的全面战争，不久之后，霍斯发现自己正在加入战争的一方，有500人的兵力，打算猎取人头。这一次，他原本能够避免流血，当时，敌人看来已经逃进了丛林里，但他坚持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从一种文化的内部建立法律规则，减少猎头袭击，而在这种文化中，猎取人头是族群间关系动态发展的组成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试图惩罚那些猎头者的努力很容易导致暴力的扩大化。

霍斯还积累了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头盖骨收藏，它们都来自婆罗洲的猎头袭击，其中112件被保存在剑桥大学的达克沃斯收藏中。像霍斯和哈登这样的男人（偶尔也有女人）都是以理性认识的名义收藏人头的。他们着手记录、测量和比较人头，这些活动都被认为是非常合理的，也是朝向理解土著民族迈出的必不可少的最初步骤，尽管这种理解方式是土著民族自己所不能理解的。很多早期的人类学家都是医学从业人员，他们已经习惯于处理死者的尸体，习惯于把它们当成要做比较的科学标本来对待。哈登和霍斯都曾作为动物学家接受训练，他们的文化研究是他们博物学兴趣的延伸。他们正在对“人的科学”做出贡献，发展出了对研究对象的一种职业性的超然。

在猎取人头被界定为“原始”人的基本条件的同时，收集别人的头颅却给“文明”人的文化支配地位提供了支撑。在某些方面，原始人和文明人占据着不同的世界，哪怕他们肩并肩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如此。回到国内，殖民地的居民不得不把他们的经历翻译成同胞们能够理解的故事。即便是像哈登和霍斯这样值得尊敬的人，也忍不住把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呈现得仿佛是《男孩们自己的故事》里的冒险故事中时不时地出现的场景：割下廷基的头，“仔细切！仔细切！”

当然，收藏猎头战利品和制作它们，这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些英国科学家当中，没有一个人——哪怕是詹姆森——亲自操刀弄斧。斩首行为的绝对残忍把“他们”与“我们”区分开了，这被证明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文化差异的象征。猎取人头象征了“野蛮人社会”的道德局限。猎头者在媒体上被描绘为情绪化的人，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认识其行为的伦理含义。这些部落被无法抵抗的低级而好战的本能所驱使，以至于他们看上去处在彻底消灭自己的危险中——很快就会成为他们自己的自然冲动的牺牲品。不像詹姆斯·詹姆森，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有益。

对猎头的这种想象透露了19世纪晚期盛行的一种更加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存在于“野蛮”民族与那些凝视他们的更“高雅的”观众之间。一种深远的、贬抑性的偏见几百年来塑造着欧洲和美洲异域文化的展示，使得那些参观展览会和博物馆的人可以把自己界定为他们前来观看的那些人的对立面。把这样的展示置于一个令人安心的距离之外——置于舞台上，置于图书或杂志的书页中，置于玻璃柜里，或者用挂绳屏障把它们围起来——这些想象中的“野蛮人”便把中产阶级社会所见不到的每一样东西给具体化了。但是，先别忙着安慰自己说，自那时以来，我们已经走出了很远；在此之前，我们不妨简短地回到皮特河博物馆里的那些干缩人头。当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遇到这些干缩人头时，正在发挥作用的，不只是这一点点轻而易举的对立回声而已。

2007年，媒体曾错误地报道，皮特河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考虑把干缩人头从展览中拿掉，人们很快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皮特河博物馆之友”的一位发言人说，它们是“头号展览”，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如果拿掉的话，他们一定会惦记。菲利普·普尔曼是童书《魔法神刀》（The Subtle Knife）的作者，这本书的灵感便来自皮特河博物馆，他也希望留下这些人头。有趣的是，他承认，展览人头可能被认为是“残忍的”，但与此同时，他相信，它们的价值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是真东西，而不是塑料复制品。几个月后，正如书中的导言所描述的那样，艺术家特德·戴温提出捐献自己的人头进行干缩处理，并希望用它来搞一次“家庭友好”型的展览。戴温写道：“皮特河博物馆对我来说，是一个令人吃惊地启发灵感的神圣之地。作为一个尊重土著民族（不管多么默默无闻）的信仰体系、在道德上十分敏感的机构，我敢肯定，这家博物馆一定不会将我的信仰体系区别对待的。”

戴温的提议被客气地拒绝了，但如果遵照他自己的意愿，戴温的人头被干缩处理，并把它放在皮特河博物馆里展览，我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呢？那些来到牛津大学观看干缩人头的家庭，如果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装着不到百年的欧洲人头的玻璃柜子，他们的反应是不是一样呢？而且，如果反应不同的话——如果一个装着欧洲人头的玻璃柜子似乎有些骇人的话——那么，对于展览南美洲人头的道德，他们又会怎么说呢？毕竟，博物馆是一个文明的和“让人变得文明”的机构。它对自己所代表的人、对它所“观照”的人有一种责任，它有责任举办值得尊敬的、富有教益的展览。

另一方面，我们很容易说，如果展示干缩人头是不文明的，那它必定是野蛮的，而且皮特河博物馆有很好的理由坚定地把它的干缩人头收藏保存在玻璃柜内。没有哪个舒阿尔人和阿丘雅人提出要求，希望把这些人头从展览中拿掉并把它们归还给南美。事实上，参观其他博物馆——尤其是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舒阿尔人都没有对要求归还干缩人头表现出兴趣。相反，他们——至少是这些舒阿尔参观者——觉得，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干缩人头在他们的民族与纽约市人之间创造了一种重要的联系。如果舒阿尔人不在乎看到这些干缩人头在博物馆中展出，那么，我们或许也不应该在意；很成问题的干缩人头展览并不多，这是它们传递给那些前来观看的人的信息。

当然，舒阿尔人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原始的野蛮人，而且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因为那是一种外来的标签和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如何看待他们，以及在与他们的关系中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跟舒阿尔人毫无关系，跟我们自己却大有关系。今天，很多舒阿尔人都是牧场工人；而在过去，舒阿尔男人狩猎，女人在园子里种植粮食作物。2003年参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舒阿尔人都是移民，在纽约生活和工作。当他们在博物馆里观看干缩人头展览时，他们并没有想到它们属于自己所属于的那个群体，而是认为它们属于自己不属于的那个群体，当然，这是因为那些猎取人头的并不是这些纽约人，而是他们遥远的祖先。舒阿尔人的猎头袭击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被彻底禁止。对我们来说，干缩人头代表了舒阿尔人，但对舒阿尔人来说，它们只代表了其民族史的一小部分。

博物馆有责任讲述死者的故事，有责任把其他的文化展示为有理性、有意义，而且同样是现代全球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考古学家米兰妮·吉尔斯写到过她在处理铁器时代“沼泽干尸”时所感觉到的那种宣传意识，其中有些干尸被砍下了头颅。她写道：“正是通过想象这些暴力事件的历史语境和环境语境，我们才开始理解这些事件，不是把它们理解为异族的或野蛮的行为，而是视为人们在社会危机时期所采用的有意义的——即便是残忍的——战略。”如果不是把我们自己置于屏障后面并维持那些古老的殖民界线，我们就可以探索干缩人头所打开的那些空间。

干缩人头，以及博物馆中的其他人头，依然对活着的人发挥它们的力量，它们依然在吸引着人群，而且，正因为这样，它们才可以让人们停下来，再次思考。这些干缩人头可以帮助我们打破成见，挑战人们关于所谓原始习俗的假设。干缩人头并不是它们看上去的那样。它们是欧美人与南美人关系的产物，它们与“我们的”历史就像它们与舒阿尔人和阿丘雅人的历史一样大有关系。如果干缩人头依然在牛津大学展出，那么，这就是它们的力量之所在。它们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数百年来与南美文化外交接触的错综复杂，而且，它们不仅嘲弄了普通民众这样的印象：像这些人工制品都是战利品——因为干缩人头并不是战利品——而且还嘲弄了这样一个观念：当我们在英国一家博物馆里透过玻璃凝视着柜子里的干缩人头时，它们跟我们毫无关系。

在东南亚岛屿发现的一些流行成见能够让人清醒，这可以作为对这一点的补充说明。“他们”怎么看待“我们”？当然，他们认为我们是猎头者。考虑到一些欧洲和美洲的收藏者在旅行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谋取人头，很多人劳神费力去挖开坟墓、盗取骷髅，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白人”在某些地方为自己挣得了猎头者的名声。

今天，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区，人们把外国人与危险邪恶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一个多世纪以来，婆罗洲、爪哇和苏拉威西岛的村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一些人在夜里鬼鬼祟祟地四处搜寻人头，或者政府派出的陌生人到处绑架孩子，为的是把他们的头颅埋在新修的公路和桥梁下面，以便加固它们。2006年5月，当一家石油公司在东爪哇打井钻取天然气导致一场巨大的泥火山爆发时，便有这样的谣言传播开来：政府正在搜寻孩子的头颅，把它们扔进火山口，以阻止潮水般的烂泥涌出。有人说，他们需要数千颗人头。还有一些传闻说到一些无头的尸体躺在田野里和医院里，孩子们遭到绑架，然后装在摩托车上被拉走。所以，有些人不让他们的孩子上学，或者在家里陪着他们，不让他们自己到处乱跑。

像这样的谣言并不新鲜。在1890年代，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便流传着这样的谣言：政府派出的密探把人头埋在一座新修水库的库底里；很多被怀疑是猎头者的人被担惊受怕的村民所杀害。在20世纪，每当政府着手修建新的公路和桥梁时，类似的“恐慌”也很常见。弗洛里斯岛上的人还记得，在1950年代，孩子们听到汽车的声音便纷纷跑回自己的家里，因为父母告诉他们，那些汽车（当时很少见）装载着猎头者，要抓孩子们去斩首。

这些谣言还常常涉及欧洲人。传教士们经常发现自己处在猎头恐慌的风暴中心。有人会谈到一些神父分发致人死亡的药品，然后挖开他们的新坟，为的是砍下他们的头颅。有一个神父1960年代在弗洛里斯岛上工作，他总是深夜坐在自己的教堂里祈祷，但当地人认为他是在等待受害者。因此他们拒绝上教堂，于是有些谣言开始流传，说有人看到他夜里从村子走过，手里拿着孩子的头。最后，这位神父被调到另外的教区去了，他的继任者得到的建议是：不要那么虔诚。后来，神父们被告知，不要孤身一人走夜路，或者如果不得不走夜路的话，就要提上灯笼，大声唱歌，以便他们不被人误当作恶鬼。

今天，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的松巴岛上，有一些故事说到外国人拿着金属盒子，开着白色的货车，里面装满了婴儿的血、肉、头和身体部件，他们用这些东西发电。这些闯入者在7月和8月尤其让人害怕，这两个月碰巧是一年当中的旅游高峰季节，也是猎头袭击的传统时间，他们在最近二十年里变得更加常见，因为“冒险”背包客旅行度假变得更加流行，电的使用变得更加普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度假者们来到松巴岛，是为了体验一种据说狂野、遥远、可能也很危险的部落文化，而自始至终，松巴岛人则认为，这些探访他们的外国游客看上去就像凶残的野兽，他们的头发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令人不快的气味，他们使用那些无处不在的“金属盒子”（照相机），取走孩子们的血。

像过去一样，猎取人头依然是印度尼西亚人理解外人的方式之一，特别是那些跟科技有关联的外人，比如汽车、照相机和电、公路和桥梁，以及医药。这些外国人很有钱，他们有时候还表演“奇迹”，但这意味着，他们是具有潜在危险的。人类学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化分析：外国猎头者的观念是对国家权力的闯入和政治自治权的失去所作出的一种反应。移民者在殖民时期控制了传统的猎头，自己却采用了这一习俗。如今，他们（移民者）才是人头猎手。他们有权使用武力，惩罚和统治，随心所欲地取人首级。因此，猎头成了外国人控制土著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是村庄的力量被用来巩固政府的方式之一。

几代人类学家和政府官员试图说服土著居民相信：这些传闻毫无根据。但是，很难扑灭这些无处不在的谣言——谣言年复一年突然地冒出来——特别是当历史的证词对你不利的时候。猎头，以它所有的形式，塑造了殖民者的历史，也塑造了殖民地臣民的历史。

第二章

战场上的人头战利品

战争的单调乏味导致人们把死人的骨骼用于娱乐，这暗示了一种自豪感以及一种战胜敌人的力量，这种据为己有的行为也可能是最高权力的表达。有些人头被像狩猎战利品一样对待，但另外一些则变成了爱的象征、吉祥物、伪科学标本或玩具。

1945年，猎取人头的习俗在婆罗洲中北部高地有过一次短暂的复活。这一次，取人首级，不仅仅缘于古老的部落传统，更是以一场现代全球战争的名义来进行的。

澳大利亚军队正准备对日本人发起最后的攻击，自1942年以来，日本人一直占领着婆罗洲。1945年6月，当本地的一些部落居民提着日本人的头出现在澳军司令部的时候，澳大利亚军人们被搞糊涂了。一位澳大利亚士兵在日记中写道：

一个达雅克人（部落人）从都东河地区来到C连报告：几天前，18个日本人到达他们的村子，要求向导领他们去都东。结果，36个达雅克人和18个少掉了身体部件的日本人抵达了目的地。达雅克人提出把那些人头移交给C连，但他们又说，他们更愿意自己保管它们，因为稍后他们要举行一场聚会。指挥官批准了他们自己保管这些人头的请求。

推测起来，澳大利亚人应该很高兴摆脱掉当地人送来的这份特殊礼物，但他们不打算拒绝达雅克人的帮助，而不管他们的方法多么不佳。殖民政府已经宣布猎头非法几十年，并成功根除这一习俗二十年。突然间，达雅克人再次开始猎取人头。澳大利亚军队所不知道的是，有很多猎头者是那些在丛林里秘密工作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特工武装起来的。

在3月和4月，三个盟军情报小组被空投到婆罗洲中北部的丛林里，他们对自己究竟会找到什么毫无把握。这次所谓“蚂蚁行动”的任务是：搜集婆罗洲日本人阵地的情报，赢取土著居民对盟军介入的支持。当地人已经承受了三年的食物短缺和日本人的严厉管理，正热切地渴望报仇雪恨——事实上，他们是如此热切，以至于“蚂蚁行动”很快就成了一场游击战，土著战士提供人员，盟国特工提供武器，并且——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协调行动，目标是要骚扰和袭击敌军。

“蚂蚁行动”的特工们分成小组展开行动，在日本人从事日常活动的时候伏击他们，比如在营地里做饭，徒步穿过森林，或者将补给装进河上的小船里的时候。一个英国士兵还记得，没等日本人进入丛林里的防守阵地，游击队员们便跃出灌木丛，砍下他们的头。他们装备着自己的parang（刀）和sumpit（吹矢枪），因为盟军的武器到达得很慢，弹药供应不上；无论如何，只经过几个小时训练的达雅克人并不是熟练的枪手。他们并非全都砍头，有些指挥官禁止猎头，但在丛林里的部分地区，猎取人头已经成了盟军对日本人行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有些盟军士兵亲眼目睹了本地战士的热情。有一些故事讲到，这些部落居民在执行猎头袭击，与此同时，他们的盟军指挥官却依然待在大本营里，计划进攻，这是他们对工作的热情。比尔·索洪上尉还记得下面这个场景：“当我们试图让这些十分容易激动的本地人变得理智一些的时候，更多的达雅克人走出了丛林。他们当中不那么显眼的人能够细心地把那些可怕的战利品装在他们的麻袋里带走——当他们解开麻袋，一大堆人头在地面上翻滚，这些人头都是作战英勇的证据。”

在这样的形势下，指挥官发现，很难说服他们的人不要去砍人头，而且无论如何，试图这样做也未必适合他们。很多盟军士兵都是猎头袭击的同谋，即使他们自己并没有挥舞砍刀。他们领导了猎头袭击，亲眼目睹了他们手下的达雅克人砍下日本俘虏和伤员的头颅。像C连的澳大利亚人一样，他们也接受了这些人头作为宣示忠诚的表白。在一次成功战斗之后传统的猎头庆祝会上，有些士兵甚至是尊贵的客人；还有一些人把日本人的头颅作为礼物送给相邻的部落，以此巩固联盟，或者拿着腌制的敌人头颅摆姿势拍照。在丛林里的部分地区，人头成了战时货币的组成部分，起到了巩固同盟、提升士气的作用，殖民地政府几十年来对这种“原始野蛮行径”的谴责暂时被置之不理。

盟军的有些人被本地土著的暴行给吓坏了——澳大利亚的一位军官看到一个马来战俘的无头躯干时几乎当场昏倒——并立即禁止这一做法，但另外一些人似乎已经接受了，视之为其使命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他们并不孤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盟军部队都已经习惯了作为战利品的人头，在很多情况下，对砍下日本士兵头颅负有责任的并不是土著岛民，而是盟军部队自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役期间，不难找到被展览的人头。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一些岛屿上，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骷髅或者被砍人头的故事。骷髅作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吉祥物，被悬挂在公告牌上，被拴在美国坦克和重型卡车的前面。

1944年5月，在布干维尔岛，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驱车经过一条新修的美国公路，公路两旁的旗杆上悬挂着一排排日本人的头颅。它们是在推土机把一些浅坟推平之后挂上去的。美国战地记者马克·莫里斯曾注意到，一个骷髅被固定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一个工程帐篷正中央的柱子上；它戴着一顶头盔，前面印有“东京制造”字样。

很难知道太平洋战争期间究竟有多少颗人头被当作战利品获取。据一份法医报告估计，1984年从马里亚纳群岛被送回本国的日本战死者当中，有60%的尸体丢失了头颅。一位日本神父在战后几十年里定期探访硫磺岛，举行纪念死者的仪式，据他报告，很多遗骸的头骨都被人拿走了。早在1942年9月，获取战利品人头的情况就非常严重，以至于美国海军指挥官威胁手下的士兵说，如果他们获取敌人的身体部件作为纪念品，将“严惩不贷”。夏威夷是回国美军的必经之地，那里的海关官员例行公事地询问士兵：他们的行囊里有没有骨骸，至少有一次，他们在搜查时发现了两个“发绿的”日本人骷髅。而在战场上，大多数士兵都知道发生过此事，并认为在那样的环境下这是不可避免的：值勤几周之后，他们看到的情况更加糟糕。

“猎获纪念品”和“战场剥夺”无处不在。一位美国军人开玩笑地对马克·莫里斯说：“如果日本鬼子之前不知道的话，他们现在应该知道了，美军是为了纪念品而战斗。在那里，他们会朝一个日本鬼子开枪，后者会跳起来，还没等他落到地面上，他们便一拥而上，为了获得纪念品而对他进行搜身。”这是真的——有时候，美国人等不及受害人死去，便把他们的口袋和背包掏空，拿走他们的枪、刀子、旗子、头盔、照片、身份牌，敲下他们的牙齿，有时候甚至割下他们的耳朵，他们的手指，偶尔还有他们的头颅。尤金·斯莱奇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曾在贝里琉和冲绳打仗，他写过一本著名的战争回忆录，描述了在战斗之后如何高效率“剥光”那些受害者。他们“幸灾乐祸地观看、比较、常常还交换他们的战利品……这不仅仅是猎获战利品或洗劫战死的敌人，更像是印第安勇士在剥头皮。”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E.V.麦克弗森中尉与一个日本人的骷髅，这个骷髅在美国海军鱼雷快艇341号上充当了一个吉祥物。新几内亚，亚历克西斯港，1944年。由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提供，藏品072837号。

在战场上，搜寻战利品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收获牙齿和手指则在这一系列行为的末端。从死者身上拿走纽扣、肩章、勋章和头盔是最常见的战利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日本纪念品有很大的需求，不仅在太平洋地区服役的士兵们中间，而且在美国国内也是如此。一位士兵还记得他从事“物资审查员”的工作，这要求他每周一次探访这一地区的所有军事单位，清点运往国内的纪念品。有些人沿着前线一路搜寻是为了找钱。迪安·拉德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师的一名士兵，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艘装满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大船驶往夏威夷，结果这艘船成了一个“漂浮的车间”：因为士兵们都在用橘红色的木箱子制作伪造的日军身份识别牌，用被单制作日本人的旗子，为的是回到美国后出售。

日本人的旗子和身份牌远比身体部件更加常见，但士兵们收集敌军的牙齿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在太平洋战争，以及后来的韩战和越战中，猎获人身战利品的情况开始变本加厉，在这些地方，小规模的搜寻巡逻队在树林茂密的地带有更多的机会。人身战利品还透露了这些冲突的身体性。它们暗示了在面对面的战斗和近距离的肉搏中，身体的勇猛和精神的力量更容易成为胜利者。胜利的武士在战场上把敌人的头颅高高举起，而因为搏斗这种运动的强度和激烈性，使得这一经典形象更能体现力量感。在这样的战斗中，丛林把战士与他们的战友隔离开了，让他们跟敌人挤到了一起，而且，像牙齿和骷髅这样的战利品，在军营里被拿出来炫耀，并被寄回国内，送给他们所爱的人，作为他们还在那里并活了下来的证据，这些东西完全是一种提示物，让人回想起与激烈战斗的亲密接触。

当然，这里也有一些实用性的考量。牙齿之所以成为收藏品，是因为它们又小又轻，而且很容易清洗得漂漂亮亮。手指、耳朵和头颅则是另一回事了。它们不得不砍下来，它们又脏又臭，其实用性足以让大多数人知难而退。1944年初，一群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士从前线回国，他们挖出了一个死去的日本士兵，并砍下了他的头，因为“杰克想要一个日本鬼子的骷髅”，但这颗头砍得并不干净利落，下颌弄断了，散发的气味非常难闻，以至于士兵们仅仅取下三颗金牙就满足了。林德伯格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人试图让蚂蚁来清理一个日本士兵头颅中的肉，直到战友们把这颗人头从他那里拿走，因为它的气味实在太难闻。马克·莫里斯见过一只耳朵在一个师里相互传递，但他也说，士兵们对它并没有多大兴趣。

然而，还是有少数人，给一颗人头去肉的恐怖并没有让他们难受。1943年10月，美国陆军最高司令部就被报纸上的报道给弄得惊慌失措。该报道讲到一个士兵“最近从太平洋西南战区回国，带回来的一些照片，显示了各种不同的步骤，如何‘烹煮和刮削日本人的头颅，为的是把它们制成纪念品’”。现如今，这样的图片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如表现盟军士兵为了去掉肉而在旧油桶里烹煮人头，还有被砍下的日本人头被挂在树上的。然而，当时大多数搞到日本人头的士兵是从荒芜人烟的战场上捡拾颅骨，或者在丛林里偶然碰上的，到那个时候，热带的气候条件已经替他们完成了清理工作，只剩下骨头。逐渐地，一颗干燥的骷髅也就成了比正在腐烂的人头更有吸引力、也更容易处理的战利品。

1940年代第一次到达太平洋诸岛的士兵们不得不适应随处可见战利品和纪念品的环境，这些新兵对他们某些战友的行为深感震惊。迪安·拉德当时刚刚登陆西南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海岸，即将参加太平洋战役最激烈的战斗之一，彼时距离他的23岁生日只有一个月，他目瞪口呆地注视着“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一个小伙子漫步走过，手里挥舞着一根绳子，绳子的一端拴着一个已经晒白的日本兵骷髅”。这个海军陆战队员衣衫褴褛、消瘦憔悴，就像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服役的所有作战部队一样，但是，当他看到那些新兵蛋子注视着他的时候，他只是咧嘴笑了笑，在自己的头顶上快速旋转那个骷髅。难道战争把他逼疯了么？“没错，是的——但也并非如此，”拉德得出结论。“大多数人不是这样。不过很快，我们就会懂得在当时的环境下，那个小伙子做的没错。”

一周后，他正在吃饭，渴望吃上一口热饭热菜，即使身边环绕着数以百具正在腐烂的日本人的尸体，机关枪和迫击炮在开火，炮弹在远处爆炸，而此时拉德的目光却落在了附近地面上一只戳出地面，穿着靴子的日本士兵的脚上。这具尸体几乎被泥土所覆盖。他没有理睬它，继续吃饭。他也没有理会这样的消息：战死的日本人漂浮在马坦尼考河上，就在他刚刚灌满水壶的那个地方的上游。无论如何，他反正是喝了水壶里的水。“就像那个小伙子挥舞着那个骷髅，我正在适应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条件。我在这座岛上已经待了7天。”

历史学家乔安娜·伯克曾写到战场上的杀戮所带来的极度兴奋，以及战争培养出来的狂欢氛围。战斗装束，脸部彩绘，以及“没完没了的反复重申：人必须变成‘动物’”，所有这一切都代表了一种令人兴奋的道德秩序的颠覆。如果拿掉当时的语境，这些意识看上去似乎很陌生——在刚刚赶来参加战斗的新部队看来似乎很陌生——但它们提供了一种方式，让你可以应对令人震惊的战斗现实。很难理解1942年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战斗部队的具体情境。即便是身处前线的后勤保队伍，对于投身于这台“绞肉机”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什么概念，在那里，时间毫无意义，根本没有逃离的希望：即使它没有杀死你，也会让你发疯。

众所周知，日本人拒绝投降，而美国人拒绝抓战俘，因此它成了一场拼死之战。在新几内亚的比亚克岛，日本士兵一直占据着一个石灰岩洞穴防御系统，据说他们试图投降，但美国人告诉他们：“要么滚回地狱去，要么打出来。”在此期间，日本人朝担架兵开火，把美国人折磨致死，并肢解了他们的尸体。有些战俘被斩首，有传闻说日本人吃敌人的肉，以及他们自己人的肉。在这样的情境下，根本没有逃离的希望：你要么杀人，要么被杀。

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很容易被认出。他们脏兮兮的，浑身布满了珊瑚尘和步枪油；他们的制服破烂不堪，因为数周的雨水、汗水和日晒而变得硬梆梆的；他们瘦弱憔悴、胡子拉碴、两眼充血、他们双手乌黑、结满老茧；他们饥肠辘辘、口干舌燥、精疲力竭、气味难闻，而且，他们常常患有“丛林皮病”，手指和脚趾之间以及耳朵里长出真菌；他们的四肢由于布满污秽、昆虫叮咬而肿痛，很多人患有疟疾或其他热带疾病。简言之，人的骷髅是他们最微不足道的难题。

在太平洋地区服役的所有军队都面临着饥饿、疾病，以及在闷热的倾盆大雨中艰苦劳动的难题。潮湿让一切都腐烂，从枪炮和衣服到人的躯体；雨水让人的皮肤变得煞白而肿胀。军营常常水漫金山，遍地泥泞，人们不得不用弯刀在茂密的植被中开山劈路，排成一行步行前进。据说，在某些地方，丛林特别茂密，你要是不紧盯着前面那位士兵的脚，就有可能失踪。

丛林里有蚊子、蚂蟥、蜘蛛、蜥蜴、蛇和蛆，没有自来水和电，而且，尽管有庞大的、勤勉刻苦的后勤人员，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供应问题，这意味着会经常出现食物和水的短缺。当水运到的时候，可能是用旧油桶装运的，味道难闻，令人反胃，布满了带有一层蓝色油膜的铁锈，但不管怎么说，士兵们还是喝下了，因为他们实在太口渴了。斑疹伤寒和疟疾的大爆发一点也不奇怪。在太平洋地区死去的人，绝大多数死于疾病、高温、意外和饥荒；在战争的某些阶段，这些伤亡大大超过战斗伤亡，高达100比1.

于是，战场上就出现了“大规模死亡所导致的恶臭”，正如拉德所记得的那样。“不用担心酷热，仅臭味就足以把一个强壮的人熏倒在路上。”周围到处都是死人，处在各种不同的腐烂阶段。严重受损的尸体挂在带刺铁丝网上，漂浮在河里，成百上千地躺在他们倒下的地方，被困在森林中，从泥泞的地面和浅平的坟冢中伸出。很多尸体被杀死他们的爆炸给弄得残缺不全，被炸成碎块，被凝固汽油弹烧焦，被暴露在热带气候中而变得乌黑。在战场上看到无头的尸体和没有身体的人头并不罕见，在后方也有令人恐怖的意外发生。船上一根突然失控的缆绳可能让一个人丢掉头颅，一架空转飞机的螺旋桨叶片也是如此。曾经有一位美国陆军运输队的队员在补给船上承受了数月的艰苦工作，在一次停电期间掉入了底舱，下落的时候正中一个结实的钩子，被削去了脑袋。他被装在一个篮子里再次提了上来。

尤金·斯莱奇写道：“激烈的生存之争……侵蚀了文明的虚假外表，让我们全都变成了野蛮人。”有一种这样的感觉：生活环境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社会退化。人的身体部件成了稀松平常的寻常事物，敌人的尸体就在那里等着获取。换句话说，道德景观就像身体景观一样超现实，因为士兵们失去了在国内框定他们生活的所有正常的社会结构。他们被死人所环绕，他们奉命杀人，他们认为自己即将死去：在这种环境下，用历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的话说，人们“逃离了道德身份的约束”。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变得麻木不仁。

例如，当斯莱奇和他的部队在贝里琉向敌军阵线进发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日本机关枪手战死在自己的阵地上，看上去仿佛正要开火射击，依然顺着机关枪的瞄准器注视着前方，即使他的头顶已经被炸掉了。正当斯莱奇和一些参加了这场战斗的美国枪手说话时，他注意到，其中一个人把一颗珊瑚卵石抛进了那个阵亡士兵敞开的颅骨里。“每一次抛掷我都真真切切地听到那个可怕容器里传来雨水的轻微溅泼声。”但是，正如斯莱奇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美国人就如同国内一个小男孩在雨水坑里玩石子儿，因为他的动作是如此漫不经心，“他的行为中没有任何恶意的东西”。

如果说盟军部队都成了“野蛮人”，那么在他们眼里，日本人就几乎不是人。日本人在美国公众和武装部队的心目中被彻底非人化了。在宣传中和媒体上，他们被描绘为有着非理性自杀倾向的武士，对丛林战有着一种美国人无法理解的喜爱。他们被称作“疯狗”、“黄色害虫”、“活生生的咆哮的老鼠”、猴子、昆虫和爬行动物。

关于敌人，新兵听到的故事是：“他们像野猫一样藏在树林里。有时候，当他们发起进攻时，他们就像屠宰场里一群被吓坏的牛一样发出尖叫声。另外一些时候，他们静悄悄地出现，甚至都不会惊动一条蛇。”一位海军陆战队员评论道：“我希望我是在跟德国人战斗。他们是人，像我们一样……但日本鬼子就像动物一样……他们习惯于丛林，仿佛他们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像有些野兽一样，在他们死去之前你绝对见不到他们。”人们普遍相信，日本人能够在黑暗中看见东西，仅仅靠吃蛆虫和树根便可以生存下来。当时美国陆军部印行了一本小册子，是根据一部教学影片改编的，题为《日本兵》（The Jap Soldier），它告诉读者，所罗门群岛的海军陆战队员们相信，他们能够根据气味发觉敌人的存在，他们把这种气味描述为“强烈的动物气味”。

如果说日本人是动物，那么有些美国人能把自己的行为看作是正在潜近猎物。美国的一些地区给年轻人分发了看上去很官方的“狩猎执照”，以鼓励他们参军入伍。

“狩猎开放季。没有限制。日本狩猎许可。免费的弹药和装备。有报酬。欢迎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

就像大猎物猎手一样，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在回国的时候带上了战利品，以证明他们作战英勇。

当战士们在现代战争中攫取战利品人头的时候，通常有一个强烈的种族因素。在19世纪的战争期间，英国和德国的军队曾从非洲的南部和东部带回人头，但欧洲白人却很少收集其他欧洲白人的头。迄今为止，美国法医科学家们所记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有战利品骷髅全都是日本人的，没有记录表明欧洲战区有人猎获过战利品人头。种族主义并不是士兵们获取敌人首级的唯一原因——毕竟，战士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要在战斗中杀人，所有对手都在某种程度上被非人化了——但种族主义是一个最常见的因素。猎获战利品人头的现象在20世纪的越南、朝鲜和太平洋战争中有所增长，部分程度上是由于交战的地域和条件，但也是因为强烈的种族偏见激化了这些冲突。在这些战争中，士兵们经常把自己的工作等同于在丛林里猎获动物。

人类学家西蒙·哈里森追踪了非洲殖民战争中猎获战利品人头的历史。他讲到一个比利时军官1891年在刚果为利奥波德国王战斗时，如何把一个当地国王姆西里的人头带回营地，并大喊：“我们杀死了一只老虎！Vive le roi（法语：国王万岁）！”同样，当领导祖鲁人反抗英国人的最后一次起义的首领班巴塔在1906年被杀时，他的头被砍了下来后放在一个帐篷里，由武装警卫看守，在那里向他的同胞们展示，试图迫使他们投降。尽管官方报告声称班巴塔的头颅和身体后来一起合葬了，但在1925年，南非武装部队杂志上的一张照片显示，一个人的骷髅按照狩猎战利品的风格被装在一块牌匾上，上面的说明文字写着：“下面这张照片展示的是反叛首领班巴塔酋长的真实头骨，他在莫姆峡谷被杀，为了验明身份而被斩首。”

哈里森着手全面彻底地研究这个主题，他坚持认为，当人们的活力和力量通过狩猎的隐喻表达出来，猎获战利品的倾向就会发生。例如，列举成功的“杀戮”，甚至还有“尸体计数”的观念——美军在越南使用这一观念来证明他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暗示了一种文化，它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正在悄悄潜近猎物的猎手。1969年，美军在越南的一个侦察排把一个骷髅固定在无线电台的顶部：它的前额被彩色丝带所覆盖，每一条丝带上都有一个日期和一个数字，以纪念他们在交战中的尸体计数。而且，正如猎获战利品一样，在兵营里，人的牙齿和耳朵授予其拥有者以身份地位。小阿瑟·E.伍德利（绰号吉恩）是一个作战伞兵，1960年代末曾在越南服役，他的脖子上就挂着一串耳朵和手指，大约有14个，而且，他“会搞到免费的毒品、免费的烈酒、免费的女人，因为他们不想惹你，因为此人是个杀手……可以说，它是一个作战型男子汉的象征”。像这样的装饰品赋予人以力量：它们吸引人们的注意，它们十分骇人，它们象征了技能，它们是证明自己的装备。

对于这种令人恐怖的战利品，还有一个戏剧性的因素。在很多情况下，围绕它们获取的环境被神话化了。大多数战利品是在战斗结束之后获取的。比方说，很少有人头是在战斗高潮时刻从刚刚被杀戮的士兵身上砍下来的，尽管有时候，在恐惧之中或一气之下，当前线上一个“小子发疯”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事。1943年1月，为陆军杂志《扬基佬》（The Yank）工作的马克·莫里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遇到了一个士兵，他“满载着日本纪念品”，并说他砍掉了两个日本伤兵的脑袋。其中一个是日本军官，当这个美国人准备偷走他的军刀时，那个受伤的人抓住了他。“这小子疯了”，他说，“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兄弟被杀了，我想，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吓得要死。”他挣脱了，抓起他的军刀，刺向那个日本鬼子的腹部、胸部和背部，砍掉了他的左半边屁股，然后砍下了他的头。莫里斯对这个故事并不感到特别震惊——"OK，因此，这小子疯了，砍下了两个家伙的头。C'estla guerre（法语：这就是战争）”——但是，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继续琢磨此事，关于这次袭击的性质，他是不是应该就宽恕那个士兵。

莫里斯更反感那个随军牧师，他总是围着由他照料的年轻士兵说：“没有什么能阻止美国孩子”，还有：“我不认为他很残忍”；但是，就连莫里斯——他走上战场时的装备是一个记者的笔记本，而不是一支枪——也知道，这些可怕的纪念品赋予其拥有者以身份地位。大概因为他作为一个记者的“局外人”身份，而且为了掩饰他对战争的恐惧，莫里斯习惯于随身携带着一颗牙齿，据推测，它来自一个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死的日本士兵。一天夜里，他在晚餐期间把它拿出来炫耀，他很享受它所带来的肃然起敬的反应，直至有人指出，那不是一颗人牙。当时莫里斯喝了太多波旁威士忌酒，不由得满腔怒火，十分尴尬，随后在那里生闷气，而餐桌旁的每个人都哈哈大笑。“多么幼稚而自大的家伙！”他在日记中写道，“都是令人痛苦的自负惹的祸”。

大多数步兵都瞧不起“后方梯队的荣誉猎获者”，他们总是事后打扫战利品，而双方交战的那天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但是牙齿，甚至还有骷髅，并不只是展示品——它们还可能是反思的缘由，帮助人们应对他们所陷入的极端环境。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叫塞·卡恩，是美国陆军运输队的队员，曾在新不列颠海岸辛苦地装船卸船。他走上战场的时候19岁，带上了几副备用的眼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如果手里拿着一本书或一把小提琴，应该比拿着一支步枪要轻松自在得多”。他确信自己再也回不来了。

1944年2月，服役几个月之后，卡恩跟着一个朋友冒险进入了森林，为的是探索已经被废弃的日本人的医院和营地。林木繁茂，沼泽密布，昆虫遍地，到处扔的是弹药、枪炮、补给和医疗设备。那是一个“不祥且神秘”的地方。他们捡到了几件纪念品——印有日本字的罐头盒和编织篮筐——但在艰苦跋涉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偶然发现了更加引人注目的东西：人的骨骼。先是一根腿骨，然后是两根肋骨，再接下来，卡恩认出了一个骷髅。他没法肯定它是不是日本人的，但他想当然地认为，它来自“有着显赫地位和名望的人”。骷髅的一部分被炸掉了，下颌不见了，肉已经完全没了。卡恩用一块布把这个骷髅包了起来，带回了营地，在海水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再在太阳底下晒干。他和他的朋友把这个骷髅用作一个烛台。这个烛台在他们新建的营房里占据着一个骄傲的位置，这是一个他们创造出来的、经过卫生处理的庇护所，一半在地下，周围塞满了沙袋，面朝大海，布置了一张书桌，几本书、图画和香烟，还有那个骷髅。那是一个他们能够享受的“干净整洁、与世隔绝的地方”。

卡恩发现自己在思考那个骷髅。他不可能对它有什么帮助。他在日记中写到了它。他很想了解它所属于的那个死去的日本人，了解他的生活和家庭；他很想知道这个人是善还是恶，想知道他是不是杀死了很多美国人。与那些为了把敌人非人化而向公众展示战利品骷髅的士兵们刚好相反，卡恩的骷髅成了私人性反思时刻的焦点。它使得卡恩不断寻求自己与这个无名无姓、没有面孔的敌人之间的关联，让他有了空间把这个“日本鬼子”看作是一个个体。他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地球另一边“一条丛林小河的旁边”把他们带到了一起，而且，在这些休戚与共的时刻，他思考了战争与死神的专横霸道。这个人的颅骨为什么应该最终成为一个美国士兵的书桌上的烛台？但卡恩并没有感觉到怜悯，因为他知道自己也很容易成为这样一个烛台。毕竟，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双方的人都“在我的眼前被炸得粉碎”。这个骷髅是悲剧性的，是荒谬的，归根到底也是无足轻重的。

在卡恩的手里，这个骷髅变成了一个死亡警示物。他想到了死亡不可削减的肉体性。这个死去的士兵如今是一个“没有躯体的东西”。他用自己的手指感受到了这种肉体性：“摆弄这颗最近还活着并思考的头颅，让我的手在平滑而坚硬的脑壳内部滑过，那里曾装满了脑髓和活质，抚弄着他空洞的眼眶和鼻子，拉扯他松动的牙齿。”卡恩玩弄着死亡，就好像那是一个玩具，试图与它达成和解，试图驯服它。

在被带离了战场（在那里，它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死尸中），带入了一个更私密、更家常的环境后，人的一个身体部件——头颅、手指或耳朵——可以为反思提供罕见的空间。近距离地、私人性地走上前去，士兵们深感震惊，并陷入了沉默。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他们不得不面对他们和敌人共同拥有的残酷命运。在猎获战利品头颅上，大概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情，尽管激发这种行为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虚构一个毫无人性的敌人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到最后，参加战斗的人认识到，他们之所以战斗，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战斗，而且日本人也是如此。此外，在某些方面，知道敌人也是人会更好一些，因为，尽管这会带来负罪感和愧疚感，但这些感觉本身证明了你也依然是人，战争尚未剥夺你的人性。

太平洋战场上双方的士兵都把自己的附属品留在了他们找到的敌人的尸体上。他们把照片和部队徽章偷偷塞进阵亡者那已经没有生命的手里。这种向死者伸出手透露出一种跨越敌我界线的个人认同感，也透露出这样一种感情：在战斗中有某种深刻的东西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每个人都在面对失去和死亡恐惧。那些被做成项链、作为装饰品佩戴的牙齿和耳朵显示了威望，但也是一种对死亡现实的深刻认同，每个人都被迫面对这样的现实。

尤金·斯莱奇曾在1944年参加激烈的贝里琉战役，当他的一个朋友从作战背包里取出一个包裹，骄傲地展示他的纪念品时，斯莱奇惊愕万分，因为那是一只已经部分干缩的人手。斯莱奇深感厌恶，其他跑过来围观的海军陆战队员也很反感，他毫不犹豫地叫他的同伴扔掉它，同伴这样做了，但那是在斯莱奇反思了自己也必有一死之后。“我想到，我多么看重我自己的双手，不管是行善还是作恶，人手是怎样的一个奇迹。”斯莱奇还质疑了他在某个人的背包里看到人手时的反应；毕竟，他们所到之处都随处可见各种身体部件，几乎每个人都收集人的牙齿，“但不知何故，人手似乎走得太远”。牙齿没有个人特色，每一颗牙齿看上去都和其他任何一颗都差不多。牙齿很少带有一个人的显著特征，一旦拔下来，它们实际上是可互换的，但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只手曾经有血有肉，是有机的，一只手有它的历史和个性。斯莱奇对砍下的人头不那么反感，因为它们又硬又干，而且它们看上去不大像是一个活人。那就是卡恩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对着他那颗骷髅陷入沉思的原因之一，他思考了书桌上那个没有生命的头壳与在丛林战斗的一个正在呼吸的活人之间令人敬畏的差别。正如斯莱奇所感觉到的那样，把一只曾经有血有肉的人手据为己有是骇人的、不道德的和厚颜无耻的，但把一颗牙齿或一个骷髅据为己有，不管怎么说，都显示出一定的美感。

战争的单调乏味导致人们把死人的骨骼用于娱乐。士兵们为了打发时间而用刀子削骨头，把它们雕刻成小装饰品，或者在上面刻自己的名字。查尔斯·林德伯格曾听说，新几内亚诺埃姆福尔岛上战斗机控制部门的人员“经常带回他们杀死的日本鬼子的大腿骨，用它们制作笔架、裁纸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个澳大利亚士兵把他的日本人骷髅雕刻成了一个烟灰缸。对于雕刻成物件来说，颅骨、长骨和肋骨是最受欢迎的骨头。骷髅常常被刻上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好日本鬼子”，并由本单位的成员签上名。卡恩把他的骷髅用作烛台，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有些人把蜡烛插进头盖骨的穹顶里，还有人把蜡烛插在骷髅的顶部。

▲一个被凝固汽油弹炸死的日本士兵的头，被支在一辆报废的日本坦克的炮塔下面。瓜达尔卡纳尔岛，1943年1月。拉尔夫·莫尔斯摄。由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提供。

在今天的美国，人们还经常发现来自太平洋战争和越南的战利品骷髅，装饰着文字、图画和颜料，常常是出自那些首先得到它们的士兵的好意，但有时候也多亏了后来的拥有者。有一个骷髅，是一个海军医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带回国内的，后来被他的孙子发现，并把它喷涂成了金色，给它围上了一条花色丝质大手帕，把它放在自己的卧室里，直到他对这个骷髅感到害怕，才把它扔进了湖里。另一个骷髅是从冲绳带回来的，完全涂上了红色和银色，在1980年代初交给了美国的一个法医团队。还有一个骷髅是来自于一架坠毁飞机的飞行员，它被带回到了田纳西州的摩根县，还被扩大了，为的是在万圣节给它装一个电灯泡。另一些骷髅上布满了涂鸦和绘画，用彩色蜡笔、毡笔或油漆涂成彩色，沾上了烟灰和蜡烛滴下的蜡。这些把死者家常化的过程，把它们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支撑物，是在战场上开始的。

在一个到处都是骨头的世界里，值勤的同时装饰一下骨头这种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找点事干而已。把时间投入到这种艺术创作的行为，向我们透露了营地里度过的那些单调乏味的日子，但它也暗示了一种自豪感，以及想要把个人身份覆盖到敌人骨头上的愿望。这些人工制品大概也是这样一种努力：试图掌握控制权，让死亡变得更熟悉、更容易应对，把别人莫名其妙的暴死转变成一种消除自己恐惧的手段。这样一种手艺也有宣泄的作用。经过装饰的骷髅和骨头同时是迷人的玩具、死亡警示物，以及一种断言：声明战胜敌人的力量。据为己有的行为可能既是最高权力的表达，大概也表达了那种休戚与共的感情，甚或是爱意。

士兵们有时候从收集纪念品中得到孩子般的快乐，对检查人体部件几乎有着科学上的兴趣。托马斯·J.拉尔森（绰号“恐怖的瑞典人”）曾在图拉吉岛担任海军通信官，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张扬招摇、快乐无忧”的家伙。他的确是个收藏家，利用空闲时间跟当地人交易纺织品和手工艺品，也在他作为一个海军军官探访的城市里购物，从死者尸体和坠毁飞机上淘取日本“纪念品”，他还为搜集贝壳、蝴蝶和昆虫而探索各个小岛。有一次，他剥了一条7英尺长的蛇，“一条美女蛇”，像个小孩子一样，把它挂起来吓人；但是，像个博物学家一样，他也打算鞣制蛇皮，留作收藏。1943年8月的某一天，当一位军官提出驾车带他去瓜达尔卡纳尔岛时，他很高兴有机会去那里探访，探索马坦尼考河沿岸的老战场。那一天，他弄到了日本人的一支步枪和一个头盔，一直保存到他的晚年，他还收集了满满一麻袋骷髅。蚂蚁已经吃掉了脑髓和软组织，但拉尔森依然要清理毛发，还要把它们洗干净，然后才能把它们分送给朋友，并给自己留一个，这个骷髅被用来支撑他的头盔和烟斗。

拉尔森写到过他所收藏的那些骷髅。“在这里，我被认为是当地的甲虫、蝴蝶、蛇、贝壳和蜥蜴的权威”，他这样开头，然后才描述他“满满一麻袋日本人的骷髅”。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它们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一场大战役的现场找到的，那里已经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因为这一批收藏提高了它们作为真实可信的战争遗迹的价值，因此也提高了他作为一个收藏家的地位。“我作为一个收藏家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南太平洋地区。”他深知，骷髅作为纪念品是颇有争议的，但他很喜欢把自己想象为“rock happy”（译者注：这是美国海军的一个俚语，指的是由于长期在海外孤岛上服役而导致的轻微发疯或怪癖）：“一个当他开始收集敌人骷髅时走得有点远的家伙，”他写道。

拉尔森变得十分依恋他的骷髅。他在它们的眼窝里填满了巴黎的熟石膏，给它们配上彩虹色的蜗牛壳，并一直放在自己的床头上。图拉吉岛上11个月的服役让他“像个还魂尸一样到处游荡”，启程回国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大多数纪念品留给了在新西兰的朋友，但当他作为美军联络官在奥克兰登上新西兰皇家海军轻巡洋舰“利安得号”时，他带走了那个骷髅。不幸的是，对于拉尔森的那个骷髅，英军指挥官不像他那么痴迷，他被迫留下了它，还把它送给了奥克兰博物馆的自然史收藏，这个目的地很符合拉尔森当初收藏它的那种精神。

有时候，还有一种变了味的好奇心促使士兵们更贴近地研究身体部件，即便是在最令人憎恶的环境下。当一位军医斥责尤金·斯莱奇在战场上目不转睛地紧盯着敌人的牙齿时，他反驳道：“得了吧，我老爸也是个医生，我敢打赌，他认为此事有点趣。”

如果医生可以把死者的尸体当作生物体那样对待，那么士兵也可以。詹姆斯·费伊是美国海军轻巡洋舰“蒙彼利埃号”上的一等水兵，历史学家保罗·福塞尔把这个年轻人描述为一个有教养、有耐心、不嗜血的罗马天主教徒，他来自于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1944年11月，当日本人释放出成百上千的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飞机，扑向莱特湾的美国舰队，希望阻止入侵日本本土时，“蒙彼利埃号”便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在这场战役中，美国防空火力如此猛烈，以至于飞机和日本飞行员身体的部件像雨点一般落在战舰的甲板上。费伊描述了在战斗暂时平息期间，人们是如何到处搜寻纪念品的。他拿到了一架飞机的零部件。甲板上布满了“鲜血、肠子、脑浆、舌头、头皮、心脏、手臂等等”，士兵们开始一件件捡起来仔细查看。一个士兵捡到了一个人的头皮——“它看上去就像你从动物身上剥下来的皮”——另一个人捡到了一个膝盖骨；费伊捡到了一块马口铁，上面有一个人的舌头，并惊叹于它竟然那么长，扁桃腺和咽喉依然附着在上面。

“什么乱七八糟，”费伊写道，但美国军队似乎试图尽其所能去理解这种乱七八糟，有一次甚至着手把它转变成爱的象征：费伊的一位战友捡到了一根肋骨，并把它清理干净，他说，他妹妹想要得到一个日本鬼子的身体部件。尽管这听上去非同寻常，但把人的骨头寄回国内，作为礼物送给自己所爱的人，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士兵们在家信中漫不经心地写到家人和朋友要求得到骷髅——“我想到寄个包裹，里面装上他要的日本鬼子的骷髅”，或者，“你是不是想要一个日本鬼子的骷髅？”——而且，在人们家中的私密空间里，一个骷髅可能成为喜爱的对象，特别是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他将把这些东西作为正常的事物而接受。一个来自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退伍老兵把一个骷髅带回了国内，本单位的成员都签了名，并给它取了个绰号叫“奥斯卡”。几十年后，当这个骷髅被找到并被归还给日本政府时，他的侄女对于不得不把它送走感到难过：

任何一个熟悉这个家庭或者走进这个家门的人都见过它……任何时候，只要你走进那幢房子，它就在书架的正中间……它只是某个已经死了的人，我叔叔对它就是这样的感觉。是的，如今人们肯定会对它感到愤怒。但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大懂事，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是战争。朱利叶斯叔叔认为，他正在做人们猜想他曾经做过的事情。

▲凤凰城战时工人娜塔莉·尼克森正在给她在海军服役的男朋友写信，感谢他寄给自己一个日本士兵的骷髅，那是他在新几内亚作战期间作为战利品搜集的。《生活》杂志，“本周照片”，1944年5月。拉尔夫·克莱恩摄。由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提供。

骷髅常常被赋予昵称，像萨姆、查理什么的，但当这样一个礼物出现在美国媒体上的时候，它就会招致国际谴责。

1944年5月，《生活》（Life）杂志的“本周照片”中显示了一个名叫娜塔莉·尼克森的年轻女人正坐在办公桌旁给男朋友写信，她男朋友正随海军在太平洋地区服役。娜塔莉神情恍惚地注视着男朋友送给她的礼物：一个日本兵的骷髅，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上面还刻着14个美国军人的名字以及这样一行字：“这是一个日本好人——在新几内亚海滩上捡来的一个已经死去的日本人。”据文字说明说，娜塔莉对这件礼物感到震惊，但她还是按照日本首相的名字把它取名为“东条”。

《生活》杂志的读者写信谴责娜塔莉和骷髅的照片，说它“令人恶心和恐怖”，并指出，如果情形颠倒过来，东京一份著名杂志发表一张照片，显示一个年轻的日本姑娘注视着一个美国士兵的骷髅，肯定会导致人们对日本人邪恶行为的极大愤慨。

这些信在1944年6月12日发表。第二天，《纽约镜报》（New York Mirror）报道，宾西法尼亚州一位国会议员送给罗斯福总统一把开信刀，是用一个日本士兵的肩胛骨做的。很显然，这位议员已为送给总统“如此之小的一个日本解剖人体部件”而道歉。日本的评论员强烈抨击美国总统的伪善：他“从他经常谈论的关于文化和人性自由的书上撕下了一页”。接下来，几天之后，娜塔莉和骷髅的照片登上了日本媒体，引发了人们的狂怒。“甚至在这个美国姑娘的脸上，也明显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兽性，”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的一位记者写道：“让我们所有人发誓，让美国人的野蛮从地球上消灭。”

只是后来，随着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战俘和平民俘虏的安全，罗斯福总统才退还了那把开信刀，并暗示已经为那块骨头举行了恰当的葬礼。海军对《生活》杂志上那幅照片的反应是：针对涉事中尉——娜塔莉的男友——所谓“被指控的”行为，启动了一次三心两意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

根据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亵渎敌军的阵亡将士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它违反了惯常的战争法则，也违反了日本与美国之间关于如何对待阵亡者的现有的双边承诺，但海军最高司令部在反应上行动迟缓。陆军部确认，亵渎日本阵亡者是“对法律和礼仪的严重违反”，但与此同时，阻止发表关于“纪念品”的故事的理由是：它们可能导致战场上的报复行为。这既强调了谨慎的需要，同样也（即便不是更佳的话）认识到了体面的需要。

同时，指挥官们奉命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这种非法而残忍的行为”，调查并惩罚违规者，《生活》杂志照片的故事传到了在太平洋地区服役的部队。1944年10月，一个1942年入伍的30岁艺术家约翰·盖塔·布朗宁在新几内亚的霍兰迪亚附近捡到了一个骷髅。他把这个骷髅带回了营地，放在一个朋友的床上，每个人都给它拍照，但他知道，审查官肯定不会让他们再看到这些照片。他在日记中写道：“军队对骷髅问题有着近乎神圣的紧张不安，我们再三得到警告：拥有日本人的骨骼、牙齿等等，都有可能面对军事法庭、死亡，以及许许多多荒唐的威胁。”他认为，《生活》杂志的报道“没有任何帮助”。但是，布朗宁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荒唐的威胁”。

他们的司令官，这些曾带领军队在一场数百万人丧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他们，认为“骷髅问题”相对来说并不重要。有些军官期望他们的人做坏事，另一些军官则选择对证据视而不见：本着狂欢节的精神，从战场上捡回一个骷髅常常被视为“合法违规”。让士兵们“按照要求”做坏事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让军方备受挑战，特别是自20世纪大规模强征入伍出现以来。训练制度故意要通过身体虐待和口头辱骂来剥夺新兵们的身份认同。在新兵们进入的这个世界里，士官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攻击性有着很高的价值，外人被非人化，他们生活的地方的每一个细节都由别人来设计。严酷的训练策略帮助侵蚀了平民的价值观，也创造出了更有效率的杀手。在越南服役的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还记得关于发现敌军伤员之后的操作指南：“如果已经上好了刺刀，你只要刺刀朝下，用教练员自己的话说：‘割下他的头’，或者，‘再额外捅他几下’。”如果士兵不能杀死伤员，他们在心理上就不适合战斗。

那是一种必须达成的微妙平衡。士兵们被预期在战斗的压力下作出邪恶的反应，但当国家不再需要他们的军事贡献时，便重新开始和平的生活。在20世纪中叶，新闻评论员们都承认，“和平时期给你带来最大麻烦的家伙”是战斗中最优秀的家伙。作为一个平民可能让你锒铛入狱的行为，在作为一个战士时却可能为你赢得勋章。装饰敌人的头颅，把你的名字刻在骨头上，绝不会为你赢得勋章，但在武装部队内部，人们心照不宣地承认，像这样的行为让战争的心理要求变得更容易。

在美国，每年都会有一两个来自太平洋战争、越南或朝鲜的战利品骷髅冒出来，被寄给法医学家鉴定。偶尔，当警察为了其他原因而搜查财产的时候碰巧会发现它们，但通常是它们的拥有者上交或扔掉的，他们对于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有一种十分不安的矛盾心态。在美国、澳大利亚或英国，人们不接受把一个战利品骷髅放在家庭背景中。在一场血腥的战争刚刚过去之后，即使它们被迎进一个军人的家里，作为对他的公正奖赏，但几十年之后，它们都变得反常和令人厌恶，即便对那些最早取得它们的人也是如此。偶尔，家庭成员满怀深情地看待它们，但很多人——特别是退伍老兵们的妻子——发现它们风味不佳，让人神经紧张。那个曾经为它们创造过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它们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

幸存下来的战利品骷髅是一些来自战斗的恐怖碎片，这些战斗过去、而且一直以来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作为战争恐怖的物理证据，想必正如很多收集它们的人感受到的那样，它们在家里似乎格格不入。既具体又模糊，这些“战利品人头”证实着过去的经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明确限制，不容易与他人分享。尽管在战争的历史上，阵亡者常常是看不见的，但他们在士兵们的日记中被反复提及，因为他们到处都有。死亡无处不在，因此，死亡成了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方式外人无法理解。这大概是老的战利品骷髅在今天为什么令人不安的原因之一：它们把死神的世界带到了此时此地，促使我们试图去理解无法理解的东西。

尽管战利品骷髅在平民社会里似乎很不协调，但在战场上，它们履行了很多不同的职能。像获取它们的士兵一样五花八门，它们可能象征着愤怒或恐惧。有些骷髅像狩猎战利品一样被对待，但另外一些骷髅变成了爱的象征、吉祥物、伪科学标本或玩具。它们很可能启发内省的瞬间，就像它们鼓励虚张声势的炫示一样；毕竟，一个人骷髅就是一个曾经和我们大家打成一片的人。一点也不奇怪，在很多方面距离死亡如此之近的士兵们被人的骷髅所吸引。

战利品骷髅是已经被驯服的敌人，其本身就能够唤起养育的感情：这些骷髅被戴上了帽子和头盔，把香烟或烟斗拿给它们抽。像约里克一样，它们也重获新生，获得了新的个性和昵称；但是，重新赋予人骨以生命的那种游戏性质的努力也起到了强调它们没有生命的作用。首先，战利品人头证实了一个人的力量，他杀死了另一个人，并让人成为一件工艺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军人寄回国内的那些骷髅都被彻底清理和擦亮了。死亡的所有腐烂都被洗净了，创造出了某种白色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取而代之。敌人已经静止不动。人身战利品所表达的是一种生存决心，一种与本部队成员休戚与共的关系，而你的生命依赖于他们。即使当它们引发一个士兵的哺育本能时，它们依然是他的最高霸权的冷酷表达。它们帮助士兵们重新获得权力感，因为，高高举起的战利品人头断言了对战斗混乱的控制。在断头台上高举叛国者头颅的刽子手也可以这样说：宣告秩序的重获新生。

第三章

欧洲的断头台文化

断头台是终极舞台，千百年来，生与死在这里严肃上演。斩首是刽子手的杰作，围在断头台周围的人群很快就会对他的表现作出评判；而断头机的出现将斩首转变成了一套不带感情的程序，尽可能把残忍程度最小化了。

断头台是终极舞台，千百年来，生与死在这里严肃上演。18世纪中叶，埃德蒙·伯克注意到，那些正津津有味地欣赏一出王室悲剧的戏迷，一听到这样的消息：一位国家元首即将在附近的公共广场上被处死，他们便会争相奔向出口。他指出，我们对真实灾祸的痴迷远比我们对纯属演戏的困苦磨难的兴趣更加不可阻挡。在今天，他还可以说同样的话，但是，在这个数字时代，互联网让我们能够很方便地观看可怕的处决，同时让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让我们在前排就座。现今，我们在家里就可以看到对着摄像机和观众举起的被砍下的头颅。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斩首视频的非凡魅力第一次得到证实，而且毫不含糊。

当美国和英国的“反恐战争”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那些年里横扫阿富汗、进入伊拉克的时候，一种新的杀戮模式让媒体大吃一惊：欧洲人和美国人被激进团体扣为人质，索要赎金，然后被斩首，而且是在摄像机的面前。在以往的历史中，罪犯因为他们犯下的罪行而被砍头；如今，罪犯却在令人恐怖的环境下砍下无辜平民的头，而且处死他们的生动视频通过网络传播，任何人都能看到。

第一个美国受害者是《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丹尼尔·珀尔，2002年1月，他在巴基斯坦被绑架。抓获他的人要求释放阿富汗的塔利班战士，其提出这一条件的方式日后成为典型的不切实际的最后通牒。2月1日，他们砍下了珀尔的头。几周后，珀尔被斩首的视频出现了。3月，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6月，《波士顿凤凰报》（Boston Phoenix）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了它的链接，这一举动在美国新闻评论员那里被证明极其不得人心，他们鄙视这家报纸“冷酷无情地漠视人类的行为准则”。《波士顿凤凰报》的做法导致关于观看珀尔残忍的斩首是对是错讨论迅速增加。

第二个以这种方式被杀、也是第一个在伊拉克被斩首的美国人是工程师尼克·贝尔格，他在2004年4月9日被绑架，5月初就被杀害。这一次，也就是在珀尔被杀两年之后，路透社在几天之内便提供了未经编辑的视频，它坚持认为，是否为观众剪辑视频并不是它所能决定的。与处决珀尔的视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所有重要的电视新闻网络都播出了贝尔格被斩首的视频剪辑，尽管它们实际上没有播出斩首本身的画面。传统的新闻媒体有所克制而没有播出完整视频，但到现在，电视节目制作商依然在随大流，而不想打断报道；正是互联网用户，在自己家的私室里，敢于观看贝尔格的斩首。

尼克·贝尔格的斩首视频成了网上热搜词条之一。贝尔格被处决两天之后，最早贴出视频的那家与基地组织有关的网站，被一家为它提供服务器的马来西亚公司关闭了，原因是网页的访问量过大，造成了堵塞。这家公司的高级官员林雯洛说，它之所以被关闭，是“因为它吸引了大规模突如其来的信息传输，占用了太多的宽带，给其他客户带来不便”。不到一天的时间，贝尔格的斩首视频成了像谷歌、莱科思和雅虎等搜索引擎的顶级搜索词条。5月13日，美国排名前十的搜索词条是：尼克·贝尔格视频、尼克·贝尔格、贝尔格斩首、尼克·贝尔格斩首视频、尼克·贝尔格斩首、贝尔格视频、贝尔格斩首视频、“尼克·贝尔格”、视频尼克·贝尔格。

在一周的时间里，贝尔格的斩首视频一直是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搜索条目，在整个5月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偶像”。

贝尔格的死触发了大量类似的斩首，都是伊拉克的很多恐怖主义武装组织干的，并被拍成视频在网上传播。2004年，伊拉克有64宗记录在案的斩首，其中17个受害者是外国人，28宗被拍成了视频。次年，伊拉克有5起被拍成视频的斩首，打那以后，这个数字逐步减少。2004年，那些最受媒体关注的斩首案被证明特别受公众青睐。6月，美国直升机工程师保罗·约翰逊在沙特阿拉伯遭到绑架，并在摄像机面前被斩首，在他去世之后的那几周里，谷歌上最受欢迎的搜索词条是“保罗·约翰逊”。当英国工程师肯尼思·比格利2004年9月在伊拉克遭绑架并在次月被绑架者斩首时，一家美国杂志报道，互联网用户从它的网站上下载斩首视频超过100万次。荷兰一家网站拥有者说，当伊拉克斩首视频播出的时候，网站的每日观看数从30万增加到了75万。

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等州的一些中学教师因为在班里向学生们播放尼克·贝尔格的斩首视频而被处以行政休假。当《达拉斯晨报》（Dallas Morning News）刊登一幅贝尔格的袭击者拿着他被砍下的人头的静态图片时（脸部被遮挡了），该报说自己的这个决定受到了博客世界引发的兴趣的启发。该报的社论指出：“我们的读者来信栏目今天完全是跟贝尔格有关的来信，其中大多数来信要求《达拉斯晨报》刊登贝尔格处决的照片。在我们昨天收到的关于这个主题的87封来信当中，没有一封来信是要求不要刊登这些图片的。”

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下载之后实际上真的观看了视频，但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想要观看它们、讨论它们，尤其是贝尔格的视频，他是第一个在伊拉克被斩首的美国人，他的处决是两年前珀尔被处决以来第一起用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贝尔格被杀时，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正开始下降，视频的流行凸显了当互联网开始制造新闻时，它在多大程度上让更传统的新闻媒体黯然失色。电视新闻生产者或许可以引用它们的视频剪辑，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人们正在网上在线观看。互联网允许人们抗议主流媒体明显的“审查”，或者当这种倾向占上风的时候，干脆完全绕开主流媒体。不管人们是认为观看贝尔格被处死对自己来说很“重要”，还是仅仅出于好奇而观看，有一点毫无疑问：“人民大众”正在取得控制权，或者说是失控了，这取决于你的视角。

在贝尔格去世五个月后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5月与6月之间，美国有3000万人，或者说互联网所有成年用户的24%，观看了来自伊拉克战争的影像，而这些画面被认为太可怕、太生动，不适合在电视上播放。这是战争期间一个特别动荡的时期，人们不仅看到了贝尔格被斩首，而且还有美国军事人员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战俘的照片流出，还有一些图片则显示了在费卢杰被叛乱者杀害的四个美国合同工被肢解的尸体被人拖过大街，挂在幼发拉底河上的一座大桥上。甚至，美国人还找出了这些图片：那些在网上见过画面内容的人中，有28%的人在积极寻找它。调查发现，那些见过画面内容的人中，有一半人认为他们通过观看视频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

观看贝尔格斩首的决定在网上被政治化了。一些博客写手宣称，有一件事情并非巧合：自由主义媒体紧盯着来自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图片（它们损害了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信誉），而与此同时——正如他们所认识到的那样——却在回避贝尔格的报道，只给了它很少的篇幅，并拒绝对暴行进行充分的展示。埃文·马洛尼写道：“有一天，媒体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看看来自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照片，这样我们就能懂得战争的恐怖。但对于贝尔格的斩首，我们则被告知不可能接触到真相……媒体向我们展示——在我看来，这是正当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丑恶现实，同时却拒绝对贝尔格的被杀做同样的事。”杰伊·罗森教授更加直言不讳：“他们并没有把所有东西都拿给我们看：刀子、喉咙、尖叫，以及被举到摄像机面前的头颅。但是，那些来自阿布格莱布监狱令人作呕的照片却一直在展示。”

另外一些观看者承认，他们纯粹是出于好奇才观看斩首视频，没有什么“更高的”意图。一位匿名的互联网用户说：“你几乎不敢相信，一群人可以如此冷酷无情，以至于干下如此残忍而兽性的勾当，你必须让它得到证实……观看这些视频所激起的情绪让人五味杂陈——主要是对受害人那种明显的恐惧和痛苦感到悲痛，但也有对血的憎恶和对罪犯的愤怒。”同时，网络编辑们也对播放这样的内容视频表达了类似的态度。他们提供这些视频，要么是因为他们致力于反恐斗争（人民应该看到），要么是因为他们反对主流新闻媒体的“审查”（人民应当能够看到）。而那些“惊悚网站（shock sites）”贴出这些视频纯粹是作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娱乐，与其他吸引客户的暴力和挑衅性的视频（看这个！）并排放在一起。

斩首视频吸引那些问心无愧的观众，以及那些尽管自己深感疑虑却依然要观看的观众。互联网为每个人提供了匿名性，摄像机让观众有了一定程度的超然，但行动只不过是点一下鼠标而已，这一结合让这些视频延伸得更远。正如军事分析家罗纳德·琼斯所写的那样，只要有一台摄像机和能够访问的互联网，一个激进组织就可以制造出一桩“国际媒体事件……有着巨大的战略冲击力”。实际上，当恐怖分子发动袭击时，在摄像机面前给受害人斩首是一项极其高效、极其得力的战略。它只需要很少的金钱、训练、设备、武器或爆炸物，除了最初的绑架之外，它并不依赖于很可能会失败的复杂的协调或技术，结果也很容易得到传播。据另一位分析家马丁·哈罗说，正是这一战略，“有着最大的关注度、最大的反响，并刺激最大的恐惧”。

那么，一点也不奇怪，伊拉克的人质斩首是“专门为电视而做的”。另外一些恐怖主义活动，像自杀式袭击或爆炸，就很难被摄像机所记录，因为它们必定是秘密的、不可预测的和狂热的事件，但人质斩首可以在幕后精心安排、设计动作、反复排练，同时保持野蛮残忍、真实可信。录像很清楚，而且是近距离的。杀手在他们的表演秀上给观看者提供了前排座位；而且，他们想要展示的是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组织、他们对事业的献身、他们对受害人的完全控制和主宰。有一名意大利人质，名叫法布里奇奥·夸特罗奇的安全官员，在他即将被抓获他的人开枪打死的那一刻，突然在摄像机面前站了起来，试图揭掉他的头罩，并大喊：“现在我要让你们看到一个意大利人是如何死的！”半岛电视台把这段视频压下来了，因为它“太过可怕”。对于面临必死的夸特罗奇来说，这是不是一次小小的胜利呢？最后没有一个人在网上看到他被杀害的镜头，无论是为了娱乐，还是为了教育，抓获他的人不可能以他们所计划的那种方式利用他的死来筹钱了。

在这些精心策划的处决仪式上，每一个人，哪怕是受害者本人，都必须扮演自己的角色。整个程序就是一台戏，打算要创造力量，引发恐惧，正如那些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公开处决一样，除非像乔治敦大学教授约翰·埃斯波西托所指出的那样，说到像贝尔格斩首那样的处决，“它更多的不是惩罚个人，而是利用个人”。即使当受害者是一个无辜的人质时，杀戮所产生的力量也作用于更广泛的社群。群众太过顺从。通过打开电视观看节目，或者通过谷歌搜索最新的斩首视频，观看的民众也有他们的角色要扮演。

尼克·贝尔格被处决后不久，一位接受《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采访的分析者说：“恐怖主义的要害是制造恐惧、引发混乱——但是，除非有媒体支持这种行为，并尽可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否则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这些杀人者之所以把他们的视频发布到互联网上，是因为他们知道，新闻媒体将被迫随大流。电视的新闻节目要么拒绝网上可以免费获得的视频，从而让自己变得多余，要么就做杀手们恰好希望的事，向范围更广泛的观众播放这样的视频。与此同时，互联网还提供了一个“责任真空”，用巴比·泽利泽的话说就是，“在这里，我们并不清楚谁取得这些影像，谁散播它们，谁观看他们。”

人们普遍认为处决现场出现庞大而喧闹的人群属于我们过去的一个遥远时代的事情。也确实是这样，但越是阅读行刑的历史，我就越发认为，在过去的两百年里，死刑执行之所以逐步从公众的眼前隐去——某种程度上还有酷刑作为一种惩罚方式的消亡——更多的与上流社会的成见有关，而和大众舆论的关系不大。始终有人乐意观看处决，乐意享受这样的壮观场面。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也并不是断头台上的景象变得很不体面，而是顽固痴迷的观众变得有点令人尴尬，大概还有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公开执行死刑走向了终结，这并不是因为行刑本身，而是归因于前来观看死刑的围观者的敏感性与精英当中对可接受行为的定义之间不断拓宽的鸿沟。

在18和19世纪，围观某人被处死开始被视为违背人性，但每当有人提供了观看的机会，也从不曾阻止人们观看，未来大概也不会。行刑一直吸引着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满腹经纶的学者和目不识丁的文盲。个人反应也可能不同——有人会哈哈大笑，冷嘲热讽，另一些人会认真地做记录，还有人会晕倒、呕吐或哭喊，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反应由文化所决定，但历史的教训是，目睹斩首及其他形式的处决在我们作为人的能力范围之内，不止如此，我们还可以把它们作为流行的公共事件来欣赏。

哪里有公开处决，哪里就有围观行刑的人群。在19世纪初的伦敦，可能有五千人来观看一次标准的绞刑，但赶来观看一个著名重罪犯被杀死的人群则可能多达四万甚至十万人。这个数字许多年来几乎没什么改变。雷尼·贝西亚在1936年被绞死的时候，据估计有两万人围观，这是美国最后一次公开执行的死刑。（应当承认，它所吸引到的公众注意之所以比平常更多，要归因于绞刑手是一个女人：县治安官弗洛伦斯·汤普森。结果，汤普森委派一位前警察代她履行职责，拉动扳机，放开绞索下的活板。）

三年后，一大群容易激动的民众聚集在凡尔赛的圣皮埃尔监狱外，观看臭名昭著的德国连环杀手欧根·魏德曼被送上断头台。魏德曼成为法国最后一个被公开处决的人，表面上是因为那天来观看的人群变得“特别可怕”，有少数人试图爬到附近的屋顶上来观看正在运转的断头台，虽然这一点确实如此，但关于醉酒和蛮横行为的传闻也确实被媒体极大地夸大了。

正如历史学家保罗·弗里德兰所指出的，魏德曼受刑的真正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被推迟了。有一个新来的行刑者，这是他第一次执行任务，他低估了准备工作的用时。因此，魏德曼的处决并没有像惯常的那样在黎明破晓时分顺利进行，而是推到了天色大亮之后，于是人群中的摄影师充分利用了白天的光线。接下来就有一系列照片显示了行刑的一帧帧定格画面，一秒接一秒，在接下来的那些日子里，可以从一些印刷精美的杂志上看到。断头台的刀片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被捕捉到了。就当局而言，更糟糕的是这次行刑被摄像机录了下来。你今天依然可以在网上看到它，仿佛那些围观这一事件的“令人憎恶”、“难以驾驭”的人群还不够糟糕似的。如今，多亏了摄影技术的改进，成千上万好奇的观众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公开处决。魏德曼被执行死刑一个礼拜之后，公开处决在法国遭到禁止——不是因为它们太恐怖，不适合观看，而是因为当局知道人们愿意观看，不管它们多么恐怖。

死刑在欧洲已不复存在，而在美国，各州执行的死刑判决不再是公共事件，尽管它们依然会引起骚动。当美国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杀手蒂莫西·麦克维在2001年5月通过注射致命药物执行死刑的时候，印第安纳州的小城特雷霍特人满为患，挤满了观光客。超过1300个新闻媒体的成员，在他们支持团队的陪伴下，与几百个抗议者和几个贩卖食品、T恤衫和纪念品的商人一起，抵达这座小城，为的就是充分利用这一事件。死刑执行一个月之前，当地的一个记者说：“我们吃、睡、呼吸，都离不开麦克维。”

▲1939年，德国罪犯欧根·魏德曼在法国的凡尔赛被执行死刑。在镜头之外，另外有几百个观众聚集在第二警戒线的后面。由Roger-Viollet/The Image Works提供。

当然，其中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并没有看到麦克维死去；那些注视着他死去的人，从专门的观察室里俯瞰着装有彩色玻璃壁板的行刑室。这些人包括十位受害者的家人、十位随机选择的记者、人数并未透露的政府官员、几个监狱工作人员以及麦克维选择的四个目击证人（两个律师、一个他的辩护团队的调查员和他的传记作者）。另外232个受害者家人通过闭路电视观看了整个事件的直播。

政府裁定，这些目击者有权知道关于一个人如何死去所应当知道的东西。我们不可能知道，如果给他们机会的话，是不是有更多的人愿意观看正式处决，但下面这个猜测似乎不无道理：像麦克维行刑这样一次处决既能吸引直接受其罪行影响的人，也应该会吸引那些以目击他人痛苦为乐的人。

正式处决在美国或欧洲还能重回公共舞台几乎是不可设想的，而公开斩首似乎更不可能，但原因并非由于受害人的痛苦。如果技巧高超的话，对一位驯服（或安静）的受害人进行斩首是速战速决的。而且，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也是相对来说没有痛苦的死亡方式，但在处决的历史上，如何看待事物和如何感受事物同样重要，而且斩首是很肮脏的差事。

最近两百年的时间，我们见证了越来越谨慎的处决方法在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引入，从19世纪晚期长坠式绞刑的引入，到致命注射的使用。但我们并不清楚，一种看上去好像不那么暴力的死法是不是必定更加人道。美国的一些研究表明，选择行刑处决的囚犯在开枪后的一分钟内便实现了完全的心脏死亡，而典型的无并发症致命注射要花上9分钟的时间才能杀死一个人。此外，经常有报告说，准备和管理注射的难题增加了长时间痛苦死亡的风险。枪和断头台看上去可能很血惺，但它们相对比较简单和有效。

这就是戏剧性场面与控制之间的永恒紧张，它正是死刑处罚的核心。杀死一个人并不是一门精密科学。它天生就是场面壮观、不可预测的事件，跟其它任何方法比起来，斩首大概更加如此。正如司法体系试图更谨慎、更有同情心一样，它们也试图把死亡置于控制之下，但谨慎和同情可能针锋相对，这只不过是因为一种行刑方式看上去的样子并不是受刑者所感受到的。这就是斩首血腥而原始的力量。

如果你的装备只是一把刀或一柄斧头，在受刑者依然活着的时候，很难干净利落地一下砍掉他们的头。那需要很大的力气和技巧，或许还有运气，或者三者都要。正是这一点，使得被砍下的头颅成为战争中一件如此有力的战利品。士兵的战利品人头，意味着他在战场上近距离地目睹了原始的行为，并克服重重不利因素幸存了下来。在战争中，战利品人头是地位和尊敬的标志：它断言了一个勇士的技能和力量，但它也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件：事情的发展也可能大不相同。

千百年来，政府通过斩首把死亡官僚化了。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任命官员，引入礼仪和文书，建立仪式和记载，调整斩首的机械，试图把断头台上的这出大戏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以这些办法，政府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战利品人头的处置权据为己有，要么是为了宣告一宗犯罪，借助类似命运的威胁来阻止其他犯罪，要么是为了恢复国家首脑的荣耀和权威。

英国政府在13世纪最早对叛国者的人头进行的仪式化中，展示了无异于武士在战场上高举战利品人头的都市版。原本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战斗中取下的一颗人头被送给国王，并对公众展示。改变了的是：这种人头，叛乱首领和叛国的个人头颅，如今有时候是在都市的“舞台上”被砍下，彼时，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出大戏的展开。

独立的威尔士的最后两位王子，格鲁菲的儿子卢埃林和大卫——死于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是说明这两种战利品人头之间连续性的完美例证，因为一者是在战斗中被杀，另一者是在断头台上被杀。两兄弟中的哥哥卢埃林1282年在奥瑞文大桥战役中被国王的人所杀：他的头被砍下来，先是被送给了爱德华，后来又被送给了安格尔西岛的英格兰部队，最后去了伦敦，被悬于伦敦塔的大门上，在那里至少挂了15年。据说是一个骑兵把它挑在自己的长矛尖上带进了伦敦城。

次年，卢埃林的头颅与他的弟弟和继任者大卫的头颅汇合了，大卫也是死于对国王的背叛；但他不是在战斗中被杀，而是被俘获后接受了审判，并被判处死刑。1283年10月，他被拴在一匹马的尾巴上拖过什鲁斯伯里的大街，被绞死、挖出内脏并肢解。他是迄今为止遭遇这种相对较新、令人痛苦、场面壮观的结局的最著名叛乱者。

在某种意义上，威尔士两兄弟的头颅都是战利品，因为在爱德华一世统治下被斩首的几乎所有叛国者都是凯尔特“叛乱分子”，是国王征服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几次战役的阵亡者，其中最著名的是1305年的威廉·华莱士。而且，正如在战争中一样，爱德华一世时代的叛国者们的头颅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象征性的。因为，就爱德华而言，斩首的命运通常是专门保留给那些背叛过去与国王所达成谅解的人，它是他的封建式狂怒的表达。比方说，仅仅几年之前，大卫还和爱德华结盟反对他的哥哥卢埃林，但当他背弃国王的时候，意味着他就毫不含糊地承受了相应的后果。

围绕展示叛国者的头颅还发展出了某些惯例。比如，被处决罪犯的头颅在中心地带展示——伦敦桥、威斯敏斯特宫、伦敦塔、都柏林城堡、革命广场——或者在城市的边界上，在城门、大桥和城墙上。死者的身体部件既宣告了罪行，也羞辱了罪犯。有一个原因导致威廉·华莱士在距离其苏格兰支持者数百英里之外的伦敦城被处死、被肢解，即他的四肢将被分给四个北方城市：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特威德河畔贝里克、斯特灵和珀斯。负责分发华莱士被砍下的四肢的人是约翰·西格雷夫爵士，他为自己的劳心费力挣到了15个先令。据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说，被砍下的四肢起到了提醒人们记住华莱士所犯罪行的作用。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大卫的身体部件也从伦敦被送往了西部城市，送给了布里斯托尔、赫里福德和北安普敦。

然而，一个叛国者的头颅经常被留在或者被送到伦敦。这样保存头颅，为的是尽可能长时间地展示它们。大卫的头“用铁丝绑了起来，以免由于腐烂而一块块掉下来，并被置于一根长长的矛杆之上，供全伦敦嘲弄取笑”。更经常的情况是，叛国者的头颅被涂上沥青，或者煮得半生不熟，以减缓腐烂。煮得半生不熟是几百年来最常见的做法，特别是对著名叛国者的头颅，因为这样做延长了它们的使用寿命。和其他文化中蒸煮、烘干和干缩人头的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同，煮得半生不熟的叛国者头颅使它们脱离了正常的腐烂过程，把它们转变为更持久的符号，象征着政府和军队的力量。

在城市周围维持人头的良好展示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努力。三百多年来，从14世纪到17世纪，一直有一个“管头人（Keeper of the Heads）”住在伦敦桥的门楼里，他的工作就是尽最大努力看管叛国者的人头和身体部件。腐烂太严重的人头通常被扔进泰晤士河里，用新鲜的人头取而代之。有时候，这种展示经过了象征性的安排。当苏格兰贵族、阿托尔伯爵斯特拉斯博的约翰在1306年作为叛国者被处决的时候，他的头被置于仅次于华莱士的位置上，只不过挂在一根更高的旗杆上，表示他的地位更高。当26个肯特郡叛乱者在1451年被处死的时候，其中9个人的头在伦敦桥上展示，而叛乱首领杰克·凯德（他在逃离伦敦时被杀）的头则被置于这些人头的中心。

在另外一些城市里，巡查城墙和城门的看守人在必要的时候还负责展示人头和人体部件。他们既要把人头布置得十分醒目，又要保护他们的展品，免遭家人或同情者为了埋葬死者而偷窃。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起义之后发生过一些著名的“窃头”实例。保皇党军队指挥官弗朗西斯·汤利那一年在卡莱尔城堡被俘，1746年7月被绞死、挖出内脏并肢解，他的头颅在沥青里浸了一下，然后被钉在圣殿关上，但它在那里待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有人把它偷走了，并在汤利的家里秘密保存了200年。很长时间里，它一直保存在家族小教堂的镶板后面，接着是在餐具柜里的一个篮子里，然后被送到特拉法加广场的德拉蒙德银行保管。1945年，汤利的头从银行里被取走，并被埋在家族墓地里。

汤利的头在1746年被盗时的情况并不清楚，但这次偷盗得到了极其严肃的对待。所以，当1754年两个保皇党人的头颅从约克的一座城门上消失的时候，市长大人爬到了城墙的顶部，亲自查看犯罪现场，国王得到了报告，政府悬赏征集任何有利于将案犯捉拿归案的信息。当罪犯被找到的时候，他被判处两年监禁和五英镑罚金。然而，至少在一个实例中，耐心让一位家庭成员得到了回报。当托马斯·莫尔爵士在1535年7月6日被处决的时候，他的头颅被固定在伦敦桥上的一根长钉上，由他的女儿玛格丽特·罗珀和她的朋友们小心谨慎地守护着。一个月后，当它被取下丢进泰晤士河里的时候，玛格丽特贿赂了刽子手，把她父亲的头带走了。后来她被传唤到枢密院的面前，被指控保存了一件神圣的遗骸，但她在给自己辩护时坚持，她打算把莫尔的头埋在家族的墓穴里，所以被释放了。据传闻说她用香料来保存父亲的头。只是在她1544年去世之后，莫尔的头才被放进坎特伯雷圣邓斯坦教堂的罗珀家族墓穴里。

尽管有些人的头被他们的支持者弄回去了，但另一些人的头却被敌人所损毁。把人头拿来展示也就使它们遭受了又一次凌辱。有很多天主教殉道者的实例，他们的尸体在处决之后遭到肆意破坏。乔治·尼科尔斯神父和理查德·雅克斯利神父1589年在牛津被处死的时候，围观人群中有很多人用刀子劈砍他们的遗体。八年后，一些官员划破了方济各会修士约翰·琼斯的脸，再用火药把它熏黑。1642年，在多切斯特广场观看休·格林被处死的那群人当中，有一些人拿他的人头当足球踢，把棍子戳进他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嘴里。

对围观人群来说，试图亲自动手也不是什么稀奇事，要么是为了加强惩罚而损毁尸体，要么是偷窃身体部件，为的是不让政府得到“战利品”，所有这一切都让刽子手的工作变得更有挑战性。毕竟，要给观众提供一场精彩的演出，全指望刽子手。

斩首是刽子手的杰作，围在断头台的人群很快就会对他的表现作出评判。斩首是一个重要事件。在英国，这种刑罚在传统上是专门保留给富人的，似乎由于他们是社会中最有权势的人，因此当他们被判死刑的时候，政府方面需要展示同样令人生畏的力量。在很多欧洲国家，斩首被理解为一种可敬的、不那么痛苦和羞辱的死亡方式。跪下或躺倒接受锋利刀刃的一击，比挂在绞索上摇来晃去更有尊严，而且，在一个称职的刽子手手里，死亡几乎是瞬间发生的。在德国，对偷偷摸摸犯下的罪行使用绞刑是很平常的事情，像盗窃罪或入室行窃罪，而斩首对于公开犯下的罪行更常见，像过失杀人罪。被定罪囚犯常常通过把绞刑或碾刑判决转变为斩首，来寻求缓刑。在荷兰，斩首是杀人罪的刑罚，通常被保留给那些在打斗中杀人的罪犯，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更可敬的死亡方式。

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方法。在德国、荷兰、瑞典和法国，精英阶层的成员用剑执行死刑，同时，他们在断头台上跪着或坐着，蒙住眼睛；但英国人更喜欢斧头，这需要降低姿势，跪下来把脸搁在木块上。规则总是有例外：奥利弗·克伦威尔命令查理一世的刽子手降低木块，这样一来国王就不得不以一种更羞辱性的姿势匍匐在地；而相比之下，亨利八世恩准了安妮·博林的要求：死在一个法国剑客的手里，此人专门从加莱赶来给她执行死刑，而安妮则以法国人的方式笔直地跪在那里。这两种武器，斧头和剑，都被证明很不靠谱，特别是在英国，刽子手习惯于调整绞索，而不是磨快利刃。

利剑几乎像刽子手本人一样冷酷无情。如果剑手很笨的话，罪犯遭受的折磨就会毫无必要地延长，观众可能会扔泥巴和石块，甚或发起袭击。偶尔，一个刽子手——原本就是社会上最遭人痛骂和恐惧的人之一——因为一次搞砸的处决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刽子手被石头砸死、被人打死或者在家里被人杀死的故事，在欧洲各地都有。有一次，在18世纪初的荷兰，围观人群中一些愤怒的成员设法爬上了断头台，朝刽子手扔了一个火罐，后者正忙于用火罐给罪犯打烙印。1464年，在德国的奥格斯堡，刽子手因没有砍中他的靶子，而逃到了一座桥下，被一个愤怒的观众用铁棒绕头痛揍。1607年，在这个国家另一端的采勒费尔德，一个刽子手在尝试了五次之后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在大街上被人砍死了。16世纪初，在纽伦堡，市议会不得不调动警卫来保护断头台，以阻挡“如此庞大的人群，他们手里拿着锤子、鹤嘴锄及其他武器，聚集在各个地方”。

所以，很多刽子手为了让他们紧张的神经镇静下来而转向了酗酒，酒精或许让头脑变得更坚强，但它肯定不能让手变得更有力，毫无疑问，它只会增加刽子手的困难。所以，失败的一个常见借口是：刽子手看到两个罪犯的头在自己的面前，“因此搞不清楚究竟哪个头是真头”。有一些故事讲到剑削掉了下巴，斧头砍进了肩胛骨和颅骨，有人尝试了两次、三次、五次甚至二十次，才好不容易把断头台上那个可怜的家伙杀死。1587年，刽子手砍了三下才砍掉苏格兰的玛丽女王的头，1541年处决索尔兹伯里女公爵玛格丽特·波尔则砍了更多下，她公然反抗自己的命运，拒绝把脖子搁在木块上。

这些类似的故事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手起刀落便砍掉一个活人的头的困难超乎想象，即使这个人被五花大绑并蒙上了眼睛，这还没有考虑到一群闹哄哄的观众乱扔东西、嘲笑辱骂所造成的注意力分散。即便是一个已经死亡或丧失意识的罪犯，也不能保证一次干净利落的操作。爱尔兰革命者爱德华·迪斯帕尔德在1803年被绞死，然后被放下来，让一位外科医生割下他的头。不幸的是，正如历史学家V.A.C.加特雷尔所描述的那样，这位医生“没有砍中他所瞄准的那个关节，而是对着他一通胡劈乱砍，直至刽子手从他的双手之间拿走了那颗人头，并把它扭了好几转，即使到那时候，也还很难把头跟身体分开”。最后，迪斯帕尔德的刽子手才得以举起他的战利品，并对着两万位观众，大声喊出那句惯例的宣告：“这就是一个叛国者的头！”

尽管这项工作有种种要求，或者说大概正是由于有这些要求，当斩首进行顺利时，刽子手巨大的荣誉也由此而来。从16世纪中期起，一些经济条件更好的欧洲刽子手都雇佣助手，来负责执行一些比较次要的刑罚，但砍头这项工作始终保留给主人。围绕刽子手产生了很多的神话，人们不断讲述关于他们神奇力量的故事。据说，他们可以找回丢失的孩子或被窃的物品，可以驱除恶鬼，碰一下就可以治好疾病。任何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刽子手家里的刀剑便会铿锵作响。有故事讲到，一个刽子手砍掉了一个人的头，他站立得如此稳固，以至于在死者身体上唯一看得见的痕迹是脖子周围的一条细细的血迹。据说，有些刽子手杀死整整一群坏蛋也只是几分钟的事。

汉堡的刽子手克劳斯·弗拉格在1488年完成了一项引人注目的壮举：他连续不断地砍下了79个海盗的脑袋。当参议院问他对完成这一壮举有何感觉时，他答道：“我感觉很好，以至于我还可以轻松地继续下去，把整个参议院都做掉。”表面上，参议员们被逗乐了，但弗拉格的傲慢无礼让他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脑袋。

大多数因为自己的辛苦操劳而送命的刽子手，只能归咎于他们的神经紧张或能力不足。向人群高举叛国者的头颅，只是证实了一个未必称职的刽子手对一个身体上无力自卫的受害者的控制力，在18世纪最后那些年里，法国政府着手改变这一切。它把剑从刽子手的手里拿走了，而给了他一个滑轮：启动一台断头机。

▲断头机的第一次行刑，巴黎卡鲁索广场，1792年8月13日。由法国巴黎市立博物馆（即卡纳瓦莱博物馆）/吉劳登/布里吉曼艺术图书馆提供。

这台断头机的设计是为了更谨慎。当它在1792年4月作为官方的行刑方法被引入法国时，原打算让处死人这桩残忍勾当变得更干净、更利索、更可靠，因此也更人道，更不那么壮观。新闻评论员们为之欢呼，视之为对早年那些折磨人的、不可预测的程序的一次改进。想当年，罪犯死亡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罪行、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刽子手的技艺或缺少技艺。如今，法国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都将以同样的方式被一台机器所杀死，快速而高效。

然而，在1790年代最早目击断头机的观众并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他们已经习惯于更戏剧性的场面。机器太快，太马虎潦草，没什么东西可看。很少有任何失误，没有给混乱留下什么空间，断头机上的人几乎没有任何互动。没有一个人很介意看到被定罪者的脑袋被砍掉，他们对那种事情早已习以为常；相反，如果看不到被定罪者的脑袋被砍掉，他们会很失望。尤其是，最早看到这台断头机运转的人群似乎被搞糊涂了。死亡快到你根本察觉不到。

勒内-乔治·加斯特耶是一名医生和国民议会代表，他说，断头机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从第一个触点到最后，根本没有时间间隔；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时间点；刀落头落，受刑者不复存在”。行刑的速度几乎让人群目瞪口呆，他们大呼：“还我木质绞刑架！还我木质绞刑架！”盯着你根本看不到的东西又能说出什么名堂呢？但是，就当局而言，这恰好就是一个完美的办法，可以解决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它提供了一个根本不壮观的壮观场面——一次既是公开的同时又是看不见的处决。

今天很少有法国人觉得，断头机上的一次公开处决竟然虎头蛇尾，令人扫兴。但在18世纪，法国人习惯于看到老式断头台上耗时漫长、拖拖拉拉的死亡，罪犯被拉直、痛打、焚烧、肢解，或者在轮子上被碾得支离破碎。尽管法国人在执行死刑的时候并不是最花样百出的民族——英国人有权得到这项令人生疑的荣誉——但他们属于最残忍的。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难想象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它容忍这样一种酷刑，而且从不介意亲眼目睹这样的酷刑，但是，我们的敏感相对而言是比较晚才形成的。

公开处决可能是极其漫长的事件，其最早的记录很少提到受害人的身体痛苦。据《莱纳科斯特编年史》记载，威尔士王子大卫“首先是作为一个叛国者被挖出内脏，然后作为一个窃贼被吊在绞刑架上；第三，他是作为一个纵火犯和杀人犯而被活着斩首，内脏被焚烧；第四，作为对一个叛乱者的惩罚，他的四肢被砍成四个部分以公开展示在英格兰的四个仪式性的地方”。像大卫这样的叛国者都在文献中被非人化了，这样一来，他们便变得无异于一具象征其罪行的躯壳。

在16世纪，宗教冲突把成千上万的人送上了断头台，人们开始更多地聚焦于被定罪者的表现：他们会不会忏悔，或者他们会不会无怨无悔地走上断头台，甚或为他们的异端信仰感到高兴？断头台上的表演，不再只是关于正义如何实现，它还涉及观看一出个人戏剧的最后一幕。到16世纪晚期，不管罪行是什么，都会印刷大众化的传单，描述罪犯以及他们的违法行为，而且在断头台上发表最后的演说成了惯例。然而，行刑依然像过去一样深受欢迎。在整个欧洲，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人被绞死、肢解和折磨致死。他们付很高的价钱来购买最好的座位，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娱乐形式，其中很多人带着医生临床一般的超然来观看。费利克斯·普拉特是16世纪晚期蒙彼利埃的一个医科学生，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十五次公开处决。他没有描写受害人的反应，但他记录了刽子手使用烧得通红的钳子，或者在一块砧板上砍断一个人的双手，或者砍下他的头，再把他大卸八块，挂到城墙外面的树上。

1737年，许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一个贵族在巴黎被判处斩首。行刑的时候，刑场聚集了一大群人，街道上和俯瞰着断头台的窗户前都挤满了人，斩首的时候，他们没有气喘吁吁，也没有大呼小叫、背过脸去——没有，“每个人都使劲鼓掌，为的是赞美‘刽子手’技艺不凡”。即使是1757年著名的、格外残忍的对罗伯特-弗朗索瓦·达密安的处决，即所谓的“世纪处决”，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格列夫广场的街道、大楼和屋顶，等待观看达密安被熔铅和沸油所折磨，然后由几匹马缓慢而笨拙地把他撕得七零八落，再由刽子手剁成碎块，人群中没有一个人大呼小叫。“巴黎人似乎都像是伸长脖子呆看的人，行为举止一如平常，甚至有些无动于衷。他们既没有表现出痛恨，也没表现出怜悯。”不过，也有一个人冲过了栅栏，拿着他的笔记本，认真仔细地记下了达密安在可怕折磨期间所说的每一句话。

当加图街密谋者1820年在十万观众面前被绞死并被斩首时，大量的鲜血从断头台上流过，以至于有了几分“屠宰场的模样”，伦敦的人群嘘声一片，低声冷笑，呻吟叹息。一位名叫塞西尔·费恩的观众从楼上的一扇窗户里加入了观看的人群，却不得不背过脸去，但他的大惊小怪引发了同伴们的“极大轻蔑”。人群中一个年轻女人“眼睛自始至终一直紧盯着，当他们在那里吊了几秒钟的时候，她大声喊道：‘他们当中还有两个人没死。’”

此后，人们继续蜂拥着去观看处决，但到19世纪之交，当铡刀式断头机在法国闪亮登场的时候，很多新闻评论员都对断头机的血腥场面感到不安。几乎没有一个人质疑死刑本身，但他们都质疑人们的观看欲望。那些目睹别人遭受痛苦却依然无动于衷的人，被视为冷酷无情和没有人性。特别是女人，一些人对女性观众在行刑现场的无动于衷表示震惊。

让新闻评论员们感到恐怖的，既有断头台下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的人群，也有断头台本身的场景，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恐惧并没有阻止他们也一起去观看，即便只是为了去“见证”同胞们的情绪缺陷。1840年，查尔斯·狄更斯去观看库瓦西耶的绞刑，在观众中没有看到“与这个场合相适应的情绪……没有悲伤痛苦，没有富有教益的恐惧、没有憎恶、没有严肃性；只有下流、淫荡、轻浮、醉酒，以及另外五十种不同形式的招摇于世的恶行”。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也在场，他在人群中看到了技师、绅士、扒手、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而且他也观看了行刑，即使他对“把我带向这一野蛮景象的那种冷酷无情的好奇心”感到“羞愧和堕落”。也有些观众受不了行刑的场面，但很多人眼睁睁地看着罪犯被处死，根本没有感觉到任何独特的情绪。

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对残忍死刑仪式的反感是自然的和本能的，但实际上并不是。恰恰相反，公开处决不仅不让中世纪的目击者特别震惊，而且也并不让18、19甚或20世纪的目击者特别震惊。在21世纪，正是我们对他人痛苦的高度想象性的移情作用，使得我们有所不同，就连这种姿态可能也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加脆弱。如果说，场面壮观的刑罚在狄更斯和萨克雷（他们都曾撰文谴责死刑）这样的人看来似乎是另一个时代的野蛮残余，那么，事实证明，正是围观者的不妥协，以及受害人的痛苦，让当局越来越感到不安。

铡刀式断头机的设计正是为了让它们变得更人道、更不那么耸人听闻，从而把壮观的因素从公开处决中拿掉。法国第一台断头机是一个德国钢琴制造商生产出来的，他是唯一一个以足够低的价格承担这样一项令人厌恶的委托的人。断头机的设计打算实现临床般的超然效果，于是1792年初，一群医生、政治家和工程师对它进行了试验。一连串活羊和死人被置于刀片之下，以便做最后的调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设计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良，使它更加有效。木质滑槽被不大容易堵塞的铜槽所取代，最后添加了一些小轮子，为的是不必给滑槽上肥皂。用来吊起刀片的绳索轮被一根杠杆所取代，刀片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下落2.25米。人们还增加了橡皮减震器，以防刀片落下时反弹造成两次撞击。断头机底部放置了一个很大的锌条篮子，以便接住死者的尸体，不像老式断头台上到处乱滚，被砍下的头落进一个更小的篮子或桶里，很快就看不见了。还发展出了一套体系，可以悄无声息地装配断头机，这样一来，被定罪的囚犯就用不着在工人们乒乒乓乓的敲打声中度过他最后的夜晚了。斩首变得越来越安静，越来越整洁，越来越可靠。

此外，死亡不再出自刽子手本人之手。相反，击打的力量由一台机器控制，刽子手的角色因此得到改变：从一个恶魔般的刀斧手变成了一个设备齐全、有点挑剔的工程师。一些探访巴黎的观光客遇到了恐怖统治时期的首席刽子手夏尔-亨利·桑松，他们评论说，桑松令人吃惊地彬彬有礼，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桑松在身体上并不需要很强壮，但他必须有条不紊。断头机属于首席行刑者，他负责维护这台机器。他必须把它小心谨慎地组装在一块平地上，准确地调整好，确保速战速决，万无一失。每个零部件都必须保持清洁，血必须洗掉，刀片必须磨快，但对于致命一击本身，刽子手只是另一个旁观者，就像其他每个人一样。法国的刽子手实际上是专门的操作管理者，在20世纪，那些穿着一身蓝色工装的工人强调了这一事实，在行刑之前，你可以看到他们正在组装断头机。

政府也试图让自己跟断头机保持距离，委婉地把它称作“死亡的工具”或“正义的木材”。刽子手和他的断头机占据着一块自治的领地。二者都没有任何官方身份。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被政府转包给刽子手，因此这台机器看上去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实体，就像一台需要维修和不断添加燃料的发动机。刽子手对它们的速度感到自豪。在19世纪，报纸提供了首次亮相的细节、破纪录的表现，以及新发明的技术，仿佛砍头是一项运动似的。在早期的那些日子里，它就创下了一些非同寻常的记录。1793年10月31日，吉伦特党政治小集团的21名成员在38分钟的时间里被处死，而在1804年，26个人在27分钟的时间里人头落地。

斩首已经进入了批量生产时期。用罗纳德·保尔森的话说，很显然，“这台机器将继续砍掉人头，就像一台图钉机继续制造图钉一样，只要给它提供身体就行”。在1793年6月末开始的恐怖统治时期的13个月里，有数万人被杀，当时，断头机似乎统治着法国，据说以每分钟一颗的速度砍掉人头；但处决的速度在19世纪初依然高得令人吃惊：1825年134宗，1826年150宗，1827年109宗。从1810年起，对多达30种不同的犯罪规定了死刑，从杀人罪到抢劫罪；在1820年代，可以处以死刑的政治罪的范围不断扩大。

死刑执行的稳定供应开始被人们所接受甚至是要求，以作为好政府的证据。法国的刽子手被公众诋毁了几百年——直到20世纪初，他们暂时被认为对于社会的平稳运行来说是多余的。当反对死刑的法利埃总统在1900年代初把所有死刑判决减刑为终身监禁时，法国抗议者在巴黎的大街上振臂高呼："Vive la guillotine!Vivi Deibler!（法语：断头台万岁！戴布勒万岁！）”刽子手安纳托尔·戴布勒已经在报纸上被讽刺了好多年，但现如今，他发现自己成了“这个担惊受怕的社会的捍卫者”。公众是如此恐慌，以至于有一些人认为给处决找一个合适的场所可能有困难，于是提出愿意拿出他们的私人宅邸，并提供观众席。这次中断是短命的。执政三年之后，法利埃的立场有所松动，断头机的刀片再次升起，公众对刽子手的痛恨重新开始。

对某些人来说，断头机那些看上去似乎最有进步意义的方面——它的速度，它在机械上的自足性——很快就成了令人反感的根源。在恐怖统治时期，断头机看上去是一股自行其是的力量，是一次技术的胜利，它既是进步主义的，也很有威慑力。那些为它的引入而辩解的人认为，它会让平民百姓的死亡变得高贵，不过却让它的受害人失去个性，让他们看上去全都一样。一台机器不可能看人说话。斩首不再是被告通过死亡让自己名扬天下的手段；相反，它会剥去个性，把每个人简化为同样的基本生物成分：头颅和身体。法国大革命的这个发电站开始逐步体现保守派的价值，砍头是维持现状的另一种方式。

偶尔，一个受害者从人群中凸显出来。在一次大规模处决之后——当时超过50个“密谋者”在1795年6月7日的28分钟之内被杀，其中有一个杂货商、一个音乐家、一个老师和一个柠檬水推销员——就连著名的刽子手桑松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流血。一个18岁的女孩妮可·布沙尔是当时被杀的人之一，在桑松看来，她似乎如此脆弱而单薄，以至于“一只老虎都会怜悯她”。桑松受不了，不得不离开断头台，那天夜里，他在日记中写道：

可怕的一天。断头机吞掉了54个人。我已筋疲力尽、勇气顿消。那天夜里，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我妻子，我可以看到我的餐巾上的血迹……我不能自称拥有我并不拥有的任何感知能力：我太过经常、太过贴近地目睹了我的人类同胞所遭受的痛苦，以至于并不容易受到影响。如果我所感受到的不是怜悯，那必定是由于我神经质发作而导致的、大概是上帝之手在惩罚我对某种东西表现出来的怯懦和柔顺，这种东西与我生来所服务的正义几乎没什么相似之处。

与此同时，一个报贩站在巴黎的大街上高喊：“这里有最神圣断头台的抽彩获奖名单。谁想看这份名单？今天有60个左右。”

桑松知道自己的位置处于一场无法停止的演出的中心，所有表演者都要扮演他们各自的角色。妮可表演得很完美。一个助手过来绑她那瘦小的手腕，并问道：“这只是个玩笑，不是么？”此时，妮可破涕为笑，答复道：“不，先生，它是真的。”

其他人在面对死亡时则没有这么镇静。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巴里夫人在1793年12月被送上断头台时控制不了自己的恐惧。她在断头台上奋力挣扎，乞求人群救她一命。这样做很不得体。人们都指望受害人表现出勇气和克制，像妮可·布沙尔那样。他们寥寥数语就可能赢得观众的敬佩，他们的行为举止应当体现出“死亦何难”的忘我决心：只有那样，他们才有可能证明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并让他们有权要求不朽。被定罪的犯人常常会事先排练他们慷慨赴死的那一刻，而让其他囚犯扮演刽子手及其助手的角色。当陆军副官博伊居永在刀片下摆好姿势时，他对桑松说：“今天是实际演出，你一定会惊讶，我对自己的角色多么熟悉。”

杜巴里夫人则不熟悉自己的角色。她患上了可怕的演出焦虑症，当她尖叫和崩溃时，刽子手变得更加焦虑，围观的人群开始做出反应。他们开始同情杜巴里，并很想知道，处决是不是应该叫停，尽管她犯了罪。画家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在她的回忆录中还记得当时的场面，并指出：“跟敬佩比起来，同情更容易让平民百姓激动”，她相信，“这些恐怖时期的受害人如果不是那么骄傲，不是那样勇敢地慷慨赴死，恐怖统治就会结束得更容易。”假如受害人也倒在断头台的符咒之下呢？杜巴里夫人最后的话是：“再等会儿，行刑官先生，就一会儿。”但演出必须继续进行。

大概是杜巴里那种令人兴奋的恐惧、她的没有能力假装合作，提醒了那天的观众：他们在这场演出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大概他们开始感到不舒服，仿佛他们在部分程度上对她的痛苦负有责任。断头机把斩首转变成一套不带感情的程序，尽可能把残忍程度最小化，但从死亡中拿走戏剧性是一个危险的理想。恐怖统治足以证明，唯一比砍头更恐怖的事情是一个这样的社会：人们发现砍头原来平淡无奇。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斩首的戏剧性力量都优先于政治伦理，到头来，就连断头机也不能减少戏剧的危险性。正是在程序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演员忘记了台词或观众行为失当的那些时刻，暴露出了批量生产的脆弱。公开处决是所有表演者之间的一次微妙合作。有一些参与者行使的权力比其他人更大，有些参与者根本没有权力，但即便是被定罪的罪犯也可能打乱脚本，而围观的人群，没能力抵抗这部权威性的舞台作品的恐怖，只能串通一气，助其成功。

在21世纪，摄影机终结了斩首事件的这种自发性。像真人秀一样，“为电视而制作的”斩首提供了事件的一个已编辑版本，刽子手如今和他的电影制片人分享了他的权力。故事的一部分留在了剪辑室的地板上。如果说这似乎是为了轻视网上所描述的可怕杀手的话，那么，它也是效果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观众——如今可以观看斩首，而实际上却没有亲眼见到有人死去。演出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庞大，但如今几乎没什么机会扰乱它，因为参与者并不是一起待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并不清楚谁在负责筹划整个事件。

2013年10月，当一段展示一个身分不明的墨西哥女人被斩首的视频在“脸书”被分享的时候，由于没有对它的画面内容给出警告，视频导致了一次强烈抗议。“脸书”起初拒绝删除视频，因为作为一个服务商，它有权采取的唯一行动，是把人们联系起来，而不是编辑他们的讨论。这家社交网站声称，人们分享这段视频是为了谴责它，而且，如果用户赞颂这段视频，那么网站的回应就会有所不同。然而，当媒体的报道加快步伐，当戴维·卡梅伦把这一决定描述为“不负责任”时，“脸书”删除了视频，同意它“美化暴力”的论断，并宣布重新审视它对那些分享暴力图像和视频的用户的政策。

“脸书”不想被人看作不负责任，但它也不想对用户的行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回避对那些在线分享视频的人的责任，意味着回避对观众的责任，尤其是孩子们，在决定观看之前，他们并不知道视频的性质。互联网扩散了对事件的责任，同时使得参与其中比从前更容易。我们可以观看别人的死而不会遭到社会的谴责，甚至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此事。

是否保护或如何保护家庭成员、青少年和脆弱敏感的人不接触到令人不快的影像，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观看成了一个个人良心的问题。但大概一直都是如此，因为群体围观的真正力量在于这样一个可能性：我们可以决定不看。

第四章

人头与艺术再创造

当艺术家画一幅肖像或一颗砍下的人头或者同时画这两者的时候，他是在追踪身体与想象之间的一条界线：肖像要求想象性地进入对象的“灵魂”；被砍下的人头则需要想象性地跳过死亡的边界。

马克·奎恩是“英国青年艺术家”运动的创始成员，以他的雕塑作品《自己》（Self）而闻名于世。这件作品是艺术家自己人头的铸件，用他自己的冷冻血铸成。《自己》是个不断发展的项目：奎恩的第一尊“血头”雕塑制作于1991年，打那以后，他每隔五年制作一个，以记录自己的变老。查尔斯·萨奇买下了其中第一尊血头，第四尊被国家肖像馆获得。

奎恩把《自己》称作“终极肖像”。“对我来说，这尊雕塑来自于我想把肖像雕塑推向一种极致，推向这样一种表现：它不仅有被塑者的外形，而且实际上就是用被塑者的血肉做成的。”奎恩对人的表现局限的痴迷导致他用自己的粪便制作了一些自己的头部雕塑，还用胎盘制作了他的新生儿子的头部雕塑。当然，不管这些作品多么清晰明确，它们都还算不上终极肖像：奎恩愿不愿意在死后把他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他的艺术使命，把他砍下的头颅装在玻璃冷藏装置里供世人观看呢？“是的，我考虑过此事，”奎恩说。“此时此刻，我对于什么东西是有趣的，实际上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我不得不同时也要考虑家人的愿望。但那确实是终极作品，使用身后留下的东西。”

这令人感到震惊，但奎恩“终极肖像”的观念利用了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在死亡时雕塑头像，这样做被认为赋予了其对象以最真实的相似性。生前的肖像只能捕捉时间中的一瞬，但死亡时的肖像却被认为是关于此人整个一生的某种本质的东西。通常，一幅肖像记录了艺术家与其表现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至少是一种互动，但如果表现对象是死的，就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一个对象最后的肖像成了最真实准确的，因为它超越了他们的影响。完全没有表现对象介入其间，它的表现明显摆脱了艺术诠释或摆姿势。

奎恩的观念让人联想到19世纪曾盛行一时的制作死亡面具的传统。死亡面具支持了这样一个观念：死亡的瞬间揭示了最纯粹的主题，一个人不再被对生的关怀所妨碍。从亚伯拉罕·林肯到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从威廉·华兹华斯到詹姆斯·迪安，数不清的作家、政治家、作曲家和名流要人，都在他们死后的几个小时内，让人把一层层石膏浇在他们的脸上，以便让他们面孔的准确印象永久性地留下来。死亡面具提供了这个人的身体痕迹。尽管他们有权声称其真实性没有受到艺术家的影响，但这项工作还是有相当的艺术性。被塑者的脸先要涂上油，然后才覆盖一层层的石膏，每一层只有几毫米厚，敷上并嵌进细线，以便干燥之后可以拿下来，不至于损害印痕。

尽可能在死后第一时间着手制作死亡面具被认为至关重要，为的是在血液冷却、五官变硬之前捕捉到最逼真的外貌。格奥尔格·科尔贝是这门技艺的大师，他曾抱怨：“我经常被告知，死者多么漂亮——可现在，他是如此令人憎恶。”生与死之间的边界，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瞬间，在这个时候，内在的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诚实地显露出来。死亡面具是一种深受欢迎的纪念形式，不仅仅在社会精英当中——还有一些被送上断头台的罪犯，他们的脸也以这种方式被固定在石膏中，每个石膏铸件提供了行刑那天朝着围观人群举起的那颗人头的一个永久性版本。

当然，奎恩的“终极肖像”附和了断头台本身的那件不祥之作，历史学家达尼埃尔·阿拉斯把断头台描述为一台“肖像机器”。断头台生产了一尊即时“肖像”，作为一个叛国者身份的证据，向翘首等待的人群高高举起：一个人永久性地被这种肖像所“捕捉”。实际上，法国刽子手有一位助手就被称作“摄影师”，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调整受害人在死前最后几秒钟内的姿势。他必须抓住罪犯的头发（或者，如果罪犯碰巧是个秃子的话，就抓住他的耳朵），把他拖入刀片下的位置，因为对于这幅最后的遗照来说，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完美。

如果说有一幅照片让时间停止，并把照片的主题转变成一个可以拥有的对象物，那么断头机便拍摄了一张让它的主题永远静止不动的照片。像一台照相机一样，断头机的这幅可怕照片也是在瞬间生产出来的，这多亏有了这个奇妙的装置，它是现代科学和工程学的奇迹。控制结果的，既有物理学规律，也有人的技艺，因为所有“摄影者”都必须按下按钮，然后照片出现，就像光线落入镜头里一样有把握。

作为科学的机器，断头台和照相机声称自己从事的是生产真相，它们标志着时间的停止，同时与它们审视的对象隔离开来。像这样的机器并不声称有自己的看法，而只是记录事件的展开。作为一台制造出一连串被砍之头的机械装置，每一颗人头都将被刽子手高高举起，好让所有人都看到，断头台生产一个叛国者的“证据”或“印刷品”，而每个受害者反过来从一个人被转变成一种类型：犯罪型。

在19世纪晚期，摄影术被用来呈现关于人体构造的科学事实，“大头照（head shot）”是这项任务的核心。新的成像技术，连同人相学的流行（这一学说提出了一个人的面部外观与其性格的内在构造之间的直接关联），确保了大头照成为潜在的科学工具。把表现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上隔离起来，多亏了物理学法则，它们似乎提供了确切的真实记录。数不清的罪犯、疯子、穷人和外国人在测量网格和标尺面前摆好姿势，与照相机隔着准确的距离，是出于比较的目的而留下正面和侧面大头照。对真相的幻想赋予照相机背后那个人以一种力量，他勤勉不懈地把个体转变为不同的种族“类型”和社会“类型”，剥离了他们的个性，把他们简化为一个定义性的特征——“一个典型的本地人”或“被判犯有非暴力盗窃罪的人”——正如断头台所从事的工作是生产叛国者这种类型一样。

在早期的几十年里，断头台直接为纪实艺术家们（大多是雕刻师）带来了灵感，他们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兜售线条简单的、描绘最近被砍之头的廉价图画来赚钱。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意策略，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抵挡这样的诱惑：更贴近地观看最近一位叛国者的嘴脸，尤其是在下面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行刑那天置身于围观人群中的那些人，也很难瞥见人群中心正在发生什么。一幅断头台肖像很快就生产出来，而且推测起来，应该没有艺术家创作上的自命不凡介入其中。它把现场简化为最赤裸裸的本质：没有背景，没有衣服或道具，没有显示受害人的身体。它把整个事件这出大戏转变成一句宣告：活已干完。

断头台肖像遵循一种传统的格式：在每一幅画中，上方是刽子手的手揪住头发抓着脑袋，而在下面，刚刚被割断的脖子在滴着血。血是一种艺术手法，想要证明这刚好就是死亡时刻的记录。断头台肖像看上去仿佛是“写生”，而且刚好就在它的表现对象是被“夺去生命”的那一刻。

▲维勒弗雕刻的一幅断头台肖像：“头戴王冠的江湖骗子应当考虑之事”，1793年。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提供。

雕版画、石膏铸件和照片全都是对断头台本身的苍白模仿，通过中立的机械技术把面部表情固定下来。断头台上的死亡从受害人的生活故事中去除了模棱两可的歧义性——证据、动机和判断的歧义性，只留下一项重要的品格特征：此人因为叛国罪而被处死。观众可以见证一种犯罪类型的创造：“看啊，一个叛国者的人头！”

断头台让时间停止在最重要的舞台上，停止在热心观众的面前；它制造出了一幅“终极肖像”，用真正的肌肉组织和表皮做成，解除了艺术诠释的约束。如果说，断头台是权威性的肖像机器——一台肯定能吸引观众的机器——那么，可不可以把它的作品描述为美的呢？

马克·奎恩探索了这种荒诞与美之间的边界，启发我们在人的身体中看到美，它既是作为一种有机物质，也是作为一种审美理想。有人把他比作现时代的卡拉瓦乔，被临终的人体所吸引。卡拉瓦乔喜欢让他那些半无头的描绘对象永远悬于生死之间的痛苦瞬间。在他的《圣约翰的斩首》中，那个倒霉囚犯的脖子被砍，但并没有完全砍断，刽子手正伸手去拿一把刀子，以便完成这项工作，当然刀子总是够不着。与此同时，莎乐美的女仆俯身向着那个垂死之人，端着银盆去盛他的头，但她不忍心看。或者，尽管血腥的恐怖就在面前，但她依然被吸引并朝着斩首行动靠近。

尽管看上去似乎很不协调，但斩首常常被看作是一种色情行为。《圣经》中犹滴和莎乐美的故事暗示了一颗被砍下的头颅所带来的强烈兴奋，一些被其戏剧性力量所吸引的艺术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回到这两个故事：一段勾引人的舞蹈，一次残忍的处决，一个盛着刚被砍下的人头的银盆。在《新约》中，希律王的继女——通常被认为是莎乐美——在他的生日宴会上跳舞。国王被她的表演给迷住了，提出可以满足她的任何愿望，在跟母亲商量之后，莎乐美要求得到施洗者约翰的人头，并装在盘子里。希律王感到不安，但他答应了莎乐美的要求。约翰曾公开谴责希律王与莎乐美母亲之间的婚姻，他在监狱里被处死了，他的人头被装在一个大浅盘里带给了莎乐美。

犹滴的故事也集中于一个女人诱人而危险的力量，但犹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女人，莎乐美年轻而天真，而犹滴却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犹滴是一个富有而美丽的寡妇，离开了她那座遭到围攻的城市伯修利亚，打算去迷惑荷罗浮尼并推翻他的亚述大军。她答应把本民族的秘密告诉荷罗浮尼，以赢得了他的信任，在他一次醉酒熟睡之后，犹滴拔出了他的剑，割下了他的头，作为一个标志带回给了犹太人。亚述军队发现荷罗浮尼被杀后，惊慌而逃。

一种私密感把莎乐美的故事和犹滴的故事统一起来。两个女人都经常被表现为正拿着一颗被砍下的人头；犹滴则是自己赤手空拳砍下了一个人的脑袋。在刽子手的斧头和断头机的刀片之前，砍下的人头必定是私密的物品。那些搬动人头、切断男人脖子的女人，几乎是必然会被神话化为妩媚迷人的女人的。她们几乎不可能单纯凭借身体的力量制服一个男人，但她们可以用自己的美貌解除男人的武装。

一个美貌的女人与一个死男人的头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确保了犹滴和莎乐美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不断出现在艺术作品中：米开朗基罗、卡拉瓦乔和多那太罗全都呈现过犹滴；对米开朗基罗来说她是优雅的，对卡拉瓦乔来说她是血腥的，对多那太罗来说她是胜利的。画一颗被砍下的人头可能带来实际的挑战，因为遭受致命伤的模特很难找到，艺术家们通常不得不满足于头部被牢牢固定的人。画到一半的时候，卡拉瓦乔认识到，他把荷罗浮尼的头的角度弄错了，因为原本打算画人头只砍下了一半。X射线显示他画出了第一颗头，让模特儿重新摆姿势后，他又画了一遍；给了她一个适当放松的角度。

到了20世纪之交，莎乐美成了一个带有强烈性暗示的人物，出现在音乐厅、早期电影和绘画中，像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弗朗茨·施托克这样一些艺术家把她描绘为一个半裸的、自鸣得意的、挑衅性的、勾引男人的女人，手里拿着她那可怕的奖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莎乐美被看作是一个狡诈多于智慧的女人，她的性魅力赋予她力量。并非巧合的是，莎乐美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很多艺术家的眼里成了一个性感怪物，现实中的女性正在寻求教育、就业与平等的权利，从而抛弃她们的“恰当天性”，这样的女性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多。莎乐美的奖赏（一颗装在银盘里的被砍下的人头）代表了男人在面对女性解放时可能会失去的一切——她如此近距离地拿着的那颗人头代表了男人的领导地位，代表了他们的权威，他们的知识霸权和专业霸权——与此同时，作为这颗头颅的新主人，莎乐美则在一种获得证明的狂喜状态中翩翩起舞。

圣经故事让艺术家有机会在想象上砍断某个人的头颅。在17世纪初，意大利画家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描绘了一个这样的犹滴：她比卡拉瓦乔笔下的那个犹滴肌肉更发达、意志更坚定，尽管真蒂莱斯基明显在借鉴卡拉瓦乔的作品。真蒂莱斯基曾被她的师傅、艺术家阿戈斯蒂诺·塔西强奸，有些艺术史家把她笔下的犹滴看作是自传性质的：这幅画让她有机会向强奸她的人报仇雪恨，并通过在画布上砍下他的头，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毫无疑问，真蒂莱斯基画中的女人把荷罗浮尼与一种肉体性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肉体性使得卡拉瓦乔的场景看上去似乎有些古怪。

执行一次虚构的斩首甚至可以提供比这更多的自由想象：如果斩首是一次想象的飞翔，那么为什么不试着砍下你自己的头呢？很多艺术家都这么干过。他们手里的画笔以自己为模特儿，在他们工作的时候凝视着他们自己被砍之头上的眼睛。卢卡斯·克拉纳赫、克里斯托法诺·阿洛里、卡拉瓦乔、爱德华·蒙克和保罗·高更全都在艺术作品中砍下过自己的脑袋。有人把自己画成荷罗浮尼，有人把自己画成施洗者约翰；卡拉瓦乔把自己画成了歌利亚那颗正在滴血的头，被少年大卫几乎有些歉疚地拎着。更常见的情况是，男性艺术家把自己看作是女性勾引者的受害人。阿洛里把他的情妇画成犹滴，把自己画成荷罗浮尼；蒙克把自己想象成一片血海中的施洗者约翰，而莎乐美则被简化为几缕中性的头发。它几乎不是对激情的一次愉悦的评论。超现实主义作家乔治·巴塔耶坚持认为，艺术“诞生于一个不可能愈合的伤口”，暗示了残缺是审美理解的前提。艺术还使得永恒的伤口成为可能。斩首为艺术家们打开了一个空间，使他们可以跟自己的恶魔搏斗，并思考自己难逃一死的命运。

泰奥多尔·席里柯创作了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惊的被砍头颅的油画。他的油画《被砍下的人头》（现藏于斯德哥尔摩国立博物馆）和《一个被断头机处死的人的头》（现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都是残忍得毫无愧意的作品。人头摆放在沾满血渍的白布褶皱中。一个人头张着口、睁着眼，对自己的暴死深感震惊。在这些令人惊讶关注细节的作品中，席里柯表达了他对那种死不改悔的精确性的痴迷。

席里柯在1818年末和1819年初创作了这两幅画，当时他27岁。他正在创作《美杜莎之筏》，那是一幅差不多5×7米的帆布油画，为此，他在鲁莱郊区租了一间巨大而安静的画室，“对他过去习惯的生活关上了大门”。《美杜莎之筏》描绘了法国海军护卫舰“美杜莎号”遭遇海难之后幸存者们乘坐的那个木筏，1816年7月，这个木筏在大西洋上漂浮了12天。在147个漂流者当中只有15个人幸存下来，另有5个人在他们获救之后的几个月中死去。“美杜莎号”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关于饥饿、脱水、食人和疯狂的故事，法国公众对这个故事的痴迷始于1816年后期，当时此事最早得以报道，并持续了整个1817年。当时，这艘船的船长被军事法庭审判，指控是他玩忽职守和弃船。

“美杜莎号”的海难给年轻的席里柯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让他可以为自己挣得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名声。这是一个同时代的事件，充满了身体的和情绪的戏剧，抓住了公众的想象，为巴黎沙龙贡献了一幅雄心勃勃的绘画。席里柯开始着手准备画一幅纪念碑式的帆布油画，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认真研究了故事的每一个方面。他搜集图书和剪报；他会见了这次海难的幸存者，并跟他们交上了朋友，包括设计制作那个木筏的木匠，后者给席里柯制作了一个等比例模型；而且，他还研究了死亡对人体的影响。事实上，席里柯把自己的画室变成了一间停尸房，收集来自本地医院的人体部件，在它们腐烂的过程中加以研究，直到就连他关系最铁的朋友都受不了，不愿走进他的画室。

▲泰奥多尔·席里柯的油画《被砍下的人头》，1818年。由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提供。版权所有：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DACS2014.

席里柯的画室紧挨着博容医院。在这里，他可以研究垂死患者的身体衰败情况，以及已死患者的尸体。他与那里的护士和医科学生达成了约定，以便他能够进入医院的解剖室，把截除的身体部件带回他的画室。推测起来，他不得不偷偷地把四肢和人头带出医院，因为那个时候，掘尸和解剖尸体在医学行业之外是被禁止的。这些活动也不是怯懦之人干得了的。一个医科学生还记得他第一次探访博容医院解剖室的情形：

这个阴森可怖的停尸房，七零八落的人体部件，面部扭曲的人头，被打开一半的颅骨，我们踏足而过的污血池，散发着令人恶心的气味……我充满了恐惧，以至于想从半圆形楼座的窗户里跳出去。我尽快逃了出来，气喘吁吁地跑到我住的地方，仿佛死神及其可怕的随从紧跟在我的身后。

这就是席里柯学习人体解剖并给它们画素描的地方。此外，他还探访了巴黎的停尸房，在那里，无人认领的尸体摆放在大理石板上让公众察看。

这听上去似乎不大可能，但在19世纪，停尸房是巴黎最吸引公众关注的地方之一。在托马斯·库克游历这座城市的时候，停尸房甚至是一项重要内容，其参观者每年多达100万人次。有一份报纸声称：“要找出一个从不去那里‘朝圣’的巴黎人并不容易，不管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后来移居的。”那里有一间宽敞的、光线充足的“展览室”，游客可以看到尸体就摆放在那里，赤身裸体，只围着一条缠腰带，在很大的玻璃窗户后面，当一宗死亡引起媒体关注时——比方说一个孩子被发现漂浮在河上——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尸体。因此，席里柯对死人的好奇心在当时并不稀罕，尽管其学术研究的强烈程度毫无疑问让他显得与众不同。

几个月以来，席里柯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一直沉浸在这个主题中，不断嗅闻和触摸身体创伤和腐烂的现实。他精心浇灌着木筏故事的每一个细节，像他笔下的对象曾经历的那样与死神一起生活。他剃掉了头发，切断了与社会的联系，只允许少数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探访他的画室，为他安排必须送到这里的食物。正是在这段自愿与世隔绝的时期，席里柯创作出了一些描绘被砍之头的油画和素描。

在过去，这些绘画被称作预备习作，尽管没有一颗头被包含进他的最终作品《美杜莎之筏》，而且，画中所有的人物包括尸体都是根据活人模特画出的。不只是预备习作，席里柯画的那些人头看来是私人性质的探索，以研究斩首所带来的情绪后果和身体后果，因为它们从未被公开展出过。它们是他对人类痛苦及其局限的深刻思考的组成部分——是他坚定决心的组成部分：他决心要过他要描绘的那种生活。

席里柯的人头画受到了艺术史家的大量关注，连同他描绘被截四肢的习作，但它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不像他为《美杜莎之筏》绘制的其他习作，这几幅画都是已经充分实现的、构图精细的艺术作品，但它们也充满了矛盾和歧义。它们尽管骇人听闻的写实，但至少有一个所谓被砍下的头颅，是在席里柯的画室里依据一个活着的模特画下的。即便是那幅实际上被砍下来的人头——属于一个在比塞特尔被处决的窃贼——也受益于被强化的细节，例如鲜血，这必定是添加上去的，因为到席里柯画它的那个时候，血已经完全流干了。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尽管十分写实，并诞生于席里柯对解剖室的痴迷，但这些作品远远不只是对解剖的研究。它们还是某种幻想，正是这种幻想利用了断头机在法国社会的黑暗存在。大概，席里柯是在试图充分认识这台“国家剃刀”的恐怖的努力中，用他手里的画笔砍下了模特的脑袋。

席里柯赤裸裸地呈现那些人头中沾满血污的脖子残端，并把它们推到你的面前，以至于观看者无处可藏。他毫不留情地直白露骨，但斩首也让他深陷于死亡的情绪共鸣中，因为他似乎描述了行刑过程的不同瞬间：他笔下的一个人头表达了斩首的极大痛苦，另一个是女人的头，显示了这一残忍事件之后死亡那沉睡一般的安宁。席里柯所传达的信息是模棱两可的：究竟是谴责断头台的恐怖，还是沉湎于断头台的狂欢？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席里柯反对死刑。他的几个朋友和老主顾是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基督教道德协会”的成员，该组织为争取废除死刑而战斗，一些艺术史家同意，他很有可能支持这一事业，但他的绘画并没有明显的政治性。例如，不妨把它们与雅克·雷蒙·布拉斯卡萨那幅描绘未遂刺客朱塞佩·费尔希的油画进行比较，那幅画是15年之后画的。

1836年，在对路易-菲利普国王的一次未遂刺杀中，费尔希因为牵涉其中而被送上了断头台，布拉斯卡萨为费尔希那颗被砍下的人头画了一幅肖像画。他画的这颗人头也是放在有褶皱的布上，尽管血腥，但被割断的脖子藏在了褶皱的下面，几乎看不到。光线从上面照下来，费尔希的表情虽然有一种挫败感，但很有尊严。他看上去几乎是平和安详的。布拉斯卡萨也画了断头台，在费尔希头颅背后的阴影里若隐若现，还有献给这个被处决的激进分子的血红色题词，与雅克-路易·大卫献给马拉的题词相呼应，而且把费尔希定格为一个政府压迫的殉难者。简言之，布拉斯卡萨对他笔下那颗被砍下的人头进行了一番处理，让观看者确信：一项有价值的政治事业证明了他选择这个令人震惊的主题是有道理的。对于席里柯的观众来说则没有这样的保证。他描绘的对象是匿名的，而且是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而被凶残地砍掉了脑袋。

席里柯没有解释其画作中的恐怖，相反，他对此流连忘返。他的画作经过精心的编排，并且被戏剧性地照亮了：从一个阴暗房间的昏暗中浮现出来，人头（男人的和女人的）被垫高，并排斜倚着，让人想起一张死亡婚床；而在另外一幅作品中，被砍下的手臂和两腿在温暖的光亮中优雅地缠绕，暗示了一次充满色情意味的拥抱。席里柯打断了我们的预期，对我们的震惊幸灾乐祸。他的绘画是放纵的，在这一点上，它们反映了时代的走向。不只是席里柯被生与死的黑暗现实所吸引。在19世纪初，恐怖是大买卖。廉价恐怖小说都是畅销书，与此同时，凶险的戏剧表演也吸引了密密麻麻的观众，在蜡像博物馆里可以找到“恐怖屋”，还有幻影魔法灯会吸引着围观的人群，上演的是起死回生的骷髅和死尸，更不用说巴黎市停尸房里展出的真家伙，或者断头台本身的定期演出，它始终能确保庞大的观众群。席里柯那些描绘被砍下的人头和被截下的四肢的绘画作品，都属于这种对恐怖景象的迷恋，但它们被置于人类生死的严酷现实的底色之上，从而嘲弄了这种迷恋。

尽管有政治上的低调、医学的影响、情感的暗示，以及就这个问题而言，还有席里柯所表现的主题在当时的法国文化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和流行，但毫无疑问，他比大多数人更加沉湎于痛苦美学。他之所以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英雄，并非毫无来由。他描绘罪犯、疯子、病人、穷人和死人。他在其他人背过脸去或伸长脖子呆看的地方看到了美。他的一位朋友泰奥多尔·勒布朗还记得，大约在席里柯创作《美杜莎之筏》的前后，他遇到过席里柯。勒布朗当时正患黄疸病，糟糕的健康状况极大地损毁了他的外貌，以至于他发现，在大街上，那些被吓坏的人纷纷对他关上大门——然而，席里柯却告诉他：“你多么漂亮啊！”并要求他摆姿势让他画一幅肖像。勒布朗认识到，“对于这位正在到处寻找垂死者的肤色的画家来说”，自己看上去“似乎很漂亮”。

席里柯发现畸形比古典美更有吸引力、更真实、更有意义，尽管我们如今看到，他的作品在古典传统中已经取得了一席之地，尤其是在《美杜莎之筏》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肌肉发达的人物身上，他们都是运动健将，取代了一群不幸的、瘦弱的、半死不活的疯子。当时很少有人对其作品中的传统人物发表评论：无论是热爱他的艺术的人，还是对此恨之入骨的人，都把他视为一个革命者。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自命为学院派的守护人，他发现，《美杜莎之筏》令人憎恶：“我不想成为《美杜莎之筏》及其他解剖室图画中的任何一部分，它们把人表现为一具尸体，只显示丑陋而吓人的形象。不！我不想要它们！艺术只能是美，只能教会我们懂得美。”相比之下，席里柯的朋友和精神上的继承人欧仁·德拉克洛瓦看过他的几幅“解剖”习作，终其一生都记得它们；在他看来，它们“真正崇高”，而且“对于人们应当理解的那种美来说是最好的论证”。

人们很容易夸大席里柯笔下那些被砍之头的故事。前文中，我曾把他的画室描述为一间停尸房，就像我之前的无数作家一样，但幸存下来的油画和素描只描绘了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他画了好几遍），两条被截下的手臂和一条腿。1824年，他的画室拍卖目录中列出了10幅“不同人体部件”习作，它们可能参考了已经失传的其他残缺尸体习作。有几幅现存的素描，描绘的是被剥皮的尸体，看上去仿佛是在解剖室里画的。他的第一位也是被引用最多的一位传记作者夏尔·克列芒曾提到他的画室里有“很多尸体”，提到了一个他保存了15天的被砍下的头，以及朋友们实在受不了，不敢探访他的画室。然而，惨死是当时巴黎生活的组成部分。那是一座肮脏而有病的城市，居住着很多由于战争或贫困而致残的人。在这座城市里，每周都要在断头台上向嘲笑奚落的围观人群公开表演残忍的斩首，死尸很容易得到。

并非只有席里柯寻求与死者建立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还有两个年轻艺术家，亚历克桑德雷·柯林和夏尔-埃米尔·尚马丹，在他和断臂残腿举行烛光会议期间曾与他并肩工作。尚马丹自己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描绘被砍之头的作品《死后》，直到最近依然被归到席里柯的名下。这个画家圈子的另一位成员奥古斯特·拉斐特据说从一家军医院里获得了一个年轻士兵的头颅，并花了几天时间“描绘它的各个方面……要么戳在一杆长矛上，要么摆放在一个大浅盘上”。这些人为了他们的艺术创作而寻找死尸，而且在断头台附近地区，一颗被砍下的人头看起来大概比今天看上去更不那么可恶。

历史学家往往想这样解释席里柯的绘画，正像我所做的那样，仿佛它们的创作者需要恢复名誉似的，仿佛我们需要消除这样一种疑虑：席里柯本人并不是一个堕落之人，想要用私人的身体部件搞创作，正相反，他是一个勇敢而不同寻常的艺术大师。在今天，死尸通常被藏起来，不让公众看到，但艺术家依然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有可能跟死人打成一片。比起席里柯（我们依然对他的那些解剖习作秘而不宣），像奎恩那样的当代艺术家却因为他们“令人震惊的艺术”而名扬天下。

1981年，达米恩·赫斯特在利兹一间停尸房里紧挨着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摆姿势拍照。当时他才16岁。那颗人头——一个秃头男人，其身份至今不为人知——被摆放在一个金属桌子上，赫斯特为了拍照身体向右倾斜，脸挨着脸，因此他差不多触碰到了死人的脸了。赫斯特对着照相机咧嘴而笑，搔首弄姿，但他后来回忆，他的高兴中掺杂着恐惧。那是一个十几岁叛逆少年的兴奋：

这是我和一颗死人头，被砍下的人头，在停尸房里。我16岁……如果你看着我的脸，我几乎是在说：“快，快，拍一张。”那是焦虑。我想让我的朋友们看，但我不能把我所有的朋友带到这里，带到利兹的这间停尸房。我真的很害怕。我咧嘴而笑，但我以为他的眼睛将会睁开，它正要发出声音：“格啦啦啦哈！”

即便还是个孩子，赫斯特也以完美的技巧运用了他那种令人震惊的力量。当时，他想给朋友们留下深刻印象；十年后，他发行了这张照片，作为一个限量版，被印在铝板上，题为《与死人头一起》，他正在以他最早的个人展览，在当代艺术史中为自己赢得名声。他本能地知道如何制造一次冲击。

在这幅照片中，赫斯特冷酷无情的玩笑和他厚颜无耻的姿态，让我们不由得怀疑我们自己的臆断。像席里柯一样，赫斯特也在玩弄我们的反感，把我们吸引过来，不管我们自己的感受如何。《与死人头一起》是一个例证，揭示了其整个事业生涯中吸引赫斯特的很多主题：生与死之间的模糊边界，解剖、腐烂和保存的过程，反感与恐惧的界限，医学与科学介入的社会效果，还有放纵、幽默和争论那打动我们的力量。

考古学家莎拉·塔尔罗把这幅图片描述为“权力的滥用”，它“违背了那些经常跟死者身体打交道的人的所有职业准则”。赫斯特的对象可以清楚地辨认，尽管表面上是匿名的，但他从未对赫斯特那幅“利用性的和冷酷无情的”作品表示同意。

赫斯特那天是为了画人体解剖而去停尸房的，而且，他也是为了弄明白生与死而画。

当时我确实很年轻。我想了解死亡，我想去停尸房，我接触到了这些尸体，我感觉很不舒服，我想我即将死去，那十分可怕。但我又回来了，我想回来画它们……你知道，那就像我正在抓住它们。它们只是一些死尸。死亡被进一步移开了一点……关于死亡的观念，你知道，当你实际面对这种事情——所有这种图像——的时候，它只会重新定位在别的什么地方。

赫斯特正在适应死人。他以一个十几岁少年的虚张声势来适应死人，这种态度将继续赋予他的作品以色彩：“人并不在那里。那里只有这些物品，看上去就像真人。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手放进别人的口袋里，乱搞一气，哎哟哟哟！跟人头在一起……它只是不在那里。刚刚把它移到更远的地方去了。”赫斯特是不是如此成功地把死人客体化了，以至于再也不认为它们是人了呢？或者，这些只是粗鲁无礼的笑话，试图掩饰自己的感情脆弱？他说，他很害怕被砍下的人头起死回生，仿佛要证明他不只是一件物品，也根本不是玩具。

作为一件艺术作品，《与死人头一起》可以被解释为征服的形象，但作为一张照片，它也记录了一个孩子气般自鸣得意的瞬间，表面上，它是一个16岁少年值得尊敬的追求。赫斯特在停尸房里是为了学习如何绘画。如果他再三回到那里画死人，那么在他工作期间必定也有更安静的思考时刻。画死人体需要一次复杂的情感之旅。

劳拉·弗格森是纽约大学医学院的一位驻校艺术家，为医科学生和教职员开设绘画班，她这样谈到自己的工作：“必定有大量的事情发生——它是一次如此深刻的经历。但当你绘画的时候，你是在表达自我——尤其是，如果画的是一具死尸或其中的一个部件的话。在某个层面上，你不得不处理情感。”另外一些艺术家曾谈到，画死人尸体并不只是作为一种观察方式，它更是一种认知方式。画画是一种与死人相处的方式。它需要艺术家长时间地、全身心地集中凝视和专注。达米恩·赫斯特的照片是片刻之间产生出来的，但推测起来，他的绘画应该花了更长的时间，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集中他的注意力。“你花了那么长的时间与你正在画的对象或物品进行沟通，”弗格森说，“以至于你开始知道，在某些方面，那样做远比你讨论它或者只是在书中看到的它更加深刻。”

▲达米恩·赫斯特的《与死人头一起》，1991年。

乔伊斯·卡特勒-肖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的驻校艺术家，她把画死人描述为“移情性地拥抱被描绘的对象，既是用眼睛，同时也通过手”。这是一个思考过程。她指出，曾经困惑席里柯的那些技术挑战继续占据着那些描绘死亡人体的艺术家们的头脑——例如，如何区分死亡与睡眠。卡特勒-肖曾经谈到死后的人体在重量和浮力上的差别，但她还谈到，像生命一样，死亡也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改变的过程，身体先是变硬，然后开始腐烂，要么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医学研究而进行防腐保存。有某种技术任务，让一个艺术家在解剖室里全神贯注。

赫斯特的《与死人头一起》呈现了一幅真实的——尽管是死的——血肉肖像的恐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赫斯特把一个死人的头颅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从而公然嘲弄了停尸房和解剖室最普遍的规则之一。在医学实验室里，尸体的头颅通常被包在几层薄纱之中，相比之下，身体却成了紧张思考和解释的焦点——仿佛这幅肖像被颠倒了过来。在解剖室里工作的学生们常常以为，这样包起来是为了保护他们那脆弱的敏感，还有尸体的尊严，因为如果看不到脸部的话，切开人体就更容易一些。但有一些重要的实际理由把人头遮盖起来。学生们花几个月的时间来解剖一具尸体，头部和脖子上那些纤细脆弱的肉可能干得很快，也很容易遭受损害，包起来保护了头颅，但有意也好，无意也罢，这样做也隐藏了尸体的身份，帮助把一个死人转变成了一件适用的科学标本。如果说人头很珍贵，那么，这只是强调了在这样一个不带情感的环境里对谨慎的需要。

艺术在解剖室里一直存在。今天，医学艺术家与摄影师、放射技师和计算机科学家并肩工作，为的是用图片说明一切，从手术规程到病理标本。在早期，画素描是解剖学努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那是记录和传达解剖学家所发现的复杂结构的惟一方法。素描科学与解剖艺术之间的区分始终很难界定。众所周知，列奥纳多·达·芬奇为了熟悉人体构造，而一丝不苟地、“一点一滴地”从几具尸体上剔除肌肉。在描述他的努力时，达·芬奇承认，其他艺术家可能对这样的工作退避三舍，他们要么是因为憎恶，要么是由于害怕“夜里与这些被肢解、被剥皮、看上去很恐怖的尸体为伴”，或者是由于缺乏技能或耐心。从解剖学的角度画死人体是一项劳神费力的工作，达·芬奇的这番评论在今天就像在16世纪一样切中要害：一旦一个艺术家稳定了他的情绪，他就必须调动他的天赋，集中他的注意力。

医学艺术家根据具体的指示来工作，为了实用的目的而选择并阐明医学信息，但在最近20年的时间里，优秀的艺术家在医学院的教员团队中越来越普遍。讲师们承认，艺术课程不仅让学生们的观察能力更加敏锐，而且还减轻了解剖人体的情绪负担。惊奇和反感（即便是在不稳定的状态中）是学习“人体解剖”时的孪生反应；学生们在训练期间学会了隔离和控制这样的情绪，医学院开始鼓励学生们创造性地表达他们的情感，要么通过写作班，要么通过绘画班，来作为帮助他们管理情绪的一种方式。

某些人体部件对学生们来说特别有挑战性，因为他们阻止了客体化：一具尸体的双手、生殖器和头颅反复被挑选出来，因为它们很难解剖。正如一位学生所写的那样：“头、脸、脖子太有人性了。”解剖人头让你不得不面对你的工作性质，因为尽管有各种遮盖、教科书和礼仪，但你所切开的依然是一个最近还活着、会微笑和思考的死人。对一所医学院里的创作项目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学生们的画作常常省略了手和脸。一个学生在创意写作班里写到了通过医学知识进行筛选，同时故意“忽视手和脸”。另一个学生画了一个依然活着的癌症患者，他写道：“我画她的脸消失在她一份份皱巴巴的医疗记录中，仿佛是为了把她看作做是一个科学存在，你不得不仔细检查她。”她把脸描绘为缺席存在，把脸遮盖起来是对其力量的一种不言而喻的承认。

另一些学生决定在艺术班里画被解剖的头和颅骨。劳拉·弗格森的一位学生迈克尔·马隆在一幅题为《丢弃》的作品中画了一颗被劈成两半的人头，这幅作品后来被发表在纽约大学的杂志《集会》（Agora）上。当它在工作台上被剥皮并打开的时候，这颗死人头可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艺术对象，正如它生前一样。绘画还诱使学生们把患者想象为有自己的生活史的人。一个学生承认：“我更倾向于把患者想象为有自己个人生活的人。”而另一个学生认识到，“你可以在这幅画中描绘患者的情感和你自己的情感”。学生们可能画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或者可能完全忽略其描绘对象的头，但不管是哪种方式，艺术都赋予了死人一个空间，让人们能够在解剖标本中感觉到它们的存在。

有人说，解剖室首先是一个工作场所，关乎实用性的考量。一个艺术学生可能仅仅因为那一周碰巧有一颗被砍下的人头可画，于是决定画一颗被砍下的人头。对一个训练有素的死人观察者来说，一颗被解剖的人头不可能引发任何特殊的评论。当我向乔伊斯·卡特勒-肖问起她那些解剖人头素描时，她只是答道：“它们都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解剖课教学收藏中的解剖模型，是从真实的人体上切割下来并保存的。它们跟原先的身体没有任何联系。我在解剖实验室里发现了它们，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以至于我不得不画下它们。”卡特勒-肖的评论说明了解剖室的实用主义和奇妙。对门外汉来说，在实验室里可以“发现”一连串的人头，“跟原先的身体没有任何联系”，就像他们自己的人头一样引人入胜。

▲圣地亚哥市加州的大学解剖教学收藏中被解剖人头的速写，乔伊斯·卡特勒-肖绘，1992年。由乔伊斯·卡特勒-肖提供。

关于一个艺术家拿刚刚砍下的人头进行创作，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来自两百多年前的玛丽·格劳舒尔茨，她后来被称作杜莎夫人。在大革命期间的巴黎，杜莎夫人还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女人时，便开始塑造断头台受害者们的雕像。杜莎夫人蜡像馆因为展示革命者的人头而一举成名，尽管杜莎的很多头像是在其描绘对象活着的时候，但其中也有很多人是在死后被带给她的。杜莎夫人后来写道，在攻占巴士底狱之后，监狱长伯纳尔-勒内·德·洛奈和巴黎商会会长雅克·德·弗莱塞勒——他们作为法国大革命最早的受害者而著称——砍下的头颅被从旗杆上取了下来，并被火速送到她的沙龙，在那里，她坐在展馆的台阶上，把两颗血污的人头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取他们的脸部印模。她还声称，曾把她的朋友罗伯斯庇尔的人头放在膝盖上，雕塑它的形象，而且是刚刚从断头台上拿来的；她还记得，宪兵队如何把她叫到马拉被刺杀的现场，在那里，她“在最痛苦情绪的影响下”，在马拉躺在浴缸里，身体尚热，还在流血的时候，制作了他的脸部模型。后来，她还为路易十六国王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制作了死亡面具。

杜莎夫人可能是为了强调其作品的权威性而详细讲述这些故事的细节，但她无疑已经习惯了处理被砍下的人头。法国艺术家雅克-路易·大卫和艾蒂安-让·德莱克吕泽在1800年代初拜访过她的蜡像沙龙，他们被领着去看储藏室里的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著名革命者的蜡人头，包括罗伯斯庇尔。用绷带把罗伯斯庇尔粉碎的下巴绑在了恰当的位置上，据说他们看了这批储藏一会儿，然后宣称：“它们都很像，做得很不错。”

杜莎夫人蜡像的准确性，以及紧接相关事件之后蜡模便很快出现在其展览中，是她成功的关键。她的展览持续不断地更新。她定期做广告接受私人委托，对象死活皆可，向人们保证“死的对象将被赋予最准确的鲜活外表”。与此同时，她的团队出席法庭审判，画速写，作笔记，商谈购买服装和私人物品，使得最近被处决的罪犯在断头台上刚刚被斩首，便能够立即被添加到她的展品中。杜莎夫人的“恐怖馆”变得如此深受欢迎，以至于有些罪犯在处决之前便把他们自己的衣服捐赠给她收藏。

杜莎夫人所提供的是一种耻辱的不朽，作为她的展览明星之一。她让她雕塑的对象起死回生，尽管是用蜡做成的。如果说，断头台把它的对象转变成了物品，那么，杜莎夫人用她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技巧，为它们重新注入了生命。在英国，杜莎夫人的革命者人头展览借着烛光观看，利用了英国人对英吉利海峡那边最近所发生事件的强烈关注。在这里，参观者可以亲自看到法国大革命中最著名的受害者，感觉离行动更近了一些，“恐怖馆”很快就包括了范围广泛臭名昭著的罪犯，供付费观众仔细端详。杜莎夫人第一个在英国砍下的人头模型是爱德华·迪斯帕尔德，此人是个爱尔兰军人，1803年因为密谋刺杀乔治三世国王而被处死，他的人头让断头台上的官员不知所措，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乱砍一气，最后把它扭了下来。杜莎夫人让迪斯帕尔德的朋友们（他的遗体被送交给了他们）大吃一惊，因为她问他们是不是可以为迪斯帕尔德的人头制作一个铸模。作为成果的模型在淡蓝色光中被展出，蜡像馆的参观人数因此大为增长。

玛丽·杜莎利用了人们对活死人的幻觉，并从中获利。当一个艺术家画一幅肖像或画一颗砍下的人头，或者同时画这两者的时候，他是在追踪身体与想象之间的一条界线。一幅肖像要求想象性地进入对象的“灵魂”；一颗被砍下的人头雕塑需要想象性地跳过死亡的边界，或者至少是跳到悬崖边上。

有些艺术家，像卡拉瓦乔，似乎打算延伸生与死之间的痛苦边界，用他们的艺术让这条边界保持开放，探索其内部的空间。在19世纪之交，断头机的速度拒绝提供这样的空间，使得它不能被肉眼所见，并诱使另外一些艺术家，像席里柯，在想象上进入其中。一颗新鲜的被砍之头似乎紧紧抱住生命不放，尽管生命已经一去不返。它比一个骷髅更残忍、更有力、更栩栩如生，但它依然属于来生。像莎乐美的女仆一样，我们不忍直视，但我们被迫靠得更近一些，面对面地正视一个人的命运。

席里柯、杜莎、赫斯特和奎恩全都力求让他们塑造的形象尽可能真实，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中，他们使用血和肉。艺术可能是一条途径，可以获得观察死亡的一个视角，但它也可能让这一视角塌陷，并重新定位击打的力量。如果说一件艺术品提供了一个思考事件的可靠框架，那么这些艺术家都在试验着移走这个框架。赫斯特回应了奎恩的“终极肖像”，谈到过他想“让艺术更加真实”的渴望。艺术可以推挤生与死之间、真实与表现之间的那条界线。但是，当一种表现手法缺乏他们所寻求的那种真实性时，“真实”肖像的观念便是荒谬的。

马克·奎恩曾谈到过这一点：“我还认为，完全用我的血和我的身体做成的自我雕像也有一个反讽的因素，因为即使这尊雕像是我的形状，用的材料是来自于我的身体，在我看来，那一直是强调了一个真正活着的人与组成这个人的材料之间的差异。”极端情况，一个死人被砍下的头颅，可能是合乎逻辑的，但它并不是一尊雕像，因为没有幻想、没有生气，没有艺术家带给这个行业的技巧。一个死人的头甚至再也不是这个人，不管我们多么希望它是这样。断头台的观众们不可能相信那些被砍下的人头是死的。他们看到它在抽搐和活动，因此确信这些人头依然看到了并感受到了周围的世界，但没有一个人确切地知道他们是不是对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成功地与一颗被砍下的人头交流过（尽管不乏有人尝试，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

如果说，科学并不能让一颗被砍下的人头起死回生，那么，这正是艺术家的力量之所在。艺术可以实现我们所有最黑暗的冲动，通过在死后赋予这些处在地狱边缘的怪物以生命，不管结果可能是什么。反过来，艺术家之所以被那些砍下的人头所吸引，恰恰是因为它们拒绝被定格。正如任何一个医科学生都会告诉你的那样，让一个人成为一件物品要付出大量的努力，艺术的凝视为这件标本提供了空间，让它可以在一个大不相同的舞台上重新开口说话。这个舞台——画布、解剖台或圣坛——框定了我们与这些陌生存在之间的互动，赋予它们的存在以合法性，能够给予它们发言权，远比他们生前享有的任何发言权都要大。

第五章

人类的头颅崇拜史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活人一直转向死人寻求魔力。死人的尸体是令人兴奋的东西，那些看上去似乎能够抵抗腐烂的部件，仿佛在抵抗着死亡，坚持着生的力量。

每年7月的第一个礼拜日，数以百计的天主教徒都会跟随一个护送圣徒遗骨的队列，从都柏林以北的德罗赫达市露德圣母教堂，沿着大路向南走一英里，来到圣彼得教堂，在那里举行一场特殊的弥撒。他们行进到那里是为了纪念圣徒奥利弗·普伦基特1681年的死去，他成了爱尔兰的和平与和解的守护圣徒。队列中有主教，红衣主教和教皇骑士，市长和市议会议员，他们全都穿着色彩鲜艳的礼袍。一支管乐队陪伴着他们，本地宗教组织和世俗组织的成员，连同参加纪念活动的朝圣者和公众，他们一路上都举着旗子。稍后，在圣彼得教堂举行弥撒期间，他们与圣奥利弗·普伦基特的头颅并排坐在一起祈祷，这颗头颅保存在一个精工制作的黄铜和玻璃圣坛上。

普伦基特的头颅已经有330多年的历史，保存得非常好。他的皮肤呈褐色，很干燥，双眼紧闭而深陷，鼻子被掐过，但头上和下巴上依然有少量毛发，他有一副很好的牙齿，可以从开裂的嘴唇后面看到。在过去，普伦基特头颅的良好状况被视为它的奇迹品质之一，这可能是因为这颗头颅在他刚刚死后便进行了防腐处理，更近一些的时候，圣约翰教堂投入了一些时间和金钱，来维持它修复后的良好状态。

▲圣奥利弗·普伦基特的头颅。由德罗赫达市圣彼得教堂提供。

长时间地保持一颗人头向公众展示，给相关人员带来了某些实实在在的责任。1990年，德罗赫达的教区牧师请爱尔兰国家博物馆的馆员来查看普伦基特头颅的状况。他们发现，玻璃柜内部的湿度太高，这解释了圣奥利弗的皮肤上出现的细小晶体，以及前几十年里随着害虫滋生而经历过的一些问题。在对这颗头颅进行分析的同时，教堂决定为这件遗骸委托制作一个新的圣坛。优先考虑的是安全性、可见性、可接近性及可维护性，对于一个宗教机构来说这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但就遗骸而言，圣彼得教堂的行为很像一家博物馆，有义务为了参观的公众而保存好它的藏品。普伦基特的头颅不得不保持安全，同时又要很容易看到，以便人们能够对这位圣徒提出他们的祈求。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来观看普伦基特那颗已经木乃伊化的人头；这些人大多数来自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并不全都是天主教徒。鉴于这一点，圣彼得教堂决定，这件著名的遗骨需要一个新家，而且，除了一些重要的实际考量之外，宗教当局想要改善它“礼拜的和审美的”环境。

像普伦基特的头颅这样一件神圣的、明显很有力量的物品——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吸引到一起——应当有一个安息之地，既有恰如其分的庄严，又是一处圣地，能够传达它对于天主教社群的意义。新的圣坛在1995年安装完毕，由一个黄铜和玻璃灯塔所组成（让参观者可以从四面八方看到这颗头颅），被安置在一个石头底座上。9米高的哥特式塔尖，高大而修长，把灯塔的顶部与教堂的屋顶连接起来。普伦基特的头颅被置于镶嵌着宝石的铜质圣骨盒的里面，那是在1921年为它制作的，也就是为普伦基特行宣福礼的那一年。在周围的墙壁上，文字面板讲述了他生与死的故事。从这些文字中，你不可能怀疑奥利弗·普伦基特在圣彼得教堂的身份以及在整体的天主教会和爱尔兰的民族意识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它并非一直如此。实际情况是，奥利弗·普伦基特那颗被砍下的头颅比它的主人在有生之年所吸引的关注远远大得多。就连天主教历史学家也同意，普伦基特的生平相对来说不那么引人注目。不像身后留下头颅的其他圣徒——最著名的是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她的头被保存在圣多明尼哥教堂里——普伦基特并没有神奇的幻想。他没有写过神学小册子，也没有卷入教皇政治。尽管他勤勉刻苦，领导着一个被国内冲突和广泛迫害所撕裂的教会，但他平生很少把自己置于殉道的轨迹上，尽管他去世时的情况是悲剧性的，但并不独特。

普伦基特是17世纪晚期围绕子虚乌有的“天主教密谋”而产生的反天主教歇斯底里的无辜受害者中的一员。他担任阿马大主教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卷入了天主教会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争论。在被战争撕裂的爱尔兰，普伦基特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能干而勤勉的主教，创下了坚信礼的记录，在天主教内部和作为整体的爱尔兰内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促进了宗教宽容。然而，他与教士们打交道时却常常很尖刻，有人指控他霸道；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在一个教士内部纪律彻底崩溃的时代，坚定有力的领导至关重要。1679年，他遭到本教会中一些怀有报仇心成员的告发，并接受审判，先是在都柏林，然后是在伦敦，在那里，他成了“天主教密谋”的最后一个牺牲品。事实上，他也是最后一个因为信仰而死在泰伯恩刑场断头台上的天主教徒。

普伦基特到死都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很多被那些多事之秋的骚动席卷而去的天主教徒也是如此，尽管他们的命运并没有确保其圣徒的地位。他在单独监禁中度过了冬天里寒冷的六个月，靠着监狱里微不足道的一点配给活了下来，然而他每周斋戒三天，把自己的时间花在了连续不断的祷告上。他的平和泰然被记录在他的书信中。他写信给从前的秘书说："15日通过的对我的死刑判决没有引起我的任何恐惧，甚至没有剥夺我一刻钟的睡眠。”他的死刑执行在他一生中最后两个礼拜里被延期三次，在他离世的那天早晨，他十分镇定地在他信件上签下了名字，新门监狱的监狱长报告，在睡了一夜好觉之后，普伦基特走向了断头台，“就好像是走向一场婚礼那样满不在乎”。他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演说，宽恕了那些告发他的人，朗诵着下面这句话走向死亡：“主啊，我将自己的灵魂交到你的手中。”

据说刽子手被他的举止深深打动了，以至于先让他死去，然后才取出他的内脏，再允许死者的朋友取走他的身体部件作为纪念物。这些故事有点陈词滥调，在他被处决之后的那些年里，围绕普伦基特的尸体也产生了一些流于俗套的传说。他死后，他的头在断头台上被砍下，被扔进了一团火中，被普伦基特的朋友伊丽莎白·谢尔顿连同他的两条前臂重新找回，并把它带回家里保管。早年检查过他的头颅的人都说，它闻上去很香，在一个铁盒子里被关上三四年之后，这无疑是一个神奇的品质。与此同时，他的身体被肢解并被埋葬，据有些报道记载，当它后来被挖出来的时候，它在坟墓里把自己重新组装好了。

人们常说，圣徒的尸体能抵抗腐烂，而且偶尔还会从坟墓里反抗它们被斩首的命运。殉道的国王圣埃德蒙在870年被斩首，后来人们发现，除了脖子周围一条细细的红线之外，他躺在棺材里没有遭受致命伤害的痕迹。不管费多大的劲，那些发现他尸体的人也不可能把他的头和躯体分开。有些报道还记载，11世纪爱尔兰国王布赖恩·博鲁1014年在克朗塔夫战役中被斩首，后来被发现并未腐烂。

在最近这些年里，天主教会刻意让自己与“神奇”圣骨的故事保持距离，更愿意把圣徒的遗体埋葬地看作是一个纪念和祈祷的场所。有一份关于德罗赫达的圣奥利弗的传单，援引了其头颅引人注目的完好保存，但没有把这视为神奇的肉身不腐的标志，而把它看作是信仰的证据，以及那些在他死后照料其遗骸的人的好运气。然而，普伦基特1975年才被封圣，是爱尔兰700年来的第一个新圣徒，装在那个黄铜玻璃柜里的普伦基特的头颅，肯定有助于动员人们的支持，让他跻身于圣徒行列的。如果他的头颅没有保存下来，并在德罗赫达的教堂里对世人展示（它在那里被证明非常成功地引导了忠实信徒的祈愿），普伦基特大主教很可能早就湮没在历史书那发黄的书页中了。

在18世纪，普伦基特几乎被人遗忘，但在19世纪晚期，人们出版了两本他的传记，紧接着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些更通俗的描写他生平的图书。多亏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推动者的工作，1920年，教廷为他举行了宣福礼。次年，普伦基特的头颅移出了德罗赫达的一座修道院，它已经在那里安放了两百多年，并迁到了本城的教区教堂，在那里，公众可以更容易看到并崇拜它。接下来，在1933年，“祈祷蒙福的奥利弗·普伦基特封圣联盟”成立。其成员致力于让奥利弗·普伦基特的生平故事更广泛地为人所知；他们想方设法把朝圣者带到德罗赫达的圣坛，他们鼓励天主教徒急切地祈祷出现封圣所需要的神迹恩典。他们分发传单，创作布道词，签署请愿书。

由于必须首先要有两个重要神迹被直接归因于普伦基特，然后他才可能封圣，于是他在德罗赫达的那颗头颅成为这场运动的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普伦基特的头和脸曾经接触过的一些小块的亚麻布以每块1.25便士的价格向信众发行，人们被要求向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报告“通过蒙福的奥利弗的祈祷而接受的任何恩惠”。虔诚的信徒报告了头的芬芳香味，以及它“可爱的”面容，声称“几代有着文明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人都向神庙的铸模，以及精雕细琢的鼻子和嘴唇祈祷”。据1970年代担任阿马大主教的托马斯·奥菲耶赫说，德罗赫达成了“一个为蒙福的奥利弗祈祷的全国中心”。

尽管如此，但结果却是1958年，在距离德罗赫达的头颅安息之地若干英里之外的那不勒斯，普伦基特在一个病入膏肓的女人奇迹般的康复中发挥了作用。当一个意大利女人躺在临终病床上的时候，多尼戈尔郡本地的卡布里尼·奎格利姐妹为了她痊愈而整夜向蒙福的奥利弗祷告，于是第二天早晨，医生的预言落空，病人恢复了意识，并恢复了健康。争取普伦基特的封圣运动在1969年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当时，“蒙福的奥利弗·普伦基特运动”在爱尔兰创立，并确立了每年7月举行的德罗赫达朝圣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来到普伦基特的人头前祈祷。1972年，当这场运动加快步伐的时候，那不勒斯的神迹得到了罗马教会当局的认可，几天后，普伦基特被封圣。

有一长串的追随者承认普伦基特那颗被保存下来的人头的巨大力量，而最早把他的人头和手臂保存在自己家里的伊丽莎白·谢尔顿是他们当中的第一人。不管谢尔顿保存普伦基特的身体部件是视之为神圣的遗骸，还是仅仅作为古董，她终归是有先见之明的。她起草了一份证明书，由她和主持的外科医生签名，以证明她的珍贵收藏的历史。这份证明书今天保存在德罗赫达的圣彼得教堂里。

三百多年来，奥利弗·普伦基特的头颅继续对生者发挥它的力量：它帮助形成了教会对普伦基特本人及其在爱尔兰和天主教意识内部的地位的认识，从大主教上升为受庇护的圣徒。德罗赫达是1649年英国人对爱尔兰人最著名的大屠杀之一的场所，而他的人头也保存在这座城市，这帮助他成为爱尔兰民族主义的一个象征。与此同时，在天主教会内部，普伦基特成了和平与和解的圣徒，这多亏了他在爱尔兰历史上一段巨大的宗教分裂、冲突和政治压迫的时期所做的工作。

普伦基特的头颅早在他成为圣徒很久之前就一直靠它自己赢得名声。在20世纪，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去朝拜它。有很多红衣主教和主教来到奥利弗·普伦基特的头颅面前祈祷，其中包括未来的教皇保罗六世，1961年，他作为红衣主教蒙蒂尼探访德罗赫达，并在后来主持了普伦基特的封圣仪式。看来，在这次为他争取封圣的漫长行动中，普伦基特最大的、最坚定的辩护者似乎是他自己的头颅。就算别的什么也没有，天主教会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投入资源保持这颗人头对公众展示，在庄严堂皇的空间里，在合理得当的条件下，这本身就赋予奥利弗·普伦基特以一定的声望，这一切多亏了他的头颅。

一旦有一件人体部件被保存下来，而且在任何时间长度内保持在人间，而不是以通常的方式归于尘土，它就会发展出自己的身份，往往还会抵抗它自己的埋葬。埋葬曾经是事物的自然历程，如今，其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即使在普伦基特封圣之前，他的头颅便在共同体内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形成了它自己的重要关系，不管是作为修道院生活的组成部分，还是更晚近一些在德罗赫达教区所扮演的公共角色。普伦基特的头颅成了社会的一员，要求生者持续不断的照料和关注。因此，正是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可以把一颗砍下的头颅——个人尸体的血腥残余——转变成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中一个受到尊重的参与者。人们不仅接受了像普伦基特的头颅这样一些人头的存在，而且还似乎不可抗拒地被它们所吸引：当身体部件拒绝一次得体的埋葬并对公众展出时，它们可能变得特别有威力。

今天，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对着圣徒的人头祈祷，在欧洲各地的教堂里都可以找到圣徒的人头，它们常常保存在镶满宝石的圣骨匣里。圣阿格尼丝保存在罗马至圣小教堂的一个银盒子里，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头据说就藏在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高高的祭坛附近。圣凯瑟琳的头成了锡耶纳旅行者的重要参观对象；圣路济亚的头保存在法国中部布尔日市的大教堂里；圣海伦娜的头在特里尔大教堂的地下室里；圣伊华的颅骨安放在布列塔尼的特雷吉耶大教堂里。这些人的头颅在坟墓外面度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以至于再也不大可能重归地下了。

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头颅是其中最著名的。1384年，她去世四年之后，这颗头从身体上被取下来，连同她的食指一起，从罗马（她死在那里）被带回了她的老家锡耶纳。打那以后，它就一直被保存在圣多明尼哥教堂里。每年的圣凯瑟琳节变得越来越煞费苦心，自她在1939年被宣布为意大利的保护圣徒、1999年被宣布为欧洲的保护圣徒之后，就更是如此。就像德罗赫达的圣奥利弗节一样，它包括一个穿过本市大街小巷游行队列，出席者有民事当局和教会权贵，还有军队代表和政府部长。随后在教堂里举行一场弥撒，她的头被保存在那里的一个侧堂里。圣凯瑟琳的手指被捧着走过大街小巷，感恩赐福，由到访的红衣主教赐福于锡耶纳、意大利和欧洲。偶尔，凯瑟琳的头颅也被护送着穿过这座城市，比如2011年为庆祝她封圣550周年。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来到圣多明尼哥教堂，观看她那颗已经木乃伊化的头颅，头颅被裹着一块白色面纱，安放在银质圣骨匣里。

像这样的圣徒遗骨可以放在地图上的任何一个地点，因为它们吸引朝圣者，经济的和政治的投资也会接踵而来：神圣的身体部件会带来一切，从廉价酒馆到帝王的探访。有些传说讲到圣徒们自己决定他们去往何地，仿佛在强调他们在城市的好运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与本市百姓相关联所带来的力量。有很多故事讲到圣徒们在斩首之后把他们自己的头颅带到了他们的埋葬之地。圣丹尼捧着他自己的头颅，从斩首的地方步行6英里，来到他的葬身之地，路上还发表了一篇布道。据说兰斯的圣尼柯西斯连续不断地吟诵《诗篇》的第119篇，尽管在读到第25节的时候他就被砍下了脑袋。有超过150个已知的实例，殉道者捡起自己被砍下的头颅，走到了他所选择的地点。

▲锡耶纳的圣凯瑟琳的头颅。由锡耶纳Foto LENSINI和锡耶纳圣多米尼克教堂提供。

圣凯瑟琳没有捧着自己的头颅去锡耶纳，但有一个版本声称，它帮助了那些携带这颗头的人。1380年代，当凯瑟琳的追随者偷偷摸摸地捧着她的头颅走过罗马的街道时，他们遭到城市警卫的搜查，但当警卫们打开那个装着凯瑟琳人头的袋子时，只看到满满一袋玫瑰花瓣，这些旅行者得以被放行。据说以这种方式，凯瑟琳同意这趟旅行，并强化了这样一个观念：她的头属于锡耶纳。凯瑟琳的头并不是唯一一颗决定自己命运的人头。据说博韦的圣茹斯特的头颅在1030年代中期从欧塞尔运往普费弗斯的时候，在瑞士弗卢姆斯教区的边境奇迹般地固定不动。圣茹斯特选择留在弗卢姆斯，当地教堂委托制作了一个圣骨匣来安放他的头颅。几个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探访这座小城，朝拜它著名的圣徒遗骨。

正像在德罗赫达一样，锡耶纳和弗卢姆斯也是如此，人的头颅可以产生巨大的财富。宗教遗骨给一个社群注入了活力，激发了宗教的、经济的和艺术的事业——尤其是以非同寻常的圣坛的形式，披金挂银，镶嵌宝石，打算用这些东西来安放这些遗骨，让信徒们眼花缭乱。部分程度上，闪闪发光的圣骨匣保护了它们所容纳的遗骨免遭腐烂。如果你是一个古老的、皱巴巴的、由已经腐烂的有机物质组成的褐色圆球，这样做是有益的：安放在一个镶嵌着宝石的金匣子里，置于一座神圣的公共建筑之内，在那里，人们的行为举止应当是毕恭毕敬，安安静静的。像德罗赫达的那个圣骨匣一样，这些艺术品也暂时给朝圣者们定下了基调，他们来到这里与另一个来自更光荣世界的神圣存在面对面。

在某些圣骨匣中，装进去的尸体确实是一个替代性的黄金躯体，仿佛从天国显现出来。在中世纪，很多圣徒的头颅被安放在雕塑的“圣骨匣胸像”上。圣茹斯特的圣骨匣胸像（15世纪晚期在瑞士用镀金的银和铜制作的）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因为它描绘的是圣徒捧着他自己的头。圣茹斯特被罗马卫兵斩首的时候只有9岁。他父亲发现他捧着自己的头。故事讲到，这孩子如何把自己被砍下的头颅交给他的父亲，叫他把这颗头带给自己的母亲费利西亚，以便她可以亲吻它。当费利西亚收到并亲吻儿子的头颅时，她也就成了第一个崇拜圣茹斯特的遗骨的人。

奇怪的是，圣骨匣并没有描绘圣茹斯特紧紧抓住自己的头。相反，他的头似乎是凭借自己的能量漂浮在他的胸前。圣茹斯特的双手只是给他的头提供了一个框架，因此几乎用不着怀疑，这正是他的神奇力量所集中的地方。他的眼睛半闭着，正是这位圣徒的部分缺失，这个被砍下部位的超脱尘世，产生了他的力量。他那颗被砍下的头颅是动态的和遥远的，就像源自来世的一个闪烁幻想。圣骨匣把人的遗体转变成了艺术品，并塑造了一种公然蔑视生死边界的展示文化（就像更晚近时期一些优秀艺术家在世俗领域所做的那样）。

圣茹斯特的圣骨匣胸像的设计，正像这位圣徒把自己的头颅提供给母亲崇拜一样，确保了他将在弗卢姆斯继续赢得这样的关注。这个圣骨匣吸引朝圣者关注圣茹斯特的故事，引导他们的崇拜，渴望他们的亲吻，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证明他的身份，证实他战胜死亡的力量。这里面也有一些实际的考量，因为亲吻圣骨匣比亲吻已经木乃伊化的头颅本身更安全，也更能为人接受。自12世纪以来，无数圣徒枯萎干瘪的身体部件用装饰华丽的容器打扮得整整齐齐，以保护它们脆弱的构造——以至于圣骨匣的质量看上去可能与它所容纳的遗骨的审美吸引力恰好成反比。

▲圣茹斯特的圣骨匣胸像。由苏黎世瑞士国立博物馆提供。藏品编号NEG33904.

16世纪初，荷兰神父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到坎特伯雷探访了托马斯·贝克特的遗骨，他写到了黄金圣坛的催眠效果。“每一样东西都闪闪发光，罕见的、大得惊人的宝石让人眼花缭乱，有些宝石比鹅蛋还要大。几个修道士虔诚恭敬地站在周围。当覆盖物被揭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顶礼膜拜。”伊拉斯谟被迷住了，但他的一位旅行同伴发现贝克特的遗物（包括一截手臂和一些脏兮兮的亚麻布旧衣残片）如此令人恶心，以至于当这些东西拿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根本没法去亲吻它们，不由得退避三舍：“看上去让人憎恶”。不难看出，一个富丽奢华的圣坛，可以被一堆本质上丑陋难看的正在腐烂的人类遗物的大杂烩所围绕，制造出安静而肃穆的崇拜氛围来。黄金注定让人感到眼花缭乱，朝圣者离开这些地方的时候必定揉擦着他们的眼睛，惊讶于他们看到的天国宝藏。

富丽奢华的圣坛有着动人心魄、搅动情绪的力量。它们几乎可以让参观者目瞪口呆，仿佛他们也看到了天国，被它神秘的力量所触及。闪闪发光的圣坛，以及里面装着的圣徒遗骨，模糊了生与死之间的边界。这些身体部件并没有完全死去，因为在它们充满生命力的精神当中，依然有某种东西历久犹存，塑造着活人的生活。

圣徒并不是惟一在死后依然发挥其影响力的人。罪人也有治病救人的威力。只要有人试图利用死人的生命力量，圣徒的身体和罪犯的尸体比大多数人更有可能被肢解，并横跨中世纪的漫长距离被人们交易。

被处决的罪犯都是突然被杀死的，而且是在身体十分健康的时候，常常是在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和精力旺盛的时候，因此，他们的尸体被认为比那些由于患病或年老而逐渐衰弱的保留了更多的力量。人们千方百计寻求他零零碎碎的骨头、头发和肉，以至于有大量的故事讲到观众在断头台下到处摸索，为的是获得一小块余温犹存的尸体，它刚刚还在头顶的台板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指尖、牙齿和耳朵，衣服上的布片，甚至刽子手绞索上的一缕丝线，或者行刑火堆上掉落的少量灰烬，都保留了死者的一点生命力。

像教堂一样，药店通常也会储藏一些人骨和已经木乃伊化的遗骸，人们相信这些东西可以让人恢复健康。任何身体部件都管用——就连一小片指甲或一滴血也能实现奇迹——但人头的残余是与功效特别强大的力量相关联的。正如一位药剂师在1657年所记载的那样，人的颅骨有着深远的疗效，被用作“治疗……大多数头部疾病的特效药”。16世纪著名的医生帕拉塞尔苏斯相信，当一个人被绞死的时候，他的“生命精气”将会喷发到颅骨的周围。只要死亡是突然出现的，这些精气就会被卡在骨头内部，仿佛它们突然被抓住、来不及逃出似的。

帕拉塞尔苏斯建议用一个被砍头之人的血作为治疗癫痫的药，人头和颅骨被更加紧密地与治疗颠痫发作联系在一起。德国医生约翰·施罗德建议捣碎一个暴死年轻人的脑髓、皮、神经和整个脊柱，浸泡在水和花（比如薰衣草和芍药）的混合物中，然后蒸馏几次，用于治疗癫痫病。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死于1648年，据说他曾服用部分由罪犯颅骨组成的药粉，来治疗他的癫痫病。这些治疗方法几百年来一直很常见，刽子手不得不应付等着收集药物的病人的迫切需求。即使在1869年代，依然有报道说，丹麦的“癫痫病患者成群结队地站在断头台周围，手里拿着杯子，准备痛饮从那还在颤抖的身体中流出的鲜血”。

普通民众相信“交感作用”，这意味着人头常常可以用来治疗头部的疾病，比如头痛和精神错乱。18世纪晚期，在法国的某些地区，用一个被绞死的人的头颅做成药丸，被认为可以治疗“疯狗咬伤”。用骷髅壳饮酒还意味着恢复健康。1560年代，一些从伦敦桥上取下的叛国者的人头被重新用作药丸，用于治疗一群在皇家铸币厂工作的患有砷中毒的工人，其症状包括头痛和头昏眼花。病人用清洗干净的骷髅喝药，但很多病人还是死掉了。

帕拉塞尔苏斯建议使用死人颅骨上长出的“苔藓”来治疗癫痫发作和“巅疾”，并用于伤口包扎，其根据是：死亡所释放出来的“生命精气”会从颅骨转入其表面生长出来的苔藓中。这些从颅骨上生长出来的苔藓十分罕见，仅这一事实就提高了它的治疗价值。在英格兰和爱尔兰，颅骨苔藓似乎是一种特别受欢迎的药物，这大概是因为，在那几个世纪里，被处死的罪犯常常被留下来向公众展示，直至他们的肉开始腐烂，他们的骨头上开始长出苔藓。1694年，据报道，伦敦有些药商销售一些适当长了苔藓的骷髅，每个8至11先令，价格取决于上面长出的苔藓的尺寸和数量。

骷髅苔藓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像一个护身符那样随身携带，或者与其他成分混合在一起（蜂蜜、动物脂肪、人血、亚麻油，甚至粪便或煮熟的蠕虫，都可以混合在一起）。爱德华·泰勒是1600年代晚期新英格兰的一位医生，他写道：“暴露于空气中的死人，其颅骨上的苔藓所结甚多。据说，若施之于手，则止血如妖法。其他骨头上繁殖出来的苔藓药用一样，但效力没有这么大。”大致同一时期在伦敦写作的弗朗西斯·培根也认为，这种颅骨苔藓对于止血很有效。有一些传闻说有人在石头上培育苔藓，然后把它涂敷在罪犯的颅骨上，用于培育细小的绿色植物，以便拿来出售。实际上，药剂师多半使用颅骨上长出的任何东西，以及某些并非颅骨上长出的东西，来维持他们的供给。

在整个17和18世纪，这些药物一直在使用，当时销售“木乃伊”——作为药物而配制并由医生开处方，经过防腐保存的人类尸体残骸——的生意在欧洲各地都很兴旺。人体的每个部件都有药用价值，从骨头和血，到皮肤和脂肪。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秘诀制作“木乃伊”，它被描述为坚硬的、黑色的和含树脂的物质，闻起来香，尝起来苦。肉被反复弄干，可以浸泡在酒里，或者洒上药，直至它变黑，不再有气味。总的来说，推荐年轻人的尸体，最好是那些被处决的、没有生病的年轻人。有些人推荐红头发的人，因为他们的血被认为更好。木乃伊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中世纪逛店的顾客都会得到警告：要防止赝品，只选择那些黑黝黝的、很好闻的样品，而不要买那些满是碎骨头和泥土的东西。有几个早期的解剖学家甚至发现，贩卖人的脂肪和身体部件的生意能够给他们带来额外的收入，为他们的解剖筹集资金。

然而，没有一个人喜欢“药用食人”的想法。一位评论者认为，吃人肉是一件令人憎恶的事，他想让所有木乃伊从商店里撤下，体面地埋葬它们。他写道：“对我来说，一个人的骷髅不仅仅是一块干燥的骨头，没有任何功效，而且是我们自己同类身上的一块令人憎恶、已经坏死、正在腐烂、有点污秽的东西，在内心深处，拿起它似乎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事实，就连食人族（Anthropophagi）也会不寒而栗。”然而，在20世纪，依然可以在欧洲的某些药店里找到“木乃伊”。在1900年代初期，德国的制药教科书和药品目录列出了用于销售的木乃伊，价格为每千克17马克50芬尼，尽管其中大多数很可能都是赝品，或许还掺进了一些骨头碎片，作为额外的添头。

一点也不奇怪，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活人一直转向死人寻求一点点魔力，因为死人的尸体是令人兴奋的东西。丢在那里不管，它就会变硬、发臭、滋生病菌。从15世纪晚期到18世纪晚期，墓地都是非常有威力的地方。穷人通常对大坑感兴趣，很多坟都只盖着一层土。墓穴经常被重新打开，任由尸体在露天中腐烂，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人们会相信墓地的土是“吃肉的”，有着超自然的力量。

此外，生死之间的边界并不清晰，经常很难说清楚一个人究竟在什么时候去世：听心跳或用一块玻璃测试呼吸几乎算不上万无一失的程序。有人可能看上去死了，实际上不过是陷入了无意识状态，接下来却“奇迹般地”起死回生。阴阳两界之间的模糊边界使得死亡与埋葬之间的那段时期特别令人不安，充满了潜在的力量。有很多故事讲到死者从沉睡中醒来，送葬者也经常在外面放一些吃的喝的，以防他们所爱的人起死回生。一具“柔软的”尸体——一具没有显示出尸僵迹象的尸体——是一个特别恐怖的对象。因为不清楚一个人的灵魂究竟什么时候离开他的身体，是死亡的那个瞬间，还是直至最后审判的那一刻？总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它可能依然出没于生者的身旁。此外，死亡和腐烂的毒性作用还带来了身体上的奇怪改变，不难看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在生者之间流转的尸体为什么因此能够发挥它们的影响力了。

围绕一具新鲜尸体的紧张氛围，可能解释了最有威力的身体部件为什么是那些看上去似乎能够抵抗腐烂的部件，因为它们永久性地占据着生与死之间的状态。仿佛它们在抵抗着死亡，坚持着生的力量。今天，依然有人对圣奥利弗·普伦基特和锡耶纳的圣凯瑟琳的头颅引人注目的状况发表看法。围绕全国各地的桥梁和城门上展示的叛国者头颅，产生了一些故事，说到它们奇怪的超自然力量，因为它们也腐烂得很慢。

在伦敦，叛国者的头颅照例都煮得半生不熟，这让某些头颅表面上有了抗拒腐烂的神奇能力。当罗彻斯特主教圣约翰·费希尔在1535年6月被处死的时候，他的头在新门监狱被煮得半生不熟，并被“戳在伦敦桥上的一根支杆上”。这颗头在那里栖息了两个礼拜，而且是在夏天的酷热中，但它看上去根本没有腐烂。相反，它“每天都变得越来越新鲜，以至于他生前也从未这么好看过”。费希尔两颊红润，当他注视着下面来来往往的伦敦人时，仿佛有可能对他们开口说话。人们认为费希尔死后非同寻常的健康是上帝发出的一个信号，反映了他的无辜和圣洁，以及他乐于为信仰而牺牲生命的意愿。费希尔的头颅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以至于在下面繁忙的大桥上导致了混乱——马匹和大车简直没法从人群中通过——管头人奉命把这件令人不快的物品扔进泰晤士河里，好让人流更畅通。

在费希尔主教的那个时代，像居于他头颅中那样超脱尘世的力量必须加以控制，不管是把它扔进泰晤士河里，装进瓶子里作为药物卖掉，还是装在富丽奢华的圣坛上用于宗教崇拜。正是因为它们被成功控制，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给予一个定义明确的位置，这些被砍下的头颅在我们的社群中才被证明最有弹性。圣徒的头颅被整合进入宗教生活的质地中。它们确实被制度化了，受到了一套信仰体系的保护，正是这一体系，把它们置于个人的奇思妙想和虚幻想象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为它们保留了一个专门的地方，围绕它们发展出一套祈祷的仪式，像圣奥利弗和圣凯瑟琳的头一样，很多头颅凭借自身而名扬天下。教堂把它们的人类遗骨收藏作为一个朝圣的场所加以促进，纪念它们的节日成了基督教日历上公认的节日，一些奇迹的故事围绕它们产生出来。

今天的人们出版了很多旅行指南和小册子，还有文字面板，解释它们的意义。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这些木乃伊化的人头在我们21世纪很少受到任何人的严肃质疑，无论是教会内部，还是来自外界。

撇开其他任何事情不谈，一个人的头颅在地面之上待的时间越长，它就越不可能被埋入地面之下。一个罪犯的骷髅，与苔藓一起变老；而一个圣徒的头颅，被安放在圣骨匣胸像里，变得不再是一颗死人的头。当时间的流逝使它们变干并扭曲变形时，它们看上去似乎不太像人，而更像是物品。它们凭着自身的品质成了贵重的收藏品，有它们自己的经济行情和精神价值，跟它们如何被制造出来的骇人历史没多大关系。

再也没有任何无处不在的文化传统来塑造人们与圣徒遗骨之间的互动，若干个世纪的流逝让我们对它们的反应变得柔和。它们已经彻底脱水，以至于在很多参观者看来，它们似乎相当陌生，几乎根本不像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我们的反应因为它们的物理降解而变得缓和。探访锡耶纳圣多明尼哥教堂的旅行者，就算他们提到圣凯瑟琳的头颅，也是不带感情地把它描述为“十分古怪”，或者“有点吓人”、“令人动容”或“只是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用玻璃和黄金做成的圣坛，原本打算强化朝圣者对圣徒遗骨的反应，却也有可能增强很多世俗旅行者探访这些物品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感情上的超然感。装饰华丽的展示柜让观光客保持在安全距离之外，安放着它们的教堂里的肃穆氛围（被某些行为规则所控制）可能强化那些属于教会的人与那些不属于教会的人之间的分隔。圣徒的头颅在不止一个方面是跨越界限的物体，它们一直保持在边缘状态的这个事实——在人类控制的玻璃展示柜内，在阴阳两界之间——增加了它们的弹性。

在索福克郡的萨德伯里市，有一个人的头被作为圣徒遗骨保存在一座教堂里，但他并不是圣徒。这人就是西蒙·萨德伯里。他的支持者之所以保存他的人头，很可能是希望有朝一日他会被封圣。尽管此事并没有发生，但他的头幸存了下来，今天人们可以在圣格雷戈里教堂小礼拜室的一个壁龛里找到。这只是一个死人的头，旅行者来这里观看它，是把它作为一件历史古董，而不是作为神圣的遗骨。学生们来这里探访，是作为历史课的组成部分，因为西蒙·萨德伯里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英格兰大法官，他在1381年农民暴动期间被一伙愤怒的暴徒斩首，因为他在确立不得人心的人头税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萨德伯里既不是圣徒，也不是罪犯，他的头颅在另外一种更宽泛的意义上是一件圣骨，因为它见证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这一点，它具体表现出一种改变，这一改变根源于16世纪，却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大行其是，这就是：人们对“圣骨”这个词的看法逐渐失去了其神圣的氛围。

西蒙·萨德伯里在1381年被斩首，那是在中世纪宗教遗骨生意最繁荣的时期。据当地的传说，支持者们把萨德伯里的头颅从伦敦桥上的横杆处取了下来，然后偷偷地把它送还给了他老家的圣格雷戈里教堂。他们大概认为，他们的这件纪念品有朝一日将被证明是一个圣徒永不腐烂的骨肉，但不像奥利弗·普伦基特，萨德伯里的头颅从未构成一场争取他封圣的组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相反，它成了当地民间传说的一部分、教堂遗产的一部分。接下来，在安放于这座教堂600多年之后，萨德伯里的头颅倒是向科学奉献了它的秘密。

▲贝里圣埃德蒙兹西索福克医院的员工正在把西蒙·萨德伯里的头摆放在CT扫描机里，为《伊普斯威奇星报》拍摄，2011年3月。由《伊普斯威奇星报》/萨福克郡Archant出版公司提供。

2011年，当地一个叫做“未来愿景”的基督教慈善组织，在萨德伯里市周围的学校里开展工作的时候，曾请求邓迪大学的法医人类学家根据西蒙·萨德伯里的头颅遗骨重建其面部模型。这颗头被带到了贝里圣埃德蒙的一家医院，在那里接受了一连串的CT扫描。计算机建模软件被用来在数字空间中重新赋予这个骷髅以血肉。这颗虚拟的头颅被转变成了萨德伯里头颅的一个准确的3D复制品，作为用粘土重建其头部的基础。结果是制作了萨德伯里头颅的的三个青铜树脂铸模。一个送给了坎特伯雷市议会，一个送给了圣格雷戈里教堂，在那里与他实际的人头并排展示，还有一个给了“未来愿景”，他们把它用作教具，跟本地的孩子们讲授西蒙的生平、教区教堂的历史，以及面部重建的科学。

于是，萨德伯里的头成了一件真正的21世纪的圣骨。连同用科学方法塑造的它自己的“圣骨匣胸像”，它吸引人们来到一座圣公会教堂，被一家基督教慈善组织用来向孩子们传授关于解剖学和法医人类学的知识。它让奥利弗·普伦基特的头颅看上去就其范围而言完全是中世纪的。萨德伯里的头是一个证据，证明了世俗遗骨能够像任何一件神圣的遗骨一样产生活力，一样让人们充满热情地走到一起。当萨德伯里的脸部模型在2011年9月揭幕的时候，这项计划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记者们顺带把重建本身描述为对本地和国家历史的一项贡献；但主要故事只是萨德伯里的脸部模型的揭幕。科学“再现”本身是一个新闻条目。从腐朽的有机物质转变为光彩夺目的贵金属的不朽铸模，负责这一神奇转变的可能是科学家而不是牧师，但神奇感却并无不同。

奥利弗·普伦基特和西蒙·萨德伯里的人头幸存了足够长的时间，因此能够成为某个新的东西。它们成了时光旅行者，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观光客；它们对过去来说是陌生人，正如他们在眼下也是陌生人一样。时间的流逝让它们变干了、变黑了、变丑了，证实着它们作为考古学人工制品的身份，唤起了我们的学术好奇心和我们的激情。多亏了教堂的保护，它们成了公众崇敬的焦点，尽管它们的物理状况不佳。而且，由于长寿它们赢得了自己的空间，在死后获得了新的身份。略逊于人，略多于物，它们凭借自身的资质成为有价值的实体，有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政治。它们像从前一样赢得了我们的关注，在一个世俗的时代，如果我们思考的特征从神的奇迹转到了计算机建模的奇迹，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还有大量保存人类遗体的例证，并不属于教堂，却依然产生了神奇的力量。有大量名人的尸体丢掉了脑袋，以便他们的追随者可以保存他们干净洁白的骷髅作为纪念品。砍下别人的头是一件亵渎之举，但对着他们的骷髅沉思却可能是一种崇拜行为。作曲家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都丢掉了自己的骷髅，落入了崇拜者之手。1791年，当莫扎特的尸体被埋进维也纳圣马可教堂的一个穷人墓坑（周围有另外15个人）时，教堂的司事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表达他对这位天才的钦佩：在下葬之前，他偷偷地给这位作曲家的脖子绕上了一根金属丝。1801年，当这座坟墓按常规重新打开时，司事找到了那颗脖子上绕着金属丝的骨骼，并偷走了它的骷髅。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尸体在1863年，也就是他们去世35年之后，被“音乐之友协会”挖出，为的是重修他们的坟墓。然而，棺材刚一打开，协会的成员便抑制不住取走骷髅的渴望，于是，这两位伟大作曲家被小心翼翼地重新安葬，但已经没有了脑袋。

“天才颅骨”的观念在19世纪盛极一时，当时，颅骨科学成了天才们的祸根，那些出得起钱的人用砖块把自己的坟墓砌起来，希望能够阻止头盖骨收藏者。托马斯·布朗在1658年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他写道：“让我们在坟墓里不得安息，让人把我们的骷髅做成喝酒的碗，把我们的骨头做成笛子，去取悦于我们的敌人，都是悲剧性的可恨之事”，但他对此事的强烈反感并没有阻止他自己的颅骨在1840年被挖出来。它在诺福克和诺里奇医院博物馆里度过了75年。作家、音乐家和政治领袖的颅骨经常被人挖出来，并在私人藏书室或公共博物馆里展出——这些凝神静思的地方在这方面和教堂并无不同。数十年来，名人的颅骨充当了智力优越的物证，却并没有对他们的天才提出任何有因果关系的解释。事实上，天才的脑袋与圣奥利弗、圣凯瑟琳和圣茹斯特的头颅有很多共通之处：它们是世俗的遗骨，引发人们的崇拜，帮助它们被置于地图上诸如诺里奇这样的地方。

在1890年代，诺里奇的医院博物馆拒绝把布朗的颅骨归还给教区教堂重新安葬，声称世俗崇拜比宗教法令更重要。医院董事会写道：“这样一件遗物在一家博物馆的存在，并被虔敬地保存和保护，不能仅仅被视为无聊好奇的对象；相反，它有助于吸引人们的关注，并提醒参观者铭记这位伟大学者和医生的工作。”如果重新埋入教堂的高坛之内，布朗的颅骨就几乎不可能启迪或吸引医院的参观者。

千百年来，教堂对最大规模的公开展示人类遗骨负有责任。展出的并不仅仅是圣徒遗骨，常常还有普通人的尸体被截断并被安放在藏骨堂里，为的是给越来越拥挤的公共墓地省出空间。然而，在最近三百年里，科学机构声称有权处理尸体，教堂已经失去了它在这件肮脏而有魔力的事情上的支配地位。17世纪的药店是后来几百年重大科学收藏的先驱，他们把人的颅骨视为其最有价值的药品。不过，尽管教会和政府不再是从死亡这出大戏中汲取力量的唯一机构，但人的颅骨从未失去它们的威望。颅骨始终是一个收藏者超群出众的藏品，不管它的力量是宗教性的，还是科学性的。

当人的身体被教堂分割开来并重新安放于不同的藏骨堂时，很多神学家坚持认为，一个人的头颅标志着他的葬身之地，不管身体的其余部分单独流落何方。在藏骨堂里，头颅常常被分开，并贴上死者的姓名标签。它们可能被放在专门的木盒里，甚或精细地描绘着姓名、日期和花环。在一些地方，比如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这些做法持续了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这些地方的藏骨堂以其彩绘颅骨而著称。欧洲无数藏骨堂的墙壁，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排满了人的骷髅头。

虽然人们的动机可能有所改变，但很多这样的习惯做法都被后来几个世纪里收藏颅骨的科学家们所采用。在博物馆的收藏中，就像在藏骨堂里一样，一个骷髅立在那里代表整个人；骷髅照例被贴上标签，写上姓名，保存在盒子或展示柜里；那些被认为特别重要的人的骷髅与其余的骷髅分开，单独展示。然而，尽管在哲学、原则和审美上千差万别，但人的骷髅作为一个收藏家的藏品持续了好几百年。

由于物理学原因，骷髅经得住腐烂。在压力之下它们坚固而结实，在审美上很有吸引力，而且，多亏了截然不同的面部特征，它们标示出了自己曾经属于的那个人。像西蒙·萨德伯里那个古老的骷髅一样，它们诱使我们利用再现和想象，重新赋予骨头以血肉。其持久性让它们能够摆脱早期的属性，打造新的身份以及新的社会联系，这反过来意味着，它们存在的时间越长，也就越不可能被丢弃或重新埋葬。它们的威力是它们无可匹敌的力量——把人们吸引到一起，激励他们奔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当我们想到“威力强大的人头”——朝圣者和药剂师们在过去几百年里因为它们的治疗属性而看重的那些人头——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的主流信仰与我们自己的信仰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不是连续性。人头和骷髅像过去一样有威力，无论是作为圣徒遗骨，还是作为科学标本。它们在今天无处不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跟此前或之后的其他任何社会比起来，他们更加迷恋人的骷髅，并不知疲倦地收集骷髅。

第六章

用于科研的人类颅骨

在19世纪，人类颅骨成了科学收藏和科学探索的一根支柱，从进化生物学到临床心理学，人头都构成了人类特征科学的基石。有人对颅相学本身避之唯恐不及，视之为披着科学外衣的算命；但大量的颅相学家还是以极大的热情促进了人头的研究，并留下不少遗产。

1809年，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去世并下葬刚刚几天，一个非常需要现金的掘墓人就在夜里挖出了他的尸体并砍下了他的头，用破布包起来，交给了就站在旁边的出钱给他的那个人。那天夜里掏钱的人是海顿的一位朋友：约瑟夫·罗森鲍姆。当他捧着海顿的人头穿过墓地走向正在等着的马车时，罗森鲍姆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他剥开那些破布，以便能更近距离地看着他的朋友的脸。那是6月，作曲家的肉已经在分解，脑髓已经开始腐烂，恶臭势不可挡。罗森鲍姆忍不住呕吐起来，但身体上的反感抑制不了他对占有海顿头颅的渴望。他知道如果自己想得到这份奖赏：一个音乐天才珍珠般的头盖骨，那就必须忍受生物腐败这一令人不快的现实。罗森鲍姆的马车径直驶向了维也纳医院。

对于把这颗人头转变为历史性人工制品的过程，罗森鲍姆亲自监督了其中脏兮兮的第一阶段：他雇用的医生从海顿的脸上清除了皮肤和肌肉，剥下了他的脑壳。“此情此景让我终生难忘，”罗森鲍姆后来写道。“剥离持续了一个小时；脑浆占很大的比例，散发出最恐怖的恶臭。我坚持到了最后。”海顿的肌肉组织被拿到医院的焚化炉里烧掉了。其骷髅的制作要放在石灰水里浸泡，以去除油脂并让骨头变白，这要花上好几周时间，因此，罗森鲍姆很不情愿地把他朋友的人头交到医生的手里。回家后，他开始琢磨展示柜的设计，等海顿的骷髅准备就绪，就把它保存在这个展示柜里。

当医院的工作人员把海顿的骷髅还给罗森鲍姆时，它干净清新，整洁光滑，他很自豪地把它放进了自己的玻璃柜里。那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高柜子，用乌木做成，装在一个简单的阶梯底座上，带有一个朴素的珠饰盖子。里面，骷髅被置于一个玻璃穹顶之下。在柜子的顶部，有一个雅致的木质七弦琴，那是音乐天才的象征。罗森鲍姆的七弦琴是不是参考了希腊神祗俄耳甫斯呢？后者的音乐曾把他安全地带入阴间，去拯救他的妻子欧律狄刻。罗森鲍姆自己黑暗的尘世使命被他对音乐的激情和他对海顿作为一个作曲家的崇拜所驱使。他也从阴间的腐烂中找回了他的热爱。如果七弦琴参考了俄耳甫斯，那么可能还有另外的象征性共鸣在发挥作用。在神话的一个版本中，俄耳甫斯丢掉了自己的头，当时，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女人撕开了他的身体，并扔进了海里。后来，俄耳甫斯的头被发现漂浮在梅勒斯河上，新鲜而充满活力，依然在哀伤地歌唱。它埋葬的那个地方成了一个圣地和朝圣者接收神谕的地方。

海顿的头在罗森鲍姆家里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圣地。它被安放在专门的柜子里，就像一件珍贵的博物馆标本或圣徒遗骨，向经过挑选的崇拜者展示，这个骷髅也需要尊敬和崇拜。它成了一个音乐偶像，把一个伟大作曲家的遗产具体化了。看到它的人并不认识约瑟夫·海顿；即使是喜欢把他视为朋友的罗森鲍姆，跟他也并没有很深的交情，他更多的是迷恋海顿的公共成就，而并不熟悉其人的私人习性。这个骷髅更多的不是对其人的个人纪念，而是对其专业成功的一种颂扬。它确证并提高了他的名望。罗森鲍姆的行为放大了海顿品格中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很多方面。这是一个为了后世子孙而被修剪和打扮过的人。

罗森鲍姆是一种时尚最早的追随者之一，这一时尚将在19世纪横扫整个欧美——狂热追逐人骷髅的时尚。他痴迷于研究人头的“新科学”，在说英语的世界，这门科学被称作颅相学（phrenology）。正是他对颅相学的兴趣，驱使他偷走了海顿的人头，尽管有风险，以及处理尸体的令人恶心的现实。他多半听过维也纳著名颅相学家弗朗兹·约瑟夫·加尔的讲座，此人承担着骷髅收藏在世纪之交的普及工作。加尔的著作《颅相学》（Sch dellehre）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的基础之上：一个人的性格可以通过研究他的头颅来解读。他辨别出了27种个性特征，他声称，这些特征定位于大脑的不同部位，并在头盖骨上留下物理印记，从记忆和语言，到狡诈、傲慢、机智和恒心。据加尔说，一个人的性格一字不差地刻在其颅骨的肿块中。这是一套极具诱惑力的理论。

加尔是个才华横溢的演讲者，他总是站在他收藏的一大堆人头中向听众发表演讲。他的桌子上堆满了一排排人类和动物颅骨、名人胸像、人类大脑的石膏铸件和彩色蜡模。墙上挂着巨幅的人头插图和图解。他会拿起一个骷髅，讨论一个人的虚荣或他的色彩感，指出头盖骨的哪些区域在这方面特别发达。每当有新鲜的标本可用，他的助手就会在听众的面前解剖一个动物大脑，偶尔也有人的大脑。加尔的高谈阔论在维也纳声名遐迩，后来则是名闻于整个北欧，出席其讲座的是范围广泛的公众，从旅行者和生意人，到大使和学者。医学术语的结合、可视化的辅助手段（之前很少有公众能够看到解剖）以及天才的演讲术，莫不令人兴奋。一堂演讲之后，人们排着队让加尔解读自己的头颅。这是一门被赋予了通灵力量的科学：科学家比你自己更清楚地了解你，这一切多亏了你头颅形状中刻写的秘密。

▲弗朗兹·约瑟夫·加尔在他数量庞大的颅骨和头颅模型收藏当中，领着5个同事进行一场颅相学讨论。套色蚀刻：T.罗兰森，1808年。由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提供。

不久之后，颅相学风靡整个北欧，成百上千的归依者追随其后。历史学家罗杰·库特描述，到1826年，“颅骨学狂热”据说“像瘟疫般地蔓延，迷住了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厨房到阁楼”。这一现象就像“一种知识蘑菇或荷包豆”。一位探访伦敦的观光客发现，走过大街小巷很难“不对这样的情景感到震惊：到处都有颅相学的胸像和铸件被拿出来卖”。商店的橱窗展示着人头的铸模，几个先令便可以买一对。满腔热情的业余爱好者可能购买一连串的铸模，说明不同的特殊天赋——仁慈、好斗或机智——或者掏钱给自己的人头制作一个铸模。詹姆斯·德·维勒是伦敦最成功的颅相学物品供应商之一，他声称自己能够在不到7分钟的时间里制作一个准确的人头铸模，被塑者只有轻微的不适，根据这个铸模，可以制作一个铸件，能够用于“颅相学研究，或者作为家庭的纪念品”。

关于颅相学的书常常是畅销书。苏格兰颅相学家乔治·库姆写了一本题为《人的构造》（The Constitution of Man）的书，1860年就销售了10万册，这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的早期销售相形见绌，后者到世纪末也只卖了5万册。高峰时期，比《人的构造》卖得更多的书只有《圣经》、《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和《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本人在1820年代初对颅相学在爱丁堡的流行发表了一番评论。他指出：“法律学生在耗尽了拜伦的诗歌和司各特的小说的话题之后，告诉女士们他相信颅相学”——这暗示了颅相学知识可以提高人们在上流社会的的地位。每一座城市和很多的小镇都有一个颅相学会，成员们在那里讨论罪犯、著名思想家或本地疯子的头颅。颅相学把娱乐性的主题和学术性的自命不凡连同实际操作的方法结合了起来，强烈吸引了奋斗阶层，很多参加听讲的人来自中下层阶级，或是生意人或是技术工匠。到1830年代中期，在英国“听技工一边操作本行当的工具，一边讨论颅相学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因此，到处涌现出讲课者和“专家”，兜售培训课程、图表、手册和关于头颅的读物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少数狂热分子趁着月黑风高之夜去盗挖死尸，正如约瑟夫·罗森鲍姆那样，但每一个优秀的颅相学家都要有一批骷髅收藏。毕竟，颅相学家都认为自己是科学家，是跟物证打交道的科学家。收集材料是至关重要的。

加尔对骷髅贪得无厌的胃口变得众所周知，以至于一些著名人物开始担心自己头盖骨的安全。一位名叫迈克尔·丹尼斯的诗人修改了自己的遗嘱，以确保他的人头不会最终成为加尔公共演讲中的一件展品。有些颅相学家发现，他们的骷髅收藏给他们带来了几乎是一蹴而就的名声。当乔治·库姆最早对颅相学产生兴趣的时候，他决定从伦敦订购一些石膏铸件，据说，每一个铸件都说明一种不同的性格类型。它们被装在两个糖桶里运到了，他急切地撬开木盖，把这些骷髅摆放在客厅的地板上，但“它们看上去全都这样白，一模一样”，以至于他担心自己看不出它们之间的任何差别。库姆痛骂自己愚蠢，此刻他想要做的一切就是把这些极其相似的宝贝藏起来，彻底忘掉它们，但为时已晚。他的朋友们被这些新的骷髅给迷住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来这里参观它们”，接二连三地问他一些他觉得自己必须试着回答的问题。没过多久，库姆的收藏在他的阁楼上展出，想要观看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库姆不得不把他的展览限定为一周两次，并要求他的妹妹简在其余时间里拿到周围去向人们展示。库姆的铸件收藏把他推到了聚光灯下，他很快成了英国最著名的颅相学家。

颅相学的流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兜售者的技巧。最有说服力的颅相学家平衡了科学权威的架势派头和舞台表演的戏剧效果，不管是在台上向围观的人群发表演说，还是在更私密的环境里解读一颗人头。

颅相学家常常不愿意借助通信或根据一个人的头部铸模来解读性格，这只是因为面对面地会见对象可以搜集更多的信息，测量和感受人头的经验被证明对客户更有迷惑力。在解读人头期间，会使用卷尺或卡钳来测定一个人的头颅通常的尺寸和形状。接下来，颅相学家使用他的指球来确定头盖骨的地形，从头皮上滑过，测量头部不同区域之间的距离。依次估算各个“器官”，颅相学家自始至终在跟客户交谈，解释各种不同的天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客户有时候可以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来购买一份书面报告，当然还有一些图表和手册，以及可以买作纪念品的瓷器胸像。

颅相学的吸引力部分程度上在于它的新奇，因为大脑科学依然是一个神秘事物。加尔把人的思维牢牢定位于人的大脑之内。他对这一点的坚持有一个悠久的遗产：今天，心理通常被看作是大脑内部发生的某种东西，大脑开始被视为人的情感中心——而不是其他部位，比方说内脏或心脏。其他器官纯粹是身体部件，通过反射作用来控制，可以与自我分离，但大脑成了思维的同义词。作为“感觉、观念、爱和激情的源头”，大脑被加尔称赞为自我之源，他的理论被很多人所接受，人数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多。

加尔坚持认为，每一个个体的性格都是一种有机物质，实际上可以通过观察，从经验上加以研究。人类性格科学这一观念是革命性的。据加尔说，思维只是人体的另一个部件，它的秘密要想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不是靠哲学家或神学家，而是靠那些不惜弄脏自己双手的科学家。这意味着，大脑那些表面看起来十分随意的弯弯绕绕实际上一点也不随意。每一圈都有自己具体的职能。在这一点上，加尔在现代科学中留下了他的印迹，因为从那时到现在，大脑定位作用便一直是神经科学的一项原则。可以把大脑看得像是“意大利通心粉”，但这种糊状物有一种隐藏的秩序。

因此，大脑是理解思维的关键，而研究大脑最方便的途径——不管你的研究对象是活的还是死的——就是把它对颅骨的冲击绘制成图表。人的颅骨比大脑更容易处理。加尔是一个医生，在维也纳总医院接受医学训练期间，他有大量的机会解剖大脑，后来，他对维也纳精神病院的患者进行过类似的死后手术。他成了解剖艺术的行家里手，但大脑很肮脏——它们分裂瓦解，不能很好地保持它们的形状。一旦把它们从身体上摘下来，它们看上去就像黏糊糊的、没有形状的肿块。另一方面，颅骨十分坚硬而持久。它们可以随身携带，保存多年，有更大的视觉吸引力，正如约瑟夫·罗森鲍姆所发现的那样，而罗森鲍姆只是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头盖骨收藏者之一。

在19世纪，人类颅骨成了科学收藏和科学探索的一根支柱。加尔和他的追随者们把人头称赞为人的智力、情感、道德和社会的中心，如今，把这样一种力量赋予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似乎都是不可理解的；心脏、胃、手全都只是配角，辅助我们的头颅所扮演的领导角色。颅相学把“人类思维”的抽象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一点也不奇怪，正是向上攀升的职业阶层——来自中下阶层背景的年轻医生和律师——他们的野心让他们的资源捉襟见肘，生活中除了他们的脑力，其他能够依靠的东西甚少，颅相学的主张对他们最有吸引力。力量寄居于他们的头颅里，这一力量将战胜他们在生活中物质资源的局限。这是一门雄心勃勃的科学。你的头颅里包含了每一样要紧的东西和每一样有意义的东西，什么都不会遗漏。

此外，所有有意义的东西都可以在头颅的表面看到，排列整齐。人的天性都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不再神秘得深不可测，而是近在眼前，可以测量、可以认知。颅相学似乎赶走了盲信和迷信，引入了一种对自我的认知，它集中于理智和观察的平等。正如颅相学家认真仔细地编排他们收藏中的模型和铸件那样，人类自我的天赋也是这样被整齐地排列在包含它们的颅骨的表面上。每种天赋都有它自己的一席之地，被置于一个可靠的等级体系之内。

令人哑然失笑的是，不难预料，情欲被定位于颅骨底部后脑勺附近，而个性以及那些与抽象推理有关的天赋，比如数字、顺序和比较，则被提升到前部和中心，就在前额的下面。一些不得不予以控制的、更低级的本能比如好斗、遮掩、破坏和贪婪，则一起紧靠在一只耳朵周围。一些更崇高的理想比如希望、崇敬、仁慈和灵性，则被提升到颅骨的顶部。勇气、友谊和父母之爱较低，希望、惊奇和机智较高。这种毫不含糊地抬高智力和正派体面的属性，带来了一项持久的遗产。随着人的头盖骨日益成为种族脸谱化学术研究的核心，人们相信，据称来自更文明社会的人有着更大、更高的头颅，而更“原始”的类型则被认为有着更矮、更宽的头颅。后者肯定“文化程度更低”。

很多学者对颅相学本身避之唯恐不及，视之为披着科学外衣的算命，到19世纪中叶，它已经极大地丧失了可信度，但颅相学家以极大的热情促进了人头的研究，以至于它的遗产留了下来。自颅相学家登上舞台以来，人头构成了人类特征科学的基石，这一点在每一件事情都十分显著，从进化生物学到临床心理学。在19世纪，由于有那么多科学家对颅相学的原理（即便不是实践）感兴趣，其理论依然活在后来的人头研究中，特别是那些解决复杂种族问题的研究。

到1850年代，对于一些关于人类进化和种族差异的学术争论来说，颅骨变得不可或缺，主流科学家更多地不是把颅骨看作是其主人个性的物理印记，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个有着类似颅骨的更广泛的人口群体内部的一个特定变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头盖骨成了族群差异而不是个体性格特征的一个指示器。某些颅骨可能比其他颅骨更“典型”，但总的来说，有着相同的种族、性别或智力能力群体的成员将会有类似尺寸和形状的颅骨。

挑战在于要得到足够多的颅骨，再经过分类整理，然后才能决定这些群体之间的准确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总的来说，墨西哥人的头比阿根廷人的头是更小还是更大？如何把它们与来自印度尼西亚或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头进行比较？要回答这些问题，科学家需要大量的样本。19世纪晚期见证了颅骨的大规模积累，因为更大的样本规模意味着更准确的统计数据。有一两个颅相学家，比如美国的福勒兄弟和英国的詹姆斯·德·维勒，曾经数以十计地搜集头盖骨，但如今，如果你是一个研究人头的严肃科学家，数以百计（即便不是数以千计）地处理颅骨却会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新一代颅骨测量专家——正如这个术语所暗示的那样——大量买卖颅骨并编号。

到19世纪中叶，颅骨学被抬高为研究人的博物学的“基石”。所有“最好的”解剖学和博物学博物馆都有相当规模的人类颅骨收藏，人们普遍承认还需要更多。头颅依然是人的精华，但现如今，当科学家们试图厘清种族差异的历史时，每个人、每颗头，都是一项大的分类应用中的一个样本。

在其最基本的层面上，这个假说类似于颅相学的假说，只不过假定的种族特征取代了假定的个性特征：更小的颅骨装着更少的脑髓，更少的脑髓具有更原始的思维，因此通过测量和整理颅骨，科学家们相信，他们可以测量和整理人类群体。颅骨学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人的智力、文化和身体上的差异可以简化为一组测量数据，然后置于一个线性标度上。肿块和凸包依然重要，但人头的总体尺寸和形状成了它们在整个系统内的位置的关键。

在1850年前后几十年里，“种族”的观念与人身体的肉体性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研究人看上去的样子在科学议程表上被提到了更高的位置。教育、宗教和气候纯粹是人类差异的“想象性原因”，而骨头和身体提供了硬证据。如果真有“人学”（science of man），它就必须建立在物证和适当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接下来的几十年将被用来搜集材料（亦即死人的身体部件），对于为这门人学获得一个基础，以及讨论最好的解释方式来说，这些材料是必不可少的。

要想得出世界人口范围内的相似和差异，所有的人骨和人体部件都很重要。胸部的构造，肩胛、脚和手、骨盆和腹部，还有皮肤的深浅和毛发的质地，全都要记录下来并加以比较。几代人以来，很有帮助的彩色图表，像色调卡片一样，被分发给科学旅行者，好让他们能够试着把一个人的肤色与卡片上提供的色彩清单进行匹配。然而，这些色彩和尺寸属性，没有一样拥有人的颅骨那样的声望。正如约瑟夫·巴纳德·戴维斯——他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多产的头盖骨收藏者——所写的那样：“在所有其他东西面前，人的头盖骨最为突出。”他的很多同时代人都同意这个看法。颅相学家曾经让人头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并赌上他们的学术名声押宝人头，如今，头盖骨研究者在做同样的事情。

从实用的观点来看，颅骨有很多品质让它们受到富有探究精神的科学头脑的关注。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医生詹姆斯·艾特肯·梅格斯指出，颅骨“容易处理和保存，可以很方便地操作和研究，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加以考量，并互相比较”。颅骨是最受青睐的样本，因为它们很小、坚硬而结实。它们比整个骨骼更紧凑，这意味着它们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运输，它们比它们所容纳的那些肮脏组织更耐久，可以放在博物馆的陈列架上研究几百年。它们的抗压能力令人吃惊，部分是因为它们的形状，但同时也因为颅骨不像长骨，它们没有骨髓。颅骨被认为是人体“最典型的”部件，因为在很多方面它们都彼此不同，它们充满了转角、裂缝、洞孔和凸块，是一个统计学家的梦想。

人的颅骨拥有全方位的测量方法，因为它是一个空的三维物体。它有里有外，既可以测量骨头本身，也可以研究脑髓的体积和形状。有眼眶、乳突、颧弓，以及许许多多奇妙的凸块和孔缝，可以画成图表。计算一个骷髅的高度、深度和宽度的不同方式在头盖骨研究者当中引发了大量的争论，为的是决定这些维度可能有怎样的关联。

在那样一个时代，颅骨充当了完美的标本，当时，科学家们在从事研究的时候曾信心十足地认为，自然界将会屈从于他们的研究，并相信，地球上的生命都受规律的控制，人掌握着理解这些规律的钥匙，而且，科学的功绩取决于一个人置身于他所研究的这个世界之外、不被任何偏见所动摇、仅仅致力于观察手头证据的能力。骷髅——异质的、有弹性的、几乎是惰性的——使得人们相信，他们处理的是明确的事实。着手这样一次探寻，为的是发现类似于规则手册那样的东西，来解释人的头颅那异乎寻常的多样性。这样的诱惑实在太大，让人无法抵御。无穷无尽的变化必定有某种模式，于是人们开始搜集材料。

到1850年，欧洲已经有了一些规模很大的人类颅骨收藏。颅骨学之“父”是一个名叫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的德国医生，他在19世纪初收集了245个人类骷髅，并被保存在哥廷根大学。肯特郡查塔姆市的陆军医学博物馆藏有600个头盖骨，来自70个不同的部落和民族。乔治·库姆在1820年创立的爱丁堡颅相学会有一批“全国骷髅”收藏，来自大英帝国的不同地区。然后还有詹姆斯·德·维勒的颅相学收藏，包含1800件铸模和颅骨（尽管在他1846年去世之后逐渐被损毁了），以及加尔的收藏，被分藏于奥地利的巴登和巴黎的人类博物馆，包含大约350件铸模和颅骨。

医学收藏始终包含了人类头盖骨。约翰·亨特在18世纪晚期创立了一大批比较解剖学的收藏，后来成了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奠基收藏，其中就包括大量人类颅骨，它们按照复杂性的顺序排列，他鼓励他的医科学生做同样的事情。在19世纪初，一个迅速发展的解剖学校、教学医院、学会和大学网络开始积累更系统的人类骨骼和身体部件的收藏，骷髅是其中的主要藏品。医师和外科医生常常在自己家里展示医学收藏，但越来越多的医学院和医院投资建造专门的博物馆，来展示它们越来越庞大的人类标本“收藏库”，这些标本既有正常的，也有病态的。由于骷髅对于19世纪中叶激增的所有学科的研究者——从解剖学家和医生，到动物学家、考古学家、人种学家和博物学家——都很重要，收藏颅骨的时尚也便盛行于整个学术界，不管民族或者传统如何。

人类颅骨引人注目的美感使得学者们选择按线性序列来排列它们。最早的头盖骨收藏者，包括亨特和布卢门巴赫，便一排排地展示他们收藏的骷髅。布卢门巴赫暗示了这种做法的视觉力量，他指出：“从上往下看和从后往前看，一排排被置于同一平面上……颅骨的种族特征……一眼望去是如此的醒目，以至于把那样的视野称作垂直比例也并不离谱”。亨特排列头盖骨的方式是从猿到人。就连这些人也没有宣称特定种族的优越性，似乎是颅骨本身导致的线性展示，颅骨按照分级的种族序列排列成了科学上的老生常谈。奥地利解剖学家约瑟夫·许特尔收藏了139个骷髅，1874年被费城的马特博物馆买下。今天，人们依然可以在那里看到它们，它们放在最初的木柜里，一排排地陈列着，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一堵由各种人类头骨组成的“咧嘴而笑的墙”，这在那个时代的医学博物馆和大学里想必也是稀松平常。

当许特尔把他的收藏送到费城的时候，车上的每一个盒子都垫着一个枕头，整批的货物被栅栏围了起来，他对自己收藏的骷髅就是这么自豪，对它们的安全就是这么关切。事实上，许特尔的收藏是欧洲的众多收藏之一。跟其他人体部件比起来，头盖骨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收藏，以至于到1880年，巴黎人类学学会获得了130个骨骼，2000个干燥标本，4000个骷髅。像遗骨瓮一样摆放在那里，为的是展示一幅新的、不那么戏剧性的人类战胜死神的图景，这些特殊的科学标本颂扬了理性科学对个人的力量。

▲费城马特博物馆展出的许特尔骷髅收藏。乔治·怀尔德曼摄，2009年。由费城医学院马特博物馆提供。

一个名叫塞缪尔·乔治·莫顿的美国人是最早、最热心的骷髅收藏者之一。莫顿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到1851年去世的时候，他收藏的骷髅超过1200个。史蒂芬·杰伊·古尔德干巴巴地指出：“朋友们（以及敌人们）都把他那间巨大的藏骨堂称作‘美国的髑髅地’。”莫顿收藏的骷髅有的是从战场上带回来的，有的是监狱看守和济贫院管理员送给他的，有的是从美洲土著墓地掠夺来的，有的从世界各地考古遗址发掘出来的。莫顿的收藏在科学界内部给他带来了名声和尊敬。1846年，瑞士博物学家路易·阿加西斯拜访了莫顿，他写信告诉他的母亲：“想象一下，一排排共600个骷髅，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居住在或曾经居住在美洲各地的所有部落的印第安人。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这样的东西。这批收藏本身就值得来美国一趟。”

莫顿着手以立方英寸为单位来测量这些骷髅的相对容量，先是给它们填充经过筛选的白色芥菜籽，然后用直径八分之一英寸的铅粒来测量，他发现后一方法更可靠。他收到的每个骷髅都经过清理、涂漆和测量，莫顿可能在自己的书房里花上几个小时甚或几天琢磨一个不同寻常的骷髅。他的观察力据说近乎先知：当一个没有任何识别标记或标签的古代骷髅送到的时候，莫顿先要对它思考数天，然后才宣布他的结论。“他从未见过腓尼基人的骷髅，他不知道这个骷髅来自何处，但他设想的腓尼基人的骷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它不可能是别的骷髅。”果然，6个月后，有人来了一封短信，解释那个骷髅是在马耳他一个腓尼基人的坟墓里找到的。

莫顿还出版了两本书论述他的收藏，详细介绍了他研究骷髅容量的结果，但尽管如此，他的收藏跟他的一位同行、来自英国的约瑟夫·巴纳德·戴维斯比起来，也不免相形见绌。莫顿和巴纳德·戴维斯分别出生于1800年的前一年和后一年，同时分别在大西洋两岸追求他们各自的事业，是有史以来两位最贪婪的头盖骨测量专家。巴纳德·戴维斯积累了令人吃惊的1700个骷髅。他把这些骷髅堆放在斯塔福德郡的集市城镇谢尔顿他自己的家里。1880年，他把它们卖给了皇家外科学院，正如这家机构所感觉的那样：“最可取的是整体保存这样一批收藏，不允许它们离开这个国家。”巴纳德·戴维斯的收藏被认为是“一个私人个体所积累的最丰富、最有价值的收藏”。

巴纳德·戴维斯拥有的骷髅如此之多，以至于花了12个月才把它们全都从谢尔顿运到林肯律师学院广场的皇家外科学院。他的家完全被堆满了。当他为了这次搬迁而开始编组这些骷髅时，他总是搜遍整个阁楼，试图找出放错地方的头盖骨。他的阁楼塞满了橱柜，每一个都装满了人的骨头，他有时候不得不撬锁，因为钥匙很久之前就不知所踪。即便那样，还是有100来个骷髅混在里面，没有加以说明。

最后，为了应对面前的这项艰巨任务，他雇了一个瓷器包装工来帮忙，确保每个骷髅都用纸包起来，放在一个干草窝里，然后堆放在一个木箱里，由铁路搬运工抬到伦敦列车停靠的火车站附近。当最后一个箱子终于送走的时候，巴纳德·戴维斯明显感到了孤独。他的房子看上去大了两倍，觉得空荡荡的。他写信给皇家外科学院的管理员说：“可以说，我觉得自己被拆得七零八落了，我觉得自己被孤零零地留在了那里，被剥夺了我的收藏。”他唯一能做的，是希望自己与这些骨头（数以百计的骷髅当中有14具完整组装的骨骼）将会在它们的新家里得到精心的照料和恰当的编目。

作为一个医生，巴纳德·戴维斯在开始他的人头收藏时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疑惧。一位医生同行约翰·贝多记得，他“只是把人头看作是潜在的骷髅”。巴纳德·戴维斯在医院巡诊期间，贝多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位病人，这位病人是一个来自杜布罗夫尼克的水手，差点葬身鱼腹，正在布里斯托皇家医院接受治疗。贝多正在治疗此人的肺部坏疽。巴纳德·戴维斯的好奇心立即被激发起来了。他对贝多说：“你知道，那个人不可能康复，他死的时候一定记得帮我弄到他的头，因为我还没有来自那个的地区的头盖骨。”幸运的是，对那个水手来说，巴纳德·戴维斯在对他的诊断上操之过急。这位患者完全康复了，而且让贝多开心而宽慰的是，“他的肩膀上好端端地顶着他的头颅回到了黑塞哥维那”。

这就是颅骨收集的现实。它意味着要跟医生和护工闲聊，为医院解剖室、城市停尸房、监狱和疯人院的交货作出安排。巴纳德·戴维斯和莫顿在他们作为颅骨收藏者的工作中利用了广泛的社会关系。人们还记得莫顿“最讨人喜欢的温和举止，以兄弟之爱的纽带把你吸引到他身边”，这无疑在他的专业成就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据历史学家安·法比安记载，共有138个人捐献颅骨或人头给莫顿的收藏，他们来自很多不同的行业：医师、政府官员、传教士、军人、探险家，甚至还有委内瑞拉总统。巴纳德·戴维斯并无不同，他也是靠朋友和同事赠送或卖给他标本。在这项巨大的收藏事业的前沿阵地（它远远超出了莫顿和巴纳德·戴维斯的联系圈子），人们为了获得人头和骷髅而在各种阴暗的环境下协商谈判。成千上万的人类骷髅开始堆积在欧美各地博物馆的收藏架上，几乎每一个骷髅的背后，都有一个交易、欺骗、镇压或诡计的故事。

▲20世纪初期，皇家外科学院的一位女工正在擦拭人类头盖骨收藏。由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亨特博物馆提供。

收集来自“原始”国度的人头可能还比较坦荡，因为有地理和文化上的距离——某些情况下还有殖民地的官僚机构——允许数不清的倒霉蛋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偶尔，人们并非不接受一个收藏者对人头的需求，正如威廉·容克在1880年代所发现的那样，容克是一个俄国探险家，曾在中北非的赞德人当中旅行。当他决定在自己的动植物收藏中添加一些人类骷髅时，他只是下达了“一项笼统的命令：只要机会出现，就设法获取漂白的骷髅”。对他来说，幸运的是，他的要求刚好同时遇上了当地相邻族群之间发生的一次冲突，所以很快就有人送给他“令人憎恶的礼物”：3个装满人头的篮子；他暂时把它们埋了起来，然后运回国内清洗。

对游客来说，更常见的是面对当地人在相当程度上抵制他们对死者身体的兴趣。在很多地方，人们开始偷偷摸摸地举行葬礼，以挫败欧美窃贼；某些在墓地里搜寻人头的收藏者也很担心自己的安全。莫顿的一位联系人，一个名叫约翰·柯克·汤森的鸟类学家，声称自己曾冒着生命危险在俄勒冈州一个美洲土著的墓地上盗墓，他写道：“在这个地区搞到印第安人的颅骨是一桩相当危险的勾当。当地人很忌讳你，以至于每当你在他们的陵墓附近溜达时，他们总是紧盯着你，一旦哪个倒霉蛋被怀疑要打扰他们的神圣遗骨，血腥的报复便立即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当地人对外国人贪婪的对抗意味着坚定的骷髅收藏者通常不得不在夜幕的掩盖下工作。莫顿有位殖民地官员朋友，他曾在埃及盗墓，并送给莫顿100多个骷髅，他写道，这让他“有一种流氓无赖般的快感，在掘墓偷尸这个行当我有过很多试验，说出来一定会让你哈哈大笑的”。以这种方式把这项活动假装为一个冒失鬼的恶作剧并不罕见，有很多故事讲到，旅行者们乘着夜色去劫掠战场或墓地，盗取骷髅。后来在婆罗洲和托雷斯海峡收集骷髅的剑桥大学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科特·哈登1890年代在爱尔兰西部的时候，曾在夜幕降临之后探访过一座废弃的教堂。他的好奇心得到了回报——他在教堂的墙壁上找到了一些摆放在壁龛里的头盖骨——但他不得不藏起自己的战利品，不让两个碰巧路过的人看见，也不让那几个等待载他回寄宿处的船夫看见。1912年，英国人类学家查尔斯·塞利格曼和布伦达·塞利格曼在苏丹东海岸搞研究，某天傍晚日落时分，他们去了一个古战场，“用我们的手杖小心翼翼地扒开地面找骷髅”。他们不敢用铁锹挖出更多，但天黑之后，他们还是带着12个骷髅回来了。

人们可以在每一种能够想象得到的情况下盗到人头，有些情形是合法的，还有一些情形则是非法的。巴纳德·戴维斯的熟人曾送给他一些被处决罪犯的骷髅以及从医院解剖室里带出来的骷髅；他还有一个姑娘的骷髅，依然戴着发网，是在庞贝城的一个地下室里找到的；还有10个瓦努阿图人的骷髅，他们在当地的医院里死于痢疾，后来主治医生挖出他们的尸体，割下了他们的头颅，清理了他们的颅骨，贴上标签，寄到了英国。他还有一些来自曼彻斯特济贫院入住者的骷髅，是当地的外科医生寄给他的；还有一些古代的骷髅，是在肯特郡一条新铁路修建时出土的。每个人头都有自己的故事可讲。他还有一个来自仰光的缅甸小偷的骷髅，一个在香港处决的中国海盗的骷髅，还有一个塔斯马尼亚人的骷髅，据怀疑是一个偷羊贼的，他在夜里被一个看牲口的人开枪打死了。

人们的收藏中还有一些阵亡者的人头。对19世纪的收藏者来说，军队是一个丰富的人体部件之源，对莫顿来说尤其是这样，他对美国军官的依赖超过了其他任何的供应者。莫顿去世之后，美洲印第安战争是稳定的骷髅供给源，它们将被用作阐述种族理论的材料——以至于在1868年，美国军医总长发表了一份正式备忘录，敦促军医们为华盛顿特区的美国陆军医学博物馆搜集土著人的骷髅，使得这家机构能够积累更系统的收藏。他明确强调了数量的重要性：人头多多益善，因为这批收藏打算要“获取北美土著种族大量颅骨的测量数据，以帮助人类学的进步”。

这是已知的唯一一次美国政府官方着手收集人类头盖骨，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到1900年，美国陆军医学博物馆积累了大约3000个骷髅（其中2200个是1869年从史密森尼学会的收藏中转移过来的，当一车车头盖骨隆隆驶过首都的街道时，想必是很壮观的一幕）。许多年来，在战场上，在医疗帐篷里，或者在军营里，美国军医砍下了数以百计死去的土著人的头颅，或者把它们从坟墓里挖出来。

在世界各地，军人最有可能遭遇土著民，也最有可能杀死他们，因此一点也不奇怪，所有大规模的解剖学收藏，其藏品在部分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在部队服役的人。这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很多美国医生抱怨他们在搜寻尸体时所经历的风险和困难，尤其是当地社群决意阻止他们。他们心照不宣地承认自己在干坏事，因此总是向战友们隐瞒他们的活动：有一个人描述过当他向本团的人透露他在营地厨房里煮人头时令人不快的场景。另一次，《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一位记者发现，有一个军用帐篷搭建得就像一个解剖室，包括一个覆盖着橡胶板的台子，为的是切下最近被杀死的莫多克部落成员的人头，以便把它们寄到华盛顿特区。

无数医生砍下死人的脑袋，切开他们的颅骨，解剖他们的尸体，清理他们的骨头，把遗骸装进瓶子里，进行防腐保存，并贴上标签作为他们的收藏。他们通常在社会上最贫穷、最无力的成员身上运用他们的手艺。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人更容易弄到手，因为他们的家人没有足够的金钱或社会关系让他们安全下葬。

偶尔也有中产阶级的成员捐献他们的遗体用于科学研究。在18和19世纪，死后要求验尸变得更常见，这样做通常是为了让医生能够研究某种特殊疾病，但要留心保持尸体的完整，并在检查之后进行修复，好让他们可以体面地安葬。解剖，有其历史上的惩罚涵义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被解剖的尸体因为发生在它们身上的医学研究而被弄得面目全非。它们被丢弃在没有任何标记的墓坑里，或者随医院的垃圾一起被扔掉。即使对这些“解剖后的”尸体给予了恰当的安葬，也很少有人作出努力来修饰已经造成的损害。任何一个收藏者，如果靠个人捐献来积累广泛的人体部件收藏，都要等待漫长的时间，因为很少有人同意死后受到这样的对待，特别是如果大多数人相信身体的完整性对于安全过渡到来生是至关重要的话。

由于捐赠者甚少，而医学院和科学收藏对尸体的需求又很大，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遵循阻力最小的策略，搜集罪犯、疯子、穷人、弃儿、敌人、叛乱者、奴隶和外国人的遗骸，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些人都属于无名无姓的死人，他们依然成千上万地存在于研究收藏中。

纵观整个历史，死者没有家人和朋友一直被援引为科学解剖和保存人的遗体的正当理由。英国1832年颁布的《解剖法》，以及接下来那几十年里美国颁布的类似法律，都允许对“无人认领”的死者进行医学解剖。就这样，成千上万穷困潦倒的人，因为在教区墓地里买不起一片埋骨之地，而被交付给科学收藏。这些人有朋友和家人，但他们实际上“无人认领”，因为不能为他们举行一次葬礼。往往是金钱而不是家人，有能力把这些人从外科医生的解剖刀下拯救出来，结果，这些穷困潦倒的人死后受到的对待，就好像他们纯粹是物品，对他们的处理仿佛他们与生者之间没有任何社会联系。在19世纪，有一些职业盗墓人给医学行业提供用于解剖的尸体，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所有可能帮助辨认身份的衣服和个人物品留在坟墓里，因为一具无名无姓的尸体很难追踪，不大可能被家庭成员所认领。

在美国，没有标志的坟墓和流浪汉坟场——一些无家可归者由公共财政出钱安葬在那里——是盗尸的主要目标，因为至少在象征意义上，埋葬在这些坟墓里的人都被他们的家人和社群抛弃了。另外一些可靠的来源还包括自杀者的尸体，他们没有权利埋葬在基督徒的墓地里。由于同样的原因，济贫院和感化院也为科学行业提供稳定的尸体供应。坐落在单独墓地里的非裔美国人的坟墓，也经常成为靶子。黑人尸体的消失不仅很难引起中上层社会的关注，而在一个深度隔离的社会里，他们的家人也没有多少抵抗手段。

学术界的很多人都相信，非裔美国人和所谓的原始民族几乎算不上人。例如，塞缪尔·乔治·莫顿相信，不同的人类种族在神的创世中就已确立，不可改变，他们构成了单独的种类。外族人是不同的或者说是劣等的种类，这一观念不仅让他们觉得这些人很适合用于科学分析，而且还宽慰了一个人的良心，假如他对自己工作所牵涉到的种族含义产生了任何疑虑的话。即使当友谊侵蚀“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分，科学还是有最终的发言权，正如伊希的遭遇那样。

伊希是一个美洲土著人，1911年在加利福尼亚北部一家屠宰场的院子里被人发现时候，一贫如洗。他瘦得皮包骨头，不懂英语，除了围在肩膀上的一块马车帆布之外，几乎是赤身裸体。在报纸报道发现北美最后一个野人的同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家们确定了他是美洲土著人当中雅希人族群的一员。没有幸存的家人和朋友，伊希被迫逃离了他的家园，饥饿而绝望。他被带到了旧金山加州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博物馆为他作出了恰当的安排。结果，他一直生活在这家博物馆里，为他的民族和语言提供研究资料，作为一个校工助理挣一份薪水，直至1916年去世。

伊希明确要求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成为死后验尸的对象。在伊希去世前的那几天里，博物馆的一位馆员写道：“……让科学见鬼去吧。我们打算站在我们的朋友们身边。”随后他补充道：“此外，我不可能相信，这里面本质上涉及任何科学价值……就他的情况而言，科学的主要兴趣属于一种病态的浪漫天性。”但是，他的信来得太晚。博物馆的另外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也宣称自己是伊希的朋友——“在科学与情感之间进行了妥协”，他们违背他的意愿进行了一次验尸。他们取出了他的脑髓，寄给了史密森尼学会。那些承担验尸工作的人安慰自己说：那是最低限度的侵害，肯定不像解剖那样无礼；毕竟，他的脑髓被保存了起来，而不是被销毁了。伊希尸体的其余部分得到完整的保存，并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处墓地被火葬了。因此，尽管违背了死者的意愿，验尸被视为一个折中的办法。

伊希的身体在死后被分割开了，正如他生前的身份一样：他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件科学标本。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他也被认为是“他那个部落的最后一人”，明显没有活着的亲人，他被认为太“有价值”，死的时候不能浪费掉。经常有人发出这样的哀叹：某些男男女女代表了“他们那个部落最后一人”。科学收藏者经常把外族人和少数种族的人描绘为没有国家或世系的人。这是一种假惺惺的恭维，赋予一个人以浪漫身份，同时在死亡的时候推断他们的社会孤立和无力。很多人相信，在国际贸易和殖民主义的面前，土著族群正迅速灭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迫使收藏者更加热情地展开搜集物品、衣服和骨头用于研究，结果是，他们“抢救性的民族志”这个说法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一个更大的讽刺是，骷髅收藏的黄金时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条的基础之上：当我们博物馆收藏中的绝大多数骷髅都完全失去了其个人身份或历史的时候，颅骨以一种长骨和肩胛骨所不具有的方式保留了一个人的本质。这些人头大多数都被弄得既没有面孔，也没有姓名，明显是为了理性研究的目的。所有骷髅都是身份的符号，而不是个体的人，因为它们既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是非个人的。一个骷髅依然是某个人的脸面，但由于它被剥得只剩下骨架，看上去似乎显得遥远而超脱尘世，这样一来，在骷髅依然保留着其直接性的同时，它的力量被去人格化了。骷髅长期以来被看作是来世的信使，因为它代表了那个人，然而那个人却并不存在。他或她被转变成了某个新的东西。或许，这也是骷髅为什么对科学家有吸引力的原因，因为它们既是人的，同时也是非人的。它们并不代表个体，而是代表一个群体或“类型”。从某个人的脸上把肉清理掉，不仅创造了一件令人震惊的装饰品，而且也是把一个个体转变成一个属类标本的最有效的方式。

博物馆收藏者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涉及到去人格化。正如盗墓人取出一具尸体卖给科学机构时小心翼翼地留下标识性的个人物品那样，博物馆的管理人员也对其“标本”的个人史没有多大兴趣。在这一点上，伊希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超越了属类标本和著名遗骸之间的划分。无论如何，伊希的名声总归是来自他的特殊身份：被看作是他那个“类型”的最后一人。另外一些有着人类学或解剖学价值的个体被赋予一个编号，但他们的姓名没有记录在案。虽然博物馆收藏的所有藏品都被赋予一个入册编号，但大笔一挥，它们便重新归类为研究对象，成了它们过去自我的科学影子。

莫顿在费城自然科学学会的继任者们在他收藏的每个骷髅的前额上小心翼翼地写下编号，连同其收集的地点，有时候还包括收集它的人的姓名。在博物馆里，收藏者的身份常常比被收藏者的身份有着更显赫的位置。一份值得尊敬的捐赠者的名单凸显了这家机构的声望。如果慷慨大方的捐赠者被忘掉了，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如果谁不知道自己正在研究的那个死人的姓名，则无关紧要——大概还更轻松一些。相比之下，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和籍贯常常被写在骷髅上，因为这些信息对于考量他们的人口统计学有很重要的价值。约瑟夫·许特尔提供的信息异乎寻常地完整，他给自己收藏的骷髅贴上标签，写下姓名、年龄、职业和死因。今天，许特尔的标签是一个深受欢迎的话题，因为它们如此不同寻常，因为它们扰乱了我们的这样一种趋向：把收藏中的骷髅当作物品而不是当作人头来对待。

移去一个人的姓名，用一个编号取而代之，是人类遗骨收藏者把尸体跟它们与生者的社会关系分离开来的方式之一。剥离他们的姓名，也就把这些死人跟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分离开了，跟可能要求归还它们的亲属分离开了，成了要研究的物品。某个人的祖父或高曾祖父被转变成了一个1901年死于36岁的澳大利亚男性。在很多情况下，这个社会分离过程——其本身是某种形式的力量，在贴标签的人与被贴标签的人之间发挥作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早在一个人的骷髅抵达一家博物馆很久之前就开始了，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通常是那些“没有”姓名和家庭的人首先成为无头者。

19世纪晚期，当一些大的科学机构仿效莫顿和巴纳德·戴维斯这样一些人为榜样，打算以更加系统的方式获取骷髅收藏的时候，成千上万人头被送到美国和欧洲的城市，以便贴上标签、研究和储藏。然而，相对于它们的庞大规模，这些骷髅收藏却很少构成公开出版的人类多样性研究成果的基础。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劳心费力地对它们进行分类编目，但在19世纪晚期出版的详细的比较著作却寥寥无几。仿佛一旦它们被安全地储藏在一家恰当的“文明”机构里，不再受到损害，对于这些骷髅，人们就再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当人们——最著名的是莫顿和巴纳德·戴维斯——仔细测量和比较这些骷髅时，其结果却很难准确说明。

塞缪尔·乔治·莫顿在1839年出版了《美洲人的头盖骨》（Crania Americana），在1844年出版了《埃及人的头盖骨》（Crania Aegyptiaca），伯纳德·戴维斯在1856年出版了《不列颠人的头盖骨》（Crania Britannica），并在1867年出版了他纪念碑式的著作《头盖骨汇编》（Thesaurus Craniorum）。在他们之间，这些书列出了数以千计的骷髅和数以万计的测量数据。《头盖骨汇编》包含了惊人的25000个测量数据。巴纳德·戴维斯承认：“当我最早开始的时候，必须得出超过25000个准确而仔细的测量数据的想法几乎令人难以接受。”由于某种原因，多半是因为他通过重复而发展出了某种免疫力，他发现这项工作在进行的时候更容易一些。一份讣告指出，他的强项是“在标本的收藏和记录上不知疲倦的旺盛精力，而不是任何深度的观察、判断和归纳的能力”，巴纳德·戴维斯很可能会同意这个看法。看来，他的主要目标是要创建一个颅骨形状的数据库供人们参考，而不是一部革命性的种族理论著作。

对于这一努力来说，并不缺乏可用的工具。巴纳德·戴维斯使用简单的卷尺、两脚规和用钉子固定的直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仪器变得越来越精密。仅测量设备的丰富就表明了这一课题异乎寻常的流行：在19世纪晚期，有超过600种测量颅骨的不同工具在市面上出售。有测角器、颅位稳定器、颅形描记器、伸展两脚规和活动钳卡尺、测骨盘、动力计以及人体测量器；有颚骨测角器、立体画、测颅器、记转器以及眶轴计。莫顿选择使用面部测角器，描画颅骨的颅形描记器，以及测量头盖骨容量的颅位保持器，还有更基础的头盖测量器和两脚规。颅形描记器由一块大木板组成，6英尺长，1英尺宽，其一端是一个台架用来支撑骷髅，另一端是目镜用来以缩小的比例观看它。莫顿的办公室想必是一个由码尺和直尺组成的地方。

1880年代，美国陆军医学博物馆的一位馆员用骷髅来试验新的测量设备，而不是撰写并发表研究成果，仿佛测量本身成了一个目的。结果是一些巨大的表格，写满了距离、角度和比例，每个个体的人头，每个小偷、强盗和穷人，都变成了纸上的一连串数字。

关于这种把人变成数字的冲动，有某种权威性的东西在。莫顿和巴纳德·戴维斯，还有很多他们的同时代人，都倾向于相信种族差异古老而不可改变。巴纳德·戴维斯写到过“人类种族本质性的、不可调和的差异”，这两个人都相信，混血种族联姻所产生的后代将被证明是不能生育的，或者说至少是生育力要差很多。但事实情况明显不是这样，因此莫顿最终考虑放弃把生育率作为区分种类的一个标准，虽然他曾确信不同的种族构成了不相容的族群。像莫顿和巴纳德·戴维斯这样的人都把人类的差异性看得仿佛就是一个骷髅：坚硬而固定。他们全面彻底的测量人体的努力代表了这样一种努力：试图把人固定在恰当的位置上，试图在他们之间画出永久性的界线。问题是，在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发现种族差别的同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帮助制造这样的差别。

所有的设备和统计数据赋予颅骨测量以科学行为的外表，把人变成数字使他们看上去可以预测，但总是有一些例外，有一些并不适合这一智力游戏的群体或个人。人头有一个令人沮丧的方面：总是与关于种族等级体系的观念相冲突。

在莫顿的书中，很少有什么措词透露出他努力去理解他试图描绘的差异的复杂性——比方说，当他宣称自己“不知如何”区分那些他觉得应当有所不同的族群时。他承认，他并不打算计算收藏中的高加索人的平均颅骨尺寸，因为他认识到，大量更小的印度人和埃及人的头盖骨将会拉低平均值。与此同时，他把秘鲁人包括进了土著美洲人的样本中，这将降低这个群体总的平均尺寸。而且，当土著美洲人的样本中有大头的时候，他根本不把这些样本包含进他发表的数据中。他并没有考量性别或身高的因素，因此有更大数量的女性颅骨拉低他的“黑人”群体的平均颅骨尺寸。无论是他包括在内的秘鲁人，还是他排除在外的印度人，也都有一些更小的头颅存在着，只是因为他们的身材更矮。莫顿在计算平均数的进位时，对日耳曼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只入不舍，而对“黑种”埃及人则只舍不入。

他一直这么干。莫顿的所有结果都有这个问题：因为他的收藏都是偶然搜集的，通过偶然的会面和社交场合的机会，某些样本组很大，而另一些样本组很小，只有一两个骷髅；有的有更多的女性，另一些有更多的孩子。他的数据中不存在一致性，或者说就这个问题而言，任何头盖骨研究者的数据都是如此，因为材料的性质使得“系统收集”几乎不可能。代表性的样本是头盖骨研究者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实际上，他们不得不根据他们手头掌握的五花八门的人头得出结论。

▲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19世纪颅骨中的莫顿收藏。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斯蒂芬·明尼科拉提供。

▲工作人员正在“借助水确定颅腔的容量”，美国陆军医学博物馆，华盛顿特区，1884年。由米里亚姆和艾拉？D.瓦拉赫画廊艺术部照片收藏、纽约公共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收藏以及阿斯特、雷诺克斯和蒂尔登基金会提供。

另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关于“种族”这个词的实际意义是什么。莫顿的某些分组是依据他们的宗教或种族属性来划分——阿拉伯人、凯尔特人、印度人、黑人——而另一些则按照国别来划分——阿富汗人、荷兰人、英国人。更让人担忧的是，莫顿声称他从自己的计算中把“白痴”和“混血种族”排除在外，但这些名号只不过凸显了他试图确定的那些类别的流动性。这样的定义明显不科学，莫顿是在跟那些折磨着“种族”概念的整个历史的决定作斗争，因为，只要近距离地仔细审视，种族分类总是会土崩瓦解。你究竟是依据民族、宗教、村庄还是信仰体系来界定种族？到最后，你不得不在某个地方画线，而且总是“类似的”个体站在你画的那条线的两边。

实际上，种族的名号是在测量开始之前创造出来的，这样一来，真正的问题就是计算出你手头拥有的柏柏尔人、努比亚人、爱斯基摩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非洲黑人、北美印第安人和孟加拉人的骷髅的相应数字。分类常常是模糊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从坟墓中偷来的骷髅、意外出土的骷髅，以及那些对当时知识问题并无个人兴趣的人从战场上带回来的骷髅。正如莫顿在1849年所写的那样，“偶尔有一些欧洲人和非洲人的骷髅，被人误当作印第安人的骷髅寄给我，这些骷髅有时候混在相同的墓地里，这个倒是不难理解；但目光老辣的人可以毫无困难地区分它们”。于是他着手按照出处未知的骷髅把这些人进行分组。

当你收到一个骷髅时，你可能最希望得到那些关于他的民族、年龄和性别的信息，而罪犯的人头对于头盖骨收藏来说往往是档案最齐全的。但像颅相学家一样，头盖骨研究者花了相当可观的时间，来评论那些并不符合他们预期的个体。就拿法国人类学家保尔·布罗卡来说吧，他勤勉不懈地测量来自12、18和19世纪的巴黎人的颅骨，期望发现尺寸上的逐渐增长。当18世纪的头盖骨被证明最小的时候，他设法证明它们是从一个穷人的墓地里收集来的并得出结论：这一点必定解释了意料之外的结果。

当你处理这么多骷髅，这么多可变品种，以及这些不同品种中的这么多测量数据时，任何种族分类理论都可以提出相当可观的论据。自始至终，越来越多的骷髅被积累起来，为的是得到越来越多的测量数据，希望更大的样本规模在统计学上有更充分的根据。但是，不管他们弄到手的骷髅多了多少，这个故事看上去并没有更清晰。骷髅，这样一个有吸引力的研究对象，被证明越来越难以捉摸，难以搞定。头盖骨测量专家们着手进行野心勃勃的比较研究，他们冒着被淹没在其数据中的危险。

巴纳德·戴维斯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没完没了地探索数字往往会遮蔽结果。当他思考语言、艺术和统计数据在帮助充分描述人类颅骨形状的差异上的相对有用性时，他承认：“每一种研究和表现的模式，对于充分认识原型的差异和特性来说，都有可能被证明是有点不完美和不充分的。”当他修订自己的手稿时，他做出了“数以千计的修正”，但这无济于事，这些修正让他很想知道，他究竟还留下了多少错误，进一步混淆这幅图景。准确性是另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不管有多少新的测量设备出现在市场上，结果却经常无法十分说得通。1914年，美国陆军医学博物馆的一位馆员阿莱斯·赫德利卡宣称，博物馆现存的2000件颅骨的测量数据目录（发表于1880年）“或多或少是不准确的”，因此没什么用处。于是，他着手创建一份新的、更准确的目录。

追求更准确测量数据的劲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莫顿和巴纳德·戴维斯绝不是把毕生奉献给挥舞两脚规和卷尺的人。阿莱斯·赫德利卡成了20世纪伟大的头盖骨测量专家之一。在他的事业生涯中，赫德利卡对估计多达8400个个体进行了10至16项单独的头盖骨测量。威廉·豪厄尔斯是一位比赫德利卡小40岁的美国人类学家，他为2500多个头盖骨进行了多达80项单独测量。豪厄尔斯和他的妻子在1970和1980年代把他们的退休时间都花在了测量人的颅骨上。

在21世纪，大多数颅骨都使用专门的照相机镜头拍了照片以使失真最小化，这些图片随后用数字化的方式标出了特殊的点。这意味着用不着比较单独的测量数据，研究者就可以比较整个颅骨上不同点的空间关系。“开放研究扫描档案”是最野心勃勃的扫描项目之一，目标是对马特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所有头盖骨建立一个高分辨率三维CT扫描数据库，包括莫顿收藏的1200个骷髅，以及约瑟夫·许特尔收藏的全部139个骷髅。这个数据库一直在不断发展。作为结果的档案让研究者可以比较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不同收藏中的颅骨，而再也用不着触碰它们。如今，有数学软件计算体积、对比不同颅骨的几何形状、检验早期测量数据的准确性。

与此同时，颅骨测量学在被应用于世系或种族的时候，这一领域依然受制于关于其自身有效性的争论，学者们常会发表论文检验他们自己检测的准确性。豪厄尔斯所建立的头盖骨测量数据库是今天那些试图评估个体颅骨世系的人使用最广泛的数据库之一。它构成了被称作CRANID的计算机程序的基础，这个程序使用统计学的检验方法，把一个可能的地理起源赋予任何一个按照一套规程测量过的骷髅。但是，CRANID以及另一个叫做FORDISC的重要计算机程序（也是基于豪厄尔斯的数据），最近被证明对于预测一个骷髅的世系来说很不靠谱。威廉·豪厄尔斯可能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自己对颅骨形状的研究让他确信：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有着引人注目的一致性。他警告说，族群内部的变异显著地超过了群体之间的变异，任何把某项形态学特征作为族群相似性的一个决定性标志的研究都是可疑的。

很难想到这样的责难竟然来自一个毕生致力于这项事业的人。使用颅骨测量学作为一个预言工具充满了困难。科学家并不比较骷髅，他们比较骷髅的测量数据，即使你不理睬那些在涉及这么多测量数据时必定会发生的错误，获取测量数据的方式在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个人之间也有所不同。最近，有人对赫德利卡的测量数据跟豪厄尔斯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只有5项数据是可比较的，而且可以跨数据库使用。此外，赫德利卡自己的数据在他的整个事业生涯中也有所变化。每一个提供测量数据的人都有可能引入错误或矛盾。那么，把人类变异与颅骨形状联系起来，这里面涉及到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正如豪厄尔斯所指出的那样。

人头形状的变异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气候、健康、饮食，以及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是谁，就其本身而言，这跟他们生活在哪里没有多大关系。更不用说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全世界颅骨测量变异大约有90%发生在本地族群之内。首先，有一些问题涉及到“地理区域”的定义。如果“种族”是一个文化构成，并没有生物学的基础，那么，对“世系”或“地区性”的研究也经受了同样的难题，因为科学家不得不首先定义他们的地理区域，然后再使用他们的检测来确定颅骨与他们所定义的地理区域能匹配到什么样的程度。不同的文化在一张世界地图上以不同的方式分割开来，即便地区就像种族一样，有它们自己的文化史。但是，有许许多多不合常规的例外，以及人们普遍同意的理由，让我们不由得怀疑把人头形状与世系关联起来是否有效，然而这个事实并没有阻止人们为了预测来源而测量颅骨。

当然，合理的问题会产生合理的答案。当标准被仔细地制订、不同的检测被用来互相支持的时候，当颅骨测量数据与其他信息结合起来的时候，比如这些骨头的考古学背景和遗传构成，颅骨测量学还是一个有用的工具。此外，对于人的状况，颅骨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洞察，因为就像我们身体内的其他所有骨头一样，它们的形状受制于我们的发育过程，还有我们的健康、营养、环境和出身，以及我们所经受的任何身体上的创伤、磨损和医疗干预。但是，颅骨被证明在过去对科学家很有吸引力，其原因比我们如今对于一个人的死因或他们的日常饮食可能提出的任何具体问题都更加深刻。

说到早期几代头盖骨收藏者的功绩，不只是猎获这些战利品。抱着给全世界的人分类的大胆热情，他们常常粗暴对待他们的分类对象，我们的博物馆中庞大的人类遗骨储藏是一个让人不大舒服的提示物，提醒我们过去的压迫和不平等。

最近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土著社群要求归还他们死去的祖先，好让他们能够体面地埋葬，入土为安。一些新的法律已经开始在英国和美国推行，以控制博物馆里对人类遗骨的处理。而且，无论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在机构层面上，都修订了相关的行动指南，以构建这些机构与它们拥有其身体部件的死者后代之间的协商谈判。与此同时，博物馆里的很多人类遗骨被当作尊敬的标志拿出来展示，再用无酸纸和泡沫包起来，在寒冷、黑暗、孤独而寂静的环境中，远离公众好奇的目光，举行某种不同形式的葬礼。

最近这些年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死人的头颅、骨头和身体部件被归还给他们的后代。这里仅举几例，一些骷髅从伦敦送到了托雷斯海峡，从伯明翰送到了加利福尼亚，从爱丁堡送到了澳大利亚。1838年被荷兰殖民者处决的加纳国王的头颅，后来被保存在莱顿市的一家博物馆里，2009年被归还。2011年9月，20个人的骷髅从柏林的医学史博物馆被送还给了纳米比亚。当这些人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最早抵达德国的时候，它们被完整保存在甲醛里，皮肤和头发都完好无损，但1920年代连续不断的解剖让它们只留下了骷髅。2000年，史密森尼学会把伊希的脑髓归还给了他那个部落的后裔，与他的骨灰重新团聚，并重新安葬在他的老家。雷丁博物馆印第安村落收藏部和皮特河博物馆的部落收藏部决定对伊希最后的安息之地守口如瓶。

世界各地的土著族群重新建立了与生者的联系，许多年前，当他们的祖先最早被制成“标本”时，他们便失去了这种联系。成千上万罪犯和被济贫院收留的人，他们的骷髅大多数都留在了那里，没有受到干扰，因为没有相应的活人社群来认领它们。然而，在都灵，民众呼吁得体地埋葬龙勃罗梭博物馆里罪犯的人头和骷髅。切萨雷·龙勃罗梭是19世纪意大利的一位医生，在他探索罪犯行为的生物学理论的过程中，收集了400个骷髅、脑髓和人头蜡模。其中很多是从监狱的停尸房里带出来而未经死者家属同意的。龙勃罗梭博物馆决心让这批收藏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作为一个证据，证明博物馆的馆员们对科学史的贡献，但这场争论或许是一个迹象，表明人们对人类遗骸（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的态度正在改变。

新西兰的毛利人发起了争取归还祖先头颅的行动。自2003年以来，超过70个干头（toi moko）被归还给惠灵顿的新西兰国家博物馆，它们来自瑞典、瑞士、英国、丹麦、澳大利亚、苏格兰、阿根廷、法国、夏威夷、荷兰、爱尔兰、加拿大、美国和德国的公共收藏。当前，新西兰国家博物馆有120多个干头，有人认为，世界各地的收藏中至少还有100多个干头。

在奥克兰博物馆和惠灵顿的新西兰国家博物馆，毛利人的遗骸没有像收藏中的其他人工制品那样被编入目录或被赋予一个编号，因为它们并不被认为是博物馆的藏品。他们是祖先，因此被保存在博物馆里一个单独的区域，保存在一个被称作圣地（wahi tapu）的储藏室里，只有管理员（kaitiaki）才能进入，在那里，参观死者要遵循恰当的仪式。今天，博物馆馆员在它们的储藏区域依然要按照土著社群的愿望，遵循一些仪式，比如与死者交谈，穿合适的衣服，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探访，或者要求附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保持安静。

当人们被给予空间对死者表示尊敬时，博物馆的定义也就随之而改变了。

第七章

医学院的人头解剖

解剖头颅是一件艰苦的体力活，需要十分细致和很高的准确度，这代表了最大的体力挑战和情感挑战，但也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强烈兴奋，医科学生常常能从中感受到探索人与物之间边界的魅力和恐惧。

比尔·海斯参加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个解剖班，同时在写一本书，书中描述了他的一位指导老师从一个晃晃荡荡的特百惠塑料容器里拿出一个“半头”的瞬间：“达纳用带着手套的双手伸进去，提出来的东西我只能描述为恐怖：一颗被砍下的人头，从中间被劈开了。这是一个人头从里到外的剖面。”当达纳拿出那半个头时，两个学生背过脸去，清澈的防腐液顺着那人裸露的脑髓、喉咙和砍断的脖子往下淌进容器里。达纳把那颗人头脸朝下放在桌子上的一块毛巾上。

学生们在研究人类如何吞咽食物。当他们的讨论转向舌头解剖的错综复杂、吞咽机制和呕反射时，海斯发现，那颗人头已经不那么可怕了，他得出结论：那颗人头有它自己的某种审美吸引力。“与我们在腹腔的冒险比起来，半头整洁而干净，几乎没有脂肪，外表被仔细包裹着。每个部分都有它自己整洁的小室。很难想象这里面怎么能发作头痛。”

这节课结束的时候，海斯甚至主动要把那颗半头放回到那个特百惠塑料盒子里，这样做的时候，他忍不住朝那个人的脸看了一眼，一边琢磨着他的脸，以及他可能有过的生活。那人有着浓密的花白眉毛，看上去有八十多岁。“他没准是个罪犯，或者是个医生。”海斯发现，他可以一边学习这个死人头的解剖，同时并不否认尸体的人性。他不需要为了把它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来处理而完全把这颗人头“客体化”。他用薄纱把它包起来，放回到它那个特百惠塑料盒子里。“这是某个人，我想，同时不由得心生敬畏，一个正在思考、正在做梦的人。”

解剖一个人的头是一件艰苦的体力活，需要十分细致和很高的准确度。你不得不用锯割断脖子，剥去脸上的皮，从两眼之间把头一分为二，绕着天灵盖用凿子凿，然后才能把它锯下来，取出脑髓。它发臭、肮脏而复杂，人们很难认出脸和脖子中的所有细小结构，更不用说要克服以这种方式处理人的身体所带来的情感折磨。有些学生感到恶心、恐惧、紧张不安，另一些学生对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感到愤怒，但还有很多学生，不管怎么说，都表示他们对人体的美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惊奇感，即使面对这样残忍的杀戮。

人体解剖通过接触教会学生们懂得身体的肉体性。他们学习了人体的质地、形状和构造，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彼此关联的。他们学习了骨、腱、肌肉和神经的力学原理。他们探索了特定条件如何影响不同的身体部位：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免疫系统，诸如此类。解剖班有一些学术性的目标，但还有其他的课程也在进行。学生们还学习了如何不带情感地完成容易动感情的任务。他们谈到“对你看到的东西耸耸肩”，谈到“脱敏”，以及让自己与手头的工作“保持距离”。他们学着处理尸体——或患者——的双重性，把他们既看作是人，也看作是物体。正如一个学生所解释的那样：“当你把一具尸体的头颅切下一半的时候，你别让自己琢磨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曾经活过、爱过的人，你知道他曾与别人发生性行为，亲吻过别人，那根舌头吻过某个人。你得把自己与这些胡思乱想隔绝开来。”

有些身体部件使得你很难“让自己停止胡思乱想”你正在对这具尸体所做的事情。头、手和生殖器经常被挑出来，这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解剖。研究表明，在这些课上，学生可能更加紧张，因为这些是最有人性的、最个人化的和最私密的人体部件。它们更有可能提醒学生们：他们的行为是破坏性的，他们面前的这具尸体在解剖实验室之外的那个世界上有着其他的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些瞬间，尸体再次成为一个人。头、手和生殖器让学生们不得不在尸体的肉体形态中看到他们自己的脆弱，他们自己脆弱的人性。面对死亡供体的个人特性，学生们发现，他们自己的人格被反应在它们身上，并认识到，尸体也是“独一无二的人”。

当人体看上去不像人体的时候，事情更容易一些。通常，尸体被覆盖着防护纱布和遮罩，只留出一小部分让手术刀可以接触到，这样一来，学生们只要依次处理“与躯体分离的”一部分就行了。当你割开腹部或手臂的皮肤，“它看上去就像一本解剖学教科书，而不再像是一个人”，这在心理上很有帮助。这些都是简单的解剖。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医科学校都把“头和颈”的解剖课留到课程的最后。

精神病学家克里斯汀·蒙特罗斯写到过他在解剖室里的经历，她说：“解剖最惊悚的时刻并不是那些怪诞的、未知的东西，而是那些熟悉的东西。”最熟悉的东西，莫过于一个人的脸了。人们经常说，他们发现人头“太真实”或者“太人性”，以至于解剖起来并不轻松。一个在解剖课上把人头对等切开的学生写到：

今天，眼睁睁地目睹了我的同班同学们从电动手锯改为直接用手拿锯，狂暴地试图锯穿颅骨的剩余部分和脸部骨骼，我所能想到的一切是这多么恐怖……这是一个怎样的教学过程啊？我知道我上的是医科学校，谁也没说过这很轻松，但是，天啊，我真希望我们有解剖头和脖子的教学样本。它太个人化了。头、脸、脖子都太有人性了。我不可能把此事与切割一个女人的头分离开来。

不能不说，头是人体解剖中最难的部分，因为它最复杂，技术上最有挑战性。解剖者既需要残忍，能够锯开颅骨并把它凿下来，又需要温柔和细心，确保不损害里面的任何软组织。颅骨内的隔膜牢牢粘在骨头的表面，必须使劲把它们扳下来。为了取下脑髓，解剖者必须让它在狭窄而黑暗的脑腔内保持稳固，同时切断下面的脊髓，还有很多将它与身体连接起来的动脉和神经。即便到这个时候，也必须拿出意料之外的力量把它拔出来，发出撕裂组织的声响。解剖学家挥动电锯、锤子和凿子来探索人头，但还有一些错综复杂的成分，像眼睛和耳朵，细小而顽固，需要使用极小的手术刀、镊子和稳固不动的手指。解剖一颗人头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很累人。

学生们发现对一个死人的头颅用锯并非易事。他们说，那样做似乎很“残忍”，仿佛是在“袭击它”。学生们把割断人头描述为“恐怖的”、“烦人的”和“令人痛苦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在“违反常规”。当然，他们确实是这样。由于他们是在贴近人脸工作，因此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他们正在切割的是一个人。另一方面，就像比尔·海斯研究那半个头一样，这种精神创伤也夹杂着魔力和惊奇。一个学生捧着他刚刚从一颗他用锯砍下的头颅中挖出的脑髓，写道：

你认识到，语言无法描述你刚才所做的是一次多么可怕且惊心动魄的经历：捧在你手里的东西，它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他让你成为了其遗体捐赠的接受者。时间停止了，你反躬自省，追问你自己的历史，以及你自己尚未书写的未来。你能不能做到无私？你能不能成为这样一位教师？当这台机器关闭时我们将去往何方？眨眼之间，你回到了当下，你转向一个满怀敬畏的同学，小心而温柔地把脑髓放到他的手里。

无论如何，大多数参加“头和颈”解剖课的学生都已经是训练有素的解剖者。他们正在学习隔离他们的情绪反应。正如海斯谈到他试图解剖尸体后颈时所写的那样：“那是早餐之后刚刚一个小时，我正在帮助完成那项十分接近于斩首的工作。”人头也成了必须学习的另一个身体部件。

解剖室为一种古怪的混合提供了场所：一方面是非人化的活动，另一方面是重新人格化的活动。非人化的效果主要是另外一些必要程序的副产品，比如需要保持一个安全而无菌的环境。穿罩衣，戴面罩来“擦洗”，在一排排不锈钢台子中间，在一排排贴有标签的工具盒子中间，处理被仔细包裹起来的人体，同时大门紧锁，周围被警示牌所环绕：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让你面前的人体看上去不那么像人——更不用说这些尸体已经被防腐过程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它们的皮肤苍白、强固而坚韧，就像动物的皮革一样；它们的鼻子、脸颊和胸部常常起皱了；它们的毛发被剃掉了。如果不露出他或她的生殖器，你很难说出尸体的性别。学生们从不知道尸体的姓名；相反，他们只会被告知它的标识编号。

解剖者很快学会了更有攻击性地对待他们面前的尸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老师也鼓励这样做。他们刚开始可能犹豫不决，但他们被告知要切割、撕扯和拉拽人体，必要的时候还要推拉尸体的肉和器官。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们变得更大胆，态度上也更轻松自然，而且，尸体的沉默不语传达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正如一个学生所说的那样：“尸体从不抱怨任何伤害。”在已死患者的帮助下，学生们逐渐学会了以一种坚定的、享有社会特权的方式处理人的尸体。

尽管有这些惯例，或者说，多半正是因为有这些惯例，医科学校如今把学生与尸体之间的遭遇框定为一种人际关系。尸体作为学生的“第一个患者”这个概念越来越流行，有些老师甚至拿出供体的完整病历，好让学生们可以开始研究死因，或者其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大西洋两岸的医科学生经常受鼓励给他们的供体写鉴定书，或者鼓励他们通过诗歌或艺术，创造性地表达他们对人体解剖的感觉。学校每年都举行追思礼拜，学生和遗体捐献者的家人都应邀参加。与此同时，学生们发现自己以令人吃惊的个人化方式与他们解剖的尸体相关联。尽管他们学习了让自己超脱情绪化的反应，为的是能够承接像砍下头颅和切开头颅这样一些非同寻常的绝技，但他们经常给他们解剖的尸体取名字，并发展出了与尸体之间的一种感情强烈的关系。

克里斯汀·蒙特罗斯曾在罗德岛的布朗大学医学院上学，她把自己解剖的尸体取名为夏娃。尽管尸体的头颅被遮盖了，但克里斯汀和她的同学在进入解剖室的第一天便决心要看看夏娃的脸，她解释道：“如果之前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便把她大卸八块，总感觉不大对劲。”当他们把她在解剖台上翻来滚去的时候，他们试图保护住她的脸。“托住尸体的下巴对于保护尸体的形态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不管怎么说，当我们的行动使得她越来越不完整时，尽其所能地保持人形似乎很重要。”

与直觉背道而驰的是，切割一个死人的行为可能引起对他或她的人性产生一种强烈的尊敬，甚至是关切。身体暴力掺杂着温柔的瞬间。学生们小心翼翼地遮住他们解剖的尸体，征求他们的同意后，托起他们，移动他们，仿佛他们是个活人。在解剖室里，有一些漫长而安静的时刻，来冥想那曾经赋予他们解剖刀下的身体以活力的生命。

我们往往以为，为了完成他们更具攻击性的任务，医生们需要把一个人的人性搁置一旁，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恰恰相反，事实上，为帕金森病患者实施深脑刺激手术的外科医生在探入病人的脑髓时总是与患者互动。脑髓没有感受痛苦的神经末梢，局部麻醉只能被用来麻醉头皮，好让患者在手术期间感觉不到难受。为了在头顶打一个1.5厘米的小洞而对患者进行全身麻醉，然后等上两个小时，直至他们再次醒来，以便手术团队可以跟他们交谈，要求他们完成一些很小的任务，以帮助电极找到正确的部位，来缓解他们的症状。接下来，让患者重新睡去，以便电极可以固定在颅骨上，他们头上的切口再次被缝上。令患者保持清醒的脑外科手术也被用来治疗肿瘤和癫痫，因为它让医生可以做手术，同时又不损害大脑中那些控制一个人的视觉、语言和运动的部位。

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做手术也是可能的。特拉维夫大学医学伦理课讲师斯凯·格罗斯写到过他目睹一位朋友做脑外科手术的经历。她在研究期间跟一位脑部肿瘤患者欧麦交上了朋友，她陪伴欧麦进入了手术室，注视着他的头皮被切开并固定在两侧，在创口的中间打开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格罗斯写道：“我一直站在那里俯瞰着那个洞，出乎意料地体验到一丝丝敬畏和厌恶。”当外科医生摘除他的几块颅骨时，欧麦既是注意力的中心，又似乎完全不存在。格罗斯认识到，她可以与欧麦的身体形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与欧麦这个人分离开来，尽管事实上，不像手术室里身边那些医生，她并没有接受过临床方面的训练。

我知道脑髓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但想象一下，欧麦的脑髓看上去仿佛就是欧麦的脑髓。毕竟，这不是你在解剖班里看到的匿名脑髓：这是一个我与之有着朋友关系并有主体间交流的脑髓。这是那个哭喊、大笑、讲故事的脑髓。但作为一个脑髓，没有人把它人格化——它只是肉，生病的肉。我有一种深深的幻灭感。

格罗斯原本预期有不同的感觉，因为欧麦是她的朋友，但手术室里的特殊仪式——复杂的惯常程序：对手和臂消毒，穿无菌手术服，戴口罩；欧麦已经被全麻，不能动弹，在消毒手术盖布下只有部分可见；灯光、机械和工具；以及手术室里严格的场景设计和等级制度——所有这一切，帮助把欧麦从一个人转变成一个“可操作体”。麻醉后的身体，就像尸体一样，并不像人那样行为，因此更容易像物品一样对待他们。

当然，眼睁睁地注视着一个朋友的脑外科手术，完全不同于对一个自己所爱的人进行尸检，尤其是一次需要砍头和解剖的尸检，但这些故事使得那样不可想象的情境看上去似乎稍微不那么异乎寻常。正如蒙特罗斯所写的那样，所有尸体都越来越不像他们本人，你便是我们所爱的人的尸体。很少有医生解剖其家庭成员的例证。颅相学家乔治·库姆解剖过他兄弟的脑髓，17世纪解剖学家威廉·哈维解剖过他父亲和他姐姐的尸体。2010年，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一位医生遵照父亲的遗嘱，在一群学生的面前解剖了他父亲的尸体。“不管我有什么样的情绪，我也要控制它们”，他说，他的行为得到了其余家庭成员的充分支持。了解到供体在印度的匮乏，他们全家都打算捐献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有一个经典的“尸体故事”在解剖班的新生当中流传。故事讲到，当纱布从尸体的头颅中抽出的时候，一个解剖新手发现，他“把自己的母亲劈成了碎块”。这是一个恐怖笑话，嘲弄了学生们的感情脆弱，以及他们让自己与他们的“第一个患者”的人性保持距离的能力（或无能）。（它还巧妙地重申了我们所同意的一个观点：一个人的头就是他的身份，而他的身体则不是这样。）医科学生实际上并不害怕解剖自己的亲属，但他们害怕他们解剖的尸体会让他们不由得想起某个人——即便不是一个他们所认识的人，也是一般形态的人。

学生们对人体解剖的焦虑，主要是他们担心自己对于看到和切开一具尸体的反应。初学者总是被吓坏了，他们会晕倒、呕吐或哭喊，部分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反应会在同行们当中引发怀疑，让人怀疑他们作为一名医生的能力。对大多数新生来说，实际经历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吓人，第一堂解剖课之后，所有学生的焦虑都显著减少。巴黎的一所大学有一群学生，他们的第一次解剖便是头和颈，就连这些学生也发现，气味比见到尸体的脸更令人难忘，将近一半学生并没有对这次经历感到震惊，或者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震惊。

绝大多数学生发现，解剖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并视之为自己的专业训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很多人选择上特定的医科学校，恰恰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人体解剖课程。解剖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正常的年轻人还是接受了它，继续解剖，并发现它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工作。实际上，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恐怖之源。

不仅是砍下一个死人头颅的情景让医科学生们感到焦虑，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如此：他们竟然能做这件事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员詹尼弗·卡斯滕回想起她的医学训练课，她写道：“我们担心，我们身上存在某种缺陷，我们如此轻而易举地能够以一种有条不紊、不带感情的方式把一个人切割成不同的组成部分。”像其他所有医科学生一样，卡斯滕也知道，“我们的新状态实际上很不正常”。对于外科手术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比如在手术台上把人切开，取出他们的内脏，对于外科医生来说变得如此稀松平常，以至于几乎有些单调乏味。社会学家哈里·科林斯指出：“令人恐怖的事情是，对门外汉来说十分残忍的惯例，对圈内人来说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它又是一个提示器，提醒人们：给予正当的文化语境，人们就可以完成一些残忍的程序，正如他们可以眼睁睁地注视着血腥的处决或为了把肉清理掉而煮人头。不仅仅是医生们不得不对人的身体所做的事情本身令人震惊，而且下面这个事实也是如此：他们做这些事情稀松平常。

在蒙特罗斯解剖课的最后，她不得不解剖夏娃的头。在“头和颈”解剖课期间，一个学生离开教室的时候恐慌发作，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恐惧，而是因为面前场景的残暴让他彻底崩溃了：

恐惧源自下面这个事实：他身处这样一个房间，里面的人在别的方面相对比较正常，是他的朋友，他的同事，而且我们全都在忙着从死人的身上拿掉他们的脸。有些人用手术刀割下嘴唇。另一些人则剥掉表皮，以便把椭圆形的鼻子、带有胡须的脸颊、眉毛……拿在他们的手里。

令人恐怖的是，普通人可以轻松自在地做这些事情，他们刚刚开始了解并尊重这些尸体，他们便通过劈砍、切割和掏空，让它们变得面目全非，不可辨认。跟其他任何部位比起来，脸更加是一个人的身份标识，竟然也可以解剖。

在他们最后一节解剖课期间，蒙特罗斯和她的朋友们不得不绕着夏娃的头标出一条线，用一把骨锯切开她的颅骨。他们不得不休息一会儿，因为他们又累又急。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凿子拧进他们在头顶撬开的裂缝里，骨头发出嘎吱声。骨头刚刚被移走，老师便把他们叫到另一个房间，但没有休息，因为迎接他们的是一个解剖教学样本——一个被熟练解剖并得到了完好保存的样本——那是一个男人被砍下的头，分为两个半球，脑髓已经摘除。指导老师用横跨那人头顶的一条颅骨作为把手，抓住它向学生们讲解各种不同的构造。然后，他们回到了他们解剖的那具尸体，摘除夏娃的脑髓。即便当所有动脉和神经都被割断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得不用力拉拽脑髓，才能把它拿出来。蒙特罗斯把这次经历描述为“超现实主义的”。后来，她不得不砍下夏娃的头，并纵向把它对半锯开，制造成海斯在他的解剖班里所遇到过的那种“半头”。

在摘除夏娃的脑髓之后，蒙特罗斯回家了，淋了一次热水浴，试图摆脱掉骨锯的气味。她感觉到羞愧。但她并不是为自己的行为而羞愧，她是为自己的恶心而羞愧，“我感到羞愧，因为我懂得我所得到的这份不可思议的礼物，懂得它应当受到怎样的欣赏和尊敬。我为自己感到厌恶而羞愧。但我确实感到厌恶。”

斯凯·格罗斯感到失望的是，她的朋友欧麦的脑髓在手术室里不过是沦为“生病的肉”，而克里斯汀·蒙特罗斯为自己在解剖夏娃的头颅时情绪不稳定而感到羞愧。前者希望同情更多一些，后者希望更少一些。让医学职业的情感横跨到人/物分界线的两边充满了困难。在解剖室里，尸体从来都不是一件像其他任何物品一样的东西。学生们学习像一件物品那样研究和处理它，但它还占据着另外的世界。客体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不是一个给定的状态，学生们必须努力练习，以确保他们能够像对待没有生命的物品一样处理他们解剖的尸体。幸好，他们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在这里，其他地方的暴力活动成了合理的和日常性的，但还是有一些瞬间，他们的努力并不凑效，他们试图保持他们不动感情的凝视。

跟解剖其他任何身体部件比起来，解剖一个人的头可能更是一场挣扎，因为它对解剖者既有体力上的要求，还有情绪上的要求，但它也有乐趣在。如果没有挣扎，你大概也没什么乐趣可言，切断一个人的头觉得就像是一次无可匹敌的渎神行为，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从内部看它是如此有吸引力。我们的头颅上挤满了大量错综复杂的五官，眼睛和耳朵，舌头，神经、动脉和腺体，肌肉、骨头和牙齿，而且，在你开始处理脑髓之前，先要处理这些。每一样东西都极其拥挤、高度整合。正如一位学生所说的那样：“眼睛的周围多么简单，却让你可以挤眉弄眼，对此，你不由得心生敬畏。”

今天的人体解剖与100年前的情形大不相同，其中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解剖台上那具尸体的身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解剖的所有尸体几乎都是穷人的尸体，是从根据《济贫法》设立的医院和精神病院这样一些公共机构征用来的。然而，在20世纪，捐赠遗体的数量稳步上升，1961年，英国的《人体组织法》规定，为医学目的而使用的所有人体部件都必须受制于一套知情同意程序。切开一个选择捐献遗体给科学的人，与切开一个没有选择权的人，这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

今天的医科学生对他们的供体心怀感激，他们以尊重和钦佩的态度对待尸体，当然，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早年，对于医生们来说，解剖台上的人体除了其身体属性之外几乎没什么别的意义，而且对待它们的方式也常常没有任何尊重。

历史学家鲁思·理查森指出，关于维多利亚时代解剖室的条件，相关内容在文献中明显阙如。就连解剖手册，其目标读者是那些解剖台上的学生们，也没有提及这项活动的性质及其道德含义。但是，医生们都承认，那是“一个肮脏的知识之源”，很多人实际上并不喜欢。工作空间常常狭窄拥挤，气味难闻；一些啮齿目动物被“一大堆残渣腐肉及其散发出的腐臭”所吸引；一些危险的化学品被用来给标本防腐。穷人的尸体只有十分粗鲁的对待，偶尔，一些医学惯例在媒体上受到严厉批评，但整个行业对这个话题几乎完全保持沉默。像弗兰肯斯坦的“肮脏制造工场”一样，被人所憎恶，却十分引人入胜，解剖学家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深藏不露，不让社会上其余的人看见。

考虑到早期解剖室的肮脏条件，以及那里发生的令人作呕的活动，有一点可能并非巧合：医生们总是费尽心机确保他们自己的身体在死后不被解剖。公众憎恶人体解剖，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残忍的、无礼的、总是不公正的惩罚，它摧毁一个人的肉体和灵魂，因此构成了“一种比死亡还要糟糕的命运”。解剖学家被通俗地描绘为下流、无情、肮脏、满嘴脏话。1840年，一位医生指出：“喝酒、抽烟和吵闹都是解剖室里非常合情合理的消遣”，暗示了这项工作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即使“令人憎恶的”研究对象几乎被当作科学标本一样对待。

▲头部和脖子的动脉，查尔斯·贝尔雕刻，1811年。由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提供。

医学标本已经擦亮磨光，装在瓶子里，它们出自这些肮脏的工场，在博物馆的陈列架上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腐烂的尸体转变为闪亮的骨头，收藏者们很看重这一转化的品质。头盖骨研究者常常用“辉煌”、“精美”和“卓越”这些热情洋溢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收藏。对约瑟夫·许特尔来说，他收藏的骷髅是很漂亮的东西：“完美无瑕的雪白色，牙齿完整，下颌骨是活动的，连着松紧钢丝。再也不会有人积攒起这样一批收藏。”这种转化把一堆乱七八糟的被掏空内脏的尸体，转变为堆放整齐、用瓶子装着、可以用漂亮描述的人工制品，其技术得到了相当挑剔的关注。最精美的骷髅是乳白色的，坚固不易碎，关于清理人头的最佳方式，流传着各种不同的方法。

16世纪解剖学家安德雷亚斯·维萨里建议用石灰和沸水去掉骨头中的肉，而不会对骨头造成损害，不过还有另外一些可选办法。最简单的方式是把尸体放在水里封存几个礼拜，定期更换溶液，但这个方法往往会给骨头留下脂肪并变色，因此，收藏者们使用明矾水或珍珠灰，来实现他们想要的“细腻、洁白、象牙般的色泽”。一个收藏者可能只是把尸体埋起来，等待它腐烂，甚或用昆虫来清理骨头。费城的一位解剖学家理查德·哈伦曾是乔治·莫顿的指导老师，他声称，用蝌蚪纤细的“吸嘴”可以产生出漂亮的骨骼。他还建议把尸体放在蚂蚁窝的附近，因为“这些勤奋的技工很快就会清除骨头上的肉”。在19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建议旅行者把人头放在苏打或苛性钾里煮，以清理骨头，或者，如果可能的话，用氯化汞溶液对肉进行防腐处理，并补充道，假如有任何一个水手反对“那些在他们看来似乎有些野蛮的操作……在这样一次以科学进步为目的的探险中，长官的责任就是：只允许他们听命于理性的指引，并以此鼓励他们的船员”。

约瑟夫·巴纳德·戴维斯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下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题为“关于在热带气候中制作头盖骨标本的注释，主要是应用于印度”。收藏者应当“趁着新鲜的时候去除头颅中的柔软部分”，然后把它们浸在一大桶冷水里，最理想的是一个带有排水管的啤酒桶。脑髓应当事先捣碎并通过枕骨大孔去除，既是为了“减少让人无法容忍的恶臭”，也是为了改进“标本的美观和洁白”。法国人类学家保尔·布罗卡更加满不在乎，1865年，他解释道：“你先把骨头刮干净，再浸泡它们，然后暴露在新鲜空气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们就会变得非常好，没有臭味”，防腐这一转变的发生有着神奇的效果。

相反，正如巴纳德·戴维斯的笔记所暗示的那样，从人的头颅里取出骨头并不会令人感到愉快。收藏者们抱怨熬煮尸体时散发出的“最可恶的恶臭”。砍头对体力的要求也可能相当大。那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苏格兰一位患结核病的医生在英属哥伦比亚为哈得逊公司工作，他想在科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于是挖开了当地一个酋长的坟墓，但他发现，砍下尸体的头颅是一项如此艰巨的任务，以至于他身体出现大出血。地面上溅满了血渍，不是来自那个酋长（他已经死了3年），而是来自医生自己的肺。他不顾一切地继续战斗，带走了他的奖赏，他立即把这颗人头用盒子装了起来，寄给了英国的一所大学。

维也纳颅相学家约瑟夫·罗森鲍姆曾经偷走海顿的头，从他的个人经历中我们得知清理颅骨令人不适。1808年10月，他把自己的解剖技能用在了年轻的维也纳女演员伊丽莎白·鲁斯的身上，后者死于难产。罗森鲍姆很可能见过鲁斯——肯定赞赏她作为一个演员的天赋——但这并没有削弱他的决心。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只是让他更加坚决：才华横溢者的头颅是唯一值得冒险的头颅。就这样，鲁斯去世10天之后，在夜里8点钟的时候，罗森鲍姆、他的朋友约翰·彼得和当地的掘墓人在墓地里碰头了，他们把鲁斯挖了出来。花了两个小时挖出棺材，把它撬开，再砍下她的头。“难闻的气味无法用语言形容，”罗森鲍姆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忍不住要担心掘墓人的性命。她已经腐烂得如此严重。”

第二天，罗森鲍姆把女演员那颗腐臭的头颅藏在外套下面，带到了彼得的家里，把它放进一个装满水的广口瓶里，试图压住臭味。鲁斯的肉已经肿胀，变成墨绿色和黄色，她那肿胀的嘴张开着，露出了牙齿。彼得雇来了一个医生，让他切除这位女演员的肉和脑髓，再扔进了一个桶里，然后在花园里埋掉，同时，这两个朋友一个劲地焚香，试图掩盖臭气。接下来，他们把鲁斯的颅骨和下颌放进石灰水里，在花园里放了4个月，到那时候，它慢慢变得“布满斑点，有些野性，带点绿色”，而且正长出水藻。这是一个失误。他们让骨头浸泡的时间太长了，它们变得又干又脆。下一回，当他们处理海顿的头颅时（此事确实很重要），他们将会确保每一个阶段都雇佣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可能给你更好的产品，但他们的处理同样糟糕。大多数骷髅收藏者，甚至还有那些从医院停尸房里征调尸体的医生，都是在暗地里工作，非法地偷窃和走私人体，这本身可能影响他们的技术。约瑟夫·巴纳德·戴维斯是一个执业医师，他总结出了一套方法，可以从尸体中提取颅骨，同时不损害其外观，刚好可以不被人觉察。他主张切断耳朵后面头颅的一侧，从后面剥下脸上的皮。然后可以通过这个切口取出头盖骨，再塞进一个替代性的颅骨，以掩盖原件的被窃。最后，小心翼翼地让脸上的皮回归原位，整齐地缝合创口，让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根本看不出来。巴纳德·戴维斯曾经向塔斯马尼亚的一个熟人描述这些步骤。他自吹：“假如我自己在殖民地，几乎用不着怀疑，我可以从死者的尸体中取出颅骨，而不会损伤它们的外观，而且可以指导任何医生做这件事。”他后来承认：“总是会有困难挡道，但也总是可以克服它们。”

“困难”无疑关系到下面这个事实：在未经死者近亲许可的情况下进行是非法的，而且如果被发现，几乎肯定会引发一次公共丑闻。至少有一个医生在13年之后试图遵照巴纳德·戴维斯的指导来做，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这位医生是威廉·克劳瑟，他是塔斯马尼亚的一位军医，1869年3月5日星期五，他擅自进入了霍巴特总医院。克劳瑟是这家医院的荣誉军医官，由他的儿子兼学徒宾厄姆·克劳瑟陪同，两个人去了医院的解剖室。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的尸体在那里接受检查，并依然摊开在解剖台上。借着烛光，他们安静地干着活，克劳瑟拿一把刀子，割下了那个人的颅骨，并把它带到了医院的停尸房里。另一具尸体在停尸房里等着他们。这就是他们此次夜间活动的真正原因：一个名叫威廉·兰尼的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尸体停放在那里，等待下葬。克劳瑟立即着手处理兰尼的尸体。

正如巴纳德·戴维斯所描述的那样，克劳瑟从右耳背后向下切开兰尼的脸的侧面；然后向后剥开皮，扯出兰尼的颅骨。他把刚刚从解剖室里带回的那个年长白人的颅骨塞了进去，取而代之。接下来，克劳瑟缝上了切口，拿着那个塔斯马尼亚人的颅骨消失在夜幕里。

约瑟夫·巴纳德·戴维斯或许有理由批评克劳瑟的技术，因为他的行动很快就被发现了，而且导致了威廉·兰尼的尸体又一次被亵渎。医院当局决心要阻止窃贼再犯，于是命令外科住院医师砍掉兰尼的手和脚。第二天，医院为兰尼举行了一次公共葬礼，但那无异于一次公开露面的行为，因为天黑之后，他的坟墓被洗劫一空，兰尼残缺的尸体被再次带回了医院。次日，外科住院医师秘密地从兰尼的尸体中取出了剩下的骨头，并把它们清洗干净。

与此同时，盗墓者十分粗心。兰尼空空如也的棺材被丢在那里，露在地面上，周围的泥土沾满了血污，那个白人的颅骨被丢弃在附近。没过多久，本地的报纸愤怒地指控这家医院里的邪恶行为。科学事业的道德受到了质疑。塔斯马尼亚这个遥远的流放殖民地的殖民者们是不是已经退化成了野蛮人，成了“杀人犯甚至更糟糕”的呢？

正是兰尼所谓的“野蛮性”，首先使得他的骨头如此有价值。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纯种”塔斯马尼亚人，但兰尼的生活与人们打算让他体现的那些野蛮天性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他在一座孤儿院里长大成人，生活在一个政府管理的土著营里，在捕鲸船上挣钱谋生。不管怎么说，在科学界以及很多流行媒体的眼里，兰尼生活中的事实与他的生活相伴随。像伊希和无数其他人一样，他也逃不了被归类为“原始”人。塔斯马尼亚人不幸被贴上了现存所有种族当中最古老种族的标签，被认为濒临灭绝。所有塔斯马尼亚人的骨头都很有价值，但作为这个种族的最后一人，兰尼的死使他的骨头变成了珍贵的科学标本，最珍贵的莫过于他的颅骨了。

在对种族理论的追寻中，兰尼的头盖骨成了被扣留的人质。克劳瑟曾答应伦敦的皇家外科医学院搞到它，但霍巴特总医院当局提出要把它送给塔斯马尼亚皇家学会。当殖民大臣下令调查医院里的一系列事件时，克劳瑟面对敌意的宣告退缩了，自己留下了兰尼的颅骨。今天，兰尼其余骨头的命运依然是一个谜。克劳瑟的一位同事有一个烟草袋，是用兰尼的一块皮做成的，他的耳朵、鼻子和一部分手臂最终进入了科学收藏。他的手和脚后来在塔斯马尼亚的皇家学会被找到。

兰尼从一个人转变成了一系列伪科学产品（很难相信一个烟草袋有什么科学价值），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反应生动说明了科学事业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医学专业人士非法亵渎一个无辜的死者引发了公众的普遍愤慨，这一行为构成了民族性格上的一个污点。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塔斯马尼亚皇家协会为什么没有事先采取“行动——为了科学的利益，获得一个塔斯马尼亚男性土著民的完整骨骼”，把它保存在当地的博物馆。就像那些闪闪发光的颅骨收藏一样，方法可能糟糕透顶，但结果可能令人称赞。

遭到批评的是解剖兰尼的方式，而不是他对科学的价值。过程——不择手段的医生在茫茫黑夜中和令人作呕的解剖室里工作——令人难以忍受，但产品值得称赞。某些医学标本，特别是人的骷髅，几乎就是艺术品。医学史家萨缪尔·阿尔伯蒂把医学博物馆比作一个艺术画廊，展示来自解剖室的“手工艺品”，这多亏了在那里工作的一代代解剖学家和医学技术人员的创造天才。过去和现在一样，好的医学“标本”，都可能耗去了漫长的工作时间，还有耐心和技巧。专业人员可能不是在特别有益健康的环境里工作，但当公众的视线像以往那样优雅地转移开的时候，他们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他们会改良他们的技术，谨守他们的秘密。

在把一个人转变成一个标本的过程中，解剖学家把自己的个性铭刻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全都有自己最喜爱的工具和自己的风格。1800年代在伦敦工作的外科医生托马斯·波尔使用浸在水里会膨胀的干豌豆，成功地“温柔地”把人类骷髅中的骨头分离开，他还用黄铜铰链，把头盖骨的顶部连接起来。解剖学家常常使用的是木匠和铁匠的工具。骨头可以用铁丝、马口铁或马鞍皮革连接起来；湿标本用鲸须、头发或牙医的丝线吊在广口瓶里。由于最好的标本掩盖了它们的制作方法，因此，把它们组装在一起的精细工作首先很有技巧，也很有价值。人们根据当时的审美法则对它们作出评判，说它们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波尔声称，骨头不应当“沾上令人不快的黑色”，让人联想到城市生活的不洁，也不应该失掉“一具骨骼最伟大的装饰之一——细腻、洁白、象牙般的色泽”。他谈论摆在工作台上的骨头倒像是在谈论一个漂亮画室模特的皮肤。解剖学家把颇有情感色彩的劳动投入到了他们的标本中——以至于博物馆标本受到损害时可能导致人们强烈的悲痛。

解剖学家因为他们的技术而出名，新技术带来越来越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约瑟夫·斯旺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位来自林肯郡的外科医生，他发明出了一种干燥人体部件的方法，可以保存手和脸上最细小的神经网络。他制作了一些“雕塑”，“脸部和脖子上的表面神经和动脉”清晰可见。一些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来自“腐蚀模型”，周围的肉和器官都被腐蚀掉了，给人留下只剩下血管的印象。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最优雅的，需要极大的细心”。它们很脆弱，常常被保存在特殊的陈列柜里：有人批评它们是为了展览而展览。对于手艺人来说，为自己的手艺而自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把人体提升为一件艺术品则越过了品味的边界。

对于冈瑟·冯·海根斯搞的塑化人体标本展览《人体世界》（Body Worlds），也是一样的。全世界超过3000万参观者观看了这一展览。这些人体变成干硬、清洁、无臭的人工制品，可以安全地触摸，其处理过程是用塑料取代人体中的水和脂肪。冯·海根斯这个展览之所以成功，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尸体都按照栩栩如生的姿态来摆放。冯·海根斯指出：“审美的姿态帮助驱散了厌恶感”，他相信，很少有人愿意来观看一次更学究式的展览，即使他对外宣称的目标是教育性的。参观者有机会名副其实地接触到真正的尸体，不过当然，他们接触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尸体，因为真正的尸体腐烂不堪，恶臭难闻。死人也不会打篮球或骑自行车。实际上，这些特殊的个体生前可能从未打过篮球，也没骑过自行车。《人体世界》的美学把人转变成了某种新的东西，不死的东西。

▲眼窝内部神经的标本，选自《地方医学和外科协会会报》，1836年。由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提供。

如果《人体世界》中的尸体没有转变成艺术品，它们将会是令人恶心的。与此同时，正是审美决定——姿态和构成——让很多观看者感到“不安”和“低俗趣味”。正如像马克·奎恩这样的艺术家把有机物质混合进他们的作品中，从而挑战我们的设想那样，一个像冯·海根斯这样的解剖学家也是如此，他通过人体的审美转换，从而让我们感到不安。

审美冲动对教育课题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一冲动驱使一代代医学技术人员针对他们的对象尝试使用不同的工具和化学品，它刺激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今天，塑化人体部件——依然保持着它们原先的形状，持续数年之久。冯·海根斯的塑化中心一年生产数以百计的解剖标本。它们的保存并不依赖于有害的化学品——在世界各地的医科学校被使用，保存方法的实用性支持了理论，谈到心与物之间的神秘关系，这一点同样是真的。

在20世纪，骷髅逐渐失去了其作为人这一身份的物理标志的显著地位，脑髓成了科学关注的焦点。在此之前，脑髓从未以骷髅那样的方式让自己进入博物馆的收藏，因为在一个装满酒精的广口瓶里晃晃荡荡的脑髓远不如一个又轻又干的头盖骨那样便于运输。解剖学家在解剖室里从尸体上切下脑髓时，19世纪大多数收藏者还只满足于石膏铸模和蜡模作为实物的替代品。但是，脑髓始终有望提供关于人类天性的终极物质主义解释，到20世纪，越来越多的脑髓被称重、测量、比较、装到瓶子里搁在博物馆的陈列架上，供未来参考。

▲《人体世界》展览上展出的被劈开的塑化人头，首尔，2012年。由约翰尼·米勒提供。

一些科学家很有兴趣把人的脑髓与供体的个性进行比较，对他们来说，难题是如何搞到最优秀、最聪明的脑髓。医院的停尸房里有大量下层阶级的脑髓可以解剖，但杰出人物的脑髓相对较少，因为杰出之士有办法保护自己死后避免这样辱没身份的命运。解决办法是通过榜样来引导。在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们开始互相捐献自己的脑髓，实例如此之多，以至于死后把自己的脑髓捐献给同行变得有点像“家庭手工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脑髓俱乐部”纷纷涌现在慕尼黑、巴黎、斯德哥尔摩、费城、莫斯科和柏林。在这些地方，深受尊敬的俱乐部成员同意把自己的脑髓留给他们的解剖学同行，后者则向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宣读他们的研究结果，以此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其中最著名的一家俱乐部是1872年成立的巴黎互相解剖尸体协会。成员们可以欣慰地死去，因为他们知道，对于他们生前热烈追求的这项乌托邦科学计划来说，自己的脑髓将变得至关重要。

脑髓俱乐部解决了收藏他人头颅这件事情两个内在的难题：首先，通过提供一些受过良好教育者的脑髓供研究，解决了样本偏重于社会和经济上的底层群体的问题；其次，它们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在对一个人的品格特征有所了解的情况下，来检查他的大脑的物质。通常，当人头、骷髅和脑髓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时候，科学家们对其研究对象的个性一无所知，这使得在任何细节上把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与他的生理学特征联系起来变得不可能。相比之下，巴黎互相解剖尸体协会的成员都被要求写一篇短文，详细描述他们的健康、智力、感知力和才能，可以把这份材料和他们的脑髓放在一起研究。问题是，研究本身总是不得要领，到最后，几乎都是不科学的。

巴黎互相解剖尸体协会拿出的第一份尸检报告显示了很多研究者所达到的精细水平：人类学家和巴黎市议会议员路易·阿塞林纳被发现脑髓特别重，而且脑回路密集，在他的解剖者看来这似乎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因为阿塞林纳的智力“敏锐精细，到了明察秋毫的程度”。就连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推理在协会后来的报告中也几乎消失不见了，这些报告仅仅描述所研究的脑髓。由于人的脑髓的物理形状和质地千差万别，而且这些变化很难定义，更别说把它们跟本身也很难定义的特定性格联系起来了，因此，脑髓俱乐部变得无异于另一种纪念死者的方式。他们发现的结果很少包含在脑髓解剖的广泛研究成果中。相反，他们构成了一种新型纪念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他们内部，一群受到限制的观众通过检查脑髓，来表达他们对死者在智力上的尊敬，接下来，把他们“圣徒”的“遗骨”保存在合适的博物馆中收藏，供后人膜拜。巴黎互相解剖尸体协会的有些脑髓保存在广口瓶里，贴着“知识分子”的标签，在巴黎人类学会的博物馆里，与一大批脑髓模型和骷髅收藏品并排摆放在一起。

来自这一时期的最古老的脑髓收藏机构之一为纽约州北部康奈尔大学解剖学家伯特·格林·怀尔德所创立。1889年，怀尔德创立了康奈尔脑髓协会，作为他研究脑髓的一个供应源，它是一个比巴黎互相解剖尸体协会更温和的版本。他收藏的脑髓超过600个，保存在贴着标签的玻璃瓶里，里面装满了甲醛。像其他大多数脑髓收藏一样，怀尔德的收藏在20世纪也被人们所遗忘。此时，医学研究的前沿已经从博物馆转到了实验室里。到1970年代晚期，他收藏的脑髓被存放在康奈尔大学生物系一幢本科大楼的地下室里，无人问津，直至认知科学教授芭芭拉·L.芬利对它们产生了怜悯。意识到它们对神经科学史的价值，芬利组织了一帮学生，把200个装在玻璃瓶里的脑髓从地下室的窗户运了出来，搬到了街对面的新家里。今天大约有70个幸存了下来。虽然大多数保存在地下室的一个壁橱里，但芬利说：“它们见证了周围中小学学生的很多活动。”她不是把它们用于研究，而是作为教具，让她的学生们像面对一件人工制品那样直面脑髓，并问道：“有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像在怀尔德这样的收藏中幸存下来的所有脑髓，一百年前曾作为科学材料而搜集的，如今仅仅是人的脑髓，而没有公认的科学价值。推动怀尔德进行收藏的原因——涉及心与物之间关系的性质——依然没有答案。神经科学家依然在试着把脑髓的物理结构与人的个性关联起来。大多数神经科学家都会同意：脑髓对于科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谜。伦敦国王学院的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温盖特写道：“尽管对于思维的复杂性我们凭直觉有了各种理解，但脑髓本身给出的信息很少——就算有的话，作为一个孤立的物体，它的内部运转完全是不可理解的。”

今天，研究者使用来自脑髓库中的样本，试图揭示像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多发性硬化症这样一些疾病的状况，探索这些疾病的可能疗法。一个典型的脑髓库，比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脑髓库，包含办公空间，一间解剖室，一间实验室，一间样本（固定在福尔马林中）储藏室，以及一间冷库。捐献者的脑髓在停尸房里被摘除，然后被运送到脑髓库，像其他器官一样。到达之后，脑髓库的工作人员对它进行检查、拍照和称重。他们用注射器抽出脑脊液，切除脑髓的某些部位，比如视神经和松果体，这些被保存在单独的贴有条码的瓶子里。接下来，他们把脑髓一分为二。一半保存在福尔马林里，而另一半则被切成“块”，装在贴有条码的容器里，放进零下160摄氏度的液态氮里冻起来。数以百计被切成块的脑髓被保存在这些脑组织冷库里，直至需要把它们用于研究的时候才取出来。

从怀德尔的玻璃广口瓶，或者在啤酒桶里煮脑髓，走到这里是一条漫漫长路。约瑟夫·巴纳德·戴维斯曾建议切下脑髓，把它扔掉，“这样更容易通过浸泡放掉［头部的］所有血”，确保得到一个白色的头盖骨。他仅仅着眼于颅骨。解剖是优先考虑的事项：有些部件被切掉，以便其他部件看上去更清楚。颅骨一直被锯至脑髓；脑髓被扯出来，以便制作骷髅。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被转变成了一系列人工制品，各属于它们自己的分类：骷髅、脑髓、半头、松果体、视神经。对于社会来说，每个类别都有各自的价值，这一价值随知识趋势潮涨潮落，随当时的技术能力和不断拓宽的文化环境的改变而起落沉浮。脑髓的兴起既与化学和防腐剂的历史有关，也与卷入其中的科学家们的理论有关。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骷髅和脑髓都被拿来代表整个人，这样一来，整体被简化为它的一部分。有朝一日，我们可能“变成”我们的骷髅，或者我们的脑髓，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几个世纪以来，无数咧嘴而笑的骷髅形象造成了我们的一个认知：我们的骨头将会比我们的寿命更长。而且，作为物质主义时代的一个信号，在20世纪，“瓶子里的脑髓”的形象成了科幻小说中的陈词滥调。活生生的、脱离躯体的脑髓，悬在一个装满冒泡液体的容器里，在缺少身体的情况下依然有意识，既可以表现为十分乐观的幻想，也可以表现为对噩梦般地狱的想像。科学被赋予了反抗死亡、赐予我们永恒生命的权力，否则就让我们成为那个邪恶花招的牺牲品，正是这一花招把我们的意识囚禁在我们无助的大脑之内。正如科学史学家凯茜·基尔所写的那样：“装在一个巨大容器里的脑髓是我们技术专家的一个象征：把科学家想象为赐予不朽的上帝和生产幻觉的魔鬼。”

无论哪个方面，这一力量都来自于在部分与整体边界之间变戏法。一方面是非常真实而肮脏的工作：在解剖室里把整个人体拆开，另一方面是（迄今为止）更带有幻想性的能力：让其中的某些部件起死回生；这两者都赋予了违背社会准则的权利。把人大卸八块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对于少数被挑选出来的既勇敢又普通的人来说，在紧闭的门后，它是一个入门仪式的组成部分，借此，你可以进入一个专业权威和社会声望的新世界。这些解剖者，通过多年的刻苦训练，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了对他人身体的最高霸权。

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割下一个人的头——尽管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无名的、已经死了的捐献者的头——代表了最大的体力挑战和情感挑战之一，但也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强烈兴奋。医科学生常常感受到探索人与物之间边界的魅力和恐惧。如果你不是把一个人劈开为头和身体，而是亲手试着让这些头和身体起死回生，那是不是更恐怖呢？“装在瓶子里的脑髓”依然是一个未来派的视觉形象，但并不是因为缺乏尝试。

第八章

人头实验

人头与动物相连的实验是否为未来的头部移植创造了某种可能性？现代人体冷冻机构所冷冻的人头在未来是否存在“起死回生”的可能？我们痴迷于自己的头颅，其漫长的历史有着如此多的理由——有些是实际的，有些是审美的，有些是生物学的，有些是哲学的。

在罗尔德·达尔1959年的短篇小说《威廉和玛丽》中，一个女人发现，她已故丈夫的脑髓被活生生地保存在“一个脸盆大小的搪瓷碗”中。威廉是牛津大学的一位老师，他去世一个礼拜之后，有人交给玛丽一封她丈夫的信，信中解释了他的决定，并请求玛丽去医院里看望他。她一边享受着威廉生前强烈禁止她抽的香烟，一边读着他的信，当她看到脸盆里威廉的脑髓只剩下一个眼球紧盯着她时，她感觉到了强烈的兴奋。她深吸一口烟，把烟吹进威廉的眼睛里，称他为“亲爱的”，并想知道她何时能带他回家。达尔嘲弄了一个这样的男人：他高估了自己的脑髓，却低估了自己的老婆。威廉那个白色的搪瓷碗是他最终的监禁之地。他那个赤裸裸的脑髓，既是一切，同时又什么也不是：没有了他的身体，它既有力量，同时又很脆弱。

在威廉和玛丽之间发挥作用的这股力量提供了达尔这篇小说的情感关键，但他对从颅骨中摘除威廉脑髓的医学过程所作的如实描绘既引人入胜，却又异常凶险。威廉的医生在幕后按部就班地工作，兢兢业业地遵循着那些既让人觉得可怕同时又令人印象深刻的临床规程。

在20世纪，“装在瓶子里的脑髓”成了探索科学的惊奇和恐怖的一个稀松平常的虚构设置。但是，达尔的小说距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呢？200年前，科学家们似乎用电探针一碰就让被砍下的头颅起死回生，而今天，人体冷冻者掏钱把自己被砍下的脑袋低温冷冻起来，相信未来他们会被唤醒，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总是有一些人，相信这个虚构有朝一日会变成现实。通过让我们要么能够逃避死亡（像被砍下的人头那样），要么能够保持生命（像被摘下的脑髓那样），居住在我们头颅中的力量难道就能让我们的躯体变得多余？斩首难道只是一个人生命的另一个阶段？

长期以来，人们相信，圣徒的遗骨和尸体部件有某种“死后的生命”，但它们的力量必然是神秘的。它们身上的生命之所以得以保持，与其说是通过死亡，不如说是通过死后的重塑，活死人的活动只有上帝才知道。经过防腐保存的人头可能有某种不断发展的力量，但它跟生前让人生气蓬勃的那种力量不是一回事。死亡本身是变成某个新东西的瞬间。但是，如果尘世生命在死后可以维持将会怎样？斩首是不是像从前看上去的那样是决定性的？或许，圣徒们一边捧着自己的头颅一边吟诵诗篇的故事在自然法中有一定的根据。

在19世纪，有不少人从事让死人复活的勾当。在1780年代的博洛尼亚，一次涉及一把钢质手术刀、一个铜钩子和两条解剖的青蛙腿的偶然发现，开始了某种时尚。路易吉·伽伐尼的肌肉收缩试验得出了一个有点令人惊慌的发现：电荷可以让死去的动物复活，它们的身体在接触金属电极时会跳动、抽搐，甚至乱窜。伽伐尼把这一能量称作“生物电”，他相信，它可以从动物本身的内部发出。换句话说，用他的工具，伽伐尼认为他是在重新激活一个尸体的生命力，为时几秒或几分钟。没过多久，另外一些科学家用小型哺乳动物截下的四肢做试验，并对他们能够用静电装置（后来则是用早期的电池）令尸体发挥力量感到惊奇。与此同时，医生们开始通过摩擦起电机对患者给予轻微的电击，作为治疗各种疾病的方法，从局部麻痹到抑郁症。

伽伐尼的外甥乔凡尼·阿尔蒂尼是他最热情的弟子，1800年代初，阿尔蒂尼带着他的大锌电池和铜盘到欧洲各地旅行，演示生物电的存在。他的演出成了令人吃惊的表演，一些兔子、绵羊、狗和牛的不同身体部件，阿尔蒂尼轻轻一触，便在桌子上活蹦乱跳。有时候，阿尔蒂尼会在观众面前割下一条狗的头，然后用他的电极让它复活，于是，它的牙齿开始发出磕碰声，它的眼珠子在眼眶里转动，让观众们很想知道这条狗是不是还活着，正在遭受折磨。

1803年，阿尔蒂尼在英国制造了一次小小的轰动。当时，他对一个人的尸体进行了试验，此人名叫乔治·福斯特，因为谋杀罪而在新门监狱被绞死。表演在伦敦皇家外科医学院一群观众的面前进行。聚集起来的观众瞪大眼睛注视着阿尔蒂尼玩他的魔法：

这个过程刚一开始应用于脸部，那个死去罪犯的下颌便开始颤抖，相邻的肌肉可怕地扭曲着，一只眼睛居然睁开了。在这个过程后来的部分，尸体的右手被抬起并紧握，腿和大腿也动了起来。在一部分无知的旁观者看来，仿佛那个不幸的倒霉蛋马上就要起死回生。

在这样令人信服的证据面前，很多人相信了“生物电”理论。实际上，有人发现这个证据太可信了，以至于有点让人不自在。1818年，在格拉斯哥一次类似的公开演示上，另一位被处死的杀人犯的胸膛再次起伏，看上去似乎在呼吸，而“脸上的每一块肌肉同时吓人地运动起来；那令人惊骇的表情结合了愤怒、恐惧、绝望、痛苦和吓人的微笑”，几个旁观者不得不离开房间，一个人甚至昏倒在地。

▲乔凡尼·阿尔蒂尼对被砍头尸体进行试验的插图，选自他的《关于抽搐现象的理论与实验》，巴黎，1804年。由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提供。

阿尔蒂尼在博洛尼亚对人头进行了试验，在一个实例中，两颗被砍下的人头通过脖子连在一起，并让电流从它们之间通过。被砍头的罪犯给当时欧洲很多类似的试验提供了材料。到19世纪初，电疗法在德国达到了如此狂热的程度，以至于在实验中使用被砍下的人头被宣布为非法。

布雷斯劳的文特博士想必是那些发现自己的工作被这部新法律带向终结的人之一。在1803年一次对人头进行的试验中，文特安排他的两个助手抓住一个被剑处死的人的头，这个人刚死一会儿。他们牢牢地抓住那颗头，与此同时，文特用电极接触被砍断的脊髓。死者的脸部以一种如此活生生的方式收缩，以至于文特确信它感觉到了痛苦。当文特用他的手指猛戳一只眼睛的时候，或者，当他的助手对着太阳举起那颗头的时候，眼睑就会合上。当他们对着受害人的耳朵大喊他的名字时，眼睛又睁开了，他的目光缓慢地转向一侧，他的嘴张开了，仿佛在试着说话。被斩首一分半钟之后，那人的头已经没什么反应了，但是，用电极深探脊髓产生了如此剧烈的面部收缩——眼睑突然合上，两颊鼓胀，牙齿咬到了某个人的手指——以至于观看的人宣称：“他是活的！”

由于在生物学上我们对另一个人的脸部活动的反应是自发地、迅速地和下意识地——因此，一颗转动眼珠、咬紧牙齿的被砍之头所带来的恐惧本质上是一种生理反射。当一张脸看上去仿佛是在表达不适或挣扎着想与人交流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便自动作出反应：笑脸让我们感到放松；沮丧的脸让我们感到焦虑；悲伤的脸让我们感到同情。我们不能不对某人的面部表情作出情绪上的反应。当这个某人是一颗没有身体的头颅时，所有这些反应——情绪的、身体的和理性的——必定乱作一团，我们的情绪本能与下面这个逻辑结论发生了冲突：这个人必定是死的。被砍下的臂和腿在演示者的桌子上可能扭动和乱戳，但一个人的头却以一种其他任何身体部件都做不到的方式伸向观众，因为它的运动看来不止是身体上的——它们是一个能感知、有意识、有感觉的动物的运动，它们的困境令人恐惧地很有吸引力。

探索人体对电流的神经学反应的试验和演示可能有些骇人，但亲眼目睹的人相对较少。而断头机，这个夺人性命而不是起死回生的机器，对比在公众的想象中唤起活死人的幽灵，它发挥的作用更大。在19世纪的欧洲，断头机作为一种处决方法的显著地位，迫使人们面对一次极其突然而生动的从生到死的过渡。断头机的受害者们并没有像他们在绞刑架上那样拼命抵抗死亡，或者陷入人事不省之中。相反，人头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从身体上砍下来。断头机的机械装置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观察者不由得惊奇万分，死亡是否有可能这么快地发生：致命的一击之后，生命多半依然在这些不幸的头颅里坚持。由于没有一个人在斩首之后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来满足生者的好奇心，因此也就不可能知道，在断头机的刀片之下，死亡究竟是何种感觉——如果真的有什么感觉的话。

断头机杀死一个人如此迅速，以至于在那些目击者的想象里，死亡的神秘瞬间似乎被放大了。那个稍纵即逝的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断头机让死亡看上去是瞬间发生的，尽管事实上并不是。这台机器太有效了，以至于似乎不是真的。如果一个人的死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快，那么，断头机或许让死亡变得可以被认知。没有了身体的头颅可能懂得自己的命运，用历史学家达尼埃尔·阿拉斯的话说，成了一个无法形容的怪物，开口说道：“我思，但我不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被截去一半。

法国大革命期间，传播过这样一些谣言：断头机上砍下的脑袋在没有身体的情况下依然活着。当国民议会两个敌对成员被砍下的脑袋被刽子手装在同一个麻袋里的时候，据说，其中一个脑袋猛烈地咬住了另外一个，以至于没法把它们分开。另一个十分流行的故事跟夏洛蒂·科黛有关，她因为1793年7月17日谋杀马拉而在断头机上被斩首。当刽子手向人群举起她的头并掌掴它的时候，她的两颊变红了，显示了她的愤怒。一位医生评论道：“当那个可恶的刽子手把那颗平静而美丽的头颅拿在手里并掌掴它的时候，谁没有看到夏洛蒂·科黛的脸因为愤怒而变得通红？”

有无数的故事讲到篮子里那颗焦躁不宁的人头如何眨动眼睛、露齿而笑、嘴唇翕动。其中有些故事是真的。被砍下的人头是能够动的；问题是，这样的动意味着什么？如果被砍下的头动了，能不能说它是活的呢？如果是这样，它能不能体验到自己可怕的命运呢？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活动所证明的，是人到最后还在努力坚持自己的权利，抑或只不过是复杂的生理过程依然在尸体中运转而已。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很多医生都曾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法国解剖学教授塞居勒博士便是其中之一。他发现，当他撑开一个被砍之头的眼睑、举起它对着太阳的时候，“眼睑立即自动合上了，就像活的一样，既突然又吓人。接下来，整个脸呈现出剧烈痛苦的表情。”当他的学生用一把柳叶刀扎另一颗人头耷拉着的舌头时，舌头缩了回去，脸也扭曲了，仿佛很痛苦似的。塞居勒的团队报告中，有一个被断头机斩首的受害人，一个名叫特里耶的暗杀者，被斩首之后他把目光转向一个说话者的方向，足足盯看了15分钟以上。与此同时，在意大利，科学家们注意到，每当他们把手术刀扎进一颗被砍之头前额的软组织时，脸部肌肉就会收缩。

▲在1803年的一次公开处决中，来自美茵茨医学协会的医生们在断头台下面检查一颗被砍下的人头。由希拉·特里/科学照片图书馆提供。

尽管对事业很投入，但研究过这些被砍之头的医生们不可能意见一致。有些科学家记录了脸部的活动，但另一些科学家则没有。1803年11月，美因茨的一个团队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两个学生就等在断头台的下面，为的是在斩首之后立即检查意识存在的证据。一个人牢牢地抓住落下的人头，紧盯着他的脸，而另一个人则对着耳朵大喊：“你听到我说话吗？”他们轮流互换，先后检查了7颗人头。没有观察到任何反应。这个团队得出结论：意识的丧失几乎是在斩首时瞬间发生的，而且不可逆转。乔治斯·马丁是巴黎的一位助理行刑官，目睹了大约120次斩首，他曾就这个话题接受采访，他说，他也相信死亡是瞬间发生的。他解释道，在死后的几秒钟里，眼珠定住了，眼睑不能动，嘴唇是白色的。

然而，要想确切地知道却是不可能的事，许许多多没有身体的人扮鬼脸、眨眼睛似乎暗示了别的可能。皮埃尔-弗朗索瓦·拉塞奈尔是一个著名杀人犯，他为陀斯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提供了灵感，1836年，他同意帮助证明斩首之后意识的存在。拉塞奈尔答应比塞特尔监狱医院的勒鲁特医生，处决之后，他会闭上左眼，睁开右眼。行刑后勒鲁特观察了拉塞奈尔的人头一段时间；他等了又等，但什么事也没发生。问题是，无论动还是不动，都证明不了人头在斩首之后依然有意识。完全有可能，那些动的头并没有任何感觉，因为，仅有活动证明不了人头意识到了其周围的环境或对之保持警觉。同样，那些不动的头很可能依然有意识，只不过动弹不了，不能表达它们的痛苦。

谁也不能肯定，因为证据实际上根本不是证据，但这一事实并没有抑制那些忙于研究被斩首罪犯尸体的人的热情。到19世纪末，科学家们依然在试着诱发被砍之头的某种反应，他们在死亡发生之后的几分钟内掐、戳、烧、割被砍下的人头。用刷子蘸上氨水插进鼻孔里，点着蜡烛对着眼球，对着耳朵大喊死者的名字，但都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出现。

在19世纪晚期，少数铁了心的科学家在他们的试验上变得更大胆。捅戳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是一回事，但试着通过新鲜供血维持一颗人头的生命会怎样呢？两个法国医生在1880年代着手处理这个问题。让·巴普蒂斯特·文森特·拉贝德试图用血让被砍下的人头恢复知觉，通过在颅骨上钻孔、把针插入脑髓来触发神经系统。有一次，他设法把一个人脖子一侧的动脉与一条活狗相连，他能够注意到人头眼睑、前额和下颌的肌肉收缩了。拉贝德记录道，某一刻，那个人的下颌猛地咬住，声音很大。达西·德·利尼埃博士也从一条活狗身上抽血，让血液流进一个被断头机处死的人的头。据利尼埃说，那颗头脸色变红了，嘴唇鼓胀而变色，面目变得更清晰。大约两秒钟，嘴唇翕动着像在说话，眼睑抽搐着，“整个脸被唤醒了，露出惊愕的表情”。“我断定”，医生写道，当然，尽管他并不能断定，“在那两秒钟内，大脑思考了。”

这些试验让利尼埃确信了断头机的“折磨”。“当刀子砍下头颅时，”他写道，“当人头滚进锯末里时……这颗与身体分离的头颅听到了人群的声音。被砍头的受害人感觉到自己在篮子中奄奄一息。他看到了断头台和白天的光亮。”利尼埃好心建议，刽子手应当立即在空中摇晃每颗人头，以确保血尽快流完，减少受害人的痛苦。

尽管有所有这些研究，但断头机的显著存在，以及它所留下的不断抽搐的人头，依然让医生们在下面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颗被砍下的人头究竟能不能感受到痛苦。到最后，科学家们在试验期间观察到了什么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同意：死亡之后，头和身体都有可能继续活动并作出反应。此外，伽伐尼的试验表明，被割下的身体部件可以继续对身体刺激作出反应，人们还普遍同意，大脑能够接受来自被截去的四肢的感觉，因此，大脑大概也能继续感觉到被完整截除的身体。

问题是，如何解释斩首之后身体部件的运动。有三位医生，塞缪尔·托马斯·泽默林、让·约瑟夫·苏和查尔斯·欧内斯特·奥尔斯纳，领导了反对断头机的论争，理由是：它是18世纪晚期的残忍暴行。他们坚持认为：被砍下的人头能够感受痛苦，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相信，断头机比绞刑处死更残忍，或者就这个问题而言，也比窒息而死或毒死更残忍，正如幸存者所声称的那样，后者更像是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相比之下，断头机是如此迅速，如此血腥。他们相信，它必定比其他处决方法更痛苦。关于身体对斩首的反应，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但他们全都同意，即使在运动停止之后感觉能力可以继续存在于被砍下的人头中。他们还相信，大脑继续发挥作用，即使已经再也没有血流向它。泽默林写道：“感觉、人格和自我意识会依然存在一段时间”，这样一来，人就感觉到了脖子上遭受致命一击的痛苦。他断定，只要空气依然能够穿过声带，被砍下的人头也会说话。泽默林宣称，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头“又粗又圆”，它比其他身体部件保存的热能更多，因此感觉能够在里面足足坚持15分钟。

这些观念的含义令人恐怖。受害人可以体验他们自己的暴死，陷入极度痛苦的生死边缘，既不完全是死的，也不完全是活的。如果你是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正在思考自己在劫难逃的厄运，那15分钟的感觉想必就像一辈子。断头机非但不像设计时所设想的那样，是高效而仁慈的杀人机器，相反倒是在对受害人执行无法形容的折磨行为，既是身体上的折磨，也是精神上的折磨。让·约瑟夫·苏认为，在断头机上被砍下的头不仅能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它们还能思考这一命运，并提出问题，“一个人能感知自己的处决，紧接着是被处决之后思考，还有什么比这更恐怖的呢？”

关于“斩首之后的生命”的争论，大多涉及到头，而不是身体。有趣的是，只有让·约瑟夫·苏相信，生命既在头中继续，也在身体中继续，这一主张暗示了灵魂或意志并非独一无二地被大脑所承载，就其性质而言也不是一元的。苏认为，有三种“生命力”——道德的、智力的和动物的——尽管统一在头颅中，但当灾难性的事情——比如斩首——发生时，它们可以短时间地独立存在。在苏看来，断头机的恐怖部分程度上是它在死亡瞬间残忍地分开这三种力量上所扮演的角色。

另外一些医生认为（尽管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断头机是下策中的上策。对有些人来说，死刑令人发指，但是，如果此事确实要发生，多亏有了这台机器情况才更好一些。一个名叫皮埃尔·让·乔治·卡巴尼斯的法国医生和哲学家支持这样一种理论：断头机的受害人没有痛苦，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感受痛苦。卡巴尼斯提到的证据来自一些在战斗中受伤的人，他们在受伤后的那一瞬间感觉不到痛苦。他认为，如果受伤的士兵在受伤之后的瞬间体验不到痛苦，断头机刀片刹那间的切削肯定不可能让人感觉到痛楚。它非但没有放大任何不适，切削的速度反而确保了死亡的痛苦被最小化。卡巴尼斯指出，颈背是动物和人可以瞬间被杀死的地方（尽管其他人不同意，并坚持认为，那个区域有大量的神经，这意味着断头机处死是一种特别痛苦的死亡方式）。

卡巴尼斯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人们在被砍下的头颅和身体上看到的那种可怕抽搐，他提到了一些瘫痪病例，这些病例证明，在没有感觉的情况下，肌肉运动是可能的。这些例证支持了卡巴尼斯的理论：人们在被砍之头上看到的眼珠转动和牙齿打战纯粹是机械运动，与感觉没有任何关联。他推测，意识需要大脑与神经系统其余部分的物理连接，并非定位于任何一个身体部件，比如脑髓。意识依赖于整个身体的统一。一旦这种统一被摧毁，通过割断脊髓，意识便立即停止了。在这个意义上，在斩首的那一瞬间，当脊髓本身被切断、身体的统一被摧毁时，所有人格和感知都被彻底根除了。据卡巴尼斯说，毫无疑问，被砍之头有意识是不可能的，不过是想象力的虚构。尽管他承认，刀片的落下并不必然标志着生命的立即终结，因为某些生物功能可能还在坚持，但他认为，有意识的痛苦是立即终结的。

断头机把死亡的瞬间置于舞台中央，然而，这个瞬间依然令人沮丧地难以捉摸。死亡究竟何时发生？生命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仅有运动、意识或感知便构成了生命？那架巨大的斩首机器把这些问题醒目地带入了焦点，但关于斩首和死亡的争论在医学伦理领域一直持续至今，它们证明了死亡一直都很神秘。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一些研究者在1990年代所做的一项试验证明，没有头的动物可以成功地生产后代。当时，一只怀孕的绵羊被砍掉了脑袋，同时把它连到一台维持生命的机器上。羊羔在它母亲被砍头30分钟之后出生了。羊羔妈妈在小羊羔出生期间是不是“活的”？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生命，一点也不奇怪，专家们依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绵羊的心脏还在跳动，血液还在循环，还在通过呼吸机呼吸，还在维持一个稳定不变的内部环境。它还在运转，即使它并不完整。这一试验的设计，是为了对正在进行的关于脑死亡的争论作贡献，用这个怀孕的无头绵羊取代一个脑死亡的怀孕妇女。有的人认为，一个被宣布脑死亡的女人并没有死，因为她可以成功地孕育并生产一个健康的婴儿。

通过砍下一只绵羊的头，研究者们认为他们证明了一只死绵羊可以生产，因为，谁能说斩首不是死亡的定义呢？斩首是决定性的。不可能说一个没有头的人他依然活着。但是，有点像早期的人头试验，这次绵羊试验的结果依然留下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它证明了一只死绵羊可以生出活羊羔；另一些人说，它只不过证明了这只“死”绵羊实际上在一段时间里依然活着，尽管被斩了首。或许这次试验只是证明了失去你的头颅根本没有给你的身体带来终结。至少，在大约30分钟的时间里，在广泛的医疗技术的帮助下，再加上大量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们的努力，它并没有终结。

脑死亡的概念已经开始主宰死亡的临床定义，这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正如那只绵羊和无数医院患者所证明的那样，一系列身体功能在脑死亡之后可以成功地得到维持，从而有人相信，根本不应当认为脑死亡患者已经死了，而且还有一点依然并不清楚：大脑死亡究竟要花多长时间。人们通常认为，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大脑大约可以生存40分钟，但对猪所做的试验表明，在心脏停搏15分钟之后，它们不可能恢复过来，在没有任何明显的脑损伤前提下。泽默林博士无疑会欢迎这些结论，因为它们支持了他的理论：没有身体的头颅可以活15分钟。死亡的时刻依然是一个生理学难题，也是一个哲学难题，只不过并没有清晰地显露出来。你越是使劲地看，它就越是从视野中消失。

当然，人头不再被用于这种研究，但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欧洲的博学之士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仍在捅戳被砍下的人头。所有这些试验的黑暗讽刺是：在试图证明砍头很痛苦的同时，科学家们一直在把那些潜在的令人痛苦的试验强加给他们的试验对象。因为，如果意识可以在一颗砍下的头颅中继续存在，那么，这些医生就是故意要延长它，常常是通过最让人痛苦的手段，因为就可能的情况而言，没有任何真正的事例能够证明他们的臆测。

在19世纪末，大约就在利尼埃用狗血和人头做试验的那段时期，人们对这种工作感到越来越愤怒。一位反对者评论道：

最残忍的刽子手，他们用火烧，用钳子折磨，将犯人绑在轮子上碾，要是跟玩弄这些血腥人头的科学家们比起来，他们算得上是鸽派人物了。毫无疑问，立法者不可能预见到一个竟然会折磨死人的生理学家的足智多谋。这个被砍头的人已经还清了他的债。谁也没有权力让他还第二次债。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对人头的研究既有辱人格，也很不道德。或许，神秘的死亡时刻的问题根本就不需要去管。

这样的研究在20世纪变得越来越罕见，但并没有完全停止。直至1957年，法国的一些医生还得出结论：“每一种维持生命的必要成分在斩首之后依然存在……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次恐怖的经历，一次凶残的活体解剖，紧接着是一次过早的埋葬。”因为，只要断头机在法国是法定的处决手段，医生们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回答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斩首的感觉如何。

人头研究在20世纪衰落了，然而，有些科学家却把他们的注意力对准了动物的头颅。查尔斯·格思里是一个美国生理学家和血管手术的开拓者。他在1900年代初期与亚历克西·卡雷尔合作移植和缝合静脉，这项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铺平了道路。格思里曾尝试移植四肢，曾把肾缝合进腹股沟，还进行过移植头的试验。

1908年5月，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格思里成功地把一只狗的头移植到另一只狗的颈部底面。他把血管嫁接到一起，这样一来，一只狗的血从另一只狗的头部流过。这颗被移植的头显示出了基本反射：瞳孔收缩，鼻孔抽搐，舌头活动。手术7小时之后，并发症出现，他们对这两只狗实施了安乐死。

在1950年代的苏联，弗拉基米尔·德米霍夫对许许多多倒霉的狗进行了类似的手术。这并不奇怪，德米霍夫是个“精力充沛、坚决果断的人，行事方式坦白率直，开门见山”。在20世纪中叶，除骨头、血管和角膜之外，移植任何东西都被证明是毫无希望的冒险，而德米霍夫着手证明：软组织，甚至是敏感脆弱的脑组织，可以在移植之后存活。在各个实例中，德米霍夫的团队把一只狗的头、肩、肺和前肢连接到另一只狗的脖子上。尽管这些双头狗大多数在几天之后便死掉了，但有些狗活了几个星期，这些试验被认为大获成功。供体狗不仅依然有意识，而且，它们还喝水，咬人的手指。

随着器官移植手术在20世纪晚期变得越来越广泛，移植头的动力也就活跃起来了。再也不必证明供体器官在接受者的身体上能够存活，但有一个医生依然想证明，人头——作为一个有意识、有感知能力的人格容器——本身可以在移植之后存活。德米霍夫已经证明，一只狗头保持了大脑的功能。在1970年代，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工作的美国外科医生罗伯特·怀特着手证明：头的移植在灵长目动物身上是可能的，因此理论上在人的身上也是可能的。作为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怀特研究过大脑的化学和生理学，以及深度低温对大脑的影响，那是一种保护技术，应用于外科手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血液循环中断情况。他相信，他的试验为那些瘫痪患者接受四肢移植提供了可能，这些患者由于瘫痪，他们的器官更容易衰竭。

怀特早期的试验涉及到摘除一个动物的大脑，同时维持它自己的血液供应；然后，他着手把孤立的大脑与一个不同的动物的血液供应连接起来。接下来，1971年，在超过十几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怀特和他的团队成功地把一只恒河猴的头移植到了另一只被砍头的恒河猴的身体上。手术用了8个小时。当猴子（们）恢复意识的时候，怀特把他的患者（们）描述为“危险，好斗，非常快乐”。移植的猴头（实施了麻醉，好让它感觉不到痛苦）依然有意识，而且很警觉。它满屋子追着人和物跑，它咬人的手指，咀嚼并试图吞下食物。

怀特把这一手术重复了很多次，分别用猴子和狗做试验。每一次，“标本”（他这样称呼他们的那些混合动物）存活在6小时到3天之间，然后死于失血或免疫排斥反应。到1980年代，怀特的团队设法改进手术程序，以便“标本”能够独立呼吸。怀特还开始处理尸体，记下理论上把他的移植手术用于人类患者身上所必需的每个阶段。他抱着成功实现人头移植的预期开发出了一种类似于机械心脏的东西，能够供氧并控制血液流入脖子中。

怀特死于2010年。他定期领着新闻记者参观他的实验室，这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的研究工作的博物馆，他始终相信，人头移植是可能的，尽管他承认，实际的和伦理的障碍可能太大。除了任何别的事情之外，这样一次手术的成本（无论是在金钱上，还是就正在耗尽的稀缺的供体器官而言）将会高得令人乍舌，但跟这一手术的哲学含义比起来，这样一些反对理由似乎就微不足道了。

怀特把所有更宽泛的伦理问题搁置一旁。他坚信，人格完全位于人头中。他在访谈中解释道：“思维中不仅包含了那些让我们成为人、成为个体的所有成分，而且它还代表了人的精神或灵魂的身体意义。”他坚持认为，一个捐献者那已经没有神经功能的身体，无异于一个四肢瘫痪患者的身体，而且据怀特说，四肢瘫痪患者将是施行这一手术的合适患者，因为，他们的预期寿命常常很短，新的、别人捐献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以他们老的身体一样的方式发挥作用。“我总是回到同样的基本概念：你正在保存大脑、思维和灵魂。尽管是身体上的仿制品，但是，如果你通过脑神经发挥作用的话，这里面似乎就没有什么界限了。”

当有人提到关于匹配捐献者和接受者的肤色和性别的问题时，怀特给出的回答更少。“我确实没有琢磨过这些，但它们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鉴于下面这个事实，创造这种极端形式的混合人的意义甚至更加严重：怀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神经科学的进步为什么就不该允许有朝一日把供体和受体的神经连接在一起，为移植之后实现一定水平的身体运动和感知能力铺平道路。

在罗伯特·怀特看来，身体不过是一台有机的生命维持机，其所发挥的作用仅仅是维持一个人的生命，并将之局限于他的头颅中。怀特的结论令人震惊，因为它否定了一个概念，而我们觉得这个概念对我们的身份来说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的头属于我们的身体，反之亦然。斩首的力量始终来自于它的终结性。斩首就是死亡。然而，在一长串不能接受其终结性的科学家、哲学家和普通人当中，怀特是最坚持的一个。怀特把斩首看作是人类生命中的一个潜在阶段——看作是一个人可以忍受的事件。如果你能在自己被砍头之后依然存活，与你自己的身体——更年轻、更健康、再次被赋予活力——重新结合，比起与一个从前属于别人的、已经死去的身体重新结合，那要好多少。

▲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的神经暂停手术仪器和神经暂停储存舱。由默里·巴拉德提供。

人体冷冻机构确实在照看“瓶子里的脑髓”，只不过它们实际上是一些被砍下的人头，装在巨大的金属真空保温瓶（被称作“杜瓦瓶”）里，里面装满了液氮。亚利桑那州的阿尔科基金会（Alcor）是世界上最大的人体冷冻机构之一，有超过120名“患者”被储藏在那里，其中三分之二的人都经过“神经暂停”（也被称作砍头），其余的则是“整体患者”。人体冷冻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心脏停止跳动之后有一段“宽限期”，在这段时间里，身体的细胞依然没有受到损害，大约持续8分钟。当活细胞被冷冻至零下79摄氏度时，所有生物化学改变都减缓至近乎静止，或者完全停止状态，于是活细胞可以在冷冻状态无限期地保持下去。人体冷冻专家相信，如果人体可以足够迅速地冷却下来并加以保存，未来的技术，比如克隆和纳米技术，可以被用来修复大脑和身体，在未来几百年后，“患者”会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再次年轻而健康。在人体冷冻专家看来，死亡只是你能够起死回生之前的一个必须加以管理的阶段。

神经暂停（或砍头）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大脑是人体中唯一绝对需要保存的部分。阿尔科的前任主席史蒂夫·布里奇写道：“不存在‘大脑移植’这么回事；大脑移植到一个新的身体上是‘身体移植’。我们就是我们的大脑。”他们坚持认为，其他器官是可替换的，而且可以移植，不会威胁到人的身份，但如果大脑损坏了，人的身份可能就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如果不保存大脑，未来的人体冷冻专家就不得不创造出一个新人；但是，如果不保存身体，他们就只要创造一具新的身体。像克隆这样的技术暗示了：科学家们有朝一日能够在实验室里培养出新的、健康的组织——甚至是新的四肢和新的躯体。人体冷冻专家认为，由于我们全都是从曾经的一个细胞（当我们被受孕时）生长出来的，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我们还能这样。

如果你在考虑冷冻保存，有许许多多的有利条件让你愿意在死后被砍头，首先是经济上的。保存一个人的头比保存整个身体便宜很多，因为它需要的液氮更少，储存容器更小，空间也更小。当人体冷冻在1960年代出现时，有一点很快就变得清楚了：高额的管理费用和启动成本，以及复杂的后勤，将使得整体保存极富挑战性。他们不得不“削减至最核心的东西，人体冷冻的全部意义实际上也就在于此——人的存活。而对人的存活来说，最根本的是大脑”。在那个时候，冷冻保存的经济学有着异乎寻常的效果：使得砍头成了一种道德责任。正如这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迈克·达尔文所回忆的那样：

阿尔科基金会和我开辟了神经暂停的道路，因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和道德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挽救我们所爱之人的生命，而在别的情况下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以后的历史证明，从“政治的”或“更大的善”的立场来看，这样做是错误的，那么我希望，对我们的审判不要太严厉。因为事实上，它是我们能够做的、依然人性的唯一事情。事情的结果如何我们并不清楚。谁曾梦想过，切下你母亲的头可能是表示爱的终极行为，是挽救她生命的最佳机会？

神经暂停一直很流行，因为它对患者的口袋来说更轻松一些：整体保存的成本最低是12万美元，如果仅仅保存你的人头只需5万美元。神经暂停还意味着，在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那些生死攸关的瞬间，“人体冷冻暂停小组”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仅集中于你的大脑，而不是试图保存你的所有器官。这意味着防腐化学品可以更快地灌注到你的大脑里，可以更迅速地冷却，未来对你——或者至少是你的大脑——大有好处，而且，如果你被保存在一个更小的容器里，在紧急情况下也就更容易运输。

一些有献身精神的人体冷冻专家同意：神经暂停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来自社会的，或者说是“审美的”。被砍下的人头简直太过血腥，人们很难相信，砍掉他们的老爸或妻子的头颅是一种给他们提供新的、更好的生命的方式。有些人体冷冻机构拒绝提供神经暂停手术，因为它对公众关系十分不利。对那些考虑这个手术的患者，阿尔科的一位前任主席建议，你“不妨马上跟你的家人和朋友谈谈人体冷冻和细胞修复，好让他们习惯于基本概念。然后，当你突然把冷冻人头的事情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不会把这看作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想法了。”对人体冷冻专家来说，神经暂停很简单：考虑到另外的选项就是死亡，因此它可能是你的最佳选择；无论如何，等到你从真空保温瓶里重新出现的时候，所有艰苦的工作都已经为你完成了，长出一个新的躯体将是标准程序。

毫无疑问，像“斩首”和“砍头”这样一些词汇的老式内涵解释了人体冷冻专家为什么更愿意谈论神经暂停和“头部隔离”，在他们看来，这些说法有一种令人安心的科学光环，但人体冷冻的现实并不适合胆小的人。阿尔科基金会承诺，一旦得到患者死亡的消息，他们便会派出一个冷冻运输团队，来到患者的病床前，他们将会一天24小时守候在床边。一旦患者被合法地宣布死亡，他们的身体将被放进一个冰水浴缸里，连上一台心肺复苏机，不是要试着让它起死回生，而是为了维持它的血液循环。与此同时，团队将静脉注射一系列药物，以维持患者的血压，减少大脑的氧气消耗。心肺复苏机被便携式心肺机所取代，经由股动脉进入，很快降低了体核温度，身体依然被冰裹着，运送到阿尔科进行外科手术。

在阿尔科，患者的血逐渐被“冷冻保存灌流”所取代，为的是优化保存。整体保存的患者必须打开他们的胸腔，以接通心血管，但对于神经暂停的患者，阿尔科使用脊柱里面的动脉。在患者头部（经常要剃光头发）钻出两个小孔，以便在灌流期间可以监视大脑。一旦大脑被灌流充满，外科便开始执行“头部隔离”，或者说是砍头，用专门的带锯，把患者的头放进杜瓦瓶里。接下来，头被逐渐冷却，时间超过两周，直至零下196摄氏度。

对于神经暂停患者，人体冷冻专家会割下整个头颅，这仅仅是因为摘除一个人的脑髓会造成太多的损害，且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把脑髓储存在它们最初的保护容器里面更容易、更安全。然而，患者的脑髓在整个过程期间所遭受的损害也相当大，而且，在未来几十年里——就算不是几百年的话，低温冷冻的脑髓依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因为科学家们没有办法固定它们。人体冷冻专家相信，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要给人培育新的躯体，而是要找到修复受损脑髓的办法，这是接受低温冷冻的代价。

当人体细胞被冷冻的时候，水从里面渗出，形成薄薄的冰晶体，撕裂了相邻的细胞。有些纳米技术专家谈到细菌般大小的机器，有朝一日会在身体中穿行，修复数千万断裂的细胞，但这样的装置依然属于幻想中的乌有之乡。科学无论如何还没有达到能够修复这种深度的细胞损害的程度。不必说重建断裂细胞的方法似乎还不够，哪怕治疗老年痴呆、癌症或其他任何可能首先杀死我们的退行性疾病的手段也还有一些未被解决的问题。即使所有这些医学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想到作为一件完全是设计制造出来的人工物品而得以再生，“一个嫁接、移植和极小原动力的拼凑之物”，在实验室里生长发育，超出自然规律之外，这个想法足以吓住绝大多数人，不敢把他们的赌注押在人体冷冻再生上。你的大脑如果没有了你的躯体——我所说的躯体指的是你最初出生时的那副躯体——在任何公认的意义下还是不是你的大脑呢？而且，你的心智——你的人格，你的身份——是否不只是激发你脑髓中的神经突触的模式，或者说，就这个问题而言，不只是你头颅中的内容？

我们并不理解人的个性与人的身体相互作用的无穷复杂性，但有各种不同的理由相信，我们应当提防，不要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我们的大脑，也不要低估我们的身体在我们观念的形成上所扮演的角色。首先，我们的大脑是由我们所做的事情形成的。研究表明，毕生有规律的练习会改进一个人的记忆、注意力的持续时间和今后生活中的学习能力，因此，当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给予锻炼时，我们也是在锻炼我们的大脑。

不仅我们的精神生活被我们的身体健康所塑造，而且在对精神训练作出反应的过程中，我们大脑的物理尺寸也可能随之而增长。伦敦大学学院几位认知科学家所做的一项长期研究表明，伦敦的出租车司机脑内的海马体扩大了，这多亏了“知识”，也就是传说中他们穿行于伦敦大街小巷的能力。海马体控制着记忆和空间意识，但在特别强烈的训练期间会变得更大。类似的影响在钢琴调音师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学习了穿行于复杂的听觉风景中的能力。海马体的大小与其使用的程度密切相关：当人退休的时候，它再次收缩。这些发现导致研究者们把大脑描述为一种对练习作出反应的肌肉。

导航既是一种精神能力，也是一种身体能力：人们经常发现，很难从口头上描述一条路线或把它概念化，但他们可以从身体上沿着这条路线行进，而根本不需要任何有意识的努力。在思维上知道怎么做，以及在身体上知道怎么做，这之间的界线很难说得清。运动员和音乐家也同样如此。音乐会上的钢琴演奏者能够记住成千上万的音符和复杂的指法，而没有对它给予任何有意识的关注；足球运动员的身体判断一只球错综复杂的角度、速度和重量，天气条件，以及对方队员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在运动中，在这样的情境里，理性推理派不上什么用场。这些身体技能超越了语言上的或精神上的理性思考：专业运动员多半会发现，很难准确地解释他们在一场比赛中如何执行他们有目的的行动，因为他们的身体只是自己做了这件事。

这些只是人的身体塑造心智比大脑更明显的方式而已——谁知道把这两者分离开来更微妙的含义是什么。遭受重重一击的人有时候会排斥已经麻痹的肢体。这种情况被称作“病感失认”，意味着患者要么没有能力认识他们的伤残，要么否认自己与他们身体的受损部位有任何的关系。比方说，他们的左半侧干脆不属于他们。一个病感失认症患者“对别人的一条腿乱放在他的病床上感到如此愤怒，以至于举起那东西要扔掉，随后吃惊地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一个左臂失去知觉的女人拒绝承认她左手上的指环是自己的，但当指环转到她的右手上，她便十分高兴地讲述了各种关于它们的故事。有一点并不清楚：这种情况究竟是源自大脑的损伤，还是源自身体的损伤，抑或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应对策略，或者是这三者的结合。病感失认症通常在两三周之内减退，但它显示了我们肉体化精神的复杂性：如果我没有以同样的方式感知我的身体，那么，我就成了别人。

心脏移植患者的体验大概是最令人吃惊的。经历人格的改变相对来说比较常见。对以色列35个男性心脏受体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将近有一半人有这样一个观念：他们呈现出了供体的人格。维也纳的一项类似研究显示，20%的患者报告他们人格的改变，他们要么把这归咎于濒临死亡所带来的心灵创伤，要么归咎于他们接受的新心脏。移植手术之后，人们报告自己经历的改变包括：性情脾气，日常饮食，音乐趣味，生活规律，睡眠习惯，甚至还有他们的性取向。偶尔，某个患者的故事会登上头版头条，如他们声称，在他们知道供体是何等人物之前，便表现出了供体的人格。有一个人说，在他发现供体是个热衷小提琴的演奏者之前，他就发展出了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一个女人声称，她在器官移植之后莫名其妙地渴望啤酒和炸鸡块，后来才得知，她年轻的供体喜爱这些食物。

像这样一些患者，可能在住院期间下意识地捕捉到了帮助形成其新身份的信息。而且，人格的改变可能不仅与濒死经历的痛苦经验有关，并且还与患者余生不得不服用的强力免疫抑制药物有关。然而，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是如此清楚，以至于研究者们开始假设另外的理论。例如，心脏产生荷尔蒙，有它自己的神经系统，通过范围广泛的与大脑中类似的神经通道和突触把信息发送到身体。这一系统被称作心脏的“小脑”。内脏有一个规模更大的“小脑”，有超过1亿个神经元，控制着你的某些情绪反应——“你胃部的呕吐感”实际上是你胃部的大脑与你头颅中的大脑在交流。内脏里的神经元或许并不影响有意识的思考，但它们影响我们的情绪，使得思维与身体之间的区分并不像你假想的那么清晰。

尽管一个患者对器官移植的反应在其生理学方面令人颇感兴趣，但心理反应却是压倒性的。多达三分之二的心脏移植接受者后来觉得很悲痛，三分之一的患者在此后的余生里体验了持续不断的悲痛。少数患者甚至试图剖开自己，试图撤销移植手术，因为对他们身体的侵入让他们深受折磨。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新的心脏不只是一个“替代部件”，它是一个闯入者，或者说是第二存在，就像一个他们不得不收留在自己体内的客人。接受者谈论他们的新心脏时仿佛它是某种意义上的胎儿生命，就像一个不同的人在他们体内生长，这样一种感觉既特别又危险。他们谈到“那颗心脏”，而不是“我的心脏”，并担心“那颗心脏排斥我”。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活着两条命，因此，当有人问他“今天咋样？”时，他的回答是：“我们很好。”少数接受者报告了这些感觉，但在心脏移植手术之后，有些患者觉得他们不得不伸展、加倍或分裂他们的人格，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某些病例中，这种感觉可能导致精神病，或者严重的精神问题。一次手术，就相关医生而言可能是“成功的”，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

人们对器官移植的反应十分复杂，这使得头部移植的前景至少可以说是令人不安的。2010年以来进行了少数几例全脸移植（第一例部分脸部移植发生于2005年），但迄今为止缺乏其心理影响的相关数据。大多数伦理学上的争论聚焦于这样一个事实：一次脸部移植把终生的免疫抑止药物强加给了一个其他方面都很健康的人，带来了感染、排斥和疾病的风险。谈到把别人的脸并入到你自己的脸所带来的心理暗示，评论者都同意，我们对人脸的认识尚不足以让我们能够预言其后果。

作为一个“表达器官”，脸在所有器官中是独一无二的。不像心、肺和肾（这些器官谁也看不见），我们的脸通过把我们与塑造我们身份的其他人（和物品）关联起来，从而帮助定义和重新定义我们。我们的脸促成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互相依赖。哲学家黛安·珀皮奇写道：“自己作为完整的人，也就是说，作为拥有尊严和道德价值的人，我们对自己的感知并不是给定的。它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脆弱的、主体间的实现。”脸部移植并不仅仅是用供体的脸取代了受体的脸；相反，它们通过把两个人合并为一个人，从而创造出了一张新脸。外科医生在患者的头上标出一块地方，一个人的身体到此结束，另一个人的身体由此开始，但在他们帮助构想的这个新人的内部，这些界线究竟画在什么地方（或者如何画），这一点并不清楚。

移植一颗头颅及其所有内容甚至更加激进。颇能说明问题的是，罗伯特·怀特的团队把他们做手术的猴子称作“标本”——附和了弗兰肯斯坦赋予生命的那个“倒霉背运的怪物”——仿佛他们认识到了，他们的创造物根本不再是猴子，而是正在成为某个新的东西。怀特和一些重要的人体冷冻专家更愿意把这个一般意义上的过程称作“身体移植”。为什么移植身体比移植头颅更可接受？凭借它高高在上的位置，头颅长期以来被认为统治着身体。它观看、聆听、嗅闻、品尝周围的世界；它的肌肉表达自己，比其他所有部位加在一起还要敏感；它把神经系统的中心安全地保存在其内部。我们痴迷于我们自己的头颅，其漫长的历史有着如此多的理由——有些是实际的，有些是审美的，有些是生物学的，有些是哲学的。头颅有它自己的风采。或许有朝一日，我们能够让头颅表面上的自治成为一个物理现实，然后我们将决定，我们是不是真的想知道，是否可以让我们的头颅一劳永逸地统治我们的身体。

结论

是别人的头颅还是我们的？

人头总是以复杂而矛盾的方式吸引我们的注意，这种感觉既熟悉又超脱尘世。它们提醒我们记住自己的脆弱；它们迫使我们观照内心的自我，诱使我们研究人性的局限。我们或许不喜欢自己看到的，但那本身不是我们转过脸去的理由。

这本书是我对砍头一事的体会。我从未观看过一个人被砍头，也从未见过一颗刚刚被砍下的人头。书籍抑制了恐怖，就像解剖室里的消毒盖布或博物馆里的玻璃柜子，它们让我们能够与恐怖保持一定的距离。一种超然感以及它可以释放出来的力量，把我在这里讲述的故事连接起来，尽管这些故事千差万别。

对一个人的头颅在身体上的超然，常常紧跟在假定的社会超然之后，它把施刑与它的受害者分离开来。这种社会超然常常采取了种族主义的形式，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役中那样，或者像测量人类头盖骨变种的早期人类学探索那样。在某些实例中，种族主义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受害人几乎被看作是劣等人。同样的话也可以拿来说这是基于阶级的偏见，这一偏见使得更早几代解剖学家能够让自己与那些一贫如洗的“患者”保持距离。在这些情况下，对穷人的疏远有助于把那些无名无姓的尸体转变成医生手里的“临床材料”，后者在医院的解剖室里肢解这些尸体。

还有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距离，由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宗教信仰塑造成形，把某些人——圣徒或罪人——置于正常社会之外，使得他们的身体更适合于切开。在过去，罪犯的身体被剥夺了死后保持完整的权利，解剖成了他们永恒惩罚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圣徒的身体超越于自然法之外，其威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们按照惯例被分割开来，作为圣徒遗骨在活着的人当中重新分配。罪犯的身体和圣徒的身体被分割和对待的方式完全不同。

今天，通过一套精心控制的职业匿名体系，人们又创造出了一种超然感，正如医科学校里建立的那套体系，它帮助把人的身体转变成编号的样本，因此能够更轻松地检查它们。如今，社会距离被故意制造出来，作为医学行业与那些自愿捐献身体给科学的人之间所订立合同的组成部分。

不管具体的环境如何，通常取得人头的人把自己看作不同于那些被他们取头的人。他们把所处理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客体化了。不难看出，切断一个人的头如同把那个人转变成了一种特别有威力的物品——某种可以切开、分发或当众展示的东西——但是，这个过程经常在切下第一刀之前便已经开始。换句话说，很少有哪个人砍下一个自己认识的人的头（尽管我们知道，有些解剖学家曾解剖他们的朋友和家人）。接受锋利刀刃的，更有可能是“敌人”、“供体”、“标本”，或者是一个神圣存在的“不会腐烂的肉”。社会超然感甚至可以在一个人死亡之前便把他从一个人转变成一件物品。

社会距离常常伴随着身体距离。斩首及其副产品，都远离日常生活。一个人在街上、在家里或者在日常工作的时候被斩首的情况极其罕见，因为人头通常是在远离家庭领域的地方被砍下的。这种地理上的遥远使得实施者可以拥有不同的身份，占据不同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正常的道德准则颠倒过来了。

关于这一点，最佳的例证是在战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列岛的丛林里，实施暴行的士兵们回顾起他们的经历，仿佛是在思考别人的事情：“那不是我。某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我只是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开始杀人。我只是做了。我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陌生的风景，因为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缺乏任何联系，造成了承受道德秩序的颠倒。当你置身于一个不同的世界，做一个不同的人也就更容易一些。在这个另类的现实中，远离国内的家人和朋友，人们被鼓励采取暴力行动，因为杀人而受到赞扬。

这种“人格分裂”效应——在这样的分裂中，一种新的人格面貌出现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语境里，控制这一领域的是一些颠倒过来的惯例——在行刑仪式中也很明显。刽子手和已经被定罪的罪犯同样与社群隔离开了。他们在断头台上为公众“表演”，断头台为他们划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空间，被不同的规则所控制。有时候，受害人可能穿透这个屏障，向人群大声呼喊和恳求，但归根到底，他们依然遥不可及，哪怕近在眼前。今天，观众们在线观看罪犯砍掉受害人的头。此时，有视频摄像机介于观众的角色中间，它同时证实了视频中的事件是完整的，发生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这种分隔让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但它也可能鼓励我们观看，尽管我们持保留意见，或者帮助我们原谅自己参与其中。

大概，人们参与一次互动但占据着不同的世界这个观念鼓舞了殖民事业，当然这项事业本身就是在远离国内的地方被人们所追求。像詹姆斯·詹姆森这些人不仅把自己看作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截然不同于他们为了研究而搜集的那些土著民，而且还觉得置身于外国的土地上，这赋予了他们权利，在那里，以新的人格面貌做试验并逃脱惩罚是可能的。

在医学行业，一些程序被允许在解剖室或手术室的门后进行，而在外面的大街上，它们将令人震惊的具有犯罪倾向。医生们也占据着一个与我们其余人完全不同的世界。即将毕业的医科学生，学习了从事他们这个行当所需要的“必要的残忍无情”，常常反思他们已经留在身后的那种遥远的、不了解的世俗文化，以及他们已经从他们原先的身份和参照系走出了多远。这个新的身份部分程度上被职业生活的动作编排所支撑。像消毒手与臂、穿手术服、戴手术面罩以及在对公众紧闭大门的房间里工作这样一些仪式，帮助医生们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行事。

同样，斩首的产品，亦即人头本身，常常支配着单独的生活领域。今天，它们总是被保存在博物馆或教堂的玻璃柜里，或者被锁起来，不让人看见。我们与它们之间的互动受到严格的行为准则的控制，只有少数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才能处理它们。当冈瑟·冯·海根斯这样的“策展人”“拆除框架”的时候，它引发了论战。同样，当战利品骷髅或干缩人头在家庭露面时——许多年后它们被发现藏在阁楼或地下室里——人们通常发现，它们的存在令人不安。由于这些都是人工制品，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传统角色，它们往往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说经过防腐保存的人头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很不协调，其实其中很多人头是在那些人口密集的地方用死者的尸体创造出来的。这样的环境不仅可以创造出一个“隔离的”区域，而且在这样一个区域里，人们经常紧挨着与死者生活在一起。我们生活在一个生者与死者没有多大关系的社会里，但在战场上，在医科学校或医院里，甚至——你可以认为——在博物馆里，有大量的尸体。当你每天都目睹死亡的时候——当你看见大量尸体的时候——你就对它习以为常了。

士兵和医生很快适应了跟死亡打交道，甚至是肢解尸体。人们发现，他们可以切割、撕扯死人，并剔除他们的肉，就像对待其他任何死之动物一样。而且，由于医科学生很少报告任何深度的个人精神创伤，因此恐怖并不在于你能够对另一个人的身体做什么，更多地在于你发现自己做这件事情时所处的环境。肉搏战激烈得令人恐惧，它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它远离那些解剖自愿捐献者尸体的医生们一丝不苟的研究，但在这两个场景中，起初令人震惊的东西可能变得稀松平常。

然而，实施者在行动过程中常常服从更高的权威。这个权威不仅为他们处理死者提供了一个结构，而且还免除了他们的个人责任。一个教授，一个军士，一个法官，甚或是上帝，都可能鼓励、指导或命令残忍的行为，他们同时抱有这样一种理解：这是为了一项更崇高的事业，“为了社会”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旦这些行为成了社会体制的组成部分，就大可不必把它们指责为个人精神错乱的证据。相反，它们被赋予了文化价值。这一价值或许是有争议和令人担忧的，但它依然构造了我们对恐怖事件的态度。在各种不同的行当中，令人憎恶的砍头成了我们文化结构中的组成部分，我们共同遗产的组成部分。

这样的暴力行为可能激发令人吃惊的一连串情绪。像悲伤、厌恶和羞愧这些情感都不难预料，但这些负面的反应被一种亲昵和惊奇的感觉所折射出来。把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捧在手里，甚至割下别人的头颅，可能是一件刺激的事。拥有别人的头颅可能是一种引人入胜、感人至深的经历。它可能是一种尊敬的表达或虐待的行为，抑或兼而有之。人们总是像对待珍贵的财产一样对待被砍下的人头，因为它们并不是平凡普通的物品。不论是作为一件宗教遗物，一个伪科学符号，一个艺术家的灵感之源，还是一个士兵的死亡警示物，数不清的人头被转变成了崇敬的器皿。尽管砍头会带来心灵创伤，或者说大概正是因为这种心灵创伤，被砍下的人头保存了生者的几分灵魂，因此能够激发养育的本能。从奥利弗·普伦基特的头颅“甜美芬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士兵们给它们戴上帽子、插上烟斗的敌人的骷髅，别人的头颅可以是十分亲昵的对象。有些头颅在死后享受了广泛的社交生活，比它们的主人生前享受的还要广泛。

不管什么样的语境，当人们面对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时，正面的和负面的情绪常常以莫名其妙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诉诸幽默并让自己跟他们的古怪感觉保持距离的原因之一。它还有可能是人头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它们激发了一种陌生的情绪混合。它们让我们觉得古怪而异常，这是其力量的组成部分。

尽管人头常常令人恐怖和悲伤，体现了对个人的极大不公正，但它们总是以复杂而矛盾的方式吸引我们的注意这种感觉既熟悉又超脱尘世，它们提醒我们记住自己的脆弱。它们迫使我们观照内心的自我，诱使我们研究人性的局限。我们或许不喜欢自己所看到的，但那本身不是我们背过脸去的理由。

致谢

我要感谢萨姆·阿尔伯蒂、肯·阿诺德、克里斯·戈斯登、劳拉·皮尔斯、艾丽森·佩奇、伊夫林·特拉尼和杰米·特拉尼阅读了本书较早的手稿，并向我提出了他们的建议。感谢托马斯·库奇和乌娜·斯特兰德·维达尔斯多蒂为我阅读了个别章节。感谢奥菲莉·勒布拉塞尔帮助我翻译法语，多米尼可·富尔乔内帮我翻译意大利语。罗斯·巴奈特是一个信息的宝藏。

劳拉·弗格森和乔伊斯·卡特勒-肖跟我谈论了他们作为艺术家的工作，阿利斯泰尔·亨特慷慨地抽出时间，帮助我理解解剖室里的世界。

温迪·莫尔触发了导致这本书的一系列事件，对此我一直很感激。帕特里克·沃尔什是本书的倡导者和我的导师。我还要感谢菲利普·格温·琼斯、马克斯·波特、安妮·梅多斯和格兰塔的团队，鲍勃·韦伊和诺顿的团队，感谢他们在每个阶段给予的帮助、支持和建议。

雷切尔·图法诺的工作已经超出了其职责范围，她总是带着微笑，为我打开工作的空间。

我的父母在很多方面对这项计划付出了他们的活力和能量，我在这里不可能一一提及。带着我的爱和感谢，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丈夫格雷格尔。

译后记

弗朗西斯·拉尔森开宗明义：“这是一本关于砍头的书。”不消说，对于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说，被砍头的经历大约谁也不曾有过；而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恐怕也不会有多少机会像菜市口的围观群众那样，有幸目睹“砍头”这一极端残忍而壮观的人类活动。奇怪的是，“砍头”这个词的意思，我们似乎全都明白。中国读者大约都熟悉“砍头不要紧”那首诗。不过话说回来，诗人的话也不好太当真。事实恰好相反，砍头并非不要紧，而是十分要紧，因为，我们脖子上的这颗人头，毕竟不是韭菜，一旦割掉，怕是不会再长出来了。

那么，我们这些自诩为“文明人”的现代看客，是否真的与砍头这一“野蛮”行径相去遥远了呢？拉尔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人类历史上塞满了砍下的头颅。……千百年来，人头就几乎一直装饰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断头台到大教堂，从解剖室到画廊。我们的斩首传统源远流长，甚至到今天依然存在，尽管是心照不宣的存在。”

近年来，恐怖组织最吸引眼球的行动，便是对不幸落入他们之手的人质实施斩首，并拍摄视频，然后上传到互联网上。有了网络这一方便快捷的传播渠道，文明世界成千上万的看客便可以坐在家里，面对屏幕，轻点鼠标，完成一次远距离的围观。和人头攒动的菜市口不同，这样的围观是私密的和非介入的，砍头的行为发生于千里之外，让默不作声的围观者有了一种超然感，但与此同时，它也可以说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有时候甚至是实时的。这种静悄悄的围观，难道没有揭示出我们内心深处某个隐秘的幽暗角落？

撇开恐怖分子不谈。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所谓“文明的”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场上，很多美国士兵经常割下战死日本士兵的人头，制作成骷髅，寄回国内，当作礼物或纪念品分送给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而国内的亲友对此也不以为意，这难道仅仅因为它们是“敌人的”头颅？再往前，在18和19世纪，随着人类学和人种学研究的勃兴，欧洲各国的科学人士和探险家便满世界搜集所谓“原始种族”的人头，这一旺盛的需求产生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市场，人头成了一宗买卖兴隆的交易品，进而助长了一些“野蛮”部落已经日渐式微的“猎头”习俗的死灰复燃。面对这样的结果，欧洲那些头戴礼帽、身穿燕尾服、手拿文明棍的绅士们难道真的可以以“无辜者”自居么？

简言之，作为人类学家的弗朗西斯·拉尔森，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哲学问题和道德问题，关于文明与野蛮，关于西方世界与“他者的世界”，关于暴力与医学、宗教与礼教等等。相信阅读本书将会让读者直面人性的幽暗深处，并引发更深广的思考。正如作者所言：“我们或许不喜欢我们所看到的，但那本身不是我们背过脸去的理由。”

秦传安

2016.6.16北京后沙峪

目录

CONTENTS

引言

第1章智慧、神和女神

第2章智慧、神话与传奇故事

第3章历史中的智慧

第4章智慧与文学

第5章智慧和占卜

第6章智慧与哲学

第7章智慧、神秘主义与魔法

第8章智慧与谚语

第9章智慧与当代社会

结束语

附言

致谢

注释

参考书目

引言

数千年来，智慧散发着无尽魅力，着实令人着迷。古代作家试图在谚语和寓言故事中寻觅智慧的足迹，当代作家则希望能够揭示智慧的本质。人类以不同的方式解读智慧，在大千世界中追寻其踪迹。智慧因其罕见而令人珍视，它堪比宝石，价值连城。有些人始终不愿相信人类掌握智慧，他们认为究其本质，智慧是神圣的，非凡人所能触及。即便对人类来说智慧并非遥不可及，但它绝非唾手可得，人们仍需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回望历史，顾问、法官、治疗师、魔术师、预言家、诗人以及发明家等等，无不散发着智慧的光芒。智者可能并不是位高权重、富甲一方，但他们却是社会精英。智者可能并没有撼天动地、威名远扬，但是那些赫赫有名的人士往往会寻访智者指点迷津。虽然在智慧的汪洋大海中可能存在神秘莫测的领域，但其实很多时候智慧与我们的日常生活都紧密相关。有的圣人淡泊名利、远离尘世，向往恬静安宁的生活。但对于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而言，情况并非如此。

本书主要介绍智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在其撰写过程中，我主要面临两大难题：第一，在大量历史材料中，选材得当实属不易；第二，关于智慧并没有官方定义。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有必要阐明我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关于选材问题，我并非只考虑自身兴趣，而是力求做到取材广泛，论述有力。按照以上原则，我力图选取更多最具代表性的时期、地域及文化来展现智慧的魅力。此外，每一章节都从不同角度解读智慧。

对于任何涉及范围较广的主题而言，应对选材问题都无法避免。但是，并非所有事物都有明确的定义。顾问、法官、治疗师、魔术师、预言家、诗人、发明家都才华出众，与众不同。他们技艺超群的原因可能复杂多变、难以捉摸。然而，不管怎样，关于智慧的确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一些现有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揭露这一问题的本质。例如，亚里士多德将智慧视为对第一原则的认知。1通晓这些知识，我们便能基本了解世间万物的运行规律。智慧与知识密切相关，知识越广博、越深刻就越能展现个人智慧。另外，西塞罗认为智慧是灵魂健康的必备条件之一，2而认为智慧与心理或精神健康息息相关的想法也绝非少见。然而圣奥古斯丁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他认为智慧即要秉承一颗虔诚的心，崇拜上帝，甘于献身。3值得注意的是，这三者观点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对细节的描述，而是这些差异也至关重要。本书尚有一些论述智慧定义的例子未列其中。

既然没有明确的定义，自然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判定到底何谓智慧。为此，有两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应对这一难题：第一，选择并坚持某一个特定观点，即使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该观点；第二，接受他人对智慧的理解。我希望找到这两者的契合点。为了取材更为广泛，我认为，如果某人或某事在某个时候被广泛认为是明智的，我们则必须认真思考这一现象；另外，我将结合自己对智慧的理解进行选材，并以合理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我试图发现自身的智慧观与几千年来数百万人的智慧观的共通点。我之前并未谈到自己对智慧的理解，因此接下来，我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

我认为，智慧是关于“人”的学问。即智慧源于智者，并体现在智者身上。虽然这不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但也绝非只有我自己持有此观点。在古代，人们普遍认为一些富含哲理的言论通常与智者有关。虽然，并不能确定是否真是他们所言，但人们的这种做法印证了智慧源于智者这一观点。据说所罗门王因著有3000条箴言而享有盛誉。虽然这种说法可能属实，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然而《圣经》的次经之作——《智慧之书》（theBookofWisdom）又名《所罗门的智慧》（theWisdomofSolomon）绝非出自他的手笔。因为直到他逝世几百年后，这本书才问世。人们把这部作品归功于他绝非偶然：其作者在文中埋下了大量的线索，以引导读者得出这一结论。后来一些作者希望通过所罗门来确保他们作品的可信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至理名言似乎总要归功于智者。即使在所罗门时代，也是如此。《苏鲁巴克给儿子朱苏德拉的指示》（TheInstructionsofShur-uppaktohissonZiusudra）是一种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本。该书将很多至理名言归功于传奇国王苏鲁巴克。4该文本的历史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2500年，比所罗门的生辰还要早一千多年。

但是，究竟是什么使智者如此明智呢？最近的研究得出的其中一个结论认为，智慧和应对生活难题的能力使智者越发明智。但是，究竟是什么削弱了我们应对生活的能力？在这个经典的研究《千面英雄》（TheHerowithaThousandFaces,1956）中，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写道：“应对生活状况中的每一次失败，最终必将归咎于意识的受限。”5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大多数人几乎和梦游一样，这种观点在很多不同的精神传统中可以找到。英雄探索的典型结果是某种觉醒，即他们以一种新的视角看待世界。这种新视角新颖、独特。神秘主义者、巫师、英雄对世界的理解更深刻，因此能够更好地处理世间难题。柏拉图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用著名的洞穴理论讲述了这个观点。6柏拉图设想在一个地穴中有一批囚徒。他们自小待在那里，被锁链束缚，不能转头，只能看面前洞壁上的影子。这些影子是由洞穴外的东西投影而成，但只有那些设法离开洞穴并置身于光芒中的人才能发现。洞内人认为这些影子是真实的东西，但是洞外人知道那只是影子而已。无论我们以隐喻还是字面意义来理解智慧和感知之间的联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中都会遇到这一主题。智者目光长远、视野广阔清晰。正因为如此，在整个历史中，人们才会向智者寻求建议。

建议的形式各式各样。聪明人不一定是那些向人请教如何造船、如何为篱笆涂漆、如何修鞋的人。与智慧相关的建议往往都是非专业化、非技术化的。聪明的人能生活得更好，且能做出正确决策。这也许指的是“应对难题”的能力，但在我看来，对智慧的这种理解仅是冰山一角。亚里士多德曾经从“繁荣”的角度谈到了美好的生活，这是一个更加高尚的概念。而在生活的最高境界，我们可能会遇到佛教徒所说的“启蒙”。不幸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给我提供所谓“好建议”的人都是阿谀奉承，毫无建设性。我们经常难以辨别到底谁是提供良策的人，这个问题在智慧研究中非常普遍。历史的页面上零散地记载着假先知、泥脚英雄和所谓的梦想家的故事，结果证明这些梦想家一直在向错误的方向努力。时间可能会帮助人们甄别优劣，而当代研究正在寻求根据客观标准来确定智慧的方法。但是要想达成一致意见，要想科学地理解智慧以及辨识智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我相信智慧主要与人相关，在随后的章节中会提及很多人。然而，智慧的研究不仅仅与人相关。就《所罗门的智慧》而言，我们根本不知道该书的作者是谁，但它与智慧息息相关。此外，许多其他假名或匿名作品与智慧也都密切相关，所以不容忽视。对于那些认为智慧只属于神！的人而言，问题在于人们如何才能获得智慧。这时，人们会诉诸各种途径，比如占卜。占卜与智慧一直密切相关，对此我们必须表示尊重。因此，有些章节主要介绍一些特定的个体，有些章节以专题的形式论述，其他的章节则结合了这两种方法。

本书在研究人类智慧小史时，所采取的方法不尽相同。这本书从许多不同的专题和历史角度，对智慧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章节的安排主要是为了使材料易于管理。同时，材料在不同章节的安排也是基于务实的原则。此文的选材虽然广泛，但不够详尽。遇到我相对熟悉的地区和时期则取材更加容易，而相对于那些我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领域，则另当别论。

最后，在这本书中出现了很多词语，尤其是名字，它们都不是英语，由此带来了音译的问题。虽然我力图将它们与其他音译版本保持一致，但结果并非总是尽如人意。有时为了把熟悉的事物呈现给读者，就必须使用一些非正式的表达。对于汉字和中文名字，我采用了音译法。其中，偶尔会有偏差。若无其他注明，所有《圣经》翻译则均出自《圣经·新英文译本》（NewEnglishBible).

这幅水墨画出自日本画家剑圣（Kensai）之手。福禄寿是日本七大幸运之神之一，尽管他可能起源于中国。福禄寿与幸福、财富和智慧息息相关；同时，也与长寿的寓意密不可分，通常以一位慈祥老人的形象出现。

这幅作品产生于1569年，出自法国艺术家艾蒂安·德拉恩（Etienne Delaune）之手。这幅作品展现了智慧的化身。虽然智慧的化身存在于古典艺术中，此作品却是在非常不同的传统背景下受启发创作而成。图中的人物，手持一本书，凝视着天堂。这一形象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圣经》中的《箴言》和《次经》中的《西拉书》。

第1章

智慧、神和女神

我将开启探索之旅，寻访智慧的最高境界。许多社会、文化和宗教一直以来都有他们信奉的神明。其中有些神明可能源于一些宗教，但是如今早已不复存在；但仍有一些神明来源于某些宗教，至今仍吸引着数以百万的追随者前去朝拜。这些神明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尽管他们都与智慧存在某种关联，但是这些联系却不尽相同。这些各种各样的关联可以被视为对智慧的不同理解。此外，许多宗教长年累月、经久不衰，神！与智慧之间的关联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当我们回望遥远的过去时，遇到的显而易见的困惑或矛盾才能得以解除。有些宗教早已年深日久，无迹可寻。但是我将从最近着手，探讨神秘的智慧世界。

印度教

1982年春天，我漫步在印度北部的街道上。忽然，迎面走来一支游行队伍，参与游行的是一些年轻人。游行队伍路过我身边时，他们朝我身上撒了一些红色粉末。见此，一个路人热心地解释道，那是因为我赶巧碰到了为印度知识女神萨拉斯瓦蒂（Sarasvati）举行的庆典活动。萨拉斯瓦蒂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印第安神，最初被当成河神。后来，人们将她视为梵天（Brahma）即世界创造者的妻子。一些女人仅仅是她们丈夫的伴侣而已，但萨拉斯瓦蒂女神却个性鲜明、与众不同。萨拉斯瓦蒂女神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她的智慧与学识。因此她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也就是之前那些朝我投来粉末以示庆祝的人群。虽然这些学生和智慧之间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印度知识女神萨拉斯瓦蒂与智慧之间的关系却密不可分。

仅仅是有学识并不足以以智慧著称，有时学识渊博之人不一定是智者。然而，萨拉斯瓦蒂女神远不止以博学多闻而著名；人们认为是她发明了梵文以及人们书写时使用的天城文。语言和文字通常被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两大基石，许多社会认为智者属于同一范畴（不管是神明、传奇人物还是人类）。认为是智者创造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发明，知识女神萨拉斯瓦蒂只是这一事实的其中一个例证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生物学分类领域人属中的一个“物种”，人类通常给自己贴上“智人”（Homosapiens）的标签。[①]这样做的目的是把人类与历史上与之相似的物种区别开来，那些物种并没有达到人类特有的文明程度。如果人类因其文明被认为是有智慧的物种，那么文明的创造者必定拥有超凡智慧。虽然这种想法并没有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它却似乎贯穿于众多的人类历史中。文明所涉及的

[ ]① “智人”：Homosapiens，该词来自拉丁语。其中Homo的意思是“人”，sapiens的意思是“智慧”。——译者注

范围远远超出了纯粹的语言和文化，萨拉斯瓦蒂取得的成就也同样如此。文学和读写都是知识女神萨拉斯瓦蒂擅长的领域，尤其是诗歌。她与音乐也有着不解之缘，萨拉斯瓦蒂女神经常以手持琵琶的形象被呈现出来。

印度教众神之中，最受欢迎的无疑是象鼻神（Ganesh），又称“障碍神”，他与智慧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象鼻神长相独特，象头人形。他之所以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认为象鼻神可以帮助他们渡过劫难、获取成功。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向象鼻神祷告。象鼻神与智慧的联系在于他大力弘扬学问知识。就学识而言，象鼻神涉猎的领域与萨拉斯瓦蒂女神有所重叠。有时人们认为是象鼻神写下了伟大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TheMahabharata）。当时在文化界，只有相当少的人能够写作，因此文士往往会与智慧联系在一起。文士通常是社会精英（以受教育闻名），有时甚至是政治精英中的一分子。象鼻神能为身居高位、维持秩序的官员消灾灭祸；也能为职位低下、贪赃枉法、亵渎神灵之人设置重重障碍。对此，我们怎么能不感到神奇莫测呢？

古埃及

从古埃及的神！中也能发现文士同智慧之间的联系。在埃及神话里，托特神（Thoth）被视为文字的发明者，同时也是诸神的文书。因此，他的工作内容之一相当于世界历史学家，即把所有的事件都记录在案。托特神是神灵，因此他不仅能通晓过去，还能预知未来。作为一名文书，人们普遍相信托特神在判决死者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看到托特神经常出现在这样的场景描述中。因此提到托特神，人们就会想到要虔诚正直地生活。人们希望在托特神面前表明他们这一生都像托特神那样正直、真诚地活着。1人们认为托特神知识渊博，能够知晓鲜为人知的秘密。如果需要的话，他便担当起调解员的角色为其他众神服务。希腊人认为托特神就相当于他们的赫尔墨斯（Hermes）。

女神伊西斯（Isis）也与智慧有关。早在至少公元前2300年，人们就开始尊崇女神伊西斯。几个世纪以来，埃及人一直对伊西斯女神推崇备至。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人们对女神伊西斯的崇拜扩展到其他地区。直至罗马帝国时代，人们对她的崇拜达到了巅峰状态。女神伊西斯逐渐受到欧洲及亚洲信徒的尊崇。在伊西斯女神失去影响力和被基督教同化之前，也曾受到种类繁杂的异教团体的信奉。

在古代，与女神伊西斯享有同样地位的众神之中，有些神！确实与智慧相关，例如罗马的弥涅尔瓦女神（Minerva）。但其他女神，例如希腊的阿佛洛狄忒女神（Aphrodite）即便与智慧有什么关联，这种关联也微乎其微。除了都是女神这一共同点之外，这些女神与伊西斯再无相同之处。最初将女神伊西斯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是她拥有的魔法力量。随着人们对女神伊西斯的崇拜不断加深，与之相关的疗愈、神谕活动也应运而生；这两种活动的开展恰恰是离不开智慧的。不久后，伊西斯女神甚至被誉为文字的创造者。在埃及人看来，文字与智慧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最具智慧的女神必定与文字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伊西斯女神的故事流传至今。作为古代最伟大的女神之一，她能为工作在弘扬女权主义精神领域的人带来灵感。女神伊西斯能为崇敬她的人提供家园，这使她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伟大女神的代表。最近在1976年，爱尔兰成立了“伊西斯团体”组织。1877年，布拉瓦茨基（H.P.Blavatsky）创作的第一本关于神学的书——《揭去面纱的伊西斯》（IsisUnveiled）出版了，这并非偶然。

古希腊

埃及以外地区的人们必定受到许多压迫，因此，他们对伊西斯女神的崇拜更加狂热了。之后，对女神伊西斯的崇拜扩展到了整个希腊罗马地区。这些地区必定也有许多人们崇敬的神！，其中一些也与智慧有直接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阿波罗（Apollo）了。阿波罗以智慧闻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众多的神谕所，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德尔斐（Delphi）神谕所，也称作阿波罗神谕所。另外，阿波罗也是医药之神，在很多文化中都认为医药职业与智慧密切相关。阿波罗当然不是希腊诸神中唯一有神谕所的神灵，但是阿波罗的神谕所数量十分可观，其中许多神谕所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德尔斐一度成为智者前去寻访的中心，同时也是阿波罗的朝拜圣地。据说古希腊七贤（TheSevenSagesofAncientGreece）曾在那里聚会，虽然无法确定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尽管如此，他们的格言被刻在寺庙墙上，这里成为智慧和阿波罗的圣殿。

甚至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都前往德尔斐。当牧师宣布他比一切凡人都有智慧时，苏格拉底并没有觉得是无稽之谈，而是试着理解神谕的真谛。苏格拉底对自己的智慧产生怀疑，之后他得出结论：如果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的话，那么人类的智慧就值一提了，但如果与神的智慧相比，人类的智慧就显得更加一文不值。并非只有苏格拉底持有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传统文化中的人们都认为智慧就其本质来说具有神圣色彩。如果这种观念变成了人们的信仰——只有神！才能拥有智慧，那么人类获取智慧的唯一途径便是以某种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与神接触。反过来，这种信仰来源于神！（上帝或女神），这些神！都是智慧的化身或与智慧紧密相连。或许这也是托特神被誉为梵文的发明者，萨拉斯瓦蒂被尊为象形文字发明者的原因。

女神墨提斯（Metis）虽不及阿波罗著名，但她也与智慧有关。事实上，"wisdom“（智慧）一词可能源于她的名字；"Counsel“（顾问）一词也可能源于女神墨提斯的名字，这反映了智者往往喜欢寻求他们的建议。然而，"Metis"一词也可解释为“狡猾的”，这个术语的色彩褒贬不一。如果托特神的智慧与其道德典范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在此，“狡猾”一词形容的可能是一种不太道德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单纯地认为智慧是积极向上、美好的事物，我们自然很难容忍用消极的词汇描述它。但是，有时候智慧与狡猾的界限确实很模糊。

就女神墨提斯自身而言，关于她的故事并不多，她似乎只是人的化身。在一些故事中，女神墨提斯是雅典娜（Athena）之母。墨提斯女神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家谱，因此人们经常将她与智慧联系在一起。虽然雅典娜有时被视为一位战无不胜、鼓励战士英勇善战的女战神；但是像托特神一样，雅典娜也被公认为扮演着顾问和调解员的角色。虽然女神雅典娜没有下达神谕发动战争，但是她会直接给其爱将，比如阿基里斯（Achilles）、奥德修斯（Odysseus）提供良策。人们认为是她为人类发明了一些手工制品，为人类提供了制作这些东西的各种技能。传说雅典娜发明了长笛、犁和战车，也是她把编织和纺纱等技艺赐予了那些心怀感恩之人。由此，可得知女神雅典娜奠定了众多文明的基石。

北欧

北欧许多古老的神！也都与智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的诸神之父奥丁（Odin）。跟雅典娜女神一样，奥丁也有尚武的一面。他经常在军事方面谏言献策，被誉为很有谋略的战术家。奥丁因智慧闻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提瓦兹（Tiwaz）——古老的日耳曼（Germanic）神，被纳入了奥丁的宗教体系下。显然，提瓦兹与智慧、法律和公正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然而，提瓦兹也有天性好战的一面，这就是罗马人将他视为战神的原因。

奥丁与智慧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两个典型故事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第一个，奥丁用计智战瓦夫突缇（Vafthrudnir）——以智慧学识著称的巨人。奥丁前去瓦夫突缇家里拜访他，接下来二者开始了一场惊险的比赛，以互相出难题来比高低，最终奥丁大获全胜。在北欧传说中，“智慧竞赛”的故事不胜枚举。著名的斯芬克斯（Sphinx）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斯芬克斯是居住在希腊城市底比斯（Thebes）的一个狮身人面兽。相传斯芬克斯会抓住每个过路的人提问一个谜题，如果对方回答不出便将其撕裂吞食。后来俄狄浦斯（Oedipus）解开了斯芬克斯的难题，于是（其中一个版本写道）狮身人面兽就自杀了。根据民间传说，“智慧竞赛”就堪比一场生死对决，是非常严肃的。谜底定不是显而易见的，破解谜语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因此猜谜语也经常同智慧联系在一起。要猜出特别难的谜语，需要丰富的想象力，而且必须能打破传统思维方式。解谜过程可能并不繁琐，但如果谜底太过显而易见，就不能称之为谜语了。打个比方来说，猜出一个谜题就像快刀斩乱麻，直截了当。比如，当时十分著名的“格尔迪奥斯绳结”，没有人能解开，而亚历山大看到绳结的时候从腰间解下佩剑，一剑就将绳子砍为两断了。

英语单词“riddle”与古英语的“rede”同源，其含义为“建议或忠告”，有时拼写为“read”。如今，埃塞尔雷德二世（Ethelred II）——外号“仓促王”的姓名中经常到看到这个单词。埃塞尔雷德二世并不是准备不充分，而是缺少良好的建议。需要注意的是，阿波罗的神谕有时就是以类似于谜语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所以，需要说明的是，在某些文化中，谜语和建议之间确实存在明确的关联。

第二个体现奥丁智慧的故事与密米尔女神（Mimir）有关。她是守护智慧之泉的巨人，饮用此水的人会获得智慧。相传，奥丁就是因为喝了智慧之泉的水而成功获得智慧闻名于世。奥丁十分渴望喝到智慧泉水，为此，他做好了牺牲一只眼睛的准备。最终，奥丁得偿所愿。后来，密米尔被处以斩首之刑而奥丁还保留着她的头，每当他需要建议时都会与之交谈，商议对策。俄耳甫斯（Orpheus）的故事中有个类似的版本，据说密米尔的头颅被扔入大海之后冲到了莱斯沃斯岛的海岸上。那些发现这颗头颅的人把它放在一个洞穴里，在那里它象征一个神谕。

也许因为奥丁通常与血腥的战场及瓦尔哈拉殿堂（thehallsof Valhalla，即奥丁接待英灵的殿堂）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常把奥丁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一些故事中谈到，奥丁身上表现出明显的萨满教特征，他会汲取那些别人否定的知识。奥丁有时也被誉为北欧古代文字的发明者，虽然在传统意义上人们不这样认为。和伊西斯一样，奥丁被誉为文字的发明者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奥丁极具智慧。奥丁不忠诚的名声也为人所知，这可能体现了他狡猾黑暗的一面。

在爱尔兰，人们认为欧甘（Ogma）创造了文字，欧甘字母便以此命名。尽管学者们并不认为字母表起源于此，但大多数留存下来的铭文的确都来自爱尔兰。像女神萨拉斯瓦蒂一样，欧甘也是文学之神。他的妹妹布瑞吉特（Brigit）女神通晓占卜、预言和疗愈（及工匠艺术）。这些能力充分证明了布瑞吉特以智慧著称是实至名归。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布瑞吉特女神的崇拜逐渐与基督教的圣布里吉德（St Brigid）融合，甚至融为一体。像布瑞吉特一样，圣布里吉德也通晓疗愈（铁匠工艺）。在某些方面，一些古老的神！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

佛教和道教

上面提到的神！（上帝和女神），都为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佛教里的文殊菩萨与众不同。在佛教中，文殊菩萨被视为智慧的神圣化身。然而，实际情况远远不止这些，在这里我们仅仅解释了其中一部分现象。我们已经看到，宗教能够借助各种方式不断改变自身以适应外部环境。从传统上来说，文殊的妻子竟是女神萨拉斯瓦蒂，这也证明了以上观点。在其他文化传统中，文殊菩萨以各种人的化身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如果文殊菩萨是人的化身，那么他肯定不是一种抽象概念。人们认为尊崇文殊菩萨的人会得到他的庇佑，而且有时文殊菩萨可能会出现在他们梦中。在许多文化传统中，梦被视为传递神圣智慧的一种媒介。文殊菩萨也被视为语言知识的守护神，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神圣的智慧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Manjusri"被称为“文殊”，他身上经常佩戴一把剑。这是他用来对抗无知的其中一件法宝。另一个法宝则是他带在身侧的佛教文本，里面承载着有关智慧的学问。相传，文殊在中国逗留了许多年，虽然有证据表明人们对他的崇拜起源于印度。在尼泊尔流传着一个有关文殊菩萨的有趣故事。传说，加德满都山谷地区之前是一个大湖。文殊菩萨用法术劈开了一座山岭，即当今著名的乔巴尔峡谷（theChhobarGorge），又名“一刀切”峡谷，将湖水排泄出去之后形成了这道峡谷。著名的佛塔——猴庙，又名斯瓦扬布纳寺，建造在加德满都以西的山顶上，以此纪念这个壮举。由于加德满都谷地成为尼泊尔的中心，许多尼泊尔人认为文殊是该国家的创始人。这些传说充分表明文殊菩萨不仅仅是智慧的化身，还有一些传记和图解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不管乔巴尔峡谷的传说有多么的神奇和不可思议，但它的确表明了智慧同土木工程之间的这一有趣且罕见的关联。

在日本，文殊菩萨被称为“Monju”。在那里文殊菩萨遇见了其他智慧之神，如福禄寿。虽然福禄寿有时被视为佛教里的一个神，但也有可能是中国道教的一个神灵。在某种形式上，福禄寿被明确地纳进了日本万神殿。他通常被描绘成一个老人，额头高高隆起、留有美须、手持一本书，常与仙鹤相伴，因为在日本仙鹤是长寿的象征。福禄寿的含义为“幸福-财富-长寿”，这也是人类普遍怀有的三个愿望。福禄寿经常同其他六个神仙相伴出现，并称为“ShichiFukojin”，译为“七福神”或“好运七神”。有关他们的起源说法不一，有关的传说也经常相互矛盾。尽管如此，最重要的是他们象征幸福和好运，比如兴旺、健康、友爱和欢笑。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这一点，但如果这七位神仙真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那么福禄寿选择同伴的过程也体现了其卓越的智慧。通过福禄寿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智慧能使人受益。智慧并非是抽象、深奥、遥不可及的，它亦能提高我们日常的生活质量。从福禄寿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圣的智慧就体现在常人身上。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文殊可以被单纯地看作为智慧的化身。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也表明：原则上智慧是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的东西。虽然可能很少有人获得终极智慧，但佛教认为普通大众最终都能获得智慧。

琐罗亚斯德教

在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智慧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琐罗亚斯德教是善良与邪恶力量斗争的战场。奥尔马兹德（Ohrmazd）在此领导正义的力量，他早先被称为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意为“智慧之神”。奥尔马兹德也是创世主，这就意味着世界本身就是智慧的产物。一些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的文章中还提到了“智慧之灵”，奥尔马兹德在创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强调了智慧与创造过程之间的联系。“智慧之灵”可能是从名为“圣仙”的一种或一群生物演化而来。这些生命并非完全独立的个体，同样它们也不仅仅代表奥尔马兹德的某个方面。这些智慧之灵既是奥尔马兹德的助手，同时也是他们自己本身。

奥尔马兹德的对手是阿里曼（Ahriman），曾经也被称为安格拉·曼纽（AngraMainyu）或“恶灵”。很显然，奥尔马兹德与阿里曼之间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在琐罗亚斯德教看来，奥尔马兹德定将赢得这场世纪之战。然而，这场斗争旷日持久，胜负难以立见分晓。于是奥尔马兹德创造了人类，以便在这场大战中助其一臂之力。最终，人类在这场斗智斗勇的战斗中发挥了无穷的力量。

奥尔马兹德的伟大先知是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在琐罗亚斯德教的著作中，有一些很古老的赞美诗可能就是由他创作而成。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只是简单赞美诗，旨在歌颂奥尔马兹德的伟大创举和超凡智慧。其中某些诗歌融入了一些元素，这些元素试图使诗歌的前后文相互对照。琐罗亚斯德问道：“我提到的这些人中，谁代表正义？谁象征邪恶呢？”2这似乎不是一个反问句，倒像是对人们的某种引导。因为这个问题事关正义与邪恶，这的确是一种道德上的引导。琐罗亚斯德教从道德的视角解读智慧，因为他们认为智慧之神一直在引领至善的力量与邪恶做斗争。相对奥丁所展现出的智慧而言，琐罗亚斯德在道德上似乎是一个存在争议的人物。在琐罗亚斯德教中，拥有智慧和行为不道德两者之间往往格格不入。

犹太教和基督教

以上介绍了琐罗亚斯德教，下面我们将介绍大多数读者都比较熟悉的两个教派——犹太教和基督教。虽然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宗教，但因为两者体现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来介绍。现在让我们通过犹太教和基督教来谈谈一神论宗教。在多神论宗教背景下，智慧与创造分属截然不同的领域的神。但在一神论背景下，一切都融为一体。在《旧约全书》和《次经》（也称《伪经》）中，《圣经》中提到的智慧也都出现过。这两本书是犹太教整理出的文本合集。在《旧约全书》的箴言中，智者说：“上帝在创造世间万物之初便创造了我，当创立天堂时我就存在了。”3（《箴言》第8章22和27节）很显然，这些文本认为智慧是人的化身。为了理解它们的意义和重要作用，许多学者一直潜心钻研这些文本。智慧的本质是什么？智慧的形态又是什么呢？（因为“智慧”一词在希伯来文中是“hokma”，该词为阴性词，在犹太教的作品中，智慧的化身也始终为女性。）在《圣经》箴言中，处理智慧的方式不仅仅是将其归为一种可能会消失的异常现象。《旧约全书》和《所罗门的智慧》两本书（二者都包含在《伪经》中）都将智慧的形象进一步拟人化。在《所罗门的智慧》一书中，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说法：“她受到启发，了解到一些只有上帝才通晓的知识，并且由她决定要做些什么。”（第8章4节）显然智慧在这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尽管目前还不清楚其影响究竟有多大。

犹太人的一神教教派断然不会承认世界上存在其他神灵，无论其性别是什么。然而，从其相近的宗教传统来看，很容易发现智慧通常所呈现出的是女神的形象。埃及女神伊西斯如此，还有许多智慧女神，比如叙利亚女神阿施塔特（theSyrianAstarte）、巴比伦的伊师塔女神（theBabylonianIshtar）都是如此。最终，犹太教成功抵制了智慧女神的诱惑，依然忠于一神教的信仰。然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智慧在一神教的地位有些模棱两可。与琐罗亚斯德教体现的智慧观一样，智慧既是神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神的助手。这些模棱两可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基督教产生了影响。三位一体的教义指出：凭借三合一（也可以说是管理它的一种工具），神既可以被视为三个，又可以看成是只有一个。

在基督教中，对智慧的解读也是模糊不清，从基督教对智慧的肖像处理中可以发现这一点。智慧通常等同于耶稣——三一真神中的第二位（圣子）。耶稣通过各种影视图像以不同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一旦需要强调耶稣拥有超凡智慧时，他通常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这时耶稣被描绘成一个位居宝座的统治者、铁面无私的世界法官。然而，还有一种对智慧的肖像描写，即把智慧描绘成一个天使，此时智慧跟耶稣是完全不同的形象。也有其他关于智慧的肖像描写，既不是耶稣也不是天使，但很显然是一名女性，有时这位女性还头戴皇冠。圣索菲亚（theStSophia）可能生活在公元2世纪，并且有三个十分圣洁善良的女儿，分别叫“信念”、“希望”和“仁爱”。人们普遍认为圣索菲亚是神创造出来的，但是神创造的世间万物必定有其存在的意义。对于圣索菲亚而言，她的价值所在就是代表智慧的化身。就像单词“hokma”在希伯来语中一样，"sophia"在希腊语中也是阴性词。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背景下，唯一明确的女性角色就是圣母玛利亚，即耶稣的母亲。虽然可能没有突破正统信仰，但是一些神学家已试图把她和智慧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们必定会得出结论：《旧约全书》的希伯来语以及《新约》的希腊语对于明确将智慧作为女性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语言压力，即便这在神学上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假如智慧在神学上并不重要，那么最简单办法就是忽略它，但是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一些现代的俄罗斯神学家已经准备将智慧置于神学范畴中更加中心的位置。这样做，无疑是冒着挑战正统的风险。

设计论证

在本章节结束之前，我想暂不考虑这些上帝和女神的问题。转而思考一下，我们是否能证明神灵的确存在。在神学领域，世界万物都是造物主的杰作，这一说法经常成为讨论的焦点。围绕这一说法，出现了一种哲学观点：世界是撼动人心且复杂多变的事物，很难让人信服世界是造物主偶然创造的，该观点被称为设计论证。另外，对于这个论点有一个类比论证：一些结构复杂的东西，比如钟表，如果没有钟表匠就不会存在钟表；那么更为复杂的东西，比如世界，如果没有造物主也一定不会产生世界。假如有人送给我们一块做工精密、完美无缺的刺绣，他们若说这块刺绣并没有经过精心设计就凭空产生了，我们是断然不会相信的。这一论点实际上并没有证明什么，但是它引导我们思考造物主存在与否，并不能解释世界的存在。

然而，这种论证方法还能进一步提高。如果世界存在，造物主就一定存在的话，那么难道世界的本质就是造物主吗？如果世界上存在智慧就一定表示造物主也具有智慧吗？约翰·雷（JohnRay）于1691年首次出版了作品《上帝的智慧体现在创作作品中》（TheWisdomof GodManifestedintheWorksoftheCreation），该书名清楚地揭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约翰·雷的基本论点如下：

除了令人赞叹的艺术与智慧，还没有或者说至少不存在更加明显且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表明世界上存在神灵，可以在制定宪法、规则、战略方面都能体现令人赞叹的艺术和智慧之美……4

可以看出，约翰·雷所关注的重点是科学分类，其中世界的秩序尤其激起他的兴趣。科学家们发现世界上的秩序其实是造物主智慧的结晶。

从本章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神！与智慧之间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这些神！分别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时期，一些来自远古时期的宗教，一些来自近当代世界。因此，人们不禁会认为无论什么文化背景下，都有人们所崇敬的智慧之神，但是没有足够证据说明这一点。在那些有智慧之神的文化当中，我们很清晰地发现这些神灵都各有千秋。没有人可以义正词严地声称奥尔马兹德和奥丁毫无二致、没有差别。即便那些仅仅被视为智慧化身的神！，比如女神墨提斯和文殊菩萨，两者仍有显著差异。对于渊源较为复杂的神！，如雅典娜女神和福禄寿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智慧有些关联，所以肯定不会只存在差异而毫无共同之处。当我们从这个视角解读这些材料时，便会发现这些神！的确存在相似之处。我们能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某个神灵对促进文明的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比如，女神萨拉斯瓦蒂发明了梵文字母、托特神发明了象形文字、欧甘发明了字母表、奥丁发明了符文。为什么文明社会如此重视文字？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众多文化货币的产生往往基于文字，其中的一些选材也与许多文学作品有密切联系。人们认为雅典娜发明了犁和长笛，为农业和艺术领域做出巨大贡献。

所有这些发明都是发挥创造力的典范。奥尔马兹德（智慧之神）和犹太教的智慧之神更是具有创造力的角色，因为他们是世界的创造者。奥丁在同瓦夫突缇的智慧对决中也体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其中尤为珍贵的是这种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因为谜语和忠告之间往往存在某种关联，那么值得一提的是给予忠告的最佳方式就是慢慢地引导他人。托特神和雅典娜女神都被视为调解员和谋士，象鼻神善于为人清除障碍。我不想再一一赘述这些观点，但是我认为我们总会发现他们的相似之处。因此，一些材料可以通过某种不太明显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如果一些差异可能比实际情况更明显，我认为至少还会发现一个问题：简单来说，奥丁非常明智，但是却不忠诚吗？在琐罗亚斯德教中，通常把智慧和道德联系在一起。但阿波罗的故事中，不乏有许多阿波罗处理问题方式不当的反例。我们越把智慧看作类似于知识或技能一样，我们就越容易理解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很显然，就像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成为一个优秀典雅的音乐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凶残冷酷的杀手。假如，我们认为智慧是个类似于人的事物，或具备人的性格，我们就越难理解智慧的本质。然而，如果我们说那些讲述奥丁和阿波罗的故事就仅仅是故事而已，并不能将其视为理论，这一说法就是合理的。神话学与神学不同，即使有时他们属于同一领域，但这两者遵循的规则却不一样。我们在上文讲述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在此期间这些故事不断地变化和融合。或许琐罗亚斯德教的观点是错误的，智慧本与道德无关。

《以诺升天》

据说以诺并没有死，但其身体升到天堂，这一幕描述的是他正离开朋友和家人。

第2章

智慧、神话与传奇故事

神话和传奇的世界是由大量人物角色构成的，他们具有各种优点和缺点。这些人物有的勇猛无比，有的有勇无谋，有的知识渊博，有的愚蠢至极。有些我们也许喜欢效仿，有些则不然。有的也许存在事实依据，有的也许只是纯属虚构。在所有这些人物中，有不少曾被视为智者。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最早的神话源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其中一些便涉及了智慧。有些神话与一群被称为阿普卡卢（apkallu）的生物相关，它们是最为吸引人的。这些生物有些奇怪，至少外表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它们扮演了一个解释性的角色。传说有七个阿普卡卢，与之相关的、最古老的书面记载可追溯至约公元前2000年。据苏美尔人的传说，它们处于世界创造之初与大洪水之间的时期，此次大洪水使人类濒临毁灭。在此期间，国王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统治长达数千年之久，阿普卡卢担任其中一些国王的顾问。因为阿普卡卢一词意为“最聪明的”或“明智的”，所以那些统治者向它请教是极为恰当的。然而，阿普卡卢远不只是顾问。正如神话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不同的故事之间很难完全一致。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阿普卡卢把所有的文明元素带给了人类，包括艺术、建筑、农业、几何和立法的知识。

阿普卡卢不是这些知识的真正发明者，而是人类与伊亚（Ea）之间的纽带。伊亚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智慧之神，同时也是其他神的顾问。也许因为伊亚跟水关系密切，他的使者——阿普卡卢，有时被认为是拥有人首、人足、鱼身的生物。有时人们将它们描绘为长着翅膀且头部类似鸟首的生物。这是另一种更为传统的方式，其被用来描绘神之信使，因为人们一般认为神居住在天堂里。有时人们会将其构想为人类的样子，总而言之它们变得更加世俗化了。

大多数阿普卡卢名字相差无几，但是却存在不同版本。其中有一个名字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阿达帕（Adapa），他有时也被称为乌安（Uan）。他经常被认为是众神之首，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认为是他独自把所有的文明基础带给了人类。在一些神话中，他作为伊亚创造的一个人而出现，被赋予了伟大智慧，并成为伊亚在厄里杜（Eridu）的牧师。在神话中，厄里杜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建造的第一座城市，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阿达帕和阿普卡卢一般都与其创造相关。最终阿普卡卢的时代被一场大洪水终结了。据一个神话传说，是因为阿普卡卢在某方面激怒了神，所以得此下场，但是人们并不清楚它们犯了什么罪。

洪水并不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神话智慧的结束。伊亚把即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一个名为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的人，以此确保了这个世界未被彻底摧毁。阿特拉哈西斯（该名字意为“特别明智”）也被称为朱苏德拉（Ziusudra）和乌特纳比西丁（Utnapishtim）。因为伊亚的警告，他建造了一艘大船，这使他在美索不达米亚成为诺亚般的人物。据说朱苏德拉是苏鲁巴克（Shuruppak）的儿子，而苏鲁巴克是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一位传奇国王，他因自己的智慧而享有盛誉，一些至理名言和神话故事都与他相关。1

古代中国

中国的传奇故事多与“神仙”有关。他们是一个特殊的人群，被认为已经达到了一种完人的状态。从字面意思来看，有时候人们认为这些人获得了永生，并找到了得以永生的一种方式。有时永生需要以一种更神秘的方式来理解，它表明精神成就已经达到了特别高的水平。有时两者混合在一起，偶尔也会有一点魔法添加进来。关于所有神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起初都是凡人，因此可被列举出来作为其他人的榜样。这些神仙被视为最杰出的圣人，所以他们可以被看作智慧的典范。虽然人们讲述了数百名神仙的故事，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他们之中只有少数被挑选出来，受到了特别关注和尊敬。这几个人被称为八仙。

没人知道八仙这个特定群体的想法是何时首次产生的，也没人知道为什么偏偏是这八个人被选中。无论历史还是传说都认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没有什么可以表明他们都曾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同一地点。也许可以这样说：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以一种可见且令人难忘的方式代表了智慧的各个方面，就像日本七福神代表不同类的好运一样。有时在不同的出处中他们的名字略有不同，但最常见的是铁拐李、张果老、曹国舅、韩湘子、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钟离权。有关他们的故事如此之多，但在这里并不能一一介绍。一般人们认为在八仙中吕洞宾最为重要，他经常作为个人而非八仙中的一员出现，所以接下来我将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身上。

与传奇故事中的非比寻常之人一样，在吕洞宾诞生之日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现象。美妙无比的香味和绝妙神圣的音乐，伴随他的出生而来。依旧如传奇人物一般，他是一位天才，孩童时期便能每天记住大量诗歌。因此他从事文学，并且多年来一直为之奋斗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两个主题的主导下，他的生命开始向下一阶段过渡。首先，他受到重重考验；其次他遇见了两位仙人。这些故事揭示了人们所需要形成的品格，拥有这些品格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神仙。他必须视金钱如粪土，无所畏惧，能够抵挡得住一切诱惑，抛弃个人的雄心抱负，接受生活带来的一切。吕洞宾经受住了所有考验，并从师父那里获得了隐身和长生的秘诀，之后的数百年里他浪迹中国，一路行善。

吕洞宾手持一把宝剑，完成了一些惊人之举。八仙中其他成员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法宝。张果老有一头神驴，可载他日行千里，无用之时，便把它折起置于口袋。何仙姑会飞，无须进食。曹国舅也能长期无须进食。其他人则较为平凡，韩湘子、钟离权都被视为哲人，蓝采和是一个爱喝酒的乞丐，铁拐李靠一把铁拐走路。他们大多数是在一个时期或另一时期作为隐士生活。

在关于八仙的故事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壮举，显然这是一种能将他们与常人区别开的方法。但在其他某些方面，他们也与常人无异。吕洞宾受到的考验也是常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且他们还没有任何超能力，比如家人去世或被盗。

八仙也与繁荣、好运和长寿相关，由此也经常被描绘在流行艺术中。他们被画在花瓶上，绘画里，被雕刻成像，甚至出现在电影里。虽然起源于遥远的过去，但是对于当前来说他们依旧有着重要影响。

五帝也源于遥远的中国古代，但是他们跟八仙发挥的作用截然不同。人们一致认为五帝是中国文明的创始人，是他们发明了一切，使文明变得可能：“生火、钓鱼、狩猎、农业、建房、医药、日历和写作这些发明都归功于他们。”2

五帝（有时他们也被称为五位模范统治者或五圣）在中国发挥的作用与阿普卡卢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挥的作用相同。其中很多发明都应完全归功于五帝之首——黄帝（这并非一个名字，而是一个头衔）。据说他生活在约公元前2600年，甚至在一些传奇记载中认为是他创造了人类。陶工的轮子和指南针据说也是由他设计的。

黄帝之后，紧接着是颛顼和帝喾，他们都是非常神秘的人物。继他们之后便是尧和舜了。据说尧引进了日历，并为国家建立了一些管理结构。他退位后选择舜作为继任者，由此提出一个观点：统治者应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舜效法尧治国安邦，二者被视为善治的先驱和榜样。八仙和五帝代表中国传奇智慧中的两种不同类型。帝王代表文明的创始人，而神仙则代表那些达到完人状态的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联系，因为，在帝王中至少黄帝被认为已羽化升仙。所以帝王使人敬仰，而神仙供人模仿。

罗马七贤

我现在要把重点转到一群非常特殊的人物身上。罗马七贤是一个著名故事中的角色，关于这个故事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他们的名字不总是被提及，即使被提及也不总是相同。据说这个故事起源于古代的罗马，也许远至印度，发生于公元前首个千禧年。该故事好像起源于一本名为《辛巴达之书》（TheBookofSindbad）的作品，在一些版本中，辛巴达或辛迪巴达（Sindibad）是其中一位贤者的名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其中一个版本中榜上有名的另外六位贤者分别是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品达、荷马、阿普列乌斯和琉善。如果这些属实，那就意味着，这个故事的流传时间跨越了他们所生活的数个世纪。在另一版本中，甚至连对现实主义的伪装都被抛弃了，故事人物被给予了纯属虚构的名字。

尽管需要各种各样的修饰，但是故事的基本框架很简单。一个国王的儿子被送去接受七位博士的教育。儿子不在的时候，国王再婚。王子回来后，他的继母试图勾引他，她失败后便密谋反对王子，并做出不实指控。为了保护他，七贤坚持让王子发誓暂时保持沉默，在此期间，他们会尽全力救他逃出困境。接下来七天中的每天，继母都跟国王讲一个故事，计划让他与儿子反目为仇。她的故事包含很多孩子不忠的例子。同时，每天都有不同的贤人向国王讲一个故事，目的是拯救王子。他们的故事中经常提及女人的邪恶。七天结束时，王子打破了沉默，揭露了事实。他得到了赦免，继母则突然离世。国王不久后也去世了，王子接替他继续贤明地治国安邦。在一个叫作《多罗帕托斯》（Dolopathos）的故事版本中，故事的结局带有了基督教色彩：王子当上国王后便改信了基督教。

贤士的数量正好为七，我们尚不清楚这是否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阿普卡卢）、希腊和印度（七位圣哲）都可找到七贤的名单。此外，还存在世界七大奇迹、智慧七柱等等。我们可以给出更多的例子，但是也有很多与其他数字相关的举例。3如果不能确切地知道故事何时何地初见天日，我们就无法讲出该数字对其构成的重要性。为了便于叙述，七位贤人正好可以在一周内展开行动。在中世纪的欧洲语境中，七贤完全对应于七个人文艺术（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这些恰巧是王子接受的教育。故事情节是为了讲述不同的故事，而贤士的数目是为了讲述他们七个人。正好将他们确定为贤士似乎是出于一种期望，那就是确定他们所讲的不只是简单的娱乐故事。作为贤士，他们所讲的故事也是有道德意义的，其目的在于教育。像这种罗马七贤的故事，也许可被视为一部智慧文学。数世纪以来，它的不同版本和不同语言都广为人知且深受欢迎。

东方三博士

基督教传说讲述了神秘博士（亦称国王）的故事，他们从东部到达伯利恒朝拜圣婴耶稣。几位博士名为巴尔萨泽（Balthasar）、加斯帕（Caspar）和梅尔基奥尔（Melchior），自12世纪以来，他们的遗物一直被置于科隆大教堂（CologneCathedral）。因此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圣经》中从未提及有这三位博士，更未提及他们是国王。因此他们的名字纯属虚构，数字“三”的产生似乎基于圣马太福音（《圣经》唯一提到的地方）讲述的他们带来的三件礼物：黄金、乳香和没药。有时他们被分别描述成是阿拉伯、印度和波斯的国王。还有传说认为总共有十二博士，而非三博士。

在福音中用来指称他们的词语是“麦琪“（“magi”），《圣经》的一些译者称其“占星师”。显然，占星学之所以出现在他们的故事中，是因为他们声称在星星中看到了一些东西，对此他们解释为一位新国王诞生了。可是，无论“麦琪”一词意味着什么，它都绝对不是“国王”的意思。然而，一种观点似乎从早在2世纪时期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us）的著作中就已发展起来，此观点为他们是国王或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国王。也许这是因为德尔图良认为遇见希律王（KingHerod）非常重要。有三位博士的观点至少可以追溯至3世纪神学家奥里根（Origen）的著作。有关《三博士来朝》（Adorationofthe Magidates）最早的描述可追溯至2世纪，这在罗马的普里西拉地下墓穴（CatacombsofPriscilla）墙上的壁画中可以找到。

如果曾有三博士朝拜伯利恒的传说，这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东方三博士可能起源于米堤亚人（Medes）的部落、宗族、种姓（学者对此深有分歧），这个民族曾经定居在如今的伊朗和阿塞拜疆的边界附近，负责管理本民族的宗教事务。随后当米底亚（Media）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之后，也承担起了波斯帝国的宗教事务。有些人认为他们从印度的婆罗门获得了祭司艺术，尽管这并非不可能，但却没有实际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

由于追溯琐罗亚斯德教历史而涉及的问题，我们很难知道东方三博士是源于此宗教内部还是外部。但很清楚的是，在某个时候他们可被看作是跟祭司一样身份的人。因此，他们成了所有祭礼活动的管理者。他们也可被明确地定义为一个人：“据说，东方三博士身着白色长袍，生活拮据。而且他们有怪癖，即亲手杀死鸟类、蛇、蚂蚁和其他未被驯服的生物，但是狗和它的同族除外。”4鉴于波斯帝国向西传播，耶稣出生的时候，在现在的土耳其可能会遇到东方三博士，历史学家兼地理学家斯特拉博（Strabo）（公元前64年——公元22年）说他曾在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看到过他们几个。因此如果三位琐罗亚斯德教教士曾在伯利恒出现过，这就意味着他们可能来自不止一个方向，因为卡帕多西亚位于伯利恒北部，而非东部。

虽然要想确定他们的具体身份并非易事，但是很显然东方三博士不仅仅是祭司。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5年——公元前425年）说他们解读梦境，这就可以合理地假设他们也经常进行其他形式的占卜活动。词语“麦琪”与“魔法”显然密切相关，但对于他们具体所拥有或自称拥有的神秘力量尚不清楚。狄奥·克里索斯托（DioChrysostom，公元40年——公元112年）说他们负责波斯国王的教育，这使得他们具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也赋予了他们类似于传说中罗马七贤的作用，因此有些人认为《辛巴达之书》起源于波斯也许并非巧合。这本书或许也可解释为什么即使他们不是国王，在某些方面却被认为与国王相关。

虽然圣经中的博士既模糊又神秘，但一般来说，他们肯定可被辨别出来。在当时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这样的人物确实是存在的。虽然他们可能是因为引以为傲的成就和扮演的角色才被称为博士，但他们肯定不是国王。可是，他们肯定是人类，现在我想转向一组主要以动物外形出现的人物。

文化英雄和骗术师

“文化英雄”一词经常出现在文学中的民俗学和人类学中，表示一种特殊的人物或生物。有时人们认为某人（通常是一位男性的“他”）创造了世界，因此他的地位等同于造物神。然而，他的成就通常不多，但在实践中却非常重要。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知识是由文化英雄所带来、发明或教导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特别的食物、独特的技术、特殊的实践，以及特定的文化信仰和价值，应全部被视为文化英雄所馈赠的礼物。文化创始人与智慧间的联系已经多次进行了研究和阐释。文化英雄也体现了一个社会的特性，这种特性与其起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与文化英雄相关的故事，解释了万物是如何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以及为何应该保持现状的问题。有时人们认为文化英雄至今还存在，但有时人们认为他的时代早已过去。

尽管文化英雄这种想法在其他地方也曾出现，但它在北美、南美和非洲的民间传说中尤为突出。从理论上说，文化英雄可以是任何形式的生物，但实际上他经常作为一种动物出现。在北美，他经常是郊狼或野兔。在巴巴哥人（Papagopeople，现在主要出现在亚利桑那州南部）之间流传着一个故事：很久之前，郊狼警告巴巴哥人的酋长大洪水将至。他们建造了一艘巨型独木舟，以此避开大洪水。因此郊狼拯救了他们，使其免遭灭绝之难。有关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和诺亚的故事惊人地相似，尤其是在为故事提供背景的地形条件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相似。巴巴哥人讲述的故事并不罕见。从北部的阿拉斯加到南部的火地岛，大洪水的故事在美洲的民间传说中非常常见。

在北美、非洲和亚洲的民间传说中会出现兔子（或野兔）的形象；在北美的部分地区，兔子被认为是火和光的使者；在西非的部分地区，蜘蛛是其文化英雄，被称为安南思（Ananse）。人们认为它带来了光，有时也认为它创造了整个世界；在北美的西北部，乌鸦有时被认为是造物主；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羽蛇神（Quetzalcoatl）被视为艺术、日历和玉米的使者，以及人类的创造者。它的名字意为“有羽毛的蛇”。尽管它在更多的时候被赋予了人类的外形，但这个经常被描述得古怪的混合生物，反映出并非所有的文化英雄都为动物的事实。库托伊思（Kutoyis）是黑脚族人的文化英雄，通过狩猎及杀死恶魔、怪兽保证一方土地的安全。他通常以人类的外形出现。并非所有的文化英雄都为男性。新墨西哥的阿科马人有一对姐妹文化英雄：爱阿梯库（Iatiku）和娜特斯提（Nautsiti）。她们一个是生命使者，另一个是繁荣使者。

若只谈论文化英雄而不谈论与其密切、频繁联系的另一个思想——“骗术师”，那是不可能的。骗术师被描述为“狡猾且非道德的英雄”。5很多骗术师像文化英雄一样也是动物，但是他们也以人类外形出现，通常为男性。骗术师最鲜明的特征是其调皮的本性。若文化英雄像严厉的父母，那骗术师则像一个淘气的孩子。

骗术师几乎可以说与文化英雄相对立，对其介绍完之后，你也许会惊奇地发现，迄今为止提到的大多数文化英雄也是骗术师。就郊狼和兔子（或野兔）来说，很难让人不联想到卡通人物大笨狼怀尔（WileE.Coyote，为了追赶跑路鸟总是一直尝试，但是不断失败）和兔八哥（BugsBunny，为了折磨埃尔默总是一直尝试，且总能设法做成）。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即那些有关骗术师的故事都具有娱乐性，这样可以使故事畅销。至于他们是否起源于北美洲或非洲还只是一个猜想，但毫无疑问的是，乔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ChandlerHar-ris）收集的故事《雷穆斯叔叔》（UncleRemus）中的人物贝尔兔（BrerRabbit）就是一个典型的骗术师。关于它冒险经历的书已售出数百万本，这仅仅因为它们具有娱乐价值。6虽然贝尔兔的故事经常被家长读给孩子听，但有关其他骗术师的故事融入了更多成人因素，其中许多都有性元素。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骗术师都是狡猾的。他是一直都会赢的“小男人”，只要能赢他似乎就不在乎如何获胜，因此他的行为被评价为不道德。在非洲民间传说中，尤其是在尼日利亚作为骗术师出现的是一只乌龟。乌龟和野兔的赛跑是许多故事的主题：在西方版本的巧智故事中，乌龟通过不懈地坚持而非自满赢了野兔；在非洲版本中，骗术师以冠冕堂皇的欺骗手段获胜。7但是因为骗术师比对手更聪明，所以他理应在道德意义上获胜。他的成功靠的是自己的智慧，而不是势力或权力。

如果文化英雄可以被视作社会价值观的化身和保证者，那么骗术师就是他们的挑战者。即便没有超越文化英雄，他们也挑战了文化英雄的极限。将这两个角色结合在一个人物身上就会产生矛盾，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有两种明显的回应方式：一种看待问题的方法是像神话一样，民间传说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不断地被口口相传，并以此流传百世。所以按照适用于哲学小册子的标准去衡量民间文学艺术，就不太合适了。

另一种看待问题的方法是接受文化英雄作为社会价值观的使者和保证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要高于骗术师。这种方法对骗术师的定位显然有所不同，但他似乎也被赋予了一种豁免权，使他可免受既定文化规范的约束。骗术师的作用是考验文化英雄，为此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赋予他一种特殊权力，而这种权力未曾赋予过别人。因此，文化英雄和骗术师相结合的形象，既是社会公约的捍卫者，同时也是其挑战者。文化英雄建立了社会公约，但骗术师不断提醒人们，他们只是公约。文化英雄和骗术师之间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创造性的张力，一方面保持公约的完整和实施，另一方面使他们不断受到严格审查。当这两个角色出现在同一个人物身上时，就会出现一种与众不同的圣贤，他超脱于传统价值观念和“善恶之外”。8

印度圣人

“里希”（Rishi）是印度用于圣人的词语，正如中国的神仙一样，印度也有很多圣人。与神仙一样，有关圣人的故事数不胜数，其中很多已被载入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它讲述了两个家庭之间的争端，虽历经数年，但该故事一直备受人们的喜爱。在其数十万篇章中，分散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角色，他们已经成为印度传奇故事和民间传说中家喻户晓的人物。毫无疑问，在记述故事的过程中时常会融入一些真实的历史，但其起止详情则不可能完全一致。要想对其出现的所有圣人一一进行谈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选取一个例子，应该足以传达出其中的情趣，这些情趣是他们赋予众多故事传说的。

圣人与诅咒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经常会出现的特殊主题。在许多情况下，圣人要么诅咒要么威胁人类。显然，一些圣人被认为拥有神奇的力量。例如，圣人帕茹阿沙尔（Parasara）在渡轮上引诱一个女孩儿。女孩儿害怕他会诅咒自己，但是他念咒召唤起了浓雾，这样就没人能看得见他们。此次诱惑导致女孩儿怀孕，并产下另一个圣人——兑帕亚纳（Dvaipayana），不可思议的是女孩儿仍是处女，并因此邂逅而获得了特殊的香味。另一种情况，一个在森林中狩猎的国王发现两只正在交配的鹿，并向它们射了几支箭。随后他惊讶地发现，他们其实是圣人卿达玛（Kindama）和他的妻子以动物的形式调情！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诅咒会显得有些苛刻，但诅咒真的随之而来了。

在某种意义或其他意义上讲，关于圣人性行为的特点会出现在很多故事中。巴尔杜瓦佳（Bharadvaja）在看到裙子被风吹起的漂亮女人时会非常兴奋，然后就把精液射进一个木桶里。结果，他名为德罗纳（Drona，意为木桶）的儿子便出生了。圣人也会表现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技能。例如，博瑞哈达萨（Brihadasva）擅长赌博；毛密先人（Lomasa）能够进入天堂并与已故者交谈。有些人，例如萨瑞卡（Sarika）显然过着一种更传统的禁欲主义生活。但这可能会带来麻烦。国王因萨瑞卡拒绝回答自己的问题而被触怒，但像很多禁欲者一样，圣人已发出了要保持沉默的誓言。

在印度的所有圣人中，其中的少数会被看作一个特殊的群体：例如七仙人（Saptarishi）。在此我将称他们为七仙人以避免与其他“七贤”群体混淆。七仙人中部分会出现在《摩诃婆罗多》中，但有些不会。有些还会出现在不同的版本中。最早的一个版本出现在《广林奥义书》（BrihadaranyakaUpanishad）中，或许著于公元前500年之前。在这本书中，这七位圣人拥有人类的头部、两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和一个舌头。他们也与在大熊星座发现的七颗星相联系。尽管有不止一种解释，但是显然数字七被认为是很重要的。

以《广林奥义书》的名单为例，我们就书中出现的每位圣人稍作讨论。安特瑞（Atri）写了赞美诗并创作了法律方面的著作；维斯萨（Vasistha）不仅被认为创作了类似的著作，而且还拥有一头能够满足人们愿望的魔法牛；维斯米特瑞（Visvamitra）是维斯萨强大的对手，许多故事都讲述了他们之间不和的关系；巴尔杜瓦佳（已经提到过）是赞美诗的作曲家，加玛达尼（Jamadagni）亦是如此；高特马（Gautama）写了关于法律的作品；最后谈到的卡斯亚帕（Kasya-pa）是蛇、恶魔、鸟和爬行动物之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共同点都是赞美诗或其他作品的作者。这七位圣人和许多其他人的名字都出现在统称为《吠陀本集》（Vedas）的印度教的神圣文本后面。他们的智慧和作品的智慧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保证，后者是前者的果实。

另一个明显经常出现的主题是某种魔法力量，这也是许多中国神仙的特征。显然，拥有智慧是非同寻常的，从不同寻常到超越自然就非常简单了。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圣人绝非老古董。当今圣人或圣贤的名号仍然为人所传颂，有关魔力的故事也广为人知。当今人们仍然赋予或享有圣人或智者（maharishi）（大圣）的称号，而且魔法力量的故事并非是未知的。

以诺的智慧

以诺（Enoch）是圣经《创世纪》中的一个神秘人物，他以非同寻常的智慧而闻名。数世纪以来，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成就归功于他，书籍要么以他的名字命名，要么与他相关。如果我们把以诺的经历看作异于其他传奇人物的智慧进行研究，那么这将有益于把已经出现的线索与新的线索结合在一起。

据《创世纪》记载，以诺为雅列（Jared）之子，玛土撒拉（Me-thuselah）之父。玛土撒拉出生后，以诺便与神同行三百年。同行结束之时，他已365岁，神将他带走，他便不在世了（《创世纪》5:22-4）。这些少数古怪的言论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以诺神话。有些人解释说，“他与神同行”是指他与上帝极其亲近，也许进入了天堂并与天使交谈，也许如学生一般跟随上帝左右。从这点看，以诺已经知悉透露给他的神圣智慧就很有可信度了。他“被带走”的说法，被解释为他没有死亡，这进一步证明其地位高尚无比，以诺的名字威力无穷。

有一部文学作品的整个体裁和主体，都围绕着可能透露给以诺（和其他人）的内容展开，这部作品已被称为启示录（apocalyptic,apocalypsis，希腊词义为“启示”）。原则上，神可能允许人们知晓很多事情，但在实践中，启示性文学有一个非常主流的主题：世界的尽头。天使们告诉以诺，世界将如何以及何时结束。他们透露，对历史来说，有一个道德准绳，恶人在末日审判中将因罪恶而受惩罚，善人定将进入新的天堂和新的人间。

天使的教育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方面。天使们还告诉以诺关于自己的一些事情，例如他们的名字、组织方式以及他们的工作。他们告诉以诺他所生活的世界中的一切，以及关于太阳、月亮和星星的一切。他们特别强调了日历。一些归功于以诺的著作似乎在犹太世界日历改革运动中发挥了作用，其发生在公元前10世纪末期。天使们向以诺透露，一年有364天，当时这显然并非全部教派的立场。为了支持这一立场，援引以诺之名，显然是为了使其更具权威性。

据说，以诺按照天使的吩咐创造了366本书。天使似乎也已教他如何写作，人们认为是他把书面文字带回了地球，而且百科全书可归功于他的那些知识。根据一位古代历史学家所说，以诺“通过天使之神学到了一切，因此我们获得了自己的知识”。9人们不仅把以诺视为许多问题的权威，也把他视为天文学和占星术等整个学科的创始人。

虽然以诺的声望是在犹太教这个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但传播范围远不止犹太教内。例如基督徒开始相信他对于世界末日具有重要影响。摩尼教教徒和诺斯替教教徒都对他评价很高，因为他们都被认为是神圣智慧的启示者。有些人认为以诺是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Trismegistus），而一些穆斯林则认为他是神秘的易德立斯（Idris），其在《古兰经》中简要地出现了两次。

以诺的个案研究，汇集了一些在其他背景下出现，并且与智慧相关的不同主题。他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与上帝有特殊关系。人们认为是他发明了写作，或者至少传播了写作知识，并且还将其他天赋带给了人类。因为天使向他展示了未来，他才得以拥有预言的才能。10

忒瑞西阿斯、曼托和摩普索斯

如果以诺拥有预言的才能，那忒瑞西阿斯（Tiresias）则是整个家族拥有此项能力的首领。他也许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先知，有着独特的经历。当他是年轻小伙子时遇到了两条正在交配的蛇。由于某种原因，他决定对此进行干预，但因为一些更模糊的原因他变成了一名女子。几年后，他经过同一条路，看见同样的事情。再次干预，然后又变回了男子。这给了他一个特别的生活视野，所以当宙斯神跟他的妻子赫拉争论有关性生活的问题时，他们决定向忒瑞西阿斯咨询，因为忒瑞西阿斯在男女性生活方面都有经验。赫拉不喜欢他说的话，于是让他变得双目失明，但是宙斯喜欢这番话，并赐予他预言的本领以及长寿的生命。故事的另一版本说，是雅典娜把这些天赋赐予了他，从而使得他的预言与智慧的联系更加明确。他预言的能力有时也被解释为能够理解鸟类语言。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是当时最著名的预言家。去世后，他在奥尔霍迈诺斯（Orchomenos）有一座神庙，而且应奥德修斯之邀继续在地狱中做预言家。显然，他因智慧享有的名誉与他预言的才能是有明确联系的。

忒瑞西阿斯有一个女儿叫曼托（Manto）。由于“曼托”与希腊语“预言”极其相似，所以尽管有几个有关她的故事，但她似乎仍然像谜一样。据说她跟父亲一样拥有预言的本领，且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修炼技能。上帝随后把她与她的儿子摩普索斯（Mopsus）送去了克拉罗斯（Claros），然后他们在此建立了一座神庙。之后摩普索斯继续在马卢斯（Mallus）［或马勒斯（Mallos），克拉罗斯和马勒斯都位于现今的土耳其］建立了自己的神庙。而在马卢斯的另一座神庙是属于安菲罗科斯（Amphilochus）的。据说两人吵架闹翻了，但鉴于两人都是预言家，因此将这视为一种“智慧竞赛”会更有吸引力。尤其据说摩普索斯与另一位预言家——卡尔克斯（Calchas）早期进行过占卜比赛。与忒瑞西阿斯一样，曼托和摩普索斯与智慧的联系显然是他们能够看到未来的能力，尽管将要对曼托的介绍，比在此已经介绍的稍微多一点，但是摩普索斯呈现给人们的是更加全面复杂的人物。据说他已统治了科洛封（Colophon）（在克拉罗斯附近）且对建立阿斯潘多斯（Aspendos）和帕吉（Perge）这两座城市做了贡献。有些学者认为一个名叫穆科舒氏（Mukshush），其名字在出土于古代赫梯（Hittite）首都赫梯沙（Hattusha）的材料上出现过，可能与摩普索斯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他也许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11无论如何，真实日期的真人真名已把我们从传奇世界带入到了历史中，而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虽然本章所有的角色都享有智慧的声誉，但由于其真实性很低，所以这样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出现。以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曼托甚至不具备这种智慧，兔八哥和大笨狼怀尔是卡通人物，但提到的许多其他人也大都未超出这两个维度。我们不难发现为什么八仙仍被人们铭记和尊敬，因为他们至少还有为人所公认的人性的一面，尽管这指的只是他们的成就。文化英雄和骗术师的组合已被证明存在问题，但对此我们还有望解决。骗术师就像一个孩子，不断地突破底线，不断地问“为什么？”，而且永远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答案。也许文化英雄和骗术师的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多么想要成为像文化英雄一样的人，在实现的过程中总会有重重阻碍。

很难讲这个章节有多少人物和故事存在历史依据，很可能这里提到的许多名字也都来源于真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即便如此，很多也已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被湮没了。虽然在某些地方历史与传说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但在下一章节中将会直接将重点转移到其历史的一面。

《竹林七贤图》（TheSevenSagesoftheBambooGrove)

出自18世纪日本人？田湖龙斋（IsodaKoryusai）之手。它展示的是在男童陪伴下七贤正欣赏画卷。在其他地方他们都以欣赏交谈艺术而闻名，这似乎也是此处所要表达的主题。

第3章

历史中的智慧

很显然，从整个人类历史中挑选出几个颇具智慧的人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本章挑选智慧人物的标准为：在这些智者生活的年代里或者他们死后不久的时间内，当时的人们是否认为他们是有智慧的人，或者这些人是否被很明确地定义为智者。虽然按照这一标准或许会遗漏许多以智慧闻名的人，但这至少提供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衡量尺度。根据这一标准我们也发现了一群有趣的人。根据这些适当标准，在本章节中有许多有待商榷的人物不包含在内，也有许多智者符合这些标准，但是我把他们放在后面章节另行介绍。本章同样也没有介绍的还有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举出这些例子最主要的是要厘清他们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比如，一本关于佛教国家历史的书中写道：“可以从三个角度解读佛陀：佛陀是一个人；一个精神原则；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事物。”1虽然这可能是佛教教义的准确释义，但是从历史角度看，对人们理解其含义并无益处。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耶稣身上，基督既是人也是神，因此既有历史性又有永恒性。至于琐罗亚斯德，学者对他生活在哪个年代的估计甚至相差一千年。面对这些问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忽略这些问题，不选取这些有争议的人物。幸好仍然有足够的材料可供选择。

伊姆霍特普和所罗门

虽然伊姆霍特普（Imhotep）和所罗门都是传奇人物，各有特色，但是有关他们的故事却具有明确的历史定位。伊姆霍特普死后被尊崇为神，许多罗马皇帝也同样被视为神，他们的名字理所当然地经常出现在历史作品中。所罗门死后，关于其名声有许多有趣的评论，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生活。

伊姆霍特普生活在埃及历史的早期阶段，他的伟大纪念碑就是坐落在塞加拉（Saqqara）的阶梯金字塔。相传该金字塔是伊姆霍特普为埃及法老乔赛尔（Djoser，公元前2668年至公元前2649年的埃及统治者）所建。这是人类建造的第一座完全用石头构成的建筑物，至今数千年而不倒。很明显，乔赛尔在许多方面都要依靠伊姆霍特普，所以他曾担任过数个要职。伊姆霍特普身份众多，他曾担任管理者、司库、神父、顾问等等。据说他写过一些作品，但都没有留存下来。他也可能是一名医生，许多人在他死后仍慕名而来，在他的墓地朝拜祈求安康。希腊人逐渐认为乔塞尔就相当于他们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形成这种观念的原因是这两位精通艺术的人能使病人通过做梦缓解病情，甚至完全治愈。

伊姆霍特普取得了许多非凡成就，后人认为他绝非人类，因此将他视作造物神卜塔（Ptah）留在人间的儿子（伊姆霍特普曾作为一名神父为他服务）。伊姆霍特普直到他死后几个世纪才被奉为神明。伊姆霍特普才识渊博，学富五车；在当时，他通晓的知识量堪比百科全书。在古埃及，或许是文士的身份把他与智慧紧密联系起来。虽然不能确定，但是他与托特神似乎密切相关。精通其他艺术和技能只会使他看起来更具智慧。

如果说伊姆霍特普是因为他父亲身居官位得以生活不错，所罗门则是因为他生来就是国王的儿子。所罗门生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但是他不是大卫王的长子，所以想要得到王位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所罗门统治埃及40年，是历史上最富裕的国王。但是所罗门王晚年曾一度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留给了儿子一个分裂的王国。所罗门死后，王国分裂为南方犹太王国和北方以色列国。面对这种情况，对任何一位君主而言都不能称之为“伟大成就”，对于一位明智的君主而言就更是如此了。然而，所罗门的确与智慧有关，以至于在其死后几百年，以他为题材创作的书也是为了借助他响亮的声誉获取利益。成千上万的谚语都出自他，尽管这些谚语可能并非全部出自他的手笔。人们通常认为谚语多出自智者之口，显然所罗门是该项荣誉的一个不错人选。

据《圣经》记载，所罗门加冕后上帝出现在他的梦里，并问他想要什么。所罗门说他想要的是“一个有悟性的头脑”帮助他“辨别善与恶”（《列王纪上》第3章第9节）。2上帝便赐予他一个智慧和精明的头脑（《列王纪上》3章第12节）。3这里也明确指出，当所罗门明明可以索要许多其他事物（如财富、长寿或成功）时，他却选择了智慧，这一点也令上帝感到十分欣喜。

在《圣经》中，这个故事直接引出了有关所罗门最著名的轶事。这个故事讲的是所罗门对一起纠纷的判决。在此案件中两个女人争论不休，她们都声称是那个孩子的母亲，于是请求所罗门做出判决。所罗门下令把孩子劈成两半，这样她俩就可以一人一半了。一个女人同意这么办，而另一个女人则祈求他不要杀死小孩。所罗门判断这个有同情心的女人才是孩子的母亲，并把孩子还给了她。

这只是体现了所罗门智慧的其中一个故事。据说当时，对于所罗门的判决每个人都赞叹不已。虽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却足以打动人心。一个国王经常被请求主持公道、伸张正义，面对两位女性不可调和的纠纷，所罗门必须找到解决之策。他的解决之道可以被看成是想象力的创造性飞跃，旨在追寻事情的真相。这似乎就是令当时的人感到震撼的地方吧。如果两个女人都乞求国王不要杀死小孩的话，情况又会怎样？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有关禅宗故事中有一个类似的案例：

当南森（Nansen）看到修道院里两个和尚因为一只猫的所有权争吵时，他把这只猫放在他们面前，并称：“如果你们为这只猫说句好话就能救下这只猫。”他们都沉默不语，最终这只可怜的小猫成了他们犹豫不决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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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的声誉也有不好的一面，这可能与他学识渊博有关。《古兰经》说到所罗门能指挥人类、灵魂和鸟类，他也拥有比风还强大的力量。5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这反映了人们一般都会把所罗门与超自然领域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公元1世纪约瑟夫斯（Jose-phus）写道：“所罗门也能使用咒语来驱魔、影响治疗。”6这种说法将他完全置于魔幻的境界，《所罗门的钥匙》（theKeyofSolomon）是一本有关魔法的书（创作于14或15世纪）也提到了所罗门的咒术。至于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所罗门会与魔法有关尚不清楚，但这种关联需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了。这种关联是否会因为所罗门的智慧或其他原因变得更加密切还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几个世纪以后所罗门被视为了智慧的代言人。

古希腊七贤

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古希腊有七位圣贤。为什么这七位圣贤极具魅力至今仍是不解之谜。或许阿普卡卢能给出一些答案，也许这个传统比这七位圣贤存在的时间还久远。无论如何，即使在这七位圣贤中我们只对其中某些比较熟悉，但我们至少是站在历史的角度了解古希腊七贤。虽然人们总是说有七位圣贤，但究竟是哪七位还不能确定。二十多个名字出现在各种名单上。现存最早的名单是在《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中发现的，这本书是柏拉图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创作的。名单上所有的人（以及每个名单上几乎所有的名字）都是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或公元前6世纪的人。正如柏拉图所说，名单上的所有人都有可能会在德尔斐出现，而公元前582年这个预言已经成真了。7

从柏拉图那里可以看到这七位圣贤分别是雅典的梭伦（Solonof Athens）、斯巴达的奇伦（ChilonofSparta）、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Miletus）、普里耶涅的毕阿斯（BiasofPriene）、林迪的克莱俄布卢（CleobulusofLindos）、米提利尼的庇塔库斯（PittacusofMytilene）和米松（MysonofChen）。

所有留存下来的名单中都有泰勒斯、庇塔库斯、毕阿斯、梭伦，因此从这几位贤者开始介绍是比较合理的。泰勒斯经常被视为第一位“西方”哲学家，而且他似乎预测了公元前585年的日食，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第一个相当精准的日子。在现代人眼里，泰勒斯更像一位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他对世界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世界是如何运转的特别感兴趣；庇塔库斯被视为明智的统治者和立法者；毕阿斯擅长演说，以及为那些被冤枉的人辩护；梭伦对雅典的法律进行了改革，此外他也是一个有天赋的诗人。在柏拉图名单上的其他圣贤中，克莱俄布卢是最不起眼的，他以撰写诗歌、警句和谜语而闻名。当时，米松在阿波罗的神谕中被视为世上最聪明的人，生活非常简朴。最后这位圣贤奇伦因其为人诚信并能提供良好的忠告闻名于世。

为什么这些人被视为有智慧的人？他们展现智慧的方式是否相同？或者是否比其他人更明智？要判断这些并不容易。然而，米松也许是个例外，因为在神谕中就将他视为最聪明的人，正如柏拉图年代的苏格拉底一样。很显然这个问题也使柏拉图感到困惑，于是他想找到一个答案并给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回答：“他们都钦佩斯巴达文化，他们的智慧可被视为属于同一范畴，即都包括出自他们之口的言简意赅、发人深省的名言。”8［斯巴达的一个古老的别称是拉哥尼亚（La-conia）］，斯巴达人自古就有用几句话表达自己的习惯，这个习惯是”laconic（简洁的）”一词的起源。我曾经认为这个解释纯粹只是柏拉图单方的想象而已，但现在看来我应该认真思考柏拉图的这个想法了。

谚语可能就是以言简意赅、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有智慧的言论。正如之前我们介绍所罗门时看到的（也将在其他情况下看到），谚语通常会被认为出自智者之口，这可能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这种趋势并不仅限于谚语，智慧文学往往与智者有关。我们已经看到印度圣贤为印度教经文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在合适的时候我们也会列举其他的例子。假如当这七位圣贤在德尔斐出现近二百年后，柏拉图才创作《普罗泰戈拉篇》的话，那么很可能柏拉图只是反映了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常识而已。

在普鲁塔克（Plutarch）描述梭伦生活时，他给出了另一种解释。普鲁塔说除了泰勒斯外，其余圣贤都是成功的政治家。事实上，泰勒斯也有可能为他家乡米利都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没有人曾断言这七位圣贤都是政治家，但是通过他们的建议、领导能力、辩护能力，或法律改革都可以看出这七位圣贤为他们生活的地方做出了贡献。而且在他们生活的年代，谏言者、立法者、改革家这些角色尤其与智慧密切相关。

柏拉图和普鲁塔克都试图根据他们所分享的内容，对这七位圣贤被称为智者的原因做出解释，但是两人对这个问题做出的解释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的。有可能这七位圣贤中的每一位都是智者，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呈现智慧方式是一样的。

竹林七贤

现在我将在此介绍最后七个圣人。竹林七贤是公元3世纪生活在中国的七位道教人士。嵇康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他是一位诗人和音乐家。传统说法认为“竹林”是他们聚会的场所，位于嵇康的寓所附近。虽然完全还原出历史事实并不容易，但据说他们远离朝堂和政治上的钩心斗角，退隐乡下过着更加简单而美好的生活。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哲学、创作诗歌、把酒言欢”。9他们大都是学者或艺术家，或者兼具这两种身份。

嵇康耗费许多年去旅行和研究道教，之后才与他的妻子在竹林旁的房子里定居下来。刘伶是竹林七贤中人物形象最丰富多彩的一位圣贤。据说他的身旁总是有一个手里抱着一瓶酒、扛着一把铁锹的仆人陪同。这瓶酒是为他口渴时准备的，一旦他醉死了，铁锹是用来给他挖坟墓的。人们认为“世间之事好似水中浮萍，漂泊不定”10，这句话就是刘伶醉酒后说出来的。在家里，他通常任性放诞、赤身裸体，这往往让来访者十分震惊。为此，刘伶便解释道：“我把天地当房子，把房屋当裤子，诸位为什么跑到我裤子里？”11其他两个人，阮籍和阮贤，也喜欢喝酒，他们用大酒瓮装酒，有时与猪共饮。竹林七贤的其余三人为向秀、王戎和山涛。

据了解，他们其中有些人如王戎，最终重返尘世；有些人如嵇康却拒绝这样做。他们七个聚在一起向世人展现了一种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这与他们曾摒弃的世界所期望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尘世中生活必须遵循世俗礼法，于是他们选择远离尘嚣、拥抱自然；在尘世中生活必须保持清醒、步步为营，于是他们宁愿肆意酣畅、把酒言欢。他们这种不拘世俗、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热门主题，也成为那些放浪形骸、无拘无束之人争相效仿的典范。同古希腊的犬儒主义者一样，道家的自然家园遗世独立：“道家无法想象，一个真正有智慧且圣洁的人愿意卷入到那些政治家和官员必须处理的世俗事务之中。”12

我认为对这一点还可以做进一步阐释。圣人通常被定义为一个目光长远的旁观者。如果智者是那些洞若观火的人，党派之争是源于有的人一叶障目，那么智者便是能统揽全局、超越党派偏见的人。如果大多数人都存在偏见、目光狭隘，那么聪明的人则能打破局限，高瞻远瞩。说所罗门是局外人似乎很奇怪，因为君主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权威人士的领导核心。在政治上，所罗门显然不可能置身事外，这一点与其他统治者一样，稍后我们便会看到。但是在精神上，所罗门能够不拘泥于别人的观点，因此以智慧闻名。竹林七贤则完完全全是局外人，远离官场。他们就跟骗术师一样，乐于挑战世俗成见。

十位明智的统治者

想要猜出为什么法国国王查理一世被称为“秃头查理”、查理二世被称为“胖子查理”并不困难。但是想要猜出来一些统治者被称为“智者”的原因并不容易。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些统治者的事迹（包括皇帝、国王、王子、公爵等等），包括发生在他们统治期间或退位之后的事情。为了简化内容，我把筛选范围限定在欧洲历史进程中，并且列出了十位可供选择的对象。其中有一些人或许被视为有智慧的人，但他们却不是什么“大人物”。

虽然我们对名单上的一些人只是粗略的了解，但是很明显，他们之间有显著差异。虽然他们都被称为智者，但是他们展现智慧的方式看起来却不尽相同。正是因为这一点，按照“主题”来分别介绍这些人可能是最容易着手的，接下来我将从那些学识渊博的人开始介绍：

利奥六世（LeoVI）是拜占庭皇帝（886年——912年在位），20岁就继位为王。在30岁之前，他已经被称为“智者”或“最有智慧的人”。13死后不久，他被誉为“占星家”和“预言家”，据说他还创作了一本预言书。这一点与所罗门有些类似。然而，他主要被视为一个具有非凡才智和学问的人，同时也是一位法律的改革家。利奥六世还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写了许多诗歌和赞美诗，还有一些他亲自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宣讲的布道辞；该大教堂被称为“神圣智慧教堂”如今仍屹立在伊斯坦布尔。可是利奥六世在私生活的某些方面就缺乏智慧。在当时，严格地来说结三次婚就已经是非法的了，但他结过四次婚。

阿方索十世（AlfonsoX）是卡斯蒂利亚国王（1252年——1284年在位）。他学识渊博并推动了托莱多翻译院的发展，在这里汇聚了来自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学者。在战场上，他对穆斯林毫不留情，阿方索十世为再次征服西班牙的基督教王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阿方索十世在法律改革方面没有取得显著成就，但他与利奥六世一样，也是一个法律改革家。虽然阿方索直到逝世都是名义上的国王，但其实在1282年他的儿子成功推翻他的政权后，阿方索就没有实权了。与所罗门一样，阿方索的政绩也乏善可陈。

关于阿方索还有许多可以讲述的事迹。据说他曾说：“创造世界时如果有人问过他的意见，他会使世间万物更井然有序。”14虽然他对此做出的实际贡献并不明了。阿方索最著名的作品是《圣母玛丽亚歌曲集》（CantigasdeSantaMaria），其中包括400多首乐曲。这些乐曲虽然也涉及一些欧洲其他地区的故事，但是所汇集的主要还是来自西班牙不同地区的故事。这些歌曲主要讲述人间奇迹，但也有一些与阿方索自身的生活有关。到底有多少话、多少音乐作品来自阿方索尚不清楚，但是在创作这些作品时他一定给予了指导。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他对天文学的兴趣。在1935年，阿尔芬斯（Alphonsus）环形山就以热爱天文学的国王阿方索的名字来命名并以此纪念他。

查理五世是法兰西国王（1364年——1380年在位）。他以其智慧和虔诚而闻名。查理五世拥有一个私人藏书超过一千册的图书馆，并为此感到自豪。他并不仅仅限于收集书籍，他像阿方索一样也对翻译书籍感兴趣，通过翻译使书中所包含的知识能传递给更多的读者。为此，国王对尼古拉斯·奥雷姆（NicolasOresme,1320-1382）从事的把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从拉丁语译成法语的翻译活动给予支持、提供保障。尼古拉斯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后来，在国王的提携下，他成为大主教。与其父约翰二世（俨然一个可悲的统治者）和其子查理六世（绰号“中魔者”）相比，查理五世显然称职得多。他和阿方索一样，对翻译项目的支持使得人们认为查理五世比较喜欢向他人学习。

艾伯特二世（AlbertⅡ）是奥地利公爵（1330年——1358年在位），发现自己也在智者的行列或许会使他感到十分幸运。大概在其继位时，他的双腿已经残废了，因此艾伯特二世最初被称为“瘸子艾伯特”。他给当时的人留下了十分深刻印象，因此在他执政的后期阶段被称为“智者艾伯特”。就我们对艾伯特二世统治时期的了解，要确定到底是哪些具体成就为他赢得了他后来的声誉并不容易。然而很显然，与利奥、阿方索和查理一样，艾伯特二世在当时一定比一般人更有学识，这可能已经足以说明他为什么被称为“智者”，或者这为我们弄明白他以智慧闻名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好的开端。也有可能是因为与同时代的人相比，他比较与众不同：“在那个满是迫害偏执的时代，艾伯特展示了难得的宽容和人道。”15艾伯特二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早期成员，该王朝统治中欧地区长达几个世纪。如果不是因为艾伯特只是一位公爵，他的后代都会成为皇帝。但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所有统治者没有一位可以称得上“智者”。

腓特烈三世（1486年——1525年在位）被称为“智者”的原因或许也是由于他以“宽容和人道”闻名。他是德国宗教改革时期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1502年，他在其官邸所在地维滕贝格创建了维滕贝格大学，并聘请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和梅兰希通（PhilipMelanchthon,1497-1560）主持学院。当马丁·路德受到新教皇利奥十世（PopeLeoⅩ）迫害时，腓特烈三世保全了他。人们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统治者的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人。他也赞助艺术创作，比如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CranachtheElder,1472-1553）都得到过老腓特烈三世的资助。1519年，腓特烈三世本来有机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他拒绝了，原因是他认为56岁高龄的他无法担此重任了。这可谓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其他人显然更想要获得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誉，假如他登上帝位可能会给他的生活带来许多困扰。

桑乔六世（SanchoⅥ）［纳瓦拉（Navarre）国王，1150年——1194年在位］和安茹的罗伯特（RobertofAnjou）统治时期（1309年——1343年在位），这两位君主除了支持艺术创作这一明智之举外，很难看出来他们如何赢得了“智者”的称谓。相之下，威廉四世（Wil-liamⅣ）表现出来的智慧就更加明显了。他是黑塞-卡塞尔的伯爵（1567年——1592年在位）。他又是一位赞助艺术的人，与腓特烈三世相同，他也是路德教义的支持者。威廉四世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堪称一个敏锐的天文学家。正是因为他，卡塞尔成为天文观测中心，根据这些观察结果总结出的恒星目录表，在他死后才得以出版。其中的许多发现都要归功于威廉四世个人。作为统治者，他保证了经济平稳运行、避免了战乱。综合以上几点因素，不难看出威廉四世是如何赢得“智者”名声的。

名单上剩下的两位人物存在更多问题。艾伯特四世（AlbertIV）是巴伐利亚王国公爵（1467年——1503年在位）。他哥哥去世后，艾伯特四世成了公爵，在此之前他曾在意大利追寻更为洒脱自由的生活。他选择回到世俗世界后完全投身于当时的争权夺势和钩心斗角之中。他留下的不朽的遗产是一部法律，该法律规定长子继承所有公爵的土地，这样就保证了公爵死亡后也不会引起分裂和冲突。最后一个是腓特烈二世（1544年——1556年在位），他是萨克森选帝侯。不得不说，在本节所列举的所有统治者中，他似乎最担不起“明智”的称号了。

这十位统治者，在不到700年的时间里统治着欧洲的一个基督教国家（全部或部分）。他们中的许多人显然有的以学识闻名；有的以宽容赢得名声；或者兼具这两种品质并凭此闻名于世。他们显然都广受大众的好评，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这些品质在公众眼里尤为重要。有的人或许是跟那些很明显不明智的人相比才显得很有智慧。当然，他们并非都是成功的统治者，这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虽然都被称为“智者”，却没有人被称之为“伟人”的一个原因。

内萨瓦尔科约特尔

与当时欧洲的一些统治者相比，内萨瓦尔科约特尔（Nezahual-coyotl）是一位较为成功的统治者，同时也取得了许多其他成就。他名字的含义是“空腹的狼”，他是德斯科科（Texcoco，现在的墨西哥城东部的一个小国家）的统治者，在位时间大概从1430年到1472年。当德斯科科被阿斯卡波察尔科（Azcapotzalco）邻近的城市侵占后，内萨瓦尔科约特尔年纪轻轻就被流放了。他花费很多年集结联盟，经过长时间斗争后最终夺回自己的王国。“文化黄金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内萨瓦尔科约特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作为统治者，他重新制订了国家的宪法和其他法律，建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图书馆，并成立了一所音乐学院。他推动了公共建筑的建设，并对建筑有着浓厚兴趣。在当今德斯科科的城市边缘仍可以看见他所建造城市的一些遗迹。他还对天文学和占星术感兴趣。

有时候内萨瓦尔科约特尔也被视为宗教改革者，据说他为一个不为人知却又无处不在的神！建了一个寺庙，在这里活人祭祀是绝对禁止的。他也被称为诗人和演说家，有些由他创作的诗歌流传至今。更重要的是，人们认为他是一个“tlamatini”（这是个纳瓦特尔语单词）其含义是“有知识的人”，但经常被翻译成圣人或哲学家。他所创作的诗歌中许多都是哲学诗：“在诗歌中，他提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哲学家都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比如：‘人从哪里来？’‘死后又将去往何处？’‘人死后会重生吗？’‘人的一生究竟应该怎样度过？’”16但是不得不说，他生前的所有行为方式并非全都值得别人效仿。比如，内萨瓦尔科约特尔派一个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去战斗，其目的是希望他在战斗程中被杀死，内萨瓦尔科约特尔想让此人的妻子变成寡妇，这样他自己就可以迎娶她了。

在内萨瓦尔科约特尔统治期间，似乎许多“智者”都慕名而来。在此期间，这里成为主要的中美洲文化交流中心。内萨瓦尔科约特尔逝世后，他的儿子内萨瓦尔皮利（Nezahualpill，绰号“禁食王子”）继承了王位。内萨瓦尔皮利跟他父亲一样也是一个诗人。然而与他不同的是，人们认为他儿子内萨瓦尔皮利拥有神奇的力量，比如变化成各种种类的动物。据说内萨瓦尔皮利可以看到未来，可以预测到在西班牙统治下将会发生的灾难。这两位统治者（这父子两个）都以一种切实有效且明智的方式治理了他们国家近百年。内萨瓦尔皮利去世不久，德斯科科便被西班牙征服了。在其死后很久，有传言说他仍然生活在一个遥远的洞穴里。这两位统治者（内萨瓦尔科约特尔和内萨瓦尔皮利）都成功地体现了各种各样与智慧相关的能力。

两位奇才

魔法通常与智慧相关联，而智慧通常被认为会带来神奇力量。在此，我想先介绍两位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奇才”的人。首先是赛蒙德智者（SmundurtheWise）或赛蒙德怀斯（Smundurfrói），起初被称为赛蒙德锡福森（SmundurSigfússon,1056-1133）。虽然他很可能是一个历史人物，但是在他成长过程中有很多传奇故事，其中很多都是讲述他在多种场合中是如何以智取胜于魔鬼的。据说他在维滕贝格一所被称为黑暗学校的地方学习，这所学校得名于校内无窗，因此终日黑暗的事实。“学校也没老师，学生用写满了火红字母的书学习，这些书只有在黑暗中才可阅读。”17在此学习的人，他们直到完成了自己的课程才被允许外出，而这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事实其实还有点平淡无奇，因为赛蒙德为了去教堂学习才离开了他的家乡冰岛，去了法兰西。他回到冰岛时，便成了奥迪的牧师。他是一个满腹诗书的人，并用拉丁文写了一本关于挪威国王的书。然而，后来的传说将赛蒙德变成了一个民间英雄，这是冰岛抵制丹麦统治的象征。他的神奇事迹有时跟骗术师的辉煌成就有相似之处。

我要讲的第二个“奇才”的身份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因为他是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他最初的研究工作是电报领域，负责进行很多改进工作。然而，真正使他名垂千古的是他于1877年发明的留声机。这看起来如此神奇，因为它为爱迪生赢得了“门洛帕克（MenloPark）奇才”的昵称（门洛帕克是新泽西州的小镇，此地有他的实验室和作坊）。最初这个新发明非常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确信其中肯定有某种诡计。虽然爱迪生相继在美国注册了一千多项专利，但这项专利对公众想象力的影响是最大的。

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这项发明如此神奇，甚至有些超自然。很多不同的文化将创造的发明归功于上帝或神话人物，对于其他发明也是如此，例如陶轮。某些事物似乎超出了人类发明的力量，因此必须归功于其他一些原因。爱迪生的“魔法”是基于自然科学和艰苦工作（有时是他人的努力工作）的，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它让人吃惊的力量。对爱迪生生活和事业的记录比赛蒙德的更好更可靠，因此我们更难理解后者的魔法声望到底来自哪里。但就智慧的本质和成果而言，爱迪生的魔法至少可被视为是符合古老神话的。

两大圣贤

我们都曾看到过一些关于古印度圣贤的传说。然而事实是印度圣贤以及犹太人并没有灭绝，在这里我会以两个年代较近的人物为例。第一个人物是戴宾德纳特·泰戈尔（DebendranathTagore,1817-1905），他是一位有名的父亲，他的儿子，罗宾德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于19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声名显赫。“他伟大而高贵的品格以及他高尚的精神本质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同胞们，因此他被称为玛哈希——伟大的犹太人或者伟大的先知。”18多年来，他的生活都离不开“梵天运动”（“梵志会”），这一运动旨在推动印度教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1864年该运动解散后，他毫无争议地成为其中一个派系的领导者。他对印度教改革的态度可以说是激进的。他向来拒绝吠陀的权威，其为印度教最神圣的经文和一些基础教义，例如，因果报应。尽管戴宾德纳特·泰戈尔一直将自己视为虔诚的印度教徒，但是他的改革实际上阻碍了印度教的发展。1863年，他在加尔各答以北约100英里处建立了一个名为圣地尼克坦（Shan-tiniketan）的小型宗教收容所（“和平避风港”）。这个收容所吸引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后来他的儿子将这个收容所发展成为了一所至今仍然存在的大学。

第二个人物是拉玛那·马哈希（RamanaMaharshi,1879-1950），他在加尔各答南部蒂鲁文纳默莱（Tiruvannamalai）的边缘，也吸引了一群追随者。拉玛那·马哈希原名文卡塔拉曼（Venkataraman），17岁时便有深厚的宗教经验，但被迫离开马杜赖（Madurai）附近那个他土生土长的乡村，去了一个质朴的小城镇。小镇里有一座宏伟的圣殿，坐落在阿鲁那佳拉（Arunachala）圣山脚下。在他搬入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收容所前，他住过寺庙、树丛和洞穴。他十分有魅力，似乎天生就能吸引人和动物。拉玛那·马哈希也是一名老师，他的所有教学都围绕着一个思想：自我探究。在改变生活的经验中，他认为自己已经不在世了。然后他想：“嗯，这个身体现在已经死了。他将被送到火葬的柴堆里，最后灰飞烟灭。但是，我会和我的身体一起死去吗？身体就是我吗？”19在自我探究中，他一直在问自己“我是谁？”，而自我探究的终点是自我认识，并且认为智慧与自我认识有关是一个很古老的观念。“认识你自己！”是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设立的铭文之一。阿波罗将他的智慧播撒在帕那苏斯山（MountParnassus）下，因此拉玛那·马哈希被称为阿鲁那佳拉的圣人。

显然，戴宾德纳特·泰戈尔和拉玛那·马哈希有很大差别，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认可某些东西，比如伟大的精神，深刻的理解以及特殊的智慧，这些使他们从众人中脱颖而出，从而成为伟大的圣人。

智慧之家

本章主要是关于个人的，但我现在想介绍一个机构。754年至775年，阿巴斯的哈里发阿布·贾法尔·曼苏尔（AbuJafaral-Man-sur）当政，他于762年创建了巴格达市。他坚决认为他的新城市应该是一个学习之地，也应该是一个权力之地。他最先采取的行动中便包括邀请印度教徒访问他们所建的巴格达，此举为他们带来许多重要的文本。哈里发是一个收藏家，他收集各种各样的文本，并建立了一个图书馆来放置他们。因为许多人使用波斯语、梵语或希腊语，所以他们收藏作品的同时必须聚集翻译人员，以便将这些文本翻译为阿拉伯语。一经翻译，阿拉伯学者便可吸纳、开发和使用它们了。接受、执行和协调所有这些任务的机构被称为智慧宫，即智慧之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智慧之家组成了一个翻译局、一个图书馆、一个书库以及一个属于整个帝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学院。然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保护弥足珍贵的知识。”20这个机构的成就令人吃惊。每本关于科学或哲学的希腊书，但凡可追溯，都可以追溯到巴格达时期，并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但这些翻译只是进一步发现和辩论的开端。

阿布·贾法尔·曼苏尔的继任者之一是哈里发马蒙（al-Mamun），他从813年到833年一直统治着国家。他在之前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智慧之家。他发起了一个涉及绘制整个已知世界和天堂图片的重大项目。该项目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界地图。他要求研究人员计量了地球周长。在他统治期间，伟大的学者穆罕默德·伊本·穆萨·哈瓦里米（MuhammadIbnMusaal-Khwarizmi，约780年——约850年）得以活跃在智慧之家。他的主要天赋是在数学领域，并用阿拉伯语写了第一本关于我们今天使用的数字系统，这一系统在印度得以发展。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们称它们为阿拉伯数字的原因便是因为他。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了“算法”一词，而他的一本书的标题给了我们“代数”一词（来自al-jabr，意思是“完成”或“平衡”）。

很明显，智慧之家主要是一个知识之家，一个整理和处理现有知识的地方，以及新的知识领域发展的地方。智慧之家的翻译活动在从亚洲传播到欧洲的知识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阿方索十世在托莱多建立的翻译学院便要归功于它。在维护和恢复曾经在欧洲流通但大部分已被遗忘的知识方面，智慧之家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拉丁学者对穆斯林数学家热衷的欧几里得几何知识知之甚少。欧几里得激发了哈里发阿布·贾法尔·曼苏尔的灵感，因此巴格达新城沿着几何线条设计。跟随他的人确信欧几里得的元素是从希腊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第一批文本之一。

几个世纪以来，巴格达和智慧之屋的重要性有所减弱。1258年，蒙古人解散城市时，最后的阿巴斯哈里发帝国被解散了。幸运的是，当时智慧之家的劳动者已经在开罗、大马士革和伊斯法罕等其他穆斯林学习中心取得成果。

与前几章一样，本章的目的之一就是展示各种已了解的对智慧的理解。我也尽可能通过选择那些被他们同时代或后代称之为聪明的人，让其来源更具说服力。似乎已经出现了至少三种类型的人。我所提到的竹林七贤、戴宾德纳特·泰戈尔以及拉玛那·马哈希，都有个性鲜明的精神层面。许多睿智的统治者和一些苏菲派圣人这样高贵的人，显然是博学之人。所罗门、古希腊七大圣贤、内萨瓦尔科约特尔和几位聪明的统治者都具有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宝贵品质：他们或是好的立法者，或是好的法官，或是好的顾问。灵性、学问和治国之才被广泛认为是三种认可和表现智慧的形式。本章中讨论的许多都是诗人，而诗歌经常与智慧联系在一起。赛蒙德和爱迪生的才华是不同的，但魔法和发明与智慧都具有可靠的历史联系。或许这些能力和个人会比任何事物都令我们印象深刻，但很明显的是，智慧从各方面脱颖而出。其中一些方式可能具有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影响不同的事物，我在这里讨论的所有文化都以积极的方式展现出来。智慧之家之所以重要，部分源于它处于一个文化的十字路口，它可以把对一种文化的学习变成对多种文化的学习。

般若佛母（Prajnaparamita）

此为9或10世纪般若·克什米尔的青铜像。女神被描绘为智慧的完美化身。她出现时一般都伴随着强调其作为伟大导师的角色符号，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本由梵文写就的书。

第4章

智慧与文学

“智慧文学”通常用于表示《圣经》中的一小部分书籍，以及其他类似的作品。我称本章为“智慧与文学”，以此表明我正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对待事物。智慧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凭借自身能力以书面形式为人所获取或传播，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苏格拉底被称为希腊最聪明的人，但他从未写过任何东西。这样的事并非仅仅发生在苏格拉底一个人身上。我们了解的或自认为了解到的耶稣或佛陀的言语，全都是因为他人的著作。无论其价值如何，书面文字仍然及时凝固在那一刻，变得越来越远离它的创造地和创作期。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假设语言能够获取和传输所有我们希望获取和传输的信息。也许，话语根本不足以传达真正重要的内容。正如庄子所说，“如果智慧可被人们谈论，那么每个人都可奔走相告了”。1然而，语言和书面文字足以创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主体，并使之与智慧产生密切的关系，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奥义书》和吠檀多

梵语词“奥义书”，通常被理解为源于三个字，意为“坐在附近”，这让人联想到老师正给身边的学生传东西的场景。通常提及作品《奥义书》（Upanishad）时，一般是指来自最早期印度哲学的文本集（传说共计108种，但事实多于此）。这些文本集有的长、有的短、有的是诗歌体、有的是散文体，所有这些都可能是由各种各样的匿名人士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创作的。“它们都是阅历丰富的圣人之言……他们的经验记录是任何宗教哲学都要考虑的事实。”2根据《剃发奥义书》（MundakaUpanishad）记载，这些圣人经历了“那不可理解的……永恒不朽的、无处不在的、极其微妙的生活，也就是永垂不朽，智者将其视为生命的源泉。”3尽管对这段经文的翻译不尽相同，但他们一致认为其中涉及了智者从某个角度的看法或理解。明确的含义是，智者的特点是能够比其他人更深入地了解现实的本质。

如果《奥义书》被视为圣人对事物本质的描述，那么期待他们的描述与事实相符也就合情合理了，正统的印度教徒认为确实如此。然而，从这种各式各样的文本中选取一个一致的版本并非易事。那些声称能够这样做的人，或是依靠一种极具选择性的文本，或是依靠对某些段落的创新性解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吠檀多便是从《奥义书》中选取的哲学性的一般术语。鉴于对《奥义书》的解读和理解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因此存在很多吠檀多哲学。

在《奥义书》中发现的不同文本并非简单的重复和概括。相反，他们的共同点是内容广泛且论述了许多不同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很难从中选取单个文本版本的原因之一。然而对很多人而言，《奥义书》的重心，也就是他们的教学核心，与形而上学的问题相关，即根本性问题：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奥义书》所选择的立场简单、深刻并且明显。如果有一种精神渗透在宇宙的万物中，那它一定存在于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以圣人为例，他们便是如此。为了存在于个体之下的精神，《奥义书》用“婆罗门”（Brahman）这个术语来指位于所有实体和阿特曼（atman，灵魂）之下的普遍精神。所以圣人经历的是众所周知的婆罗门，或阿特曼。这种基本信念支撑着大量的印度哲学，或者换句话说，大量的印度哲学解决了此信念的含义问题。

圣人的知识源于他们的经历，尽管《奥义书》（以及写在上面的许多评论）试图传达知识能像文字一样传播思想，但它从不假设文字足以取代经验。所以当《奥义书》寻求阐释圣人经验时，由此得出了允许人们模仿的技巧。笼统地讲，这些技巧可用一个字来概括——瑜伽。梵语词“瑜伽”指两个（或多个）事物的加入或联合。任何瑜伽仪式背后的想法都很简单：我们通过与事物取得联系来获得知识，并最终成为它。在《奥义书》的文本中，瑜伽是手段或方法，借此方法可以体现婆罗门阿特曼的身份。

瑜伽有多种形式，其中一些仅仅为静心冥想。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消除阻止我们看到真实情况的障碍。正如《广林奥义书》（Brihada-ranyakaUpanishad）所说，其目的是要我们变得“冷静、自控、沉默、耐心和镇定”。4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认知被自己的欲望、利益和野心日复一日地扭曲了。我们正不断地从世界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这个角度审视世界。因此，《奥义书》可被理解为劝勉我们要过一种更加无私、少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其原因不是说教形式的，而是务实的。自私是阻止我们看到事情真实面目的障碍之一。当我们正在寻找某个东西的时候，若只是在观看，那我所看到的要远远少于我在做的时候所看到的。瑜伽旨在剥离我们的认知，直到我们纯粹地意识到真正的自己为止。

这可能有点令人惊讶，因为我一直在智慧文学这一章中讨论《奥义书》，却很少使用其中的语录。不得不说，即使对于那些打算理解它们的人来说，《奥义书》也非常不简单，其中许多人都认为印度教和印度哲学方面的知识远不是一般读者（或作者）能理解的。因此，尽管可能会给出更多的直接引用，但释义、说明和解释也许更有助于达到沟通的目的。最后总结本节内容，我将引用《剃发奥义书》中的最后一段话。

先知们，因知识而心满意足。

当他们达到他时（即婆罗门），

便退却激情，如此宁静。

他们自己变得完美。

智者们，他们可以完全自控。

当他们完全达到他时，

存在于所有人心中的他，

他们进入这一切。

5

《大般若经》和《中观论》

虽然意见众多，但至于佛教著作《大般若经》（Prajnaparamita）确切源于何时何地并无统一定论。然而据推测，比较合理的应该是在印度的某个地方，以及公元前1世纪的某个时间。这意味着《大般若经》的开始也许是紧随《奥义书》的结尾。《大般若经》一词通常被译为“完美智慧”，尽管“波罗蜜”也可被译为“终极”，但其代表着“完美”。般若的意思不那么简单。虽然它可指远非完美的理解形式，但在《大般若经》的文学背景下，它被更好地理解为对事物真实本质的洞察。因此般若、《大般若经》的完美也许可被描述为“对智慧的培养，这种智慧能让人们看到事物的本质”。6我们已经看到，《大般若经》跟《奥义书》之间不仅有时间和地理方面的联系，而且还有哲学方面的联系。

尽管最早的《大般若经》作品也许可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但作为一种文体，它持续存在了至少一千年，其在此过程中传播得既遥远又广泛。被称为《心经》和《金刚经》的两个最著名的佛教文本，便属于这种文体。与《奥义书》一样，文本的含义并不完全明了，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为之：“印度传统认为，没有注释的圣书是不完整的。就《金刚经》而言，很明显单纯的翻译不可能传达其全部含义。”7完整的注释出现在《金刚经》这样的文本中，但即使是最好的书面注释也可能需要一些说明。我们不该低估实际生活中的老师在神话传播中的重要性。若没有实际生活中的老师，无论是在原文还是后续的注释中，我们可能会变得过分依赖于死板的文字。

并非所有的《大般若经》作品都是完全令人费解的。被称为《般若八千颂》（即8000节）的作品包含了以下对《大般若经》有益的描述：

完美的智慧是全知的状态……

她为盲人带来光明，使所有的恐惧和痛苦都可能被抛弃……

她驱散了忧伤和黑暗的幻想。

她为那些已经在歧路上迷失方向的人指路……

她保护那些未受保护的人……

8

人们可能注意到，此处的《大般若经》被拟人化为女神，因此引用了“她”。对佛教而言，这种拟人法并不罕见。作为化身，《大般若经》即是助推者又是保护者，但在严格的哲学术语中，它代表的完美智慧究竟是什么？

与《奥义书》一样，《大般若经》这部作品并非哲学性的宣传手册。其目的不是想要证明或说服什么，而是旨在像《奥义书》一样尽可能陈述作者的经历。他们讲述自己如何看待事情。最终，他们看到的是“事物的自我存在是空虚的，与使其得以存在的精神密不可分。”9此处的“自我存在”是自性一词的翻译，也可译为“本性”或“真实独立的存在”。具有本性的东西完全独立于其他任何东西的存在。但是，哪种事物可以说是拥有这种本性的呢？显然任何被创造出来的东西都缺乏本性，因为它的存在是依赖于创造物或创造者的。任何由两种或更多事物组成的混合物在一起也缺乏本性，因为它的存在取决于它的组成部分。

在《大般若经》著作，以及从其获得灵感的那些哲学思潮——《中观论》（“中庸之道”）中，经常遇到“空性”一词。《中观论》哲学体系的整个观点是要证明没有什么是“自我存在”的。换个方法来说，这个世界是“空”的自我存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的“存在”是空的，只是它的“本性”是空的。

世界的“本性”是空的，这一事实很重要，因为我们用语言来命名事物，以区分“A”和“B”，或者，更根本的是区分“A”和“非A”。一匹马不是一头牛，因为一匹马的“本性”不同于一头牛的“本性”，因此我们用两个不同的词来指代它们。但是如果事物没有本性，那么我们的言语便不受约束了。如果我们尝试用没有组织好的语言做事，那我们就可预料到它将出现意外情况。同样，我们使用的逻辑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如果某物是“A”，那它不可能同为“非A”。这被称为矛盾律。《中观论》的一些文本将语言和逻辑推向了极限：

一切都是真实的，是虚无的，

一切既是真实的，也是虚无的，

一切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无的。

此为佛祖的教诲。

10

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经文，出自2世纪被称为《中观论》（“中观根本论”）的作品，其作者是最伟大的佛教哲学家之一，龙树。乍一看，它似乎毫无意义，更别说真实性了。如果它真存在的话，那该如何被理解呢？第一点要注意的是，这节经文是所谓的“四否定”。它列出了四个选项，分别为（1）一切都是真实的，（2）一切都是虚无的，（3）一切既是真实的也是虚无的，（4）一切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无的。但是哪个选项（如果有的话）是正确的呢？有时，“四否定”被用来引入四个选项的“证据”，有时它被用来引入所有选项的“反证”。但是如果它们四个都可被“证实”，那它们不可能全部正确，因为它们之间彼此矛盾。另一方面，如果它们四个都不可被证实，那还剩下什么选项呢？因为所有可用的选项似乎都用尽了。无论“四否定”使用了两种方法中的哪一个，其目标都是相同的：把我们从自满中唤醒，让我们意识到，如果这是我们看待事情所用方式的结果，那么我们看待事情时一定用错了方法。

还有第三个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即使没有任何“自我存在”，仍然还有存在。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一切又是不真实的，因为没有什么是“自我存在”的。类似地，一切东西都是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并且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不真实的，同时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或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不真实的。这种方法解决了矛盾，且让其变为唯一明显的矛盾：当两个不同意义的“真实”被识别和分离出来时，矛盾就消失了。这个解决方案具有哲学上的完备性，因为矛盾在哲学上是充满问题的。然而，如果我们将《中观论》哲学视为《大般若经》文学的分支或受其启发，那么文学的基本观点就是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只有当我们认为“四否定”无法解释时，我们才可能会采取截然不同的观点，继续前进。解决矛盾让我们变成自我。通过解决矛盾，当我们需要超越它的时候，自身便被给予了逻辑。

《奥义书》和《大般若经》的智慧（以及产生于它们的吠檀多和中观论哲学体系的智慧）主要集中和关注于形而上学。他们阐述了世界最终真正的样子，且向我们挑战，要求我们通过自身经历来验证这些陈述的观点。现在我想转向一种与众不同的智慧文学，与其说其中涉及了世界的样子，不如说涉及的是我们如何在世界中生活。

教谕文学

“首都监管大臣——普塔霍特普（Ptahhotep）的命令，在法老易色西的威严下永垂不朽。”11我们熟知的最早的古埃及文学作品之一由此产生了，其采用《普塔霍特普教谕》的名字。易色西，更多的被称为杰德卡拉-易色西（Djedkare-Isesi），其在公元前2414年至公元前2375年间为埃及统治者。虽然普塔霍特普很有可能是这部作品的作者，但真相不得而知。正如所罗门等人指出的那样，因智慧享有盛誉的人们即使不是，或者不可能是作品的作者，但是人们仍可能认为作品是他们创作的。在此引文中的“教谕”一词是埃及词语“seboyet”的翻译，仅仅是指一部旨在教会读者某些道理的作品。然而，它与一种旨在教会读者如何生活的文学关系非常密切。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一些教谕文学作品包括寓言、谚语以及那些可能被视为说教或训诫的作品，此类教谕文学多与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相关。

无论是否真的是这样，教谕作品往往被写成好像一位父亲正将他积累的智慧传授给儿子一样。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作品中，普塔霍特普说自己正日益衰老，想让儿子准备接替他的高位。因此，他提供的大部分意见可能被认为具有专业性质：“如果你是一个接受请愿的人，当听取请愿人讲话时，请谦虚……请愿人喜欢听者对其演讲频频点头，直到他结束了意欲传达的请愿。”12在一个有时被称为《阿美尼莫普谚语》（TheInstructionofAmenemope）的作品中，还可以找到同样的有关父亲和儿子之间的惯例。尽管称其为《阿美尼莫普的教谕》更恰当，因为它的起始句是：“生活教谕和幸福戒律的开始。”13称之为《阿美尼莫普谚语》的原因非常简单：此作品一经翻译，学者们便会意识到，由阿美尼莫普创作的作品与《圣经》中的一部分谚语惊人的相似，这绝非巧合。由于涉及追溯两部作品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出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到底是什么。但我们可确定的是，这种文学在古代埃及和西亚分布甚广。

阿美尼莫普创作的作品可能比普塔霍特普创作的作品晚一千多年，两者的作品内容有明显差别。虽然阿美尼莫普在一些排名中是作为一名专业人士（因为他告诉我们的便是如此），但是他提出的专业建议比前辈们少得多，一般而言其相当多的建议都是关于生活的。他的目标是“为生活方式设定权利，让自己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带领自己远离邪恶”。14他的一些建议告诉我们，可疑的商业行为已存在数千年了：“不要把天秤调重，不要对重量弄虚作假，也不要减少重量的数字。”15诚实在所有交易中都很重要。最后，在整篇文章下边的一般所有信息都很简单：善良带来好运，邪恶终将受惩。

在阿美尼莫普之后约一千年，被称为《安肖桑基的教诲》（The InstructionofAnkhsheshonqy）的作品问世了。安肖桑基（Ankhsheshon-qy）在此作品中的角色是一名被判处死刑的、聪明的内科医生。在执行前，他要求被给予书写材料，以便能够撰写一部教谕作品传给儿子。他的建议永远实用，如：“不要为了生活好一点而去借需要支付利息的钱。”16有些建议看起来非常令人困惑，如：“不要嘲笑一只猫。”17这大概是与巴斯泰托（Bastet）有关的迷信，其经常被描绘为是一个猫头的女神。希腊人用他们自己的阿尔忒弥斯女神（Artemis）来识别她，阿尔忒弥斯女神可能很容易地被激怒。也许巴斯泰托有相同的声誉，她并不喜欢嘲笑。人们已经努力地整理了收集在《安肖桑基的教诲》中不同主题的不同语录。例如，有一组关于财富的格言，包括：“寺庙的财富在于它的神圣……仓库的财富在于它的库存……智者的财富在于他的言论。”18虽然对这个主题的处理不足以使文本系统化，但是很显然某些语录属于一个整体。无论他们之间的差异如何，所有教谕文学的一般目的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整体或部分的美好生活的，并帮助读者实现美好的生活。

更多来自埃及及其古代邻居的智慧作品的例子都可以拿来被讨论，但在这里我只讨论其中一个。一个名为《艾哈卡尔语录》（The WordsofAhikar），或《艾哈卡尔的故事》（TheStoryofAhikar），或《艾哈卡尔的智慧》（TheWisdomofAhikar）的作品在古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据说它的主人公艾哈卡尔（Ahikar），或艾哈恰（Ahiqar）是政府官员，为亚述王西拿基立（Sennacherib）和亚述王以撒哈顿（Esarhaddon）服务，他们在公元前704年至公元前669年统治着亚述国。圣经之书《托比特书》（Tobit）曾提到过艾哈卡尔，据说其为托比特的侄子。在以艾哈卡尔命名的作品的描述中：他是一位老人，被国王逼迫推荐一个继任者。因无子女，艾哈卡尔便推荐了他的侄子，拿单（Nadan）。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文本的下一部分内容是传统的教谕文学。接下来故事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拿单接管了他叔叔的职位，但随后便密谋反对他，并设法让他被判死刑。幸运的是，艾哈卡尔成功地摆脱了死亡的命运。在某些故事版本中，艾哈卡尔之后去了埃及，在那里他受到法老的考验，面临一些问题和谜语。艾哈卡尔每次都能获胜，并回到了亚述国。关于他侄子犯的错误，他为其长时间地讲经布道，后来拿单逝世了。与《安肖桑基的教诲》一样，《艾哈卡尔的故事》中的叙事元素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其中暗含的教谕的借口。事实上，《安肖桑基的教诲》的作者完全有可能对《艾哈卡尔的故事》很熟悉。将背景设置在亚述国的事实强烈支持其源于亚述国的观点，《艾哈卡尔的故事》虽然众所周知，并且存在很多版本，但无人能确定它起源于哪里。另一方面，《艾哈卡尔的故事》中的叙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娱乐价值，这无疑为其名气做了贡献。

《艾哈卡尔的故事》有许多不同的版本，最古老的幸存版本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人们在埃及发现它，但其是用阿拉姆语书写的。其中的一些语录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在此，关于耳熟能详的谚语，有一个非常早的版本，如“省了棍子，害了孩子。不打不成器”，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也许一直都不失为很好的建议。19还有给人印象更深刻的表达：“我曾尝过苦涩的枸杞，吃过苦苣，但没有什么比贫穷更苦的了”，这听起来像对个人经历的呐喊。20在豹子和山羊以及荆棘和石榴之间也存在富有想象力的讨论，这便是在智慧文学中发现的一种常见的寓言。

教谕文学历史悠久、地理分布广泛。设想人们的愿望是把有益经验传递给其他人，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好像很合理，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因此，没有理由猜想古代埃及的教谕文学会直接影响到其他文化的教谕文学。另一方面，正如在《艾哈卡尔的故事》中看到的那样，教谕文学似乎已经流传甚广，所以它，或与它类似的作品，肯定有可能已经传播到了一些非常遥远的地方。

相对较近的一个例子可追溯至1925年。印度北部的瓜廖尔的王公马达夫·拉奥·辛地亚（MadhavRaoScindia）非常清楚那些注定要成为统治者的人应为等待高位做何准备，并将其观点列入他的《论统治者的教育与教养》（NotesontheEducationandUpbringingofthe Ruler）中。其中的一些评论可能直接来自古老的教谕文学作品，如：“既不吝啬也不奢侈。说出真相，不要害怕……接受正义的事情，总是保持礼貌……尊重父母和长辈。”21这里没什么专门涉及皇室或印度的，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王公对婚姻的看法是“通常，为国家选择统治者或为孩子选择新娘和新郎都是由父母或监护人决定的”，这种做法在很多文化中都很常见。22然而，在一个特殊的生活领域，王公有着许多人可能认为不同寻常的意见：“男孩和女孩都应该每周被带出去进行一次射击，不得失败，数年后当他们进步以后，每年应花费不少于两周的时间进行老虎射击。”23然而，在王公的世界里，狩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对此事的评论及时地提醒了人们教谕文学旨在帮助人们过上自己预期的生活。因此，一定程度的文化相关论应该毫不奇怪。

进一步向东移动，在北部的一些地方，我们遇到了一部相当不同的作品。萨迦·班智达（SakyaPandita,1182-1251）是西藏学者、政治家、教师和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智慧之宝本释》（AJewel TreasuryofGoodAdvice），此作品至今仍被西藏地区、印度和不丹用于教学。作为一名学者，他熟悉除自己语言以外的各种语言的作品，《智慧之宝本释》则是众多不同来源的汇编图。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佛教徒，他赞同一种特别的生活哲学，而这助他完成了自己的著作。这本书一共457节，每一节都提供一个独立的建议或智慧。其中许多都有记载，例如在331节，我们读到：

一个人不应该离开原住地，

若没有事先对其他地方进行合理调查。

如果腿的位置放置不正确，

当第二条腿抬起时，一个人就会跌倒！

24

在第203节：

当众人意见统一时，

即使是弱者也能完成伟大的事情。

依靠众多蚂蚁的联合力量，

一只狮子也能被杀死。

25

此处非常简短的节选几乎没为萨迦·班智达提高身价，但我们可以从中辨认出他写书的基本方法。他一般不太关心提供建议，但是他热衷于敏锐地观察世界，看它如何运转，并允许人们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人们想跌倒，他们可能会高兴地忽略第331节，但我们推测他们不会这么做的，这种细致的观察对他们是有益的。

再次向东移动，我们来看400年前在中国过着隐居生活的所谓“流浪学者”的作品。洪应明写了一本名为《菜根谭》的书，名字很有吸引力。标题显然受到了哲学家汪信民语录“得常咬菜根，即做百事成”的启发。26这部作品在中国影响不大，但在日本经常被采纳并取得了一些名声，这就是为什么它通常因日本名字“Saikontan”而闻名的原因。洪应明很明显拥有一种折中主义的心态，他为自己的作品汲取了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知识。像萨迦·班智达一样，洪应明是一个精明的世界观察家，他的357篇诗歌中大多是关于如何在世界上生活的建议。以下是更明显的例子：

人之过误宜恕，

而在己则不可恕。

27

达人观物外之物，

思身后之身，

宁受一时之寂寞，

毋取万古之凄凉。

28

頬肥辛甘非真味，

真味只是淡。

29

把单个诗歌联系起来去辨别一个共同的主题或线索并不总是容易的。然而，如果认真审视这本书标题的灵感，那么吸收其所有教义的人“应该能够做所有的事情”。当然，在道教传统中，这样一个成就标志着一个人将脱颖而出成为圣人。所以把《菜根谭》视为一本指导人们如何成为圣人的书也许是可能的。

对于这一长篇节选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再次向东前进，到达美洲。之前我们已经提到阿兹特克的内萨瓦尔科约特尔和饱学之士或圣人。虽然他们的文学大部分被征服者和后裔所毁灭，但并非全都丢失了。被称为“老人话语”（DiscoursesoftheElders）的一些文献幸存下来，这些文献展示了其在世界中的教谕方式。就像埃及一样，其中许多书都好像是一个父亲在向儿子传递建议。

有这样一篇文献描述了施加在年轻王子身上的严厉制度。他们住在一座寺庙里，被要求午夜时分醒来，开始做清扫的工作。然后被送到森林中，要带回树枝和蕨类植物来装饰寺庙。每次完成任务就会收到几张玉米饼这样微薄的早餐。之后，他们的日常生活便开始了。他们被教导：“如何生活，如何服从，如何尊重别人，如何善待自己，如何放弃和摆脱邪恶、不良行为和纵欲。”30在阿兹特克社会，尊重他人和自我控制是非常珍贵的。对于“好人”要从“使人舒适”的角度去理解。31

“合适的”东西被比作可食用的东西，对人类自然的东西被比作可吸收的、不会造成内部损害的、会帮助个人成长的东西。

“教谕”换个词便是“教育”。很多埃及教谕文学作品得以生存下来的原因是，他们被埃及孩子当作了其教学的一部分，被复制了一代又一代，一个又一个世纪。埃及孩子们复制这些文学作品，把它们当作学习如何写作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复制的东西塑造了他们的价值观。而且由于很少有埃及孩子学习写作，所以教谕文学所体现的价值观往往是社会精英的价值观。阿兹特克的教育制度似乎并非那么优秀，所以通过它灌输的价值观似乎来自广泛的群体，那些“合适的”东西帮助一个孩子成长为这个群体的正式成员。

贪婪似乎是阿兹特克世界的主要罪恶之一。和大多数已知世界一样，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令人担忧的。父亲建议他的儿子：“不要把心思花在女人身上。”把这样做的人比作“把自己扔进食物堆上的狗”。32要学会等待，要知道事情在不同的时间就会有正确和错误之分，这些在此处学到的经验，很可能在许多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世纪中引起共鸣。可以发现各种教谕文学中的大部分内容超越了历史和地理的范畴。另一方面，正如王公马达夫·拉奥·辛地亚的笔记提醒我们，一个建议可能在一个社会中很好，在另一个社会中看起来就非常奇怪。教谕文学的观点也许可以看作是将人类原材料转化为人类成品的过程，不同社会（以及同一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可能重视不同的成品。更有趣的是，也许我们可以与不同文化的教谕文学有些许关联。在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想法中，我们也许至少可以看到真正人性化、普遍化的智慧的轮廓。

智慧文学与《圣经》

虽然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埃及的有关智慧的著作几个世纪以来仍不为人知，也未经翻译，但是对于古以色列的智慧之作来说，命运却截然不同。《约伯记》（thebooksofJob）、《箴言篇》（Proverbs）、《传道书》（Ecclesiastes）这三本作品成为犹太教官方书，之后又成为《圣经旧约》中的一部分。另外两个作品《所罗门的智慧》、《西拉书》（又称《德训篇》）被一些宗教（但并不是所有宗教）认定为具有权威性的作品。不知道是何时（但有些人认为是在公元前2世纪），《约伯记》、《箴言篇》、《传道书》这三本书因其内容与智慧有关，所以被认为是犹太教经典中的独特作品集。之后《所罗门的智慧》、《西拉书》与这三部作品一起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核心智慧经典著作。在这些作品中，《所罗门的智慧》创作时间最晚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因此2000多年以来，所有这些作品一直得到广泛阅读和讨论。

关于《约伯记》、《箴言篇》、《传道书》这三本书，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尽管他们与非犹太教、基督教内其他作品的确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这三者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约伯记》着重探讨了为什么人会遭受苦难。在本卷书中，约伯被刻画成一个具有崇高美德且无比虔诚的人，但是上帝允许撒旦用各种方式（只要不伤及约伯的生命）去考验他对神的信仰是否坚定。于是，约伯失去了财产、子女和健康（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却默默忍受着这些苦难。四个朋友去看望他，他们就“约伯遭受苦难究竟有何深意？以及怎样才能使约伯脱离苦境？”展开了辩论。最终这几位朋友一致认为约伯所承受的苦难都是自食恶果。但是，约伯、上帝以及读者们都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最后上帝终于出面伸张正义替约伯澄清事实，并使约伯比之前更加富裕了。

《约伯记》并非是犹太传统所特有的，甚至可能起源于民间故事。从美索不达米亚留存下来的其他以“苦难及为何要遭受苦难”为主题的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约伯记》存在相似之处。《约伯记》吸引读者的原因在于这本书里面不同的人都围绕着“人为何要承受苦难”这一亘古不变的主题展开辩论。但这本书得出的结论是：痛苦并非总是理应遭受的，这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安慰。

《传道书》的写作风格迥异，题材大部分采用散文体，全篇采用文章或布道的形式，但是它所关注的主题跟《约伯记》相差不远。如果《约伯记》的主题是为什么人要遭受苦难。《传道书》的主题则是：“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传道书》第1章第3节）因此这两本书都涉及因果定律，以及两个事物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传道书》对这一问题做出的回答具有悲观色彩：经验表明，虽然人们都过着各自的生活，但都摆脱不了相同的命运。善良的人可能历经磨难，邪恶的人可能一帆风顺，衣食无忧。对于这种回答唯一合理的解释似乎就是宿命论了：“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地吃你的饭，快乐地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传道书》第9章第7节）最后，我们除了相信上帝的旨意以及享受其带来的一切东西之外，无须做任何事情了。

《箴言篇》不仅仅是一部诗歌书卷，也不仅仅是诗歌或箴言的合集，虽然书里肯定有箴言。我将在之后的章节具体讨论《箴言篇》这本书。《箴言篇》作为《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书，是一部教谕文学作品，这与埃及作品有些类似。这并不是唯一的相似之处。这本书的前九章内容包含了另一篇教谕文学作品。接下来十三章中的谚语不断对比智者和愚人，这种写作方法与一部埃及文学作品《纸草书》（PapyrusInsinger）的表现手法类似。比如，在《箴言篇》中，我们可以看到：“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在《纸草书》中就写道：“有智慧的孩子的生活才有价值，这个孩子比那个愚蠢的孩子更优秀。”33我们很难说这两部作品是谁影响谁，但是这也许就是教谕文学的跨文化和地理界限的传播交流。古以色列所在的道路将安纳利亚以北、美索不达米亚以东、埃及以南等地区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古以色列作品中表现出其邻国文学的一些特征也就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箴言篇》的另一个特征则是将“智慧”以拟人的形式呈现出来。《西拉书》和《所罗门的智慧》这两本书中进一步采取了将智慧拟人化的写作手法。在《德训篇》中，智慧与法则的关系密切。如果有人精通这项法则，这时：“智慧有如一位荣耀的母亲来迎接他，又如一位童贞的新娘收留他。”（《德训篇》第15章第2节）在《所罗门的智慧》中也有同样的意象：“我的爱人啊，智慧！年轻时我就找到了她，渴求她做我的新娘，我被她的美丽深深打动。”（《所罗门的智慧》第8章第2节）因为作者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所罗门的智慧》也可以被视为融合了其他传统文化元素而创作出来的作品。我们会看到：“如果人们都喜欢追求美德，那么智慧的果实便是美德。节制、谨慎、正义和坚韧都是她的谆谆教导。”（《所罗门的智慧》第8章第7节）以上这些美德与柏拉图在其《斐多篇》提到的美德相一致。《西拉书》一书十分强调律法（这里指摩西律法），可以看出作者十分遵循犹太传统，而《所罗门的智慧》作者的视野则更加国际化。

据说公元前200年左右西拉（也称耶稣·本·西拉）写下了这本书：《西拉书》。《箴言篇》、《传道书》和《所罗门的智慧》都是所罗门编写的。《箴言》中的某些部分可能是他自创的，但是有些并不是。《约伯记》的作者至今不明。学者们一直在思考创作这些书籍的原因是什么？它们的作者是谁？以及这些书的目标读者又是谁？也许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似乎有且仅有这些书籍被认为是权威性的？因为一百年来，这种类型的书籍仅有这几本，恐怕难以让人信服。事实上，虽然认为这些文本都是在犹太教的神学背景下创作的可能有些不准确，但是说这些书籍都属于古代世界的文学却恰到好处。很难将它们定义为某种特定的文学类型，因为它们之间既有很大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我们可以将这些文本视为不同类型的范本。这些作品在古以色列当时所属的世界流传了数百年。

神话、童话和（圣经中的）寓言故事

据我所知，人类都喜欢以讲故事的形式展现其文化。比如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传》，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等等。但是这些伟大的长篇史诗并不遵循这一规则，它们没有采用讲故事的形式。在这里，我主要关注那些篇幅短小的故事，比如神话、童话，还有（《圣经》中的）寓言故事。这三者之间的具体差异（包括民间传说、笑话、寓言等体裁）在这里是不重要的。在这里我关注的是那些篇幅较短，有时甚至非常短小的故事，这些故事都试图阐明一个观点。通常故事会讲述发生的事情，这足以把寓言故事和谚语区别开来，而且故事通常会有一个立论，这也使得寓言故事不仅限于较强的娱乐性。有些童话故事有立论，有些没有，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有立论。我们可以注意到，寓言故事的主人公一般都是拟人化的动物，以此增强故事的娱乐性。

我们知道的一些最早的文学作品是来自古苏美尔地区的寓言故事合集。但是这些寓言故事合集里不仅仅包含寓言，里面还涉及典故、笑话、谚语、诗歌等等。编写这本寓言合集的原因之一可能是通过寓言故事来说明某些道理，以此达到教化世人的目的。还有一种“比赛文学”类型的故事，讲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及其他生物都聚在一起就“它们中谁是最有价值的”这一主题开展辩论。最终，上帝将在它们中间做出裁决。《柽柳和油棕树》是早期流传下来的一个寓言故事，该故事讲述了这两种植物争论它们的优势，它们都大肆宣扬自己的优点，对自己的缺点却绝口不提。

我们所知道的许多寓言集都来自世界各地。印度的《五卷书》据说也许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完成编撰了。无论事实是否如此，人们认为该书中的许多故事都特别久远。《五卷书》中的一些故事在《佛陀释迦牟尼的前生》，又名《本生经》（theJataka）中也出现过。《本生经》讲述了释迦牟尼成佛以前的550个化身，其中一些化身是动物，包括大象、羚羊、狮子、秃鹫、老鼠和鹌鹑。《五卷书》广为流传，在此期间，该书有了许多别称。有些地方，《五卷书》被称作《比德帕伊》（TheFablesofBidpaiorPilpai）；后来传入了穆斯林中，在这里被叫作《卡里莱和笛木乃》（KalilahandDimnah），这是担任狮子王顾问的两只豺狼的名字。刚才提到的这些命名方式都充满政治上的讽刺意味。《五卷书》被译成多种语言，13世纪，约翰卡普亚（JohnofCapua）用拉丁文编写了《五卷书》并将其命名为“theDi-rectoriumvitaehumanae”（即《人生指南》）。约翰卡普亚为该书选择了一个极为恰当的名字，因为据说当时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告诉读者生活的艺术。Niti是一个梵文单词，可译为“道德准则，伦理标准”“生活的艺术”或者“明智之举”。《五卷书》可能因此被视为采取寓言的形式创作的指导性文学作品。然而，一些教义实际上有体现的道德程度，就是个人的观点问题了。许多寓言故事中的人物与骗子无赖的角色非常相似。《本生经》也可以被视为指导性文学，这里面所包含的故事不乏有一些道德故事。

《五卷书》中的有些故事与伊索编写的寓言故事非常相似。据说伊索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虽然有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人。假如真的有这么一个人，据推测他应该生活在《五卷书》被编译之前。许多由他编写的故事在他死后好几世纪才开始出现。法拉兰城的底马特亚斯在公元前4世纪出版了第一本《伊索寓言》，他为此做出的贡献的程度也只能被猜测，无从考究。其中有一个故事与《五卷书》中的一个故事非常类似，将讲述了披着狮子皮的驴：“人们都以为它是狮子，见此都慌忙逃走。但是一阵风吹来，狮子皮被吹掉了，使它原形毕露，大家都纷纷跑来开始用棍棒打它。”34虽然这个故事可能涉及道德层面，但这不是一个典型的道德故事。这只驴的行为可能称不上不明智，甚至有些是愚蠢，但是我们很难批判说它是不道德的。另一方面，在一些寓言中，按现代而非当时的标准来看，伊索或许显得有些不道德。其中有一个故事讲述了由赫尔墨斯驾驶的一辆满载谎言、邪恶和欺骗马车，被阿拉伯人掠夺了。这个故事仅仅是伊索种族主义的产物。35有些寓言与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Kipling）著名的童话故事《原来如此》（JustSoStories）类似，比如当时在这本书里揭示了为什么鸢不会歌唱。然而，《伊索寓言》的大部分故事是对生命和人性的辛辣解读：

乌龟请求老鹰教它飞翔，老鹰劝告它，说它的本性根本不适合飞翔。

乌龟再三恳求，老鹰便把它抓住，带到空中，然后扔下。

结果乌龟掉到石头上，摔得粉碎。

36

另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集是由罗马作家菲德鲁斯（Phaedrus，公元前15年——公元50年）编撰的。之后让·德·拉·封丹（Jeande LaFontaine,1621-1695）在编撰寓言故事时借鉴了罗马作家菲德鲁斯以及伊索的寓言故事。罗马作家菲德鲁斯的一个有趣的创作点是着眼于人们不能保守秘密这一现象。比如，为了测试他妻子能否守住秘密，一个男人使他妻子相信他刚刚下了一个鸡蛋，并再三嘱咐她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结果，她把这个秘密告诉了邻居，邻居又告诉了其朋友……这个秘密被反复讲述以讹传讹，结果直到有一天变成了这个男人不是下了一个鸡蛋而是一百个。虽然妻子的行为可能会受到批评，但显然这个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如果你想要守住一个秘密，你自己就必须守口如瓶。这便是从经验里总结出来的智慧。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寓言集被收集整理。然而，后来寓言被表述成诙谐妙语等等说明了其强调中心的转移。因为“诙谐妙语”（开玩笑）在本质上就是为了娱乐大众而不是用来教化世人，虽然有时候它能同时达到这两种效果。寓言故事集不仅包括高尚的道德故事还涉及低俗笑话。接下来是一个比较有启迪性的寓言故事，摘选自意大利作家波焦·布拉乔利尼（GianFrancescoPoggioBracciolini,1380-1459）编辑的《快乐之书》：

一位米兰士兵，出身贵族，骄傲自大地前往佛罗伦萨出任大使一职；每天除了到处炫耀摆排场之外，他还在脖子上戴着各式各样的项链。

尼克里·尼科洛（NiccolòNiccoli）是一个博学多才、尖酸刻薄的人，他看出了这位士兵的愚昧、虚荣并说道：“其他疯子都戴一条项链，但是他比疯子还疯狂，一条项链远远不能满足他的虚荣心。”

37

像寓言一样，童话的类型也多种多样，许多童话故事也试图以某种方式确定一个中心思想。在《聪明的农夫女儿》（TheClever Farmer'sDaughter）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例子，这是在雅各伯（Ja-cob）和威廉·格林（WilhelmGrimm）于19世纪编纂的作品中找到的。该故事的一部分内容讲述国王给了农夫女儿出了个难题，国王说道：“你到王宫来，来时不可以穿衣服也不可以光着身子，不可以骑马也不可以坐车，不可以走在大路上也不可以走在大路外。如果你能按照要求来到我这里，我就娶你为妻。”38这个测试类似一个谜语。女儿回到家里，脱掉了所有的衣服，再找来一个大渔网把自己包住。这样，就做到了既不穿衣服也不赤身裸体。

然后她租来一头驴子，在驴的尾巴上系上渔网。让驴子拖着渔网里的她来到王宫，一路上她只有两个大脚趾着地。这样她就符合了国王的所有要求。39

农夫的女儿破解了这个难题，是因为她看到要做到“不穿衣服”且“不赤身裸体”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她没有禁锢在传统的思维方式里，而是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想到了办法。农夫的女儿以此证明了她比自以为设置了无法避免的陷阱的国王更加聪慧。

最后介绍佛教寓言。一个寓言或童话可能纯粹是因为它的娱乐价值而受到大众喜爱。无论寓言试图给予读者什么经验教训，寓言的意义就是为了教化世人，通常使用对比的方式达到此目的。

如果……一名男子拿着一个燃烧的火炬迎着风……如果那个男人没有及时松开燃烧的火炬，那么燃烧的火炬会不会烧到他的手或胳膊，或烧伤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如果他没有及时放开火把，会不会因此而丧命或造成致命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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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与激情有关的许多佛教寓言中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能够发现激情有时就像一个燃烧火炬，马上就要灼伤我们了，我们也明白是时候该“放弃这个火炬”了。如果我们不能看到这种联系，那么这个寓言就没有任何价值。

很明显我所列举的仅仅是世界范围内的寓言、童话（《圣经》中的）、寓言故事的冰山一角罢了。许多寓言故事堪称世界的智慧文学，尽管其中一些作品似乎比其他的作品能提供更多的智慧。有些与教谕文学作品非常相似，并通过叙事的形式提供了精辟的见解。还有一些作品，如伊索创作的一些缺乏启迪性的作品，也是为了提醒读者有些作品传递智慧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像《聪明的农夫女儿》这样的许多故事，确实承载着一些非常古老的主题和传统文化，至今仍有父母讲述这些故事给孩子们听。

这一章涉及的范围很广，但可以得出一个适用于世界上所有智慧文学的结论：我们读过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变得智慧。我们在此评阅过的不同体裁的作品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概述了作者的智慧，但是这与并不等同于我们所指的智慧。如果我们想要变得聪明，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广泛阅读优秀书籍的话，那么智慧将变得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某些类型的作品可能会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但我们必须始终小心，千万不要将“路标”与“目的地”混淆。

即使是通过简短的介绍也揭示了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与智慧的关联，一些书籍比如《奥义书》是与《伊索寓言》完全不同的文学类型。我们引鉴的大量材料本身就证明了这些类型的文学特别流行，其中一些故事似乎在世界各地流传了几个世纪，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人们才可以将这些文学作品与其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虽然本章中所提到的大部分作品（但并非全部）都来自遥远的过去。但我们不应该认为智慧和文学之间的联系只是一个纯粹的历史现象，在几个世纪前就已不复存在了。显然大家的观点可能会有些不同，但我认为可以说，20世纪的小说，如《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ZenandtheArtofMotorcycleMaintenance）都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着智慧。只是这种小说并不是一种智慧文学，这种文学与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可以作为智慧的载体。事实上，有人认为，一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尤其喜欢创作与智慧有关的作品，因为他们试图“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人们应该如何生活”。41一些作家比如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和托马斯·哈代（ThomasHardy）都在试图改变读者看待事物的方式。智慧小说家并不是试图与读者争论什么，而是向读者展示看待事物的不同方式。在这个事实上，至少可以说，他们与创作《奥义书》的智者存在共同之处。

《占星神》（Astrology)［德］维吉尔·索利斯（VirgilSolis）于17世纪雕刻。

占星神被雕刻成一个女神，她的手中握着一个地球，头顶上还有多颗星星环绕着她。她翅膀的创作灵感是因为自古占星神通常与天使联系在一起。

第5章

智慧和占卜

什么是占卜？占卜与智慧又有什么关联呢？词典对占卜的定义倾向于将其归结于超自然因素，虽然某些形式的占卜可能涉及超自然因素，但并非所有全部如此。要想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知道其实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占卜形式。第一种，根据某种超自然生物自发地或有征兆地传递明确的信息做出的占卜。神谕中经常会出现这种形式的占卜。某人问一个问题，通常是由神灵或神灵的代言人做出回答。神！在许多方面都与智慧相关，所以占卜和智慧之间的联系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占卜，完全与超自然力量无关。手相术就是个很好的证明。手相师认为手掌纹路、（或者至少）相形都与人们的命运有关。手相师与超自然因素无关，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以观察和经验为基础的古代科学。手相术界通过类比法争论道：“现在几乎所有的医学家都承认指甲的不同形态可以表明不同的疾病。”1

手相术可能是科学，也可能是伪科学，但是它确实与超自然因素没有什么关联。

无论您是否相信，手相术至少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一合理性却难以在占卜术中发现，例如盘占术。古美索不达米亚就使用这种占卜方法，挂在庞贝古城的米斯特里别墅酒店里的一幅画就描绘了这一占卜场景。盘占术通常用一个装满水的容器，水上漂浮着薄薄的一层油，将一个东西投入装满水的容器中，观察油所构成图形进行占卜。跟其他占卜术一样，盘占术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因此通过观察某些事物就可以了解到其他事物。而显然手掌是只与某个人有关，盘占术则是认为世间万物的联系更加广泛。与手相术不同的是，在研究它之前，盘占术必须创造一些要研究的东西。显然，水上的油并不会导致任何事情发生，它只是一种自然现象。盘占术不是以超自然为基础的，而是一种理解自然的特定方式。2在进一步深入研究某些特定种类的占卜之前，我们还可以再总结两点。首先，人们普遍认为占卜就是对未来的预测，这一观点其实并不正确。虽然，占卜有时候确实是为了预测未来，但是占卜的作用绝非仅仅如此。有时人们使用占卜术了解当前情况，有时是为了寻求建议，有时是为了做出某个决定。因此，占卜当然不仅仅是预言。其次，某些类型的占卜被认为是科学的，有些占卜家甚至比科学家还要更胜一筹，我们不应该低估占卜者在其领域发挥的作用。有些占卜家显然更具天赋、技高一筹。

占星术

如果盘占术需要向当代读者介绍说明的话，占星术则完全没有必要。据估计，在美国当今有成千上万人自称是占星家。每当人们把天文学和占星学混淆时，天文学家往往就会变得非常恼火，所以最好从一开始就弄清二者之间的区别。

占星术是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尤其是太阳系内的行星的位置，包括太阳和月亮）来解释或预言人的命运和行为的系统。这可能意味着对恒星的影响；这也意味着天体与发生在地球上的事件之间存在着恒定的联系，因而这种关系可以加以利用。由于占星术非常依赖行星的运动和位置图表，因此直到数理天文学发展后，占星术才得以兴起。3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三点。首先，天体可能会对我们星球产生影响，这一想法几乎不存在任何争议。比如世界各地海洋日常发生的潮汐现象就是很好的证明。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海水在天体（主要是月球和太阳）引潮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周期性运动。还有许多偶然现象，比如太阳耀斑可能会产生破坏无线电传输的地磁风暴。事实上，现代科学能够用古代远不能达到的科技手段探测到太阳对地球的影响。地球上的生命容易受到外部影响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第二，占星术并不一定是基于天体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想法。正如盘占术一样，占星术也认为宇宙之间的各个部分紧密相连、相互制约，因此通过对某一事物的研究可以揭示另一事物的本质。与一碗水相比，虽然天空是一个更为庞大且复杂的研究对象，但两者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一样的。天体和地球上发生的事件之间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第三，要明确的是我在此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天文奥秘，比如那些被认为是预示着特殊事件即将发生的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例如彗星的出现）。“预兆”将作为一个主题单独介绍。

天体的预兆只涉及在可观测的天空中发生的特殊变化，然而天空本身也在不断变化着。有些变化，如太阳的运行轨迹发生在较短时间内，这是人们都能观察到的。而有些变化，如恒星的运动持续时间较慢、周期较长，需要更加耐心才能观察到（就观测目的而言，实际上是地球在运动而非恒星的这一事实便无关紧要了）。这些变化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存在某种规律，这些规律为各种历法及各种时间的计算方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占星学”需要了解天体在任何给定时间内的精确的相对位置，这就是“占星学”只有在天文学发展后才能产生的原因。正是通过对这些天体在任何给定时间内的位置计算，进而产生了占星。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占星术的发展远远早于望远镜的发明，占星只是天体的一个缩影，当它忽略了一部分天体的重要性的同时也突出强调了某些天体的重要性。星占常用来代表某人诞生时刻的星位，根据一个人出生时天体的样式，来预言这个人的未来生活。然而，星占有时候也被用来确定一个特定的日子是否吉利，或者用于确定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日子进行某项活动是否吉利，这导致几个世纪以来许多统治者都会任用占星家。然而这可能只是在某些时候和地方看起来完全正常，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时，当人们知道在白宫仍然留有占星家的职位时，许多人都大吃一惊，感到难以理解。

我们似乎可以确定至少存在三种不同且独立的占星学传统（尽管我们声称存在独立的占星学传统这一说法有待考究，我们在评价占星术对人类的影响时也必须同样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第一种，通常（虽然可能不太准确）被称为“西方占星学”，西方占星学融入了希腊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学思想，可能起源于公元前1000年晚期的埃及。虽然术语“Chaldean”专业释义指的是古代巴比伦南部的迦勒底人，现在多指预言者，尤其指占星者，这一事实也说明了西方占星学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化的关联。然而，希腊的哲学和科学似乎充当了一种媒介，通过该媒介，大量的美索不达米亚材料得以转化为更加系统的东西，即我们所说的“西方”占星术。从埃及东至印度地区，西方占星学成为《周谛士占星术》（Jyotisha）的基础。西方占星学也传入欧洲地区，一个现存的关于占星学的古老作品是由马库斯·曼尼（MarcusManilius）里在公元1世纪写的一首名为《天文星象》（Astronomica）的长诗。

虽然许多报纸上的占星专栏给出的描述平淡无奇、模糊不清，这些概括可能与详细的个人占星术相去甚远，但它们的最终来源是相同的。西方占星术的基本理念是黄道十二宫，即将天空分为十二个部分，把黄道分成十二等份，太阳、月亮和行星会在各自的黄道上运行。黄道十二宫的名称与黄道附近的十二个星座相同。从第一宫至第十二宫依次为白羊宫、金牛宫、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室女宫、天秤宫、天蝎宫、人马宫、摩羯宫、宝瓶宫和双鱼宫。“普遍的”占星术只看到这些星座与太阳之间的关系，为每个星座分配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代表太阳进入每一宫的时间（基本上是固定的历时约为一个月）。每年3月21日前后太阳到达白羊宫，那时的节气是春分，所以春分点又叫“白羊宫第一点”。“更为严谨的”占星术不仅看到星座与太阳之间的联系，还注意到星座与月亮及行星的关系。但是这两种占星学都认为每个星座的人都有与之对应的性格类型。

中国的占星术虽然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可能受到过西方占星学的影响，但是中国的占星术也有自己的起源。似乎在周王朝统治期间，随着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中国占星术就已经开始起步了，并在接下来的将近一千年里得到了持续发展。到了下一个统治王朝——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中国占星术已经形成了比较经典的模式。由中国天文学家确定和命名的星座与西方的星座有明显不同。例如，西方天文学家认为“猎户腰带”是在猎户座内的一个星群，而在中国则认为“猎户腰带”是一个独立的恒星群。

虽然西方和中国占星术有相似之处，但仍存在巨大差异。从普遍的角度来说，最明显的区别是，西方占星术认为十二个月为一个周期，中国占星术则将十二年视为一个周期，每一年都以动物名义命名。这一周期的一般次序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每到农历新年（通常是在1月下旬或2月初），就是一年的过渡时期。与西方占星术一样，每个生肖都代表着一种不同的个性。与西方占星学一样，虽然“大多数的”中国占星术比较强调出生的年份，但也依旧存在较为复杂、缜密的其他类型的占星术。这些占星术不仅强调出生年份，还强调具体的月份和日期。将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于是就出现了更为复杂和精湛的占星术。

我要在此介绍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占星术起源于中美洲地区。与许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一样，中美洲人们在前哥伦布时期对天文学与占星学之间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分，他们的历法既有世俗性又具宗教性。尽管像托尔特克人、阿兹特克人以及玛雅人之间的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但是他们对占星术的看法及认识大致相同。在这些地区有太阳历（1年365天）和圣年历（1年260天）两种纪年方法。后者1年13个月，每月20天，全年260天，每一天都有自己的名称和符号标志（目前危地马拉有些地区的人出于各种原因仍然使用圣年历）。这种历法很可能来源于某种天文观测。因此，以天文观测为基础的历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宇宙作用力的一种体现或表现形式。在260天内，每一天这些力的综合效应都是不同的。

阿兹特克人将圣年历称为“阿兹特克神圣历”，这20天依次被命名为：鳄鱼、风、房子、蜥蜴、蛇、死亡、鹿、兔、狗、猴子、水、草、苇、美洲虎、鹰、秃鹫、手势、燧石、雨、花。除此之外，还有一本名为《神圣日历书》（Tonalamatl）的著作。该书提供了圣历中260天每一天各自的天文意义，使之成为占星家的速查手册。然而，仅仅依靠《神圣日历书》本身是不够的。从宏观来看，260天为一个循环周期，这一周期又以52年为一个周期有规律地循环着；从微观来看，每一天也都有明显的衰退，由此带来的影响也将考虑在内。中美洲地区的占卜家有太多的因素需要考虑。

无论在什么文化背景下，占星术通常被视为一种宿命观。通过占卜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件，是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和阻止的，但是很显然，阿兹特克人至少相信人们可以采取行动，降低这些事情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一个“不幸的”日子，“算命师为了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就会挑选一个良辰吉日为这个孩子起名字”。4

这也意味着，命由天定，事在人为，我们绝不能轻易向命运低头。但这当然不是唯一的观点，马库斯·曼尼的立场则截然相反，他认为：“通过占星术预测的人们的命运就是上天注定的。”5因此，如果是这样的话，占星术只能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什么，却不能帮助我们避免这些即将发生的事情。

占星术往往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反对占星术的人们怒斥它的荒谬性，而支持占星术的人在盛赞它的精湛与深刻。在此背景下，似乎人们很难做出中肯的评价。尽管许多人可能会忽视“行星影响”的可能性，但是它们对占星学来说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毫无疑问，“普遍的”占星术确实给占星学带来了坏名声。另一方面，占星术或许可以被人们利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占星术就真实可靠。

神谕

术语“Oracle”（神谕）往往有许多不同的用法。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撒哈顿时期的许多阿卡德语作品中，“Oracle”通常被称为“oracles”。许多阿卡德语作品都是由来自阿尔比勒（Arbela）（伊斯塔的崇拜中心之一）的各方人士著作的。一般来说，这些作品似乎为使国王安心特意写作的，有些几乎像充满爱意的情书：“我一直思念你，甚是爱你。”6我们可以设想，这些人们可能是为阿尔比勒女神服务的神父或祭司。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以撒哈顿（Esarhaddon，亚述及巴比伦的王）特别关注这些作品。因此，我更喜欢将这些声明视为预言书而不是神谕。在我看来，神谕与答案紧密相连，为了得到答案，一定会提出问题。

历史上最著名的神谕当属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圣殿了。当时德尔斐神谕圣殿就声名远扬、经久不衰，人们常常惊奇地发现，这绝非古希腊世界唯一的神谕所。但是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425）讲述了一个有关克洛伊索斯（Croesus，古代吕底亚的国王，极为富有）的故事，他想知道神谕是否真的可信，这些神谕是否真的灵验。于是他派遣使节前往“德尔斐、福基斯的阿巴伊（Abae）、多多那（Dodona）、阿菲阿剌俄斯（Amphiaraus）以及特洛弗尼乌斯（Trophonius）神谕所、爱尔兰的布朗齐达伊（Branchidae）去寻找答案。这些都是他派人寻访过的希腊神谕所，但他觉得远远不够，于是他也派人到利比亚的阿蒙神（Ammon）那里”。7布朗齐达伊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迪迪马（Didyma），毗邻米利都（即现在的土耳其），然而阿蒙神谕圣殿位于当今埃及西部的锡瓦绿洲（SiwaOasis）。其他神谕所的遗址都在希腊，虽然没有发现特洛弗尼乌斯神谕所遗址。所有的这些神谕所，只有德尔斐神谕所满足克洛伊索斯国王的要求。

虽然这七个神谕所是最主要的，但单单在希腊的神谕所就不胜枚举。除希腊之外，在罗马帝国的领土上分布着成百上千的、风格迥异、规模不一的神谕所。虽然这些神谕所中许多都属于阿波罗，但也绝非专属他一人。很多神谕所还属于阿斯克勒庇俄斯（医药神），包括位于埃皮达鲁斯（Epidaurus，希腊）以及佩加蒙（Pergamon，当今土耳其的帕加马）等地的许多类似的建筑群。在埃及普遍认可的发布神谕的神！是伊希斯女神和塞拉皮斯神（Serapis，古埃及地下的神，其崇拜者曾遍及尼罗河之外的希腊、罗马地区）。据说佩加蒙地区的一个神殿就信奉塞拉皮斯神，现今该教堂名为克孜阿乌鲁教堂（Kizil Avlu，又名红色大教堂）。教堂门前伫立着一座重达4吨的圣母玛丽亚雕像，雕像下面的底座特别大，足以容纳一个人。在一些其他神谕圣殿也发现许多类似的设计。至于为什么教堂里会有雕像，是为了倾听人们的叩问，还是为了借此回答请求者的询问？是否仅仅是出于一些特别纯粹的目的？这些都不得而知。

据我们所知，人们向神！叩问以及神灵给人类传达神谕的方式各种各样。在多多那神谕所，所有的问题都被写在薄薄的铅条上，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这样被刻写在铅条上的问题。这也证明了当时有些人会向宙斯祈求神谕。有些神谕是代表群落（包括当地人）发问“多多纳神群落请示宙斯和狄俄涅（Dione）神！，是否要因为人类的某些罪恶而降暴风雨于人间”。8有些则是个人向神！寻求建议：“克里奥特斯叩问宙斯和狄俄涅神！，现在这个时机养羊是否会盈利。”9有的是想要看到未来的境况：“莱昂蒂奥斯询问神！关于他儿子莱昂未来的境况，他儿子胸部上的疾病是否能痊愈。”10还有一些是为了寻求关于现在和最近的一些状况：“多克勒斯是不是偷了那块布？”11虽然不全与人类生活有关，但大部分情况如此。然而不幸的是，对于这些问题或许多与之类似的问题的答案我们都无从知晓。

有些情况下，答案是已知的，但与之对应的问题却尚未得知。参观世界上主要的神谕所（比如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多多那的宙斯神谕所）可能既耗时又昂贵，但幸运的是我们有其他更经济合算的选择。比如骰子神谕，在这里掷骰子会出现一个数字或者一个序列，每一个数字或序列都有其对应的谕意。以下些文字便刻在特迈瑟斯（Termessus，位于当今土耳其安塔利亚附近）的大门上：

数字显示四个六和五个一。其含义如下：

就像豺狼必胜羊羔，狮子制服长角牛一样，你也要战胜一切困难。在赫耳墨斯（宙斯之子）的帮助下，必将如你所愿。

12

骰子神谕做出回应的次数取决于骰子的数量或投掷骰子的次数。用字母请求神谕的方法也是一个道理。对于你选择的字母（通过某种不确定的方式），每个希腊字母都对应一个回答，且总共只有24种回答。在土耳其发现了一些神谕，其中在奥林波斯（Olympos）和古城利米拉（Limyra）发现的两个神谕是完全相同的文本类型。例如：“希腊字母Z代表：逃离这场大风暴吧，以免你会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残疾。”13对于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只有24种可能的回答，因此如果字母神谕通常用非常笼统的术语表达，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

同时，我们所了解到的那些古代世界的神谕并非全都真实存在过。与我们所不了解的那些相比，我们所了解到的神谕只是冰山一角罢了。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并非只有某些特定的地方或文化才会相信神谕。虽然印加文明经常被视为一种“古老的”文明，印加帝国在公元15世纪称霸南美洲，尽管在该地区经历过无数王朝更迭和文化的演变。印加帝国的全盛时期大体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致。

神谕在印加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有文献可以证明几乎所有的大型重要活动，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都是先请示过神明的旨意再举行。不同规模的社区都有自己的神谕所（传达神谕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一块被视为神秘创始人的石头；人类古老的祖先；一些自然事物（比如一泓泉水或者一个洞穴）。“胡卡”（huaca）一词指的是与超人类或超自然力量有关的地方或东西。这个神物的本质特征是它会“说话”。在这些地方，代替神！传达其神圣旨意的人在下达神谕前通常会喝许多奇查酒（用玉米酿造的一种酒）。

“胡卡”（古秘鲁的一种神物）具备各种功能。由其下达的神谕享有近乎《圣经》的地位，当地人们将这些神谕视为当局或当地管理人的独特价值观。在社会层面，胡卡能够用来保持文化规范，同时也被用来使政治现状更加合法化。在道德层面，它还是人们朝圣的地方，有些人的行为可能不符合社会规范，他们便会前往这里忏悔。

“胡卡”在印加称霸南美洲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正像其他生活领域一样，印加人开始具备他们前人常常缺乏的组织意识。最重要的胡卡代表每年都被邀请前往印加首都库斯科。然后，他们都会被问到明年的前景如何，并做出回答。有的人的预言经证实准确无误便得到了赏赐，而那些预言不准确的人可能会因此受到严惩。

在印加帝国最重要的神谕所位于帕查卡马克（Pachacamac），这个城市位于利马（Lima）南部几英里开外。该神谕所在印加帝国建立很久之前就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即便是最重要的神谕所，如果未能履行职责也会付出代价。阿塔瓦尔帕（Atahualpa，印加帝国末代皇帝）于1532年被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Pizarro）囚禁在卡哈马卡（Cajamarca），此时从帕查卡马克来的一个小规模代表团前来看望他。

然而，他们却受到了阿塔瓦尔帕的冷遇。阿塔瓦尔帕请求皮萨罗把帕查卡马克神谕所的那个牧师抓进监狱……阿塔瓦尔帕解释了为什么帕查卡马克神谕所和那个牧师让他感到愤怒。最近，位于帕查卡马克的神谕所发布了三个灾难性的错误预言……阿塔瓦尔帕总结道：一个如此不可靠的神谕所里不可能存在上帝。皮萨罗跟阿塔瓦尔帕说，能想到这一点，说明他比较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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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斐神谕所和多多那神谕所已经沉寂了几个世纪，位于帕查卡马克的神谕所也早已沦为废墟，但这并不意味着神谕所已经完全成为历史。事实远非如此。在当代社会，许多神谕所仍然门庭若市，人来人往。居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安哥及柏提人（Agagibeti）经常使用一个名为“帝哇”（diwa）的神谕所。这个神谕所通常由当地的一名老人看管，在这里解读神谕的方式是通过摩擦两个木板。有问题请示的人都会来拜访这位老人并为此支付适当的费用。然后，这个老人就开始请求神谕了。

当请求神谕时，他使用两个手掌般大小、底部光滑的扁平木板，并把一种水和药物混合物涂抹在两块木板的接触面上，随后摩擦两块木板。从大体问题逐步细化，他问到出现事故的原因是否是因为惹圣父生气了。当陈述所有可能的原因时，如果在提到某个原因时这两块木板粘在一起，就说明这就是症结所在。找到原因后，他会进一步向这两块木板询问是谁在生这个人的气？摩擦两块木板直到它们粘在一起时就能确定是哪些人惹圣父生气了。以此就确定了这个人遭受苦难的根源。15

另一种当代神谕活动叫作“易发”（Ifa），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Yoruba）、贝宁（Benin）以及多哥（Togo）的人们经常从事该神谕活动。像“帝哇”一样，“易发”也有专门的从业人员。该活动是在复杂的宗教背景下进行的，在咨询过程中也需要准备一些专门的物品，如神圣的棕榈坚果、特殊的木粉和各式各样的象征性的物品。说到该活动所需的最基本物品的原因，涉及掷签环节，以便在256种可能的原因中具体到一个原因。实际上，“易发”是说：“人生在世，这256种可能性中每一种你都有可能会经历。”16实际上“易发”向我们揭示看待问题的方法就是在正确的范围内锁定分析问题。我们只有正确认识问题，才能准确地解决问题。这类似于重塑疗法，该疗法引导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易发神谕会帮助那些向他求助的人用不同的视角理解并正确认识问题。

也许目前仍在使用的、最著名的神谕不是一个地方或一个人，而是一本书。《易经》的受欢迎度仍旧有增无减，不仅仅在其发源国受欢迎。尽管我们对《易经》有诸多了解，但是它的起源尚不明确。伏羲是传说中的上古圣人，据说曾生活在公元前3000年。伏羲与《易经》密切相关，文王即公元前2世纪末周朝的创始人亦是如此。据说孔子为《易经》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真相如何，即使《易经》的许多历史细节都被遗漏了，但它显然是一部具有悠久历史的作品。

与“易发”一样，实际上《易经》就是一种神谕。按照传统来说，卜卦过程中会用到蓍草，虽然很多人如今都使用硬币。无论如何进行，最终会形成六个爻（yáo）位（即一卦），每一个爻位或破碎或完整。这就产生了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对应的卦名和卦义，这就形成了一个神谕。每个卦义的核心部分被称为“卦辞”，相传是文王所创，文王的儿子为每段卦辞都加上了注解。比如，周易第六十二卦，“小过卦”卦辞如下：

小占优势。成功。坚持不懈。

适宜于小事，不适宜大事。

飞鸟空中过，叫声耳边留。

警惕人们：登高必遇险，下行则吉利。

这是吉利的占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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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十分晦涩难懂，荣格是《易经》的忠实读者，他写道：“如果《易经》的奥义很容易读懂，那该作品就不需要引言了。”18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想得过于晦涩难懂，读《易经》时我们要牢记两点：第一，首先，它是一个神谕，我们需要以一个问题作为媒介来理解它。反过来，这个问题为我们理解其答案也提供一个语境。第二，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动态的。在中国人看来，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任何特定时期，它都会按照既定的规律不断发展变化。如果人们能够把握规律并找到正确的方向，便会获得成功，否则就会惨遭失败。《易经》用来并帮助那些困惑的人找到正确的方向。世界变幻无常，《易经》就像一张地图指引人们前行，许多中国哲学家认为它除了能发挥神谕的功能外，还承载着伟大的智慧。

《易经》不是唯一的中国神谕书，许多人发现使用它就好比在做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许多其他有关神谕的书被创作出来，这些书内容表现形式更加轻松，通俗易懂，为读者提供便利。比如《灵棋经》就是其中之一，其作者不详，但据说大约是公元3世纪创作的。在卜卦过程中，使用的卜具是一面刻有上中下不同字样的棋子，共十二枚。占卜时只需将十二枚棋子随意一掷，即可成一卦（共125卦），然后根据书中的繇辞和注解判断吉凶。比如，“孤贫卦”在《灵棋经》中对应的经文是：“出温人寒，被薄衣单。去我慈母，罹此横愆。”19

《灵棋经》的经文如果没有对应的注解，我们一般很难读懂其含义。其中有人把刚才“孤贫卦”的卦义简单的总结为：“凡事皆凶。”20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神谕，数不胜数。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神谕未必一定就是预测未来。如果神谕者唯一的工作就是预测未来的话，他们肯定不会如此成功。预言不会在任何时候都准确无疑，就像阿塔瓦尔帕一样，他相信了错误的预言，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我们怎么证明“逃离这场风暴吧，否则灾难必将降临在你身上”这个预言是错误的呢？当克里奥特斯询问他是否应该养羊时，问完后他又做出了什么选择呢？对克里奥特斯而言，最糟糕的结果莫过于他听从神的旨意买了一群羊，结果却损失惨重。但是当他回到多多那神谕所跟宙斯和狄俄涅抱怨时，他得到的回复可能仅仅是：“如果当时你没有养羊，你的境况可能比现在还要糟糕。”如果这样的话，克里奥特斯又如何能证明这个神谕是错误的呢？

有时候请求神谕就只是为了帮助人们做决定。比如，在古老的库施（Kush）王国（即现代的苏丹），很显然阿蒙神谕所［位于当今的博尔戈尔山（GebelBarkal）］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从合格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位新国王。对某些人来说，“帮助”神谕来获得他们想要的结果极具诱惑力。即使人们认为神是公正廉洁的，但是神！发布神谕往往以人为媒介传达旨意，而人类在传达神谕时却摆脱不了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需要神明的告慰，为此许多人都去请求神谕。

梦

人类有没有不做梦的时候？这些梦境生动逼真，人们很难相信它们毫无意义，但是做梦的频率之高又让人们觉得它非比寻常。事实上，梦境无处不在，人们认为无论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候都会有人思考梦境到底从何而来？它又有什么意义？

在某些文化背景下，有人认为梦境有一定深意，人们被此深深吸引并积极探索其中的奥义。做梦的过程被称为孵梦，这种说法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都得到了证实。希腊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孵梦地处于核心地位。前来寻求阿斯克勒庇俄斯庇护的人在准备妥当之后都会前往这里一个名为阿巴顿（abaton）的圣廊睡一晚，他们希望做梦时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会通过某种方式与他们沟通。根据公元2世纪的一位作家阿里斯台德斯（AeliusAristides，一名忧郁症患者）所言，阿斯克勒庇俄斯有时会出现在他梦中，并给出无须解释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一过程仅仅是以梦为媒介传达神谕，梦境只是一个次要的媒介。如果神灵能通过梦境直接发布神谕，这些神谕根本不需要做出更多解释。在这里，我主要关注那些为了理解梦的含义需要做出一些解释的梦境，这里主要包括那些“刚刚产生”的梦境。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梦境呢？对梦境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很长时间以前，众所周知的许多非常古老的文本试图以系统的方式解读梦境。小亚细亚的阿提米德罗（Artemidorus）创作的《解梦》（Interpreta-tionofDreams）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这并不是最古老的关于解读梦境的文本。但是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其结构内容相对完整，并引用了大量更加古老的文本材料。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作者对梦神奥涅依洛斯（Oneiros）和伊恩海伯涅安（Enhypnion）进行了区分，前者与未来的事情有关，后者与目前的事情密切相关。后者只不过是对当下思想的一种延续，与占卜没有什么关联。如果我白天全神贯注于某件事，晚上会梦见同样的事情这并不奇怪。另一方面，一些梦境直接指向与未来之事，而另一些则更间接地指向未来之事。这是我们要谈到的第二种为我们提供了解梦艺术精髓的文本，阿提米德罗很清楚它是一门艺术。许多像阿提米德罗创作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做到的也只是翻译。梦的复杂性说明里面有多种不同的元素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因而产生的意义也不尽相同。这都要归结于解梦人艺术，是他们让人们更容易理解这些文本。

这样一来，解梦人能把梦中每一个要素整合起来，解读所有复杂的梦境。因此，在解读一个人梦境的时候，解梦者必须效仿占卜者。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把每个元素融入整个事件，并且在他们把每一个元素融合为一个整体之后再做出相应的判断。21

这可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许多迹象可能不止有一种解释，所以这些因素都应考虑在内。如果一个梦境中的许多元素都有不同的解读，那么此时对这个梦境的解读就不尽相同。这就是解梦被称为是一门艺术的一个原因。阿提米德罗清楚地阐述了这一艺术的几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对梦境和做梦者都有所了解。第二，“凡是在梦境中出现的元素如果与自然、规律、风俗习惯、信仰或者与某些人物相符合则是吉祥的征兆；如果与这些东西相违背则意味着凶兆将要降临。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些事物名称揭示出来的东西十分重要，大量的解释似乎是基于玩文字游戏（比如利用双关语）。比如，人们很难理解钓鱼竿和阴谋论之间有何关联，除非这个希腊词语是个双关语。”22

这种文字游戏看似是一个小问题，但实际上却反映了解梦过程的实质。梦境有一定的含义，因此一定存在某种形式的代码，根据这些代码可以破解梦境的意义。如果梦境的真实含义特别显而易见的话，就无须我们破解了。编码是一种方法，指的是用某种东西来代表其他东西。其中一种编码方法是通过使用同音词即同音异义词。英语里有许同音异义词，比如，"yolk"和“yoke”、“medal”和“meddle”。这种同音异义词的发音相同、意义不同。它们发音相同，因此他们二者可以相互替代（虽然在某种语境下它们的发音相同，但是在另一种语言背景下其发音不一定相同）。这并不表明同音异义词是唯一的解梦方式，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同音异义词是对于特定语言背景下而言的（甚至是对于特定语言背景下的某种方言而言）。通常在翻译过程中同音异义词的特点会完全消失，它们在一种语言中表现出的明显关联，在另一种语言中变得完全模糊不清。

阿提米德罗说明了那些象征吉兆的梦境以及象征凶兆的梦境两者之间的区别。早在阿提米德罗生活年代的前1500年左右，上述观点就在一本埃及的解梦书中得以体现。令人困惑的是，书中的一些解释表明梦境反映的实际含义往往与表面意义相反。例如，如果一个人梦到自己突然死了，这是个好兆头。因为，这意味着他的寿命会比他父亲长。假如有人梦见自己在吃粪便，这也是个吉兆很因为这表示他会分得自家财产。如果一个男人梦到与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则是一个凶兆，它象征哀悼。但是，如果这个女人是他的妹妹，则另当别论，此时则象征富足。关于最后一点，我们需要指出，在古埃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往往是由皇室亲戚执行的。所以毫无疑问，在解梦过程中也渗透着文化元素。

另外一本关于解梦的书来自古亚述（Assyria），只有一些残片留存下来。在此书中，梦境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联更加明显：“如果一个人梦到经常越过国界，预示着这个人将来会变得举足轻重。”23有些梦境的解释更加晦涩难懂：“如果有人梦到吃海狸的肉，则预示着背叛。”“如果一个人梦到有人给了他一个轮子，则预示着他会生一个双胞胎。”24我们可以注意到“如果……就会……”是典型的美索不达米亚记录预兆的模式。事实上，大部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对梦的解析可以被看作是简单地将对预兆的理解转化对为梦境的解读。

简单地举例说明不同文化背景下是如何解读不同梦境的，对我们的讨论并没有多大帮助。梦境暗含着有关未来的信息，并且这些信息被以各种方式进行了编码，诸多证据表明这种观点在人类历史上获得了广泛认同。但梦也可能包含其他信息。在20世纪初期，另一本名为《梦的解析》（TheInterpretationofDreams）的书出版了，该书作者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弗洛伊德对梦的研究并没有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出发，而是延续了前人的主题，他十分欣赏早期作家在这一主题上所做的研究，包括阿提米德罗。弗洛伊德给他的书命名为《梦的解析》，旨在反对那些认为梦毫无意义的人。另一方面，以前许多占梦者将梦境完全置于纯粹的幻想中。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有意义的，但他们对梦境的解释应该具有科学依据。在这里，我们要十分强调“scientific”（科学的）这个单词。那些带着疑问去阅读关于弗洛伊德书籍的人，都会被激发出一些想法，其中有些想法就是关于他们的梦境。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这些梦境都与他们的疑问有关。“把梦本身视为一种症状，然后再对症下药，这一过程只有一步之遥。”25因此，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有意义的，但梦境的意义与做梦者和未来都无关。因为，人们在做梦时其意识是不受控制的，做梦时便会揭露许多潜意识里隐藏的东西。

弗洛伊德认为，梦揭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即对性的追求。弗洛伊德的这个结论无论对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将梦境看作一面镜子，借此我们可以反观其身。“认识你自己”作为铭文被刻在阿波罗神庙的门柱上，是为了纪念与上帝有关的智慧。弗洛伊德认为，梦境提供了一条通往自我认识的道路。

弗洛伊德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新突破，这只是个人观点的问题。埃及人对梦见死亡的梦境做出的解释：意味着做梦者本人的寿命比其父亲长。对此约瑟夫·卡斯特（JosephKaster）认为这堪称是在弗洛伊德三千多年之前的一个优秀的直觉心分析。由于做梦者本人对其父亲死亡感到压抑、产生一种无意识状态。出于内心的极度愧疚之情，因此他便会梦到自己也突然死亡。26

无论这个解释是否正确，在古代著作中还会发现许多对梦境更为晦涩难懂的解读。或许是占梦者心理扭曲才对梦境做出如此晦涩难懂的解读。最后，人们都渴望能解读梦境的确切含义，但是这些梦境的真是含义究竟是什么？对此，仍然存在许多分歧。

预兆

预兆是未来事件的标志，并且形态各异，互不相同。对预兆的研究是对世界运行模式、运行规律及其相关性的研究。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时，便知道接下来很可能会发生什么。其中一些预兆已变为俗语，如：“夜空红彤彤，牧人兴冲冲；早空红彤彤，牧人忧忡忡。”夜空红彤彤预示第二天为好天气，但早空红彤彤则预示当天为坏天气。虽然其结果并不一定如此，但是根据人们所期望的结果，预兆往往有“好”或“坏”之分。对于那些天气之于他们很重要的人来说，预知将要发生的事确实大有裨益。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预兆是可靠的，关于天气的预兆通常有科学依据，这可解释预兆与现象之间的关系。

一个预兆的基本结构将所谓的“前提”（即标志）与“结论”联系起来。至于两者如何联系还尚不清楚。我们不必将前提视为结论的真实原因，它们之间只是存在某种联系，不管这种联系多么模棱两可或遥不可及。许多迷信都是基于对预兆的信仰，人们相信一些东西是“好运”的预兆，而其他则是“噩运”的预兆，这种信仰将以某种不明确的方式表现出来。

出于某些原因，英国有很多迷信围绕黑猫展开，这也许是因为女巫经常被认为是饲养猫的人。在某些国家，黑猫被视为恶魔，或者甚至是已变为猫的女巫。这有时使得黑猫的生活变得岌岌可危，或许会遭到大规模屠杀。然而，迷信的方式往往是不可预知的：

在几年前的斯卡布罗镇（Scarborough），水手们的妻子喜欢在家养猫，以此确保丈夫在海上的安全。这赋予了黑猫如此高的价值，以至于他人无法饲养黑猫，因为它们总被偷走。

27

此文写于1866年，很明显这指的是英国北部黑猫的黄金时代。然而在英国，黑猫与好运和噩运之间的联系同样多，这表明很多迷信的依据是极其脆弱的。

预兆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重要性引导人们对成千上万的预兆进行记录、分类和分析。显然，如果两个著名的事件发生在距离彼此很近的地方，那么它们之间的某种关系就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对天空的观察是非常敏锐的，尽管任何可观察到的潜在事物都可能成为某件事的预兆，但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所观察到的很多预兆都与天体事件有关。然而预兆不仅为事件之间的结合，它们还透露了世界上一些神明的事物，预兆则被视为上帝与人类沟通的主要渠道。

虽然关于预兆最早的书籍可能没有任何特定的形式，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些材料可用不同方式进行分类。例如，可以将与羊有关的所有预兆放在一组，与驴有关的所有预兆放在另一组。然后可将与驴有关的预兆分为与一头驴有关的、与两头驴有关的，等等。最终，世界上不同事物的一种分类，以及这些事物所代表的预兆将会产生。事实正是如此。

与预兆相关的不同书籍也许会使用不同的方式将资料归类（一只黑猫可归在“黑色”或“猫”的文件夹之下），但单个的预兆总是以相同的格式出现：“如果这样（条件从句）然后那样（归结子句）。”关于梦的作品便遵循同样的结构，而且这不足为奇，因为梦被视为预兆的载体。我们不清楚在清醒的生活或在梦中看到的东西有多少不同。但我们清楚，在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的与梦有关的作品中，预兆并不被视为所有事情的定论。而且它们预言的东西并非不可避免。因为预兆是神给予的信息，而神有可能改变自己的主意。苏美尔的文本中包含对太阳神沙玛什（Shamash）的祷告，其中有一句诗：“我们要把已有的梦想变得更好！”28因此，预兆被视为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警告，除非人们采取了措施来避免它。

这是西塞罗在其作品《论占卜》（OnDivination）中阐述的观点：“不利的预兆……并不是接下来所发生事情的原因。它们只是预言那些不采取预防措施便会发生的事情。”29占卜是罗马的一种习俗，它拥有自己的学会。此学会为国家事务出谋划策，占卜师的任务是向朱庇特（Jupiter）咨询某事是否该做。也许因为朱庇特是天空之神，所以观察鸟儿飞越天空也是其中的一种占卜方法，占卜师可从中找到他们所想要的预兆。但给出预言并不是占卜师的任务，他们只是确定对于占卜之事朱庇特是否赞成。在罗马，人们保留了一个专门的看台用于此项活动。

罗马军队往往距离罗马很远。如果军队领导人需要确定朱庇特的意愿，而送回占卜学院等待结果又会太耗时，那么他们就会随军带上一只神鸡。当需要查看征兆时，人们便会给神鸡喂食，神鸡吃食的方式则形成了占卜。西塞罗讽刺地说道，保持鸟类饥饿的简单的权宜之计，几乎保证了神鸡可以按照某种确定的方式吃食。如果预兆能以这种方式固定，显然不能被严格地视为朱庇特的预言。截止到西塞罗时代（公元前1世纪），占卜的许多传统方法在罗马已明显年代久远且声名狼藉了。

雄鸡占卜是表示以动物的行为来寻求预兆的一般术语，尽管罗马将领千方百计地将不好的名字赐给它，但此名一直沿用至今。无论人们是否真的相信，土拨鼠日确实是美国的一个习俗。冬天持续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土拨鼠在2月2号能否看到自己的影子。

西塞罗指出，预兆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被诱发的。跟梦一样，它们可能是“恰巧发生”，或者可能是有意引起的。至于为什么预兆不能随时随地将自身完全显示出来，并无明显的或合乎逻辑的原因可解释这一现象，但明显的是人们会在特定的地方寻找预兆。一些神话似乎已经成为可追寻预兆的地方。埃彼道鲁斯·里摩拉（Epi-daurusLimera）古城遗址坐落在位于希腊南部的莫奈姆瓦夏（Monem-vasia）附近。此处流传着关于女神伊诺（Ino）的神话，其在一年一度的节日上向人们宣布预兆。而获得预兆的方式是不同寻常的。人们烤一个大麦粉的面包，并将其投入神圣的泳池中。如果面包沉没，那它就是好兆头，因为女神已经接受了献祭。如果面包浮出水面，则为坏兆头，因为她并未接受献祭。到底当地面包师的技能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这一特定过程的结果，了解这一点将是非常有趣的。然而，实际地点，例如神话的位置，并不是可寻找预兆的唯一地点。

在不同寻常的地方寻找

人类已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寻找过预兆和神话，其中包括一些非常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中国实行的早期占卜法涉及动物骨骼。此方面的艺术专家似乎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存在，但是这种做法在公元前2世纪末的商代期间才自立门户独放异彩。似乎也是在此期间，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动物骨骼——龟壳的使用被引进中国。这两种情况的基本技能是相同的：对龟壳或骨头加热，这会让其出现裂纹。占卜师的任务便是读取这些裂纹所传达的信息。人们使用的主要动物骨头是肩骨，其中很多已被保存下来，上面的铭文通常记录着被问到的问题。这种占卜的方法，有时被称为火卜，因为这种方法用到了火，商朝的统治者经常使用它，以此来确定他们伟大的神明——商王的意愿。

一种更古怪的占卜方法，至少对现代人来说算古怪的，是肠占卜（也被称为牲羊之脏卜），其中包括检查死亡动物的内脏，特别是肝脏。这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被广泛使用，而在欧洲，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被认为是其发明者，他们把此发明归功于塔吉斯（Tages）。塔吉斯是伊特鲁里亚的传奇人物，相传有一天他从地面冒出来，教会人们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肠占卜，然后便又消失到地面。因此他被视为伊特鲁里亚文化的创始人。

至于为什么动物的内脏看起来像是一个可被用来观察的好器官，一位想要自己尝试的现代作家解释了其中有趣的原因：“我发现，如果你把一个新鲜屠杀的羔羊肝脏取出来，它可作为一面完美的镜子；在里面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脸，此现象会持续十五或二十分钟。在此之后，它就变得阴暗，便不能充当反光镜。”30内脏能够作为一个在其中可看到事物的天然镜子，此事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们在占卜中的用处。然而，很明显它的用处比这要多。不管是在占卜过程中使用的肝脏模型，还是在此过程中培训人们所用的肝脏模型，都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和意大利流传下来的。他们清楚地展示了被分为不同部分的肝脏，并推测，在这些部分中出现的异常特征将具有自己的特殊意义。显然，肝脏不仅可用作镜子，对于那些有能力阅读它们的人来说，还是可被识别的各种信息的载体。

如果现代人很少有过肠占卜经历，那么面团占卜的情况便会截然不同。虽然人们对于这个词并不熟悉，但任何在中餐馆曾打开过幸运饼干的人，其实早已参与过此种占卜了。面团占卜似乎起源于中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占卜法。在最初的表现形式中，它似乎包含了烘焙蛋糕过程中所融合的哲学知识。占卜显然来自这种行为：选择特定的蛋糕，由此人们会收到特定的文字解析。类似的事情在古希腊也得以实践。幸运饼干只不过是同一个想法的更新版本。其基本思想在世界各地有关食品的风俗中流传下来。以我亲身经历为例，过去常见的做法是把一个或多个硬币放入圣诞布丁中。布丁中放入的硬币意味着好运。我的外祖母可能是罗马将军的后裔，她过去常设法让每个外孙总能拿到内有硬币的布丁！

当今世界仍然实行的另一种占卜法是圣经占卜。其中包括：从一本书中随机挑选一页和一段文章，并将其解释为一个预兆。虽然这本书不一定是神圣的，但是在这种做法中，人们常常使用宗教文本，对于基督徒而言，则通常是指《圣经》。宗教文本在生活中会提供指导是一个常见的观念，而圣经占卜是一种识别特定建议的方法，这种建议与特定情况相关。虽然基督教会一般不是占卜的崇拜者，更不用说是占卜的倡导者，但数世纪以来，圣经占卜一直被默默地接受着，有时甚至受到人们的鼓励。《易经》和其他中国神话文本可被视为一种形式的圣经占卜。

如今在很多地方，纸牌占卜是另一种仍然在用的占卜法，此方法涉及了纸牌的使用。虽然任意一种纸牌都可以使用，但是人们经常使用专门的塔罗牌。由定义可知，在纸牌发明以前，通过使用纸牌才可进行的占卜是不可能开始的。没人能说出它们何时何地被发明出来。有关塔罗牌的起源时间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认为塔罗牌可追溯至6000年前，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塔罗牌起源于近代。无论真相如何，显而易见的是，使用纸牌的占卜法至少可以追溯至数百年前。

面团占卜和圣经占卜中的现有文本，只能由询问者以某种方式选择。在纸牌占卜中，人们必须产出“文字”。不管人们怎么使用纸牌，它们是不会自己发言的，因此必须有人从中获取文本的意义。这些对于茶占卜同样适用。茶占卜起源于中国，其中包括人们寻找并解释留在杯中茶叶的图案。墨迹测验是由精神病医师赫曼·罗夏克（HermannRorschach）发明的，无论该测验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它都清楚地表明，人们可以将完全不同的东西解读成各种图案。根据人们的观点，像纸牌占卜和茶占卜的做法都使用了各种图案，以此来刺激读者的想象力或精神力量。不论哪种情况，占卜似乎都更多地依赖读者而非图案。

因为任何东西都可能是一个预兆，任何东西都可能用于占卜法，或作为其辅助方法。然而，人们很难理解一些形式的占卜到底是如何被思考出来的，更不用说付诸实践了。一个相关的例子是钥匙占卜：

使用钥匙占卜时，巫师写下对罪行的描述，而这些罪行已被刻到一把钥匙上。钥匙与《圣经》或其他神圣的书是有联系的，两者都被悬挂在处女的手指上。钥匙和书的运动是由公式决定的，其会预言被告者有罪还是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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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必要补充，这种占卜法会起作用的唯一情况是：当太阳或月亮位于处女座时！然而，不管这看起来有多么不可能，中世纪的欧洲确实是使用钥匙占卜的。

我们可以列举更多的例子，但是我认为已经提出了足够多的示例来展示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人们在占卜中设计并使用到的；而且也列举了足够多的例子来展示怪异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人们决定追寻预兆和建议的脚步。虽然我没有理由相信钥匙占卜在现实生活中会有任何的从业人员，而肠占卜最多也只有几个，但是许多其他的做法不仅得以幸存，而且还茁壮成长起来。

萨满教

从占卜的方法和地域方面的论述，我现在转向与占卜有关的特殊群体。“萨满”一词来自西伯利亚的通古斯语（Tungus）。虽然这个词可能来自西伯利亚，但人们在世界各地和历史进程中，都可找到散落的萨满教的可识别形式。这些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共同或独立起源还只是猜测。有证据说，萨满教是从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1940年在法国拉斯科洞穴（Lascauxgrotto）发现了绘画，人们认为它描绘了与萨满教相关的场景，这些绘画可保守地追溯至公元前14000年。很显然，在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开始之前，萨满教有足够的时间来扩大其影响力。

没有萨满巫师便没有萨满教，萨满巫师扮演的角色是“到其他世界旅行，并利用已知的知识来获得积极的结果。这样，萨满巫师便成了上帝与人类之间的中间人”。32萨满巫师被描绘为世界的旅行者，但他（萨满巫师通常为男性“他”）是如何做到这些的，此为另一个问题。怀疑论者会否认萨满巫师曾真实地去过所有地方，而信徒则会坚持认为，萨满巫师的旅行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非常真实的。在一些文化中，萨满教与某种精神药物的使用密切相关，例如梅斯卡灵（mescaline，来源于佩奥特物仙人掌）和赛洛西宾（psylocibin，俗称“神奇蘑菇”中的活性成分）。仙人掌和蘑菇都生长在墨西哥，这里拥有强大的萨满教协会。使用“旅行”这个词来描述一些药物经历，也许暗示了萨满教改变状态与之类似。在某种意义上，吸毒者事实上不会到处“行走”，但由于一些药物能改变人的观念，因此他们的经历就成了另一个地方，和另一个世界的经历。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Huxley）试用了梅斯卡灵，并在《知觉之门》（TheDoorsofPerception）中写下了他的经历：“我们其余的人只有在梅斯卡灵的影响下才能看到的东西，那些艺术家总是先天就能看到。因为艺术家的认知不局限于对生物或社会有用的东西里。”33这本书的标题摘自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在《天堂与地狱的婚姻》（TheMarriageofHeavenandHell）中的一些话：

如果认知的大门变得洁净了，那么世间一切都会把自己真实的模样呈献给人类，十全十美。因为人类已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直到他在狭窄洞穴缝隙中能看到一切时，这才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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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过来又是柏拉图所说的洞穴故事的暗示。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在一些文化中，萨满巫师肯定使用了药物，但决不会总是如此。据神秘主义者说，似乎总会发生的情况是，萨满巫师能够进入一种意识转换的状态，这类似于宗教中的出神状态。化学药品能为人们进入这种状态提供一种手段，但其并非唯一的方法。

无论它是如何发生的，萨满巫师确实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知道并且能够接触到别人所不知道的潜在维度。无论是从隐喻方面，还是从字面上理解，萨满巫师都能进入别人进不去的境界。另一个境界不仅不是空无一物的，相反，还充满了灵魂，萨满巫师通常有自己的灵魂向导，以此帮助并引导其通过这个精神境界。这些灵魂向导通常以动物的形式出现。有时，萨满巫师自身也是以动物的形式出现，完成精神世界的旅行。

这些旅程的目的可能有所不同，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萨满巫师在特定社会中的角色。通常萨满巫师是一个医治者，但治疗可能不是他唯一的功能。萨满巫师或许也可作为其生活群体的代表，去精神世界。他能把精神世界的信息带回自己生活的群体，这赋予了他类似于文化英雄的角色。萨满巫师与英雄的相似之处远不止这一点。约瑟夫·坎贝尔（JosephCampbell）表示，英雄冒险的典型结构有三个基本部分。首先是出神（通常是在某种呼唤之后），然后是启蒙，最后是回神。35出神和回神是萨满经历的基本组成，而启蒙之前的呼唤似乎是使人们变成萨满巫师的一个重要步骤。有时，“呼唤”只不过是一种期望，即儿子将要遵循父亲脚步的期望。有时，它会以一种非常不同且更加戏剧化的方式出现。黑麋鹿（BlackElk）是奥格拉拉苏族（OglalaSioux）的萨满巫师，他讲述自己看到两个人从天而降，召唤他担任这份职务。但召唤通常只是开始。为了成为萨满巫师，人们通常要经历一个启蒙的过程，这可能涉及死亡和重生的仪式。在澳大利亚的阿兰达（Aranda），萨满巫师的候选人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洞穴外等候。然后，他会经历一个被“杀死”的仪式，接着被带进那个洞穴中。一旦进了洞穴，神灵便会用新内脏代替他原来的内脏。他从洞穴中出来时，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人们对萨满教的兴趣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此期间出现了两本截然不同的书籍。据称，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Castaneda）的《唐璜的教诲》（TheTeachings ofDonJuan），讲述了作者与墨西哥萨满巫师的冒险经历，而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Eliade）的《萨满教：古老的昏迷术》（Sha-manism:ArchaicTechniquesofEcstasy），显然是对此话题的重要学术讨论，关于卡斯塔尼达的书（以及之后的书），对其准确性和真实性的意见仍然存在分歧，但是伊利亚德的作品，在使萨满教成为严肃的学习课题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迈克尔·哈纳（MichaelHarn-er）的《萨满之路》（TheWayoftheShaman,1980）比任何一本书都实用，他承认上述两本书对其作品有所帮助。对于哈纳来说，萨满教最重要的是治愈功能，尽管在秘鲁的科尼堡（Conibo）人之中，其最初由药物引发的幻觉和经历与治愈毫无关系。为了更明确地将这些与智慧联系起来，可能有人会说，萨满巫师可以获得智慧的来源，但是至于他利用智慧去做什么，却是另一回事。同样，伊利亚德书的副标题强调了出神的方法，而不是出神的用处。

当我们从方法转向目标时，萨满巫师的形象便少了异国风情，多了些熟悉感。许多社会都有自己的“智慧男性”和“智慧女性”，人们往往转向他们去寻求治疗、建议及各种各样的帮助。萨满巫师能执行所有的这些功能，但比许多同行更加戏剧化。

现代占卜

虽然占卜历史悠久，但它不只是出现在偏远的地方和遥远的时期。在世界各地，对数百万人来说，占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且仍然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两个案例研究可以说明这一基本观点。二者都来自20世纪后期，并且对咨询过程如何运作的问题做了深入研究。

第一个来自奇奇卡斯特南戈（Chichicastenango），这是危地马拉的一个城镇。琳达·舒勒（LindaSchele）被邀请去拜访塞巴斯蒂安·潘乔伊（SebastianPanjoj），他是占卜者，也是当地的地方法官。在两张桌子上，他有各种各样的物品，包括蜡烛、硬币、鲜花和零散的部件及碎片，例如破碎的手表。桌子上也有几块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头。它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又小又黑的，但有些则是水晶的。在其为了变成一名占卜者而接受的为期260天的启蒙过程中，他获得了其中的大部分石头。（260天的时间对于玛雅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桌上还有一些红豆。此过程中，占卜者会问一个问题，收费5格查尔（危地马拉货币单位，大约1美元）。

他把所有的豆子聚集在一堆，通过手腕的回转运动，让手指在豆子中间划动，以此把豆子推向四周。然后他用手指把其中一组聚集在一起，并将其拉进第二堆里。他并没有对豆子进行计数，但当数量足够多时，他似乎能感觉到。他把豆子跟水晶分成四组，直到桌子上排有两行为止。36

除了问几个问题，将豆子聚集在一起，又将其分散成几组之外，占卜者并没做其他事情，此动作会重复几次。然后他会回答之前被问到的问题，答案是“非常意想不到的，但又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他还提出稍后会举行一场仪式，以此“解决通过豆子检测到的问题”。37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而另一个过程需要的时间更长，主要是因为占卜者稍后问了很多问题。尽管某种力量似乎来源于那些石头，但是这些豆子在配合完成工作之外，是否还构成了其他任何东西尚不清楚。

第二个来自布基纳法索（BurkinaFaso）的乌尔比亚（Wourbira）地区，此处为洛比人的居住地。顾客去拜访占卜者，并被带到一个特殊的房间。占卜者打开占卜袋，拿出各种各样的物品，其中包括一个钟和玛瑙贝壳。他祈求上帝和神灵的保佑，并询问他是否可以继续此次占卜。与危地马拉的例子不同，占卜者不会询问顾客问题。因为那些问题是写给神灵的。占卜者将顾客的右手握在自己的左手中，握手的动作则预示着问题的答案。设计的大多数问题，都是用“是”或“否”来回答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占卜者提出正确问题的技巧。占卜者时不时地用右手将玛瑙贝壳投到地板上，以此检查他的理解是否正确。玛瑙贝壳降落的方式决定了他是否理解正确。贝壳降落的方式最有可能意味着答案是“否”，所以此检查过程非常严格。“占卜者收集了最重要的信息之后，便把问题转交给顾客，至此，顾客是一直保持沉默的。”38顾客可能要保持沉默很长时间，因为在典型的咨询中，占卜者可能会问数百个问题。此阶段的结果通常是，占卜者会把特定命令传递给顾客，这些命令是神灵发出并确认过的。而顾客是否会选择服从这些命令，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

我不想对这些例子进行深入分析，但需要指出几个基本点。从表面上看，前一个占卜者所采取的方法更加直观，而后者采取的方法更为系统化。虽然其所进行的占卜肯定是在宗教环境下进行的，但后者以一种方式明确地阐述了精神世界，而前者并没这么做。第一个占卜者的方法很难懂，而后者的方法很易懂。而且，第一个占卜者在后者找到问题之前，就可给顾客提供答案。但为了帮助顾客避开任何负面的可预想到的结果，他会一直发挥自己帮助顾客的作用，而一旦顾客离开并结束了此次咨询，第二个占卜者的关注便结束了。看起来两者要继续做好交易。

人们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而求助于占卜。通常而言，占卜只不过是为了多一点保证而已，而且这种需求很容易满足。但是，千百年来许多人想要的不止于此。他们求助于占卜是想要获得一种优势，以便应对变幻莫测的命运。如果明确了各种可能性，就更容易应付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潜伏在未来的不受欢迎的事情可以一起避免，那就再好不过了。不仅如此，洞察未来也是非常有利的。长期以来，人们想要遥遥领先的欲望一直在持续，而且有很多人非常乐意去满足人们的这种欲望。

如今，预测行业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其为数十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每年，预测行业为我们提供价值2000亿美元的信息（大部分是错误的），而各类专家的预测记录普遍较差。39

事实上，大多数做预测的人多数情况下会出错。难怪加图（Ca-to）发现很难理解两位占卜者如何做到在罗马大街上遇见而不会突然大笑起来这件事。事实上，那些撰写报纸专栏、为股票市场或赛马赌博提供专业建议的人，与撰写占星术专栏的人成功率大致相同。来看一下前面提到的两位占卜者是如何反驳预测者的，这将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些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占卜的人，强调了占卜者在社会中的作用。在占卜备受尊重和重视的地方，那些懂得占卜的人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果人们通过占卜可以做出决定，那么这种方式定会应用在许多事情上。古代机构，例如建立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其影响可由金库的数量和大小来衡量，而这些金库是很多希腊城市建立在寺庙附近的。其声望、权力和财富都是无限巨大的。让美国人担心的，不是里根时期的白宫政府曾向占星师咨询过，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都向其咨询过。他们担心的是占星师会对政府政策有潜在的影响。

占卜在加强和维护社会价值观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无疑是印加帝国胡卡的功能之一。当占卜者被问到某人该不该做某事的时候，人们显然要求他们对可接受的事情给予保证，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给出建议。一个声称自己能传递出上帝或神灵信息的占卜者的话语不能被视为纯粹的观点。在一些社会中，占卜者对于塑造人们的是非行为观产生的影响，与其他社会中知心阿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一样大。

占卜并不一定要依赖于各种各样的神灵所传递的信息。在一些习俗和文化中人们更多地相信，世界上的一切工作都是有规则的，并且人们相信其可窥一斑而知全豹。但是，无论我们是否正在思考来自占星家的信息，或思考他对于未知的世界如何运转的理解，我们都仍然处于智慧的世界中。

《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与牧羊人讨论的刻画是由16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家朱利奥·博纳森（GiulioBonasone）完成的。

一个传统的说法是，毕达哥拉斯创造了“哲学家”一词，这使得他标志着哲学史的开始。很多不同的传说都声称，毕达哥拉斯为自己文化中的人物。但他与著名的以其名字命名的几何定理不太可能有任何关系。

第6章

智慧与哲学

古老的传说认为，“哲学家”一词是由毕达哥拉斯发明的，其字面意思是“智慧的热爱者”，他们致力于“思考及发现自然”。1虽然他们头脑中不只装有对自然的思考和发现，但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传说的历史上，很多早期人物都投入大量的时间，试图去了解世界运行的潜在基本规则。因为希腊词中表示自然的词是“physis”（自然界生长原则），因此对自然的研究就被称为“physics”，即“自然科学”。尽管现在我们将其视为科学，但数世纪以来，它都是哲学的一部分，并且有时被称为“自然哲学”。

据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是首位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人间的人……他迫使女性开始关心有关生命、道德，以及善恶的问题”。2尽管苏格拉底肯定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但我们知道他对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感兴趣。这个调查领域被称为“伦理学”，其出自希腊词“特性”。

继苏格拉底之后的很多人都将哲学分为三部分。他们将“逻辑学”（出自希腊词，意为“思想”或“理性”）加入到“自然科学”和“伦理学”中。哲学的第三部分涉及我们如何了解事物，以及如何正确地进行推理和辩论。关于三者中哪个是最重要的，以及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问题，不同哲学家有不同看法。然而，在他们之中很长一段时间内，“自然科学”、“伦理学”和“逻辑学”被广泛视为涵盖了哲学的所有方面。

为了说明此观点，也许要指出的是，对于哲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哲学家们经常彼此之间有不同的观点，这使得哲学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研究领域。此外，虽然“哲学”是指“对智慧的热爱”，但并非所有的哲学家都对智慧感兴趣，更不用说爱上它了。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发现在与哲学相关书籍的索引中也并不总是会出现“智慧”。这在过去并不总是如此。

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

通常，西方哲学被认为是从米利都的泰勒斯开始的，其为古希腊七贤之一，但有些人说它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的。一本希腊智慧文学书宣称：“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位哲学家。他是苦行博学者之一，是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最杰出的古人之一。”3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有关毕达哥拉斯的故事和传奇如此之多，以至于后来甚至他的存在都受到了质疑。然而，我们似乎可以确定的是，他出生在萨摩斯岛上，在约公元前530年时迁移到意大利南部，在此地度过了余生。他身边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因此在西方哲学历史上，毕达哥拉斯主义可能被视为第一个真正有组织的学派。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它也许更类似于异教或邪教。像很多教派一样，它的保密声誉非常好，这就使得对其信仰进行精确重构变得格外困难。

毕达哥拉斯的名字在今天之所以最有名，是因为与他结缘的几何定理。事实上，他不太可能与此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这并非是完全不可信的，因为人们相信数字是理解宇宙基本原理和性质的关键，这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毕达哥拉斯学派也相信灵魂转世，据说毕达哥拉斯本人可以回忆起他前几世的人生。人类的灵魂也许会转到动物的身上，而这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奉行素食主义的原因。他们的一些其他饮食习惯有点令人难以想象，数世纪以来，对于毕达哥拉斯为什么禁止其追随者吃豆子，人们产生了大量猜测，他们的一些非饮食习惯似乎只不过是迷信，如：“穿鞋子时从右脚开始；洗脚时从左脚开始。”4

与其学派相联系，鉴于禁律、规定饮食及其他方面的数量，认为毕达哥拉斯是一个禁欲主义者的想法并非不合理。其知识渊博的声誉也得到了比他年轻的同时代人——赫拉克利特的证明。尽管赫拉克利特承认毕达哥拉斯是阅读极其广泛的人，但他也批评毕达哥拉斯的一知半解。其中的含义似乎是尽管毕达哥拉斯拥有广泛的知识，但缺乏深度。似乎赫拉克利特在毕达哥拉斯主义中看到一定程度的折中主义，但这让他无动于衷。他也指责毕达哥拉斯的某些不端正行为。具体他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肯定不总是受到邻居的欢迎。事实上，毕达哥拉斯和他的追随者似乎是被人们在克罗顿（Croton）赶出来的，这是他们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第一个地方，之后便被迫搬到别处。

据说毕达哥拉斯什么都没写过，但人们认为很多语录都是由他创作的。其中一些便涉及智慧，包括“智慧是心灵的良药”这样的言论。5如果毕达哥拉斯持有这样的观点，那么该观点肯定不是专属于他自己。相反，这句话总结了许多古代哲学家的想法。让毕达哥拉斯主义更为与众不同的是其对数字的重视，以及认为世界秩序本质上是数学模型的信念。无论毕达哥拉斯个人是否能够完全担得起这样的声望，但是关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这样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观点，毕达哥拉斯的名字一直都与其有着密切关系。

无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会告诉我们关于毕达哥拉斯的什么事情，仅凭借其自身能力，赫拉克利特也是值得一提的。赫拉克利特来自以弗所（Ephesus），他在此地似乎主要过的是平淡无奇的生活。许多语录都归功于他，其中一些语录比别人的更易理解。他非常喜欢以一种矛盾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海是最纯净也是最污浊的水。”6但是此言论的隐含意义很快便被揭示出来：海水对鱼来说既可口又健康，但对人类来说不仅不能喝还不健康。当对一件事进行深层次审视时，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地方便不再是矛盾。人们认为赫拉克利特最著名的言论也与水相关。在表面上，他那“人永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的说法再次令人费解。但是如果我们用“完全相同的”来理解“同样的”一词，其含义立马就变得简单了。水不会在河床上静止不动，而是一直沿着它流动，所以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水都在不断变化。即使我们两次都在同一地点走进同一条河流，我们第二次走进的河水与第一次也是不相同的。这个著名观点包含了赫拉克利特哲学的核心思想：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不断变化。然而从另一种层面上来说，我们确实两次走进了同一条河，因为不断变化的水在河岸间及河床上流动，而河岸跟河床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我们走下而又没有走下同一条河流”这句话是正确的。7只是因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杂乱无章的。

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我们可以说世界万物在秩序的限度内是不断变化的，而这种秩序的限度也是理性的限度。赫拉克利特在其中一个较为晦涩的言论中指出：“智者掌握了万物是如何被操控的知识。”8

很明显，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解释此观点，但在其中我很想看到的观点是，智慧与理解有序变化的根本过程有关，而这种有序变化为世界万物奠定了基础，并推动其发展。这将使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与《易经》的世界观相接近。在另一个晦涩的言论中，他提出：“人是明智的，他不愿意而又愿意被人以宙斯的名义称呼。”9这部分似乎暗示了智慧是神圣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理解其他部分的意思。按其定义来说，意思是存在不神圣的智慧？或者还存在着超乎神圣智慧的智慧？在我看来，答案是前者。虽然翻译版本不同，但赫拉克利特的另一个说法是“爱智慧的人必须是很多事情真正的探究者”。10如果人类永远不会接近智慧，那么这种探究是否只能是徒劳的？

最后在本节我将转向另一位古代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公元前494年——公元前434年）。他来自西西里岛（Sicily）上的被称为阿克拉噶斯（Acragas）的城镇，该城如今称为阿格里琴托城（Agrigento），他是比赫拉克利特年轻的同时代人。虽然证据还不足以下此结论，但有些人认为他是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传说他不仅为其追随者，而且还泄露了学派的秘密。虽然这并非不可能，但据我们对于恩培多克勒的了解，他是一个太崇尚个人主义的人，因而不可能成为其他任何团体中的一员。他似乎拥有异常多样的技能：“恩培多克勒代表……一种非常古老的性格，萨满巫师结合了魔术师和自然主义者，诗人和哲学家，传道人、治愈者和公共顾问尚未分化的功能。”11

关于恩培多克勒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故事，包括他是如何跳入埃特纳（Etna）火山口而结束生命的。然而，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声誉来自于其被保存下来的两部主要作品的片段。第一部作品书名为《论自然》（OnNature），该书试图用四个基本元素来解释世界，这四个基本元素为：土、火、气和水。除了这些元素之外，还有两个基本原则，被恩培多克勒称为“爱”和“斗争”。虽然这些元素被爱结合起来，但又被斗争分离开来，而这些似乎可被理解为动态力，其可将元素组合分散开。第二部作品被称为《净化》（Purifications），其将人类悲哀归因于动物献祭及人类食肉的行为。这些玷污了人类，使之变得不再纯净。与毕达哥拉斯主义一样，素食主义的根源就是一种信仰，即灵魂可以并且被转化为各种生命形式。像毕达哥拉斯一样，他也回忆起自己以前的一些化身，其中包括一只蝴蝶，一只鸟和一片灌木丛。

如果人类的状况被视为一种杂质，那么从中逃脱就是经历一个净化过程，其第二部作品便由此得名。恩培多克勒表明，灵魂有可能最终超越所有这些转世，从而成为不朽之神。他也表明这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在《净化》的开篇之句中，他称自己为“永恒的神，不再是凡人”，称自己“受到男人和女人的尊重”，其中“数以千计”的人追随他，来寻求建议、预言或治愈。12恩培多克勒似乎相信，通往不朽的路就是要经历净化，而通往净化的路就是要经历智慧。我们通过对自己所处现状的深入理解，从而可以解决如何逃离的问题。以这种方式理解，我认为恩培多克勒的哲学与佛教和诺斯替教（Gnosti-cism）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

西塞罗有可能同意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都与“思考及发现自然”相关。他们每个人都试图探索大自然表面之下的东西，想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让宇宙一直不停运转。数字、变化、爱和斗争可能是此问题的答案。虽然我们对所有这些早期哲学家的了解只是粗略的，但他们不仅仅积累关于世界的科学知识。对世界如何运作的了解，为我们提供了与世界和睦相处的最佳机会。这似乎是他们取得智慧的核心。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西方哲学史上最著名的三位哲学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据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称，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如果他是自己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人，那么人类的智慧并不足道；第二，像他拥有的这样的智慧似乎基于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特别是在知识方面。可以指出的是，“知道自身局限性”是对著名言论“认识你自己”的解释之一，而此言论被刻在了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自我质询有望揭露出我们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苏格拉底的智慧应用于自身时变得谦卑，但当其应用于他人身上时，便成了一个挑战，要么主张捍卫知识，要么主张抛弃它。

因为苏格拉底什么也没写，所以我们所认为的对他的了解，大多数来自他人，特别是他的学生柏拉图（约公元前428年——约公元前348年）的作品。柏拉图描绘了一个不断提出质疑并经常惹人生气的人物形象。他的对话中总是充满了插曲，有人信心满满地参与到苏格拉底的讨论中，过了一会儿却离开了，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苏格拉底不同，柏拉图创作了很多作品，且贯穿他人生中的很长时间。要想了解他对事情的看法，必须将其观点拼凑起来，而这些观点分散在其作品中的各种言论中。不同的人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拼凑起来。在智慧的话题中，柏拉图的哲学突出了两个重点。首先，他似乎是首个将智慧看作四大“基本美德”之一的人。另外三个美德是勇气、中庸和正义。拥有这些美德的人脱颖而出，使人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提高。四者当中，智慧是最重要的。其次，智慧也是能带人类与神最近距离接触的东西。我们尽可能地变得神圣，从而尽可能逃避人类病症的局限性和黑暗面。我们很容易看出其中一些人是如何从柏拉图那里获得灵感的，例如希坡的圣奥古斯丁（354-430）逐渐获得了对智慧真正精神层面的理解。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从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向思考事情。贯穿他思想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智慧是关于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13所以虽然智慧是一种知识，但它不能与普通的事实知识混淆。我们可以说，智慧涉及更多的是“为什么”而不是“什么”。当亚里士多德说智者“尽可能地了解所有事情”14时，他并没有想到存在于人类广泛记忆中的、一些令人惊奇的百科知识。相反，他正想的是对世界如何运作的进行深入理解，或者重复我之前使用的一个短语，是什么让它不停运转。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有助于论证此观点。有人可以记住π的100位小数（人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对于理解π原理的人来说，并无必要记住100位数字，因为数字序列总是可以重新创建的。一旦人们掌握了基本的“原理和原因”，那么任何特定事实或现象都可被理解为由其衍生或产生出来。然而这并不会自动发生，有些人可能会以抽象的方式理解其中的原理，而没有掌握它们在实践中的含义。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智慧需要理解原理以及从中得出实际结论的能力。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智者在生活中可不同寻常地自给自足。对于世界不停运转的基本原理和原因的研究，本质上是对世界的馈赠，此研究还为人们带来一种心理满足感，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无法找到的。也许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们首次发现了智慧和满足之间的明确关系。智慧不仅仅是有用的、有趣的或是可以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它还能使生活变得最有价值、最令人满意。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智慧哲学方法的重大进展。通过把拥有智慧这件事变成令人愉快的事情，亚里士多德似乎将智慧变得更加人性化，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明显的理由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智慧。

因为我们在理解苏格拉底的想法时，严重依赖柏拉图的著作，所以经常不能轻易地知道某个观点在哪里结束，以及其他观点在哪里开始。然而，如果苏格拉底认为智慧是只属于上帝的东西，那么柏拉图则认为它是具有神性的东西。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不管智慧多么罕见，它似乎都是一种更为人性的东西。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后世人们发现无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自己所支持的哲学是否保持一致，他们的名声都可归功于众多所谓的智慧言论。

安提西尼、芝诺、伊比鸠鲁、皮洛等

少数哲学运动主导了几百年来有关智慧的思考。除了那些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运动，最著名的就是犬儒主义、斯多葛主义、享乐主义和怀疑主义了。虽然这些术语在今天仍然被人熟知，但几个世纪以来它们的意义已有所改变。此处我们旨在回到这些运动的创建之时，主要关注它们的创始人。有人指出，智慧有时被称为“灵魂之药”。通过这个比喻，可以说这四个哲学运动中的每一个都对人类病症做了诊断，并且将其治愈。当我们回头看他们的思想观点时，将其熟记于心也许很有帮助，现在我们从犬儒主义开始谈起。

安提西尼（Antisthenes）来自雅典，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但比苏格拉底年轻，两人为朋友。他总结道：“人们好像生活在一个中毒的恒定状态，沉浸在一个浓密而黑暗的雾气之中。”15像之前及之后很多人对人类病症思考过的那样，安提西尼确信我们经常被欲望和本能引入歧途，而欲望和本能可淹没或主导人类本性中更加理性的一面。然而，他提出的与此问题相关的独特之处，就是对习俗和传统的不信任。安提西尼认为，我们经常按照习俗和传统指导我们那样行事，但他也认为，习俗和传统常常使我们远离理性和人类本性要求我们所做的事。这些信仰便成了犬儒哲学的核心。因为习俗和传统在许多方面是社会生活的经纬线，所以犬儒哲学经常被视为是反社会的哲学，犬儒主义则倾向存在于社会边缘，因为那是他们感到最舒适的地方。

“犬儒主义”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犬”，“犬”似乎是给安提西尼的昵称。尽管我们知道古希腊人将犬当宠物来养，但人们从未认为此昵称是一种赞美。对于该词语，至少有两种可能性的解释可以证明。首先，一只宠物犬将动物行为带入了人类的生活环境中。其次，作为食腐动物的犬生活在人类社会的边缘，它既不在中心也不远离这个社会。可以说，犬儒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如动物般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但同时又站在人类社会的边缘批判这个社会。他们生活在社会中，但并不属于它。后来犬儒主义者开发了被称为讽刺的文学流派，他们对那些由于盲目遵循社会习俗而误入歧途的人们进行了语言抨击。

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ofSinope）是犬儒主义的早期皈依者（这是根据第一批的一些犬儒主义者说的），据说他曾说过：“自从安提西尼给我自由以来，我便不再是奴隶……他教会我什么东西属于我，以及什么东西不属于我。财产不是我的。亲情、关系、朋友、荣誉、熟悉的地方、与他人的联系，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16在犬儒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将智慧跟自给自足联系起来，并且赋予它崭新且极大的长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犬儒主义开发了一种最简单的制服，这种制服只有一个斗篷和一个皮革手提包。以此，他们向外界展示了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内心的冷漠。第欧根尼因数年来居住于木桶中而闻名，他摒弃了任何家居的舒适感。有关他的故事称，他曾带着一个杯子和一只碗四处游荡。但是当他意识到它们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需求时，便把它们抛弃了。人们很容易看到犬儒主义者对待财产的态度，与对《新约》（NewTestament）教义的回应，在这当中，贫穷的生活会得到人们的赞扬。这种比较并不奇怪，并且耶稣完全有可能也接触到了犬儒主义的教诲。以乌鸦的飞行距离计算的话，距离拿撒勒不超过25英里的戈达拉（Gadara）小镇产生了许多著名的犬儒主义者。

底比斯的克拉特斯（CratesofThebes，约公元前365年——约公元前285年）是第欧根尼的追随者，他似乎是“按照自然方式生活”这一犬儒主义口号的发明者。这一口号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不同，对于克拉特斯和他的妻子希帕奇亚（Hipparchia）来说，其中一种含义便是，不尊重任何与性相关的社会习俗。毫不奇怪，这导致这对夫妇成为许多丑闻的焦点。其中一个受到克拉特斯影响的是基提翁的芝诺（ZenoofCitium，公元前334年——公元前262年），尽管他似乎对犬儒主义更多的反社会因素无动于衷，但他将“按照自然方式生活”这一口号当作新哲学的基础。此哲学名为“斯多葛主义”，因为芝诺曾在雅典的大楼内教书，而被人们称为色彩斑斓的柱廊。芝诺本人最初来自塞浦路斯，一个故事称，他是因为沉船事件才来到雅典的。

对于芝诺来说，按照自然方式生活肯定并不意味着像动物一样。他认为，只有那些拥有广博自然知识的人才有可能按照自然的方式生活，因此犬儒主义者大都拒绝学习，而斯多葛学派的人则接受它。据后来罗马的斯多葛派学者塞内卡（Seneca，约公元前4年——公元65年）说，“总的来说，学习生活的规律……对所有事情做出适当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17这反映出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智者“尽可能了解所有事物”，并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解释。人们需要的不是对每一个事实的详尽了解，而是对万物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基本理解，而且对于斯多葛学派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领导了什么。这种知识是斯多葛智慧观念的核心，但获取智慧并不是斯多葛学派的最终目的。

芝诺基本上接受了犬儒主义者对人类病症的诊断，但他提出了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于芝诺来说，研究自然的重点是为了找出不可能的事情，不可避免的事情，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事情。对他来说，“自然”并不是关于动物如何生活和如何表现的，而是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获得这种知识的实际目的，由另外一位斯多葛派学者——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55——约135）适当简洁地总结了出来：“有些事情取决于我们，而有些事情则不取决于我们。”18对于芝诺来说，人类的痛苦来自于想要得到我们不能拥有的东西，而不想要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他总结道，世上的事件是根据宇宙计划展开，而我们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基本上是被动的。世间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很少“取决于我们”，但对于这些外部事件，我们如何做出内部反应，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的。简单地说，如果发生的事情能够取悦我们，那我们就开心，而如果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感到沮丧，那我们就不开心。这些反应取决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幸福和不幸福之间都有自己的选择。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重点，是为了能够预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这样我们才能迎接它。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本身并不会消除悲伤，但是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这使得接受它变为唯一合理的反应。斯多葛智慧不仅在于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还在于人们要根据那些知识对情绪进行最佳管理。正如第欧根尼声称的那样，安提西尼哲学将其自由释放了，所以关于奴隶制和解放的词汇也可应用于斯多葛哲学。对斯多葛哲学最简洁的总结也许来自斯宾诺沙（Spinoza,1632-1677）：“当一个人被自己的情绪控制时，他已不再是自己的主人。”19

像斯多葛派学者一样，伊比鸠鲁（Epicurus，约公元前340年——约公元前270年）的追随者相信知识的价值，但他们脑中有着不同种类的知识。伊比鸠鲁相信人类的许多痛苦都源于人类的无知。人们因为自己害怕的事情而沮丧，但是他们害怕某事是因为他们没能正确理解这些事情。例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伊比鸠鲁解决了一种人类常见的恐惧，那就是死亡：“相信死亡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要习以为常……因为当我们存在的时候，死亡还没有出现，而当死亡出现的时候，我们又不存在了。”20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文字游戏，但伊比鸠鲁对此是非常认真的。死亡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因为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两千多年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1889-1951）也以同样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死亡并不是生活中的一个事件：因为当我们活着时不会经历死亡。”21

对伊比鸠鲁来说，死亡只是一旦被人理解便可坦然面对的许多事情之一。伊比鸠鲁哲学最简洁的总结是由戈达拉的菲洛德穆（PhilodemusofGadara，约公元前110年——约公元前35年）创作的，此总结如下：

你必须鄙视对神明和死亡的担忧；

好的可以拥有，坏的也可以承受。

这种精辟的言论被称为tetrapharmakon（希腊语，意为“四部分治愈”），这是伊比鸠鲁提出的补救方法，用于解决人类的病症。也许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很差，所以他在无疼痛时非常了解什么是“好”，在疼痛时非常了解什么是“坏”。“好的可以拥有”，因为我们有可能以一种适当合理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遇到的痛苦没有比绝对必要的痛苦更痛苦的了。伊比鸠鲁建立了一个名为“花园”（The Garden）的团体，如果在一个志同道合的个人团体中完成，或许按照这些方法来组织生活会更容易些。另外，“坏的可以承受”，因为无论是什么不可避免的痛苦都可以被解决。伊比鸠鲁将身体的疼痛感与日常伴随的精神痛苦区分开来。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of Arabia）中的一个场景中，戏剧性地展示了伊比鸠鲁想要证明的观点。劳伦斯［由彼得·奥图尔（PeterO'Toole）饰演］用他的手指和拇指熄灭了一根火柴。当另一个人问他是如何做到的时候，他回答“这是一个戏法”。而当另一个人亲身尝试时，其则高喊“太疼了！”。对此劳伦斯回答说：“关键是不要管它疼痛与否。”而且似乎伊比鸠鲁本人可能是这个“戏法”的主人，他宣称智者即使在遭受酷刑时也能幸福。我们在此看到的智慧，与苏格拉底所说的只能属于上帝的智慧，有很大的不同。斯多葛派学者和伊比鸠鲁派学者手中掌握的智慧，主要是关于用这种方式来管理自己的人生，以此将人生苦难降到最低限度。

在此，我想看的最后一位哲学运动创始人是伊利斯的皮洛（Pyr-rhoofElis，约公元前360年——约公元前272年）。此运动有时被称为皮洛主义，这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但皮洛主义倾向于被视为怀疑主义的特殊情况，而怀疑主义是一种更普通的哲学观念。需要指出的是，芝诺跟伊比鸠鲁是关系密切的同时代人，而皮洛的年龄稍微大一点，更可能与亚里士多德同处一个时代。由于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的导师，因此，皮洛跟亚里士多德之间可能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联系，而且，在亚历山大的军队穿过波斯和印度的运动中，皮洛可能与之同行过。事实上，有人指出皮洛的思维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印度人的影响，尤其是他在路上遇到的佛教徒和思想家。这个建议是完全合理的，但也未经证实。还有记录称皮洛曾经是一位画家，尽管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画家。

大家都说，皮洛自己什么都没写，但他那弗利奥斯（Phlius）的学生蒂孟（Timon）是一个作品丰富的人。蒂孟似乎已经接受了辩论家和宣传者的角色。他的作品一方面赞美皮洛，一方面鄙视其他人。他因驳回芝诺而出名，他认为没有什么比做一个愚蠢的腓尼基（Phoenician）悍妇更好的了（芝诺的家族最初来自腓尼基）。由于他的想法与其他人的想法相反，因此，要想将皮洛的实际想法拼凑起来并不容易，但他明确的与之相关的总体立场是：我们应该暂停对任何我们不能确定的事情的判断；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很少有权力确定。怀疑论者的呼声总是“是的，但是……”，对于每一个意见都会有相反的观点，且对于每一个证据都会有矛盾的方面。怀疑论者非常重视的事实是，事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对不同的人来说似乎是不同的。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不同的表面迹象，谁能说得出来事情的真实面目呢？因此，怀疑论者的作用从来不是断言，而是一直进行质疑，永远不会提出问题，却总是向其提出挑战。

怀疑主义仍然存在，但在今天，它往往被视为只与怀疑某些知识主张有关。然而，对于皮洛和他的追随者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皮洛对人类病症的诊断是，大量的痛苦起源于对信仰的追随。如果我们认为一件事情是真实的，但结果证明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会感到沮丧。如果我们暂停对事情是否真实的判断，我们就会免于这种烦恼。这是古代怀疑主义的治疗方法。怀疑论者的智慧在于拒绝相信任何在没有怀疑的条件下不能成立的事情，包括一个人自身感觉的证据。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这样做，否则怀疑论者拒绝对任何事情持有一成不变的观点。关于皮洛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他的朋友不得不到处跟随他，以确保他不受伤害，因为如果他来到一个悬崖旁边，他可能会怀疑这是否真的是一个悬崖，然后就会径直走向前去。不过事实上他挺长寿的，而这让故事的真实性不攻自破。否则，他幸运得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安提西尼、芝诺、伊比鸠鲁和皮洛，他们向人们传授并表达了四种不同的哲学，但他们对世界都有相同的基本观点。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哲学的重点就是要解决人类苦难的问题，不管他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认为智慧是此问题的解决办法。

智慧与中国哲学

本书使用拼音来翻译中文名称和术语。但是，我们通常称孔子为“Confucius”、孟子为“Mencius”。这是大家耳熟能详、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没必要再将其改为拼音的形式。然而，可以注意到，孔子用拼音书写为“Kongzi”，孟子为“Mengzi”。其中，“zi“（子）并不是他们的名字，而是一个敬称，用以表示“圣人”。另外除了拼音之外，其他名称或术语可能会经常采用音译的方法，在此我已指明了处理名称和术语翻译时的主要替代形式。

英语单词“sage”和“wisdom”的起源截然不同；同样的，在汉语中“sheng”（圣）和“zhi”（智）亦是如此。中国哲学倾向于具体化、注重实践，因此它更倾向于把圣人当作智慧的化身，而不是单纯地把智慧视为一个特别抽象的概念。“圣”（sheng）和“智”（zhi）的起源不同，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圣人等同于有智慧的人。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中国因智慧闻名的人也包括一些学识渊博的人。因此，智慧与学识密切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者之间可以画等号。不言而喻，不同的中国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对圣人和智者的看法都不尽相同。在此，对于这个话题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列举一些例子。

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可能就是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了。孔子来自曲阜附近，至今这里都有一座供人们朝拜的孔子庙。传说，孔子为《易经》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计其数的谚语也出自孔子之手，虽然我们无法知晓多少具体有多少真的是孔子说的。就孔子对智慧的观点而言，我们发现以下言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22翻译时，定要多加注意。因为这句话中ren（仁）容易误译成“人”。其他译者在翻译这句话时为了避免这个问题通常把“仁”译为“benevolence”（仁慈）、“perfectvirtue“（高尚的品德）、"mantomanness“（仁善）以及“humanheartedness”（仁义）等等。这些也很难概括“仁”这一核心概念。或许“仁”可以理解为包含了人世间一切美好品德的总称。“仁”的含义甚广：“它的意义远不止单纯的仁爱，甚至是利他主义；更确切地说，‘仁’是这些美好事物的根源。”23把“仁”理解为对全人类的大爱的话，这似乎与佛教秉承的“慈悲为怀”的理念十分相似（中国佛教最为典型的代表是观世音菩萨）。对孔子来说，仅仅有智慧并不足以使其成为圣人；有智慧的人必须拥有一颗慈悲的心。无论“有智慧之人”和“有仁德之人”两者的区别是什么，他们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为圣人结合了这两种特性。

孟子（公元前4世纪）是继孔子后又一位圣人。孟子的“四端”学说清晰地阐明了为什么说智慧掌握在所有人手中。四端说阐释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4因此，虽然极少数人可以成为圣人，但是最初人类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这可能是人性的一部分。孟子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认为人性本善。很明显，孟子认为智慧与是非观念存在内在联系。

但是，如果人人都有能力成为圣贤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最终没能变成圣贤呢？后世儒家王阳明（1472-1529）试图解答这一问题。他解释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即心本来是没有善、没有恶的。有善有恶是你的思想在活动了。）25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会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养成各种偏好。然而，这些可能会扭曲我们的世界观，导致我们在行为处世过程中出现偏差。为此，我们要克服这一点就必须“拥有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与自然法则保持高度一致”。26王阳明认为此处的“自然法则”指的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知识。然而，它可能被埋没在我们所累积的精神垃圾之下。当我们摒除一切杂念之后，我们就能发现“自然法则的光辉”。自然法则便会塑造并指导我们的行为处世的方式方法。而获取智慧的道路也恰恰在于此。

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另一种至今仍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哲学是墨家。墨家是以其创始人的名字墨子命名的。在墨家学说中，天命论扮演着重要角色：“三朝圣主……就是那些谨遵天意的人，他们获得了奖赏；三代恶王……是那些违背上天意志的人，他们遭到了应有的惩罚。”27三代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指的是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50年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许多人物都不是历史里真实存在的，而是传说中的人物。中国哲学中常见的做法是把智慧与过去某些特定的统治者联系起来。而且越古老的统治者越有智慧，因为年代久远使其更具有权威性。

在人性观上，墨子不像孔子那样乐观。虽然孟子（可能与墨子属于同一时代）认为智慧源于人们内部，但是墨子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虽然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墨子怎样理解“天命”这一形而上学术语。“天命论”存在的意义或许是为道德价值观念提供了外界来源。每个人都应该爱护其他人，这就是上天的旨意。那些遵循上天旨意的人行事端正、为人怜悯。圣贤都依照上天的旨意制定法律、实施合适的外交政策。这样可以保证国家内部正义当道，国与国之间睦邻友好，和谐共生。与此同时，遵循上天的旨意行事不仅利己还有利于社会。因此，遵循上天旨意的人诸事顺利。反之，则诸事不宜。因为，遵循上天的旨意会使国王变成圣贤。同理，依照上天旨意必定会使平凡的人变成圣人。

虽然墨子或许已经被人们遗忘了，但是我们对老子和庄子并不陌生。他们两个人的姓名与之撰写的作品名字一致。《老子》一书是老子创作的，我们通常称之为《道德经》。我们对老子的情况或许不太清楚，但是据说庄子和孟子是同一历史时期的人物。庄子和孟子被视为道教哲学的创始人。

众所周知，《道德经》有些晦涩难懂，后人为其增加了密密麻麻的注解。但是，囿于不同的学识，人们做出的注解也不尽相同。下面文字选自《道德经》：

大道废，有仁义。（即大道被废弃了，才有提倡仁义的需要。）

28

从上面这句话来看，只有大道被废弃了，才需要提倡仁义。这两者的关系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是我们必须结合道教的背景来理解二者的关系。即使“道”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但是这一概念难以捉摸。“道”的字面意思是“方式方法”，在解释这一概念时通常会用到“水”这个形象。正如小河会自然而然地沿着河岸流淌，道教圣人自然会顺从生命之“道”了。当倡导仁义时，人们则在行为处事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而不是随性而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仁义学说的存会被视作大道衰落的征兆。

庄子用更为准确的方式阐明了这一点：“智慧与仁义无关，而是由智慧人的天性决定的，仅此而已。”29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智慧来源于自我认知，而通过自我认知会使人们获得道义。这种观点与《奥义书》（theUpanishads）里面的想法有些相似之处。该书认为圣人的智慧经验来自婆罗门或真我阿特曼。其中一些观点谈到人们应该寻求一种与自然相适应的生活，这种观点与犬儒主义和禁欲主义者的观点契合。庄子认为，有一些矫揉造作的东西阻碍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即“道”。

因为道本身虚无缥缈、难以捉摸，因此许多道教著作将其重点放在圣人身上。有一部名为《淮南子》的著作（作者身份不详，但可能来自公元前2世纪）。该作品涉及许多对圣人的描述，这些描述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圣人这一形象有所帮助。“如果一切事物都顺应自然规律有序发展，圣人需要做些什么呢？”30“圣人没有个人欲望或野心，因此他们自然无心介入日常事务。圣人主张凡事顺其自然，并不会刻意去改变它们。圣人从不受世俗的桎梏、不为他人影响。”31然而，圣人的行为却受到世俗的影响：“圣人行善，并非为了赢得声誉，但是行善后声誉随之而来；行善也不是为了谋取利益，然而行善后却会得到收获。”但是圣人通常十分神秘：“圣人一直默默行善”。32

通过以上的简单阐述，我们足以对中国哲学里内涵的有关圣人和智慧的各个方面知识有所了解。或许儒家、墨家和道家的著作里唯一相同的主题是都十分尊崇圣人。

智慧和印度哲学

探索智慧的世界会面临许多问题，我想结合印度哲学的特定背景探索一个较为特殊的问题：即翻译问题。在收集来自不同时代和地区的材料过程中，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语言。把这些材料用源语言再现出来并让读者试着理解这些内容。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是这样做可能多此一举，毫无益处。在某些情况下，我可以自己翻译理解这些作品。但是，有时候我不得不借助他人的译作解读这些材料。

一直以来，翻译就像一门科学一样，是一种艺术。译者面临诸多障碍，他们遭遇失败并不奇怪，而其成功则着实让人们感到惊喜。任何用过计算机翻译软件的人都很清楚软件特别容易出错，他们在使用这些软件时经常遇到一些显而易见、不知所云的翻译结果。译者面临的一个障碍是一种语言中的词语很少能够完全用另一种语言中的词语与之对应。此外，词语并非是孤立存在的，世界各地语言中的词汇都有着千丝万缕、各种各样的联系。人们已经注意到，解梦过程就是利用的同音异义词使两个单词建立了联系。以这种方式使两个词建立联系的方法会因语言而异。这是双关语的翻译实属不易的原因之一。

在印度哲学中的《般若经》（Prajnaparamita）的意思是“圆满的智慧”，“prajna”的意思是“智慧”。但是“prajna”并不总是被译成“智慧”，有时候它可能被译成“智力”、“直觉”和“意识”。另一方面，除了“prajna”被译成“智慧”外，“vidya”或“viveka”有时也被译成“智慧”（或被翻译成‘哲学’、“知识”）。“viveka”更普遍地被译为“discrimination”，在此指的是“discrimination”最初的含义即“辨别力”。而不是指的如今“discrimination”更为常见含义：“歧视”。辨别力是指区别两种不同事物的能力。在印度哲学背景下，“discrimination”尤其指的是“灵性知识，借此可以区分物质和精神，33辨别真实和虚空，明辨永恒不朽和世事无常。”如果“prajna”可以被译成“直觉”，那么我们很容易看出为什么“viveka”可以被译成“智慧”。对现实本质的深刻认识存在共识（然而，我们需要去理解这一点），这种认知是通过某种直接洞察力或直觉（无论其过程是什么）得以实现。如果能够理解印度哲学家的智慧观，那么我们便可以理解其他同类事物，无论在当地人们称之为什么。

我们必须铭记词汇也有其发展史。就像“prajna”在某阶段有一个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含义是一成不变的。源语言和目标语的翻译都是如此，语言都在不断发展变化。英文单词“wisdom”的含义也是如此，它的一个同源词“wit”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两个单词的词根相同，此外“wit”也是“witless”（无才智的）这些词的词根。“witless”指的就是广义上“愚蠢的”，此时与“缺乏智慧”没有明确的关联。还有一个同根词“witty”（机智的），它的词义偏向褒义色彩。但是该词现在最常被用作“幽默”的同义词，虽然该词与智慧的关联要视情况而定。根据当代用法，诙谐的人必定风趣，但并非一定聪明有智慧。

从印度哲学著作中学到的经验同样适用于其他传统。翻译《般若经》时会遇到许多困难，比如在处理一些单词的翻译时就会遇到许多问题，比如“希伯来语单词hokma”、“希腊语单词sophia”、“阿拉伯语单词hikma”、“拉丁语单词sapientia”、“法语单词sagesse“和“德语单词Weisheit“等等。这些困难虽然不应该阻止我们学习和对比其他传统，但是这些问题会使我们在着手这些词汇的翻译时更加谨慎。即使是最好的翻译也并不完美无缺，稍微劣质的翻译更是存在诸多问题。

智慧和文艺复兴

像所有历史时期一样，欧洲文艺复兴也没有明确的开始与结束日期，对此，目前业界也尚未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包含15、16两个世纪。意大利为文艺复兴中心，后扩展至欧洲各国。基督教思想和专注主义在欧洲思想中占主导地位长达一千多年，基于此，紧随而来的文艺复兴在艺术和哲学上突显出了丰富的创造力。文艺复兴并不反对基督教，但它反对基督教对文化和思想施加的许多限制。所以说文艺复兴带来的往往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折中主义，在此过程中表现了巨大的包容性，这对研究智慧非常有利。如果苏格拉底的哲学研究是从上帝转向人类的话，那么文艺复兴时期对智慧研究的着眼点也是从上帝转向人类。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解读智慧时比较强调其与神！的关联，出现这种状况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尽管在复兴期间智慧与神！的关联并没有完全消失，但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则更强调人的智慧，有些人甚至认为智慧与神毫无关联（仅仅强调人的智慧）。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有时被称为“人文主义思潮”，这反映出人们思想从神到人的转变过程。在此，我们选择了文艺复兴时期三位不同的思想家以此表现这一时期多样化的思想。

若望·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PicodellaMirandola,1463-1494）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学习。他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并著有一些重要的作品。皮科一直在试图找一个新思路，以便汇集前人一切有价值的见解。皮科31岁时就英年早逝，他所有的理想抱负也随之付诸东流，但皮科仍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

《论人的尊严》（OrationontheDignityofMan）是皮科的代表作，书中涉及许多名人。所有困惑都蕴含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智慧均来自东方，从东方传播到希腊，再从希腊传播至此”。34此外，这种智慧在本质上十分深奥。此处，皮科以毕达哥拉斯拒不写下自己最重要的教义为例阐明了这一点，对此举动皮科也非常赞同。皮科凭借一己之力写下《论人的尊严》一书，是为了帮助自己免受异端罪的指控，所以在此书中摩西的角色十分重要。因为这可以体现他对基督教的忠诚信仰。然而，皮科对摩西权威的崇拜出现了惊人的转变：“上帝的摩西不仅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法律，同时还获取了一个真实且神秘的法律解释权，关于这一点，皮科在他留给后人的五本书中做了阐释。”35这里，智慧并不为少数人拥有，大多数人身上都有获取智慧的巨大潜力。皮科将智慧视为魔法，这或许是最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下一章中具体阐述魔法，所以在这里我先简单地提一下，皮科承认魔法有不同的类型。皮科竭力强调他所谈论的这种魔法，即：“就好像是仁慈的上帝从智慧的藏身之地将魔法的力量分散到世界各地。”36但皮科做这些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自己，他另一个别有用心的动机是：没什么可以比不断思考上帝所创造的奇迹更能打动人心从而开始信仰宗教、尊崇上帝。37

对世界的认识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造物主，这一说法并不新奇。然而，在此我们必须搞清楚一点即：皮科在此谈到的认知主要是指那些在本质上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经过多年的冥想思考而不是靠实验获取的。这种知识能够使人们深入了解世界的本质，因此它带来的力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魔法。

尽管欧洲文艺复兴大都与意大利最为密切相关，但下面两位思想家均来自于法国。同皮科一样，查尔斯·德·波富勒斯（Charlesde Bovelles）也是一位折中主义者［通常以其拉丁语的一个称谓“博维尔”（Bovillus）闻名］。他的著作《圣人之书》（BookontheSage）于16世纪早期问世，该书借鉴了许多不同的传统。对他而言，获得智慧其实是一个转变过程。智者是完美无瑕的人类，而且因为人类优于所有其他物种，所以明智的人才是有用的“地球之神”。38智慧的本质即知识，但知识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智者不仅仅探求世界的运作之道，还会寻求自我认识。最终，智慧的两个方面似乎融为一体：“探究灵魂的知识本身，人类就会了解知道世间一切事物。”但是到此故事并没有结束：“通过认识天使和上帝，智者会将其扩展为对宇宙的认知。”39尽管智者通常大智若愚、虚怀若谷，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但如果他们没有与世界完全脱节，智者将会是十分理想的统治者：“他有能力治理好国家，因为他通晓万物，并且会尊重自然秩序、社会等级，可以让每个人都发挥所长。他进而可以维持平等和正义。”40不难想象，摩西定赞成这些观点。

每个人都有成为智者的潜能，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充分利用这种潜能。从普通人转变为智者的方式着实令人着迷。追寻智慧的人“把大自然所有事物都融入自身、阅遍世间万物，就像是大自然一样。他包罗万象，物我合一”。41博韦勒（Bovelles）认为人的灵魂有能力从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中汲取精华并将其融入自身。就像火烈鸟因为其所吃的食物可以变成粉红色，人类亦是如此，人们也会因其合理的饮食变得明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Feuerbach,1804-1872）在得出“食可映人”这一结论时可能深受博韦勒的影响。博韦勒认为人们有能力习得各种知识、包罗万象。因此，人类可达成一切愿望。结果可想而知，智者也只是宇宙的一个缩影罢了，两者属性相同。

皮埃尔·沙朗（PierreCharron,1541-1603）是我要在此谈论的最后一名智者。他与米歇尔·德·蒙田（MicheldeMontaigne，一位更为出名的人物）是至交好友，他们两个曾一起探寻过怀疑论。对一个怀疑论者而言，对待知识学问也总是持怀疑态度。博韦勒认为知识与智慧密不可分，然而对此沙朗却坚持认为两者相去甚远。有些人认为人类拥有知识而神明拥有智慧，沙朗对此却不认同，他所持的观念恰恰与之相反。知识特别神圣且是人类遥不可及的，因为人类智力贫乏，没有能力获取神圣的知识。然而，如果能正确理解智慧的含义，人们有一定有能力获取智慧。圣人的生活尽显美德的光辉，人人都有选择这种生活的权利。像犬儒主义和斯多葛学派一样，沙朗相信“生命符合自然”的原则，坚信“自然”会促使我们拥有美德。像柏拉图一样，沙朗认为世上存在四德，每践行一种美德都是在按照自然规律去生活。人人都能获得美德，但是人们总会为世间各种诱惑纷扰所困。这些纷扰诱惑都使我们与美德背道而驰。要想获取智慧，我们必须抵制这些诱惑。

《论智慧》（OfWisdom）是沙朗的主要作品之一。该书共分为三部阐明了智者遵循的生活方式。第一部主要阐述如何实现自我认知，因为只有我们正确认识自我才能取得进步。第二部涉及如何培养自律，借此我们会取得长足发展。第三部主要讨论四德，这便是通往智慧的道路。

在本章中，我探讨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种智慧观。但是我必须指出并非所有的哲学家都对智慧感兴趣，而大多数现代（比如说1700年）的西方哲学家对智慧丝毫兴趣都没有。也许令人惊讶的是，某些被哲学家视为哲学本质的东西，在另一些人看来甚至不值得一提。然而，就哲学的本质而言，不同的哲学家对此看法不一，众说纷纭。因此，到底哲学与什么有关，哲学家们持有不同看法。现代哲学更倾向于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建立联系，并且在科学的世界观里，我们很难发现哲学与智慧有什么关联。

《炼金术》

此作品是17世纪的荷兰艺术家圣文森特·劳伦兹（VincentLaurensz）创作的。图中展示了一种炼金实践活动。从图中可以看出一些旁观者听到警报声十分震惊。许多作品都描述过炼金术，这有助于现代学者们重建炼金术士使用的一些工艺和设备。背景上的尖塔反映了炼金术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

第7章

智慧、神秘主义与魔法

公平地说，虽然与魔法和神秘主义有关的著作早已不胜枚举，但大部分作品的质量令人质疑。在智慧的世界里，已有太多人宣称他们是神秘学的开拓者。然而，结果却让人们大失所望，到头来这些人不过是骗子和假先知。虽然时间可能会帮助我们鉴别真伪，但时间的考验并不能保证可以做到这一点。最后，永恒的名声只能由自己证明。

着眼于魔法和神秘主义，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两者都没有明确的定义。例如，有些人认为占卜是一种魔法。至少，从普遍意义上讲“神秘主义者”通常被当作是可以预见未来的人。对那些不相信世界上存在魔法的人来说，更有甚者会将其轻视为迷信，认为“魔法”纯属无稽之谈，或将其视为魔术师的把戏。同样，很多人认为那些神秘的经历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虽然如此，魔法、神秘主义与智慧之间存在着不容小觑的历史关联。因此，探索魔法与神秘主义的世界必定不枉此行、收获颇丰。

魔法的本质

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什么是魔法？”我认为，魔法的本质是一种力量，可以理解为一种能影响外界事物的能力。那么问题来了，因为除非我们都是命运的无端受害者，否则人人都具有影响其他事物的能力。因此，魔法是一种能影响其他事物的特殊力量，并且通常认为只有少数人才拥有这种力量。如果日常方法足以满足人们的愿望，则无须借助魔法了。超自然是超越了当代自然科学知识极限的一种现象，而不同社会对于两者界限的划分有所不同。在某些社会看起来匪夷所思的现象，对他人而言或许不足为奇。

艾利法·莱维（EliphasLevi）是阿尔封斯·路易·贡斯当（Al-phonseLouisConstant,1810-1875）的笔名。他借这个笔名撰写了许多与魔法有关的著作。这些作品指出所有与魔法相关的活动都遵循三个基本原则。首先是对应律，即认为人类是宇宙的一个缩影。根据这一观点可知，人体的每一部分都与宇宙的各部分相对应。第二个原则与人类意志有关。莱维认为魔法究其本质是意志力的锻炼，而人类的意志力是一种自然力量。最后一个原则是星光原理。这是一种弥漫在整个宇宙中的神秘物质。通常情况下，这种物质是隐形的并且没有形状。然而，通过人类意志的锻炼，这些物质可以汇聚在一起并塑造成可见的形状。

无论我们是否认同莱维理论中的这些观点，我们确实可以从中提取一些要点。第一，在本质上，魔法是一个过程，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第二，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魔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自然的”，但是，在魔法中没有东西是与自然相悖的。不管魔法看起来多么神奇，都不能将其称之为奇迹。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将魔法视为一种更高级地操控自然的方法，但这亦是一种鲜少有人能够驾驭的方法。

区分魔法是“白魔法”还是“黑魔法”的普遍方式是看其目的而非手段。白魔法是为了行“善事”，而黑魔法则是为了“作恶”。智慧与白魔法密切相关。而智慧与黑魔法两者之间是否完全对立，这个问题仍存在许多争议。因为“善恶”之间的分界点十分模糊，两者之间并不像许多人所希望那样——存在明确的划分。同理，黑魔法与白魔法这两者之间亦是如此。

我们已经了解了关于魔法的一些基本原理，接下来再看一些例子。以埃及为开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关于魔法的著作都给这个地方赋予了特殊意义。

古埃及魔法

魔法的起源迷失在时间的迷雾里无从考据。然而，关于魔法存在的证据却古已有之。在埃及发现的最早的与魔法有关的文物，至今大约有6000年历史。这些文物是护身符，这些文物的类型有数百种。埃及不仅生产护身符还对外出口这些产品；在埃及的原产地和其他地方都发现了大量护身符。古埃及几个世纪以来，所有阶层的人们似乎都认为需要佩戴护身符。佩戴护身符的人会得到庇佑。显然，佩戴护身符时间越长，其发挥的作用越灵验：“永久的护身符很可能类似于人们经常佩戴的首饰。要说大多数的埃及珠宝都具有护身价值则毫不夸张。”1要说保护佩戴护身符的人是埃及魔法的主要目的和功能之一也绝不过分。据称一部指导性作品包含了赫提（Khety）国王（约公元前2150年埃及统治者）给予儿子莫里卡尔（Merikare）的忠告。该作品将魔法简明地描述为“抵制外力的武器”。2在恰当的时候使用魔法，它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无论对谁而言，死亡都是迟早“要面临的事”。因此，大量的埃及魔法与死亡有关并不奇怪。在古埃及文本中，《亡灵书》（Booksof thedead）主要记录许多咒语，功能是肉体死亡之后使灵魂可以得到庇护。已知最早的这类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中期，但这些书籍的部分内容至少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些内容在《金字塔经文》（PyramidTexts）中有所体现。顾名思义，这些文字都镌刻在皇家陵墓墙壁上。已知最早的这类文本是在塞加拉（Saqqara）国王乌纳斯（Wenis）的陵墓中发现的，大约于公元前2330年去世。

不出所料，经过很长时间的借鉴融合，《亡灵书》中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咒语。这些咒语也被人们应用于各个场合。其中一条最短的咒语是用于被蛇威胁时：“噢！异蛇，走吧！因为盖布（Geb）会庇佑我。让开吧！你已经吃了一只老鼠，这再次让我感到厌恶，你又吃了腐烂的猫骨头。”3在这里，我们提到的盖布是个非常古老的神。在《金字塔经文》记录的咒语中经常会看到这个名字。盖布与疗愈密切相关，人们认为对于治疗精神疾病他可以发挥神奇的魔力。咒语本身的性质十分古怪，似乎带有威胁、命令和侮辱等色彩。想必人们认为咒语特别灵验，虽然不知道为何会有这种想法。在此书中，有关盖布的咒语似乎占据了大部分篇幅，但这不意味着其他咒语就是多余无用的。恰恰相反，按照人们的理解咒语通常是一串串符，必须准确无误地背诵，才能使咒语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社会文化中，人们都相信咒语的力量，无论其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的。很显然，古埃及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知道某人或某物的名称（或其“真实”名称）会给这个人或该事物带来力量，这一想法非常普遍。德国侏儒怪的故事就是一个著名例证，该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

古埃及神！中，赫卡（Heka）与魔法关系最为密切。他拥有强大的法力，以致其他神！都对他敬而远之。他使用其法力创造了世界，并维护了世界秩序。赫卡被视为力量的化身，力量在埃及语中又称“heka”，经常被译为“魔法”。人们认为有些人拥有魔法，通晓获得魔法的途径，或者能够实施魔法。人们通常认为哺乳期的女性拥有魔法，或许因为魔法的属性与母乳有关。在埃及，"hekau"一词代指魔法师，但人们似乎不认为魔法师是一个职业。在埃及，与魔法最相关的职业是祭司。他们是寺院官员，主要工作是在正式场合背诵经文。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参与寺庙的例行宗教仪式，但有时候，比如在尸体被制成木乃伊时，他们会担任诵经（包括念诵《亡灵书》咒语）的工作。他们也因解读梦境声名远扬。

至少大众都普遍认为，祭司拥有他们更乐意称之为“魔法”的力量。一个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的故事讲述了一位名叫乌百纳（Ubainer）牧师的轶事。有一天，乌百纳发现妻子对他不忠，就用蜡做了一只小鳄鱼，让管家将其放入他妻子情夫洗澡的浴池里。这只小鳄鱼模型一沾到水面就变成一只巨大的活鳄鱼，将情夫拽入池底。这个故事似乎证明了大家所认为的祭司和牧师拥有魔法。萨莫萨塔（Samosata）的琉善所讲述的故事里也出现了鳄鱼这一形象。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孟斐斯一位埃及文士，他叫潘克瑞斯（Pan-crates），据说拥有魔法。他喜欢“骑在鳄鱼身上，和它们一起游泳”。相传他能“用一个扫帚或擀面杖，或门上的螺栓给鳄鱼套上衣服。然后，念一念咒语就能使鳄鱼像人类那样行走”。4如果这个故事听起来特别耳熟的话，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是《魔法师的学徒》（The Sorcerer'sApprentice）目前所知的最早版本。《魔法师的学徒》后来成为由沃尔特·迪斯尼（WaltDisney）创作的《幻想曲》（Fantasia）中的一部分。这个故事本身就非常著名、流传甚远。琉善（约115年——200年）不知是否真的到访过埃及，但很显然他将把埃及作为这个神奇魔幻故事的创作背景。

也许在埃及魔法世界里最著名的当属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只要有他在，历史的核心就不可能脱离传奇的层面。很显然，历史核心的确存在，因为由赫尔墨斯写作的作品的确存在。在传奇故事中，有的将他视为神，还有一些认为他就是人。如果是人的话，他又生活在哪个时代？居住在哪里呢？并非在所有传奇中都把他视为埃及人。关于这一点存在诸多争议，有的认为他可能是巴比伦人或腓尼基人。然而，大家最普遍的看法认为他是埃及人，而且还是《赫密斯文集》（TheHermetica）作品集的作者。

关于这些作品是何人，在何处及何时撰写，以及其创作目的等都众说纷纭。这些作品中有关于哲学的，有关于魔法的，还有一些作品纯粹是高深莫测、不可思议。人们普遍认为（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这些作品集写于公元世纪之初。毋庸置疑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普遍认为这些文章源于古埃及，这使得古埃及成为归根溯源的自然之所。很多人认为赫耳墨斯是古埃及先哲兼牧师，人们视他为当代摩西。因为著作本身体现了很强的包容性，吸收了不同的哲学与宗教传统元素。因此，柯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1389-1464）获得《赫密斯文集》的副本后，让他的翻译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就（MarsilioFicino,1433-1499）放下一切事务，潜心翻译这本著作。事实证明，这些著作是追溯古代人们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渠道。费奇诺认为，《赫密斯文集》涵盖哲学与神学内容，而这些东西恰恰囊括了古老智慧的本质。许多人都同意费奇诺的想法，《赫密斯文集》对推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赫密斯文集》中最显著的有关魔法的介绍与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密切相关。据称，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披露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医术之神的孙子。从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神！分为天神以及为人类所神化、崇拜的陆神。这些神明都能“预见未来，这些神！可以通过圣签或占卜来预知未来。他们能够预知即将发生的事情，并且给予相应的援助”。5神明居住在他们的雕塑中，以此来发挥他们的力量，人们可以通过各种物质召唤神！。这种想法似乎一直存在着，更是激发了费奇诺等人神奇的想象力。文艺复兴时期大部分的魔法实践活动都可视为自觉模仿、重演真正的埃及传统的尝试。无论《赫密斯文集》是否真的是埃及著作，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大多埃及人都认为神明居住在祭仪雕塑中（至少雕塑有时是有生命的）。这一想法也使得许多古埃及神谕活动经久不息。

古希腊和罗马的魔法

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世界里，有关魔法的地位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大量证据表明，许多所谓的与魔法有关的从业人员都是骗子和冒牌货。但也有大量证据表明，人们对魔法持谨慎严明的态度，以至于它甚至成为立法对象。在本节中，我将首先来看一下魔法与智慧在希腊罗马世界中的特殊关联。然后我们将看到两个案例研究，以此阐释对于魔法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传统认为，毕达哥拉斯和他的追随者都与魔法有密切关系。除此之外，许多有关他的故事都与那些讲述萨满巫师的故事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还有许多类似人物的故事：例如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居住在北方乐土（theHyperborean）的阿巴里斯（Abaris，可能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潘柔克尼瑟斯（Proconessus）的阿里斯铁阿斯（Aristeas，可能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以及冥神扎尔莫克西斯（Zal-moxis，公元前6世纪）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涉及许多常见的主题，例如点石成金之法、在空中飞翔的能力以及分身术。据说冥神扎尔莫克西斯还曾经化身成狼，从而在萨满巫师和动物之间建立密切联系。毋庸置疑，要找到证据来证明他们真的拥有这些神奇的魔法的确很难。但是，有确切证据表明人们相信这些传说。哲学家波菲利（Por-phyry，公元3世纪）在他创作的《毕达哥拉斯传》（TheLifeofPy-thagoras）书中写道：

简言之，绝对没有人质疑毕达哥拉斯取得的数不胜数、举世瞩目的成就。书中写道，毕达哥拉斯可以对地震做出准确预测，及时避免瘟疫和风暴危害。他能预测何时会有冰雹并且能使河流和海洋变得风平浪静，以便在河流、海洋上行驶的船只可以安全抵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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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巴里斯、阿里斯铁阿斯和扎尔莫克西斯都是十分神秘莫测的人物，毕达哥拉斯和恩贝多克利无疑是历史上存在的人物。在毕达格拉斯生活的时期近一千年后，波菲利正在投身创作之中。他的文章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有关著名先哲的传奇故事的主体部分。最初的“崇尚智慧的人”似乎已经吸引了众多有关哲人取得非凡成就的故事。

从巫术活动中可以发现智慧和魔法之间非常特殊的一种关联。通过巫术可以召唤死者的灵魂并与之及对话沟通。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死去的人拥有智慧，这恰恰是活着的人所缺乏的东西。因此，就产生了各种各样能使生活在世的人们可以与死者沟通的方式和手段。有些地方被视为通往冥界的入口，这些地方后来成为著名的亡灵神谕所。其中，有几个神谕所在希腊罗马地区。其中在赫拉克里亚（Her-acleia）至本都（Pontus）当今土耳其黑海海岸埃雷利地区附近的一个神谕所流传着一个说法。据说，在此地赫拉克勒斯被国王派去和地狱的恶狗拼斗，并把冥王的看门狗刻耳柏洛斯带回来。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忒那隆城（Tainaron），传说这里有一个通往地狱的入口（亡灵神谕所）。赫拉克勒斯来到这里，由亡灵引导他下降到深渊，来到哈得斯的京城与地狱恶犬斗争。

巫术不仅仅与特殊的地方有关，通晓巫术的都是一些特殊人群。亡灵巫师十分擅长召唤亡灵、驱逐恶鬼。与希腊人相比，罗马人对巫术心存疑虑、对此持否定态度。如果把某人当成巫师，这甚至就是在诽谤他人。与死者进行不正当的交易有时候被视作是不得人心的皇帝所为，这也是一种黑色宣传手段。另一方面，人们认为那些能创造奇迹的人所具备的技能中，经常会看到巫术。在我们探究的第一个案例中会看到关于这一点的一个例证。

很显然，提亚安那的阿波罗尼俄斯（ApolloniusofTyana，公元1世纪）是个特殊的存在，即便是只有一小部分讲述他的故事是真实的。弗拉维乌斯·斐洛斯特拉图斯（FlaviusPhilostratus）写作了一篇长文记叙了阿波罗尼俄斯的生活。这是我们获取阿波罗尼俄斯信息的主要来源。但是也有其他作品记叙阿波罗尼俄斯的生活。一些早期的基督教作家热衷于贬低他，如果后世尊崇阿波罗尼俄斯的人将其视为半圣、救世主的话，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有些人认为阿波罗尼俄斯是一些有关炼金术作品的作者，此时阿波罗尼俄斯是以巴利亚斯（Balinas）这个阿拉伯语的名字出现的。无论斐洛斯特拉图这篇长文的历史价值何在，它显然具备娱乐价值。这篇长文里包含的内容如下：

突然出现的超自然征兆、当时人们热衷喜爱的情景对话、丰富多彩的考古知识、绚丽多彩的魔法、迅速敏捷的动作场景、对寓言故事做出的令人惊讶不已的描述、对遥远国度的描绘、偶尔还有一些低俗的色情场面描述以及和一系列人们最喜爱的“哲学”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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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阿波罗尼俄斯还在阿喀琉斯的墓前召唤过其亡灵。这个故事的构思有些落于俗套，可信度不高。但显然，这是最令人兴奋激动的故事了。

阿波罗尼俄斯来自卡帕多西亚，位于当今的土耳其中部地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很高的学术天赋；在向毕达哥拉斯求学之前，他在许多老师门下求过学。在这一阶段的叙事过程中，很明显把阿波罗尼俄斯和毕达哥拉斯联系在一起了。当阿波罗尼俄斯的父亲去世后，他放弃了遗产并立誓缄默五年（以及起誓终身节欲）。之后，他便开始了长途游历。阿波罗尼俄斯归来后，他堪称波斯、印第安和埃及人文化知识的传承者，他开始从事巡回教学工作，还能创造奇迹、担任治愈师工作。一个有关阿波罗尼俄斯的经典故事是这样的：以弗所（Ephesus）的人们遭受到瘟疫侵袭，因此他们想尽办法去请阿波罗尼俄斯来帮助他们渡过此劫难。阿波罗尼俄斯瞬间就降临此处，他立即识破了这场灾难是一个乔装成乞丐的恶魔造成的。于是，阿波罗尼俄斯劝服当地人们用石头砸这个乞丐。人们看到这个乞丐变成一只巨大无比、凶猛残暴的猎犬后，震惊不已。

虽然描述阿波罗尼俄斯施法的情景是该故事情节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这也仅仅是对阿波罗尼俄斯的一部分描绘而已。这些场景的描述被置于一个更位广泛的精神和哲学层面。阿波罗尼俄斯施展魔法仅仅是他拥有巨大能量的一种证明而已。对于冒充内行的骗子来说，他们表现的魔法无非就是骗人的把戏而已。生活在阿波诺泰伊考斯（Abonoteichos）的亚历山大（公元2世纪）就是一个例子。他常常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因此为人们所熟知。但是他被描述为一个负面人物：读者可以看到一个“欺诈、狡猾、有点邪恶、鲁莽大胆有较强执行力的人物形象，同时他又花言巧语、巧言善变”。8琉善（Lucian）认为亚历山大在一条大蛇、几个帮凶和一堆道具的帮助下，在其家乡开设了一个招摇撞骗的神谕所。这个骗局是精心设计的，因此这个神谕所运营了多年，帮助他赚取了巨额财富。琉善说他曾尝试去揭露这个骗局，但以失败告终。亚历山大有众多身居高位的朋友，许多人愿意相信这个神谕所是灵验的。以至于直到亚历山大去世，人们都相信这一点。在琉善看来，亚历山大就是一个职业骗子，其目标就是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群。

无论这些故事是否真实可信，在此研究的案例都旨在让读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阿波罗尼俄斯为人明智、纯真和自律，他还能创造真正的奇迹。亚历山大狡猾、不真诚、总是愚弄别人。阿波罗尼俄斯给魔法赋予了褒义色彩，而亚历山大则使魔法背负了恶名。他们一个聪明又智慧，而另一个只能用“狡猾”这一世界上最具贬义色彩的词来形容了。

炼金术

另一个老生常谈的典型形象是炼金术士。在大众的想象中，所谓炼金术士就是那些能把普通金属（如铜、铁、锡、铅、锌）变成黄金的人。因此这肯定是一个骗局，因为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成真的。本·琼森（BenJonson，约1572年6月11日——1637年8月6日）的喜剧《炼金士》（TheAlchemist,1610年首次演出）使炼金术士的刻板印象更加深入人心。喜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另一方面，我们很难对那些被他骗过的人表示同情。比如伊壁鸠鲁·马蒙爵士（SirEpicureMammon），正是因为他的贪念才使得他自己被骗。然而，虽然琼森在17世纪初写剧本时，炼金术已经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话题；但是炼金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期。或者我们不应该称之为炼金术的“历史”，而应该称作炼金术的“历史们”，因为关于炼金术的历史至少存在两种独立的发展脉络。

第一个脉络可以追溯到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因此，我们在《赫密斯文集》中发现炼金术和教义之间的关联。据说当人们发现赫尔墨斯的墓地后，看到了他的尸体紧紧握着一块雕刻炼金知识的祖母绿宝石板。后来人们把它称为“翠玉录”。在“翠玉录”里，他宣称：“我之所以被称为赫尔墨斯，是因为我承担了全宇宙智慧的三重角色。”9究竟是何时何地取得这一重大发现的，至今仍存在诸多争议。据说是由像萨拉（Sara,《圣经》中亚伯拉罕的妻子）、亚历山大大帝和提亚安那的阿波罗尼俄斯这样身份职位广泛多样的一群人发现的。“翠玉录”上密密麻麻的记载了许多炼金知识，但是由于这些文字可以被人们读懂。因此，很容易产生许多不同的解读。也许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如其在上，如其在下；万物本是太一，依此成全太一的奇迹。”10这种说法类似于相关定律（TheLawofCorrespondence）。艾利法·莱维将其确定为适合所有魔法的基本原理。实际上，相关定律指的是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影响到另一个事物，因为这两个事物相互作用、互相影响。虽然这件古物被称作“翠玉录”，然而学者们却无法找到确切证据来说明这个名字因何而来。有证据证明似乎早在公元9世纪，人们首次提及“翠玉录”这个名词。

更早的有关炼金术的文本集可能是于公元7世纪在君士坦丁堡编纂的。该文本里涉及的最早的作品有的是门迪人布勒斯（Bolus）写作的（可能创作于3世纪）。这些最早的作品内容包括一系列“制作东西”的“方法”，其中包括怎么制作金银。对炼金术士而言，物品的颜色特别重要。很显然，让物品变成金色或银色是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属性上，这些东西本质上并非纯金银，或者说它们仅仅表现出一些金银的特性（发光的东西未必是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gold”既有“金色”也有“黄金”的意思）。不管这本炼金术文本集起源于什么，很明显炼金术关注的是如何把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有时这一转化过程是通过使用第三种物质实现的。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人们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超自然物质”，它能够使得事物发生各种变化。这个变化莫测、神奇无比的东西就是“魔法石”。很显然，如若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珍贵稀有的东西变成普通廉价的东西是毫无意义、不切实际的。因此，炼金术就是研究如何把所有的普通金属变成黄金。

然而还存在另一种炼金术，它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脉络。炼金术可以使一种事物变成另一种事物，但不一定是把东西变成金子。上面提到的炼金术主要关注普通金属变成金子，接下来的这种炼金术主要研究的是使病人变得健康。因此，炼金术的药用价值就出现了。把不纯正的物质净化为纯净物质，这一过程类似于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因此，炼金术也体现了其净化心灵的价值。这些观点都是亨利·沃恩（HenryVaughan,1622-1695）提出的，并且这些观点的论证充分有力。他将基督教教义描述为：“基督教教义是真正的医学，它可以在事物腐败之前改变其本质，使事物朝好的方向发展；它还能还原事物的本质特征。”11玛丽·安妮·阿特伍德（MaryAnneAtwood,1817-1910）把炼金术表述为“寻找索菲亚的心灵之旅”。12很明显她把炼金术与智慧联系在一起了。

一个独立的炼金术传统似乎已在中国得以发展，并且在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发展。在道教，“外丹”（outeral-chemy）和“内丹”（inneralchemy）这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炼外丹是为了把各种物质放入炼丹炉里进行提炼，最终炼成可以延长人们寿命的丹药；内丹则是为了使人们身心调顺、净化心灵，也希望人们吃了此丹药可以长生不老。”13外丹和内丹两者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它们的最终目的一样，但却是由不同的方法炼造的）。虽然有些早期记录显示人们试图寻找炼金之术，但这一直不是中国炼金术士所密切关注、专门研究的方向。中国炼金术士的兴趣所在是如何炼造长生不老药。

朱砂是中国炼丹术中最重要的成分，它是一种用来制造朱砂颜料的汞硫化物。在中国炼丹术中，朱砂是其主要成分，地位十分重要以至于它成为炼丹术的代名词（内丹和外丹里的“丹”成分其实就是指的“朱砂”）。很明显，朱砂的颜色使其变得十分重要。但是，其重要性远远不止于它的颜色。葛洪是一本中国早期炼丹术文本的作者。据他所言，“朱砂被加热时就会发生变化，朱砂被加热的时间越长其产生的变化越神奇”。14炼丹时都需要把许多东西一起放在大熔炉里加热，因此这些物质在加热时的反应变化特别重要。加热是为了使物质去除杂质，变得更加纯正。这似乎也是加热朱砂的目的所在。人们认为服用从朱砂里面提炼出的最纯正的丹药后可以长生不死。

内丹（它可以同外丹一起服用，但两者不必同时食用）的炼造与外丹锻造方式截然不同。外丹可使人们长生不老，而内丹则是为了启迪明智、教化世人。就其本身而言，内丹与道教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就像在炼外丹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加热来使物质更加纯正一样。修炼内丹则需要通过练习瑜伽使心灵得以净化。对于外丹和内丹两者哪个更加灵验这一问题，不同的学派所持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练习气功和冥想对身体有益，一些人也提倡某些性行为或身体运动。人们这么认为的理论依据是：所有这些活动都能推动人们内心的净化过程，最终使人们身心愉悦、精神得到升华。

所有的炼金术或炼丹术都与难以实现的事物间的转化相关。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十分难以置信、不可思议。本·琼森作品里的炼金术士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但是对于像伊壁鸠鲁·马蒙爵士这样容易受骗和贪婪的人而言，他们认为炼金术真实存在且十分重要。与琼森同时代的作家罗伯特·弗洛德（Robert Fludd,1574-1637）是当时顶尖的英国知识分子，他也很重视炼金术。人们也看到，炼金术所关注的远远不只是把普通金属变成黄金。基督教和道教都在炼金术中寻得了心灵得以净化的方法。这就推动我们从魔法走向神秘主义世界，神秘主义是本章中另一个重要主题。

神秘主义的本质

神秘主义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其中以下定义或许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是探求与上帝、神！、万物之源和世界近距离接触的方法。它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无可替代。”15虽然寻求神秘主义之道是在宗教传统确立的情况下才得以进行的（事实的确如此），可是神秘主义在本质上却是不依附于任何事物的。或许正是如此，才使神秘主义成为异端学说的潜在来源；因为如果某种思想根深蒂固、深入人心，那么任何其他与之相矛盾的观念就很难让人们接受。因此，无论人们多么敬畏其各自信仰的神秘主义，有组织的宗教却发现这些思想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很难和谐共存。而且教条化和制度化越是严重的宗教组织，这些思想就越难共生。另一方面，就算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也并不意味着这一观念一定正确，而且绝不是所有的神秘主义者都认同彼此的观点。通过对不同传统背景下神秘主义的对比探究，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明显的差异。在下一章，我将谈到几个神秘主义传统。就其相似点和不同之处，读者自会得出结论。

语言的起源虽不能说明一切事物，但在它们身上我们总会有所发现。英语单词比如“mystic”（神秘的）、“mystery“（神秘）和与之相关的词汇都起源于希腊语中有关启蒙的词汇。许多神！，包括女神伊西斯和密特拉神（Mithras）都会有一些专门为他们而建的特殊的神秘教派组织。然而，在希腊罗马世界目前最著名的神秘教派是在因德墨忒尔（Demeter）和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产生的教派。为这两位神！建造的教堂坐落于雅典附近的艾留西斯（Eleusis）地区。德墨忒尔是希腊神话中司掌农业的谷物女神。而她的女儿珀耳塞福涅每年二分之一的时间留在冥界（剩余时间则是在人间与母亲在一起）。她在地上的时候，人间便是春季和夏季（在冥界的时候，就成了秋冬）。因此，他们的宗教的一般性质就可想而知了。但是与其相关的“神秘主义思想”在同一宗教里形成了不同分支。探究有关艾留西斯的神秘主义可以发现某种天启，但是信众必须发誓不向任何人透露此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秘密严格保守了数个世纪，至今关于在天启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仍是未知之谜。“esoter-ism”（奥秘）有时被用作“mysticism”（神秘主义）的同义词。这个也词强调了所谓奥秘就是指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东西。它起源于一个希腊单词，其含义为“inner”（内在的），指的是只有少数人心里知道的事物。人们通常认为，深奥的东西必须是直接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

如果神秘主义指的是寻求与神！近距离接触的途径，而智慧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神！的一个方面或是其本质属性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看出神秘主义和智慧之间的关联。有时候这种“亲密的关联”被理解为与神！的实际结合，比如有时人们会变成“像神一样的”人，而不是真的变成神。

瑜伽

尽管没有合理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某种与神相结合的现象可能并非偶然。神秘的传统认为就算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是极其少见的。而对于这种与神结合的现象更常见的情况是人们积极地探索，而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做某些实践活动。“瑜伽”（yoga）一词常用于指代这种实践活动。虽然“yoga”（瑜伽）一词是在印度教和印度哲学的背景下产生的，如今这个词的应用更加广泛。瑜伽的根本意义在于某种形式的结合；但是至于结合的内容和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瑜伽能带来什么效果取决于某人内心的信念。

许多人认为做瑜伽就是把身体弯曲各种高难度复杂的姿势（这些姿势通常非常痛苦）。这种理解虽然不无道理，但是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准确。这种涉及各种高难度复杂动作的瑜伽更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哈达瑜伽”（hathayoga,hatha的意思是“力量”或“力气”），但是做这些姿势只是身体训练的一部分。除了姿势的练习之外，还有各种呼气练习及各种瑜伽清洁术。这些方法都是通过某种方式达到净化身心的目的。还有一种叫王瑜伽（rajayoga），它更加重视冥想与调息：“屏息宁神时，就会出现超心理上的感知；随之而来的是对世间万物的感知。”16虽然不同的神秘传统可能不认同当“思想凝聚”时所获得的感知，最基本的一点是，通过瑜伽所获得的东西其实来源于对直接经验的学习。这一基本观点认为，人们每天忙忙碌碌、自觉散漫或条分理析的头脑思维都是人们获取智慧的阻力。有时通常会用反射池做类比。如果反射池里的水被搅动的话，所有的事物会呈现出一个特别糟糕、模糊扭曲的形象；如果反射池的水没有一点涟漪，就会呈现出一个清晰完整的图像。使“躁动的心”静下来，就能使心灵成为准确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我们便能看清事情的真实面貌。

《薄伽梵歌》（BhagavadGita）是《摩诃婆罗达》（TheMahab-harata）的一小部分。在《薄伽梵歌》中，讨论了三种不同的瑜伽。它们通常被称为“奉爱瑜伽”（Bhaktiyoga）、“智瑜伽”（Jnanayoga）和“业瑜伽“（Karmayoga).“Jnana”的意思是“知识”，然而这里所说的“知识”并不是指的“书本上的知识”，而是通过沉思冥想获得经验知识。最后，“karma”指的是“行动/业”（action），但与之相关的瑜伽涉及的是一种特定的行为品质。练习业瑜伽意味着完全不顾及个人利益得失，以至于任何事情都不是为个人利益或福利所为。练习瑜伽的重要意义以及我在此讨论此项活动的原因是：瑜伽活动适合所有人，因此人人都能练习瑜伽。人们也可以选择不从事这一活动。如果并不享受练习瑜伽带来的成效，则因为我们内心是否定这些活动的。这种观念与另一种想法如出一辙，即：神秘主义就其本质来说仅局限于少数信众。

卡巴拉（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

卡巴拉（Kabbalah，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最近由于众多公众眼中与其相关的人物而变得更加为人所知了。尽管卡巴拉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听说过它。“卡巴拉”一词被用于“表示犹太神秘主义教学，然而这并没有被记载下来，而是以口碑相传的形式存在着”。17众所周知，口述传统的起源难以确定其具体年代，但人们认为，许多不同的主张是在卡巴拉第一次出现时而产生的。有一种传说认为，它是由天使第一次教给亚当的，这使其成为整个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卡巴拉也有相关的书面记载，其最重要的文字被称为《光明篇》（Zohar，犹太神秘主义对摩西五书的注疏）。这个量大又困难的工作，首次出现在13世纪末的西班牙。一个名叫摩西·德龙（MosesdeLéon,1250-1305）的神秘主义者和教师，他们声称在其消失了几世纪之后就又重新发现了它，这听起来很像在写他自己的故事。他将作品的著作权归于拉比西蒙·巴·尤查的名下，这是一个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真正原型。关于这本书的一切并非都是真实的。它的作者引用了许多作品来支撑他的立场，其中一些似乎是完全由他杜撰出来的。

从表面上看，在口头相传的传说中书面文字没有任何意义。口头传说的要旨是事情并没有被用笔记录下来。然而，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是卡巴拉所特有的。在像卡巴拉这样的神秘传说中，人们认为书面文字会将它们所表示的内容完全隐藏起来。他们的表面意义永远不是整个故事。确实，有时单从表面看来表明的东西很少。完整的、真实的、隐秘含义只能通过不断地探索去解读。它就像一个具有两个键的密码，拥有文本的人只有一个键，另一个键只能通过口头传播。要想挖掘此意义，这两个键都是必需的。然而没有参与开发的人只能猜测其内在到底是什么。

卡巴拉最独特的（至少对于新手而言）是质点的想法，这可被描述为试图画出一种神圣的地图。质点可以被认为是“永生神的力量

犹太卡巴拉质点

和行动方式”，18在卡巴拉，人们认为总共有十个质点。它们通常以一种图形结构来呈现，该图形可以以各种方式将它们连接在一起。该图实际上是一个风格化的树，该树的形象在卡巴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树的顶部是被称为皇冠、智慧和认知的三个质点。底部通常被称为王国和地基。在它们之间是另外五个。翻译可能有所不同，但我会把他们当作审判、慈悲、美丽、坚定和辉煌。阅读这个图表有很多方法，我在这里给出三个。在这个讨论中，我将谈论“神圣”而不是“神”，因为像许多神秘的传说一样（无论是隐含地还是明确的），卡巴拉倾向于淡化个人神性的想法。如果从顶部读取图表，则可将其视为对宇宙有多少不同方面的描述。然而这并没有即刻发生，图表遵循一定的过程发生顺序。智慧靠近树顶的位置，使人回想起《圣经》的话：“主在他工作开始时创造了我”，这个图的一些读物把它看作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家谱树，其中有一对质点结合产生新的。在这个过程的最后是王国，国王可以触碰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如果从底部读取图表，则会显示从王国到皇冠的路线。如果我们从上向下阅读图表作为神圣的血统的下降，那么我们可以从底部向上读取它作为神秘主义的上升。这张图表示了神秘主义者与神圣的亲密接触的途径和阶段。与瑜伽一样，它可以有不同的路线。但是至少有一些神秘主义者可能会发现智慧就在虔诚的皇冠旁边。

阅读图表的第三种方式没有特别的方向，而只是探索它，将其作为揭示神的表现方式的一种不同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辨别出它的存在。最终，卡巴拉不相信可以用语言或者用合适的语言去描述神。但是与其他方式相比，我们更有可能以这种方式对其一探究竟。

正如炼金术可能与神秘主义相关联，卡巴拉也可能与魔法相关联。最著名的是关于魔鬼的故事。在中世纪欧洲，人们相信某些强大的神秘主义者可以真正地赋予人类雕塑生命，而这些生物被称为魔鬼。例如，据说布拉格的拉比犹大勒夫（RabbiJudahLoew）在16世纪制作了一个魔鬼为他工作。由于古斯塔夫·梅伦克（GustavMeyrink）的小说以及保罗·韦格内（PaulWegener）的一个无声电影，这个16世纪的神话在20世纪更加广为人知。这些故事的起源尚不清楚，但显然它们的渊源由来已久，可能与卡巴拉式的仪式有关。如果神秘主义的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神圣，甚至是成为神的一部分，那么除了表现出与神圣最相关的力量，即创造力，还有什么能够更好地证明已经达到这一目的呢？然而，灵魂故事的结局常常不太令人愉快。人类创造者仍然只是人类。他们也犯错误，这些错误可能会反过来困扰他们。在他们的错误中，他们表明他们的智慧最终只是人类的多样性。

诺斯替教

几个世纪以来，早期的诺斯替教徒并不为人们所熟知。我们所了解到的也只有其中几个人的名字而已，如卡珀奎提斯（Carpocrates）和华伦提努（Valentinus）（两人都生活在公元2世纪）。但是关于他们的思想和遵循的教义，我们只能根据反对这两位教徒的其他教派的人描述得知。许多早期的基督教作家把诺斯替斯教徒视作危险的异教徒。为此，这些基督教作家竭尽所能地破坏诺斯替教徒的名誉并销毁他们的作品。这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然而，完全出乎意料的是，1945年在埃及的拿戈玛第（NagHammadi）镇附近发现了诺斯替克教徒的一系列作品。自此，情况便完全发生了变化。这是时隔很久很久以后，古诺斯替教徒人突然再次闯入人们的视野，为自己“辩护”。但是，他们“说”了些什么呢？

很显然，这些文本晦涩难懂、不易理解，没有人愿意假装它们浅显易懂。和卡巴拉教的相同点是，这些文本给人的感觉也是只有诺斯替教虔诚的信徒才有可能参悟出这些文本的真谛。然而，与卡巴拉教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至今仍不清楚要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去解读诺斯替文本。虽然结合正统犹太宗教的背景去理解卡巴拉教有时候可能不太恰当。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卡巴拉是犹太教中神秘的一支，其文本是在犹太教背景创作的。但诺斯替教的情况截然不同。很显然，虽然许多基督教作家把诺斯替教视为基督教的异端，更有许多学者将其描述为基督教的一种回应；其他人则把诺斯替看作“是一种运动，更准确地说，是比基督教派更为古老影响更为广泛的一种运动。诺斯替教是各教派相互融合的产物，它融合了犹太教、多神教以及一些东方教派的传统元素”。19有许多不同的教派和运动都在诺斯替教的庇护下生存发展。但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教派都是离经叛道的，它们所反对的事物不尽相同。接下来我主要介绍诺斯替教派的最重要、最常见的思想。

诺斯替主义者似乎总是认为自己是一种精英，“他们熟知根植在自己身体内部的神圣火花，他们能跟随来自体内的这种火花，穿过整个宇宙与上帝神秘结合”。20他们认为自己真的是“迷失的灵魂”，只是被困在了这个物理世界中，他们的很多作品都试图解释这种情况是如何出现的。这让他们展开了各种各样的叙述讨论，以此来解释世间一切事物是如何形成的。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们通常用一种非常消极的表达方式来描述这个物理世界，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身体，但他们不能接受的是，这个物理世界是由自己寻求结合的上帝创造的。这通常会引领他们去充当承担责任的中间人，而且有时候这个角色会被赋予一些智慧。《圣经》中的《箴言》为此想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灵感来源，但在诺斯替主义中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观点。在这之中，人们认为智者永远不会是邪恶的，但他会经常犯错，他的缺点有时被视为这个世界非常不完美的原因。

一旦了解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困于这个物理世界的神圣火花，并且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那么我们就要采取下一个最重要的步骤了。诺斯替主义者并没有准备好接受他们的困境。他们把物理世界描绘得越消极，他们就越急于尝试从中逃离。最终，唯一的逃跑方式便是死亡，并从身体中彻底解放，但世上还存在其他临时的选择。就像许多神秘主义者一样，诺斯替主义者认为，人们有可能至少实现灵魂与身体的暂时分离，不过此时身体还是活着的，而这通常会发生在祷告和沉思中。在祷告和沉思之外，所有的诺斯替主义者都可以生活，这种生活以一种或其他方式来反映他们对物理世界的抗拒。禁欲主义是一条可行路线，反律法主义是另一条可行路线。在禁欲主义中，身体屈服于纪律，以至于身体不会成为分心的根源。在反律法主义中，身体相关的习俗被人们所藐视，以将其视为范例，表示人们的漠不关心。由于其中的很多习俗都与性行为有关，因此反律法主义者往往都是很多八卦的主体。

作为一种“趋势”，诺斯替教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时间或地点中。中世纪欧洲出现了很多本质上可被视为诺斯替教派的运动。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便是卡特里派（Catharism），它在法国的朗格多克（Languedoc）地区盛行了一段时间，并且变成了被称为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Crusade）的目标。在一个教派中，压制教派成员，不让他们迎接死亡，总是很难做到的，但事实证明，清洁派教徒（Ca-thars）将此事坚持了好长时间。他们最后一次这样做发生于1244年，在比利牛斯（Pyrenees）山脚下的蒙特古（Montsegur）城堡。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遗迹仍可被视为诺斯替教主义的纪念碑。

在一般的认知中，或许人们认为神秘主义和魔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许多社会都会有各种有智慧的男人和女人来提供各种服务。这些人似乎有特殊的力量，虽然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力量来自何处。但是只要能够证明它们是有效的，或许人们便不再去关心这个问题，更别提有没有答案这回事了。然而正如这里所讨论的一样，神秘主义和魔法可以被看作关注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说，魔法主要是向外看，因为它试图影响事件，而神秘主义主要是向内的，因为它是关于个人的精神进步。两者主要的重叠表现在精神进步对外部事件的影响力上。从另一个方向看，奇迹经常被解释为与神相关的证据。

许多人对魔法和神秘主义嗤之以鼻，但即便是从汇集在这里的所有材料中选择最适中的材料来看，两者在智慧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对魔法力量的信仰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而伟大的神秘主义有助于塑造世界宗教。而在他们的全盛时期，许多富有和强大的人至少打破了炼金术士之门的隐喻之路。无论今天的观点如何，许多人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长时间相信魔法和神秘主义。而且有很多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与智慧密切相关。

《所罗门》

这是由伊拉斯姆斯·夸利努斯（ErasmusQuellinus）设计的17世纪佛拉芒（Flemish）艺术品，此画显示所罗门为一位老人。

在这里使用的象征主义既复杂又折中，但所罗门周围的所有物品，似乎都旨在强调他的成就多种多样。

第8章

智慧与谚语

此处将谚语设为独立一章。很明显这将谚语与哲学、历史等所有科目相提并论，似乎十分慷慨。这一章节将十分简短，但事实上针对谚语的研究本身是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科目的，它被命名为谚语学。如果想要使谚语成为一门可研究的科目，谚语学确实是一个十分古老的科目，因为古代人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便开始收集记载谚语。然而这种说法需要进一步验证。古代苏美尔人的作品，如《苏鲁巴克给儿子朱苏德拉的指示》包含的不仅是谚语，就像《圣经》中的《箴言》篇一样，其在多个世纪以后才被编译。谚语、教谕文学和寓言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重叠。虽然现代学者不断研究一个流派的终结和另一个流派的开始，但是古代的编撰者可能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将富有智慧的言语汇编在一起，并将其放入可能会被看到的任何形式的文本中。虽然它们可能被视为文学作品，但其文学价值是次要的。其主要作用便是使人们能够从中学到东西。教谕文学的教学功能十分明确，但是在寓言和谚语中就并非如此了。相反，一个现代谚语收藏家开始通过观察写书，他的目的是“尽可能地追踪英国谚语的历史”。1这里没有别的动机，也不是别有用心。读者可能对这本书的内容感兴趣，但并没期望能从中获益。我们不应该期望所有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谚语。

谚语没有一致的定义，这点使谚语研究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谚语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中出现，所以很难给它一个一致的定义。现代辩论学家已经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大量学术研究一直试图找出谚语的共同结构。假如语言有许多不同的结构，那么这种方法只会提供高度一般性。例如，“谚语必须至少有两个词”的结论并不会让任何人有什么进步。2一句谚语的主要“结构性”事实是：它是简短的，而且有普遍的一致性。谚语的第二个特点，用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Pope）在《论批评》（EssayonCriticism）中的话来概括最为完美：

真正的机智是天性；

经常被认为很好的东西，但从不会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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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是“充分表达”的东西，它有一个审美的维度。在文学术语中，谚语就像微小的抛光宝石。同样的观点总是可以用更大的篇幅和不同的方式来陈述，但谚语胜在其简介和形象的描述。通过举例的方式，“小洞不补，大洞吃苦”（Astitchintimesavesnine.)[①]试图将谨慎包含在八个字中，且远远超出针的使用含义。然而对于那些根本

[ ]① 该谚语直译为：及时缝一针能省九针。——译者注

不懂针的人来说，这将是毫无意义的。显然，一个谚语的意象必须以某种方式与预期的听众产生共鸣。我们也希望用谚语中的意象来反映它原始的世界，这似乎是这样的：“苏美尔谚语的主导意象反映了农业、畜牧业以及形成了苏美尔人的文化基础的生活方式。”4同样，“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属于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会修补破了的衣服，而不是将其扔掉。

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准确地知道一针及时省九针呢？为什么不是四针或者十七针？唯一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是“时间”（time）和“九”（nine）的发音相似。这引出了令人难忘的另一个层面。“难忘”意味着“值得记住”和“容易记住”，并且这两种感觉都适用这里。韵律、头韵、半谐音可以使一个谚语更容易记住，但仅仅因为容易记住，并不意味着它值得。然而，将某事物称为谚语便是赋予它权威，使它值得记住。不管所罗门与成千上万的箴言有没有关系，为了赋予它们权威，人们都将它们归于所罗门。谚语不仅仅只是具有特殊意义，或传统上被认为充满智慧的话语。谚语之所以闻名于世，不仅因为所罗门政治或建筑方面的成就，而且还因为他的智慧。在古希腊，七位圣贤也有类似的功能。

有智慧名声的人即使没有刻意去说，谚语也会具有一定权威性。引用一句谚语不是为了发表个人声明，而是呼吁那些经受住时间考验并代代相传的东西。谚语可以构成一种集体文化智慧。在一些传统的非洲文化中，能够引用一句谚语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就如同引用判例一样。这引出了另一个谚语学的维度：如何使用谚语还是值得研究的。在一种文化中，被视为体现智慧的具体事物可作为附加之言或文学点缀。比较基础上的谚语研究不仅要考虑文本，还要考虑语境。使用谚语的意料之外的背景之一是精神类疾病诊断，但若无法正确解释谚语，就被一些人认为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虽然对于谚语没有一致的定义，但人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定义。摩西·伊本·埃兹拉（MosesIbnEzra）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谚语有三个特点：包括几个词、有意义、有一个良好的形象”。5

谚语中的智慧

约翰·罗素勋爵（LordJohnRussell）曾说，谚语是“不止一个人的智慧”。6谚语之所以被认为是智慧的载体，最后一定是归结于他们的内容。将“几个词”和“良好的形象”组合在一起撰写出谚语是比较简单的，但没有“美好的含义”，这就不能称之为一个谚语。“一针及时省九针”十分简洁，并且很好地利用了意象，但它并没有“美好的含义”，所以并没有达到谚语应有的效果。虽然“好的含义”听起来比“智慧”更为世俗和平庸，但谚语中却有许多这样的东西。谚语的智慧毕竟是来自经验的智慧。纵观历史，人们已经寻求有着智慧名声人的建议，这句谚语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工具，通过它，智者的忠告被保存下来以及传播出去，以便人们可接触它。

不是每一句谚语都可被构造或成为一个明确的忠告的。从表面上看，“一针及时省九针”只可看作对世界如何运转的言论。然而，这样的言论可以成为一条建议的基础，因为它具有实际意义。谚语的忠告性是其隐含的一部分，当它逐渐处于一个与它相关的背景中时，这种忠告性就变得明显了（对于那些能够看到它的人而言）。只有当我们遵循这一建议，并且看到它起作用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含义。正如约翰·济慈所说：“谚语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直到你的生活证明了它的内容。”这种证明不一定是积极的。我们可能在没有听从一个谚语的建议，并且承受后果时，才会欣赏一句谚语的真实性。

人类的本性固定或者不变的程度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我们期望气候和文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世界观。然而对谚语的研究表明，有些东西世世代代，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变化都很小。数千年前在古代苏美尔中流传的藏书中有三个例子，比如：“借来的面包不用还”；“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收入永远不会满足，支出永远不会停止”。7虽然我们不知道苏美尔人如何使用它们，但从翻译形式来看，理解它们的意思，或找到今天这个社会中可以使用它们的语境并不困难。

谚语间自相矛盾的情况很常见：“小别胜新婚”（Absencemakes theheartgrowfonder.)和“眼不见，心不烦”（Outofsight,outof mind.)便是一对明显矛盾的谚语。这一现象反映出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基本事实，即它一旦出现便会永远承载固定不变的意图或目的。直到爱迪生和其他人相对较新的发明出现之前，人们的话语在说出的那一刻便立即消失了，但书面文字可能永远存在。当智者的话被写下来时，他们便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失去了可能使用和欣赏它们的语境的控制。“小别胜新婚”和“眼不见，心不烦”就像一个医生为两个患有不同疾病的患者开的两个处方。如果每个病人服用各自的处方药，那么一切都会好的。但是，如果他们交换处方，食用错误的处方药，那么他们都不会痊愈。缓解头痛的药物与降低血压的药物并不矛盾，它们只是作用不同。同样，一个谚语适用于这个语境，却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语境。理解特定的谚语什么时候可用，什么时候不可用，也许需要了解一些起初引起它们的智慧。而且理解谚语本身甚至可能超越其他一些能力，正如一个非洲谚语所说：“对一个傻瓜说谚语，是需要给他解释的。”8

简短是谚语的优点之一，也是它的局限性之一。简短可以使谚语深入人心，但也限制了它的传播能力。一句谚语可以提供给人们瞬间的灵光，但它不能携带持续地讨论。把大量的谚语结合起来，只是创造了一系列独立项目。尽管这可以反映出世界观的连贯和统一，但这种世界观无法用全面而系统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谚语不可与哲学混为一谈。

海伦娜·彼得罗夫娜·布拉瓦茨基（HelenaPetrovnaBlavatsky）

布拉瓦茨基（1831-1891）毋庸置疑是支持“神智学”运动的知识分子。然而，她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虽然很多人是因为她的作品才对她印象深刻，对于她所说的自己的知识是从不同的神秘老师那里学到的，人们持有怀疑的态度，大家认为这些知识只是她自己编造的而已。

第9章

智慧与当代社会

本书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编纂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众多年份都是未知的或只是推测的，结果并不准确。尽管本书提供的一些材料只适用于过去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但是仍有一些材料同样适用于当今社会。无论占星术起源于何时，至今仍有人从事这一活动；无论古印度教的神！离我们有多遥远，如今在印度和其他地方的人们仍然尊崇这些古老的神！。将这些大量的材料编纂起来并从单一的历史叙事角度来呈现这些内容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进入本书的结论之前，本章我将着重关注智慧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境况。人类对智慧的探索至少跨越了4500年的人类史，上文提到“recent”（最近，当代的）只是个比较宽泛的说法。本章的一些讨论将追溯至19世纪。但是我将从20世纪的新时代运动开始谈起。

新时代

新时代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寻根运动或思潮，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历经30多年的迅猛发展，从西欧和北美扩展到世界各地，形成风靡全球的反叛现代性的文化寻根大潮。在它的保护伞下，出现了大量的信仰和实践活动，有的是新颖的，有的是陈旧的还有一些是新产生的却声称自己为旧思想：

深奥或神秘的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道教都被纳入其中。“异教徒”的教义，包括凯尔特（Celtic）、德鲁伊（Druidic）、玛雅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文明都是如此。极其多样广泛的实践活动——比如禅宗冥想、巫术仪式、启蒙研讨会、管理培训、萨满教活动、荒野活动、精神疗法、各种积极思考的形式——都在这个范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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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如果反文化被视为一种反叛行为，我们所列举的内容显然都不是反文化。他们并不是制度化的基督教。在新时代运动起源兴起的地方，这些非制度化的基督教是迄今为止最主要的宗教传统。正如20世纪60年代风靡全球的反文化运动主张反对“既定体制”一样，新时代运动在精神层面上反对宗教的“教条体制”。新时代运动的倡导者并不认为人们可以获取智慧（该词频繁出现在新时代的著作中），他们一致认为人们无法寻得智慧。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新时代运动对许多事物都是持批判反对态度的。人们把新时代运动定义为“不认同既有事物”的运动。

然而，还有一点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该运动也有肯定其他事物的一面。两个观念在新时代运动的思想和文学作品中相对频繁地重现。第一个是哲学问题。哲学的基本概念相对容易界定。人们认为世上存在某种普遍真理（truth，通常情况下truth要大写即“Truth”)，古往今来这种真理通常掌握在开明的人手中。哲学的实际内容更加难以确定。那些以哲学为创作主题的人经常强调，只有通过直接的经验才能获得真理；还强调“那些愿意恪守一些规则、内心充满爱、心灵纯洁和虚怀若谷之人才可能掌握真理”。2虽然许多人都会谈论真理，但是很少有人真的理解其真谛。他们的言谈之中或许会传达出真理的某些含义，但是这些人无法掌握真理。

弗里肖夫·舒昂（FrithjofSchuon,1907-1998）是永恒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在他很久之后才开启了新时代时期。弗里肖夫·舒昂出生在瑞士，在他还年轻时就读过《奥义书》；20多岁的时候开始研究（伊斯兰教的）苏菲派禁欲神秘主义；在其50多岁时，加入了苏族联盟；步入晚年的他曾幻想过圣母玛利亚。一路走来，他写了许多书并赢得众多追随者。《诸宗教超越的统一》（TheTranscendentUni-tyofReligions）是弗里肖夫·舒昂的第一部著作，该书的标题和内容都是从永恒哲学这一角度出发的。书中他阐述道：“诸宗教真正的统一不仅体现在真理的统一，还表现在人类的统一之上。”3不同宗教崇尚的信仰可能不同，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人类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使人们感到神奇的是所有的宗教最终都融为一体。从这个角度看，宗教间的外在差异并不重要。那些未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人）只能说明其宗教观念特别肤浅。在舒昂的哲学中我们会发现一种比较中肯的折中主义：对于宗教间存在的差异我们不必刻意消除，因为最后这些终将消失殆尽。这种前瞻性的观念其实与新时代运动者的观念相互呼应。舒昂及其追随者有时把他的作品称为“智慧哲学”，很显然他们认为哲学与智慧存在某种联系。

贯穿新时代运动的另一种被反复强调的思想被称为“自我灵性”（Self-spirituality）。从《奥义书》到诺斯替教，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一观念，即神存在于人们心中。对新时代者而言，“内心的境界并且只有内心境界才被当作活力、创造力、爱、安宁、智慧、权力和所有其他可以创造完美生活的一切美好品质之源”。4这种主张修行境界的想法可能与赞成“外在”行为约束的观念相悖。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想法与古犬儒哲学相得益彰，即人们要摒弃传统的生活行为习惯，“按照自然规律去生活”。然而，神灵就存在于人们心中，这种想法会导致人们认为心中所想之物都是神圣不可替代的。如果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就会使事情变得更加严肃（其实后面的这种想法更加危险）。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各个方面都被视为（或部分被当作）真实性和神圣性的表现，并且这种真实和神圣性具有普遍、独特不可替代的价值；以上这种想法会导致人们内心世界的崩塌。

虽然“永恒哲学”和“自我灵性”是新时代运动的重要主题甚至该主题占据主导地位。新时代运动衍生了许许多多规模不一、新旧不同且与之无关的个人运动，零零散散地分散在世界各个国家，因此该运动的主题远远不止上面两个主题。可以说，新时代运动是建立在巨大的精神需求之上的，而且这种需求通过形形色色的人们来得到满足。

有众多新时代的人物可供人们研究探讨，但是我主要关注两个比较特别的人物。薄伽梵·室利·拉杰尼希（BhagwanShreeRajneesh,1931-1990），他出生时曾名为香卓拉·穆罕（ChandraMohan），之后改名为奥修（Osho）。20世纪70年代，奥修坐落于印度的道场，吸引了许多欧洲和北美的人前来拜访。尽管最初的追随者几乎都来自印度，但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追随者的数量很快就超过了那些印度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是先去浦那（Pune）道场，然后再到俄勒冈州（Oregon）的新道场参观拜访。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城镇地区，身穿橙色衣袍的追随者已经成为这些地区的一个常见的“风景线”。在美国，一些支持拉杰尼希运动的成员的滑稽行为和对该运动的过分宣传反倒破坏了其名声。拉杰尼希对收购劳斯莱斯的喜爱之情让许多人不以为然。然而，在所有负面宣传的背后，也有对其中肯的评价。人们认为拉杰尼希是一位极具魅力、不拘一格和善于创新的教师，他能就各种精神主题和传统发表即兴演讲。然而，在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背后，还存在一个非常简单而又古老的信息：“生活是为了凝神静气……而集中注意力也是练习瑜伽的目的。”5拉杰尼希借鉴并教授了各种各样的冥想技巧，同时他也自己设计创造了一些新颖的冥想技巧。但是这些方法技巧也都是殊途同归而已。尽管拉杰尼希许多冥想技巧都是原创的，但毫无疑问，有些冥想技巧是遵循了传统修炼技巧。

1955年，普布·洛桑然巴（T.LobsangRampa,1911-1981）的《第三只眼睛》（TheThirdEye）一书在西方出版。自此，他在新时代运动开始之前便吸引人们的目光。在本书中，普布·洛桑然巴叙述了他在西藏长大的生活经历。该书十分畅销，随后他又出版了许多书目。最后一本出版于1980年，当时新时代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多年来，他赢得了数量十分可观的读者，但并非所有的都是对他印象深刻的忠实读者。一些人质疑他的真实身份，有调查显示，普布·洛桑然巴实际上是来自德文郡的水管工西里尔·哈斯金斯（Cyril Hoskins）。哈斯金斯坚称，他已经承接了一名西藏喇嘛的精神，书中所讲述的一切都千真万确。如今有一些网站专门致力于研究洛桑然巴，这些研究人员始终认为他是真正的西藏人。但是却找不到西里尔·哈斯金斯这个名字。正如一位经验丰富的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可能会欣赏他那种简练的风格、超常的想象力和他的厚脸皮。但与藏传佛教传统本身所蕴含的东西相比，这根本不值一提。”6

拉杰尼希和普布·洛桑然巴的生活阅历都十分丰富多彩，他们两个都有许多忠实的追随者。两者都存在诸多争议，但方式各不相同。虽然拉杰尼希不太正统，但他为人真诚；而普布·洛桑然巴却被许多人当作彻头彻尾的骗子。但对那些探究两者身上“特别之处”的学者而言，他们两个确实有些可取之处。

通神学会的信仰体系和实践通活动早在新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从事这一活动的人都是一些充满热情的新时代者。该运动以神智学会（TheosophicalSociety）为领导核心发起的，该协会是1875年由海伦娜·布拉瓦茨基（HelenaPetrovnaBlavatsky,1831-1891）和亨利·斯蒂尔·奥尔科特（1832-1907）和其他同伴在纽约创建的。不久之后，他们在亚达尔（Adyar）设立了一个新的总部，该总部位于在印度南部马德拉斯（当今的金奈）附近。在其历史进程中，该协会不断发展和分化。布拉瓦茨基和奥尔科特去世后，安妮·贝赞特（AnnieBesant,1847-1933）成为该运动当之无愧的领导者。但是她任命克里希那穆提（JidduKrishnamurti,1895-1986）为新一任“世界导师”，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比如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1861-1925）就因此成立了自己的人类哲学协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与之对抗。另一位神智学者爱丽丝·贝利（1880-1949）也相继离开，之后参加了独立运动并创立了通神会（ArcaneSociety）。克里希那穆提、斯坦纳和爱丽丝·贝利都成了新时代的宠儿。

就知识学问而言，海伦娜·布拉瓦茨基为神智学协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她的著作构成了该协会的核心教义。海伦娜·布拉瓦茨基是一个特别让人好奇而且极具争议的人物，她创作了许多书。其中，《揭开伊西斯的面纱》（IsisUnveiled）和《秘密教义》（TheSecretDoc-trine）是她的两部重要著作。其中在《开启神智学的钥匙》（TheKey toTheosophy）一书中，她对自己的作品做了简练的总结，并就他人的一些批评做出了回应。神智学是一种“智慧宗教”，几个世纪以来，由许多智慧大师或专家组成的神秘学兄弟会保存和代代相传下去。海伦娜·布拉瓦茨基布声称受过智慧大师的教导和影响，尽管她的作品取材特别广泛。在《秘密教义》中，她声称自己看到并翻译了一些人类未知的神秘文字，这一说法对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毫无帮助。

在内容方面，神智学带有强烈的折中色彩。神智学协会的宗旨之一就是“证明古亚洲文明即婆罗门、佛教和琐罗亚斯德哲学的重要性”。7然而，神智学的主要灵感之一可能来自非洲文明。虽然并不确定阿蒙纽斯·萨卡斯（AmmoniusSaccas）是否来自埃及，但是他在亚历山大任教多年。阿蒙纽斯·萨卡斯没有介绍过自身的情况，但通过他的学生比如普罗提诺斯（Plotinus）和奥利金（Origen）可以了解到他。普罗提诺斯通常被认为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新柏拉图主义认为柏拉图的哲学越来越向着神秘学的方向发展。阿蒙纽斯·萨卡斯并不是智慧宗教的创始人，他仅仅是其重要的传播者。但即使是这样也有点令人惊讶，因为海伦娜·布拉瓦茨基声称她在亚洲游学时学习过阿蒙纽斯·萨卡斯的深奥知识。

在海伦娜·布拉瓦茨基的著作中提到了一系列人名和传统，这些有可能会令人们把神智学视为永恒哲学的另一种变体。虽然新柏拉图主义的主题是“需要将灵魂与肉体分离出来，然后进入人的内心”，这也暗示了其与“自我灵性”的联系。8不难看出为什么新时代人会发现神智学十分有趣、极具吸引力。作为神智学本身，它体现了独特的折中主义色彩，对其他元素兼收并蓄。无论海伦娜·布拉瓦茨基是否曾在游学途中遇到过智慧大师，通过撰写《秘密教义》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她在欧洲和北美传统背景下引入了许多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亚洲传统。

索菲亚学说

反抗基督教制度化的新时代者或许会感到惊讶，他们自己竟然知道索菲亚学说的发展。1875年，一名年轻的俄罗斯男子为了“学习诺斯替、印度和中世纪的哲学，利用莫斯科大学提供的奖学金来到了伦敦”。9这位年轻人就是索洛维约夫（VladimirSolovyov,1853-1900）。九岁时，索洛维约夫在大学的教堂里就曾经憧憬过索菲亚这一神圣的智慧。现在在大英博物馆阅读室，他又有了对神圣智慧的另外一个憧憬，并感觉埃及在召唤他。在开罗郊区的沙漠中，他拥有了对神圣智慧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愿景。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愿景对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索菲亚也是他在作品中反复提及的主题。然而，通过这一点，索洛维约夫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有问题的：“索菲亚是上帝的实体，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是创造的原型，是圣灵的实体”。此外，索菲亚也是“永恒的女性”，与“圣母”、“上帝的母亲玛丽”都相关联。也可以再加上“世界灵魂”和“理想人性”。10我们很难从任何一个整体中抽取或者强加一些东西，而且也很难知道索洛维约夫是否会改变自己的立场，还是他会为自己所持的立场而奋斗。索洛维约夫以为自己心里十分清楚索菲亚的重要性，但实际他却并不清楚。如果我们看看索菲亚在索洛维亚夫思想中发挥的作用，那么在我看来，索洛维亚夫认为索菲亚主要是一个统一的力量，它可以汇集人类和神圣，这就是索洛维亚夫自己的索菲亚所做的事情。

索洛维亚夫为俄罗斯的索菲亚学说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其他人以不同的方式建立了该学说。帕维尔·弗洛伦斯基（PavelFlo-rensky,1882-1943）在生前巧妙地融合了牧师、哲学家和科学家这三重角色，但最终不堪忍受斯大林的迫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还是学生时，弗洛伦斯基就接触到了索洛维亚夫的思想，这促进了他自身智力的发展。与索洛维亚夫一样，他也以多种不同的方式阐释了索菲亚学说。作为牧师，弗洛伦斯基自然会对正教学说和神学感兴趣。弗洛伦斯基阐释了索菲亚与教会、礼仪及其圣像的相关关系。在困境中，弗洛伦斯基将索菲亚学说视为信仰和希望的来源：“在20世纪初，政治大波动环境下，公认的索菲亚形象为救赎，连接彼此，体现世界的统一性和整体性。”11索菲亚可以将神与人类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可以保证人类不被神遗弃。

虽然弗洛伦斯基留在了斯大林的苏联，并且最终受到了迫害，但有一些哲学家离开了苏联，其中一位就是布尔加科夫（SergeiBulgak-ov,1871-1944），他设法去了法国。布尔加科夫进一步发扬了索菲亚学说，而这对于有些人来说则不能忍受。于是在1935年发生了著名的索菲亚事件，那时，俄罗斯正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境外教堂机构（由俄罗斯流亡者建立并支持的组织）都指控布尔加科夫为异教。幸运的是，布尔加科夫主教富有同情心，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来调查该问题，但未得出任何结论。很明显，索菲亚学说正在朝着使一些人非常紧张的方向发展。

像弗洛伦斯基和布尔加科夫这样的索菲亚神学家面临的问题是要接受并坚持正教会神学的三位一体，即神圣表现在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不同人的身上。事实上，弗洛伦斯基曾将索菲亚学说与“第四种三位一体”联系在一起，但布尔加科夫并不同意该观点。问题仍然是：若索菲亚学说并不是神的一部分，那它与神的关系又会有多紧密。在布尔加科夫的《羔羊的新娘》中，他这样说道：

……神圣的索菲亚包含所有的神灵。神圣的索菲亚是神的彻底自我表露，是神的全部……所有的神灵均属于神圣的索菲亚；她是所有神灵的结合体……因此，神圣的索菲亚（也称为神圣的世界）是上帝的生命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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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布尔加科夫在极力地维持索菲亚与神圣之间至少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实际上他做得并不好。这就不难看出，为什么有些人会感到紧张。

俄罗斯的索菲亚学说是一个新的、激进的学说，它试图解决智慧和神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一困扰犹太人和基督教几个世纪的问题。

圣人哲学

如果智慧和神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那么圣人哲学就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话题。术语“圣人哲学”起源于一个非常特殊的语境中，现在有必要从补充一些背景知识开始。在非洲的殖民时代，许多欧洲人质疑“非洲人”是否有理性或抽象的思维。毫不奇怪，后殖民时期对这个根本性的种族主义问题产生了一些反应，而圣人哲学的观念就是其中的反应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质疑非洲思维本质和质量的人，很多都为基督徒，他们大概不怀疑神学家的理性，例如希波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生于非洲，死于非洲）。他们也没有对院校的知识完备性产生怀疑，如开罗和开普敦大学。他们讨论的主要是口头文化，对图书馆的内容没有特别的兴趣。这项讨论也关注传统团体，而不关注学术界。所以圣人哲学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传统的非洲社会遇到的那种智慧，是否可被视为一种哲学。因此，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此问题的相关性超越了非洲边界。

关于口头文化的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我找不到任何理由去相信哲学与读写能力本质上是相关的。在西方哲学传说中的主要人物，如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阿蒙纽斯·萨卡斯，他们似乎承认自己什么都没创作，而且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作品”，事实上是由他的学生阿利安做的记录。但很少有人质疑这些人的哲学资格。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与口头文字相比较，书面文字具有一定的缺点。确实，所有提到的这些人都是生活在文化社会中的，但是否正是这点才使得他们的行为更具有针对性？如果人们的读写能力只是一个备忘录，那么哲学便完全没理由需要它了。

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关注点是，人们所谓的“民间智慧”与哲学是否有可比性，如果没有可比性，那两者之间的区别会是什么呢。亨利·奥德拉·奥鲁卡（HenryOderaOruka,1944-1995），对于把“圣人哲学”一词带入此语境中，负主要责任，对此他是这样说的：

我使用圣人哲学，来表达在任何特定团体中智慧男士和智慧女士的想法，圣人哲学也是一种思考和解释世界的方式，而这个世界在流行智慧（众所周知的是公共准则、格言和普通常识真理）和说教智慧间摇摆不定，说教智慧是一种详述的智慧，是一个团体中一些特定个体的理性思维。虽然流行智慧常常保持一致，但说教智慧有时会对公共组织和流行智慧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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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奥鲁卡提出的是，民间智慧的传播者（他称之为“流行智慧”）几乎应被视为公共资源，被视为一个可维护和宣传团体基本价值观的人。这样的角色是合法的，因为民间圣人可能在暗中呼吁人们对某些事物进行判断，看其是否与既定的、可接受的方式保持一致。这有时可能涉及决定哪个谚语适用于哪个场合。在许多社会中，判断是与智慧密切相关的活动领域，因而人们希望他们的法官是个智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奥鲁卡认为，虽然民间圣人的智慧是真正的智慧，但它并不是哲学的一种形式。很遗憾，我认为他在此处选择的文字并不是非常有用。考虑到殖民时期关于非洲思想本质的辩论，他使用“理性的”这个词语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他认为“流行智慧”并不会用于说教的目的。在我看来，其对立面似乎更可能是真实的。不过，我认为他正在尝试提出两点宝贵的意见。首先，我们可以将很多的“公共准则、谚语和普通常识真理”组合在一起，但它们并不能构成一套思想体系。我们在民间智慧中有很多个人言论，但没有一个理论支撑可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其次，民间智慧本质上是保守的，而哲学是必须具有批判反思型思维的。如果不是现状的执行者，那么民间圣人就像文化英雄一样，代表现状的价值观。然而，哲学家必须准备挑战现状，如有必要，可直接拒绝。“人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此观点虽然在传统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具有很少的哲学价值。

奥鲁卡称，民间圣人和哲学家都可在传统的非洲社会中找到，有时同一个人会同时具有这两种身份。这确实是一个事实，因为我找不到理由来反驳它。最后只有通过质疑人们才能确定为什么他们可以坚信自己所持有的观点，这是圣人哲学的学生所使用的方法。在具体语境中，产生了对圣人哲学的讨论，除了具体语境之外，它还有助于重新评估哲学的本质，以及哲学和智慧之间的关系。

走向智慧科学

如果智慧的话题不会给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研究机会，那么它提供的研究机会肯定也是大量的，并且会产生很多与此相关的学科。在这里我想简要地介绍一下，学者们在过去大概30多年里从事的一些研究领域。广泛地讲，此项研究已经解决了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定义智慧？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识别智慧？第三个问题是：智慧能否被衡量？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所有的这三个问题同样感兴趣，但他们能提供帮助来把一些不同的项目统一在一起。最近的很多文学（但绝不是全部）都出自主修心理学的人之手，而这可被人们广泛理解。

当《智慧：它的本质起源和发展历程》（Wisdom:ItsNatureOri-ginsandDevelopment）一书在1990年出版时，在现代智慧研究中被视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其编辑罗伯特·斯坦伯格（Robert J.Sternberg）把各种各样的文稿汇集在一起，以覆盖其标题所涵盖的广泛领域。对于我们这种对智慧研究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的外观看起来像是在传达一个信息：“你不是孤身一人！”然而，当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表达了一个完全不相同的信息：“至于智慧到底是什么，我们达不成一致意见！”书中产生了对智慧的十几种不同理解，从那以后，甚至更多的内容已被添加到目前已有的理解范本中。智慧本身也分为一般智慧、个人智慧、理智智慧和超凡智慧等。即使是最狂热的折中主义者，也很难从这一切中提出任何一种具有连贯性的整体画面。虽然有些分歧是关于细节问题的，但有些问题完全是根本性的。智慧是一种知识？一种技巧？一种感觉？一种人格特质？抑或它是所有这些东西的一部分或全部结合体？

近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智慧特征之一，与所谓的柏林智慧范式（BerlinWisdomParadigm）有关。它在由保罗·波尔多斯（PaulBaltes）和其他人在马克斯·普朗克社会发展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efor SocialDevelopment）所做的工作中脱颖而出。这归因于对智慧至关重要的五个因素：“关于生活的丰富的事实知识；关于生活的丰富的程序知识；终身语境主义；价值与生活优先相对论；对不确定性的认识和管理。”14这不仅可作为一种对智慧的陈述，而且也是对如何识别智慧的指示。例如，我们可以合理地期望，人们在以某种方式表现自己的行为时，拥有对世界如何运转的了解，以及对不确定性处理的能力。

虽然我们确定了五个因素，但可以将其缩减到两个更加基本的因素。前两个因素是关于知识的，最后两个因素是关于适应性的，而中间一个则包含两者的因素。柏林智慧范式所产生的东西，实质上是一种脱离教条主义的理解。

然而，许多人不喜欢柏林智慧范式留下的东西，尤其不喜欢它缺乏任何的情感层面。其中一个人便是莫妮卡·阿戴特（Monika Ardelt），她提出了所谓的三维智慧量表（Three-DimensionalWisdom Scale），而这三个维度是认知、反思和情感。“认知”维度与柏林智慧范式所显现的东西非常接近。“反思”维度与自我检查和自我意识的能力相关，而“情感”维度则包含我们对他人的感觉。也许更详细地讲清楚情感维度的含义，是有用的：

（它）包含一个人对他人同情和慈悲的爱。通过自我反思来超越自己的主观性和预测性，有可能会减少人们的以自我为中心。反过来，这又可以让人们深入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动机及行为，因此使智者能够以更具建设性、更有同情性和更慈悲的方式与他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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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智慧更科学的研究方法趋势，在当代研究中体现了一部分。它不仅试图定义智慧，而且还要测量它。心中有了这个目标，阿戴特制作了一个具有39项问题的问卷，该问卷用于评估人们按照智慧量表会在何处显示出下降趋势。然而，虽然智慧量表确实测量了一些东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它可以测量智慧。

卡洛琳·阿德温（CarolynM.Aldwin）等人采取了另一种方法，他们认为“智慧的发展是一个过程，而此过程便是自我认识、无执、整合和自我超越，或偏离自我”。16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早期智慧研究的影响，但与其他所有科学传统相比，它更多的是受到哲学、心理和神秘传统的影响。172008年，阿德温、阿戴特等人共同努力，提出了一个多人达成一致意见的智慧定义，这将会把不同的观点集聚在一起。结果如下：

智慧是一个能反映发展过程的实践，在此过程中，人们会提升自身的自我认识、自我整合、无执、超越自我，以及对生活的同情怜悯和深入理解。这种实践需要更好的自我调节和道德选择，这会为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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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人们还没有突破毫无异议，因此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鼓舞人心的是，在人们之间，出现了一种共同目标意识，他们一致认为智慧是多维度的。促进当代智慧研究的不同学科，正在帮助它将其不同方面展现出来。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智慧也成为神经生物学家的研究领域。如果智慧在某些心理能力方面是可分析的，无论这些能力是认知的、反思的、情感的还是其他的，那么智慧也许会识别与之相关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结构。人们显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令人兴奋的是，一个全新的立场已被人们展现出来了。

也许从本章中得出的主要信息是，对智慧的兴趣仍然好好地存在着，人们可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它。作为一个总括术语，“新时代”庇护了下面的一些不平坦的地面。新时代的人在各种运动中发现了灵感。这些运动中有些本就是无可挑剔的正统，有些则完全是混合性的。在新时代世界的某些地方，新生活中吸收了旧传统，在某些地方，骗子对弱势群体进行掠夺。世界上出现了很多以“智慧”为自身标题的书籍，不过虽然有些书籍提供了真实的文章，但是有些内容几乎没能超越上述的平庸。新时代运动最成功的是，为那些发现更多传统宗教运动不吸引人的人，开辟了许多不同的精神发展路径。

索菲娅学说和圣人哲学都以自己建设性的方式，推翻了长期以来传统的界限。指责布尔加科夫（Bulgakov）为异教徒的事实能充分证明索菲娅学说的根本性质，但为智者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寻找令人满意的位置，形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圣人哲学挑战了哲学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的概念，虽然这个挑战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后殖民时代环境中，但此问题却引起了更广泛的共鸣。

最近的事态发展已使智慧的研究变得更加科学化。首先，它正引起社会科学和现在的自然科学的兴趣。这可能只是一个有利因素，而且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些学科有望得到令人关注的、极其重要的发展。

圣索菲亚女神像

此雕像出自格奥尔基·卡普卡诺（GeorgiChapkanov）之手，位于保加利亚索非亚市，于2000年被架设在另一座雕像——弗拉基米尔·列宁雕像曾矗立的位置。

此雕像高8米（26英尺），被放置在高14米（46英尺）的底座之上。索菲亚手臂上栖息的猫头鹰为智慧的传统象征。

结束语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科伦理学》（NicomacheanEthics）开篇中谈到并非每一个学科都能达到同等准确的水平，但是至少每个学科都应该达到与当前的学科相适应的水平。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是：某些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更具有不确定性。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特别留意到了这一点。特别是我并没有给所有的材料强加一个统一的叙事或模式。因为不同年龄和文化可以为自己发声，同时我们也可以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这已经成为了之前做法中的部分要点，并且我已经在极力展示智慧世界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尽管有时候智慧的世界本身和秩序相关，但是智慧的世界本身可能看起来就有些杂乱无章。鉴于世界如此之大，所以我们所见到的无序可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

针对这种情况有两种显而易见的应对方法。第一种是辩称无序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实质上是有序、明确和统一。第二种方法是承认这种无序的事实，但是要寻找主题和线索将其贯穿起来，给予其凝聚力。通过这种方法，无序仍然存在，但是事情就得以从完全杂乱的状态中梳理。

对于那些相信第一种解释的人来说，可以采取两种路线，即传统和定义。在对传统路线最确切的理解中，智慧是如此深奥，必须从一个人直接传达给另一个人。只有来自真实来源的既定的传播路线才可以作为证据。显然，这产生了一些问题。传统越进一步回溯，越难以产生令人满意的连续传播线的证据。另一方面，如果传统起源于近期，那么传统还重要吗？如果传统可以随时开始，那么这会不会减弱传统的需要性？如果一个新的传统可以随时开始，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寻找古老的传统呢？

对于赞同传统路线最确切理解的人是那些像神秘学派教徒（Kab-balists）一样的人，他们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传统追溯到第一个人（即亚当）。在那些采取了相同路线的人中就包括苏哈拉瓦迪（Su-hrawardi）和穆拉·萨德拉（MullaSadra），他们编写了想象中的家谱，回到了最遥远的过去，并与哲学家、国王和先知联系起来。但是，这些家谱的开始通常有某种神圣的启示，有时是天使的帮助。这些有关智慧的相似观点似乎结构相同。第一，智慧被看作是神圣的；第二，人类可以通过启示接受智慧，并且可以通过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直接传播保存它；第三，当智慧的时代结束以后，就只能通过传统来获得智慧。

如果对传统路线的理解加以拓宽，那么就会产生永恒哲学。此外，还有一种信仰便是共同的智慧，但是它不太强调直接传播。不同文化可能已经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发现了它，因为它被认为是所有正宗宗教的基础。永恒哲学可能会被看作为一般哲学的神秘核心。因为神圣的启示并非永恒哲学所必需的，所以其对于传统的强调更弱，可以适应多种传统。然而，将传统作为智慧的安全传播手段仍然广受尊重，并且永恒哲学的许多提倡者很渴望将自己定位在一种或另一种传统中。

传统路线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往往比较深奥，这就意味着沿着它传播的智慧的内容对外界来说仍然是模糊的。然而，似乎人们通常将传统路线等同于一种特殊而又深刻的知识，只能通过直接经验获得。

相对于传统路线，那些想要辩称智慧的统一性的人则采取了另一种路线，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定义”。在转向对这条路线的论述时，这里仍然提倡智慧是一种知识。至少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智慧与知识之间的联系就或深刻或广泛或深刻又广泛。一些人从百科全书式的角度理解它，其他人则更多的以理解为首要原则的角度去理解。柏林智慧范式中的一种或多种知识也是最为突出的，构成了其五项要素中的两项。然而，其他三项要素并未将智慧列为纯粹的知识。无论“识别和管理不确定性”的确切含义如何，与知识相比，似乎它与认知和技巧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莫妮卡·阿戴特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发展方向，他明确地将智慧的灵感和情感带入了智慧之中。最后，由卡洛琳·阿德温等人明确地将智慧定义为包含许多不同元素的实践。

在这本书中我在占卜上投入了很大篇幅，但占卜并不是阿德温等人所说的那种实践。他们一直致力于的智慧的定义并不包括占卜。然而在我看来，占卜与智慧之间的联系似乎太密切太强大了，不能忽视。但如果占卜是智慧的一部分，而智慧的定义中没有占卜的位置，那么该定义就是不完善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观察到，如果我们试图定义一个游戏，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该游戏没有特征，更不用说一套特征了，这适用于所有游戏。我们所发现的是一个重叠和交叉的复杂相似性网络：有时是整体相似，有时是细节相似。1或者换一种方式说，在无序背后即使没有实际的统一性，但至少可以确定一些贯穿其中的主题或线索。

书中出现许多主题，在我看来这阐明了智慧的不同方面。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创造力，而且它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出现。在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就有一种传统，即将智慧人格化，其在创造世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文化英雄也被认为在这方面有功劳。著名的所罗门的判断表明了一种不同的创造力，即富有创造性的思考力，他对不明显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在某些文化中解决谜团的价值也可以被认为有智慧。在许多文化中，人们一般认为奠定了文明基础的人拥有特殊的智慧。像阿普卡卢，有时候他们似乎只是从上帝处带来礼物的使者，但是其他人则被认为是这些东西本身的创造者。即使像托马斯·爱迪生这样的现代发明家也可能会被认为展现出的是奇迹般的功绩。

第二个主题是相对主义。人们注意到，在一个文化（或亚文化）中因为智慧所传递的信息可能不会在每一个地方都因为智慧而得以传递。印度瓜廖尔（Gwalior）的王公坚持射杀各种东西，尤其是老虎，这是对统治者的部分孩子所做出的行为要求，这反映了他的时间、阶级和地点的风俗习惯。但即使在古埃及也存在枪支，也不能假定普塔霍特普鼓励他的儿子与野生动物拼杀。尽管属于教谕文学的文学作品所提出的建议有些可能非常普遍，有些可能非常特别，但是这些文学作品通常会呈现出一个特别的世界。相对主义的主题也会出现在所谓的民间智慧的现象中，这种现象往往较为传统和保守。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公约各不相同，因此民间智慧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智慧也可能归因于那些挑战惯例的人，如愤世嫉俗的哲学家和骗术师。

相对主义的另一面是普遍主义，这也是有证据的。尽管像“饥饿的地方，没有坏的玉米饼”2这样的谚语有特定的起源地（这里指中美洲），但它们表达的看法和真相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承认：如果你饿了，那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事实上，有些谚语起源于几百，甚至几千年前与我们自己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地点。我们不仅可以理解，而且能够欣赏这些谚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努力去理解古代和当今文化中的许多事情，总体而言谚语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们对我们有意义，因为在某些方面来说，人类的生活几千年来变化不大。我们仍然需要吃、喝、睡觉。我们仍然在爱与不爱。我们仍然需要找出彼此相处的方法等。如果有什么东西是4000年前生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同样的问题今天仍然困扰着我们，似乎只有试试看才是合理的。如果它是有效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普遍的核心，就是谚语智慧的核心。

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智慧与忠告之间的联系。被认为聪明的人会经常向他人寻求建议。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有一些实际价值的，并且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并非是无关紧要的。正如其他神秘主义的观点所证明的那样，智慧并不总是与实际问题有关。智慧和建议之间的联系似乎有两种方式。第一种通过知识产生联系。明智的人总是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知识，这是已经被证实了的。虽然获得不可获得的知识通常并非只有一种功能，但它是占卜的目的之一。占卜涉及与神的某种联系，这种想法只是为了增强占卜与智慧之间的联系。第二种是通过认知产生联系。据观察，圣人可以被视为超越了派别偏见，其中自私是最大的障碍。我们可以看到，三维智慧量表着重强调了情感维度，突显了减少自我中心的重要性。这一切似乎都指向了之前我所总结出的结论。3自利会使我们在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时产生偏见。如果我们能够消除这种偏见，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会得到改善。因为我们对如何看待世界做出了反应，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越准确，我们对它的反应越合适和有效。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佛教的怜悯教义的基础。我们不能让自己有同情心，但当我们正确地了解世界时，就会变得富有同情心。无论我们用字面还是隐喻方式使用这个术语，智者都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因此对如何生活能够更好地提出意见。

也许自利（或它的缺失）的概念也可以帮助阐明巫术与魔术之间的区别。当使用魔术来实现自身利益与其他目的时，也许我们对这个区别的理解会更好，而不是单纯地把魔法当作“好”或“坏”。

所有这些主题在我看来，都是与智慧的复杂现象相关的，但实际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试图给出定义可能有助于澄清智慧这一整体中的某些部分，但我怀疑的是他们是否曾经成功地理解过智慧这一整体。

我首先表示，在我自己看来，对智慧的研究主要是有关人的，因为我们主要是在智者身上看到智慧。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中会出现这么多人物的原因。虽然有些人源于神话或传说，但大部分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在智慧的世界中，书面的话语都需要被质疑，这是在很多情况下都会见到的一种想法。在谚语这种文体背景下，对书面词语的限制是最容易看到的。因为谚语只是对生活的一点洞察，所以需要适当使用。在每一个场合都引用同一个谚语就称不上是智者了。谚语的智慧在于其内容和运用，而运用则需要细心谋划。即使我们明显具有永恒形式的智慧，但我们仍然需要个人导向才能使它生动有趣。

附言

百年智慧

语录是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它最初的形式是由100个简短的语录组成。每一条谚语都值得读者仔细推敲。僧侣们经常借这些谚语来帮助他们提高自身悟性。我在此收集了100条智慧语录以供读者参阅思考。这些语录来源广泛，其中有些谚语堪称箴言但作者不详。它们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地域，其表达的智慧观也不尽相同。本书涉及的其他谚语，是希望丰富充实本书的内容。然而，每个人看待智慧的角度不同，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智慧观。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把这些谚语分为几个部分。但是，这些谚语分类的方法并不仅限于此。阅读这些谚语的过程中，读者会发现，尽管许多谚语表达的内容完全契合，但表达的视角截然不同。读者还会发现其中一些谚语的应用更为普遍。

关于谚语，通常有很多不同的来源和版本。这些谚语是根据前人改编的还是现代人们自创的，对此我们很难判断。可能是我没能把荣誉给予合适的人，又或者错把某些荣誉冠于某人了。据推测，任何一条作者不详的谚语已经以英语的形式流传已久，因为它早已成为日常沟通交流的一部分。这些谚语并没有明确的作者。

把这些谚语翻译成其他语言可能会出现一些差异，因为不同的译者对这些谚语的解读方法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态度纯粹务实：相信译者的能力。如果译者使用“wisdom”（智慧）、“wise“（有智慧的）或者“sage”（圣人）这些字眼，即使其他人可能不赞同这种做法，我仍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翻译的内容是关于什么的而夸赞他们。虽然这样做带来的结果可能不够完美，但我认为的确也是无可厚非的。

谚语

以智慧谋和平，以和平得富裕。

大智若愚。

聪明的人善始善终，愚蠢的人半途而废。

世上智者就像树篱里的成才木，数不胜数。

早睡早起使人健康、富有、聪明。

不自知者不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聪明的人吃一堑长一智，愚蠢的人执迷不悟、重蹈覆辙。

聪明的人总是聪明的。

智者不作非凡之想。

愚者发问，智者结舌。

智者一言已足矣。（明白人用不着细说。）

有舍才有得。——阿拉伯谚语

智者之智在于虚怀若谷，愚者之愚在于目空一切。——波斯谚语

诗歌

历经世事，启迪心智。——荷马

智慧改变命运。——尤维纳

无知是福，大智若愚。——托马斯·格雷

压榨使智者昏愚。——罗伯特·勃朗宁

懂得爱的人才是智者。——罗伯特·布里奇斯

快乐的日子使人睿智。——约翰·梅斯菲尔德

遗失在知识中的智慧到哪里去了？又将遗失在信息中的知识到哪里去了？——T.S.艾略特

聪明的人不是懂得多，而是懂得有用的东西。——埃斯库罗斯

意大利人事前聪明，德国人事中聪明，法国人事后聪明。——乔治·赫伯特

请问，谁是聪明的人？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你自己。——托马斯·莫尔

法国的圣人，日本的疯子。——托马斯·莫尔

智慧永恒不变的特点就是在普通中看到神奇。——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我爱智慧胜于智慧爱我。——洛德·拜伦

政治家

智者与勇夫都不会躺倒在历史的轨道上，等待未来的列车在身上碾过。——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历史教会我们，只有在别无选择时，人民和民族才会变得明智。——阿巴·埃班

活到老学到老，不要指望智慧会随年龄的增加而增长。——梭伦

即使他是对的，智者在辩论中也会保持沉默。——卡托

人类政府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各种利益不断妥协和交换的历史。也只有在不断地妥协和交换中，各种利益才可能获得相对的平衡。——埃德蒙·伯克

一般说来，人性之中愚人的禀性多于智者的禀性。——弗朗西斯·培根

在每个方面，自然总是明智的。——爱德华·瑟洛

哲学家

没有什么比真理更接近智慧。——塞克斯图斯

你要承认除了你自己，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明智的。——塞克斯图斯

智者既不拒绝生命，也不惧怕死亡。——伊比鸠鲁

来自他人的伤害，是由于仇恨、嫉妒或轻蔑而产生的，而智者通过理性来克服它们。——伊比鸠鲁

愚者常对过去不好的事情耿耿于怀，而智者常怀感恩之心，将好的事情铭记心间。——伊比鸠鲁

任何人的聪明才智绝非得之偶然。——辛尼加

智慧必须结合科学知识合理论证。——亚里士多德

他们将能应对突发状况的人称为智者。——西塞罗

科学剥夺了人们的智慧，将其变成没有智慧，不善思考的隐形人。——米盖尔·德·乌纳穆诺

智者只有在和谐的平衡中才能感到快乐。——加布里埃尔·马塞尔

智慧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智慧意味着以最好的方式达到最佳目的。——弗朗西斯·哈奇森

简练的语言，蕴含无穷的智慧。——塞克斯图斯

佛教

佛教智慧不是沉思，也不是存在或不存在的思想。它与大小、启蒙或幻想无关。——道元

缺乏智慧的人，对别人的错误没有耐心。但是就智者而言，他们对其耐心指导，从而耐心得以提升。——《梵网经》

智者不被存在或非存在所困扰——《根本中观颂》

智者在对所做的事情采取行动之前，会仔细调查其中的情况。——萨迦·班智达

正如大磐石不被风摇动，智者不因称赞或责备而动摇。——《法句经》

智者接受一切良策，即便是来自孩子的忠告。——萨迦·班智达

智慧是幸福的源泉。——萨迦·班智达

小说家

我们不会收到来自他人的智慧。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来发现它，而这种智慧没人可以给得了我们，也没人可以将其从我们手中掠夺走。——马塞尔·普鲁斯特

我们所知道的智慧是关于善与恶的知识，而不是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约翰·契弗

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显示真正的智慧。——列夫·托尔斯泰

虽然拥有智慧不是为了得到金子，但是没有智慧我们得到的金子会很少。——塞缪尔·巴特勒

一个聪明人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他自己做了他建议别人做的事情；第二，他不反对真理；第三，他对他身边的弱点很有耐心。——列夫·托尔斯泰

资产阶级的仇恨是智慧的开始。——古斯塔夫·福楼拜

智慧是对生命永恒真理的理解。——列夫·托尔斯泰

我们不能让自己相信一个外国人有可能在任何方面都比我们自己更聪明。——安东尼·特罗洛普

现在我六十岁了，我明白为什么老年人的智慧已经从货币中消失了。——约翰·厄普代克

有种智慧即悲哀；但有种悲哀即疯狂。——赫尔曼·麦尔维尔

宗教领袖与作家

一个人不可能获得智慧，除非首先……他完全摆脱了无知和罪恶之雾。——马克西姆忏悔者

智慧永远是真、善、美的。——牧师·和尚西罗安

智慧是辨别知识的练习。深度的学习及渊博的知识都不是智慧。明智地运用知识才为智慧。——琐罗亚斯德

自以为最聪明的人通常是最大的傻瓜。——查尔斯·卡莱布·科尔顿

学者的智慧源于充分的闲暇；如果一个人想要变聪明，他就必须摆脱其他缠身的任务。——《西拉书》（《圣经》次经中的章节）

世上智慧不多，但只有一个——希波的奥古斯丁的无欲无求便是智慧。——拉玛那·马哈希

一个人分析他内心的自我越多，他对自己看起来就越不自信。这是智慧的第一课。——威廉·埃勒里·钱宁

学习智慧就是学习美德，学习美德就是采取善良的行为，而采取善良的行为就是要按正当理由行事。——约翰·盖勒冯·凯斯伯格

智慧是了解神圣的东西。——杰斯·克里克托夫

智慧的特点是智力和智慧，没有智慧的国家就没有智力和感觉。——马克西姆忏悔者

剧作家和幽默家

智者三思而后行——罗伯特·本奇利

聪明反被聪明误。——菲利普·奎纳尔特

一个人不要羞于承认自己犯了过错，认错只不过是说明他今天比昨天更加聪明了。——亚历山大·蒲柏

一个国家中，究竟是智者多还是愚者多？我想人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愚者占据大多数，智者总是寥寥无几。——亨利克·易卜生

教育向智者揭露了那些愚昧人的无知。——安布罗斯·贝尔士

宁可走运，也不聪明。——约翰·韦伯斯特

其他方面题材

尽管在每种语言中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沉默者的智慧是无法来证明的。——伯尔根·埃文斯

正是世上的傻瓜，在不断地与智慧混为一谈。——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爱是愚人的智慧，是智者的愚昧。——塞缪尔·约翰逊

没有智慧的信念是危险的事情。——斯蒂芬·兰西曼

我不会利用社会学家的智慧，因为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弗里曼·戴森

乐观主义者是到处都能看到绿灯的人，而悲观主义者却只能看到红灯。真正聪明的人是色盲。——阿尔贝特·施韦泽

智慧犹如指南针，指引着一切事物的方向。——甫西里第斯

白天劳作的人们不做梦，而智慧恰恰会出现在人们梦中。——杰克·威尔逊

谁是最聪明、最幸福的人呢？是那些终日忙碌，收获却屈指可数的人呢？还是那些怡然自得，悠然垂钓的人呢？——密克马克族的酋长

没有谁可以一直明智，从不犯错。——老普林尼

一个懂得珍惜时间的人是明智的，他不会无视时间的价值。——亨利·大卫·梭罗

智慧从来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知识，相反，它完全是一种个人体验。——马克·埃德蒙·琼斯

致谢

几年以来，沿着这些线路创作一本书的想法一直在我脑中打转。将其由想法转化为现实的助力是采用了本·海斯（BenHayes）在瑞科图书（ReaktionBooks）中的方法。我非常感谢本，因为他不仅给了我最初的动力，而且在我创作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他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在创作过程中我还受益于坎布里亚大学的资金支持，这为我两次访问英国图书馆提供了资金。最后，我要感谢妮基·米尔（NickyMeer），感谢她一路提供给我的鼓励和建设性批评意见。

注释

参考书目

目录

CONTENTS

插图

引言

序言

作者序

第一部分 酷刑：动机、方式和疯狂

第二部分 酷刑的历史

第1章 古代与古典时代的酷刑

第2章 中世纪的酷刑

第3章 理性时代的酷刑

第4章 18和19世纪的改革

第5章 世界各地的酷刑

第三部分 酷刑大观

第1章 烙刑与火刑

烙刑（Branding）

热铁穿刺（Boring with A Hot Iron）

铜牛（Brazen Bull）

火刑（Burning）

硫黄火刑（Burning Sulfur）

热锅老鼠（The Cauldron）

油炸和炙烤（Frying and Roasting）

热金属丝（Hot Wire）

西班牙椅子（Spanish Chair）

水火神判法（Trial by Fire and Water）

第2章 碎身刑与挤压刑

刑靴（Boots）

轮刑（Breaking on the Wheel）

木靴（Brodequin）

夹指（Pilliwinckes）

挤压刑（Pressing）

清道夫的女儿（Scavenger's Daughter）

碎头机（Scheiden）

拇指夹（Thumb Screws）

第3章 砍刺刑

断肢（Amputation）

钉桶（The Barrel）

斩首（Beheading）

血鹰（Blood Eagle）

千刀万剐（Death by One Thousand Cuts）

剥皮（Flaying）

绞死、掏出内脏和分尸（Hanging,Drawing and Quartering）

邪教尖叉（Heretic's Fork）

刺刑（Impaling）

铁处女（Iron Maiden）

凌迟（Ling Che）

尖钉摇篮（Pass or Cradle）

钟摆刑（Pendulum）

肉钳（Pincers）

巫刺（Pricking）

锯刑（Saw）

剥头皮（Scalping）

第4章 桎梏刑

锚形镣铐（Anchor）

脚镣（Bilboes）

捆绑（Binding）

绞刑架（Garrotte）

铁项圈（Iron Collar）

立锥黑牢（Little Ease）

绳刑木床（Porto）

木马（Wooden Horse）

第5章 示众与耻辱刑

宗教审判大会（Auto-De-Fe）

口钳（Branks）——羞辱面具（Masks of Shame）

枷号（Cangue）

大便椅（Chucking Stool）

酒鬼斗篷（Drunkard's Cloak）

浸水椅（Ducking Stool）

提琴枷与长笛枷（Fiddle and Flute）

套脖（Jaggs）

苦行赎罪（Penance）

指枷（Finger Pillory）

颈手枷（Pillory）

骑刺（Riding the Stang）

泼妇笼头（Scold's Bridle）

耻辱标示（Signs of Shame）

足枷（Stocks）

第6章 拉肢刑与吊刑

十字架刑（Crucifixion）

吊刑（Garrucha）

吊笼（Gibbet）

绞刑（Hanging）

拉肢架（Rack）

四马分尸（Torn Apart by Horses）

第7章 水刑

烹煮（Boiling）

浸水刑（Ducking）

船底拖曳（Keelhauling）

泳刑（Swimming）

注水刑（Tormento De Toca）

沸水神判（Trial by Water）

第8章 鞭刑

埃及

波斯

罗马

中国

日本

中世纪的欧洲

英国

英国陆军

英国海军

俄国

法国

第四部分 结论：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致谢

插图

上图：内藏一把短剑的十字架。这个刑具可能是用来救赎和杀死一个异教徒，他或许在宗教审判大会上由宗教裁判所官员公开地处决。如果受刑人宣布放弃“错误的信仰”并拥抱十字架，宗教审判官或许会怜悯他，用短剑痛快地杀死他，而不是让他在烈火中缓慢痛苦地死去。

下图：这个简单而精巧的刑具用于残害受刑者的肢体。它可以切割舌头、嘴唇、乳头或者手指关节等。这一制作精良的工具的最早用途，可能是在犹太人割礼仪式中由割礼执行人所使用。

上图：很多人应该对《铁面人》（The Iron Mask）中据称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双胞胎兄弟的故事很熟悉。

这个故事的灵感应该（至少部分地）来自于被称作“口钳”或者“羞辱面具”之类的刑具。

上图：这个项圈以及挂在上面的铃铛，会戴在很多被挑出来进行公开羞辱的各色人等的脖子上。无论是一个泼妇还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行会成员，他们的脖子都会被套上这个刑具，然后游街示众，同时受到愤怒民众的鞭笞、殴打或者其他折磨。

上图：羞辱面具（或者更常用的称呼“口钳”）有着各式各样奇特的样式。这种刑具外观的变化部分取决于制作它们的工匠的想象力，部分受到地区差异或者犯罪类型的影响。

这里显示了五花八门、奇特的口钳。从左上角开始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是：一个嘴巴封着的驴面面具；一个野猪头形状的面具；一个形似国王或教皇的面具；一个驴或羊头状的口钳。中间的图片是一张德国明信片，描绘的是一个受到公开羞辱的泼妇，被戴上了“河东狮吼”的口钳。

这几个刑具被称作“脖颈捕捉器”（Neck-Catchers），形状各异，目的不一。可用于把囚犯从牢房到酷刑室之间来往押送。也可用于把死囚犯送至刑场，或者押着罪犯游街示众。很显然，罪犯的脖子一旦套上这个刑具，就很难逃脱或者灵便地行动，只能受握杆者的摆布。从本页顶部这幅清晰的图片中，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刑具设计之精巧，它很容易就能卡住罪犯的脖子，令其毫无脱逃的可能。倘若使用这个刑具，不用任何直接的身体接触，也能控制和逼迫受刑人。

这种刑具有一个好似无害的名字“开花梨”，但是实际上这个可怕的刑具非常残忍。机械原理（很清楚地展示在下面两张图中）是转动花纹手柄，令梨的“花瓣”开放，并且只有反转螺母装置才能令其缩回去。把这个“开花梨”插入受害者的阴道或肛门，随后撑开，能够造成很可怕的后果，甚或把其塞入受害者口中，然后打开，直到牙齿碎裂，下巴脱臼。它被精心设计和制作成精美巧致的形状，而背后却隐藏着阴暗和邪恶的念头。

这几幅图描绘的是各种不同的束缚器械。在本页右上部，可以看到束缚手腕和脚腕的手铐和脚镣，中间的装置是拇指夹或者指铐。

页中是一个笼头，可以作为一种公开羞辱人的束缚刑具（类似于上文提到的口钳与下文将描述的泼妇笼头）。

在页末是保存完好的两种拇指夹。右上图的那个拇指夹上面有一个铁环，可以连接在束缚器械上，页末的这两个可能是专为施加疼痛而设计的。

3个不同的铁笼。它们更准确地应被称为“吊笼”，尽管这个称呼多少会与绞刑架相混淆，且早期的断头机有时候也称吊笼。无论装载尸体公开示众，还是把活着的受害者锁在里面让其死于暴晒，这类奇观都助长了这些刑具的使用。

吊笼一般是一种司法惩罚，由法官强加在死刑判决中。它通常被用作惩罚叛国者、谋杀犯、公路劫匪和偷羊贼，以此震慑宵小。

这些刑具常常悬挂在公路旁。尽管它的目的是警告他人，但是公众的反应却较复杂。塞缪尔·佩皮斯对这种行动表示厌恶。基督教会反对它的理由是，对罪犯的迫害应在他们死亡之时结束。腐烂尸体的气味和景象令人不快，而且被认为能“引发瘟疫”，是对公共卫生的一种威胁。一些情况下，直到尸体的衣服腐烂，甚至尸体几乎完全腐烂掉，骨头很快会散落时，吊笼才会被取下来。

在西方世界中第一次提到贞操带（Chastity Belts），是在康拉德·凯泽尔·冯·埃赫施塔特的《战争防御工事》（Bellifortis，公元1400年左右）中，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那个时代的军事技术。书中有一幅图（见页末），还附有一句拉丁文：“佛罗伦萨的妇女们就像这样被禁锢在一条沉重的铁带里。”

有关早期贞操带的常见的传说是，它们是那些前往圣地的十字军战士所使用的，以此确保等待他们归来的妻子们的忠诚。这种说法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因为那些早期的贞操带非常令人不舒适，要让她们长时间的穿着似乎非常不可能。另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是，这些贞操带是妇女们为了免遭强奸而自己要穿的，比如在受到围攻的城市投降的时候。

“贞洁带”（Girdle of Purity）、“处女腰带”（Girdle of Venus）、“佛罗伦萨带”（Florentine Girdle）：在这个装置的众多名字中，最为大家熟知的是贞操带。腰带所造成的痛苦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右边这幅图描绘了一种设计形式，它的前面（阴道处）所开的一个孔非常小，为的是可以让人小便，除此之外即使很小的物体都难以进入。但是，上图右边的那个装置，留着一个很大的孔，只是上面布满了非常锋利的铁刺。

上图左边的那个装置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酷刑刑具，专为女性生理部位设计。这个刑具应被称作“乳房钳”（Breast Ripper）。它既可以作为惩罚工具，也可作为审讯器械。在用作惩罚之用时，它被烧成赤红，烙在未婚生子的妇女的乳房上。在审讯中，它用来穿透和刺破已定罪妇女的裸露的乳房。

这里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工艺品。贞操带是否被锁在女人们身上，由那些担心她们忠诚的男人们或者为了免遭强奸的妇女们自己决定，这关系到这些装置能否被归入酷刑的类别中。但是，不论你持何种解释，都不能不惊叹它设计之精巧和镀金的工艺水平之高超。

我们可能会把这些当作是遥远时代的野蛮遗物，但是请看以下这个事例：2002年4月，南非开普敦的Uwe Koetter珠宝公司完成并交付给一位英国顾客一件镶着钻石和珍珠的贞操带。据报道，它价值16万南非兰特，是一位未婚夫为新娘准备的结婚礼物，要在婚礼仪式上穿。

这个装置，有时候被称为“王座”，是一个类似于颈手枷的椅子，目的是固定住受害者的双脚，令其倒立。正如我们在弗朗西斯科·戈雅的这幅图中（页左）看到的，受害者一旦被锁在上面，通常会受到鞭打（请注意该图左边阴影中的行刑人），或者把水灌进他嘴里，令其窒息（图中可以看到一个水罐）。另外，在审讯过程中，会有一个审讯员（中间那个人），还有一个记录受害者所说每句话的书记员。这个刑具受到一些地区的审讯人员的青睐，因为他们的法律只允许对受刑者进行一次酷刑折磨。如果使用这个刑具，他们会宣称，他们只进行了一次折磨——尽管一次可能持续了几周。倘若小心施刑，这种令人痛苦的酷刑不仅是不致命的，而且还不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明显的伤痕。

上图：这个工具被称作“女巫蜘蛛”（Witch’s Spider）和“西班牙蜘蛛”（Spanish Spider）。这些有4个尖爪、剪刀柄的钳子是酷刑室的基本工具。它们，不论是烧的通红还是冰凉的，都能够把受害者钩起来，一般勾住臀部、乳房、腹部，或者头部（通常是用两个尖爪勾进耳朵或眼睛里）。在现在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依然可以发现它们的踪影，特别是在对女性的审讯中。

右图：经受这个刑具折磨的囚犯会被牢牢地固定住，然后把它塞入他或她的口中，慢慢拧开。这会导致牙齿碎裂，下颚骨折，最后（如果他们的脸被固定住的话）会损伤脖子后面的颈椎骨。他们不仅受到这一酷刑的折磨，还会被下巴粉碎机折磨一段时间。

左图：有很多式样的镣铐用来把重物绑在人身上：脚镣、臂铁、腰带以及各种各样的项圈。图中是一个奇特的石球和铁链的组合。被锁进这个铁项圈中的犯人，将被迫长时间携带着这个重物，时间可长达几周、几年甚至整个后半生。这个奇特的石头重达27磅（超过12公斤）。

这个刑具（左上图），每一面都布满了尖钉，它重达11磅（5千克）多，一旦锁绕在受害者的脖子上，能够持续地磨损脖子、肩部和下巴上的肉，直至伤及骨头。感染、生坏疸、化脓以及最后骨头（特别是暴露在外的脊椎）的腐烂，会致人死亡。带刺的项链（右上图）可以导致相似的后果。在右下图中，可以看到一种“戒律带”（Cilice Belt）。虽然施刑人曾经使用它折磨受害者，但更常见的用法是那些苦修者施加在自己身上。不论戴在上身还是绕在大腿或者手臂，内侧布满尖钉（该图中的有222根）的这些刑具曾经，且如今依然在一些圈子中受到宗教苦修者的青睐。左下图是一件带刺的外套。它不仅可用作一种惩罚，在一些地区，施刑人和刽子手自己也会穿着这样的衣服；这肯定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免遭到受害者的反抗攻击。

这种钉桶的惩罚相当简单直接。受害者被剥光衣服，然后被强塞进内壁有几百根尖钉的大桶里（就像图中所描绘的）。然后把大桶密封，滚下山，或者在城镇里滚动，甚至被扔进大海，在海浪中颠簸滚动，撞击在海岸上。很明显，经受这种折磨的受害者毫无生还的希望。

其实只要看过了这幅插图，对锯刑就无须赘言。下图中的那个工具通常需要两个人四只手并用，几个世纪里被伐木工和木匠广泛使用。

历史上有很多遭受这种厄运的殉道者，它与在火刑柱上被小火慢慢烧死，或者被反复浸入沸油里相比，可能更痛苦。倒立的姿势使得脑部可以得到充分的氧气，还可以避免失血过快而死亡。在锯至肺部或者心脏之前，受害者一般还有意识。

据圣经《撒母耳记下》（Samuel II）第12章第31节记载，大卫王屠杀了拉巴城的居民，男人、女人和小孩被用铁锯、铁犁和斧头所杀害，有的还被赶入砖窑里。

锯刑（与斧头和火刑一样）被自认为正义的人们当作一种处决方式，它经常被用来惩罚男性或女性的同性恋者，但主要针对男性。有很多关于这种可怕刑罚的记载，它们存在于西班牙、德意志、法国和意大利——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一直持续至19世纪。

上图——卢卡斯·克拉纳赫（Lukas Cranach）于1548年创作一幅木刻画——和下一页的图片清楚地展现了这一酷刑的实施。

这些审讯椅是审讯员使用的基本刑具。在现代社会中，它的很多改进版依然在使用，而且通过使用电力使其更具效力。

那些尖钉——甚至不带电的一些——施加在赤裸的受害人身上，后果显而易见，无须过多解释。他或她在审讯一开始就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在行刑过程中，还会通过晃动他们的身体，或者击打四肢，或者使用负重或挤压的方法来增加他们的痛苦。

右图和上一页的图片描述的是掏出内脏的情景。受害者被牢牢地固定住，然后在其小腹或胃部割开一个小口，把他的内脏绑在绞盘上。这个恐怖的过程进行得缓慢而小心，目的是在他最终死亡之前，尽可能地延长处决过程。早期基督教的几个殉道者似乎就受到这一酷刑的折磨。

这里有传说中的两种绞刑架。第1种是西班牙绞刑架，刑架上的螺杆可以收紧铁项圈，勒住受害者，令其窒息而死。第2种是加泰罗尼亚绞刑架，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根铁钉来刺穿和压碎颈椎骨，与此同时，它能够压迫整个颈部，铁项圈可以粉碎气管，从而使受害人死于窒息和脊髓神经的损伤。这种痛苦的折磨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刽子手的想法。必须记住的是，绞刑是一种公共奇观，围观民众不会满足于快速的处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刑具的工作原理有一些区别。有时，绕在喉咙上的铁项圈由螺杆缩紧。有时候，脖子后面的铁钉会被向前拧入颈部。有些情况下，铁钉刺入脖子的同时，铁项圈也会勒紧。

酷刑历史中记载的一些刑具，是以人体为模型制成的容器，有两扇门，内壁布满铁钉，可以把受害者装进去，刺穿身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常被称为“纽伦堡的铁处女”的刑具，据说它在1944年的空袭中被摧毁。

要从关于这个精巧装置的传说中甄别出事实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大部分出版资料都是以19世纪被浪漫主义和假想的流行传统所歪曲的研究为基础的。史料中有记载的首次采用铁处女处决犯人是在1515年8月4日，尽管到那时，这个刑具可能已使用几十年了。那一天，一个伪币制造者被赶入铁处女，门“慢慢合上，于是，非常锋利的尖钉刺入他的手臂，还刺穿腿部的几个地方、腹部和胸部、膀胱和阴茎、眼睛和肩部以及臀部，但这还不足以毙命；于是，在持续尖叫和号哭了两天，他才最终死去”。根据受害者的身高和判决要求的伤害性的大小，长钉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插孔里变换移动。

到18世纪，刑讯在德国慢慢被废止，所以1784年一个导游这样说到：“铁处女，这种可怕的刑具，可以追溯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Frederick Barbarossa，约1122年~ 1190年）的时代。”（虽然有将近4个世纪的误差，但是这显示了铁处女已经退隐到博物馆中）。然而，1788年的一个判决仍然在纽伦堡执行，包括吊刑与分尸、用轮子碾压、割掉舌头和双手。

“尖钉摇篮”像一个超大号的摇篮或摇篮车，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木头盒子，底部安装着摇动装置。“摇篮”的内壁安装着很多锋利的铁钉；当受害者被剥光衣服放进摇篮里的时候，猛烈地摇动它。这个酷刑的后果不言自明，无须进一步的解说。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刑具中出现了一个“钉枕”。很明显，这并不是要使受害者舒服一点，而有可能是恶毒和变态的戏剧性的产物。

颈手枷是类似足枷的一种酷刑方式。使用时把受害者的头和（或）四肢锁在里面，令孤立无助的受刑人毫无防卫能力。这个刑具可以安装在牢固的物体上，或者直接戴在身上（就像中国式的“枷号”一样），或者用链子拴在一个地方。受害者必须忍受公开的羞辱，同时，还会受到过往行人的殴打、调戏和虐待。每个戴颈手枷的人都是一个受嘲笑和攻击的目标，除非他们忠诚的朋友和家人站出来保护他们。

从中世纪早期到18世纪初的德意志，除了绞刑，轮刑是最常见的处决方式。全身赤裸的受害者仰躺在地面上，伸开四肢并被绑住。把横木放于手腕、肘部、脚腕、膝盖和髋部下面。然后刽子手会用轮子砸碎受害者的四肢和所有的关节，包括肩关节和髋关节，刽子手会小心不造成致命伤害。据17世纪一位编年史家的描述，受害者变成“一个大声尖叫的有4个触手的木偶，就像一个海怪，黏黏的、不成形的血肉混杂着破碎骨头的碎片”。随后，粉碎的四肢被“编在”轮子的辐条上，然后用木杆将轮子举起来。受害者留在轮子上，忍受着鸟啄和风吹日晒，肉慢慢地腐烂。在经过长期而残忍的折磨之后，受害者最终死去。这种死刑似乎成为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广受欢迎的奇观。

通过下落的刀片来斩首的机械刑具，尽管在文化想象中永远地与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不过在约瑟夫·盖卢定出生之前，它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14和15世纪，断头台的原型装置在爱尔兰、英格兰和意大利都有使用。几种已有的斩首刑具，比如意大利的“满奈尔”、“苏格兰处女”和“哈利法克斯断头机”，都留下了很多记载，而且比法国断头台的使用要早500多年。

页末的这幅图片描绘了一个断头台的早期原型，名为“福尔布雷特”（字面意思是“下落的木板”）。在这个刑具中，没有锋利的（甚或金属的）刀片，通过迅速一击来使身首分离；相反，这个刑具只是由几块结实的橡木板构成。在锤击的作用下，厚钝的木板边缘可以砸烂受害者的肉体，粉碎颈椎。在第一次被锤击颈部之后，受害者就可能会很快死去，从而免受长时间的折磨，但这是不太可能的。有可能的是，脖子的折断或许只是导致了瘫痪而不能引起死亡，因而，随着刽子手一锤接着一锤的猛击，受害者不得不长时间地忍受痛苦的折磨。

当人们想起拉肢刑时，这个刑具——有很多名称，但最常用的是拉肢架——立即出现在脑海中。

受害者会被用绞盘“拉长”5英寸或12英寸，这一不可思议的长度来源于手臂和腿部所有关节的脱位和拉伸、脊柱的断裂，当然还有四肢、髋部和腹部的肌肉的破裂和分离——不用说，它所造成的后果有多少是致命性的。

但在受害者被折磨死之前的很长时间，他或她，就常常在“第一轮审讯”中遭受肩关节脱臼之苦，因为他的手臂一直被拉至背后，就像纤维被过度拉伸一样承受肌肉撕裂的痛苦。在“第二轮审讯”中，膝盖、髋部和肘部的关节开始脱臼；到第3轮时它们会断裂。在仅仅两次审讯后，受害者就会终身残疾；第3次之后，他就将断肢和瘫痪，而且逐渐地，在几个小时，几天之内，各项生理机能将会衰竭停止。

图中这个刑具有带刺的滚轴，是与标准形式稍有区别的一个改进版。

“泼妇提琴枷”或者“颈部提琴枷”，是一种旨在羞辱和折磨人的一种刑具。头会套在较大的孔里，手腕卡在两个较小的孔中。这样受害者很容易被牵着和拖拉。有些这种样式的刑具是用铁链把两个琴脖子连在一块，还有其他的是用一根结实的木条把两个提琴枷的琴脖子接在一块，构成一根长的颈手枷。

铁制的这种刑具在1865年美国废除奴隶制之前一直得到广泛使用。

（另请参阅：足枷；颈手枷；酒鬼斗篷；口钳；聒噪者的横笛，羞辱面具；中国式的枷）

这个刑具被称为聒噪者的横笛或长笛。很多这种形式的乐器（木制的、铜制的或者铁制的喇叭、长号、双簧管、竖笛）在16 ~17世纪广泛存在——尽管在更早或者以后的时间里也发现了这种刑具。铁项圈锁在受害者的脖子上，而受害人的手指，如同那些演奏音乐的人那样被卡在长钳的槽口里，并用力挤压，力道小则令人不适，大则让人难以忍受。

它实质上是一种颈手枷，在公开示众的时候使用，让受刑者接受公开侮辱，造成的后果一般是心理的痛苦折磨，偶尔也会致人死亡，所有经受这种刑具的人都面临着这样的命运。它适用于相对较轻的犯罪和过错，比如扰乱治安。在意大利，它常常用来惩罚那些狂欢与喧嚣的人——在宗教节日期间的一个教堂前面。“聒噪者的横笛”这个词出现在多个18世纪波洛尼亚的档案中。

犹大尖凳（Judas Cradle）可怕的行刑过程，从中世纪到现如今在实质上依然没有改变。如图（上页的下图）所示，受害者被吊起来，身体被置于凳子的锋利尖端上。这个尖端可以置于肛门处、阴道里、阴囊下或者尾椎下面。

根据审讯员的意思，随后行刑人将让受刑者负重，重量可以在从零到整个身体的体重（甚或添加更多的重物）之间来调节增减。还可以晃动受害者，或者让他反复坠落在尖凳上。当然，他们还可能被无限期地留在这个“歇息”的地方。

犹大尖凳在意大利也称“犹大摇篮”，在德国是“犹大摇篮床”，但在法国，它也称作“守夜”（这大概是因为受害者会饱受折磨地吊在上面整整一夜）。不论它是否做了“改进”，比如通电的腰环和尖凳顶端加装带刃的尖端，在现代，这种形式的酷刑和审讯依然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大量出现。

各种各样的钉子是酷刑室的必备利器。这把椅子是一个牢固的木制结构，上面密密麻麻安装了2000多根铁钉，这种简单而恶毒的设计能对受害者施加剧痛。

受刑者经常全身赤裸，被用皮带、木板和（或）铁铐牢牢地绑在椅子上。随着施刑人用力地把囚犯往长钉上挤压，生锈的利钉刺透皮肉所造成的痛苦逐渐加剧。用它的一些变化形式（没有长钉）来束缚住受害者，这样施行人就能轻易地往他（她）脚上涂上滚烫的猪油或其他油。

有时候“椅子”是铁制的，可以在下面生上火，从而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请留意左上图，带钉的木板是为了扣紧受害者的小腿，使椅子上的长钉紧紧地刺入小腿。第2块木板可以垫在受害者赤裸的脚掌下面。

现代的一种“改进版”通过有计划地向椅子输送电流来行刑。

这两幅图描绘的是军队中各种各样的刑罚，它们被施加在犯下各种不同罪过的士兵身上，作为维持军纪的一种手段。

在战场上，与正式法律程序相比，简易即决的刑罚更受青睐。关押囚禁的设施比较有限，因此每个被解除职务的士兵对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个额外的负担。

最常用的战地刑罚是让罪犯戴上镣铐，然后锁在一个牢固的物体上，通常是大炮的车轮或者其他类似之物。禁锢一般是一天两个小时，最多也就是4天中有3天，或死刑前被禁锢21天。这一刑罚常被称作“十字架刑”，而且具有羞辱性，因此被很多士兵看作是不公正的。

第2种常用的战地刑罚与之相似，罪犯戴上镣铐，只是并不被锁在结实的物体上。这两种刑罚均由军中执法官执行，除非罪犯的连队在行军途中接到命令，这时会由他自己所在的部队对其施刑。

左上图描绘的是“原始的种族”采用的野蛮酷刑。该图是典型的宣传画，用来强调和支持西欧人从16和17世纪开始的殖民扩张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图中所谓的“野蛮”证据的诸多酷刑其实在欧洲同样能够找到。从图中可以看到锯刑、刺刑、火刑、活埋、割掉眼睛或耳朵、笞蹠刑（鞭打脚底）。

下图是一种在东方国家经常采用的刑罚。从图中可以看到一次使人变跛的行刑场景，受害者的跟腱被割断，这样他就不能行走或站立。这一刑罚可能施加在企图逃跑的奴隶身上（至于一个不能站立的奴隶还有什么用，就不得而知了）。

往昔犹若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的人行事与吾辈不同。

——L.P．哈特利，《幽情信使》

（L.P.Hartley，The Go-Between）

理智沉睡，恶魔诞生。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

这种公开处决方式是一种缓慢的折磨，犯人被迫长时间蜷缩在这个吊笼里，忍受着饥渴、脱水、曝晒，无望地等待着死神的造访。

那些只会欺小凌弱的懦夫，

一遇相抵的对手和些微的痛楚，

总是第一个畏缩。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引言

施刑人是一个无法言喻的魔鬼。你在黑暗中转个弯，就会碰到他。你惴惴不安、行尸走肉，你麻木不仁、了无生气，但终究逃不出他的魔掌。现在轮到你了……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

序言

马克·P·唐纳利（Mark P.Donnelly）和丹尼尔·迪尔（Daniel Diehl）合著的《人类酷刑史》中译本即将付梓，出版社邀请我为之撰写中文导言。本人结合自己掌握的知识，乐意在此谈点阅读感受，以期对中文读者的解读有所裨益。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通俗史学热”逐渐滥觞、升温，衍生出以满足大众需求为主旨的文字、图像历史叙事。历史学开始走出“青灯黄卷”的“象牙塔”，步入诸多的寻常百姓家。在西方，通俗史学之文字作品常被称之为“叙事史学”，所涉及的范畴十分宽泛，包括文化史、战争史、地方史、科学史、家族史、考古、历史名人传记等方面的内容。从事这类作品写作的人既有新闻记者、民间学者、政治家、戏剧家、小说家，也有研究机构和大学中的专业史家。他们在作品中远离深奥的学理阐发，摈弃枯燥的论证，以浅显简明、生动活泼的方式来书写，赢得大众的倾心关注。这部《人类酷刑史》正是当代西方通俗史学日益兴起、广泛流播的产儿。

本书的两位作者，正是有着深厚专业学术底蕴的著名的美国“通俗史学”家。马克·P·唐纳利曾在约克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中世纪考古学博士学位。他不仅勤于治史，出版了多部历史著作，同时更热衷于史学传播的大众化，先后为《历史频道》、《发现频道》、BBC等制作了近200个小时的历史档案类的电视节目。丹尼尔·迪尔是一位有进取心的文化史学者，尤以历史叙事见长。他曾为多个出版社工作，编辑和撰写了关于中世纪家具、美国海盗等不少著作。他自1995年以来就一直与马克·P·唐纳利合作，两人不仅协同录制历史类电视节目，还合撰有《邻人相食》（Eat Thy Neighbour:A History of Cannibalism）和《伦敦塔传奇》（Tales From The Tower of London）和《中世纪庆典》（Medieval Celebrations）等著作。这部《人类酷刑史》的问世，正是他们两人在西方“通俗史学”领域中的新建树。该著自2008年出版以来，声誉鹊起，多次重印，甚至成为美国很多大学“变态心理学”课程的指定读物。

《人类酷刑史》之所以受到社会大众乃至学术界的广泛青睐，依我之见，主要是在于它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突出优点：

首先，该著具有宏阔的历史视野和厚重的知识基础。本书以不长的篇幅，比较系统地考察了自古代到20世纪酷刑实施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嬗变，涵盖了古代东方、古希腊罗马、中世纪西欧、近现代西方以及前近代时期的中国、印度、日本、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列举了历史上五花八门的让人惨不忍睹乃至闻所未闻的酷刑。此外，书中附有很多有关刑具、刑场的插图，如木刻画和照片等，给读者以一种直观逼真的感受，让人读后印象深刻、心有余悸。作者的叙事并未停留在酷刑对受刑人的身体残害和生命终结上，而且更进一步地通过一些特殊酷刑的剖析，揭示了其对受刑人的肆意的精神羞辱与兽性蹂躏，由此给他们的人格和心理带来无以复加的重创。这样的揭露，也给读者带来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让人对酷刑的“兽性”有更深刻的体悟。

其次，该著在叙事过程中，突破了西方学术界长期潜存的文明发展史上所存在的种族、地域上的思想偏见，秉笔直书地进行历史叙事。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化优越”论或“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熏陶下，西方人一直都以其“光荣”历史而自豪。古典希腊的民主制，中世纪英国的“大宪章”乃至近代英国革命，清教徒建立北美殖民地，乃至近现代西方社会，都在西方人的笔端下被过度“文明化”。而该著则敢于冲破这样的思想传统，叙述了在这些时期中所存在的西方人对于殖民地人民，西方人对西方人自己的一些非人道的酷刑。该著指出，在西方，酷刑作为一种刑罚手段，一直沿用到18和19世纪。随着启蒙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刑罚改革的深入，情况才有所改观，流放和监禁逐渐取代了酷刑。不过酷刑还是时有出现。笔端所指，不仅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受到批判，而且美国在“9·11事件”后的反恐行动也受到责难。诚如该著作者所言：“我们是历史学家。因此，像任何优秀的历史学家一样，在确定把哪些惩罚和肉体虐待的方式收录这本书中时，我们决定采用一种完全客观和实用主义的方法，实事求是。”这样的不囿于偏见而求实求真的学术理路，集中地彰显了历史学家的优秀品质，而基于这种理路所揭示的西方世界各个时期的酷刑现象，对于广大读者认识西方文明史演进的曲折历程，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再次，该著中浸润着作者浓烈的人文精神和鉴史取向。该著对历史上林林总总之酷刑刑具的复杂的设计、使用的探讨，对不断翻新的血腥行刑场景的描述，并非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去猎奇历史，而是为了对那种残暴践踏生命和人性的野蛮行为进行激烈的批判。该著认为，酷刑既是刑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施刑人为了获取其所需要的信息的一种残忍手段，而从根本上说，则是残暴的独裁者为了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在行文过程中，该著每每分析历史上滥施酷刑的阴暗动机，揭露施刑人的种种暴行，批判麻木不仁、助纣为虐的卑劣人性，处处透现出其对蒙难者和受害者的现实人文关怀。同时，该著也对现代社会中不时出现的酷刑现象深感忧虑。该著认为，当代社会虽然日益文明化，但酷刑仍然不同程度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顽固地延续，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也难以幸免。为了消除酷刑，就应该了解酷刑的历史，以史为鉴，警醒世人。由此，该书强调：“如果我们忘记历史，拒绝历史——正如一些西班牙人拒绝承认宗教裁判所真的那么恐怖血腥一样，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否认阿道夫·希特勒的死亡集中营——那么我们注定会重蹈历史覆辙，暴行将会重现。”正是由于贯穿了尊重人性的人道观和鉴古知今的责任感，该著给读者提出了一个沉甸甸的问题：“对世界上的惨状和不公熟视无睹助长了非人道行为的继续存在吗？熟视无睹能否被看作是一种默认或者接受呢？”“是否真的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说的：‘恶人得胜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观？’”这样的观点和问题，无疑会将读者带入一个深层的理性思考。而这正是该著中所蕴涵的最珍贵的思想价值。

无可讳言的是，《人类酷刑史》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其一是在历史内容的分布上，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不均衡。或许是由于某种宗教信仰上的忌讳，该著几乎没有涉及伊斯兰世界中的相关状况，个中缘由当然可以理解。但历史上的蒙古人国家、印第安人国家、拜占庭帝国等地的情况没有囊括其中，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其二是该著中的个别史实叙述存在错误。如在叙述1381年英国农民大起义时，该著称国王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让农民享有更多自由和废除农奴制等承诺有诚意，而义军领袖泰勒刺杀国王未遂，命陨阶下。其实，只要翻检一下这个时期英国的编年史，即可发现这样的叙述并不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实际。

综上所述，《人类酷刑史》虽然存在着某种瑕疵乃至缺陷，但无疑是一部优秀的通俗史学著作。它对历史上五花八门的酷刑的根源、表现乃至作用的解读与批判，它所包含的人文道德良知和鉴古至今取向，对于广大读者多角度地理解人类文明史发展演进的复杂而曲折的历程，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的健康而合理的建构，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因此，笔者相信，《人类酷刑史》中译本的出版，将会引起广大中国读者的热情关注。

孟广林

2012年7月15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作者序

在编写本书的几个月里，我们多次被问及，为何过去几年间我们的作品选择了这种可怖的话题。本书紧随我们上一部关于人食人的《邻人相食》（Eat Thy Neighbour History Press,2006年）面世，无疑又会惹出此类疑问。一位学者甚至建议我们把本书命名为《邻人相暴》（Beat Thy Neighbour）。撇开其中幽默不谈，作为历史学家，我们认为历史所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并不全是令人愉悦的。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经说的：“不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在他的箴言的指引下，我们着手写作此书，本书内容引人入胜，且为探究人类更深刻的本质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本书并不纠缠于政治术语，亦不拘囿于某些自相矛盾、无法辨明的模糊概念，而是试图解析所论主题的原因和方式。欣闻《邻人相食》被很多美国大学指定为变态心理学课程必读书，我们备受鼓舞，更觉得应把这种研究继续下去，并希望《人类酷刑史》也能够广受欢迎。

写作此书时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找到一种关于究竟什么才构成酷刑的共识。在《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中，对实际中的肉体酷刑与所谓的“残忍的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没有作出区分，公约认为，酷刑是任何一种导致持续精神伤害（即我们有时所称的“创伤后压力综合征”）的审讯方式。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似乎认为，几乎任何剥夺行动自由的行为，如把受害者捆绑在墙上或者简单的监禁，都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因而构成了酷刑。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则认为，只有旨在制造长时期肉体的或精神的伤害而强加于人身的行为，才能称为酷刑。通过以上比较，酷刑的定义就变得明晰了。与为出版社和公共研究机构编著官方报告的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不同，我们不是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人权活动家，也不是试图为审讯方式辩护的行政或军事组织的成员。我们是历史学家。因此，像任何优秀的历史学家一样，在确定把哪些惩罚和肉体虐待的方式收录这本书中时，我们决定采用一种完全客观和实用主义的方法，实事求是。

本书并未收录20世纪发明的林林总总的酷刑。对于可怕的纳粹德国毒气室和曾经风行的电棍，几乎每个有社会常识的人都很熟悉，因而没有收录书中的必要。对过去几个世纪众多社会所采用的五花八门的酷刑方式，本书进行了一番更为详尽的考察。从这些丰富的参考资料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政府对犯罪嫌疑人和国家的敌人施加酷刑有两大根本原因。第一，通过逼迫犯人招供，或者通过常见的方式，即逼迫囚犯揭发真实的或者臆造的阴谋中同谋者的名字来榨取信息。第二，酷刑作为一种惩罚形式而使用。虽然酷刑作为惩罚已不如它在两个世纪之前那么常见，但是，它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和文化中仍有留存，这令人不安。用大赦国际的创始人彼得·班奈森（Peter Benenson）的话说：“尽管酷刑遭到禁止，但世界上2/3的国家仍在秘密使用。很多政府依然允许其官员不受追究地非法滥用酷刑。”

无论如何定义，酷刑仍然在几乎每个地方或大或小的范围内存在，并且只要警察不得不从犯人口中获取信息，它就可能继续存在。如果没有了暴力手段和监禁的震慑，实际上没有犯人会招认他们的罪行，社会将会彻底崩溃。

尽管我们对书中所论及的问题没有提出解决之道，但我们诚挚地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使您（亲爱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人类自古以来就一直迷恋酷刑的使用。人类如此而为是一个事实。实际上，2000多年以来，我们人类就明白严刑拷打下的供词几乎毫无价值，酷刑作为惩罚对震慑犯罪也无济于事，这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可怕与可悲。

在道出了我们又一次选择这一严肃话题的一些理由之后，留您安静地品味本书的其他内容。我们发现，过于冗长的序言本身就是一种对他人的最过分和不文明的折磨。在您对书中所记录的恐怖事情进行阅读时，还望明了，文中所述的刽子手都是技术娴熟的行家里手：读者在家中切勿模仿。

马克·P·唐纳利

丹尼尔·迪尔

第一部分

酷刑：动机、方式和疯狂

酷刑一词使用的如此频繁与不恰当，从而在详细考察酷刑的使用之前，有必要准确地定义其含义：或者更具体地说，要廓清该词的众多定义所引发的混乱，从而恰如其分地确定我们所言之“酷刑”的含义。与通常的理解不同，所有形式的惩罚，甚至当它涉及身体虐待时，也不能被看做酷刑。第13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annica）这样解释酷刑：“酷刑（Torture），源于拉丁语‘torquere’（扭曲之意），是对变态的才智所设计的造成疼痛的众多方式的一种统称，尤其指被古代和现代的欧洲文明国家的法律所采用的。”按照这种观点，酷刑常常适用于以下两个目的：

1.定罪前抑或定罪后，从证人或者被告那里获取证据的一种方法；

2.惩罚的一部分。

第二种使用较早，而作为一种搜集证据的方法，其功能则由法律专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韦伯斯特新大学词典》（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对它的解释更简明扼要：

1.为惩罚、威逼或获得施虐快感（通过火烧、碾压或伤害）而施加剧烈的疼痛；

2.肉体或精神的极度痛苦；

3.通过制造令人难以忍受的苦痛来惩罚或威逼；

4.制造痛苦，折磨拷问。

用这些基本的前提作为开篇，我们立刻便知，肉体残害，必须为达到一些特定的目标而施加时，才被当做酷刑。如果一个街头犯罪团伙攻击、殴打和有计划地虐待某人，严格地说，他们没有对受害者施以酷刑。诚然，他们殴打受害者，可能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但是因为他们的行动不是任何行政的、军事的或者司法机构所授意，故而，这种殴打不是技术层面的酷刑。另一方面，做出同样暴行的一伙革命游击队员实际上则是在施以酷刑。一个简单的野蛮行为与完全的酷刑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有无更高权力机构的授权。这个定义的一个内在的却很少言明的含义是，当酷刑是国家机关授权进行的时候，它具有一定的合法性。通过把酷刑引入法律制裁中，那些实施政府所授意的酷刑的人有了开脱个人罪责的借口：“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已。”

正如我们将会不断看到的，那些认可使用酷刑的政府往往是虚弱的和心怀恐惧的（譬如最早期的原始社会与现代第三世界中的独裁统治）。在后一种情况下，或出于忠诚，或只是为了让民众安分守己，通常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上存在一心要毁灭这种“制度”的大阴谋，必须在它们颠覆社会之前将其制服。这些宣称即将毁灭的耸人听闻的种种言论时常是一种使人民处于长期恐惧状态且更易受到控制的好办法。它也是一种使领袖受民众欢迎的有效手段：首先他会通过描述这种含糊的、莫可名状的威胁来营造恐怖气氛，然后着手逮捕、拷打和处决尽可能多的阴谋分子以摧毁威胁。当然这种威胁不可能真正地被消除：因为它自始至终就不存在，或者因为一旦“敌人”不复存在，那么领导人可能会失去对权力的掌控。

最早期的酷刑通常是一种惩治手段。在原始社会中，所有人都寿命短暂、野蛮、残忍，所谓的法律其实就是施以惩罚。当一个罪犯或者违反公认的道德准则的人公开受到鞭笞、折磨，或者被残忍地处死、摧残，其结果是法律得到维护，社会安定有了保证，善良守法的人们能够安然入睡。这些有法必依的生动范例通常可以取悦民众，使他们对事情的“正当性”有良好认知。它既是一种廉价的娱乐，同时也是清除政敌的有效手段。

几千年以来，数以千计的文明潮起潮落、兴衰更迭，但是酷刑的使用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对酷刑和惩罚最早的使用往往是心理层面的。受到怀疑的党派或者被征服的群体被指控有罪，遭到逮捕和惩罚。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随着酷刑的动机从简单的惩罚变为榨取信息的手段，酷刑的实施过程也随之完善。受刑者首先被送到酷刑室，施刑者向他们展示即将施加其身的刑具。为了吸引受害者的注意，他会夸大其词地描述整个刑讯过程。随后将犯人带回牢房，留出时间让他们好好思量一番。除非蠢笨如牛，多数人都能想象酷刑的严苛，因此唯一的打算就是立即供出自己知道的一切事情以及不知道的很多事。但是，偶尔也有人意志非常坚定，也有一些人自知命运已定，即不论他们招供什么，都会受到严刑拷打。

1307年，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lip IV）在教皇的倾力支持下以异端罪名大肆搜捕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成员。他真的相信他们是异端吗？或许并非如此。他欠他们一大笔债务且有心赖账吗？正是如此。但是如果直接坦白自己的动机，国王的颜面何在？于是，菲利普把几千名圣殿骑士逮捕，投入监狱，对他们严刑拷打、劝诱、禁食，他们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最后招认了臆造的、无比荒诞的指控。他们一旦招认，菲利普就可以随意地对他们定罪、审判、处以火刑，然后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几乎所有圣殿骑士随后都拒认这些屈打成招的口供，但是木已成舟，大势难以挽回。这个屈打成招的范例只是本书所考察的几百个实例之一，这一事例可使酷刑利弊简明易懂。酷刑经常用来套取口供或者其他信息——几乎每个人都会供出能够使苦痛停止的任何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酷刑只有一个可能的结果——榨取信息或者施加制度所需要的惩罚。在第一种情况下，施刑人（Torture Master）将会持续使用酷刑，直到对方供出被要求坦白的内容，否则将被折磨致死。很容易看出，这一过程其实存在缺陷。事实上，如果审讯者真想知道实情，酷刑会适得其反。自古以来的立法者、哲学家和僧侣都意识到并承认了这一令人悲哀的事实，但是总体来说，他们赞成而且使用酷刑来获取口供和惩罚。这是何故呢？因为酷刑的真实目的不是使真相大白，而是确保定罪。酷刑之下的每个人迟早会招认，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真的违法犯罪，即使没有做这些事，他们还是会承担这些罪名，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偶尔也有受刑者能够克服恐惧和长时间的疼痛，使迫害者的目的不能得逞。

在16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tion）恣意妄为的时候，一个名为玛利亚·德·柯茜卡（Maria de Coceicao）的葡萄牙妇女被指控为异端，遭到逮捕，她被送至酷刑室拷打。为了避免四肢被拉断，柯茜卡夫人很快招供，但是一从刑具上脱身就立刻反口。第2次受刑的时候也同样如此。这种情况反复发生：为了使疼痛停止而招供一些东西，刑讯一停止就反悔。在这个案例中，柯茜卡非常聪明，也极其勇敢，她告诉施刑人：“一旦酷刑停止，我将否认拷打下所招认的所有事情。”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其他数以万计的受害者相比，玛利亚·德·柯茜卡要幸运得多。她被公开鞭笞，判处流放10年，她坚定的勇气使其免遭在火刑柱上烧死。那么她是否对审讯者坦白了什么事情吗？也许不是。我们很容易推测到这位审讯官其实知道酷刑不能查明事实。可是像他们这样的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为什么还干这种勾当呢？因为它是现行制度的一部分，能够帮助当权者巩固地位，使民众安分守己。

奇怪的是，自1215年《大宪章》（Magna Carta）颁布以来，英国把为了挖掘信息或获取供词而使用酷刑视为非法。我们说“奇怪”是因为，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犯有拷打臣民的罪行——它们只是从不承认这个简单的事实而已。1583年，托马斯·史密斯（Sir Thomas Smith），随后曾担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的国务大臣，写道：

酷刑或刑讯——根据民法条例和其他国家的习惯，严酷地折磨犯人，从而使其坦白罪状或者供认同伙——在英国没有被采用……（因为）我们国家本质上是自由的……而且它不会容忍殴打、奴役、监禁拷打和惩罚。

史密斯爵士写下这些——毫无疑问十分诚恳——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再没有比16世纪的英国更盛行酷刑了。许多英国国王和他们的政府对臣民施以酷刑，同时完全否认所做之事，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其实很简单。只有在国王批准的时候才允许使用酷刑，而国王在现实中高于法律，他们的话可以取代任何成文法。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V,1625~1649年在位）时期出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案例，显示了一个人如何试图克服英国法的这个技术“缺陷”并挫败了施刑人。

1628年4月，刺死白金汉公爵的约翰·菲尔顿（John Felton）被逮捕，按英国委婉的说法是被“提交审讯”。菲尔顿的犯罪事实明确无疑：他在一大群围观民众面前行刺，被民众当场制服并扣押，直到被正式逮捕。法庭面临的问题是，菲尔顿究竟是单独作案还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像平时的类似案件，法庭假定菲尔顿在刺杀时是独自一人，但在拟订计划时肯定有人协助。在多塞特伯爵（Earl of Dorset）对他进行首次审讯时，菲尔顿被告知，除非说出同党的名字，否则会受到严刑拷打。菲尔顿随之对伯爵说道：“尊敬的爵爷，我不相信这是国王陛下的意思，因为他公正仁慈，不会让他的臣民遭受非法的酷刑。”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鼓起勇气，随后补充说：“另外顺便告诉您，尊敬的多塞特伯爵阁下，若我受到拷打，将会指控您是我唯一的同伙。”多塞特明显地进退维谷、骑虎难下：酷刑之下的供词被认为是绝对真实可信的，可他却不愿被菲尔顿拉着一起掉脑袋。他请示了查理一世，国王知道这个情况后，命令在法律所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折磨菲尔顿。因为国王没有特别批准施加酷刑，因此这个难题就留给12名法律专家组成的小组自行揣摩：“依据法律，菲尔顿不应受到酷刑对待，因为这种惩治方式不为大家所知，也不为法律所允许。”菲尔顿挑明了一个“古老而快乐的英格兰”生活中的最荒诞的事实，从而免受了残酷的拷打，但这并不能挽回他的性命。1628年11月28日，他被处以绞刑。

尽管对查明真相没有用处，酷刑还是总能撬开人们的嘴巴。在施刑过程的背后，如何从心理层面上运作，古代和中世纪的施刑人可能知之甚少。正如我们在书中所提到的，要说服一个潜在的受刑者开口，第一个步骤中的一个方法是向他们展示刑具。这种方式贯穿整个刑讯过程，审讯官通常并不真正使用酷刑。这些被看做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的组成部分。它因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起劫持人质事件而得名，当时两名银行劫匪劫持4名人质长达6天，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说明了这一过程，即受害者的意志陷入崩溃之后，他会配合劫持者。这个过程包含两个不同的步骤，首先是重塑被囚者的正常思想意识：

被囚者逐渐相信逃跑是不可能的，他们形成了这种看法——不论正确与否——他们的生死取决于囚禁他们的人。

囚禁他们的人通过无足轻重的小恩小惠获取被囚者的信任。

被囚者与世隔绝，与外界难以取得任何联系。

一旦受害者完全失去判断力，意识到他们的生命依赖于施刑者的宽仁，他们会被送入审讯过程的下一个步骤：要使他们招认，或者提供一些逮捕他们的人想要的信息。

受害人受到肉体的（有时是性的）虐待，从而使他们感觉更加的虚弱。

被囚者通常被关在黑暗的地牢或囚室，丧失了对时间和方位的正常感觉。

被囚者没有任何隐私。守卫在任何时间能以任何理由干涉被囚者的活动。

只有囚禁他们的人认为是必要的时候，才会给他们食物。

当囚犯置身于这种境况，会在不可预知的时候受到拷打，从而失去了掌控自己生命的任何感觉。那个通常坐在他旁边、准备听到“供词”的人控制着囚犯和施刑人。这个人不仅是所有痛苦的来源，也是能让疼痛停止的唯一途径。一旦受刑者想要回答审讯者的问题，施刑人就会被制止。

随着这个程序渐次完善，从逮捕到监禁，以及向受刑者展示一个人被慢慢地挤压、火烧、煮沸或撕裂，通常在实际中并不需要真的对受刑者进行拷打。他们自己的恐惧心理会做出施刑人理论上所不能达到的事情。从Fr·约翰·杰拉德（Fr.John Gerard）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份对审讯程序如何运作的个人描述，他是一名耶稣会教士，因为涉嫌参与未遂的盖伊·福克斯火药阴谋，在1605年以颠覆国家罪被逮捕。阴谋分子妄图炸毁议会大厦，杀害英国政府和詹姆士一世（James I）王室的全体成员。这不是杰拉德第一次触犯法律：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期的1597年，他因相同罪名受到逮捕，因此他已经熟悉了当局的审讯程序。他对嫌疑犯被逼迫招认罪行的叙述，成为现存的描述这一时期伦敦塔酷刑室的第一手资料。

图为一个中世纪酷刑室的内部设施。拉肢架、滑轮、漏斗、脚镣在其中很显眼。它或许是宗教裁判所的刑讯室，因为里面有两个十字架和供言薄。

我们排成肃穆的一队走向酷刑室，看守们举着蜡烛走在前边。酷刑室在漆黑的地下，各种折磨身体的器械和刑具摆在阴暗的门口附近，触目惊心。他们指着其中的一些，告诉我马上就会品尝到其中的滋味。随后他们再次问我认罪不认罪。我说：“我是无辜的。”

杰拉德神父因顽固不化而受到折磨和拷打，不过后来他想方设法逃离了那里，流亡到相对安全的欧陆。

在杰拉德神父暗室惊魂的仅仅5年之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被一个名叫弗朗索瓦·拉瓦亚克（Francios Ravaillac）的人谋杀。像他的前辈菲尔顿和杰拉德一样，拉瓦亚克自然被假定为一个大阴谋的冰山一角。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拉瓦亚克在被拷问出同伙之前就受到审讯，被判死刑。他明白最终都难逃一死，所以并没有期望通过供出同伙姓名以免除死罪。由于没有提供能使犯人开口的任何好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对其施加难以忍受的痛苦来撬开他的嘴。尽管他在法庭上供认自己是单独行动，拉瓦亚克还是被押到酷刑室，受到“木靴”（brodequin）——用大锤把沉重的木楔钉入腿部肌肉的酷刑——的折磨。

根据法庭记录，当第2根木楔钉入时，拉瓦亚克尖叫道：“我是一个罪人。我发誓，我所知道的都已经交代了，我向上帝和法庭坦白的都是实情；我所说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一位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忏悔室的一个神父）。我所要说的是……请法官不要使我的灵魂陷入绝望。”酷刑继续实施，但是拉瓦亚克一口咬定凶手只有他一个人。最后，腿已经残废而不能自己登上刑台的弗朗索瓦·拉瓦亚克因谋杀罪被处死。

真正的酷刑一旦开始，只有那些具有难以想象的坚定意志的人、因盲从而精神错乱的人或者由于特殊癖好而乐在其中的受虐狂，才会拒绝招认审讯者想听到的内容。在酷刑已成为常态的那些社会，每个人都清楚，如果他们被逮捕，肯定迟早会招供。在16世纪中叶的波希米亚（Bohemia），斯堪瓦伯爵（Baron Scanaw）被控为异端，遭到逮捕。他被告知，如果不主动供出同伙的姓名，就会被一直拷打，直到开口为止。当狱卒来到牢房要把斯堪瓦伯爵拖到酷刑室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割断了自己的舌头，不省人事了。他身旁有一张字条，上面写道：“我之所以做出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是因为无论使用何种手段或酷刑对付我，我都不会认罪，或指认其他人，但在拷问架的痛苦折磨下，我可能会说谎。”勇敢的斯堪瓦可能使其朋友免于和他一样的遭遇，却不能挽救自身。由于无法再开口，他被活活地折磨致死。

图为花样繁多的酷刑工具。这些幽冷的刑具，不论是常见的还是奇特的，在闲置时似乎温顺无害。倘若目光从该图左上角按顺时针方向游走，我们依次可以看到链枷（或鞭子）、猫爪、贞操带、肢解斧、漏斗、绳索、镣铐、指枷、膝盖粉碎机、大剪刀、钉齿网状耙、带刺的腰带（或带刺的链枷）。

这幅图描绘的是“挤压刑”。受刑者被迫平躺在一个锋利坚硬的刀刃上，它正好放在肩胛下面。他胸口的木板上的重物不断增加，直到他说出行刑者希望听到的事情。请注意，在背景中还有一人双脚被置于足枷或者倒置的椅子里——或许他就是下一个挤压刑的受害者。

在为诱使嫌疑人开口而特别设计的最简单、最奇特的酷刑中，有一种“挤压刑”（Pressing）。依据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律，只有当嫌疑人坦率承认自己的罪行时，他们才会受到正确的对待。犯人们拒绝认罪时最让人伤脑筋，因为如果他们认罪，其财产就会被国家没收。如果他们拒绝认罪，很可能保住自己的清白，这样他们的财产会被传给法定继承人。对政府而言，在处死敌人之外要想得到尽可能多的满足（和利益），必须使疑犯认罪。“挤压刑”其实非常简单，将受刑者平放在牢房或酷刑室的地面上，拿一块门板压在他身上，并在门板上堆上越来越多的石头（或其他重物）。不到一分钟的工夫，受刑者就会呼吸困难，随后窒息。由于该刑主要目的是套取供词，因此重量是一点一点地增加的：如果受害者在认罪前暴毙，他的田产仍归其家族。窒息死亡非常痛苦，只有意志最坚强的人才能抗得住重压和呼吸困难的双重痛苦，因此可以确信，为免受痛苦，受刑者必然会开口。有记载的最后一个使用挤压刑以榨取信息的事情，发生在1692年马萨诸塞的塞勒姆镇的巫术审判中。在那个时候，与之前很多类似案例一样，受害者选择拒不承认这一完全捏造的罪名。

不论是否有效，酷刑都能使一个人认罪或揭发自己的同党（真实的或凭空想象的）。当酷刑被用做一种惩罚手段时，一定会奏效。它或许不能阻止其他人犯罪、减缓不断增长的犯罪率，亦不能改造受惩罚的人，但是在依法进行惩罚这个意义上，它完全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且几乎每个案例中，惩罚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的，政府需要给予民众一种持续的信念：他们的政府是在“严惩犯罪”。

准确界定哪些形式的惩罚是酷刑是一件麻烦事。在从一个囚犯那里获取所需信息的整个过程中，由于无辜者没有信息要交代，而真正的罪犯则不愿意供出他们知道的信息，因此审讯的每个阶段都很有可能施用某种形式的酷刑。另一方面，就其本质而言，刑罚意指罪犯会被或轻或重地处罚。惩罚的程度由罪情决定。不论何罪，只要破坏了社会规训，必须实施某种形式的惩罚，如果这个国家的法律得以维护，公众就会相信他们的政府在履行职责。倘若不能遵循这个简单规则，社会就陷入混乱，最后不可避免要崩溃。

那么惩罚什么时候成了酷刑呢？毫无疑问，当罪犯被以一种极其痛苦的方式缓慢处死的时候，完全可以说他们是死于酷刑。轻微惩罚是否被法律认定为酷刑，只能由当时的社会风俗决定。在古代世界，即使是在最安定的时候，生活也是严苛和残酷的，当时只有3种基本的刑罚：鞭刑，用于惩治轻微犯罪；“以眼还眼”的报复性惩罚，针对较严重且不构成死罪的犯罪；最后一种刑罚最严酷：死刑。施鞭刑时，可能使用一根棍棒、粗藤条、简单的皮鞭，或者使用由鞭尾缀上锋利金属条的皮带制成的九尾猫（cato-nine tails，亦称九尾鞭），这要取决于罪行轻重以及社会规范严酷与否。

图为公开的鞭刑。迟至18世纪，这种场景在整个欧洲相当常见。图中的受刑者是一个女人，正被人用几束树枝鞭打着（尽管双手被捆绑并吊起来已经十分令人难受了）。鞭打她的男人很可能就是她的丈夫，他有权对她的泼妇行径或不忠行为施加这种惩罚，不过也只是在鞭刑是公开进行的时候才如此。

在酷刑惩罚过程中，常常伴随着羞辱和侮辱的理念。羞辱的整体理念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就已消失，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城市人口过剩引发的匿名性，以及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瓦解。以前则并非如此。那时候人们居住于一些小型的社区，人人相互熟识，对彼此的行当一清二楚，这可是一个进行百般羞辱、摧残人心的好舞台。小型的封闭社区从文明初到18世纪晚期一直存在，在这样的社区里，当一个人逾越了社会可接受行为的界限时，朋友、邻居和家人都拒绝与之交谈或生意往来，这绝对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另外，罪犯宁愿到阴暗的地牢里待上几个月，一个人遭罪，也不愿在整个社区居民的围观下被鞭打，遭受公开羞辱。

与轻微犯罪一样，对更严重犯罪的惩罚主要是由这个社会的文明或野蛮的程度决定的。自人类社会肇始以来，很难发现惩罚形式有任何文明化的迹象。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下一部分中讲到的，古代埃及的文明程度相当高，但是4000年或5000年之后，即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所采用的惩罚却恐怖到令人难以置信。炙烙、肢解、剥皮、拔舌、把人扔下悬崖、从活人身上剥皮和挖出内脏，都是早期欧洲社会常见的惩罚。文明似乎倒退了。实际上，它完全没有退步。正如我们上文所讲到的，与一个不稳定的社会相比，稳定的社会往往更不容易产生酷烈的刑罚。古代埃及社会稳定、组织良好，由法老和祭司统治，二者并不时刻担忧自己的权力会受到挑战。另一方面，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社会激烈动荡，往往由当时最强大的武士领导。对这些常怀忧惧的领导人来说，每个违法者都提供了一个杀一儆百的好机会。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整个欧洲的刑罚制度仍然像1500年之前的罗马帝国那么冷酷。下面这个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些是18或19世纪的脚镣，当时越来越多的人道主义者对囚犯境况的关注影响了人们对关押或监禁的看法。这些脚镣很明显是为长期使用而设计的，即为犯人减少了痛苦，又能保持禁锢。

10世纪后期，英格兰温彻斯特郡一个名叫提欧斯克（Teothic）的钟表匠，因触犯了某一小偷小摸的“轻微罪”遭到逮捕。依照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这是那个时代西欧最稳定的社会之一）的法规，不幸的提欧斯克被捆绑着手脚吊起来，第2天早上才放下来，然后施以无情的鞭打，再将其吊起。我们不知道这个残酷的惩罚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因为提欧斯克似乎逃脱了监禁，在当地一个修道院得到庇护。

当犯人罪行比可怜的提欧斯克更严重的话，惩罚可能剥夺囚犯生命，需要明白，直到18世纪后期，偷一块面包都是死罪。一旦有人犯下严重罪行，那么他就丧失了一切保护，守法良民才配享有社会提供的安逸和保护，基于这个理念，最残忍的酷刑都被认为是合理的。一旦罪犯所作所为超出社会容许的范围，他就会依法受到惩治——用干净利落或最难以形容和想象的方式。如果想要他死得快些——相对而言——最常用的死刑是绞刑。

到了19世纪，绞刑架上安装了一块活动板门，它能让受刑人瞬间死亡。而在此之前，绞刑的施行方式是把一个绞索套在囚犯脖子上，将其悬吊到空中，犯人摇晃挣扎，一二十分钟后窒息而死，尽管如此，绞刑还是未被看做是酷刑。绞刑的优点是成本低廉、简单、快捷，且从未被当做酷刑，可是为什么还要发明那么多五花八门、血腥而痛苦的死刑方式来处决众多犯罪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最好细数一下直到16世纪仍在使用的最常见的死刑执行方式以及与之相对的罪行。下边的名目出自1578年英国编年史家拉尔夫·赫林西德（Ralph Hollinshed）的著作：

倘若一个妇女杀死自己的丈夫，她将被活活烧死；若一个仆人杀害自己的主人，他会以轻叛逆罪而被处死；即使当事人没有在投毒案中遇害，用毒药杀人的罪犯仍会被投入沸水或铅水中烹煮而死；谋杀案中（犯罪之前和之后）所有的同谋者都将面临死神的考验。伤人者会被割掉一只或两只耳朵……偷羊贼的两只手会被砍掉。异端邪说者将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这幅描绘公开绞刑的雕刻展示了处决是如何变成公共奇观的。可以肯定的是，图右侧拿着斧子的蒙面刽子手的出现，表明这将不是一次简单的绞杀致死，很可能是一个绞死、掏出内脏、分尸的复合酷刑，下文对此将有详述。

弗朗西斯科·戈雅的这幅画描绘的是一次绞刑处决。这种死刑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时期开始流行，一直延用到18世纪。受刑者坐在椅子上，一根皮带套在他的脖子上。刽子手通过转动“椅子”后面的一个螺杆慢慢地勒紧皮带，渐渐把受刑者勒死。在它的一些变化形式中会在脖子后面安上一根长钉，目的是刺穿和割断颈椎骨，这样能使受刑者在行刑过程中瘫痪不动。

一些简单的绞刑没有出现在这个名目中。当贵族被判为叛逆罪时，会被斩首，而平民犯了这种罪，则会被绞死、掏出内脏和分尸。在火刑柱上烧死是非常恐怖的，主要有几种情况。当一个嫌疑犯被认定为异端时，若他们宣布放弃信仰，在拖入烈火之前，他们通常会先被勒死或绞死。如果他们固守自己的异端信仰，则会被判为用火慢慢地烧死。在简单的谋杀案中，男性罪犯会被送上绞刑架，而女性罪犯更有可能被烧死。这是因为施刑的时候通常要剥光罪犯的衣服，使他的尸体在受刑后随风飘荡，而使女人的裸体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认为是不雅观的。

那些施加可怕酷刑的野蛮冷酷的国王、贵族、法官和教士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在我们愤然谴责他们之前，最好记住：除非一个国家被外部势力侵占，政府当局才会关注、迎合臣民们的需要，尊重他们的信仰和爱好，通过仁政来保持他们的权力。酷刑和公开处决不仅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也是他们自己所要求的。任何一个国王，如果剥夺了臣民从偶尔的鞭刑和绞刑中寻求刺激及快乐的权力，将会面临被精通于如何取悦民众的下属贵族赶下台的危险。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把酷刑作为刑罚或威逼的一种手段，由政府当局依法施加于不顺从的臣民或不幸的受害者。在把研究转向更全面的酷刑历史之前，我们探讨一下间或被写进酷刑史中的另一个方面，即酷刑参与者的心态，也就是受刑者、施刑者和围观的普通民众的偏见和期望。

自从人类最早认识到在宇宙中存在着比我们渺小的自身更强大的力量的时候，人类心中就产生了一种怀疑，也即，神祇们——和之后的上帝——需要一种以人类遭受痛苦为方式的献祭。最初，它是祈求神祇们驱走雷电的一种方法，随后它被认为可以使庄稼生长，或能确保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最后，它成为取悦神祗们的一种方法。在原始的社会，这种痛苦祭礼采取活人献祭的方式——阿兹特克人（Aztecs）挖出数以千计战俘的心脏。在更进步的社会中，献祭的痛苦变为一种更私人的事情：“倘若我做了错事，就必须付出偿赎。”这种承担个人责任的观念起源于古代埃及。记载显示，为伊希斯神服务的埃及祭司在特定节日里会鞭打自己。印度神职人员也进行类似的痛苦的自我惩罚，他们对自身施加一系列令人吃惊的痛苦折磨，来彰显他们对神祇们的虔诚。早期基督教徒们也进行各种各样的精神上的自洁行为。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旨在显示忏悔者的自责、对宽恕的渴求和对上帝力量的服从。

这是欧洲人描绘的几内亚一些部落的死刑方式。跪着的受害人可能是一个战俘，将会被另一个部落的人手持长矛或者原始的斧头、剑、棍棒杀死。在后面可以看到一具尸体，但不能确定它究竟是处决还是屠杀的结果。大家可能注意到尸体的双腿已经没有了，有可能是被另外两个部落民拿走了——也许是拿去当作晚餐了。

在早期的基督教会中，唯一通用的惩罚是绝罚，即把教徒从教会中逐出、革除教籍。为使一个人在保留教籍的情况下也能洗涤自己的罪恶，一套详尽的自我惩罚制度慢慢地建立起来。其中较为常见的自罚方式有禁食、祈祷和朝圣。自罚的持续时间和严厉程度依据罪过的轻重而定。在那些违犯神职人员阶层（修道士、教士、修女）的规则或者教会戒律的人中，另一种自罚方式也变得很常见——鞭笞（Flogging）。到9世纪末，鞭笞成为弥补罪孽和罪过的一种惯用方法，其行刑规则非常详备，精确到如何鞭打一个修士或修女，以及不同罪行的鞭笞次数；伴随鞭笞的，还有其他的自我惩罚。悔罪者在受笞之前会脱去所有的衣服，惩罚将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惩罚的轻重取决于罪行的大小，但是在所有情况下，把惩罚仪式化的意图都是相同的——让团体中其他成员见证这些神职人员遭受痛苦的过程，警戒他们要谦恭自省、恪守纪律，使多数人都能领悟生活充满了痛苦，而其中的大多数苦难又是由我们罪恶的生活方式所造成。中世纪基督教神职人员也常常把生活中的每件事情当作其他事情的隐喻。因此，当他们看到一个兄弟或姊妹受到鞭打，很可能会联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他为了拯救有罪人类的灵魂做出了巨大牺牲。能让人们记起这件事情是好的，即便需要团体中一个成员经受痛苦才能凸显这一点。

痛苦本身——不管是施加还是经受它——最后变成了一种信仰。经受痛苦——作为赎罪的一种行为——变成一种宗教行为。虽然这个事实可能从未被很好地理解，但是它逐渐被认可，甚至最受人尊敬的圣徒们，比如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现在能为大家所熟知，是因为据说他能够和动物交流）经常把自己鞭笞得鲜血淋漓，还鼓励追随他的人也这样做。显而易见，当诸如圣方济各这样尊贵的人都沉湎于自我施加的痛苦时，其他人也开始相信鞭打有益于灵魂。中世纪的大多数人从未加入男女修道院，但这是一个虔诚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虔诚地为上帝奉献生命的人。因此，从当地教士那里接受一番痛快淋漓的鞭打或者进行自我鞭笞，与朝圣或者禁食一样，成为一种常见的赎罪方式。

1424年，一位名叫约翰·福罗伦斯（John Florence）的英国人被控犯有异端罪，他有两个选择，要么被革除教籍，要么接受适当的惩罚。一个真正的异端无疑会选择革除教籍，但福罗伦斯选择接受惩罚。一连3个礼拜日，他在诺维奇教堂前当着教友的面受到鞭打，在附近教堂也接受了相同惩罚。这种惩罚一般人无缘得享，倘若它能够清除罪恶的污点，那么即便是世俗社会中最显贵的成员也将渴望忍受鞭子的痛抽。英国国王亨利二世（Henry II）的遭遇很可能是最著名的事例。在1170年，亨利或许是有意，或许是在不合适的地点口出误言，导致他的好友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acket）被谋杀。教皇盛怒之下革除了亨利国王的教籍，并让他在一段时间里反省忏悔，然后才会收回绝罚。由于明白一个受绝罚的国王难以保住王位——也或许是真的对贝克特的惨死感到悔恨——亨利赤着足，在严冬酷寒中从伦敦一直走到坎特伯雷。在那里，他自愿接受严厉的鞭笞。坎特伯雷大教堂的5位高级教士每人在国王的裸背上抽打5下，然后80名修士每人又给了他3下。在忍受了265下鞭打之后，亨利穿上了麻布衣，抹上灰尘，来到坎特伯雷大教堂的祭坛（贝克特被杀的地方），跪在这里祷告了整整一天一夜。

鞭子、链枷、皮鞭、九尾鞭等等，它们的形状、尺寸、样式五花八门，伤害程度不一。图中所示可能用于体罚或司法处罚，可归为“鞭子”的样式。它很可能是为那些苦修的极度虔诚的自笞者制造的。据称，他们通过自我惩罚会寻到救赎，以此拯救他们自己和世人。

鞭笞用以自我惩罚的观念被社会接受并广泛传播，为了迎合了那些选择这种痛苦的自我赎罪的人们的需要，各式各样的兄弟会出现并发展。

1259年，意大利爆发了一场瘟疫。当时，兵祸肆虐，政治腐败，社会几近崩溃，巡游的教士和修道士们开始鼓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反基督者将要出现。由于惊恐过度，一个被称为“严守耶稣基督垂训之人”（Disciplinarians of Jesus Christ）的自笞者兄弟会，开始在乡间游行，他们鞭打自己来赎偿世界的罪恶，他们在经过的城镇和村庄吸引了很多追随者。男人、女人甚至小孩子都加入他们的行列，数月间，一万多名满身鲜血的信徒组成的游行队伍在意大利的道路上踉跄而行；他们高唱着赞美诗和颂歌，遮住他们的脸以抵抗世上的屈辱，裸着他们的背以承受自我的鞭笞。场面是如此壮观可怖，以至于正在交战的军队全都放下了兵器，士兵们站在路边，让这个哀伤的队伍不受干扰、继续前行。

这或许可被看做是民众歇斯底里的集体行为的一次爆发，1347年，黑死病（Black Death）在欧洲爆发。黑死病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摧毁了欧洲1/3的人口。随着黑死病的传播——以及伴随而来的一种观念即疾病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鞭笞的武器又被信徒拿起。一个世纪前的事情此时重现，但这时的自笞者们态度非常激进。当教士们公然反对民众自我虐待的时候，自笞者们便闯入教堂，当他们游行至犹太人隔离居住区时，竟迫害犹太人。鞭笞在数月间风行意大利，并传至瑞士、匈牙利、波希米亚、波兰、德意志诸邦国、丹麦、荷兰和佛兰德斯，且在自笞者变得更具攻击性的时候扩展至更远。1349年，教皇克莱门特六世（Pope Clement VI）宣布自我鞭笞派为非法，坚持认为这种极端行为等同于异端邪说。

后来黑死病逐渐消失，自我鞭笞者随之销声匿迹。当时无人认识到，疼痛像毒品或者酒精一样能够让人上瘾，尤其是处于情绪极端激动或巨大压力下。一个时代的问题越多，情绪宣泄的要求就越强烈。在恐怖的战争和瘟疫中，自我鞭笞者在祈求弥补人类的罪恶的同时，犯下了一种新的“施虐受虐罪”（sin-sadomasochism，尽管这个词几个世纪前才出现）。类似情况出现在性压抑氛围中实施肉体鞭笞的男女修道院；鞭笞——无论施加还是承受——变成性满足的一种替代品。

施加或者接受疼痛是因为它能提供情感或性的满足。上文描述的很多宗教性鞭笞形式的肉体惩罚的案例表明，快感与痛楚通常会交织在一起。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对无助的受害者施加痛苦，或许不是寻求一种性的或情绪刺激的满足，而是因为施刑人是一个能够吸引人格堕落者的行当。同样的，法官、神职人员或者其他官员等监督酷刑实施的这些人，也能够看到受刑者血肉横飞，双臂双腿从关节处脱臼的惨状，他们处在能感受间接刺激的绝佳位置。沉浸于这种工作乐趣的人在本书下一部分将不难找到。正如最上瘾的人一样，沉湎于——或者自笞者所自愿接受的——痛苦的那些人，甚至对习惯性鞭笞有了免疫力，从而渴求更强剂量的鞭笞。故而，某些国王、独裁者、法学家、神职人员，特别是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第一任大审判官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Thomas de Torquemada）那样的人，他们施加的恐怖会不断升级。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吸引了比宗教狂热分子远要多的施虐狂，这样的证据数不胜数，我们发现，宗教裁判所允许看守们在非行刑时间和场合鞭笞囚犯。若囚犯说话（除非他们在祷告），他们将受到鞭笞；若他们唱歌或和看守讲话，也会挨鞭子。鉴于这样严苛的规则，以及施虐者凭一时之突发怪异念头随时随地施刑，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很多日常工作似乎不是侦破异端和有嫌疑的国家敌人，而是通过在身体和精神上摧残无助的人来寻求极度的刺激。而且宗教狂热者深信自己如此而为是正确无误的，并依仗权力和权威推行他们的意志，人类历史上再没有比这更可怖的了。

从文明社会最早使用绞刑开始，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大规模的死刑处决，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断头台上接二连三的人头落地，直至随身带着午饭，到伦敦泰伯恩刑场观看绞刑的围观者们的欢呼和嘲笑，都表明了民众对权力和“正义”的展示的嗜好。满足大众观赏处决罪犯的欲望，是处决公开化的诱因——如果“人民”不想见证这些事情，它们会在私下进行。但事实是，公众也像施刑人、法官、宗教审判官和罪犯一样残忍。看着一个人在绳索尾端窒息或者扯出他们的内脏令人们感到兴奋刺激。1685年，当蒙茅斯公爵（Duke of Monmouth）因蓄谋推翻他残暴的叔父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被斩首的时候，围观的几千民众尖叫、大喊，把手帕浸在他的鲜血里，仿佛他是一位神圣的殉道者。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爱他。不到一个世纪后，当法国恐怖统治的当局把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妮特（Marie Antoinette）推上断头台的时候，台下民众的反应几乎一模一样，可是二者的原因却不同——路易十六为他们所恨，玛丽·安托瓦妮特为他们所爱，不过两次行刑都让民众们陷入狂热兴奋之中。施刑人享受他们工作的一个原因——疼痛是令人兴奋的、上瘾的，使得酷刑在历史上变得极为普遍和危险。虽然社会和政府一直坚持认为酷刑是一种查明真相的合法手段，或是对已定罪犯人的严厉惩罚，或是对教会中的罪人彰显上帝的律法，但事实则是，不论个人还是政府都赞成对那些违反社会普遍规范的人施加极端暴力。

1685年对蒙茅斯公爵的公开处决。这是一个可怕的场景，刽子手杰克·凯奇在行刑时表现非常糟糕。据一个目击者说：“这只凶残的狗行事如此残忍，他（用斧子）砍了五次，也没能使公爵身首异处。”最后，凯奇拔出随身佩带的刀，割下了公爵的头颅，使他解脱了痛苦。

第二部分

酷刑的历史

第1章

古代与古典时代的酷刑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知道酷刑可能是虚弱和忧惧多疑的政权普遍使用的手段。那么从逻辑上说，与更现代、更进步的文明相比，早期的、原始的文明应该更倾向于使用酷刑。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虽然无人确知酷刑的概念始于何时，但我们可以考察那些最早保留司法记录的文明，并比较它们处置违法犯罪者和敌人的方法。

大部分有文字记载的早期社会——主要在地中海的东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在一些重大罪行上拥有共同的量刑标准。弑父、通奸和沦为战俘都被视为不可宽恕，应受重罚。除了以上几个共同情况，这些社会如何惩罚其他罪行则基于各自的文化特征。

总的来说，法老时代的埃及文明相当发达。埃及人从来不对已定罪的犯人强加不合理的惩罚。死罪，如谋杀，通常被处以绞刑。这一法规的少数例外之一是杀害了自己的孩子。在这类案件中，会判处将孩子的尸体绑在父母的脖子上，直至尸体腐烂：毫无疑问，场面异常令人恶心。另一个例外的情况是弑父。犯人会被处以一种独特的缓慢而痛苦的死亡方式，他会被一束芦苇鞭打身体，扔进荆棘丛里来回打滚，直到皮开肉绽，然后在活着的时候被扔进熊熊烈火中。罪行较轻者接受的惩罚也相对较轻。

埃及的战俘或罪犯受到鞭笞。不能确定的是右边那个人到底是在恳求宽恕还是协助行刑。

对大部分非死刑犯来说，标准惩罚均为公开的鞭刑。令人惊奇的是，鞭刑的方式与罪犯的性别还有关联。受鞭刑的女人以跪立的姿势接受惩罚，而男性要四肢伸展脸朝下趴在地上。行刑前会剥光犯人上身的衣服，露出脊背。从逻辑上讲，罪行越重，则受到的鞭打越严厉。当一名男性犯下与奴隶通奸的罪过时，他将遭受1000多下的鞭笞。不过这并不等于是实际的鞭打数，刑具也可能不是一束锋利的芦苇鞭或一根重鞭，倘若使用这类刑具，有可能真把受刑者打成碎片。奇怪的是，当一个女人犯下通奸罪时不会被处死，而会把她的鼻子割掉。这种惩罚虽对生育无关大碍，不过一个女人若变得如此丑陋，肯定很难拢住自己男人的心了。肢体残害并不只针对女性通奸者，很多其他的罪犯也会受到各种不同的肉体残害。有意思的是，当一个人被指控的罪名是错误的时候，他还是会被判为这种罪名，受害者也只能接受这个判决。

这幅图展现了两个战俘被亚述人活剥皮的场景，第3个战俘已经被斩首了。这种图像在当时是重要的宣传画。它昭示与亚述作对的人会受到严厉而残酷的惩罚，同时也是对邻国的一种警告。

埃及是一个骄傲的民族，最让他们感到耻辱的是沦为战俘。这种耻辱比死亡更可怕。因此，当埃及军队俘获了敌方士兵后，会毫不客气地对待他们。在被押往囚禁地点的路上，俘虏们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长队，脖子上套着绳子，他们会被绳子勒得非常难受，但不会被勒死。为了让犯人更加痛苦，他们的双手被死死地反绑在背后。有时候，倘若法老的军队陷入鏖战、处境艰难，他们对战俘的折磨也会加倍，会用绳子把战俘的双手反绑在背后，然后将绳子缠在已经套上绳索的脖子上。战俘为减轻肘部和手腕的痛苦就会挣扎，越是挣扎，就越有可能勒死自己。那些在漫长押送途中幸存下来的囚犯的下场也很悲惨，在失去了眼睛或者舌头之后会被当做奴隶卖掉。这是在警告其他人：永远不要与法老进行战争。

以修纳城邦（Eshunna）属于稍后的中东文明，留存下来的司法记录非常少，它于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720年之间走向繁荣，位于今天伊拉克巴格达北部仅30英里（50千米）处。以修纳似乎有一套涵盖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法典，包括常见的犯罪如偷窃、抢劫、绑架、谋杀、身体伤害、性犯罪和故意伤害动物等。对于稍轻的罪行，以修纳的法官可能是先强征罚金而非施以肉体惩罚——与观看罪犯的脊背受到鞭笞而得到些许满足感相比，罚金至少对实际的赔偿更有意义。发生在夜晚的犯罪活动比白天的惩罚更严厉。倘若白天偷盗他人的庄稼，将处以10个银舍客勒的罚金，若是晚上，将被处死。

还有一个问题是以修纳人怎样判决女性罪犯，因为代称男性与女性的书写语言似乎没有性别区分——他和她可以互换。因此，法律规定：“当抓住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膝上时，（他∕她）必须死。”显然，通奸罪是一种相当严重的罪行，但不确定的是哪个罪犯会被处死。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我们有理由认为，被处死的会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

评价这些早期社会中酷刑制度的困难之处在于，酷刑实施具有随意性，依当地司法部门的一时兴致而随意施加。目前所知的最早编纂法典、为特定罪行规定特殊刑罚的尝试之一，出现在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King Hammurabi of Babylon，公元前1792年~公元前1759年在位）统治末期。为了使282条法令和与之相关的刑罚能广为人知，汉谟拉比命令把法令刻在一个6英尺（约合2米）高的石柱上，类似于石柱的副本竖立在整个帝国的主要城市里。虽然以现在的标准看，很多规定极其野蛮，但是私人复仇与虐待奴隶和妇女都被视为非法。在许多案件中，根据传统的“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talio）进行惩罚：如果一个人打断了另一个人的骨头，那么他自己的那根骨头也要被打断；若一人故意挖出他人的眼睛，他自己的眼睛也会被挖出。其中特别有意思的一条法令规定，倘若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使病人不治而亡，或使病人留下残疾，那么医生就要被砍掉双手——显然是为了防止以后治疗失当。《汉谟拉比法典》值得称道之处是赋予女性特定的权利，比如无过错离婚和免遭强奸的保护；对性犯罪者的惩罚是宫刑。倘若一个男人控告其妻子与人通奸，在休掉她之前，他必须提供妻子罪行的有力证据，若她被判有罪，将被扔进幼发拉底河。如果神灵认为她是清白的，她会安全到达对岸；如果确实有罪，必然会淹死。这种水刑审判，重现在千年之后对被控施巫术的女人进行大肆迫害的猎巫运动中。

奴隶也获得保护，免遭主人的无端虐待，但毫不奇怪的是，奴隶比自由民享有更少的权利，特别是罪行是否达到被判死刑方面。死刑适用于一系列的犯罪，包括偷盗、故意接收赃物、纵火、绑架、包庇逃跑的奴隶、谋杀、通奸（令人吃惊的是适用于男人和女人）以及拥有一家声名狼藉的酒馆。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是，“以眼还眼”被作为纵火或在火灾后抢劫的惩罚。在这些案件中，罪大恶极的人会被扔入火中。

这幅图虽然描绘的是中世纪后期的一个场景，却展示了《汉谟拉比法典》所规定的一种“泳刑”。被控者的手脚被绑住，然后扔进河里。倘若他们成功穿越宽广的河面到达对岸，那么他们将被认为是无罪的。如果他们淹死了（这的确是大多数人的命运），则被认为是有罪。

正是由于文明的原始性，汉谟拉比时期巴比伦的司法出人意料地不偏不倚。无人会在缺乏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被定罪，作伪证者舌头要被割掉，倘若受害者确实有罪的话，做伪证的控告者将受到与受害者同样的处罚。另一进步之处是上诉权利：不论何种罪名，所有罪犯都拥有这一权利，罪犯不仅可从当地法庭上诉至高级法庭，甚至还可上诉至御前。很多遗存下来的记载显示，汉谟拉比经常会审理来自各阶层各色人等上诉至御前的案件。

与其邻居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一样，古希伯来人制定了自己的法律，且尽量确保惩罚合理。《摩西法典》（Mosaic Code）是摩西及其继承者们的法律，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编成，它构成了一个完善的刑罚体系，几乎涵盖了当时各种类型的酷刑。同与希伯来人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埃及人一样，最常见的民事刑罚是鞭刑，不过鞭打从来不会超过40下。死刑罪包括吃还带着血的肉、亵渎神明、把孩子献祭给异教的神、未婚先孕以及儿子拒不服从父亲的命令，这是希伯来律法独有的。

根据希伯来律法，处决方式包括焚烧、投下悬崖和十字架刑，但法律判决中最常见的处决方式是石刑。在早期文明中，所有的死刑均为公共事务；精心准备的仪式以及随之施加的痛苦，给围观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能够震慑其他人不要犯下类似罪行。石刑有特别的仪式。死刑犯会被带至城外一个专门的行刑场地。那里平时就堆着一些石头，想必是为了提醒过路人这个地方的重要性。最开始对罪犯提起控诉的那个人，要身穿白色的流苏长袍，投出第1块石头。一旦第1块石头投出，其他围观民众便如法炮制，直到罪犯被砸死，身体完全被石头埋没。

尽管十字架刑几乎快变成罗马独特的刑罚，但它也是早期犹太人常用的一种处决方式，而且有很多不同版本——常被称为“吊在一棵树上”（《旧约》有所记载）。从《圣经》的语言中很难判断这些死刑究竟是传统绞刑，还是简单地把犯人绑在树上，使其死于风吹日晒。

在希伯来人的死刑中，较奇特与少见的是活埋；这种刑罚的一个极其残忍的变化形式是把犯人扔进装满灰烬的一座塔状物里。该塔须足够高，以便能把犯人填进去，使他在慢慢地陷入灰烬的过程中窒息而死。可能会有一些通向塔中的阶梯和平台，从那里审判案件的官员可以目睹罪犯的死亡过程。在其漫长而动荡的历史中，希伯来人似乎使用了五花八门的独特酷刑。妓女一般会被活活烧死，祭司的女儿犯下通奸罪也是同样的下场。当大卫国王（King David，公元前1005年~公元前965年在位）在长时间围攻后最终占领拉巴城时，他下令把市民锯成两半，或埋在土里只露出脖子，然后犁过去。大卫屠杀拉巴城和把死囚扔进灰塔里的这种事情，并不是古代犹太人所广泛接受的惩罚方式。这些极端行为更像是激情犯罪或者简单的施虐行为，而非执行《摩西法典》。

除少数例外，希伯来人认为他们的司法与刑罚体制与他们对万能上帝的信仰一样文明。的确，当他们与邻国关系破裂时，征服者施与战败的犹太人的惩罚，与希伯来人施与本族囚犯的惩罚几乎同样野蛮。但结果往往与征服者的意愿相违。

可以说，几乎每个人（确指西方世界的）都很熟悉十字架刑。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如何施用则取决于施刑人打算让犯人承受多大的痛苦。死刑犯被绑在十字架上或钉在上面，或二者兼有。可能会有一个能让他们站立的小平台，也可能没有。他们受到鞭打、刀砍，等等。倘若一个人受到殴打、鞭笞、戳刺，然后失血而死，这比他只是被捆绑住而死于曝晒或窒息所需要的时间更短。

在这幅图中，标为”B的那个人正被锯成半。其实无须赘言都知道这种折磨是么的痛苦与缓慢。显然，这是一个死判决，但是，甚至他的下半身被锯掉时候，就像古代的术师在戏法中对待熊一样，他仍可存一段时间，直到最因失血而死。同时标为“A”的那个即将被斩首，这种决相对仁慈一些。

当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于公元前589年入侵并摧毁犹太王国时，他视犹太人为被征服的民族。不过他也提拔了一些犹太人在他的政府中任职。其中3人是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尼布甲尼撒建造了一座金像（可能代表火神或太阳神），并命令臣民崇拜它。这3人拒绝执行，随后被押至国王面前。对他们亵渎神明的惩罚就是把他们扔进一个火炉，火炉温度非常高，以至于烧火的卫兵都被烤死了。按照《但以理书》（Daniel）的描述，上帝派来的天使拯救了这3个希伯来人，使他们免于被烧死，并令尼布甲尼撒二世认识到上帝的神圣力量。仅仅一代人之后，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Darius I of Persia）就打败了巴比伦，控制了沦为囚虏的犹太人，并任命先知但以理在宫廷中担任重要职务。但以理在宫廷中的敌人们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大流士相信了这些流言蜚语，下令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第2天，大流士前来查看，发现但以理竟然和这些狮子相安无事，很显然受到了上帝的庇佑。大流士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错误，就释放了但以理，并把那个控告者投入狮子坑，他的结局肯定是尸骨无存。

如果古代的大卫王、所罗门王、基甸和约书亚这些犹太英雄是有名的勇士，那么希伯来人历史上最著名的勇士家族毫无疑问应属马加比家族（Maccabees）。从公元前165年到公元前63年，马加比家族揭竿而起，反抗旧约时代最残暴的民族之一——亚述人（Assyrians），并试图重建犹太王国。亚述人好战野蛮，以下事实可以为证：几个世纪之前，在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669年~公元前627年在位）的统治下，他的军队把俘虏的敌方士兵活生生地剥皮，使用刑具在俘虏的头上打上烙印。亚述巴尼拔所征服城市中的孩童会被烧死，极少数幸存下来的成年人被挖眼、活剥、钉在尖桩上，他们的手脚、耳朵或者鼻子会被砍掉。5个世纪之后，到马加比王朝兴起的时候，亚述人稍微文明化了，但并未有少许的宽仁。

犹太人之所以憎恨亚述人，是因为他们是一个长期的威胁；亚述人憎恶犹太人，是因为他们尽管已经失败了，却还是顽固地拒绝臣服。最后，亚述国王安提阿古·伊皮法尼（Antiochus Epiphanies）失去了耐性。他把耶路撒冷洗劫一空，在所罗门圣殿的内室立了一座朱庇特神像，并把圣殿的其他房间改为一家妓院，还命令把每个守安息日的人都活活烧死。犹太人不甘心接受失败而起义反抗；犹大·马加比身边聚集了一支起义军队。这些人就是马加比家族。

图中的酷刑和处决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时，受害者被固定在地面上，用一个较大的轮子碾碎他们的四肢和包括臀部、肩部在内的所有关节。有时，受害者被绑在轮子上，施刑人用棍棒或铁锤来造成同样的伤害，目的是打碎身体上的每一块骨头，而不毁坏皮肤或引起致命的伤害。在这两种情况下，受害者绵软的四肢经常被“编在”轮子辐条上，然后把轮子安装在一根木杆上，公开示众，让他们在上面缓慢而痛苦地遭受风吹日晒，最终饥渴而死（以及可能的内出血）。

安提阿古对这一切深恶痛绝；他想要把犹太人变成温顺的奴隶，就像被他征服的其他民族一样。但很明显的是，对安提阿古来说犹太人需要一些形象的例证，来显示他们的新国王是多么的强大，而他们自己的信仰是多么的荒谬。让安提阿古尤为恼火的是犹太人禁食猪肉的饮食习俗。有一次，一个拒吃猪肉的男孩被绑在一个轮子上，他的关节脱臼，骨头碎裂，皮肉被炽热的铁钳撕裂。为了增加男孩的痛苦，轮子下面有一张炭火床，炭火最后竟被他自己流下来的血给浇灭了。还有一次，7个兄弟和他们年迈的母亲因同样的罪被拖到安提阿古面前。国王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在胁迫下吃了猪肉，他们的上帝会理解并原谅他们的罪过，他还威胁说，如果他们拒绝，就在其母面前把他们都残忍地处死。7兄弟和母亲还是没有妥协。7人中年龄最大者被绑在轮子上折磨拷打、四肢砍掉之后，国王说，倘若余下的6兄弟与他一起共进一顿美味的猪肉晚餐，他将赦免他们6人。他们再次拒绝了。第2个兄弟的四肢被砍掉，在还未咽气时被放进一个大煎锅里炙烤。第3个被活剥并开膛破肚，第4个人遭拔舌，然后被固定在铁叉上活活烤死，第5个烧死在火刑柱上。第6个被扔进盛满沸水的大锅里，年龄最小的那个自己跳进沸水锅，与哥哥死在一起。安提阿古有一种挫败感，恼羞成怒之下就指控他们的母亲不许他们背弃信仰，使他们被杀，判处活活烧死她。到公元前63年，马加比起义失败，犹太人依然是亡国的民族，但亚述人的力量也在慢慢衰落。一个新的、更进步的文明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他们带来了新的、更高级的酷刑方式。

大部分读者应该对这个刑具很熟悉。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桎梏，还可以把受刑者的头和手卡住，让他毫无防卫能力，只能忍受着城镇中的围观民众的攻击、抛掷东西和折磨。

古希腊人是一个文明的民族。至少他们自认为文明。早在公元前1179年，希腊法律就禁止谋杀，而是采用一种典型的文明方式，即死刑只能由国家的法庭来判决。这似乎是一个好的开端，但不幸的事情很快降临。公元前700年前后的数十年间，僭主德拉古（Tyrant Draco，此后，僭主与独裁官一样成为正式称号）认为，倘若死刑是好的，那么岂不是多多益善。因此他宣布，如果对所有的犯罪只处以一种刑罚——死刑，那么实施法律会变得极其简单。从偷一片面包到谋杀的任何犯罪行为都被处以死刑。在被问及为何要颁布这种法律的时候，德拉古嘲讽道：“穷人应该去死，而且我想不到更重的惩罚来施加到富人身上。”德拉古——有意思的是它被翻译为“魔鬼”（serpent）——或许掌权不是太久，但是“德拉古式的”（draconian）这个词却从此与严酷的法律联系在一起。

在德拉古时代的350年之后，雅典的立法者卡伦达斯（Charondas）提议把被称为《梭伦法典》（Thurian Code）的法律刻在石板上。我们这里要考察的不是法典本身——它采用了很多早期社会中流行的“以眼还眼”的法律原则——而是它如何实施。为了防止有野心的改革者武断地修改他所制定的新法律，卡伦达斯颁布法令，规定任何提议修改法典的人，在其建议被立法者会议充分讨论的时候，要在他脖子上套一根绳索，一旦这个提议被否决，此人会立即被勒死。因此，在卡伦达斯当权的时候，提议要对法典进行修改的事情只出现过3次，也就不足为奇了。值得一提的是，顽固的卡伦达斯完全致力于遵守他的法律。当他无意中佩带着剑出现在公共集会时（这被《梭伦法典》视为非法行为），他拔出剑，刺进了自己的心脏。

不幸的受害者被塞进“铜牛”，下面生起一大堆火。它就像一个青铜制的烤箱，很快被烧到炙热无比。犯人的嚎哭和尖叫声从公牛的嘴里传出来，就像牛的鼻息声和吼叫，令行刑人和法官感到兴奋。

在更文明的一些时期，希腊人较早地采用了一些对罪犯不造成身体伤害的惩罚。其中就有颈手枷（Pillory），它在18世纪晚期依然被普遍使用，可以把犯人的头和手锁进一个安装在木杆上的木框里。这个刑具令人非常难受，倘若迫使犯人戴着它在公共场合示众，遭受过往行人的嘲笑和谴责，无疑会加倍痛苦，但这对他们身体不会造成长期的伤害（至少颈手枷本身不会）。通常会施用颈手枷的罪行是公共场所酗酒。有点奇怪的是，当有人犯下这种罪行时，他们会受到两次指控和审讯——第1次指控酗酒，第2次指控与之相关的其他罪行。显然，希腊的法律制度并不同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说的“酒后吐真言”（In vino veritas）。

并非所有的希腊酷刑目的都是惩罚，使用酷刑榨取信息很可能就起源于古希腊。为此，他们采用了拉肢刑（Rack）和轮刑（Wheel）。在希腊的轮刑中，受害者被绑在一个车轮上，然后一直旋转，直到他们供出所需要的信息。更严酷的轮子“旋转”能够导致死亡，死亡原因可能是被自己的呕吐物窒息、脑溢血或心脏病发作。令人讶异的是，甚至如亚里士多德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这样非常“开明”的希腊哲学家，亦完全赞成把酷刑作为一种挖掘信息的手段。亚里士多德写道，他之所以赞成这些方法，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一种似乎绝对可信的证据”。很明显他没有认识到一个事实，即在罹受难以忍受之痛苦时，几乎每个人都会招认任何事情。难道亚里士多德就没想到“铜牛”

(Brazen Bull)这一构思巧妙的希腊刑具吗？

这是一种烙铁，用于惩罚被认为是同性恋的斯巴达男性。

铜牛据说由一个叫佩里劳斯（Perillus）的人发明，是为了讨好阿格里真托（Agigentum）的僭主法拉里斯（Phalaris）。这个刑具其实就是一个空心的、真牛大小的青铜公牛，牛身一侧有个活动板门，鼻孔和嘴里有一些孔洞。在行刑时，把死刑犯从牛身的小门塞进牛肚子里，然后在下面生起一堆火。当铜牛被烧成通红的时候，受害者的尖叫声从牛的鼻孔和嘴里传出，声音非常像一只疯牛在嘶吼。虽然法拉里斯似乎对刑具本身还算满意，但对这个逢迎拍马的小人却非常厌恶，不幸的发明者成为第一个受刑者。然而，城邦居民对法拉里斯的厌恶超过了他对佩里劳斯的厌恶。在备受其暴政摧残之后，公元前563年，愤怒的民众把僭主法拉里斯填进了铜牛。

古希腊没有统一的政治制度。相反，它是一个地理位置分散的多元文化的众多城邦之集合体；其中的一些城邦，如雅典（Athens），比其他城邦（譬如法拉里斯治下的阿格里真托）的文明发达。较偏远和文明程度较低的城邦，似乎更善于发明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独特酷刑。据古希腊历史学家琉善（Lucian）记载，有一次，一个年轻女人被缝进刚宰杀且掏出内脏的驴尸体里，只有她的头还留在外边。在地中海地区的烈日暴晒下，驴的尸体开始紧缩和腐烂。伴随这种酷刑的是缺食少水和风吹日晒，驴尸腐烂招引来蠕虫和昆虫，它们啃噬着动物尸体和受害者的肉。记载中没有提到受害者到底苟延残活了多长时间。另一种类似的恐怖酷刑是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作品所描述的。犯人被锁在颈手枷里，浑身涂满了能吸引昆虫的牛奶和蜂蜜。如果他能经受住一连20天的饥渴、暴晒和昆虫啃噬而最终活下来，将会被从枷具里放出来。更确切地说，释放他只是为了将其拖到悬崖边，然后抛进深渊。

虽然我们没有关于“爱琵加”的真实记载，但是“纽伦堡的铁处女”这幅图应该能表现与她拥抱的危险后果。这一刑具有很多不同的变体。其中一些是致命的，也有一些只是对受刑者造成一定的伤害。

古希腊人中较为坚强和利己的是斯巴达人（Spartans）。斯巴达人勇敢、好战，厌恶雅典人的那种安适生活。若一个斯巴达人过于肥胖，会受到公开鞭笞；若他长时间不结婚（从而被疑为喜欢男人而非女人），将会在公开场合用烧红的烙铁打上烙印。僭主纳比斯（Nabis，公元前205年~公元前194年统治斯巴达）发明了一种非常奇特、能给自己带来乐趣的刑具来折磨惹他不高兴的人。纳比斯命人依照他妻子爱琵加（Apega）的形象塑造了一个铁质雕像。它的手臂可以用铰链打开，手臂内侧和胸部安装有很多锋利的长钉。当纳比斯亲自审讯罪犯并对疑犯的供述不满意时，据说他会讥讽道：“倘若我的能力不足以说服你的话，或许我的妻子爱琵加能够说服你。”铁制“爱琵加”一次致命的拥抱就可能终结这次讯问，但是纳比斯却乐在其中。

与之前的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一样，古希腊也最终走向了衰落，被一种新文明取代；罗马人成为这一地区的霸主。罗马文明和酷刑理念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罗马共和国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即在尤利乌斯·凯撒之前与之后的两个时期）。

与古希腊人一样，早期的罗马人设法建立一种相对统一的社会。早在公元前6世纪，罗马的第6位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就将民事犯罪与其他罪行区分开。在这种新的、更文明的司法路径中，死刑以及相伴而来的可怕痛苦留给了诸如谋杀、叛国、纵火、做伪证和神庙中的童贞女不贞等罪行。在一些案件中，如纵火，刑罚原则依然是“以眼还眼”——纵火者会被烧死。做伪证者被扔下悬崖，不贞的童贞女被活埋。严重的民事犯罪，比如身体伤害或抢劫，一般也只是被处以高额罚金，不过盗窃农民的庄稼有时会被处以绞刑。祭司、14岁以下的孩子和孕妇免受任。何形式的酷刑拷打。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法律是相对公正的，与今天的我们相比，罗马的自由民不必担忧受到司法暴力的随意侵害。不过在公元前50年前后，一切都改变了。

一个男人正被其他两人鞭打，他们所使用的似乎是打结的绳索，也可能是较重的铁链右边那个受害者背部被滴上溶铅，同时，后面的那个男人由于一些未知的原因被赶进一个洞里，另一个人被火焚烧并用棍棒殴打。

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仅掌权了大约6个月，根本没有机会作出改变。然而，他所做的事情却为之后的皇帝们铺平了道路。在凯撒被暗杀后不久，罗马大权落入3个人手中：马克·安东尼（Mark Anthony）、屋大维·凯撒（Octavius Caesar）和马尔库斯·雷比达（Marcus Lepidus）。部分由于当时处于内战时期，部分是天性使然，他们彼此猜疑，钩心斗角。公开抨击政府在罗马历史上第1次被视为非法。当哲学家西塞罗（Cicero）批评马克·安东尼的时候，很快受到逮捕、审讯和处决。对新的罗马帝国而言，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而且事情很快每况愈下。正如所有的独裁政权一样，罗马帝国的皇帝们担忧自己掌控权力的能力，惧怕每一个可能篡夺权力的人。对他们而言，维系自己权力的唯一方法就是营造恐怖的氛围：所有的密谋（无论真实的还是臆想的）都会被揭露出来，而所有的阴谋分子必须受到严厉惩处。如前所述，正是在这种恐惧和猜疑的妄想氛围下，酷刑才大量增加。

帝国严苛暴政的首要对象就是罗马军队。这不足为怪，因为正是凯撒的军队颠覆了旧共和国，所以绝不能让士兵自以为能够随意更迭政府。在罗马帝国时期，士兵惧怕上级军官更甚于惧敌。

在这个木刻画的右侧，可以看到滑轮在酷刑中的应用（也称为吊刑），他脚踝上系着的重物加剧了肩关节承受的痛苦。在画的左侧，另一个人的腋窝被一个火把灼烧（尽管表现的似乎更像是一根羽毛掸子在搔痒）。在后面，一个罪犯的双手被砍掉或砸坏。在施刑人审讯的时候，书记员专注地记下受害者说的每一句话。

与普通民众生活中一样，罗马军队最常见的刑罚也是鞭刑。鞭刑并不新颖；像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它是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承继来的，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把普通的鞭子升级为种类繁多的酷刑刑具。轻微罪行的刑具是简单而扁平的皮带，这令受刑者痛苦难当，却无性命之虞。第2种由羊皮纸编成的鞭子能把受刑者脊背的皮肉抽得稀烂。还有一种多尾鞭，即“重皮鞭”（plumbatae），鞭尾缀有很小的铅球。还有一种类似九尾鞭，称作“爪”，它的尾部缀有锋利的金属片或铁刺；只需几下，即出现深可见骨的伤口。最后是专为取人性命而设计的一种类似牛皮鞭的鞭子。该刑具非常简单，最多只需要几张牛皮和一点创意而已。

罗马人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民族。他们的工程师是古代世界中的佼佼者。工兵经常使用的很多筑路和攻城的器械同样可以用于酷刑。其中就有普通的滑轮。借助于滑轮，可以把人吊到高处，然后使其猛然坠地。若罪行严重，他会被反复地坠落到一堆锐利的石头上，直到血肉模糊、骨头尽折。另外，滑轮还可用来制成临时的拉肢架，能够把人的四肢拉扯至脱臼。4个小滑轮、4个小绞盘和几段绳子就可以把人的四肢紧紧拉住，嫌犯在几分钟内就会肢身分离。很多刑具并非作为一种死刑执行方式被罗马人使用，而是作为一种从“疑犯”或证人口中榨取信息的手段。在这些多疑的独裁者的统治下，酷刑（和随之而来的恐惧状态）成为在帝国内维持权力的惯用手段。随着被用作处决的刑具变成逼供的工具，新的、更独特的死刑被发明出来。就像他们经常做的一样，罗马人又一次采用并改进了已有的技术。

古罗马最险恶的刑具之一就是上文提及的轮子。与希腊的刑轮不同，古罗马的刑轮更像一个圆桶而非车轮。最简单的轮刑是直接把受害者捆绑在轮子上面或轮缘，然后连人带轮滚下山，直到他们被碾死。另一种形式是把轮子安在一根轴上，置于一个火坑上方，然后使轮上的罪犯来回地转动，慢慢地被烧死——与串烧没什么区别，只是更为缓慢。更直接有效的是另外一种轮子，其轮缘上安有长钉，可以碾过被捆绑的受害者。轮下的地面也安上一层钉子，当轮子碾过的时候，可怜的受害者血肉模糊、寸骨尽断。

罗马人所独有的刑罚可能是对弑父者的惩罚。弑父者被装进一个大帆布袋里。人们会往袋子里放入几条毒蛇，之后缝紧，然后把整个袋子扔进附近的河流、湖泊或者地中海。

罗马人最热衷于使用的死刑是十字架刑（Crucifixion）。早在共和国晚期，十字架刑就成为一种处决犯下死罪的奴隶的方法，不过直到帝国时期，这种极其残忍的刑罚才施用于奴隶之外的人。因为十字架刑是一种缓慢而痛苦的死亡，也是一种大型的公开展示（尤其是一大群受害者被一起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它成为处决“国家敌人”的惯用手段。十字架刑最后广泛地施加在以下两种人身上：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反抗者和在耶稣受难之后的两三个世纪中罗马帝国境内大量的基督徒。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即约公元27或28年，罗马各省大规模的恐怖统治还处于起步阶段；皇帝提比略（Tiberius）正忙着回罗马进行清洗报复。半个世纪以后，当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的时候，皇帝韦帕芗（Vespasian）有充足的时间来屠杀他们。当罗马将军提图斯在公元70年围攻耶路撒冷时，他以每天500人的速度用十字架刑处死犹太人。以至于到了最后，十室九空，十字架林立，却抓不到足够的犹太人来受刑。

四个女人被处以十字架刑。请注意，这些女人只是被绑在十字架上，死亡是饥渴和暴晒导致的。左边那个女人被长矛刺穿，这样她会死得相对快一些。不确定的是，其他三个女人是否会得到类似的“怜悯”。

提比略于公元14年~37年在位，是一个性格多疑、行为乖张的遁世者，他讨厌其臣民，而民众也极其憎恶他。他从来不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君王，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隐居在卡普里岛，留下亲信大臣来折磨罗马市民。为了消磨无聊的时光，提比略经常命人往岛上押送犯人，然后挖空心思，想出五花八门的奇特方法来残害他们。这些受害者大部分是他的政敌（至少是他所认为的敌人），未经任何审讯就被抓到卡普里岛。他们就这样人间蒸发了。这种折磨反对者的令人惊叹的巧妙方式，被后世反复使用——特别是非洲、南美洲的独裁者和德国一位特别邪恶的暴君（希特勒）对此很是青睐。就像任何时代处于独裁统治下的民众一样，少数罗马人抨击酷刑。其中就有哲学家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年~公元65年），他认识到酷刑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与查明真相背道而驰。幸运的是，塞涅卡从来没有指名道姓地指责皇帝，从而也未被邀至卡普里岛走上一遭：他的言论和观点即使传到了提比略那里，也会被当成耳旁风。作为对罗马人最后的羞辱，提比略挑选他患精神病的侄子来继承皇位——即盖乌斯·凯撒（Caius Caesar），他另一个更为我们所熟知的名字是卡里古拉（Caligula）。

与其叔父一样，卡里古拉更喜欢私下里（比如在他开晚宴的同一个房间）折磨别人，而不是残忍地蹂躏全体民众。实际上，卡里古拉知道怎么取悦罗马民众，正是他将罗马竞技从真正的竞技比赛变成了血腥的死亡狂欢。幸运的是，卡里古拉在29岁时被谋杀，仅在位4年。他的继任者克劳狄乌斯致力于使罗马恢复正常，但他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在他统治了13年后，公元54年被自己的妻子所毒杀。她安排自己在前一个婚姻中所生的儿子——尼禄（Nero）继承了王位。

尼禄肥胖、愚蠢、骄纵、虚荣，虽然可能不像提比略或卡里古拉那样地凶残，不过也好不到哪里去。公元64年7月中旬，当尼禄在乡村度假时，一场大火席卷了罗马，几乎摧毁了整座城市。与传说的相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尼禄与这场灾难有关联，但是人们喜欢传播流言，特别是关于政府的。当说他可能涉嫌纵火的谣言传到尼禄耳中时，他知道自己必须找一个替罪羊。当时似乎没有可供利用的犹太人，因此他选择了基督徒，开始了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残忍的大清洗之一。成百上千的基督徒被屈打成招，更多的人以涉嫌共谋的罪名遭到囚禁。

几个月里，不断有基督徒受害者在竞技场中被杀害。几十种新的﹑残忍的方法出现，用来杀死罗马的“敌人”和取悦嗜血的民众。他们被逼迫穿上动物的皮，受到一大群饿狗的攻击；他们手无寸铁，与训练有素的角斗士进行决斗；他们被绑住拇指吊起来，用火慢烤，被殴打致死或者活活剥皮。一些人被扔进酒醡里轧碎；或套上一身通红炽热的盔甲；被尖桩给刺穿，或者剖开他们的肚子，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让野兽撕吃他们的内脏。据编年史家玛根图斯·拉班努斯·茅努斯（Magentus Rabanus Maurus）记载：

早期基督教的两个殉道者在沸油中迎接死亡。他们不仅被逼着在沸油中洗澡，同时还用沸油浇在头上沐浴，这进一步加剧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一些人被用剑砍死；一些被大火烧死；一些受到鞭笞；有人被（三叉戟）刺死；有些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些被投入海中溺死；还有人被活剥皮；有人被割掉舌头；有人被乱石砸死；还有人被砍掉双手或者肢解。

有些人甚至被放进大煎锅里煎炸——就像几个世纪前大流士对待希伯来人一样。编年史家伽洛尼若（Gallonia）对这一特别的酷刑作了一番描述，他写道：

煎锅里面有油、沥青或树脂，然后生上火；当溶液开始沸腾冒泡时，不论男女，那些基督徒被一股脑地扔进锅里……像鱼一样被烧烤和煎炸。

当这些残忍的游戏在夜晚举行时，基督徒会被捆在木桩上，浇上油并点着火，作为照亮整个游戏场地的人体火炬。甚至对基督徒并不是那么友好的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都写道：“他们被处决，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了满足个人强烈的欲望。”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1次把实施酷刑作为全民运动。

恐怖统治一直持续到罗马于公元5世纪黯然崩溃，但事实上，这些古代人都不懂得如何有效地使用酷刑，在执行残酷的折磨和血腥的处决时并没有考虑到心理方面的痛苦。古代人未能认识到，对酷刑的等待与实际的折磨同样有效，而且比直接和无控制地使用暴力能够挖掘出更多的情报。把一个人折磨拷打一段时间之后，留他在肮脏的牢房里待几天，让他自己好好思量一下，在他下次被带到地牢时，更有可能会招供，这比在第一轮审讯的时候就把他撕成碎片有效得多。与这些古人相比，他们的后辈是否已懂得更有效地使用酷刑呢？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考察中世纪所使用的酷刑技术，以及在之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酷刑是如何由简单变得复杂烦琐。

第2章

中世纪的酷刑

5世纪早期罗马帝国崩溃后，权力中心移至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ple）。西欧处于日耳曼部落中的哥特人（Goths）和汪达尔人（Vandals）的支配下。依据常识人们通常会认为，比起罗马帝国的暴虐统治，日耳曼人肯定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证明，所谓蛮族部落其实在执法手段上比罗马帝国更为“进步”。3个半世纪之前，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记载，日耳曼人认为只有战场逃兵、怯战者、勾结敌国者以及同性恋者罪以致死。其他不甚严重之罪，包括抢劫、杀人则处以罚款。罚金可以以牛或其他形式的财产偿付，一半用于赔偿受害者家属，剩余的支付给地方首领或国王。看来日耳曼人更为关注的是如何使所有男人认真履行其备战职责，而不是司法惩罚。显然，他们的宗教思想同样开明。公元410年，汪达尔人国王阿拉里克（Alaric）洗劫罗马。他宣布，禁止伤害逃到教堂寻求庇护的罗马人。这比罗马人治下的基督徒命运不知好上多少倍。

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早期西方教会以及定都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东罗马帝国，在犯罪与惩罚问题上持进步观点。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和查士丁尼（Justinian）制定的法律规定：奴隶犯下谋杀、叛国、通奸、伪造罪应判处死刑。在教会的压力下，控制西罗马帝国旧有版图的日耳曼人勉强把谋杀加入了他们的死罪之列。通常来说，在教会法律中，对轻微犯罪的惩罚是一系列的苦行，苦行的程度与罪行轻重相当。许多时候，教会规定，当案情未明时，惩罚将只能由上帝之手来施行，这样避免了人为的执法谬误，而这样的谬误在上帝认为则是严重的罪过。865年，教皇尼古拉斯一世（Pope Nicholas I）致信给巴尔干人的统治者，坚持认为刑讯逼供（通过长期的酷刑折磨获取供词）有违基督教基本教义。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这真可谓开明的举措。

其他地方的刑罚制度则缺乏这种理智。在英格兰和高卢（Gaul，即现在的法国），罪犯、奴隶、战俘将用来献祭。私人争端与诉讼的审理使用决斗法裁决（被告与原告进行一对一的决斗），或神判法裁决（迫使被告将手浸入沸水，或抓住烧得通红的铁块），如果赢得决斗，或手未被沸水烫伤，则被判为无罪。这似乎与罗马刑罚一样野蛮、不开化，然而，接下来要统治英国和西欧的维京人（Vikings）的司法与刑罚观念更为原始恐怖。

763年，维京人洗劫了英格兰与苏格兰交界的林迪斯法恩修道院。这是他们第1次大规模侵袭英格兰。整个过程极其残忍暴虐，这也是维京无畏勇士行为的典型特征，远比今人想象的更为原始野蛮。维京人的袭击事先经过精心计划，意在造成最大的心理冲击。一旦维京战士登上了他们那骇人的龙头船，便径直朝目的地蜂拥而去，他们杀死每一个试图抵抗的人和许多手无寸铁的人，屠杀男人，奸杀女人，把婴儿挑在长矛尖上。他们的目标通常是修道院。他们劫掠铸币和任何能拖走的教堂什物。但是维京人明白，教士是拥有话语权的权贵阶层，他们可以散布诸如“维京人来啦！他们不可小觑”之类的言论。人们越是心怀恐惧，他们的下次袭击就越顺利。其行为和当今的恐怖主义行动一样狡猾，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不过维京人不仅仅是劫掠者。他们征服一个地方后，通常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成为当地人的主人，对任何敢于违抗维京人法律的行为施以酷烈刑罚和严厉罚款。当维京军队打败当地首领或国王时，他们对其公开施行一种称为“血鹰”（Blood Eagle）的死刑。这种极具观赏性的屠杀场景，首先开始于用利斧劈开受刑者的背部，然后从伤口处将他的整个肺部掏出来，使得可怜的人看起来好像无端长出了一双血淋淋的翅膀。一个维京人的传说这样讲述：“……命令他们在他的背部用剑雕刻了一只鹰，把所有肋骨从脊椎上砍下来，掏出肺部，把他献给奥丁神，感谢神赐予他们胜利。”同样的酷刑亦施用于杀害维京人的被征服者。

两个戴足枷的人在一个幽僻的山洞里受刑挨饿。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酷刑用于惩罚不同的罪犯。谋杀和抢劫犯通常被扔下悬崖。轻微犯罪被处以罚款——有时罚金之巨足以使犯人倾家荡产。这些罚金，连同对临近的非维京人征收的费用，以及维京人充当其他政治势力的雇佣军所获取的报酬，统称为丹麦金。对于那些不愿臣服于维京人的小国国王和首领，维京人直接对其开战。870年，东盎格鲁国王艾德蒙（殉道者艾德蒙，Edmund the Martyr,King of Aast Anglia）拒绝满足这些粗暴的异教徒的要求，诉诸战争，艾德蒙战败。因拒绝宣布放弃基督教信仰，艾德蒙国王被绑到树上鞭打，全身被射满了箭矢，最后砍掉脑袋。

英格兰北部在维京人的猛攻下逐渐沦陷。南部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王国的文明较为发达，令人不解的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唯一的死罪是偷盗。在那个残酷、原始的社会，偷窃一个人的财产居然被认为是比杀人更残忍、更恶毒的行为。纵火犯（放火烧掉另一个人的房子或庄稼）将被处以火刑。其他大部分罪行，包括谋杀和强奸，则被处以严厉罚款。当罚款不足以惩罚其罪行时，或者当公众要求对其施行可见的刑罚时，带枷示众通常作为附加刑罚。当罪犯为女性时，可能要对她施用泼妇刑具了，此装置类似于后来的浸水椅，犯人被绑在椅子上，浸到当地池塘里，这种惩罚意在羞辱，尚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浸水椅持续时间过长，给犯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总的来说，在盎格鲁——撒克逊司法中，最重要的理念是相互负责，每个人都有责任使邻居们安分守己，同侪之间的压力可以对小而封闭的社区施加巨大的影响。有时，如果一个犯人屡次犯罪、禀性难移，当局只是将他驱逐出王国，而不是监禁或处决。

还不能确定这个装置的用途到底是束缚受刑者并将其沉入湖水或河水里，还是把他固定到高处供公众观看和嘲笑，或许二者兼有。现在可以在意大利的圣吉米尼亚诺酷刑博物馆见到它。

7世纪的肯特国王埃塞伯特一世（Ethelbert I,King of Kent）致力于编撰法典，以促使法律公正。他成为第1个制定成文法的英国统治者。和他同代人的做法一样，埃塞伯特法律更注重于使用一系列的罚款（偶尔使用公开羞辱）而不是肉体刑罚或死刑，这是因为抵抗维京人的战场上需要大量男人，为节省人力资源，除非对付罪大恶极的犯人，很少使用死刑。而女人不上战场，因此更容易被判死刑。犯下谋杀、偷窃的女性会被判处死刑。为了使罪刑观念更为清晰直观，埃塞伯特甚至亲自标明了人的性命或身体某一特定部位的价值。害人性命判处罚金100先令，伤人眼睛者需要支付受害人50先令的罚金或等价的物资。损伤脚趾，罚金大约为12便士，若某人生殖器受损，对方须偿付等价的罚金。当然，如果受害人来自上层社会，罚金将会增加——“等级意味着特权”。所有这一切表明，教会对信奉基督教的民族的法律文明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处罚罪犯的罚金不可避免要被当地教堂分享，这是使整个社会远离血腥和野蛮酷刑的一个小小的代价。

宗教对司法制度的影响，还体现在它改变了民众对哪些行为构成社会所不可接受的罪行的认知。正如斋戒期间食肉、礼拜日工作和崇拜异教神一样，婚外性行为和通奸首次成为应受惩罚的罪行。可以预料的是，教会法和世俗法的一些细微差别，会让一些人巧妙地捕捉到法律漏洞以逃脱惩罚。主教说出的话如同国王的言语一样，无须第二方证实便可上升为事实。被指控的人可以通过在圣坛上发誓自己的清白来获得赦免。这一制度并非无懈可击，但相对于前人以及后来者的做法，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随着901年西撒克逊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的去世，刑罚制度走向宽容的趋势逐渐开始逆转。在那个法律缺失、无法无天的时代，普通民众坚持要求罪犯必须受到公开的严厉惩罚，为他们的罪行付出彻底的代价。短短几十年间，鞭刑作为伤害身体的一种刑罚方式盛行全国，死刑出现了更为奇特的新方式：自由民犯人会被投入悬崖，偷盗的男性奴隶被其奴隶同伴们用乱石砸死（使那些奴隶亲历死亡场景以示警告），女性奴隶窃贼要么被乱石砸死，要么被溺死。同时，这一时期也开启了巫术迫害的先河，那些黑暗魔法的实践者将被监禁4个月，施用巫术害人者会被判处死刑。

刑罚严苛化的趋势令人忧心忡忡，70多年后，埃塞雷德国王（Ethelred）试图扭转这一倒退趋势。在他统治后期，即约公元1000年前后，他说：“男性基督徒人数太少，不应被轻易处死；不过仍有大量的残忍刑罚；上帝的被造物不应受到摧毁。”他的这一宽容态度被同一时期英国另一位国王克努特（Canute）所践行。克努特是一个基督教化的维京人，统治着南英格兰、丹麦、挪威以及瑞士的一部分。他曾经表达了对严苛刑罚的反对：“为了民众的福祉，应采用温和的判决与惩罚。”这听起来似乎不错，但需要指出的是，克努特来自于热衷肉体折磨的维京人族群。在克努特时代，常见的惩罚有割耳、刈鼻、割上唇，通奸的女人会失去耳朵和鼻子，挖眼珠和剥头皮十分常见。为了践行自己的诺言，克努特在审判中将犯人的生活环境的种种方面列入量刑的参考范围。对未成年人、老人以及贫弱的违法者的量刑相对宽松。他还将社会身份作为一个参考：大体来说，对奴隶的惩罚比自由民要严苛；对有预谋犯罪的惩罚要比随机犯罪严厉得多。总之，克努特时代的民众生活相对要好，且犯罪率较低。不幸的是，1035年克努特国王去世，虽然他的法律仍继续沿用了30年——在他的后继者、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的努力下，甚至变得愈加完善——这些所有的进步还是在1066年消失殆尽。这一年秋天，英格兰被一群刚征服法国北部的维京人（开始称自己为诺曼人）占领。

在欧洲中部和北部，直到150年前，用剑或斧头斩首的场景仍是一项颇受关注的公众娱乐活动。在欧洲地中海国家和高卢，斧头更受刽子手青睐。为确保刽子手力道够大且能精准命中目标，他们需经过长时间的实践训练。在屠马场中，他们得到了大量训练机会。

诺曼底公爵威廉是个私生子。从历史和生理学角度，这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诺曼征服的2个世纪之前，欧洲大陆国家，包括法国、勃艮第、诺曼底已经形成了新的政治制度，即封建制度。在封建制度下，大地主臣服于国王、骑士臣服于他们的领主，农民臣服于所有位在其上的人，同时，所有人臣服于教会。理论上讲，封建主义意在庇护贫困无助之人和神圣的教会，理念颇佳。但是，正如许多善念一样，它从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不幸的事情发生后，在贪婪的封建领主压迫下，首当其冲、备受其害的总是农民。英格兰自身社会并未孕育出封建制度，由于1066年的诺曼征服，封建制度才在英格兰普遍建立。倘若对封建制度的运行和衰落做个案分析，英格兰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范例。

英国国王威廉一世（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对被征服者视若仇敌，为了打击他们的反叛之心，确保他们俯首帖耳，他频频“骚扰袭击”农村。“骚扰袭击”是指烧毁城镇、乡村、房屋和田里的庄稼，使农民无家可归，食不果腹。这引起了持续数十年的大范围饥荒。甚至就连威廉的御用编年史家也对此深表震惊：“威廉盛怒之下，下令把玉米、牲畜以及所有的粮食和农具都集中到一起，堆成小山那么高，然后放火焚烧。”为确保臣民时刻牢记要永无异心和威慑幸存的当地人，威廉大规模地兴修城堡。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作者在描述这一工程时写道：“他修建众多城堡，使敌对者烦恼不堪……这扰民甚重。”显然，威廉认为，英格兰人应当为他们在诺曼征服中的失败接受惩罚，同时，为了确保他们做安分守己的顺民，威廉把英格兰人当成奴隶来驱使，让他们从事建造城堡的繁重劳动。

倘若刽子手手法精湛，斩首将是一个“简单”的处决方式，因此它是贵族的专利。处决平民通常采用更缓慢也更痛苦的方式，比如慢慢吊死。图中装置被称为“福尔布雷特”（字面意思是“下落的木板”），它是盖卢定断头机的祖先。但与它的法国后代不同的是，它并不是在猛地一击中迅捷地斩下头颅，而是在像雪橇一样的木板的不断重击下，使血肉和脊柱被凿穿击碎。

威廉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供驱使，而且，他需要利用违规者为公众树立典型，以儆效尤，因此，在刑罚制度上，威廉更倾向于使用残害肉体的酷刑，而不是死刑。在1066年圣诞节，威廉在加冕典礼上做一番演讲：“我禁止任何人因任何理由被杀死或吊死，”他又说：“挖出他们的眼珠，割掉睾丸。”当然，演说中的“禁杀”部分并不适用。如果一个诺曼人被杀害，那些盎格鲁——撒克逊疑犯们将被驱赶到一起，集体绞死。如果一个诺曼人杀死了另一个诺曼人，那么对威廉而言，用处死普通农民的方式来处决一个诺曼人，这可不是一个好范例。因此，他发明了一个专门为贵族准备的死刑——斩首（Beheading）。它成为之后数个世纪的传统。

威廉儒雅有度，颇有骑士风范，他从不对女人施以凌辱性的绞刑或者让她们绝望地走上断头台；对于她们，唯一可被社会接受的处决方式是火刑。由于新建成的城堡地牢投入使用，惩罚罪行稍轻者有了更好的选择。为了协调教权与王权的关系，确保地方教会不会妨害他的权力，威廉国王规定，教会法庭只限于审理与教会有关的案件，以前由教会人士根据教会法审理的世俗案件现在归国王法庭审理。

一个被指控者的手和脚踝绑在一起，用绳子吊着从桥上扔到下面湍急的河水中。这是神判法的一种。如果水拒绝接受他（他浮起），那么证明他有罪。如果水接纳了他（沉到河底），则表明他是清白的，那么就拉着绳子将其从河水中拖出。究竟有多少人在被判为清白时已经溺死在河水里不得而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严苛措施在降低犯罪率上收效甚微，结果事与愿违，犯罪行为仍呈增长趋势。在威廉的次子亨利一世（Henry I,1100~1135年在位）治下，旧有的犯罪行为依然猖獗，各种新的千奇百怪的犯罪行为不断涌现，自愿作证的人几乎找不到。亨利既不能把所有的疑犯都处死，又不想听任罪犯继续为非作歹，因此，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上帝来决定谁是有罪的，谁是清白的。在成功取得教会的支持后，他重新启用了神判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水验法（把疑犯扔进水塘，如果他们下沉就证明是无辜的）；火验法（命令疑犯用手抓住烧红的铁块走9步，如果3天后手上没有出现水泡，表明无罪）；水火交加法（疑犯把手伸入一大锅沸水中，拿出一块石头，他最好祈祷手上不要出现水泡）。对于那些犯下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的牧师，神判法会使用粗糙的面包：命疑犯吃下夹杂着羽毛的面包，如果他们被噎着，则表明有罪。

这些公开上演的怪诞剧并不限于英格兰地区，即使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这般高贵的大人物，亦不能幸免。他在被教会开除教籍后，不得不亲赴罗马向教皇请罪。他一直趴在教皇下榻城堡外的雪地里，并不断祈祷、忏悔。直到两天后，教皇才接见并宽恕了他。但这似乎并未给他带来多少益处，1105年，亨利皇帝还是被逼下台。让人好奇的是，诺曼人对英格兰的严密控制，一向与这些残酷的刑罚一样野蛮。但是当进入12世纪，控制开始出现了松弛的迹象，而且，反对废除神判法的正是普通民众。英国诺曼王朝的倒数第2个国王，即亨利一世（Henry I），试图改革在王朝早期所制定的严苛法律，尽量使用监禁来代替残酷的肉刑。同时，他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到1124年，死刑成为杀人、叛国、入室盗窃、纵火、抢劫和偷窃罪的标准刑罚。越来越多的人因轻微犯罪而遭受长期监禁。无怪乎在英王斯蒂芬（Stephen，亨利一世的外甥）和他的表妹马蒂尔达（Matilda，她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女儿，同时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皇后）之间耗时甚久的内战（1139~1148年）期间，英国地牢遍地开花。1155年，亨利二世（Henry II，他是马蒂尔达的儿子）下令建造了英国第1座监狱——弗利特监狱（Fleet）。

位于城堡中央的筑有防御工事的安全塔，用英语名字称为“keep”，但由于这一时期英格兰所有的城堡都属于诺曼人，他们在提到它时，常用的是法语名称“donjon”（城堡主楼），地牢（dungeon）这个词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在英国人看来，亨利二世（在法国长大）更像一个外国人，他远不如一个世纪前他的诺曼王朝的祖先们那样受欢迎。亨利统治新王国的手段不是“折磨”，而是建立大量的监狱。他命令每个城镇和自治市必须建立一些监禁设施——如果是安全措施齐全的城堡就再好不过了——这些建筑的作用，用亨利的话来说是“用来严密限制那些可能会有邪恶行为的人”。这意味着一个案件的所有被指控者和嫌疑犯都将受到囚禁，直到巡回法庭到来才将他们从牢房提出审讯。事实证明，亨利和征服者威廉一样热衷于使用致残刑罚。谋杀、暴力抢劫、伪造都被处以砍掉右手。公开上演的审判场景如同一场视觉盛宴，当地民众对此有强烈嗜好，鉴于此，对涉案金额低于5先令的犯罪，亨利允许使用神判法；不过判为有罪的，并不被处死，而是砍掉一只脚。欧洲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才最终废除神判法，主要原因是教皇英诺森三世不再允许神职人员协助神判法裁决。1215年，他明令禁止神职人员出现在神判法裁决现场。就在同一年，英国国王约翰被迫签署《大宪章》，这是英国最接近成文宪法的文件。《大宪章》的条款中详细地规定了不得使用酷刑折磨；所有司法程序都必须包含一个理念，即酷刑有违英国普通法的根本原则。让人好奇的是，神判法的废除和《大宪章》签署的后果竟然是令整个欧洲和英国的法律系统陷入一团乱麻的窘境：没有牧师在场，神判法的结果就无法体现神的裁决，而没有神裁法，又如何才能发现神的意志和真理？酷刑或许无法体现神意，不过若没有酷刑的威胁，那么罪行如何得到确证？这不是理性的时代，不过理性的曙光已经开始显现。在德意志，女修道院院长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e von Bingen,1098~1179，即圣希尔德加德）主张对死罪的惩处应更为宽容，并且为渎神罪辩护，强烈反对仅凭道听途说便武断做死罪判决。从她那里，我们看到了理性晨曦初露，虽然只是暂时的。

图中左侧的那个犯人即将被砍去左手。用诸如此类残害身体的肉刑来惩罚小偷小摸在整个中世纪欧洲非常普遍，图中右侧显示的死刑则用来惩罚更为严重的犯罪。

这张颇显滑稽的图片中似乎是一个吟唱诗人（从柱子上挂的弹诗琴可以看出来），他可能因为所作诗歌具有煽动性而被判戴足枷。一只狗在津津有味地吞咽他背包里的食物，眼前的场景使饥肠辘辘的他愈发难耐。背包近在咫尺，他却无法拿到，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情啊！但是比起同代人遭受的非人的酷刑折磨，这简直不足挂齿。

英国刑罚制度已开始与最残忍的肉刑与死刑背道而驰，逐渐转向公开羞辱性惩罚，它将罪犯当做社会贱民，目的不再是永久性地伤害肉体。惩罚的公开性和直观性十分重要，因为民众强烈要求见证惩罚过程——否则他们怎知正义是如何伸张的呢？为此，足枷（Stocks）应运而生。

足枷引发的痛苦小于颈手枷，它只把犯人的双脚禁锢在木框中，身体其他部位是自由的。受害人被迫坐在窄小的木板边缘，双腿前伸，双脚锁在枷具里。他们将遭受围观民众的辱骂嘲讽，以及投掷来的物体的袭击，但至少他们可以用胳膊抵挡飞来的大件物体或石块。足枷意在侮辱犯人，满足公众观看戏剧性惩罚场景的心理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惩罚方式思路新颖，且比较开明，以至于整个下议院都热切希望所有城镇和乡村都建立足枷设施。

经常施用的还有其他形式的惩罚。其中就有“逐出法外”（Outlawing）。宣告一个人被逐出法外（意味着他从此不受法律保护）的做法由诺曼人引入，随着时间的流逝，目下更受欢迎，原因有3点。首先，执法成本低廉。其次，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一个被宣布为逐出法外的人失去的不仅仅是头衔、土地，他所有的私有财产将被没收，以充实王室财库。最后，由于当事人不再受任何形式的法律保护，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杀掉他，而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果我们浏览一下格洛斯特郡的司法记录，就会发现这一惩罚措施的使用频率非常高。1221年，在英格兰330件谋杀案中，其中只有14名罪犯被绞死，100人被宣布为逐出法外并释放，剩余的216人要么被施以其他刑罚，要么无罪释放。宣布为“逐出法外”看似简单，但要考虑到一点，即若一个犯人被处死，其地产会由家人继承，而若被宣布为逐出法外，他的地产将会被政府罚没。

1255年，亨利三世（Henry III）宣布将70多个谋杀犯人逐出法外，通过这种简单易行的措施，迅速积累了大量的土地和金钱。这些财富流入了亨利的个人腰包。翌年，在77个谋杀疑犯中，5人无罪释放，72人被逐出法外。1279年，诺森伯里亚郡法庭审理了68宗谋杀案，4人无罪释放，其余被逐出法外。“逐出法外”不管是对法庭还是疑犯来说都是一宗互利的好买卖。如果被告在释放后又找到有利于自己的新证据，那么案件将会重审。若新的证据能说服法官，那么之前的判决将被撤销，他将重获新生。虽然他已不可能再收回财产，但至少保住了性命。其他残酷肉刑亦改为无害的羞辱性惩罚。面包师傅若缺斤少两，或在面粉里掺杂粗糠、沙粒或锯木屑坑蒙顾客，将被戴足枷示众，或者在他脖子上绑一个面包游街。这种另类的广告或许对其生意不利，但比起砍掉手的严厉刑罚，简直是天大的宽仁了。

然而，在英格兰，残暴、怪诞、奇特的酷刑并未绝迹。1241年，亨利三世——在其他方面堪称开明君主，在刑罚上更青睐快速处决而非折磨——引入了富有创意的处决方式，即绞死、挖出内脏和四马分尸。首先，用绳索把受刑者从地上吊起，使其在空中晃荡挣扎，直到失去知觉。然后，把他放下来，想办法让他恢复意识，接着是残忍地阉割和开膛破肚，犯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内脏被拖出来，扔进火堆里。在经历了种种恐怖至极的折磨后，可怜的人终于盼到了斩首，得到了解脱。当局在乡村巡回展示他尸体的残片，以警告那些试图反叛之人。但是，即使如此残忍的酷刑也是于事无补，无论亨利怎样做，宽容抑或暴虐，都无法阻止直线攀升的犯罪率。英格兰真正需要的是一位彻底的改革者，他坚定、决绝、不顾一切往前冲，愿意为整合社会付出任何代价。此人便是亨利三世的儿子爱德华。

图中所示刑具为“面包师傅的手推车”（baker's cart）。这一惩罚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倘若面包师傅在买卖时缺斤少两，或在面粉中掺杂木屑，将会被链子锁在这个载满重物的手推车上，脖子上挂一大块面包游街。因此，面包师行会制定条例，试图预防这一“错误”，而且为了防止意外出现这种情况，当一个顾客买一打（12个）面包后，面包师傅会免费送一个面包（只是为了防止万一发生缺斤少两的现象），这就是“面包师傅的一打”（baker's dozen，即13个）的来历。

爱德华一世（Edward I，亦称“长腿爱德华”或“苏格兰之锤”）1272~1307年统治英格兰，他几乎所有的时间（至少当他不忙于屠杀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时）都在致力于重整英国司法制度，他召集王国内最优秀的律师和高级教士，又从罗马引进很多律师人才。亨利和大臣们有条不紊地逐渐瓦解了封建制度，组建了新的司法体系。他解决的第1个问题就是囚犯拒绝回应指控的权利。在爱德华治下，拒绝抗辩者将被迫脸朝下趴在地牢的地上，并用铁链子固定住，一天只给一小片腐烂的面包、一小杯盐水。如果一周后，他仍然拒绝开口，就在他身上压上重物，并不断增加重量，直到他屈服或者被慢慢压死。

图中的3个可怜的人正在忍受着绞死、挖出内脏与分尸之苦。图片右侧展示的是绞刑（虽然在他还没死亡时就已经被放下来了），中间的人正在被掏出内脏、阉割，然后他会被斩首，砍下四肢，扔进沸腾的焦油中煎炸，以备保存（图中左侧所示），然后在王国的不同地方展览，以儆效尤。图中间特别突出了手持尖刀的施刑人高高举起受刑者的心脏，以博得围观者的阵阵欢呼。

“挤压刑”这种新式刑罚不仅如爱德华本人一样强势、骇人，还成为随后3个世纪标准的司法程序。必须指出的是，此类折磨并不被视为酷刑。依据《大宪章》的条文，酷刑折磨在英国是非法的。但是，犯人被拴在地牢的地上，被迫吃垃圾，慢慢挤压而死，这只是迫使他抗辩的手段——如果一个人是清白的，那么他为什么拒绝申辩呢？爱德华曾经深切关注过在英国司法系统中不断蔓延的腐败问题。民众指控当地法官逮捕监禁无辜之人，并在他们缴纳罚金后才被释放，借此非法获取了大量钱财。许多案件判决前已定罪，若缺少证人，他们就随便去大街上抓个人回来，对其百般折磨，直到此人愿意做证指控一个素昧平生的无辜者。法官、郡守非法操纵审判，从而获得非法收入，他们的一大堆“朋友”则会去摆平那些陪审员。司法腐败的后果就是民众对法律和司法人员敬畏感的丧失。当陪审团未遭到胁迫时，他们索性直接判处疑犯无罪释放，因为比起罪犯来，陪审员更加痛恨司法制度。王国已堕落至此，爱德华盛怒之下撤销了所有被控受贿、威胁、敲诈、影响司法运作的官员的职务，无奈的是不过数年，新上任者亦迅速腐化。

该图展示了“挤压刑”。图中的这个人看起来还蛮放松的。事实上，这一刑罚痛苦至极，随着添加的砝码越来越重，他将呼吸困难，最终肋骨断裂，肺部压缩，慢慢窒息。

在英格兰之外的一些地方，司法制度运转良好，有些地方的刑罚机制颇为高效。在12世纪的俄国，任何未经地方王公批准而受到酷刑折磨的人，有权向法庭起诉，要求弥补自己罹受的苦难，获得赔偿；原则在于，若想施用酷刑，必须通过官方的批准。1300年，德国的机械发明师制成了一台快捷高效的砍头机器。这台类似于盖卢定断头机（Guillotine）的装置，其形状目前已不得而知，在刚投入使用的第1年，它就顺利地砍掉了5个人的脑袋。意大利使用这种机器的时间可能要更早。7年后，类似的砍头机器出现在爱尔兰，英格兰亦不甘落后，到14世纪中叶，在约克郡的哈里法克斯城（Halifax），一台断头机保持高效运作。在交易日，城里热闹非凡，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喜庆的婚姻在欢快进行，伴随着咔嚓咔嚓的砍头声，人们原本高涨的情绪变得更加兴奋疯狂。

迟至16世纪中叶，哈利法克斯断头机（Halifax Gibbet）仍在使用。1565年，苏格兰的摄政、莫顿公爵（Earl of Morton）亲眼目睹其高效杀人场景，颇为震撼。他回到苏格兰便仿造了一台类似的机器，且在流行甚久、已略显陈旧乏味的砍头场景中加入了更具观赏性的元素。若一个人偷窃农场的牲畜，那么施刑者会用绳索把赃物拴在哈利法克斯断头机的利刃上，然后吊起，当利刃上升到一定高度时放松绳索，此时，连最小巧的动物都能趁机向捕捉屠杀它们的人类复仇。当然，小动物也很可能不幸误碰绳索的另一端。在欧洲，如果动物袭击人类，将受到审判，如被判罪，它也将受刑。在1386年的法国，一头母猪咬伤一个幼童，法庭给该母猪穿上女式服装，吊死在绞刑架上。3年后，一匹马因踢伤主人而被判处绞刑。因此，无论对人类还是对动物的公开行刑，已经成为一种取悦观众的娱乐活动。

这两张图片展示了中世纪早期的砍头机器，它们有时被称为“福尔布雷特”（字面意为“下落的木板”）。对于受刑者来说，这些盖卢定断头机的祖先是一种可怕的、缓慢的折磨。它的效率与盖卢定以及砍头利斧相去甚远，木板缓慢地、频繁地、一下一下地楔进受刑者的颈部。施刑人通常希望第一击能够使受刑者瘫痪，以确保他在整个过程中无法动弹。

倘若公开羞辱和惩罚未能改变欧洲中世纪的传统，那么黑死病（1347~1350年）对欧洲的改变便是颠覆性的。此疾传染性强，广为蔓延，无孔不入。无论年龄、性别、社会阶层，每5人中就有两人染此恶疾。旧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慢慢坍塌，整个社会如一盘散沙，庄稼无人收获，腐烂在田里，店铺凋零，城镇宛如一个大墓园，犯罪活动猖獗，狂热的宗教团体认为这是上帝在惩罚罪恶的人类，他们通过自我惩罚来为整个人类的恶行赎罪。他们穿行在这个被摧毁的世界里，残忍地鞭笞自己，希望自己的痛苦能够在末日审判时拯救基督徒的灵魂。

撒克逊人的鞭刑。

自我鞭笞与惩罚对社会秩序未能产生持久影响，而黑死病则做到了。人类埋葬了逝者，开始重整破碎的文明。显而易见，劳动力（熟练技工，甚至普通农民）已变得极其匮乏，根本无法满足新的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幸存的人们很快意识到，劳动力已变得如此稀缺宝贵，以至于他们完全可以待价而沽。通货急剧膨胀，国王、贵族、地方权贵害怕丧失他们摇摇欲坠的权力，竭尽全力试图维持对经济和底层民众的控制，为此挖空心思使出种种招数。他们制定法规，规定工资与物价务必保持在1346年之前的水平；所有60岁以上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接受任何愿意付钱的人提供的任何工作；提高工资者将被监禁或罚款；若工人辞工去寻找报酬更高的工作，当局会将他们用锁链拴住，监禁并殴打，只给他们提供面包与水，直到他们吸取教训为止；再犯者，在其胸膛上烙上“V”字母（“vagabond”的缩写，意思是“流浪者”），或“F”字母（“falsehood”的缩写，代表“说谎者”）。甚至施舍穷人（食物或钱财）都成为非法。为维持旧的社会制度，各式各样的法律匆忙出炉，整个欧洲普遍颁行了禁止奢侈浪费的法规。它规定任何人穿着打扮不得高于其社会地位。法规对平民大众服饰的质料、颜色都有严格的规定。任何人必须安分守己，否则稍有逾越便会受到公开惩罚，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

一种措施失效，另一个方案随之出台。由于劳工法规与禁奢法未能制服劳工阶层，英国议会在1381年通过一项新税，即年龄在15岁以上的每个人需缴1便士的人头税。民众哗然，这已是不到一年间议会第2次开征新税。再加上此前政府采取的种种严厉措施，民众的各种新仇旧恨迅速堆积，不满情绪终于爆发。肯特郡与埃塞克斯郡的农民揭竿而起，在瓦特·泰勒（Walter Tyler）和被免去圣职的牧师约翰·鲍尔（John Ball）的带领下，他们劫掠乡村，夷平了曼彻斯特城堡，横扫伦敦，对于挡道之人格杀勿论。他们洗劫了伦敦塔，并杀死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财政大臣，然后拎着两人的首级在城中街道上示众。14岁的国王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以少见的英勇接见了泰勒与他的暴民，谈判的目的是休战。幼王允诺，倘若他们放下武器就立即废除新税，赋予农民更多自由，废除农奴制，且政府不会采取任何报复性措施。但泰勒想要的是国王的性命，刺杀未遂，泰勒命殒阶下。暴民安静地作鸟兽散。无疑，理查德的话语是有诚意的，但毕竟呼声微弱，不具备法律效力，枢密院迫使国王背信了誓约。在回复农民代表时的演讲中，他说：“你们生来是农奴和农民，以后仍将如此。”显然，这并不能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

这是用来给罪犯身上烫上烙印的工具。标记通常烙在肩膀上或肩膀边缘，有时候（依据当地文化和犯人的罪行）也烙在面颊或额头。烙印是代表他或她所犯罪行的字母或标志，这使他们很容易被识别。

理查德未成年时曾一度非常开明，但中世纪政治生活的残酷现实终于使他变得和大臣们一样冷酷无情。1383年，爱尔兰的一名修道士觐见国王，当场指控兰开斯特公爵谋反。理查德是否调查此事不得而知，但他对这个厚颜无耻的修士的处置被记录了下来。“何兰德勋爵和亨利·格瑞恩尼爵士来到修士面前，把绳索套在他脖子上，绳子的另一端绑在他的同伙身上，将修士从地上吊起，肚子上拴上一块巨石，在重力作用下他被紧紧勒住，再加上同伙们的重量，绳子勒得越来越紧，使他的脊柱慢慢碎裂，在3种酷刑折磨下，可怜的人很快丧命。”

这是1590年前后的一幅荷兰雕刻的细节。它是一系列展示1576年11月西班牙对安特卫普新教徒进行的大屠杀的53幅雕刻作品之一。从图中可以看到3个受害者被悬吊起来拷打。男人被用绳子系住阴茎悬吊起来，女人用绳子系在乳房上吊起，后面那个人被绳子绑住手腕。受害者所承受的极大痛苦已经在图片中展示得淋漓尽致，无须赘言。

很明显，在理查德二世统治末年（1399年），政府对各种轻微犯罪已完全失控。为了惩罚那些顽固不化、禀性难移的惯犯，几乎所有的英格兰城镇乡村都建有足枷装置。和过去一样，足枷是一种非伤害性惩罚，它满足了民众对公开惩罚场景的观赏欲望。还有一种“套脖”（Jaggs）刑具，其公开性稍逊于足枷，但效果相差无几。它由一根固定在当地教堂墙上的长链和连在链子上的铁项圈组成。犯错的人，尤其是违反教会法规的人，被长时间锁在这个刑具里，让他在这里思过忏悔。类似的铁项圈和禁锢器械广泛运用于城堡的地牢里。在卡丽莎城堡（Carlisle Castle），连在项圈上的铁链非常短，以至于如果犯人不慎从石板床上跌落，难逃被当场勒死的命运。为了防止类似悲剧发生，有些地方专门把犯人的腰部、手腕或脚踝用铁圈固定在墙壁上——这样犯人就不会从床上滚落了。

这一装置用来锁住犯人的颈部，用绳子拴在墙、柱子或类似的固定物上。无论在公开场合（如教堂或城市广场）还是私下场合（如监狱或地牢），它通常都是一种与其他刑罚结合使用的残酷禁锢方式。

除了足枷与锁链外，还有专门为教训一下那些令人讨厌的泼妇而设计的装置。“大便椅”（Chucking stool）用来惩罚泼妇和刻薄的家庭主妇——把那些不停唠叨满嘴抱怨的庸俗女人绑在椅子上游街，让她们忍受路上看热闹行人的嘲笑辱骂以及投掷来的垃圾。为尽可能地羞辱她，椅子的底部是空的，在坐上去之前，特意撩起她的裙子，这样让她的屁股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各式各样猥琐的目光里。

对付泼妇还有另外一招，即“泼妇笼头”（Scold's Bridle）。把一个丑陋不堪的小铁笼子，用皮带固定在女人的头上，头盔的面部有一个向里伸出的铁塞口，正好塞在嘴里，使受刑者无法口吐恶言。该装置通常导致面颊、舌头严重割伤。一旦固定好笼头，她将被游街示众。

“浸水椅”（Ducking Stool）用来对付更为顽劣的女人。它专门用来惩治道德败坏的女人和“大便椅”仍然威慑不了的多嘴女人。“浸水椅”悬浮在当地的臭水塘里，给被绑在凳子的女人上了一堂免费游泳课。倘若她被疑为女巫，那么浸在水中的时间会更长。在此过程中，倘若她在水中浮起（就像洗礼之水那样，在这里，池塘的水是神圣之水的隐喻）——意味着水拒绝接受这个邪恶之人；若她沉没，代表被水接纳，表明是无辜的，等最终判决出炉时，她可能早已淹死，但至少死得清白。15世纪，颈手枷也广泛使用。那些打架斗殴、长期酗酒、传播谣言（尤其是针对政府官员或贵族家庭）、诽谤、公然违反公平交易规则的人，通常会被带枷示众。他们的头和手固定在颈手枷的木框中，暴露在公众蔑视的目光中，时间长短不等，少则数小时，多则几天。对于那些有工作能力而坚持以流浪作为生活方式的人，标准刑罚是把犯人脱光，绑在马车后面，拖拉着他穿街过巷，一路上不停地鞭打他，直到鲜血淋漓。

整个15世纪，处决死刑犯最常用的方式是绞刑（Hanging）。

这张图片展示了对穷人家中过于懒惰的妇女的惩罚，它和“大便椅”相似，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来自被孤立以及暴露于公众的嘲笑中。“大便椅”刑罚一般在公开的交易广场进行，而这里是济贫院的公共餐厅。

这和我们从19世纪的老照片和西部电影中看到的绞刑不同，犯人不是忽然从地板上的活动板门跌落，折断脖子瞬间死亡。19世纪中期之前的所有绞刑都是缓慢的、痛苦的、可怖的事情。犯人不是掉进活动板门，而是被直接吊到空中，他在绞索里不断挣扎，直到窒息而死。对于那些健壮之人尤其是颈部肌肉发达的人，痛苦的折磨可长达20分钟。和早期不同，到15世纪，对死刑犯施行绞刑不再是王室法庭的专利；所有村镇都设有绞刑架，通常处决那些犯了谋杀、大宗偷盗、从当地民兵团开溜、伪造、纵火以及其他罪行的人。虽然这些绞刑台始终事务繁忙，但仍满足不了公众对司法的需求。1429年，一个受到谋杀罪名指控的女人，被当地一群愤怒的女人逮住并采用私刑处死。这是英格兰有记录的首次未经任何审判而绞死一个人。虽然司法手段简单粗暴，但是英格兰社会结构仍在经历更为深刻的瓦解。

撒克逊人的鞭刑与烙刑。

从1455年到1485年的30年间，英格兰贵族陷入内部争战，即著名的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为争夺王位，兰开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和约克家族（House of York）以及各自家族的雇佣兵大打出手。战争横扫英格兰乡村，权力的天平忽起忽落，王位多次易手，直到相关贵族家族的血脉被屠杀殆尽。1485年8月，声称自己为兰开斯特家族血统的最后幸存者的亨利·都铎（Henry Tudor）率领着一支军队，在博斯沃思战役中打败了国王理查德二世的军队。亨利·都铎（即亨利七世，Henry VII）初登王位时，整个王国的秩序荡然无存。在他即位几个月后，一个威尼斯驻英国公使如此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盗贼和抢劫犯如过江之鲫，除了大白天，很少有人敢冒险在乡村行走，在城镇，夜行者更是少之又少，在伦敦的夜晚，行人几乎绝迹了。”

在持续动荡的几十年间，地方司法机关之腐败几乎超乎想象。只要能弄到钱，他们就随心所欲地陷害无辜，释放危险罪犯。在腐败尚未波及的地方，不称职的无能之辈比比皆是。为防止大规模的不公正现象侵蚀社会肌体，教会通常为请求保护的人提供庇护。即使那些未寻求庇护的人也可以通过托称“受益于神职人员的身份”而逃脱惩罚——也就是说，不管受指控的人是否被授以圣职，只要他宣称服务于上帝即可。在一个除了神职人员之外普遍是文盲的世界里，唯一可以证明神职人员身份的，便是吟诵圣经《诗篇》（Psalms）第51篇的首句：“上帝垂怜于我，用你的爱与善，用你如海的怜悯仁慈，洗去我的罪与污。”狡黠的罪犯提前花心思记住这几句，并手握圣经，装模作样地读出来。这一切的后果便是世俗法庭失去对神职人员的控制。教会法庭没有处决权，甚至很少有监禁权，忏悔与苦行成了教会里唯一可行的惩罚——除此之外的任何惩罚，都应由上帝来施行。从此以后，很多人借此合法地成为了神职人员，从而为罪犯提供了一个逃脱法律制裁的巨大漏洞。不过这对亨利七世和大法官而言，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

亨利七世对法律系统采取的第一个补救措施，是限制一个人使用宣称受益于神职人员身份进而免罚的次数，超过限定次数则交由世俗法庭审判。为了防止疑犯在教会法庭上掩盖过往罪行，亨利规定，那些宣称受益于神职人员身份从而寻求豁免的人，需在大拇指上打上烙印。在罪行确定后，将犯人的手指用绳索绑紧，用烧得赤红的烙铁摁在手指上，随着一股烟雾从烧焦的皮肉上升腾，施刑人向法官报告：“尊敬的阁下，这是公正的印记！”

当亨利七世于1509年去世后，他的儿子即经历了多次婚姻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继承王位。承袭其父改革之志，他宣布，任何被指控在公路或教堂里谋害他人者，不得使用神职人员身份以求豁免，这使他们有可能遭受死刑。很快，他又使神职人员司法豁免权失效的范围扩大到数种罪行：所有形式的谋杀、海盗行为、强奸、绑架以及任何形式的渎神罪。随着年岁渐长，亨利的性格由早年的阳光变得刻薄寡恩，他陷入了与教皇长时期冲突的泥潭里，事情起因于教皇拒绝允准他离婚。他阴沉沮丧，并很快把坏情绪发泄到臣民身上，所有的惩罚都变得更加离奇残忍。

当一个水手和他的妻子被指控从一艘船上偷了一箱属于国王的金子的时候，亨利命令用铁链把夫妇绑住，悬吊在泰晤士河的河堤上，当河水涨潮时，他们慢慢被河水吞没。一个伦敦塔的守卫被怀疑是这对夫妇的同谋，被以同样的方式吊在伦敦塔的墙上，慢慢死去。

那些流浪汉、无业游民以及无家可归者总是让亨利烦恼不已。游手好闲者总是有大把的闲暇时间，因此更容易制造事端，煽动叛乱。旧有的法律对懒汉们的处罚通常是让他们吃一顿鞭子，此时作了些修正，比如用烙铁烙他们的右耳，使其一辈子都忘不掉。再犯者就要与绞索亲密接触了。对更严重的罪行则使用更富想象力的酷刑，例如拔舌、砍掉双手或者——让人联想到古罗马最暴虐的酷刑——烹煮（Boiling）。当1531年罗彻斯特主教死于食物中毒时，他的厨子被指控投毒谋害了他。在伦敦的史密斯菲尔德马市（Smithfield Horse Market），这个厨子被扔在一大锅沸水里活活煮死，甚至未获允许做临终忏悔。这一年，同样的酷刑还曾在别处使用过一次。

这3个笼子自从16世纪早期便悬挂在德国明斯特大教堂的圆拱上。违法者将被置于露天的笼子中脱水、饿死。公开展示他们可以警告其他社会成员，亦可以宣扬教会和城市政府对其民众的支配和权威。

罗马宗教裁判所用烧红的烙铁烧掉一个异端者的舌头和嘴唇。

并非亨利政府的所有官员都赞同使用如此残忍的手段。亨利的首席国务大臣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主张使法律更加仁慈和宽宏大量。但是当他公然反对亨利与罗马教会决裂而建立英国国教时，厄运接踵而来，他本人连同他主持的改革一同陨灭。1534年，亨利正式建立自己的教会。到1539年，通过《六条信纲》（Act of Six Articles，亦称《废除不同信仰法案》），他成功地掌控了整个英国教会和政府。此时，针对教会的犯罪被认为是敌视政府；针对国王的犯罪等于是冒犯上帝。因此，任何拒绝加入亨利教会的人通常会被割耳，任何对国王有权传递上帝意旨持有异议的人将被吊死，任何坚持罗马天主教或清教信仰的人将被作为异端烧死，任何被告发在礼拜五食荤或者不相信圣餐变体论（即圣餐礼上的葡萄酒和面包在仪式上转化为基督的血和体）的人被当做异端烧死。当一个叫托马斯·萨默（Thomas Sommers）的商人被抓住私藏德意志新教领袖马丁·路德的著作时，他被用乱石砸死。异端罪成了和叛国罪同等严重的罪行，甚至任何人只要敢说出一点不利于国王的话，一旦传到亨利的耳朵，便有可能被带往酷刑室或死在火刑柱上。

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有组织的反抗，亨利抢先下手。1535~1539年，亨利废止修道院制度，解散并拆毁修道院。这些宗教设施担负着为整个英格兰的穷人提供慈善救济的重任，但这些医院和教育机构对亨利而言，似乎无足轻重。当某一地区的大约5万~7.5万名普通民众揭竿而起，武装反对解散修道院时，亨利居然认为，这是罗马天主教实施的反攻，意在摧毁他。数以百计的起义民众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还有数百人吊死在城镇、乡村以及遍及王国的不计其数的十字路口。但是亨利仍然坚信，新的叛乱正在酝酿中，唯一摸清底细、了解全局的方式，是对每一个看起来像是潜在的天主教徒和清教徒的人实施酷刑折磨，从他们口中榨取信息。

虽然我们在之前的8~9页中见识了许多非人的酷刑方式，但问题是，无论对个人施加了多少难以忍受的苦痛与折磨，酷刑在英格兰仍然是非法的。在官方的司法惩罚或死刑中，酷刑不在考虑之列。为了通过种种方式施加剧烈的疼痛来榨取信息，亨利需避开法律制度中这个小小的障碍。为此，他设立了“星室法庭”。这是一个没有法官，同时不受任何议会法和普通法限制的法庭。结果，拇指夹（Thumb Screws，可以夹碎一个人的拇指关节）、刑靴（Boot，铁靴子可以夹碎踝骨，有时被加热到通红）、“清道夫的女儿”（Scavenger's Daughter，挤压身体，直到七窍流血）、拉肢架（Rack，往相反方向拉扯四肢，直到肢体从关节连接处脱出来）都成为常用的刑讯逼供手段。在伦敦塔里，对付特殊疑犯，会使用“立锥黑牢”（Little Ease，一个非常狭小的囚室，犯人既不能躺也不能站，只能被迫保持蜷缩），或“鼠灾地牢”（Dungeon Among the Rats，牢房里满是老鼠和害虫，它们会在犯人熟睡时啃噬身上的肉）。

一群“异教徒”在烈火中被烧死，这个场景来自于乔安·科蓬伯格（Johan Coppenburg）所绘的一幅画，表现了西班牙人为了使印第安人基督教化使用了极其残忍暴虐的手段。刽子手们相信，这对异教徒来说是一种救赎。

这一简单而邪恶的装置显示了拇指夹（和后来的指铐）的功能。当然，它们有各种不同的样式，但功能大体都一样。它们可以把拇指夹得越来越紧，持续施压直到拇指完全断裂。为了获得感性认知，我们建议读者用你的一只手使劲挤压另一只手的拇指，现在试着想象那种痛觉增强十亿倍。只有在别人决定减少压力时痛苦才会停止。这种与受刑者发生的移情作用在本书所描述的所有刑罚中都不应当使用。

这种装置被称为“刑靴”是再合适不过的，它们能够慢慢摧毁足骨。一些装置从横向磨碎整个骨头，而另一些能垂直地弄碎每个骨头，这些新奇的玩意儿会对脚跟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首先会导致脚趾的第一骨节碎裂，继续施压会使跖骨碎裂。靴刑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发生在宗教裁判所为逼迫大主教甘迪尔招认异端罪的过程中，他在跖骨碎裂后被迫“走向”自己的处决地——火刑柱。当然，在经历了如此残忍酷刑摧残之后，行走是完全不可能的。

（作者在捷克布拉格的中世纪酷刑博物馆拍摄）这一图片展示的是一种拉肢架。受刑者平躺在“床”上，他的脚踝被锁住，双臂向上平展，用上方绞盘上的绳子系牢。滚轴上缀满的长钉会沿着脊椎和腰部刺穿身体，同时伴随着手腕、肘部、肩膀、臀部膝盖和脚踝被撕扯脱位，这会使疼痛加剧，然后是脊柱的断裂，不过大多数受刑者在到这一步之前已经死去了。

图中展示了轮刑，即先用车轮击碎骨头，然后把身体编在车轮的辐条上。尚不清楚左边那个官员手中所持物件是施刑的棍棒还是其他东西。倘若施刑人力道适中，受刑者全身的骨头会碎掉但不会致命，然后把他软绵绵的身体编在车轮的辐条上，让其在极度痛苦的状态下慢慢死去。

亨利妄想症的受害者无处不在，他们被折磨、吊死、烧死。与新教牧师的命运一样，大量的修士、牧师和修女因信仰而获罪。倘若贵族不执行国王要求他们杀害大量平民的命令，他们会被送上断头台，或者被绞死、挖出内脏和分尸。在一个悲惨的案件中，一个15岁的男孩因背诵几句被禁的祷告文而受火刑，他甚至压根就不理解拉丁文祷文的意思。在亨利八世统治英格兰的38年间，估计有72000名男人、女人、儿童被处死，至于究竟有多少人曾被酷刑折磨就不得而知了。

亨利八世时代的英格兰代表了一个悲惨的酷刑时代，但如果认为这只是当时的一个独特个案（这类观点很鼓舞人心），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整个欧洲到处是不同宗教的派别之争和宗教迫害，恐慌在蔓延。比起1000多年前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所做所为，酷刑目下使用得更为普遍。轮刑成为法国和德意志最常用的处决方式之一。在法国，罪行稍轻的罪犯被放逐到海上做苦役，充当长期游弋在海上的巡航船的奴隶——此措施自古罗马帝国以来就再未被使用过。半个世纪前，欧洲的瓦拉齐亚公国（Walachia，现在罗马尼亚的一部分）的大公弗拉德三世（Vlad III），也被称为“德库拉”（Dracula，龙之子）或“特佩斯”（Tepes，穿刺公）。他用尖利的杆子刺穿罪犯以及不顺从的贵族和战俘，并把尸体放在瓦拉齐亚与敌国土耳其的边境上，以示警告。

这幅画描绘的是“刺刑”（Impaling）。长矛从下往上贯穿受刑者的直肠，从胸部穿出，如果施刑时能够做到使长矛避开心脏、肺部、大脑，那么受刑者可以在这种状态下存活相当长一段时间。一些施刑人热衷于这种方式，且为他们能够使他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扬扬得意。

当亨利八世去世时，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即位。为结束宗教迫害，建立英格兰国教教会，爱德华废除了其父治下的许多酷刑，包括烹煮活人。可惜的是，爱德华15岁就青年早逝，仅统治英格兰不到6年的时间。他的改革未能继续下去。他的长姊玛丽（Mary）即位，她迫使英格兰重新信奉罗马天主教，获得了“血腥玛丽”（Bloody Mary）的称呼。

但“血腥”并未给玛丽本人以及英国天主教徒带来安全保障。所有在其父治下信奉国教的人被命令重新皈依罗马教会，否则，会遭受连她那以恐怖野蛮著称的父亲也想不到的酷刑惩罚。她挑选了伦敦主教埃德蒙·博纳（Edmund Bonner）为左右手，此人恶名远扬，被称为“恶魔的狂舞之熊”（The Devil's Dancing Bear）。博纳是那种喜欢把工作带回家处理的人。他在家中打造了一个私人酷刑室，在那里，他可以与那些倔强的对手“亲密交谈”。即使在公共法庭，博纳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喜欢沉浸在折磨证人和被告的快感中。有一回，由于未能成功迫使一名证人开口，他就将燃烧的蜡烛放在受害者手心下方炙烤，直到手上的皮肉吱吱地冒烟。还有一回，他把一个证人的大拇指绑在一起，然后用带倒钩的利箭钩住大拇指中间往后拉。博纳还频繁地使用残忍的拉肢架。那些可怜的人一旦被关进伦敦塔的地下室而遭受拉架刑，没有人能撑过一天，他们的肢体就从关节连接处脱位。博纳不满足于使用单一酷刑，当一个新教牧师被控私藏“恶意丑化国王、贵族、高级教士”的书籍时，博纳用鞭子狠狠地将他打了一顿，然后给他戴上颈手枷，割掉一只耳朵，削掉半边鼻子，在一侧面颊上用赤铁烙印。一周以后，再次给他戴上颈手枷，狠劲鞭打，直到他的背像一堆半消化的牛肉，然后把他仅存的那只耳朵和鼻子割掉，另一侧脸上再打上烙印。显然，此人肯定出言冒犯了“魔鬼的狂舞之熊”。通常情况下，博纳使用颈手枷的用意远远不只是普通的公开羞辱——他会把受刑者的耳朵钉在木枷上，使其在整个过程始终处于揪扯状态。当戴枷结束后耳朵就被割掉，或者割得松松垮垮耷拉着。

这幅图描绘了一个瑞士版本的颈手枷。右侧那个人正在捡石头朝犯人投掷，图片显示犯人的手腕并未被束缚，因此他们有能力自卫，看起来整个枷具为了取悦愤怒的公众被设计成快速旋转的状态。

在“血腥玛丽”统治的5年间，死于信仰的人的精确数字已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仅1553~1558年伦敦城一地，就有114名男人、女人、孩童被烧死，其中89人被博纳主教亲手推进火坑。正当他沉浸在滔天恶性的狂欢中时，1558年，玛丽之妹伊丽莎白（Elizabeth I）登上英国王位，她把前主教囚禁在暗无天日的伦敦塔。在那里，博纳悲惨度日，用生命中最后10年来赎罪。

比起家族中的其他人而言，伊丽莎白的治国方式惊人地开明。英国已经被延绵30年的宗教纷争蹂躏至精疲力竭，很显然，她的首要任务便是治愈宗教狂热这块溃烂化脓的创伤。在首次议会演说中，她说：“只有一个上帝，亦只有一个基督，其他一切事情都是无关轻重之小事。”虽然她使英国恢复到其兄爱德华建立的国教，且向天主教徒征税，但她决不允许宗教迫害再度出现。她开始以一种果敢、积极、决绝的方式处理由于其父的过度屠杀，以及上个世纪的玫瑰战争带来的贫困问题。她为穷人建立济贫院，为病者建立医院，并且极大地改善了监狱条件。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她废除了残忍的死刑或肉刑。事实上，刑讯逼供在她治下发展到顶峰，当伊丽莎白即位并牢牢攥紧权柄后，每年被处决的犯人有800左右；枢密院（Privy Council）以及间谍网负责人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Sir Francis Walsingham），惯于采用酷刑作为榨取信息的手段。但是如果没有伊丽莎白的表侄女——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的出现，伊丽莎白本来极有可能扭转这一趋势的。

玛丽本人更像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而非苏格兰人。她丈夫是法国国王，母亲是法国人。丈夫去世后她才回到苏格兰。由于习惯了奢华舒适的法国宫廷生活，苏格兰的寒冷、尖锐、生硬给玛丽造成了巨大的震撼。苏格兰人与那里的气候一样粗鲁，野蛮的肉刑在苏格兰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窃贼和造假者被砍去双手，在手上、面部、身上打上烙印亦非常普遍，连最轻微的违法行为都遭到鞭笞与折磨。

一个受刑者被用木桩固定起来，他即将被车轮击打的粉身碎骨。显然还有更残忍的酷刑在等待这个不幸的人。

在苏格兰盛行的一种让人大开眼界的死刑是“轮刑”（和法国和德国一样）。这里的轮子并不是古罗马使用的精致的鼓状物，而只是一个简单的马车轮子。犯人被四仰八叉地捆在轮子上，状如飞鹰展翅，然后施刑人用木槌或铁棍打碎犯人的四肢关节，再用烧红的铁钳把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撕扯下来，最后，用利斧砍掉脑袋。这一切让玛丽觉得很不舒服，再加上当时苏格兰长老会领袖约翰·诺克斯（John Knox）掀起了宗教狂热，他公开称女王为“血腥的天主教婊子”，玛丽更加无法忍受。她所想要的，不过是体面善良的臣民、较为文明的国家——如果是天主教国家或她可以改造成天主教的国家那再好不过了。之后玛丽被其臣民废黜，但她成功地逃过了边界，到达英格兰，请求伊丽莎白提供政治庇护。伊丽莎白应允。玛丽得到庇护，不过所付出的代价不菲——永久性软禁。伊丽莎白及其大臣都很清楚，玛丽和她母亲一样，是个根深蒂固的阴谋家，而且英格兰充斥着热心的天主教徒，他们乐于见到一个皈依罗马天主教的英格兰。

伊丽莎白的近臣们以及沃尔辛厄姆请求女王处死玛丽。在整整17年里，他们一直试图说服女王采纳他们的建议，但伊丽莎白并不想成为现代史上第1个亲手下令处死另一个君主的国王。然而，1586年仲夏，当沃尔辛厄姆向女王禀报他们成功破获了一起针对女王的阴谋时，她动摇了。安东尼·巴宾顿（Sir Anthony Babington）是一个出身高层的英国天主教徒，他与同伙谋划绑架、谋杀伊丽莎白，把玛丽扶上王位。这个阴谋是经过玛丽首肯的。毫无疑问，沃尔辛厄姆精心修改了玛丽的信件，使得她看上去比实际上更像一个同谋。但在硝烟弥漫、杀气森森的政界，结果就是一切。伊丽莎白怒不可遏，那种狂怒是都铎王朝专制君主的特色。在致沃尔辛厄姆的信函中，她写道：“在这种情形下，毫无回旋余地，我们应把仁慈丢到一边，采取极端措施。

在审讯前，通常会向受刑者展示各种各样的刑具，这是审讯的第1阶段。这些骇人的拥有巨大破坏力的刑具让人不寒而栗，受刑者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各种惨不忍睹的画面，这已经足够使他们乖乖合作了。

如果他们不老实坦白，我命令你把他们带到拷问架旁边，先对其进行威吓。倘若森然的刑具仍不能使其开口，你应让他们尝尝拷问架到底什么滋味，直到你认为目的达到为止。”最后，玛丽被监禁，巴宾顿和15名同犯被拖到伦敦塔关押。两名沃尔辛厄姆的间谍被释放，剩余的14人以叛国罪被处以绞死、挖出内脏、四马分尸。

这是伊丽莎白即位28年以来第1次下令执行的恐怖司法杀戮，这很可能暗示了时代的变迁。1586年9月20日，巴宾顿和6名同伙被公开处死，在死亡到来之前，他们眼睁睁地看到同伴们被一个一个地劈开身体，拖出内脏，砍成碎片。公众对这一血腥场景的反应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始终在兴奋地鼓掌，伊丽莎白同样如此。第2天，剩余的7个谋反者被简单地公开吊死。这是大不列颠最后一次施行绞死、挖出内脏、分尸的酷刑。第2年的2月，苏格兰女王玛丽在佛泽林盖城堡（Fothering Castle）里被砍头，行刑在外人不得入内的情况下私密进行。

谋反者与苏格兰女王不是死于伊丽莎白统治下的全部人员。在她统治时期，拉肢架、绞刑架、绞索这些工具从来没有闲置，各种各样的偷鸡摸狗之徒被残忍地迫害。小偷在第1次行窃被抓时将失去一只耳朵，再犯则割掉另一只耳朵，第3次偷窃就被吊死。妓女也同样，初犯失去一只耳朵，第3次被抓就被割掉鼻子。

1584年，即巴宾顿阴谋破获的两年前，尼德兰统治者、奥兰治的威廉亲王（William of Orange）不幸遭到谋杀。荷兰在世纪初沦为了西班牙的政治和宗教附庸。威廉成功地将西班牙人驱逐出去，因而声誉日隆，成为欧洲最受爱戴的统治者之一。一个叫巴尔萨扎·杰勒德（Balthazar Gerard）的宗教狂热分子在1584年刺杀了威廉。他被一群愤怒的民众抓获，在当地守卫赶到之前，众人已将他打得半死，然后在他的伤口里抹上大把大把的盐，用斗篷包裹全身，扔到白兰地与醋的混合液中浸泡，直到守卫赶到，他才保住性命。他被拖到当地监狱，在接下来的18天，遭到反复折磨与拷问。第1天，他被带到一个公共刑台上，犯下不赦罪恶的那双手被迫猛地插进一大锅滚烫的沸水中，奇怪的是他竟然未流露出丝毫的痛苦表情。第2天，他被再次带到刑台上，砍掉双手，他再次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仅有的反应就是满不在乎地把残肢从台上踢下去。在接下来的11天，他的身体被刑具一点点残害，支离破碎，烧红的铁钳把他的肉一块一块撕扯下来。最后一天，他被绑到火刑柱上慢慢地烤，不一会儿，施刑人将火熄灭，把他放下来——已被烧得如焦炭般漆黑——接下来，他要遭受轮刑的折磨，熬了难忍的6个小时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被勒死了。

不幸的是，这件叫人咋舌的残暴事情并未给欧洲的宗教冲突与司法恐怖画上句号。事实上，在当时以及之前和之后的几百年里，宗教迫害一直都是欧洲最重大的事情之一。尤其是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为了净化世界，对任何敢于挑战其权威的人大开杀戒，无所不用其极。

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tion）并非西班牙首创，其初始用意也不是施行宗教与社会恐怖。"inquisition"这个词的意思很简单，即“官方、司法审讯”，在此语境下，宗教裁判所意指罗马天主教会对可能的异端行为进行审讯。晚至1139年，教会所允许的惩罚异端的唯一方式是革除教籍。这显然威慑不了那些顽固不化的异端。可疑的异端分子被世俗权威或一群愤怒的基督徒杀死时有发生，但是，这种行为受到教会的严厉谴责。事实上，即使如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年）那样德高望重的权威人物也曾说过：“信仰不是靠强迫，而是靠说服产生，”然而，这种宗教宽容态度在他过世后随之烟消云散。

这是忏悔的人和不顺从的罪人在朝圣或宗教仪式中佩戴的“念珠”（rosary），他们可能为了展示信仰之坚定而自愿佩戴，也可能是由于某种罪过而被迫接受的一种苦行。挂在信徒脖子上的以支撑整个念珠重量的铁链上面布满了尖钉。

基于一个原则即异端邪说是对上帝犯下的严重罪过，119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开始鼓励信徒搜捕、侦破和摧毁异端。然而，英诺森并不主张教会应卷入此事，直到1229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Pope Gregory IX）批准成立了一个修道士团体，专门负责侦破异端，这些修士被称为宗教审判官（Inquisitor or Private Investigators of Heresy）。4年后，格里高利九世致信法国主教们，告知他们宗教裁判所的存在，并督促他们配合它的工作。不过直到此时，宗教裁判所并无意——事实上也的确没有权力——对受审嫌疑人进行肉体残害。

对异端的标准惩罚是侮辱性的苦行，比如被迫去某一圣地朝圣，或在长袍上缝上一个“十”字。只要受罚之人矫正了罪愆，且做了适当的自我惩罚，耻辱便得到了洗刷，他们会重新被教会接纳。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即异端者拒绝承认他们的错误，或继续坚持传播异端邪说（据估计，这种情况不到10%）时，才会将他们交由世俗政府进行司法审判和惩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s）成立了新的宗教法庭，但即使在这些知识丰富、训练有素的修士中，对于什么行为能够构成应受惩罚的异端罪，以及苦行和世俗司法惩罚的力度应该有多大，都存在巨大争议。

纪伯纳（Bernardo Gui）是一名多明我会修士、宗教审判官，F·默里·亚伯拉罕（F.Murray Abraham）在电影《玫瑰之名》（Name of the Rose）中的演绎让人不寒而栗。1307~1324年，经他判定的异端分子多达1000人，他还把自己的工作方法和经验详细记录下来，集结成一本394页的煌煌巨著《审判异端指南》（The Conduct of Inquiry Concerning Heretical Depravity）。该书总共5章，前3章讨论程序问题，比如审讯疑犯的程序以及怎样组织法庭。第4章是对有关罗马教皇告谕如何界定宗教裁判所权力的老调重弹。最后一章详细阐述哪些行为构成异端罪——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这本早期教会的畅销书最有意思之处，在于教导宗教审判官如何向可疑的异端问讯。正如现代社会的知名律师所惯用的伎俩一样，永远不要让证人掌握主动权。提出的问题应该尽可能地刁钻古怪且布满陷阱，回答时稍有疏忽，措辞不当，便可能使最无辜之人被贴上异端的标签。在此过程中，关键在于让证人思维混乱、失去判断。本书与其他因素一起，奠定了宗教裁判所的基调。

当纪伯纳正为著书而忙碌劳累时，教皇克莱门特四世（Clement V）下令以异端罪搜捕圣殿骑士团成员——主要是因为他们富可敌国，权势滔天，甚至使教皇和法国国王眼红。骑士团遭受灭顶之灾。当法王菲利浦四世（Philip IV，又称为美男子菲利浦）忙于大肆搜捕、折磨、烧死圣殿骑士时，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Edward II）则显得更为理智——他拒绝合作，教皇在英国一无所获。于是，他致信爱德华说：“我们获悉，你因酷刑违背你们国家的法律而禁止使用；但是，没有任何国家的法律能逾越教规，我们的法；因此，我命令你立即对这些人施以酷刑。”这位神圣的教父后来又加上的一句，“你已经显示了对异端的偏爱，这使你的灵魂陷于危境”，使得这封信对爱德华来说更像是一个凶兆了。爱德华勉强屈服，下令逮捕英国的圣殿骑士团成员，但是国王还是提前发出了预警，尽量留给大多数人充足的时间逃到苏格兰安全地带。

到1401年，离圣殿骑士团被摧毁已有70多年了。烧死异端在英格兰已经合法化，因此国际性的宗教裁判所体系开始形成。可疑的异端分子被教会逮捕，交由世俗机构审讯：教会还是不希望亲自实施身体伤害而弄脏了圣洁的手。整个程序非常简单，一旦发现可疑的异端分子，教会法官会对被控者作出如下宣判：“既然教会对你这类异端无能为力，我们特此把你交给世俗法庭，并尽我们最大努力劝谏他们遵守教会原则，保全尔等之性命和身体，远离死亡。”接下来的一句才是关键：“只要你完全承认异端指控”。毫无疑问，被控者最终会认罪；如果拒绝认罪，他们也会被一直折磨到认罪。

当被控者“自愿地”承认了罪过时，会被带回教堂接受教会的审判，但是教会仍无权施加任何比革除教籍更严重的惩罚。一旦异端罪确定，疑犯被再次带到世俗法庭接受二次审判，（除非法庭甘愿冒着激怒罗马教廷的危险）他们最后总是会被绑到火刑柱上，高高的树枝一直堆积到脚底，他们将在这里结束生命。

意大利法学家巴尔多鲁（Bartolus,1313~1357年）的法律著作促使火刑成为最盛行的异端处决方式。他认为，在烈焰中死亡实际已被基督认可。根据圣经《约翰福音》（Gospel of John）第15章第6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种纯粹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耶稣把不虔诚的人比作树枝的隐喻的思路是现代人无法理解的，不过宗教裁判所似乎非常乐于如此而为。它至少讲清楚了一个问题，即在任何情况下，与官方教义相违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是否能增加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它把对生命和灵魂的恐惧带给了每一个人。随着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迫害（和民众对它的恐惧）蔓延到整个欧洲，更大规模的异端迫害出现在多元文化的西班牙。

在中世纪盛期，西班牙（Spain）是由无数弹丸小国、彼此争斗不休的君主国、不同族群和宗教团体组成的一个分裂碎化的多语种社会。从8世纪早期以来，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被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The Moors）统治着。从那时起，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人就开始了漫长艰辛的收复失地运动，直到1492年收复格拉纳达城（Granada），摩尔人才最终被驱逐出去。摩尔人在长达7个多世纪的占领期间吸纳了一部分犹太人进入西班牙，进一步为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增添了复杂性。当摩尔人最终失去这块土地时，犹太人同样被驱逐出境，或被迫改信基督教。自然而然地，恐慌逐渐在人们心底蔓延，人们担忧的是这些改宗的人只是假装信奉基督，而私下里仍秘密信奉自己的宗教，西班牙人急切地想要对这些外来者进行彻底的大清洗。早在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与伊莎贝拉（Ferdinand and Isabella，他们资助了哥伦布的探险）共治时期的1478年，两人就请求教皇西斯笃四世（Pope Sixtus IV）允许他们组建本土化的宗教裁判所。此建议可能是伊莎贝拉提出的，这个念头是由她的私人告解神父——一个狂热仇外的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所激发的。在托尔克马达和大主教的劝告下，教皇同意了国王的请求，并发出一道教皇敕令。就这样，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产生了，托尔克马达成为第1任大审判官。

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主持的审判大会上，异端分子被处决的场景。两个被铁矛支撑的裸体男人即将被绞死。另外两个异端分子穿长袍带帽子，表明他们的罪过已经因为自我惩罚而得到洗清。

宗教裁判所为揭露“异端阴谋”而施用的种种酷刑。图片从左到右，可以依次看到：一个带足枷的受刑者被火烧炙和打上烙印，中间的另一个人在忍受注水刑的折磨（有一个特制的“床”，用来排出和循环利用施刑所用的水）。然后可以看到一个可怜的家伙在被用滑轮折磨。最右边是大审判官以及一丝不苟地记录整个过程的书记员。

尽管历时弥久的西班牙恐怖统治主要针对的是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伊斯兰摩尔人，但名列“黑名单”的人也包括尚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摩尔人、共济会会员、天主教异端和不断涌现的可以统称为“新教”（Protestant）的基督教非天主教派成员。为提高镇压效力，他们鼓励民众与当局合作，检举、揭发邻居、友人、家庭成员中的可疑分子。一旦被告发，程序是一成不变的，无论证据看起来多么荒诞不经，都会被宗教审判官仔细审查，以决定该证据是否充分到可以进行逮捕——而证据总是充分的。为了保证告密者不受公众谴责，他们的名字和裁判所其他程序一样，总是秘而不宣的。

“开花梨”可以插入受刑者的嘴部、阴道、肛门，然后慢慢扩张，越来越大，直到撑破器官（施用于嘴部时，可导致牙齿和颚骨碎裂）。我们考察了许多这一类的刑具，发现它们不仅仅是一些黑暗年代酷刑室所用的制造痛苦的工具，它们还总是制作精良，其构造甚至极富艺术性。制造者以此为荣，且深深陶醉于自己的作品带给受刑者的非人的折磨。

当逮捕令发出后，一群宗教审判官、牧师和全副武装的士兵冲到疑犯家里——通常是在深夜。若疑犯拒捕，那么他们会把他结结实实地捆起来，把一个形状如梨的金属装置塞进他的嘴里。当转动另一端的手柄时，“开花梨”（The Pear）就慢慢张开，直到疑犯的上下颚被撑破，同时伴随着牙齿碎裂和下巴脱臼。当疑犯被关在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时，他们的财产会被没收，对此，官方的说法是财产用来支付他们在监禁和审讯期间产生的费用。

因惧怕酷刑折磨，被告发的人当然情愿招供，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因何被指控，因而不可能坦白或者进行自我辩护。在初审结束后，疑犯被拖进用黑色布幔围得严严实实的地下室，在房间另一头的桌子后端坐着一名宗教审判官、一名监察员、一位秘书。还有通身一袭黑袍、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施刑人，肃然立于其旁的是众多可怕的刑具。这些人都知道一个事实，而受刑人却丝毫不知，即接下来的酷刑折磨将分为5个不同的阶段，首先，对疑犯进行口头恫吓，告知他将被施以酷刑。其次，向他展示刑具。第三，将疑犯脱光，蒙上他的眼睛。第四，施行酷刑。最后，再给他一次坦白的机会。如果此时他仍然坚持自己是清白的，那么就对他无限制地反复施行第4步和第5步，直到他或她认罪，或死掉。这一程序不分年龄、性别、社会地位，通用于所有人。施刑的种类与方式的选择完全是随机的，唯一的决定因素是审判官和监察员的情绪，以及手头上可以利用的酷刑设施。在缺少精巧的刑具时，审判官非常乐于使用备用的古老刑具——鞭子和长绳。一个葡萄牙书记员的文字记录了鞭笞在宗教裁判所是多么普遍：

任何犯错的人都逃不掉一顿狠狠地鞭打。他们被剥光衣服，被几个大汉按到地上，背部朝上，其他人用因涂过熔化的沥青而变得硬邦邦的粗绳子残忍地鞭打他，直到他的背部溃烂。

在类似案件中，有一次，一个14岁的男孩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鞭笞至死。还有一次，被打的是一个妇女，她挨鞭子的原因是有人听到她说：“我不知道教皇是男是女，但是每天我都听到关于他的美妙的事情……"6天后，她死于鞭伤。一个葡萄牙珠宝商因被疑为共济会会员而遭到逮捕，遭受了骇人的折磨，以下是他的亲身经历：

“把我的衣服剥光后……他们把一个铁颈圈套在我的脖子上……然后在每只脚上套上铁环……他们用尽全力拉拽我的胳膊和腿，然后用小指般粗细的两根绳子分别缠在两个胳膊上，另外两条绳子缠住腿。4根绳子分别穿在木支架的洞里，由4个大汉同时用力拉紧绳子，（绳子）深深地嵌入肉中，深可触骨，鲜血不断涌出……他们发现如此酷刑尚不能从我这里挖出任何有用信息……6周后，他们让我见识了另一可怖酷刑。他们拉伸我的胳膊，使手掌向外翻，用绳子捆住每个手腕处，机器拉动绳子，带动手掌不断朝外翻转，然后使两只手在身后慢慢接近，手背几乎相触，这样我的肩膀便从关节处脱位，血从我的嘴里汩汩涌出。”

当一个犹太人医生伊萨克·奥洛比（Isaac Orobio）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在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3年之后才进行审讯。审讯时，他们用细绳子将他的两只大拇指紧紧绑在一起，用力勒紧绳子，血便从指甲缝里涌出。这样做的目的是先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施刑人用力将他朝墙上掷去。之后，迫使他坐在一个狭窄的凳子上，墙上固定着几个滑轮，每个滑轮垂下一根绳子。这些绳子分别绑在他的四肢上，然后用滑轮用力拉紧绳子，这时从犯人身下拿走凳子，使他整个身体被绳子拉住而悬在空中。

当英国人威廉·利思戈（William Lithgow）被疑为密探而逮捕后，他被施以当时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最常用的一种酷刑。他们掰开他的嘴，插入一个漏斗，把水不断地由漏斗灌进他的嘴里。他的胃被撑得鼓鼓的，几乎要爆掉，喉咙里也都是水，水从嘴里、鼻孔里不断溢出。为了防止他吐出水，他们会用绳子扎住脖子，然后迫使他在地牢的地板上不停地来回翻滚，当他难受得快要昏过去时，他们用绳子拴住他的大脚趾，将他头朝下吊到空中。这时才解开脖子上扎的绳子，让他将一肚子的水吐出。然后他被戴上镣铐并送回到牢房。

这是一把“审讯椅”（Inquisition Chair），有时候亦称“女巫椅子”（Witches Chair），或直呼其为“王座”（The Throne），图片清晰展示了它的功能。不过，首先应考虑到这一刑具是用来吓唬人的——因为酷刑的第一阶段就是向受刑者展示刑具的破坏力，希望他们一看到那可怕的玩意儿就立马招供了。毫无疑问，坐于其上将会无比的痛苦，真正的剧痛来自紧紧压住犯人大腿的布满长钉的木板（座位上面）和环绕胫骨的钉子板（座位前面）。椅子的侧面有凸出的圆槽，木棍可以穿进去，这样整个装置就变成了一个轿子——也许用来向观众展示。自然，一旦受刑者被皮带紧紧固定在椅子上，很可能会被施以其他更加暴虐的刑罚。

这些骇人的事情不可避免渐渐传到罗马教皇那里。西斯笃怒不可遏，他立即致信斐迪南：

两个惨遭拉肢刑的可怜人。其中一人被用梯子拉肢（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讨论），另一人在桌子上拉肢，作为注水刑的从刑。本书正文中对这一普遍施用的怪癖刑具有详尽的描述。操纵拉架滑轮的施刑人身体倾斜，似乎是在用火把烤炙受刑者的肚子。如果正在进行的酷刑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图片中间的滑轮正在等待着这两个不幸的人。

许多真诚虔敬的基督徒，由于受到敌人、对手、奴隶和其他劣等人的指证——被不正当地——在缺乏任何调查的情况下，被囚禁在世俗监狱里，像一个顽固的异教徒那样备受酷刑折磨和谴责，他们被剥夺财产，交到世俗当局手里处死，这毒害了他们的灵魂，也为公众树立了一个有害的恶例，招致多数人的反感愤慨。

斐迪南不得不对国内的宗教机构施加压力，教皇的态度才趋于平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得以继续对有罪之人进行混乱地讨伐。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最热衷于使用吊刑（garrucha）——使用滑轮折磨犯人。犯人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绳子系在手腕上，用天花板上的滑轮将绳子一点点往上拉，将犯人慢慢吊到空中。这样，犯人的肩关节会逐渐脱臼。当犯人在空中挣扎了一会儿后，绳子可能被忽然松开，使犯人一下子坠落到地上，或者一次下降一段距离，使肩关节一次次忽然受力。如果这些还起不到预期效果，就在犯人脚上系块大石块，继续重复刚才的过程。

把受刑者的手腕在背后反绑在一起，用绳子系住手腕将他慢慢悬吊到高空。他的肱骨立即被锁骨和肩胛骨从关节连接处撬开，这一骇人的刑罚对身体的伤害是胸背的永久性扭曲。倘若把重物（如上图展示的那种）绑在犯人的脚上，痛苦会加剧，直到身体撕裂，就像使用长凳和梯子的拉肢刑一样。最终，受刑者会瘫痪、死亡。

一个偶然的事件让我们窥见了外界对宗教裁判所的内幕的无知与忽视达到了怎样的地步。当金匠劳伦斯·卡斯特罗（Lawrence Castro）拜访宗教审判官唐·佩德罗·葛雷诺（Don Pedro Guerreeto）先生时，他被邀请参观房间内部，包括审讯室。他走在地下室里，穿过一个又一个铁门，听到里面传来阵阵撕心裂肺的尖叫声和呻吟声。当他要离去时，唐·佩德罗问他的感受，他说：“这里简直是地狱，”这样的话在当时足以构成巨大的亵渎了。因此，他因侮辱神圣的宗教裁判所而丧失了全部财产，且被当街鞭笞示众，肩膀打上烙印，充作帆船奴隶而服一辈子苦役。

这里所讨论的宗教裁判所的酷刑给受刑者所造成的痛苦是超乎想象的，不过这些刑具都是世俗社会发明的。若时间和金钱允许，宗教裁判所有时候会自行研制一些非常复杂和怪诞的刑具。例如，有一个刑具状似一个大鼓，内部可装一个犯人，鼓的内壁全是粗短的边缘如剃刀般锋利的铁片，当滚动鼓时，里面的受害者的皮会被剥掉。

从当时的报告中我们得知，有时不幸的受害者会被扔进一个巨大的烤炉里，像烤牛肉那样来回翻烤。有时，炙烤仅限于身体的某一部位。在名为“西班牙椅子”（Spainish Chair）的酷刑中，受刑者被用皮带绑在椅子上，脚锁在足枷里，旁边是烧得旺旺的炭火盆。为了防止受害者的脚被迅速烤焦，通常会在他的脚上涂抹油脂。当然，还有古老而简单的拉肢架，施刑人从犯人身上扯出的不仅是四肢，还有他想得到的信息。但是比起这些极富创意的刑具来说，拉肢架是世俗社会发明的。

倘若犯人在审讯中幸存下来，他们会变得特别服帖，愿意承认宗教裁判所想要施加给他们的任何指控。之后，他们会受到囚禁，等待审判。和审讯一样，审判一般也在私下进行。和酷刑室一样，法庭也被黑色布幔裹严，房间唯一的饰物是耶稣受难像——也许意在提醒被控者，这是官方教会的程序，又或许是在向他们暗示其命运的结局。当庭吏出现并高呼“肃静！肃静！肃静！神父莅临！”时，穿长袍的宗教审判官鱼贯而入，各自就坐。大审判官摇动一个小银铃宣示审判开始。被告是孤立的，无人替他辩护，而起诉方则可以请出女人、儿童、其他异端分子、犹太人、摩尔人、奴隶和罪犯来做证。被告只能请成年的男性基督徒来作证——然而很少有人愿意冒着成为被告席上一员的风险这样做。倘若被告拒绝做证或提供的证词违反了起诉方事先制订好的计划，或者翻供，他们将会被带往酷刑室，重温那些痛苦的记忆。

可怕的是，当一个被控的疑犯在自己的朋友中向宗教裁判所揭发出一定数量的异端分子后，他本人会被赦免，并被教会重新接纳。对于低程度的合作者，宗教裁判所会判处他们在地牢里囚禁几年或者几个月；很少有人能在地牢里存活那么长时间，但这总比烧死在火刑柱上强。唯一能避免面对未知命运的方式就是认罪，认罪的人也会被烧死，不过令人欣慰之处在于，他们在投入烈焰前已经被勒死了。

在西班牙，一种非常便捷的处决方式是通过穿入椅子背部小孔里的皮带勒死犯人。这种方式因为简单方便也被宗教裁判所采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自始至终都是对公正和宗教的荒诞嘲讽。

审判之后，犯人将参加公开的宗教审判大会，这是宗教裁判所为战胜那些撒旦释放到上帝之国的邪恶力量而举行的一个公众庆典。为尽可能吸引民众的注意，庆典一般在节假日举行——数以千计的观众驻足观看数以千计的受害者被公开凌辱、残忍杀害。在官方庆典开幕式的大游行中，人们会看到宗教裁判所的修士们出现在队伍的前列，紧随其后的，是悔过之人（清白的人），他们身穿黑衣，手持巨大的蜡烛，那是他们信仰改过的标志。后面跟的是接受改造的人，无论采取了什么手段，他们总算逃过了死劫；在他们所穿黑袍的后背上，绣上了倒置的火焰。接下来是将死之人——他们后背上绣的火焰是向上的，这一组人被武装士兵严密押解，耶稣会士紧随其旁，为他们做临终忏悔。队伍的最后，是骑着骡子的宗教裁审判官和骑白马的大审判官。

诵经结束后，一个牧师布置好断头台，然后开始宣读判决，象征性地把犯人交到世俗机构手里，并伪善地请求他们不要以任何方式伤害这些可怜的迷途羔羊。接着，受刑者将被带离，因为世俗机构将要核查他们的案件。一两个小时足够完成几千个司法审核，然后带受难者回到庭院，并询问他们希望选择哪一种宗教来完成死亡仪式。那些声称自己虽久经非人的酷刑折磨，仍然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的人将会在绑到火刑柱上之前被提前勒死，而其余的人将被活活烧死。当受害者被绑到火刑柱上之后，人群中爆发出阵阵尖叫。施刑人将火把戳到留着胡子的人（大部分是犹太人）的脸上，火舌迅速舔去他们的胡子，烤黑他们的脸。最后，柴堆点燃了，受刑者将被死亡吞噬，他们发出声嘶力竭的尖叫、呼喊，脂肪从焦黑的烧得噼啪作响的皮肤流出，他们活活忍受着肢体被慢慢烧得残缺不全，变成一截截的焦炭。

西班牙好像并不满足在自己的国度散布这瘟疫似的死亡恐怖，在整个16世纪，低地国家（比利时、荷兰和尼德兰）处于西班牙王室的严密控制下，他们同样受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迫害。1568~1573年，大约18000名荷兰人被宗教裁判所处决，大部分人死于新教信仰，其中多数人被烧死，一些人被溺死，还有一些人被活埋。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直到1808年遭到拿破仑军队侵略的时候，西班牙仍然存在宗教裁判所。虽然在1816年教皇已断然下令禁止刑讯逼供，但迟至1821年，酷刑才被正式废止。1481~1808年，超过33000名西班牙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活活烧死，2万多人被酷刑折磨和监禁，并被剥夺所有财产。至于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酷刑折磨仍然是个未知数。在托尔克马达担任大审判官的17年中，仅他一人就把一万多人送上火刑柱，并把多达10万人送进监狱。我们不禁心怀期望，希望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存在的3个多世纪里，世界的其他地方能够走出司法恐怖的泥沼，他们究竟能否达此目标呢？留待下一章详解。

这一具有传奇色彩的装置有两个基本形式：（1）西班牙样式的装置依靠转动后面的螺杆使铁项圈向后拉，使犯人窒息而死；（2）在加泰罗尼亚的版本中，铁钉刺穿、粉碎犯人的颈椎骨，同时迫使整个颈部前倾，气管被铁项圈折断，犯人死于窒息和脊椎断裂。如果施刑人一时兴起，受刑者所受煎熬的时间可以不断延长。

上图：在这幅描绘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宗教审判大会的图画中，可以看到远处一整排的异端正被火烧。在他们前面（从左到右）依次是：一个男人被吊到柴堆上方慢慢翻烤；刺刑以及相对残忍的利剑斩首。

另一个集体火刑的场景。这一木刻画描绘了23个犹太人在大火中挣扎。他们被指控为了完成逾越节仪式而谋杀基督教儿童，这是整个欧洲反犹主义常用的借口。罪名的确定采用与检验巫觋和异端一样的方法。一旦残忍的酷刑折磨使被控者供认，那么这一“供认”会被作为确定罪名的证据。

第3章

理性时代的酷刑

公元1600~1700年间的一个世纪通常被称为“理性时代”。这一措辞较为恰当，因为在此期间，科学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严酷的法律和各种肉刑刑具却与以往差异不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于1603年去世后，她的表侄孙、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King James VI）继任为英格兰国王。这位39岁的新国王已经在苏格兰称王18年，而且无意于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与都铎时代的英格兰相比，苏格兰人的统治方式更为雷厉风行。

最令詹姆士心惊胆战的事物当属巫术，虽然他有时将这种畏惧表现得过于夸张。1590年，当他还只是苏格兰国王时，他便下令逮捕了菲安医生（Dr Fian，化名约翰·坎宁安）及其40个同伙，而且指控他们妄图以巫术来诅咒并谋害他。毫无疑问，坎宁安是个又笨又危险的家伙：他公开声称自己是魔法师，但他对毒药的研究早就引起了民众的猜疑。所以，詹姆士的臣子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有（实际上确实有）谋反的密谋，那么坎宁安势必难脱干系。为了厘清坎宁安罪行的细节，施刑人扯下了他的手指甲，然后将针刺入他鲜血淋漓的手指头。

因为这位医生拒不认罪，他又遭受了名为“刑靴”（Boots）的酷刑——他的小腿被极其残忍地压碎，鲜血与骨髓从铁靴边缘汩汩流出。然而倔强的坎宁安仍不招供，不过，他的不屈也没能使其逃过此劫。他被勒死了，尸体则被焚化于火刑柱上。一年后，即1591年，苏格兰发现了一个“女巫”，后者受到的惩罚是：施刑者将她的手指卡在类似夹钳、称为“夹指”（Pilliwinckes）的器械中，然后鞭笞并前后扭动她的头。最终，她因为自己喉咙上的“女巫印记”（Witch's Mark)——可能是一颗痣、疣或胎记，各地的猎巫者均将这当做“圣痕”（stigmata sagarum)——而被判定是女巫，她只得认罪，命丧黄泉。

显而易见的是，诸如此类的拷打不仅在猎巫中派上大用场，也迎合了詹姆士国王对女巫的看法，这些真实存在的记录和解释均被收录于一本名为《魔鬼学》（Daemonology）的书中。詹姆士毅然决然地在苏格兰根除女巫，当时的一位爱丁堡法学家对此有详细记载，这位法学家说：“如果某个老妇人被加洛韦地区（Galloway）的基层理事会（教会组织）指控为女巫，那么她绝不会受到宽容，其下场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中的犹太人一样。”

这张图片解释了审讯是如何进行的。这位犯人正在遭受名为“木靴”的酷刑。施刑人会用木板将犯人的小腿夹住，即从膝盖到脚踝的部分，然后挥舞着大锤，不断地将许多木楔子锤进木板的缝隙之中，直到犯人的膝盖骨、胫骨、脚踝骨都被挤碎了才肯罢休。这会造成犯人的极大痛苦，施刑人却故意放慢节奏，这样一来犯人就不会晕厥，因为后者故意将这种痛苦控制在不致命、不太突然的程度内。在犯人受刑期间，审讯官还会不停地问他与其“罪行”有关的问题，书记员则专注地把犯人的回答记录下来。

英格兰莱斯特郡阿什比·德·拉·朱什教堂保存的夹指或指枷（Finger Pillory）。各地的大庄园逐步引进了这一装置，或许是为了惩罚有盗窃行为的仆人，而教堂中的这一装置，或许也被用来在群众面前公开羞辱悔罪者。

当然，奔赴英格兰继承王位的詹姆士，不仅带去了整齐的行李，也带去了他对与魔鬼立约之人的恐惧——他很快制定了法律，使得“供养或者酬谢任何（邪恶的）幽灵，或其中的某一部分，如皮肤、骨头”等都成为极严重的犯罪行为。应詹姆士的要求，议会通过了一项旨在反对“魔法、巫术及与邪恶幽灵交易”的特别法案。

当时困扰英格兰的不仅有女巫，还有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各种恶行更是随处可见，詹姆士不得不严阵以待；为了使判罚与罪行相对应，他作出的某些裁决确有牵强附会之嫌，而且很有怪诞的味道。比如说，某人因酗酒而被拘捕，若是初犯，那么他只会被简单地课以5先令的罚金，但他若再次因酗酒被捕，等待这个酒鬼的惩罚则是被穿上“酒鬼斗篷”（Drunkard's Cloak)——他会被套进一个无底的啤酒桶，酒桶的顶部会被凿出一个洞，以使这个家伙的脑袋正好能伸出来。不仅如此，在一定时期内，这个家伙只要出现在公共场合，那他就必须以这种辱人的装束示人。这种木桶大到可以将一个人装下，其重量与受刑者体重相当，穿着这种“斗篷”确实极其痛苦。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酒鬼斗篷”是普遍施用的一种刑罚，因为晚至1690年，档案记录中仍有它的踪影。

恶习难改的酒鬼大都会被迫戴着这种颈手枷公开示众，受人嘲弄。主要有两种样式的“酒鬼斗篷”：木桶底部是封闭的，受刑者被浸泡在大小便或者腐臭的脏水之中；另一种的底部则是开放的，所以受刑者可以走动，也会被人牵引着在大街小巷示众，当然，受刑者的肩膀所要承受的重量是极大的，令人非常痛苦。

惩罚与罪行相对应的例证还有很多，例如，被判为异端的犹太人会被关入大牢，而他获得的食物则是猪肉；若某人做伪证或违背誓言，那么他穿的衣服上则会被缝上一块舌头形状的红布。

涉嫌叛国罪的人则会被处以更严重的惩罚。1604年，即詹姆士国王登基的第2年，盖伊·福克斯（Guy Fawes）和一伙天主教阴谋家在议会大厦下偷偷埋藏了大量火药，其数目不低于24桶，但最终东窗事发了。詹姆士下令，要严格而缜密地审问福克斯，而且“如果他不认罪的话，就先对他施以最轻微的刑罚，以此类推，循序渐进，直至最重的酷刑，上帝也会同意这一义举的”。福克斯受到了何种“轻微”的拷打尚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与同伙一起被处决之前，他肯定受尽了种种酷刑的折磨。尽管巴宾顿谋反案后，伊丽莎白一世已经废除了绞刑、挖出内脏和分尸，福克斯及其同伙还是被处以绞刑，并被公开分尸。

绞刑也是一种大众娱乐活动，而且由来已久，分布甚广，詹姆士国王则极大完善了绞刑的实施细则。很快，伦敦又出现了绞刑——这似乎是当时的一种便捷的处决方式。此后的绞刑均在伦敦的泰伯恩刑场执行——该刑场位于伦敦现在的大理石拱门（Marble Arch）附近。如果你要举行大规模的公众活动，你当然希望民众们知道这一活动在何处举行；在泰伯恩刑场执行绞刑便是基于这一考量。刑场里的露天看台正是为这些民众而建，其中每个座位的定价不仅取决于座位与受刑者的距离，还取决于受刑者的重要性。即将受刑的犯人会被装进大车，然后从监狱押至泰伯恩刑场，途中会在教堂停一次车，神父会在此要求犯人作临终忏悔。第2站则是设在刑场的圣贾尔斯济贫院，将死之人在此会获得最后一杯啤酒。有些时候，如果法官认为简单的绞刑便宜了某些罪大恶极之人，那么犯人会被用链条吊起来，或者被锁在人形的铁笼子里，再吊在绞刑架上，犯人最终会因风吹日晒和缺水而死。少数情况下，某些同情犯人的路人会直接枪杀犯人以结束其痛苦。

这一装置能用绞盘将受刑者“拉长”，有多种资料表明，受刑者能被拉长5英寸或者12英寸，这一长度确实不可思议，会导致手臂和腿上的每一个关节都被拉伸得脱臼，脊柱上的每一个骨节都会碎裂，当然，这也会将四肢、胸部、腹部的肌肉扯下、分离。无须太多介绍，这导致的后果是致命的。

截止到18世纪末，这种铁木结构的笼子依然遍布于欧洲的许多城镇，常被挂在城镇大厅、宫殿庭院、法院、大教堂或城墙的外面。全裸或几乎全裸的受刑者被锁在笼子里并吊起来。他们常死于饥渴，冬季还要遭受风暴与严寒，夏季则会被晒得中暑或晒伤；为了强化警示效果，受刑者一般此前已经受到过毒打。笼中的尸体会逐步腐烂，骨头则会散落一地。

1625年，查理一世继承了其父詹姆士的王位。新国王有一些新主张，例如，他独断乾坤而不与议会协商，这是有违传统的，不过，他对犯罪和刑罚的主张却有开明的、自由主义的色彩。烙刑已经大幅减少，其他酷刑也多有降低，而且，对犯人进行刑讯逼供也成为违法行为——尽管按《大宪章》的条文来看，刑讯一直都是违法的——不仅如此，在泰伯恩刑场实施的绞刑次数也锐减，由每年的150次左右减少到约90次。不幸的是，议会对查理带来的自由主义的法律并不感冒，却因他的统治绕开了议会而耿耿于怀。法院、议会同清教徒实现了联合——后者是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毫无兴趣。一位属于贵格派的国会议员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极其强调自由而有违清教信仰，1634年，他因信仰问题而被判处终生监禁。他还被处以颈手枷之刑，而且削去两只耳朵，还烙上“SL”两个字母（意为“煽动叛乱者”）。其他的贵格派信徒中，安妮·奥克兰（Anne Auckland）被判处在下水道服刑8个月，詹姆斯·帕内尔（James Parnell）则被监禁于一个离地12英尺的墙洞中。在查理一世看来，酷刑或许是违法的，但在清教徒眼中，标准化的司法程序必须以酷刑作为惩罚手段。

这一装置名为“赌徒的念珠”（The Gambler's Rosary），一些地区会用它来公开嘲弄某些人，他们被迫戴着这样的饰物，被驱赶至有集市的街道示众，烟鬼和赌徒常会受到这一刑罚。这不仅会让人颜面扫地，而且一般来说也会较疼痛，有时疼痛难忍，甚至使人丧命。与此类似，酒鬼和黑心店主的脖子上则会被挂上木质的笨重“项链”或石质的“瓶子”，或同样重的“秤砣”或者巨大的“硬币”。据说，人们会将偷猎者非法猎捕来的动物的尸体，用铁链挂在偷猎者身上，若想将它取下来，那要等到猎物的尸体腐烂碎裂了（这在夏天较为有效）才行，同时，偷猎者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也会被切掉——这样他们便再也不能射箭了（或者无法扣动滑膛枪的扳机了）。

17世纪40年代早期，议会派控制了政府并向国王宣战。即使是在内战战火燃遍英格兰之时，清教徒们依然坚守着严格的道德准则，议会也专门制定了严苛的法律，任何似乎违反这些准则的事物均会受到惩戒。婚外性行为被视为非法行为，通奸罪也成为一项重罪。1648年时，若某人被发现是戏剧演员，那么他会被公开施以鞭刑，任何一个参加戏剧演出的人也会被课以罚款。斗鸡之所以也成为违法行为，不是因其残酷性，而是因为斗鸡“常常会伴随着（赌博）、酗酒和咒骂”。很快，任何参与各种娱乐活动的人都可能被戴上足枷、颈手枷，有时还会被鞭打得体无完肤。

不论是咒骂、渎神、玩牌、赌博，还是周日时做买卖、不去教堂，甚至连“在礼拜日走路时显得趾高气扬或对神不敬”，依照法律，这些行为都当罚以重金或受到公开惩处。当时有一个名为詹姆斯·内勒（James Naylor）的极端主义者，他不是清教徒，他宣称，他自己就是上帝，而未婚情侣只要一起去过同一座教堂就可以发生性行为。他受到的处罚是：首先，他被判处在宫殿庭院中戴颈手枷示众；然后，被驱赶着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游行示众，一直到旧谷物交易所（Old Corn Exchange），一路上他会不断受到鞭笞；两天后，他再次被带至谷物交易所戴枷示众，随后他的舌头被凿穿了一个贯通的洞，并烙上了字母“B”（意为渎神）；此后，他又被押运至布里斯托尔城（Bristol），并再次受到鞭刑，然后囚禁于布赖德韦尔监狱（Bridewell Prison）。我们尚不清楚他被关了多长时间。

1649年，议会处决了国王查理，建立了以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为首的新政府，开启了司法改革的新局面。为了更好地折磨英格兰的每一个人，克伦威尔很快查封了许多酒馆。与古往今来的一切独裁者一样，克伦威尔以及清教徒都需要某些令人生怖的对象，来使民众心惊胆战而变得易于驾驭。他们虽已将天主教和隐秘的保王主义者树立为这种对象，但他们仍需要某些更普遍的对象——能够营造出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慌，使每个英格兰人都战战兢兢。他们认为，女巫是魔鬼的爪牙，宣扬女巫的威胁似乎能极佳地达成以上目的。

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Pope Innocent VIII）规定，猎捕女巫符合基督教的教义，而在此之前，巫术一直被看做是令基督徒心存畏惧的大敌。同年，教皇发布敕令，允许西班牙设立独立的宗教裁判所，但该敕令关注的焦点是巫术。他在该敕令中说：

尽管我们听闻这些消息时实际上为时已晚，但这些辛酸的苦楚依然使我们苦恼……许多男男女女并不热心于自己的得救，以至于偏离了基督教信仰，而将自己委身于魔鬼、男梦魔和女梦魔（即雄性和雌性的恶灵）……在人类大敌的煽动下，他们做了人见人厌的坏事，犯下了最下流、最可憎的罪行，还有最肮脏的荒淫行为，这对他们自己的灵魂有极大危害性，他们的行为不仅激怒了神圣的上帝，也成为丑闻的源头，也是所有人的公敌。……谨以使徒的权威，我们裁决并下令……宗教审判官获得授权，有权对任何犯下所列罪状的人进行正义的矫正、监禁和惩罚。

教皇的这份敕令言辞激烈，读之令人心惊胆战，赋予了宗教裁判所以充分的宗教权力，是对后者的有力支持。圣经中《出埃及记》（Exodus）第22章第18节记载：“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等人也要求人们反对邪恶而危险的巫术。

为了增加战胜那些异端者的胜算，教皇英诺森派遣了两个来自德意志的多明我会（Dominican）修士——海因里希·克雷默（Heinrich Kraemer）和约翰·斯普伦杰（John Sprenger）——到德意志北部地区进行调查，因为该地的巫术似乎极其猖獗。克雷默和斯普伦杰依靠所获的特别授权完成了他们的新任务；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灵活地利用世俗法和教会法，他们同时也是顽固的狂热分子，极度厌恶女性。在他们调查期间，克雷默和斯普伦杰编纂了一本日后被猎巫者奉为圭臬的书，即《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该书的全名意为“如同最有力的长矛，女巫之锤会给女巫及其异端邪说以毁灭性打击”。《女巫之锤》不仅指导猎巫者如何进行询问和折磨，还细致地解释了巫术是如何运作的。“所有的巫术都来源于那些淫欲无节制的女性，她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而与魔鬼交配”。在克雷默和斯普伦杰看来，魔鬼会以能激发女人性快感的各种样貌出现在她们面前，从而诱使她们成为自己的仆从。

这幅木刻画描述的场景是三个被指控为女巫的人正被活活焚烧，恶魔正从其中一人的口中飞出或正要飞入。虽然这一场景令人毛骨悚然，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是，在当时的人眼中，这一场景中的处决方式是很仁慈的，她们遭受的火刑最终会帮助她们获得永恒的拯救。我们也注意到，右侧是“女巫的安息日”（Witches Sabbath），后面则是比较仁慈的斩首。

和其他作者一样，《女巫之锤》的作者也详述了他们眼中的女巫有多么危险：

她们会召唤冰雹和有害的大风暴、闪电；使人类和动物不孕；对魔鬼言听计从，对孩童不是杀掉就是吞掉。（她们）使载着人的马陷入癫狂；她们可以在空气中将自己由一地传送至另一地……她们能够迷惑法官和宗教审判官，以使之不伤害她们；她们不仅使自己也使别人在酷刑下默不作声……

在他们看来，女巫们要服务于众多的魔鬼，自然而然地，她们会被整合、组织起来，所以，对女巫们一年一度的“夜半集会”（或称为邪恶的秘密会议）的臆想越来越丰富。有一本小册子——如果以它标注的出版日期为准的话，它比教皇英诺森发布的那项敕令还要早40年——声称，女巫们会在每年的夜半集会上聚在一起，并向撒旦宣誓道：她们将会竭尽全力，尽可能多地杀死3岁以下的孩童。她们会以亲吻魔鬼的屁股来表示协议的达成，然后开始她们的终极暴行（即肆无忌惮地烘烤、吞食婴儿）。

这些暴行看起来是如此的惨无人道，借助于新近发明的印刷机，《女巫之锤》得以被教俗权贵广为传阅——教皇英诺森命令这些人必须致力于猎巫行动。仅凭莫须有的罪名就将人拘捕、审讯、拷打，起初，非教士阶层的律师抵制这种做法，但是，任何表现不积极的人都有被控告为巫觋的风险，所以律师们最终还是屈服了，也开始将倒霉蛋们指控为巫觋并对其进行迫害、告发。如此一来，整个司法系统都参与到猎巫行动中来了，而这项事务严格来说是属于教会法庭的。原因是，教会法庭无权折磨或处死人，世俗法庭却可以肆无忌惮。洛桑地区曾有一位女性被指控投毒并试图诱拐小孩，人们便将施刑人邀来处理此事。仅两天时间，她便不仅承认了原先的指控，而且供认说自己曾参加年度的女巫集会，也曾同魔鬼交配，还曾犯下召唤风暴、屠杀孩童等罪行。

显然，上文提及的这位女性是在刑讯逼供下才承认有罪的，不过，即使“威武不能屈”，施刑人还有很多其他方法来达成目的，罗织出数不胜数的各种罪名，其中某些罪名是极其无耻的。如果实在找不出适当的罪名，那么施刑人会从疑犯身上寻觅到犯罪证据——“恶魔印记”（Devil's Marks），即先前提到过的“圣痕”。恶魔印记或许是一颗痔、疣或者胎记，也可能是某些极特别的东西，如多长了一个乳头；当然，肯定还有某些较为罕见的标志，施刑人是绝不会视而不见的。为了找到这些人与恶魔订约的证据，他们在检查疑犯前会先将后者剥光衣服、剃光头发。如果找不到印记，他们会义正言辞地声称那些印记是隐形的，而且有隐形印记的肌肤是感觉不到疼痛的，即使被刺破也不会流血。为了确定疑犯身上是否有这种印记，施刑人会使用大而锋利的铁针，反复戳刺疑犯，直至疑犯身上某个部位的神经末梢坏死，或者疑犯因出现休克状态而神经麻痹，此时疑犯便对接连不断的刺痛表现得麻木不仁，审判官便可以宣称找到了这种隐形印记。

这些酷刑若只是逼迫人们供认个人罪行，那就有些大材小用了。猎巫运动必不可少的一环是，迫使疑犯供出同党的姓名——也就是参加女巫集会的其他成员。她们供出其他女巫所得的回报是获得了不被处死的承诺；这也意味着，其余生都将在地牢中度过，或者被转交至那些与该承诺无关的法官——他可以自主裁定将犯人处决于绞刑架还是火刑柱。有女巫之嫌的人往往会承认自己曾参加有组织的女巫集会，而且指证其他有嫌疑的、邪恶的同谋。虽然口供是由酷刑威逼而来的，但教会和政府却依然相信自己原先做出的判断，即社会正处于生死攸关之际。教会和政府之所以能获得不容置疑的权力，这些口供功不可没。

猎巫运动是由罗马天主教教会发起的，不过，新教徒于1517年发起的宗教改革却未将猎巫列入罗马与教皇的罪状。甚至连发起德意志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确信，有些人同魔鬼订立了契约并对其唯命是从，他写道：“滴血不流就能统治世界，这是谁都不相信的大话。文明之剑会是、而且一定是沾满鲜血的。”由此观之，虽然路德及其追随者对天主教的教皇制和部分清规戒律嗤之以鼻，不过，他们就像对待《圣经》一样，很快也将《女巫之锤》奉为圭臬。

这一工具便是卑鄙的巫刺（witchpricker）。在猎巫者手中，这一工具被用来证明被告是有罪的。对刺巫者来说，借助于这种可伸缩的“针刺”，他在被告身上找到某个有“恶魔印记”的部位简直易如反掌，因为“针刺”似乎完全“刺入”了犯人的身体，犯人既没有流血、也没有感到痛苦——这就使得对她们的定罪与处死显得“有理有据”。

图中是一位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将要接受检验与“询问”。被剥光衣服后，她将受到多种酷刑，直到施刑人诱使她说出他们希望得到的供词。图中有指枷、烙铁、提琴枷、链枷、镣铐、钳子，以及拉肢架的一部分（在右侧）。这幅19世纪的雕版画名为“你会被折磨得薄如羽翼，阳光会穿透你的身体”。

到1530年，天主教和新教不仅极力笼络欧洲的基督徒，而且在抓捕魔鬼爪牙方面的竞争也陷入了白热化。双方都企图证明，自己比对方更勤恳地服务于上帝，上文提及的竞争就是双方为了证明自己而作出的努力。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竞争后，两派教会都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于是，基督教欧洲便走向了内战。1618年至1648年间，天主教的忠实信徒、奥地利和西班牙的统治者哈布斯堡王朝同信奉新教的瑞典、丹麦、尼德兰及天主教法国连年交战。德意志则分裂为分别信奉新教和天主教的南北两方，也陷入了内战。英格兰的天主教徒早已被迫害得所剩无几，英格兰的清教政府则对仍忠于天主教的爱尔兰发动了小规模圣战。英军剑锋所指，便是新教主义所至，而爱尔兰的报复则是杀害身边的英国平民。1642年，几伙爱尔兰反抗者烧死或用石块砸死了许多英国人，还迫使孩童杀死自己的父母，或者要求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或者逼迫男性在上火刑柱之前把全家人杀光。

这次战争简直就是由无数暴行构成的噩梦，遍索女巫也是此次战争的一部分，而且为了迫使嫌犯认罪，酷刑也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越来越多、越残忍。欧洲这次宗教战争常被称为“三十年战争”，当它进行到一半时，每次烧死的女巫已不是几个人，而是几十、几百个人。在新教控制下的瑞士日内瓦（Geneva），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有500人被烧死；德意志汉堡地区（Bamburg）的天主教主教曾烧死了600人，维尔茨堡（Wirtzburg）主教则烧死了900多人。意大利萨伏伊地区（Savoy）的一次大型审判就将800人送上火刑柱。最臭名昭著的应属德意志神学家本尼狄克·卡尔普佐夫（Benedict Carpzov），他在任职期间曾签署了两万多人的死刑判决书。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各地都大兴猎巫之风。一些社区甚至整个行政区就没有陷入恐慌，不过，一旦宗教狂热占了上风，恐慌就难免像恶性肿瘤一样四处扩散。

这幅画描述的是几个异端正被烧死，地点是瑞士的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urg）。宗教裁判所自然会将这些场景描述得庄严而壮观，但实际上是可怕而残酷的。

1611年4月7日，德意志埃尔旺根（Ellwangen）的一位名叫芭芭拉·拉芬（Barbara Rufin）的七旬老妇，被以亵渎圣餐（基督教圣餐仪式中使用的圣饼）的罪名逮捕。拉芬夫人肯定性格暴躁，因为即便其丈夫也常把她称为女巫。在关押与审讯期间，芭芭拉的邻居们纷纷前来指证她确实是女巫；她的儿媳妇也前来作证，她俩此前经常吵吵闹闹。不过，无论不利的证据如何多，拉芬始终不承认自己曾研习巫术。转眼到了4月12日，审判官认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酷刑逼她交代实情。受刑的第1天，芭芭拉被折磨了两次，每次15分钟。直到受刑的第3天，在忍受了7次拷打后，她终于招供了。5月16日，刽子手用剑将她斩首——这是德意志当时的标准处决方式——尸体则被公开焚烧。不过，拉芬夫人在死前似乎供出了一部分同伙的姓名。当访查她供词的真实性时，那些曾证实拉芬是女巫的证人也十分肯定地声称，供词中涉及的那些人也是女巫。很快，埃尔旺根及周边地区的猎巫行动便失控了。到该年年末，埃尔旺根共进行了17次大型处决式，共杀死了100多名男女；次年又有150多人成为埃尔旺根妄想症的牺牲品。嫌疑犯和告密者提供的每一个姓名，审判官都会一一记录在案，并将它交给相关部门。曾有一个妇女供出了29个同伙，另一个妇女则供出了24个人。如果某人极不幸——被别人供认出来的次数多于两次——那么就有充分理由将其立即逮捕。某些被供认出的人甚至经受了将近20年的牢狱之灾和审讯之苦。

对女巫嫌疑犯的审讯程序总是千篇一律：审讯官会问她们一些问题，其言辞既非常有诱导性，又很巧妙，使得无论她们如何回答都会显得有罪。“谁将你引诱上巫术之路的？”嫌犯如果回答“没人”，那么审讯官会断定她是自愿成为女巫的。与审讯一样，“写供词”也有标准程式。当然，这些都是正式程序。毫无疑问，被告总会被证实有罪；我们下此结论是因为有记录显示，在嫌疑人被捕后，对其财产（教会法庭会在犯人被处决后将其没收）进行的登记造册工作几乎就立刻开始了。

1615年，即埃尔旺根经历了3年恐慌后，有3位神父成为阶下囚并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他们以魔鬼的名义为婴儿、成人进行洗礼。1525~1675年，整个欧洲对女巫的恐慌与日俱增，共发生了数百起与上文类似的案件，大家从上文的案例便可窥见此次运动之全貌。

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年战争”结束的那年，即1648年，英国清教徒控制下的议会开始颁布很多几乎批判一切的严苛法律，数月后又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清教政府曾一度将许多事物视为威胁，甚至包括戏剧演出和玩牌等，不过，自内战之日起，他们便宣称，惩罚魔鬼的代理人是正义之举。迟至1665年，大法官马修·黑尔（Sir Matthew Hale）曾声称，他“坚信确有这种人（如女巫）”，而且很快判处两名女性绞刑，这两次绞刑是在另一个女人的见证下进行的——她坚称，被告使得她孩子“剧烈咳嗽，还曾呕出许多弯曲的针状物，有一次甚至吐出了一个有很大钉头的钉子”。黑尔需要证据，而那些针、钉子便正中他下怀。不过，即使是标榜正义的一方有时也会需要某些援手，而在英国内战的混乱时期，伸出援手的便是臭名远扬的猎巫急先锋——马修·霍普金斯（Matthew Hpokins）。

1644年3月，马修·霍普金斯还只是一家船运公司的办事员，也是埃塞克斯郡米斯特利（Mistley）一个小酒馆的合伙人之一。不过，经常光顾这家小酒馆的约翰·瑟洛韦（John Thurlowe）却是听命于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间谍组织的头目，这使得霍普金斯有了接近政府的“门路”，并得以认清政治形势。当时有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克拉克（Elizabeth Clarke）的老寡妇，她脾气暴躁，而且独腿，她母亲就是被当做女巫绞死的，现在她又被指控为女巫。霍普金斯当然知道这些陈年旧事，他未经任何正式授权便下令逮捕她。随后，霍普金斯开始审问克拉克夫人，他的助手是当地一个名为杰克·斯特恩（Jack Stearne）的暴徒。由于霍普金斯知道酷刑是非法的，所以他剥光克拉克夫人的衣服，不让她吃饭、喝水、睡觉，还迫使她拄着拐杖在牢房里来回地跳，直至她虚脱倒下。霍普金斯呈递给法庭的书面报告中包含了克拉克的供词，其中写道：“1644年5月，她和其他7个或8个生活在埃塞克斯的可怕女巫……以及来自于其他市镇的许多女巫，曾进行隆重地献祭，并将祭品献给魔鬼。”他在进行了严格检查后宣称，这位名叫克拉克的寡妇“有3个乳头，绝对不是正常的女性”。

“英格兰猎巫将军”马修·霍普金斯所著的《发现女巫》（Discovery of Witches）的标题页。他曾让狱中的伊丽莎白·克拉克四天不睡觉。克拉克最后供认说，她曾见过一些变为动物的“精灵”。这份供词成为有力的罪证，她也因巫术而被处死了。

霍普金斯抓获了至少6个已确定姓名的女巫，这些后来者在酷刑下又供出了更多的人。霍普金斯将3名新成员拉入自己一伙，其中包括马里·“古迪”·菲利普斯（Mary“Goody”Phillips）——他是个锥刺女巫的行家。其他大多数行家会对犯人进行数小时的锥刺，直至犯人招供或者对疼痛麻木不仁，霍普金斯则独辟蹊径，交给菲利普斯的则是尖刺可收缩的锥子；尽管那些尖刺似乎深深地刺进了受害者的血肉，但这却是完全不会造成疼痛的。这一卑鄙伎俩使得数十名女性含冤死去。

“锥刺”并非霍普金斯断定女巫的唯一法门；他曾强调说，他仅从女性将头发甩过肩膀的姿势或者手指交错的方式，就能断定她是否曾同魔鬼交配过。数月以来，霍普金斯一直是南英格兰的话题人物，议会派的一份报纸《苏格兰之鸽》（The Scottish Dove）甚至歌颂他的丰功伟绩，赞同霍普金斯的推断，即“女巫们承认，她们曾在国王军中效力，并且派出巫婆供国王的军队淫乐……国王的军队似乎已经与魔鬼无异了”。其他一些报纸则令人胆寒地猜测道，世上将会出现魔鬼与女巫交配而来的后代。人们或将其描述为无四肢的独眼巨人，或描述为长有双头、人手的八脚猫。无怪乎当时东英格兰各地争先恐后地援请马修·霍普金斯，而后者也开始自吹自擂——霍普金斯自称“英格兰猎巫将军”（WitchFinder General of England).

霍普金斯不仅要求对每个被揪出来的女巫予以“迎头痛击”，而且还要求多个地方政府征收特别税，以作为他和助手们的薪酬。不过，给他们的每一个便士似乎都是物超所值的，因为马修·霍普金斯每到一地都会揪出、逮捕数十个女巫，并屈打成招，然后是走过场似的依法审判、公开处决。1645年7月，在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有34名女性受到审讯，其中有4人死于狱中，一人（她是一个少女）在同意证实其他人是女巫后被释放，其余29人则都被绞死了。

从霍普金斯所获的一些口供可知，受害者会迫于酷刑而招认几乎所有的指控，而公众和法庭则非常乐于认可如此得来的、鲜血淋淋的证据。玛格丽特·怀亚德（Margaret Wyard）宣称，魔鬼曾伪装成一个蓄着金发、长相英俊的青年男子来到她床上，伊丽莎白·钱德勒（Elizabeth Chandler）则说这个魔鬼也曾来到她床上，不过它变化成了喘着粗气、疯狂咆哮的某种东西。而一位老妪的证词则与此相左，她声称自己遇上的那个恶魔般的爱侣绝对比两只大甲虫还要可怕。霍普金斯能让任何嫌疑犯承认任何罪状，这不足为奇。70多岁的约翰·洛斯牧师（Rev.John Lowes）起初坚称自己无罪，霍普金斯对他进行了拷打，当时的审问记录中是这么写的：“我们连续几天不让他睡觉，并迫使他围着牢房来回地跑，直至他精疲力竭并对自己的言行失去判断力。”洛斯牧师最终承认，他曾将4个小恶魔引入人间并哺育他们，也曾召唤了一场风暴，导致了一次有14人丧生的沉船事故。虽然洛斯后来翻供了，但已无济于事，而且谁都不会去验证是否真有风暴造成的这么一场船难。1645年8月，洛斯教士被送上了绞刑架。

截止到该年秋末，霍普金斯共处死了近200人，这一数字与狱中关押的疑犯数目相当，不过，在狱中瘐毙了多少人便不得而知了。可是，当霍普金斯被邀至亨廷登地区的大斯汤顿（Great Staunton）的村庄时，形势急转直下。该地的牧师名叫约翰·高尔（John Gaul），他曾收到一封霍普金斯的信函，高尔随即在讲道坛上公然抨击霍普金斯，而且在一本小册子中说：“任何一个老妇人，只要她脸上或额头上有皱纹，或唇上有毛发，或者嗓音尖锐，或者经常斥责别人，或者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或者曾与猫狗并行，那么，她肯定会被怀疑并判为是女巫。”很快，许多人甚至某些议员也开始关注霍普金斯的行事手段，这绝对不是他希望看到的。伦敦一家公正的报纸曾评论道：“人命关天，不经最细致的调查便不能夺人性命。”到了年底的圣诞节时，人们已不再请求霍普金斯前去猎巫了，他的恐怖统治终结了。在19个月的时间里，他使得230人无辜地丢掉了性命。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在其讽刺诗集《休迪布拉斯》（Hudibras）中曾评论霍普金斯的行为，他写道：

现在这个议会难道不是听命于魔鬼的狗杂种，

尽心尽力地搜捕那些与己不和的女巫？

一年之中，

一郡之内，

是不是他绞死了60个人？

有的没被淹死、浮了起来，

有的多日不得睡眠、被迫坐着而对疼痛麻木不仁，

这些人便被当做女巫绞死了。

他们那么纯真无邪，

有没有人对他们耍鬼把戏？

那只突然死掉的猪，

给别人带去了本没有的伤痛，

结果却被请君入瓮，

自己葬送了自己。

此诗的最后一行说的是一个传说，即心怀不满的村民逮捕了霍普金斯，并对他进行了“泳刑”检验，结果是他也漂了起来，因此他自己也被当做巫觋绞死了。不过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霍普金斯实际上是在家中病死的（可能是肺结核）。埃塞克斯郡曼宁特里教区的记录显示，他的葬礼是在1647年8月举行的。

马修·霍普金斯或许是名声最臭的猎巫者，不过，他前有古人、后有来者。1649年，即4年后，一个名叫约翰·金凯德（John Kincaid）的苏格兰人成为当时名头最响的“戳刺识女巫”的行家。他被邀请至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Newcastle）——每让一人承认自己是女巫，他便可得到20先令的薪酬。当金凯德到达纽卡斯尔时，该城的传令员跑遍了大街小巷，呼吁告密者们到市政厅去，将自己的怀疑告诉金凯德。结果有30名女性被指控为女巫，其中有27人认罪并被处死。

直到17世纪50年代末，英国才逐渐对猎巫运动产生反感情绪，而此时清教徒和奥利弗·克伦威尔也逐步重建了法律和秩序。克伦威尔之子理查德（Richard Cromwell）在父亲死后继承了护国主之位，但却无力掌控英国的清教政府，他的“退位者”（Tumble Down Dick）之名甚至有损其父的荣光。1660年，流亡国外的查理二世（Charles II）受邀回国，而且成功登基。清教徒曾制定了禁止赌博、酗酒、跳舞和狂欢的律法，查理一上台就将其废止了，因为他自己就耽于享乐。他还下令将克伦威尔及其同党业已腐烂的尸体掘出，并挂在绞刑架上，以此来警示那些胆敢弑君之人——弑君便会落此下场。在推进宗教宽容方面，法庭原先有权以亵渎神灵、秉持邪说等宗教性质的罪名来审理被告，此时，这一权力受到了国王的严格限制。不过，英国的司法体制总体上仍然极其不利于被告。被告既无权提交利于己方的证据，也无权延请为己方辩护的律师——当时人们认为这已由法官代劳了——只有国王对原告提出了要求，那就是原告必须陈述案情。不幸的是，在许许多多的案例中，法官总是偏袒原告。

众所周知，见风使舵之徒常会联合起来对付被告，而陪审团则常常偏向于被告的利益，法庭则倾向于认定被告有罪。为使被告免于被定罪、受罚，陪审团可能会对某些罪行的严重性进行淡化处理，例如低估抢劫案所涉物品的总值。“做伪证者”似乎成为一个全职职业，如职业化的“目击者”和陪审员，他们竞相推销自己的种种本领，而出价最高者自然会成为他的主顾。那些从中牟利的职业目击者被称为“稻草人”，他们会在法院大楼前面徘徊，还将几根稻草塞进鞋扣里——这种形式的广告虽然有些隐隐约约，但还是容易辨认出的。当然，法官对这些勾当都心知肚明，而且当陪审团作出的裁决与法庭相左时，法官便会将陪审团扣押起来，威胁说要将他们投进监狱并饿死他们。查理二世的弟弟即詹姆斯二世（James II）（1685~1688年在位）时期，法院为迫使陪审团合作而采取的威胁手段达到了巅峰。詹姆斯二世的司法系统和政府的大部分机构，都是由大法官乔治·杰弗里（George Jeffreys）操控的。查理二世国王对杰弗里的评论最为绝妙，他说，这个法官“无学、无识、无礼，10个妓女加一起也不如他更无耻”。不过，詹姆斯国王却很器重他。

和某些低成本的恐怖电影中的场景一样，杰弗里会在法庭的墙上挂满猩红色的挂毯，而且他只会答应一件事，那就是“认罪”，其余诸事则完全是对他宝贵时间的浪费。即使是轻微的罪过也可能会受到极重的刑罚。若某个傻瓜敢于和杰弗里对抗，那他一定会成为阶下囚。那些不尊敬詹姆斯国王并与国王有分歧的人也都落入杰弗里手中，被他打入大牢。有些人即使仅犯下轻罪也会难逃一死。当托马斯·阿姆斯特朗（Sir Thomas Armstrong）未经审判就被杰弗里下狱时，阿姆斯特朗抗议说，这不符合审判程序。杰弗里回答说：“好吧，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将会受到审判的。”杰弗里斯转过脸对他的助手说：“下周五对他审判完后，必须将他处死。”年轻英俊的蒙默思公爵曾指控詹姆斯国王为了夺取王位而毒死了查理国王，杰弗里斯便对蒙默思公爵及其支持者穷追猛打，力图一网打尽，结果有数百人被投进监狱，其中一些人则被送上了绞刑架。

1685年7月15日上午10时，武装卫兵将蒙默思公爵从伦敦塔押出，护送到伦敦桥上饰以黑色旗帜的断头台上。沿途聚集了3000多名支持这位公爵的人，他们都是来见证这一恐怖场景的。国王因担心有人试图营救自己的侄子而惴惴不安，于是早先便已向卫兵下令说，若民众中爆发骚乱，卫兵可以在处决仪式之前便处死蒙默思。面对死亡，公爵的言行也不再沉着冷静。当大家布置断头台时，有两位主教为公爵念诵祷告词。虽然蒙默思也重复着他们的每一句话，但他拒绝为国王的“得救”而祈祷，而且在他们完成祈祷时，他仅仅嘀咕了一句“阿门”就算结束了。按旧俗，赴死者会有一个临终演说，但他拒绝了，而是将一份准备好的声明交给其中一位主教，让他读给围观的民众。他登上断头台时也不按旧例，拒不佩戴眼罩。

蒙默思登上断头台后并没有急着伏下身，而是平静地弯下腰，从柴草中抽出了供刽子手用的一把斧子。他端详着斧子，还将手指划过斧刃，然后把斧子给了刽子手（即声名狼藉的杰克·凯奇），蒙默思还问他是否认为这是把足够锋利、能干脆利落完成使命的斧子。凯奇疑惑地看着他的这位受刑者，不过当蒙默思交给他6几尼钱时，他的脸上更是写满了惊愕——这绝对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蒙默思说：“希望你能手起刀落，一定不要像对待拉塞尔勋爵（Lord Russell）那样对待我，我听说你砍了他四五次；如果你不能一蹴而就，我认为你难逃牢狱之灾。”蒙默思又转身对自己的一位随从说，若凯奇能做到便再赏给他6几尼钱。说完后，蒙默思便跪下身，将头伏在断头台上。

蒙默思的镇定和从容反而使凯奇乱了手脚，凯奇的斩首行动非常失败。他的第一斧仅仅擦伤了公爵的后脑勺，公爵转过满是鲜血的脸，径直怒视着凯奇。凯奇又砍了两次，却仍未完成使命，他又怒又沮丧，干脆扔掉斧子喊道，若台下那些愤怒的民众中有人做得比他好，那么他将会付给这个人40几尼钱。不过，站在断头台上的米德尔塞克斯的谢里夫（Sheriff of Middlesex）命令道，凯奇必须完成任务，否则立刻将他处决。听闻此言，凯奇只好重新拿起斧子，歪歪斜斜地劈了下去。据目击者称，“这只凶残的狗行事如此残忍，他（用斧子）砍了5次，也没能使公爵身首异处。”最后，凯奇拔出随身佩带的刀，割下了公爵的头颅，使他解脱了痛苦。

愤怒的民众此时早已怒不可遏：他们年轻的英雄就这样遭到残害了！他们横冲直撞地冲破了警戒圈，捣毁了断头台，还将杰克·凯奇从台上扔到地下，并威胁说要将他碎尸万段。在卫兵们控制住局面并救出凯奇之前，数十人已将蒙默思的血蘸在自己的手帕上，仿佛公爵已成为了新教事业的殉道者。蒙默思家族此时才意识到，他们竟然没有一幅公爵的画像，这让本已怪诞的事变得更糟。他们将公爵收尸后，又将尸首缝合，然后把公爵支撑起来，以便画家能为他画像。画像完成后，尸体才被运进伦敦塔，并在圣彼得及温库拉小教堂（St Peter ad Vincula）举行了葬礼。

1685年夏天，一个名叫泰特斯·奥茨（Titus Oates）的人被指控犯有做伪证罪，杰弗里对他作出的判决是，他必须把写有其罪行的标语牌挂在脖子上，并在威斯敏斯特法庭和皇家交易所附近游街示众，而且，他在从纽盖特监狱（Newgate Prison）到泰伯恩刑场的一路上都会受到鞭打。这似乎还不够，于是，奥茨每年都会被迫在多地戴颈手枷示众——8月9日在威斯敏斯特，次日在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4月24日在泰伯恩刑场——直至他去世。

同年的12月中旬，杰弗里审判了一位被指犯有轻微盗窃罪的女性。当要将她由法庭押往泰伯恩刑场时，杰弗里斯对作为押送人员的刽子手说道：“刽子手，我要求你必须特别注意这个女人。你要狠狠鞭打她；她不流血，你的鞭子便不能停。圣诞节前后天寒地冻，你要扒光她的衣服；你一定要让她的肩膀依旧热血沸腾。”杰弗里操纵的这一司法体系野蛮而不当，却为他赢得了国王奖赏的男爵爵位、议会上院席位以及大法官职位。1688年，议会终于忍无可忍了。詹姆斯的统治被推翻了，乔治·杰弗里则被立即关进了伦敦塔。翌年，在杰弗里醉死的几个月前，他曾颇为生动地描述詹姆斯二世时期的司法。为了给自己的恐怖统治辩护，杰弗里斯说：“与送我至此的家伙相比，我的残忍还不及他们的一半。”

詹姆斯的女儿玛丽（Mary）及女婿奥伦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夺得其父的英国王位后，两人迈出了漫长司法改革之路的第一步。他们废除了许多泯灭人性的肉刑，并且规定，若要判处绞刑，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不过，无论律法或血腥，或宽大，或严苛，都没能防止犯罪的发生，对犯人的公开羞辱仍然是以儆效尤的重要方式。

许多人从英国奔赴美洲殖民地，带去了开辟新生活的梦想，也带去了仍有缺陷的英国司法制度。在17世纪的英格兰，占主导地位的是严苛的清教信仰体系，而涌入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许多移民也对此体系心向往之，于是，当地道德、信仰、巫术（这并不意外）方面的法律，比稍南的殖民地如弗吉尼亚（Virginia）和卡罗来纳（Carolinas）要严厉得多。虽然移民们声称，自己离开不列颠和欧洲是为了躲避宗教迫害，不过，他们也仅在自己的小团体内倡导宗教自由；对有其他信仰的人则进行毫不留情地抓捕和折磨。当贵格派移民迁徙至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殖民地时，他们受到了清教徒邻居最最热烈的“款待”——他们成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中的异端和摩尔人。

曾有一位名叫威廉·邦德（William Bond）的贵格派教徒，他因自己的信仰而被捕。从一份1703年的记录中，我们了解了他的遭遇，据说这份记录是根据看守邦德的狱卒的证词整理而成的：

在舌头上烧出一个贯通的洞。

他手上、脖子上、脚踝上都被戴上镣铐……这些镣铐锁了他16个小时……在此期间不仅让他挨饿，还用鞭子抽打他的脊背……然后（狱卒）拿来涂有沥青的鞭子，在他的后背、肩膀上狠狠地抽了20下，随着抽打的继续，鞭子渐渐变得松弛，（狱卒）只好更有力地挥舞手臂……狱卒立即取来新的鞭子，此时邦德身上已经皮开肉绽、伤痕累累，狱卒又鞭打了他两次，一次80下，另一次17下（共97下），邦德口吐白沫……邦德被涂有沥青的鞭子总共抽打了117下，受此重刑，身上早已血肉模糊，他手臂下凝结的血肉像是袋子一样挂在他身上。

在17世纪的马萨诸塞（清教信仰极其虔诚），凡是有偶像崇拜、亵渎神明或者通奸等行为的人均会被判处死刑。若有人胆敢在马萨诸塞否认上帝的存在，那么这个人将会受到的惩罚是：人们会用烧红的铁棍在其舌头上烫穿一个洞。甚至连吸烟、衣着不当这种轻微的冒犯也会招致罚款，并被戴上足枷或颈手枷示众。当时有一位名叫金布尔（Kimble）的商船船长，他在经历了长达3年的远航后终于回到家中，可是这位风尘仆仆的船长却被立即逮捕了，还戴上了足枷，原因是他竟然不知廉耻地在自家门阶上亲吻妻子：他们此时在室外，所以这便属于公开亲吻，而更让人忍无可忍的是那天还是礼拜日！不过，1692年春天，马萨诸塞的塞勒姆（Salem）发生的一件事，打破了当地原有的宁静，也让以上这些案例相形见绌。

这件事也被称为“塞勒姆巫术审判案”（Salem Witch Trials），此事始于两个头脑不清的少女，她俩将当地牧师的一个女奴指控为女巫。她俩举止怪诞、面容扭曲，身体还会痉挛、抽搐，口中则不停地诅咒。她俩宣称这都是这个叫提图巴（Tituba）的女奴造成的。这虽然引起了大人们的注意，不过他们认为这只是玩笑话。很快，这两个女孩的8个伙伴也出现了前者的症状，后者又将村中另外几个老妪指为女巫。事情本应到此为止，不幸的是，其中一位女孩的母亲是显赫的帕特南（Putnam）家族的成员，这位母亲支持女孩们的指控，局势便一发不可收拾了。此事很快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各种细节也被人们口耳相传，女孩们的言行让母亲们也不得不相信——女孩们确曾看到女巫骑着扫帚在天上飞。显然，女孩们是不会承认她们一直在撒谎的，所以她们将更多的人指控为女巫，那些受到指控的人便被抓了起来并戴上枷锁。

这件事很快就四散传播开来，仅仅几周后，马萨诸塞的总督菲普斯（Phips）授权著名的狂热分子科滕·马瑟（Cotton Mather），让他召集一个调查此案的特别法庭。法庭的5人法官小组包括马瑟及其3个密友，其中为首的则是历史上最狂热的猎巫者——威廉·斯托顿（William Stoughton）。另外一名成员是纳撒尼尔·索顿斯托尔（Nathaniel Saltonstall），只有他不是马瑟的密友，而且开庭数次后，他因不满于对案件的审理过程而辞去了职务。

截止到开庭时，狱中已关押了100多个被指为巫觋的嫌疑犯；其中有萨拉·古德（Sarah Good）和她4岁的女儿多尔卡丝。她们母女二人被囚禁于一个小牢房，而且小姑娘还被链条锁在墙上——或许是为了防止身材短小的她从牢房栅栏的缝隙中溜出来。

右页图：此图由霍华德·派尔（Howard Pyle）绘制，描述的是马萨诸塞塞勒姆镇的一位老妇因被指控为女巫而遭到逮捕。瘟疫般的歇斯底里席卷了这个小社区，引发了文中的案件，产生了以其毁灭性而闻名于世的审判，最终人们还是翻然醒悟了。

年届80岁的约翰·普罗克特（John Proctor）竟敢抵制以上的各项指控，于是也被捕入狱；他若坚称这些被告不是巫觋，那么他自己便是巫觋。面对这一荒谬的指控，勇敢的普罗克特没有作出什么辩解，他们便判他绞刑。还有一个名叫贾尔斯·科里（Giles Corey）的人拒不接受审讯。科里拒不回答任何问题，既不承认有罪，也不声称自己无辜。检察官下定决心，定要逼他开口说话。为了迫使他认罪，他们将科里压在一扇破门板之下，然后不停地往门板上堆放石块，石块越堆越多，以至于最终将科里压死了。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会问他是否接受审讯，但他只是极轻蔑地喊道：“再加些石块……”他们便再给他添加石块，直至将科里的肋骨压得粉碎。

这些审判从6月中旬一直持续到9月末，在此期间共绞死了19个女人和1个男人，另有4个女人瘐毙。母亲被绞死后，4岁的多尔卡丝也精神失常了，而且从此便失踪了。他们还绞死了两只狗，因为它们被怀疑是女巫的帮凶。

除了著名的科里一案外，塞勒姆事件和发生在埃尔旺根、德意志、埃塞克斯、英格兰的案例有很大差别。在这一事件被指为巫觋的人中，最著名、最悲惨的当属贾尔斯·科里，他因拒不招供而受到酷刑。毫无疑问，受到指控的人肯定受到了虐待，住宿条件也极差，但他们并没有受到殴打或戳刺，也没有被饿死、拷打，或者说，在定案前不会受到任何刑罚——这很难让人联想到大不列颠和欧洲的猎巫行为。塞勒姆事件迅即引起了许多人的激烈反对。科滕·马瑟的父亲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也谴责这个特别法庭，他在《不可蒙蔽良知的诉讼》（Casea of Conscience）这本小册子中写到道：“宁肯让十个有女巫嫌疑的人逃脱，也绝不让一个无辜之人蒙受不白之冤。”马萨诸塞的约翰·黑尔（John Hale）牧师也持类似观点。他说：“一个文化水平如此高、人口如此密集的小地方，居然一度沦为可恨的魔鬼的领地，真不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幸而此次事件受到了公众的强烈反对，1693年1月，那些候审的其他女性最终获释。该月中旬马萨诸塞高等法院下令，为了纪念塞勒姆事件，人们要在法定的那天禁食、祈祷、自省。1702年，塞勒姆特别法庭进行的诉讼活动被宣布是违法行为，而4年后，造成这次事件的女孩之一，即小安·帕特南（Ann Putnam Jr），为她10年前所引发的灾难进行公开道歉。半个世纪后，塞勒姆正式更名为丹弗斯（Danvers）。

右页图：这件展品诞生于17世纪，来自于艾米利亚（Emilia）的一个城堡，1978年起成为一个意大利人的私人藏品。最近又成为意大利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的世纪酷博物馆的藏品。犯人会被迫坐在这张椅子上——这造成的疼痛已经让人一心求死了。不过，当布满长钉的板子被牢牢钉入犯人的小腿时，疼痛会更加剧烈。这种铁椅子一般都布满长钉，而且椅子下方会被放置一个盛有炽热煤块的火盆，以使犯人更加痛不欲生。

马萨诸塞的塞勒姆事件不同以往的是，个体的理性对终止公开的、荒唐的猎巫行动确实功不可没，而且需要强调的是，总是有一些勇士甘愿冒着被送上绞刑架的风险，谴责那些与“巫觋”有关的控告和酷刑，号召人们排斥这种行为。早在1563年，克利夫斯公爵（Duck of Cleves，即亨利八世第四任妻子安妮的侄子）的医生约翰·韦耶（Johann Weyer）在自己的一篇名为《莫让灵魂毁灭》（To Prevent a Shipwreck of Souls）的文章中说：

这些不幸的女性已经被种种妄想和魔鬼的阴谋弄得筋疲力尽，如今则苦于频繁遭受的酷刑，而且每个人都被单独囚禁于又脏又暗的地牢里，这揭示了人们对魔鬼深深的恐惧，她们还经常被拖出牢房并遭受酷刑，受到无穷无尽的折磨，若想不再被投入可怕的地牢，她们只有承认被指控的所有罪名，当然，也有人在最痛苦之时选择了一死了之。

近一个世纪后，德意志埃斯林根地区（Esslingen）的路德宗牧师约翰·费伯（Johann Faber）写道：“毫无人道可言的酷刑可能会使无辜之人蒙冤。”

大约同一时期，弗雷德里克·冯·斯派克（Jesuit Priest Friedrich von Spec）曾说：

即使法官宣称，某人未被拷打便承认自己是女巫，不过，事实上这些嫌疑犯也是屈打成招的，施刑人会用尖角的铁器击打嫌犯的胫骨，使之疼痛难忍，这便被巧妙地称作“未用刑”，施刑人口中的这个词欺骗了那些不懂该词真实含义的人。某些检察官甚至会向受害者指定一些人，并要求他们告发这些人；有些检察官也会将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透露给受害者，使得受害者知道要供认哪些细节。某人一旦被捕，即使她熬过了种种酷刑，她也一定会被指为女巫。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一位普通女性是承受不住两三种酷刑的，除非她是女巫。如果某人承受了极重的酷刑却仍不认罪，他们会打掉她的牙齿，堵紧她的嘴以不让她呼吸，他们还会说：“看，她还在笑。”若某人被折磨得晕厥，他们会说这人在睡觉。事实上，若某人曾因魔鬼而产生了幻觉，这不一定意味着他就是个异端；若某人供认了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而且恰好与同伙的供词相左，那么他所认的这一罪名（事实上）不应被列入起诉状。

随着1692年的塞勒姆巫术审判案的终结，大西洋两岸的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司法体系中存在的顽疾，虽然这似乎没成为当时西方文明关注的焦点。进步是来之不易的。1716年，玛丽·希克斯（Mary Hicks）及其10岁的女儿被绞死，这是发生在英格兰的最后一次处死女巫案。11年后，苏格兰最后一次处死“女巫”，当时她是被烧死的。在英国，1736年时那些针对巫觋的法令大都被废除了，但相关的猜疑和恐惧却留存了很久。即使又过了近一个世纪，到19世纪早期，在英国仍有老妪被怀疑是女巫，有些人则因为将她们私自处死或溺死而被捕。若某人被怀疑是巫觋，那么这个人常会经受“泳刑”（swimming）的检验，以验证此人会下沉还是浮起来。有记录显示，英格兰的最后一次“泳刑”发生在1825年，当时，一伙来自于萨福克地区威克姆·斯克斯镇（Wickham Skeith）的疯狂暴民将一位名为艾萨克·斯特宾（Isaac Stebbing）的小贩抓了起来，并将他扔进了磨坊的池塘里。不幸的是，斯特宾很快就浮了起来——他没有沉入水下；幸好有教区牧师的介入，他才没被私刑处死。许多欧洲国家都曾陷入猎巫狂潮，民众们都曾因害怕和恐惧而失去理智。此时，各国其实已经开启了启蒙和改革的进程，但是这一进程坎坷反复，在各国的进度也千差万别。即使有浩如烟海的各种完整的记录，死于猎巫者手中的人——大都是年老的妇女——的总数也是无法准确计算出的，因为事实上，这些记录绝对不可能是完整的。那些未死在刑场上，而是死于酷刑之下或者在地牢候审期间死去的人，难道不应该被计入总数吗？司法机构开展的猎巫运动使得许多人丧生，至于死亡总数，最合理的估计是20万~100万人。与当时整个欧洲的人口总数相比会发现，这意味着几乎每200人中就有一人亡命于斯。

第4章

18和19世纪的改革

由于开始认识到刑讯逼供和法庭采纳谣传作为证据有违司法公正，到1700年时，猎巫大潮已渐趋平息。然而，虽然废除肉刑的呐喊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酷刑在当时仍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罚罪方式。16世纪晚期，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写道：

……在我看来，这绝非是死亡那么简单，而是残忍至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有如此残忍的灵魂，他们只是为了取乐，砍掉别人的肢体，竭尽心智想出种种匪夷所思的死亡的新花样。在罪案尚存疑点时，无论疑犯是否有罪，谁有权利或权力对一个公民施加惩罚？如果他有罪，那么他只能依照法律的规定而受惩罚，使用酷刑逼供将是无用的，也是不必要的。如果他无罪，那么这是在摧残无辜之人，因为在法律面前，任何人在罪行确证之前，都是清白的。

1624年，荷兰思想家约翰尼·格里维斯（Johannes Grevius）坚持认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考虑使用酷刑折磨他人，不论对方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

刑罚变革举步维艰，通往废除酷刑之路的推力之一来自于公众对火刑、烙刑和分尸的恐怖场景的厌恶和抵制，其二来自司法改革。然而公众基于正义、公正的抽象理念产生的同情心常常与真实世界犯罪猖獗的现实相抵牾。

作为一个扩张中的庞大帝国的中心，1700年的伦敦人口超过60万人，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这里挤满了外国商人、移民工人（许多人终生失业）、执行军事任务的战士和一群群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到处惹麻烦的纨绔子弟。总之，和所有其他现代城市一样，伦敦面临着严重的犯罪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像“莫豪克”（Mohocks，专门夜间袭击行人的年轻贵族流氓）这样的街头犯罪团伙。莫豪克只是18世纪前10年伦敦众多街头犯罪团伙中的一个，他们的行为极具代表性。和现代街头犯罪团伙不同，这些人不是无家可归的穷汉，他们富有，懒惰，靠着父母的财势而逍遥法外，犯下骇人的罪行。他们夜晚在街上游荡，醉酒狂欢，打架斗殴，轮流袭击疏忽大意和孤立无助的人。袭击对象的选择是随机的，受害者被挖出眼睛、割掉鼻子、耳朵，一刀刀地捅死。他们把女人头朝下塞进焦油桶里，然后点燃，让着火的油桶在街道上翻滚。有一次，一个叫普兰科特（Plunket）的贵族流氓到假发制作商那里购买最时新的假发，店主拒绝降低已商议好的价格，普兰克特盛怒之下抄起一把剪刀割断了他的喉咙。

和这些随机施暴的半组织化的贵族流氓团伙相混杂的是大量的失业工人和复员军人。改革的呐喊声很快被淹没在公众对不惜任何代价以确保秩序和安全的诉求中。以前，人们拥挤着前来观看女巫受审或谋反者被绞死、掏出内脏、分尸，此时的绞刑现场同样足以使拥挤的观众欢呼雀跃。在莫豪克肆虐行凶时期的英国，不少于2/3的罪犯被判处死刑。这些罪行包括叛国、反叛、海盗、谋杀、纵火、偷窃、破门盗窃、袭击、公路抢劫、盗马、偷窃价值超过1先令的东西以及任何形式的抢劫。除了判处叛国罪的贵族斩首外，其他所有罪行的惩罚是流放殖民地或绞刑（所有的绞刑都是公开的）。罪行较轻者判处监禁，监狱数量不断增加。虽然酷刑不再是惩罚的常规方式，但监禁却未必比许多古老的肉刑更好。

几个世纪以来，监狱和地牢都是滋生“监狱热”（Gaol Fever，一种神秘的瘟疫）的温床。这一名称可能是对在恶臭扑鼻、疾病肆虐的牢房里蔓延的传染病的统称。自16世纪以来，“监狱热”间歇性爆发，不仅使大量犯人丧生，而且波及看守和居民。1577年，它横扫牛津，48小时内使300多人毙命。11年后，500名埃克塞特居民亦死于此病。18世纪早期，由于监狱和地牢的犯人增加，“监狱热”仍然流行。1728年，伦敦马歇尔希监狱（Marshalsea）和弗利特监狱的一些看守因被控谋杀、抢劫囚犯而遭到逮捕。随后，成立了一个以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军（James Oglethorpe）为首的调查委员会，旨在调查监狱内部情况并为消除腐败现象和“监狱热”提供合理化建议。调查结果令人震惊。

与某些现代监狱一样，18世纪的监狱是私人的、营利性的，所用监禁费用并非由政府而是由囚犯自己承担。伦敦纽盖特监狱（Newgate）的囚犯每人要付3基尼的入住费，一张床位每周半基尼，蜡烛、餐具、食物则要另外付费。在马歇尔希和弗利特监狱，囚犯甚至要为他们佩戴的镣铐付费。为从犯人家属那里勒索钱财，看守不断折磨犯人。如果囚犯拿不出钱，除非中途有人使钱把他们弄走，否则不论他们是否犯了罪，或者是否已经服完刑，都将被一直关押至死。

委员会发现，为了抢夺一小块变质的食物，一个犯人不仅要打败其他饥肠辘辘的同伴，同时还要对付成群的耗子。裸露的阴沟从牢房穿流而过，散发着阵阵恶臭。付不起床位费的犯人被迫睡在潮湿的地上。一个记述曾提到，一个人带着他的狗去监狱，来保护他免受老鼠侵扰：结果老鼠咬死并撕吃了这条狗。另外一份报告描述了频繁对犯人实施的鞭刑场景之恐怖：“我看到一个血淋淋的男人穿过院子，他浑身是血，血从撕裂的伤口不断往下流，他每走一步，鞋子里灌满的血就直往外涌……成群的蚂蚁在搬运鞭打时散落到地上的肉屑。”其他故事之恐怖令人难以详述细节，报告只好以“不可思议的恐怖”一笔带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呈交议会后便被束之高阁，好在不断有热心的市民、司法界人士、甚至行政机构的成员，在探索一条更加文明、更可行的司法改革之路。

1748年，即奥格尔索普调查委员会的十几年之后，一个名叫威廉·约克（William York）的10岁男孩因捅死了一名年轻女孩而被判处绞刑。内政大臣为他说情，改判为10年监禁，条件是服刑获释之后，他必须加入海军服役。存在争议的不是罪行，而是死刑的效果，特别是在罪犯如此年幼的案件中，以及为了震慑其他人犯下相同罪行的情况下。在威廉案的4年之后，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著名的政界权威人士、政论家——在海德公园（Hyde Park）散步时遭到歹徒袭击，面部中枪。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沃波尔写道：“这个国家已摇摇欲坠。”就在他写信当天，在伦敦著名的泰伯恩刑场有17人被绞死，但伦敦的犯罪率仍居高不下。原因之一是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的增加。与“莫豪克”不同，这些组织由最冷酷无情的亡命徒组成，其犯罪行为高效且利润不菲。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是当时伦敦的一个治安法官，同时也是小说《汤姆·琼斯》（Tom Jones）的作者。在沃波尔遇袭前的几个月，他在谈到有组织犯罪问题时写道：“司法官员应受到谴责，因为他们不敢下令逮捕罪犯，使罪犯们逍遥法外；事实上，这种情况也不能全怪司法官员没有尽心竭力。”菲尔丁认为监狱是地狱的最好呈现。罪犯们在里面交流信息，拉帮结伙。须明白迟至1751年，在英国伦敦以及其他任何地方都尚未建立有组织的警察系统。当地居民自发到街上巡逻，显然这对犯罪行为的威慑力微乎其微。在明了这一状况之后，对菲尔丁的言论就不难理解。鉴于此，菲尔丁和他的兄弟约翰决定付诸行动。1753年，他们说服政府出资组建了由兄弟俩担纲的“弓街跑探”（The Bow Street Runners）。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侦探组织，其成员对犯罪活动进行调查，查找线索，走访证人，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逮捕罪犯。回溯过去，这似乎是打击犯罪的一个理所当然的方式。

这幅图反映了带枷示众场面是多么受大众欢迎。

在菲尔丁这样的改革先驱们的带领下，1755年，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重举奥格尔索普将军的改革大旗，为改革监狱系统而奔走呼号。他也坚持认为，如果英格兰不改革它的监狱制度，那么称其为进步民族是绝对名不副实的。和奥格尔索普一样，霍华德把现存的将男人和女人束缚到墙上的监狱制度描述为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损耗，因为当局本来可以授人以渔，让他们从事生产性劳动。霍华德报告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这是奥格尔索普报告中缺失的）。在被调查的4375个囚犯中，一半人是因为无力偿还债务入狱。大多数惯犯——至少是没在泰伯恩刑场吊死的那些人——被流放到殖民地，他们被鞭笞、披枷带锁、打上烙印。霍华德在报告中总结到，监禁中的大部分囚徒是债务人、等待审判的人和穷得无力付费出去的人或是犯了轻罪的人。该报告引用了以前报告中的数据：在英国，每年大约有5000名囚犯死于饥饿。20年后，政府才开始考虑霍华德报告。1774年，他终于成功说服议会着手调查英国监狱。虽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在呼吁应该重新考虑人类对待社会不合格成员的方式，和45年前奥格尔索普调查成果的命运一样，新的报告不过是被束之高阁。

1764年，意大利米兰的律师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发表了《论犯罪与刑罚》（Crimes and Punishments）。贝卡利亚在文中认为，降低犯罪率的最好方法是预防而不是惩罚；案件应该及时审理；使用酷刑，无论是为了逼供还是惩戒，都是无效的。该著作引起了广泛关注，被译成22种语言，8个月内在意大利再版6次。5年后，一位英国官员表达了类似观点，他写道：“真令人难以相信，在英国法律中，死刑竟然适用于多达160种罪行。”而70年前，绞刑应用于32种罪行，死刑的范围将会继续扩大，可以预见，到该世纪末将扩展到220种。然而，似乎没人愿意采取变革行动。当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组建一个15人委员会，重新仔细审察除谋杀之外的每个死刑案件时，其意不在变革。随着死刑范围的扩大，被绞死的人数直线上升。人们只是在挖空心思设计出更高效的绞刑。1760年“坠落式”（drop）绞刑出现。与传统绞刑不一样，犯人不再是被吊到空中挣扎，乱踢乱蹬，直到慢慢被勒死。新式绞刑使犯人忽然失重下跌，利用自身的重量使脖子折断迅速死亡。菲尔斯伯爵不幸成为新式杀人方式的首个试验品。但在行刑过程中，活动板门未能按预定打开，他实际上是窒息而死。

这是马萨诸塞塞勒姆镇中被判为巫觋的可怜人的最后命运。

1783年，当局终于认定：公开行刑除了取悦嗜血的观众外并不能消除犯罪现象。因而绞刑不再公开实施。1783年11月7日，著名的泰伯恩刑场迎来了最后一个在这里走上绞刑架的人。改革者为此欢欣，而备受尊敬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第一部英语词典编撰者——则认为此举简直意味着文明的终结。“这个时代被改革者搞得太疯狂，”他痛苦疾呼，“甚至连泰伯恩刑场都不能免受其害。刑罚意在让围观的人受到震撼，如果没有观众，很难说行刑的目的已经达到，公众需要这个过程。“8年后，绞刑和公开鞭笞女人被废止——鞭刑仍然施用于女囚，但不能在公开场合进行。

虽然存在种种不足，在18世纪，对待犯人和疑犯的方式已有明显好转。新的规则和程序使采纳道听途说为证据的做法变得更不可接受；刑讯逼供已成为非法；被告在法庭无举证责任。如果犯人的证词未被采纳，那么刑讯逼供已无任何价值。1827年通过法案规定，如果疑犯拒绝申明自己无罪或有罪，那么法庭将默认为疑犯已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比起强迫疑犯申辩，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类似情况出现在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自证有罪。

18世纪前10年，不计其数的英国人被判处死刑，但实际上，执行绞刑的人数不到其中的1/3.法院可以选择将死刑减为“流放”（Deportation）。流放到北美殖民地被认为是一种更加人道的死刑替代方式。（1776年美国独立后，澳大利亚成为另一个罪犯倾销地）。然而囚犯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宁愿被绞死。对流放的恐惧并不难理解，运载囚犯的船只堪比中世纪最糟糕的地牢。仅1750~1755年，就有2000多名囚犯死于运输途中，他们的尸体被抛到纽约湾，数以千计的尸体漂浮在北美港口，天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葬身海洋。英国政府对自愿去澳大利亚建设殖民地的人采取奖励措施：每人400英亩土地、40头牛、40个囚犯奴隶。鉴于此，流放刑的价值清晰可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Ausralia）的首任总督阿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曾写信给国王：“尊敬的陛下，可否允许我把谋杀犯和鸡奸犯卖给当地人以换取肉食？”真不知道他会得到什么答复。

尽管流放过程本身充满危险，甚至连其拥护者也对此疑虑重重，但它在实践中成效显著，成为英国刑罚制度改革的催化剂。当英国公众得知，不计其数的犯人在北美和澳大利亚新兴城市筑路、从事基础设施建设时，他们开始要求在英国也推行类似的改革，即利用犯人进行生产性建设。

类似的变化不局限于英国。教会法庭在对灵魂不洁之人施行肉刑时逐渐感到力不从心、权威渐失。甚至在最保守的国家，地方贵族和军功地主的司法权力也在逐渐消失，当局命令他们把疑犯交给由中央司法系统直接领导的政府法庭。另一重要变革是酷刑的逐渐废止。1721年，普鲁士选帝侯腓特烈一世（Elector Frederick I）颁布法令，规定酷刑只能在他本人亲自审查案件后才能决定是否采用。1754年，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the Great，腓特烈大帝）完全废除了酷刑。1734年，瑞典（Sweden）成为第一个废除任何形式任何目的酷刑的国家；1738~1789年，两西西里王国（The Kingdom of Two Sicilies）废除酷刑；1769~1776年，澳大利亚废除酷刑；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贝卡利亚的著作，意大利于1786年废除酷刑；尼德兰也于1787~1794年废除了酷刑。

1801年，俄国的一位在酷刑逼迫之下招供的犯人最后被证明是无辜的。这件事情使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警醒。于是，9月27日，沙皇颁布如下法令：

帝国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得罹受残酷刑罚折磨，此令必须严格执行……被控之人在法庭必须申明自己从未受到不公正的审讯……使人类备受侮辱的肉刑，应该永远从公众记忆中消失。

迟至1812年，西班牙才颁布类似法令，同年撤消了宗教裁判所，终止了1484年以来的司法恐怖。

如西班牙的表现一样，法国在刑罚制度和肉刑改革上比其他欧洲邻国显得更消极无为。18世纪中期，一个人刺杀路易十六未遂。刽子手砍掉他的手，把融化的石墨和沸腾的油倾倒到他鲜血淋漓的残肢上，这只是他将经受的可怕的分尸刑的一个小序曲。接着，将他的四肢被分别拴在四匹马上，马被狠抽，朝四面狂奔而去，但想必此囚犯非常健壮结实，他居然没有被撕裂。刽子手只好暂停行刑，先用刀砍断了他的四肢关节，最后再施行四马分尸。迟至1791年，仍然有一些受害者在油锅里被活活烹死。1789年对法国刑罚改革史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7月14日，愤怒的群众冲进巴士底狱（Bastille），标志着专制君主的垮台。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恐怖统治暴力血腥，而革命议会废除刑讯中肉刑的步伐也同样激进。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以革命的名义被判处死刑，比叛国罪稍轻的是潜在的君主制度拥护者和以“先生”（Monsieur）——而不是更具政治性的用语“公民”（Citizen)——称呼其邻居的人。法庭对他们的宣判如下：“你的国家宣布你有罪！法庭将剥夺你的法国公民身份。”这些人并不像在英国那样流放到北美或澳大利亚，而只是被驱逐出法国，没有人关心他们路在何方。而那些真正的反革命者，等待他们的将是臭名昭著非同寻常的一种死刑，这种特殊的死亡方式早在大革命和恐怖统治前就有了。

在法国医生盖卢定的率先倡议下，通过了一项法案：所有死刑（包括平民）都使用无痛砍头刑具执行。从此，痛快速死不再是贵族专利。在用公共医院的尸体做了大量实验后，1792年4月4日，第一台断头机在巴黎的格雷沃广场粉墨登场。4月25日，它顺利地砍掉了第一个死囚的脑袋（公路工人案）。这项发明迅速成为1792至1794年代的显著标志。值得注意的是，整个事情背后的动机是消除公开刑罚中的残忍因素。死亡，应是瞬间发生，使人感觉不到痛苦的事情。至少，理念上应是如此。

那是1738年5月一个和煦的下午，在巴黎的轮刑行刑现场，一个犯人在车轮下粉身碎骨。恐怖的场景导致一个拖着大肚子的孕妇惊吓过度当即早产，幸运的是母婴都平安无事。她和丈夫给婴儿起名为约瑟夫，姓氏为盖卢定。1785年，约瑟夫·盖卢定（Joseph Guillotine）开始试验用机械装置斩首。正如我们此前看到的“哈利法克斯断头机”一样，其他国家也已经使用了机械刑具，但那些发明师没有一个是法国人。因此砍头机器在法国颇难被接受。1789年10月，革命议会掌权，约瑟夫尝试向公众阐释：断头机与当时法国废除肉刑的政策是吻合的，因为该机器能够在瞬间使犯人身首分离而快速死亡。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这个老谋深算的公共安全委员会首脑曾经以自由的名义结果了数以千计的人的性命——在公众面前落泪，他说自己讨厌伤害他人身体，而断头机则是完全无痛苦的。对满脑子平等理念的革命议会来说，断头机再好不过了，因为它可以施用于任何阶层的罪犯，至少在死刑上法国人实现了完全的平等。

大革命爆发两年半后，法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批准断头机作为共和国执行死刑的刑具。这台被称为“盖卢定夫人”（Madame Guillotine）的笨拙的新式杀人机器迅速声名鹊起，短时间内遍传法国。它还有许多绰号，例如“人民复仇者”（The People's Avenger）、“国民剃刀”（The National Razor）、“圣盖卢定”（Saint Guillotine）等。第1个死在断头机下的是一个名叫尼古拉斯·雅克·佩尔蒂埃（Nicholas-Jacques Pelletier）的窃贼，他的刑期特意被拖延，以便可以试验一下这个大革命的新式杀人玩具。在多数情况下，利刃落下时总是鲜血四溅，因此，机器漆成红色，佩尔蒂埃穿着同样色调的囚服。很快，改进版的盖卢定四处涌现，有些带有复合刀刃，有些则像多蹲位厕所一样，一次可以处决多个犯人。孩童的玩具中出现了用玻璃和瓷器做的洒满香水的断头机模型。罗伯斯庇尔本人也在蓝色的旗帜上挂了一个模型，向大革命创造出的新式宗教“理性女神”献祭。

现代科学发现了一个惊人事实（被神经生理学证实）：在脑袋被利斧或断头机快速砍掉，滚落到地上，装到篮子的整个过程中，大脑都能意识到自己的遭遇，行刑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感知继续存在。人们一直称呼这个新发明的机械刑具为“机器”，直到1793年路易十六和皇后玛丽安东尼特喋血断头台，才有了新的绰号“路易松”或“路易赛特”。1800年后，新绰号“盖卢定”出现。

然而，这和真正的大革命精神相去甚远。人们开始质疑：新式刑具果真如宣扬的那样迅速致命吗？人们不止一次地看到，犯人的脑袋滚下断头台，跌落到血泊中，眼睛居然还在转动试图开口讲话。当夏洛特·科迪（Charlotte Corday）——因谋杀大革命的宣传鼓动家马拉（Jean-Paul Marat）而被判死刑——被砍头后，刽子手捡起她的脑袋，朝她脸上扇巴掌，科迪则对着他怒目而视。我们忍不住要猜测，当罗伯斯庇尔本人最终也难逃一劫，亲密接触这位犀利的夫人洒血命丧断头台时，他会作何感想。难怪断头机在法国以外并未广泛应用。

当“盖卢定夫人”正以每周结束上千反革命者的速度高效工作时，伦敦正保持着每两周绞死一个犯人，尽管这样，死刑犯罪依然在增长。1820年，人们因种种“十恶不赦的罪行”而被绞死：偷一小块木头，损坏滑铁卢桥，冒充切尔西兵营的退休军官。英国在刑罚制度改革方面的无能让人感到愤慨，于是，国王的臣民自发行动了——至少在他们当选为陪审员的期间。陪审员们抓住任何可以挽救被告的法律稻草，如果一个人被指控偷了10英镑，陪审团则假装价值为39先令——轻微罪。另一个人被指控偷了头羊，陪审团假装他仅偷了羊毛——又是轻罪。同样，一个马贼只被当做偷了马毛——从轻处理。

虽然英国的绞刑仍很普遍，但在其他领域的确取得很大进展。肉刑已被废除，当一个罪犯在接受烙刑时，看守让犯人拿一块火腿肉，然后把凉烙铁按到火腿片上。毫无疑问，在这象征性的惩罚之后，犯人通常会挨一顿痛斥，但比起真正的烙刑带来的痛苦而言简直不足挂齿。烙刑和鞭刑像恐龙般慢慢灭绝了，英国最后一次鞭刑发生在1817年的苏格兰。1820年，鞭打女囚的刑罚已经废除。两年后，针对男性犯人的鞭刑也被废除，但直到1881年，鞭刑仍然作为整饬军纪的手段在皇家海军使用。

真正深有远见的做法，是1820年沃里克郡法庭开始对青年犯实行一日拘留制。这项极富创意的制度要求青少年当天晚上必须回到自己家中，其父母一定要为孩子将来的行为作出郑重保证。而就在几十年前，上一代的青少年则要为偷一块面包走上绞刑架。一日拘留制开始实行时并未得到官方认可，但其卓著成效使其始终受到伦敦政法界精英的高度关注。

这些桎梏刑具显示出其中世纪祖先所没有的精湛技艺和人道主义。图片最上端是牵引手铐，戴在犯人的手腕上，便于牵引着他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中间的手铐边缘圆滑，装有锁，戴上较前者宽松舒适。最下方是脚镣，其设计出于同样的目的。这些刑具显示出司法由公开或私下的酷刑折磨逐渐转向监禁。

当然，这些道听途说并不能证明仅凭少数几个开明法官的努力或某个人简单的大笔一挥，延续数个世纪的苦痛与折磨就能消失。1823年，格雷·班尼特（Grey Bennet）在上院作证：在过去的7年里，仅他所知道的、发生在英国监狱里的鞭刑就有6959例。但是，总体来说，英国犯人正在与桎梏和锁链告别，污秽的牢房也变得越来越整洁，一些囚犯开始轮番从事一些单调的工作，比如操作通风风扇，让监狱恶臭的空气变得清洁，并且可以排出牢房潮湿的空气，或者用抽水机抽出牢房的污水，引入干净的水，还有一些犯人同时从事4种工作。虽然这些简单的工作并不能给犯人传授一门谋生的手艺，但比起被锁链禁锢在潮湿地牢的墙上，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1829年，伦敦成为欧洲最后一个着手组建警察队伍的大城市。在罗伯特·皮尔（Sir Robert Peel,1812年他在爱尔兰创建了类似的组织）的领导下，伦敦都市警察（The London Metropolitan Police）——通常根据创建者的名字被人们昵称为“皮尔们”（Peelers）或“鲍比们”（Bobbies），也因他们制服上佩有铜质纽扣而被称为“铜扣仔”（Coppers)——开始打击犯罪。犯罪活动越早被侦破，犯罪分子就会越早意识到法网难逃，伦敦的守法市民——甚至英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每座城镇的民众——就越早得到安宁。

虽然各国社会改革者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还是无法同时达到打击犯罪和减少刑罚这两个目的。无论刑罚制度是严苛还是宽松，始终有犯罪分子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游荡。直到今天，立法与司法系统仍在为寻求解决问题之道而孜孜以求，在可预见的将来，同样的问题仍将继续困扰着世人。下一章节，将会探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如何处理犯罪问题。

第5章

世界各地的酷刑

基于目前已经讨论的内容，读者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酷刑是西方独有的现象。这显然是个误解。残忍的刑罚不是某一文化所特有，亦不局限于某一地域、某一时代。当心怀恐惧的虚弱的人类企图紧握权柄不放，便从此欲望中衍生出借上帝之名用酷刑镇压他人的力量。本章将探究几个世纪以来，视酷刑为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几种文明类型。在这个参照系里，古代中国显然应放在首位来考察。

在西方人看来，古代中国拥有种种匪夷所思、古怪残忍的刑罚。之前已经见识了西方文明中的刑罚文化，倘若再认为中国的刑罚比世界其他地方更酷烈，那就大错特错了。客观地说，虽然中国的刑罚改革要比西方国家晚得多，直到20世纪早期，中国刑罚制度仍是以《唐律》（Tang Code of Law）为基础的。但这种稳定性使得中国有几乎1000多年的时间来完善它折磨人的方式，事实证明，的确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如许多人类早期文明一样，古代中国有高度完善的等级划分。惩罚是根据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来施行的。奴隶伤害了自由民处以死刑；自由民杀死奴隶则最多判处监禁一年；贵族杀死奴隶或自由民不受任何惩罚。对于人数最多的阶层——所有非贵族的自由民——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和性质以及犯人的社会地位，有大量的刑罚种类可供选择。等级较高者侵犯、抢劫或者杀害了地位较低者，比等级较低者以同样方式侵犯地位较高者所接受的惩罚要轻。这种情况与中世纪的文明惊人的相似。我们必须考虑到古代中国社会对秩序和规则的极其重视，任何形式的犯罪都会扰乱社会秩序，造成社会有机结构的失衡，混乱接踵而来。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原有秩序。唐律旨在惩罚不端者以维护整个社会在规定的框架内有条不紊地良性运转。

这张20世纪的中国明信片展示了一种耗时漫长的刑罚：犯人被长时间禁锢在露天的竹笼里。这些可怜的人全身重量是否全靠颈部支撑，他们的脚踝是否被锁链固定，从图中均看不出来。

为了使这一复杂的制度切实可行，唐律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民事和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第二部分为所有可以想象出的犯罪行为制定了不同种类的刑罚——根据犯罪条件以及罪犯和受害人的社会地位来选择相应的惩罚。因为中国是个哲思的民族，唐律中包含了冗长的内容来解释为什么一种刑罚比另一种更适用于某种罪行。这似乎是相当复杂的，但这至少保证了案件是根据法律详细的规定，而不是像西方国家时常出现的那样根据主事法官的一时兴致来断定。为了保证整个法制系统运转高效、保持公正，判定犯人的罪行必须做到确证无疑。达到这个准则的唯一方式是招供。那些在审判之前事先招供的人——这将为法庭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比那些在众多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仍拒绝认罪、顽抗抵赖之人处理得要宽松。今天我们称之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于那些拒不认罪之人，有足够多的方法可以使他改口。

刑讯逼供方法之一是“跪链锯”（kneeling on chains），犯人的拇指和大脚趾从身后反绑在一起，整个重心落在膝盖和脚趾上，疑犯的膝盖下是一堆盘绕的锋利链锯。犯人会剧痛难忍，膝盖被撕裂，有时伤口太深以至于筋被割断。施刑时间过长，会造成犯人的膝关节永久性残疾。

有时候，即使这样残酷的刑罚也不能奏效。一般来说，在“跪链锯”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后，中国监狱里最顽固的疑犯也会松口。白天，疑犯可以在公共牢房里自由走动，晚上则被铁链拴在床铺上。他们平躺在床铺上，脚被镣铐固定在床腿上，无法翻身，为了防止犯人从脚铐中挣脱，另外给他戴上手铐，用铁链锁在墙上。还有一条铁链绕过胸前绑在床上，疑犯在夜里插翅难逃。

当犯人招供、罪行已判的时候，正像许多其他民族的做法一样，轻罪者往往被处以罚款。然而在中国，罚款通常伴随着社会地位的丧失。对于罪行微乎其微的犯人，地位的丧失只是暂时的，稍重的罪行则可能是永久性的。如果法官认为罚款、剥夺社会地位的做法太过严苛，就以揪耳朵作为对犯人的惩罚。两个彪形大汉按住囚犯使其不可动弹，抓住犯人的耳朵使劲扭，力道不可过大，以防耳朵被扯裂，但其痛苦足以使犯人终生难忘。对于比这稍重的罪行，比如小偷小摸、公开醉酒、侮辱高一等级的人，当即直接在公堂上杖笞（Flogging）一顿了事。为了确定杖笞的杖数，法官要严格遵照唐律规定。根据案件的性质以及背景来选择作为刑具的杖的规格大小，杖数从10~100不等。所施惩罚必须与罪行完全符合。待用刑轻重确定之后，行刑人用竹杖击打犯人的背部和臀部。犯人的皮肤可能不至于破裂，但会很快造成整个背部和臀部皮下组织出血和水肿。

该图所呈现的古代中国“跪链锯”刑罚，虽与文中所描述的不完全一致，但却将罹受此类酷刑的囚犯所承受的痛苦很好地展现了出来。

古代中国的牢房。是否普遍存在试图逃跑的事情不得而知，但图中囚犯戴着手铐、脚镣、颈铐，这些刑具都固定在床栏杆上，据此可推测，门或牢笼亦是锁着的，应该还会有武装看守在监视。

这种残酷杖笞的一种替代刑罚是枷号（fcan hao,cangue）。和欧洲的枷刑类似，犯人被迫在规定的时间里在脖子上戴上笨重的木质项圈。枷号意在侮辱，不在致命。项圈内缘有时订有铁钉，使得罪犯的脖子始终保持在最难受的状态。犯人在带枷之前通常先挨一顿鞭子。

作为一个地广人众、居民操不同语言的大帝国，翻译人员是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类人。一项特殊的刑罚专门适用于那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谬误的人，通常是强迫受刑者保持跪姿，再用粗竹杠压在他的膝盖后面的小腿上，其重心完全落在膝盖以及竹杠上，接着两个施刑者用力踩竹杠的两端。压杠子能引起剧痛，但不会给受刑者造成永久性的肉体损伤。对于“有伤风化”（淫乱的雅称）的妇女，通常有更奇特的“拶指刑”等着她。用绳索穿系着5根小木棍夹住犯人的手指，施刑者用力拉紧绳索，轻者皮开肉绽，重者指骨可能被夹断。大多数情况下受刑者保持跪姿，除了显示对法庭的屈从外，还是对犯人的一种侮辱性惩罚。

在那个高度重视礼制的社会，犯人在受刑时对法官卑躬屈膝——跪在地上——谦卑地恳求法官的谅解、宽恕是惯常现象。无论这种悔罪的仪式性表达对法庭或者正在讨论中的罪行判定是否有效，审判在许多情况下仍能使意志最坚强的人弯腰乞饶。在古代中国，对犯了淫戒的和尚的惩罚很特别。先用烧红的铁棍在受刑者颈部肌肉上穿一个洞，再用铁链从烧焦的洞里穿过，绑在脖子上，和尚赤身裸体，像只惊恐的狗一样被牵着游街，被迫沿街乞讨。只有当乞讨的钱达到规定的数额时，可怜的人才被放回寺院。还有一种更酷烈的肉体惩罚：致盲刑。用石灰水浸泡的布摩擦受害者的眼睛，几分钟后，眼睛就彻底毁掉了。

这张图片出自20世纪的中国明信片。图中囚犯所戴的枷与欧洲颈手枷有些相似。

为了覆盖众多的非民事和刑事案件，唐律制定了著名的“十恶不赦之罪”（Abominable Crimes）及其惩罚。罪名只有10个，但其含蕴模糊而具有广延性，因此在确定哪些行为构成了十恶不赦之罪时有很大的灵活性。根据唐律，这些罪行包括：一曰谋反；二曰煽动叛乱；三曰叛国；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对于第一种罪行，只要牵连其中或意图谋反，已经构成了谋反罪。接下来的两种罪行，必须发现有实际行动才能定罪。前3种罪行判处斩首，但还有其他惩罚。一般认为这种罪大恶极的行动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单独完成，他们定会向家人亲戚吐露，因此株连其家人。犯人的父亲和年满15岁的儿子要被勒死。年幼的儿子、兄弟、祖父母、妾和仆人被卖做奴隶，所有女眷都被流放。类似残酷的株连家人的惩罚同样适用于谋害3个或3个以上家族成员的罪犯。

这张19世纪的中国版画，最早描绘出中国司法系统存在的现象。这些现象亦曾存在于欧洲。对于19世纪的欧洲人而言，图中所示的刑罚似乎过于残忍野蛮，此时的欧洲已经进行了刑罚改革，监禁越来越多地取代了酷刑。

中国人一向聚族而居，宗族在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针对家庭成员的犯罪活动被看做和反叛政府同样凶残，同时这也是对自然秩序的一种极大冒犯，因而，必须接受最残酷的惩罚。谋划杀害双亲或祖父母要判处死刑，殴打父亲或母亲也要判处死刑。如果孩子误伤了父母，那么他也必须为自己的鲁莽粗心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当父母被控犯了罪时，他的孩子也会被判处鞭笞100下，监禁3年。因为通常认为揭露自己父母的行为属于不忠，孩子对父母绝对服从才符合伦理道德，才能维持整个家族有序运行。父母殴打孩子，命令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则不应该受到惩治。这听起来相当冷酷，但唐律对伤害家人的惩罚也有例外。当被告不满7岁或超过90岁时，处罚就不那么严重，有时直接取消。7~15岁、70~90岁之间的犯人免除肉刑折磨，但罪行严重者需要缴纳罚金。精神或肢体残疾者免受任何形式的酷刑。如果被告的父母已近风烛残年或身体残弱，而被告又是其父母的唯一赡养者，那么通常对他减刑以减少对其父母的伤害。

对谋逆、煽动叛乱和叛国罪犯人的处决绝不是砍头那么简单直接。当一个人了解了这些囚犯罹受的惨烈折磨时，他不禁要设想，这个犯人当初在行刺皇帝的过程中还不如直接死在侍卫的刀下呢。一种方式是把犯人四仰八叉绑在架子上，刽子手不断对其踢跺踩踏，直到受刑者骨头全部碎掉，再用大棍将他活活打死。除了跺死、砍头、勒死，有一种著名的肉刑尤其血腥，主要施用于那些极不明智的弑父者，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凌迟”（Ling Che），也叫“千刀万剐”（Death by a Thousand Cuts）。犯人像圣诞火鸡那样被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经过了几百年的不断完善，刽子手手法精准，游刃有余。在凌迟过程中，可以根据法官的要求，使行刑时间尽可能延长或缩短。公开行刑吸引了大批人群围观，犯人被绑在中间柱子上。刽子手带着一个工具篮出现，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锋利的刀具。每一个特殊的器具都是为切割人体的某一部位而量身打造的。接着刽子手从篮子里随手拿出一个工具，根据刀具的类型来决定是先割他身体的哪一部分。首先遭罪的可能是他的耳朵，也可能是胳膊或大腿，如果犯人的家属事前很大方地贿赂了刽子手，那么受害者将是如此幸运——专门处理心脏的尖刀首先被“随意地”拿了出来。英国人亨利·诺曼（Sir Henry Norman）曾在游访中国时亲历凌迟现场。他描述如下：

图片显示了中国版本的“刑靴”。受刑者五体投地趴在刑具上（便于实施鞭笞或其他酷刑），刽子手将楔子用力楔入固定双腿的板条中间，目的是刺断犯人的踝骨。这种酷刑可能很少在刑讯逼供中使用，它更倾向于是一种惩罚。

刽子手抓住受害者身上多肉的部分，如胸脯或大腿，然后把它一块块割掉。再切掉鼻子、耳朵、脚趾、手指。然后砍掉手腕、脚踝，接着是胳膊肘、膝盖、肩膀、臀部。最后，一刀捅在心脏上，再把头割掉。

凌迟不仅仅是一个超乎想象的残忍酷刑，它旨在给受刑者带来耻辱，使其即使在死后也无颜见祖先。这对犯人的今生与来世都是一个可怕的惩罚。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同样发展出了一套严苛的刑罚制度。在这套制度中，名声和荣誉与惩罚本身同样重要。和中国一样，日本人对不甚严重的违法行为，通常用竹板杖打犯人或处以罚金，罚金制度十分详尽完整，罪行严重则判处死刑。日本人有高度发达的个人荣誉感，这对于减少社会罪大恶极的行为起了很大作用。上层社会的犯人通常有剖腹自杀的选择权，而不用面对使人备受羞辱的公开刑罚。对于日本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掉尊严。死于自己之手比死于他人之手更有尊严。对于犯了谋反罪的人，死亡难保尊严。“二十一刀死刑”（Death of Twenty-One Cuts）几乎是中国凌迟刑的模仿。1865年左右，英国游访者理查德·吉普森描述了叛乱首领蒙吴（Mowung）所罹受的“二十一刀死刑”，我们可以与前文所述凌迟刑作比较。

不幸的蒙吴似乎拥有超人的自控力，他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着漫长的折磨。刽子手把他脸上的肉一片片地削掉，然后是他胸脯上的肉、胳膊上的、腿上的……刽子手小心翼翼地绕过身体致命的部位，剧痛终于使蒙吴呻吟不断，他恳求对方给他痛快一死，结束这非人的折磨。然而，凶残的刽子手根本无动于衷，他正陶醉在折磨受害者的过程中，为自己精准高超的杀人技术暗自高兴。

同样酷烈的死刑是把犯人的身体绑在一堆干树枝上，然后点燃枝条，这种取悦围观者的死亡景象，是烧死在火刑柱上这个古老的欧洲传统刑罚的变体。不同的是此刑为了吸引观众做了些改进。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来观看“死亡舞蹈”。可怜的人在剧痛中疯狂地乱蹦乱跳，直到活活烧死。

与中国一样，在日本，刑讯折磨是逼迫犯人招供的惯用手段。正如中世纪的西方一样，此方法还用于迫使证人做伪证。这种司法恐怖惯用的刑具是竹条。在中国，笞杖主要施用于轻罪犯人。日本的竹条边缘锋利无比，如利刃般深深切入受刑者的肌肤。鞭打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受害者自愿开口为止，或者达到150下即停，因为超过这个极限，犯人定会死于鞭下。刑讯逼供或迫使当事人做伪证的另一酷刑是“抱石刑”（Hugging the Stone），这是一个基本的刑罚，但非常酷烈。受刑者被迫跪在一堆如利刃般锋利的碎石片上，巨大的石块压在他们的腿上。

另一种酷刑是吊刑（Yet Gomon），几乎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采用的一种刑罚一模一样。将犯人双手腕反绑身后吊起，使其在空中晃来晃去，直到肩关节脱臼。或者从一个至高点猛地将其掷下，利用犯人自身的重量使其双臂瞬间脱臼。这种残酷的惩罚只能施用于谋杀、纵火、偷盗、抢劫、伪造公文或政府公章一类的罪行。

在日本悠久的历史中，17世纪属于司法恐怖的年代，尤其表现在迫害基督徒上。日本野蛮的宗教迫害在历时之久以及程度之深重上都堪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相比。在西班牙宗教狂热中，大批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杀害。有些人先被当众剥光衣服，赤身裸体，然后从很高的悬崖上掷入滚烫的盛满火山熔浆的“大锅”中。西班牙众多的活火山口就是天然的“大锅”。其他的基督徒四肢分别被拴在四只牛身上，然后牛被驱赶，朝不同方向奔去，把受刑者撕扯成几块。1622年9月，50名基督徒在长崎同时被活活烧死，这种宗教迫害的场面该有多么血腥！这次集体行刑发生40年后，同一个城市又发生了可怕的迫害基督徒事件。1662年9月的恐怖场景被两个欧洲编年史家——法国的弗朗索瓦·卡隆（Francois Caron）和荷兰人约斯特·司格顿（Joost Schorten）——记录下来：

字面直译为“千刀万剐”，中国的凌迟恐怕是有史以来可以想象出的最痛苦、最难熬的“慢死”了。根据传统，受刑者被绑在木架上，刽子手提着一个蒙着布的篮子登场。篮子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刀具，每一种尖刀都是为切割身体不同的部位而特制的。刽子手从布下面随机抽出一把刀，根据刀的类型决定要切割的部位。手指、小腿肌、乳房、大腿肌、鼻子、眼睛、嘴唇的命运，全取决于那随手一抽了。根据不同情形，有时行刑过程可长达数个小时。显然，那把专门为心脏而打造的刀最终要现身。此时，痛苦的煎熬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很有可能的是，如果囚犯家属贿赂刽子手，那把刀会在施刑刚开始就出现。

该图显示了滑轮和鞭刑相结合的刑罚。犯人的双手被细绳反绑身后，可以看出，受刑者遭受了一系列骇人的酷刑折磨。

他们强迫女人和她温顺的侍女在街上爬行，然后，找恶棍强暴她们，她们备受虐待，然后被赤裸着扔进又大又深的桶里，那里面装满毒蛇。他们把年轻的男人和他们的父亲绑在易燃物上焚烧。被迫害者罹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和痛苦。有人朝他们身上不停地倾倒滚烫的沸水，直到他们被折磨死。有些人经受了两三天的非人的折磨。数以百计的人被脱光，在额头上烙上易识别的印记，然后被放逐到森林中。在死亡的威胁下，没有人敢违反公告，为他们提供食物、饮水、衣物和庇护所。之后的每一年重新审讯一次，每个人都要在教堂公薄上蘸着自己的血签名，宣布放弃基督教。

与东方及欧洲一样，印度次大陆的司法审判和刑罚制度不可避免地和宗教以及社会结构的稳定联系在一起。在印度，正是宗教建构了社会等级。印度教是官方宗教，第一部经书《吠陀》（Vedas）成书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此时，印度教已有相当长一段历史。印度的社会根据信仰划分为严格的、不可逾越的等级，也称“种姓”制度。最初的种姓制度，从高等到低等排列如下：婆罗门（kshatriysa）、刹帝利（brahmans）、吠舍（vaishyas），最低等级是首陀罗（shudras，被称为“不可接触者”）。公元前500年，刹帝利种姓取代婆罗门成为最高社会等级。一旦刹帝利得势，便用尽一切方法保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他们控制一切政府和司法机构，使低等级种姓顺着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向上攀爬成为非法和不可能。40多个次等的种族被宣布为“不纯洁”，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主人刹帝利种姓手中。而在蒙古皇帝统治下的大部分印度民众，绝不比原始社会的被征服民族状况要好到哪去。

《吠陀》以及后来的《摩奴法典》（Laws of Manu）方便了刹帝利对低等级种姓的镇压，就像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改宗基督教的摩尔人和犹太人的残忍统治一样。和西班牙对待非基督徒一样，婆罗门坚持认为，只有通过酷刑镇压，才能“拯救”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和罪犯，在这里，“拯救”是指他们在地球上转世托生时能够获得更好的肉身。在焚烧异端和巫觋时，他们相信在酷刑或死刑中，一个人罹受的苦难越多，他被净化的机会就越大。古代印度广阔的版图和断裂的政治结构孕育了不公正的司法制度，众多的地方统治者根据自己的一时兴致和偏执怪念随意地执法。

正像中世纪早期的欧洲那样，当案件缺乏证人时，印度法庭使用神判法裁决是否有罪，按印度人的说法，即“法”（dharma）与“非法“（adharma)——”正义”（Justice）与“非正义”（Injustice）。在欧洲，通常强迫被告将手伸入一大锅沸水中，拣出一块滚烫的石头；印度的典型做法是迫使疑犯将胳膊埋进盛满牛粪和沸油的盆中，若他抽出胳膊，毫发无损，他一定是无辜的。更致命的使用毒和火。前者要求疑犯必须将手伸入装满毒蛇的篮子里，寻找特定的一个小物件。若他能够长时间在篮子里摸索，找到物件并取出，而没有遭到致命一咬，那么他是无辜的。在火验法中，他们必须在一堆赤红的煤块上行走，且保证脚部完好。另一种痛苦较小的试验法是抓阄。在树叶、羊皮纸或其他物体上写上“法”（正义）和“非法”（非正义），然后放到一个罐子里，让被告随机抽出一张，“法”代表他是无辜的，“非法”代表有罪。

如果案件有证人，获取证词就不成问题。在世界其他地方，通常使用酷刑持续折磨，直到不情愿作证的相关人员最终“回忆起了某些细节”。在这一点上，虐待成性的印度司法当局表现出惊人的创造性。他们用一种新奇的方式逼迫证人做证。他们知道，一个人通常把家人的安危放在比自己更重要的位置，这是人之常情。于是，地方官员把可能做证的那个人的幼子抓来，把他和一只凶恶的猫一同放进一个袋子里扎住口，威胁此人，如果他不开口就拿竹棍击打袋子，通常此人会立即“回想起了什么”，并表示愿意做证。

在《摩奴法典》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轻罪中，对初犯的处罚通常只是警告。如果情况允许，会根据罪行对犯人处以一定数额的罚金。再犯则会处以稍轻的惩罚或更严厉的罚款。第3次犯罪的人，会被施以永世难忘的肉刑和巨额罚款。不可救药的累犯将被施刑使其肉体致残。

损伤肉体、鞭笞、肉体虐待适用于所有的社会阶层，不过婆罗门阶层、地方首领、皇帝总是有豁免权。主人殴打奴隶，父母体罚孩子，法庭惩罚积习难改的犯人。对于罪行严重的犯人和累犯有更怪异的惩罚等着他们。为今人所熟知的当地版本的肉刑和耻辱刑包括足枷、拉肢刑、烙刑、在当地的池塘里实施的泳刑和浸水刑、把四肢浸入沸腾的油或水中。这些刑罚在印度、欧洲和远东地区普遍施用。在当地，亦存在此类肉刑的改进版。

让人难忘的是，印度似乎尤其擅于在逼供时使用“睡眠剥夺刑”（Sleep Deprivation）。在第3章中我们了解到，马修·霍普金斯在拷讯嫌疑人以获取口供时就热衷于使用这种成本低廉又不致命的高效刑罚，但是，直到此刑在印度司法实践中成为标准刑罚的几个世纪以后，欧洲才开始采用它。印度炎热潮湿的气候更有利于在睡眠剥夺时击垮犯人的身体和意志。在欧洲则缺乏这种有利条件。在欧洲，将犯人系在马车后面，用鞭子抽打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和折磨，由于气候的原因，在印度，同样的做法足以使犯人殒命。同样，野生动物在印度有了新用途，它们被邀请加入了刽子手的行列。把犯人绑在树上，全身涂满蜂蜜，少顷，受刑者全身布满密密麻麻的蜂群和红蚁，它们尖利的啮齿在几分钟内就能咬破受刑者的皮肤。在接下来的一天，受刑人成了它们享用的美餐。中国对犯了奸淫罪的妇女的惩罚，是将其十指分别夹在木头中间，使劲挤压。类似于此，印度是将疑犯的脚夹在硕大的木板中间挤碎。我们在古代中国，见到过许多这样的情景，犯人的拇指或手足被绳子绑着，绳子勒得如此之紧以至于陷进血肉中，深可见骨。在印度亦存在类似的酷刑，把滚烫的金属丝紧紧缠在犯人的手指、脚趾或者四肢上，然后浸入冷水中，金属丝遇冷忽然收缩，受刑者被严重割伤。

印度施刑人使用绳子技术之精湛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不遑相让。用绳子的一头绑住犯人的头（绳子绕太阳穴或脖子而系），另一头绑在脚上，使犯人的头和脚在膝盖处尽量接近，或者使其反向从身后尽量拉近，其脊柱将慢慢后弯至极限，或者将犯人一条腿系住抬高使其几乎紧挨肩膀，然后使他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真正使施刑人满意的疯狂折磨是迫使受刑人用另外一条腿站立，每次他失去平衡跌倒时都要遭到野蛮毒打。或者将犯人的手和脚以极为痛苦的方式交错捆绑在一起，有时把巨大、锋利的石头绑在犯人的背后，使其不能站直身或者躺下。如果此类酷刑在烈日暴晒下进行，将给犯人带来难以想象的生理痛苦。1855年英国某一委员会的官员在报告中记叙了当时的一个庭审现场：一个付不起地租的男人和他的儿子被施以捆绑刑，“两个人的双腿都被绑在一起，头和脚被绑在一起，保持弯腰状态，双手反绑身后，背后绑一块大石头，从早晨六点一直站到中午，难怪受刑的父亲在一个月后就死去了。在另一个类似的案件中，一个男人因无力偿付1卢比4安纳的税金（相当于6便士或20美分）而遭受捆绑刑。他的双手反绑背后，头和脚绑在一起，酷刑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1855年，上文提到的报告提交到英国议会，报告中包含以下段落：

在流行的主要酷刑中，我们发现了下面这些：用绳索一圈圈勒紧胳膊或腿来阻滞血液循环；拽着胡须将人提起；双手反绑背后，用绳子系着双手悬吊到空中；用烧红的烙铁烙；把乱抓乱挠的昆虫放置在肚脐、阴囊和其他的人体敏感部位；把人浸入井里或河里直到他们接近窒息；挤压睾丸；用棍棒击打；睡眠剥夺；用钳子夹扯肌肉；把胡椒或红辣椒放进眼睛里，或男人和女人的私处。这些非人的折磨将会持续进行，直到受害者死亡。

印度人和中国人一样聪明，他们发现竹棍除了能制作成钓鱼竿之外，还有更有意思的用途。他们用两根粗壮的竹竿捆绑在犯人的胸腔两侧，然后用力挤压，直到此人肋骨断裂，或者用同样的方式挤碎手指。更具创意的虐待方式，是把受害者的一只手的手指紧紧捆绑在一起，把边缘锋利的劈开的竹片夹板用木槌楔入手指缝隙。

所有这些酷刑均由政府立法机构施行，但是在中央权威所不及的边缘省份，小军事地主和蒙古权贵拥有毫无疑义的统辖权，地方权贵发明的酷刑比官方机构施用的更为酷烈，其中，许多酷刑的残忍性是空前绝后的。在库达斡尔地区（Cuddalore），至少有一个村庄尤其热衷于将疑犯用绳子紧紧捆在腰上，用轮子吊起，再把红辣椒粉塞进疑犯鼻孔。英国官方报告中省略了这一恐怖过程的结果，只用“糟糕之极，难以描述”一语概述。1718年，孟加拉的一个名叫穆尔希德·阿里汗（Murshid Aly Khan）的地方蒙古权贵，逼迫那些拒绝缴纳或无力缴纳税金的人喝大量的加了盐的水牛奶汁，直到他们腹泻死亡为止。

其中有一个刑罚让人联想到古代希腊的做法。受刑者来自印度的边缘地区，在那里，中央司法权威鞭长莫及。受刑者被捆绑，然后缝进一只刚宰杀的水牛皮中，置于烈日下。兽皮干燥收缩，慢慢把可怜的人挤压至死。如果适逢雨季或乌云蔽日，犯人将会一直困于水牛皮内直到渴死或最终成为昆虫的美餐。

印度栖居着无数的奇异且致命的昆虫和巨蟒，也是一种体型硕大、外表平和的野兽——大象的故乡。这些重达2吨的巨象看起来温顺，但却成为许多酷刑的无心的帮凶。大象在一种酷刑中扮演了类似于拉肢架的驱动的角色。用锁链把犯人的腿绑到大象后腿上，然后引导大象在院子里走动，巨大的拉力使受刑者的腿被撕扯掉，在这一血腥惨剧的末章，大象一脚踩踏在犯人头上，或直接坐在上面，把受刑者的头碾作粉尘。

如果说在地球上每一种文明中，民众都承受了来自统治者施加的无以言说的酷刑折磨，那么可以肯定地说，非洲人则承受了双重磨难。其一来自他们自身社会的法律；其二来自于使他们沦为奴隶的外族人的严苛规则。

不幸的是非洲始终政局混乱，自文明肇始，非洲便处于当地酋长和小军事地主统治之下。这些人只知道用恐怖和腐败来保持他们的权力，这种政治造就了受苦受难的民众，他们通常选择反叛，但等待他们的是越来越严苛的刑罚。如果说部落组织内部存在严苛的司法，那么不同的族群对待彼此更是残暴至极。在有些非洲部落，尤其是尼日尔和喀麦隆地区，对待战俘的手段就是吃掉他们，这种现象在非洲不是普遍的。有时候，俘虏被屠杀、煮熟，然后被大快朵颐地吃掉。有时候，他们得忍受慢慢的煎熬。捕捉者一次从他们身上割掉一块肉，对他们极尽嘲笑辱骂之能事，受害者亲眼目睹自己的肉被津津有味地吃掉，一块接着一块，直到流血致死。

可以肯定地说，使用大象行刑这种新奇的执法手段是印度的专利。无须赘言，这张图片（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一张插图）清晰而直观地呈现了行刑过程。

在许多非洲族群中存在的恐怖刑罚中，登峰造极的是施用于通奸罪的惩罚。比古希伯来把通奸的女人乱石砸死要可怕得多，在尼日利亚的依博部落，通奸者被迫在拥挤的围观者面前发生性关系，待到他们达到高潮后，使其保持在最后的拥抱姿势，将两人捆绑一起，用一根锋利的木桩贯穿二人的身体。这一行为经过了精确的计量，以免受害者被刺入要害部位立即毙命。接着押着二人在村子里游行示众，在游行过程中，刽子手不停地旋转木桩，恰如一枚人体螺旋桨。死亡之旅的终点在当地的一条河里。二人被扔进鳄鱼巢穴附近的河水里，变态血腥的死亡剧场终于结束在鳄鱼锯齿状的尖牙嘎吱嘎吱的嚼食声里。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个部落为通奸的人至少准备了两种传统的惩罚。第一种酷刑，两人被迫在村庄里游行，然后被带到圣树林里，重叠着捆绑在一起，用绳索将其悬吊在树上，男人的头朝下，对着女人的裆部，女人的头放在男人的相同部位，一直被吊到两人死去。先死去的通常是男人，因为他是被倒置的。对婚外性行为的终极刑罚是把两人面对面绑在两根柱子上，相距只有4英尺，以便眼睁睁看着对方被摧毁。从第2天开始，他们便不被给予食物，只能喝一点高浓度的盐水，在热带阳光的暴晒下，他们很快脱水，且饥饿难忍。当被问到“是否需要些吃的”时，饱受饥饿折磨奄奄一息的男人除了有气无力地吐出“是的”外，别无他词。于是，守卫小心翼翼地从女人的乳房上割下一片肉，下刀很谨慎以防女人失血致死，喂给她的情人。同样的程序不断重复。为了使残酷的折磨持续尽可能长的时间，刽子手下刀十分小心谨慎，直到其中一人由于失血过多或巨大的精神刺激而死去。幸存者被迫尽可能长时间地苟延残喘，啃食他情人的残骸，最终两人被迫死于互相蚕食。依博部落的其他酷刑同样极具创意地变态暴虐。

在巫术清洁祭仪上，一个年轻的非洲男孩正接受酷刑折磨的考验。在疾病和不幸被认为是超自然现象的地方，猎巫仍是普遍现象。

虽然非洲部落法律是严酷而残忍的，不过更悲惨的事情还在后面。16世纪早期，非洲很多的黑人落入欧洲奴隶贩子之手，并被转运到西班牙、葡萄牙、加勒比岛，沦为了凄惨的奴隶。一向自诩文明的欧洲人像对待牲口一样地买卖黑人。

17世纪中期，英国的一位律师说：“作为不信基督的人，黑人只配做奴隶，即使在英国也是这样。”可以判定，这并不意味着可怜的人只要皈依救赎世人、慈悲大爱的基督就能立即得救、重归自由。但是在大不列颠和欧洲并没有对奴隶劳动力的普遍需求，而欧属新大陆的种植园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对于黑奴而言，跨洋航行危险重重——在此过程中，黑人奴隶被束缚着挤挤挨挨地码在船舱里——平均死亡率从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不等，目的地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于死亡判决。

加勒比海岸的种植园里种植着大量的用来酿造朗姆酒的甘蔗，随着欧洲对朗姆酒消费需求的增加，种植园对黑人奴隶的需求量剧增。1655年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得牙买加，3年后，他们输入了大约1400个黑人劳动力到此地，1670年，输入人口总量达到8000人，1775年，也就是北美殖民地宣告独立的前一年，该数据激增到19万人，1800年之前达到25万人，1824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废除奴隶贸易时，总数高达31.43万人。当时宣布为非法的仅限于从非洲输入奴隶，拥有奴隶并不违法。

当人们可以花30英镑的低廉价格轻易购买另一个人时，人类帮助弱者摆脱厄运的善性似乎缺席了。监工和武装看守日夜监视奴隶，任何蛛丝马迹的违规行为都会招来一顿鞭子暴打。考虑到人类对占有另外同类有潜在的心理需求，轻易猜测主人和监工会从鞭打一个奴隶直到他们的背部变得血肉模糊中获得病态乐趣，是不理智的。给奴隶带来磨难的不仅有田里的野兽，还有地主，有时，甚至他们的妻子也加入这个行列。下面的事情发生在牙买加的种植园里。主人是英国人恩萧夫妇（Earnshaws），女奴名叫埃莉诺·密德（Eleanor Mead）。

在某一部落战争后，仪式化、有计划地屠杀敌方战士的场景。这可能有悖现代人所信奉的日内瓦公约中的对待战俘原则，但比起希腊、罗马和早期欧洲的做法，已经是极大的仁慈了。

女主人恩萧夫人被认为是一位与人为善的优雅女士。有一次，密德与其他奴隶发生争吵，夫人极其严厉地惩罚了她。

密德被脱得精光，赤裸裸地平躺地上，夫人命令一个男车夫（奴隶）用马鞭在她身上抽打了整整58下，在此过程中，密德的女儿凯瑟琳被命令使劲按住她母亲的身子，当她的一侧臀部被打地体无完肤时，女主人命令车夫继续鞭打另一侧。

人们可能会设想善良的夫人之所以惩罚女奴隶可能另有隐情：或许，恩萧先生对密德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如果女主人不小心正巧撞见不雅场景，打扰了先生的会面，或许在鞭子下呻吟的就是夫人自己了。当然，这种假设与事实丝毫不沾边。但是有一点应当承认：对奴隶经常性的惩罚有助于降低奴隶的结婚率。为什么？如果一个人目睹自己的同伴遭受酷刑折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么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丈夫、孩子遭虐该有何等的痛苦？为何种植园主在乎奴隶是否结婚？因为购买一个刚从非洲运来的成年奴隶比把一个幼奴从出生抚养到可以下田干活花费更少。这种摧毁奴隶家庭生活的怪诞例子还有多少？在英国议会，一位新教执事彼得·邓肯（Peter Duncan）做了如下证词：

据我所知，1823年，一个车夫（奴隶）被迫鞭打自己的母亲，1827年，一个已婚的女奴隶在自己丈夫在场的情况下被监工鞭打……仅仅因为她拒绝监工提出的性要求。为此，她被鞭打后戴上足枷，监禁了好几天。

邓肯的证词让人无比揪心，但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所有文明社会的男人都勇敢抵制奴隶制度，则与事实不符。1829年，在牙买加的圣安妮城（St Anne's,Jamaica），牧师G.W.布里奇斯（G.W.Bridges）被控虐待一个混血女奴。这位备受尊重的牧师邀请一位客人来家吃晚餐，于是命令女奴准备火鸡肉。不知什么原因，客人爽约了，于是可怜的女奴成了出气筒。他暴怒地撕掉她所有的衣服，用绳子绑着她的手将她悬吊到天花板的钩子上。接着，用一根竹竿使劲鞭笞她，直到打得她血肉模糊。

通常认为一个人鞭打他人的狗或马是不可原谅的，看来鞭打别人的奴隶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如果该奴隶被严重打伤、终身残疾或丧命，只需要赔付等价的一个奴隶即可完事。

毫不奇怪的是，奴隶所受的惩罚不仅限于鞭打。违规奴隶还被施以烙刑，或者，正如一只牛被主人打上烙印一样，烙刑的施用仅仅是为了宣告归属权。试图逃跑者通常被戴上镣铐，用铁链锁在简易工棚的墙上。在田里劳动时给他们佩带带铁球的链子，或者给他们带上内缘装有大铁钉的铁颈枷，和古代中国的枷号几乎一模一样。当然，如果奴隶拒绝被禁锢或者继续逃走，他们的主人完全有权利砍掉他们的一只腿。18世纪晚期，牙买加帕拉马里博城的一位旅行者记录了在城里的见闻：“不少于九个黑人因逃跑被砍掉了一只腿。”

无怪乎黑奴一次又一次地起义反抗主人。此类事件发生在1791年的圣多明戈岛（Santo Domingo），接踵而至的大屠杀超乎想象，每一方都挖空心思地残暴屠杀对方，无所不用其极。当一个起义领袖被捕后，他被马车拉着穿街过巷，奔赴刑场。他立在马车上，脚被牢牢钉在马车底板上。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轮刑，这个男人的四肢和肋骨被砸成碎片，在最后被扔进烈火里之前，他仍意识清醒，尖叫不断。

绑在木柱上的女奴，等待她的将是鞭打、烙刑，或她的捕获者所能想象到的任何其他酷刑，她还受到不断上涨的潮水的威胁，图片左下方的鳄鱼正悄然逼近。

图片展示的是“犹大尖凳”。受刑者坐于其上。他们的手或脚被捆绑，脚踝上系上重物（如图片所示），使他们在塔尖上不断下陷。

欧洲人对在非洲殖民地从事折筋断骨劳动的奴隶施以同样野蛮的肉体折磨。在荷属苏里南，一个犯了死罪的奴隶罹受了超乎想象的折磨。首先，施刑人用大铁钩子钩住他的胸腔，钩子另一端绑在铁链子上。然后将他吊到高高的绞刑架上，或者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使其在空中不停摇荡，直到横膈膜破裂窒息而死。迟至1900年，在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仍有奴隶被用绳子绑在腋窝里悬吊起来接受“审讯”，接着会在其脚上绑上重物，把形状像马的锯子放在他两腿中间。如果他拒绝招认，他将会直接掉落到马锯上，生殖器碎裂，骨盆断裂。

奴隶制度如漫长的梦魇，它催生的仇恨并未随着奴隶制的废除而奇迹般终止，直到20世纪下半叶，海地的地方首领仍然在使用上文列举的酷刑，折磨着其民众。

大多数人愿意相信野蛮的酷刑已经消失殆尽，对现代社会并无影响，因此而倍感欣慰。但这恐怕只是一种自我安慰，有两个原因让我们无法释重。一方面，逝去的历史问题与现代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如果我们忘记历史，拒绝历史——正如一些西班牙人拒绝承认宗教裁判所真的那么恐怖血腥一样，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否认阿道夫·希特勒的死亡集中营——那么我们注定会重蹈历史覆辙，暴行将会重现。另一方面，更为不祥的是，酷刑至今尚未绝迹。恐怖的幽灵至今游荡在津巴布韦、伊朗、阿富汗、古巴、沙特阿拉伯和地球上许多其他民族和地区。如果所有这一切蕴含深刻寓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无论施用酷刑者费尽心机找出什么理由来为其行为做合法性和合理性辩护，酷刑只产生于一个根源——一部分人试图维持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权力，即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也不例外——上帝，和保护信仰在这里被用作肉刑折磨的道义支撑——潜在的因素是维持对民众和政治权力的支配权，用以对付可察觉的——通常是假想的——敌人。只要存在处于暴君统治下的社会和民族，酷刑将会随时出现；只要民众依旧对血腥虐待场景引以为乐，麻木不仁地闭眼转身，假装看不见的事情就不存在，或心照不宣地对政府的宣传全盘皆信，那么就像雷鸣紧随闪电一样，残暴、非人道地用酷刑来折磨同类将会接踵而至。

第三部分

酷刑大观

本书第二部分已经研究了许多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酷刑。为了保持各章节匀称，我们省略了多种酷刑、刑具和审讯技术。这一部分将更深入地分析已知的酷刑，继续介绍其他的和许多以前没有提到的酷刑。下面，请您擦亮眼睛，猜测一下这几个世纪里人类都使用了什么令人惊愕的刑罚方式。

第1章

烙刑与火刑

烙刑（Branding）

从古罗马时代到18世纪，如果犯人身体有烙印，就永远无法融入文明社会。他面部带着耻辱的烙印（通常在脸上或手上），昭示曾经犯下的罪行。故而，当人们出庭时需要举起手臂，展示他是否受过烙刑——这样，就有了宣誓做证时举起右手的惯例。不同国家、不同罪行的烙印是不同的。例如，罗马人会给逃亡奴隶打上不同的烙印。"F"印记，表示“逃亡者”。在18世纪的英国，公开抨击政府的人会被烙上字母“SL”，意思是“煽动叛乱者”。恶棍的手部被烙上“R”，小偷的烙印是“T”，说谎者是“F”，流浪者（即现在所谓的无家可归之人）是“V”。做伪证者的额头上将被烙上“P”，渎神者是“B”。逃兵的腋窝上会被烙上“D”，违法乱纪的士兵则在相同部位烙上“BC”。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烙印。因为语言不同，人们会用不同的字母来标记相同的犯罪。在法国，受苦役人员的皮肤上被烙上“TF”（意指苦役），而被判终生苦役的人的烙印是“TPF”（终身苦役），小偷是“V”（盗贼）。

烙铁

热铁穿刺（Boring with A Hot Iron）

从中世纪到18世纪末期，轻罪犯人也会遭受烙刑，火红的铁条会灼透他们的身体器官。这种刑具像是一根小炭火棍，用来灼透说谎者、伪证者和渎神者的舌头，灼穿偷鸡摸狗和酗酒者的耳朵。在古代中国，人们也用同样的方式来惩罚触犯淫戒的和尚。

烙铁

铜牛（Brazen Bull）

在僭主法拉里斯统治时期的古代西西里的城邦国家阿克拉格斯（现称为阿格里真托），出现了铜牛这种刑具。它用青铜铸造，和真牛体积相当，中空，牛身一侧有一扇活动板门，可以由此把一个活人塞进去。然后关上活动板门，在铜牛底下生起大火，把牛身烧到通红。受刑者的尖叫和号哭从铜牛的嘴巴和鼻子里传出来，好似一只愤怒的公牛在吼叫。

铜牛

火刑（Burning）

在历史长河中，火刑施用于众多罪行。在宗教迫害和猎巫运动时期，火刑得到了最普遍的认可。人们认为，应该把侵犯了上帝和教会（天主教或新教）的罪人当做异端烧死。他们觉得，只有火刑才能祛除灵魂中的邪恶，烧死附在他们肉体上的恶魔。活活烧死一个人的景象是惨不忍睹的，但教俗人士却认为，肉体罹受苦难要比心灵受到诅咒好得多，提前让犯人们在人间经受不可思议的炼狱折磨，或许有机会使灵魂获得永恒的救赎。因此，很多观看火刑的人并不觉得可怕，反倒觉得这是一种仁慈的行为，让灵魂获得救赎，完全是件好事。其实，有些遭受火刑的人在行刑之前已经被绞死了。他们有悔改之意，可以得到这种宽仁和怜悯，不过，由于他们的灵魂过度腐化，已经无法得到社会的接纳。

烤架

火刑非常简单。刑场上竖立着一根较大的火刑柱，周围堆满了成捆的树枝和木材。卫兵押着受刑者爬上柴堆，然后把他绑在火刑柱上，通常还会在他的身上洒上油脂、油料或者柏油等，以加速燃烧。在点火之前，牧师会要求受刑者忏悔，让他亲吻十字架。1555年，一位目击者记下了火刑的情景，受刑者是英国格罗斯特主教约翰·胡珀（John Hooper），他因为拒绝改信天主教而被判为火刑。

火刑

柴堆中有一些新鲜树枝，因此在点火之后火苗没有快速引燃芦苇，但其他方向却燃起了大火……约翰·胡珀开始大声地祷告：“主啊，请宽恕我吧，主啊，请接受我的灵魂。”他的脸被完全烧焦、舌头肿大到无法继续说话，但他的嘴唇依然在张合，直到树胶灌满了他的嘴。他用一只手拍打自己的胸口，直到这只手被烧断，他又用另一只手拍打。随后，他的皮肉和血液顺着指尖掉流下来。最后，大火再次燃起，耗尽了他最后一丝力量……不久，他的下半身化为灰烬，从捆绑他的铁丝中跌落到地上，散落在烈火中。伴随着他的惨叫，嗜血的民众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用了三刻钟这位殉道者才被完全焚毁，期间他像一只小羊一样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他的下身被烧掉了，内脏滑落到地上，而当时他还没有断气。

灼烧脚

托马斯·汤姆金斯被烧死在火刑柱

硫黄火刑（Burning Sulfur）

猎巫运动末期，德意志的宗教审判官有时会把一块点燃的硫黄放到嫌疑女巫的腋窝里，来拷问她们。试想，硫黄在剧烈燃烧时，即使用水也扑不灭它。人的胳膊下面是主静脉和主动脉，硫黄火刑的痛苦是最难形容的。

热锅老鼠

热锅老鼠（The Cauldron）

这种酷刑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很常见。刑具锅像一个大壶，中空，锅口反扣在受刑者的肚子上。在锅里放几只老鼠，然后锅底上燃起木炭。当锅被烧得通红时，里面的老鼠就会狂躁起来，拼命地刨挖和啃咬受刑者的肚子，想从这里逃生。

烧烤活人

油炸和炙烤（Frying and Roasting）

从古代亚述到18世纪早期的法国，不计其数的人被扔进油锅，或者像烤排骨一样炙烤。罗马编年史家加洛尼若记载了由罗马皇帝尼禄在迫害基督徒时（64~68年）实施的油炸酷刑。

煎锅里面有油、沥青或树脂，然后生上火；当溶液开始沸腾冒泡时，不论男女，那些基督徒被一股脑地扔进锅里，像鱼一样被烧烤和煎炸。

罗马人偶尔也使用烤架来折磨人。烤架是一种带格的金属框，外形很像大型烤肉架。据信，殉道者圣劳伦斯（St Lawrence）于258年被它夺去了性命。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也使用同样的酷刑。有记载表明，宗教裁判所曾把受刑者放进大锅或者大烤箱中炙烤。

热金属丝（Hot Wire）

在许多地区的很多时代，都使用过皮带或绳索捆绑犯人。不过，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皇帝让捆绑刑变得更暴虐，他们用烧红的金属丝捆绑罪犯的拇指或者手掌。火热的金属丝很快灼烧入肉，不过痛苦才刚刚开始，随后他们往金属丝上淋水，使其遇冷收缩，深深勒进受害者的肌肤和骨头。

西班牙椅子（Spanish Chair）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从来不缺乏独具创意的刑具。“西班牙椅子”看上去跟老式的柳条编制的庭院用椅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是铁制的。椅背、椅面以及扶手和椅腿上面有捆绑手腕、脚踝和胸部的皮带，可以把受刑者牢牢地固定在椅子上。有时候会在椅子上装上很多尖钉，能够刺入受刑者的身体。椅子底下还可以放上炭火盆，或者直接把受刑者的脚放进火盆里，进一步增加他们的痛苦。为了防止受刑者的脚快速烧毁，会在他们的脚上涂上油或者脂肪。有人可能会庆幸地说，幸好这种刑具只出现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事实上，德意志、法国和许多中欧国家都有它的踪迹。有资料显示，甚至英国也用过这种刑具，直到18世纪才废止。

水火神判法（Trial by Fire and Water）

神判法裁决

在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神判法是一种广泛认可的审判方式，用来判决一个人是否犯下某些罪行。虽然它的正确概率就像掷骰子一样，但教会、国王以及民众都对审判结果深信不疑——主要原因是神判法消除了人为因素对审判的影响，将审判完全交到上帝手中。在热铁神判中，被告必须赤脚从3~9个烧红的犁头上走过，或者捡起一块烧红的铁块然后走上3步，或者把手伸到一个烧红的铁丝网手套中。审判结束之后，被告受伤的部位被涂上药膏，用亚麻布绷带包扎好。3天之后，取下绷带，如果没有起水泡，则被告无罪释放。如果有明显的水泡，则证明被告有罪。沸水神判要求被告把手（通常手上缠着起保护作用的亚麻布）伸进一大缸滚烫的沸水中，拿出缸底的一块大石头。然后涂上药膏，包扎好，3天之后查看结果，步骤就像热铁神判一样。

第2章

碎身刑与挤压刑

刑靴（Boots）

刑靴最早出现于1590年前后。几个世纪以来，英国、欧洲大陆和东方国家都出现了不同构造和形状的刑靴。英国和欧洲的刑靴通常是铁制的，呈靴子形状，用来容纳受刑者的脚和小腿。施刑时，在靴子和腿之间打入木楔，直到受刑者的血液、肌肉甚至骨髓从伤口中涌出，灌满整个靴子。有时，刑靴会被烧至通红，套到受刑者脚上。在印度，刑靴由两块木板组成，捆绑在受刑者的一只脚上。然后，拉紧刑靴上的绳索，使他们的脚踝甚至整个脚被挤碎。

轮刑（Breaking on the Wheel）

刑轮可以是一只普通的牛车或马车的轮子，也可以是一种精心制作的轮式器械。轮子被安装在一个小木桩（或者车轴）上，横着放在地上，车轮和辐条就像一个圆形桌子。受害者四肢张开被捆绑在轮子上，等待着极其残酷的折磨。在民众的欢呼声中，刽子手开始尽可能多地施加折磨，直到受刑者死去为止。通常刽子手会用钳子（经常烧得通红）从受害者身上撕下皮肉，然后用铁棍或木棒击碎犯人的骨头，或者用斧子砍掉犯人的手、脚、胳膊和腿。当受刑者奄奄一息时，折磨才宣告结束，这时刽子手会砍掉犯人的头。罗马人的刑轮有个明显特征，它非常高大，像鼓一样。它的底部离地1英尺，安放在一个“A”字形的架子上，看上去就像现代的摩天轮。轮子外缘安着许多长钉，受刑者被捆绑在轮上，面朝着长钉。刑轮下面的地上也安着一层尖钉。当轮子转动起来后，受刑者会被这两组长钉搅成肉泥。

刑靴

轮刑

木靴

木靴（Brodequin）

木靴主要在法国使用，它是一种三边封口或两边封口的盒子，盒子牢牢地束缚住受刑者的腿，使双腿紧紧地并在一起。施刑人用绳子紧紧地捆住受刑者，然后在他的膝盖和脚踝上砸入木楔，打碎脆弱的骨关节。有时还在大腿和小腿的软组织中砸入木楔。

夹指（Pilliwinckes）

夹指

这是一种独特的苏格兰刑具，用来挤压手指。这种刑具不同于接下来要讲的拇指夹。夹指的外形多有变化，但用法都差不多：受刑者把手掌放平后，刑具慢慢地夹紧，从手掌最后端的关节把手指压碎。无论这种刑具的样式如何，普遍都被认为是“非常残忍的酷刑”。

挤压刑（Pressing）

挤压刑通常用来作为逼供的方法。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法律中，必须要在犯人彻底认罪后政府才能没收被告的财产。如果不认罪，被告的财产仍然归他的家族所有，即便他被判为有罪也不例外。为了确保被告认罪，这种漫长而痛苦的酷刑就派上了用场。根据一份官方法令记载：

囚犯一旦进入监狱，就被关进低矮阴暗的牢房里。他必须要平躺着，身下不能垫任何东西。从房屋的4个角落里伸出来的4根绳索牢牢地捆住囚犯的四肢。这时，把许多重物置于囚犯身上，直至达到、甚至超过其忍受极限。除了腐坏的面包和水之外，没有别的食物供应。而且，给喝的就不给吃的，给吃的就不给喝的。就这样，一直到他死去。

夹指

很明显，这种酷刑的目的是迫使被告在死前招认罪行。不过，很多人直到肋骨碎裂也不认罪。例如在1586年玛格丽特·克利赛罗（Margaret Clitheroe）案中，她被指控庇护天主教徒。在持续一刻钟的挤压刑之后，压到她身上的重物达到将近900磅，很快肋骨就从身体侧面断折，破体而出。另一个受害者被压死的案件发生在1692年塞勒姆巫术审判期间，贾尔斯·科里直到被压死也不承认自己是巫觋。还有一些增重过程很慢、折磨时间很长的例子，1776年，压在托马斯·斯皮哥特身上的重量每天增加一次，他一连遭受了一周的折磨。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斯皮哥特认为自己的头被压碎了，实际上，这是因为不断增加的血压让他感到剧烈头疼。最终，当他身上放置的重量达到400磅时，他认罪了。印度的挤压刑是用两根短小结实的竹竿夹住受害者的前胸和后背，然后用绳索不断拉紧，直到把他们的肋骨压断。印度人的目的不是逼迫招供，而是残酷地伤害他们，让他们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木靴

清道夫的女儿（Scavenger's Daughter）

刑轮

这个刑具因它的发明者而得名。伦纳德·史蒂芬顿（Leonard Skeffington，后来他的名字被蔑称为清道夫）是亨利八世时期伦敦塔的官员，他发明了这种铁制刑具。它呈“A”字形，上端有一个环，能够卡住受刑者的脖子。刑具中间（大约在“A”中间的横杠位置上）的两个环用来铐住受刑者的手腕。底部两个环用来锁住脚踝。刑具非常短小，远远小于人体向前蜷缩的长度——行刑人通常跨坐在受刑者的肩膀上，硬生生把他塞进刑具里。受刑者的胸部被强烈地拉向脚踝，腹部被拉到大腿，直到他几乎叠起来呈一个球状。脊椎遭到这样非自然的拉伸后，血液会从受刑者的耳朵、鼻子和口中涌出来。只要几秒钟，“清道夫的女儿”就能让受刑者的脊柱脱臼、肋骨和胸骨断裂。鹳铐或者铁枷锁是西班牙式的A形枷锁，从记载中看，这种刑具只使用过几次。英国皇家海军以前也用类似于“清道夫的女儿”的方式折磨士兵，即用一支步枪横捆在受刑者的肩部，另一只绑到他脚下，然后，几个强壮的水手用绳索将两支枪拉近。它的破坏力跟“清道夫的女儿”不遑相让。

清道夫的女儿

“清道夫的女儿”的使用方法

碎头机（Scheiden）

碎头机

据说这是一种独特的德国刑具，于1530年第一次见诸历史记载，也称为“克兰兹”（Kranz）。实际上它是一个下巴粉碎机，外形像一个铁质的无檐帽子，固定在皮质的下巴托上。行刑时，随着曲柄转动，下巴托会渐渐收紧。紧到一定程度时，受刑者的牙齿会被压碎，下巴碎裂，头盖骨上的压力也会使头颅几乎爆裂。为了加强痛感，施刑人有时还会用小锤敲击铁帽子取乐。

拇指夹（Thumb Screws）

这种刑具并不是很出名，它用来压住两个拇指关节，然后不断增压。受刑者把拇指伸到一个“M”型的铁质或木质框中，然后被一个夹板固定住，夹板上有一个曲柄或者蝶形螺母。当转动曲柄的时候，底下的夹板向上面的横梁靠拢，所产生的力量会逐渐压到拇指上。当受刑者愿意招供时，力量就会减小，如果他不合作的话，压力会逐渐增加，直到指关节被压碎。印度有一种类似于拇指夹的刑具，用竹竿夹住受刑者的手指，并用绳子紧紧捆绑住手指，然后把竹签楔入指关节。竹签能够切断肌肉、肌腱和骨头，破坏指关节，最终废掉所有的手指。

拇指夹

第3章

砍刺刑

断肢（Amputation）

从人类历史早期开始，罪犯以及国家敌人就会被砍掉肢体，这既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鲜明的警告。在公共场所砍掉耳朵、鼻子、小腿、手臂、脚以及整条腿，让罪犯永远残疾，从而不能养家糊口和独立的生活。

断肢在中世纪法国很常见。这里的重罪犯人一般都处以断脚。小偷初犯时被割掉耳朵，第2次割掉另一只耳朵，第3次则是死刑。同样，在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时期，8次亵渎神明的人，会被割掉舌头。在英国克努特国王（995~1035年在位）治下，通奸的女人会被割掉鼻子和耳朵。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统治时期，英国对断肢刑的规定达到了非常详细和精确的程度。

首先，施刑人用绳子牢牢捆住犯人的手，随后把手砍掉。生一堆火，把烙铁烧到通红，用它炙烙伤口处。杀一只鸡，切下鸡头，并把断肢伤口处塞进鸡身（似乎是防止发生感染）。然后医生替受刑者包扎伤口。最后会给受刑者一点面包和一杯酒。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统治末期，依然有偷羊贼被砍掉两只手。直到1820年，英国才废止这种肉刑。

用来切掉手指、耳朵、鼻子、舌头等的剪刀

肢解所用的各种斧头。

钉桶（The Barrel）

钉桶

马库斯·雷古拉斯遭到虐杀。

钉桶的恐怖超乎想象。刑具很简单，一个内部插满长钉的普通木桶或卷筒。行刑时，把受刑者装进里面，然后从斜坡上滚下去或者扔到海里。马库斯·雷古拉斯（Marcus Regulus）就是这样被杀害的。公元前256年，在埃克诺姆海战胜利之后，罗马执政官马库斯·雷古拉斯认为攻占迦太基（Carthage）已经没有障碍。然而，罗马军队却在接下来的布匿战争（The Punic Army）中受到重创，雷古拉斯也被俘。他在迦太基度过了5年的牢狱生活，后来迦太基人同意放他返回家乡，让他努力达成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的停战。临走前他许下诺言，如果谈判失败，会再返回迦太基来当囚犯。迦太基人信任雷古拉斯，因为他在这5年中非常顺从，他们确信雷古拉斯会为他们效力。然而，在罗马的元老院会议上，雷古拉斯却鼓励罗马奋勇抗击迦太基人，要求他们不要接受停战。雷古拉斯达到了他的目的，但他的话也传到了迦太基人耳中。当他回到非洲时，虽然辩称自己有责任为罗马人效力，还是遭到了残酷的报复。

迦太基人对这位英雄肆意泄愤。他们把雷古拉斯关进完全黑暗的屋子里长达一个星期，让他静候死亡来临。然后，割下他的眼睑，把他绑在北非的烈日下暴晒。最后，将他赤身塞到钉桶里，密封好之后，从一个斜坡上滚入汹涌的海浪中。

斩首（Beheading）

从斧子诞生之后，人们就用它来砍掉敌人的头颅。不过，通过司法判决实施斩首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征服者威廉时期。威廉在1066年占领了英格兰，屠杀了很多盎格鲁——撒克逊人。当他要处决违反法律的诺曼人时——很可能是诺曼贵族——便希望用一种不同的处决方式。于是，他发明了断头台和斩首斧。斩首从1066年出现后，一直到18世纪才被废除。期间，如果英国或欧洲大陆的贵族犯下死罪，等待他们的将是斩首。英国和德国人一般用斧子，而法国人用剑。结果是一样的，不过有记载称，用锋利的剑比用斧子更利落。詹姆斯二世时期的刽子手杰克·凯奇可谓臭名昭著，他常常砍三四斧才能使人头落地。人们想方设法使处决更有效率。1300年前后，德国人发明了断头机。这种刑具的外形无从考证，但它肯定非常有效，因为意大利、爱尔兰和英国人很快都仿制了。14世纪中期，英国人在哈利法克斯、北约克郡都设置了断头机，其中哈利法克斯断头机比较有名。这种断头机与下文所提及的绞刑架不同。据载，在哈利法克斯断头机使用了一个世纪后，苏格兰才开始采用这种刑具。在各种断头机中，最有名的无疑应属盖卢定断头机。

1785年，法国人建起了十字架塔，安上了能快速下落的利刃，这种盖卢定断头机成为法国大革命以及恐怖统治的象征。当1946年法国关闭了臭名昭著的“魔鬼岛”（Devil's Island）监狱后，盖卢定断头机才最终消失。

血鹰（Blood Eagle）

斩首

血鹰是维京人的一种处决方式。受刑者一般是酋长或者其他权贵，他们被剥去衣服，向前弯下腰。然后刽子手劈开他们的后背，小心地拉出他们的肺，而且不能把肺拉松。受刑者至少要经历几个小时的痛苦才能死去。他们的后背上似乎有一对挥动的血色翅膀——因此而得名“血鹰”。

刽子手的斧头

34名海盗在37分钟内被全部斩首

千刀万剐（Death by One Thousand Cuts）

参见下文“凌迟”。

剥皮（Flaying）

刽子手的斩首剑

恐怕自从有“残忍”这种观念以来，人们就开始从活人身上剥皮了。但最早的剥皮记载出现在1100年前后的中世纪欧洲。这种残忍的行为存在了多久无从知晓，但直到1366年它仍存在，这一年，罗斯伯爵因为背叛法国里昂、投靠英国而被剥皮处死。在剥皮时，受刑者一般被倒挂在方形框架上，四肢伸展。然后，行刑人用锋利的小刀在受刑者脚踝上进行环切，形成一个切口，方便向下剥皮。腿上的皮一直可以剥到生殖器的位置，然后继续向腹部和胸部剥去。整个过程就像猎人剥猎物的皮一样。如果受刑者的皮被剥掉，娇嫩的肌肉将直接暴露在空气中，这还不算可怕。当剥到腹部的时候，内脏会掉落出来，盖在受刑者的脸上。当受刑者的皮肤完全被剥掉之后，他会因惊吓和失血过多而死。

绞死、掏出内脏和分尸（Hanging,Drawing and Quartering）

绞死、掏出内脏和分尸是中世纪一种著名的酷刑，由英国国王亨利三世于1241年发明。对它最好的描述是法官向叛逆者宣判的内容。法官在法庭上会宣读：

把囚犯从监狱中带出来，捆到囚车或者栅栏上，拖到刑场，用绳子施以绞刑，直到半死，然后直接砍断绳子，使他跌落到地上。随后，刽子手掏出犯人的内脏并烧掉，砍下头颅，把身体分成若干块。最后，这些尸块还要在许多公开场合示众。

官方记录并未记载更多细节。通常情况下，当绞杀犯人时，刽子手会往他脸上泼水，使其保持清醒，否则他将看不到接下来的事情。接着，在开膛破肚之前，刽子手会切掉受刑者的生殖器，扔到火中烧掉——意思是叛逆者被禁止繁衍后代。如果刽子手技术娴熟，在掏出内脏之后，受刑者意识还是清醒的。这时，趁着他还在痛苦地尖叫，刽子手会把手伸进其体内，拽出心脏，冲着台下疯狂喝彩的围观者喊到：“大家看，这是叛逆者的心脏！”许多记载都显示，受到这种痛苦折磨的人在被掏出心脏或者斩首之后才最终死亡。在官方的宣判中，许多尸块——包括头颅和四肢等——还要在加了月桂叶和茴香籽的汤水中煮至半熟，这等于给尸块涂上一次自然的保护膜。然后，尸块会被插到矛头或挂到桥头城墙上示众。这些防腐的尸块能够保存十几年，直到被乌鸦吃得只剩下骨头。1586年9月20日，英国最后一次施行这一酷刑，受刑者是四个密谋杀害伊丽莎白女王的人。

邪教尖叉（Heretic's Fork）

早期断头机

这种颇具创意的刑具用来处死被判为异端的人。它看上去像一个皮质项圈，其右侧末端安着两个叉子。当把项圈带到犯人脖子上后，叉子的一端就会插进下巴下端，另一端插进喉咙下面的喉窝处，一直顶到锁骨上。如果受刑者想低头或者摇头，叉子会更深地刺入肉里，甚至戳到喉咙里。叉子的长度不足以伤害致命部位，其意只在制造难以忍受的痛苦。

刺刑（Impaling）

刺刑并不需要特殊的矛，只需要一根足以承受身体重量的长杆就可以了。行刑时，受刑者坐在地上或者一个桌子上，然后长杆从他的直肠插入，尽可能地向上穿，但不能穿破头部。长杆和受刑者会被固定在地上，让所有的人看到。如果刺杆避过了心脏，受刑人一般还能存活几个小时，并不停地尖叫。历史上实施该刑次数最多的人，无疑是瓦拉齐亚大公弗拉德三世（1448~1476年间断续在位），他亦被称为“龙之子”（他的父亲曾被封为龙骑士）和“穿刺公”。很多人都曾使用这种酷刑杀死敌人，但弗拉德却将之发挥到极致。他环绕着自己的城堡划定了警戒线，在那里用上千个刺穿而死的土耳其人尸体进行展示。不用说，土耳其人闻风丧胆，再不敢接近弗拉德的领地。

邪教尖叉

邪教尖叉

铁处女（Iron Maiden）

刺刑

铁处女

铁处女是德国人发明的，15世纪前后诞生于纽伦堡。它的外形看起来很像埃及的木乃伊棺材。外壳雕刻成女性形象，门和棺材的内壁上全是4~6寸的长钉。当受害者被推进去后，门一关，他们立刻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穿刺。这个刑具的目的不是立刻刺死受害者，因此长钉经过了精心设计，不会刺入心脏。行刑人可能会不时地打开门，看看受刑者是否屈服。如果屈服，则拉他出来，至少还能让他活命。铁处女没有大量制作，也难以从市场上买到，因此每一个都各有特色。其中有一些专为伤人性命，而另一些可以刺穿受刑者的眼睛和脑袋。虽然这种刑具出自德国人之手，但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也在用它，甚至早在中世纪之前，就有人制造了类似的刑具。据我们所知，类似刑具最早出现在古代斯巴达的僭主纳比斯时期。他下令以妻子爱琵加的形象铸造了一个铁制雕像，它的胳膊可以活动，打开胳膊就会露出一排排的长钉。纳比斯跟臣民谈话时，如果话不投机，就会把对方推到爱琵加的手臂间，然后手臂啪的一声关上，刺穿这个人。由于手臂的位置正好在胸部，当拔出尖钉时，受害者往往已经一命呜呼了。

凌迟（Ling Che）

受刑者被千刀万剐，中国的凌迟恐怕是有史以来可以想象出的最痛苦、最难熬的“慢死”了。受刑者一般被捆在刑架上，刽子手提来一个蒙着布的装满刀具的篮子。每一种尖刀都是为切割身体不同的部位而特制的。刽子手从布下面随机抽出一把刀，根据刀的类型决定要切割的部位。手指、小腿肌、乳房、大腿肌、鼻子、眼睛、嘴唇的命运，全取决于随手一抽。如果受刑者运气差的话，整个行刑过程会持续几个小时。当然，如果第一把刀是挖掉心脏，则受刑者的痛苦会在几秒内结束。受刑者的家属会向刽子手行贿，要求他能最早拿出代表心脏的那把刀，以减少受刑者的痛苦。日本也有类似的刑罚，被称为“二十一刀死刑”，这可能代表了刀割的次数。

尖钉摇篮（Pass or Cradle）

铁处女

这种怪异的刑具只在德国出现过，那些没有钱制造“铁处女”的城镇可能会使用这种刑具。它的外形非常恐怖，像一个大号的婴儿摇篮，由几块矩形大木板组成，底下安装着摇动装置。木板内壁上布满锋利的铁钉。当受害者赤身被推进去后，摇篮就剧烈地前后摇晃起来，其结果不言而喻。

钟摆刑（Pendulum）

刺死婴儿

读过这本书或者更多此类书籍的人都熟悉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小说《深坑和钟摆》（The Pit and the Pendulum）。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讲述一个人被钟摆切成了两段。钟摆的巨大叶片像剃刀一样锋利，当发条让钟摆缓缓下降的时候，一次能移动一英寸，受害者在接下来的7个小时里将目睹死亡步步紧逼。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这种奇特的刑具却真实存在，是由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发明的。

还有一种使用滑轮折磨犯人的酷刑，即“吊刑”（garrucha），有时候也被称为“钟摆刑”。这个酷刑的独特之处在于，受刑者全身重量都集中在脚踝或脚尖上，他们悬挂在空中来回摇摆，令人非常痛苦。详见下文的“吊刑”。

被斩首的中国海盗的首级

尖钉摇篮

肉钳（Pincers）

这种刑具用来撕下受刑者的肉，其外形和工作原理都跟老虎钳相似。在中世纪，这种刑具一般不是用来处死犯人的，它在欧洲大陆国家中很常见。

英国似乎没有用过这种刑具，但法国、德国、荷兰等其他国家都经常使用它。肉钳经常被烧到通红，以增加受刑者的痛苦程度。在法国，如果在受刑者的伤口灌进熔化的蜡和铅，无疑进一步加剧了痛苦。

钟摆刑

巫刺（Pricking）

这是一种鉴定一个女人是否为女巫的工具。其用法是，把铁针安装在木柄上，用针头戳刺女巫。

根据当时的理论，女巫身上都有一些“圣痕”，若戳刺这些地方，由于受到魔鬼相助，女巫是感觉不到疼痛的。事实上，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经末梢很少的几个部位，特别是背部。或者由于受害者频繁地被针扎，相应神经系统已经麻木了。此外，许多猎巫者还使用一种有伸缩针头的巫刺，臭名昭著的马修·霍普金斯就是其一。他所用的巫刺扎到受害者肉上时，针头就缩到柄里了。表面上看，针已经扎进肉里了，实际上因为压力太小，受害者根本感觉不到疼痛。

肉钳

肉钳的使用

锯刑（Saw）

对这种酷刑其实无须太多介绍，除了在绘画中之外，现实中已很少见到了。不过，这的确是一种死刑方式，其过程是非常缓慢而痛苦的。受刑者往往倒挂着，刽子手从他的腹股沟开始拉锯。由于受刑者的血液还在循环，还能呼吸，因此直到心脏或肺部被锯时，他才会痛苦地死去。

剥头皮（Scalping）

剥头皮可能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剥头皮最早见于历史，是在英格兰国王克努特时期的编年史中。许多世纪之后，法国人重新开始了这一残忍的行为——他们想消灭北美殖民地的英国定居者——并传授给印第安人雇佣兵，使之成为杀死英国人的凭证。由于头皮比脑袋更容易运输，因此法国人根据头皮数量向印第安人支付酬金。实际上，剥头皮并不致命，受刑者依然可以继续存活。不过，由于他的头骨一直暴露在空气中，因此需要不断地抹油，这样才能防止头骨变得过干。

巫刺

锯刑

头皮被剥之后的情形

第4章

桎梏刑

锚形镣铐（Anchor）

这种残忍的刑具迫使犯人摆出屈辱的服从姿势。有时候，若在潮湿的地牢长时间使用这种刑具，会对犯人的脊椎造成永久性伤害而残废。人们曾在波兰东部克维曾城堡（Castle of Kwidzin）的酷刑室中发现了不同型号的镣铐。

脚镣（Bilboes）

脚镣由一条18英寸长的铁链和两个脚踝镣铐组成，看起来很像套在马腿上以防止马乱走的腿套。很明显，脚镣一词得名于西班牙城市毕尔巴鄂（Bilbao），相传脚镣正是在这个城市发明的。这种刑具可以用来防止犯人逃走，或者增加一条链子，将犯人牢牢拴在门柱、墙壁或其他牢固的物体上。

捆绑（Binding）

世界上最可靠、最快速也是最廉价的折磨人的方法之一，便是用绳子将人绑得无法动弹、血液滞流。犯人被捆缚得越紧，痛苦也就越大。毋庸置疑，历史上各个地区的人都明白这一常识，但是一些人的捆绑造诣似乎比别人更胜一筹，他们目的明确，即对犯人尽可能施加最大程度的痛苦。在印度，犯人被以几乎不可能实现的非自然方式绑着，比如说把一条腿捆在另一侧的肩上，同时把绳子尽可能地扯紧；或者用绳套束住喉咙，绳套的末端从背部拉下与脚踝捆在一块。犯人稍微动一下就可能被勒死。

脚镣

锚形镣铐

在英国亨利八世时期的马克·斯米顿案（Mark Smeaton）中，宫廷歌手斯米顿被控与王后安妮·博林通奸。为了令他承认罪行，斯米顿的头被用一根打了结的绳子缠起来，绳子上的结被特意抵在他的眼睛上。绳子越绞越紧，不断压迫着斯米顿的眼睛，直到眼珠被挤爆。还有一些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常常使用细小的绳子把犯人的两只大拇指绑到一块，绳子捆得十分紧，以至于血从指甲盖下喷射而出。宗教裁判所十分擅长用绳子做刑具，下文将会介绍一些他们所发明的绳子酷刑。

绞刑架（Garrotte）

用绞刑取犯人性命在古代非常普遍，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它更是成为各项罪行的标准处决方式。作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官方刑具，绞刑架由一只小凳以及一根矮柱连接而成。受刑者坐在小凳上，手和脚都被捆着，脖子被套上一个连着柱子的铁项圈。在项圈的后面，有一个曲柄或者螺杆，用来使项圈变得越来越紧，直到受刑者的脖子慢慢被拉近并碰到柱子上突出的尖钉。理论上讲，尖钉能马上刺穿颈椎骨，在几秒钟中之内使犯人毙命，但实际上受刑者常常是窒息而死。

铁项圈（Iron Collar）

一条铁链，它的一端连着铁项圈，另一端固定住嵌在地牢或监狱单人牢房墙上的铁环上。自铁制品问世以来，铁项圈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桎梏刑具之一。它能把犯人牢牢束缚住，或者在需要的时候将犯人拖到不同地方。有时候犯人会被紧紧地束缚在某个固定地点，如在英格兰北部的卡莱尔城堡，连着项圈和墙之间的链子非常短，以至于犯人不小心滚下床，就可能被勒死。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叫“套脖”的铁项圈变体。套脖几乎与铁项圈没有区别，不同之处就是后者固定在监狱牢房里，套脖则固定在教堂的墙上或当地交易市场的十字架上，这是为了令渎神者在反思他们罪恶生命的同时，受到公众的羞辱。

立锥黑牢（Little Ease）

位于伦敦塔中的立锥黑牢臭名昭著，尽管严格说来它并不算是刑具。牢房非常小，以至于关押在内的囚犯几乎不能站立或平躺，只能一直保持蜷缩的姿势。尽管如此，立锥黑牢还算是有记载的监禁方式中最好的一种了。可以想见，中世纪以及后来的18和19世纪会有多少这样地狱般的牢室。

绳刑木床（Porto）

声名狼藉的绳刑木床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绳类刑具。它是一种类似拉肢架的木床，床的不同位置钻了许多孔。当受刑者躺在床上时，绳子从双臂以及双腿边上的孔穿过。在绞盘的帮助下，绳子紧紧束缚并勒进皮肉，常常勒至骨头才停止。绳刑木床有一种变体，即把绳子系在墙上而不是木床上。这种情况下，犯人坐在矮凳上，他们的双手、双臂以及腰都被绳子套着，绳子最后穿过墙上嵌的铁环。当绳子被拉得足够紧的时候，犯人坐的矮凳被一脚踢开，他们被捆缚在墙上并不断忍受绳子摇晃带来的折磨，直到犯人表示愿意合作，折磨才会停止。

古代中国的绞刑架

木马（Wooden Horse）

溺杀桶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经常使用这种刑具，它也可以作为第7章《水刑》中提及的“注水刑”的一部分。所谓木马，即一个浅浅的木箱，非常像水槽，大小可以容纳一个人躺在里面，同时脚可以放在里面或放在边台上。一根铁条从槽中受刑者腰部位置横贯木箱，当人被置于槽中时，这根铁条会抵在这个人的腰椎上，防止他平躺在箱子的底部。一旦摆好姿势，受刑者被从箱子底部孔中穿出的细绳牢牢绑住。绳子常被置于人的手臂、大腿以及胫骨处，然后被紧紧拉着——有时候用绞盘拉动，绳子常常能嵌入皮肉而直达骨头。此时，若施刑人想进一步增加受刑者的痛苦，可以接着使用本书提到的其他几种水刑。

第5章

示众与耻辱刑

宗教审判大会（Auto-De-Fe）

作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残忍酷刑以及火刑的从刑，宗教审判大会（西班牙语里的字面意思是“信仰之举”）是一场公共仪式。在仪式中，有罪之人以及为自己“异教观点”忏悔之人被迫在众人围观的城市街道上游行，并将自己犯下的越轨行为示众。一些人在自己脖子上挂着写有罪行的标牌，以方便他人看到；那些要被施以火刑但不马上执行的人穿着背后缝有倒置火焰的袍子；马上要被烧死的人的衣服上的火焰则是直立的。当游行队伍到了指定地点而所有参与者完成宗教仪式后，犯人被交予世俗机构，等司法程序完成后，最后才将犯人捆到火刑柱上并点起火。

口钳（Branks）——羞辱面具（Masks of Shame）

从1500~1800年，这种刑具（与下文将要介绍的泼妇笼头有密切关系）出现了多种样式。口钳常用来惩罚那些违反社会习俗的人。在这4个世纪中，数不尽的妇女因为繁杂的家务以及不断地怀孕而变得神经衰弱、歇斯底里，她们被形容为“长舌妇”和“泼妇”，并因此受到羞辱或折磨。当局用这种刑具来对付社会上的嘲弄者、不守规矩的平民以及离经叛道之人，教会则用它来惩罚有较小违规行为的人。绝大部分的受刑者通常都是女性，此外，此刑罚依据的法则是“教会中的妇女守则”，正所谓“让妇人们在教堂中沉默“——”教堂”指处于统治地位的教会和世俗机构，二者天生都对女性有小心防范心理，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让妇人在男人面前闭嘴”。受刑者受人监视，在城市的广场上被人用口钳锁着，受到众人的粗暴对待。她们不得不忍受可怕的殴打和排泄物的涂抹，情况更糟的是受到致命伤害（尤其是在胸部以及女性私密处），这只能算她运气不佳。

宗教审判大会

口钳

古代中国的双人枷

枷号（Cangue）

一种中国刑具，用于公共场所示众。犯人被迫在一段时间内戴着这种硕大而笨重的木头项圈。枷号看起来像油炸面包圈，由被铰链连接的两部分构成，可以打开从而把受刑者的头卡在中间的孔里，然后再关上并锁好。戴枷号的受刑者没法躺下，对他们来说，走路或者站起身都有折断脖子的危险，更别说自己吃东西或喝水了，所以在此期间他们不得不仰仗别人的慈悲与怜悯。

大便椅（Chucking Stool）

大便椅

大便椅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前就已经出现，该种独特的英国式羞辱工具是为那些不能或者不愿控制自己尖酸刻薄性情的妇人准备的。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大便椅是“一种臭名昭著的椅子，妓女以及责骂不休的泼妇坐在上面，忍受着来往行人的嘲弄，她们被迫赤着脚，头上也不允许有任何遮挡”。大便椅是配有两根抬竿的木质扶手椅，非常像18世纪没有遮蔽的轿子。椅子底部有一个洞，把妇女的裙子撩起来，强迫她们坐在上面游街示众，这使得她们裸露的屁股暴露在众人猥亵的目光中。

酒鬼斗篷（Drunkard's Cloak）

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设计（很有可能在他身为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尚未统治英格兰之时就开始使用）的酒鬼斗篷（有时被称为“桶枷”）是一种罪行与惩罚相符的刑具。所谓酒鬼斗篷，即把一个大啤酒桶的底儿给敲掉，并在顶上开一个足以使人头通过的洞。在规定的时间内，那些酗酒的酒鬼只要出现在公共场合，就被迫戴上这种“斗篷”。有时候，桶的周身也会开一些孔，方便受刑者用手分担一些木桶的重量。为了防止受刑者抛下刑具，在他脖子上戴一个木制或铁质的带锁的项圈。尽管可能看起来很可笑，但是，任何一个尝试搬过36加仑正常尺寸木桶的人就会知道那有多重。酒鬼斗篷不仅仅只是一个逗趣的东西，其重量能轻而易举地撕裂脖子与肩膀之间的肌肉。这种斗篷在1690年皇家海军秘书塞缪尔·皮尔斯（Samuel Pepys）的日记中还被提到。

浸水椅（Ducking Stool）

详见《水刑》中的“浸水刑”。

大便椅

酒鬼斗篷

提琴枷与长笛枷（Fiddle and Flute）

提琴枷和长笛枷是可以移动的便携式颈手枷。一旦受刑者被锁进去，他们的脖子就会被项圈牢牢套着，并被锁链牵引着游街示众。有时他们必须一直戴着提琴枷或是长笛枷，直到从某个城市被逐到另一个地方。与上文提到的中国枷号类似，受刑者在戴上提琴枷或长笛枷后不得不依靠路人的同情与怜悯而活下去。他们不能自己进食，所以只能依靠路人发善心，施舍给他们一点食物和水。这种刑具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刁泼性情的妇人准备的。

酒鬼斗篷

提琴枷

套脖（Jaggs）

参见《桎梏刑》中的“铁项圈”。

苦行赎罪（Penance）

在《韦伯斯特新大学词典》中，苦行赎罪被定义为“一种屈尊纡贵或虔诚承受屈辱以表达对罪行进行忏悔的痛苦行为”。在中世纪，被教会判为应受惩罚或违法乱纪的罪犯会苦修赎罪，他们可能是神职人员，也可能是世俗之人。当罪行较轻的时候，苦修赎罪也比较温和，比如说短时间的禁食或祷告，或者去某个圣地朝圣。一些犯罪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某案件中一个法国人因杀死自己的孩子而被判有罪，他被强制背上婴儿尸体一路走去罗马，途中还要受到神职人员和武装看守的严密监视，最后这个人是死是活已经无从得知。

指枷（Finger Pillory）

铁制提琴枷

指枷用来惩罚那些屡次妨碍礼拜仪式的人。它安装在教堂的墙上，由两块铰链相连的木板组成。其中一块板子上钻有4个小洞，能容纳普通人的手指。在相反的另一块板上，有相对应的靠近手指的4个凹痕或凹槽。人们通常会把不守规矩的人的手锁进指枷里，希望以此使这些人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上帝圣言上。

颈手枷（Pillory）

指枷

颈手枷是一种将犯人的头和手锁进木枷中的刑具，被安置在当地集市广场等公共场所。很明显，“颈手枷”得名于一个“透过门去看”的希腊词汇——形象地说明了某人的头和手从枷中伸出来。颈手枷最早见于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盎格鲁——撒克逊人称之为“半挂”（healfang），在整个中世纪，颈手枷使用频繁——英国国王亨利三世在1269年将之定为正式的刑罚——直到19世纪早期，英国、欧洲大陆以及美洲还在使用。颈手枷用来惩治犯了各种轻罪的人，比如公共场合酗酒、打架斗殴、同性恋行为、扰乱社会治安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因为犯下的一点小过错而被套上颈手枷示众。根据19世纪的英国法令，这些罪行可能是“出售烂肉、臭鱼、腐鸟以及掺了铁以增加重量的面包”。在纽约还是荷兰殖民地的时候，倘若男人偷窃了卷心菜，他会被套上颈手枷示众，同时头上系着一个卷心菜。当犯人在公共场所示众的时候——持续时间从一个小时到一周——他们不得不忍受着邻居们的嘲弄，此外，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还会受到烂菜叶、泥巴和石头的不断袭击。有时候，由于对戴颈手枷的犯人折磨过重，受刑者常被打得人事不省，或者由于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脖子上而有窒息的危险。在18世纪伦敦史密斯菲尔德马市，当时的两个男人，即詹姆斯·伊根和詹姆斯·萨蒙，被石头、马铃薯、砖块以及动物尸体击打。

根据当时的一个目击者记述：“他们受到殴打，头上肿起很大一块，人们拉扯他们的衣摆使其几乎窒息而死。”伊根当场死亡，而萨蒙在这之后短时间里死在监狱中。仅仅在伊根和萨蒙惨案发生的几年之后，一名同性恋者被套上了颈手枷并受到连续殴打，以至于他的“脸马上呈灰黑色，血从鼻孔、眼睛以及耳朵中流出来，但是民众依然狂暴地对他进行攻击”。当从颈手枷中被放下来时，他“倒在刑具旁并死去”。颈手枷也经常被当做一系列惩罚措施中的从刑。一些人在戴颈手枷的同时也受到鞭打，还有一些人的耳朵被钉在颈手枷上，等到宣判结束后，耳朵被扯下或者割掉。

骑刺（Riding the Stang）

颈手枷

已经有了这么多专门对付无教养妇女的刑罚，看起来只有让家暴的男人以及在小酒馆斗殴的男人受到同等的羞辱才算公平——骑刺便是用来对付这些人的。这里所说的“刺”实际上是一截圆木或者一根粗竿，受刑者被迫双脚叉开骑在上面，并被押着穿街过巷，伴随着围观者的呼喊、嘘声、喇叭声以及口哨声，他被彻底羞辱了一番。

双人提琴枷

骑刺木驴

它的一些变体也出现在军队刑罚中，其中最极端的是一种叫西班牙木驴的刑具。在军队刑罚中，“骑刺”的“刺”指的是木制的马或者驴（有时候带有轮子，有时候带着摇杆），“马”或者“驴”上有一个布满尖钉的座位或者座位干脆就是V状楔形的。犯人双手被绑在身后，然后跨坐在“马”或“驴”上，施刑人用轮子拖或不断摇晃这个刑具，以此令犯人受到折磨。此外，当额外的重量被施加在双脚上时，“骑者”常常不得不承受着更大的痛苦。

骑刺木马

泼妇笼头（Scold's Bridle）

（可参见口钳）泼妇笼头和浸水椅以及大便椅一样，专门用来惩罚说话恶毒尖刻的泼妇。在中世纪，英国和欧洲大陆都有这种刑具。泼妇笼头看起来像头盔，由铁皮制成。妇人的整个头被笼头锁住，然后被拉着穿街过巷。为了增加痛苦，铁制的舌状物或球状物被强塞进妇人嘴中，堵住受刑者的尖叫或诅咒。1665年纽卡斯尔地区的一份记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泼妇笼头

他看见安妮·布理德斯通被一名官员押着穿过街道，他一只手里握着绳子，另一只手抓着笼头……笼头紧紧钳着她的头和面部，她的嘴里还被强塞了一个铁制的舌状物，血从嘴里汩汩而出……

17世纪的猎巫运动也使用了类似的刑具，用来让犯人在法庭上保持沉默。

耻辱标示（Signs of Shame）

比黥刑更具人情味的是美洲殖民地的一项风俗——让犯人戴上标牌或贴上布告，使得每个路人都了解其可耻行为。毫无疑问，最出名的此类标示就是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里所描写的缝在海丝特·白兰（Hester Prynne）衣服上的红色字母“A”。真实的海丝特·白兰（在1671年新普利茅斯殖民地被审判并定罪）并不像霍桑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是个悲剧女英雄，事实上她被判通奸和酗酒，并戴上字母“A”和“D”表明她的双重罪行。另外，在1633年的波士顿，罗伯特·高斯被罚款10先令，并被迫戴上写有“酒鬼”字样的标牌。1650年康涅狄格的一个男子因侮辱牧师并扰乱礼拜而被判罪，它戴的标牌上写着“屡教不改违背上帝神圣律法之人”。类似的还有安·伯德佩戴的写有“公共和平破坏者”字样的标示。如果受刑者不按要求戴上标示，很有可能会被以更严重的罪名起诉，或受到比原先更严厉的惩罚。

足枷（Stocks）

绘有滑稽版泼妇笼头的明信片。

兰开斯特城堡的口钳

绘有滑稽版足枷的一张明信片。

大体来说，足枷与颈手枷在结构和用途上都十分相似。这种刑具为木制的，装有铰链，能锁住犯人的脚踝。足枷和颈手枷一样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并且也设置在公共场合，令受刑者受到公众的羞辱与虐待——有记录显示，足枷不是残忍暴虐地折磨罪犯，而是让他们守规矩、讲诚信。1426年的英国法律很清楚地写道：流浪汉被锁在足枷3天3夜，在此期间只给他面包和水。一份15世纪中期的材料显示：在伦敦，“四个妇女整个晚上都被锁在足枷中，直到她们的丈夫赶来把她们带走”。在18世纪马萨诸塞的波士顿，爱德华·帕默因盗窃一块木板被判戴足枷一个小时。相比颈手枷而言，足枷所能造成的身体伤害更小，但是为了确保犯人不会过于舒服，在行刑时，要求他们必须坐在木板的边缘。在中世纪早期的法国，这一刑罚增加了其他令人痛苦的方法：在犯人的脚底涂上盐水，让山羊舔舐他的脚底。在旁观者看来这似乎十分可笑，但是山羊的舌头和砂纸一样粗糙，几分钟不到，它所造成的痛苦就令人难以忍受了。脚枷意在羞辱，至今俗语中还有这样一句话：“身陷足枷而成为笑柄。”

足枷

第6章

拉肢刑与吊刑

十字架刑（Crucifixion）

很多早期文明，包括古希伯来，都用十字架刑处决犯人，但罗马人更青睐这种进程非常缓慢的刑罚，还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个罹受十字架刑的人在十字架上的情景如何，其实无须赘言：每个到过教堂的人都会对耶稣受难的画面记忆犹新。不过，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受刑者如何死去。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受刑者一般不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被吊起后，身体的重量会令钉子撕裂手掌。钉子只是增加了他们的痛苦而已。一开始，把受刑的犯人绑在横放在地上的十字架上，然后把十字架立起来，放进一个深坑里，受害者脚下有一个小平台，能让他们暂时缓解一些双臂承受的重量。由于身体的全部重量都集中在受害者的手腕处，拉力会撕破他们横膈膜上的肌肉，使他们无法呼吸。每个拒绝死亡而坚持站在小平台的人，最后会被长柄大锤砸碎膝盖。不论何种方式，或迟或早，受刑者都会难以呼吸，死于缓慢的窒息和风吹日晒。

滑轮

吊笼

吊刑（Garrucha）

吊刑，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惯用的酷刑之一，其他地区也出现过类似刑罚，尤其是印度和日本。尽管它们会有微小的变化，但是其基本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把囚犯的双手反绑在背后，系住手腕，悬吊在天花板或横梁的滑轮上。当绳索拉紧时，囚犯被吊到空中，同时他们的胳膊慢慢地从关节处脱臼。有时，把100~205磅的重石系在犯人的脚腕上，以增加他们的痛苦。有时，犯人会被反复拉起和摔在地上，甚至摔在一大堆尖利的石头上。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还经常使犯人突然下落几英尺，造成肩关节忽然受力。相关记录显示，直到1778年，这种酷刑仍然出现在意大利。

吊笼（Gibbet）

吊笼

吊笼出现在16世纪，是一种用铁皮条制成的囚笼，用来装载吊死的受刑者示众。当没有合适的吊笼时，还可以把尸体用铁链吊在树上。当然，从某些方面看，有位残暴但很有想法的人——无疑是指亨利八世——想知道：如果把一个死囚犯关在吊笼里，让他在风中受折磨，直到暴晒或饥饿而死，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无论活人还是死尸，吊笼的受害者变得如此众多，它们像路标一样出现在欧洲各地，经常成为为旅行者指示方向的路标：“越过这座石桥，经过吊笼，就到了村子。”对那些不幸活着进吊笼的人来说，他们是奇形怪状的点缀，例如，在17世纪早期，一个到德意志游览的英国旅行者写到：“在林道城的附近，我看到一个罪犯被铁链吊在绞刑架上，他的身旁各吊着一只饥肠辘辘的巨犬，它们可能会在罪犯饿死之前撕吃他的肉……”为了给平淡无奇的刑罚增加趣味性，一些罪犯会被赶入囚笼里或者被锁链固定，吊在退潮之后的海岸上。当潮水涌至，他们会被海水吞没。

绞刑（Hanging）

从技术层面上说，绞刑不是酷刑，而是一种死刑方式。在19世纪中期“坠落式绞刑”——绞刑架地板中间有一个活动板门，当它打开时，受害者忽然下坠约6英尺，继而扭断脖子——以前的绞刑并不是一种快速死亡方式。犯人被一根绞索套住头部，吊到空中，他一直挣扎和悬荡，直到窒息而死。根据受害者的体重和身体状况，这一过程可能需要5~20分钟。很多情况下，犯人的朋友们会拽着他的腿而竭力往下拉，以加速其死亡。毫无疑问，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绞刑场是伦敦的泰伯恩刑场（位于现在大理石拱门旁，人行道旁立着一块铜匾作为纪念）。它自从1196年成为惩罚和处决的场地以来，历经中世纪，直到18世纪，超过了史密斯菲尔德马市，成为英国施行死刑次数最多的刑场。1571年，一座牢固的绞刑架在泰伯恩村的一个十字路口竖立，被称之为“泰伯恩之树”（The Tyburn Tree）。这棵“树”由3根结实的柱子构成，高约20英尺。柱子顶部用3个横梁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大三角形。在接下来的212年中，不计其数的罪犯在此迎来生命的终点与围观者的嘲笑、欢呼和口哨声。由于绞刑架是三角形结构，因而可以同时容纳很多受刑者。一次性处决人数最多的案件发生在1649年6月23日，当时23个男人和1个女人进行所谓的“跳泰伯恩吉格舞”。1783年，“泰伯恩之树”被拆除，可是绞刑在20世纪依然非常流行。

拉肢架（Rack）

吊刑

吊笼

拉肢与撕裂

拉肢架使用非常普遍，无须过多介绍。它像一张平放的木床，可以把罪犯置于其上。受刑人的脚绑在架子的一端，手绑在另一端的圆盘上，圆盘由绳子绕在一个大绞盘上。随着绞盘转动，绳索勒紧，受害人的四肢被拉地越来越紧，直到肩关节脱位和（或）脊柱脱节。假如施刑精心，时间控制在每次10或15分钟，一天不超过两次，这个惩罚几乎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刑梯

刑梯

据推测，1420年左右，时任伦敦塔总管的埃克塞特公爵（The Duke of Exeter）把拉肢架引入英国，因而得名“埃克塞特公爵的女儿”（The Duke of Exeter's Daughter）。公爵从哪里学到这个新玩意不得而知，但在整个中世纪晚期，拉肢架被广泛使用。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都有自己的拉肢架，在德意志被称为“刑梯”（Ladder）。

德国的拉肢架通常称为“疯狂的伊莉莎”（Schlimme Liesl）。这种刑具没有木床，犯人双脚被锁在或绑在几个固定于地上的铁环上，同时双手被绑住，使用滑轮将绳索往上拉。同时，犯人的裸背会遭受严厉的鞭打。

四马分尸（Torn Apart by Horses）

犯人的四肢被捆绑在四匹马上，马向相反的方向疾奔，使犯人支离破碎。除非四肢的某些关节事先被割断，否则五马分尸的效果并不理想。如果四肢完好，这个刑具会像拉肢架一样，只是把关节拉脱臼。通常，刽子手会先用剑或斧头砍断犯人的关节，这样，马才能真正把受害者撕裂。

四马分尸

第7章

水刑

烹煮（Boiling）

第一个被活着烹煮致死的人是谁，已不得而知。可以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已开始利用沸水（或油，或其他溶液）来施刑。现存的记载显示，古代亚述国王安提阿古·伊皮法尼烹煮过犹太人战俘，罗马人也在异常残忍的环境中——通常称之为“竞技赛”——烹死基督徒。1531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颁布一个特别法令，宣布把烹煮列为处决罪犯的方法之一。当时发生了罗彻斯特主教的厨师理查德·罗斯投毒杀害主教家中14人的案件。据记载，受刑时，罗斯两个多小时之后才最终死去，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他不是被投入一个装满沸水的大锅，而是放进温水里，然后水温慢慢加热至沸腾。日本人采取一个更慢的方法烹煮受害者；把受刑人投入盛满沸水的大桶里，一次一个，历时好几天。1662年的一份记录显示，许多皈依基督教的日本人被用这种方式杀害，不过，这只是一次更大规模屠杀的前戏。

烹煮

浸水刑（Ducking）

浸水椅

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南部就把妇女没入池塘进行惩罚，当时被称为“泼妇椅”（Scealding），不过这种浸水刑直到中世纪才广泛应用，扩展至整个英国和欧洲。在这一时期，浸水刑公开惩戒妓女和泼妇，既可以确保她们不会受到永久性肉体伤害，又可以给她们上一堂事关正派得体、良好举止的课。要让一个长舌妇闭上嘴，最流行的一种方法是把她浸到当地的湖或池塘里。诽谤者和爱搬弄是非的人也有同种待遇。犯人被绑在一个椅子或者刑具上（一般称之为“浸水椅”，但准确的叫法应是“泼妇椅”、“投石机”）。椅子被浸入水中，然后马上拖至岸边。

在浸水刑频繁使用的地方，浸水椅被具牢固地安装在一根长长的、能够保持平衡的杆子上，样子有点像跷跷板。通过这个巧妙的工具，三四个壮小伙用10或15秒就能把一个泼妇浸入水中并拉起。这个惩罚的重点是尽可能地羞辱受害人。一旦她变成了笑柄，那么她的大嘴毒舌就可能失去了往日的毒辣尖刻。不过不能把浸水刑与检验女巫嫌犯的“泳刑”相混淆。

船底拖曳（Keelhauling）

注水刑

这是一种流行于海军的刑罚，顾名思义，就是把受害者拖在船底龙骨处，然后拉到船另一侧，用来惩罚罪行严重的水手。将犯人绑在一根从船底穿过的绳子上，然后扔到海里。水手们从船另一侧拉拽绳子，用力把受害者拖过船底。如果绳子慢慢地拉紧，犯人可能下沉得比较深，从而避免了背部被锋利的船底外壳割伤，不过这样会有溺亡的危险。相反，如果绳子拉得比较快，在水下的时间就较短，但是被劈成碎片的机会更大。若罪行非常严重，船底拖拽的行程就是绕着船从船头拖至船尾；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死刑，因为一个人屏息憋气的时间是有限的。最早提及船底拖曳是一份1560年的荷兰海军记录，直到1853年这种刑罚才被正式废除。这种酷刑的一个变种，是绑住歹徒的手腕或者脚踝（或者两者都绑），在整个航行期间都将他“拖曳”在船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难以把他的头伸出水面，这与判处死刑没有区别——即便水中没有鲨鱼。

泳刑（Swimming）

烤面包笼形状的浸水刑具

判定女巫的方法有很多，最流行的是使用“泳刑”检验嫌疑人。与上文描述的“浸水刑”相似，把嫌疑人绑在椅子上，或者手脚捆绑投入池塘里。与“浸水刑”不同的是，浸水刑意在羞辱，受刑人待在水中的时间较短，泳刑则让嫌疑人一直待在水中，直到法官或教士判定出她是否是一个女巫。15和16世纪流行的一种理论认为，水是神圣的，是生命之源和洗礼所采用的中介，因此不会接纳一个邪恶之人。判定有罪或无辜主要取决于嫌疑人在水中漂浮还是下沉。这个方法虽简单，却存在根本的缺陷。如果她们浮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水拒绝了她们），那么肯定是女巫，将受到审讯——结果一般是死罪。相反，如果她们沉下去（没于水中的时间让法官和围观者满意），那么肯定是清白的，但因没水时间过长，此时嫌犯通常已经溺死了。到底有多少无辜的男男女女在证明自己清白之前就溺死了，这就永远不得而知了。

注水刑（Tormento De Toca）

注水刑

溺毙或者窒息而死是非常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那种特殊的恐惧、疼痛和惊慌，引导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注水刑。施刑时，罹受人手脚捆绑平躺着，把一块细孔布料（一般是亚麻布）蒙在他的口和鼻上；虽不足以让他窒息，但肯定能令他惊恐不定。然后，把大量的水浇到布上，水被受害人吸进喉咙和鼻孔，当受害人几乎昏厥时才把布拿走。根据目击者的记述，从口中抽出的布上常常满是鲜血，据记载，受刑的感觉“像把他的内脏给扯了出来”。这种酷刑还有一个邪恶的变种，把一个漏斗强塞进受害人的喉咙中，然后往漏斗里猛灌水。受害人很快就窒息和呕吐，但是灌水并不停止，直到受害人的胃开始膨胀和扩大，随后水倒灌进喉咙，涌出嘴外。然后，用一根绳索勒紧他们的脖子，或者往嘴里塞一块破布，来阻止吐水。随后，这可怜的家伙被拖下拷问台，被迫在难忍的胃部剧痛中在地上来回翻滚，最后，解开破布或绳索，允许受刑人在接受新一轮审讯之前把水吐出来。

注水刑

据此推断，在问讯开始之前，经受这种可怕惩罚的一些人就死于胃部破裂或窒息。同一时期的法国也使用类似的酷刑，尽管受害人所受的残酷虐待似乎没有这么严重。在第一阶段，即“一般审讯”（Question Ordinaire），受害人会被灌进4品脱水。假如这不能使受刑人招供，水量会加倍，进入“特殊审讯”（Question Extraordinaire）阶段。

沸水神判（Trial by Water）

参见《烙刑与火刑》中的“水火神判法”。

第8章

鞭刑

由于所有的鞭刑（Whipping）都差不多，本章将不依照鞭笞方式进行论述，而是依据不同文明所使用的不同鞭子来归类。实际上，自文明初现以来，鞭刑就一直是最常用的惩罚方式之一。它一般只限于非致命的用途，但某些情况下，它可以像绞刑或火刑一样致命。

自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公元前1792~1750年在位）时代开始，直到今天，每一种文明都有鞭刑。大多数情况下，被打的鞭数与罪情相称；罪行越严重，被打的鞭数就越多。

埃及

在古埃及，鞭笞一般使用几束芦苇。或许，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相对轻微的惩罚，但是记载显示，极个别情况下它也会取人性命，这是由伤口感染所引起的。直到19世纪，伤口感染都是鞭刑中常见的副作用。

公开的鞭刑

古代波斯（鞭打脚底）的笞蹠刑。

波斯

古波斯法庭采用笞蹠刑（Bastinado）惩罚犯人，即用芦苇编成一根轻鞭，反复抽打罪犯的脚底。与后世一样，这种惩罚很少致命，但是现存的记录表明，长时间的鞭打也有可能杀死受刑者。

罗马

链枷

尽管罗马人很少用鞭子惩罚自由民，可是五花八门的罗马鞭子——每一种旨在造成一种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肉体伤害——显示出罕见的残忍。这些鞭子大多专门用于鞭打奴隶、战俘、违犯罗马法的附属国民众和违抗命令的士兵。罗马很可能最早把鞭刑作为一种附加惩罚，比如犯人在被拖去处决的路上会受到鞭打。据说，耶稣在押去见罗马驻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之前就受到了鞭笞，就像他在被送往十字架刑场的路上一样。这时，罗马人使用的鞭子是下文所描述的重皮鞭。

轻皮鞭（Ferula）

最轻微的罪过会遭到轻皮鞭殴打，这是一根简单的扁平鞭子，它能够造成剧烈的疼痛并留下条条鞭痕，肉体伤害在短时间内非常严重。

羊皮纸鞭（Scutica）

羊皮纸鞭是一种用羊皮纸编成的罗马鞭子，宛如世界上最锋利的纸刀，在抽打受害人的背部时能够产生可怕的效果。

飞镖鞭（Plumbatae）

飞镖鞭是多股鞭，但与后来的九尾猫不同。有时，鞭尾会缀上小铅球，或者在皮条上缀上锋利的金属条和金属片（鞭子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作“爪”）；这都是为了增加鞭子的伤害度。

重皮鞭（Flagellum）

倘若持续地猛烈抽打，任何鞭子都会致人死亡，但唯一把鞭子设计成死刑刑具的只有罗马。跟大牛皮鞭一样，重皮鞭能够把受刑人抽成碎片。角斗士在竞技场上常用重皮鞭作为近战武器，在尼禄（公元54~68年在位）时期大批民众围观的竞技赛中，重皮鞭也常用来抽打已被定罪的基督徒。

中国

从古代直到不久之前，中国人都在使用笞杖来施加鞭刑。它用长竹板制成，虽然比埃及芦苇鞭更重更结实，但是没有记录显示有人被杖笞而死。中国笞杖所造成的伤害——部分原因是鞭数受到一定的限制——是把受害人的脊背或大腿打得鞭痕累累、血泡连连。在中国和日本，鞭刑使用得极其普遍，受害人一般脸朝下趴在地上。在清朝时期，杖笞的技艺发展到最高水平。清朝的鞭刑手在训练时通过鞭打一块豆腐来练习，直到他们能使豆腐表层完好而里面破碎为止。

日本

古代中国游街示众时候的鞭刑。

跟中国一样，日本人也使用竹板鞭子，但他们把竹条锋利的边缘朝外绑在一起。锋利的竹条打在人的皮肉上，后果可想而知。依据日本法律，鞭刑少则几下，多则不超过150下。但是即便在这个程度上，受害人想要幸免于难，也只是纯粹凭借运气。

鞭刑柱

中世纪的欧洲

从中世纪早期到18世纪，英国和欧洲使用公开的鞭笞来惩罚轻罪行为。已定罪的犯人一般被绑在或铐在一根被血染成了鲜红色的鞭刑柱（Whipping Post）上，这样可以确保他们在行刑过程中难以逃脱。一些情况下，鞭笞只是一种更重、更复杂的刑罚的附加刑，也可能是在公开示众的时候进行，有时，把醋或盐抹在伤口上，以加剧痛苦——这种痛苦，丝毫不亚于鞭笞本身，同时醋和盐也能防止伤口感染。

英国

1530年英国颁布了《反流民法案》（The Act Against Vagrants），界定出流民这一特定的群体。暴躁的国王亨利八世认为很有必要对他们定期进行严厉的鞭笞。为了惩罚这些流民（一种笼统的称谓，一般指吉普赛人、在城镇之间毫无目的地游荡的流浪汉，还有其他拒绝工作的人），一般的公开鞭刑会添加一些花样。犯人双手被绑着，并用一根长绳子系在一辆马车后面；在车子穿街过巷的同时鞭打受害人赤裸的脊背。行进中鞭打持续不停，鲜血沿着受害人的背和腿流下来，在路上留下斑斑血迹。

有时候，鞭笞这样简单的惩罚，也可能完全走样。18世纪晚期，英国诗人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这样一件事情。考珀写道：

这个小偷看似坚强，实则不然。鞭打他的是当地的一个巡夜人，他左手握着土红（用在染料和涂料中的一种赭色干色素），每打一次之后，就把土红抹在鞭绳上，从而在小偷皮肤上留下明显的伤痕，实际上挨打者毫发未损。这个惩罚是治安官判定的，他跟在巡夜人后面监督行刑，他（治安官）用自己的拐杖敲打巡夜人的肩膀。这个场景现在变得很有意思。巡夜人并没有使劲地鞭打小偷，这激怒了治安官，从而敲打得更厉害；这样的双鞭刑持续进行，直到一个姑娘……因为同情巡夜人，就抓住他（治安官）……把他往后面推……恼怒地打他的脸……巡夜人鞭打小偷，治安官敲打巡夜人，而这个女士打治安官，而小偷则成了唯一免于疼痛的人。

夹道鞭刑

在18和19世纪，英国发明了很多有创意的鞭笞形式，丝毫不亚于古罗马人。为了让下层民众安分守己，以下所描述的鞭子均被狱卒、巡夜人和其他官吏使用过。

铁链鞭（Chain Whip）

在一英尺长的手柄上安上三四根好似现在“拖链”一样的粗铁链，就成了“铁链鞭”。它或许不会打烂皮肉，但是倘若力道适中，肯定能打断肋骨、手臂和锁骨。这种工具更应该归为一种武器而非酷刑刑具。发明它的灵感来源于军用链枷，而军用链枷是对打谷脱粒的农用链枷的改进。

狱卒鞭（Jailer's Whip）

链枷

狱卒鞭也有类似于铁链鞭的短粗木手柄，连在手柄上的是一条8或10英尺长的铁链，尾部缀有4~6盎司的铁块或铅块。毫无疑问，铁链鞭使用得当的话，可轻而易举击碎脑袋，如棒槌熟透西瓜。与铁链鞭一样，创制该刑具的灵感大概出自于军用兵器，比如链枷、链子铁球或者钉头锤。

链枷

子弹鞭（Bullet Whip）

它的构造十分简单。把20或30多个步枪子弹缀在一个皮管上，然后安在木手柄，或者一根能缠在手腕上的简易皮带上。当它卷起时能够藏在人的衣兜里，但打起人来与使用一条铁链的效果遑不相让。

英国陆军

尽管英国陆军像其他军队一样鞭打抗命不遵的士兵，但是直到1689年《军队违纪惩治条例》（The Mutiny Act）颁布，鞭刑才正式成为英国军法的一部分。对轻微罪行的处罚标准是鞭打10下，更严重的罪行多达39下。当然，随着鞭笞效果的降低，鞭打数也不断提高。到18世纪早期，玩忽职守的士兵会被鞭打900多下，如果是在当值或放哨时开小差，最多要遭受1500下鞭打。1762年10月，3个擅离职守的士兵，分别被处以800、600和300下鞭打。行刑时，一般会有一名军医在旁边指导，以免把人打死。如果鞭打和失血过于严重，会暂停行刑，并把受刑者送到医院，在执行余下的鞭打之前允许他在这里疗伤。军队大多数鞭刑都在全体士兵面前公开执行，鼓手会打着拍子来保持鞭打的节奏；鼓打得越慢，两次鞭打之间的间歇越长。甚至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The Napoleonic Wars,1804~1815），威灵顿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依然认为，只有让麾下士兵生活在鞭子的威胁下，他们才会真正高效地工作。威灵顿曾经论及他的部下：“他们都是些人类的渣滓。除了可怕的直接体罚，我没有其他手段来对付英国士兵。”威灵顿麾下的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的一名士兵，由于不服从命令，当值的时候醉酒并拒绝把枪上交给他的上司，被鞭打500下。在与拿破仑进行半岛战争时，一名士兵由于在检阅中军容不整受到严厉地鞭打，以至几天后伤重不治而亡。

作为英国制度的模仿者，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统帅下的美洲殖民地士兵，所遭受的痛苦丝毫不输于他们的英国同行。美国士兵会因很小的过错受到残忍的鞭笞，比如军帽不整、装病、咒骂、没有正确擦洗枪支，以及没有带足弹药。

英国海军

军队中处罚抢劫行为的鞭刑。

在17和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海军补充兵源的手段不是依据自愿原则招募，而是暴力逼迫。一些暴力团伙在街上和监狱里晃荡，寻找能够被“征募”的人，这些人要么被诱拐，要么被打晕，等到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一艘远离港口的英国海军舰船上了。鉴于这些新兵对做水手一无所知，残酷的惩罚就成了训练他们的手段。当命令他们爬上船帆时，最后一个爬上的人和最后一个下来的人，通常会受到鞭打。

由于各种轻微过错，受罚者会遭受“亲吻炮手的女儿”的折磨——他们必须弯曲着身体爬过大炮炮管，同时被用一根5英尺长、手腕般粗的绳索鞭打。

九尾猫（Cat-O-Nine Tails）

九尾猫

最臭名昭著的鞭子莫过于九尾猫（或称九尾鞭），英国海军将之用于所有类型的正式刑罚。犯人四肢伸展，绑在一个悬挂于舱口的倒置格栅上，军官和全体船员此时都聚集在主甲板上来见证惩罚。一般由海军陆战队中士执行这种惩罚，倘若船上没有海军陆战队，副水手长亦可施刑。九尾猫只能在主甲板的空地上使用；下层甲板的狭隘空间和低矮的天花板使得“让猫转身的空间都没有”——这是“密闭空间”这句日常用语的起源。“猫”由九条鞭绳组成；每条鞭绳约2.5英尺长，有2或3个绳结。一鞭打下去，鞭尾能够抽烂皮肤，而绳结可以使血肉横飞。每打一鞭，行刑的军官会停下来整理一下“鞭尾”，以便能够使出全部力气，以恰当的弧线挥舞手臂，让鞭子结结实实地抽在犯人身上。据目睹过这种惩罚的人说，九尾猫的撕咬好比一只狂怒的老鹰用利爪撕下脊背的肉。英国海军档案详细地记录了使用这种残忍武器的次数。1759年，使用九尾猫执行的“严厉”鞭刑（20下以上）只有四起。约翰·葛拉德因违抗命令被鞭打600下，詹姆斯·曼斯菲尔德因盗窃受刑400下，汤姆斯·戈尔登和弗兰西斯·弗兰奇因开小差和“可耻行为”每人挨了350下。

俄国

与英国和古罗马不同，俄国的鞭子种类不多，他们使用的是15世纪由伊凡三世（Ivan III）引入木柄皮鞭。

木柄皮鞭（Knout）

木柄皮鞭和九尾猫一样，是单手鞭，但它有三四条鞭绳，且材质不是熟牛皮，而是生硬弯曲的生牛皮。每个鞭尾有一个环，可以串上其他更细的线绳，这是为了在鞭打时撕裂受刑者的皮肉。更残忍的是，有时，在行刑前把整条鞭子浸泡在冰水里，让它结冰。当被问及多少鞭才致人毙命的时候，一个俄国鞭刑手说，一般人20鞭就会被打死，非常强壮的人需要25鞭。

重木柄皮鞭（Great Knout）

重木柄皮鞭和上文所描述的皮鞭一模一样，不同之处就是在鞭尾缀有成串的铁环。几鞭下去，就能把人打得血肉模糊。

法国

法国人和英国人使用相同的鞭子，但“捣衣桨”这种很有意思的鞭子是他们特有的，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法国迫害新教徒的时候开始使用。

捣衣桨（Battoir）

链枷

捣衣桨并不是一根真正的鞭子，而是由普通的洗衣房划桨变化而来——长柄的捣衣桨用来搅拌盛满沸水的洗衣桶。为了使这种刑罚更加残忍，人们对捣衣桨进行了改装，在木浆扁平的尾部加上钉子，钉子稍微露出表层。法国人一般会使用捣衣桨鞭打新教徒或者嫁给新教徒的妇女。受害者身体前倾，她的裙子和衬裙被掀到头上，裸露的臀部受到鞭打，像一个目击者所说的：“女人血流如注，惨叫连连。”

第四部分

结论：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本书之意旨不只简单罗列一连串的恐怖事情、展示堕落的人性，还试图探讨一个基本问题：驱使一些人欣然地施加酷刑，并从他人罹受的痛苦中获得快感的究竟是什么心理？我们在第二部分第4章（《18和19世纪的改革》）中看到，一个世纪多以来，很多政府和个人采取勇敢的行动改革审讯方式和刑罚制度，兴利除弊。这好像没什么不合情理，因为自古希腊时代起，一些理智之人就明白，酷刑作为一种榨取信息的手段根本行不通。几乎每个人都会为了免受皮肉之苦而选择招供。

不幸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改革运动不仅步伐放缓，甚至在很多地方还有所倒退。很难准确地确定滥用酷刑现象的严重程度。据我们所知，很多情况下，虐待犯人的现象比以往更多。有时，甚至堪与“往昔的黑暗时代”相比。可以肯定，依然有一些国家的酷刑机构如四五个世纪之前那样普遍存在。在中东和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小偷仍然会被砍掉双手，严重罪行会被斩首，很多刑罚继续公开施行，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法国大革命中的断头台或伦敦的泰伯恩之树。根据大赦国际的统计，至20世纪70年代，至少60多个国家依然使用严酷的肉刑惩治罪犯。1991年，巴巴多斯（Barbados）重新启用九尾鞭来惩罚贩毒者。

对任何一个国家或群体来说，与独裁者残忍的奇思怪想相比，实施酷刑需要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条件：警察和军队即便不通力配合，至少也要默许；整个司法制度必须把酷刑列入可用和可接受的范围，至于酷刑的严厉程度则取决于这一政权在极权主义的道路上走了多远。当局有时采取公开支持的方式，有时则是表面上否认所发生的事情而暗地里支持。后一种情况存在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和苏联时期，以及现在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倘若你的第一反应是否认酷刑仍然存在，特别是在看似文明化的西方国家中，那么请阅读一下大赦国际2007年5月23日所发布的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大赦国际认为这个世界正在遭受“一场人权灾难”、“恐怖政治”。这份报告认为，“促使践踏人权情况急剧恶化……‘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它们践踏人权的累累恶行，造成很多重大分歧，对国际关系罩上阴霾。美国政府正在把全世界当做反恐战争的巨大战场”。

为何酷刑继续存在，并仍然被所谓的文明国家使用，答案在本书第一部分就有阐述：虚弱的、无安全感的和偏执的领导人只有确认、隔离和摧毁一个或更多“敌人的阴谋”，才会感到更安全。一旦这个敌人得以确定（对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来说，它就是异端；对马萨诸塞殖民地塞勒姆镇的清教徒来说，它是女巫；对约瑟夫·麦卡锡而言，它是共产主义者；对罗纳德·里根来说，它是“邪恶帝国”；对乔治·布什而言，它就是“邪恶轴心”），它的成员会受到囚禁，被逼着招认其罪行和同谋者的名字。逼供的公开性越大，所施压力越大，宣传价值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中东的恐怖分子强迫受害者在摄像机前认罪的原因。

不能否认，这个世界正面临着恐怖分子、政治狂热分子、原教旨主义者和任何其他危险分子的威胁。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政府所宣扬的那样简单——倘若真的存在阴谋，也许并不是如我们被告知的那样普遍存在和有组织性。但是政府和军队的领袖需要找出一些简单利落的方法来应对这些并不难确定的问题。他们想让公众相信存在一些妄图摧毁文明社会的阴谋，必须侦破阴谋，揪出它的成员，然后消灭他们。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巧妙缜密的假定，才有了古罗马迫害基督徒，宗教裁判所火烧异端，希特勒把犹太人赶入毒气室等事件。美国、英国和他们的盟友采用相同的理由作为“反恐战争”的依据。当然，为了追捕这些坏人（耗资甚重），政府和军队必须要使他们的人民（支持他们执政的选民）相信，一种非常真实的、可确定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只有“老大哥”（Big Brother）才懂得如何化险为夷。这种说服需要做很多的宣传工作。

让国民信服的第一步，就是让深陷于阴谋中的人被“某人”辨认出。异端者必须被确定，并受到公开羞辱，或者对其施以酷刑直至他们招认自己的罪行。有时候，当局在这一过程中会得到很多帮助。在把注意力转向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之后，特别是1990年侯赛因·萨达姆（Saddam Hussein）侵略科威特之后，美国政府所需要的最大宣传点出现在2001年9月11日，当时，一伙疯狂的恐怖分子劫持了几架客机，并撞毁了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来自恐怖分子的威胁或许是真实的，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政府一定会找出隐藏于暗处的敌人，至于敌人是谁，他真正能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就无关紧要了。伊拉克参与“9·11”事件似乎相当不可能，但是这对美国宣传机器来说根本没有影响。在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之前，美国的敌人是苏联，在苏联之前是纳粹，再之前就是美国内战时期的南方邦联。在这种情况下，大阴谋的成员受到逮捕，在民众面前被公开示众，就像以前西班牙宗教审判大会上的忏悔者一样。随着从一个无形的阴谋到一个受嘲笑的有形目标的变化，恐惧的对象也随之从抽象变为一种令人憎恶的真实目标，使酷刑作为政府的官方政策被接受。

不可避免的是，为了把恐惧和猜疑变成一项制度化的酷刑政策，对敌人的挑选非常精心，辨别的方法是他们的行为举止是否明显不同于其他人。在中世纪的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它是犹太人和异端；在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它是犹太人、共产主义者、波兰人和俄国人；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它是西方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每种情况下，在拷打、火刑柱、毒气室和枪决施行之前，首先要确定一个特殊的群体并把它妖魔化。一旦少数异端（或共产主义者、犹太人、恐怖分子）被指责为上帝和人类的共同敌人——就是说，他们不再是正常的人类了——之后再拷打折磨他们，似乎就不那么耸人听闻了；事实上，支持对这些“邪恶生物”进行应有的惩罚成了每个人的责任。要想对诸如此类的偏执狂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可以阅读一下《我的奋斗》（Mein Kampf），它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政治辩护，也帮助了他攫取权力。倘若你对此书难以忍受，我们可以引用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aCarthy）一次演讲中的一段话，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发动了对美国共产主义者的大搜捕。

除非我们相信这个政府的高层人士正在谋划把我们拖入一场灾难之中，否则如何解释我们现在的处境呢？这一定是一个大阴谋的产物，它的规模如此之大，能使人类历史上任何类似的冒险相形见绌。一个臭名昭著的阴谋是如此黑暗，当它被揭露出来时，它的主要成员将会受到所有正直善良人们的诅咒。

正是由于麦卡锡参议员花言巧语的鼓动宣传和他的那些盲信的追随者，很多无辜的人（从清洁女工到政府职员和电影明星）失去了工作，一直受到怀疑。很多人锒铛入狱，其中至少有两人——朱里斯和伊瑟尔·卢森堡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被送上电椅。像所有独裁者一样，麦卡锡强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希特勒所讲的也是同一套说辞，托尔克马达和从古至今很多独裁者莫不如此。这种鼓动宣传的目的就是领导人试图使民众相信，对参与“隐藏的阴谋”的成员进行搜捕和拷打是唯一可行的、爱国主义的行动。正如在中世纪，倘若有人继续否认女巫存在，那么自己就面临着被指控为女巫的危险。

通常在政治或经济困难时期，大多数民众更容易相信存在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当社会环境恶化时，民众就开始寻找可以为这些问题承担责任的人，政府就会把一些人当做现成的替罪羊，只要理由简单易明，并且受害者似乎不太像自身群体的一员时，民众就非常乐意接受。在此过程中，宣传鼓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冷战时期，所有俄国人都被西方媒体描述成又矮又胖，穿着松松垮垮、皱巴巴的灰色西装的人。奇怪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2亿俄国人立即变得和我们没什么区别了。

一旦确定了“敌人”，民众就会相信他们不仅是文明延续的直接威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缺乏人性。不可避免，难以抑制的仇恨进一步发展为制度化的酷刑。当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前南斯拉夫陷入自相残杀的内战时，敌对各方都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确定“敌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准军事组织花费近10年的时间摧毁了这个前共产主义阵营中最稳定、最繁荣的国家。各方都认为对方才是困扰自己的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疯狂地进行殴打、强奸、谋杀、电击折磨、残害身体的奴役，以及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一些疯狂举动。自20世纪60年代起，酷刑制度化的情况出现在越南、卢旺达、津巴布韦、巴基斯坦、智利、乌干达、马来西亚、伊朗、伊拉克、阿根廷、苏丹和布隆迪。特别是在津巴布韦、智利、乌干达，政府对自己的民众施加疯狂的迫害；有时候，则是入侵的外部势力，就像越南，伊拉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

就像每个坏习惯一样，酷刑的使用随着人们对它熟悉程度的加深也不断增多。就像酒精、毒品、烟草和其他很多有害于我们身体的东西一样，一个民族对酷刑越是司空见惯，就变得越能容忍它。没有人突然有一天从车里走出来，就决定要把自己的邻居殴打致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被文明社会的文明人所接受的行为。那么人们是如何变得对酷刑的恐怖麻木不仁，不仅默认它，还积极地从事于对其他人的身体残害和处决？变成这样一个恶魔需要多长时间呢？1930年的德国人和我们其他人肯定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到了1939年，那些没有直接参与使数百万人遇难的大屠杀的人，完全地并（常常）无条件地支持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即便他们对成群结队消失的犹太人视而不见，也不可能无视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比利时、丹麦、挪威和荷兰的屠杀事件。那么这种事是如何发生的？这些文明人怎么就相信了他们的邻居是对良善正义的威胁，他们自身是怎样堕落到残暴动物的状态了呢？

斯坦利·米尔格兰姆，以及他在耶鲁大学互动实验室中进行人类权威服从实验中所使用的“发电机”。

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1963年，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设立了一个实验，来检验纳粹集中营的看守们是否如他们在1946~1947年纽伦堡审判中所宣称的那样只是“服从命令而已”，或者是否有更为邪恶的事物在起作用。米尔格兰姆的一队学生参与到这个实验，他们的任务是向外来志愿者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当志愿者给出错误答案时，学生被告知要进行一次轻微的电击。实验对象每给出一次错误的答案，电压就要增加。尽管实验对象痛苦地扭动和尖叫——一些人恳求说他们有心脏病，会死于电击——一半以上的学生仍然坚持问完所有的问题，并按照指示施加惩罚。到后来才告诉学生，他们的实验对象实际上是演员，所谓的电击效果都是假装的。有人认为，只要被命令，就连像耶鲁学生这样有教养的人也会故意地威胁无辜者的健康和生命。这一结论让人忧惧，随后的这个实验结果更让人震惊。

1971年8月，社会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进行了一项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在试验中，津巴多随机地分派一队学生来扮演监狱的看守，另一队扮演囚犯。在精心设定的实验条件下，学生们将在一个模拟监狱中生活几周，里面的设施装备与真实的监狱几乎一模一样。“看守”身穿警服，戴着像美国警察和高速公路巡警长期以来都佩戴的那种墨镜。“囚犯”身穿标准的橘红色连体装囚服。津巴多设置这个实验的目的是要弄明白，用他自己的话：“倘若把一个好人置于一个恶劣环境中，到底是人战胜环境，还是环境改变人呢？”

这项实验的结果超出了理智的控制，远比津巴多或者学生志愿者所能想象的要糟糕得多。实验在第1周周末就被迫终止，当时，据津巴多所说：“我亲眼目睹了赤裸的、戴着镣铐的囚犯们头上套着头套，看守们在他们做俯卧撑的时候踩他们的背，还对他们进行性侮辱。“30年之后，津巴多回忆道：“我的实验中一些情景与在发生在伊拉克的那些情况极其相似。”津巴多还发现，在监管人下班之后的夜间，虐囚事件显著地增加，这一情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也被证实。

从以上两个实验的灾难性后果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两点。第一，不管人们多么善良或者是否接受良好的教育，当他们被要求这样做的时候，都有可能做出可怕的事情。第二，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能够逃脱惩罚，即他们相信自己没有受到监视的时候，他们会反复地大肆施加异常残忍的行为。

把出身中上阶层的斯坦福和耶鲁大学优秀学生的行为与西班牙宗教审判法官、猎巫者和纳粹集中营看守们的暴行相提并论，看似牵强，实则令人震惊。但是真的如此吗？纳粹德国档案中的一个可怕事例充分表明，当人们认为自己能够不受追究的时候，他们会变得多么残忍。1942年6月，希特勒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的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批准了把有限的身体虐待用于对一些人的审讯中，即“初步调查表明此人会供出颠覆活动之类的重要情报”。正如在挑选“国家敌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所有事例中，这个命令限定的范围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从事破坏活动者，波兰或苏联游手好闲的懒汉”。倘若逾越了这个特定范围，希姆莱制定了严格的规定：涉嫌有虐待倾向的党卫军或盖世太保的任何成员将受到严厉的斥责和惩罚。但是毫无疑问地是，纳粹的审讯手段早已超出了希姆莱所定的限制。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审讯人员以及看守们经常对囚犯进行鞭笞、殴打、上镣铐、禁食。那些受到特别严厉审讯的人会被浸入冰水中、几近溺亡，会受到电击，他们的手指甲会被拔出来。倘若纳粹分子没有被命令这样做，为什么他们还施加这么恐怖的酷刑呢？因为他们被灌输了一种思想，即他们相信囚犯是比人类低等的东西，而且他们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没有政府的批准授权，但是也不会受到追究。

1944年巴黎解放之后美国军队所撰写的一份报告同样耸人听闻，报告认为纳粹的酷刑完全是无目的和随机的。报告得出结论：“所有的酷刑都让人触目惊心，因为德国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清楚他们想得到什么情报，只是随意地折磨拷打。”这是一个真正地为了虐待而虐待的案例，然而事实上在所有这种“官方”酷刑中，罪行累累的酷吏们都认为受害者是劣等的人，当然，他们也倾向于把责任推诿给更高的机构，而不管自己的行动是否得到了正式批准。在中世纪时代，酷刑施刑人把教会看做拥有处罚权力的机构，教会则宣称授权于上帝。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处罚机关是公共安全委员会，在纳粹德国是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对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学生而言，授权来自米尔格兰姆教授和津巴多教授。这一点似乎说明了，只要人们真的拥有或者自认为拥有能够为其行为担责的一些人，那么他们将不假思索地付诸行动。

在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两个实验中，随着实验的结束或取消，虐待也停止了。参与的学生们只是稍微地暴露了他们人性中的阴暗面。在战争的情况下——无论是已宣战、正在进行中的战争，还是如冷战、反恐战争等更微妙的、不宣而战的战争，或者是非洲和中东地区持续不断的准军事部队之间的内战——个人经历着年复一年不断升级的暴行，一个（可能正常）人第1次把手无寸铁的人殴打至奄奄一息，这肯定是一次令人厌恶的经历；第2次就容易多了；10次、20次或者100次之后就波澜不惊、司空见惯了。这样一来，残忍就有些像酒精或者毒品；缓慢而持续地陷入这种经历中会让我们逐渐习惯，并且随着我们忍耐力的增强，政府当局慢慢地加强了对目标群体的妖魔化，进而对待他们的残忍行为也随之升级。

在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受到袭击之后，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出现在NBC电视台的新闻中。他在声明中委婉地提及一个情况，即美国将“运用一些阴暗的手段，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我们不得不花费一些精力在暗处。”我们只能揣测这话的确切含义，但是部分阴暗面肯定包含着如今被CIA——运用混淆视听和含糊其辞的高明手段——所指的“高强度审讯手段”。在2004年12月的一份备忘录中，美国司法部规定：这些高强度审讯手段，比如长时间强制性地站立，强迫囚犯戴着头套，令他们经受高分贝的噪声，剥夺睡眠、食物和水，可能被看做是不人道的，但并不构成酷刑。这种观点或许会受到英国17世纪猎巫将军马修·霍普金斯的受害者的质疑，他们遭受同样酷刑的折磨，直到他们承认自己与恶魔有亲密交往。在为了澄清司法部的这份备忘录的讲话——其实并没有说任何事情——新闻发言人艾瑞克·安倍林拒绝详细说明哪些特殊审讯手段是残忍可耻的，却依然不能被当做酷刑。但是，他这样说：“为特殊目的而造成长期精神伤害的行为”被美国法律和国际法视为非法。这是否意味着，若非故意但却造成了一个囚犯精神崩溃的行为就是可接受的呢？是否每个人都对酷刑抱着同样容忍的态度？倘若不是，美国审讯人员会在折磨拷打他们之前，邀请一位心理学家来确定每个人精神和身体上对痛苦的极限吗？

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批准对被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的涉嫌参与策划了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9·11事件的囚犯施行“高强度审讯手段”。一旦这个妖怪从魔瓶里被正式放出来，美国审讯人员意识到对施加酷刑的谴责和惩罚不可能追查到自己身上，这种行为就很快蔓延到驻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中。

一些美国士兵对关押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的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 Correctional Facility）中的囚犯施加了一系列酷刑和虐待，2004年5月，虐囚照片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主要电视台曝光。这些（施暴者自己拍摄的）照片中的囚犯遭到殴打、踢踏和掴耳光，被美国大兵逼迫着赤脚跳来跳去。在其他一些照片中，士兵剥光囚犯们的衣服，逼着他们手淫和模仿口交的动作，用绳子系住脖子把他们像一条狗似的拉来拉去，用不戴口套、训练有素的军犬吓唬他们。当被要求解释自己部下的所作所为时，当时主管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军将领、陆军准将詹尼斯·卡宾斯基（Janis Karpinski）坚持认为，这只是“少数几个坏家伙”的个人行为。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或者只是这里的囚犯遭受如此非人待遇，而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在经受多么残酷的虐待吗？随后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军审讯人员不用检验身份就可以进出监狱。没有主管官员来检查囚犯们的身份或身体状况。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囚犯与他们的看守不讲同一种语言。除非有翻译人员在场，否则看守很难知道囚犯在讲什么。这本身也使囚犯们看起来有些奇怪和可疑。

美军的宪兵奇普·弗雷德里克（Chip Frederick）和肯·戴维斯（Ken Davis）随后的证词让一切暴露无遗，二人在事发时均供职于阿布格莱布监狱。弗雷德里克说：“很明显没有追究责任”，戴维斯补充道：

囚犯们被关进来之后，我们经常让他们头顶沙袋。用塑料手铐绑好他们，把他们扔在地板上，把一些囚犯的衣服给剥光。我们所有人被告知：“他们只不过是狗而已。”你会开始把这些囚犯看作比人类要低等的生物，你会开始对他们施加一些之前从未想过的残忍举动。

看来戴维斯很晚才认识到了宣传手段的可怕，这些宣传手段在中世纪时代就广为人知，自那时起就被众多独裁者所采用：确定敌人，将其妖魔化，直至民众也认为他们是比人类低等的生物，对他施加酷刑就不再受到反对了。

正如米尔格兰姆教授在1963年耶鲁大学实验中所发现的：倘若给予适当的指导和合适的条件，几乎所有人都会被诱导去配合、参与、甚至享受对其他人的残害，即便只是间接地。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正常环境里的正常人不会喜欢看到其他人被虐待和羞辱。每天，数以百万的人阅读众多庸俗的“影迷杂志”，上面充斥着电影明星耸人听闻的花边新闻，比如糜烂的生活、吸食毒品、对婚姻不忠。每晚，几千万观众会守在电视机前，收看“老大哥”（Big Brother）、“幸存者”（Survivor）、“谁敢来挑战”（Fear Factor）、“杰瑞·斯普林格秀”（Jerry Springer）等“真人秀”节目和全世界几十档类似的节目，这些节目的噱头就是选手或参与者相互之间不断升级的羞辱和出洋相。读者和观众已变为在泰伯恩之树和断头台周围冷嘲热讽的围观群众，而处罚机构变成广播电视网和主办单位。像本丢·彼拉多一样，我们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无动于衷地看着事情沿着可怕的路径发展至尽头。我们不是凶手，因为有其他人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但是，整个历史上有几个人会承认自己是凶手呢？

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亲爱的读者您思考。对世界上的惨状和不公熟视无睹助长了非人道行为的继续存在吗？熟视无睹能否被看做是一种默认或者接受呢？是否真的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说的：“恶人得胜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观？”倘若事实真的如此，亲爱的读者（尽管全书均是关于这种可怕的话题，您还是坚持阅读完了），您最好问问自己想站在哪一边。您最好问问自己：“我想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最后，也是最难的，您最好问问自己：“我能对它做些什么事情？”

致谢

在此，我衷心感谢本书的编辑、萨顿出版社的吉姆·克劳利先生（Jim Crawley），感谢他一直以来的耐心与帮助。本书之完成，还有赖于保罗·哈里斯（Paul Hares）提供有关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一些资料；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酷刑博物馆和沃尔泰拉（Volterra）酷刑博物馆的马特奥·坎帝尼先生（Matteo Cantini）允许我们对他们的一些展品进行拍照；萨曼莎·阿尤菲小姐（Samantha Acciuffi）(www.acciuffidesign.eu）不辞劳苦从事摄影与翻译工作；凯文·邓肯（Kevin Duncan）为丹尼尔调试计算机。在此，谨向以上诸君致以谢忱！

目录

CONTENTS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贪婪为何大行其道？个人与时代的迷思

促进地方发展？ ——开发商惯用的“微妙”措辞

人非圣贤，孰能无“贪”？ ——贪婪是人类的本性

资本主义社会 ——滋生贪婪的温床

第二章 贪婪的根源：欲望

生存本能的异化 ——个人欲望已成公共秩序的最大威胁

压制还是满足？ ——如何处理“棘手”的个人欲望

第三章 贪婪与经济学：自由与管控的双重博弈

自由经济vs政府管控 ——谁才是社会经济的理想状态？

避税盛行的年代 ——自由放任似乎更胜一筹

第四章 贪婪与金融行业：一切为了股东的利益

股东至上？ ——凭什么股东拥有这样的权力

贫富差距加大 ——“股东至上”的弊病日益凸显

第五章 贪婪与食品行业：被暗中催发的食欲

肥胖流行的罪魁祸首 ——被加入过多糖分的食品

如何催发人的酒瘾？ ——增加酒的糖分

第六章 贪婪与医保行业：金钱与健康的抉择

当医疗行业开始牟取利润 ——谁来为大众的健康买单？

趁机而入的医疗保险与顺势疗法 ——它们果真解决了看病问题？

第七章 贪婪与政治学：当贪婪上升到国家层面

殖民掠夺 ——国家形式的贪婪

促进殖民地发展？ ——谁在为殖民主义正名

第八章 贪婪与体育行业：对成功与声名的追逐

机构丑闻 ——贿赂与腐败层出不穷

个人丑闻 ——兴奋剂与赌博屡禁不止

第九章 贪婪与艺术行业：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

小说

电影

画作

结论：与贪欲共处

致谢

参考文献

序言

哥顿·盖柯（Gordon Gekko）是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所执导的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1987）的主角。他的英勇事迹早已融入美国文化，其独到的见解——贪欲广受世人欢迎——尤其如此。盖柯坚信“贪欲是个好东西（greed is good）"，但凡想要涉足股票交易，就应问心无愧地奉行这一原则。他可不会为此心存愧疚！于他而言，贪欲就是生命的动力：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佳途径。然而，盖柯之流毕竟只是少数，多数人尚无法接受这样的原则——至少他们不会公开表示赞同。贪欲本具贬义，总能令人想起守财奴与残酷的资本家。鲜有人愿意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但是，他们的举动也许完全是另一码事。正如本书即将阐述的那样，这些举动将金融、商业、经济、国际体育以及殖民帝国和新殖民帝国等连接在了一起。这些活动的基础是更贴近个人经验的人性。研究贪欲就是深入探究人类心理学中的隐秘之处。也许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会逐渐感到不安，因为那里隐藏着一些不太合意的人性特征。

贪欲可以藏身在各种人类活动的伪装之下，个人大可以声称这些活动于社会有益——尽管他们往往心口不一。然而，只要你更加仔细地审视这些活动，便能在它们身上发现更多问题。例如，企业家与商界均认为，若不是他们付出了努力，我们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般富有。他们觉得，既然他们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且提高了全民生活水平，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惠及了整个社会，社会就理应回报以财富。从本质上来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无论它对贪欲进行了何种刻画，似乎都能证明贪欲的存在合情合理——也许这是一种恶习，但是无论如何，贪欲的存在不可或缺。贪婪也许是七宗罪之一，但评论家们会说，它是当今股市背后的推动力并因此建议我们摒弃一切反对的声音。如果你指责涉足其间的人贪婪，那只能说明你嫉妒他们的商业才干以及贪欲带给他们的成功（在他们看来，这完全合乎情理）。人人都将以某种方式从繁荣的经济中获益。对此，我们理应心满意足。同样，制药业巨头也可以说他们完全有理由抬高最新研制成功或是经过改良的药品的价格，因为继续大力投资、研发下一代药品符合公众的利益——从生活品质的角度来说，人人都能从中受益。

不可否认，贪欲早在新自由主义兴起或是股市诞生之前便已存在，但我们可以说，它们所营造出的社会政治气候会鼓励人们心怀贪念。客观地想一想便不难得出结论：股市投机不过是一种赌博——其他行业往往会对此嗤之以鼻。如果你在股市中亏了钱，朋友们也许还会替你觉得惋惜，可要是你把钱输在了赌场，留给你的便只剩鄙夷了。然而，不论你喜欢与否，股市都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基础之一，这就意味着贪欲与赌博也同样深植其中。支持与反对贪欲的理由已不再如它最初出现时那般简单直白。

因此，贪欲甚至可以被视为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可以说，由于它根植于人类的生存本能，因而实际上成了一种基本的人性。但凡打算探究贪欲的人都必须牢记这一点。也许贪欲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曾经发挥过关键作用，它确保了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下来。甚至连守财奴都会说，艰难的时势需要人们进行节流。我们都很清楚，厄运随时都有可能降临。贪欲似乎是人类心理素质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一如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贪欲（参见第七章），我们不得不向它低头。蹚过贪欲的历史长河后，我们便会发现，我们为此需要付出何种代价。

引言

为何贪欲会引发关注

近年来，贪欲已成为公共领域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突出问题。但是，为何它会引发关注？它在美国文化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它是否如同哥顿·盖柯在电影《华尔街》中所说的那样，永远都是好东西？还是说这一说法只适用于某些特定领域？这是一个核心社会问题，也是本书将要探讨的问题。

首先，贪欲之所以能在现今获得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全球金融业在21世纪初呈现出了过度增长的势头。金融业在追求更大利润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甚至将风险推至了极限——甚至越过了极限。它在此间的成功令银行家与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人的薪水与年终奖高得让普通人恨得牙痒。只能说，其背后的推手就是贪欲。美国作家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认为，“无节制且不知足的贪欲（inordinate,insatiable greed）是令人沮丧的现代生活的特征”。多数人一生的劳动所得也抵不上他们的一笔年终奖。只有贪欲才能够解释这种现象，因为他们的工资水平已远超其生活所需。公众轻蔑地称这些人为“肥猫（fat cats，意指权势者）”，他们压根不会顾及自己圈子以外的人究竟是死是活。巨额收入赋予他们的权力很快便会令他们上瘾并且促进“贪婪阶级（greedocracy）”的形成。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便在其讽刺小说《虚荣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嘲讽了金融体制。主人公谢尔曼·麦考伊（Sherman McCoy）是一位备受瞩目的证券交易员，常常能够突然圈到大笔现金。他自鸣得意地回顾自己所享有的地位：“在华尔街，他与少数一些人已经成了……宇宙的主宰。他们行事百无禁忌！”

然而，有时我们确实也会遇到禁忌，这个体系会在达到极限之后，完全失去效力。2007~2008年信贷崩溃发生之时，它就突然停止了运转。这是自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以来，股市所遭遇的最大冲击。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大萧条”在随后几年内拖累了全球各国，使世界经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从而掀起了一股针对银行家和金融家的抗议浪潮。然而，最近的这场危机却并未显著改变金融业的做法（奖金制度不可避免地延续了下来）。一个令全球文化评论家与政治家激烈争论的话题就是金融业催生的不平等现象。贪婪阶级也许正在日益壮大，但是显然，除此之外的人们却并非如此。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认为，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是当今全球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他们同时也谴责了当前制度所依据的社会经济学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

保罗·梅森（Paul Mason）在其所著的以信用崩溃为主题的书籍《金融大崩溃》（Meltdown）中，对新自由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坚持认为应将其视作一种意识形态，而非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一种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剩余人群变得更为贫困的“超级富豪阶层的秘密宗教”。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基础是相信肆无忌惮的竞争——改变信仰之后的人们显然对这种信念深信不疑，看起来似乎是这样——而这种竞争极有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公。如果你在这个体系内赢得了胜利，就会大获全胜，立即在你与大众之间划出一道财富的鸿沟。为了进一步扩大这种差距，你会左右这些人。基本假设就是，至少你确实“百无禁忌”。成功的网络企业家成了这个进程中引人注目的范例，他们往往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新成立的小型企业打造成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梅森在2009年著书时曾指出，“今天，美国普通男性工人的实际收入不及1979年工人的收入。对于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20%的穷人而言，工资的下降幅度则更大。”虽然梅森在书籍的副标题中预告了“贪婪时代的终结”，但是根据随后几年的观察，只能说他的预言过于乐观。相反，我们甚至觉得自己正在倒退回“兄弟，能否赏我一毛钱？”的岁月。失业仍将继续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实际收入依然在下滑。在另一位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眼中，与其说“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宣告了“贪婪时代的终结”，不如说我们见证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这不仅仅是20世纪才出现的问题。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透过守财奴艾贝尼扎·斯克鲁奇（Ebeneezer Scrooge）这个角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19世纪版“贪婪时代（age of greed）”的例子。从此，斯克鲁奇的名字便成了吝啬的代名词（就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斯克鲁奇的贪欲已经超越了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一个压榨、扭曲、攫取、搜刮、控制、贪婪的老罪人！”这是狄更斯对于这个角色的介绍。继续向前追溯欧洲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贪欲是中世纪（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与早期现代欧洲文化所担忧的一种恶习，因为基督教对这种世俗的追求表示谴责，认为它严重危害了人的精神前景（不知道中世纪教会如何看待哥顿·盖柯这类现代商人）。该时期的许多著名画作均以贪得无厌的守财奴为主题，如耶罗尼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约在1485~1490年间创作的《死神与守财奴》（Death and the Miser）。

然而，一旦涉及钱财，教会自身也许就会变得十分虚伪。它在此期间聚敛财富，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贪欲。例如，教会通过在整个欧洲销售圣物可以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然而多数时候，它们都是在欺骗信徒，因为这些圣物的真实性有待商榷。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赦免与免罪书。即便在教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一些教会中的高层人士曾警告说，这种做法会——借用文化历史学家迈克尔·派伊（Michael Pye）的话——给人留下“上帝之所以会做出宽恕人类罪恶之类的举动，仅仅是为了赚取金钱”的印象。更糟糕的是，上帝似乎在进行这些交易时暗中给予富人恩惠：你支付的金钱越多，能被赦免的罪恶也就越多。不论基督教教义号称自己代表了何种美德，贪婪的人们都站在了它的对立面。牧师常常告诉穷人，贫穷不会阻碍他们拯救自己的灵魂，然而在这样的体系中，你根本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既然金钱可以换取赦免罪恶的免罪书，那么牧师所说的一切就都是假的。教会正在用教义原则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即便在我们这个时代，梵蒂冈银行也曾因参与不法的金融交易而多次遭人指责。纵观历史，大型国际机构内部似乎总是贪婪频生。

诸如此类的情节终将成为历史，但改革未必就会出现。不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几乎所有时代都存在类似的机构贪婪的例子。几年前，英国国会议员的开支问题原本会成为一则丑闻。遭到指控的议员异口同声地予以否认，后来，其中一些人滥用津贴与开支的罪名成立（希望他们会为此感到羞愧，但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贪婪的人是否会有这种反应）。在公共生活中，必然有人会在金融诱惑的面前展露贪欲。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这样的人仍将不断涌现。“为何贪欲始终存在”与“为何多数人认为贪婪极不道德”一样，都是值得深思的有趣的问题。为何会有如此多的人臣服在贪欲脚下？为何它可以如此轻易地在制度环境中扎下根来？

我们也都知道，历史上的所有社会均被形形色色的罪行所困扰，我们的社会也不例外，由此便可证明，贪婪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天性。如此之多的犯罪活动，包括盗窃与抢劫，背后的推动力是贪欲以及对于他人财产的觊觎。网络犯罪不过只是贪欲极其狡诈、可以适应任何环境以及能够利用一切新兴技术或文化发展的最新例证。犯罪行为似乎总能找到攫取他人财富的方法，似乎没有哪种体制可以免受其害。不论被捕入狱之后将遭受社会的何种惩罚，似乎从来都不缺少主动步入犯罪行列的人。暴乱或自然灾害发生之后往往都会出现劫掠，仿佛只需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例如，空置或暂时废弃的商店和房屋会让隐藏在血液中的犯罪冲动翻涌上来，促使贪婪的人采取行动。我们似乎喜欢不厌其烦地阅读有关犯罪分子的故事，犯罪小说成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文学类型之一，同时也是电影制片人和电视制作人眼中永不褪色的魅力话题。显然，犯罪分子的贪欲令我们着迷。

可以说，金融体系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大量创业活动的幕后推手正是贪婪。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贪欲可以说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仅限当系统运行良好时。哪家企业实体或是实业巨头不愿年复一年地增加收益？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我们有理由认为“贪欲是个好东西”，因为我们的整体生活水平极其依赖商界的繁荣。一旦经济衰退的浪潮袭来，受到重创的不仅仅只是企业，几乎所有人均会受到波及，而且所处阶层越低，受到的冲击就越大。也可以说，我们在盼望经济复苏的愿望同时，也在希望——当然是在不经意间——贪欲能够复苏。关键就在于“贪欲是个好东西”这个观念能走多远，金融贪欲的所有表现形式是否能为人所接受。哥顿·盖柯与谢尔曼·麦考伊之流也许不愿承认贪欲的领地存在边界，然而，这条边界确实存在。而且，只要我们走到边界的尽头，剩下的人很快便会意识到它的存在。

最后，这是一个关乎利润的问题。利润是金融贪欲的终极目标，为了预防股市出现混乱，是否应该对其进行一些社会政治监督的限制？我们必须对此事提起表决，因为一旦贪欲严重失控，就会对政治体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毕竟，在信贷崩溃过去几年之后，我们仍然深陷财政紧缩的泥潭。因为政府几乎不断对所有领域的投资进行削减，民众已经疲惫不堪，对于他们而言，复苏遥遥无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设定一定的上限，我们便可以接受贪欲的存在？若是如此，谁可以做出这种限制？又是基于何种标准？对社会而言，这些已经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但目前政府各部门尚未就其解决方案达成共识。既然新自由主义热情地接受了紧缩政策（对他人而非他们自己实施这种政策，奖金制度的延续显然说明了这一点），也许短期内仍然无法达成此类共识并实施具体限制。因此，我们更加有理由继续强调这个问题，促使人们就其进行讨论。

然而，金融贪欲并非是唯一一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贪欲的形式。我们也会提及对于食物、声名以及一般资源的贪欲：“宇宙的主宰（Masters of the Universe）”也许会披着各色伪装。所有案例中的关键因素都是自我中心性，而它通常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社会制约——不过前提是，它开始对他人的生活与权利产生了负面影响。贪婪是一种欲望，而欲望未必就是一种违反社会准则的驱动力。壮志雄心的背后是想要获得某种个人利益的欲望，虽然说，如果这种欲望能够带来更广泛的社会效益，人们便会给予他更大的认可。评价企业家功绩的基准是他们如何造福于社会，艺术亦是如此。个人不仅会寻求经济利益，而且还会追寻情感与精神上的收益。对整个社会而言，艺术家的作品便具有此类情感与精神的双重意义。实现某些目标或是超越同行的雄心，往往是激发艺术家创作的动力，其最终的社会价值能够获得认可与赞赏。开发出于社会有益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家也能赢得类似的赞誉。这也能被视作是贪欲能为人所接受的一面，尽管一旦这些企业家所持有的财富飙升至数10亿美元并且一直在不断增长，公众给予他们的赞赏往往就会有所减弱。届时，许多市民就会开始怀疑，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钱才算够用。然而，看看那些最成功人士的财富与职业，我们不得不假设，对于一些人而言，再多的金钱都无法完全令他们感到满足。他们也许不会为自己的欲望贴上“贪得无厌”的标签，但是仅仅从表象来看，两者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竞选活动一贯需要庞大的广告费等活动开支（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如果候选人没有雄厚的个人财富作为支撑，那么便很容易在竞选过程中接受此类“好处（favours）"。这就为“金钱是个好东西”这一观念渲染了更多积极的色彩：显然，不接受赞助的政治家似乎是一类值得信任的政治家。然而，贪欲作为政治家的必备资质，却并不是一种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想法，而且似乎也不符合民主的精神。

最终，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我们究竟愿意让自我中心性在公共领域中走多远，以及我们对于自我中心性的表现形式做出何种限制才可以为社会所接受。自由放任经济学热情地鼓励人们形成金融贪欲，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试图将其根除——但巧合的是，双方都声称这样做是为了人民的共同利益。两种理论所涉及的是截然不同的自我观念及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社会通常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中间地带，只有当社会突然转向一个或另一个极端并试图维系较长时间时，问题才会爆发。因此，我们必须从政治层面探讨贪欲。国家也可以具有贪欲，19世纪的殖民主义历史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疯狂掠夺便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贪欲的形式能够产生持久的不利影响，即便在21世纪也依然发挥着效力。目前困扰全球的许多地缘政治压力正是源于对资源的贪欲（中东地区便是如此）。事实证明，当地给出的解决方案收效甚微。这种态度也未从西方文化中完全消失。人们常常指责新自由主义在对待发展中国家时，采取了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方式。为了西方国家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人力资源进行剥削，某些享有特权的西方集团尤其变本加厉。到目前为止，大型企业、投资者和股东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赢家。为了将全球化进程作为一种世界贸易体系，人们给出了许多高尚的理由。在这其中，贪欲在许多案例中所造成的影响已经通过其他手段将全球化转变成了殖民主义。

因此，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贪欲存在问题，我们确实应该思考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以及它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现状。支持贪欲的理由是什么？反对它的理由是什么？历史上提出的正反面理由又是什么呢？此类调查不仅将引领我们步入经济领域——例如，亚当·斯密与马克思之间的理论对抗，而且还将带领我们踏进政治、宗教、心理学、社会哲学与艺术等各领域。就后者而言，文学、艺术以及最近的电影都为表现贪欲及其受害者身陷的困境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本书将从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从不同的立场和历史观点来研究贪欲，从而对其进行分析，思考我们能够对它的文化顽固性做些什么。贪婪阶级对于财富的欲望显然永无止境，我们必须立即着手进行应对。

第一章

贪婪为何大行其道？

个人与时代的迷思

尽管我已经简略解释了人们为何会将贪欲视作是一种有益于社会的现象，但是一般说来，很难提出更多充分的理由来支持贪欲。除了违反社会基本准则以及剥削他人这类常见的反对意见之外，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它常常被那些表现出贪婪特质的人伪装成更为有益的东西，其动机就是通过辩称贪欲并非源自纯粹的利己主义来回避公众的批评。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立刻察觉，我们当前所处的困境其实是由贪欲带来的。

促进地方发展？

——开发商惯用的“微妙”措辞

我所生活的英国地区曾出现过为了建造住宅而开发绿地的事件。这件事在整个英国引发了争议，它可以向我们详尽地展示贪欲究竟可以呈现出何种伪装。当地规划部门十分重视本地居民的抗议，它拒绝了一家房产公司提出的在绿地上兴建住宅的提议并且指出，保留大型城镇密集区周边的绿地于公众的健康和福祉有益，而且这也是多数西方城市的一贯做法。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些理由很有说服力，但是房产公司也企图巧妙地博得公众的好感——它坚称自己是打算在一个远离拥挤、污染与噪音的宜人之所建造经济适用房，而此类项目自然也能创造就业机会。在这个经济紧缩、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代，这也是一项重大的惠民工程。这一点也在规划申请书中明确体现了出来。

这家公司从未提过“利润”二字，尽管这份申请书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其实就是利润而非公益事业（在私营企业中，公益事业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就是为何一旦他们想要赢得公众的支持，就觉得有必要披上某种形式的伪装。因此，他们会声称自己可以提供一些应该会受到公众欢迎的东西。如果完全无利可图，他们也许根本不会对这个项目产生兴趣。即便我们心里也十分清楚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但我们也往往会避免直接承认这一点。

随着英国的人口不断增长——尽管英国的人口已经相当稠密——绿地问题无疑仍将具有争议并且随之引发了不少激烈的冲突。由于住房需求量稳步上涨而住宅存量却日益不足，相关报道频频登上媒体，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通过水力压裂来获取天然气的操作方式也与之类似。虽然通过水力压裂技术能“榨取”更多的天然气，但它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这公然将利润与环境对立了起来。这种对立就曾在19世纪大规模爆发。当时，工业化在整个农村地区的推进给那里留下了一片片至今都伤痕累累的土地。即便全球化的脚步正在不断加快，许多昔日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却开始盛行去工业化进程。然而，就目前看来，在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支持水力压裂技术的游说团体似乎已经赢得了战斗的胜利。他们所抛出的惯用理由，无非就是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发展地方经济。英国已经在国内划定了各类勘探区，尽管在某些地区遭到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勘探工作依旧紧锣密鼓地开展了起来。现在似乎已经无法回头，当前的问题是这项行动的最终覆盖面将有多广，以及它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水力压裂行业早已被政府认可，并且由于它可以大幅削减美国对于石油进口的依赖，而开始被认作是美国未来能源供应的一个关键要素。只要我们依旧想要贪婪地攫取石油和天然气，这个行业就仍将持续发展，它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将不断恶化。

能源供应商一直在寻找新的利润来源，因为人类想要获取能源产品的欲望似乎永无休止。一旦离开了能源，多数国家的生活方式便无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供应商们完全没有保护环境的动力。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都要为此负责，因为我们都在使用能源，而且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减少能源使用量的迹象。多数人支付得起并且随时可以获取的能源是西方人生活方式的基础。这就解释了为何企业会不顾日益增多的抗议活动，依然着手在北极地区开采石油。这一举措也许会带来更多后果极其严重的问题。我们一边抗议，一边却仍在不断消耗更多能源。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组织已经就在北极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可能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发出了警告，但是大型石油公司却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他们或是声称环保主义者夸大了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总之，利润绝不会轻易让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一个观点：如果可以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创造就业机会、提供公共设施，那便也能实现公益。尽管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以此对它可能造成的任何不利于环境的影响进行辩解。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不得不承认，以利润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尽管它是否依然能够在紧缩型经济体制下发挥作用仍有待商榷，但是这个观点完全站得住脚。不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作为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抑或是我们所使用的能源，我们全都在利用他人（公司或个人）表现出的贪欲。我们十分欢迎贪欲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积极影响，因此，这也是对于贪欲的一种绝佳辩护。我们或许应停下脚步，开始好好思考。

人非圣贤，孰能无“贪”？

——贪婪是人类的本性

虽然我们也许能够以此为借口来为贪欲辩护，但是大多数人更有可能被反对贪婪的论点所说服，尽管这不是说他们自己永远不会显露出贪欲。谁能够坦白地说，自己从未有过任何贪婪的举止，哪怕自己当时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孩童，哪怕这种行为微不足道？孩子们往往会因为自己所表现出的更为明显的贪欲而受到约束——例如，抢夺最大的那块蛋糕，或是拒绝与他人分享。此类行为在成年后偶尔也会死灰复燃，即便我们知道这种行事方式是反社会的。已经成年的你是否曾在聚会上故意挑选了最大的那块蛋糕？你是否曾拿走过餐盘中的最后一块三明治，或是餐桌上的最后一杯饮料？你是否曾在百货公司甩卖的时候抢过最后一条打折的裙子或衬衫？你是否曾决定将所有东西都留给自己而不是选择与他人分享？我怀疑很多人都曾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大部分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我们事后并未因此太过苦恼，或者压根便没有苦恼过。

所有这些确实表明，贪婪是存在于我们性格之中的一个特征，即哲学家斯图尔特·萨瑟兰（Stewart Sutherland）所强调的“个人的普遍特征（a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 of individual human beings）"。可以说，这也许是因为贪欲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的缘故，也许对于资源的贪欲的确确保了适者生存的法则。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辩护者们往往会引用达尔文的理论——通过相互竞争来确定谁才是经济领域中最适合生存的企业——来解释人类行为的这个方面。然而，批评者们往往认为，这是对于达尔文理论的简单解读。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从中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他将资本主义视作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该阶段最终将被共产主义所超越。从政治上来说，人们至今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保守与激进的分歧。前者认为，贪欲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于社会有益的特征；而后者则认为，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人的贪欲必须被克服。不过，两者均认可，贪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它们的分歧仅在于我们能将这种欲望延伸到何种程度。如果人生而贪婪，那么股市投资者的行为就可以被视作是这种“普遍特征”被放大后的例子。如果身处同样境地并且拥有类似的可支配手段，几乎任何一个人都完全有可能像顶级投机者那样，全力关注个人利益，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手段来战胜竞争对手（并且因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沾沾自喜）。然而，多数人永远也没有机会走到那一步，可即便如此，这种观点也难免令人心生忧虑。这表明：人人都处在贪婪光谱中的某一处，一旦机会出现，我们也都会向着光谱的某一端移动。

多数人似乎本性好赌，蓬勃发展的博彩业便可证明这一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唤醒沉睡的贪婪本能也许并不困难。例如，由于互联网上出现了众多博彩的机会（如果选手为了获取报酬，最终同意与赌徒合作，便会对职业体育运动产生负面影响），许多原先根本不会踏入投注站或赌场的人也被吸引到了赌局之中。既然安坐家中，轻敲键盘便可轻松下注，对于某些人来说，赌博便似乎发挥出了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挪威作家托雷·伦博格（Tore Renberg）在小说《明天见》（See You Tomorrow）中塑造的主角帕尔·法格兰（Pal Fagerl）即是如此。帕尔的生活因此变得一团糟，因为，作为一名地方政府官员，他实际上已经无法依靠自己微薄的收入偿还债务。即便明知自己是单亲家庭中的主心骨也是枉然。走投无路的他只得求助于一些无赖，并且向他们坦言，自己需要100万挪威克朗（约合7.6万英镑）才能清偿债务。但是与此同时，他背上的债务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输了，输了，输了……继续，继续，继续……个人贷款，信用卡刷爆了。”赌博与投机只不过是换了一张皮囊而已，无论你试图在何处实践——我敢打赌，下一次你就会去钻体制、股市或其他方面的空子。贪欲总会趁着我们试图空手套白狼的时候，悄悄潜入这个制衡的局面之中。

资本主义社会

——滋生贪婪的温床

在贪婪与资本主义之间画上等号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惯常做法。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与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创作的音乐剧《三毛钱歌剧》（The Threepeny Opera,1928）及《马哈哥尼城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ity of Mahagonny,1930）便是马克思主义对贪欲所发起的最为猛烈的攻击。《三毛钱歌剧》改编自约翰·盖伊（John Gay）于18世纪所创作的《乞丐歌剧》（The Beggar's Opera）。原作本身便充满了贪婪的实例。在《三毛钱歌剧》的刻画下，乞讨演变成了一项欺诈公众的产业——资本家的贪婪已经渗入了各个社会层面，整个伦敦的丐帮均握在乔纳森·耶利米·皮胡姆（Jonathan Jeremiah Peachum）的手中。他手下的喽啰们套上符合其身份的褴褛衣衫，扮出一副惨遭贫穷或疾病蹂躏的模样，化身为“穷困潦倒”或“身体残疾”的乞丐，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骗取市民的怜悯与同情。正如戏剧铺垫部分所描述的那样：“为了与人们日益变硬的心肠相抗争，实业家皮胡姆先生开了一家店。他们可以替赤贫的人化妆出一副足以触动最铁石心肠的人的外表。”与我们预料的一样，皮胡姆十分精通盘剥手下乞丐的路数。看来，只要能够带来可观的利润，任何“行业”都能为人所利用。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似乎都不会因为自己所选择的职业存在道德上的疑虑而感到苦恼——这只不过是自由放任经济体系的一种运行方式，是成为企业家的一条有效途径而已。只要你已经准备好以足够冷静的心态对其进行审视，乞丐这个行业就不会比任何其他行业更好或是更差。

《三毛钱歌剧》的灵感来自于《乞丐歌剧》。在对其灵感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布莱希特显然十分忠实于原作的腔调。他对当时的道德观所做的冷嘲热讽与皮胡姆在开幕曲中的抨击不相上下：

在所有行当之中，

好人都曾欺凌过自己的弟兄；

妓女和流氓互称夫妻，

各行各业之间彼此欺诈。

牧师称律师是骗子，

律师则指责牧师是流氓；

而政治家，因为他是如此伟大，

而认为他的职业与我一样诚实。

皮胡姆接着写道，他不觉得需要为自己的谋生方式而感到羞耻，因为在他所处的社会之中，所有人都与他一样，忙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削他人。你无法根据外表对任何人做出判断，虚伪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律师是一门诚实的行当，我的也是。他和我一样，都在以双重身份行事，既打击流氓，也帮助他们。仅仅因为这样做比较合适，我们就应该保护和鼓励骗子的行径，因为我们以它们为生。”总而言之，贪婪已经渗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在贪欲蔓延的过程中，腐败也逐渐滋生。每个人都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以自己的方式欺骗他人。也许盖伊与布莱希特的剧本只是一种艺术创作，但实际情况却未必与剧本相去甚远。只要想想18世纪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众多丑闻就会发现，两位作家均未利用自己愤世嫉俗的言语进行天马行空般的想象。继信用崩溃之后，国际足联和国际田联又被爆出存在高级官员收受贿赂与财务舞弊的行为，人们很容易因此变得情绪失控。一旦牵涉其中的所有主要人物屡屡否认自己曾经收受贿赂时，这种情绪便会来得更加猛烈。

《马哈哥尼城》在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布莱希特透过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他眼中的古怪美国：这是一个完全建立在贪欲之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类行为的唯一仲裁者就是金钱。布莱希特之所以会选中美国绝非偶然。一方面，痴迷于经济发展的美国社会很快便声名在外，而另一方面，美国商界的残酷同样闻名于世。人们以极其危险的速度积聚或散尽财富。这是“兴旺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留下的后遗症。当时，繁荣的股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贪婪的浪潮，最终引发了灾难性的华尔街股灾。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是布莱希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他最为知名的剧作，1939年出版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other Courage and Her Children）也是如此。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马哈哥尼城的道德准则与法律制度均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之上：有钱便是重要的社会成员，没钱就是社会的败类。对于那些手中握着待售商品与服务的人来说，通过何种手段来攫取财富根本无关紧要，他们只关心如何才能尽可能迅速地将现金从富人的口袋中掏出来。只要供应能够满足需求，那就无需过问。然而，一旦手里没有了现金，你就会像剧中的吉米·马奥尼（Jimmy Mahoney）那样，在顷刻间发现自己已沦为贱民，不能再指望着从以前的朋友和熟人那里获得任何帮助。他们最终会一个个地离开自己身旁。在一个崇尚财富的社会中，人们需要尽量避开别人的不幸。布莱希特认为，马哈哥尼城是典型的资本家的“天堂”。在那里，没钱就是罪过。即便我们觉得这有些牵强，但是现代社会也常会从类似的角度来看待人们要求获得福利的行为。就仿佛贫穷且需要获得经济支援完全是个人造成的错误，而非经济环境带来的影响。右翼政治家尤其对失业者持有这种看法并且倾向于传播这种观点。在经济紧缩的文化中，贫穷被打上了耻辱的烙印。

吉米与朋友们从阿拉斯加来到这里。在卖力工作7年攒下一些积蓄之后，他们受到了城中商界的热情欢迎。商人们十分乐意并时刻准备着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在城里，什么都可以买卖，摆阔是一种常态，人们喜欢大张旗鼓地宣传所有事。友谊、性与爱情都被纯粹地视作是一种金钱交易，马哈哥尼城已经将正常的人际关系隔离在城外。莱奥卡迪雅·贝戈比克（Leocadia Begbick）其实就是个拉皮条的。他在将一个名叫珍妮的妓女介绍给他们时，就明确表明了这一点：“这个姑娘是为你准备的，奥布赖恩先生。要是她屁股扭得不好，那你还不如用这50美元去买吐司奶油牛肉！”奥布赖恩还想继续讨价还价，但是吉米接受了这个价格并因此买到了虚假的爱情，只要预付50美元。这群伙计们开始狂欢，他们酗酒、赌博、暴饮暴食，只要兴致一起便开始滚床单。这样的生活方式极具诱惑力，只要你能付得起钱。而且关键的是，在他们还能付得起的时候，只要现金流不断，“爱情”就不会消失。

当然，这是一部分人的观点，他们倾向于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最为阴暗的一面，认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公共腐败与个人腐败。在布莱希特等人的眼中，资本主义会激发出人性中最为丑陋的一面，它以牺牲人际关系为代价，为贪欲提供了一个公然蓬勃发展的环境。在他的戏剧中，资本家会公然炫耀自己的动机。他们追逐金钱，并且会竭尽所能地去攫取金钱。正如布莱希特在《三毛钱小说》（The Threepenny Novel，音乐剧的后续作品）中对于一个不法商人的挖苦：“他从不碰任何肮脏的东西；他总是戴着手套。”在现实生活中，资本家往往极其擅长将自己的贪欲隐藏在某些显而易见的利他动机背后：公益事业以及它所创造的不断增长的经济与就业机会，或是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与舒适的产品或服务。对于这些说法，我们心知肚明，布莱希特亦是如此，但是他拒绝被其所蒙骗。在他眼中，这些代表了一种通过牺牲别人来换取财富的反社会欲望。前文所提及的绿地开发、水力压裂技术或是北极石油勘探等问题中都能找到这些理由。问题就在于，多数时候，我们都对此表达了赞同，或者至少通过使用这些商业活动的产物表示了默许。贪欲确确实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日益凸显，无论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它的存在，或是正在寻找它的踪迹。因此，我们有必要知晓它已经并将继续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现今的文化冒着被人认为是过度说教，也许甚至是严格刻板的风险，将延时满足拒之门外。商界的主要目标之一似乎就是将延时满足这个念头从我们的经验之中抹除，而且它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现这一目标。例如，由于在线订购可以大幅缩短交货时间，企业便会在广告中夸耀这一点：轻点鼠标，产品即刻出库，一般不出几个小时便能送达客户手中。只需轻点鼠标，即可在互联网上下注，而且不必等待太久，便可知晓下注的结果。如果你的运气不佳，那么银行账户的扣款详情也会同时显示在屏幕上，因为建议的赔率只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摆渡人》中那个倒霉的主角就几乎逢赌必输）。我们期望能够立即满足自己想要拥有某物或是做成某事的欲望，因此，一般而言，商店每周7天开门营业，并且推迟关门时间，在很多情况下甚至24小时不打烊。当然，网店更是全天候在线，在你打定主意消费时为你提供帮助。延迟满足被演绎成一个应该被逐出我们的经验，至少是购物经验的敌人——在消费社会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加重要吗？

不是说延迟满足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它未免有些过于严格、刻板。但是，社会越是教导我们相信必须等待欲望获得满足是一种罪恶，我们就越有可能屈从于自己的贪欲。贪婪的人根本不愿等待。他们的字典中本就没有收入“耐心”二字，他们希望尽快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且这一过程最好无限延续下去。商界自然乐意应允。在这种对延迟满足持否定态度的文化中，贪欲获得了蓬勃发展。请注意，1月份的销售广告就常常怂恿我们趁着特价商品还有库存，抓紧时间购买。他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证明，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经历一番等待之后再去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除非你本就是冲动行事之人。根据由来已久的销售传统，购买同款产品的所有人都在就贪欲相互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维持可接受的贪欲与不可接受的贪欲之间的必要平衡。如果不想让自我中心性成为个人行为或公共领域的行为规范，这种平衡便不可或缺。除了新自由主义者之外，我猜，我们之中的很多人更愿意见到周围的自我中心性有所减少，而非逐渐增加——无论它是否是人类进化产物中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贪欲与眼下的利润动机，为人际关系奠定了一个极其糟糕的基础。即便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未必会一直如布莱希特所声称的那样糟糕，但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确是如此。贪婪的世界为我们设下了各式各样的陷阱，如果想要怀着一颗正直之心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那么了解这些陷阱的运作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贪欲会带来痛苦与不幸。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控制贪欲？

第二章

贪婪的根源：

欲望

17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有一种无法阻挡的欲望一直在激励着人类，那就是对于生存的渴望。霍布斯认为，人类生而便以自我为中心，我们首要关心的问题就是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除非存在一股足以令我们屈服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能够对其进行严格约束，并能确保我们将继续服从它的统治，否则，我们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不自觉地牺牲他人的利益。然而，即使在最强大的政府的控制之下，贪欲作为人类自我中心的一种体现，依旧会表现出来。

生存本能的异化

——个人欲望已成公共秩序的最大威胁

商业大亨们全都敏锐地意识到，对于资源的食欲越大，我们越是能够成功地为自己抢到更多资源，从而拥有更大的掌控他人的权利。这就是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C.B.Macpherson）提出的“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由占有性个人主义引申出的私人财产权已被写入了现代政治体系之中，根据该体系，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正如麦克弗森所言：“政治社会成为了一种用以保护个人财产、维持有序交换关系的精心设计的手段。”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贪婪心理根源，即便我们未必赞同它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显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贪欲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也许财产私有制会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唾弃，但是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却已近乎成为西方社会每一个人所迷恋的梦想——要是还能再配上一个大花园、一块私有土地，那就再好不过了。鲜有人不会生出这样的渴求。

财产所有权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政府特别热衷于维护这种权利，因为它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抵押贷款是一桩大生意，银行高度依赖抵押贷款市场的营业额来增加利润，以此令股东们满意。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可以从中收取巨额利息，抵押贷款的利润率可能会变得非常可观。它的缺点则是，一旦抵押贷款行业失控，便会不可避免地引发经济上的连锁反应。2007年8月爆发的所谓的“次级信贷（sub-prime loans）”危机就迅速引爆了这种反应。最终，次贷危机演变为“无节制且不知足的贪欲”犯下严重错误的典型例子。银行违反与此类贷款相关的经济常识，将贷款发放给了低收入、高风险的贷方。当债务人大举违约之后，所有人全都必须在经济紧缩的时代自食恶果。这件事让银行体系陷入了一个相当混乱的境地。为了避免关门大吉，许多银行均要求政府实施紧急财政援助，理由是它们因为规模庞大而不能倒闭，如果政府放任它们自生自灭，那么整个经济都将面临重大风险。由于金融业一向反对政府插手它们的事务，认为这种做法会使自由市场的运作失真，现在这个结果就颇具讽刺意味了——遭到它鄙视的体制现在却要来拯救它。并不是说，经此一劫之后，贪欲已被逐出了金融行业，它依然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一如往昔。将这种贪婪特质表现出来的欲望早已深植在从业者的心中，即便出现了暂时的“困难”，也不会偏离它的正常轨道。霍布斯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其中所涉及的人性所展现出的精神状态。

普遍的欲望一直是现代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其中的许多人，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费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已将其视作是一种应被给予最广泛的表达空间的驱动力。不论是从欲望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压制欲望或是镇压人民都是一种反社会的活动，而且人们也提出了各色的观点来提高整个社会对欲望的宽容度。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从同性恋的角度入手，概述了自古典时期以来，西方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的变化。由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文化气质，各个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压制程度也有所不同。可以说，社会对于女性的性欲的态度亦是如此。一般而言，女性的性欲会在父权社会中遭到压制。社会经常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若表达与性事有关的欲望变得更为容易，这便会受到更广泛的民众的欢迎；但另一方面，支持自由表达一切欲望——如贪欲——的主张则更成问题，如果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做过了头，就会对公众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削弱社会纽带。

德勒兹和瓜塔里声称，我们应该将自己视作是一台“欲望机器（desiring machines）"。文化试图驯服并且控制我们，从而阻止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必须尽全力挫败它的企图。这种说法承接了弗洛伊德所谓的“被压制之物的归来（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弗洛伊德认为，欲望虽可被压制，但却无法彻底根除，它最终会找到一个突破口。而且如同弗洛伊德所警告的那样，它所选择突破的方式未必见得有多积极。压制是“自我与呈现在其面前的一些想法之间……的不协调性”的产物，自我试图排斥这些想法，但是未能成功：“此类抗拒无法彻底浇灭那些想法，而只能将其压制到无意识之中。”然而，我们不能总是假设所有欲望都值得表达：虐待狂与精神病患者具有强烈的伤人甚至是杀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完全不符合社会利益。与我们所有人一样，法西斯主义者也有欲望，但是允许他们表达这些欲望的社会与我们设想中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是对立的，不管一个民族政体有多么自由，它仍需在可以允许个人做什么这个问题上设定底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哪些欲望是自然的产物，哪些又是后天形成的（贪欲是我们在此最为关心的一个相关例子）以及社会应给予两者怎样的自由度。不论前几代人通过什么法律来规范个人行为，这些是所有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为一个历史时期所接受的行为也许会在另一个历史时期遭到过于严格的限制或是过于宽容的放纵。在这个方面，有关同性恋行为的法律为我们提供了一则有趣的案例。1967年前，英国将同性恋列为犯罪行为，但是自那一年起，它遭到了许多次公众的抗议，直到2014年，英国、威尔士与苏格兰最终宣布同性恋婚姻合法。这是差异性与多样性在面对歧视势力时所获得的明显胜利。在吸食毒品问题上所发生的态度转变也是一则有趣的案例。例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喜爱吸食鸦片酊。在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药店甚至公开出售鸦片酊。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与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等作家可以轻松地定期获取鸦片。前者便在《瘾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中明确记载了这一点。事实上，偶尔吸食鸦片的知名公众人物的数量惊人。这种行为很可能会遭到现代社会的斥责，因为它为人们树立了一个糟糕的榜样。但这个问题永远也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它必将成为争议不断的话题，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争辩，实现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我们在21世纪所面对的情况也不例外。

霍布斯根据自己对人性的看法提出了国家理论与最有效的政体的构成形式并因此变得有些声名狼藉。对于霍布斯而言，生存本能是人类的主要驱动力。由于利己主义是它唯一关心的内容，它会使人类在不断的竞争中反目成仇，从而可能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人类个体一直在努力使自己的人身安全最大化，并且试图竭尽全力做到这一点。在霍布斯的观念中，生活是一场为胜利而生的苦战，而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极端地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只关注自己的幸福。如果所有人都以如此强硬的方式参与竞争，个人的人身安全就几乎不可能得到保证，争斗永远也不会停歇。霍布斯认为，所有公民社会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维护公共秩序，从而保证所有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受到他人永无止境的阴谋的威胁。

可以这样说，霍布斯的假设中并没有什么能够特别引发争议的东西。确保公共秩序是所有国家均需关注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因为如果公正秩序无法得到保证，那么整个国家就无法正常运转。公共秩序的表现形式也许有所不同，但它始终是我们需要首要考虑的问题。鲜有人会不赞同这样做的必要性，也许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除外。但是当我们开始思考霍布斯提出的解决方案时，问题便出现了。霍布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权。他认为，民主是最糟糕的政体，它极易受到无法预测且变幻莫测的舆论和竞争派系所施加的影响。对霍布斯来说，差异性与多样性才是决定性因素，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挡在政治大门之外，因为它们有可能会导致社会混乱。相反，他推崇的是拥有无限权力的绝对统治者的概念：我们现在称之为独裁或极权的政体。在霍布斯式的国家里，所有人都将自己的自然权利永久地交给了当时在位的君主及其继承人。君主的意志不容置疑，君主集万千个人权利于一身，他享有无论如何行事均无须惩罚的特权。在霍布斯看来，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每个人都试图控制别人——这种可怕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中上演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谁也无法感受到彻底的安全。尽管绝对主权无疑将十分严苛，但是霍布斯认为，它绝对比缺乏任何有效的保障、任由危险潜伏在每个角落的生存状态更加可取。可以说，这种情况值得我们付出放弃自然权利的代价。

霍布斯的观点假定，从本质上来说，人类会受到对于权力的贪欲的驱动：握有支配他人的力量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存变得更加安全，至少从理论上来说，由于所有人都受到了同一种驱动力的驱策，这种贪欲永远也无法获得完全的满足；对于社会的平稳运行而言，这未必有利。然而，民族国家的行事风格中往往带着对于权力的渴望，这一点从它们不断扩张疆域的行为中便可见一斑。没有任何一个全球性的主权国家能够约束所有国家——在这一方面，联合国的效力十分有限，因为它只能对各国提出劝诫但却无权强迫它们遵从自己的提议。因此，国与国之间会发生，而且经常发生纠纷。毕竟，战争是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我在撰写书稿时便能举出不少例子证明，对于领土的贪欲往往是引发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

你不必太过耗费想象力，便能以类似的方式来审视商业世界。商业大亨们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肯定是，他们在同一种冲动的驱使下，总是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己商业帝国的版图，统治所有的竞争对手——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现代历史中充斥着这样的个人，商业世界也旨在鼓励这种行为。永远没有什么能让商业巨头觉得满足，他不得不假设自己的竞争对手正在不断密谋着要削减他的市场份额，夺走他的权力。如果想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这是竞争环境对竞争参与者们提出的要求。哪怕只是片刻的松懈，你也会很快被人甩在身后，因为人们认为危险潜伏在这个王国的每一处角落。因此，从商业巨头的角度来看，贪婪便成了企业发展的必要特质，一种相当于“自然状态”的生存机制。一般而言，公众们认为，如果想要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商业世界就必须采取这种运行模式。也许，对于我们所创造的这种社会来说，贪欲确实必不可少，但是这种想法却无法令人感到宽慰。

压制还是满足？

——如何处理“棘手”的个人欲望

德勒兹与瓜塔里围绕“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这一主题所撰写的两本书《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与《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法语原版分别于1972年与1980年出版）在知识界引发了相当大的轰动。两本书均声称，现代世界致力于在意识形态上压制人类的欲望。它们代表了人类想要抵抗文化中那些旨在压制欲望的各种制度的不懈要求，并且秉持了一种新颖——乍看之下不切实际——的立场，建议个人将培养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智识压制行为的手段。不过，他们用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来提倡精神分裂症，因为它必须配以一定的政治议程才有效。德勒兹和瓜塔里将他们所提出的精神分裂症与被他们称作“可以在精神病院中见到的人为的精神分裂症——那些穿着破衣烂衫、被迫表现出自闭症行为的跛脚的家伙”进行了比较。他们眼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具破坏性。他的目标就是挫败体制所拥有的权力，使其无法利用这种权力来迫使民众随大流，不然的话，体制就会通过这种方式对民众进行控制，使他们以可以预见的方式行事——一如霍布斯所想的那般极其令人称心。精神分析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它的前提便是世间存在“正常”人格，一切有别于正常人格的人格变体都不为世人所接受。正如保罗·沃黑赫（Paul Verhaeghe）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将正常状态视作理想状态”，它意味着“从意识形态上对人类应当如何行事这一问题所给出的限制”正在发挥作用。多样性与差异性被视作是内部敌人，是对于意识形态不可靠性的预警，因而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正是这样一种对正常人格类型所做的假设，而且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俄狄浦斯情结象征着一种在现代文化中运转并且影响日趋广泛的趋势，这种趋势试图完全抹杀那些与众不同的行为。在统治阶级的眼中，与众不同就是一种威胁，德勒兹和瓜塔里将统治阶级的群体力量戏称为“俄狄浦斯”。他们称：“俄狄浦斯认为，理应对欲望机器进行绝妙的压制。”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反俄狄浦斯”的支持者，建议我们抵制当权者加诸在我们身上的行为准则，并且采用可以挫败该体制的不可预知的方式来行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遵从本性，完全实现自己的欲望；才能将俄狄浦斯作为应被压制的主要代表之一，从而抵制隐藏在资本主义制度背后那种试图控制他人的权力的贪欲。德勒兹和瓜塔里驳斥了弗洛伊德提出的欲望是“缺乏（lack）”的产物这一观点，虽然这种短缺的观念似乎正是贪欲常见的呈现方式：对于我们尚未拥有的东西的渴望，例如金钱、名望或权力。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欲望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只要能够设法摆脱压制，它便能对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产生威胁，而且他们认为这种欲望理应受到欢迎。

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欲望所面对的却是“没有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一个由“缺乏生产力、毫无劳动成果、无法形成、不可消费（the unproductive,the sterile,the unengendered,the unconsumable）”等反社会特征所构成并且“将一切剩余价值留给自己”的实体（霍布斯理论中那些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体就是这样做的）。我也曾在其他地方提过，这句话最适合用来形容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曾对剩余价值的分配进行过抨击）。但是如果将贪欲视作是一个抽象实体，那么也可以说，它从多角度对贪欲进行了描述。显然，贪欲试图将所有剩余价值据为己有并最终成为其所在社会的寄生虫，为实现自己的利益逐渐消耗社会资源。贪婪的人会不断索取，而非给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确既缺乏生产力，又毫无劳动成果（这种描述也适用于罪犯）。避税现象，尤其是较富裕阶层的避税行为就是态度的典型体现。如果能够逃脱处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绝对希望能够在给予更少付出的同时，从社会中捞得更多回报。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我们不应放任自己成为此类行为的奴隶。相反，他们建议我们接受“游牧主义（nomadism）”的观念，拒绝被任何特定的活动、生活方式或观念所束缚，像传统的游牧民族那样，四处漂泊，从不在某处定居。贪欲更难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发展（至少金融贪欲是如此）。如果游牧主义得到普及，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显然就会发生振荡，由市场驱动的社会这一观念也会被颠覆。这种生活方式是否适合现代人的心理且另当别论，即便我们确实可以对它寄予厚望，期望能够凭借它摆脱社会的限制、获得更多自由。

然而，多数人都能认识到，我们至少应在一定程度上对欲望进行遏制，否则，社会存在很可能会陷入完全混乱的状态。听起来游牧主义似乎一切都好，但我怀疑很少有人能够无限期地忍受这样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原本也是希望人们能够理解这个术语的比喻意义，即它是一种避免意识形态教条主义的方法。而且，通过形成精神分裂症来逃避意识形态体系所提出的要求这样的做法也不具备普遍的吸引力。如果将不可预测性发挥到极致，那么人们很快就会迷失方向。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欲望会走向一些非常令人不快的极端，就如连环杀人、种族清洗或强制劳役等所体现的那样。挑战体系是一回事，将同胞的安全置于危险之中显然又是另一回事。无疑，放任欲望随心所欲地发展几乎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也许很快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就贪欲而言，我们必须在欲望这个问题上做出一些妥协：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表达欲望才合乎情理，何时又是不恰当的。所有社会都必须为此立法，以确保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共秩序；我们未必就要像霍布斯所言那般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也确实需要对其进行一定限制。

弗洛伊德的理论旨在帮助从业者治疗精神分裂症及普遍的反社会欲望等病症，而不是鼓励他们不加限制地表达这些欲望。事实上，他希望通过分析隐藏在潜意识驱动力中的行为动机来恢复个人秩序。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这种方法的背后隐藏着“正常”人格的概念与标准的社会行为所涵盖的范围——“理想人类（an ideal image of mankind）"。他们的观点完全正确。但是，并非人人都会相信，人们渴望实现的这种状态其实是不可取的，而且它也不具备浓重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事实上，恢复个体的常态感这一概念是许多当代实用型疗法，如认知行为疗法（CBT）的基础。包括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在内的若干家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均采用了认知行为疗法。该疗法所关注的重点是可以对日常挫折的实用知识，而非受到弗洛伊德学派青睐的深度分析。它将自己描述为一种旨在帮助患者将突出问题分解成更小、更易解决的部分的“谈话疗法”。按照弗洛伊德的标准，认知行为疗法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它与之前的理论一样，都不太容易获得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认同。因为既然弗洛伊德学派与认知行为疗法所关注的都是如何将人类行为转化为可以根据公认的规则与社会习俗进行预测的行为模式，德勒兹与瓜塔里认为两者均在为可怕的“俄狄浦斯”效劳。

显然，欲望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而且他确实也将其等同于个人生活中所“缺少”的某些目的——一个人希望拥有或控制他缺乏的东西[后弗洛伊德理论家，如颇具影响力的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在自己的研究中依然延续了这一思路]。尽管如同罗伯特·鲍柯克（Robert Bocock）所指出的那样，“包括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们，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知晓人类愿望与欲望的具体内容的？这个谜团依然没有解开，”就更别提他们是如何了解个体对潜意识的刺激所作出的反应了。弗洛伊德认为，如果无法得到自己所缺乏的东西，人就会变得歇斯底里。他相信，女性尤其是如此（正如你所料，这一点尤其招致了几代女权主义理论家的不悦）。弗洛伊德以及与他一同开展早期研究的同事——约瑟夫·布鲁尔（Josef Breuer）假定：“性欲既是心理创伤的来源，也是‘防御（defence）机制’——即防止其进入意识——的动机，它似乎在歇斯底里的发病机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往往将歇斯底里视为受到挫败的性欲的替代品，在性欲无法获得满足时所产生的某种绝望的反应。他们认为，由于“缺乏”这种满足感，“缺乏”欲望与满足之间适当的平衡，人们不仅会歇斯底里，而且会出现许多其他的所谓“异常”的心理状况。他们认为，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比男性更难以应付有关性感受的问题：

由于年轻的未婚女性所感受到的性兴奋混杂着焦虑以及对于即将发生且懵懵懂懂的未知事件的恐惧，这进一步强化了她们想要避开性事的这种趋势。然而，对于健康、正常的年轻男性而言，性事就是一种纯粹的攻击本能。

他们认为，对于女性群体而言，自我与观念之间存在更大的不相容性，因而她们的性情更有可能倾向于会导致歇斯底里的压制。

弗洛伊德认为，在欲望这个问题上，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产生问题，因为她们的“缺乏感”更为敏锐。事实上，他甚至将女性的性欲称作是“黑暗大陆（dark continent）"。女性是否如同这个短语所暗示那般是一种脆弱的生物，抑或是她们天生神秘而不可知？自此之后，这个问题便成了女权主义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且它也有违人们心中刻板的性别观念：男性富于侵略性，而女性则具有被动性。尽管如此，女性主义的圈子中依然不乏弗洛伊德理论的支持者。例如，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就提出，与其说弗洛伊德在维护父权社会，还不如说他在对其进行分析，这就意味着女权主义者仍然可以将他的理论运用到自己对于父权制度的研究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缺失（manque）”主要是社会制约的产物，可以在一定程度被克服。因此，歇斯底里是对于根本没有必要发生的情况的回应，它并非是由生物因素所决定的。

缺失这个概念也在拉康的欲望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位拉康评论家曾简洁地说道，在拉康眼中，缺失代表着“正在形成的空洞”。在拉康的构想中，“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而且这种欲望会不断遭遇缺失：

主体遇到大他者的缺失以及大他者通过其言语所做的自我暗示的缺失……主体透过无法起作用的东西，在缺乏大他者言语的情况下，捕捉到了大他者的欲望。

即便顾及拉康臭名昭著的浓缩型写作风格（一位译者曾略带悲哀地说过，拉康的文字“极其语焉不详、模棱两可”），可一旦涉及女性，这种缺乏的本质似乎就成了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

“女性”是一种符号，其关键属性就是它是唯一一个无法指明任何东西的符号。这仅仅是因为它在‘女性并不完整’这一事实的基础之上，确立了女性的地位。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谈论女性。她只能遭到万物本质——同时也是言语本质——的排斥。

此后的论述甚至变得愈发冗长复杂（特此提醒那些想要鼓足勇气继续往下阅读的人），然而，确实存在一种十分明确的“正在形成的空洞”感，那是不可避免的实际存在；而且与弗洛伊德一样，拉康也认为，对女性而言，缺乏是一种特别复杂的情况。

撇开性别问题不谈，贪欲似乎正是借助了“正在形成的空洞”来影响那些最受其蛊惑的人，作为他们个性中所缺失的部分，不断骚扰他们，要求得到解决，然而这种愿望也许永远也无法完全得到满足。无论他们成功积累了多少东西，这种缺失感永远也不会消失。正如拉康所说的那样，欲望是“由远超需要的要求所唤起的东西，而这种需要本身就表达在了要求之中。主体一定被剥夺了更多的欲望，甚至达到了表达在要求之中的需要获得了满足这样的程度。”既然欲望是人类性格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部分（在拉康看来，正是这个部分将我们转变为成熟的主体），那么人的一生将不断体验这种被剥夺的感觉，这就为贪欲逐渐显露继而诱惑我们创造了合适的条件。“远超需要的要求（The demand that goes beyond need）”是对欲望所进行精炼的概括。

第三章

贪婪与经济学：

自由与管控的双重博弈

亚当·斯密于18世纪所开创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本身并不会纵容贪欲，然而，它却能在暗中鼓励贪欲的蔓延。自由市场是围绕着具有创业精神的自我这一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结构建立起来的。这种企业结构鼓励人们为获取利润并将其最大化展开相互竞争。因此，即便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竞争的表象之下也隐藏着些许贪欲（就股市操盘手而言，这种欲望未必会隐藏得很深），而现代文化则极力宣扬强烈的自我意识，从而强化了这种追求贪欲的冲动，这便是由麦克弗森所提出并且强力运转的“占有性个人主义”。

自由经济vs政府管控

——谁才是社会经济的理想状态？

自由放任经济学认为，如果不引入任何外部机构——例如政府，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是一种极不受欢迎的存在——来限制系统的运作，那么它就能找到自身的平衡点。亚当·斯密通常被视作是自由放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尽管他的现代追随者们往往避而不谈的一个事实就是，斯密主要关注的是道德问题，而他本人也宣扬了社会责任的必要性。这种责任不同于此后人们修改、应用他所提出的经济理论的方式。如果市场演变为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场所，那么人人都会为自己逐利，谁也不会顾及后果——那就与斯密的设想截然相反。

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主要批评者是哲学家卡尔·马克思。该学科对19世纪社会产生的影响令他感到震惊：它在各阶层间制造了明显的不公，而作为补偿的社会责任却少得可怜。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相当糟糕，拥挤的城市中心疾病肆虐，20世纪前，工人们劳作的工厂几乎没有任何环境规划或是健康与安全的监管措施。马克思是否会因为自己的理论得到了修改与应用的方式而开心依然有待商榷，但是他对自由放任体系的反对却深深地植根在了共产主义的理论之中。至少，共产主义憎恨市场体系，并且拒绝将其视作一种经济运行方式。

这大致就是这场始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辩论为何能够延伸到今日的原因。红方是卡尔·马克思以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追随者；蓝方则是亚当·斯密以及新自由主义出现之前他的门徒。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应用最为广泛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研究所这类机构对其进行了充足的辩护，该研究院是为了宣传自由市场的事业而建立的智囊团）。迥然不同的自我概念再次出现，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两者各自的优缺点。一个极端是自我在集体中的升华；另一个极端则是利己主义猖獗，而集体只能尽其所能自生自灭。1991年苏联解体后，利己主义很可能在现今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这场辩论本身还远未结束。目前，利己主义主要在公共领域的紧缩经济学中集中出现，其霸权也在21世纪受到了日益严苛的审查。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提出的目标是解决他认为在当时阻碍了经济发展的障碍，例如，当时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专卖制度（事实上，专卖制度存在于整个西欧社会，甚至连他们忙着在全球各地建立的殖民地也不例外）。执政当局正式批准由某些公司垄断特定商品或服务的供应，从而阻碍了相关产品的自由贸易竞争。在斯密这样的思想家看来，这会使英国的经济生活变得懒散、低效并且毫无创新性：“垄断……是良好管理的大敌，除非是自由、普遍的竞争，迫使每个人出于自我保护而采取对策，否则不可能普遍确立良好的管理。”如果供应被垄断，就不存在改善服务或商品质量的动力，公众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垄断者提供的所有东西：

个人或贸易公司被授予的垄断权与贸易或制造业中的秘密有同样的效应。垄断者永远不充分满足有效需求，以高于自然价格出售商品，并使生产这些商品所使用的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稍微超过其自然价格。垄断的价格是在所有情况下可以得到的最高价格。

亚当·斯密认为，激烈的竞争是打破这个循环的唯一途径，而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最好方式就是允许个人无阻碍地遵循自己的利己主义。总体上来说，这种行动通过市场代理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个体生产者“所追求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利益。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之所以会这样做，只不过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非出自他本心的目的。”因此，此类情况下的利己主义可以被定义为“有益的贪欲（good greed）"。不仅有益于参与购买或出售这些商品的个人，而且有利于所有人——市场越健康，平均生活水平就有可能越高。斯密的论著对现代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做出了明确的解释：相信一种信念，即如果个人的主动性得到释放并获得机会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那么对于所有人而言，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效率和创新必将随之而来。自由民主制坚定地致力于实现这个信念。

斯密更为狂热的追随者们将“看不见的手”解释为不应限制市场的运作。他们的看法是即便市场中明显存在贪欲，它最终也仍将有利于整个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应该对市场交易进行抑制。这种观点近年来颇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家的青睐，因为这种做法会将“看不见的手”推离正轨。我们必须让市场自己去寻找平衡点，哪怕在这个过程中偶尔会出现一些振荡。我们应该相信，市场有能力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危机做出反应，而且我们也应该始终认为，这些危机本质上都是暂时的，市场终将成功。我们只需耐心等待，让“看不见的手”去发挥作用，它就一定会用自己的各种手段来解决问题。

新自由主义亦是如此看待经济的，然而我们都知道，贪欲有可能会失控，以至于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平衡。近代经济史中充满着萧条、衰退与市场“泡沫”，也许需要数年的时间经济才能复苏，这会给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样，只有在接受了美国和欧洲政府大量、持续的援助之后经济才得以恢复。贪欲是这种现象背后的推动力，如果有足够多的参与者做出有可能会导致市场崩溃的决策，那么社会良知就会遭到抑制。除了积极的影响外，“看不见的手”同样也能产生消极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往往会仅将此类事件视作是一种失常，是少数行为异常的个人的手笔，而且他们坚称从根本上来说，这个体系本身十分健全。然而，贪欲永远也不会消失，它总会设法让自己反复出现，扰乱系统的协调性。不幸的是，这种行为异常的人似乎并在少数，他们随时准备找机会以牺牲同辈人为代价大赚一笔，丝毫不会顾及自己借以实现这一目的手段是否合法。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也指出，“即便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这一理论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有关，发展中国家也不具备它所提出的要求。”他们缺乏市场正常运转所需的机构基础设施。这种情况下，贪欲便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而它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尽管自斯密的时代以来，市场体系开始日益以竞争为导向，但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仍然可以轻易地走向垄断。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揭示了自由放任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根本性缺陷：“如果竞争天生就是完美的，那就完全不需要反垄断机构。”大型跨国公司倾向于兼并较小的竞争对手，最终主宰其所在的领域。一旦这样做了，他们就有能力控制供应商，而这可能会导致小公司倒闭。这与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的设想背道而驰，因为它破坏了斯密所倡导的“自由、普遍的竞争”。这种现象在现代，尤其是全球化的影响下十分普遍。全球化对于大型组织极为有利，因为他们拥有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与相当雄厚的财政实力。19世纪末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趋势，尤其是在美国，最终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并通过了旨在遏制垄断企业权力的《反托拉斯法》。然而在自由市场体系下，这种现象会反复出现，尽管它表面承诺说要遵守竞争道德。因为如果能够成功消灭竞争，你自己的利润就将开始飙升。在如今的跨国公司身上，这些问题甚至更为严重。他们将公司设立在主要经营国以外的避税港，以此减少自己可能受到的政府干预。

然而，斯密的理论还存在另一面，那就是识别所谓的“坏的贪欲（bad greed）"。斯密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他鼎力支持人类会对自己的同伴怀有怜悯之心，认为“无论多么自私，在他的天性中显然都会残留一些原则使他去关心别人的福祉，并且认为自己有必要帮助别人获得幸福。”证券交易员需要留心观察，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这样做。《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编者写道，斯密的道德信仰是“斯多葛派与基督教美德的结合”，他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非自我独立性。由于贪欲会将利己主义置于一切其他考虑因素之上，留下它们独自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因此它不是一种具有怜悯之心的特质；这几乎就是自私的定义。斯密的伦理学则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则之上，我们从下述的观点中便可窥见一斑：“为他人担忧，而不要为自己……限制我们的自私、展示我们慈善的情感，这些组成了人性自然的完美。”借用“看不见的手”为自己辩护，可被视作是在逃避放任利己主义后会出现的负面结果。自我中心与同情心似乎互相排斥。另一方面，对斯密来说：“我们不应当用一种将自己置身于自私激情中的角度来看待自己，而应该从旁观者的角度对自己进行评判。”然而，多数新自由主义者似乎都在逃避这一点，他们太容易把自私激情放在人类行为的中心了，就好像他们知道应该如何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一般。

与斯密相比，在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上，新自由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而且它对于经济理论的解释非常具有选择性。即便在《国富论》中，斯密也认可了理应得到国家补贴的各种“非生产性（unproductive）”职业。除了君主与武装力量之外，还包括“牧师、律师、医生、作家、球员、小丑、音乐家、歌剧演唱家、歌剧舞蹈家等。”人们认为他们的劳动不具备生产力，因为他们的劳动没有“生产出任何可以在日后进行售卖或是换取等量的劳动”，因为“他们的产品在生产的瞬间就会消亡”。我们只能揣测究竟有多少这样的“非生产性劳动者”。但是斯密似乎确实在自由市场中移除了法律、医疗和文化活动，因为它们对整个社会不具有实际价值。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则反对这种政策，他们坚持认为非生产性劳动，除了运转武装部队与实现政府的基本职能之外，应该受到市场的严苛考验。要求国家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带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味道。奥巴马医改正是因为这样的观点才遭遇了反对，而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在走向服务私有化的道路上正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压力。

卡尔·马克思把贪欲视作是资本主义绝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共产党宣言》（1848年）到《资本论》（1867年），他试图告诉我们如何为了公共利益消除这种特质。共产主义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经济体系，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可以使每个人——而不是只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股东这类精英阶层——都能从产出中获益。所有者与股东拿走了马克思认为本应属于无产阶级的利润，因为这些收入是由工人的劳动产生的。就马克思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好的贪欲”。贪欲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削弱势群体，它是一种盗窃的形式，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本就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弱势群体。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最强有力的道德底线，他不相信贪欲能以某种方式为公共利益服务。相反，他设想中的社会制度已经剥夺了贪婪表达自我的机会；集体意志将战胜个人意志。然而，在斯密看来，如果中央权力机构以这种方式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实际上就相当于垄断。

马克思坚信，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为创建可以将财富用于公共利益的制度而努力。而一旦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日渐明显，它最终就会崩溃，这是一种天生不公正的制度，它对人类的利益有害。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合作，而不是成为资本主义市场规范的无情竞争。这种竞争导致了马克思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中随处可见严重的不平等。马克思坚信，经济竞争最终可能会从人类社会中消失。他将贪欲视作是只为少数人的目的服务的恶劣的人类特征，在他看来，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可以克服贪欲，只要我们能够说服他们用心去做这件事。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认为“财产就是盗窃（property was robbery）"。尽管马克思很不赞同蒲鲁东的观点（他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对政治的一无所知），但是两人对人类劳动成果的看法却极其相似。马克思认为，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实业家实际上是在偷窃工厂劳动力所积累的利润，这些劳动力属于“剩余劳动力（surplus labour）”。如果能够将这些企业收归公有，那就可以抑制贪欲，剩余劳动力的成果也将得到普遍使用。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认为，如果生产资料可以使所有人享受同等程度的益处，那么我们就将步入乌托邦式的国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参加一系列他感兴趣的活动，而不仅仅是机器和不公平的社会经济体系的仆人：

分工一出现，任何人都有自己特殊的专属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如果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对马克思来说，贪欲无疑是一个道德问题。少数人的贪欲导致了大部分人的痛苦——无产阶级被无情的资产阶级残酷地剥削，资本家仅仅将他们当成是一种劳力。对马克思来说，最令人悲哀的一点就是，资本主义会阻止人们充分发挥个人潜力；他们就像是被资本主义制度感染了一样，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将停滞不前。

在实践中，共产主义远远没有实现马克思的理想，它未能终结国际资本主义，而只能通过极权主义的手段来压制贪欲。很有必要仔细想想共产主义在俄罗斯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一小撮人往往通过十分可疑的手段，设计控制着原先国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不可否认的是，之前这些资源并未得到有效的利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后涌现的寡头们对于自己迅速积累的财富表现出了巨大的贪欲，从而使俄罗斯成了全球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些人不会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投回本国的经济之中，而是更愿意把财富投资到欧洲的其他地方，而且他们经常在国外生活（伦敦已经成为深受俄罗斯亿万富翁欢迎的目的地）。俄罗斯目前盛行的情况是对马克思心目中共产主义的拙劣模仿。对金钱、财产与所有权的贪欲早已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性格之中，其程度远超马克思所想。不论之前曾受过何种压抑，只要一有机会，贪欲就有能力重新浮出水面。就俄罗斯而言，历时70年的共产主义也未能消除人类灵魂中的贪欲。苏联时期随处可见的黑市表明，不论国家进行了怎样的宣传，贪欲从未真正消失。

我们依旧应该赞扬马克思，他正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弱点与矛盾，这无疑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显露出了他的天赋。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些弱点之中，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全球化只不过是让这些问题变得日益明显而已。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及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正在扩大，而且这个体系显然迫切需要改革。马克思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以贪欲为基础的体系：精英的贪欲可以操纵国家经济生活以满足自己的目的。然而，他没有预见到的是，在精英阶层之外，会有多少人支持这种体制。资本主义对利己主义的吸引力极其巨大，以至于那些已经认识到它的矛盾的人也会遵从它的指引，看看它究竟会将个人引向何方。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就在于，如果一切顺利，人们可以获得提供改善自身经济条件的机会。相信这能够实现，而且我们可以设法利用这种体系，在多数人失败之处获得成功的想法其实是不理性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类可能远不如马克思这类哲学家愿意相信的那样理性（否则就不会有人会购买彩票）。哲学家们经常犯这样的错误，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那些认为投资者会在理性的前提下采取行动，并且能够在进行任何投资之前仔细地计算市场状况的新自由主义者等市场狂热者同样难辞其咎。创造了繁荣与萧条的兽群似的行为无疑会对这一概念产生严重质疑。这些似乎会更多地表现为歇斯底里，而非冷静、理性的决策。市场均衡可能是一个空想。

斯密确实留意到了利己主义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支持一个处处都能积极促进利己主义发展的体制，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采纳的就是他的愿景。在新兴经济秩序的默许之下，富裕的制造商与贸易商阶层不断壮大。斯密之所以会遭到质疑，新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完全相反的证据面前显得自我矛盾，是因为斯密相信“看不见的手”总会对公众有利。如果真是这样，经济就不可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断经历现在已日趋常态化的大起大落了。此时，贪欲成了一种会严重破坏系统失衡的流氓元素。正如斯蒂格利茨所坚称的那样，竞争绝不会“生而完美（automatically perfect）"。斯密认为，利己主义不赞成以超出他预期的消极方式来解释大局（甚至根本不屑一顾）。只要能够彰显自身，利己主义也许根本不在意系统究竟会发生什么问题。事实上，即便它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显然不符合社会的最佳利益，也依然会我行我素。“看不见的手”能够很容易地为公众利益服务，当然也能与公众作对。将它视作一股积极力量的斯密也许有些过于理想化。拒绝接受马克思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斯密就能解决所有与经济运行相关的问题，或者说他对于经济运转方式的看法不存在任何缺陷；利己主义并不是他所设想的灵丹妙药。竞争也未必就是一个绝对的好东西，尤其当它有能力引发像最近这样的社会分裂的时候。因此，红方与蓝方都犯了理想主义的错误，也都存在一大堆痴心妄想，而经济依然是一个存在大量争议的领域。

避税盛行的年代

——自由放任似乎更胜一筹

企业十分擅长在工作实践中表现出利己主义，餐饮行业的一些乱象就已经在这些年里暴露了出来。用餐结束之后向服务员支付小费的习俗由来已久，几乎已经成为用餐者下意识的反应。但是，某些企业，尤其是那些账单中默认包含了服务费的餐饮企业处理小费的方式却令英国公众有些震惊。餐厅经理往往会从小费或服务费中抽取一定比例（有时相当可观）作为处理小费的酬劳，然后再将剩余部分返还给员工，但顾客却被蒙在鼓里。人们已经掀起一场反对这种做法的运动，其影响波及了一批备受关注的企业，如大型连锁餐厅。为了弱化负面宣传所带来的影响，其中的一些餐厅现在已经摒弃了这种做法。由于服务生的工资收入通常很低，因此，克扣公众支付给服务生以增加其收入的行为十分卑鄙——这是一种以牺牲员工为代价来增加公司利润的卑劣方法。某些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甚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不论最终数额有多少，小费都能够弥补两者之间的差额。收入最高的人群从收入最低的人群那里抢夺钱财的这种情况清楚地反映出了贪婪的特征。

西方社会的高收入者往往都是自由市场体系的坚定拥护者，避税行为在他们中间非常普遍，在这种现象背后作祟的依然是贪欲。在此例中，自由市场被解释成了人们有权货比三家，以便找到能够最大程度减轻个人纳税义务的体制。如果这种做法出现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之中，我们尚可理解，因为这些人只能依靠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但是如果选择采取避税行为的是社会经济地位与收入都极高的人，就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了。法律的漏洞使这种行为得以存在，也令精明的会计师——经济地位较低的人负担不起他们的服务，而他们也不屑于接受这样的顾客——利用这些漏洞为自己的富裕客户谋取利益。利用这种体系的人根本不缺钱，他们只是想比现在更加富有，因此把税收当成了个人负担，而不是社会责任。在他们看来，政府拿走了本应属于他们的钱，他们只会大声抱怨自己需要缴纳的税金，却对纳税之后的收入只字不提。在工薪阶层看来，那仍然是一大笔钱。新自由主义使人们滋生出一个念头，认为任何形式的税收都是邪恶的，并且拒绝承认税收是文明社会的基础。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就在《税收的趣味》（The Joy of Tax,2015）中有力地阐述了这种观点。尽管在如何改革税收制度以确保政府收入、实现更大公平的问题上，他的观点具有争议（当然仅限于高收入者之间），税收具有社会价值这个基本概念还是合理的。正如墨菲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税收会招致被征税者的“怨恨”，我们依然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如果没有这些税收，政府就根本无法运转。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英国大幅削减了税收，而现在所有国家的所得税税阶都已大大低于战后福利体系急剧扩大时的水平。事实上，近年来，所有西方国家都存在降低所得税并在未来推行类似削减的普遍趋势。多数主流政党都认为，提高税收的主张无异于一剂竞选毒药。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者仍然抱怨税收过高并试图通过选举进一步降低税收。这种态度营造出了一种文化，让人们认为避税似乎是一项非常合理的措施，而那些有此类需求的人就会求助于会计师，任凭他们做出各种安排。所得税的税率越低，公共部门的削减就会越多，但是这些能对高收入者产生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尤其是那些拥有足够财富、能够使避税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可行之事的人。托马斯·皮克蒂（Thomas Piketty）就曾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况无法得到制止，“就有可能出现财政彻底崩溃的严重风险”。

显然，贪欲可以解释避税的动机——纯粹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去攫取更多的财富。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良知及其理应在所有理性个体中诱发的对于纳税责任的承诺再度缺失。如果你的收入几倍（有时甚至几百倍）于平均工资，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像普通个人那样——你的收入相当于他们工资的总和——缴纳所得税呢？社会公正规定你应该这样做，这是底线。皮克蒂等经济学家认为，高收入者应该在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平均主义的过程中，缴纳更多的税金。然而，获得更多金钱的诱惑似乎极为频繁地侵蚀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正在发生的一切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问题。一些公众人物显然获得了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的优厚待遇。利己主义猖獗，而这显然已经获得了政府的批准。一旦某些人明目张胆的行为引发了公众抗议，西方政府就会定期做出一些约束避税体制的承诺，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提出一些观点，为在税收体制内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度辩护。政府警告我们，如果富人们失去了利用这些避税计划的机会，他们就有可能移民。几乎所有暗示政府正在考虑提高税收的消息都会立即成为右翼媒体的头条新闻。政府还提醒我们，全球各处都有十分乐意接纳出国避税者的避税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批这样的人涌向那里，而跨国公司则走在这场出逃热潮的前列。多数人认为，这是我们应该严厉打击避税港（也许“逃税区”这个名字才更为恰当）的原因。然而，各国政府这些周期性的承诺通常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全球化伦理致力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这恰恰与针对低税收管理设置的限制背道而驰。在低税收体制下，资本可以带来更多收益——这正是资本主义一直想要实现的目标。因此，恰当的国际金融体系正在有效地促进避税文化，也就是说，鼓励贪欲文化。

如前所述，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了这一体系来避免在其设有经营场所的国家纳税，他们往往在那里获利颇丰。其中的一处避税港，百慕大群岛所征收的公司税税率为0.而其他避税港（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则允许公司在缴纳极少的税金之后将总部注册在那里。因此，这些地方变得炙手可热，许多跨国公司都将总部设在了那里。最近在英国曝光的几件事情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许多业务遍及全英各地的大公司只需缴纳数目极少的税款，有些甚至根本无须纳税（在这一点上，英国并不是一个特例，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例如，最近有一份报告指出，脸书在英国所缴纳的税金甚至不及英国的个体纳税人——它只缴纳了几千英镑的税款，实在可耻。也许这些公司将经营场所设在了这里，但是他们的总部却落在了别处，因此他们选择将利润转回位于交通方便、税率较低处的总部，这种做法叫作“利润转移（profit shifting）”。更为可悲的是，事实上，这些资产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完全符合英国等国的征税要求，而且可以接受较低的投资回报。有时，人们会觉得，真正实实在在纳税的人是只有那些落在标准税级内的人，公司找到规避纳税责任的办法的能力似乎正在日渐增强。斯密所提倡的“普遍的竞争”似乎并没有产生一种“普遍的社会责任感（universal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所有者与股东们享受了至少从道德上来说应该上缴国库并用以维护公司正常运转所需的基础设施的利润。在这样的时代，政府似乎确实对富人与穷人分别实施了两套不同的法律。

这种体系引起了一群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对于它将带给公共财政的影响表示了忧虑——在紧缩时代，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著作《列国的隐藏财富：避税港的祸患》（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The Scourge of Tax Havens,2015）中对跨国公司在近段时间滥用该体系的做法表示了反对。他提出了一些非常实用的解决方案来改革这一体系，使其能够收回这部分日益增多的“隐性财富”，以便将其投入更为广泛应用，并且始终坚称避税港“窃取了外国的财政收入”。不幸的是，祖克曼提出的旨在收回这部分财政收入的“行动计划”需要大规模的国际合作，而这在目前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其中牵涉了太多的既得利益，所有人都深谙防御之道。要想克服这股阻力，仅仅依靠极为明智的建议——如建立“全球金融注册体系（global financial register）"，负责“记录拥有所有流通中的金融证券、股票、债券以及全球共同基金股份的个人财物状况”，因为这样就能形成“财物透明度的具体体现。”但这远远不够。然而，只要像祖克曼这样的经济学家始终关注这个问题，政府就很难像以前那样，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祖克曼说的没错，在某些时候，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尽管它无疑会造成政治混乱与尴尬。

避税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也许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一些富人确实恪守着居住国的法规，尽职尽责地缴纳税款），但是这种自由放任的精神也的确为发展到病态的自私自利奠定了基调。我怀疑这绝不会是亚当·斯密想要看到的一幕，他更有可能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道德违约。然而，一旦任凭利己主义随心所欲地发展，就很难再防止它走向我们正在经历的极端——避税只是将会随之而来的几种反社会后果之一。祖克曼坚定地说道：“重要的是要清楚，我们并不是在谈论税收，而是在谈论不折不扣的盗窃：瑞士、卢森堡或是开曼群岛为那些生出这种念头的纳税人提供了偷窃政府钱财的可能性。”如果最终需要处理的是偷窃问题——与这种不正当行为有关的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存在过度膨胀的贪欲，偷窃便由此而生——那么政府就有责任代表公众采取预防性的行动。然而，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之所以会造成偷窃，完全另有起因。这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迥然不同的见解。

尽管从技术上来说，慈善事业并不属于避税行为，但是它也能减少企业所需缴纳的税款，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企业可以因为参与了慈善活动而享受税款减免。社会学家林赛·麦戈伊（Linsey McGoey）在著作《没有免费的礼物》（No Such Thing as a Free Gift,2015）中指出，新一波的所谓的“慈善资本家（philanthrocapitalists）”正在将它作为一种避税方式。如同书名所暗示的那样，麦戈伊对于隐藏在慈善资本主义背后的动机深表怀疑，并且质疑它是否仅仅只是扩大贪婪经济学运作范围的借口。从这个角度来看，慈善捐赠只不过是另一桩生意，它早已为公司的收购做好了准备。参与其中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究竟还有哪个人类奋斗的领域是新自由主义原则不适用或是无法通过采用市场法加以改进的。因此，他们在处理慈善事业时往往表现得相当冷酷无情，一旦认定它无法成功实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就会从基金会发起的计划中抽身。然而，贪欲的另一种形式——对名声的贪欲——在这里就显得极其明显。慈善事业通常能够吸引公众的注意，也会带来更为良好的声誉。因此，它不仅可以节省税款，而且也有助于改善公众形象。对于一个极其成功的企业家来说，这笔交易似乎比看见金钱流入国库更为划算，是一种值得一试的妥协。实际上，他们为自己买到了更好的形象；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易罢了。然而，将慈善事业转变为一种纯粹产品的行为似乎正在将我们的道德推向一个新的低点。

宗教组织中也能找到贪婪经济学的身影。美国的各电视福音团体为争夺收视率以及为赢得随之而来的捐款，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竞争。高收视率也许会带来极高的回报，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神职人员之间会产生激烈竞争的原因。多数宗教都将自己可能获得的收入用在各种善举之上，但电视福音却是一项成熟的业务，可以为从业者提供富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人们期望能够从中获得的东西。电视福音布道者恬不知耻地运用市场原则来销售各色商品，为教堂以及为隐藏在企业背后的避税者们积累大量好处。捐款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电视这种形式提供了足够空间来吸引观众掏钱，并且经常使用典型的美国式硬卖策略来传达这种讯息。

我们可能会认为，炫耀自己的财富与宗教信仰相悖。从表面上看起来，宗教之中几乎没有骄傲与贪婪这两项“死罪”的立足之地。然而，炫耀性消费却几乎成了电视布道家的一种象征。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观众生出贪欲，并且违反了十诫，这进一步扭曲了宗教教义。相反，对于电视布道者及其大部分观众而言，经济上的成功被解读为获得上帝认可的标志（诚然，新教在建立这种联系的方面，拥有悠久而且并不是特别自豪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展现出有钱人的形象就能传递正确的信息，表明上帝站在你这边。上帝只不过是自由市场上售卖的又一件商品，在一个像美国这样致力于商业发展的国家里，这看起来十分自然。宗教与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也落在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对这两种信仰深信不疑，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冲突。

自由放任经济学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了教育领域。私营部门对高等教育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兴趣。在西欧，现代高等教育通常都由政府进行资助，由国家承担起维持大学制度的责任，因为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然而，近年来，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政府一直在鼓励建立私立大学，而这些秉承“盈利”原则建立起来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机构往往会跟着钱走，将注意力集中在已被证实拥有巨大市场的学科上。商科尤其受人欢迎，因为它显然以职业为导向（工商管理硕士是目前世界上最受追捧的学位之一），而且它的运营成本也相当得低。基本上，较之接受政府拨款的公立学校，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显然实力较弱。但是对于新自由主义政府来说，它代表着一种节省公共资金的方式。只要这种体制能够获得足够的发展，就能保证在未来缴纳更少的税金，并且像现在这样从公共部门手中抢到市场。私营部门在扩大选择范围以及增加教育经费来源等方面做出了表率，但是他们真正的兴趣却在于利用另一个潜在的利润来源。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他们被教育事业吸引的原因：这只不过是另一个商业机会，他们将首先着眼于利润。

与此同时，同样的一幕也在公立高校中上演，教师的工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近年来，英国大学校长的薪酬大幅飙升，而级别较低的讲师的薪酬水平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停滞不前，因此从实际上来说反而是下降了。同时，由于政府对大学的资助明显减少，学校开始转而聘请那些领取时薪的兼职教师。这项政策与新自由主义所提出的政府与公共资金应尽可能远离就业市场的原则相符，而且能够带来更大的“灵活性”——灵活这个概念只适用于管理层，而绝非其他劳动力。年轻的学者们曾经可以在高校中寻到一份全职工作（就像我在职业生涯早期所做的那样），但是现在很多人发现，自己被无限期地困在了短期的兼职合同中，始终无法得到续订合同的保证。如今，雇用临时工制成为了高等教育的惯例，在出现转机之前，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美国学术界的情况更加令人绝望。据报道，高达76%的学术研究人员所签订的都是临时劳动合同，从而有效地断绝了他们获得永久教职与经济保障的机会。曾经的少数派现在成了主流——这支队伍仍在不断壮大。这种趋势在全球就业市场上极其明显，而那些位于金字塔顶端的人则在厚颜无耻地借机挣钱。当员工的工资遭到大幅削减时，“自私的激情（Selfish passions）”便会清晰地展现出来。对一些人来说，灵活性有利可图。财富的流动显然是单向的。只要每阶段的需求依旧大于需要，就会助长越来越多的贪欲。

蓝方似乎已经彻底击败了红方。不论位于政治光谱的何处，我们都必须使自己适应这一点，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臣服在它脚下，认为它的放任无度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问题是能否从内部对其进行牵制。斯蒂格利茨、皮克蒂及祖克曼等人的批评表明，现在，体制改革已明确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要说服政治阶级面对新自由主义金融帝国贪得无厌的贪欲，似乎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至少，我们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第四章

贪婪与金融行业：

一切为了股东的利益

也许金融业中确实满是哥顿·盖柯这类具有掠夺性的人物，但是他们很少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如果他们像谢尔曼·麦考伊那样，认为自己理应获得“宇宙的主宰”的称号，就无疑会遭到公众的公开指责。这种“自私的激情”往往不会言明——倡导者除外——并且远离公众的视线。相反，股东已经日益成为这种制度形成的原因。他们早已习惯替公司为提高利润所做的一切行为进行辩护，包括利用避税港、制定临时工合同以及在必要时通过中介临时雇佣劳动力，从而避免承担缴纳养老金以及提供带薪休假等附加福利的责任。虽然确实有人想要寻找临时工作或是倾向于选择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被迫采取了这种工作方式。因为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都将其作为了一种可以削减工资支出的政策。所谓的“股东防御（shareholder defence）”现在成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标准策略。他们用“股东防御”来替无情地推动股市的贪婪经济学辩护，全然不顾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似乎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股东的权利，而这个制度动用了其所有的政治敏感度来保证自己尽可能地免受任何外界干扰。

股东至上？

——凭什么股东拥有这样的权力

什么权利可以制裁贪婪阶级的持续崛起？货币主义（引发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元老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极力主张，公司的主要责任是对股东负责。而且应将它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把股东的权利置于公众之上。他甚至声称，不这样做的公司是不道德的。一切以任何方式减少股东投资回报的行为都属于公司的严重失职。这是与马克思的道德观念相距最远的论点。股东想要得到的东西，就应该得到；而股东想要的显然是更高的股息，那是他们的天性。至少，那是弗里德曼之流的理论家所做的假设。无论公司销售什么，即便是医保或是教育，该原则全都适用。无论他们采取何种形式，产品的存在都是为了替销售他们的人创造利润，而且这一原则不会遭到破坏。不论产品是否有用，只要有人购买，生产者就不需要真正关心他们的用途。企业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才加入这一行业的。如果碰巧对公众利益做出了贡献，那只是追求利润所带来的副作用。最近，英国的公司在一些商业活动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削减了在健康与安全要求上的支出——一个由利润原则引发的后果的例子。毕竟，健康与安全确实需要一定的花费，否则，这笔钱就将流入股东的口袋。只有在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并且因此不可避免地引来了媒体的关注之后，人们才会关注在这一领域内的任何削减，才能迫使被认定玩忽职守的公司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责任。即使他们真的这样做了，也很有可能是为了修复他们的公众形象，而非是发生了意识形态的转变。利润率始终是他们会最先考虑的事情。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能够帮助股东赚取最多分红的公司才能最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因为这将刺激经济迈向更高峰，从而带来更快的增长。然而，反对者用“利益相关者的防御（stakeholder defence）”对他们进行抗衡，认为每个人——而不仅仅是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股东——都在经济中存在利害关系。他们的观点是，想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就必须让利益相关者享有权利。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最有利于股东的做法未必最适合整个社会以及大多数利益相关者。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保护社会免受股东的伤害，这种限制显然适用于上述有关健康与安全的问题。在政治上，这是一项难以谨慎协调的举措。近年来，被全球广泛采纳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这种行为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鉴于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为国际贸易制定规则的经济体——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新自由主义很难被人忽视或是摒弃。只要你想在国际市场上开展业务，而多数经济体也极其依赖此项活动，那么，你就必然会被纳入一个可以确立贸易条件的新自由主义网络之中。目前，这种命运避无可避。

跨国公司可以在当前这个世界中行使众多经济权力并进而形成政治影响力，而利益相关者却基本上只能充当局外人的角色。政府总是唯恐惹恼跨国公司，因为就业与国内生产总值都极其依赖这些公司的经营状况。事实上，许多此类公司都在设法避免缴纳应交的国税——尽管他们在欧洲各国广泛开展了业务，但却往往一分钱都不缴纳——这表明他们可以施展的影响非常巨大。许多国家的政府无法堵上允许这种做法蓬勃发展的漏洞。避税港与境外金融的持续存在就是有力的证明。避税港正在成为企业界最好的朋友，帮助他们去钻适用于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制度空子。税务负担日渐落在利益相关方而不是公司的肩头，随着人们对于这种趋势所带来的影响日渐了解，这种情况开始招致了前者的抗议。因为这意味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关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对抗的辩论仍在不断延续，尽管后者无疑在当前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掌控下占据优势地位，在这里，市场享有的特权达到了一种对社会不利的程度。在这个体系中，股东的权利超越了利益相关者的权利。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显然给予了一部分人更多的帮助。

“股东防御”的前提是，任何有可能减少公司年利润的东西最终都会从股东手中夺走利润。大幅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高层管理人员除外，也就是在这一点上非常谨慎地保护自己的人）或是在财政上支持有价值的公共事业，就会产生这种不良影响，因此应予以抵制。这与马克思所抨击的经济“盗窃”完全不同：占有性个人主义控制着这一领域。公司几乎完全是为了利润空间最大化而存在，这可以理解为股东最初对这些公司进行投资的原因。社会良知被认为纯粹是一件私事，是个人用自己的钱（他们可以自由处置）而不是商业机构的资金所展示的东西。新自由主义者也不认为这是贪婪。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现实的商业惯例，他们并不指望在任何时候都能在商业领域找到适用的东西。慈善始于家庭而非工作，这显然不是以股东的名义。

我们有权去问一问，在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中，股东为何会享有这样的特权地位呢？我们最后会在这个位置上得到怎样的结局？实际上，股东已经成为“看不见的手”，他们在公司中的投资深度决定了其股价与市场走势。同样需要记住的是，公司上市可以是一件非常有利可图的事，因此公司希望自己尽可能看起来对潜在股东具有吸引力。如果股价上涨，投资者就会对其越感兴趣。在这一方面，贪婪毫无忠诚可言。它追随成功，这就是上涨的股价所强烈暗示的内容：拉动投资，同时也使公司的进一步上市成为可能。投资者的大量涌现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股票的价格，往往也会压低公司主要竞争对手的价格——这正是每家公司热衷于实现的。另一方面，如果一只股票的股价大幅下跌，那么投资者很有可能开始将投资转移到其他地方并一直追逐更高的股息。这就是投资的全部意义，它是如此简单、明了。市场的起落加强了股东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并解释了为什么企业一心一意地想要将股息最大化。

毫无疑问，一些股东对于投资的看法十分单纯，他们仅仅关注股息的多少，而不是社会良知。这当然是弗里德曼以及一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相信的：他们的理论致力于使这个世界更适合股东的生存。然而，其他股东也许会更为重视社会利益而非利润。例如，那些寻求“伦理投资（ethical investments）”的人，如具有环保意识或“公平交易（fair trade）”的人。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如果公司中有足够多关心道德的股东，就可能会对公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理论上来说，股东可以在股东年会上聚集，要求他们所投资的公司在未来做出更为道德的行为。这是从内部改革该系统的一种非常实用的方式。在最近的一个此类例子中，英国石油公司与施乐辉公司的股东在2016年的股东年会上投票反对大幅增加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2012年，在被媒体称之为“股东之春（Shareholder Spring）”的活动中，出现了更为广泛的反对高管涨薪的活动。高管奖金的上涨已经与平均工资完全不成比例，而且持续引发了人尽皆知的丑闻，银行业更是难辞其咎。毕竟，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在整个西方社会中，富人占有的国家财富份额越来越大，因此利益相关者日益被他们甩在身后。托马斯·皮克蒂的研究提供了全面的统计来证实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认为，股东抱团造反可以阻止这种做法，迫使公司下调奖金。他们坚持认为，有关公司会以更具社会责任感的方式行事。有时甚至是利益相关者的反对也会产生这种效果。例如，2011年，荷兰掀起了一场反对银行业高额奖金的宣传运动，最终说服荷兰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接受公共救助的银行发放此类奖金。这绝对是在这种情况下所制定的一个完全合理的政策。然而，尽管在过去几年中，英国也发生了几起股东反对事件，但它们似乎很少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除了媒体的一些负面宣传之外，这些宣传很快便销声匿迹（此类报道往往被委托给了商业新闻板块，很少能够引起更广泛的公众关注）。公司一般会同意重新审视高管层的工资结构，但是很少做出重大改变。人们可能会显得愤世嫉俗并怀疑，那些反对的股东是否对于增加自己的股份红利，或是以自己的方式转移奖金，进行内部瓜分更感兴趣。这与弗里德曼派的学说非常相符。因此也许贪婪又一次起了作用。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股东主要担心公众对奖金制度的普遍敌意——例如，不再光顾这家公司以示抗议——而这可能会威胁到公司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可能只是在试图保护他们的投资，而投资有赖于公司的良好声誉。金融业非常鼓励旁观者持有这种怀疑态度。动机的纯洁性并不是其财务运作的标志，所有参与的人首先都是奔着钱去的。

贫富差距加大

——“股东至上”的弊病日益凸显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假设就是，有利于股票市场的东西也会对社会及其各色利益相关者有利。虽然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正确的（西方人的生活水平显然比之前，如100年前，高出许多，而且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在这一成就中发挥了作用）。但是就短期而言，这一点更具争议。实际上，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期，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而且往往是非常急剧的下降。尤其是年轻一代发现，他们的经济前景比父辈们要暗淡得多，而且职业前景大大减弱。这不仅出现在英国和西欧，在美国亦是如此。皮克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对此进行了详细地论证：

20世纪前10年到前20年之间，收入占前10%人群拥有了45%~50%的国民收入。20世纪40年代结束前，该比例降到了30%~35%。在随后的1950~1970年，不平等程度一直稳定在该水平。随后，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加深，直到2000年，高收人群的收入水平回落到了国民收入的45%~50%。变化幅度令人印象深刻。

如果贫富差距如同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所呈现地那样继续扩大，那么人们就会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有效性产生非常严重的怀疑，因为20世纪80年代后新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恰逢政府开始广泛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短暂地失去支配地位之后，贪婪似乎正在重新浮现。皮克蒂的研究中最令人沮丧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揭示了贪婪的统治是一种常态，这对民主来说并不是好消息。中世纪战后的工资与相对财富的飙升是一种例外而非现代社会的规则，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结论。社会不得不面对一代比一代更为贫穷的可能性，这可不是政治阶层想要传达的信息，也不是选民所期望的信息。

皮克蒂之类的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有关新自由主义对世界经济的束缚这样具有探索性的问题。他指出：“财富分配是当今讨论最为广泛并且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皮克蒂对此的回应是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缩小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他认为，只有通过对极富裕的阶层征收资产税，才有希望逆转这种差距，迈向对于利益相关者更加公正的社会。他建议可以针对“亿万富翁征收10%或更高的财产税”——即对最有可能参与避税计划的群体，以及最有可能在幕后对政府施加压力以防止征收这种税收的群体施压。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皮克蒂认为，这将成为一个经济上更加健康的社会，而且更不太可能出现突然的繁荣与萧条，因为贪婪这种冲动的作用范围将受到限制。

我们不能单单依靠市场来实现这种理想状态；根据我们从漫长且通常十分痛苦的经历中所了解到的信息，这不是系统运作的方式。如果需要将民主社会运作所需的共识水平维持在一定水平，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获得迫切的关注。正如皮克蒂与祖克曼所指出的那样，“财政许可（fiscal consent）”已经因为避税港体系的存在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它意味着税收只适用于最贫穷至中等收入群体，并且表明富人并没有在社会责任方面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对此产生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对富人征收10%的税收似乎是明显值得一试的策略。

然而，贪婪在日益加剧的全球贫富差距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未被普通大众所忽视。近年来，人们逐渐建立起了对其的抵制。反资本主义运动已经发展起来，示威者们在八国峰会等国际政府会议上举行抗议活动（因此，现在受到了严格管制），挥舞着“贪婪害命”等挑衅性口号的标语，这使得它变得十分明显，并且带来了大量的媒体报道。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共鸣，全球范围内也掀起了其他占领运动的热潮（例如在伦敦金融城），这说明反资本主义运动赢得了相当程度的民众支持和同情。信贷崩溃让公众清楚地认识到，在以贪婪为核心因素的金融体系面前，我们是多么脆弱。无论“贪婪是否会害命”，它肯定会压低利益相关者的平均收入以及就业保障。真实的贪欲正在扩大金字塔顶端那1%（皮克蒂的财产税针对的目标人群）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而这种不断扩大的差距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化问题之一。这是一种大范围且不健康的社会状况，甚至连这1%的人自己也承认。它导致了一种有趣的现象：针对超级富翁的财富疗法。

为那些因为自己取得了财务成功感到内疚的人提供治疗的想法一定会令马克思感到震惊，超级富翁会因为现在公众的反对之声而感到不安，恐怕连亚当·斯密也没想到。当前，财富疗法已经成了一个实际行业（完全可以预见，它起源于美国），其实践者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同情这些超级富翁，因为过度财富可能给这些敏感人群带来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还有一个名为财富遗产集团的基金会，它存在的目的是代表正在迅速被妖魔化的那一部分人说话。该组织的创始人杰米·特雷格·穆尼（Jamie Traeger-Muney）谴责道，像占领运动一类的运动正在“对某一特定人群做出价值判断”，并因此将他们不公平地视为金融体系失败的替罪羊。特雷格·穆尼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非常富有的人实际上正在成为无法与其他人自由交往的社会弃儿。他进一步戏剧化地阐明了富人，尤其是超级富豪现在所身处的困境，他断言“向人们表明自己的财富与同性恋出柜极其相似”（人们不得不思索同性恋社群会如何看待这样的比较）。

这些意见背后的论点是，没有任何个人需要对贫富差距担负起个人责任，因此不应该对它的存在感到内疚。从某种立场来看，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寻找替罪羊并不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社会特征——对此，现在的移民和难民以及那些获得福利待遇的人再清楚不过了。然而，这确实表明，在一个公共事业支出不断被大幅削减，同时工资不断缩水以及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进行削减的时代（上层社会的人基本未受波及），社会并不了解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人们可能感觉有多糟。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出具的数据表明，全球1%的人所占有的全球财富份额从2009年的44%上升到了2014年的48%——在经历了信贷崩溃之后。当我们结合皮克蒂与祖克曼的研究一起审视这些数字时，就会发现一个特定的模式。2010年，英国即将上台的联合政府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身处其中”，但这已被证明是一种虚假的言论。有一部分人显然并未与其他人一起“身处其中”，相反，他们巧妙地借此机会赚了一笔，并且完全没有受到公共部门削减的影响。相互责任原则一再被用于解释这种削减。也许超级富豪应该在经济普遍紊乱的时期更认真地考虑他们的情况，而不是咨询财富治疗师。

对皮克蒂来说，只有当西方国家政府向社会高收入人群大幅增加税收时，才能阻止当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进一步下降。这是一个诱人、简单的解决方案，对于各地的财富治疗师而言却是一则坏消息，但它也存在缺点。尽管财产税的概念很可能在利益相关者中十分流行，但是在富人之间却并非如此，而根据有关逃税的统计数据，我们不应对该阶层的社会良知持乐观态度，至少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如此。让富人们按照目前的税率缴纳税款已经很是困难，更别提对他们而言意味着进一步妖魔化的惩罚性税率了。在更高的税收面前，他们还有很多选择。他们无疑会尽可能快地利用它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心理上的负罪感比大幅减少财富更可取。在这群人中，财政许可非常薄弱。当法国在2012年推出这样的惩罚性税率（对收入100万欧元及以上的人群征收75%的税，税率超过了皮克蒂的建议）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强烈抗议，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支持提高对非常富有的人的税收额度。一些知名人士[尤其是影星杰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离开法国，选择在比利时等其他税率较低的欧洲国家定居。由于税收如此不受欢迎，法国政府被迫让步并于2015年废除了这项政策。受到这种结果的影响，其他欧洲国家政府几乎不会效仿法国的做法。利益相关者的时代依然没有来临。

适合股东的世界是适合市场的世界，市场永远不会消失。你也许会将其视作是令人绝望的忠告，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市场是人类的发明，它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实——比如说，自然。它的确给人留下了源自于人性深处的某些东西的印象，但是我们并非命中注定要臣服在它的脚下，无论允许其中的一切得到充分的表达会产生何种效果。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就无法生活在业已发展起来的良序社会之中，它会更像是霍布斯的噩梦。我们需要对“适合股东的世界”——即不存在如此苛待利益相关方行为的世界——的组成成分进行重新定义。不能允许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这个问题上强辩到底。

适合股东的世界也不等同于适合工人的世界。西方世界的就业实践正在倒退，这不能仅仅归结为当前的紧缩政策。工厂与商店工人发现他们的状况正在恶化，因为雇主找到了新的合约方式来节约开支，从而将更多的利润汇聚到业主和股东手中，并且扩大了政治理论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所称的“不稳定无产者”阶层。随着市场原则被越来越无情地加以应用，工人的权利一直在不断被削弱。例如，在为在线订购公司组织提供服务的仓库中，工人的待遇往往只比机器人好一点，他们的肢体活动受到腕带或脚环等小工具的监控，用以检查他们是否努力工作。该行业中的一些公司已经将此归结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开始在仓库中使用真正的机器人。工会受到了一系列遏制工会权力（组织、罢工或讨价还价）的新法律的阻挠，工会保护其成员免受无良雇主的伤害的能力开始变弱——如果工会还依然存在的话，因为许多工作场所禁止成立工会。过去几十年来，这种变化的累积效应在工作场所工会化方面出现了大幅下降，现在这种变化正在从战后高峰迅速萎缩。

媒体已经开始习惯于规范地将目前的雇佣惯例称作是“狄更斯式”，并且往往只有在报纸或电视公司展开调查之后，公众才能发现某些公司的情况有多糟糕。有时，这会让股东们震惊并开始对公司管理层抱怨、要求改进工作实践（尽管通常只有在舆论哗然之后，股东才会提出这样尴尬的要求），股市的价值可能会因为不利的关注而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反映出的雇主的心态：必须尽可能压榨员工才能增加利润，而且管理层应该测试将员工逼迫到何种程度才不会被外人注意到。然而，如果激起了足够的公愤，即使对商业友好的政府也不得不将针对公司的调查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令人遗憾的是，通常只有在出现一则极端的例子之后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只要公司不触犯法律，他们在就业方面所采取的卑鄙手段就会逃脱惩罚。临时工合同也许不公平，但他们仍然合法。只有贪婪才能解释这一政策，这听起来更像是霍布斯口中可怕的“自然状态”，而不是21世纪的自由民主。可悲的是，这种态度给人的印象是它在这个环境中普遍存在，它是对人性的又一次谴责：当你手握权力时会对弱势群体进行掠夺，除非被抓住，否则你将继续这样做。卑鄙已经成为管理者最需要展示的特质，就好像企业想要证明，卑鄙而非温顺的人注定将继承地球一样。尽管调查性新闻可以提供帮助，但是它无法揭露所有的不正之风，被揭露的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尽管股东偶尔会在股东年会上提出挑战，但他们一直是这种显著的文化转移的主要受益者。毫无疑问，正如皮克蒂和祖克曼这类具有社会意识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它加剧了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财富差距。令人遗憾的是，贪婪对人类关系与整体生活质量的影响显而易见。

在某些时候，所有这些将不再合乎情理。大幅削减福利，进一步压低工资水平将意味着大量产品的消费量将下降。那么，公司的利润也会下降，因为仅靠富人无法支撑起社会赖以创造繁荣并保证长期经济稳定的大众市场（在这个问题上，机器人也无能为力，而且将机器人作为劳动力将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问题还有待观察，机器人也无须交税）。如果顺其自然，市场总会通过自己可以利用的任何方式来增加利润，并相信最终会达到均衡。尽管在事情得到妥善解决之前，无疑会有一大群脆弱的利益相关者总会遭受相当大的痛苦。然而，有时候并非如此，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的是抵制恢复均衡的危机，这是当前世界经济状况强烈表明的一种情况。如果这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或者是金融精英的贪婪所推动的方向，那么也许连股东们也会开始怀疑，这个旨在让少数人受益的系统是否出现了问题。新自由主义和金融业确实需要做出大量解释。

第五章

贪婪与食品行业：

被暗中催发的食欲

说到食物，贪食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不论社会贫穷或是富裕，你都随时能在人类历史中找到贪欲的例子。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将贪食列为七宗罪之一，认为它与禁欲主义这个真正信徒的标志相去甚远。个人应该更关心灵魂问题而非身体欲求，而且教会并不赞成毫无节制的行为。尽管如此，臃肿肥胖的修道士的形象却十分常见，而且经常受到当时的流行文化的嘲笑：“淫欲与暴食一直是修道士身上极为显著的恶习，15世纪时，这些习惯与其他针对修道士的指控一道，开始日益频繁地与宗教秩序产生了冲突。”现在，七宗罪的概念中也许不再具有曾经的宗教意义，但我们仍然会通俗地将那些胃口特别大的人称为暴食者，这种称谓往往带着批判的意图（即便它藏在了幽默嘲讽的伪装之下）。再想想，对财富的巨大贪欲是如何催生那些针对“肥猫”的嘲讽的。不是所有人都贪吃，至少不会公开表现出这种贪欲，但是显然很多人并不属于这一类别。延迟满足完全无法对他们的消费习惯起到任何作用，相反，他们会尽可能地让自己放纵到极点。这是行为无节制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

肥胖流行的罪魁祸首

——被加入过多糖分的食品

对大多数人来说，贪食并不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问题。毕竟，这是个人的选择，是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我们的文化也积极倡导个人主义。我们都是身体的“所有者”，因此有权决定如何对待它。与此同时，食品制造商也十分乐意满足并且鼓动暴食者的需求。贪欲是该行业一个主要的利润来源，它渴望看到所有人的消费数量都不断增加。他们才不关心我们的腰围到底有多大。对食品制造商和零售商而言，过量是一个很好的特征，而且他们将尽其所能培养这种特质。然而，越来越多的公众意识到，事实上，它远没有这么简单，这种贪婪形式的社会后果往往非常严重。目前，医学界越来越倾向于用“肥胖病”来描述西方主要国家的这种现象，而我们正处于“肥胖病”的中心。这种疾病影响深远，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影响我们所有人（如果提到暴食病就将造成更大的冲击，但是这意味着落在个人身上的指责将比现在还要多）。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于超重的确切标准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判断的基础通常是通过身高与体重的比值确定的体重指数（BMI）量表。一般而言，体重指数越高，患有心脏病、糖尿病和其他与体重有关的病症的风险就越高（应该注意的是，体重指数并不是肥胖的确诊依据，因为肌肉发达的人也有可能体重指数偏高，但是他们身上却没有过多的脂肪）。目前人们通常认为如果体重指数超过25kg/m^2就属于过重，超过30kg/m^2就属于肥胖，40kg/m^2以上属于病态肥胖，而超过50kg/m^2则是超病态肥胖。过重这一类别仅比所谓的“正常”或“理想”体重指数（18.5kg/m^2~25kg/m^2）稍高一点。它究竟能否算是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一点上，人们一直对公共卫生部门抱有怀疑的态度。然而，即便真的存在过度的情况，这种过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随着肥胖程度的增加，健康风险确实也会显著地增加。例如，糖尿病最常见的形式（2型糖尿病）在很大程度上是严重超重的结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显著减轻体重（只要能够小心地加以维持）来阻止病情进一步恶化。

肥胖对健康有害并不是什么秘密，西方国家的医疗系统发现，这种疾病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越来越难以应对。根据最近的数据，英国约有1/4的成年人口可以被归为超重，更令人担忧的是，1/3的美国人属于此类。两国中此类人的比重都在上升，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肥胖患者可能会对资源造成更多的消耗。例如，肥胖症为母婴及相关医务人员都带来了特殊的问题——肥胖的母亲需要比普通人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并且往往容易在分娩过程中发生严重的并发症。孕产妇死亡率的秘密调查项目（CEMACH）主任指出：“肥胖孕产妇的死亡风险，可能比体重正常的妇女高4到5倍——她们的婴儿也是如此。”西方国家的社保服务部门正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对医疗人员在这些情况下可能会遇见的各种并发症以及如何更好地照顾孕产妇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研究，力图将出现最糟糕结果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这些并发症可能会引发令人绝望的情况：

一个有力的国际研究显示：对于母亲与孩子而言，妊娠前体重指数的增加与不良妊娠结果之间存在关联。妊娠前或妊娠早期的体重指数〉30kg/m^2（临床定义为肥胖）的女性，其死亡率与罹患妊娠糖尿病与先兆子痫等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就儿童而言，母乳喂养率降低、先天性异常以及新生儿死亡率的风险将会增加。

正如研究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医务人员需要付出额外的工作，而且“较之照顾体重指数在推荐范围内的孕期女性，这些额外的干预措施会增加医疗服务的成本。”

极度肥胖的孕妇在住院期间还可能需要特殊设施，这也会增加成本。例如，病床与手术台可能无法承受她们的体重，因此需要经过特别加固的设施。英国东北部的一家医院报道：

产科病房不得不购买一个能够承受254公斤的新手术台。它的使用频率很高，因为大约一半的肥胖孕妇最终需要进行剖腹产手术。

也许这个例子听起来有些极端，但是它在英国的医疗系统中已经司空见惯。肥胖的确容易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而且会给社会带来明显的影响——“频繁”使用这种手术台就暗示了这一点。因此，应该对导致肥胖病日益增长的因素进行极为详尽的检查，食品行业的动机显然应该归入这一类。

也许食品制造商并不是引发肥胖症的罪魁祸首，但是他们已经能够十分熟练地利用它来为自己赢得利益。我们吃得越多，他们销售的产品就越多；他们卖得越多，利润当然也就越高。在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社会中，食物是主要的消费内容之一，任何人都很容易陷入其中。毕竟，食物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我们对于食物的渴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产生。就食品工业而言，这些间隔越短越好，制造商和零售商在增加渴望频率的方面存在不少心得——例如，鼓励我们在两餐之间多吃点零食——因为广告总是敦促我们为了提高能量而这样做。食品业出售我们想要的东西并从中获益，因此我们乐于接受它对于产品的展示方式以及厂家所声称的效果。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食品制造商会通过调整产品成分使我们成瘾，这样就能增加它的销售。但这往往会增加人们患上肥胖症的几率。有充分的文献记载表明人类喜爱甜味，而满足这种渴望的食物往往十分畅销——几乎所有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屈服于糖的诱惑。我们似乎生来就会被甜食所吸引，多数孩子在生命早期就对这些食物产生了强烈的需求。糖是一种镇痛剂，过去医院的工作人员有时会将它作为替婴儿减轻疼痛的一种方法，因为它似乎可以对他们产生舒缓作用（尽管最近的一些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果父母对甜食产品的态度相同，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将其饮食偏好传给自己的后代。这种情况在超重家庭十分普遍，如果父母就是甜食的超级喜好者，孩子对于甜食的喜好很容易生根发芽。糖的吸引力是如此强大，因此，对于甜食的喜好可以一直延续至成年生活一点也不奇怪。巧克力制造商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断致力于开发新的产品系列来诱发公众对于甜食的喜好。整个糕点行业都不例外。

增加产品的甜度，就是增加其对公众的吸引力——快餐业十分清楚这个事实。将糖与盐结合在一起几乎总能战无不胜，因此含有咸味焦糖和巧克力的食谱十分盛行，英国餐馆的甜点菜单上就可以找到各色此类甜品。这种点心绝对会增加个人的卡路里摄入量，从而增加他们的体重。经常食用糖和盐就会产生这种效果，并且它很快就会让人上瘾。有一天，我注意到本地一家咖啡店在出售一种小块的咸焦糖果子馅饼，价格标签上标明卡路里数竟为612——伴着咖啡几口就能吃完的一份小零食，居然含有如此高的卡路里！如果你一直在仔细地控制自己的体重，控制每日的卡路里摄入量，就绝对不会去碰这种点心。我的故乡苏格兰有一道小吃——油炸玛氏士力架就属于这种体积小热量高的食品，它让人欲罢不能。油炸酥饼更是增添了苏格兰食谱的罪恶（苏格兰人也因吝啬而闻名，不过这一点暂且不谈）。

现在，医学界认为糖会对公众健康构成非常大的风险，其危害甚至超过了盐，因此他们建议我们尽可能减少糖的摄入量。据估计，目前在超市销售的食品中，高达80%的食品添加了糖，因此，改变饮食习惯的任务十分艰巨：环境并不是总对我们有利。糖和盐都是饮食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但是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它们的摄入量。然而，目前我们似乎并未密切关切其中的任何一种，因此，我们的体重指数受到了影响。

将甜味与咸味混合在一起往往会吸引相当比例的消费者，因此食品行业学会了使农产品适应公众偏爱甜味而不是酸味与苦味的喜好，以极其微妙的方式增加我们对的糖摄入量，这可能会让我们更难抵制（更糟糕的是，我们甚至更难以发现）。目前超市出售的许多蔬菜都通过了基因工程的处理，以降低其酸味或苦味同时增强其甜味，从而放纵这种“人性化”的弱点。“脱苦（debittering）”处理同样可以实现这种效果，尽管玛尔塔·萨拉斯卡（Marta Zaraska）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中指出，这种做法存在“将带有苦味的水果和蔬菜变成了摆在新鲜农产品货架上的垃圾食品”的风险。鉴于垃圾食品的盛行及其在肥胖症流行中所起的突出作用，这种趋势令人深感忧虑，并且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詹妮弗·麦克拉甘（Jennifer McLagan）在其著作《苦》（Bitter）中指出，脱苦农产品对我们的健康有害无益，因为带有苦味的食物含有对我们的身体有益的化合物和化学物质。她举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

葡萄柚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苦味是因为它含有柚苷这种化学物质，其中白葡萄柚的柚苷含量要高于粉红或红葡萄柚。全球上一半以上的葡萄柚都被制成了果汁，柚苷在生产过程中被过滤掉了，这一过程被称为“脱苦”。这不仅使柚子汁的口感不再富有层次，而且还去除了一种对身体非常有益的抗氧化剂。

因为抗氧化剂可以中和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削弱它们的效果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麦克拉甘建议你自己动手榨葡萄柚汁，以便最大程度的从果汁中获益——这是一个明智的建议。然而，正如扎拉斯卡所指出的那样，越来越难在蔬菜水果店或超市的货架上找到白葡萄柚，因为种植者与销售商都发现，更甜的粉红与红色品种更受消费者欢迎。供给是为了满足需求，因此现在粉红葡萄柚与红葡萄柚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这说明销售会对你的饮食产生深远的影响。甜味又一次赢得了胜利，实际上，它很少会失败。

蔬菜也会进行脱苦处理，比如西兰花，它现在的味道远不如过去苦——这再一次损害了它的营养价值。西兰花与其他芸薹属植物一样，含有芥子油苷，一些研究声称它具有抗癌的功效。尽管这一点还未得到最终证实，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西兰花和其他芸薹属植物富含对我们的健康有益的多种营养成分，因此减少这些营养的处理都不会对我们有利。同样有趣的是，烹饪家们也建议我们在食用茄子之前先用盐进行腌制，以便去除它的苦味。可见，苦味往往被视作一种缺陷，似乎减少苦味的过程非常可取。

成熟的西红柿具有一定的天然甜味，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基因工程来提高它的甜度。许多消费者发现，当它的酸度降低后会变得更为可口。于是，那些没有经过处理的“老式的”天然西红柿就倒了大霉了——我们在市场上越来越难以见到它们的身影。只要需求能够得到保证，供应就会不断满足需求。在这个例子中，与其说人们关心的是苦味，还不如说是脱苦的过程。在食物这个问题上，公众总能在餐盘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有人在寻求着改变。麦克拉甘试图通过提供一系列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苦味食物的食谱来抵制这种趋势，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越来越难以获得未经处理的食物。如果超市停止销售带有苦味的水果与蔬菜，就会对国民的饮食产带来不可避免的连锁反应。

提供公众想要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喂饱它们的弱点——这正是快餐业所要做的，而且它必须因为肥胖症的蔓延而受到指责。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尤是如此。快餐已经成为美国人日常饮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消费规模远超欧洲，甚至有评论员说“美国人的食欲无法满足”。快餐因其含糖量高而臭名昭著，可以预见的是，孩子喜爱快餐而且极其愿意将其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显然，肯德基和麦当劳现已成为美国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它们在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扩张速度正在逐年增长。麦当劳采取了以略高于标准餐的价格，大力推销“超大份”套餐这种有些声名狼藉的策略。这种做法只会加速顾客体重的增长，因为他们提高了高热量食品的摄入。电影制作人摩根·斯普尔克特（Morgan Spurlock）通过2004年发行的纪录片《超码的我》（Super Size Me,2004）展示了如果按照麦当劳的促销广告选择超大份套餐可能会有害健康。他在进行实验的一个月内，仅以麦当劳为食，只要员工向他推荐超大份套餐，他就欣然接受，以此来研究这种饮食会对他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虽然不太科学，因为斯普尔克特是唯一的实验对象（这意味着无法从实验中得出普遍结论）。但是，随后医生对他进行的医学检查似乎也证实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结果：他的体重增加了13%，胆固醇水平大幅上升，他甚至出现了脂肪肝。人们可以认为，大量食用炸鸡、汉堡和炸薯条会对人体产生不利的影响。

斯普尔克特所测试的这种高脂肪、高糖、高盐饮食也与西方社会2型糖尿病发病率的增加有关。国际糖尿病联合会主席大卫·卡文（David Cavan）对于这一趋势将导致的结果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我们在谈论的这种流行病不仅有可能危害健康系统，使其在压力之下崩溃，而且甚至会影响整个经济。”这种新的“流行病”在城市中尤为普遍，那里步履匆匆，时常紧张忙碌的生活方式鼓励人们消费快餐。城市里快餐店遍地开花，城中心的整条街道餐馆林立，公交车站与火车站更是将黄金地段提供给了快餐店，以便为匆忙赶路的我们提供方便。

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试图就美国快餐巨头对本国餐馆的“殖民化”行为进行原则性的抵制，以维护自己十分珍视的饮食传统。意大利甚至是专门反对快餐入侵的“慢食”运动的发源地。顾名思义，慢食对于我们应该如何消费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它强调饮食的社会与审美意义，而不是快餐行业赖以兴盛的令人上瘾的东西。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慢城（slow city）”运动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其目的是为了减慢城市生活的节奏，特别是减弱无尽的车流以及随之而来的噪音和污染。一些城市和城镇——比如波西塔诺与奥尔维耶托已经将这种理念付诸实践。“慢”这个标签中包含了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的伦理。“慢食”爱好者们对麦当劳或肯德基提供的即时满足的承诺深恶痛绝，他们完全反对这种观点背后隐藏的世界观，并且极力推行更加坚定地植根于意大利传统的态度。在意大利，食物能够获得更大的尊重，同时也带有一定的仪式感。在这个问题上，新旧世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

然而，从长远来看，“慢食”与垃圾食品之间的对抗结果不容乐观。现在，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意大利的大街小巷也遍布着众多的快餐店，他们已经成功地吸引了年轻的一代。这一代人热情欢迎美国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日益深刻的影响（从他们听的音乐，观看的电影以及穿着的服饰都能看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与意大利的传统主义者对本国美食未来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他们担心现在的年轻一代很可能会继续选择他们已经习惯了的便捷的快餐或垃圾食品。

垃圾食品行业的另一项优势就是，可以依靠大规模的广告来传递信息，而这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难以避免。这个行业极为精通心理操纵的黑暗艺术，很多广告的直接目标都是孩子，他们绝对有本事缠着父母给他们买一顿快餐，直到父母最终屈服于孩子的坚持，然后缴械投降。电视、互联网以及遍布城中心的广告牌充斥着快餐的广告，它们将信息牢牢植入公众的脑海中。从机场到市区的路线似乎最受“欢迎”，它能帮助来旅游的人迅速做出判断，在哪里可以享用到最便捷美味的快餐。过去的一两天里，你不可能没有看到快餐巨头的广告。除非你完全避开城中心，或是没有阅读报纸或杂志，并且不准备使用现代科技产品。否则，你迟早会被快餐供应商的甜言蜜语所包围，他们向大众所推销的是被一位特别挑剔的评论家称之为“降级的工业化食品”的东西。

“肥胖流行病”确实引发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面对的到底是上瘾的问题，还是贪婪的问题。换句话说，肥胖者真的能够控制住自己吗？他们的渴望，或者说他们对这些渴望的反应，真的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暴食似乎是一种比肥胖更为活跃的状态。暴食是你所做的事，而肥胖则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这里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遗传因素或是家族病史。新闻中时不时会出现有关寻找“脂肪基因”的报道。据说它会影响人们的饮食习惯，因而使肥胖症患者逃脱了个人指责。超重的人已经懂得用这一概念来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开脱，尽管所谓的肥胖基因并未得到证实，而且研究人员的努力很可能徒劳无功。最近发表在《健康教育与行为》（Health Education and Behavior）上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那些相信“肥胖基因”存在的人往往比一般人吃得多，总体上来说，他们饮食不健康，锻炼也更少，从而导致他们血糖水平升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对你来说，相信脂肪基因与脂肪基因本身一样有害——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

然而，即使那些肥胖的人真的控制不住自己，这也不意味着食品工业能够以他们常用的利用公众成瘾的习惯来获利。我们可以鼓励人们上瘾，也可以治疗他们的这种状态。诚然，瘾并不总是能被治愈，甚至不具备可治愈性（这是心理学中的一块灰色区域，专家们并未就此达成明确共识），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肥胖症控制在一定程度。然而，快餐业并没有兴趣真正这样去做，不论他们在公众面前做出了何种表态，不论他们是否在菜单上提供了沙拉以便使他们看起来更健康。有人怀疑，这些沙拉很可能含有一些脱苦蔬菜，因此最多只是一种象征，尤其是它们只是超大份高热量食物的佐餐。贪婪创造了一个市场，我们文化的组织方式完全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这正是市场认为自己应付的首要责任，尤其是它带来了更高的股东回报。虽然这里显然有某种偏好在发挥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是否有可能区分上瘾与贪婪。然而，充分利用我们弱点盈利的食品行业并不能在这一点上为我们提供帮助。毫无疑问，肥胖症和糖尿病蔓延就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销售食品之外，肥胖症还能带来别的利润。饮食行业必须依靠肥胖症才能获得蓬勃发展，报纸与杂志上充斥宣传减肥计划、膳食补充剂与私人教练的广告，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那些超重的人减掉多余的脂肪。肥胖症越流行，这些行业的利润率就越高。

很有意思的是，肥胖症对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都有好处，尽管人们可能会愤世嫉俗地说，两者都依赖于肥胖症的流行，因为它是培育利润动机的特别肥沃的土壤。使人们称为超重人士有利可图，帮助他们减肥（至少是尝试这样做）同样可以获得利润，因此双方都是赢家。私人医生也很快意识到，这一领域有利可图，并且愿意提供收费的外科手术来治疗肥胖症——例如，使用胃束带来缩小胃的尺寸，从而降低他们的食欲。在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中，一切能够带来经济回报的东西都将受到热烈欢迎。

如何催发人的酒瘾？

——增加酒的糖分

我们也可以考虑是否需要谈一谈对于酒精的贪欲，它表现的方式与对于食物的贪欲相似。也就是说，通过要求越来越多的摄入，一个人的欲望会越来越得不到满足。酗酒者的身体中似乎确实存在控制其行为的“空洞”，而贪婪无疑提供了他们所渴望的东西。如今，针对滥用酒精的医学警告已经数不胜数，医学界也明确规定了男性和女性在一周内安全的酒精摄入量。如果你准备接受手术或是去医院接受任何一种治疗，医生都会询问你的酒精摄入量，将其与推荐值进行比较并指出你是否超过了推荐的限度（他们一般会建议你尽早减少酒精摄入量）。然而，饮酒问题属于我们之前提过的自由意志的管辖。我们必须假设，个人可以选择应用任何数量的酒类产品，而干涉个人选择则违背了当时盛行的意识形态并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与快餐一样，酒也在媒体上广泛宣传，尤其是在报纸、杂志和广告牌。同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很难避免接触到酒。在这两种情况下，最关键的问题是贪婪阶级利用人的弱点来赚取利润。

政府可能会对硬性毒品进行干预，整个西方国家都对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和惩罚。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者也经常呼吁对法律进行修改——例如，这种情况在像大麻这样的软性毒品上就曾发生过——他们的理由是：这是对消费者选择的拒绝。这是一个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消费者选择的社会：你有权决定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与思想。他们可以提供建议和指导，可以说服你，但却无法强迫你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在整个西方国家，酒类销售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如定价），但是你随处都能买到酒，而且如果你选择过度放纵，就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在英国，近年来，特许可经营法已经大大放宽，而且酒吧的营业时间比20世纪的任何时候都要长。这么做的理由是，延长酒吧的营业时间之后，人们就不会因为必须早早回家无所事事而在家中喝得酩酊大醉。然而，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都认为酗酒，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酗酒行为令人担忧。

这种关注带来的一种结果就是一系列吸引公众注意过度放纵和酗酒危险的宣传活动。最近的一次此类活动名为“在10月保持清醒”。这个口号足够吸引人的，但是人们怀疑这样的运动能够对真正的酗酒者产生多大的影响，或者更为重要的是，这能够影响他们的长期养成的习惯。当11月来临，圣诞节即将到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节日期间，酒类产品的广告也会铺天盖地而来，节制就变得更加困难。出于健康的考虑，英国一直在降低其推荐的酒精摄入量，但是这种做法成效如何仍存在争议。2016年提出的新标准已经引发了许多争议，而且使得在健康检查中与医生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尴尬。如果卫生当局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会面临一种与肥胖症肆虐相似的嗜酒症的流行。也许，我们已经身处这种境地了。然而，在合理的摄入量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似乎存在分歧，英国建议的摄入量是欧洲最低的；相比之下，西班牙的推荐量是英国的2.5倍（西班牙是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因此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与食物一样，酒精消费的增加相当于为原本利润已经很高的行业再度增添了利润。贪婪，以及随之而来的缺乏节制，对某些人来说总是一个好消息。

糖也存在于酒精产品中，是酿酒过程中的发酵过程的一部分，所以这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考虑到的另一种糖来源。大多数年轻人在第一次喝酒的时候，都喜欢喝更甜的酒，这并非偶然。从他们喜欢的水果味的苹果酒、加糖的饮料和碳酸饮料就能看得出来。大多数葡萄酒饮用者在变老的过程中，最终会转向喝更干燥（也就是不那么甜）的葡萄酒，但即使是这些酒也含有一些糖分，这仅仅是葡萄在葡萄藤上成熟的结果。葡萄的成熟程度越高，其含糖量就越高。由于葡萄酒中含有大量的成熟葡萄，所以酒精含量较高，因此，它的口感比其他类型的酒更甜，除非后者是故意加糖以提高酒精含量。

全球变暖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随着气候的变化，大部分葡萄酒的酒精含量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在稳步上升。就在几年前，大多数佐餐酒只含有12.13%的酒精，而如今这一比例有可能达到14.15%。这意味着葡萄酒饮用者的糖摄入量会相应增加。气候变化在这一趋势中的确切作用仍在争论，有人认为，消费者至少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因为在葡萄酒饮用人群中，酒精度高的葡萄酒往往很受欢迎。也许，这更证明了糖的潜在影响：提高糖的含量，就能增加酒的销量。全球变暖没有尽头——这肯定会使葡萄的糖分增加。进而使得生产更多酒精含量更高的葡萄酒变得更容易，而这些酒会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我们可能会想，酒精度会上升多少才是个头（目前超过16%的佐餐酒十分少见）。和葡萄酒类似，啤酒中的酒精含量越高，它就越甜。即使是干型香槟也仍然含有糖分，它只不过低于正常水平而已（有些香槟酒行会推出超干型香槟，这种酒可以完全没有任何剂量——也就是说，会在发酵过程中添加糖。即使是那些喜欢干葡萄酒的人也会发现这是一种略带挑战的饮酒体验。然而，这并不普遍，这只是某种利基产品）。

无论我们是否将其称作暴食，不可否认的是，摄入过度的食物，特别是那些甜度更高的食物（包括软饮料和酒），应该对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的健康会受到影响，公共财政会受到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个人的财务状况会受到牵连），民众的整体生活质量会大打折扣。然而，商人们的利润大大增加。因此，鼓励这种贪婪是有既得利益的，即使这意味着鼓励人们上瘾，但可悲的事实是——上瘾等于利润。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中，贪婪和利润是非常有效的互补。

第六章

贪婪与医保行业：

金钱与健康的抉择

总体而言，医保这一领域为贪欲提供了相当大的操作空间，而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健康这类根本问题必然无法交由变幻莫测的市场来处理。事实上，从医生及医院收取的费用再到他们开出的处方，全球各地的许多做法恰恰就是如此。在制药行业，“大型制药公司（Big Pharma）”的新药定价政策臭名昭著，许多药价已经超出了世界上大部分人的承受能力。视健康为利润源泉的私营医保制度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的主要制度，而穷人确实很难恰当地享受这种制度。看看美国的现状就能发现一个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例子，相当数量的美国公民无力承担覆盖了医疗费用的医疗保险。私营诊所也发现了整容手术等业务所蕴含的潜力，而这已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确切地说，是针对能够支付得起这些费用的幸运儿的产业。

当医疗行业开始牟取利润

——谁来为大众的健康买单？

贪婪正在成为整个医疗行业中的反社会趋势，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医疗保健是一种普遍需求，而非奢侈品。你的人生不会因为买不起昂贵的新车或是高科技产品而变得凄惨，但如果你无力承担一台至关重要的手术的费用，那可就不一样了。许多英国人认为，英国的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是近代英国社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是近年来，政府一直不断对其进行私有化的干预。为了抵抗这种政策，“反NHS私有化”运动应运而生。反对者在网站上表达了自己对于逐步私有化的态度：

反NHS私有化运动旨在通过反对削减政策来阻止私有化。我们打算掀起一场运动，促使政治家恢复由政府全额资助、政府运营、政府负责的全面的NHS.以免NHS日渐沦落成替私人利润服务的空洞项目。

然而，悄然出现的私有化项目依旧迅速展开，越来越多的NHS内部业务引入了私营成分。结果，在这个旨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医保体系中，混入了各类想从中攫取利润的私营公司。自20世纪40年代建立NHS以来，制药行业显然从中赚取了可观的利润。

大型制药公司站在为世界上一些最为致命的疾病（如癌症、艾滋病以及最近在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等）开发新药的最前沿。他们一直在研究能够治愈这些疾病的办法，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应该这样做。然而，研究离不开资金。各大制药公司确实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在某些情况下，往往只有在历时数年并耗费巨资之后，产品才能进入市场。因此，当药品上市后，他们自然希望能够获得大量回报。只要涉及此类新药的价格，问题就会出现。这些药品可能会给由政府资助的医疗保健系统带来巨大的预算压力，并且会显著增加在私立医院就诊的患者所需承担的药费。许多美国人甚至因此开始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等药价更为便宜的地方购买药物。甚至还出现了一些针对老年人的出境游，专门为他们提供囤积更便宜药物的机会。你可以将其理解为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胜利，也能将其视作是对它的一种控诉，就看你怎么想了。一家位于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的公司就提供此类旅行。它将其称作“购药游”，清晰明确地表明了旅行的目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是墨西哥的边境城市洛斯阿尔戈多内斯。为了应对这股入境游热潮，那里现在遍地都是药店与牙医和医生的诊所。最近，一篇有关“医疗旅游（medical tourism）”现象的报道称：“它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反对，但是另一方面却深受囊中羞涩的公民的欢迎。”

然而，发展中国家所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则与处方有关。生活在那里的许多人根本负担不起大型制药公司为许多药物所设定的价格，尤其是新研发的抗艾滋病药物等。同时，这些人也不可能选择参加出境购药游。受艾滋病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恰恰就是发展中国家，这使得情况遭到了进一步恶化，因为此类特别贫穷的国家的医疗保健体系相当落后。艾滋病在非洲许多地区肆虐。肯尼亚约有6%的人口呈现HIV阳性，因此他们有患上艾滋病的风险，尤其是在不加以治疗的情况下。南非则是目前世界上HIV阳性比例最高的国家，大约在10%左右（如果只考虑两国成人的人数，那么这个数字还要大）。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许多人因此濒临死亡，至少也因为无力承担包括艾滋病在内的一系列疾病的治疗而忍受着不必要的痛苦。这已经成了一个国际丑闻。即便目前还没有完全可靠的办法可以治愈艾滋病，但是医院可以通过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来控制病情，至少帮助患者延长几年的生命。由于这些药物超出了许多人的承受范围，这就被视作是一种社会不公——即便情况正在改善，而且HIV阳性的比例也已开始下降。实际上，能以更为低廉的方式降低艾滋病发病率的避孕措施（如避孕套的使用等）仍然超出了生活在这些贫穷经济体中大多数人的实际承受能力（当然，宗教和文化也是阻碍人们选择避孕的主要障碍）。

鉴于西方经济体目前的构建方式，投入在研究上的时间与资源必须获得回报（毕竟，公共机构无法得到必要的资金，这就意味着它其实不具备竞争力），但是回报的多少极为关键。每当艾滋病猛烈爆发时，大型医药公司的政策就会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然而，即便将短期解决方案拼凑在一起（也许是联合国出手干预，或是慈善机构为受病魔困扰的国家筹集资金购买必备药品），也没有任何手段可以阻止公司在自由市场上任意定价。“只要市场能够接受”是他们的经营原则，整个私营机构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这种价格的背后是贪婪，因为毫无疑问，在成功开发新药或改良药物后的多年内，国际制药巨头都能获得巨额利润。这意味着股东对公司的政策完全满意。但是对于处于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人，尤其是那些无力承担日益见涨的药价的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而言，却并非如此。由于我们所谈论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全都生死攸关——艾滋病的问题就是如此——现在的情况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它也确实引发了有关自由市场体系伦理的尖锐问题。我们很难将健康视为一种待售商品。例如，当我们进入医院接受重要手术的时候，很少会有人觉得自己是消费者。

私营机构显然在英国等国的执业医生群体中引发了利益冲突，因为该行业中的大部分医生都会接受NHS的培训并在那里工作。实际上，英国纳税人正通过为私营机构提供高级人才这样的方式对其提供了资金支持。由于私营体系并不提供这类培训项目，它就因此成了公共体系的寄生虫。私营机构的诱惑力就在于：一方面，那些依然留在NHS同时又在这里兼职的医生可以赚取额外收入；另一方面，成为私营机构全职员工可以获得更高的固定薪金。然而，私立医院的员工基本上都是兼职的NHS顾问医生。私立医院的一个卖点就是，他们往往可以提供比公共机构更快捷的服务。如果你需要在NHS接受择期手术，但是你又因为前面还有长长的一串等候者名单而感到不满（某些科室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某些医院也是如此），那么你随时都能去私营机构看病，而且还能要求已经在公共机构为你诊治过的顾问医生为你服务。也许那位医生并未在私营机构中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坚守原则的医生实在令人钦佩），但是如果他们也在私营机构中兼职，那么他们就可能引导你通过适当的渠道做出你所需的安排。通过这种方式，私营机构以及在那里工作的顾问医生都能利用等待者名单为自己谋利。

尽管英国境内也存在私人诊所，但他们大多集中在伦敦。尤其是哈莱街，在公众的印象里，这条街与私人诊所间存在着不可磨灭的联系。伦敦有一群尤为富裕的客户群，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了享受优惠待遇，愿意按照行情支付相应的费用。这就意味伦敦的私人诊所获利颇丰，因此，行医者比那些仅仅领取NHS薪水的医生收入更高。有一点也许至关重要，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完全基于自由放任原则的社会中，商业主义会尽可能地将所有领域变成它的殖民地。

整容手术已经成为美国一项巨大的产业，而且日益在英国与欧洲受到欢迎。它当然能够吸引到一个希望想入非非的富有客户群。在某些情况下，整容手术是真正的健康问题，涉及病人的身体健康（如为缓解背痛而进行的乳房缩小术），因此公共卫生体系完全有理由将其纳入体系。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整容更与个人的虚荣心息息相关，它产生于顾客想要变得更美丽的理想化概念。这些手术包括脸部拉皮术、隆胸术（或是纯粹为了改善外形而进行的乳房缩小术）以及使用肉毒杆菌素的各种疗法。医疗行业为个人虚荣心服务的行为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必定值得怀疑。然而，在一个像我们这样显然极为看重外貌的社会中（甚至可以说，到了过分重视的地步），只要市场一出现，供应商很快就会抓住获利的机会。

并非所有整容手术都是由具备医学资质的人员操刀的，尽管它仍然处于医保行业的边缘地带。在私营机构中，非医疗人员也可以替别人注射肉毒杆菌；但是在NHS，只有在需要注射肉毒杆菌来减轻疼痛或是缓解一些慢性病的病症，如中风引起的肌肉痉挛或僵直状态时才会使用这种疗法。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注射肉毒杆菌的行为完全出于个人虚荣，而且确实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它们所产生的效果可能与医生的承诺以及客户的期望大相径庭，甚至有可能会使一个人变丑。其他人一眼便能发现这种结果，这让接受肉毒杆菌注射的人十分懊恼，会在不同时期受到由此引发的不利影响。之所以会提供这种服务并且承担一些昂贵的风险，唯一原因就是为了利用人类的虚荣心挣钱。

最近，私营机构在生育与人工授精等领域也开始变得非常活跃。私人诊所可以提供一系列的服务，例如当女性决定推迟怀孕时间时——也许是为了继续追求自己的职业目标，或是还未寻觅到愿意与其孕育下一代的配偶——可以选择冷冻卵子留待将来使用。癌症等健康问题也会延迟或阻止怀孕，因为化疗会破坏人类的生育能力。然而，私人生殖诊所价格昂贵，而且更可疑的是，一些诊所号称的人工授精成功率遭到了英国人类受孕与胚胎学管理局（HFEA）的驳斥。然而，这些诊所会因为推行人工授精而迅速积累可观的利润，因此，贪欲胜过了他们可能具备的任何道德良知。也许他们的道德标准还有待提升？目前，在伦敦提取卵子的成本是每个周期几千英镑，而且可能需要几个周期才能成功怀孕（这一点并不能得到保证），这还不算保存卵子以及手术前后其他检查的额外费用。显然，只能有一部分人能够接受这种治疗，就像整容手术那样。

人工授精疗法的先驱之一罗伯特·温斯顿勋爵（Lord Robert Winston）一直对这整套体系非常不满。他担心女性可能会因此遭到剥削并在许多情况下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他指出这其中可能存在伦理问题。一方面，人工授精的成功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急剧下降，45岁左右女性的成功率低至3.4%左右。温斯顿对继续为该年龄段女性进行人工授精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然而，生育诊所的首要考虑因素是开拓市场，正如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英国的生殖业正在蓬勃发展。”只要存在需求，私营诊所就将继续提供这项服务。资本主义向来能够很快发现哪里有钱可赚。

趁机而入的医疗保险与顺势疗法

——它们果真解决了看病问题？

事实上，美国的医疗保险行业非常有利可图而且利润率往往很高。由于保费极其昂贵，因此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估计即便在最近实施了医改之后，也有10%左右的美国人）无法承担相关保费，而且完全没有任何保险。实际上，每个人都会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染上疾病或是健康状况不佳，这种做法显然风险极大，无疑也是引发家庭焦虑的主要原因。单凭运气无法保护你自己。在很多情况下，健康就像是一张彩票，不论生活方式有多健康，谁也无法确定自己将会遭遇什么。人们就美国的这种事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毕竟它是世界上为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当然也是领先的经济体，而奥巴马医改（可以预见的是，私营保险业会公然、坚决地反对到底）是一次纠正眼前不平衡状态的尝试。然而，对于多数人来说，医保费用仍然是他们财务中的一笔巨额开支。

医疗保险也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大多数保险公司都要求被保险人至少应承担部分治疗费用，而且通常会在自己将承担的特定病症的护理费用上设定上限。保险公司往往会抬高老年人的保费，因为这个群体最有可能健康状况不佳，因此需要大量且昂贵的治疗——这里完全没有体现出社会关爱。保险公司一直在想办法抵消昂贵的护理成本，因此通过基因检测来预测未来健康状况的方法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目前，该领域获得了大量研究经费，其研究结果也被媒体广泛传播。它甚至为个人基因检测试剂盒（如美国公司23andMe生产的试剂盒）开创了一个市场，尽管就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指出的那样，根据测试数据进行预测的做法依然极具争议。社会评论员也对此表达了关注，认为基因检测可能导致许多健康保险申请人被相关公司拒保，因为他们看起来无法为公司带来利润：这种情况被称作“遗传歧视（genetic discrimination）”。只要你有家族病史，甚至无须进行基因检测，你成功购买健康保险的机会就会降低，至少你需要缴纳的保费会增加——有时甚至会高到你无法承受的地步。医疗卫生界的公司与其他行业的公司一样，始终热衷于降低它们可能会面临的风险，而且他们不会承担那些看起来不合理的风险。

多数公司在核赔问题上也会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我们根本无法保证他们一定会理赔。保险公司急切地想要找到投保人的漏洞以便逃脱责任，甚至为此专门聘请了一批员工。这类员工受到公司的高度重视，拥有足够的动机去寻找拒赔的理由，因为这可能关系着他们的奖金。毫无疑问，确实存在一些虚假或毫无意义的索赔（贪欲会对双方均产生影响），但是保险公司所采取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完全以病人为导向的。在外人眼里，这简直就像是一种利欲熏心的行为，似乎整个体系的重点就在于尽可能多地从客户群中榨取金钱，同时又尽可能少地提供回报。利润被摆到了身体健康之上，这似乎完全违背了医学的人性精神。这不是绝大多数医生对待工作的方式，我们不打算在此讨论他们的专业精神，但是患者在递交账单之后，恰恰需要在这样的文化中接受索赔审查。必须有人掏钱买单，而保险公司会竭尽所能将责任推回给投保人。

这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要求“买家自负”，但是多数人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应允，以期至少能够收回部分成本——同时也希望自己永远都不会染上会真正严重的疾病，否则他们就有可能倾家荡产（美国的住院费用非常高昂）。在处理健康等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时，这种情况十分不幸，至少会在许多美国公民中造成不必要的压力与担忧。贪欲社会需求产生了正面冲突，这正是自由市场允许它的权力。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不论是医疗保健领域还是其他行业，市场原则是保证个性化护理并且提高效率的最佳方式。但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这些就都是毫无意义的空洞概念。如果被迫将自己视为是一种可以任由他人开采的利润资源，那么人们必然会失去自我感。

还有一种非官方的医疗保健行业也在掠夺公众利益，向公众兜售往往只有些许效果的药品与疗法。他们曾一度被轻蔑地称作是“假药（quack medicine）“（由推销狗皮膏药等产品的人进行兜售）。然而现在，它却躲在了“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有时也叫“补充医学（complementary medicine）”这类更值得人尊敬的名头之下，并且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该行业中的许多人与他们的客户一样，都相当诚挚地相信它的疗效。一些替代医学似乎确实有效，或者至少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症状。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它仍然是一个从容易受骗的公众身上获利的办法（不过，我们还应该在这种情况下指出，由于安慰剂在许多临床试验中均表现出了缓解症状的效果，因此这个结果本身并不能作为其疗效的证明）。没有多少失败的科学试验可以显著抑制人们对这些药物的需求，而且令人遗憾的是，需要此类药品的人往往是常规医学无法治愈的病患。替代医学至少存在着出现奇迹疗法的可能性，这就足以吸引客户了——尤其是身陷绝望之中的客户。

一种愤世嫉俗的观点认为，替代医学只不过是以欺骗的方式从人们身上赚钱。当然，从业者必定会大声否认，觉得自己是对医疗现状及其根深蒂固的守护者发起挑战。他们往往认为，医疗行业太过于墨守成规，既无法开放地接受替代医学正在追求的这类新思路，也不愿重新启用替代医学正在提供的传统古方。现在，只要一提到某些早已失传的古代智慧，就必定能够对人们产生吸引力。虽然我们已经证明某些民间偏方确实具有某些作用，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偏方都是这样。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碰碰运气，因为现在，你随时都能在替代药物供应商那里买到其中的任意一种。

顺势疗法是替代医学中发展尤其良好的一个分支，而且它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自己拥有科学依据，尽管这些依据常常被科学期刊所诟病。在英国皇室的资助之下——威尔士王子就是一位热心的倡导者——顺势疗法的知名度在英国获得了相当大的提升。顺势疗法至少因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政府保护，而它也很快开始利用这种保护为自己谋取利益。一个后果就是，尽管医学界普遍对其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NHS系统内部还是出现了顺势疗法医院，不过这些医院现在大多已经关门大吉。英国卫生部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检查有可能会导致全科医生被禁止开出顺势疗法的药方，理由是它们缺乏有效的疗效证明，因而会浪费纳税人的金钱。顺势疗法的原理确实极大地挑战了科学可信度的边界。例如，“相似原理（similarity principle）”认为，如果大剂量服用某种物质会引发疾病，那么服用微量的该物质就能够治愈这种疾病。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效仿了人们在18世纪时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天花的做法。当时，为了在人类免疫系统内建立起对天花的免疫力，微量的天花病毒被注射入了人体内。但是在顺势疗法中，这个“量”却被延长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程度。原始剂量在操作过程中被不断稀释，直到——用科学家的话来说——不留下任何它的分子。科学家因此认为，顺势疗法十分浪费时间——就更别提金钱了。

医学界往往倾向于认为，除非拿出经过科学验证的证据来证明，替代医学的操作或疗法具有疗效，并且始终能够得到随机对比试验等已被认可的检测方法的支持，那么它就值得被纳入官方医疗体系之中——此时，它将不再只是一种“替代”。这种情况偶有发生，针灸术就是一例。西方社会曾带着莫大的怀疑观察针灸术，但是现在它已经被应用到了一些医疗服务之中，因为有科学证据表明，针灸可以刺激皮下神经，使其释放出内啡肽，从而减轻疼痛。然而，检测结果一致表明，顺势疗法药品的成功率与安慰剂相同，并且英国国家卫生保健优化研究所（NICE）在定期更新的医学专业指导方针中一再声明这一点。因此，英国政府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已劝告公众不要采用顺势疗法。世界卫生组织也出面反对顺势疗法，但是至少在英国，尽管官方并不赞成顺势疗法，而且它完全拿不出任何像样的科学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但是仅凭皇室的庇护，它就足以在NHS中站稳脚跟。然而，一旦未来的皇室成员并不热衷于顺势疗法，那么它可能很快就会从官方体系中消失（如果卫生部当时仍未成功将它剔除出去的话）。目前，顺势疗法显然没有在英国医务人员中间获得足够的支持。然而，顺势疗法在法国的医院系统中使用更加广泛，因此它在其他地方并不缺专业人士的支持。

市面上存在一系列号称具有改善整体健康状况功效的食品等产品，它们往往借助经过精心设计的伪科学语言来蒙骗那些毫无警惕性的人。几乎所有人都有可能上当，哪怕只是暂时性的受骗，但是现在救星就在眼前。《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会定期在“意见反馈”栏目中揭露这些产品的真相，并且鼓励读者提供他们可能会遇到的新的事例——事实上，这种例子他们经常遇到。杂志杜撰了一个充满嘲讽的术语“疯言疯语（fruitloopery）”来描述这些主张的呈现方式及其利用科学误导人们相信它们所承诺的最不可能实现的结果这种做法。由于替代医学行业中并不缺少这些主张，因此这类产品必定存在市场，而市场最憎恶的就是真空状态。

这些产品会提出一些有违基本化学定律的主张，并且承诺能够产生一些令人难以置信——在《新科学家》看来，更像是不可能实现——的生理效应。《新科学家》请我们一起来思考下面所列的“本源能量药物”的广告：

这是一张“非常特别”的卡片。按照卡片上的说明，人们需要将它贴在一瓶装满水的透明瓶子外面。随后，瓶中盛着的水将读取卡上的数字，并且按照指示进行结构重组，从而具备特殊的治疗效果。

《新科学家》打趣道，这款产品“正适合替代医学的持卡会员”（也许可以当作圣诞礼物或生日礼物送给其中的某位会员）。更为重要的是，这家公司甚至还提供专为各种动物（如你养的猫或狗）定制的卡片，这无疑将扩大他们的潜在市场。在同一期杂志的另一篇报道中，一位读者发现了利用磁铁实现“促进血液循环等”功效的各类护背产品。其中一款产品中的磁石则“试图重新调节那些会导致背部疼痛的混乱的磁脉冲”。疯言疯语再次来袭！不过，一定有人在购买这些产品，否则厂家就不会继续生产它们。

《新科学家》认为，只要产品标签或广告中出现了“量子”一词，就应该引起普通读者的警惕，因为伪科学极有可能马上就要登场了。如果你不是科学家的话，那就试试在争取索赔的时候，明确使用量子学进行解释。说得委婉些，量子物理学是现代科学中一个神秘的领域，即便是大多数科学家也无法理解。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曾经挑衅地宣称：“我敢肯定，没有人理解量子力学。”这意味着它太过神秘，科学家也好，普通人也罢，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理解量子物理学，因为它与基本逻辑以及物理学中“标准模型”背后的一般原理相矛盾。薛定谔的猫同时处于存活与死亡这两种状态，这只是量子物理学要求我们接受的许多违反直觉的推论之一。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种神秘的气氛为量子物理学带来了一种近乎魔力的力量，因此任何声称利用了量子物理学效应的主张往往都会被认作是正在发生某种深层过程的信号，不论它是否有违人类直觉。很少有人能足够了解量子物理学，因而无法对这些主张提出质疑。但是《新科学家》的记者与读者们确实对其拥有足够的了解（即便如同费曼所说的那样，这根本算不上是完全理解了量子世界），他们极其乐意对那些试图误导消费者的产品制造商嗤之以鼻[“量子论（Quantum）”甚至成了市场调研的术语。咨询公司Qual360就表示，它可以“通过量子物理学”为客户提供“理解复杂消费行为的前沿数据”]。

由于很少有人拥有与科学相关的学位，因此这类主张其实是在利用一般消费者的无知——即使似乎不会有人相信标签可以通过辐射向水分子内注入治愈力这种不靠谱的说法，这听起来更像是炼金术而不是科学。要是这段描述出现在科幻小说中，我们或许还能暂时抛开怀疑去接受它。可在现实的医学界，这些主张确实给人留下了很糟糕的印象，因为它们不加修饰地表明了制造商的动机。哪怕公司的管理层中有一个人确实学过科学（哪怕只学了一点儿），那么他们就应该知道，产品所宣称的疗效根本无法实现。它们顶多只能算是幻想。这又一次让我们想起了“以欺骗的方式从人们身上赚钱”的这种说法。而且看起来一些不择手段的人，似乎正在从容易受骗的公众身上榨取利益。

第七章

贪婪与政治学：

当贪婪上升到国家层面

国家完全有可能如同个人那般自私与贪婪。只要翻开殖民主义的历史，便能找到相关证据。殖民地化是人类历史中不争的事实。纵观历史，为了能够攫取更多的农业与矿产资源，人类一直在领土与领土之间不断流动。仅在前近代的欧洲就存在大量案例。在人类形成并开始遵守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边界或国家主权等概念之前，欧洲人就时常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即便那时，也依然有例可循，如诺曼人于1066年入侵英格兰（诺曼人在这一方面显得尤为活跃。从法国与英国一直南下到了地中海的西西里岛，他们从最初位于斯堪的纳维亚的老巢奔赴分散在欧洲各处的殖民地）。在现代，这种活动以殖民主义的形式成了一种惯例。

殖民掠夺

——国家形式的贪婪

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为了满足国内迅速工业化的社会及民族野心的需要，欧洲强国之间为争夺对整个欠发达世界的物质资源的控制权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些国家的政治动机几乎如出一辙，都是为了改善本国的贸易地位，进而增加国家财富。进入20世纪后，这种努力便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即便只是过去残留的一抹影子，一些殖民地至今也依旧存在。“占有性个人主义”同样适用于民族国家。国家也可以像个人那样，一心一意地追求自身利益，甚至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发动战争。殖民主义会滋生暴力，而国家的对手与臣民都是暴力的受害者。

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在当今世界的兴起带来了新殖民主义。西方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在西方市场上销售的日用消费品，从而在这些国家享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其结果就是，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赚取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因为生产外包政策大幅削减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但这也解释了为何底特律这类曾经一度兴盛的制造业中心会陷入经济困境。自20世纪下半叶起，由于大部分汽车制造企业接连亏损，底特律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人口也因此不断减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所有西方国家都出现过这种经济极速下滑的案例。

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均鼓励人类将贪欲膨胀到危险的程度，许多评论家都担心这会在西方社会与发展中国家中引发社会失调。正如盖伊·斯坦丁所推论的那样，现在的西方社会中存在着“不稳定工薪”阶层。他们承受着兼职（通常是季节性）就业的困苦，不再享有前几代西方工人理所当然享受的附加福利，如假日薪水、养老金计划和病假工资等。他们身上伴随着一种不安全感以及对于能否赚到基本生活费的担忧。

评论家们预言，不稳定工薪阶层很可能代表着未来的工作模式，全职的铁饭碗将很快成为过去。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的财富正在逐步下降，而地位较高者的财富却在大幅增加。这些现象之间紧密相连：最为贪婪的人目前处于优势地位，而不稳定工薪阶层却不得不拼命抢夺他们可以找到的任何东西。这是新自由主义留给世界的巨大困境。目前，各国政府似乎普遍缺少相应的解决方案（至少是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尽管保罗·梅森将著作定名为《金融大崩溃：贪婪时代的终结》，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在回顾这段时期时将其称作“贪婪时代”。

近代殖民主义的基础是对于土地和资源的贪欲，为了廉价得到这些重要资源，欧洲殖民列强残酷地剥夺着其他国家的利益。他们往往通过使用蛮力并且制造大量伤亡的方式拒绝承认生活在被占领土上的土著居民应该享有的权利。欧洲的主要国家简单粗暴地将地球上的大片土地据为己有并将其变成了殖民帝国的边远村落。例如，他们全然不顾非洲当地居民的感受，在19世纪时一点点地彻底瓜分了非洲大陆。马歇尔指出：

欧洲人回到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和里斯本这些伟大的首都之后就拿出绘有非洲地理轮廓的地图，开始在上面画线——或是采取更为激进的做法，直接画出位置。他们在这些线条之间写上中刚果或上沃尔特等词语并称他们为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许多非洲人已经成了欧洲人所制定的政治地理学上的囚犯。

人类对于土地的贪欲似乎永无止境。只要想想英国曾设法在19世纪末拼出的帝国版图便能发现人类在这一方面是多么的贪得无厌（该帝国至今仍以英联邦这种幽灵般的形式存在）。大英帝国确实疆域辽阔，它覆盖全球并源源不断地将财富注入英国本土，使财富进一步膨胀，并为那些处于社会经济金字塔顶端的人的贪欲提供助力。这也许并不是殖民扩张背后唯一的理由——还有复杂的地缘政治动机在起作用——但它作为贪婪的渠道，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欧洲其他的主要国家也采用了类似的体制，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都从殖民地的产出中大为受益，西班牙与葡萄牙（他们加入这场殖民游戏的时间甚至还要早）亦是如此。然而，英国显然是拥有海外殖民地数量最多的帝国，这些殖民地带来的财富是英国跻身世界主要政治大国之一的关键因素。

主要殖民帝国之间的相互竞争是造成紧张局势的根源，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由于德国在1871年才获得统一，他进入殖民化进程的时间较晚，因此也就尤其急切地想要建立海外帝国。德国十分清楚殖民地的价值，也观察到了殖民主义为其竞争对手法国与英国等国所带来的财富。他们希望能够在这其中分得一羹汤，在国际舞台上与这些国家展开更为有效的竞争：贪欲与地缘政治野心结成了强有力的组合。与当时的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将目光对准了非洲。19世纪末，那里是全球最后一片可供殖民化的重要区域。由于欧洲各国都力图以牺牲对方为代价来扩大自己帝国的版图，冲突与“事件”频发。例如，1911年就在摩洛哥的阿加迪尔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危机事件。当时，由于法国试图进一步控制北非国家，德国向摩洛哥港口派遣了一艘炮舰。德国提出，若想他不再染指该地区，就必须满足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其中就包括法国将其在刚果的领土割让给德国。英国很快便介入了此事，即将走马上任的首相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在1911年的市长官邸演讲中强烈警告德国不要提出这类要求，并且表明他将这些要求视为是对国家主权概念的威胁：

如果为了维护和平，英国也不得不拱手让出自己经过几个世纪的英勇行为与成就才赢得的有利地位，不得不在将对自己的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地区被人无视，就好像他在由各国组成的内阁中无足轻重一般，那么，我将断然表示，以这种代价换取的和平是一种耻辱，像我们这样伟大的国家绝对无法容忍。

劳埃德·乔治的话语中透露出不少信息。在这里，殖民地已经沦为大国的“利益”。他们没有身份，反倒被视作是大国因其历史上的“英勇行为与成就”而获得的奖赏。实际上，“在由各国组成的内阁中无足轻重”的国家是这些殖民地。此外，“利益”（如摩洛哥和刚果）必须接受现实，即在设法摆脱殖民奴役的枷锁之前，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不断为殖民者增添财富。

欧洲在非洲与亚洲的殖民化史根本不值得称颂。为了镇压殖民地的民众，迫使他们逆来顺受，欧洲国家采取了一些可怕的暴力手段，并且实施了许多令人愤怒的暴行。他们打着保障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回国内的旗号，殖民国家的统治阶级，尤其是投资者因此积累了惊人的财富。殖民国家的大部分国民财富都来自于殖民地，而自殖民时代末期发展起来的国际援助制度却几乎没有为那段历史提供足够的补偿。皮克蒂指出：“在非洲，外流的资本远超流入的国际援助金。”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1902年出版的小说《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猛烈抨击了殖民者在比属刚果等非洲地区所施行的殖民体系。小说的叙述者查尔斯·马洛（Charles Marlow）是该地区一家殖民贸易公司的雇员。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征服世界往往意味着将其从拥有不同肤色或扁平鼻子的人们手中抢夺过来。只要深入探查，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浪漫的事。”马洛的职业使得他拥有足够的机会深入探查此事，尽管他仍在为殖民政策辩护，但是这番话似乎连他自己都无法完全信服：

聊以自慰的仅仅是一种观念，一种隐藏在征服背后的观念。不是伤感的伪装，而是一种真正的观念；以及对于这种观念的无私信念——可以让你顶礼膜拜、供奉献祭的信念……

然而，“供奉献祭”的人往往是殖民地的民众，而马洛的言辞也逐渐褪去了辩驳的色彩，这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了这种令人不快的事实，尽管他未曾将其宣之于口。

马洛口中的这个观念就是所有殖民大国用以为自己的扩张主义政策正名的观点：通过引入西方的价值观与科技以及应该伴随现代化而来的所有社会政治福利，他们为所占领的地区带去了“文明”与“进步”。然而，一旦知晓了比属刚果的历史，人们就根本无法相信这种观念。殖民政权在前比利时的这片殖民地上大肆掠夺原材料的行为已经成为有据可循的欧洲殖民史上最为残酷的一例（这项不光彩的殊荣也不乏竞争者）。1885年至1908年间，这里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II）的个人封地——尽管他从未踏足刚果，这块殖民地却为他带来了巨额财富——据估计，多达1000万非洲当地居民在此期间丧命。亚当·霍赫希尔德（Adam Hochschild）在针对刚果历史及其对欧关系的研究中总结到，“死亡人数已经够得上大屠杀的级别了。”公路与铁路的建设普遍采用强制劳役，只要殖民地人民提供的象牙或橡胶等贵重物品的数量未能达到比利时政府所设定的限额，就会遭受剁手剁脚等酷刑。尽管没有哪个殖民国家敢说自己在对待殖民地，尤其是非洲时完全问心无愧，但是就连这些国家也宣称，所谓的“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的状况令他们无比震惊。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二字绝对是一种莫大的讽刺。随后，利奥波德所推行的政策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他的“橡胶恐怖（rubber terror）”统治已经逐渐为人所知。

从1908年到1960年，整个刚果地区都处于比利时的殖民统治之下，财富从刚果的橡胶种植园、金矿与钻石矿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尽管从事此类贸易的人获利颇丰，但是当地居民却未能从中获得任何利润，而此后刚果也未能成功建立起一个可发展的社会。马歇尔提醒我们，在战争与暴力的折磨下，刚果至今依然属于世界上极度贫穷的地区：“世界上曝光率最低的战区，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该地区的战火便未曾停歇并已夺走了600万条生命。”一般来说，殖民大国遗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负面问题。殖民时代结束后最可悲的一个方面就是许多国家随之出现了腐败与动乱，比利时完全没有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任何贡献。1961年，刚果独立后的首任国家元首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遇害身亡。事后，比利时承认自己牵涉其中并为此道歉。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之外，非洲的前殖民地国家都与刚果一样，努力建立稳定的政治体制，但是多数国家最终都落入了独裁统治之下。贪欲公然在这些国家的上层社会中获得了蓬勃发展。通过拙劣模仿殖民体系的政治制度，独裁者积聚了巨额的个人财富。他们对大众的剥削方式与欧洲殖民者并无二致。无疑，前殖民大国必须为此承担部分责任，因为他们未能在统治期间树立起良好的榜样，而是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了尽可能地从殖民地榨取财富上。多数殖民国家都没有在如何稳定制度方面留下多少经验。

无论如何，马洛提到的“观念”一直饱受争议，因为它的前提是殖民国拥有先进的文化发展。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著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就研究了这种态度对中东所产生的影响。他在这本极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中指出：“认为欧洲人的身份比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都要优越的想法（正是劳埃德·乔治在演讲中所传达的信息）大行其道，并且积习难改。”许多在殖民体系中工作的人确实真正以为，自己正在努力改善殖民地的文化与经济并且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会因为目睹了殖民主义的过分行径而感到痛苦，也会对当地民众不得不接受这一切的痛苦感受生出同情之心（霍赫希尔德指出，身处刚果的这群人甚至帮助外界了解在那里所发生的残暴行径）。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M.Forster）就在小说《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中描写了几位这样的人物，其中就包括校长菲尔丁（Fielding）。由于允许印度人走进他的课堂，他便与其他殖民者产生了冲突：“他与学生们相处融洽，但是他与同胞之间的隔阂……却令人痛苦地加深了……人们开始觉得，菲尔丁先生是一股破坏力量。”然而事实却是，殖民主义与利他性之间相去甚远。它的指导原则主要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侵吞殖民地资源，因此不难理解它所留下的反西方情绪。若是有更多的菲尔丁先生出现，殖民地人民也许就不会觉得殖民主义如此面目可憎了。在利奥波德国王的统治结束之后，刚果的局势确实有所好转，但是他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却始终存在。

在《黑暗之心》中，当马洛踏上刚果的土地，留意到殖民主义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并且目睹殖民地官员残忍虐待当地居民之后，震惊二字远不足以概括他内心的感受。赤裸裸的残暴行径令他惊骇，而当他偶然撞见水电站附近的强制劳役的景象时，忍不住对“带着不幸的野蛮人所表现出的死一般的冷漠”展开了评论。即便比属刚果确实尤为臭名昭著，但是类似事件在整个殖民体系中均有发生。英国在占领印度期间就曾以雷霆手段镇压过几次起义，英国的国家声誉也因此被抹上了污点。印度人至今依然记得这些事件：例如，印度的教科书往往将1857年那场声名狼藉的“印度叛变（Indian Mutiny）“（无可否认的是，双方都犯下了暴行）称作是“第一次独立战争”。进入20世纪前，英法两国仍旧牢牢抓着殖民地不放，而许多（即便不是多数）殖民地也都采取了暴力革命的手段来赢得解放，逼迫殖民者撤离。这样的历史不容易为人所遗忘，而其背后的推动力显然就是贪欲。

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艰苦卓绝，说明殖民大国极其不愿失去他们对于海外属地的控制权，即便在世界范围内，殖民时代已经逐渐走向尾声（例如，英国已经从印度撤离，并且正在有条不紊地逐步退出非洲）。法国已将阿尔及利亚变为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由于葡萄酒在法国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文化中亦是如此），借助此举，法国便将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经济捆绑在了一起。定居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在该行业中做得风生水起。由于伊斯兰教严禁饮酒，这种做法显然招致了该国穆斯林的憎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以极其尖锐的笔触呼吁人留意，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敏感性：

事实上，葡萄酒神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不确定性。因为葡萄酒的确是一种优质、健康的东西。无论是个体酿酒商还是殖民者，葡萄酒的生产也确实与法国的资本主义密不可分。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被迫在自己被掠夺走的土地上种植葡萄这种他们完全不需要的作物，哪怕他们甚至连面包都吃不到。因此，一些貌似十分迷人的神话其实都充满着邪恶。葡萄酒并不是一种能够纯粹给人带来幸福感的东西，除非我们不公正地遗忘了它是侵占他人的土地后得来的产品这一事实，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陌生化的特性。

巴特的这段话写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并将法国人逐出国境前，葡萄酒的生产成了这场革命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之一。阿尔及利亚人对作为法国占领象征的葡萄园恨之入骨，他们将葡萄园摧毁殆尽。战争爆发前，葡萄酒一直是阿尔及利亚的主要出口商品并逐渐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尽管战后依然有人酿造葡萄酒，但是与法国统治下的鼎盛时期相比，该产业的规模已大幅缩水。信奉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政府上台之后，这一点完全可以预见。

英国对待各殖民地原住民的方式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种态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北美“新世界”。在当时，英国移民认为北美的印第安部落全都是不文明的野蛮人，因此根本无权占有他们所生活的土地。即便是在今天，印第安人的后裔也只拥有散落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处的保留地（那里往往都属于经济落后地区）。18世纪，英国在澳洲建立殖民地的时候，也对那里的原住民表现出了类似的态度。生活在上述两地的原住民数量并不多，而且随着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英国移民很快就在人数上超越了原住民，并且在无休止的扩张中占领了现今美国与澳大利亚本土的所有陆地。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移民们带来的一项技术赋予了他们控制当地居民的强大力量。在现代武器的面前，原住民毫无还手之力。然而，印度的情况截然不同。他的人口远超过英国（超出20倍左右），而且印度社会稳定、等级森严，与北美和澳大利亚那些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游牧社会截然不同。印度只是一块殖民地，而非定居地。欧洲人只想掠夺那里的资源。

促进殖民地发展？

——谁在为殖民主义正名

尽管人们现在普遍对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仍然有一些人发声支持大殖民帝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是其中之一。他为英国的殖民主义提出了鼓舞人心的辩护理由。他认为，尽管殖民主义存在很多缺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它带来的影响利大于弊：

无论是好是坏——任何情况下，我们今天所知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大英帝国时代的产物。问题不在于英国的帝国主义是否完美无缺。它确实存在缺陷。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条不那么血腥的道路可以通向现代化。也许理论上能够找到。可事实上呢？

从本质上来说，马洛其实就试图在《黑暗之心》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在“美好”是否胜过了“丑陋”这一问题上，他似乎远不如弗格森那样信心满满。尽管弗格森坚定地捍卫着“使命”这一概念，但是他也没有对此丝毫不加批判。他承认英国在此过程中犯下了许多令人遗憾的错误。然而，这最终会演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无论你是否赞同，现代性可以成为我们在违背他人意愿的情况下，指派其参与殖民活动的理由；毕竟，为了马洛口中的“牺牲”而被迫踏上“血腥道路”的人是他们。不是所有人都会像弗格森那样，在这个问题上给出肯定的答案，这就带来了一些非常尴尬的道德问题。我们也许注意到，新自由主义正在利用极其相似的观点为全球化及随后出现的新殖民主义的普及正名：事实上，我们就是为了你好。无论你是否被殖民化或新殖民化，无论你是否情愿，这套体系都会加诸在你身上；贪欲绝对会确保这一点。毫无疑问，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都是利润极高的活动——对于这种关系中更为强大的一方而言确是如此，甚至连弗格森也承认这一点。

弗格森提到的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就是，英国参与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最终造成数百万非洲人被奴役并运往北美和加勒比。最终，英国率先于19世纪废除了奴隶贸易，这项功劳确实可以记在英国头上。但是在此之前，种植园主与奴隶贩子聚集的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等港口早已因此赚得盆满钵满。在这方面，弗格森提到的一个故事尤其发人深思。故事的主人公是18世纪一位名叫约翰·牛顿（John Newton）的牧师。他曾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早期，前往西印度群岛当过奴隶贩子（尽管他当时就已经是虔诚的信徒）。弗格森意识到，需要对此进行一番解释：

今天，我们自然会对奴隶制感到反感。我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像牛顿这样的人不排斥它。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命题，奴隶制的存在却极其合乎情理。种植甘蔗利润巨大。葡萄牙人已经在马德拉和圣多美证明了，只有非洲奴隶才能承担这项工作。加勒比的种植园主愿意支付大约八九倍于西非海岸的费用购买奴隶。

在这场与道德之间的冲突中，经济学轻松胜出。正如你所希望的那样，它是揭露人类贪婪本性的一则例子。我承认，用我们的方式去判断之前的时代是否道德也许犯了时代错误，但是这样的故事在今天仍然与我们相关。只要利润率足够大，那么，即便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正直的个人也容易受到其自身经济概念的影响。事实证明，这种影响力很可能“势不可挡”。奴隶制可能早已被西方世界废除，但是社会良知却并非次次都能抵挡住逃税的诱惑，或是抵制企业通过各种用以减少支出的可疑做法——例如利用临时工合同与生产外包来增加股东分红的做法。如果要在可观的利润与社会良知之间做出抉择，选择丰厚自己的腰包或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经济概念往往令人沮丧地占据优势。在这一点上，当代人的表现与我们在18世纪的祖先一样糟糕。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殖民主义主要是一个经济事件。欧洲各大强国尽可能地在不发达国家大肆攫取利益。列宁尤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极其强硬的路线，谴责它是资本帝国主义最糟糕的一个例子。他认为，这也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关键因素：

对交战双方来说，1914~1918年的战争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即具有侵略性与掠夺性的强盗战争）；是为了实现分割世界，瓜分与重新瓜分殖民地及金融资本“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等目的而发动战争。

尽管这种信念存在一定道理，即殖民主义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约翰·牛顿的故事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其正确性），但是西方历史学家现在却认为，这种现象的复杂程度远不止于此。从本质上来说，它同时具有政治性与经济性，而在这两个类别中又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从政治层面上来说，殖民扩张大多与贸易相关，主要为国内产品开辟新市场，因为自19世纪以来，西方市场日益为关税所扰——致力于自由贸易的英国除外。于是，它在政治维度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个经济维度（就像奴隶贸易那样），尽管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绝对不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直接。政治层面还有可能包括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忧。例如，相信殖民帝国会赋予殖民国家一定的声望。如果没有将建立殖民地列为需要优先完成的任务，就有可能在各国力量的角逐中面临被对手超越的风险（德国就相信这一点）。D.K.菲尔德豪斯（D.K.Fieldhouse）指出，我们可以将殖民主义解释为某些政客的一种愿望。他们希望能够“占领海外殖民地，将其纳入外交谋略，作为战略基础与地位的象征，或是仅仅借此拒绝外国竞争对手踏入那些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极其重要的地理区域。”各种影响逐渐在欧洲帝国主义的身上显现出来，而殖民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同质化的运动。

弗格森也认为，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学的解释上。他详细阐述了隐藏在大英帝国的发展背后的政治背景，其中大多源自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忧（正如英国所设想的那样）。殖民项目帮助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等英国的竞争对手获取了大量财富并大幅增强了他们的国际实力。因此英国认为，如果不积极地以牙还牙，那么，它所拥有的通向许多市场的道路将被切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英国的贸易量将严重减少，经济也将受到影响。因此，扩张领土成为欧洲大国之间一场关于地缘政治的复杂博弈。值得称赞的是，弗格森并未回避英国在大英帝国建立的过程中经常对原住民施行的暴力与暴行（其他欧洲帝国亦是如此）。然而，整个论点的要点指向了“英国创造了现代世界”这一概念。尽管他所提供的案例貌似可信，但也确实让人想起了一些尖锐的问题。英国创造了怎样的世界？许多曾受英国殖民的国家是否会像弗格森那样，认为这样的世界具有吸引力？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为何在弗格森指出，自英国于18世纪末在印度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专制政府仍然是首选的政治秩序”时，帝国的扩张会遭到这些殖民地的普遍抵制——这种反应在殖民领域极其常见（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找到愿意赞颂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教徒，他们认为伊斯兰莫卧儿帝国正是因此走向了衰落。在印度拜火教徒的记忆中，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颇具影响力并且经济安全。对此，官僚阶层中的高级成员也有同感）。专制主义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只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弗格森发现：

印度的普通民众并未在英国的统治下变得更加富裕。1757年至1947年间，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347%，而印度仅增长了14%。在印度经济产业化过程中所积累的利润里，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英国的管理机构、银行或股东手中。

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发现这里公然出现的不平等现象，也不是只有他们才能将贪欲视作这种现象背后主要的激励因素。扩展疆域未必只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但是殖民国家显然可以从中攫取大量金钱，而且往往银行业精英与股东才是主要受益者。也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会想要知道，马洛所追求的“救赎（redemption）”能否如同弗格森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的那样得以实现。然而，弗格森得出结论：就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历史而言，值得肯定的地方超过了应受批判之处。不过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从殖民帝国的角度做出的判断。若是站在殖民地的立场，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赛义德就坚称，应受批判之处往往会更多。因此，由于被迫遭受了殖民统治，过去几十年中涌现出各种为获取赔偿——而且往往数量可观——而展开的运动（弗格森就提到了这些运动）。这些运动大多并不成功，尽管英国等国确实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举动。首相托尼·布莱尔曾就奴隶贸易所造成的痛苦笼统地表达了歉意。

菲尔德豪斯关心的是如何综合考虑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帝国主义做出解释。他认为，

与经济帝国主义相关的基本问题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重新进行阐述：在1830年至2014年间，欧洲各国政府会在欧洲或周边地区出现何种情况的条件下，准备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

无论是在帝国主义的发展中最具影响的是经济学、政治学还是意识形态，这项研究的关键就在于，贪欲总在该过程中的某处发挥着作用：要么贪金钱，要么贪资源，要么贪权力（按照菲尔德豪斯的观点，最大的可能是这些贪欲合三为一）。政治与经济往往紧密相连，菲尔德豪斯指出：

外交部认为，也许为获取贸易机会而战，实际上相当于合理使用公共资源，只要它符合整个国家而不是特定私人团体的利益，而且至少可以用滥用条约权利或是违反国际法为借口，提出一些外交理由。

不得不假设，这种政策及其清除贸易障碍的方式使“私人团体（private groups）”获益匪浅。菲尔德豪斯所举的通过“中国战争（China wars）”在19世纪为英国贸易企业撬开中国国门的例子就反映出了这一点。由于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英国的商业利益，这些团体获得了外交部的批准。菲尔德豪斯强调，大英帝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帝国）的崛起也许无法单凭经济学进行解释，但它永远都不会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元素：约翰·牛顿绝不是一则孤立的案例。贪欲在殖民主义中发挥了作用并将继续推动新殖民主义的前进。

第八章

贪婪与体育行业：

对成功与声名的追逐

在国际体育界，贪欲是支配行政人员与参与者行动的重要因素。经济收益是前者的首要动机，而他们手握的体制上的权力也为他们提供了可以放纵此类欲望的广阔空间。对后者而言，经济收益固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他们真正的动机更有可能是对成功及体育荣耀的贪欲。这种内驱力近乎病态，甚至往往会到不惜损害运动员未来的健康而使用违禁药物的程度。事实证明，成名的诱惑势不可挡。体育运动在全球所有文化中都是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项能够吸引大众关注的盛事，时常通过充满戏剧性的激情时刻为许多人带去快乐。然而，如果这一切都是通过弄虚作假得来的，如果我们无法仅从表面来理解的话，又会如何呢？从道德层面来说，其中的许多方面都危如累卵。

机构丑闻

——贿赂与腐败层出不穷

在国际足球主管部门针对国际足联所进行的调查中，浮现出一则备受瞩目的案例，足以体现体育运动中存在的体制性贪欲。调查发现，国际足联官员间存在一个贿赂与腐败的网络，其涉及范围之广令公众为之震惊。毕竟，在不久之前，国际奥委会刚在奥运会的举办权问题上爆出了类似的丑闻：为了赢得奥运会的举办权，参与竞争的城市向奥委会官员行贿。你也许会认为，其他国际体育机构会记住此次事件所引发的民愤，从而确保他们自己的体制中不存在此类腐败行为，但是世界杯的申办过程却开始变得尤其臭名昭著。它坚持东道国必须提供由它所指定的基础设施（就像奥运会那样），从而使新场馆与新运输系统的建设成为必要，以便应对来自全球的观众。许多国家沮丧地发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他们而言，公共资金可以，而且无疑应该花在更有价值的社会项目上——赛事结束之后，这些设施很容易成为昂贵却不实用的东西。最近，巴西和南非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发现了这一点。在接连承办了2014年世界杯与2016年奥运会后，巴西的财政压力引发了公众抗议甚至是暴乱，因为许多人认为政府摆错了轻重缓急的位置。

尽管举办世界杯可能会为东道国带来问题，但是国际足联却并未提供任何资金支持，尽管它通过电视转播权与赞助协议将数10亿英镑的收入囊中。然而，与主办比赛相关的国际声望，产生了由投标人制造的贿赂文化。随着调查的深入，贿赂程度正在慢慢变得明显。国际足联的设立当然为提出这种无耻的要求提供了充足的机会。

在现有的国际足联等级制度中，似乎很少有人能够逃过被在媒体上满天飞的指控。许多国际足联的高级官员在自己国家的足球协会担任职务期间就已经遭到了贪污指控，或者甚至被定罪为挪用国际足联的财政补助金为自己所用，因此这个问题已经深入了全球的足球文化。国际足联要求在东道国免税，而且在其总部所在地瑞士也可以享受显著的税收减免。与此同时，它在世界各地的官员也能定期获得大额奖金，这使得它极其值得与该组织联系在一起，并且不理会周围发生的腐败。美国司法部长牵头对国际足联的金融交易进行了全面调查，已经有不少人因此被捕并遭到起诉。他说“世界杯诈骗”正在发生。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多久还很难说，但是可以预见，对过去事件的怀疑已经开始显现。它可以让已经对人性绝望的人见识到，个人道德如何在秘密交易中，在承诺的金钱中被轻易地击败。情况非常糟糕，已经有人呼吁取消现有的国际足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组织，用以监督世界足球的运行。例如，《纽约时报》的一则特写在2014年宣布“已经过了废除国际足联的时机了”。

个人丑闻

——兴奋剂与赌博屡禁不止

紧随这件事之后，则是对于体育界来说，有可能比逐渐明朗的国际足联的丑闻更大的危机：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举行前夕被揭露出一系列事件，其中一些事件显然是政府参与的，包括在国际田径大赛中服用兴奋剂，以及对于国际田联（IAAF）高层官员的腐败指控。代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进行的调查，指责俄罗斯采取了这些做法。一些俄罗斯官员被指控定期要求并随后接受运动员的钱，以便压下其怀疑的血液检测结果。如果没有这种援助，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在测试之前销毁有关的血液样本（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报告中所述），那么运动员就有可能因为服用违禁药物来提高成绩而遭到禁赛的处罚，以及剥夺他们在官方比赛中获得的奖牌，并将他们的名字从记录中删除。然而，贪婪再一次冲在了前面：举办锦标赛的人贪钱，运动员、国家体育组织和国家政府显然贪名（赢得奖牌也可能为运动员争取到利润丰厚的代言合同，如今的体育界名人常见的做法）。奥运奖牌的声望似乎已经超越了所有其他考虑因素，公众不禁一直在思考：未来是否能够信任此类比赛的结果？于是媒体公开讨论了国际田联是否应该取消并由新机构取代的问题（与国际足联一样）。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也许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知道腐败的全部程度，尤其是因为这些指控总是遭到那些被告的否认（通常伴随着这只不过是媒体梦寐以求的阴谋这样的言论），针对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腐败指控也是如此，直到证据的建立变得至关重要。在自行车运动中，我们早就经历过拒绝承认服用兴奋剂的精心策划的文化的经验。在2012年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及其团队的阴谋最终被粉碎之前，成功的个人一直维持着远离违禁药物的假象。许久之后，自行车协会随后被迫羞辱地重写了奖牌榜：如，阿姆斯特朗的环法冠军头衔。现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许多人承认，事实上，这种做法普遍存在。现在它是否已经彻底根除，或是在躲避检测的程序方面变得更加复杂，依旧值得怀疑。作为自行车运动的主要赛事，环法自行车赛仍然是人们对于兴奋剂持相当怀疑态度的焦点，这似乎可能会持续下去——拒绝文化也是如此。公众早已预料到会出现对腐败的否认，他们很快就认为否认就等同于承认有罪。对于主要体育组织的高层而言，“无罪推定”几乎不再适用；一位这样的愤怒的官员的评论无意中加强了他的观点，你不能指望他否认他没有做过的事情。

职业体育似乎充斥着贪婪的例子，很有可能本赛季还会出现更多不道德的事件。在板球比赛中，球员球赛造假是最近出现的许多不道德事件之一。因为板球是一种特别容易操控的比赛（即，就特定的短时间内的比赛下注）。几名球员已经被判有这种做法，例如2011年，巴基斯坦国际板球手萨尔曼·巴特（Salman Butt）和穆罕默德·阿西夫（Mohammad Asif），后来两人都遭到了板球协会做出的禁赛处罚。网球和斯诺克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受到怀疑，而且已经有几个裁判被禁赛。是赌徒与赌博公司——无疑在贪婪的推动下——成了这里腐败的重要影响力。他们向球员与裁判员提供丰厚的金钱诱惑，将他们吸引到假球计划中。但是为了让这些方案能够发挥作用，球员必须能够接触到这些途径并接受诱惑。随着涉案人员的不断增加，我们很遗憾地发现，能抑制诱惑的人不多。现在，是观察这个空间，从中发现这个现象究竟有多广泛的时候了。

我们不得不再次注意到，贪婪在体制的环境下极其容易生根发芽。当我们遇见其它在起作用的例子时，它往往会引发一种不良反应。这似乎深植根于我们的心理，因为我们发现像国际足联这样的机构已经整个被它所腐蚀。就个人而言，如被人唾弃的自行车冠军兰斯·阿姆斯特朗，其中所牵扯的金融贪婪并不如对于比赛获胜所带来的名声以及社会荣耀多。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如何解释这么多运动员无视所有道义上的反对意见，为了赢得奥运奖牌而服用兴奋剂的决心？他们显然受到了对于名望的迫切需求的驱使，尽管只要正确处理，这种驱动力也能获得支持，可是一旦公众发现成功是在药物辅助下获得的之后，就如同阿姆斯特朗被发现时那样，他们就可能会变得非常无情。

此类丑闻潜伏地最深的一个方面就是它们相互结合，逐渐削弱公众对运动员及其管理者的信任。无论是被揭露的球赛造假、操纵比赛还是服用违禁药物，比赛的结果和世界纪录的可信度都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使整个锻炼基本上毫无意义，因为体育迷们不再清楚应该相信什么或是什么才是真实的。这是贪婪如何改变公众的又一个例子。

第九章

贪婪与艺术行业：

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

贪欲这个主题多年来一直令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们着迷。从守财奴到无良企业家，它为画家、作家与电影制作人的社会评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戏剧家们已经发现，贪欲，尤其是守财奴的乖张举止，为悲剧与喜剧提供了相当多的灵感，例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1596~1599），本·琼生（Ben Jonson）的《狐坡尼》（Volpone,1607）与莫里哀的《吝啬鬼》（The Miser,1668）。就小说而言，查尔斯·狄更斯在《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1843）中所刻画的斯克鲁奇（Scrooge）一角是现代最知名的守财奴之一。狄更斯也在《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中尖刻地描写了19世纪工厂主阶级贪婪的嘴脸及为生活在典型的英国北部工业城镇的工人的严酷影响。可想而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们必然对贪欲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它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贝尔托·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1939）就展现了贪欲究竟可以将诸如照顾家庭之类的人性最基本的价值观扭曲到何种程度。

鉴于教会对贪欲持高度批评的态度，守财奴成为广受中世纪及近代画家欢迎的主题也就不足为奇了。《贪婪》（Avarice,1507）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一幅著名画作的标题，画中一位形容憔悴的老妇人贪婪地攥着一大把硬币。而耶罗尼姆斯·博斯的《死神与守财奴》（约1485~1490年）则对该主题进行了极其不同寻常的处理。贪婪这一主题同样也出现在了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等其他各类艺术家的作品之中，因此，它对于创作界的影响显而易见。

无良企业家与金融家在电影中也占据着显著的地位。1987年奥利弗·斯通执导的《华尔街》中的哥顿·盖柯已经成了这方面的标志性人物。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2013）与亚当·麦凯（Adam McKay）的《大空头》（The Big Short,2015）都将这一传统延续到了更随心所欲、也更残酷无情的21世纪的金融界。早期电影史上一部以此为主题的著名电影是根据弗兰克·诺里斯于1899年首次出版的小说《麦克提格》（McTeague）改编的《贪婪》（Greed,1924）。导演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Erich von Stroheim）显然极为痴迷该主题，他制作了一部长达数小时（不同影评人对于电影时长的描述各不相同）——按照无声电影的标准来看更是相当长——的作品。存世的《贪婪》是由其工作室推出的大幅剪辑之后的版本，否则影片根本毫无市场。它所传递的信息与21世纪的观众密切相关，因而值得我们在此花费笔墨加以详述。

小说

《威尼斯商人》

受基督教影响的欧洲文化与生活在其中的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不太融洽，贪婪不过是几个世纪以来安在犹太人身上的众多反社会人格之一。因此，从很多方面来说，为了榨取还款而不惜泯灭人性的犹太高利贷者夏洛克就是一幅讽刺画像。在中世纪与近代欧洲，犹太人往往是放债人与银行家。基督教会极不赞同放高利贷的做法；然而，与此同时，随着贸易的发展，贷款市场也在不断扩大，犹太人介入其中提供了这项服务。基督教文化存在一定的虚伪性，它一面谴责高利贷，一面又怂恿信徒们成为高利贷者的固定客户。尽管詹姆斯·夏皮罗（James Shapiro）曾在《莎士比亚与犹太人》（Shakespeare and the Jews）中曾提到，在莎士比亚的时代，社会对高利贷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英国也逐渐出现了放债人。但就此而言，犹太人在现代经济秩序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提供贷款，他们增加了整个欧洲的贸易量并促进了支撑经济秩序的银行业的建立。因此，像夏洛克这样既遭人鄙视，又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不可或缺的人物被置于了一种遭人反感的地位（尤其是考虑到犹太放债人因其收取的高额利息而臭名昭著时），这就使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他们的贪欲。

然而，夏洛克之所以坚持用“一磅肉（pound of flesh）”来抵冲借款，是为了检验观众是否会对他这类威尼斯社会中的外人所享有的不稳定的社会地位产生些许同情。由于提出了苛求，他遭受了莫大的痛苦，而且对于他来说，坚持这种要求无疑是不合理的，这不禁让人回想起莎士比亚时代广为流传的犹太人出于祭祀的目的而谋杀基督徒的故事（夏皮罗认为，这是“令《威尼斯商人》成了一部如此令人不安的喜剧”的原因之一）。不过，惩罚了夏洛克的基督徒同样无法赢得我们的赞许。鲍西娅发现并成功利用了威尼斯法律中的漏洞。她在为安东尼奥辩护时指出，威尼斯的法律规定，任何威胁到威尼斯公民生命安全的“异乡人（alien）”（如果履行合同，显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都将受到如下惩罚：

他名下的半数财产，

应归受害者所有，

剩余财产没入公库，

罪犯的性命听凭公爵处置，

他人不得过问。

结果，夏洛克不仅尽失所有，而且被迫皈依基督教。民族身份与生存手段同时被剥夺，对他而言，这是强加在他身上的极其残忍的命运。因此，我们完全有权问一声，戏剧的最后，究竟谁才是最为贪婪的一方？可以说夏洛克已经被骗，从恶棍沦为了受害人，而他的对手却做出了一些不择手段的行为，这应该让观众对他们的道德水平产生怀疑。艾伦·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在指责威尼斯上流社会对待夏洛克的态度“公然地傲慢、轻蔑、势利、荒谬并且总体上十分险恶”时就引用了这句台词，而且他进一步指出，自己在观看了这部戏剧之后十分想站到放债人的这一边：

这一次，相对于其他人而言，被污名化的一方似乎占据了优势：他在被他们珍视的旨在维持犹太人奴性的商业与法律制度中找到了一个漏洞（有时这是必须的）并可以借此扭转局势。当然，威尼斯人现在都支持慈悲的品德，因为他们中的一员受到了威胁。但是我却认为：做得好，夏洛克，现在你的机会来了，别理会他们的花招，不要松口，坚持要求割下那一磅肉。

辛菲尔德承认，不论是对于他这个评论家而言，还是对夏洛克来说，这都是一项“高风险战略（a high-risk strategy）"——大概是因为即便放债人像夏洛克那样沦为了受害者，至多只能唤起这种程度的同情。然而，辛菲尔德却无法抑制地对夏洛克大加赞赏，认为他至少“试图（had a go）”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从贪欲的角度来看，如今我们能够从戏剧中领悟到的寓意也许并不如戏剧问世时那般直截了当，即便如同辛菲尔德在进一步提及戏剧上演当晚的经历时所指出的那样，“夏洛克落败时，观众席上显然有些人令人厌恶地高兴了起来。”

《狐坡尼》

贪欲是琼生所刻画的福尔蓬奈一角背后的驱动力。他在剧中的初次亮相便显露出了他贪婪的本性：“早上好！早上好，我的金子！打开圣物箱，就能见到我的圣人。”福尔蓬奈沉迷在财富及其积累财富的狡诈方法之中。他诱使渴望能够继承自己财产的人们相信，他将在遗嘱中指定其中一人作为遗嘱继承人，从而哄骗他们献上礼物：

我无妻无子，无父无母，也无任何亲戚，

可以继承我的财产；

不过，我将指定一位继承人：

人们因此听命于我。

性别不同、年龄各异的男男女女，

每日都有人被吸引至我的家中，

为我献上礼物，呈上金银餐具、金币与珠宝，

盼望在我断气的那一天，

（每一分每一秒，贪婪的他们都在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能够拿回十倍的财宝。

福尔蓬奈决意利用别人的贪婪，他宣称自己因为“能够哄骗他们相信他们可以赚到钱而心满意足”。福尔蓬奈以欺骗他人这项“娱乐（sport）”为乐，从而成功将自我价值感膨胀到了一个荒谬的程度，导致他认为自己是一只狡猾的“狐狸”，能够利用诡计瞒骗所有的人：

现在，主顾们已经开始登门拜访啦！

秃鹫、鸢、乌鸦与食腐乌鸦，

以及所有的猛禽，

都认为我已经变成了一具死尸，

现在，他们来了，

可我还没咽气呢。

然而，他却并不如自己想象中那般狡猾，他的仆人莫斯卡（自豪地将自己称作“寄生虫”）却反过来在他背后与几个同样可疑的同伙谋划着如何欺骗他。富人身边似乎永远没有什么值得信赖的人。

福尔蓬奈最终罪有应得：政府将其放逐到修道院，并且像对待夏洛克那样，没收了他的财产。莫斯卡同样被揪了出来并被判处终生做苦工。他们的命运能否向他人发出不要在整个威尼斯社会中贪婪行事的警告，前景并不明朗。也许福尔蓬奈与莫斯卡已经出局，但是前者许多贪婪的“客户”，那些“猛禽”却仍然活跃着，很有可能正在寻找一夜暴富的新机会。贪婪似乎是这个世界默认的特征，而财富则散发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吝啬鬼》

莫里哀的《吝啬鬼》则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更为荒谬的人物，阿巴贡。他的贪欲引发了各色家庭问题。尤其是年事已高的他却仍然打算与儿子倾慕的年轻女子结婚。阿巴贡通过放高利贷发了横财，他对财富的崇拜之情绝不亚于福尔蓬奈对黄金的热爱。就这一点来说，他在戏剧结束时的举动极其符合他的个性。他在甩下一句“该去瞧瞧我这心肝儿钱匣子”之后扬长而去。这句话将他真正的兴致所在表露无遗。他舍不得动用自己一分一毫的钱财，并因此臭名昭著：仆人们衣衫褴褛；他对子女们也一毛不拔（阿巴贡一再声称自己身无分文），他们所受的待遇也就比财产稍好一些罢了。阿巴贡全然不顾子女的反对，打算从金钱的角度来安排他们的婚姻——让儿子娶一位富有的寡妇，将女儿嫁给一个50多岁、有钱的熟人。在阿巴贡看来，准女婿最大的优势就是这门亲事“可以不要任何嫁妆”。提到钱，女儿的意中人法莱尔对阿巴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身上找不出一丁点儿值得夸赞的地方。”

阿巴贡坚信，所有单独留在屋子里的人，哪怕仅仅停留了片刻，也会偷窃他的财物，因此他坚持只有在对儿子的贴身男仆阿剑进行搜身之后，才能允许他离开。为了实现良好的喜剧效果，莫里哀在此挖掘了隐藏在阿巴贡无耻、吝啬、贪婪的行为之中的潜在幽默。他完全无法相信，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样贪婪，而是将贪婪认作是人性的典型特征。他究竟能够肆无忌惮地贪婪到何种程度，在他同意借钱给一位不认识的青年时暴露无遗。他尽可能地压榨这个小伙子，将高利贷的利率提高到了二分五厘，而且用货物来顶替部分贷款。当他后来发现这个小伙子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克莱昂特的时候，克莱昂特比他的父亲更为震惊，指责他“和那些历史上丧尽天良、想出各种名堂且臭名昭著的放高利贷者相比，您这种层层剥削的手段简直是更胜一筹！”

在经历了滑稽喜剧必备的一系列阴差阳错与误会之后，爱情纠葛最终完满解决，为阿巴贡同意儿女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尾扫清了障碍。不过阿巴贡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为婚礼支付任何费用，在皆大欢喜的结局中，他一如既往的吝啬与其他角色愉快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夏洛克与福尔蓬奈都因贪婪而受到了惩罚，阿巴贡却安然无恙地逃脱了惩罚（虽然情场失利，但是他宁可失去爱情，也不愿失去金钱），这也是现实生活中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陷入信贷崩溃的银行与证券交易员往往也能侥幸脱身，尽管对于他们的行为，公众一片哗然，但是却鲜有人对他们提起诉讼。对于企业来说，避税也依然是一种极易操作的简单的程序。贪婪金钱的人往往非常善于保护自己。

《大胆妈妈》

布莱希特将《大胆妈妈》的背景设在了17世纪欧洲的30年战争时期，通过戏剧探讨了贪婪战胜母子亲情的过程。大胆妈妈对于贸易的关注已经超越了一切，她依附于在整个欧洲大陆肆意劫掠的军队为生，并且认识到了战争所带来的经济机遇（现今的商界依旧如此）。她直言不讳地说道：

如果听那些大亨们谈论战争，他们会说战争是为了敬畏上帝，为了一切美好的事物。可是，您再仔细看看，他们才不是那么笨呢：他们进行战争还不是为了得到好处！要不是这样，像我们这种小人物也不会裹进战争里边的。

在大胆妈妈这个例子中，道德完全服从于获取财富的欲望，对布莱希特来说，不论在何时何地，这都是资本家的典型缺点。就算大胆妈妈曾经对别人怀有同情之心，这种情感现在也已经被她的商业冲动所抑制，这已经成为她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坚持不懈，奋斗到底。事实上，在戏剧的尾声，孩子们的性命成为这种冲动的牺牲品，而布莱希特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大胆妈妈对此难辞其咎——她所代表的制度难辞其咎。这里的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我们被敦促着去留意它是如何摧毁个人道德与社会联系的。因此，大胆妈妈在最后一个孩子卡特琳中弹之后所做的评论：“但愿我一个人拉得了这辆车子。行，里面东西装得不多了，我又得去做买卖了。”布莱希特并不想让观众在此时为这个角色感到遗憾，尽管观众往往会产生这种感受（也许是另一种“高风险战略”），而在英语国家的演出强化了这种期望。他担心商业本能的腐败力量会对观众留下影响，大胆妈妈会因为允许这种力量如此全面地主宰自己的生活而遭到谴责。在布莱希特看来，这种冲动会令人丧失人性的力量。

《圣诞颂歌》

狄更斯笔下的斯克鲁奇，是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心胸狭窄的人物之一，他对公众的想象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圣诞颂歌》对于该主题的处理方式与多数小说不同，它以大团圆结局结束。斯克鲁奇彻底摒弃了吝啬的行事方式，性格大变，几乎不可思议地从之前的食人魔变成了一个善良的施恩者，面带微笑地向周围的人慷慨解囊（现代人在使用它的名字时，几乎完全无视了这一点）。然而，在转变之前，斯克鲁奇是一个典型的吝啬鬼，不愿意花任何一分钱，极其不愿向他的职员鲍勃·克拉契（Bob Cratchit）支付少得可怜的工资。他迫使克拉契在一间几乎没有任何供暖的办公室里长时间工作：

哦！他可是一个要从石头里榨出油来的人，这个斯克鲁奇！他真是一个善于压榨、拧绞、掠取、搜刮、死守不放而又贪得无厌的老恶棍哪！又硬又锐利，好像一块打火石似的，可是钢棒从来没有在那上面打出慷慨的火花来。而且隐秘自守，默不作声，孤单乖僻，好像一只牡蛎。

克拉契正在努力依靠自己微薄的薪水养活包括残疾的儿子“小铁姆”在内的一家人。结果，一家人都得面对一场最凄凉的圣诞节，直到性格大变的斯克鲁奇在圣诞节的早晨出现在他的办公室。他被一场噩梦惊醒，梦里满是可怕的幽灵，警告他要为自己的恶行忏悔。当斯克鲁奇告诉克拉契，他即将增加他的薪水时，克拉契的即时反应是斯克鲁奇一定是发疯了：“鲍勃全身发抖，稍稍挨近了一把尺子。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用这把尺子将斯克鲁奇打到，抱住他，叫院子里的人都来帮忙，还要再弄一件拘束衣来。”毕竟，这个人刚刚在圣诞前夜断然拒绝为一个旨在捐助“需要生活必需品的”穷人欢度圣诞节的慈善基金捐款，相反，他愤愤地说道：“我自己圣诞节都不快乐，所以，我也不会花钱让其他无所事事的人快乐。”这则故事中的贪婪的个人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贪欲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并且认识到自己需要为此忏悔——这一幕不会在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里出现。在商界，像斯克鲁奇这样的忏悔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艰难时世》

《艰难时世》为我们所呈现的是在虚构的北方小镇焦炭城（Coketown）中贪婪的工厂主所表现出的更具组织性的贪欲。在这里，贪婪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是小镇运转的基础。焦炭城工业家们毫不留情地拒绝劳动力的需求，决心尽可能少地支付薪酬，即便工人们会因此陷入赤贫，有时甚至几乎要饿死——尤其是在经济衰退的时期（多数公司在此期间都会采用此类做法）。它真实描绘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制度运转方式，在工业化全盛时期，几乎无人能无法控制它的发展。利润是工厂主唯一关心的问题，他们一心一意、麻木不仁地专注于如何积累财富，对员工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是“一群没出息的家伙”，不配享受更好的待遇。要是能将这些雇主转移到21世纪，他们绝对非常乐意接受临时工合同与雇用临时工制的文化，就更不用说避税了。

工厂主奢华的生活方式与员工勉强度日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狄更斯在描写这一点时，字里行间充满了浓浓的讽刺意味，他的语气清晰地表达了他对这些工厂主毫无敬意，但却对不幸工人所处的困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对于后者来说，生活相当残酷，他们注定要在黑暗、压抑的工业环境中长时间地从事单调乏味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事情。但是，正如作者指出的：

焦炭镇的这些特征大致上与它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密不可分；可以从中剥离的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舒适的生活条件，以及造就贵妇人所需的那种闲情逸致。不必询问她们闲情逸致为何物，只要一听人提起这个地方，她们就会受不了。

这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制造业的利润存在任何显著的“涓滴效应（trickle down）“（正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富人仍然对自己奢华生活的人力资源成本，对于创造“舒适”与“优雅”的过程中充斥着的痛苦和绝望，或是强加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身上的“艰难时世”有意视而不见。可悲的是，这种做法在西方国家依然存在，受雇为我们创造“舒适”与“优雅”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的工资和工作环境这个问题上。偶尔，这些问题也会登上报纸的新闻——例如，由于工厂的糟糕的健康状况与安全规定导致了大规模事故地发生——但是整个体系绝少会因此发生改变。在这方面，《艰难时世》这部作品与21世纪读者的相关度依然很高。我们同样有能力利用不公平的制度。

在《艰难时世》所设定的几乎没有工会组织介入的时代，工人完全任由雇主摆布。这些人几乎不存在多少社会良知，只关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积累个人财富。这与当今世界的相似之处再次显而易见。值得注意的是，在狄更斯所处的时代，若以百分比的形式来计算，工业的年利润率空间相当大（偶尔能到200%，甚至300%）。因此看到在这种场景下的角色就更应该受到谴责——他们自私到了近乎不近人情的地步。雇主对工人阶级的态度要么心怀蔑视，要么最多也是屈尊降贵，除了按照指示工作的能力，以及创造利润让其他人享受的能力之外，他们对工人没有任何兴趣。焦炭镇的教育体系主要就是为了培养下一代的工人，向他们灌输接受自己预期的角色，而不是抱怨现状的理念。工厂主对利润的贪欲只是被认为是一种自然规律。而他们所享受的奢侈的生活则标志着她们具有更大社会价值。正是这种制度极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激怒了马克思，促使他对资本主义做出了不朽的批判。

《麦克提格》

尽管现在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麦克提格》（1899）几乎无人问津，但是它却是曾经名噪一时。1924年，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将其搬上了银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存在种种缺陷（隐藏着反犹太主义、不仅仅只是反映了厌女症），但是它犀利地控诉了依然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共鸣的美式生活的基本价值体系，因而值得获得更多现代人的关注。冯·斯特罗海姆为现已成为无声电影中的一部经典之作《贪婪》所选择的标题正确地界定了作品的重点。诺里斯发现，贪婪在19世纪末美国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作品中的所有主角最终都臣服于它的诱惑，这说明它比任何社会关系的纽带都要强。友谊、爱情、婚姻、家庭……在贪婪阴险狡诈的影响之下，它们全都败下阵来。布莱希特一定会完全赞同这些观点。总的来说，《麦克提格》描绘了一幅极其贬损美国文化的画面，贪婪显然几乎无须任何激励便能在个人身上体现出来。旧金山这个背景有助于增强该主题的影响力，因为这是一座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这一切仅仅发生在诺里斯这部小说问世之前的几十年。它可以被合理地形容为一个建立在人类贪婪之上的城市。首先，麦克提格本人被描绘为一名矿工，在小说的后半段他将重操旧业。

小说抓住了美国历史上一个尤其有意思的时刻，之前它刚刚结束了开拓边疆的时代。当时的美国社会虽然依旧粗陋，但却发展迅速，所有居民都试图从它的经济繁荣中牟利。国家的价值体系完全以金钱为依据，无人质疑这将对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在英国工业革命早期观察到，“现金联结（the cash nexus）”已经成为人际关系的新基础，诺里斯笔下的旧金山似乎也确实如此。个人贪念总是潜伏在每个人的外表之下，等待着展示自我的机会。麦克提格的女友、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特瑞纳在中了5000美元的彩票之后——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成了贪欲最显著的象征。特瑞纳舍不得去碰奖金的一分一毫，她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吝啬鬼，还偷偷从麦克提格给她的家用里扣下钱存起来。每当麦克提格向她要钱时，她都会撒谎说自己手头的钱远没有他想的那样多，并且完全拒绝动用彩票的奖金。

尽管特瑞纳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已经与少女时代的无忧无虑大相径庭，但是她却发现非常容易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化解释：“‘我以前可没有这么吝啬，’她对自己说，‘自从中了彩票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小气鬼。我开始越来越吝啬，不过没关系，这是个不错的小缺点。反正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可悲的是，诺里斯笔下的主要角色似乎都未能逃脱这种命运，他们都觉得自己在金钱问题上“无能为力”：到了这一刻，任何人都会沉溺在贪婪之中。即便只是片刻，他们也没有试图去抵制或克服这种冲动。角色之间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爱情或情意，相反，人际关系似乎几乎完全以“现金联结”为中心。诺里斯的角色们更关心自己而非他人的福利，尤其金融福利，不论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亲密。

旧货店店主、犹太人热尔库与头脑极其简单的墨西哥清洁女工玛丽亚·马卡帕之间的故事情节与之类似，揭示了贪欲在个人心理的发展过程。玛丽亚喜欢向她所认识的所有人吹嘘她们一家是如何获得一套由纯金制成的餐具的——她夸口说这套餐具“足有100多件”——她绝对是在白日做梦。除了热尔库，没有人真正相信她的话。热尔库一听到金子便会两眼放光，这个故事让他久听不厌：“这是他的梦想，他的挚爱！他的眼睛绝不会漏下金子发出的任何一丝光芒！金子发出的叮当声就犹如铙钹，永远在他耳畔回响！”当玛丽亚给他带来一些顺手牵羊弄来的，准备通过便卖弄些闲钱花的零碎物品，包括极具象征意义的，从麦克提格的牙科手术中偷来的黄金填充材料时，两个人的关系就逐渐发展起来。仅凭这些，就足以吸引热尔库，他总会贪婪地抓住它们，因为能够得到任何形式的金子而欣喜。热尔库对于玛丽亚口中的家庭财富极为痴迷，最终将她娶进家门，觉得这样一来，自己必然距离将那套餐具收入囊中更近了一步。他坚信玛丽亚确实知道它们究竟藏在哪里，而且终将向他吐露这个秘密。他是作者留意到的一个人物：“你绝对一眼便能发现，贪欲——无节制且不知足的贪欲——是这个男人身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欲望。”

在对热尔库的刻画中，绝对存在着反犹太主义的倾向，作者用各种旁白表明他的行为是犹太人的典型特征，这一点会令现代观众恼火。事实上，热尔库并不比其他主角更加贪婪。即便玛丽亚拒绝透露金碟的所在（她自己开始否认故事的真实性之后），他对于黄金的迷恋唆使他谋杀了玛丽亚。这与麦克提格最终为了染指特瑞纳备加谨慎地守卫的彩票奖金而谋杀特瑞纳的行为极为相似。小说最终表明，无论其种族背景如何，贪婪可以驱使任何人做出不顾一切的行动。只要机会出现，这种特质就会迅速浮出水面。总的来说，这是对于人性的谴责。

随着叙事的展开，麦克提格最好的朋友，马库斯·斯库勒（Marcus Schouler）也成了具有扭曲力的影响又一个贪婪的受害者。初次登场时，他是特瑞纳的男友，一个相当随遇而安的角色，而且他们俩还有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结婚。然而，当马库斯带着她踏进他的手术室接受治疗的时候，麦克提格立刻对特瑞纳一见钟情。他坦诚地向马库斯诉说了自己陷入的困境，为了自己的朋友，马库斯主动退出。他的行为看起来似乎很英勇，但是你不久就会发现，马库斯对于特瑞纳的情感并不炽热，也并未因为放弃这段感情而过分在意（改编后的电影用这一段来表现之间的友谊，对于这一段的描绘远比小说更为感性）。然而，在特瑞纳中了彩票之后，马库斯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失去了将这些钱收入囊中的机会，他对麦克提格充满了深深的怨恨，自此之后，他开始对麦克提格怀恨在心，甚至当两人在酒吧发生口角时，他向麦克提格扔了一把刀子。他从未彻底原谅麦克提格，在故事的最后，两人之间的生死决斗似乎已经无法避免。尽管事实上，马库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在喝了几杯之后向所有人做出有关社会主义的慷慨陈词的倾向：

“资本家毁掉了劳动这项事业！”马库斯一边吼一边用拳头捶打桌子，震得啤酒杯直蹦：“懦弱的懒鬼、叛徒！他们胆小怯懦，将原本属于寡妇和孤儿的面包吞进肚里！那里是邪恶盘踞的地方。”

贪婪甚至比政治信仰更深入人类的内心。

特瑞纳的吝啬日益成为一个问题，自从麦克提格因为缺乏相应的从业资格（他在为一位坑蒙拐骗的游生做了几年助手之后入了这一行）而被禁止从事牙科工作，两人开始变得穷困潦倒。麦克提格与特瑞纳均指责马库斯向当局告发他无证行医的事情，这进一步激化了他们之间的仇恨。尽管麦克提格没能找到另外一份合适的长期工作，两人的日子过得愈发捉襟见肘，特瑞纳依然拒绝动用彩票奖金来缓解眼前的困境。相反，她更加专注于从家用中扣出钱来增加自己的私房钱——甚至到了在购买食物的时候报给麦克提格虚假价格的程度。她的吝啬日益激怒了麦克提格，两人渐行渐远，麦克提格开始酗酒，特瑞纳则开始鄙视，同时也开始害怕他。施暴就成了他从特瑞纳手中榨取小钱的一种方式，而且他常常会狠狠咬住她的手，最终她不得不截掉几根手指。这为随后将会发生的更加残暴的一幕定下了基调。

故事的最后一幕发生在死亡谷，为了躲避残忍谋杀特瑞纳的指控，麦克提格逃到了那里。死亡谷似乎是一个极为合适的严酷的地方，人类的情感在荒凉的不毛之地中只剩下了最基本的情感。迁至附近成为牧场主的马库斯瞥见了通缉麦克提格的告示，说服当地警长允许他加入了他所带领的追捕队伍。当队伍决定绕过死亡谷时，马库斯草率地选择独自上路，决心一手抓住麦克提格。他认为麦克提格通过与特瑞纳结婚偷走了原本属于他的“钱”，并因此对他怀恨在心。多年来，这份憎恨不断化脓溃烂，现在，他满脑子只剩下了报复。从那以后，追捕就成了会造成最终悲剧的一章，对于他们而言，憎恨的理由早已不复存在。在马库斯捉住麦克提格后，两人被困在了炎热的沙漠之中，附近找不到任何水源。当麦克提格的马因为食用了有毒的疯草而受惊时，他们被迫开枪，阻止它飞奔而去，并因此打爆了挂在马腹上盛水的容器。这意味着两人此时一滴水不剩。随之而来的斗争以麦克提格砸死了马库斯而告终，但马库斯在咽气之前成功地将自己与麦克提格铐在了一起，麦克提格根本无法逃脱。马库斯复仇成功，但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贪婪也给另外两个人带来了悲剧的结局，一个是特瑞纳，另一个热尔库，在玛丽亚被谋杀后不久，人们发现他俩在海湾中溺亡。

这部电影本身就具有曲折的历史，工作室大幅删减了导演所拍摄的原始版本。令导演不满的是，影片最终上映时，片长只有大约两个小时。冯·施特罗海姆尤其忠实于原著。他显然对这本书充满热情，似乎不愿意削减他所拍摄的任何内容。在现代，这也许是拍摄系列影片（如指环王三部曲）或电视连续剧的好选择，但却不是无声电影时代电影的拍摄方式。《贪婪》票房惨淡，几乎销声匿迹，直到后世的电影史学家重新对它产生了兴趣，其中的许多人现在认为，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无声电影，辛辣地刻画了美国人对于金钱的痴迷。不幸的是，冯·施特罗海姆的原始镜头大部分都没有找到（可能被摧毁了），尽管现存的影片是经过精心修复的4小时版本，但其中大部分点缀着大量由小说中提取的文本，用以填补实际发行版中的所缺失的内容。

电影对于小说最有效的补充之一，就是反复拍摄了手反复翻转一堆金块的场景，手的主人显然对于手边有如此一笔巨款而欣喜若狂，这是许多角色，尤其是特瑞纳的梦想，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以这种方式与自己的存款谈心。它所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一旦贪婪在你的性格中扎根，那么它很快就会主宰你的观点和行动，而且这个信息就是，任何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有人都有能力贪婪——它潜伏在我们心中，只等合适的机会出现。

死亡谷的场景在电影中效果特别好，沙漠中刺眼的光线与毫无人烟的荒芜给人带来了强烈地冲击。就其本质，这是人类的生活，在一片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残酷的场所中，上演了一幕复仇的悲剧，两个角色都未能度过这一劫，死亡是唯一的结局，因为这两个角色都是为了自己的罪付出了最终的代价。事实证明，如同特瑞纳和热尔库一样，“无节制且不知足的贪欲”也导致了他们的倒台。

以这部小说为蓝本，还拍摄过一部更早的无声电影《生活的漩涡》（Life's Whirlpool,1916），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这部影片了。显然，这个故事引起了当时人的无限遐想。为了表明小说仍然可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最近，在1992年，美国作曲家威廉·博尔康（William Bolcom）将《麦克提格》改编成了歌剧舞。

《章鱼》

尽管存在缺陷，但《麦克提格》依旧有力地批判了美国价值体系。即便放在今天，它也依旧具有一些重要的意义。一个利己主义如此盛行的制度似乎有些不妥。正如评论家埃里克·所罗门（Eric Solomon）所言：“《麦克提格》不仅是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也同样是一部非常有趣和刺激的小说。”也许是一个谨慎的建议，但诺里斯还是值得一读的。他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已经有东西腐烂变质，这是他在继《麦克提格》之后的另一部小说《章鱼》（The Octopus:A Story of California）中再次探讨的主题。诺里斯原本打算撰写《小麦》三部曲，但是他未能完成心愿便以与世长辞。他只写到了小说的第二部《深渊》（The Pit:A Story of Chicago）最后一卷原本打算设定在欧洲，那里是美国小麦作物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人类的贪婪，“无节制且不知足的贪婪”再一次被放在了显微镜下，在诺里斯眼中，它就是美国灵魂不可告人的秘密。对于诺里斯来说，这种贪婪在商界有组织的力量中可以找到最有力的表达，在小说中，这象征着各家铁路公司的“章鱼”，触角遍布各处，将拦住其去路的所有人压扁。

事实上，正如作品中的许多人物所发现的那样，反对铁路“章鱼”就是把你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铁路完全不能容忍有人违抗自己的意志，而且可以拥有巨大的资源。它是“一个强大机构的取之不尽的金库。”

《章鱼》是一个部庞大的小说，几只相互关联的线索交织在一起，往往以极为悠闲的速度向前发展。它是一部不平衡的作品，把对于西部的理想化的观点和由于与对其开发而引发的相互冲突的力量的认识尴尬地摆在一起——西部作为美国其他地方的一个缩影，正在迅速变成战场。小说开始的时候，诗人普雷斯利正在与这些对加州农村的影响日益增长的矛盾势力做斗争，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

他为自己定下了用真实、绝对真实的笔触，诗意地描绘牧场生活，然而，他一次又一次地谴责铁路，那些顽固的铁栅栏粉碎了他的浪漫念头，它们分崩离析，化成泡沫，飞扬的泡沫。

小说的焦点小麦农户们所拥有的牧场规模各不相同。一些牧场十分辽阔，自豪牧场主可以从自家外观奢华的住宅放眼望去，满眼都是滚滚的麦浪，望不到边际。而其他人的牧场规模则要小得多。但是即便的面积最大的一个，也没有能力长期与铁路及其代理人对抗。几乎所有主要的农场主，最终不是死亡就是破产，被铁路无情的政策压垮，总体来说，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尤其是考虑几乎所有邪恶的角色都毫发无损地逃脱了。最终唯一的赢家是有组织的资本，而它绝对没有社会良知；它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从消费者那里榨取最后一滴利润，而且它所采用的方法是无情的。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连锁超市经常因为以这种方式苛待供应商而受到指责，为了提高自己的利润，他们压低了后者的利润率。

考虑到农耕社会令人绝望的命运，他被铁路公司的无情彻底摧毁，诺里斯选择以欢快的笔触结束小说，这一点着实出乎我们的意料：

虚伪是会死亡的；不法与压迫的行为最终也都会被消灭干净。贪婪、残忍、自私与灭绝人性的行为都很短命；个人会遭遇灾难，但是人类依旧生生不息……把视野放得开阔一些看问题，看透一切罪恶，一切虚伪，你就会发现最终能够占据上风的真理，就会发现，天下万事都必然会相辅相成地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诺里斯这个有关苦难的史诗故事中却没有什么内容能够支撑这个乐观的结论，它只能给人留下一种近乎痴心妄想的感觉。它让我们开始思考“没有灵魂的力量、铁石心肠的力量、怪物、巨人、章鱼”大获全胜。如何反击章鱼仍然是一个谜，并且我们被告知生活仍会继续，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些许宝贵的安慰。诺里斯在面对所有不利证据时所表现出的乐观也许只能被视为是美国文化的特征：相信国家理想最终会占上风，每个人都将受益于由此带来的经济成功。如果贪欲果真如同诺里斯在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样在美国人的性格中深深扎根，那么这种希望就会变的极其渺茫。他的作品暗示了贪欲将会胜出，而它总能导致社会分裂。环顾我们所处的时代，没有迹象表明，今天企业的力量较之诺里斯的年代更弱，或是他们拥有更强的社会良知。“股东防御”总是可以用来为任何可以增加利润的行为辩护。在这种背景下，利润永远被置于了人的前面。

《深渊》

诺里斯继续在《深渊》中探索了贪婪这一主题，这一次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芝加哥小麦市场的大宗商品交易。在这个阶段，麦农的命运已经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我们再次陷入了一个充满着贪婪个人的世界，他们竭尽所能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对别人造成的影响，并且受到了似乎已经成为美国市场巨大驱动力的贪婪的驱使。市场投机往往能够将人性中最坏的一些内容展现在人们面前。投机者总是在寻找机会大赚一笔，如果需要以牺牲同胞的利益为代价，那就更好了。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不论你是否为此不择手段。

与《章鱼》一样，《深渊》的叙述同样场面恢弘，它描述了几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金钱的世界与艺术的世界，个人的创业动力与社会精神，传统与无情的资本主义新秩序。不过，诺里斯欣赏市场对我们施展法术的方式，劳拉·迪尔伯恩（Laura Dearborn）更愿意生活在艺术世界的人，如何应对在深夜被芝加哥的商业区所驱使：

劳拉突然理解了这一切的含义与真谛。这座伟大的灰色都市不能容忍任何对手，它将自己的统治强加在比旧世界的许多王国都要广阔的多的大片土地上……所有城市之中，只有这里才有着真正的生活——美国的真正力量与精神；它犹如一个巨人，挟裹着青春时期粗野的气势，傲视对手……劳拉不倦地张望着，处处是目不暇接的景象与震耳欲聋的声响。

章鱼又一次伸出了触须，它似乎遍布全国。在这种力量的面前，你根本无路可逃，它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各行各业中催生出贪婪之心。

不幸的是，很少有人能够抵挡住章鱼的诱惑。小说的主角之一柯蒂斯·贾德温（Curtis Jadwin）是一位市场投机者，后来他成了劳拉的丈夫。在这方面，他为我们做出了警示。他是一名业主，偶尔会涉猎一些投机行为，不过通常都十分谨慎。他很清楚，在如此大规模的市场中，你的所有财富很容易就能被市场吞没，你的财富都处于风险之中。贾德温只需要拜访市里的贸易委员会就能观察到一些曾经不可一世但是现在却极其落魄的投机者可悲的现状。他们四处闲逛，假装自己依然参与着繁忙的大宗商品交易，即使他们再也没有资金进行交易或投资。贾德温的经纪人山姆·格雷特里（Sam Gretry）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短期内垄断小麦市场，此举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为两人带来一笔相当巨大的意外之财。贾德温最初拒绝了，不过没过多久，经纪人最终还是说服他去碰碰运气，支付了一大笔钱来凑齐交易所需的资金。贾德温其实并不缺钱。35岁时，他已经是一个富有的人了，这个出身卑微的人一步一步，按照由来已久的美国传统走到了这一步。然而，胜过竞争对手的机会实在是太诱人了——对投机者来说几乎总是这样。

这笔交易成功了，但是贾德温的一位朋友，查尔斯·克雷斯韦尔（Charles Creswell）是期货交易场上手段老辣的老手，却对其不太赞同：

我不想祝贺你……在这一点上，我宁愿你蚀本，而不希望你赚钱——只要你能因此永远离开交易所。你现在很得意——我明白——上帝啊，我怎么会不明白呢。我也有过这种经历。我知道一个人是怎样被拉进这种投机的把戏里的。

但是事实证明，这时候再发出警告已经太晚了，贾德温已经被卷入了这场游戏。没过多久，他就开始了一次风险极大的冒险。他投入越来越多的个人财富作为交易的保证金，因此承担了越来越大的风险。很快，他就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投机来吸引他的注意，生活还有什么乐趣。这是诺里斯小说中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贪婪的冲动再次袭来，而且是重重袭来。只要你曾经屈服于它的诱惑，你就很容易对贪婪上瘾，如果你不够小心，它就会逐渐占据你的整个生活。贾德温的悲剧就在于，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主宰”，并且沉迷于“垄断市场”。结果完全在预料之中：他确实垄断了市场，并且因此获得了随心所欲抬高小麦的价格的能力。问题是，他变得如此贪婪，以至于他无法阻止自己继续这样做，他将小麦的交易价格推到如此高的水平，最终市场向他发出了反击。一旦得到释放，贪婪的冲动就永远无法满足，他取得的任何成就都远远不够。贾德温这个典型的例子证明了贪婪具有摧毁人的性格的强大力量。这个过度扩张的人不知道何时应该收手。与《麦克提格》类似，贪欲也对他的个人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他同妻子形同陌路，婚姻岌岌可危。

借助随后克雷斯韦尔对于整个市场投机体制的抨击，诺里斯很好地说明了贪婪的冲动会在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产生危险：

他们把这种行为称作买卖……但这其实是一种赌博。提前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对市场的情况下赌注。你赌小麦会涨，我赌小麦会跌……想想吧，几十万、几千万人的粮食就任凭商会里的人摆布。他们决定着小麦的价格。他们说农民应该付多少钱才能买到面包。要是他付不起，就只好挨饿。

同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诺里斯偶尔会像这样揭示出资本主义的缺陷（隐藏在经济发展这个概念背后）以及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对市场体系下潜藏的无政府状态感到明显的担忧。因此，在故事的后面，居然是克雷斯韦尔被说服加入了让贾德温吃苦头的小圈子，实在是最具讽刺意味、最生动的一件事。一旦成了投机者，你就终身都是投机者——即便你意识到整个体系出了问题。不出意料，他的决定也为自己带来了困扰：他发现自己在贾德温最终失败之前，他就已经发现自己走投无路，并且选择自杀来逃避由此带来的耻辱。

在贪欲这个问题上，诺里斯拥有许多亲共产主义的同仁，并且与当时以及现在美国主流的商业伦理相左。股票市场确实建立在赌博的基础之上（尽管它的拥趸们很少会这样描述），而它的背后隐藏着想要不劳而获的欲望，不管它会对他人的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诺里斯一再在他的小说中表明，贪欲推翻了社会良知，如果以这种方式放任自私自利发展，有人就会遭殃。首先是贪婪个人的近亲，最后则是更广泛的社会。我们至今依然在这种制度下劳动，它的复杂性现在为贪婪的个人提供了更多放纵利己主义，充实自己腰包的机会，最终会损害无数底层人民的利益。当然，那些受益的人只不过忽略了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把自己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动因。诺里斯透过自私自利的概念，揭示了大多数市场交易的反社会性质，这些交易并不受由利他主义而是更为阴暗的个人动机所激发。毫无疑问，诺里斯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批评家。

我们很想知道，如果诺里斯没有在年仅32岁时便已辞世，那么作为一位作家，他将获取怎样的成就。但他似乎成了美国生活方式最有见地的批评者之一，特别是贪欲渗透到国家文化方方面面中的方式。贪欲被认为是现代市场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时也是推动它发展的力量。就诺里斯而言，美国经济的成功付出了相当大的社会与心理代价，鲜有人能从这种后果中逃脱。最近，许多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评论家都倾向于赞同这种总体悲观的评价。例如，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其备受赞誉的社会学研究著作《解密：新美国秘史》（The Unwinding: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中指出，对财富的贪欲是美国的“默认力量（default force）"，而“有组织的资金（organized money）”则无情地推动着财富的发展。诺里斯时代无情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我们当今同样无情的新自由主义势均力敌，他们都有能力诱发出人性中最糟糕一些方面（2015年，希腊试图摆脱欧盟债权人强加的紧缩政策，结果却令希腊蒙羞，它清楚地提醒人们，掌权的新自由主义者是多么冷酷无情。事实上整个希腊都已经被债权人勒索，他们以一种极不道德的方式联合起来对付希腊）。正如帕克所述，如果有组织的资金决定将生产外包给更为廉价的发展中国家——不能让股东们失望——那么社会就会被摧毁，个人生活也会遭到破坏。因此，许多重工业已经从西方国家消失，同样消失的还有将许多社区团结在一起的生活方式。“章鱼”成了一个用以描述股份制运作方式的非常贴切的比喻，这是全球商业活动的常态。

诺里斯是一位有趣但却有些缺点的作家，虽然不得不承认，他的行文冗长沉闷，但他作品的主题很深刻，这也是我详细研究其作品的原因。尽管他的小说存在一定争议——现代观众很难接受反犹太主义与厌女症——他仍然是敢对美国社会进行尖锐批评的人物，他对于文化以及贪欲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一种偏激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多年来一直反响不断。特别是在奥利弗·斯通的哥顿·盖柯的身上，自1987年《华尔街》上映以来，盖柯这个名字就已经成了金融贪欲的代名词。

电影

《华尔街》

对于斯通来说，盖柯代表了美国金融界的所有问题，在这个看似与世隔绝的世界里，贪婪与不道德成了有毒的结合。事件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毒性。盖柯的行事方式绝对冷酷无情，这是我为什么会详细讨论他的缘由。他丝毫不关心剥夺公司资产——他的专长——的行为会对他人生活造成怎样的破坏。他的形象似乎和漫画里的怪物没有什么两样，他的思想、行为全都带有侵略性和破坏性。而且，要想在金融界与商界中找到和他一样的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盖柯沉迷于股票市场以及多年来所做的交易；事实上，除了股票与金钱外，他几乎没有什么谈资。他对于世界的看法十分狭隘，完全凭借人们的财富与市场交易智慧对人做出判断：他们要么对他的计划有用，要么很快就会被抛弃。他的一个门生，巴德·福克斯（Bud Fox）最终因内幕交易而被捕，最初就是盖柯促使他这样做的，盖柯完全不顾及股市的调控。在他看来，你应该利用一切可以战胜竞争对手的手段，不管它是否合法，这是他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同行们共同的观点。内幕交易只是股票市场上的一个事实，通过频繁的内幕交易获得暴利的诱惑远远比遭遇逮捕和起诉的恐惧更加强烈。

《华尔街之狼》

马丁·斯科塞斯的《华尔街之狼》（2013）改编自纽约投资公司老板乔丹·贝尔福特（Jordan Belfort）的回忆录。电影描绘了贪婪过量导致的可怕场面，影片中的角色在狂欢派对与大规模吸食毒品的过程中挥霍掉了他们在股票市场中的收益。与贝尔福特比起来，盖柯简直就是小儿科，影片所呈现的放荡、贪婪的世界，甚至超过了布莱希特怀着马克思主义的偏见所描绘的美国。贝尔福特的公司采用最极端的强行推销术，把投资者当作猎物，而员工的唯一兴趣就在于从销售中积累个人佣金，而且很快就会有令人垂涎欲滴的回报。他们所出售的股票往往无异于废纸一堆，但是当时时代的要旨就是：只要操盘手承诺这些股票能带来快速致富的机会，那么投资人马上会一拥而上。在一个将富有变成自然权利的社会里，贪婪无处不在。在这方面，贝尔福特这样的公司拥有一群非常善于接纳别人意见的客户群，人们确实想相信他们被告知的事情。贝尔福特也不是一个不良行为的唯一案例，例如，赛斯·弗德曼（Seth Freedman）追忆自己在伦敦作交易员的职业生涯时承认道：“我……去上班，赚钱，把钱花在喝酒、吸毒和其他追求上，第二天继续努力工作。”

贝尔福特最终因证券欺诈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但是他同意与当局合作，并提供内部细节，说明他的公司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并且供出了所有参与其不正当计划的人。他的惩罚相对较轻，只在监狱里待了22个月就被提前释放——考虑他的欺诈行为的严重程度，这种惩罚相当宽容。电影制片人认为这是一则“警世故事”，但值得注意的是，贝尔福特在出售电影版权中赚了一大笔钱并且现在正作为一名励志演说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巡回演讲，日子过得颇为潇洒。显然犯罪很划得来。

《大空头》

2015年的电影《大空头》改编自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同名小说。它追溯了一群真实的证券交易员的市场冒险历程。他们十分确信大崩盘即将发生，因此他们开始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投机，打赌银行系统会因为坏账（即次级抵押贷款）而崩溃。刘易斯的书让人大开眼界，它揭露了商人对于该问题不但不感到担忧，反而成功对此加以利用的现象，尽管在某种程度上，细节并没有根本态度重要。认为失败只是一种有趣的商业机会的想法很可能会让我们这些不投机倒把的人感到困惑。这就要求我们明白，从投资的角度来考虑，失败可能是件好事，它甚至能给那些足够聪明、可以操纵市场的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2002年3名这样的交易员创立了一家名叫康沃尔资本的公司，正如刘易斯所指出的那样，它“打赌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资本翻了两番，从30多亿美元扩展到135亿美元，在市场崩盘的时候。”我猜大多数人可能认为投资的关键是找到成功而非失败的表现，但事实并非如此，只要有利可图，投资人一定会绞尽脑汁。很难说是否要将相关人员与恶棍划在一起，还是说他们仅仅是极其精明的操盘手。不管做什么决定，他们的活动都能带来戏剧性的情景。

事实证明，到头来，失败对于这个特殊群体而言反倒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们从2007年8月的市场崩盘中大赚了一笔，证明了贪欲从来都不会缺乏创造力。鉴于西方各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投入公共资金（就当是数万亿美元），才将该系统从全面崩溃中拯救出来，我们又一次惊讶于金融界及其操作者的无耻行径。只要能够获利，后者就会继续进行投机，不管这是否有利于系统——他们只关心能够赚到多少。然而，这些电影和书籍对于大众意识的影响表明，我们还能找到对于极端贪婪的描述，这是多么令人着迷的事情。他们似乎在告诉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也许是一种认识——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也会臣服在贪欲的脚下。

画作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会并不赞成贪婪，他们将其归为七宗罪之一，并强烈反对受其诱惑，认识到它会对不谨慎的人产生的吸引力。因此，教会谴责高利贷是一种邪恶的行为，所有好基督徒都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远离它（直至今天，伊斯兰教依然反对高利贷，因此伊斯兰世界中银行的运作方式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他们是负利率）。当犹太人介入其中，开始放高利贷时，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就开始变得爱恨交加，《威尼斯商人》就明确展现了这一点。

《死神与守财奴》

这一时期的艺术普遍热衷于将这种公认的罪恶作为主题，尤其是因为它呈现出戏剧化的张力。例如，耶罗尼姆斯·博斯在15世纪创作的《死神与守财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道德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赏画人可以清楚地看见屈服于贪婪会带来的危险。这幅画警告人们，如果大家不小心地抵挡魔鬼的诱惑——他会用金钱引诱我们走向毁灭——贪婪就会导致灵魂的丧失。博斯在小心平衡之后绘出了画中的场景，一位天使伸手指向通往天堂的路，告诉怀有罪孽的人，即使是在弥留之际，也依然可以忏悔。然而，一个狡猾的魔鬼躲在床边的窗帘后面，用一袋金子将他的注意力从天使身上吸引了过来。男人“几乎条件反射般地”向金子伸出手去，这是他一生的习惯使然。在他自己看来，他的钱永远也不够花；对他来说，这是他必须回应的一个“自身的空洞（hole in his being）"。床脚的人被认为代表着生命早期的守财奴，他显然是在向一个魔鬼提供一枚金币，而这至少表明他经常与恶灵打交道。与此同时，死神在门后充满期待地等待着。尽管艺术史学家沃尔特·博辛（Walter Bosing）认为“我们远不能确定是否存在挣扎”，但是画面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暗示，即守财奴将无法抗拒接受黄金的诱惑。财富的热爱似乎已经使他堕落到了无法悔改的程度——世俗的财产向他施下了魔咒，他已经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产生转变。

这是我们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不断遇到的故事，从虚构的人物到现实生活中的企业家、股市操盘手、银行家与公司都是这样：在某个时刻，你欲罢不能——贪婪的欲望会驱策你继续走下去。屈服于贪婪，这也可能是你的命运，这是博斯的画作传达给基督徒的一条严肃的讯息。也许你可能会在这一世中受益，但是下一世就未必如此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到时候，地狱就会是你唯一的归宿。博斯专门研究地狱的场景，他描绘了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如果我们像他笔下的守财奴那样时常放纵自己沉溺在七宗罪中，等待我们的就将是地狱的烈火。与此并列的是，他同时也描绘了天国的景象，那些性格软弱，经不起贪婪这类罪恶的诱惑，就无法升入天堂，他在几幅构图中同时描绘了天堂与地狱。

《贪食与淫欲的寓言》

暴食是博斯另一个常用的创作主题，例如《贪食与淫欲的寓言》（约1490~1500年）就将酗酒作为了罪恶的一面。画中的几个人物急不可耐地围在酒桶旁，而一对情侣躲在一顶帐篷中，避开众人的窥视，举杯对饮。赏画人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这种不得体的行为最终将导致怎样的后果。伯辛强调了艺术家希望我们能够建立起的联系：“贪食与酗酒会引发淫欲，这是道德卫士始终尽力希望听众们能够理解的教训。”

《贪婪》

在博斯作品的影响下，16世纪的艺术家老彼得·勃鲁盖尔在15世纪末以七宗罪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画作，《贪婪》便是其中之一。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贪婪》，与勃鲁盖尔同时期的艺术家彼得·范·德·埃登（Pieter van der Heyden）在1558年根据这幅作品创作了同名版画。埃登在画中的热闹场景里呈现出了各种形式的贪欲，并且为其配上了一段语气强硬的题词：“吝啬的贪婪既没有荣誉感，也不懂得礼貌，它不会觉得羞愧，也不敬畏神圣的箴言。”这恰恰也是博斯的作品所体现的道德标准：即便到了来世，你也依然无法逃脱针对这项罪恶的惩罚，因此要留意自己的行为，在还有时间和机会的情况下进行悔改。但不幸的是，如果你放纵自己罪恶本性的时间过长，也许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及时改变行事的方式。画中的各色人等似乎正在迈向这种不幸的命运，我们本应谴责他们的失败，承认他们正在通过这种“吝啬贪婪（scraping avarice）”的表现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前景中一位拢起一堆硬币的女性就奠定了这种基调。在她的身旁，一只大瓮中的硬币被不断倒入已经装满的箱子之中。在她的左边，一个长着一张动物脸的生物正将胳膊伸进一只装满硬币的麻袋，而画面中的其他地方则充斥着混乱不堪的场景——例如，破坏财物、盗窃以及沉溺酒色。道德的重要性很难被忽略：世俗财富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胜于更加重要的精神财富，善行将为虔诚的信徒敞开通往天堂的大门。勃鲁盖尔随后创作了七美德系列，来指出怎样的行为才能称得上是善行。

即便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在《贪婪》（1507）中所描绘的那位老妇人也并未对神圣的训诫加以重视。无疑，随着年岁的增长，皱纹渐渐爬上少女曾经美丽的脸庞（画家并未对肖像画的主角进行任何美化，她乳房下垂、满脸皱纹、头发蓬乱、牙齿缺失），她紧紧攥着一袋金币，好像这样便能躲过时光的摧残，呈现出一种相当可悲的“虚空的形象（vanitas image）”。相反，这个动作仅能表明她罪孽深重、不够虔诚——即便在死神面前，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贪欲。与博斯笔下的守财奴一样，贪欲已经深入她的骨髓，即便牧师曾一遍遍地警告世人，来世必将因此而受到惩罚，她也依然无法改变这个习惯。它有力地提醒着赏画人，要小心过度市侩会带来的危险：容颜易老，财富易散，待走到生命的尽头，除了神判之外，我们将不再存有任何期盼。不论丢勒笔下的这位老妪手中握有多少金币，都无法逃脱这种命运。总的来说，她展现出了一个既怪诞又哀伤的形象，一个刻意无视自己将要面对的精神命运的形象。

任何想要细致研究此类作品的人都会发现，艺术史学家将它们与当时的其他各种绘画作品联系在了一起，说明该主题在中世纪艺术家之间极受欢迎。显然，中世纪社会极其关注七宗罪，这说明贪婪等不道德行为已经广受人们的密切关注与公开谴责。短暂的此生与永恒的来世是基督教神职人员反复向教徒灌输的一条信息，然而，对于天罚的恐惧显然无法根除人们的贪欲——如果永堕地狱的可能性依旧无法令人们集中精神，那么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了。这再次证明了自私早已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它能够推翻宗教信仰与来自社会的指责。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从早期的艺术家到前文所讨论的最近的电影制作者，不论时光如何流转，创意艺术家们一直在关注这一话题。与中世纪一样，贪欲在这个时代同样显而易见，也同样需要遭到谴责。遗憾的是，即便是谴责也无法阻止大部分人走上这条道路，人们依旧会臣服在贪欲的脚下。

结论：

与贪欲共处

只要自由市场依旧是社会经济体系的基础（这一点几乎未表现出任何改变的迹象），便难以完全将贪欲这种驱动力从文化之中剥离。也许股市的核心是赌博原则，但是由于这种原则早已深植于文化之中，很难想象如果将它连根拔起，我们的生活会变成怎样一番模样。也许这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果；贪欲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我们早就习惯了它的运作方式，即便有时我们仍会对它将带领我们前往的方向感到忧虑。现在，就连大部分左翼人士也都认为，我们需要依靠创业活动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刺激经济发展。这其中往往就会涉及贪婪与贪心，因为追求盈利的过程必然会产生贪欲。在为自己攫取更多利益的这个愿望中，必然存在贪欲的身影，即便它已经被抑制在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而且并未走向无法被社会所接受的极端——哥顿·盖柯与谢尔曼·麦考伊等经典贪欲主义者所表现出的乖张行为便是“极端”的最好诠释。就渴望获取利润的欲望而言，需求将使市场理念践行者的需要一直处于过度膨胀的状态。一旦企业家阶层牵涉其中，我们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对于这些人而言，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一种极其自然的行事方式，这似乎也是他们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

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应付利益与贪欲，尽管人们很可能打着公众利益的旗号对它们实施控制——例如新自由主义的游说团的抗议持续不断。如果不希望在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平等的社会的过程中，出现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的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就不得不控制利益与贪欲。目前的这种趋势持续的时间越长，社会局势就会日益紧张，社会处于危险之中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资本主义运动不过只是冰山一角：民众的不满程度远比新自由主义的拥趸们愿意承认的要深。一如托马斯·皮克蒂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财政同意（即同意遵守所在国家的税法）继续遭受无限期的破坏，就必将对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造成严重损害。这一体系已然成为西方世界的规范，并且依然受到绝大多数公民的支持。市场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文化中所有人类活动的终极仲裁者，或者说市场价值必须成为衡量所有其他项目的标准。我们大可选择其他方式来处理问题。我想说的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的社会健康严重依赖于此。

如果恰当的监管体系已经到位，而不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现行的经济教条——新自由主义不但反对监管体系的调节，它还系统地削弱了这一体系的影响——最近的这场金融危机原本完全可以避免。金融行业的管理越是松懈，市场乃至全球经济的波动就会越大，从而有损大众的生活品质。除了决意继续废止监管，装作什么都未曾发生的行业内部人士之外，其他人似乎一眼便能发现两者之间的关联。如果涉及田径与自行车等国际体育项目，就不会有人郑重其事地建议放松管制，因为人们深知，对于名利的贪欲将彻底扭曲个人的道德观念。多次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兰斯·阿姆斯特朗与一些奥运会金牌得主（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份名单上的名字仍在不断增加）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每日不亦乐乎地谈论着的兴奋剂丑闻与腐败问题应该让我们永远记住，鲜少有人能将野心保持克制不越过道德的边界。然而，说到那些罔顾贪欲会给他人带来的影响、只是一味追逐经济利益的投机商与银行家，总是有人劝说我们相信，虽然缺少外部审计，但是金融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全都秉持着社会良知，行事谨慎——即便反面证据早已堆积如山。无疑，我们都愿意相信人性本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除非保持十二万分的警惕，否则，贪欲的反社会特征将会继续冲破阻碍，赢得胜利。如果不实施一些严格的控制，贪欲将会如同现下这般继续迅速蔓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霍布斯所言非虚：人们必须对自利性进行约束。

鉴于股市的吸引力令人上瘾，贪婪者仍会不断加入其中：这似乎是一个可悲的现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约束这些人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在刚刚提及的体育竞技领域就存在此类约束。这似乎也是不争的事实。究竟贸易兄弟会成员能够在追求股市收益的过程中走多远？我们应该对问题的答案设置明确的限制。为了保护普通大众，需要杀一杀“宇宙的主宰”的威风。未必就非得严格地按照字面意思，将自由放任作为金融业界的公约。这种特定解读对商业信誉的依赖已经远远越过了安全的界限。商业信誉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也许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也不过是将贪欲降低到现有水平以下，不过，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我们必须尝试在角力的力量——如需求与需要——之间实现适度的冲突，并使之像在其他社会中一样，成为一个持续的过程。

必须承认，对于那些真正积极上进的企业家而言——我们身边颇有一些这类人——眼前的经济收益永远不够多；因此，他们基本都会选择避税，尽管这些避税举措会带来反社会的影响。一些成功企业家也许会像比尔·盖茨那样推行大规模的慈善计划；林赛·麦戈伊谴责此类做法纯属“慈善资本主义（philanthrocapitalism）"，认为这些慈善项目并不比面子工程强多少。他进而提出了更深层的反对理由，即此类项目的大部分资金完全有可能是通过避税手段所获得的。事实上，成功企业家永不知足，这多少叫人觉得沮丧。拥有此类性格的人很少会感到满足，或者说，他们的满足感稍纵即逝。在这个世界上，一次过剩必然会引发进一步的过剩，循环往复；虽然那些一心一意追求满足感的人很难意识到自己在实现满足感的路上已经走过了头。诺里斯在小说《陷阱》中通过柯蒂斯·贾德温这个经典的虚构形象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刻画。他证明了贪欲可以将个人所有的中断机制均践踏在脚下，驱使他们或是迈向更大的成功，或是如同贾德温发现的那样，引爆全面的金融危机。这是时常在个人内心运转的“繁荣与萧条”周期，而且它似乎已经融入了市场心态之中，随时准备孤注一掷——贪婪的需求将塑造出大量因受其诱惑而响应其号召的人。处于创业者世界之中的企业必须逐年提高交易数额，不断加快积累利润的速度，时刻不得松懈。一旦它确实有所懈怠，股东们便会四下寻找更有利可图的股票进行投资，因为他们永远也不会停歇追求更高回报的脚步。这样一来，如果放任贪欲蔓延，那么如何保护更广泛的社会不受其所带来的过剩的影响，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这也是政府应该介入并采取果断行动的领域。如果将过剩视作一种美德，就无法继续相信那只“看不见的手”还会出手相救。不论是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抑或是2007年8月的信贷危机，这只手显然都未能起到任何作用。

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政府应该在其整体经济政策中支持哪一方：是股东，还是利益相关者？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机过后，一个不受约束的金融部门似乎便开始自寻烦恼。只有在更广泛的选民所给予的持续刺激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终将遭受最为严重的损失），经由选举组建的政府，才拥有为了实现普遍的社会福利——包括国家经济的利益——对该行业实施并监控限制的力量。自我调控一直未见成效。犯罪行为长期存在，由此便可获知，人性本善的假设极其天真；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警察机关来确保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一些安全的原因。因此，若是想要找到可以适应贪欲的方法，由政府制定适当的法律法规与严格的审计制度就是首要的要求。教育也能鼓励并明确所有行动中的社会责任。如果明确社会责任成了基本要素，那是因为经验告诉我们，金融领域对此敷衍了事的情况实在太过常见。金融业界从业人员的所言所行往往堂而皇之地背道而驰。既然创业精神已经成为大中院校教学大纲中的一项，希望社会责任可以被视作是教与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显然，这同样适用于国际体育的大部分项目。太多的案例表明，社会责任似乎并非参赛者的优先考虑事项，这实在令人深感不安。俄罗斯奥运选手普遍服用了可以提高竞赛成绩的禁药一事便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后，俄罗斯也对许多西方运动员提起反诉。此类故事不胜枚举。认为这只是体育界的习俗，觉得它不过是“自私的激情”运作的方式，而我们必须效仿它的做法还远远不够。至少，亚当·斯密永远不会点头赞同。他会有力地宣称，如果我们用习俗来证明此类行为的合理性，

那么，我们大可推想，几乎没有什么恶劣的特殊行为无法获得认可。我们每天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此类事件，觉得它稀松平常。人们似乎认为，那是在为最不义并且最无理性的行为进行的十足的辩解。

习以为常是一种很糟糕的托词，当其被用来为腐败行为正名时尤是如此。垄断也是大型企业内部习俗的产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就是正确的。习俗可以更改——它们不会亘古不变，否则社会就将无限期地滞留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

也许贪欲与贫穷一样，注定与我们同在。不幸的是，我们的心理状态会暗示我们，事实就是如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将自己视作贪欲的奴隶（大胆妈妈似乎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奴隶），也不是说我们就应该终止缓解贫困、创造更加平等的社会的努力。或者，就此而言，不顾公众非议，坚持推进体制改革，使得避税行为疯长。避税港只会鼓励贪欲不断膨胀，主要西方国家迟早会料理这些地方。“不折不扣的盗窃”不应享受如今这般的官方保护，不论这是多么心照不宣的事情；甚至也不应该出现“利润转移”的可能性。各国政府必须承担起自己做出的任何有关体制改革的承诺，否则，原本进入流通领域的“列国的隐藏财富”将永远隐于水面之下：它们能够在公共领域，为可以改善所有人生活的项目与体系提供资金支持。我们完全无法接受在经济紧缩的时代还存在此类“隐藏财富”，这是又一个尽管体现出了其不公平性但却依旧获准得以发展的“习俗”。放任这种现象就是在藐视整个利益相关群体，而事实上，该群体已然面临困境。必须尽可能频繁地指出贪婪的暴行及其对于政治体的影响。回顾贪婪的历史可以发现，对于这一特点不加控制显然不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贪欲也并非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特性，它来自于我们的内心。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时刻观察这种现象，因为它的能力是我们性格中的一部分，我们将在每日与他人的接触中，不断与它相遇。企业无法产生贪婪或是“超级富豪的秘密宗教（secret religion for the super-rich）"。我们不能将个人行为归咎到股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是国际足联的身上，因为通过恰当的立法就能使组织机构接受更为严格的行为规范的约束。企业仅仅是为个人提供了表达与满足贪欲的机会，贪欲很快便会在企业内部根深蒂固，而不是如同疾病那般，偷偷潜入整个体制，感染与之接触的所有人。很快，人们便会辩解说这只是一种习俗，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贪婪文化首先是由人所创造的，因此需要从人的层面加以解决。

在讨论贪欲时，我们必然会注意到意识形态，因为我们不断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发现，当权人士（不论是财政界、管理层还是政界）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最显著的贪婪的案例。将愤怒引向这些特定个人的行为固然可以理解，但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他们不过是在一个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而容易被操纵的系统中，动用了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人性特征，而今天的文化也在大力提倡积累个人财富。如果将人性特质与体制结合到一起，我们很快便会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些令人咋舌的贪婪案例，而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则是那些貌似缺乏社会良知的自诩的“宇宙的主宰”。现代社会发展出了竞争激烈并且以市场为基础的文化，人性几乎不可避免地在其中倾向于此；也就是说，除非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来遏制出现过剩的机会，一旦牵涉大量资金，便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还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抵制将个人推向寻求过剩的驱动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加约束，他们便意识不到限制的存在，并且会不断挑战社会的底线，测试在有人出手阻拦之前，自己究竟能够提出多少需求。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指望欲望具备自我调节能力。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延迟满足这个问题以及将其视作欲望之敌的这种趋势上。有时，在谈论此类问题时需要表现出些许说教的意味。显然，商界试图将满足感驱逐出我们的生活，尽管满足感本身并不会产生贪欲，但是它绝对为后者提供了蓬勃发展的框架——贪欲已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贪欲意味着我们现在，立刻就想要填补我们自认存在于内心的“胸中的空洞”；不论是在股市中大赚一笔，还是获得越来越多我们碰巧已经上瘾的东西——食物、服装、技术或是奢侈品。然而，这种瘾癖并非只是一件私事，它具有多重社会后果，并且只有在全社会的协力阻止下才不至于严重失控。我们大可忍受贪婪，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确保它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且，更重要的是，确定这些范围的边界，明确贪欲当政的需求的极限。这是一个有待实现的微妙平衡，但是它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也很难被高估。不论“宇宙的主宰”以何种形式存在或是采用何种方式说服众人，也许他们都会提出异议，但是我们拥有的东西应该远不止不受约束的积累这一项。

致谢

Reaktion出版社的本·海耶斯（Ben Hayes）提出了这个选题，并大力促成了项目的成功启动与最终成型。海伦娜·布兰登博士（Helene Brandon）就书中所讨论的医学问题，为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且一如既往地就本书撰写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各种观点给予了评价。

参考文献

目录

CONTENTS

前言

第1章 文坛开拓者与不朽名著

第2章 激进人士与颠覆分子

第3章 传教士与皈依宗教者

第4章 神秘主义者与巫师术士

第5章 日记作者与辞书编撰者

第6章 碎语闲言与文坛敌手

第7章 浪漫派诗人与死尸

第8章 维多利亚时代文坛名家与不为人知的放浪形骸之士

第9章 犯罪活动……

第10章 天网恢灰

第11章 儿童与会说话的动物

第12章 现代派与漩涡派

第13章 布鲁姆斯伯里团队成员与暗箭伤人者

第14章 推杯痛饮与光彩年华青少年往事

第15章 出版商与书商

第16章 愤怒的青年

第17章 文坛上的女性

第18章 “垮掉的一代”与嬉皮士

第19章 间谍与冷战斗士

第20章 移民与侨胞

第21章 妖怪与启示文学作品

致谢

前言

伦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城市之一。伦敦的许多街道都发生过丰富多彩的文坛故事，许多建筑都包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那里的酒吧和俱乐部出现过许多作家的身影，同时又再现于他们的作品当中。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拜伦勋爵（Lord Byron）、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乔治·斯迈利（George Smiley）、约翰·福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帕丁顿熊（Paddington Bear）——这些英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最受爱戴的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全都在这里出现过。如今仍然可以看到许多他们当年经常出没的场所。从这本书中你会知道如何漫步在伦敦街头，寻找这些地点。

除了讲解在何处寻找到伦敦的一流文学地标以外，我们还要讲述故事背后的故事，讲述创作灵感突现的时刻，作家之间友谊的建立；也讲述与伦敦、与写作一直相伴的争斗、怨仇、争吵，以及纵情声色等不良行为风气。我们将从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伦敦上流社会沙龙里的春风得意时期，一直追寻到他在克拉彭枢纽站（Clapham Junction）的站台上“身穿囚服，戴着手铐”，备受屈辱的时刻；我们将同朱利安·麦克拉伦-罗斯（Julian Mac Laren-Ross）一同漫步穿行在伦敦的菲茨罗维亚区（Fitzrovia）；同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一起走进泥瓦匠酒吧，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同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艾略特（T.S.Eliot）、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等文坛名家伫立在夜色中的泰晤士（Thames）河畔沉思默想……还会看到拜伦在恐吓他的出版商。随后我们会更加惊恐地看到那位出版商，在接到拜伦的死讯后，亲手焚烧了这位诗人的罪恶日记……

要讲的故事真是数不胜数。伦敦是我们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发轫之地、创作灵感来源以及文学表现主题，其重要意义难以估量。更加难以想象的是，如果没有伦敦这座都城，英国文坛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毕竟人们倾向于认为，全部英国文学直接肇始于14世纪末乔叟（Chaucer）在伦敦的奥尔盖特（Aldgate）那一带提笔创作《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的那一时刻。

我们无法将那之后的伦敦文学史上所有重要时刻都在书中一一加以描述。本书主要选择了部分内容，是具有个人主观色彩的文学史指南之作，甚至还可能显得比较怪异另类。我们倒希望这一特点能够增强本书的可读性。

我们不想面面俱到，但是会尽量让本书读来饶有趣味。我们的写作目标一直是强调趣味性，而不是百科全书般的介绍讲解。我们没有列出每条街道、每个道路枢纽的名称，没有列出每部作品、每首诗的名称以及每个人的姓名。我们只是在书中收录讲述了那些在我们看来最具启迪性和娱乐性的文坛轶事。

我们还收录了许多有用的地址。利用书中的注释和地图，可以愉快地寻幽览胜，就像许多著名作家和书中人物那样走过一条条相同的街道，自得其乐，陶醉忘返。我们希望你能够喜欢书中的各章内容，欣赏书中讲述的伦敦这座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故事，以及这座城市启人心智、赋予灵感的轶事。也希望你能够出入自如地阅读书中内容，利用本书开启几次你自己的愉快探寻之旅。

《伦敦文学小史》从埃德蒙·斯宾塞、莎士比亚讲到尼尔·盖曼（Neil Gaiman）和威尔·塞尔夫（Will Self），从浪漫派作家、讽刺作家讲到现代派作家和科幻未来派作家，跨越不同历史时期，涉及各种体裁风格。如果你从头到尾读完本书，就会清楚地了解到伦敦在遥远的过去只是一片偏僻的沼泽地……经过后来的发展，在将来——如果你相信伦敦许多后启示录作家的预言的话——大体上依然如故。不过，各章内容的先后安排并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因为按照主题内容，而不是年份日期来讲述文坛轶事常能收获更加有趣的阅读效果。我们只想告诉读者，凡是对伦敦感到厌倦的人——正如一位作家的名言所说的那样——也对生活感到厌倦。

埃洛伊丝·米勒与萨姆·乔迪森

第1章

文坛开拓者与不朽名著

伦敦肇始于一片空旷的沼泽地平原，那里靠近一条蜿蜒流淌的大河，四周环绕着低矮的山丘，此外并无其他突出特点。我们不清楚是何时在那里修建起最早的住宅，我们只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2010年在沃克斯豪尔桥（Vauxhall Bridge）附近发现了可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的一幢大型木结构建筑遗址。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伦敦有人居住的历史至少有6000年之久。不过直至公元100年，伦敦成为罗马不列颠首都时，那里的情况依然不明朗。即使在那之后又经过很多年，情况依旧不明朗。关于罗马占领时期的伦敦，目前我们所知甚少。对罗马统治垮台后（人们认为伦敦城也被罗马人放弃了）的了解就更少了。后来出现的比较清晰的历史线索是9世纪编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据此书记载，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the Great）于公元886年“重建”伦敦城。

阿尔弗雷德不仅仅忙着烤饼充饥，也忙着修建、加固城墙，绘制新的街道地图；他还扮演早期文学赞助人的角色，召集一些宗教学者，让他们将一些拉丁文名著翻译成古英语。

中世纪时期情况比较明朗一些。不过即便在那个时期，大多数早期记载的史实也只是一带而过，语焉不详。来自温切斯特（Winchester）的僧侣德维斯的理查德（Richard of Devizes）的文字记述就属于这种情况。在12世纪末期，他有时独自一人在伦敦城中穿行。他并没有建议别人也这样做。“将来有一天你会去伦敦。”他写道，“但要小心点！我在此提醒你，无论什么样的罪恶或反常变态行为，无论世界各地有什么，你都可以在那个城市中看到。”接下来他又列出一个很长的清单，上面写明了在伦敦可以找到的各种乐趣，其中还提到了“娘儿们样的鸡奸者”和“淫荡的乐舞女郎”。另外还有一点就不那么有趣了。在谈到伦敦市里屠杀犹太人的情况时，他也是使用“holocaust”（“大屠杀”）这个词的第一人。

同样在12世纪，威廉·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约1332-1386）长大成人，在伦敦的康希尔（Cornhill）一带成了一位“游手好闲、懒惰的人”。关于他的生平情况不明，因为我们了解到的全部情况均来自于他创作的《耕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在这首诗作中，当时的社会现实无从确认，生活的真实面貌也湮没在梦幻、讽喻和神秘的基督教追求之中。这首充满幻想的诗作一般被认为创作于1370年至1390年间，与中古英语另一伟大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是同时代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被公认为是一部长久影响并改变了英语面貌的文学杰作。

14世纪末期，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在伦敦写出了自己的长篇系列故事集。书中的故事均由前往坎特伯雷的朝圣者们轮流讲述。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部作品不是用当时的主要文学语言法语或拉丁语写成。乔叟采用以伦敦方言为基础的中古英语方言创作出了《坎特伯雷故事集》，为后来的所有英语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

乔叟将作品的故事发生起点设定在一家旅店里，从而开启了伦敦文学创作的另一先河。《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故事，一开始发生在伯罗大街（Borough High Street）的泰巴客旅店（Tab-ard）里。这家旅店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过，到19世纪才被拆除。如今在旅店原址上坐落着一家复制印刷公司。这种结果对于《坎特伯雷故事集》一书的精神家园来说可谓恰到好处。1478年，依靠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1422-1491）的技术引进，《坎特伯雷故事集》成为在商业印刷机上印出的第一部英语作品。

乔叟笔下的那些健谈的朝圣者很快离开了泰巴客旅店，前往肯特郡（Kent）。不过伦敦后来在整部故事集中被反复提起。书中人物提到了喝几口“伦敦啤酒”，提到了在“圣保罗教堂”里听一听“灵魂的圣歌”（指欣赏牧师吟唱弥撒曲的才能）；书中还提到了伦敦齐普赛街（Cheapside）和南沃克区（Southwark）一些旅店酒馆的名字。乔叟笔下的女修道院院长埃格朗蒂纳夫人（Madame Eglantine），还讲着一口带有伦敦口音的法语。

乔叟本人也是伦敦当地人。他于1343年左右出生在伦敦，父亲和祖父都是伦敦有名的葡萄酒商。他的祖父于1313年在奥尔盖特住宅附近遇刺身亡。当时那一带天黑后经常发生盗窃、强奸和谋杀案件，臭名远扬。幸运的是，乔叟活了下来。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都居住在奥尔盖特大街2号。那是一座带有双塔楼的门房，乔叟住在那里不用交房租，条件是一旦发生外敌进犯情况，他必须同意军队征用塔楼。［这意味着军方在1381年有可能征用过这座门房，因为当时瓦特·泰勒（Wat Tyler）和他手下那帮愤怒的追随者在农民暴动期间从农村攻入了首都，直接从乔叟的窗下经过。］

乔叟是个大忙人，他既是侍臣、外交官、公务员，又担任王室建筑工程主事。他还在伦敦内殿法学协会（Inner Temple）学习过法律。没人知道乔叟如何能够挤出时间创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尤其在1374年以后，国王爱德华三世每天都赐给他“一加仑葡萄酒”，一直到他去世为止）。然而他还是做到了，写出大量的通俗笑话和数千行优美诗歌。他不停顿地勤奋创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几乎直到他去世那天为止。

乔叟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萨默塞特郡（Somerset）度过的，但在1399年，他回到首都伦敦，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附近租下了一座住宅。1400年末，乔叟去世，成为安葬在诗人角（Poets'Corner）的第一人。乔叟时代的地标性建筑所剩无几；距乔叟时代最近的建筑是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乔叟当年熟悉的那座建筑在伦敦大火中被烧毁）以及圣博托尔夫-奥尔盖特教堂（St.Botolph Aldgate，尽管经过重建，这座教堂在同一地址矗立了1000多年）。如果你想要游览一下宗教色彩不太明显的地方，不妨前往南沃克区伯罗大街，在77号可以看到伦敦仅存的驿车旅馆——乔治旅馆（George），而且这里距乔叟笔下的泰巴客店原址很近，的确令人欣喜。

可爱美丽的伦敦，那是我出生成长的故乡；我深情地热爱伦敦，胜过世界上任何地方。

杰弗里·乔叟《爱的誓约》

(The Testament of Love)

有一位对饮酒并不感兴趣的人，那就是玛格丽·坎普（Mar-gery Kempe，约1373——约1438）。她是来自金斯林（King's Lynn）的一位宗教神秘主义者。在那部自传式幻想小说《玛格丽·坎普自传》（The Book of Margery Kempe）中，她记述了自己的多次朝圣经历，同上帝的交谈以及与下里巴人的争执。她还去过几次伦敦。有一次去伦敦时，她生活穷困，穿的是粗布衣服。在伦敦，她受到虔诚寡妇们的热情接待，满心欢喜。没过多久，她就挺身而出，“大胆痛斥”首都的许多“出言不善者和骗子”，以及那些“邪恶的人”。这些激烈的言辞据说使“许多人受益匪浅”。后来有一次去伦敦时，她逗留了“很长时间”，“受到许多体面人士的热情接待”。这同她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云游时经常遭受的耻辱和责备相比无疑大有改观。

继坎普的自传性名著之后，又出现了一部散文杰作，这就是托马斯·马洛礼（Thomas Malory）创作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至少我们认为是马洛礼本人创作的（有关事实扑朔迷离）。马洛礼并非一直居住在伦敦，他早年在华威郡（War-wickshire）一带生活，抢劫牲畜，还干过强奸、杀人等重罪勾当。15世纪60年代，他在伦敦的纽盖特监狱（Newgate Prison）里被关押了好几年。学者们认为，马洛礼于1471年死去之前，在监狱里写出了以描写刀光剑影和骑士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传世名著。

也许马洛礼创作的“亚瑟王传奇”很受欢迎，但是当时诗歌仍然被视为最高级的文学体裁。因此，埃德蒙·斯宾塞（约1552-1599）采用诗歌形式创作出了献给伊丽莎白女王的史诗般颂歌《仙后》（The Faerie Queene).

斯宾塞的成人生活大部分在伦敦城外度过。对于一个因满心希望“美丽的泰晤士河”“轻轻流淌”而名噪天下的人来说，这不足为奇。斯宾塞很可能在爱尔兰写出了传世名作《仙后》，时间是1590年至1596年间。但是斯宾塞出生在伦敦的东史密斯菲尔德，曾就读于麦钱特泰勒斯学校（Merchant Taylors'School，当时位于伦敦城内）。他经常去伦敦出版、推销自己的作品。

斯宾塞也在伦敦去世，而且去世时一贫如洗（用本·琼森的话来说“没有面包果腹”）。不过在斯宾塞生前，伊丽莎白一世为奖励《仙后》诗作，准予每年给斯宾塞发放50英镑年金。这在16世纪可算是一大笔收入。这笔年金是否从未发放，还是斯宾塞得到年金后全部挥霍一空，目前尚不清楚。斯宾塞47岁时去世，与乔叟一样安葬在诗人角。

另一位麦钱特泰勒斯学校的毕业生（与斯宾塞是同时代人）是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1558-1594）。他曾创作出第一部复仇悲剧《西班牙悲剧》（The Spanish Tragedy）。该剧于1592年首次被搬上舞台。1593年基德与英国同胞、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住在一个出租的房间里，具体地点可能是诺顿福尔盖特（Norton Folgate），或者是居住着所有时髦演员的肖尔迪奇（Shoreditch）。他和马洛共住的房间遭到搜查，发现了一些使地方当局感到不快的文件。随后基德被捕，并遭到残酷折磨。

当时伦敦流传着各种诽谤性的宣传册。这些宣传册上面的署名是“帖木耳”（Tamburlaine），那是马洛作品中一个著名帝王的名字。由于宣传册的内容及其署名两方面的原因，戏剧界人士遭到当局的严密监视。马洛的逮捕证也已发出。12天后马洛遇害（据说死于斗殴）。基德被释放出来时身心俱损，第二年即撒手人寰。他的母亲将他安葬在伦敦城内的圣玛丽科尔教堂（St.Mary Colechurch，这座教堂位于齐普赛街82号，后毁于伦敦大火。原址如今坐落着联合莱斯特银行（Alliance＆Leicest）办事处。

至于克里斯托弗·马洛，借用他的一位同时代名人的比喻说法，他的生命之烛燃烧的时间短暂，但却发出了明亮的光芒。他在创作剧本的6年时间里（自1587年至1593年）写出了《帖木耳大帝》（Tamburlainethe Great）和《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等不朽巨作，在大胆创新的文学时代里具有重要意义。马洛也是运用无韵诗的形式从事创作的作家之一。他仅仅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便受到身边朋友们的崇拜（其中包括莎士比亚，他至少在自己的剧作中引用了100行马洛的诗文）。

马洛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作家，经常在有关王室或宗教问题上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论（他也许是一位无神论者）。他创作的剧本《爱德华二世》（Edward II）描写了发生在国王爱德华二世同皮尔斯·加韦斯顿（Piers Gaveston）之间的不幸浪漫史。因此可以说，他写出了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同性恋故事。许多人认为，正是这种惹是生非的做派使他眼部被人扎了一刀。

马洛死后被安葬在德特福德市（Deptford）圣尼古拉斯教堂（St.Nicholas Church）里的一个无名坟墓内。教堂墓地墙上有一块马洛的纪念牌匾提示着他的葬身之处。虽然马洛在安葬时没有明示姓名，但是他的文学遗产却流传了下来。他的生平事迹也为新的文学作品带来了创作灵感。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1917-1993）创作的《德特福德的死者》（Dead Manin Deptford）以及其他文学作品表明，围绕着马洛的神话创造活动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通过阅读伯吉斯的长篇小说充分了解马洛时代的伦敦。你应该有兴趣，因为在16世纪80、90年代，伦敦颇不一般，值得一看。1400年，伦敦人口大约为5万，到16世纪末猛增到20多万，并且仍在继续快速增长。当时有一位抵达伦敦的瑞士游客声称：“到处都是人，简直迈不开腿。”剧作家托马斯·戴克（Thomas Dekker,1572-1632）在一本名为《伦敦七宗不可饶恕之罪》（The Seven Deadly Sins of London）的小册子当中，生动描写了伦敦当时的热闹场景：

客车与公共马车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车轮上移动。每个角落里，男女老幼成群结队，拥挤不堪。无奈只好竖起立柱来加固房屋，以避免他们前拥后挤将房屋拱倒。有一处响起了重锤击打的声音，另一处传来了呼呼的木桶响声（那是制桶工匠们干活时发出的噪音）。锅、盆的叮当作响之声从第三个地方传来。在第四个地方，大水杯倾斜着发出哗哗的声响……众多的生意人仿佛在跳着轻快活泼的双人舞，步法矫健，一刻也停不下来。

戴克是一位多产作家。在描写烟雾弥漫、老鼠害虫遍地，却又活力四射的首都伦敦这方面，戴克有时被视为狄更斯的前辈。即使因负债在南沃克的国王法院（King's Bench）被关押整整7年，也未能让他止步不前。他为我们了解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生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记述文字。《鞋匠的假日》（The Shoemaker's Holiday）等剧作描写了普通伦敦人的生活；他写的小册子《好年景》（The Wonderful Yeare）以新闻报道笔法生动记述了伦敦在暴发瘟疫期间的情景（另外还记述了伊丽莎白一世逝世、詹姆士一世登基两件大事）；《地狱新闻》（Newes from Hell）和《伦敦七宗不可饶恕之罪》对伦敦这座城市进行了审判，同时满怀深情地描绘了伦敦街头沸腾热烈的日常生活。

在早期的现代伦敦，街道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城市要素。泰晤士河从发展势头强劲、充满活力的伦敦市内流过，并不像斯宾塞宣称的那样美丽。实际上，垃圾废物经常堵塞河道。不过这条河流也肯定有其值得观赏之处。当时的河面比现在宽阔，河两岸修有阶梯和过渡平台。河面上驳船和渡船往来穿梭，蔚为壮观（莎士比亚很有可能经常搭乘其中的一艘渡船前往南沃克的一家剧院），有时泰晤士河会结冰，在冰面上举行当时赫赫有名的冰冻博览会［frostfairs，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在《奥兰多》（Orlando）一书中记述过冰冻博览会］。人们起舞欢庆，各处摊位上出售着丰富的食品和饮料。1564年的一天，伊丽莎白一世亲自大驾光临，轰动一时。当时泰晤士河上只有一座桥——伦敦桥。有时伦敦桥上展示着钉在大铁钉上的叛国者人头，警示世人。

伦敦桥通向南沃克和素有动乱恶名的泰晤士河畔岸边区（Bankside）。那里不仅仅是作家和知识分子非常熟悉并喜欢光顾的地方，也是纵狗斗熊者、扒手、妓女和拦路抢劫的强盗经常出没的地方；更不用说还是监狱的所在地（比如以手段残忍而臭名昭著的柯林克监狱）。另外那里也是蓬勃发展的商业区，市场繁荣，游客商人云集。多年来有钱人都在那里居住。15世纪50年代，有一位名叫约翰·福斯塔夫的富翁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大厦。100多年后莎士比亚就在剧作中借用了他的大名。

南沃克还是剧院发源兴盛之地。当时憎恶娱乐活动的清教徒们不允许在伦敦城内建造剧院。为了绕过这个障碍，最初只好在城内的旅馆院内表演戏剧（南沃克的乔治旅馆那个带有眺台的大院，充分说明旅馆院内的空间足可用作表演戏剧的场所）。不过满足对正式剧院的需要只是个时间问题。1574年，剧团经理詹姆斯·伯比奇（James Burbage,1530-1597）拿到了演出戏剧的执照。但是表示强烈反对的神职人员对伯比奇施加了很大压力，迫使他逃离了伦敦（有一封来信写道：“仔细想一想便可知道，瘟疫是由罪孽造成的，而罪孽则是戏剧造成的。因此瘟疫就是由戏剧造成的。”）。伯比奇躲到了肖尔迪奇自由区（Libertyof Shoreditch，当时位于伦敦城外，如今是伦敦一区），并于1576年凭借他兄弟的帮助，在牧师管理权限干预不到的情况下，修建了英格兰第一个永久性剧院，取名为剧场剧院（The Theatre），可谓非常恰当。如今在库尔泰恩路（Curtain Road）86-88号上看到的一块棕色牌匾正是这家剧院的纪念牌匾。

这家剧院可容纳观众1000人左右，演出盛况空前。于是一年后在它旁边又开设了一家剧院，取名为大幕戏院（Curtain）。菲利普·亨斯洛（Philip Henslowe）于1587年在南沃克修建了玫瑰剧院，此后戏剧演出重地移到了泰晤士河南岸。伯比奇的剧院最终也搬迁到南沃克——这是真正不折不扣的搬迁。1598年随着肖尔迪奇场地租用期限已到，伯比奇的儿子们将剧院的搭建木料运到了泰晤士对岸的岸边区帕克大街（Park Street），距玫瑰剧院不远。剧场剧院改名为莎士比亚环球剧院（莎士比亚亲切地将其称为“木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莎士比亚环球剧院陆续上演了一些不朽经典剧作，比如《哈姆雷特》（Hamlet）、《奥赛罗》（Othello）和《麦克白》（Macbeth）。

约翰·泰勒（John Taylor,1578-1653）是泰晤士河上的一名船工，喜欢自称“水上诗人”，写过一些大麻题材的诗歌。在《大麻籽颂》（The Rraise of Hemp-seed）中，泰勒表露出的对大麻这种药草的喜爱超过了任何一位现代激进主义分子：“大麻籽让我们受益颇多，使我们有衣穿，有饭吃，能捕鱼行船，游乐开心，还使我们有钱可赚。更使我们正义伸张，惩恶扬善。”也许正是因为欣赏大麻带来的其他益处，才使得他某些行为显得更加古怪。比如，他曾经想划着纸船，从伦敦前往女王镇（Queensborough）。

1613年6月，在上演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后一部戏剧《亨利八世》（Henry VIII）时燃起了炮火，飞溅的火星落在了剧院的茅草屋顶上，一场大火把环球剧院完全烧毁。使人吃惊的是，3000多名观众无人伤亡（只有一人的裤子被烧着，随即用几大杯啤酒把裤子上的火彻底浇灭了）。环球剧院重建时安上了瓦顶，一直经营到1642年。直到当年清教徒得势，关闭了伦敦市内所有剧院。

后来环球剧院被改建为出租公寓，最终彻底消失。残留的地基也被掩埋了起来。如今在帕克大街用彩色石头标出的地方就是环球剧院残留的地基。绕过罗斯小巷（Rose Alley）（在莎士比亚时代曾是一条露天下水道）附近的一个拐角，可以看到玫瑰剧院的遗址。1989年，在清理原址修建办公楼时发现了这些地基。在现场进行挖掘时，古老的橡木房梁一遇到空气便开始腐烂。因此，目前将原址浸泡在水里（橡木遇水膨胀，便于保存）。玫瑰剧院的墙壁轮廓用红灯凸显出来，使其成为一处具有特定氛围的怪异观光景点（还可以去欣赏在那里经常举行的作品朗诵会）。

莎士比亚时期的剧院有一个特色，那就是难闻的气味。由于购买最便宜剧票的观众们在剧场里没有厕所可用，只好就地解决。当时有一个很流行的俚语专门用来指那些购买最便宜剧票的观众——stinkards（意为“散发恶臭的人，放臭气的动物”）。著名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这一称谓表露了势利眼的心态，但是在英国历史上那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能在剧院里真正体现出民主特点的时代。票价分不同档次，每一个人都能买得起，既有正厅后排位置站票，也有顶层楼座的廉价坐票；观众既有上层社会人士，也有底层民众。后来的剧院从未出现相同的格局，也从未像当年那样富有活力。斯蒂芬·戈森（Stephen Gosson,1554-1624）在《戏剧的五大罪状》（Playes Confuted in Five Actions）当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看戏的时尚活动：

在伦敦各处剧院，时髦的年轻人首先来到剧场的正厅后排，放眼搜寻每一个顶层楼座，然后他们就像乌鸦发现了腐肉猛扑过去一样，尽量凑近最漂亮的女人……给她们递上苹果，摆弄她们的衣装消磨时间。他们偶尔也会聊聊天，然后就把刚刚认识的女人带回家里，或者等戏一演完，就溜进旅馆里。

在戈森生前与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南沃克一直是娱乐中心，规模不断地发展壮大。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的伦敦，剧院发展如日中天，大约有20家剧院可供选择。不过剧院并非是唯一的娱乐消闲的地方。伦敦市内一些著名的旅馆和酒馆同样是戏剧演出场所（演员们也住在那里）：公牛酒馆［The Bull，距主教门（Bishopsgate）不远］，克劳斯吉茨旅馆［Cross Keys Inn，在怀恩堂街（Gracechurch Street）上］，贝尔萨维奇旅馆［Bel Savage，位于路德盖特山（Ludgate Hill）附近］，还有贝尔旅馆（Bell Inn Yarde，离怀恩堂街道不远）。

剧作家们也喜欢在酒馆里喝酒，这一点也许不会使你感到意外。位于岸边区的铁锚酒馆（The Anchor，帕克大街34号）可以称得上是莎士比亚经常光顾的一家酒馆。它在伦敦大火中幸存下来（佩皮斯曾亲眼看见大火从那里向外蔓延的情景），1676年重建。因此，即便这家酒馆仍然采用木梁结构，能够触发人们的思古幽情，亲临现场也无法获得完全真实的原初体验。

遗憾的是，剧作家和演员们经常光顾的另一家酒馆美人鱼酒馆（Mermaid Tavern）早已不见踪影。与其他数十家（也许有数百家）酒馆命运一样，美人鱼酒馆也在伦敦大火中完全烧毁。这家酒馆位于圣保罗大教堂以东，星期五街与面包街的拐角处，是“迷人绅士兄弟会”饮酒俱乐部的总部所在地。该俱乐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举行聚会，成员包括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631）、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和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1579-1625）等文学界名人（有些学者把莎士比亚也包括进去，不过这有些牵强）。琼森创作的剧本《巴索罗缪集市》（Bartholomew Fair）中提到了迈特（Mitre）小酒馆。这家酒吧里保留着一棵树，据说当年伊丽莎白一世在五朔节曾经围绕着这棵树翩翩起舞。

《巴托罗缪集市》是琼森创作的一部反映伦敦现实生活的著名剧作，以伦敦作为每年在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举行的夏季集市的背景环境，展现出一幅现代伦敦生活的全景画卷。剧中包括扒手、地痞、出色的警官、清教徒和皮条客等各色人物。这部剧作于1614年首次搬上舞台，在17世纪后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依然很受欢迎。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非常喜欢这部戏剧，在1661年观看了四遍。

1855年伦敦市当局以放纵堕落、影响治安为由，宣布现实生活中的巴索罗缪集市违法，并将其拍卖。据《新门监狱记事》（Newgate Calendar）称，该集市是“一所犯罪学校，在教唆更多年轻人堕落犯罪方面胜过新门监狱”。

琼森是那个时代的另一位文坛名家，有关他的生平和创作我们了解不少。他最初就读的学校位于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市场的圣马丁巷（St.Martin's Lane）（说来也巧，距当今伦敦的剧院区不远），后来又去威斯敏斯特学校（Westminster School）求学。再后来，跟随他的继父——一位砌砖大师傅做学徒。在学徒实践训练过程中，他为林肯律师学院（Lincoln's Inn）砌成了一面花园围墙。不过砌墙这样的工作太限制发展了，于是琼森便前往欧洲大陆去当兵，随后又回到伦敦做起了演员和编剧。最初，他参与演出的戏剧就有托马斯·基德创作的西班牙悲剧。

同琼森有关的伦敦最著名地标建筑是圣马格努斯殉道士教堂（Churchof St.Magnusthe Martyr，位于伦敦金融城内），1594年琼森与安·刘易斯举行了婚礼。他还在那里记下了两个孩子不幸夭折的痛苦：马丽·琼森6个月，本雅明·琼森7岁，分别于1593年和1603年死于黑死病。“永别了，孩子，我的右手和欢乐”，琼森写下了足以让任何一位父亲撕心裂肺的诗行，“静静地安息吧，若是有人问起，你就这样说：本·琼森把他最优秀的诗作珍藏在了这里”。

到1597年夏季，琼森已被菲利普·亨斯洛手下的海军上将剧团长期雇用。该剧团的演出场地是岸边区的玫瑰剧院。同年琼森还与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e,1567-1601）合写了一部戏剧，名为《狗岛》（The Isleof Dogs）。但是剧本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们只能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不过这部戏剧当时却使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大为光火，随后琼森被关进了南沃克的马歇尔希监狱（Marshalsea Prison），罪名是“行为下流，有谋反倾向”。［纳什设法逃到了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

这种挫折未能阻止琼森继续取笑戏剧同行，创作一些揭露上层社会腐败现象的戏剧。1605年10月，在首次演出另一部煽动性戏剧（剧本已失传）后，他再次锒铛入狱。几个星期后，他又出现在由火药阴谋案大多数涉案人员出席的一次伦敦宴会上。

然而这次入狱经历肯定使琼森突然收敛了锋芒，因为从那时起，他变得小心谨慎了。他开始为宫廷创作假面剧剧本（融文辞、壮观场景和舞蹈于一体）。1611年1月1日，琼森与著名建筑师兼舞台布景设计师依尼戈·琼斯（Inigo Jones）进行合作，把戏剧《仙王奥伯龙》（Oberon,the Faerie Prince）搬到了伦敦怀特霍尔街（Whitehall）    去演出。詹姆斯一世的儿子在剧中出演主角仙王奥伯龙。即便受到如此奉承抬爱，琼森依然不改本色，保持自己的幽默感，难能可贵。例如，后来由他创作的《炼金士》（The Alchemist）刻画了伦敦三个不法奸商的舞台形象，他们分别是萨托尔（Subtle）、多尔·考门（Doll Common）和菲斯上尉（Captain Face）。

喜欢抨击剧作家同行的人并非只有本·琼森。他所抨击的许多对象也都进行有力反击。于是在16世纪50年代的伦敦爆发了一场“戏剧界之战”（后来被托马斯·德克尔称为“诗人之战”），一时难解难分，局面失控。《在粗鲁的接待》中，剧作家约翰·马斯顿把本·琼森讥讽为戴绿帽子的男人。本·琼森予以回击，在《辛西娅的狂欢》中把马斯顿和德克尔两人描绘成“骄傲自大的同性恋者”和“性感的狂欢者”。随后不久本·琼森发现自己在《你的心愿》（What You Will）和《香艳的讽刺》（Satiromatix）中被刻画成傲慢蛮横的伪君子……这场争斗到了1604年似乎平息下来，当时马斯顿将剧作《满腹牢骚》献给本·琼森，两个人又言归于好。

说到文坛巨匠，没人能比得上威廉·莎士比亚。他是现代伦敦早期，或其他任何一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斯特拉福德（Strat-ford-upon-Avon）可以自豪地将他称为自己的儿子，但是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期（20多年高产创作的黄金岁月）却是在伦敦度过的。

1589年至1613年，莎士比亚创作出大约38部剧本（确切数字有争议），154首十四行诗，至少两首叙事长诗。在这个过程中，他改变了人道（或不人道）的内在含义。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莎士比亚诗歌的世界；也无法想象离开了莎士比亚对于英语国家文明或其他地域的文明意味着什么。

同样无法想象没有莎士比亚的伦敦（尽管对他在伦敦的大部分生活情形只能进行猜测）。例如，莎士比亚当年在伦敦何处居住，我们所知不详。不过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可以把莎士比亚在伦敦市内的往来范围确定在伦敦东部和岸边区一带。16世纪90年代，莎士比亚居住在主教门一带，具体位于伦敦肉类市场与圣玛丽大街附近的圣海伦（St.Helen's）教区。后来到1604年，他居住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银街（Silver Street），胡格诺派教徒芒乔伊（Mountjoys）一家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我们知道他在那里居住了很长时间，因为他卷入了房东和女婿之间的一场官司。

那座住宅后来在伦敦大火中被烧毁，周围的大部分建筑在伦敦大轰炸中被夷为平地（整个区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如今银街已不复存在。若是前往圣保罗教堂北面的伦敦墙与诺布尔街的交会处，就很有可能重走莎士比亚当年走过的道路）。1613年莎士比亚已经成为富翁，完全买得起住宅。他也的确买了一座住宅，花了140英镑。那座住宅名为门房（Gatehouse），位于黑修士修道院（Black friars Priory）东北角的爱尔兰场（Ireland Yard）。他从未在那里居住过，去世后把住宅留给了女儿苏珊娜［如今原址上坐落着面积不大的温馨酒馆，考科皮特酒馆（Cock-pit Pub）］。

我们还知道，到1591年莎士比亚已经创作出他的第一个剧本《错误的喜剧》（The Comedy of Errors）。不久他便开始创作十四行诗，原因是瘟疫爆发，迫使伦敦在1592年至1594年这两年间关闭了所有剧院。由于空闲时间比平时多了，他便开始创作不朽的爱情诗，在诗中把自己的一位恋人比作美好的夏天。

后来剧院重新开张，莎士比亚加盟伯比奇领导的钱伯伦勋爵剧团（Lord Chamberlain's Men）。由于莎士比亚加盟的原因，这家剧团很快成为伦敦市内最有名气的剧团。伯比奇的儿子理查德是剧团中的名角儿，也是第一位出演莎士比亚戏剧中著名人物的演员。然而莎士比亚的生活并非一直是光明美好的。1596年他11岁的儿子哈姆内特不幸夭折。许多人认为，丧子之痛激励莎士比亚创作出了最著名的悲剧《哈姆雷特》（Hamlet）（写于1599年至1602年之间）。

其他一些剧本的创作灵感来源也有据可查。1600年，也就是在《奥赛罗》（Othello,the Moor of Venice）首演四年前，来自摩洛哥的一个代表团抵达伦敦。还有一种有意思的说法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那位“黑肤女郎”（他将她称为“我的女魔头”“我的坏天使”），实际上是以一位妓院女子为原型。这位妓院女子居住在克勒肯维尔（Clerkenwell），被称为“黑肤露茜”（Lucy Negroor Black Luce）。我们确定无疑的是，菲利普·亨斯洛（玫瑰剧院老板）同露茜在生意上的密切伙伴吉尔伯特·伊斯特（Gilbert East）是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共进晚餐（伊斯特已被亨斯洛聘为管家）。因此这些朋友圈中的人物肯定互有来往。莎士比亚的其他几位熟人也提起过露茜。1594年，《错误的喜剧》在克勒肯维尔律师学院上演（这里以圣诞节期间表演有些放荡的娱乐节目而臭名昭著），据有关资料记载黑肤露茜也是现场的一名观众。

相比之下，目前掌握的更为确切的情况是，莎士比亚当年常在南沃克大教堂做礼拜。1912年，这座大教堂里落成了一座莎士比亚雕像，另外还安装了一扇绘有莎士比亚戏剧场景的彩色玻璃。莎士比亚的弟弟埃德蒙于1607年，菲利普·亨斯洛于1616年，分别被安葬在这座大教堂里。

1613年前后，早已功成名就、腰缠万贯的莎士比亚退休，荣归故里斯特拉福德。与亨斯洛同年（1616年）去世后安葬在斯特拉福德。在莎士比亚的晚年，有一台经常上演的莎士比亚戏剧一年之内在白厅宫（Whitehall Palace）为詹姆斯一世演出了十几次。遗憾的是，如今已无法去白厅宫参观游览，因为这座建筑在1698年的伦敦大火中大部分被焚毁。如果想要亲眼看见当年莎士比亚和他的演员们登台演出过的地方，可以预约参观一下律师学院中殿大厅内部。这是伦敦面积最大的都铎时期建筑室内空间（建于1572年），《李尔王》（King Lear）曾在这里上演数次。1602年2月2日，在这里举行了《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演出。

同样值得参观游览的是重建的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如果你在4月23日（据说是莎士比亚的生日）前后抵达那里，会赶上剧院举行的两次有导游陪伴的步行活动，主题为“甜蜜的爱情回忆”。参观景点包括泰晤士河南岸和莎士比亚当年经常光顾的一些地方。别忘了参观镇公所（Guildhall）。莎士比亚时代镇公所就已存在，如今里面保存着珍贵的莎士比亚戏剧第一对开本剧本。

环球剧院（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如今坐落在泰晤士河南岸，于1997年首次对外开放，上演剧目。这座环球剧院严格依据演员兼导演萨姆·沃纳梅克提议［Sam Wanamaker(1919-1993）］的保持原有剧院风格设计而建造，同时还参考了学术界提出的有关原有建筑样式的意见。

说来也怪，如果你想搜寻莎士比亚同伦敦的直接相关线索，你不会从他创作的剧本中得到许多帮助。那些剧本间接地向我们展示了他那个时代的特色及风俗习惯，但是没有很多直接提及伦敦的语句。尽管本·琼森等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作家创作出了各种现代城市喜剧，莎士比亚却有意避免把当时的伦敦写进他的剧本中。他主要在历史剧中直接提到了伦敦。例如在上下两部《亨利四世》（Henry IV）剧本中就有福斯塔夫在伦敦伊斯特奇普街（Eastcheap）的野猪头客栈（the Boar's Head）里痛饮狂欢的场景；查理三世谋划在伦敦塔里杀掉他的弟弟克拉伦斯及其孩子们；《亨利八世》中，对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审判在黑修士修道院里举行；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中，莎士比亚拉近了同伦敦的距离，不过把时代背景设置在亨利四世时代（因此福斯塔夫可以在剧中客串一个颇受欢迎的明星）。除历史剧以外，莎士比亚在作品中描绘的距伦敦最近的地方就是李尔王脚下那片遭到破坏的荒原，还有《麦克白》剧情中有几处移向苏格兰边境以南的场景。

虽然莎士比亚在其剧作中对伦敦着墨描绘不多，但毫无疑问他的事业在伦敦获得了蓬勃发展。伦敦是他的家园、他的人生舞台，也是他的创作灵感来源。因此我们应该永远感激伦敦。

重要地址

诗人角SW1P教长院威斯敏斯特教堂（地铁站：威斯敏斯特）乔治旅馆SE1伯罗大街77号乔治旅馆院（地铁站：伦敦桥）船锚酒馆SE1帕克大街34号（地铁站：伦敦桥）

柯林克监狱SE1柯林克街1号（地铁站：伦敦桥）

玫瑰剧院托管机构SE1帕克大街56号（地铁站：伦敦桥）莎士比亚环球剧院SE1新环球路21号（地铁站：伦敦桥）伦敦塔EC3N塔山（地铁站：塔山）

老迈特酒馆EC1N伊利街1号（地铁站：法灵登）

宴会大楼SW1A白厅（地铁站：威斯敏斯特）

中殿大厅EC4Y中殿路（地铁站：坦普尔）

镇公所WC2P格雷舍姆街（地铁站：穆尔盖特）

推荐阅读书目

安东尼·伯吉斯《无与伦比的太阳》《德特福德的死者》杰弗里·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

本·琼森《巴索罗缪集市》

克里斯托弗·马洛《帖木儿大帝》

《莎士比亚全集》

詹姆斯·夏皮罗《1599：莎士比亚生活中的一年》

第2章

激进人士与颠覆分子

1381年在布莱克希思（Blackheath），游方教士约翰·保尔（John Ball,1338-1381，称为“游方教士”是因为他在大路上布道，不在平时的教堂里布道）吟诵出如下传世韵文佳句：

亚当夏娃男耕女织时

又有何人是绅士？

约翰·保尔对伦敦悠久的激进煽动传统做出了最早的贡献。他宣称：“上帝把所有的人造得彼此相同，我们被束缚、被奴役是由恶人不公正的压迫造成的。”鼓动听众们闹革命。王室当然不能赞同他的这些思想，最终砍了他的头，悬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没过多久，传统当局又砍掉了许多人头示众。一大群失望愤怒的农民在布莱克希思聚集起来，在屋顶铺瓦工瓦特·泰勒的率领下冲过伦敦桥，直捣奥尔盖特（途中可能经过乔叟的住宅）。这些起义者向全国各地散发檄文，进一步酝酿更大规模起义。许多檄文上都署名耕夫皮尔斯。这是郎格兰诗歌中描写的一位“圣徒般”勤奋的农夫的名字。他们还捣毁萨沃伊宫（Savoy Palace），在伦敦塔处决了大法官。最后他们遭到残酷镇压，1500多名起义者被杀害。

有关这次农民起义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部目击者记述文献名为《佚名编年史》，作者是伦敦的一位佚名王室成员。这部编年史强调说，反抗税制和农奴制的起义者都是一些邪恶卑劣的乡下人，肯定不是来自伦敦。

尽管这次农民起义遭到了残酷镇压，但随后仍激励了一些著名的起义运动。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大约300年后保尔又对平等派成员产生了很大影响。平等派成员是17世纪出生在伦敦，在英国内战动荡的岁月里成长起来的革命团体成员。他们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倡人民主权，要求扩大选举权，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平等派成员文笔功夫了得，发表了大量宣传手册。在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作品中有《英格兰悲惨的奴隶制》（England's Lam-entable Slaverie）、《万民控诉书》（A Remonstrance of Many Thousand Citizens）等篇目。他们在伊斯灵顿（Islington）的酒馆里会面议事。其中有一家酒馆名叫迷迭香枝（Rosemary Branch）酒馆，其名称源自平等派成员们插在帽子上表明身份的一种香草小枝（如今在伊斯灵顿仍然有一家迷迭香枝酒馆，只是不在同一个地点）。最为有名的是，他们于1647年10月和11月在帕特尼（Putney）的贞女圣玛丽教堂举行了一系列辩论活动，最后推出了政治风潮中的经典之作《人民公约》（The Agreement of the People）。他们还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有1/3伦敦公民签名的请愿书。也许是因为声势如此浩大，到1649年平等派大多数领导人有的被害、有的坐牢。他们所写的宣传手册只有一部分流传下来。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约翰·弥尔顿居住在伦敦城外的奥尔德斯盖特街（Aldersgate Street），也写出了著名檄文《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其讽刺笔触不难想象，由于开罪了审查人员，它只能在暗地里传播。

弥尔顿又活了很长时间，即使在完全失明后还写出了长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伦敦许多其他革命者的处境就没有这样好。其中最悲惨的一位是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1792年她写出了《为女权辩护》（A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一书［此书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一年前她的朋友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在伊斯灵顿天使旅馆（Angel Inn）里所写的小册子《人权论》（The Rights of Man）所做的绝妙大胆的回应］。她在书中以过人的胆识提出的观点现在看来虽然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使许多同时代人感到大为震惊：女人同男人一样聪明，唯一阻碍她们发展的原因就是缺乏适当的教育。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还患有抑郁症，不可靠的伙伴更使她吃尽了苦头。1795年美国外交官，同时也是她幼小孩子亲生父亲的吉尔伯特·伊姆利（Gilbert Imlay,1754-1828）抛弃了她。由于一时想不开，她从帕特尼大桥（Putney Bridge）上跳了下去。“当你收到这张便条时，”她在自杀遗言中写道，“我那火辣辣疼痛的头将变得冰凉……我要跳进泰晤士河去寻死，根本不会有被救生还的机会。”

即使在这种事情上，她也是不走运。最终一位过路人把她救了上来。

到1796年，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同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1756-1836）共筑爱巢，居住在（起初是未婚同居，不太光彩）令人赏心悦目的新月形住宅区波利贡街（Polygon）29号［位于大英图书馆后面的国王十字路（King's Cross）附近。这条街道早已被拆除，但当时那里居住着许多躲避法国大革命的难民，所以使那一带同法国建立了一定的联系］。遗憾的是，一年后她女儿玛丽的出生［即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后来以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扬名天下］使她血液中毒。她一直没有恢复过来，10天后不幸去世。

60年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坐在了位于大罗素街（Great Russell Street）上的古老大英图书馆里（座位号为L13），撰写《资本论》。［50年后，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参观了马克思坐过的L13号座位。列宁登记的姓名为“雅各布·里希特”（Jacob Richter）。当时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1878-1967）看到了列宁，心想那位不寻常的人物究竟是谁呢。］

马克思在勤奋写书之余，喜欢到索霍区迪恩街（Soho's Dean Street）——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家里——尽情享受一番美酒佳肴。马克思在勤奋写作一天后回家的路上，常常去附近的黑马酒馆（Black Horse）里喝上几杯。马克思在那家酒馆里最有名的举动就是爬上桌子发表演讲。

实际上马克思对酒吧间哲学情有独钟，酒瘾也大。德国共和派革命者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19世纪50年代在伦敦居住时，是马克思的朋友。他在1901年撰写了一部讲述马克思生平事迹的《传记回忆录》（Biographical Memoirs）。在这部书中，李卜克内西回忆起他和马克思、德国政治哲学家埃德加·鲍尔（Edgar Bauer,1820-1886）在伦敦市中心外出狂欢时的情景。

“麻烦的是，”李卜克内西写道，“要从位于牛津街和汉普斯特德路（Hampstead Road）之间的每个酒馆顺手拿点什么。”这绝非易事，因为伦敦的这一片区域酒馆林立。“但是我们仍然知难而进，”他写道，“频频得手，一直干到托特纳姆宫路（Tottenham Court Road）尽头，无一闪失。”

他们在这里又进入一家酒馆，加入了嘈杂喧闹的人群。三人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后来马克思又对众人大讲英格兰没有能同贝多芬相媲美的艺术家。“我们的主人开始眉头紧锁”，李卜克内西说道。于是这三个哲学家离开了酒馆。他们已经受够了酒馆，开始往家走，直奔海格特（Highgate）而去。在回家的途中，这位著名的黑格尔派哲学家鲍尔看到了一堆铺路石，立刻喊叫起来：“好啦，有主意了！”随后他便开始用石头击灭一盏又一盏煤气灯。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也跟着干了起来。他们的举止引起了几名警察的注意，并向他们追来。这三个德国人飞快地跑进了一条街后窄巷。“马克思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李卜克内西这样写道。他们三人回到了家里，“没有再去冒险”。

索霍的红狮酒馆（Red Lion）是马克思经常光顾的另一去处，位于大温德米尔街（Great Windmill Street）20号。1847年他曾在那里举办过讲座，并同恩格斯一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了“行动纲领”。除此之外，不妨去参观一下位于克勒肯维尔的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和工人学校。后者所在地是一座漂亮的18世纪建筑，由社会民主联盟建立的20世纪出版社也曾设在那里。列宁在流亡期间在那里工作过一年。

伊里奇（列宁）研究过伦敦的现实生活。他喜欢坐在公共汽车上长时间在市内穿行。他喜欢这座巨大商业城市中的繁忙交通。也有其他不同的地方——伦敦劳动人民租居的狭窄简陋的街道，晾衣绳从道路中间横过，饥瘦的儿童在家门口玩耍……伊里奇经常紧咬牙关用英语说道：“两个国家！”

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录

马克思去世后安葬于伦敦北部的海格特公墓。他的墓碑上写着：“哲学家们只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然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租居的第一个公寓位于迪恩街28号，有时也成为卡尔·马克思的住处。如今那里是高档餐厅“君往何处”所在地，里面特设一个马克思单间，可以对外出租给“饮酒聚会的企业员工”。

在19世纪的伦敦街头，激进人士不仅仅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人。1826年作家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3-1835）在克勒肯维尔-格林（Clerkenwell Green）发表著名演讲，反对《谷物法》（Corn Laws）。1887年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和前拉斐尔派画家兼作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前往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参加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反对在爱尔兰采取强制手段，对那里的失业现状表示抗议。在广场上他们亲眼看见了血腥星期日所发生的事件——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75人受伤，400人被捕。

20世纪20年代，也是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曾在那里露宿度日。后来他为表感激，在长篇小说《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中将特拉法尔加广场重新命名为“胜利广场”（Victory Square）（那是书中一个主要的压迫之地）。在他讲述的有关极端错误的革命行动故事中，伦敦的许多地方得到了影射。书中“真理部食堂”的原型有一部分是英国广播公司（位于牛津街200号）那个没有窗户的食堂，其余则是伦敦大学的理事会大楼。当年在伦敦时，奥威尔自己的革命活动主要在纸上开展。20世纪40年代，他经常被人从珀西街（Percy Street）24号的阿克罗波利斯餐厅（Acropolis Res-taurant）轰出去。他有什么罪过？因为没有穿短上衣。［有一回在那里和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用餐时，他要求换座位，为的是不必看《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主编金斯利·马丁（Kingsley Martin）那张“腐败的脸”。此人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到斯大林主义者一边。］

我来到伦敦，过了几个月就成为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C.L.R.詹姆斯

克勒肯维尔·格林（Clerkenwell Green）作为左翼基地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初期它成为社会党人出版商大本营所在地之前，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就已经成为威尔士穷人们的慈善学校。18世纪90年代，许多反战及政治运动办事处就坐落在格林街。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在其长篇小说《民众：英国社会主义的故事》（Demos:A Story of English So-cialism）中突出描写了这片区域所发挥的作用。19世纪初期，那里有一家名为伦特（Lunt's）的理发店兼作咖啡屋和阅读室。宪章运动者们经常在那里聚会。你还可以在那里一边理发，一边喝咖啡，同时还能听那位理发师富有激情地发表反对奴隶制的演讲。其左翼倾向就是这么源远流长。

然而伦敦这座文学城市对于各种观点均能够兼容并蓄，等量齐观。在20世纪30、40年代的黑衫党时代    ，戴安娜·米特福德（Diana Mitford,1910-2003）有可能是居住在伦敦的一位最为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作家。与此同时，也不乏思想信仰令人不快的其他人士。在诺丁山切普斯托路（Chepstow Roadin Not-ting Hill）25号，有一个极为奇特的小团体，其核心人物分别是柯林·威尔逊［Colin Wilson,1931-2013，他居然是哲学畅销书《局外人》（The Outsider,1956）的作者，出乎众人意料］，他的作家同行希尔·霍普金斯（Bill Hopkins,1928-2011）和约翰·布莱恩（John Braine,1922-1986）。威尔逊信奉独具特色的英国存在主义哲学。他认为只有5%的人具备运用政治权力的能力，应该允许这些超人统治其他大多数人。就在《局外人》一书出版发行不久，有位女士在当代艺术研究院举行的一次活动中对他的上述信念和势利眼行为提出了质疑。

“威尔逊先生，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位知识分子，”这位女士说道，“我有一个漂亮的住宅，一个精心打理的花园。丈夫很爱我，两个儿子待人热情，很有礼貌。请你严肃地告诉我，究竟我错在哪里。”

威尔逊回答说：“你……你是最差劲的人！简直无法形容！一个主流罪犯！你只喜欢简单的东西，其他方面你一无所能。

你的房子是垃圾，你的花园是垃圾堆，是沼泽地。你丈夫是混蛋白痴，你儿子是臭大粪。你是个社会渣滓，穷凶极恶。你居然还能怀孕，这太让人吃惊了。”没有人说过辩论从来都是斯文有礼的。

重要地址

贞女圣玛丽教堂SW15高街（地铁站：帕特尼桥）

天使中心区N1伊斯灵顿大街3-5号（地铁站：天使站）

特拉法尔加广场WC2N（地铁站：查令十字路）

理事会大楼WC1E马莱特街伦敦大学（地铁站：罗素广场）

推荐阅读书目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

托马斯·潘恩《人权论》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权辩护》

第3章

传教士与皈依宗教者

许多作家都可能是叛逆者。不过虔诚的宗教信仰却也贯穿着整部伦敦文学史。在玛格丽·坎普巡游伦敦，乔叟所写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女修道院院长和僧侣讲完各自的故事之后很久，虔诚信教的男女信众们在小说和现实生活中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在长篇小说和诗歌里操办督管过无数次婚礼和葬礼；他们身穿黑袍，神色肃穆地游走在几十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虚构作品中的学童。

然而对于文学作家而言，宗教人士并非一直是贵人善类。教会在伦敦文学史上的所作所为大多明显地表现为极力打压戏剧、长篇小说和艺术创作。例如，如果当年没有来自清教徒的压力，1576年伯比奇很有可能不会把剧院建在肖尔迪奇一带。

另一方面，许多作家也从宗教中吸取了巨大灵感。约翰·邓恩一开始只写一些粗俗（而且常常是露骨下流的）诗作，赞美他的恋人。不过他最终还是要为“三位一体的上帝”“撞击”他的那颗心。后来邓恩甚至还成为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在1624年至1631年间担任过舰队街圣邓斯坦教堂（St.Dunstan）的圣职。1620年邓恩曾经为林肯律师学院小教堂奠基铺石。正是从这座小教堂里传出的钟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使他写出“要求我们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的著名诗句。每当林肯律师学院有人离世时，中午便鸣起丧钟。（如今依然如此。因此当你从旁边走过并听到“当当”的钟声时，你心里会明白又有一位律师与世长辞了。）

你啊，伦敦，特洛伊移民建造的城市，高高的塔顶方圆数英里清晰可见；你是多么幸运，你的四面城墙之内囊括了世界各地所有的美。

约翰·弥尔顿

约翰·弥尔顿（1608-1674）将许多最为著名的诗作献给了上帝，尽管魔鬼也充斥于大多数诗句当中。弥尔顿在叶文街（Jewin Street）居住期间创作出了恢宏史诗《失乐园》（他当时居住的房屋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今已掩埋于巴比肯城堡原址下面）。弥尔顿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居住过伦敦的许多地方。不过你若想在克勒肯维尔一带的弥尔顿街上找同诗人弥尔顿的关联之处，你肯定会大失所望。那条街道不是以诗人的名字命名，而是以19世纪30年代在那一带拥有最多房地产的一位富翁的名字命名。不过那仍然是个很有故事的地方，在改名之前曾叫格拉布街（Grub Street），当时许多作家在那里居住工作，是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亚历山大·蒲柏（Alex and er Pope,1688-1744）在其创作的《愚人记》中以纪念的笔触将那里描绘为一条大道，“诗人忧心忡忡，痛苦地守夜，自己虽彻夜不眠，却要将读者送入梦乡”。在不远处的班希尔路（Bunhill Row）125号，你可以找到弥尔顿的一处故居原址。

“班希尔”有其宗教上的缘分。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去世后安葬在伊斯灵顿区的班希尔菲尔德（Bunhill Fields）（诗人布莱克和作家笛福长眠在附近）。1688年8月这位浸礼会传教士兼宗教诗人在前往伦敦途中不幸去世，最后安葬在班希尔菲尔德。

另一位前往伦敦的传教士是劳伦斯·斯泰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他就是那部蔑视礼法、胆大妄为的长篇小说《项狄传》的作者。斯泰恩在约克郡的考科斯沃尔德（Cox-wold）担任圣公会牧师，经常前往伦敦。1759年在其长篇小说第一卷出版前后，斯泰恩在索霍区莱赛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47号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的工作室里遇到了塞缪尔·约翰逊。他把《项狄传》的第一行献词读给塞缪尔·约翰逊这位词典编写专家听，但是没有给约翰逊留下深刻印象。“我当时对他说，这不是英语，先生。”约翰逊后来回忆道。同班扬一样，斯泰恩也在伦敦度过余生。1768年他在老邦德街（Old Bond Street）41号居住了一年多的房屋里去世时，一贫如洗。就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查封官们正在他仅剩的那点遗物中翻找值钱的东西。最终他被安葬在圣乔治菲尔德［距贝斯沃特路（Bays-water）不远，靠近现在的大理石拱门］。但是没过几天，斯泰恩的遗体就被一位解剖学教授盗走了。据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埃德蒙·马隆（Edmond Malone,1741-1812）披露，“有一位在解剖现场的绅士一看到那具尸体，就立刻认出了斯泰恩的那张脸”。后来斯泰恩的遗体又再次被小心地掩埋起来，只是在1968年才得到永久的安息——斯泰恩的遗体再次被挖出来送回到考科斯沃尔德的项狄厅（Sh and y Hall）。

伦敦另一位著名的诗人牧师是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他出生在伦敦东北部的斯特拉福德。1854年，他10岁时就被打发到海格特北路的海格特学校去读书。在那里他对早期基督教苦修禁欲者产生很大兴趣，并同一个朋友打赌，说自己不喝水能比他挺过更长时间。几天后霍普金斯赢了，但是他的舌头已经发黑，身体也垮下来了。他还凭借自己创作的《埃斯克里亚尔建筑群》（The Escorial）在学校举行的诗歌大赛中摘取大奖。这首诗歌的创作灵感有一部分来自早期在附近居住过的大诗人济慈（诗中还对僧侣和历史遗迹颇有感怀，表露了忧思）。后来他成为一名耶稣会会士，在伦敦南部鲁汉普顿（Roehampton）的马雷萨学校教书，最终成为梅费尔（Mayfair）农场街教堂的一名助理牧师。

在极为顽强地维护宗教信仰，坚定地追随霍普金斯的人物当中就有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1870-1953）。他居住在切恩街104号的房间里，曾经撰文猛烈抨击像H.G.威尔斯（H.G.Wells,1866-1946）那样具有科学头脑的理性主义者，使威尔斯不由得抱怨说：“他那种人讲起话来嗓门高，语速快，生怕听到对方说什么。”

在丹尼尔·笛福所写的《瘟疫年纪事》（1722）中，有位名叫所罗门·伊戈尔斯的宗教狂热者喜欢在舰队街附近的街道上招摇地走来走去，谴责伦敦的各种罪孽（“有时近乎一丝不挂，头上顶个燃烧着的炭火盘”）。

贝洛克在舰队街的《晨报》报社工作时，也写过一些抨击性的文章，但后来由于不服管束，工作不守时被解雇。这是因为他像喜欢宗教一样，也很喜欢喝酒。20世纪30年代，他做过一次最著名的发言。当时在泰晤士街酒商大厅（Vintners'Hall）举行森茨伯里俱乐部（Saintsbury Club）文学晚宴，贝洛克喝了一瓶1878年酿造的拉图葡萄酒。他站起身来发言，大声叫道：“这是葡萄酒，我喝醉了。”然后他又坐了下来。

贝洛克虽然性情有些古怪，却也结下了一些深厚的友谊。他同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874-1936）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两人被合称为切斯特贝洛克。切斯特顿作品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天主教牧师布朗神父，他后来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离开埃塞克斯郡的考伯霍尔，前往伦敦开始了破案生涯。切斯特顿本人居住在肯辛顿（Kensington）华威花园（Warwick Gar-dens）11号，但是经常有人看到他出现在舰队街艾尔维诺（El Vino）酒馆里，躬身坐在酒桌旁边。那里是他爱去的地方，便于他“一边痛快豪饮，一边冥思苦想”。（在艾尔维诺酒馆使他出名的并不是他的宗教，而是他看谁不顺眼，就拿着一根内藏刀剑的棍杖把谁轰出去。）

还有一事却没那么有趣。贝洛克和切斯特顿经常被指责拥有反犹太主义立场。他们这种人正在慢慢地消失，令人感到欣慰，而不是悲伤。

不过仍然有许多优秀作家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特别是继续坚持由伦敦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和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提倡的浪漫天主教宗教信仰。伊夫林·沃在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曾经工作过的梅费尔农场街那座教堂里皈依了天主教。对此舰队街各家报纸深感震惊。《每日快报》宣称，“梅费尔年轻的讽刺作家归顺罗马”。另一家报纸写道：“超级现代派人物变成了教皇至上论者。”

此时，格林也已皈依天主教（1926年他经人介绍在诺丁汉被正式接纳为教会成员。他形容自己的那位介绍人看上去好像是从“皮卡迪利大街不合适的一边”冒出来的人物）。虽然格林真诚皈依了天主教，但他与教会的关系并不融洽。有时他自称为“天主教的无神论者”，甚至在创作宗教信仰题材的作品时，他的思想倾向也是模棱两可。长篇小说《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几乎被列入天主教禁书书单（凡是被教会列入这一书单的图书均被视为具有异端邪说、反教权、内容淫荡等特点，结果会遭到查禁）。格林本人曾收到一封由威斯敏斯特大主教写来的书信，信中斥责《权力与荣耀》这部长篇小说“似是而非”“描写了一些超乎寻常的内容”。远在梵蒂冈受托对这部长篇小说进行评价的那位读者称，它“扰乱了基督教徒内心中应该拥有的那种宁静精神”。他还声称，格林作为一名作家，“对于不道德的性行为有着一种变态的欣赏”。

他们也会对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1918-2006）给予同样的评价。《纽约客》（New Yorker）将她称为“记述令人毛骨悚然的修女和学校女生阴谋的文人”，然而她还是一位皈依天主教的虔诚教徒。20世纪50年代，她在伦敦坎伯威尔区（Cam-berwell）的一个卧室兼起居室的房间里居住期间皈依了天主教。作家沃和格林曾一起劝说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她创作的有关这段情感经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安慰者》（The Comforters）。格林在一封书信中对斯帕克说，那家出版社也许不是出版如此“怪异”作品的最佳出版社。

T.S.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在1927年皈依天主教以后，开始在肯辛顿圣斯蒂芬教堂（St.Stephen's Church）担任教会委员。这一举动使得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中的那些朋友深感震惊。从这一天起，“汤姆·艾略特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可以说已经死去了，”弗吉尼亚·伍尔芙对一个朋友这样说道，“他已经成为国教高教会派教徒，信仰上帝与永世不朽。”艾略特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动摇。尽管伍尔芙和其他人不停地挖苦刺激他，艾略特一直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礼拜，时间长达30多年。

1938年8月13日，《卫报》报道说：“伦敦东区的一些印度伊斯兰教徒举行隆重仪式，焚烧H.G.威尔斯编写的《世界简史》一书。”

另据《卫报》报道，书一烧完，来自伊斯兰圣战组织的1000多名代表就要向印度事务部进发，“要求采取一定措施‘查禁’那本书”。

愤怒的暴民还扬言要向位于摄政公园附近的威尔斯住宅进发。不过这种情况似乎并没有发生。8月19日这些示威者仅仅在位于奥德维奇街（Aldwych）上的菲罗茨·可汗·怒恩（Firoz Khan Noon，印度事务高级专员）的办公室前举行了一场喧闹的集会，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举动。

示威者们在那里齐声高喊“打倒无知的威尔斯”“真主安拉伟大”。他们的领导人提交了一份“书面申诉”。印度事务高级专员表示他会将这份书面申诉转交给政府。随后他们的一位发言人对记者说，“现在我们感到满意了”。事情至此似乎已告结束，直到20世纪80年代，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又写出了《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

自斯帕克以来，作家们公开承认自己信仰的情况减少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作家生来具有反叛倾向，极爱挑剔，因此自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1792-1822）起一直都有作家公开放弃宗教的情况。然而在伦敦文学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教会组织最终还是设法接纳了作家。能够看到许多作家的最佳场所（至少是他们的遗骨）就是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诗人角。在那里，除了可以看到为安葬在别处的作家竖起的大量纪念碑外，也可以看到下述作家的遗骨，他们是约翰·盖伊（John Gay,1685-1732）、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杰弗里·乔叟、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8，他本人想安葬于罗切斯特市）、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Alfred Lord Ten-nyson,1809-1892）、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他的遗体安葬在诗人角，但是他的心脏却用饼干盒送到了多塞特郡的圣迈尔斯廷茨福特教堂（church of St.Michael's Stins-fordin Dorset）］、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和本·琼森（1572-1637，他生前曾对教长说：“先生，6英尺长、2英尺宽的地方对我来说太大了。2英尺长、2英尺宽足够了。”因此他的遗体是竖直安葬的。）

重要地址

圣保罗大教堂EC4M圣保罗大教堂院内（地铁站：圣保罗大教堂）

西区圣邓斯坦教堂EC4A舰队街（地铁站：大法院路，坦普尔站）

林肯律师学院小教堂WC2A财政部（地铁站：大法院路）

班希尔菲尔德公墓EC1Y城市路38号（地铁站：老街）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SW1P伦敦教长院20号（地铁站：圣詹姆斯公园，威斯敏斯特）

推荐阅读书目

约翰·邓恩《邓恩诗集》

格雷厄姆·格林《爱到尽头》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

伊夫林·沃《一掬尘土》《旧地重游》

第4章

神秘主义者与巫师术士

作家们描绘新的生活，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努力树立自己的不朽名望，为自己的读者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神奇魔幻世界。许多作家都曾显露出神秘主义、宗教倾向与迷恋情愫，这不足为奇。而且居住在伦敦的不少作家在这方面更胜一筹。他们遨游苍穹，目击万物，其气势风采如同在纸上笔走龙蛇一样。

当时最奇特的一个人物就是约翰·迪伊（John Dee,1527-1608）。他是伊丽莎白一世王宫里的一位神秘巫师，担任女王的占星顾问，甚至还为女王加冕选择了良辰吉日：1559年1月15日。

在那之前迪伊过了几年流亡生活。1553年玛丽一世指控迪伊企图用“巫术”谋害她（她曾将迪伊短期关押在汉普顿法院监狱），于是迪伊被迫离开了首都。回来后，他在伦敦西南部里士满区附近的莫特雷克区（Mortlake）扎下了根，积累起据说是欧洲最丰富的一大批藏书。他还写出了49本著作，这些著作大多内容奇特而复杂。例如，他于1564年所写的《象形符集》（Mo-nas Hieroglyphica）专门研究一种他画的象形符号，用以解释天地万物的神秘统一关系（自出版以来，读者极少，不解其意）。他写的《完美航海术探究》（General and Rare Memorials Pertayning to the Perfect Arte of Navigation）比较易于理解。他在这部书中提出了对海洋帝国的展望宏图，认为英国对美洲新世界拥有领土主权。这种思想在历史上风行一时，但是迪伊本人并没有亲眼看到有关成果。在他去世的1609年，伊丽莎白女王驾崩后他也失宠于王廷。他回到了莫特雷克，默默无闻地过着贫困生活，依靠出卖珍贵藏书度日。

迪伊去世后安葬在当地的贞女圣玛丽教堂墓地，但是没有竖起墓碑标明他安葬的具体位置。他的住宅很久以前就消失了，只留下一道花园围墙，将教堂墓地同一座公寓大楼分隔开来（这座公寓大楼被命名为“约翰·迪伊公寓”）。

迪伊去世后同生前一样引人注目，倒也符合他那种严肃神秘主义者的身份。有证据表明，他就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The Tempest）中普洛斯彼罗（Prospero）的原型人物；他还使詹姆斯·邦德拥有了007代码［当年弗莱明（Fleming）在创作《皇家夜总会》（Casino Royale）的过程中读了一本有关迪伊的回忆录，了解到伊丽莎白一世在同迪伊的书信往来中将迪伊称为“007”］。从那时起，迪伊便出现在多部长篇小说里，包括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t）的《永生的尼古拉斯·费拉梅米的秘密》（The Secrets of the Immortal Nicholas Flamel），约翰·克劳利（John Crowley）的《埃及》（Egypt），彼得·阿克罗埃德（Peter Ackroyd）的《迪伊博士故居》（The House of Doctor Dee）。这本书把位于伦敦斗篷路（Cloak）那幢名义上的住宅移到了克勒肯维尔。

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迪伊最着迷的一件事情是同天使和魔鬼进行沟通交流，为的是学会天地通用的创世语言。他虽然没有成功掌握这种语言，但是痴心不改。1743年的一天，伊曼纽尔·斯威登堡（Em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在位于舰队街索尔茨伯里法院（Salisbury Court）附近的一个酒店单间里用餐。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房间里爬满了青蛙和蛇，而且还出现了另外一位用餐者——一位同胞绅士。此人劝他不要吃得太多。斯威登堡急匆匆赶回家里，那位绅士又出现了，宣称自己就是耶稣。从那时起，斯威登堡放弃了科学事业（在故乡瑞典他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师），开始撰写大量的多卷本著作，专门讲述他同有翼天神的对话内容。

伦敦幽灵俱乐部的前身是剑桥讨论会，主持人为M.R.詹姆斯（M.R.James，此人曾写出超自然主题经典作品《啊，打一声呼哨，我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少年》）。后来他们移到了伦敦。在梅费尔区杰明街（Jermyn Street）梅森儒勒餐厅（Maison Jules Restaurant）组织的晚餐聚会上，幽灵俱乐部成员亚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查尔斯·狄更斯、W.B.叶芝（W.B.Yeats）、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Al-gernon Blackwood）和西格弗雷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等人经常热烈探讨超自然现象。目前这家俱乐部仍存在，每月在大理石拱门附近的胜利服务俱乐部（Victory Services Club）举行聚会活动（每年11月2日，要念诵幽灵俱乐部全体成员“无论在世的还是离世的”名字。已经离世成员标记为“未参加”）。

斯威登堡的作品激发了一位年轻人的创作灵感。他的名字叫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他于1757年11月28日出生在索霍区布罗德街［现为布罗德威克街（Broadwick Street）］28号，从小就深受那一带非正统宗教的影响。他显然是位天生的叛逆者，在家里很不守规矩，父母只好把他打发出门。先是把他送到斯特兰德大街（Strand）的帕尔绘画学校学习绘画，后来又送他到大王后街跟雕刻师詹姆斯·巴西尔（James Basire）做学徒7年。布莱克离开师傅巴西尔后在皇家艺术学院学习期间也养成了斯威登堡的那些习惯。他不仅看见幻象，更是积极地同幻象打起了交道。他开始同天使们对话，而且与妻子一道赤身裸体坐在朗伯斯区（Lambeth）赫拉克勒斯路自家花园里背诵《失乐园》中的片段。每当有人来访时，布莱克就请他们“来见一见亚当和夏娃”。

我徘徊在每一条特许的街道上，

附近特许的泰晤士滚滚流淌。

我遇到的每一张脸上都写着

写着病弱，写着哀伤。

威廉·布莱克《伦敦》

布莱克在南莫尔顿街17号短暂地居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从自己看到的幻象以及同天使对话中获得灵感创作了一些诗歌，并亲自绘制插图。其中有些诗歌呈现给乔治二世过目，但是这位国王没有什么好感，吩咐人立刻把那些诗歌拿走。1809年布莱克在索霍区布罗德街他兄弟开设的针织品商店上面举办了唯一一次画展。评论家罗伯特·亨特在《检查者》上对布莱克的这次画展发表了评论，看法同国王一样。他评论道：“那些绘画只是‘疯子的癫狂作品’，画家本人是‘一位不幸的疯子……极端虚荣，受害不浅’。”结果一幅作品也没卖出去。后世观众比较友善一些。如果你想同布莱克本人进行无言的交流，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看他的半身雕塑，参观位于赫拉克勒斯路的威廉·布莱克庄园，或者去南莫尔顿街看一看布莱克在伦敦仅存的一处故居（原来共有八处）。在位于国王十字路的大英图书馆里可以看到布莱克诗作《伦敦》的原稿。

彼得·阿克罗埃德将他在《迪伊博士故居》中运用得完全娴熟的叙述技巧，又运用在探索伦敦建筑的神秘作品《霍克斯摩尔》当中。他将虚构手法、神秘主义同砖瓦灰浆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表现效果。

在作品中他紧随着尼克拉斯·戴尔的足迹，展开情节，叙述故事（此人的原型是现实生活中的建筑师尼古拉斯·霍克斯摩尔）。尼古拉斯·戴尔是地下教派“热诚教友派”会员，每当在伦敦一带修建教堂时都要举行献祭活动。戴尔把教堂看成是一个巨大护身符的组成部分，将它们按着昴星团的形式加以布局建造。不妨看一看61页图上斯皮塔尔菲尔兹的基督教堂，布鲁姆斯伯里的圣乔治教堂，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堂，圣安妮教堂所在地莱姆豪斯以东的圣乔治教堂，以及位于格林尼治的圣阿腓基教堂。

这些教堂全都非常美观漂亮，值得前去游览。不过在那里挖土三尺寻找死尸的事情却会令众人不悦。要记住，阿克罗埃德笔下的第七座教堂圣休小教堂只是小说的虚构美饰之笔。因此，最为忠诚的读者也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它。

后来到19世纪，约翰·迪伊还直接影响了黄金之晓    的魔法教团。这个教团除组织其他活动外，还试图在其1888年建立于圣詹姆斯街86号马克梅森大厅（Mark Masons'Hall）里的神殿中同赫尔墨斯神进行沟通联系。别看如今它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马克梅森大厅当年却是伦敦地下魔法活动的中心。诗人W.B.叶芝（1865-1939）就是出席在伦敦旅馆（London Lodge）举行的黄金之晓神秘仪式的最著名常客。他一直居住在附近布鲁姆斯伯里区尤斯顿广场5号，经常疯狂地甩动手臂在周边街道上走来走去，使左邻右舍甚为惊恐。这是他同缪斯女神进行无言沟通时喜欢做出的一个动作。据说他在同缪斯女神沟通时梦到了后来写出的最著名诗作，包括诗集《绿色头盔》（The Green Helmet）和《芦苇中的风》（The Windamong the Reeds).［尤斯顿广场5号对于叶芝崇拜者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叶芝在1917年离开后，他的恋人莫德·冈（Maud Gonne）又搬了进来。］

经人引荐，在马克梅森大厅加入黄金之晓魔法教团的成员中有一位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1875-1947）。克劳利是《谎言书》（Bookof Lies）和《吸毒恶魔的日记》（Diary of a Drug Fiend）等魔幻作品的作者。黄金之晓魔法教团声称，凡泄露秘密者一律处死。但是克劳利不仅把教团仪式的秘密开心地告诉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而且还擅自盗用这些仪式，在位于大法院路（Chancery Lane）67-69号的豪华公寓里建立了自己的异教组织。他将公寓装饰成了神殿。有个房间里摆满了镜子，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一副克劳利用血和死麻雀喂食的人骨架。在这个藏身之处，克劳利吸食毒品，试图把魔鬼招来，直到1889年有一天心血来潮，从伦敦迁到了苏格兰的博尔斯金（Boleskine）。

科学与理性的持续发展使人们很少再相信天使现身、天降祸福这类事情。但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几十年间，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降灵说仍然风行一时，很有影响。其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一段传奇故事同亚瑟·柯南·道尔有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他在儿子金斯利死后对来世越来越感兴趣。他加入了降灵师全国联盟，开始参加在伦敦一带举行的降神会，包括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巫师P.T.塞尔比特（P.T.Selbit）家里举行的降神会。尽管许多降灵师后来被斥为骗子，有时他们自己甚至也承认是在蒙人，柯南·道尔仍然拒不相信对他们的任何斥责揭露。他当时太需要来世了，对于降灵论也抱着非常严肃的态度，并以此为主题创作了一部中篇小说《迷雾之国》（The Land of Mist）。他还要求在他死后举行降神会。他表示在降神会上他会回来的，并将以颇为疯狂的形式证明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全都错了。1930年7月，在他去世后不久，巫师们与皇家艾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安排举行了一次降神会。会上为他专门摆放了一把椅子，椅子顶端有张卡片，上面写着“亚瑟·柯南·道尔爵士”。遗憾的是，谁也没有看见他坐在椅子上。

1900年黄金之晓教团从圣詹姆斯街比较靠近市中心的地方搬迁到肯辛顿区布莱斯街36号。4月9日在那里阿莱斯特·克劳利同W.B.叶芝之间展开了一场“斗法”。当时兴高采烈的克劳利戴着黑色面罩冲进了教团办事处，高声叫道他要接管教团。于是“斗法”开始了。紧接着，克劳利对在场人员反复念咒，施以魔法。要不是叶芝出手相助，那些教众无疑会全部败下阵来。叶芝当时恰好也在大楼里，以自己的魔法招数给予有力回击，镇住了克劳利，直到市警察部队赶到解围。叶芝虽然取胜，但好景不长。克劳利很快得到黄金之晓教团头目的原谅，而叶芝本人却被驱逐出教团。叶芝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直惧怕克劳利，因为此人不停地忙着雕制叶芝蜡像，并在上面插上了钢针。此外，克劳利还（叶芝相信是这样）雇用兰贝斯当地的犯罪集团，每天付给他们8先令劳务费，指使他们“严重伤害，最好灭掉”叶芝这位诗人。

重要地址

皇家艺术学院W1J皮卡迪利大街伯灵顿大楼（地铁站：皮卡迪利大街）

南莫尔顿街17号W1伦敦（地铁站：邦德街）

大英博物馆NW1尤斯顿路96号（地铁站：国王十字路）

马克梅森大厅SW1A圣詹姆斯街86号（地铁站：皮卡迪利大街）

皇家艾伯特音乐厅SW7肯辛顿格尔（地铁站：南肯辛顿）

推荐阅读书目

彼得·阿克罗埃德《迪伊博士故居》《霍克斯摩尔》

威廉·布莱克《插图版布莱克全集》《经验之歌》

威廉·巴特勒·叶芝《叶芝自传》

第5章

日记作者与辞书编撰者

像本书这样的专著，如果不提及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如下名言就会留下遗憾：“对伦敦感到厌倦的人，对生活也会感到厌倦。”

约翰逊明白，伦敦不仅仅是当作家的好地方，也是很好的写作题材。甚至好到许多描写伦敦的最优秀的作品根本不至于是虚构类作品。周围有那么多的真人真事，没有必要去杜撰虚构。因此伦敦不乏各种各样的日记作者、辞书编撰者和人物传记作者。

其中早期的一位日记作者是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的儿子，少年国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VI,1537-1553）。爱德华在英格兰登基为王期间，年仅13岁便开始写日记。虽然他经常惦记着去汉普顿宫进行国事访问    ，他也记述一些在伦敦一带发生的各种事件。他去观看纵狗斗熊表演，而且每当因“物价不合理”而发生骚乱时，他都要将其写进日记里。1551年7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次发生在伦敦的汗热病比上一次更为严重，一旦着凉就会在3小时内死去。如果侥幸逃脱死亡，一般仅能挺过9个小时，最多10个小时。”爱德华虽然躲过了汗热病，但他所写的日记并不长，只写了68页（在圣潘克拉斯火车站附近的大英图书馆里可以看到日记原件），便于1552年去世，终年15岁。有人说他死于肺结核，也有人说他是喝了毒药丧命的。

爱德华六世去世时，写日记变得更为流行起来。有一位日记作者名叫亨利·马钦（Henry Machyn,1498-1563，职业为丧事承办人），甚至参加过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少年国王葬礼。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他的葬礼上，人们为他的去世发出了悲痛的呜咽，前所未见，闻所未闻。”

马钦从1550年开始写日记，记述了在伦敦一带发生过的许多审判场面、绞刑场面和重大事件。他为我们第一次描绘了伦敦市长就职大游行时的盛况，也描绘了他在伊丽莎白一世加冕时所看到的情景。他在日记中写道，全城市民“喜气洋洋”，目送着女王在身穿红色天鹅绒服装的朝臣簇拥下，从伦敦塔走向齐普赛街。

还有一位不能忘记的日记作者是约翰·斯托（John Stow,1524-1605）。他在1598年写成的《伦敦风情录》（Surveyof London）中详细介绍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伦敦风貌，提到不少酒馆和街道的名称，以轻松风趣的笔调生动描绘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海盗对伦敦码头港口的袭击情况。然而当今大多数人出于娱乐消遣目的阅读的最早一部日记出自塞缪尔·佩皮斯（1633-1703）手笔。佩皮斯的日记之所以能够长期吸引读者，经久不衰，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生活的时代；还因为他本人在查理二世复辟时期以及颇有争议的詹姆斯二世执政时期，在政府重要部门工作。他的日记读来饶有趣味，因为他（用密码写作，以为无人能看懂他的日记）对于伦敦市生活的评论毫无遮掩，率性而发，充满生气。

最为有名的是，他亲眼看见了伦敦暴发瘟疫和1666年9月2日全城大火肆虐时的情景。他在塔山（Tower Hill）附近希兴巷（Seething Lane）住处的窗前看到了火灾刚刚发生时的情况。起初他并未在意，又躺下睡觉了。

当时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没把初发的火情当回事。伦敦市长托马斯·布拉德沃斯爵士（Sir Thomas Bloodworth,1620-1682），当时也看到了同样的火情，声称：“呸！女人一泡尿就能把它浇灭！”结果，3天之内，占地总面积达400英亩的建筑物全被烧毁。

佩皮斯在描绘一些琐碎小事上也很有文采。1663年7月1日，他讲到有一天晚上在公鸡酒馆（也是放荡不羁的罗切斯特勋爵爱去的地方）里，诗人兼剧作家查尔斯·赛得利爵士（Sir Charles Sedley,1639-1701）和诗人、朝臣巴克赫斯特勋爵（Lord Buckhurst,1638-1706）相互比着炫耀自己的生殖器。前者据说把阴茎浸入一杯葡萄酒里，然后为国王干杯。

（我急忙）奔向（圣）保罗教堂；我沿着瓦特灵街（Watling Street）极力镇静地走着；每个撤离的人都带着需要保留的东西。到处都把病人抬在床上撤离；贵重物品车拉肩扛，统统带走。最后，我在卡农街遇到了市长大人。他像一个筋疲力尽的人，脖子上系着围巾。听到国王的御旨，他高声喊叫，像是一个要晕倒的女人：“天呐，我该怎么办？我已精疲力尽，人们不听我的指挥。我一直在拆房，可是大火蔓延的速度远比我们拆房的速度快。”

摘自塞缪尔·佩皮斯日记

佩皮斯有时也作恶取乐。他在日记中记述的一桩极为顽劣下作的事情发生在舰队街的圣邓斯坦教堂里。据他自己披露，在教堂里众人听布道的时候，他“费了挺大劲”，亲自动手，也“动用身体”挟持了一位“漂亮女子”。幸好这位女子用口袋里的一些大别针挫败了他的求欢行为。

如果你在泰晤士河岸边区，应该去帕克街34号的船锚酒馆看一看。这家酒馆完全可以说是莎士比亚当年经常光顾的地方，佩皮斯也曾经在那里亲眼看见伦敦大火的火势，约翰逊在其中的一个单间里还写出了不少词典条目。他的朋友亨利·斯罗尔（Henry Thrale）当时就是这家酒馆的老板。

继佩皮斯大约一个世纪后，有位苏格兰青年也像他一样渴望结识伦敦的女性。詹姆斯·博斯维尔（James Boswell）于1762年抵达伦敦，不久便在日记中写道：“想来也非常奇怪，我来伦敦已有数周时间，却没能同女人快活一番，别看我身边簇拥着各种各样开朗坦率的女人。”

上面这些话语起初无从查看，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都柏林的一个城堡里被重新发现。学者们看到这些话语非常惊讶；还有其他许多日记内容描述了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桥“壮丽大厦”上同妓女厮混，并在那里遇到一位“淋病先生”等亲身经历。

这位危险的绅士并不是博斯维尔在伦敦遇到的唯一一位尊贵人士。1763年5月16日，他第一次遇到了诗人兼辞书编撰者，幽默风趣的塞缪尔·约翰逊。一开始并没有出现相谈甚欢的情况。据说，博斯维尔一见面就说：“我来自苏格兰，我实在忍不住就来了。”对此约翰逊回应道：“我发现你的许多苏格兰同乡都忍不住要来。”

即便如此，他们两个人还是开始了交往。博斯维尔成为内殿巷（Inner Temple Lane）1号约翰逊家里的一名常客［约翰逊搬到这里不长时间，以前住在高夫广场（Gough Square）17号，现在那里开辟成一家约翰逊生平博物馆］。博斯维尔以钦佩的语气写道：“约翰逊生活上很有文学情调，有时很庄重，有时又很邋遢。”

在同约翰逊相识的21年里，博斯维尔一直勤奋地写日记。他所写的日记内容后来成为他为约翰逊这位伟大学者撰写的著名传记的重要素材。这部传记于1791年出版，好评如潮，声望经久不衰。博斯维尔在出版约翰逊传记前一年曾被捕入狱，原因是他在位于大波特兰街122号的自家住宅附近酗酒闹事。他为自己辩解说，当时他就是想要教训一下那位守夜更夫。那时他笔下记述描写的大多数人物都已不在人世，包括他的妻子。令人失望的是，尽管他以前反对强制劳动，他却在去世前于1795年发表的最后一首诗作中描写了“一群快乐的”奴隶欢喜劳作时的情景。

先生，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城市有多大，绝不应该只满足于看一看街道和广场。一定要深入观察许许多多的小巷和庭院。伦敦的伟大壮美不在于新奇艳丽的建筑，而在于星罗棋布，簇拥在一起的众多民居住宅。

塞缪尔·约翰逊语

摘自博斯维尔撰写的传记

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是一位与佩皮斯同时代的日记作者。他成年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德特福德的萨耶斯苑，距当年马洛丧命的那条路不远。他写过多本日记，记述了17世纪伦敦生活中发生过的各种重要事情，包括暴发瘟疫和伦敦大火。另外他还修建了一座赫赫有名的花园，吸引成千上万的游人蜂拥而至，竞相参观游览。这座花园一直存留到20世纪，后来毁于两次罪恶的世界大战和城市规划发展当中。这座花园被毁后直接促成了民间托管组织的建立。

约翰·伊夫林实际上并不喜欢伦敦。他写道：“在这个城市里，咳嗽与肺结核病比世界其他地方都严重。”

他也比塞缪尔·佩皮斯更为自律检点，这或许可以解释他的名气为什么没有那么大。

后来有一位日记作者却不那么热衷于在伦敦桥上自找麻烦。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在执政的6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日记，到她去世时共写出100多本日记。这些日记很少有人阅读，因为坦率地讲，大多数日记乏味单调。不过其中也写了一些引人入胜的趣闻，内容涉及女王的家庭生活，她对亲属病情的担心牵挂，她的日常安排，还有她对伦敦兴起的提倡妇女参政新潮的不满（“疯狂、邪恶、愚蠢”）。也有一些令人难忘的显赫风光场面记述得比较精彩，比如女王本人的加冕仪式，水晶宫举办的世界工业博览会。日记中还记述了不断进行天气观察所看到的结果。

约翰逊的词条释义

Dull（枯燥，乏味）：不会令人兴奋、高兴（原文如此）；不会令人愉快；例如，“编词典是枯燥乏味的工作”。

Kickshaw（精美菜肴）：经过烹饪改造后几乎使人认不出来的菜肴（A dish so changed by the cookery that it can scarcely be known）。

Lexicographer（词典编纂者）：词典作者；埋头于无害的苦差事，探究词汇出处，详细解说汇义。

Oats（燕麦）：一种粮食，在英格兰用于喂马，在苏格兰是人吃的口粮。

Patron（赞助者，资助者）：赞同，支持或保护他人的人。通常是一位以傲慢态度给予他人支持的讨厌家伙，以别人的奉承为回报。

Toworm（给狗等割去舌下韧带）：割去狗舌下的也不知什么东西，据说这可以避免使狗发狂（原因不明）。

同维多利亚女王显赫的漫长一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鲁斯·弗雷德里克·卡明斯（Bruce Frederick Cummings,1889-1919）令人唏嘘不已的短暂一生。这位过于年轻的伦敦人在发现自己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后便采用威廉·尼罗·彼拉多·巴贝利翁（Wilhelm Nero Pilate Barbellion）这个笔名，决定发表后来成为伦敦最著名日记的作品《失望者日记》（The Journal of a Disappointed Man）。

巴贝利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便发现了自己的病情。当年他报名参军时被征兵办公室刷了下来，理由是身体不够健康，不适合当兵。后来他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以自信而礼貌的笔调写道：“能在这家博物馆工作，我感到非常开心、自豪。不过我也有些绝望，写作时似乎无动于衷。”他一直在工作、写作，笔调机智、幽默，坦率得令人心碎，讲述着自己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直到1919年不幸去世，终年30岁。他最后写下的一则日记是“自我厌恶”。一代又一代读者对他怀有的情感恰恰相反。

我死后，你可以煮我、烧我，把我摁进水里，把我挫骨扬灰，但是你却无法消灭我：我身上的每一个小小原子只会嘲笑这样残忍的报复手段。死神仅仅能使人毙命而已。

巴贝利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内战线上也有许多优秀的女性日记作者。哈利·迈尔斯（Hallie Miles，约1868-1948）在《战时伦敦不为人知的故事》（Untold Tales of War time London）中记述了1915年德国对伦敦进行第一次空袭的经过［还记述了在考文特花园附近钱道思街（Ch and os Place）经营一家首创素食餐厅的有趣经历；餐厅很受当地放荡不羁人士的欢迎。当时肉食配给方面的种种限制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维拉·布里坦（Vera Bri-ttain,1893-1970）正在坎伯威尔（Camberwell）伦敦第一综合医院工作。她所写的日记内容后来结集出版，书名为《青春记事》（Chronicle of Youth）。这本书最终又成为她为纪念迷惘的一代所写的哀婉之作《青春作证》（Testament of Youth）的底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吉尼亚·伍尔芙也开始写她那部忧心焦虑的长篇日记。第一篇日记写于1915年1月1日。当年她居住在里士满（Richmond），具有传奇色彩的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团体势头正旺。她在写于1920年3月的一篇日记中一开始便向未来的自己问候：“你好啊！我亲爱的幽灵；请注意，我不认为50岁就已经是很大年纪了。”对于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59岁那年自杀身亡的女士来说，上述话语显得格外悲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伦敦涌现出一大批日记作者。政治家托尼·贝恩（Tony Benn,1925-2014）发表了一部又一部日记，详细记述了他发表过的演讲，有输有赢的争论，以及抽过的烟斗。同一时期在距马里波恩路（Marylebone）不远的法利公寓楼，肯尼斯·威廉斯（Kenneth Williams,1926-1988）在日记中记述了一些悲观苦涩的思绪，以及对演员同行尖酸刻薄的评论，在他去世后这些日记被披露，举世震惊。

战争时期，有些作家从新的角度，以丰富多彩的笔法描绘了伦敦风貌。这些作家包括伊恩·辛克莱（Iain Sinclair,1943——），罗伊·波特（Roy Porter,1946-2002），彼得·阿克罗埃德（1949——）和威尔·赛尔夫（Will Self,1961——）等人。他们将漫步伦敦、挖掘其多层次历史变成了一种艺术。伊恩甚至在《伦敦环城高速公路》（London Orbital）中的M25路段上漫步行走，象征性地在其旅途中绕城一周；有时他在超市小餐厅里歇息一下，吃顿全日早餐。

表述更加直截了当，读来同样饶有趣味的日记作者是阿兰·贝内特（Alan Bennett,1934——）。多年来他一直在伦敦居住过的不同住宅里写日记。卡姆登镇（Camden Town）的阿兰·贝内特故居格洛斯特新月街（Gloucester Crescent）23号，如今遐迩闻名。1974年至1989年他在那里居住期间，有位被称为“谢泼德小姐”的女士经常把自己的货车停在贝内特的车道上，并住在货车里。这件事情后来成为他创作的剧本《货车里的女人》（The Ladyin the Van）的故事题材。2016年剧本被搬上银幕。在拍摄影片期间动用了那里的阿兰·贝内特故居，外面停了一辆旧货车作为拍摄现场道具。一天夜晚，那辆旧货车被路过的一对情侣“征用”。第二天早晨不得不对旧货车进行大清理，然后再将其弄脏，以再现谢泼德小姐车居原貌。看来并非只有佩皮斯和博斯维尔才是那种人……

重要地址

法里纳斯大楼EC1布丁街（地铁站：伦敦大火纪念碑）

约翰逊博士故居EC4A高夫广场17号（地铁站：大法院路）

博斯维尔故居W1W大波兰街122号（地铁站：沃伦街）

推荐阅读书目

彼得·阿克罗埃德《伦敦》

威廉·尼罗·彼拉多·巴贝利翁《失望者日记》

詹姆斯·博斯维尔《塞缪尔·约翰逊传》

哈利·迈尔斯《战时伦敦不为人知的故事》

罗伊·波特《伦敦社会史》

第7章

浪漫派诗人与死尸

“地狱就是很像伦敦的城市”，雪莱曾经写道：

一座人口稠密、烟雾弥漫的城市；

芸芸众生，潦倒失意，

平日几无半点乐趣。

拜伦写得更不客气。在长诗《唐璜》（Don Juan）中他将伦敦描绘为：

一个由砖石、烟雾和船只造成的巨堆，

又肮脏又昏暗，但是辽阔得

眼睛望不到边际，到处都有一只篷帆

疾驰到眼前，却又消失于林立的

樯桅之中；一片荒原，上面无数的尖塔

踮起了脚尖从那煤黑的天穹向外窥探；

一座巨大、褐色的圆顶，就像小丑头上

戴的一顶圆锥帽——那就是伦敦城！

（朱维基译文）

换句话说就是笨蛋高帽。所有人都认为拜伦不喜欢这个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浪漫派诗人一生中大多赞美壮丽的大自然，赞美悠游安逸的坎布里亚郡湖区生活，或者讴歌（对于那些不太向往乡村生活的浪漫诗人而言）西班牙徒登子的冒险经历。雪莱在意大利北部海岸的斯佩齐亚海湾（Gulf of Spezia）客死他乡。济慈在西班牙大台阶（Spanish Steps）附近的罗马咽下坎坷人生的最后一口气。拜伦逝世于希腊科林斯湾的勒班陀（Lepanto）。华兹华斯在格拉斯米尔（Grasmere）湖畔的云彩下面与世长辞。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浪漫派诗人对待伦敦的态度有些矛盾，伦敦仍然一直是浪漫派文学世界的中心。雪莱曾经写道：

你此时此刻，

来到了伦敦，那浩瀚的大海，潮落又潮起。

忽而一片死寂，忽而涛声大作；朝向那岸边。

大海抛甩着沉船的残骸，怒吼着要将更多的船只掀翻。

可在这大海的深处，却又蕴藏着何等宝贵的财富！

其中一笔财富就是诗人托马斯·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1752-1770）。他一生短暂，富有悲剧色彩，留下的诗歌遗作数量不多，然而他却在孕育催生浪漫派情怀方面做出了无与伦比的重大贡献。托马斯是一位来自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早慧青年，从12岁时便开始写诗。他在17岁那年取消了律师签订的学徒合同，搭车前往伦敦（路费是朋友和熟人凑成的）。他原本希望能在伦敦成为著名诗人和政治评论人。但是他只在伦敦住了四个月，便于1770年8月24日在现今大英博物馆附近布鲁克街（Brook Street）的一个阁楼上离世。他是服毒（坤化物）自杀的。有人说因为无人愿意出版他的诗歌，使他感到忧郁。他的死更加令人悲伤，因为他的诗歌最终于1777年重见天日时被誉为杰作［那些诗歌的作者真实身份当时颇有争议。一些人认为作者是查特顿，另一些人认为作者是15世纪的一位僧侣，名叫托马斯·罗利（Thomas Rowley，其实也是查特顿自己冒充的）］。

这种神秘性，这种对往昔的祈求以及对已逝青春的追怀，终于成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奠基神话，启迪造就了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以及后来的乔治·戈登·拜伦勋爵、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和约翰·济慈等著名浪漫派诗人。他们全都“几乎爱上了静谧的死亡”    ，全都怀着与查特顿同样的理想追求，游览过伦敦这座大都市的文学地标建筑。他们全都在某一个时期写过纪念查特顿的诗歌，比如柯勒律治的《悼诗：为查特顿逝世而作》（Monodyon the Death of Chatterton），以及济慈的十四行诗《致查特顿》（To Chatterton）。

以上所述实属悲凉。不过这些年轻诗人却也喜欢呼朋唤友，欢聚一堂。特别是拜伦，在伦敦是有名的花花公子，作为贵客参加过在荷兰大厦（Holland House）等豪华地方举行的无数次大型化装舞会。在一次化装舞会上，拜伦遇到了贵族出身的小说家卡罗琳·兰姆（Caroline Lamb,1785-1828），后者很快成为他的情人。他们这对情侣于1812春夏两季因高调公开的风流韵事震惊了整个上流社会。当拜伦在感情上开始变得不如从前热情缠绵时，卡罗琳则以日益令人难以琢磨的行为替梅费尔上流区域的闲言碎语火上浇油。比如当年7月8日那天，她装扮成佣人，闯入圣詹姆斯街18号那位捣蛋诗人的公寓（“门口围了一群人”，拜伦的朋友约翰·霍布豪斯这样写道）。当拜伦不再给她回信，拒不与她私奔时，她就让自己的男仆都穿上新装，纽扣上刻着一句话“Necrede Byron”（“别相信拜伦”——矛头直指拜伦家族的座右铭“请相信拜伦”而发）。

贝里兄弟与拉德酒铺（Berry Bros＆Rudd Wine Merchants，位于圣詹姆斯街3号）自1698年就使用一个倾斜的地面（便于滚动酒桶）。拜伦爱到那里为自己的酒窖购买美酒。他还喜欢在这家商行的大型咖啡天平上称量自己的体重。

其他浪漫派诗人也常出席在索霍区举行的私人晚宴，在那里能见到一些著名人物。比如，批评家、画家威廉·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富有激情的浪漫派支持者、画家本杰明·海顿（Benjamin Haydon,1786-1846）。

海顿于1817年12月28日在帕丁顿区北里森街（Lisson Grove North）22号举行了一次晚宴，出席晚宴的个人包括威廉·华兹华斯，散文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同卡罗琳没有任何亲属关系），还有年轻的约翰·济慈。

查尔斯与玛丽·兰姆兄妹（Charles and Mary Lamb,1775-1834,1764-1847）之所以青史留名，受世人敬崇，是因为他们编写了儿童经典作品《莎士比亚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兄妹二人潜心写作，配合默契，是当时浪漫派文学圈中非常重要的作家。查尔斯·兰姆被其传记作者E.V.卢卡斯赞为“英国文坛最可爱的人物”。不过他们兄妹二人的个人生活也有比较不幸的一面。玛丽时常精神错乱，苦苦挣扎。1796年（查尔斯21岁）的一个夜晚，当查尔斯回到上霍尔本区小女王街上的家里时，发现玛丽已经用刀将他们的母亲刺死。随后玛丽被关进了位于伊斯灵顿的费舍尔收容所。查尔斯向有关当局承诺对玛丽负责到底，表示一定在家里好好照顾她，这才使玛丽免遭终身监禁。查尔斯没有食言。除了玛丽在精神病院犯病期间外，每当查尔斯和玛丽本人感到她又要“精神错乱”时，他们便住在一起，处于“一种双人单身未婚”状态。他们居住的地方遍布伦敦各个地段，并在寓所里举行文学沙龙，来客包括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其他浪漫派作家。

到了舰队街还会感到无聊的人肯定是患有罕见的抑郁症。我天生就有臆想病倾向，可是一到伦敦这毛病就像其他疾病一样完全消失了。

查尔斯·兰姆

海顿在自传（去世后出版于1853年）中描述了文学名流聚会时的情景：

12月28日，在我的画室里举行了那场不朽的聚餐，耶路撒冷在我们身后作为背景巍然矗立着。华兹华斯表现得兴致勃勃。我们围绕着荷马、莎士比亚、弥尔顿和维吉尔展开了精彩纷呈的短暂争论。兰姆表现得极为开心，诙谐机智。在华兹华斯庄严的演讲语调衬托下，兰姆的嬉闹打趣就好像在李尔王激情迸发的间隙中当傻瓜表现出的挖苦嘲笑和诙谐机智之举。兰姆当众发话：“voted me absent，让他们为我的健康干杯。”“喂，”兰姆说道，“你这位老湖畔派诗人，无赖诗人，你为什么说伏尔泰乏味无趣？”

幸好华兹华斯听出了其中逗趣调侃的意思，一同开怀大笑起来。当晚的聚餐也使济慈感到非常开心，在写给兄弟的一封书信中谈到了当晚的情景：“兰姆喝醉了，口无遮拦，甚至还把对面的蜡烛拿过来照着自己，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

大地再没有比这儿更美的风貌：

若有谁，对如此壮丽动人的景物

竟无动于衷，那才是灵魂麻木；

瞧这座城市，像披上一领新袍，

披上了明艳晨光；环顾周遭：

船舶，尖塔，剧院，教堂，华屋，

都寂然坦然，向郊野、向天穹赤露，

在烟尘未染的大气里粲然闪耀。

旭日金辉洒布于峡谷山陵，

也不比这片晨光更为绮丽；

我何尝见过，感受过这深沉宁静！

河水徐流，由着自己的心意；

上帝啊！千门万户都沉睡未醒，

这整个宏大心脏仍然在歇息！

（杨德豫译文）

威廉·华兹华斯《威斯敏斯特桥上》

除了乐趣以外，伦敦也使浪漫派诗人吃了不少苦头。例如，有人看到雪莱在一次梦游中走过莱斯特广场，那里距他在波兰街的住处有半英里。

出版商威廉·杰丹（William Jerdan,1782-1869）在自传中讲过一个奇怪的故事，说的是1813年在海德公园发现有人自缢身亡。死者的衬衣兜里带有首字母缩略姓名S.T.科勒律治，引得一家报纸刊发了一篇有关这位诗人自杀身亡的报道。他的剧作《忏悔》不久前被成功搬上舞台，使得伦敦一家酒店咖啡厅的一位客人感叹道：“科勒律治这位诗人居然在他的剧作成功上演后上吊自杀，真是奇怪。不过他一直是奇怪又疯狂的人。”坐在对面的一个人搭话道：“说的没错，先生。最奇怪的是，他居然上吊自杀，成了众人谈论的话题，此刻他又在对你说话。”

据说这位诗人在外出时经常把衬衣丢失。

同是在海德公园，雪莱喜欢来到瑟彭泰恩（Serpentine）湖边，捡起石块扔过湖面，或者在水面上漂纸船。这是他从小就有的爱好。但是后来到了1816年他的这些兴致乐趣遭到了破坏。当年12月10日一个灰蒙蒙的黎明，切尔西医院的一位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看到有什么东西漂浮在冷冷的湖水里。这位老人走近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原来竟是一位年轻女人。更糟糕的是，她还是位临产女子。

随后很快发现，这位女子是诗人雪莱的妻子哈里特·雪莱（Harriet Shelley,1795-1816）——不过她的怀孕情况至今仍是一个谜。她约有两年没有见过她那大名鼎鼎的丈夫，而且孩子的父亲是谁，没人知道。使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的是，自当年11月9日后哈里特再也没露面。从她遗体的状况来看，她似乎已经死去数日。

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哈里特极为不幸。她在自杀前给雪莱留了一封遗书，上面写着：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世界。你完全属于我，可我却只会惹你生气，让你难过。失去我以后，请你不要有什么遗憾……亲爱的雪莱……如果你从未离开我，我也许还会活下去，但是你离开了。我自愿原谅你，愿你享受那份你从我那里剥夺的幸福……这样我的灵魂就会安息，得到宽慰。上帝保佑你，这是不幸的哈里特最后的祈祷。

在哈里特遗体被发现不到两周后，雪莱就娶了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温为妻。

李·亨特（Leigh Hunt,1784-1859）也遇到过麻烦。1813年这位诗人、散文作家因在自己编辑出版的杂志《检查者》上称摄政王“肥胖，说话不算数，是个浪荡子”，被关进南沃克区马商巷监狱（Horsemonger Lane Jail）两年。不过亨特很快又能接受拜访者们的看望，比如拜伦，他也不喜欢那位身体超重的皇室成员。

出狱后，亨特搬到了位于汉普斯特德的希斯河谷（Valeof Health）（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欺人之谈的一个早期绝佳范例。原来那一带是一片滋生疟疾的沼泽地，后来汉普斯特德水务公司将那里的积水排干了）。1816年亨特在那里把济慈介绍给了雪莱。那次见面并不十分顺利。雪莱建议济慈发表早期创作的一些诗歌，这使济慈觉得受到了轻视。而且济慈同雪莱这位既有钱又有名的诗人在一起心里愤愤不平。即便如此，这两位年轻的诗人从那时起开始了书信往来，直到济慈英年早逝。他们之间的友谊与相互尊重逐年加深。

这两位年轻诗人各有各自的烦恼。也许雪莱家境富有，但是他的生活之路并非一直平坦顺利。除爱情、生活动荡不安以外，他还因为在文章中宣扬无神论观点被牛津大学开除，引发流言蜚语。此前他在伊顿公学读书期间的生活也苦不堪言。他因为拒绝给高年级同学跑腿办事，蔑视体育活动而受到过欺凌虐待。后来通过刁难老师的方式为自己报仇。他既朗诵荷马诗作，又参加了拳击比赛。他曾经炸毁了校园里的一棵树，把一只斗牛犬藏在了校长的办公室里。他还在门把手上接通电流，使老师受到了电击。后来他因为用银叉捅同学被学校勒令退学。

济慈出生在几近贫困的家庭，父亲是位马夫，居住在穆尔盖特（Moorgate）火车站附近。尽管父母均在他14岁之前就已去世，但济慈还是幸运地接受了教育。1815年他甚至还进入盖伊医院的医学院学习（你可以充分想象一下他可能或者实际上的确工作过的地方——那里的陈旧手术室）。

1816年济慈见到雪莱时他还是一位医学专业的学生，但是正逐渐转向文学创作。不久他的好运气便接二连三地来临了。1818年济慈在温特沃斯寓所（Wentworth Place）一座不大的住宅花园里听到了婉转的鸟鸣声，从中获得灵感，写出了传世名作《夜莺颂》（Odetoa Nightingale）。地址在现今的济慈林（Keats Grove，如今已开辟成一家非常出色的济慈博物馆）。根据当地的一个传说，济慈在汉普斯特德荒原（Hampstead Heath）的一家西班牙人酒馆里喝酒时写成了那些诗句。

济慈在温特沃斯还堕入了爱河。他爱上的女人名叫范妮·布朗（Fanny Brawne,1800-1865），后来成了他的邻居。他们的浪漫爱情只有薄薄的一墙之隔，虽然没有使他们终成眷属，却给济慈带来灵感，使他写出了不少精彩的书信和诗歌。但是就在济慈在温特沃斯寓所居住期间，这位年轻天才诗人的生活蒙上了阴影。1820年他第一次咳血，意识到自己患上了肺结核。“我熟悉的颜色，那是动脉血。那种颜色骗不了我。那滴血就是我的死刑执行令，我必死无疑。”他对自己的室友查尔斯·布朗（Charles Brown,1787-1842）这样说。

不久，济慈便乘船前往意大利；雪莱与拜伦也去了欧洲。1821济慈在罗马去世，雪莱写下了挽诗《阿多尼斯》（Adonais），哀悼去世的朋友。1822年雪莱在斯佩齐亚溺水身亡。当时他正乘着为纪念拜伦而命名的“唐璜”号小船在海上游弋，衣兜里还装着一本济慈诗集。

还有几位浪漫派作家在伦敦坚守的时间更长一些。容易动怒的评论家赫兹里特在伦敦一直居住到1830年去世。他政治观点激进，不断赞助像雪莱和拜伦那样的堕落人物，而且说话直来直去，毫无遮掩，道德标准高尚，同保守社会势不两立。赫兹里特宣称：“地位极为无足轻重的人最容易嘲笑别人。他们除了贬低邻居以外，根本无望提振他们的自尊。”他还指出：“当一件事情不再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时，也就不会再引起人们的兴趣。”

他奉劝别人，身体力行，竭力使自己不成为一个无聊乏味的人。也许他引起最大争议的一件事就是同索霍区一位女房东的女儿（年龄比他小一半）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他还把此事写进了《直言集》中，从而为自己的死敌提供了诋毁他名誉所需的“军火弹药”。赫兹里特居住在霍索区弗里斯街6号一幢提供膳宿的私人住房里，最终因患胃癌在孤独中去世。临终前神志不清，离不开鸦片。当时那位女房东因急于把住房再次出租，居然把他的遗体藏在了床底下，领着前来看房的新房客四处转悠。出租房的原址上现已矗立着赫兹里特旅馆，室内保留着赫兹里特所熟悉的一些特色。

柯勒律治也坚守伦敦，一直居住到1834年。1821年他同朋友詹姆斯·吉尔曼（James Gillman）一起搬进了位于海格特区格鲁夫路的住宅，原打算在那里只住上几周时间，戒掉自己服用鸦片酊的习惯。后来他在那里一住就是13年，直到死前仍然对服用鸦片酊上瘾。赫兹里特有一次去格鲁夫路看望柯勒律治。赫兹里特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非常清楚地描述了柯勒律治当时的精神状态。他回忆说，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柯勒律治漫不经心地抓住了他外套的一颗纽扣。当时他对柯勒律治说他要走时，诗人仍然抓着他衣服上的纽扣……赫兹里特只好拿出袖珍折刀，割下纽扣才脱身。

1806年8月24日，玛丽·雪莱9岁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前往波利贡街区（位于圣潘克拉斯火车站附近），在她家的住处拜访她的父亲威廉·戈德温。那天晚上，他背诵起了《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没想到本已被打发去上床睡觉的玛丽和妹妹都藏在了客厅沙发后面。玛丽从未忘记过那次背诗表演。10年后那首诗对她创作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开篇段落的写作产生了影响。

李·亨特在伦敦一直居住到1859年，后来在帕特尼去世。他活了较长时间，有幸同狄更斯交上了朋友，亲眼见证了伦敦文坛人才辈出、大放光彩的又一个辉煌时期。

重要地址

贝里兄弟与拉德酒铺SW1A圣詹姆斯街3号（地铁站：皮卡迪利大街）

济慈故居NW3济慈林10号（地铁站：汉普斯特德）

西班牙酒馆NW3西班牙路（地铁站：戈尔德斯格林）

盖伊医院老手术室SE1圣托马斯街9a（地铁站：伦敦桥）

赫兹里特旅馆W1D弗里斯街6号（地铁站：托特纳姆宫路）

瑟彭泰恩湖海德公园（地铁站：海德公园角）

推荐阅读书目

彼得·阿克罗埃德《查特顿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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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亨特自传》

《济慈诗集》《济慈书信集》

《雪莱作品全集》

第8章

维多利亚时代文坛名家与不为人知的放浪形骸之士

到1800年，伦敦已经成为世界大都市，居民人口接近100万。一个世纪后，670万人口拥挤在这片笼罩着烟雾，时常都有危险的地狱里。但见小巷错综复杂，院落阴暗，出租房拥挤不堪，宫殿被煤烟熏黑，工厂冒着浓烟，码头上熙熙攘攘。幸好公园还是郁郁葱葱，照料得不错。伦敦这座城市变得日益繁忙，规模越来越大，胜过世界上任何地方。伦敦文坛也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各位文学大家就行走在一条条肮脏却又迷人的伦敦街道上。

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便是查尔斯·狄更斯。无论白天黑夜，他常常外出散步，一走就是好多英里，寻找创作灵感；有时要对抗失眠，有时由他的宠物渡鸦“格里普”    陪伴在身边。1857年的一个夜晚，他从位于布鲁姆斯伯里区的塔维斯托克寓所一直走到位于肯特郡的住宅，借着煤气灯光和月光走完了这中间30英里路程。大约在这个时期，狄更斯经常在夜晚外出散步，甚至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夜行记》畅谈感受。此文写于1860年（《远大前程》出版那年）。狄更斯在文章中详细描写了夜色中伦敦的景观和气味，从“最后一批吵闹的醉汉在酒馆关门时被撵到大街上”写到“卖水果的小商小贩大清早挤在考文特花园里一起喝咖啡”。他还描写了一些晚归的馅饼土豆商贩和几十位其他人物。这些人同他一样，也都要“在夜色中穿行”，同时“荒凉的月亮与乌云有如凌乱床铺上的邪念一样焦躁不安，伦敦的巨大阴影令人压抑地笼罩在泰晤士河上”。

狄更斯唯一不想去散步的地方就是老亨格福德浮动平台（Old Hungerford Stairs，位于当今的查令十字街火车站附近）。1824年12岁的狄更斯在这附近一家华伦黑鞋油工厂当过童工，生活非常艰苦。他当年每周苦干6天，每天10小时（每周工钱只有6先令），牌子就贴在鞋油罐上。工作环境“肮脏破败”，旁边就是臭气熏天的泰晤士河。那段时间是狄更斯一生中最为凄惨的阶段。他的父母因为欠债曾被关进马歇尔西监狱，全家的生活一时陷入极度贫困。后来他写道，他常感到“完全被人看不起，生活无望”，因自己地位卑微，心中自惭形秽。“我从来没有勇气回到过去给别人当牛做马的地方”，他曾对一位朋友这样吐露心声。他很少提起这段往事。不过当年的血汗童工经历在他创作的大部分小说中打下了烙印。马歇尔西监狱再现于长篇小说《小杜丽》（Little Dorrit）中，同名女主人的父亲因欠债也被关进那座监狱。小杜丽的童年大部分时间在监狱中度过。那家鞋油工厂也出现在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变成了大卫继父摩德斯通和格林比合伙经营的公司仓库，一个肮脏可怕，“简直成了老鼠窝”的地方。少年大卫在那里要干的活儿就是往酒瓶上贴标签。

大卫·科波菲尔和狄更斯有着相似的童年生活经历，包括在伦敦市外出生。1812年狄更斯出生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后来在3岁那年随家人搬到了伦敦［最初搬到诺福克街（Norfolk Street），位于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附近］。他小时候在肯特郡的查萨姆（Chatham）还生活过一段时间，最终在1870年逝世于肯特郡的罗切斯特（尽管有些巧合）。狄更斯的小说杰作《荒凉山庄》开篇第一句只有一个词——伦敦。对于狄更斯而言，伦敦自始至终就意味着一切。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狄更斯第一部大受欢迎的作品并不是《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狄更斯当年逃离鞋油厂后，在卡姆登镇（Camden Town）惠灵顿寄宿学校读了几年书，在格雷律师学院一个律师事务所里当过一年职员，后来又成为一名记者。1836年他将自己的新闻报道作品结集出版，取名《博兹札记》（Sketches by Boz），内容大多是他发表在《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上的一系列大受读者欢迎的文章。他在出版的这本第一部作品中宣称：“伦敦街道上引人深思的事情真是无穷无尽！”

狄更斯在以后的生活中一直抱有上述看法。他将伦敦称为自己的“神灯”，一旦远离伦敦就难以进行创作。他经常采用的创作方式是，开始构思一个故事时首先要走出户外来到大街上，“寻找我想扩展发挥的一些场景画面”。例如在创作长篇小说《巴纳比·拉奇》（Barna by Rudge）的时候，狄更斯来到伦敦市“最为破烂、凄惨的街道”上，以期寻找一些能给他带来创作灵感的场景，便于他以动人的笔触描写乞丐和极度贫困的生活状态，描写夜间行路令人兴奋的情景感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下去。狄更斯在英国首都度过了创作生涯的大部分时期，在作品中描写展现着伦敦的各色人物，伦敦的壮丽奢华，以及伦敦的恐怖和苦难。狄更斯处在文学创作的巅峰状态期间，伦敦居民平均寿命为27岁（工人阶级为22岁）。伦敦超过一半的葬礼是为不到10岁的儿童举行的，他们主要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伦敦市很大一部分六七岁的儿童都在整日干着苦工。空气污染严重（狄更斯很早就开始对此进行抵制），弥漫着从工厂和居民住宅里排出的烟气烟尘。生活条件不卫生，犯罪现象也非常普遍。狄更斯亲眼看见了这一切，并以其杰出的体察共鸣才能，让数百万读者从作品中间接体验到相同的生活境遇。

狄更斯还以实际行动帮助过他所描写的下层社会民众。正是他们才使得他名声大噪。1847年狄更斯在一个叫作牧羊人丛林（Shepherd's Bush）的地方为无家可归的妇女建立了避难所（取名“乌拉尼亚妇女之家”，Urania House），并亲自成功运作12年。当时大多数此类济贫院管理严厉，具有惩罚性质。但是狄更斯却要努力使乌拉尼亚妇女之家成为一个使人有宾至如归之感的栖身住所。狄更斯也曾不知疲倦地为了改善工作条件、卫生条件和儿童待遇而四处奔走。

不过狄更斯主要还是从事文学创作，把他在周围看到的一切都写进了内容极其丰富的长篇小说里。伦敦的各色人物在狄更斯作品的不同场景之中得到了再现。比如，有人认为比尔·赛克斯    的原型是一位名叫威廉·赛克斯的人。此人曾在狄更斯小时候住过的诺福克街10号附近卖过牛脂和灯油（从诺福克街狄更斯家的寓所往前再走九扇门，便是一家济贫院，后来它成为《雾都孤儿》中的那个济贫院的原型）。狄更斯不必远走去寻找米考伯的原型人物    ，因为在伦敦无论狄更斯住在哪里那个人都同他形影不离。他就是狄更斯的父亲。雾都孤儿中的反面人物费金（Fagin）的原型是一个伦敦当地人，名叫艾萨克·所罗门（Isaac Sol-omon），绰号“犹太佬”。此人从衬裙巷附近的一家珠宝店里偷过珠宝，拿到别处销赃。《圣诞欢歌》中的吝啬鬼艾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这个人物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位吝啬得出奇的议员，名叫约翰·艾尔维斯（John Elwes,1714-1789）——他更有名的一个绰号是“吝啬鬼艾尔维斯”。尽管他从叔叔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相当于如今的1800万英镑），但是他并没有享受奢华生活。相反，只要日落天黑他就上床睡觉，为的是节省几个蜡烛。他的衣服一直穿到破烂为止。他舍不得自己花钱保养住房，任其失修破败。《雾都孤儿》中那位不主持公道的法官实际上是直接模仿了臭名昭著的腐败法官艾伦·斯图尔特·莱恩（Allan Stewart Laing,1788-1862）的人物形象。此人于1838年被解除法官职务。狄更斯曾特意说过要在“下一期《雾都孤儿》中”对他进行讽刺。狄更斯的另一位伦敦邻居简·西摩·希尔（Jane Seymour Hill，美甲师、手足病医生）发现《大卫·科波菲尔》中莫奇尔小姐（Miss Mowcher）的人物原型就是她本人，扬言要起诉狄更斯。后来狄更斯在小说中让莫奇尔这个人物适时地表现出一些见义勇为的英雄行为，这才平息了她心中的怒火。

虽然各色人物非常重要，但狄更斯说过伦敦本身却是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描写对象。几乎所有的伦敦区域和地段全部再现于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中。穿过考文特花园，就会来到大卫·科波菲尔为朵拉购买鲜花的花卉市场前，还可以看到他观赏《裘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剧院。漫步走向霍尔本（Holborn），你会看到林肯法学院园区58号，这是狄更斯的朋友（未来的传记作者）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er,1812-1876）的住宅，是《荒凉山庄》中图尔金顿先生住宅的原型建筑。往北再走一小段路，就来到了克勒肯维尔和藏红花山街区。在狄更斯时代，那里被称为“肮脏地段，是逃避者和窃贼的家园”，也是《雾都孤儿》中的老贼费金的贼窝所在地。而克勒肯维尔-格林则是《雾都孤儿》男童主角奥利弗可笑行窃的故事发生地原型。不远处，滴血的心庭院（Bleeding Heart Yard）则是《小杜丽》中杜伊斯与科伦纳姆公司的工厂所在地。同时你也接近了伦敦金融中心，接近了具有中世纪色彩的城区。《圣诞欢歌》中的吝啬鬼斯克鲁奇在此设有数个办事处，与《董贝父子》（Dombeyand Son）中的保罗·董贝（Paul Dombey）办事处（位于勒登霍尔街）(Leadenhall Street）、《马丁·朱述尔维特》（Martin Chuzzlewit）中的安东尼·朱述尔维特（Anthony Chuzzlewit）办事处、《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中的万人迷弗莱吉贝（Fascination Fledgeby）的办事处相距不远。康希尔（Cornhill）是《圣诞欢歌》中的鲍勃·克拉特吉特（Bob Cratchit）滑过冰面回家的地方。往东走，是贝斯纳尔格林区。《雾都孤儿》中那位可怜的南希小姐在这个地方被贼头费金和比尔·赛克斯找到后，死在贫民窟的一座房子里。往西走，是梅费尔上流住宅区和卡文迪什广场。《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cholas Nickleby）中的曼塔里尼夫人（Madame Mantali-ni）在此开了一家服装店。当《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万人迷弗莱吉贝不在伦敦市中心工作时，他便居住在阿尔巴尼那一带的单身公寓里。跨过泰晤士河便来到了南沃克区，那是小杜丽常去的地方。她在那里的殉道者圣乔治教堂接受洗礼并举行过婚礼，后来又像狄更斯的老爸一样住进了马歇尔西债务人监狱。狄更斯作品中的故事场景从那里往东可以延伸至格林尼治地段与特拉法尔加酒馆；那是狄更斯喜欢去的一家酒馆，在《我们共同的朋友》当中，是书中人物举行结婚喜宴的地方。（在同一部小说里，贝拉和约翰·罗克史密斯在格林尼治的教堂举行了婚礼。）再往西走，便来到了里士满和鳗鱼饼岛（Eel Pie Island）。《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肯宁小姐（Miss Kenning）在岛上出席过一次宴会。

与此同时，狄更斯本人住过的地方遍布整个伦敦。如有机会，你可以利用一天的时间把这些地方全部参拜瞻仰一遍：

1815-1817：圣潘克拉斯诺福克街10号（如今的克利夫兰街22号）

1822-1824：卡姆登拜汉姆街16号（是《圣诞欢歌》中克拉特吉特一家住宅原型所在）

1824：菲茨罗维亚高尔北街4号

1824：卡姆登小学院街

1824-1827：苏默斯镇约翰逊街29号

1827-1829：苏默斯镇波利贡寓所

1829-1832：菲茨罗维亚菲茨罗伊广场诺福克街10号

1832：菲茨罗维亚菲茨罗伊街15号

1833：马里波恩本庭克街18号

1834：考文特花园塞西尔街

1834：考文特花园白金汉街

1834-1835：霍尔本弗尼瓦尔律师楼13号

1835：布朗普顿塞尔伍德街11号

1836：霍尔本弗尼瓦尔律师楼16号

1837-1838：霍尔本道蒂街48号

1838-1839：特威克纳姆一带的一处村舍

1839-1851：贝斯沃特德文郡街1号

1848：摄政公园切斯特大楼3号

1851-1860：布鲁姆斯伯里塔维斯托克大楼1870：梅费尔海德公园街5号

在道蒂街（Doughty）如今有一个狄更斯博物馆，馆内收藏着一些手稿、绘画作品和狄更斯本人的一些家具。博物馆对面可看到一个蓝色牌匾，上面写着“悉尼·史密斯，1771-1843，作家、哲人，曾居住在此地”。大路对面就是一位使他黯然失色的邻居，不知史密斯有何感受，想来也怪有趣。在道蒂街，才华盖世的狄更斯完成了《匹克威克外传》，创作出《雾都孤儿》和《尼古拉斯·尼克贝尔》，写出了《巴纳比·拉奇》（Barnaby Rudge）的开头部分。他还在道蒂街举办过很多次晚宴招待一些名声日显的朋友，比如李·亨特与约翰·福斯特等人。相比之下，史密斯也许最有名的就是如下这一质问：“有谁在读美国书？”这个问题子孙后代已经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史密斯也是一位牧师，声称他的布道“既长又有活力，就像野驴的阴茎一样”。有关狄更斯的阴茎情况史料上记载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在道蒂街居住期间娶了第一任妻子凯瑟琳，又爱上了她的妹妹玛丽。可悲可叹的是，玛丽去世时只有17岁，后来成为《雾都孤儿》中罗斯·梅莱和《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中小耐莉的人物原型。

狄更斯喜爱的酒馆客栈

先说一下乔治客栈（SE1博罗大街77号）。这是伦敦最后一家带有走廊的客栈，狄更斯曾在那里饮酒。他在《小杜丽》中也提到了这家客栈。他本人的人寿保险单就挂在客栈墙上。

用15分钟的时间跨过伦敦桥，前往莱顿霍尔（Leaden-hall）市场。在城堡庭院（Castle Court）3号，可以找到乔治秃鹰酒馆，这是匹克威克和朋友们在伦敦的活动基地。《匹克威克外传》一共提及这家酒馆达25次。匹克威克特别喜欢这家酒馆出售的波尔图葡萄酒（当时按品脱出售）。

沿齐普赛街走25分钟，就来到了老柴郡奶酪酒馆（Ye Olde Cheshire Cheese）。狄更斯年轻时在舰队街做记者期间，就是在这家酒馆里初次尝试饮酒的。据说他喜欢坐在一楼壁炉右侧的那张桌子旁边饮酒，正对着酒吧。［在《双城记》中，悉尼·卡尔顿（Sydney Carton）领着查尔斯·达尼（Charles Darnay）来到这里，吃了一顿简单却味美的晚饭，喝了些甘醇的酒。］

接着穿过鞋巷（Shoe Lane），前往藏红花山（Saffron Hill）和大红酒桶酒馆（One Tun），这是狄更斯当年经常光临的另一处酒馆，也很有可能是《雾都孤儿》中那个三瘸子酒馆的原型（那是比尔·赛克斯和他那帮窃贼爱去的饮酒作乐的地方）。费根就住在附近。

然后前往霍尔本地段的约克管区酒馆（Cittieof Yorke），这里曾经是格雷会馆（Grey's Inn）的咖啡屋，大卫·科波菲尔在这里停下来打听他的朋友汤米·特拉德尔斯（Tommy Traddles）的情况。《巴纳比·拉奇》中的暴民也藏身于此处的地窖里。

穿过林肯法学院广场，路过老古玩店，就来到了乔治四世酒馆。在《匹克威克外传》中，这家酒馆变成了喜鹊与树桩酒馆，在小说中以酒窖里贮藏的50万瓶烈性酒而闻名。

再花10分钟时间沿着罗素街走下去，进入考文特花园，然后就来到了羔羊与旗帜酒馆（Lamband Flag）。过道上挂着一个小牌匾，纪念狄更斯当年在这里度过的饮酒时光。在狄更斯那个时代，这家酒馆有个略微吓人的名字：血桶。

最后穿过沙夫茨伯里大街（Shaftesbury Avenue），来到索霍区的希腊街（Greek Street）上。那里的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of Hercules）酒馆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双城记》中描写的海格力斯之柱酒店。［这家酒馆与伦敦文坛的缘分佐证是：伊恩·麦克尤恩（Ian Mc Ewan）、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和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全都是这里的常客。克莱夫·詹姆斯把他的第二部文学批评专著取名为《站在海格力斯之柱上》］。

狄更斯的婚姻生活继续呈现出有违习俗的特点。凯瑟琳的另一位妹妹乔治娜1842年开始同狄更斯生活在一起，直到他最终去世。狄更斯爱上18岁的女演员埃伦·特南后，凯瑟琳于1858年搬了出去。体面的维多利亚时代市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桩风流韵事在狄更斯去世很长时间后仍然对外界隐瞒着。

其他许多作家也有自己的秘密。私下里，19世纪伦敦文坛上的明星人物没有几位符合当今我们心中那种一本正经、刻板拘谨的印象。同后来的现代派阵营以及菲茨罗维亚和布鲁姆斯伯里等文化团体成员相比，他们的思想更加超前，更具有革命精神（前者嘲笑他们思想保守，是“烂泥中的枯枝”）。

狄更斯的多年好友，有时也是对手的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1824-1889）便是一位以放浪形骸者自居的人。他坚决反对婚姻这种社会习俗，但在1858年却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名叫卡罗琳·格拉夫斯（Caroline Graves，约1830-1895）的女人。她地位卑微，是位店主，居住在霍兰街，距柯林斯的公寓很近。他们两人后来搬到一起过上了同居生活（这使柯林斯那位虔诚体面的母亲大为震惊），直到柯林斯于1889年去世。但是柯林斯从1868年起还同玛莎·拉德（Martha Rudd,1845-1919）结成了伴侣。柯林斯有一次去海滨考察研究时，在诺福克地区（Norfolk）的温特顿（Winterton）遇到了拉德。他和拉德一共生了三个孩子。

卡罗琳·格拉夫斯更为引人瞩目的是，她为狄更斯塑造《远大前程》中郝薇香小姐（Miss Havisham）提供了创作灵感，更不用说柯林斯笔下的那位“白衣女人”了。柯林斯喜欢对别人说，有一次他同自己的兄弟查尔斯（Charles,1828-1873）和前拉斐尔派画家约翰·埃弗雷特·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1829-1896）夜间散步时遇到了格拉夫斯。柯林斯声称，在这次散步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位容貌秀美，看上去心烦意乱的女人。上前询问才知道，她是从摄政公园里的一座公寓里逃出来的。有位身怀异能的男人一直把她关在那里。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不过米莱的儿子在为父亲所写的传记中仍然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并极力加以发挥渲染。

《白衣女人》（The Womanin White）最初于1859年至1860年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查尔斯·狄更斯主编的《一年四季》（Allthe Year Round）上。首次发表即在伦敦引起轰动。《白衣女人》是这本杂志刊登过的最受欢迎的作品。1860年《白衣女人》出版，只印了1000本，不到一天便全部售完。同时还可以买到白衣女人穿戴的外衣和女帽、使用的香水，以及围绕原著而创作的散页乐谱。就在前一年《白衣女人》还在继续连载，故事结局无人知晓时，就有人围绕原著的核心“秘密”打起了赌。甚至还有一些男士给柯林斯写信，要求了解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玛丽安·哈尔科姆（Marian Halcombe）的真实身份，准备向她求婚。

《白衣女人》是一部为那个时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故事内容丰富，将轰动一时的事件与各种丑闻融为一体，其创作灵感既来自于卡罗琳·格拉夫斯，又来自于伦敦发生的各种时事。当时伦敦的新闻报业中心——舰队街兴起了一股“小新闻”热潮。这种新闻形式热衷于报道性绯闻、投毒、中毒事件和罪恶黑社会活动内幕（尤其是黑社会同上流社会交往内幕，或者模仿上流社会的活动行径）。当时四处传扬的一件丑闻涉及狄更斯的一位合伙人，他就是社交界活跃人物，偶尔也写诗的利顿勋爵（Lord Lytton,1803-1873）。此人同妻子闹翻以后，将她关进了病人院里。在《白衣女人》分期连载形式刊出的那两年里，伦敦“遍地都是”（柯林斯语）那不勒斯间谍和法国间谍，广大公众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有些描写这些间谍的小说把世界工业博览会说成是他们来到伦敦的理由，因而很受读者欢迎）。柯林斯在刻画福斯克伯爵这个人物时便充分运用了上述外国间谍的有关素材。尽管《白衣女人》中的大部分故事发生在伦敦市外，但小说中的故事一开始便发生在哈特莱特母亲那座位于汉普斯特德的温馨舒适的农舍里；白衣女人在汉普斯特德荒野中四处徘徊、游荡。

这部作品使柯林斯从此发迹，10年之内顺风顺水，终于在1868年又发表了《月亮宝石》（The Moonstone）。遗憾的是，此后这位作家的运气每况愈下。他染上了吸食鸦片的习惯，既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也因自己爱好。一开始他吸食鸦片只是为了缓解痛风病情。此外，柯林斯还同好友狄更斯闹僵了。多年来这对好朋友经常在考文特花园和海滩上一起散步。但是在柯林斯的兄弟查尔斯于1860年同狄更斯的女儿凯特结婚后，这种友谊渐渐地淡化了。狄更斯不喜欢查尔斯，认为他“体弱多病”。狄更斯这样看待柯林斯的兄弟自然也影响到这两位老朋友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关系裂痕反映在柯林斯针对狄更斯这位同行作品私下的情感态度上。柯林斯去世后，人们从他在温普尔（Wimpole）街的住宅里所积蓄的一批藏书中了解到了他的上述情感态度。他在评论《董贝父子》这部作品时写道：“任何一位聪明人读过这本书后，无不对其拙劣程度感到震惊。”他把狄更斯没有完成的作品《埃德温·德鲁德》（Edwin Drood）说成是“筋疲力尽的大脑琢磨出的忧郁作品”。约翰·福斯特在为狄更斯所写的传记首页上充满敬意地宣称：“狄更斯，是21世纪最受欢迎的小说家。”柯林斯又添上一笔：“……位于瓦尔特·司各特之后。”

尽管存在着上述不和谐情况，查尔斯·狄更斯去世时，柯林斯感到十分震惊。在提及他们早年的友谊时，柯林斯写道：“我们两人天天见面，是最亲密的朋友。”

柯林斯整个一生都是在伦敦度过的，1889年逝世于陶顿街（Taunton Place），终年65岁。如今人们对柯林斯的作品评价不错，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文坛上有位同胞认为柯林斯的作品并不高明。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在其自传中这样评价柯林斯的作品风格：整体结构非常细腻，非常出色。但是除此以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特色。

特罗洛普出生在伦敦，曾在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读书。他也在别的地方，比如比利时的布鲁日（Bruges）生活过一段时间，全家因为躲债最后逃到了那里。后来特罗洛普于1834年又回到伦敦，在邮政总局找到了一份工作。起初他并不出色，还落下了不守时、不服从管理的坏名声。他学着父亲那样来管理自己的收支状况，但无济于事。有位放债人每天都去他的工作场所找他，要求归还200英镑的借款。1852年他弥补了这一切，设计出独立式红色邮箱。如今在整个伦敦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红色邮箱。

成年后特罗洛普在爱尔兰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到过许多地方。不过他还是从自己的故乡获得极大的创作灵感。1875年他发表的杰出作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后一批以连载形式发表的名著之一，主要描写刻画了一位名叫奥古斯都·麦尔墨特的腐败金融家。在这部作品中，特罗洛普不失时机地对伦敦进行了抨击，将其描绘成无尽的信用与各种堕落关系的中心，既奢华又腐败：

如果凭着不诚实就可以居住在华丽的宫殿——那里的墙壁上悬挂着各种画像，橱窗里摆放着各种宝石，所有角落均能看到大理石与象牙雕塑；如果凭着不诚实就可以举办豪华宴会，进入议会，做着数百万英镑的生意，那么这样不诚实的人就不再是下流的无赖。

在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中，自由党和保守党人士竞争拉拢麦尔墨特，让他充当本党在议会的候选人。谁也不在意他是不是骗子，只要他既能照顾少数人，又能取悦于广大民众就行。这几乎可以说事关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自由党和保守党人士追捧的另外一个人物，可比小说中的奥古斯都·麦尔墨特更不适应政治家生活。此人就是著名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Alfred Lord Tennyson）。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1809-1898）与托利党首相（兼小说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多年来一直力劝这位诗人接受勋爵贵族身份。在维多利亚女王劝导下，1884年他终于接受了贵族身份。不过他也持有严肃的保留意见，而且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基督教及其有关仪式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反感态度。

丁尼生出生在林肯郡，他漫长一生中的大部分时期都在伦敦度过，并在作品中多次描写伦敦。虽然他也受到上流社会的追捧，在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时期成为桂冠诗人，还创作了一些以伦敦为主题的诗歌，却对英国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奇特的矛盾态度。他不仅对导致英国轻兵旅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盲目出击、遭受惨败的错误指挥进行过指责，而且也反对把克丽奥佩特拉方尖碑从埃及运来安放在维多利亚河滨马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教长、埃及学家亚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1815-1881）要求丁尼生写一首诗，然后将其刻在方尖碑底座上。丁尼生把诗写成了，但是他还以方尖碑的口吻对伦敦人说道：

……你们的公民，虽说是美名远播，

却越过陌生的大海将我拖到了你们的城郭。

我亲眼看见过四大帝国崩溃灭亡。

我问世时还不见有伦敦。如今我却立在了此地的路旁。

在其他诗作中，丁尼生对于他定居的这座城市表现出了更大不满。他在一首诗作里对伦敦东区的一个酒馆进行诅咒：“阿尔盖特的黑牛，愿你的牛角从根上烂掉！”（后世满足了他的心愿，这家酒馆早已被拆除。）他在有些悲戚的情况下迎来了自己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他创作的诗集《悼念集》（In Memoriam）于1850年出版了。这部诗集表达了丁尼生因好友亚瑟·哈勒姆（Arthur Hallam,1811-1833）去世而不舍的悲痛之情。哈勒姆生前居住在牛津马戏院西北处的温普尔街67号。诗中有一部分内容描绘了丁尼生在哈勒姆去世后经常在这位好友伦敦故居外的街道上独自徘徊，不肯离去的情形：

昏暗的屋边我再度站立，

站在这不可爱的长街上；

往常在这门前，我的心脏

总为等待一只手跳得太急。

但再也不能紧握这只手——

瞧我呀，因为已无法入睡，

就像个可怜东西负着罪，

绝早地悄悄溜到这门口。

他不在这里，但是听远处，

生活的嘈杂声又在响起，

而透过空街上蒙蒙细雨，

露出了惨淡苍白的初曙。

（黄杲译文）

就在丁尼生悲悲戚戚之时，距他的住处有几户之隔的温普尔街50号却上演着一出生活喜剧。那里是女诗人伊丽莎白·芭蕾特（Elizabeth Barrett,1806-1881）的住所。1845年同是诗人的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成了她家的常客。勃朗宁对她于1844年发表的诗集非常欣赏，赞不绝口。“我真心喜爱你的诗歌，亲爱的芭蕾特小姐”，勃朗宁在信中对她写道，称赞她的诗歌“语言丰富多彩”，回响着“清新奇异的音乐”。

不久，这两位诗人便开始在一起“谱写”着另外一种不同的音乐——秘密幽会。他们知道芭蕾特那位霸气的父亲肯定不会同意他们的婚事，于是他们便计划1846年夏末在圣马里波恩（St Marylebone）教区教堂秘密举行婚礼。

第二年，又一场秘密婚礼在伦敦举行，这一回是场虚构的婚礼。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创作的长篇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中的人物罗登·克罗素（Rawdon Crawley）上尉偷偷溜走，迎娶蓓姬·夏普（Becky Sharp）为妻。

讽刺伦敦上流社会的名著《名利场》是萨克雷在肯辛顿区青春路13号（现改为16号）居住期间写成的［在同一座住宅里还创作出《潘登尼斯》（Pendennis）和《亨利·埃斯蒙德》（History of Henry Esmond）两部作品；他在那里住的时间为1846年至1853年］。过些年后，他同一位朋友路过那座住宅时高声叫喊：“跪下，你这个无赖。《名利场》就是在这里写成的。我要和你一起跪下，因为我本人对那部作品评价很高。”

他的女儿米妮不太喜欢那部长篇小说。萨克雷曾在信中回忆道，有一天，米妮在吃早餐时抬头问他：“爸爸，你为什么不写《尼古拉斯·尼克尔贝》那样的书呢？”查尔斯·狄更斯对《名利场》这部作品并无好感，不过主要因为《名利场》好评如潮，一周卖出7000本。萨克雷用这部作品赚来的一些收入在宫青街2号建了一座漂亮住宅（如今以色列大使馆就设在那里）。

萨克雷在离开青春路前，命中注定要同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ё，1816-1855）彼此见面。夏洛蒂此前早把她创作的《简·爱》（Jane Eyre）献给了萨克雷，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萨克雷就像《简·爱》中的罗切斯特一样，家中藏有一位鲜为外界所知的妻子。1849年夏洛蒂有一次来伦敦时，萨克雷专门为她举行了一次宴会，当时也闹出许多误会。问题出在夏洛蒂身上：她拒不承认自己就是那位署名为“柯勒·贝尔”（Currer Bell）的作者。其实当时大家都知道她就是《简·爱》一书的作者。每当别人提问时，她只给予简短而又不耐烦的回答。其他客人问她是否喜欢伦敦社交界的女人，她只是简短地说了一句：“既喜欢，又不喜欢。”聚会气氛变得非常紧张。萨克雷偷偷溜了出去，直奔自己的俱乐部。萨克雷有位刻薄的女儿名叫安妮，她后来回忆说：

这就是那位女作者，鲜为人知的能人；她写的书整个伦敦都在议论、阅读、猜测……当父亲俯下身伸出手臂时，我们全都笑了。夏洛蒂小姐尽管是个天才，可她几乎够不着我父亲的肘部……大家都在等待着一场精彩的交谈，可到头来她一直没有开口。

萨克雷这位具有绅士风度的作家第二天仍然去拜访了夏洛蒂。夏洛蒂回到哈沃斯的家里后，便兴奋地给她的朋友艾伦·努西（Ellen Nussey）写了一封书信：“我觉得自己好像刚从令人兴奋的旋风中挣脱出来。”

至于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夏洛蒂就是科勒·贝尔，那完全是她自己透露的。不久前，她亲自找到了自己的出版商。1848年7月8日，她和妹妹安妮（Anne,1820-1849）决定从约克郡动身前往伦敦登门拜访史密斯父子，消除在她们的作品在作者身份上所出现的混乱情况。她们夜晚动身启程，第二天抵达帕特诺斯特（Paternoster）大街，走下马车时还担心自己来此是否有些轻率。随后她们又走了半英里路到达康希尔地段，有些焦躁不安地通报了自己的姓名。使出版商约翰·史密斯感到惊讶的是，《简·爱》一书的作者（此书之所以很受欢迎，在一定程度是因为其内容“不正经”）居然是一位身材矮小、面带吃惊表情的女子。勃朗特姐妹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她们的出版商并非如她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位留着胡须的老者，反倒是一位23岁的英俊青年。

夏洛蒂有可能为自己能从伦敦活着回来感到庆幸。早些年里，她认为伦敦是个难以想象的罪恶之地。1834年她的朋友艾伦·努西前往伦敦，过后夏洛蒂甚至还给她写了一封书信，对于艾伦·努西能够“全身而归”感到非常吃惊。

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将力透纸背的感染力同这样可怕的品位结合得恰到好处。

伊丽莎白·里格评《简·爱》

选自《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

即使萨克雷举办的宴会令人有些尴尬，那也丝毫不影响1861年在格林尼治天文台为庆祝乔治·艾略特发表长篇小说《织工马南传》而举行的宴会。乔治·艾略特（1819-1880）是唯一一位出席宴会的女士，因为其他女士不可能与一位堕落女人在一起进餐。

艾略特遭到原本彬彬有礼的女性社会极为粗鲁的对待，因为当时她与歌德传记的作者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1817-1878）“非法”同居在温布尔登公园路31号。艾略特这位女作家来自纽尼顿（Nuneaton）。1850年她在31岁时闯荡伦敦，使她的家人一时惊恐不已。起初她居住在斯特兰德街142号。那里是激进派出版商约翰·查普曼（John Chapman,1821-1894）的办公室、书店和住宅所在地。据有些学者披露，艾略特同查普曼有过一段短暂的情史（当时他的妻子、孩子和家庭女教师都住在一起），也开始编辑查普曼刚收购不久的进步杂志《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艾略特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李·亨特和萨克雷撰写的文章，公开呼吁赋予民众普选权利。艾略特不知疲倦地工作了五年，后来同这本杂志的一位撰稿人私奔了。

尽管艾略特很有名气，成就斐然，然而当她于1880年去世时并没有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因为她生前“否定”基督教信仰，同乔治·亨利·刘易斯关系“不正常”，所以被认为不适合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她去世后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那片历来专门为不顺从国教者和不可知论者留出的葬身之地，紧挨着她的恋人遗骨。至少艾略特生前享受过快乐。她一生中有许多风流韵事，深得当时一些著名激进知识分子的青睐。威廉·罗塞蒂（William Rossetti,1829-1919）逢人便说，他亲眼看见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在萨默赛特宫的台阶上向艾略特求婚。赫伯特·斯宾塞身为哲学家、政治神学家，“适者生存”这句名言的始创者，其著作最初便是在约翰·查普曼那里发表的。

罗塞蒂家人同样与众不同。威廉·罗塞蒂的哥哥但丁·加布里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i,1828-1881）住在切尔西区切恩路16号，距乔治·艾略特的住所不远，家里养了不少动物，比如狼、寒鸦、蜥蜴和孔雀。（孔雀让邻居们很厌烦，从那以后那条街上再不允许饲养孔雀。）1862年，乔治·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在同一座住宅里住了一年［与阿尔杰农·史文朋（Algernon Swinburne,1837-1909）一样］，后来又搬到了大詹姆斯街3号。（评论家兼小说家西奥多·瓦茨-邓顿（Theodore Watts-Dunton,1832-1914）曾经来此造访。当时他发现史文朋赤身裸体甩动着满头闪亮的红发，正在室内大跳酒神节舞；史文朋把他轰了出去。）

同是在1862年，但丁·加布里尔的妻子伊丽莎白·西德尔［Elizabeth Siddal（生于1829年）］因吸食鸦片过量，年纪轻轻便悲惨地死去。但丁·加布里尔把妻子，连同他不久前刚刚写完、尚未发表的诗集，安葬在了海格特公墓。那些诗歌在地下一直陪伴着西德尔数年。到了1869年，她的丈夫因生活困难，在得到批准后挖开坟墓，取出了那些诗作。他凭着那些诗作赚了很多钱，又可以像以往那样继续居住在切尔西。

但丁·加布里尔的妹妹克里斯蒂娜（Christina,1830-1894）是另一位前拉斐尔派著名画家，也从同海格特区有关的人生经历中受益匪浅。1859年至1870年，她在海格特区圣玛丽玛戈德琳（St.Mary Magdalene）“慈善机构”做义工，在这个妓女逃难所里尽心尽力，帮助别人摆脱困境。她从这段工作经历当中获得了灵感，创作出著名的诗集《魔鬼集市》（Goblin Market).

墓地在托马斯·哈代的一生中也明显占有一席之地。19世纪60年代中期，哈代在一家建筑师事务所谋得了一份差事。他所做的工作包括勘察圣潘克拉斯墓地，因为新建的中部地区铁路线要在那里穿过。具体来说，他必须负责监督把一具具尸体运走。据他披露，有一具尸体上长着两个脑袋。他将数十座墓碑移到了墓地的一个角落里，至今墓碑还立在那里；一棵白蜡树（被称为哈代树）在墓碑群中挺立着。他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遭到退稿。出版商的这个退稿决定却是由作家乔治·梅瑞迪斯做出的）。哈代还在一首诗中回顾了这段工作经历，诗名为《被铲平的墓地》：

啊过路的人儿，请你用心听一听

我们的叹息和可怜的呻吟

杂乱的小路湮没了一半的哀声

上面堆放着破败的纪念碑石丛

不久前我们悲伤离世，葬身此处

混杂拥挤着人类同胞

彼此惊恐地高呼

“哪个是我？我不知道！”

上述诗句表明，哈代不太喜欢当时那份工作。实际上干那份工作还使哈代病了一场。他辞职后回到了乡村。这可能就是1923年（王尔德于1900年去世后的20多年）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生于1854年）的幽灵对伦敦巫师海斯特·道登（Hester Dowden）说哈代是个“不会害人的乡下佬”的缘故。据道登夫人透露，王尔德这位死去的才子把《尤利西斯》（Ulysses）说成是“一大堆乌七八糟的东西”，并声称：“死去是人生中最令人厌烦的事情，除非同男教师结婚，或一起进餐。”亚瑟·柯南·道尔称，这些话语是“我们死后仍然还有个性的最后证据”。

道登夫人还出书披露了她同王尔德这位花花公子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些谈话内容。这部回忆录在伦敦引起很大轰动。这说明在维多利亚时代结束后，在他的作家生涯伴随着贫困和流亡于巴黎凄凉地结束以后，王尔德仍然对伦敦社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王尔德的死同他初到伦敦时的情形有着天壤之别。那是1878年，王尔德在牛津大学古典人文学科大考中取得了骄人成绩，神采飞扬，雄心勃勃（他满心欢喜地写道：“教师们都惊呆了”）。靠着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遗产（最后一批遗产），他很快成为一位活跃的社交单身汉，住在切尔西泰德街1号（现为44号）。他把那里作为自己的基地，开始在伦敦社会大放异彩。到1884年5月末，他已经创作出一部剧本，发表了一部诗集，并在帕丁顿住宅区的圣詹姆斯国教教堂同康斯坦斯·劳埃德（Constance Lloyd）举行了婚礼。这桩婚姻每年可为王尔德这位花花公子带来250英镑的收入（来自于康斯坦斯的父亲），也让他住房条件得到改善，搬到了泰德街16号，并对住房进行了豪华装修。

啊，我多么热爱伦敦社会。它已经有了巨大进步。

它现在完全由漂亮的白痴和出类拔萃的疯子所组成。

真不愧为社会的楷模……

奥斯卡·王尔德

没过多久，王尔德又在新闻报道方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出色社交才能。他成了《倍尔美尔街报》和其他几家伦敦杂志文笔流畅、笔调轻松亲切的撰稿人，文章内容涉及时尚、养儿育女、政治与艺术等方面话题。那是美好的年代。吉尔伯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喜剧作家）和沙利文（同时代作曲家）在一部戏剧中提到了王尔德。他的智慧才华使伦敦各家沙龙与餐馆大为增色，满堂生辉［皇家咖啡馆（CaféRoyal）是王尔德当年爱去的一个地方，每天下午1点都在那里用餐。如今那家咖啡馆已经改换了一个恰当的名称：王尔德酒吧。你可以和王尔德一样在相同的地方喝上几杯］。

35岁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年龄。

伦敦到处都是出身极为高贵的女人，她们出于自愿，使自己多年来一直保持着35岁的芳龄。

奥斯卡·王尔德

1889年在朗廷酒店（Langham Hotel）举行的一次超级宴会上，杂志主编约瑟夫·斯托达特（Joseph Stoddart）力劝王尔德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此后王尔德的名气进一步大放光彩。

奥斯卡·王尔德喜爱光临的另一家伦敦餐馆就是坐落在索霍区罗米利街上的凯特纳（Kettner）餐馆。他在那家餐馆里曾经吻过一位男招待，令人瞠目震惊。在写作本书时，那家餐馆正在翻修（将于2018年重新开张迎客）。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光临的话，也会与名人为伍了。19世纪末，爱德华七世当年把那里用作与情人丽莉·兰特里（Lillie Langtry）幽会的秘密地点。兰特里是一位女演员；为了掩人耳目，爱德华七世派人专门在凯特纳餐厅与附近她登台演出的宫廷剧院之间挖了一条地道。

在同一次宴会上，他还力劝柯南·道尔创作《四个签名》（The Sign of Four）。柯南·道尔对于生前和死后的王尔德同样欣赏，以王尔德为原型塑造出了撒迪厄斯·舒尔托（Thaddeus Shol-to）这样一个人物。《道林·格雷的画像》于1890年发表在《利平科特月刊》（Lippincott）上。评论者纷纷斥责这部作品伤风败俗，令人作呕，宣扬追求享乐。W.H.史密斯书店感到非常愤慨，把每一期《利平科特月刊》都从其火车站书报摊撤出。如此一来，这部作品反而更受追捧。不过王尔德迫于压力，在以后出版的版本中对性描写进行了低调处理。

接下来王尔德又开始创作出一系列大获成功的剧作，比如《莎乐美》（Salome）、《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轮番征服伦敦舞台；1895年又写出不朽之作《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尽管王尔德的公众生活到达了辉煌的顶点，他的私人生活却即将跌入低谷。

王尔德先生有头脑，艺术与风格俱佳。如果他只描写贵族出身的绿林好汉和走上邪路的电报投递员，那么他越早从这方面入手开始创作（或者做其他体面的事情），对他自己的名声和社会公德就越好。

《苏格兰观察家》

王尔德是同性恋。在伦敦经人介绍，王尔德结识了17岁的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1869-1918）。罗伯特后来成为一位艺术评论家、艺术商人和王尔德的遗嘱执行人。他于1886年成为王尔德的第一位同性恋人。王尔德还有其他同性恋人，而且成功地躲过了趣味低级的公众注意力，直到1894年6月的一天，昆斯伯瑞侯爵（Marquess of Queensberry,1844-1900）来到泰德街王尔德的住处登门拜访。“我不是说你就是那样的人，”这位气势汹汹的贵族人士说道，“但是你看上去像有这方面的倾向，这同样恶劣。我要是再看到你和我儿子出现在公共餐厅里，我一定要狠狠地收拾你。”

能够驾驭伦敦餐桌的人可以统治世界。

奥斯卡·王尔德

让侯爵震怒的是，王尔德同他的儿子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Lord Alfred Douglas,1870-1945）约会。虽然侯爵没有狠狠地收拾王尔德，可的确把他给毁了。在伦敦市各处餐厅经过6个多月公开辩论后，1895年2月18日，也就是王尔德的剧作《认真的重要性》在圣詹姆斯剧院圆满首演之夜过后的第4天，这场较量的高潮时刻终于到来了。当时侯爵在王尔德加入的阿尔伯马尔俱乐部（Albemarle）留下了一个卡片，上面写着“致奥斯卡·王尔德，装腔作势的鸡奸者”。

随后王尔德不顾朋友们的劝说，以诽谤罪名起诉昆斯伯瑞侯爵。但是侯爵雇用侦探证明自己所说属实，王尔德的确同男人约会。最后王尔德被关进了监狱。他在伦敦最后看到的景象就是克拉珀姆岔口（Clapham Junction）火车站台。他身穿囚服站在站台上，等待着开往雷丁监狱方向的联运火车。有位市民走上前去向他吐口水。时间为1895年5月。经过两年强迫性劳役后，王尔德于1897年5月出狱。随后立即乘船前往法国。不久便于1900年11月30日去世，成为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不到两个月，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

重要地址

皇家咖啡馆酒店W1B摄政街68号（地铁站：皮卡迪利大街）

凯特纳餐厅W1D罗米利街29号（地铁站：考文特花园）

查尔斯·狄更斯博物馆WC1N道蒂街48号（地铁站：罗素广场）

萨克雷故居W8青春街16号（地铁站：肯辛顿大街）

哈代树NW1圣潘克拉斯老教堂（地铁站：圣潘克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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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犯罪活动……

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名著在伦敦写成。这就是1868年由威尔基·柯林斯创作的《月亮宝石》。这部小说中采用的下述许多叙事元素后来成为侦探小说的关键特征：乡间邸宅抢劫罪，转移注意力的事物，假嫌疑人，重构犯罪过程，一位绅士侦探（富兰克林·布莱克）和一位警察同伴［卡夫警官，以伦敦警察厅真实的巡官乔纳森·威彻（Jonathan Whicher,1814-1881）为原型］。

乔纳森·威彻不仅是《月亮宝石》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中巴克特先生的原型人物，后来他又成为《威彻先生的猜疑》（The Suspicions of Mr Whic-her)［作者凯特·萨默斯凯尔（Kate Summerscale,1965——）］中的主人公。

《月亮宝石》令人难忘的特点不仅仅是叙事手法新颖，多有创新。它本身就是一部优秀作品，既带有绝佳的喜剧色彩，又笼罩着一层神秘氛围，生动描写了各种险境以及吸食鸦片上瘾的有关情景。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874-1936）称这部作品“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侦探小说”，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1893-1957）称它为“曾经写出的最精彩的侦探故事”。

切斯特顿和多萝西从事创作的时期是在《月亮宝石》于1868年发表后出现的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时间跨度大体上是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伦敦一如既往地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月亮宝石》并非是对那个黄金时代产生重大影响的唯一一部作品。那个时代的作家也走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破案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开辟的道路。

夏洛克·福尔摩斯同威尔基·柯林斯笔下的侦探一样，也是以真实人物为原型。这一次的原型人物为约瑟夫·贝尔（Joseph Bell,1837-1911），他曾经是亚瑟·柯南·道尔在爱丁堡接受医生专业训练时的恩师。柯南·道尔不仅把贝尔的一些古怪生活方式移到了福尔摩斯身上，还将其凡事——特别是犯罪活动——都采用推理分析的科学态度也赋予了福尔摩斯。

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个人物于1887年最初出现在公开发表的《血字研究》（A Study in Scarlet）中。这部作品以25英镑的不菲价钱（没有任何版税）卖给了伦敦出版商瓦德洛克公司。当时别的出版商都不接受这部作品。他们那样做可真是愚蠢透顶。福尔摩斯迅速创下奇迹，名声远播。如今在英语国家几乎所有识文断字的成年人都知道福尔摩斯当年居住在贝克街221B号。

即使有些人不知道这个地址是虚构的，那也没关系。福尔摩斯阔步走过的伦敦大部分市区都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准确地了解有关伦敦的知识是我的爱好”，这位侦探曾经说道。他就这样不经意间首创了“有关知识”以及准确了解伦敦街道和偏僻小路的概念。如今的伦敦出租车司机都应该了解掌握这些知识。

在生活利用艺术的绝佳范例中，有一处贝克街221B号，那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博物馆所在地。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它竟然位于237号与241号之间。

福尔摩斯所熟悉的伦敦，是大街上铺着鹅卵石，整天烟雾弥漫，到处都是偏僻小巷，随时都可能遇到让你难以预料的倒霉事情的地方。例如，在1902年发表的《显贵的主顾》（The Adven-ture of the Illustrious Client）中，福尔摩斯在摄政街上遭到两个人的袭击，他们用木棍“往他的头上和身上猛打一气”。医生说“他受的伤非常严重”。在《最后的问题》（The Final Problem）这部作品中，在牛津路附近介于本廷克街和维尔贝克街之间的交叉路口上，福尔摩斯差一点被一辆失控的小货车撞死。

难怪华生将伦敦称为“大污水坑”。他在伦敦的大街上看见过太多的死尸、杀人凶手、敲诈勒索者和窃贼。不过也有像样的一面。在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中，伦敦的酒店总是充满阴谋诡计［比如在《波希米亚丑闻》（The Sc and al of Bohemia）中，波希米亚王入住的朗廷酒店］，在伦敦的各处店铺总能遇到一些开心事：福尔摩斯在托特纳姆宫路上拾到一把意大利斯特拉迪瓦里名牌小提琴；故事中总会出现斯特兰德大街辛普森餐厅那幽暗的实木包间，福尔摩斯和华生喜欢去那里享用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差钱，不妨也去那里享受一番。如今辛普森餐厅仍然在卖地道的老式英国菜肴，外观装饰保留着柯南·道尔所熟悉的独家特色。

但是马路对面的标准餐厅却不一样。华生在经人介绍同福尔摩斯初次见面前便来到这家餐厅喝过酒。这家餐厅一直没有关过门，至今还在开门迎客，位于同样的黄金地段，但不久前却因租金不断上涨（这本身也是一种犯罪）经营受损。你也去不了蓓尔美街上的戴奥吉尼斯俱乐部。这家绅士俱乐部由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兄弟迈克罗夫特同别人共同建立。那里不允许随便说话。戴奥吉尼斯俱乐部是虚构的，但是柯南·道尔却是三家伦敦真实俱乐部成员：改革俱乐部、雅典娜神殿俱乐部和皇家汽车俱乐部。这些俱乐部的环境氛围弥漫在他所创作的多部侦探小说中。

华生根据以往的经验说，我认为，伦敦最下三烂、最肮脏小巷的犯罪活动并不比欢快美丽乡村的犯罪活动更可怕。

夏洛克·福尔摩斯《铜山毛榉案》

柯南·道尔本人实际上也属于那些并不欣赏夏洛克·福尔摩斯古怪性情和冒险活动的极少数人之列。有一次柯南·道尔从位于马里波恩区温普尔街上（他前五部长篇小说都在那里写成）的个人诊所里给母亲写了一封书信，对自己塑造的人物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我想把福尔摩斯杀掉，让他永远消失。有了他，我就无法思考一些更好的事情。”对此他母亲答复道：“不要那样做！千万不要那样做！”他的确没有那样做。福尔摩斯并未永远消失。于是，福尔摩斯继续他的冒险活动，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

那时正是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涌现出更多的在伦敦一带匡扶正义、雪洗不白之冤的侦探。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侦探就是G.K.切斯特顿笔下的布朗神父（Father Brown）。他在许多方面都与福尔摩斯截然不同。福尔摩斯喜欢进行逻辑推理，长期缺乏设身处地由己推人的体悟洞察能力。布朗神父屡屡破案，主要依靠直觉和想象，站在凶手的角度思考问题。他曾经说道：“你看，他们都是我杀的……我非常精心策划了每一次犯罪活动。我仔细考虑过如何分毫不差地去做一件事情，一个人能以怎样的心态和方式去做一件事。当我确信我同凶手的感觉完全一样时，我就知道凶手是谁了。”

第一个描写布朗神父的作品《蓝色十字架》（The Blue Cross)1910年发表在《星期六邮报》（The Saturday Post）上。布朗神父在伦敦市里从西区来到汉普斯特德荒野公园，给巴黎侦探瓦伦丁（Valentin）留下了一连串线索。前两卷短篇小说集中的其余作品中的故事也全都发生在伦敦。虽然没有提到具体地名，布朗神父在所有故事中从索霍区走到维多利亚区，从汉普斯特德荒野公园走到温布尔登公地（Wimbledon Common），又从皮卡迪利大街走到北郊，不停地追踪蓄意杀人的警察和受害者。凶手杀人手段多种多样，包括使用致命凶器回飞镖，从教堂尖顶往下扔铁锤。布朗神父有时会乘坐发明不久的伦敦公共汽车。他曾经说道：“有一次我乘坐了公共汽车。在途中人们总会感觉到现在一定走到了宇宙尽头，后来发现刚刚来到塔夫内尔（Tufnell）公园近前。”

伦敦侦探协会成立于1930年，创始会员是一些推理侦探小说作家，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塞耶斯和G.K.切斯特顿等人。会员必须遵守一套职业准则，包括在各自创作的长、短篇小说中一定要留给读者对凶手、罪犯进行猜测的机会。会员还喜欢有些古怪的入会方式，其誓言如下：

问：你能保证作品中的侦探能利用你赋予他们的才智破案，而不是依赖或利用神的启示、女人的直觉、愚蠢的信仰观点、欺骗手段、巧合或天灾破案？

答：我能保证。

问：你能庄重宣誓绝不对读者隐瞒重要线索吗？

答：我能。

问：你能保证不在作品中过分描写、渲染帮派团伙、阴谋论、死光、幽灵鬼魂、催眠术、室内活板门、中国佬、超级罪犯和疯子吗？你能彻底在作品中放弃动用科学上未知的神秘药水吗？

答：我能。

问：你能保证在作品中运用规范英语吗？

答：我能保证。

侦探协会成立之初召开过三次年会。有两次年会在加里克（Garrick）俱乐部举行，邀请会员共进晚餐，畅所欲言。第三次年会在皇家咖啡馆召开，为那些被邀请入会的人员举行入会仪式。侦探协会如今仍然存在。目前在世的成员包括约翰·勒卡雷（Johnle Carré，1931——）、依恩·兰金（Ian Rankin,1960——）和薇儿·麦克德米德（Val Mc Dermid,1955——）。20世纪30年代最初的会员们合作创作了一系列犯罪题材的长篇小说。如今这些作品仍在印行销售。

切斯特顿本人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他最初的住宅位于肯辛顿住宅区卡姆登山一带的沃里克花园（Warwick Gardens）11号，上面挂着一块蓝色牌匾］。他是一个无比热爱伦敦的人。他曾经宣称：

确切地说，城市比乡村更富有诗情画意。大自然是由各种无意识力量造就的一种无序混乱状态，而城市则是各种有意识力量造就的一种无序混乱状态……最狭窄的街道在其曲隐微妙的设计意图中也蕴含着筑路者的灵魂。

切斯特顿本人也很不一般。虽然他笔下的布朗神父身材矮小，“长着一张像诺福克汤圆似的乏味圆脸”，切斯特顿却身材高大，个头足有6英尺4英寸，体重20英石    ，不怒自威。他身穿披风，头戴一顶皱皱巴巴的帽子，无论到哪里去，手里都拿着一根剑杖［在《狗的启示》（The Oracle of the Dog）中，杀手使用同样一根剑杖作凶器］。

在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重新体现出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人格秉性和独特之处的人物在彼得·温西爵爷那里现形了。这是多萝西·塞耶斯作品中的一位快活的侦探。从其姓名来看，温西    这个人物比较轻浮，理性不足。他的住址为皮卡迪利街110A号（有意对应模仿福尔摩斯的住址贝克街221B，如今那里矗立着帕克巷酒店），表明他的生活既有奢侈随意的一面，也有重视心灵殿堂的一面。虽然温西喜欢给人留下懒散的花花公子印象，其实他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侦探［塞耶斯声称温西的原型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另一个是博迪·伍斯特（Bertie Wooster）］。温西在11部长篇小说和两部短篇小说集中侦破了一个又一个犯罪案件，屡建奇功。

温西也是一个有趣的人物，生活中离不开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熊熊的柴火和早期对开本的但丁诗集。他在丽兹酒店吃午餐（总是戴着一顶大高帽），在利伯提精品店购买外衣，在萨维尔街购买西装，在福纳姆老字号店吃果酱。回到家里，他喜欢用留声机轻轻播放巴赫的音乐。

这样随心所愿的处理手法，使得塞耶斯能够让她笔下的男主人公过上惬意舒适的生活。她喜欢让这位富有的大侦探花钱如流水，在伦敦过上奢侈的生活。“毕竟我又不损失什么”，她曾经这样说道。她还向别人解释说，当初刚刚从事文学创作时自己在伦敦的住处非常狭小拥挤，心里很不是滋味；让自己喜爱的作品人物住上豪华公寓，塞耶斯自己也感到心里舒坦。虽然她自己使用的“廉价地毯”磨出了洞，却在小说中为温西爵爷订购了一张名贵的“奥布松地毯”。尽管她自己有时连乘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她却给温西爵爷送上了一台“戴姆勒66型豪华汽车……让他开着车满城转悠”。

不难看出为什么塞耶斯在早些年间特别需要让自己高兴起来。她曾在布鲁姆斯伯里区詹姆斯街24号租了一套公寓。那个地方住着很多文化修养高、注意形象的放荡不羁的人士［包括她的恋人，没有快乐的意象派诗人约翰·库尔诺斯（John Cournos,1881-1966）］。她发现那一带，尤其是那里的居民，人情冷漠，很不友好。当地的先锋派人士不喜欢她。她并不富裕，爱情生活也未遂她的心愿。再说她也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尽管这样，她在工作上仍有可圈可点之处。从1922年至1931年，她一直在S.H.本森广告代理公司工作，为牛头牌英国芥末粉和吉尼斯黑啤酒做过广告，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吉尼斯啤酒有益您的健康”“做广告效益好”。后来她在小说《杀人也得打广告》（Murder Must Ad-vertise）中把那家广告代理公司改头换面，变成了“皮姆广告公司”，将她的老板说成是为了赚钱专干“撒谎骗人”勾当的人。

塞耶斯并不反对为自己挣点外快。她在创作温西爵爷侦探小说时眼里就盯着钱，以做生意的方式经营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她塑造著名人物的创作灵感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仔细查阅伦敦各种报纸，力图从中了解人们喜欢从书中看到什么人物。结果发现，他们喜欢侦探和贵族人物。这并不是说作品中的温西爵爷这个人物应该被视为人们愤世嫉俗态度的产物。实际上塞耶斯非常喜欢这个人物，甚至说过有时会把他误认为是个真实的人物。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是侦探小说黄金时期无可争议的女王。她在看待自己塑造出的著名侦探赫尔克里·波洛（Hercule Poirot）方面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一再说自己实际上“见过”波洛两次，一次是在加那利群岛（Canary）    上，另一次是在伦敦萨沃伊酒店。

然而与塞耶斯不同，阿加莎·克里斯蒂厌恶自己笔下的男主人公。她认为波洛是一个“奴颜婢膝的小人”，“夸夸其谈，自私自利，令人讨厌”。她感到遗憾的是，自己无法除掉波洛，因为广大读者太喜欢他了。她讨厌波洛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当有人花钱请她把四部波洛系列长篇小说进行改编，搬上伦敦西区舞台时，她彻底将波洛从剧本中删除了。尽管如此，波洛自1920年在《斯泰尔斯庄园奇案》（The Mysterious Affairat Styles）里初次亮相后，又成为33部长篇小说中的明星侦探。他长期居住在伦敦。在第一部长篇小说中他来到伦敦，居住在法拉维（Farraway）街14号，以后又搬到怀海芬公寓大楼（Whitehaven Mansions）56B号（出于对福尔摩斯的敬意），在首都一直居住到1932年。那一年他退隐到国王修道院（Kings Abbot）种了一年西葫芦。后来意识到这样做未免有些荒诞，于是他又骑上马回到了怀海芬公寓大楼。

阿加莎·克里斯蒂把德文郡视为自己的家乡，但是她一生中在伦敦长期拥有各种各样的公寓（她在谢菲尔德街58号居住的时间最长，从1934年一直住到1941年）。她对伦敦西区的舞台也产生了影响。她不仅是优秀的小说家，也是成功的剧作家，把自己创作的好几部长篇小说都搬上了伦敦舞台。不仅如此，她还创作了一部神秘凶杀剧《捕鼠器》（The Mousetrap）。自1952年11月25日在大使剧院首演以后，这部剧一直在连续上演，总共演出26000多场。1957年《捕鼠器》打破纪录，成为在伦敦西区上演时间最长的戏剧（阿加莎·克里斯蒂原以为上演时间不会超过一年）。诺尔·科瓦德    给阿加莎·克里斯蒂发来一封电报，电文内容是：“虽然我心里很痛苦，但我必须真诚地祝贺你。”

阿加莎·克里斯蒂喜欢的伦敦酒店是萨沃伊酒店，她经常去那里就餐。当她创作的《捕鼠器》成为伦敦上演时间最长的戏剧后，她的出版商在萨沃伊酒店为她举行了一次宴会，有1000名客人到场。平时不喜欢抛头露面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将那次晚宴称为“萨沃伊地狱”。更给她火上浇油的是，有位门卫不认识她，不准她进入萨沃伊酒店。

1976年1月12日阿加莎·克里斯蒂去世时，伦敦西区剧院全部将灯光暗下来一小时，对她表示哀悼。如今在莱斯特广场地铁附近克兰伯恩街和大新港街（Great Newport）之间的交叉路口处（位于剧院区），竖立着一座阿加莎·克里斯蒂纪念碑。1975年8月6日那天，赫尔克里·波洛成为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获得最高殊荣的虚构人物。《纽约时报》为他在头版刊登了一则讣告，那是在克里斯蒂发表长篇小说《帷幕》（Curtain）以后的事情（这部作品实际上写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许欧洲当时的形势紧迫，使她突然结束了大侦探波洛系列作品的写作）。在这部作品中，她刻画的比利时超级侦探波洛破获了他接手的最后一宗犯罪案件，并在这个过程中以身殉职。“他一生行事，从来不像他临终的时候那样得体”，《纽约时报》引用了莎士比亚剧作《麦克白》中的这句名言。波洛在其辉煌的侦探生涯中经常错误地引用这句名言。

克里斯蒂创作的《伯特伦旅馆之谜》（At Bertram's Hotel）以伦敦的布朗酒店为原型。布朗酒店是一座自身有着不俗文学渊源的酒店。诗人拜伦于1837年去世后，由他的前男仆开设了这家酒店（位于阿尔伯马尔街，与拜伦的出版商同在一条街上）。如今仍然可以前往那里，品尝一下类似于克里斯蒂笔下的马普尔小姐（Miss Marple）享用的那种下午茶点。

克里斯蒂去世时，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早已结束。即便如此，伦敦文坛仍然有其精彩可陈之处。20世纪60年代，P.D.詹姆斯（P.D.James,1920-2014）笔下的亚当·达格利什（Adam Dalgleish）喜欢在索霍区漫步，却一直将其称为欧洲“最下流”、“最肮脏”的犯罪滋生地。伊恩·兰金（Ian Rankin,1960——）笔下那位极为粗暴的巡官雷布什在《全力出击》（Toothand Nail）中因执行任务的需要来到了伦敦近郊城镇哈克尼（Hackney）。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1946——）作品中那位大胆的青少年萨利·洛克哈特（Sally Lockhart）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区卷入了许多神秘事件，参与了伦敦东区瓦坪（Wapping）一带的鸦片生意以及伦敦各大码头的违法活动。人们如今大多有这种感觉：伦敦城里再也没有打击犯罪活动的高人了。结果，以令人发指的残忍手段行凶杀人变得易如反掌。

重要地址

新苏格兰场SW1H百老汇8-10号（地铁站：圣詹姆斯公园）

夏洛克·福尔摩斯博物馆NW1贝克街221B号（地铁站：贝克街）

朗廷酒店W1B波兰街1C号（地铁站：牛津马戏院）

斯特兰德街辛普森餐厅WC2R斯特兰德街100号（地铁站：考文特花园）

帕克巷酒店W1皮卡迪利大街110号（地铁站：皮卡迪利大街）

福洛林苑大楼（怀海芬公寓大楼）EC1!特豪斯广场6-9号（地铁站：巴比肯）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

阿加莎·克里斯蒂《伯特伦旅馆之谜》威尔基·柯林斯《月亮宝石》

亚瑟·柯南·道尔《血字研究》

菲利普·普尔曼《雾中红宝石》

伊恩·兰金《全力出击》

多萝西·塞耶斯《五条红鲱鱼》

第10章

天网恢灰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向我们断言的那样，与犯罪活动相伴的，是应得的惩罚。在伦敦文学史上，相对于每一位夏洛克·福尔摩斯和警察厅的朋友而言，都有一个人物最终因触犯法律受到惩罚。虽然许多作家受到后人追念，公众赞颂，但也有不少作家蒙受耻辱，遭到公开批评，被关进监狱。

《乌托邦》（Utopia）的作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在伦敦塔里丧命。他最后要求刽子手关照自己的胡须，因为他说“胡须并没有犯卖国罪”。最后，他那长着胡须的头颅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冒险家、诗人瓦尔特·雷利爵士（Walter Ralegh,1554-1618）1603年至1616年间被关押在伦敦塔里。后来他被释放出狱，受命远征去寻找黄金未果，最后于1618年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被处死。

时光竟如此无情，渐渐夺走

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快乐，我们拥有的一切，

只剩下泥土和尘埃同我们厮守；

走完了蹉跎的人生岁月

躺卧在黑暗的坟茔多么孤独死寂

封尘了生前的往事传奇

但是从这泥土，这坟茔，这尘埃中

我的上帝必将使我重新崛起，我的梦

《结局》

（据信雷利在1618年即将被处决前写完了这首诗）

1580年雷利被判“在威斯敏斯特网球场边打架斗殴”后，被关押在南沃克的马歇尔西监狱。听起来有些可笑，但实际上他遭到了爱德华·温菲尔德（Edward Wingfield）的伏击。此人受牛津伯爵的指使欲将雷利置于死地……因为雷利曾拒绝帮助牛津伯爵执行谋杀诗人、剧作家菲利普·西德尼爵士（Philip Sidney,1554-1586）的任务。

数百年后，马歇尔西监狱也关押过查尔斯·狄更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他因为未能偿还一位面包师朋友的40英镑借款被监禁3个月。《匹克威克外传》中一些极为有名的段落便是根据狄更斯父亲的入狱经历写成的。只不过狄更斯把马歇尔西监狱换成了舰队监狱，把拒绝支付诉讼费用的匹克威克送到了那里。

后来的圣保罗教堂教长约翰·邓恩也光临过舰队监狱，罪名是在1601年同一名未成年人结婚。1748年约翰·克莱兰（John Cleland,1709-1789）因欠债被关进了舰队监狱，并在狱中写出《一个放荡女人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Woman of Pleasure），又名《范妮·希尔传》（Fanny Hill）。

另一个有名的放荡女人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出生在一所伦敦监狱里，就同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所描述的样子。据说这位作家为他的这部名著写了一个很长的书名和附带说明，读来让人喘不过气：“名人摩尔·弗兰德斯苦乐沉浮的一生。生于纽盖特监狱（Newgate），在60年坎坷不平的一生中，除童年时期外，做妓女20年，结过5次婚（有一次嫁给了自己的兄弟），做贼12年，被放逐到北美弗吉尼亚8年，最后终于发财致富，过上体面生活，临终前表示悔过。此书根据她本人的备忘录写成。”此前在1731年，作者笛福在纽盖特监狱专程探望过臭名昭著的伦敦罪犯摩尔·金。

笛福了解自己所写的内容。他本人也曾在纽盖特监狱坐牢服刑。1702年他撰写了著名宣传册《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The Shortest Way with Dissenters），后来被指控犯有诽谤政府罪，被捕入狱。他认为对付非国教派信徒的最佳方式就是将他们放逐到国外，将他们的牧师交给刽子手。他原本是在开玩笑，不料许多人却将此话当真了。下议院派人焚烧了那本宣传册，将作者笛福关进纽盖特监狱，并在1703年7月最后3天里给笛福戴上了颈、手枷。为了加大惩罚力度，每天都把笛福带到不同码头以及伦敦最繁忙的大街上戴枷示众，比如康希尔皇家交易所，齐普赛街水渠，以及位于坦普尔栅门（Temple Bar）附近的舰队街。旁观的人群纷纷将鲜花（而不是烂水果）抛向笛福。他的朋友们甚至还利用这个机会兜售他写的那本宣传册《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随后笛福很快便写成了诗歌《木枷颂》。这首诗也是讽刺性作品。尽管这首诗没有使他再次入狱，但是由于他受不良习惯的影响，在另外几本宣传册里披露了王室的家庭内幕，后来又两次被关进纽盖特监狱。

党派遮天，法律沦为附庸，

有谁还能用惩罚的手段审判罪行。

司法大员随着利益变换，也学会了卑躬笑脸，

过去的优点美德，如今足以让你命丧黄泉……

丹尼尔·笛福《枷锁颂》

纽盖特监狱也出现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在乔叟创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厨子的故事”一章里，佩尔金·雷维洛因为生活放纵被送进了纽盖特监狱。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上篇和下篇均描写了纽盖特监狱。在《查理三世》中，国王穷凶极恶，为所欲为，在纽盖特监狱里将不幸的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置于死地。他死于“甜酒”饮用过量。也就是说，被人强行灌下了甜酒。

纽盖特监狱曾经关押过许多著名作家，直到其最后一间牢门于1902年砰的一声终于被关闭。上述著名作家当中包括本·琼森、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约翰·弥尔顿、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和托马斯·马洛里（Thomas Malory）等人。不幸的弥尔顿在查理二世复辟后，由于在国会发表革命观点而被捕入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所写的作品在监狱院内被焚毁。

名气较小，但是姓名却极为恰当的理查德·萨维奇（Richard Savage，约1697-1743,savage在英语中有野蛮之意），1727年在一次酒馆打斗中用剑刺穿了一个名叫约翰·辛克莱的男士腹部，事后被关进了纽盖特监狱。他声称“在狱中享有的安静时光比过去12个月里都多”［塞缪尔·约翰逊在《诗人传》（Lives of the Poets）中这样写道］。

纽盖特监狱本身还促进了监狱题材文学作品的发展。《纽盖特档案纪实》（The Newgate Calendar，如实列表记录了纽盖特监狱里处决犯人的情况，并附有相关评论，极受读者欢迎）促进了“纽盖特式小说”的兴起。这类小说以伦敦罪犯的生平经历为创作素材，对他们的违法行为加以渲染美化。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经常被视为一部纽盖特式长篇小说。萨克雷也写过一部讽刺性的作品《凯瑟琳》，对流行时尚进行讽刺，结果却发现读者无视作品中的讽刺色彩，却将它当作一部纽盖特式小说来读。

杰克·谢波德（Jack Sheppard）是18世纪时的一个轻罪犯人。此人在1724年被处决之前多次越狱，一时在伦敦市民中传为笑谈，却也为许多文学作品带来了创作灵感，其中包括约翰·盖伊（John Gay）的《乞丐歌剧》（The Beggar's Opera），威廉·哈里森·安斯沃斯（William Harrison Ainsworth）的《杰克·谢波德》（Jack Sheppard），以及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三便士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杰克·谢波德当年是个颇受欢迎的人物，甚至在他死后40年里，伦敦当局一直下令禁止任何戏名中出现杰克·谢波德这个名字。

执法部门愤而采取行动的一幕出现在1960年5月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一天。当时警方突袭了伊斯灵顿一带诺尔路25号的4号公寓。那里是剧作家乔·奥顿（Joe Orton,1933-1967）和他的同性恋人肯尼斯·哈利维尔（Kenneth Halliwell,1926-1967）的住所。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发现了数百页从附近伊斯灵顿图书馆的藏书剪下来的书页，于是断定他们抓住了嫌疑犯。

数月间，奥顿和哈利维尔一直在损坏着图书馆的藏书，因为他们认为图书馆里的藏书都是垃圾，一文不值。他们篡改了《埃姆林·威廉姆斯戏剧作品选》（Collected Plays of Emlyn Williams）一书的内容。结果威廉姆斯最有名的作品《夜色必定降临》（Night Must Fall）被改成了《女式短衬裤必定脱落》（Knickers Must Fall）。另一部戏剧名称居然被改成《被蒙迪干过了》（Fuckedby Monty).

读者还惊讶地发现，有一本多萝西·塞耶斯的《狂欢之夜》（Gaudy Nights）上的简介被改过了。那上面解释说，作者“最令人敬畏。极为古怪，不用说，也极为粗俗！”。同时建议手捧她的作品《证言疑云》（Clouds of Witness）的读者应该关上房间阅读那本书，“一边读，一边痛快地拉屎！”。

如此大胆妄为的篡改行径使图书馆员悉尼·波雷特（Sidney Porrett）非常愤怒。他非常清楚谁应对此事负责。“我一定要抓住这两个破坏分子，”他说，“他们是一对情人，绝对没错。”为了抓住他们，他在他们的公寓外面停着的一辆汽车上留下了一个便条，要求车主把车开走。奥顿回话抱怨市政当局多管闲事。他用那台篡改图书内容的打字机打印了回复便条。便条随后被送到法医那里进行鉴定。经过对比，确认字体一样，随即便发出了搜查令。结果那一对小情人被判在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的沃姆伍德斯科拉布斯监狱（Wormwood Scrubs）关押6个月。在监狱里，无论你相信与否，奥顿居然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出狱后，奥顿在4号公寓里写出了《消遣斯隆先生》（Enter-taining Mr Sloane）和《赃物》（Loot）。遗憾的是，他在4号公寓里被哈利维尔用铁锤打死，后者自己又吞下22粒镇静安眠药丸自杀身亡。

女作家也没有完全逃脱法律的制裁。戴安娜·莫斯利（Diana Mosley，原名米特福德）因为持有法西斯立场，战争期间在霍洛威监狱里被关押了几年。即使这样也没有改变她的人生态度。她后来常说的话就是：她在监狱花园里种出的野草莓最好吃，胜过她种过的所有野草莓。琼·里斯（Jean Rhys,1890-1979）在殴打邻居后1949年也在那里被短期关押过。

重要地址

伦敦塔EC3N塔山（地铁站：塔山）

马歇尔西监狱SE1南沃克美人鱼院（大致地址）（地铁站：伦敦桥）

舰队监狱EC4法灵顿街（以前的地址）（地铁站：法灵顿）

纽盖特监狱EC4M纽盖特街与老贝利街（地铁站：圣保罗教堂）

霍洛威监狱N4帕克赫斯特路（地铁站：科尔多尼亚路）

推荐阅读书目

丹尼尔·笛福《摩尔·弗兰德斯》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乔·奥顿《赃物》

第6章

碎语闲言与文坛敌手

伦敦孕育过许多美好的文坛友谊，它曾经吸引了数百名作家来此定居。这些作家聚集在小餐馆里，一边喝着廉价葡萄酒，一边构思作品情节，或者空想出新的文学运动，撰写各种宣言……伦敦曾经汇集了无数文学流派，对立流派以及各种新典范。它见证了不断涌现出的诸多理论学说，几乎是各个时期、各种形式不同版本理论学说的集中汇聚之地。伦敦甚至还为表演型的诗人提供了实践其恐怖艺术的安全场所。

如此和谐融洽氛围与思想自由交流的状况值得大书特书之处确实不少。相反的事例亦有所闻，不一而足。文人之间的敌对倾轧同样不容小觑，数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伦敦的作家们在笔墨之中添加毒言恶语，加剧奋笔疾书的紧迫性，写出不少精彩可陈的诅咒鞭挞之作。

在伦敦这座都城里，有关作家钩心斗角的最精彩故事自然是以爱好决斗和争辩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人物为主角。下次再听到有人热情奔放地评说莎士比亚时，不妨想一想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1558-1592）。他对于邻居、剧作家同行早早取得的成就深感嫉妒，颇为恼火。他在1592年所写的一本小册子里将莎士比亚称为“乌鸦暴发户，用我们的羽毛美化自己”。这还不够，他还说道：

（他）自以为能像你们当中最有才华的人物一样可以胡诌出一首无韵诗。他只是一个杂而不精的人，却自负地认为在国内舞台上只有他才能呼风唤雨，名震八方。

遗憾的是，这场对抗前提结束了，莎士比亚甚至都没有机会进行回击，因为格林在其所写的小册子发表之前就一命呜呼了。据学者加布里埃尔·哈维（Gabriel Harvey,1552-1631）透露，格林因“过度食用腌制鲱鱼，又喝了大量莱茵白葡萄酒”而丧命，死后葬在布罗姆利（Bromley）的贝德拉姆（Bedlam）教堂墓地。因此可以说，莎士比亚没有必要进行反击。

1598年本·琼森（他总是爱好打架斗殴，我们在本书第一章里见识过这一点）对演员加布里埃尔·斯宾塞（Gabriel Spencer,1578-1598）感到忍无可忍，于是便同他在霍克斯顿（Hoxton，当时叫作霍格斯登Hogsden）菲尔兹（Fields）展开了一场决斗。结果加布里埃尔丧命。本·琼森只是靠着声称具有神职人员的权力才免除一死。（为了逃避死刑，他施展欺骗手法，吟诵了一段《圣经》韵文。）结果他必须放弃拥有的一切，右手大拇指上还被打上了烙印。

过了不到100年，罗切斯特伯爵约翰·威尔莫特（John Wil-mot,Earl of Rochester,1647-1680）也开始兴风作浪。没有几位作家像他那样处心积虑地专找同行的麻烦，给人添堵，而且还干得有声有色，从未失手。他在自己所写的《论霍拉斯》（Allusion to Horace）中蓄意侮辱伦敦的其他诗人和剧作家，斥责他们“下流”“轻率”“迟钝”，表现出的东西“根本算不上艺术”。他特意将当时的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单独列出来进行攻击：

对的，先生，我曾直言德莱顿的押韵诗文

窃自他人，参差不齐，多是无聊腻人

又有哪位愚蠢恩主出头为他护短

盲目偏袒，不许我吐露真言？

后来他又在这首诗里将德莱顿称为“雏鸟诗人”，暗示他性无能，而且还开了一些非常下流的玩笑，即使在将近40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不敢公然在此将其刊印出来。

那些肆意侮辱的言辞肯定伤人，尤其是那些原本就是朋友的。别看德莱顿好写一些赞颂美德的长篇剧作，而罗切斯特伯爵生猛的性癖好就像他的剧作一样有名，可他们两个人还是交上了朋友。罗切斯特伯爵甚至帮助过德莱顿在其剧作《时髦的婚姻》（Marriage-à-la-mode）中写过一些对话（据说增写了一些有关早泄的笑话）。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很快就开始恶化。当罗切斯特伯爵听说德莱顿在三周内写出了一个新剧本时，他不屑一顾地说道：“三周？这家伙怎么用了这么长时间？”接下来他就开始写诗侮辱德莱顿，逢人便说德莱顿也在败坏他的名声。1678年他认为德莱顿在一篇匿名发表的“讽刺文”当中诋毁他，称罗切斯特“行为残忍，四肢淫猥”。

在有关罗切斯特伯爵的传闻中（数量很多），也许最有趣的传闻就是关于1676年在街头斗殴之后的那段经历。由于他害怕国王对他采取惩罚措施，便逃到塔山一带躲避起来。他在那里假借“本多医生”（Doctor Bendo）的名号开了一家诊所，大力宣传他的妇科医疗服务。他对于不孕不育症的治疗（自己亲自献身捐精）获得巨大成功。他非常喜欢这项工作，隐姓埋名干了一段时间。

如今大多数人认为那篇文章的实际作者是马尔格雷夫伯爵（Earl of Mulgrave,1648-1721）。可是罗切斯特伯爵坚信作者就是他以前的朋友德莱顿。他火冒三丈，找来三个人殴打那位倒霉的桂冠诗人。1679年12月里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们在羊羔与旗帜酒馆外面把德莱顿逼进了一个角落（在考文特花园附近的罗斯街仍然可以看到这家酒馆；它曾经被称为“血桶”，真够贴切）。然后他们就开始用短粗的棍棒毒打德莱顿，直到把他打得失去知觉。罗切斯特一直否认这事同他有关。不管怎么说，他都在暗中偷着乐，即使没有毁掉对手的文学创作生涯。

但是德莱顿还是笑到了最后。罗切斯特伯爵在一年之内死于梅毒。德莱顿又从事了20年文学创作，颇有收获。在此期间［美国当代摇滚乐队邦乔维（Bon Jovi）的粉丝们会欣喜地了解到］德莱顿造出了“blaze of glory”（荣誉的光芒）这个词语    。德莱顿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最后几十年里也并非一帆风顺。1688年光荣革命过后，德莱顿失宠，失去了桂冠诗人的称号。后来他搬到了杰勒德街（Gerrard Street）43号狭小拥挤的房间里。在那里居住期间，德莱顿有时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但仍然坚持写作。他和妻子经常吵个不停，让左邻右舍非常反感。他的妻子把书视为自己的大敌，并抱怨说，如果自己是一本书的话，她和德莱顿的关系就会好一些。对此德莱顿反唇相讥道：“如果你要变成一本书，就让它是本年鉴吧，我也好每年都把你更换一次。”［数百年后，那处住宅变成了很有文人特点的43号俱乐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里成了切斯特顿（Chesterton）和康拉德（Conrad）等文坛名家经常光顾的地方。房东声称，德莱顿生性嫉妒的鬼魂守护着这个地方。］

其他作家之间的敌对怨仇虽然不像德莱顿和罗切斯特伯爵之间表现的那样具有很强的暴力色彩，却也非常狠毒。19世纪初，拜伦勋爵（1788-1824）居住在奢华的“阿尔巴尼”（Albany，那是位于皮卡迪利大街的一群单人公寓），不喜欢出身低微的约翰·济慈（1795-1821）。拜伦在写给出版商约翰·默里（John Murray）的一封书信中，不怀好意地说济慈写的是“尿床诗”，有些诗作就像“描写肉欲……好比一个意大利小提琴手每天同德鲁瑞巷的妓女厮混时得到的那种快感……”济慈在写给他兄弟的信中以不动声色的笔触进行了毫不客气的回击：“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拜伦描写的是他看到的内容，而我描写的是我想象中的内容——我的任务最为艰巨。”

谢里丹（Sheridan）创作的名剧《情敌》（The Rivals）描写的不是文坛恩怨，而是情场上的年轻敌手。《情敌》之所以在本章里值得一提，是因为该剧于1775年1月17日夜晚首次在考文特花园剧院上演时发生了颇不寻常的一幕。当时观众不喜欢这部戏剧，纷纷把水果抛在了舞台上。有位被苹果击中的演员被迫从角色中走了出来，向观众问道：“天啊，这是对我不满，还是对这部戏不满？”观众回应说都不满。于是谢里丹撤回了这部戏，对它进行修改，砍掉了那位演员扮演的角色。11天后，《情敌》重返舞台，大获成功，从此成为伦敦各大剧院的主要上演剧目。此外，这部戏剧甚至还对英语本身有所贡献，例同malapropism这个词（意为“荒唐的用词错误”，或“被荒唐误用的词语”）之所以被造出来，完全同剧中经常误用词语的马拉普洛普太太（Mistress Malaprop）有关。

拜伦甚至在听到济慈去世的消息后，也禁不住抨击济慈所写的诗歌“夹杂着伦敦东区土话和郊野方言”。他还表示，济慈在受到恶评后曾经血管迸裂过。（拜伦说他自己受到恶评后的反应是连喝“三瓶红葡萄酒”。）

别再发表济慈诗作了，拜托了：把他活剥了吧；如果你们有人不干，我必须亲自扒了他的皮。

拜伦勋爵论约翰·济慈

19世纪又过了几十年后，查尔斯·狄更斯同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在1858年因狄更斯婚姻破裂一事发生过一场为时不长的不愉快争吵。萨克雷批评狄更斯对待妻子不公，随后狄更斯让他的朋友埃德蒙·耶茨（Edmund Yates,1831-1894）在他主编的杂志《家常话》（House-hold Words）上刊印一篇抨击长篇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作者的文章。文章内容都是一些从莱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附近的加里克俱乐部（Garrick Club）里听来的诋毁性闲言碎语。由于那篇文章是根据俱乐部成员平时谈话的内容写成的，萨克雷大为光火，要求俱乐部委员会主持公正，解决纠纷。结果耶茨被俱乐部除名。萨克雷进而撰写了多篇文章进行辩白，甚至还写了一本书专门讲述这次纠纷的原委，书名为《加里俱乐部：书信与事实》（The Garrick Club,the correspondence and facts）。同时，狄更斯主动退出了这家俱乐部。

“我以自己的方式成了名人——几乎站到了树冠上；如果能揭示出真相，我愿同狄更斯在树顶上大战一场”，萨克雷写道。尽管他这样开玩笑，他同老朋友发生的争吵仍然使他很伤心。幸运的是，1863年萨克雷在去世前几个月和狄更斯在加里克俱乐部门前的台阶上偶然相遇，终于冰释前嫌。

钩心斗角的事情不仅是男士能干得出来。伊丽莎白·罗宾斯（Elizabeth Robins,1862-1952）1894年前往伦敦后不久，便开始潜心创作长篇小说《乔治·曼德维尔的丈夫》（George Mandeville's Husband）。这部作品讽刺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称罗宾斯的这位著名前辈为“变态”，更多的是值得“同情”，而不是值得宣扬的榜样和典范。

数年后，在布鲁姆斯伯里区的戈登广场那一带，弗吉尼亚·伍尔芙对自己的朋友兼邻居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 the rine Mans-field,1881-1923）颇为嫉妒，开始在谈话和文章中贬低她。“她的内心世界只有一寸厚的土壤，”伍尔芙这样评价曼斯菲尔德，“却要在非常光秃的岩石上铺上一两寸厚的土壤。”伍尔芙同曼斯菲尔德第一次见面后，把她形容为像“一只喜欢在街头游走卖淫的灵猫”。曼斯菲尔德则反唇相讥，把伍尔芙和她的丈夫伦纳德（Leonard,1880-1969）称为“两只狼”，而且还是浑身发臭的狼。1920年10月曼斯菲尔德对伍尔芙发表在伦敦杂志《雅典娜神殿》（The Athenaeum）上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夜与日》（Night and Day）不再像以前那样给予热烈赞扬。那时曼斯菲尔德居住在汉普斯特德的东希斯街（East Heath Street）上，距布鲁姆斯伯里区一二英里。她还以讥笑的口吻给她们在伦敦共同的朋友布姆斯伯里·奥托莱恩·莫莱尔（Bloomsberry Ottoline Morrell,1873-1938）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

今天我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看到了伍尔芙的作品介绍。我想它将被视为一部杰作，受到广泛好评。伍尔芙也将在享用完由克莱夫准备的晚餐后，乘坐罗杰设计的双轮马车在戈登广场兜风游逛。

然而曼斯菲尔德去世时，伍尔芙倍感凄凉。她表示无论再写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曼斯菲尔德不会读它了，她已不再是我的对手。”

虽然伍尔芙和曼斯菲尔德出语伤人功夫了得，但是20世纪初最能跟人结仇骂仗的人物当属H.G.威尔斯（1866-1946）。他把自己的朋友、作家同行乔治·萧伯纳（1856-1950）说成是“在医院里尖叫的白痴儿童”。在谈到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在作品中所写的语句时，威尔斯评论说“娇弱地包裹在一个又一个从句中，好像披着大围巾的病人”。

亨利·詹姆斯一受到抨击便立刻进行反击，毫不逊色。1914年他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把威尔斯同“乌七八糟、毫无节制地大量著书”的那一代作家归类在一起。威尔斯不甘沉默，奋起反击，在其实验小说《恩赐》中运用大量篇幅取笑詹姆斯，并把“表示赞扬”的一本小说派人送往位于蓓尔梅尔街（Pall Mall）改革俱乐部，交到詹姆斯手里。詹姆斯感到极为难堪。他给威尔斯写了一封语气生硬的书信，指责他的无礼行为。此后不久，詹姆斯便在切尔西住宅区21号卡莱尔大厦的家中去世。

但这并未阻止威尔斯同他朋友闹翻。他在晚年同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的关系搞得特别紧张。他曾经让这位晚辈作家住在他们家（位于汉诺威）车库上方的套房里，后来又把奥威尔赶了出去。因为他猜测奥威尔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奥威尔在圣约翰林的艾比路那里找到了新的住处后，主动邀请威尔斯共进晚餐，以释前嫌。威尔斯在回信中问奥威尔为何突然说走就走了。威尔斯到来后，津津有味地吃了两份咖喱李子糕点。事后更使奥威尔吃惊的是，威尔斯却在寄来的另一封书信中写道：“你当时知道我身体不好，正在节食。你却故意不停地让我又吃又喝。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那是奥威尔最后一次收到威尔斯写来的书信。

威尔斯也同D.H.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闹翻了，因为他的这位从前的门生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专门对他的作品《威廉·克里索尔德的世界》（The World of William Clissold）进行点评。“这部作品，”劳伦斯写道，“完全是破烂报纸，破烂科学报告，就像老鼠窝一样。”劳伦斯在撰文对威尔斯进行绞杀两年后，又送给他一本亲自签名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此举绝非主动和解的表示。劳伦斯对一位朋友说，不知老派保守的威尔斯如何看待他这部带有描写性和马厩场面的作品。他表示，“我很有兴趣了解一下”。

劳伦斯从未了解后续实情，而我们其余的人却了解到了。2002年5月，那本书被送到古旧书籍市场上出售。威尔斯在书名页写道：“我的天哪，什么玩意儿。”他还画了两幅漫画。其中一幅画的是生殖器勃起老大的劳伦斯，他在冲它喊着：“詹金斯雄起！”标题是“劳伦斯自勉”。另一幅画的是劳伦斯站在方尖碑脚下，闷闷不乐地看着很小的阴茎在问：“还有谁能和这个相比吗？”标题是“真正的劳伦斯”。

伊迪斯·西特维尔（Edith Sitwell,1887-1964）和他的弟弟奥斯伯特（Osbert,1892-1969）表现得比较宽容大度。诺尔·科沃德（Noel Coward,1899-1973）在一出西区演出的戏剧《伦敦在召唤！》中讽刺了西特维尔姐弟二人，从此他们和科沃德结仇长达40年之久。在剧中西特维尔姐弟二人成了“瑞士维特尔博特家族”成员。科沃德嘲笑伊迪斯创作的诗歌，在剧中把她变成了“赫尔尼亚·维特尔博特”，让她早餐吃洋葱，喝维希矿泉水，还说她正在创作一部诗集，名为《镀金的荡妇》（Gilded Sluts）。

西特维尔姐弟性情古怪，名声不佳，自我意识很强［奥斯伯特在他编写的《名人录》中把自己的爱好描述为“爱替波旁家族感到惋惜，爱好机敏的应答，爱好一句拉丁文Tu Quoque（你也一样）”］。但是最终他们结束了长达40年的争斗，由伊迪斯出面，邀请科沃德前往位于汉普斯特德上流社会的住处喝下午茶。见面后她觉得科沃德“非常可爱”。

重要地址

羊羔与旗帜酒馆WC2E罗斯街（地铁站：考文特花园）

加里克俱乐部WC2E加里克街15号（地铁站：莱斯特广场）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故居NW3东希斯街17号（地铁站：汉普斯特德）

推荐阅读书目

罗切斯特伯爵《诗集》

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情敌》

H.G.威尔斯《恩赐》

第11章

儿童与会说话的动物

1899年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发表了《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这部作品描写了深入非洲腹地的噩梦般旅程，整个故事却是在一艘停泊在泰晤士河上的双桅帆船甲板上叙述的。《黑暗的心》晦涩难懂，情调忧郁，写作风格繁复庞杂，标志着现代派文学的开端。不久，弗吉尼亚·伍尔芙与H.G.威尔斯等风格迥异的作家开始了新颖写作手法的实验，从此改变了文学发展的未来。但是现代派作家并非是唯一有影响力的作家群体。20世纪初创作的一些久负盛名的作品并没有那么繁复庞杂，晦涩难懂。那个年代也是伦敦文学史上的儿童文学黄金时期，当时创作出的多部作品影响了数百万热心读者，带给他们启迪。

在康拉德发表《黑暗的心》同一年，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1858-1924）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寻宝人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Treasure Seekers）。这部作品独具特色，可以说同康拉德的作品一样重要。C.S.刘易斯（1898-1963）和亚瑟·兰色姆（Arthur Ransome,1884-1967）等作家称，《寻宝人的故事》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也标志着极富创造性的作家生涯的开端。

内斯比特出生在肯辛顿区的下坎宁顿巷28号，后来一共创作了40多部儿童文学作品（她利用不为伦敦费边社游说的间隙时间进行写作，同时还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宣讲工人权利）。她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社会活动家。她所写的几部作品对伦敦展开了浓彩重笔的生动描绘，比如《孔雀与地毯》（The Phoenix and the Carpet）。在这部作品中，那些出现于《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Five Children and It）中的孩子们又返回伦敦，住在自己家里。他们发现，在妈妈给他们的卧室买来的一个毛毯里有一枚蛋。后来从蛋里孵化了一只会说话的孔雀。内斯比特最有名的作品《铁路旁的孩子》（The Railway Children）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伦敦城外。然而故事一开始却是发生在伦敦，后来孩子们因为父亲被关进监狱，只好离开了伦敦。如今伦敦东南角的格罗夫公园里有一条长200米的人行道被命名为铁路儿童人行道（Railway Children Walk），以纪念他们同这一带结下的不解之缘。

内斯比特在伦敦文坛异军突起之后不久，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1866-1943）发表了名著《彼得兔的故事》（Tales of Peter Rabbit）。1901年这只身披蓝衣、偷窃胡萝卜的兔子第一次从窝里爬出来。此前这只兔子的创造者多年来一直在画动物画像。一开始画的那些小动物都是由她的保姆偷偷带进位于伯爵宫（Earl's Court）博尔顿园（Bolton Gardens）中她的住处（起初是为了弥补因不允许她上学而产生的失望沮丧感）。后来一家大型出版社派人前来洽谈，要让更多的读者一睹彼得兔的风采。作品大获成功以后，波特离开了伦敦，前往湖区。但是她的心中仍然挂念着伦敦，在遗嘱中将一大笔丰厚遗产留给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因为她创造的格鲁塞斯特裁缝所穿的那件外套，就是根据1903年她在肯辛顿区的这家博物馆里看到的一件衣服描绘成型的。当年她在布朗普顿圣堂（Brompton Oratory）那一带漫步时看到了一些墓碑。她从墓碑上借来了许多名字，用在了她作品中的人物和动物身上。其中便有纳特金先生、麦格雷戈先生和汤米獾。

《彼得兔的故事》并非是1901年发表的唯一一部经典作品。那一年鲁德亚德·吉卜林发表了他的伟大杰作《吉姆》（Kim）。这部作品发表时，吉卜林已经是一位为成年人和儿童写作的著名诗人、作家。早在1894年吉卜林便已发表了《丛林故事》（The Jungle Book).1891年他发表了半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消失的光芒》，其中的主要人物在查令十字路（Charing Cross）附近租住了几个俯瞰泰晤士河的房间。吉卜林本人在维利尔斯街43号一个类似的地方住过两年。“我住的房间狭小，既不是特别干净，也没有井井有条”，他在自传《谈谈我自己》（Something of My-self）中写道：

……可是我可以从写字台旁边向窗外眺望，透过街对面加蒂音乐厅入口处的扇形窗几乎一直看到室内的舞台。查令十字车站的火车在一边轰隆隆地驶过我的梦境，另一边又响起了河岸街传来的低回声响；窗前，但见在高塔的映衬下，泰晤士河承载着各式船只滚滚流淌。

吉卜林在创作《吉姆》时，已经买下了位于萨塞克斯郡乡村的贝特曼豪宅，后来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不过他还是经常回到首都伦敦。1936年1月12日，吉卜林在布朗酒店因溃疡破裂病情加剧，1月18日在伦敦菲茨罗维亚区的米德尔塞克斯医院（Mid-dlesex Hospital）病逝。

二十座大桥从伦敦塔飞架到裘园-

（二十座大桥或二十二座）-

纷纷要探听泰晤士河知晓的往事前传，

只因它们历史短暂，而泰晤士河却源远流长，

以下的故事便由这条大河娓娓道来，慢慢细讲……

鲁德亚德·吉卜林《大河的故事》

1901年J.M.巴里（J.M.Barrie,1860-1937）坐在贝斯沃特路100号住宅里，塑造了一个名叫彼得·潘，永远也长不大的男孩形象。贝斯沃特这处地址也叫伦斯特角（Leinster Corner），如今挂有一个蓝色牌匾，对着传说中的肯辛顿花园，园中立有一座彼得塑像。因其与这处著名的园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普遍认为作品中达林家（Darling family）的住宅就在附近。实际上达林一家居住在布鲁姆斯伯里的一个广场上。巴里后来解释说，他之所以将达林家的住宅写在了那里，是因为罗热先生（Mr Roget,1779-1869，因编撰《罗热词库》而成名）曾经居住在那里。“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罗热先生曾经帮助过我们，因此我们一直想对他表达敬意。”

彼得·潘这个人物的创作灵感在一定程度上同巴里亲爱的兄弟戴维的去世有关。戴维在13岁那年滑冰时出现意外，不幸身亡。巴里的母亲闻听噩耗如雷轰顶，但是后来却自我安慰，认为戴维永远长不大，永远不会离开她。这种想法对巴里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另一个开心一些的事情是，巴里的文学创作活动也得益于他的朋友兼邻居亚瑟与西尔维亚·卢埃林·戴维斯（Sylvia Llewelyn Davies）的愉快生活［他们居住在肯辛顿区坎普登山广场（Campden Hill Square）］。这对夫妇有5个儿子：乔治、约翰、彼得、迈克尔和尼古拉斯。巴里喜欢看望这5个孩子，并给他们讲故事逗他们开心（他还能使耳朵和眉毛动起来。）巴里特别喜欢给乔治和约翰讲一些他兄弟戴维的故事，说他能飞起来，并且反复讲到了他爱吵闹的性格。例如，有一次戴维因吃了过多的巧克力受到责备。妈妈警告他第二天会得病的。不料，他又吃了一些，声称“今晚我就会得病”。

1902年彼得·潘在小说中的同名人物首次出现在巴里创作的《小白鸟》（The Little White Bird）中（又名《肯辛顿花园历险记》），后来又在1904年巴里创作的剧本《彼得潘：不会长大的男孩》（Peter Pan,or The Boy Who Wouldn't Grow Up）中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在剧本中彼得·潘“逃到了肯辛顿花园，很长时间内都生活在仙子”和迷失的孩子们中间。

在剧本获得成功后，巴里决心把剧本改写成长篇小说。于是在1911年他又写成了《彼得与温迪》（Peterand Wendy）。然而在这之前悲剧不幸发生了。亚瑟·卢埃林·戴维斯1907年去世，妻子西尔维亚随后又于1910年去世。如果不是巴里担当了监护人，他们的5个儿子真有可能成为迷失的孩子。他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但是结果有好也有坏。这一时期有些人开始议论说巴里是灾星，因为他认识的许多人都死去了（D.H.劳伦斯曾经说过，"J.M.巴里对他关爱的人有致命影响：他们必死无疑”）。这些悲剧有的被公开，令人极为痛苦。例如，巴里是探险家司各特上尉（Captain Scott,1868-1912）的好朋友，后者于1912年被冻死在南极的冰天雪地里。这位探险家生前在绝望的生命最后时刻，从其150英里外的营地里给在伦敦的巴里写了一封书信。巴里把这封书信一直保存在西装衣兜里，直到去世。但是更悲惨的还在后头，这一回关系到卢埃林·戴维斯的5个儿子。1915年乔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6年后迈克尔在牛津的桑德福德洛克（Sandford Lock）不幸溺水身亡。至少约翰和尼古拉斯在巴里于1929年去世后仍然活着，还有彼得。但是彼得却在1960年自杀身亡。彼得生前患有肺气肿病。他心里明白，妻子和3个孩子全都患有遗传性慢性舞蹈病。

克里斯托弗·罗宾·米尔恩（Christopher Robin Milne,1920-1996）是另一位晚年生活艰难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主角。他抱怨说，自己出现在父亲A.A.米尔恩（A.A.Milne,1882-1956）所写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感到非常尴尬，不自主地脚趾抓地，双拳紧握，双唇紧咬”。作品中还有那只爱吃蜂蜜的小熊维尼。

小熊维尼的故事最初发生于1924年比较欢乐的一天。当天米尔恩带着妻子和小儿子来到了伦敦动物园。他们在那里看到了一只美洲黑熊，年幼的克里斯托弗·罗宾非常高兴。米尔恩的作家朋友（也是出了名难相处的人物）艾尼德·布莱顿（Enid Bly-ton,1897-1968）喜欢添油加醋，夸大其词，声称米尔恩对她说那只熊和他的儿子一见面就互生爱慕之情（甚至还说那只熊紧紧抱住克里斯托弗，在地上打滚，相互扯着耳朵，“如此等等”）。但是比较稳重的米尔恩只是在日记中表示，他的儿子喜欢上了那只小熊。小熊的名字叫维尼伯（Winnipeg），是1914年加拿大军方的一个团在奔赴法国作战之前送给那家动物园的。小熊喜欢让人用小勺喂它金黄色糖浆。动物园里至今还立有一座小熊的纪念塑像。1925年圣诞节前夕，小熊维尼伯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首次出现于《伦敦晚报》上刊登的一篇故事，名叫《不合适的蜜蜂》（The Wrong Sortof Bees）。那时米尔恩一家已经搬到乡下，不过他们在切尔西区马洛德街13号还保留了一座住宅（克里斯托弗·罗宾就出生在那里）。米尔恩每周要去伦敦理发一次，在加里克俱乐部吃午餐。他非常喜欢这家俱乐部，还把它作为他所写作品的版权受益者之一。时至今日，加里克俱乐部还在米尔恩厅供应早餐。

值得一提的是，克里斯托弗·罗宾活到了很大年纪。彼得·卢埃林·戴维斯出事前在事业上也相当成功，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最显著的成绩就是推出了著名作家P.L.特拉弗斯（P.L.Travers,1899-1996）。她是J.M.巴里的超级粉丝；她本人也因其与众不同的风格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作家。

特拉弗斯［原名海伦·高夫（Helen Goff）］，20岁那年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帕梅拉·特拉弗斯（Pamela Travers）。在前不久拍摄的好莱坞影片《挽救邦克斯先生》（Saving Mr Banks）中她被塑造成一位不近人情、难以相处的老处女。在现实生活中她也许是个容易生气的人，但是在其他方面则更是声名狼藉。她同年龄大一些的男人有过一系列风流韵事，是公开的双性恋，喜欢在不适当的场合穿裤子，令人反感。她的古怪表现还包括：要把她那位17岁的女佣人收为养女，醉心于神秘主义。她除了在21岁那年更改自己的名字以外，还跳上了从悉尼开来前往南安普敦的客轮，继而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小型公寓里安顿下来，决心在伦敦通过写作来发财致富。（她总好说当年衣兜里只有10英镑，但事实上有几位体面的姨妈在经济上帮助她。）没过多久，她就在舰队街的酒馆里喝起酒来，为各家报纸撰稿。1934年她发表第一部作品《欢乐满人间》（Mary Poppins）。

《欢乐满人间》中那位神奇的保姆玛丽·波平斯（Mary Pop-pins）的原型人物据说是特拉弗斯的姨婆埃莉（Ellie），一位澳大利亚老处女。她平时总是拎着一个用地毯做成的布袋，向她的侄女们传授礼仪知识，到了晚上喜欢喊着“赶快上床！”。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还有雇用保姆玛丽的班克斯一家人，他们居住在樱桃园14号。这个地址在伦敦根本不存在，但是喜欢保姆玛丽的读者们却认为它位于伦敦市西北角摄政公园一带，便于乘车去英格兰银行——那里是小说人物班克斯先生工作地点的原型。不过作品中也有一些真实存在的地方。最令人高兴的是作品中的海军上将博姆的府邸，其原型是位于汉普斯特德荒野公园一带海军上将路上的海军上将旅馆。1791年海军上将旅馆当时的住户海军上尉方丹·诺斯（Fountain North）的住宅改成了船海主题建筑；那时他经常在房顶上开炮庆祝皇家生日。在为《欢乐满人间》绘制插图时，特拉弗斯带着插图画家玛丽·谢波德（Mary Shep-ard）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里漫步，指点着可作为班克斯先生的孩子原型人物的各位儿童。

继《欢乐满人间》后，特拉弗斯又写了4部以保姆玛丽·波平斯为主要人物的作品。包括S.T.艾略特和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在内的各种人物都成为她的崇拜者。当然这其中还有瓦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他也喜欢另一位在伦敦从事创作的作家多迪·史密斯（Dodie Smith,1896-1990）。1910年多迪在14岁时从兰开夏郡来到伦敦，成年后居住在多塞特街19号（介于贝克街和马里波恩路之间）。她开始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时间比较晚，直到1956年60岁时才发表《101斑点狗》（The Hundred and One Dalmatians）。在那之前，她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她也曾尝试过做一名演员，在伦敦的希尔家具店工作过，负责管理那里的玩具部（她脾气坏得出名——有一次她在瓷器部猛力推搡过一位店员）。

亚瑟·兰色姆创作的《燕子与鹦鹉》（Swallows and Ama-zons）系列作品同湖区与诺福克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兰色姆本人却在伦敦度过了大部分学徒锻炼时期。1901年14岁时他闯荡伦敦，在一家不景气的文学杂志《圣殿酒吧》（Tem-ple Bar Magazine）编辑部做了一名低薪编辑助理。当时他居住在切尔西区国王路（房间在住宅最顶层，那里的窗户“没有窗帘，景色荒凉”）。后来他写了一部反映自己在伦敦工作、生活经历的作品《伦敦的波布米娅》（Bohemiain London）。他在书中充满感情地谈到了自己虚度的青春，谈到了一心要成为引领时尚潮流的先锋派成员的强烈愿望，以及在索霍区咖啡馆里度过的日日夜夜。

摩尔人咖啡馆（THEMOORISH）：兰色姆常到这里欣赏“奇异的摩尔人音乐”，观看男人们用起泡的水烟斗喷云吐雾的场面。

小普尔特尼街：白天兰色姆喜欢沿着这条街道漫步，从手推车上买香蕉吃；手摇风琴奏出的音乐听得他心里怦怦直跳。

勃朗山咖啡馆：兰色姆说，“各种各样的怪人”都来这里就餐，其中包括约瑟夫·康拉德，G.K.切斯特顿和希莱尔·贝洛克。

罗什/贝艮诺夫咖啡馆：这种“火热的小地狱”就是“波希米亚”。

迪耶普咖啡馆和普罗旺斯咖啡馆：兰色姆喜欢那里的饭菜，也喜欢那里的绘画。普罗旺斯咖啡馆的墙上挂着壁画，画中的侏儒痛饮啤酒，不小心掉进了大缸里。

多迪也是一位懒得出名的店员，但是因为她同店主安布罗斯·希尔（Ambrose Heal）及时（也是丢人现眼）地搞上了关系，才没有遭到解雇……这意味着她可以任性地打扮自己，贪图享乐。在希尔的帮助下，多迪依照最时尚的现代派风格装饰了自己居住的公寓。希尔甚至专门设计了一套家具。这种款式的家具至今仍在出售（称为“多迪款式”，在广告中被说成是“现代艺术装饰家具”）。

你也许会想到，多迪对狗的喜爱达到了古怪的程度。她有意在家里给大大小小的老鼠留下充足食物，把它们养肥。这样她的爱犬就会更加开心地捕捉老鼠，把它们吃掉。她的一位朋友曾经说，她的那只斑点爱犬能长出一身漂亮皮毛，可用来做毛皮衣服。她从中获得灵感，写成了她那部著名的长篇小说《101斑点狗》。

她在小说中虚构的迪尔利一家人居住的房屋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地点，但是她却执意说位于摄政公园外环一带（那座房屋之所以借给他们居住，是因为迪尔利先生是杰出的金融才干，帮助政府消除了债务）。迪尔利一家人还每天在摄政公园带着爱犬“黑猩猩”和“太太”遛步。附近的樱草山（Primrose Hill）就是“黑猩猩”和“太太”黄昏时开始喊叫的地方。作品中有几处取材于真实的生活。“黑猩猩”是一窝15只小狗的狗爸。其中一只小狗，就像书中描写的那样一生下来就夭折了。多迪的丈夫又设法使它活过来，这也在书中得到了再现。有人认为书中人物克鲁拉·德威尔（Cruellade Vil）的人物原型是美国女演员、社交界名人塔卢拉·班克赫德（Tallulah Bankhead,1902-1968）。20世纪20年代，这位女士居住在多迪家附近，平时喜欢开一辆大型宾利轿车四处兜风，引人注目。

《101斑点狗》出版两年后，麦克尔·邦德（Michael Bond）塑造的小熊帕丁顿问世（邦德出生于1926年，在本书写作时他仍然生活在伦敦，距帕丁顿火车站不远）。邦德曾经说过，早年目睹孩子们撤离伦敦时的情景记忆给了他创作帕丁顿系列故事的灵感。当时孩子们聚集在各处火车站，脖子上挂着标签，小手提箱里装着他们的物品。帕丁顿熊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取材于邦德的父亲（邦德说他的父亲“笨手笨脚，憨态可掬”），也取材于1956年圣诞节前夕邦德在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Selfridges）看到的一只孤独的泰迪熊玩具。他把这只玩具熊买来送给了妻子作礼物，并在10天后写出了第一部作品。

帕丁顿系列故事中的另一个人物格鲁巴先生取材于邦德的战时经历。格鲁巴先生是匈牙利难民，帕丁顿的挚友，在波特贝罗路（Portobello）开了一个古玩店。这个人物的创作灵感来自邦德在英国广播公司设于卡弗舍姆（Caversham）的监听部门的工作经历。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都是俄罗斯人和波兰人。

伦敦许多地点在帕丁顿系列故事中均得到比较突出的再现。有一次，小熊帕丁顿前往白金汉宫，专门观看警卫人员换岗时的情景。圣诞节期间，他同布朗一家和格鲁巴先生一起去牛津街观赏圣诞节彩灯，另外再去游览威斯敏斯特教堂［在那里格鲁巴先生用手指着一个彩色玻璃窗，上面画着迪克·惠廷顿（Dick Whittington）的猫］。小熊帕丁顿过生日时受到款待，被请到了多切斯特豪华酒店（书中为“波切斯特”），可他只点了果酱三明治和奶油冻，让酒店服务员大吃一惊。他们一起前往海德公园欣赏了一场露天音乐会［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乐》（Unfinished Sym-phony），小熊帕丁顿要努力把它完成］。小熊帕丁顿还去了一次“蜡像博物馆”，跑过了恐怖室。在一本讲述小熊帕丁顿在伦敦游览各处名胜景点的故事书中，他只希望自己能成为福特纳姆百年老店果酱部的服务员。

最后还有首次发现小熊的帕丁顿火车站。当时小熊坐在一个手提箱上，大衣上挂着一个牌子：“请照顾这只小熊。谢谢。”如今在一号站台的闹钟下面，人们仍可以看到一座彬彬有礼的小熊青铜塑像，还可以从世界上唯一一个帕丁顿小熊商店里买到礼物。

小熊帕丁顿系列故事中还有一处伦敦地点：温莎花园32号，那里是布朗一家和小熊的住所。伦敦真有一处温莎公园，就在哈罗路附近，介于诺丁山和麦达维尔（Maida Vale）之间。但是如果你到那里去，只会看到一条很一般的街道，看不见有32号，因为根本就没有32号。这条街只是在名字上同小熊帕丁顿的故事有关联。如果你想要发现联系更密切的地点，最好去樱草山那一带的查尔科特新月区，因为不久前在那里拍摄了小熊帕丁顿的电影。

讲述小熊帕丁顿的冒险奇遇故事书已经在全世界售出3500万册，被译成20种语言。然而帕丁顿火车站已经不再是伦敦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最知名车站。哈利·波特每天从国王十字火车站乘坐霍格沃茨快车去上学，具体来说是从934站台上车，这一点全世界数亿儿童和成年人都非常清楚。如今国王十字火车站为93/4站台竖起了自己的标牌，还有一个哈利·波特主题商店。J.K.罗琳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这部作品中描写过伦敦。那是哈利·波特去海德公园的动物园游玩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可以同蛇通话。故事中的破釜酒吧（Leaky Cauldron）很难找到，不过许多人认为它位于查令十字路上。对角巷（Diagon Alley）有时被说成是取材于塞西尔短街（Cecil Court），这条短街位于莱斯特广场附近，是伦敦唯一一条拥有维多利亚时期风格店面的街道，因此适合故事氛围的要求。另外伦敦还以其他多种方式再现于故事当中。赫敏（Hermione）、罗恩（Ron）和哈利·波特被迫从芙蓉（Fleur）和比尔的婚礼上瞬间消失后，他们来到了托特纳姆宫路上（Tottenham Court Road）。唐宁街10号也出现在《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中：

当时魔法部长来到唐宁街10号同首相会晤（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全国各地一直发生奇怪的事情……比如泰晤士河上的千禧桥坍塌事件）。他还去了另一个火车站——帕丁顿火车站——这样就给本段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重要地址

伦斯特角W2贝斯沃特乌路100号（地铁站：贝斯沃特）

肯辛顿花园W2王子广场（地铁站：贝斯沃特）

伦敦动物园NW1摄政公园（地铁站：卡姆登镇）

马洛德街13号SW3（地铁站：南肯辛顿）

海军上将故居NW3海军上将路（地铁站：汉普斯特德）

希尔家具店W1T托特纳姆宫路196号（地铁站：古奇街）

摄政公园NW1（地铁站：摄政公园）

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W1U牛津街400号（地铁站：邦德街）帕丁顿火车站W2普雷德街（地铁站：帕丁顿）

推荐阅读书目

J.M.巴里《彼得·潘》

鲁德亚德·吉卜林《吉姆》

A.A.米尔恩《小熊维尼》

J.K.罗琳《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多迪·史密斯《101斑点狗》

P.L.特拉弗斯《欢乐满人间》

第12章

现代派与漩涡派

随着女性衣裙下摆的底边抬得越来越高，为女性争取选举权的女士们的涌现，以及爵士乐这种新型音乐的问世，文坛上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19世纪的陈规在20世纪初退出舞台，现代主义随后兴起。现代主义是一种哲学、文学新运动，除其他主张外，强烈反对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提倡在作品形式上开展多种实验。现代派作家认为，每一个可以讲的故事都已经讲完了。为了创作出截然不同的作品，他们必须运用新式写作手法。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鼓励他们“创新”。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在18世纪末，现代派文学已经出现了几部不同凡响的杰作，比如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不过现代派文学只有在1915年随着25岁的年轻人T.S.艾略特从牛津来到伦敦，才大放异彩，达到了很高水准。要说起创新，哪里也比不上伦敦。伦敦当时仍然是世界工厂，烟雾弥漫的大都市；那里拥挤的港口，林立的工厂和仓库源源不断地把各种新技术推向世界各地。艾略特来到伦敦不过一年便写出了他的第一部经典诗作《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song of J.Alfred Prufrock），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伦敦几乎空空荡荡的街道，廉价的一夜旅馆，以及弥漫的黄色烟雾。

几年后，到了1922年，伦敦这座“虚幻的城市”在艾略特的伟大杰作《荒原》中成了诗中的环境背景；此外在另一些意境凄美，描绘死神使涌过伦敦桥的人群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的诗句中也有伦敦的影子。

怀疑艾略特的才华或者其先锋派作家的成就都是愚蠢的。但是他在处境艰难、不同寻常的现代派运动前沿中所处的地位还是会让他在伦敦的邻居和同事大吃一惊。到了夜晚艾略特也许是个诗人，然而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他白天要去市金融中心的劳埃德银行上班。那时艾略特不爱招摇，穿着时尚，声称需要早晨9点至下午5点上班的固定工作时间，这样他才能有诗人心境。

艾略特不是一个典型的放浪形骸之人。他既不参加疯狂聚会，也不会晚归。1916年至1920年，他居住在马里波恩路的克劳福德公寓大楼。他声称那时受到噪音的困扰。他居住的公寓附近有一个酒馆，而且居住在同一个楼里的两个姐妹整天吵吵嚷嚷，让艾略特非常烦恼，闹得他到房东那里诉苦。“先生，您知道，那是她们的艺术气质，”房东回话说，“我们普通人一定要学会体谅艺术家。”

从那以后艾略特就搬到了查令十字路上的伯力公寓大楼（Burleigh Mansions）。在那里他接待了几位客人，甚至偶尔还举办一场晚宴。1922年弗吉尼亚·伍尔芙去艾略特的住宿看望他，回来时说到，“我觉得他的嘴唇上好像涂了颜色”。后来在同一年里，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1881-1964）对伍尔芙的姐姐凡妮莎（Vanessa,1879-1961）说，艾略特也喜欢把脸涂成绿色。这显然是个长期坚持的习惯。5年后奥斯伯特·西特维尔前去拜访艾略特时惊讶地发现，艾略特面颊上敷有一层“绿粉”。“脸色苍白，但是清清楚楚地白中带绿，就是那种不自然的铃兰颜色，”西特维尔补充说道，“这个发现使我更加感到吃惊，因为有意地这样张扬地粉饰外貌的做法不符合他的个性，同他从不突显自己的意愿格格不入。”

奥斯伯特·西特维尔同他的弟弟萨谢弗雷尔（Sacheverell,1897-1988）、姐姐伊迪斯都是西特维尔家族的成员。他们姐弟三人在20世纪初的伦敦也都是红极一时，颇有地位的人物。伊迪斯瘦得吓人，身高6英尺，面容长得很像伊丽莎白一世，经常在贝斯沃特区（那里是作家聚会的地方）彭布里奇公寓大楼的破旧公寓里露面，身穿中世纪长袍，头系金黄色围巾，手上带着许多戒指。“好像高高的祭坛在移动”，她的邻居、作家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1899-1973）这样品评道。伊迪斯所写的抽象诗作《门面》（Faade）究竟是文学实验杰作还是仅为打油诗，目前尚无定论。1923年6月12日，伦敦风神音乐厅上演了一次《门面》诗歌现场朗诵节目。在威廉·沃尔顿的音乐伴奏下，伊迪斯以尖锐的嗓音通过扩音器（从棉布帷幕中伸出来）朗诵了一些《门面》诗歌选段。外界评论这是一场“丑闻的成功”。有一个大字标题写道：“他们花钱来听——愚蠢。”当时听众中有伊夫林·沃、弗吉尼亚·伍尔芙和诺·考科德等几位作家。考科德中途便退场。

艾略特为何要化妆，谁也说不清。也许是为了酝酿调动写诗的情绪；也许是为了融入文学圈，在向人们表明他既是一位古老银行的古板职员，也是一位诗人。［这种化妆形式当时很流行。《夜林》（Nightwood）作者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1892-1982）就喜欢面敷黄粉，身披宽大披肩，在伦敦城里招摇过市。］也许艾略特就喜欢化妆，无论当时他在做什么，都做得有声有色。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诗歌都是最优秀的作品。除了化妆，除了伦敦的独特建筑和环境氛围以外，艾略特能在诗歌创作领域取得骄人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在伦敦遇到的一个知音：埃兹拉·庞德。

艾略特只是在私下里化绿妆。据另一位现代派天才作家福特·马多克斯（Ford Madox,1873-1939）披露，庞德常常穿着绿裤子，戴着手绘领带和紫色耳环出现在公共场所。福特在肯辛顿区坎普登山80号女作家维奥莱特·亨特（Violet Hunt）的住宅里多次看到庞德。维奥莱特·亨特经常为有抱负的作家举行文学社交晚会。福特和庞德也在那里打网球。他们的激烈竞争程度和无视常规的一些表现总会使旁观者深感震惊。亨特朋友圈里的布里吉特·帕特莫尔（Brigit Patmore,1882-1965）回忆说，福特和庞德打球时看上去更像是存心扑向对方的喉咙，而不是在打球，谁也无法给他们当裁判。福特声称，跟庞德打球就好像是“对付一只喝醉了的袋鼠”。庞德则反唇相讥，称福特“喊叫起来顶得上四十条疯狗”。

经过三个月的旋风式浪漫恋爱后，艾略特同他的第一任妻子薇薇恩（Vivienne）搬进了克劳福德公寓大楼。长诗《荒原》中的那句“抓紧点，时间到了”就出自他们寓所周围的那个拉里克酒馆。

奇怪的打球比赛结束后，两个人便走进维奥莱特·亨特的住所里喝点饮料。此时庞德养的那只鹦鹉便开始尖叫起来：“埃兹拉！埃兹拉！”——据说那只鹦鹉只会说这个。

虽然亨特的鹦鹉一直盯着庞德，可它并不比后来的那些评论家更刻薄。福特也在名家行列里占有比较显著的位置。1915年他发表的长篇小说《优秀士兵》（The Good Soldier）是一部不朽的经典作品。同样令人难忘的是他于1924年至1928年发表的《行进的目的》（Parade's End）四部曲。有学者认为，《行进的目的》“具有现代派作品特色”。毫无疑问，这句话道出了福特本人的特点，但是且不要因此就不喜欢他的作品。《行进的目的》四部曲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书中多次提到伦敦。难以取悦的主人公克里斯托弗·蒂金斯（Christopher Tietjens）是伦敦的一位统计员，社会政治集团成员（最后一位托利党人）。他的妻子西尔维亚是一位社交界名人，为人轻佻，脾气暴躁。她丈夫经常让她参加一些粗俗的文学聚会。在这种场合下她的那些不良习性显得更加张扬露骨。有一次参加完聚会后，她冲着丈夫叫喊道：“聚会上有很多可怕的天才。有一个长得像兔子似的男子跟我讲如何写诗……我从未遇到这样令人不愉快的情况。”福特肯定喜欢描写这种内容。

福特并不是庞德在首都的唯一对手。当年在荷兰街居住时，庞德这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拉舍茅斯·阿伯克龙比（Lascelles Abercrombie,1881-1938）提出决斗挑战，因为后者主张新诗人应该从诗人华兹华斯那里获取创作灵感。“愚蠢超过了一定限度就会形成对公众的威胁”，庞德曾经这样说道。阿伯克龙比着实担心了一段时间，因为庞德精通剑术。后来他意识到被挑战的一方有权选择使用的武器。于是他提出双方应该手持各自没有卖出去的诗集进行搏斗。庞德闻听禁不住大笑起来。一场威胁这样化解了。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后来由埃兹拉·庞德推荐到芝加哥市的《诗歌杂志》（Poetry Magazine）发表。在此以前，这首诗曾遭到很有影响的伦敦本地人哈罗德·芒罗（Harold Munro,1879-1932）的拒绝。此人是极有声望的新潮杂志《诗歌与戏剧》（Poetry and Drama）的老板，同时又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德文郡街（现为博斯韦尔街）35号开了一家诗歌书店。芒罗曾于1914年出版过庞德那部具有深远影响的现代派诗集《意象派诗选》（Des Imagistes），因为作为“宽容对待诗歌艺术的实验探索者”而失去了诗歌协会创办的《诗歌评论》编辑部的工作。不过他认为《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纯属疯狂愚蠢之作”。当这首诗歌于1915年在伦敦发表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也赞同他的看法。该刊评论道：“艾略特的头脑里冒出这些东西，这本身肯定对于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毫无意义。这些东西同诗歌毫不相干。”

同样情绪无常的还有作家、画家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1882-1957）。严格而论，他是位“漩涡派”画家，在绘画方面他更看重的是几何图形，而不是风景和裸体人物。平时他也好动不动就挥舞武器。社交界的女继承人南茜·丘纳德（Nancy Cuna-rd）喜欢同布鲁姆斯伯里和菲茨罗维亚区的那些有伤风化的常客打交道。有一次她犯了个错误，邀请自己的情人温德姆前来参加她在上流住宅区梅费尔举办的一次午餐会。当时王位继承人爱德华·温莎也在场（据说他很想见一见有些“时髦的新作家”）。没想到温德姆挥舞着手抢出现在午餐会上，一时场面大乱。

这种情景只是例外。更多的时候现代派作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埃兹拉·庞德帮助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

除艾略特以外，庞德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女门生希尔达·杜利特（Hilda Doolittle,1886-1961，当年被简称为H.D.）。她是美国人，1911年来到伦敦后不久便得到庞德的支持。她同诗人理查德·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1892-1962）在布鲁姆斯伯里的麦克伦堡广场（Mecklenburgh）以开放式婚姻关系居住在一起。［后来她又同富有的英国小说家“布莱尔”——真名安妮·温尼弗雷德·埃勒曼（Annie Winifred Ellerman,1894-1983）私奔了。后者留着齐短发，爱穿古希腊服装，资助过许多新一代作家，包括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和伊迪斯·西特维尔。］

希尔达·杜立特、庞德和阿尔丁顿组成了自己的“意象派”诗人团体。一天下午，希尔达在大英博物馆茶室里同正在编辑她的一首诗作的庞德谈过话后，自称”H.D.意象派诗人”。她也是伦敦作家多萝西·理查森（Dorothy Richardson,1873-1957）的密友。多萝西创作的13本系列作品《朝圣》被认为是伟大的（也是遭到极大忽略的）现代派经典作品。

同艾略特一样，多萝西·理查森白天也有自己的工作。她是哈雷街一家诊所的接待员，居住在布鲁姆斯伯里的沃本路，生活非常贫困。她曾经每天只靠在莱斯特广场附近的充气面包公司（Aerated Bread Company）咖啡馆里买来的一杯咖啡和一卷面包度日。虽然多萝西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突破，仍然未能摆脱贫困生活。梅·辛克莱（May Sinclair）在谈到多萝西的创作时，首次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评论中运用了“意识流”这个词语。1924年在评论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时，有论者称“这部作品沿用了多萝西·理查森小姐的描写手法”。

新一代文学欣赏的一个最佳方式是彼此发表作品。现代派时代堪称发行量很小的稀奇古怪杂志的黄金时代。这些杂志全都在伦敦出版发行，其中有埃兹拉·庞德主编的《自我》（The Egoist)（格言是：“不承认任何禁忌”），曾经发表过《尤里西斯》；T.S.艾略特的《准则》（The Criterion，第一期发表过《荒原》）和福特·马多克斯的《英语评论》［这本杂志发表过琼·里斯（Jean Rhys）和劳伦斯的作品］。人们说正是通过这些杂志及其热情的编辑，现代派新理念“犹如渗漏出的煤气向伦敦其他地方扩散”。

在人们的眼里，在短暂的旅途、长途颠簸和艰难的跋涉中；在轰鸣咆哮中；在四轮马车、汽车、公共汽车、货车中；在拖着脚步、转来转去，身体前后挂着广告牌的男人身上；在铜管乐队中；在手摇风琴中；在头顶飞过的飞机那种洋洋自得的架势和奇怪高亢的轰鸣歌唱中，她都能感觉到有自己喜欢的情调情愫；生活；伦敦；六月的此刻时光。

弗吉尼亚·伍尔芙《达洛维夫人》

《达洛维夫人》只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伦敦写成的许多现代派文学杰作之一。不过到那时伦敦文坛的指路明灯庞德已经离去。1920年他宣称“英格兰已经不再有任何文化生活”，随后前往巴黎。福特·马多克斯跟着庞德一起去了巴黎，在那里创办《泛大西洋评论》（Transatlantic Review）。至少艾略特留在了伦敦。从1925年起，艾略特在罗素广场费伯-费伯出版社（Faber＆Fa-ber）的办事处勤奋工作，长时间工作——有可能希望借此躲避受到第一任患病妻子薇薇恩困扰的家庭生活。

福特和庞德同伦敦的关系算不上正常，但是现代派文学的另外两位泰斗级人物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和詹姆斯·乔伊斯均在伦敦居住过。1934年贝克特居住在切尔西区鲍尔敦斯广场48号，而乔伊斯则早在1931年就居住在附近的坎普登路28号。虽然贝克特不太喜欢伦敦这座城市，但是在伦敦度过的那些日子仍然很有收获。贝克特在切尔西居住时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墨菲》（Murphy，故事背景设在伦敦）。对于乔伊斯夫妇来说，那次搬迁原本意味着长期居住下去。但是乔伊斯很不喜欢肯辛顿及周边那一带地方，他将其称为坎普登坟墓。不久他们夫妇二人又逃回到巴黎。

可怜的薇薇恩那时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她的丈夫时常受到惊吓。她有时穿着莫斯利黑衫党服装，还在艾略特的工作场所大声训斥接待人员，要求见艾略特。1934年她甚至向《泰晤士报》寄去了一份广告，上面写着“敬请T.S.艾略特返回位于克拉伦斯花园68号的家；他从1932年9月17日就弃家出走”。1938年有人发现凌晨时分她在伦敦的大街上游荡（据说她不停地念叨着艾略特已被杀头），随后她就被送进了医院。她于1947年去世，使艾略特得以自由再婚。1952年艾略特同他的秘书瓦莱丽·弗莱彻（Valerie Fletcher）结婚。不久他们便搬进了肯辛顿宫花园3号。他们在那座公寓里一直居住到艾略特于1965年去世。一个时代也就此结束了。

重要地址

T.S.艾略特公寓W1克劳福德街62-66号克劳福德公寓大楼（地铁站：贝克街）

维奥莱特·亨特故居W8肯辛顿坎普登山路80号（地铁站：荷兰公园）

费伯-费伯出版社（原有地址）WC1B罗素广场24号，现在位于大罗素街74-77号（地铁站：罗素广场）

推荐阅读书目

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

T.S.艾略特《荒原》及其他诗作

福特·马多克斯《行进的目的》

弗吉尼亚·伍尔芙《达洛维夫人》

第13章

布鲁姆斯伯里团队成员与暗箭伤人者

在20世纪初期的伦敦，与现代派和漩涡派同时存在的还有另外一些（身份常常交叉重叠）作家，他们的思想倾向及聚会地点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托特纳姆宫路以东一小片区域可以说是伦敦的思想文化中心。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和伦敦大学全都坐落在那里。当时许多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也聚集在那里。那一带非常有名，甚至连其名称也成了一场文学运动的命名要素：布鲁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是一个由一群作家和出版商组成的松散团体，他们的个人兴趣和文化专长多种多样。但是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之处：与弗吉尼亚·伍尔芙和凡妮莎·贝尔姐妹来往密切。

如果说布鲁姆斯伯里这样一个团体曾经存在过的话，这两个姐妹，连同她们在戈登广场和菲茨罗伊广场上的住宅，便是这个团体的核心。

克莱夫·贝尔《老朋友：个人回忆》

1905年前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随着在戈登广场46号凡妮莎和伍尔芙住宅里举行的“周四晚”沙龙而兴起。参加这些沙龙活动的人士都是她们的大哥索比·斯蒂芬（Thoby Stephen,1880-1906）在剑桥结识的朋友，包括伦纳德·伍尔芙（后来成为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丈夫和出版人）、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1880-1932，著名作家）、克莱夫·贝尔（凡妮莎的丈夫、艺术评论家）、戴维·加尼特（David Garnett,1892-1981，作家、出版人）、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1885-1978，画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极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作家）、罗杰·弗（Roger Fry,1866-1934，评论家、画家）。《霍华兹庄园》（Howards End）和《印度之行》（APassageto India）的作者E.M.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也是周四晚沙龙上的著名常客。

沙龙聚会一开始非常呆板拘谨——直到有一天晚上利顿·斯特雷奇问凡妮莎裙子上的污渍是不是精子，这才打破僵局，使气氛活跃起来。大家闻听此言一时惊呆了，鸦雀无声，随后才大笑起来。弗吉尼亚·伍尔芙回忆说，“一切沉默和拘谨的障碍全都消失了……（从那以后）‘该死’这个词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上。”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之间的同性恋、异性恋关系就像出入各自住宅那样随意。在不同时期，已婚（且快乐）的欧托琳娜·莫雷尔（Ottoline Morrell）夫人分别与D.H.劳伦斯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坠入情网。利顿·斯特雷奇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邓肯·格兰特搞过同性恋。邓肯·格兰特和凯恩斯曾经是男同性恋关系。戴维·加尼特（雅号“小兔子”）和凡妮莎·贝尔曾是情侣。伦纳德·伍尔芙也曾迷恋过凡妮莎·贝尔，后来又突然看上了她的妹妹弗吉尼亚……凡妮莎的女儿安杰丽卡（Angel-ica）直到17岁生日那天才知道她的父亲是邓肯·格兰特，而不是克莱夫·贝尔。后来她嫁给了戴维·加尼特，却根本不知道他也曾是格兰特的同性恋人。难怪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1893-1967）说过：“他们居住在方形广场，描着圆圈，搞的是三角恋爱。”

弗吉尼亚不久嫁给了伦纳德。1917年至1924年他们夫妇二人居住在里士满的霍加斯寓所。在这期间他们暂时远离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心区域。除此以外，他们的成人岁月绝大部分在布鲁姆斯伯里度过。另外先后还在菲茨罗伊广场29号、布伦斯威克广场38号、塔维斯托克广场52号和梅克伦伯格广场37号居住过。许多邻居都知道他们夫妇有个绰号“Woolves”    ，很大程度上因为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话尖酸刻薄。尽管如此，他们在身边还是笼络了一大批朋友和知识分子。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经常光顾的地方

戈登广场46号这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周四晚聚会的最初地点。

大英博物馆（大罗素街）开馆时，不妨去安东尼帕齐尼阅览室看一看。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和《雅各布的房间》中已经使这间阅览室名载史册，流芳后世。

菲茨罗伊广场33号艺术评论家罗伯特·弗莱（Rob-ert Fry）在此开设了一个欧米茄工厂（以提高实用美术的水平）。

布伦斯威克广场38号弗吉尼亚·伍尔芙和他的兄弟阿德里安住在这里，并打算将它变成知识分子的聚会场所。

索霍区希腊街28号贝尔托大厦5号这里有伦敦历史最悠久的法国糕点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喜欢到这里来津津有味地品尝享用法国糕点。

康杜伊特街羔羊酒馆除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其他名人以外，S.T.艾略特也常常从费伯-费伯出版社的办公室里溜出来，来此安静地喝几杯啤酒。

塔维斯托克广场52号（现为塔维斯托克酒店一部分）弗吉尼亚·伍尔芙与丈夫伦纳德曾在此处居住，并在地下室里经营霍加斯出版社。

贝德福德广场44号欧托琳娜·莫雷尔夫人居住在这里；她是社交界女主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文化赞助人。

利顿·斯特雷奇自1909年至1924年一直居住在戈登广场51号。他一开始是位文学与戏剧评论家。1911年他决定留胡须时使母亲大吃一惊（她说他看上去像是一位“颓废诗人”），还购买了一套丝绒服装。在戈登广场寓所居住时，他还写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一举成名。他出名的第二个原因是被写进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创作的多部长篇小说当中，比如《浪》（The Waves）中的内维尔（Neville），《出航》（The Voyage Out）中的圣约翰·赫斯特（St.John Hirs，两部作品作者均为弗吉尼亚·伍尔芙），《莫里斯》（Maurice，作者E.M.福斯特）中的里斯利（Risley）。在温德姆·刘易斯所写的《上帝之猿》（The Apesof God）这部作品中，利顿·斯特雷奇还遭受到辛辣的讽刺（在这方面他不是个例）。

其他在布鲁姆斯伯里居住的人士也曾被邻居的尖刻文笔深深刺痛过，其中最惨的要数欧托琳娜·莫雷尔。她成了10多部长篇小说的讽刺对象。欧托琳娜是一位性情古怪的贵族成员（英国王太后的堂妹），长着一头火红的长发，喜欢穿奇装异服。1908年自从见过弗吉尼亚·伍尔芙后，她就开始接近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她的主宅位于牛津附近的加尔辛顿（Gars-ington），不过她居住在贝德福德广场44号，每周都要在那里主办一次沙龙活动。她也是在那里首次读到《恋爱中的女人》（Womenin Love）。作者D.H.劳伦斯是她以前的情人，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对她进行了丑化描写（体现在赫敏夫人这个人物身上），致使她扬言要起诉劳伦斯犯有诽谤罪，以后再也没有理睬过他。就连弗吉尼亚·伍尔芙（她喜欢伺机发难）也为她愤愤不平。“气得我都看不下去他写的那些东西，”她在信中对欧托琳娜写道，“您看，您把雪莱的作品还有牛肉茶送给他，把别墅借给他住，在加尔辛顿的台阶上为他照相；还经常把金币塞进他的衣兜里。他走了以后却提起笔来——唉。”

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姐姐凡妮莎·贝尔和她的丈夫克莱夫在戈登街46号一直居住到1917年。凡妮莎的儿子昆廷·贝尔（Quentin Bell,1910-1996）后来回忆说，他看到别人家的前门“颜色正常、素淡”，而他们家的前门（戈登寓所前门）却涂成了“令人惊讶的鲜红色”，自己感到无地自容。他父母的开放式婚姻由于得到了放浪形骸的邻居们的承认，可能减少了一些他心里的尴尬感受。更加让人看着不顺眼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在1917年搬进了戈登广场寓所。利顿·斯特雷奇抱怨说，凯恩斯是个势利眼，总是把“公爵和首相”级别的人物带到布鲁姆斯伯里来，让人难以接受。

E.M.福斯特也曾经是他们的邻居。他愿意同母亲居住在萨里郡，甚至在《霍华兹庄园》这部作品中形容伦敦“极其邪恶”。然而从1930年至1939年，他还是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布伦斯威克广场26号租了一套公寓，作为他在伦敦的落脚之地。1902年至1904年，他在布鲁姆斯伯里区的西特尔布鲁姆斯伯里酒店租下了几个房间。

著名的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辞去银行工作后，便在费伯-费伯出版社工作，直到去世。

在布伦斯威克广场居住期间，弗吉尼亚·伍尔芙第一次精神崩溃。她痛苦万分，想从楼上跳窗自尽。后来她以这一段生活经历为素材，在《达洛维夫人》中塑造出经常感到极度烦躁的男主人公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他也是弗吉尼亚·伍尔芙式的人物，在海德公园里听到群鸟用古希腊语歌唱时第一次犯病发疯。（最后他从楼上跳窗自尽。）

艾略特也常去拜访伍尔芙夫妇，因为他们既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出版商。有一次，他们邀请艾略特前去塔维斯托克广场吃午餐，顺便商议一下编辑方面的事宜。艾略特也想吃一顿像样的午餐，于是便匆忙起来。主人用一瓶姜味啤酒和一袋油炸土豆条招待了他。伍尔芙夫妇一直忙于其他事情，没有心思顾及衣食问题。大多数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又是出了名的靠不住。亨利·詹姆斯有一次前去参加欧托琳娜·莫雷尔夫人在贝德福德街举行的沙龙活动。对于她请进家来的那些菲茨罗维亚小团体“放荡的下等人”，詹姆斯十分反感。他们不注意穿戴规范和社交得体行为。詹姆斯非常恼火，严肃地恳求女主人不要那么好客。“看看他们，瞧瞧栏杆那边的那些人，亲爱的夫人。但是不要同他们掺和到一起。”与此同时，日记作者詹姆斯·阿盖特（James Agate,1877-1947）在伦敦到宣传说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追随者们个人卫生相当差，哀叹皇家咖啡馆里闯入了成群结队“穿着灯芯绒裤子……手也不洗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

在后来的岁月里，伍尔芙夫妇手下的雇员（也是他们几位朋友的一个情人）拉尔夫·帕特里奇（Ralph Partridge），仍然记得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地下室的办公室里来回游走，“好像一位披头散发的天使”。1939年大约在这个时候，弗吉尼亚·伍尔芙和丈夫一起搬到了梅克伦堡广场37号，一直居住到这套公寓于1940年遭到轰炸为止。除T.S.艾略特外，他们夫妇联合经营的霍加斯出版社还出版过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以及翻译成英文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全部作品。可悲的是，这座建筑当年被燃烧弹击中起火后，所有信函及手稿材料均被焚毁。一个时代就此结束了。不久，弗吉尼亚·伍尔芙用石头塞满衣袋向乌斯河中走去，悲惨地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布鲁姆斯伯里风光不再。战后的物价房价飞涨，真正放荡不羁的文化人无法继续留在那里。这就是后来的结局。

重要地址

大英博物馆WC1B大罗素街（地铁站：托特纳姆宫路）戈登广场46号（与51号）WC1H（地铁站：罗素广场）菲茨罗伊广场29号W1T（地铁站：沃伦广场）

塔维斯托克广场52号WC1H（地铁站：罗素广场）

梅克伦堡广场37号WC1N（地铁站：罗素广场）

贝德福德广场44号WC1B（地铁站：罗素广场）

布伦斯威克广场26号WC1N（地铁站：罗素广场）

推荐阅读书目

迈克尔·坎宁安《时时刻刻》

E.M.福斯特《霍华兹庄园》《莫里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幸福》

利顿·斯特雷奇《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弗吉尼亚·伍尔芙《出航》《到灯塔去》

第14章

推杯痛饮与光彩年华青少年往事

在伦敦饮酒与文化从来都是形影不离，相得益彰，就像杜松子酒、补药、啤酒与友情那样。《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情节首先在伦敦一家客栈酒馆里展开。酒就像是命脉一样贯穿在莎士比亚戏剧当中。佩皮斯早餐喝啤酒；浪漫派作家爱喝易使脸红的陈酿葡萄酒。维多利亚时期的市民几乎就漂浮在波尔图葡萄酒中……

要想为如此漫长蜿蜒的玉液琼浆大河确定一个酒位高度，也许是过于乐观了。即便如此也不可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烈酒对伦敦文坛产生了异乎寻常的重大影响。20世纪20年代，作家们开始舔食并生动描绘酒这种美妙饮品，其声势之浩大，足以令人眼花缭乱。

对于伦敦那段无节制放纵时期极为令人回味的描写体现在伊夫林·沃所写的作品《罪恶的躯体》（Vile Bodies）中。这部作品一开始便描写一场宴会上的情景：一只狐狸被关进笼子里抬了进来，“众人用香槟酒瓶将它活活打死”。接下来，沃又描写了在首都不断举行的一系列聚会和各种放荡行径，其中最惹人注目的一些情景发生在“谢波德酒店”里。那里的老板娘洛蒂有一个可爱的习惯：所有的菜肴和酒钱一律向最有钱的人（或者向那些最惹她生气的人）收取，而不直接向消费客人收取。

洛蒂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是罗莎·刘易斯（Rosa Lewis,1867-1952）。这位女士在杰明街（Jermyn）和公爵街的拐角处（离皮卡迪利大街不远）经营着卡迪什酒店。罗莎的怪异之处包括只卖香槟酒，还爱骂人。她在读过伊夫林·沃所写的《罪恶的躯体》后说他是头“蠢猪”，是“我不允许进入本家酒店的两个杂种”之一［另一个是闲话专栏作家爱德华·奇切斯特·多尼格尔（Edward Chichester Donegall）］。在罗莎死前，伊夫林·沃竭力否认洛蒂和罗莎之间有任何关系。被起诉的风险一消除，他在1965年所写的前言中承认，“描写相当准确”。

伊夫林·沃在创作小说时，从现实生活中提取了大量素材，尤其得益于伦敦当年名噪一时的光彩年华青少年群体，更不用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记录伦敦史实的另一位著名作家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1905-2000）。

这些青少年家庭背景颇不一般，其中有些出身于英格兰最古老、最富裕的名门望族。他们都有着反抗传统习俗的强烈愿望（如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仍然出现在闲话杂志上）。从当年的光彩年华（Bright Young Things）青少年当中涌现出不少有抱负的作家、艺术家，比如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1906-1984）、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1904-1980）、亨利·约克（Henry Yorke,1905-1973，笔名亨利·格林），还有鲍威尔和伊夫林·沃。

光彩年华青少年平时好在梅费尔富人住宅区宴饮狂欢，放纵自己。他们特别喜欢参加“自带酒水”的聚会，这些聚会一般在富裕好友家的豪宅里举行，而且几乎总是有一个主题。其中恶名最响的一次聚会就是1929年由罗斯玛丽·桑德斯（Rosemary Sanders）在海德公园附近的拉特兰门（Rutland Gate）举办的第二童年主题聚会。当时参加聚会的客人还有南茜·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1904-1973）、伊夫林·沃和妻子伊夫林·加德纳（Evelyn Gardner,1903-1994）。客人们全都乘坐手推送奶车和婴儿车参加聚会，手里抱着分到的娃娃玩偶，在花园里玩前后摆动的木马；鸡尾酒则用托儿所的圆形大杯端上来。《星期日快报》以不满的口吻写道：“这样的所作所为会滋生出共产主义。”

同样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是（借用一下光彩年华青少年们的说法），1928年7月在白金汉宫路圣乔治室内游泳池举行的“泳池与香槟”聚会。那些轻浮的青少年贵族纷纷跳进游泳池，接着就开始胡闹起来，痛饮香槟酒，狂乱游动，水花四溅；爵士乐队在一旁奏乐助兴。几个月后在马里伯恩街1号的马戏院举办了一场大都市酒神节聚会，主办人为布莱恩·霍华德（Brian Howard,1905-1958）。据说此人是《旧地重游》（Brideshead Revisited）里塞巴斯蒂安·弗莱特的原型人物之一。霍华德对这次主题聚会提出的要求是，每个人都化妆成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紧接着再举行狂欢闹宴活动。尽管事先有这样的设想，那天的晚会还是失败了。第二天上午，有位闲话专栏作家发表评论，认为晚会“具有郊区人的特点”。心烦意乱的霍华德后来在首都又生活了30年，不停地主办各种晚会［他还是W.H.奥登（W.H.Auden）、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和伊迪斯·西特维尔等人的朋友］。然而他日益成为一个可悲的人物。在举办过多次晚会以后，有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饮酒已成为最重要的问题。”

对于霍华德在小说中的同类人物塞巴斯蒂安来说，饮酒也成为一个大问题。《旧地重游》里一个最有趣，同时也是最可悲的情节是：塞巴斯蒂安在杰罗德街（Gerrard）43号的“老一百号”俱乐部痛饮之后开车遭到逮捕。在鲍威尔所写的《与时代合拍的舞蹈》（A Danceto the Musicof Time）中，斯特林厄姆（String-ham）也常去那家俱乐部饮酒。

光彩年华青少年还在伦敦其他地方尽情享乐，放纵自己。其中最有名的一处可能就是米尔德街（Meard）上的滴水兽（Gar-goyle）俱乐部。这家俱乐部由戴维·坦南特（David Tennant,1902-1968）建立，是个名声不好的场所，先要走过索霍区的一条无名小巷，然后再乘电梯才能到达那里。俱乐部室内摆放着一些据说是取自一处法国城堡的马蒂斯创作的艺术品和镜子。俱乐部对外自称是为努力奋斗的作家们日夜开放的场所，提供一些放荡不羁的文化界人士喝得起的廉价酒。这家俱乐部会员包括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家及其朋友伙伴。比如狄兰·托马斯（1914-1953）、凯特琳·托马斯（Caitlin Thomas,1913-1994）、画家奥古斯塔斯·约翰（Augustus John,1878-1961）、作家妮娜·哈姆内特（Nina Hamnett,1890-1956）和女继承人南茜·邱纳德（1896-1965）等人（在此仅举几例）。当时年轻的伊夫林·沃曾开了一张支票想支付在滴水兽俱乐部的消费账单（11英镑数目不小），但是这张支票遭到拒付。债主们给他的父亲写了一封书信。他的父亲是一位守规矩的本分人，接到信后感到无地自容。

还有哈姆院15号的汉姆博恩（Hambone）俱乐部。起初这是一家表演卡巴莱歌舞的俱乐部，后来被称为“未来派巢穴”。在那里可以欣赏到现场演奏的爵士乐。《孤独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的作者拉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 Hall,1880-1943）经常出现在这家俱乐部，身穿男装，同她的许多情人大跳贴面舞。随着名气日益提高，汉姆博恩俱乐部将其会员分成了不同等级：艺术家、作家和新闻记者付一个几尼（Guinea，英国旧时货币单位，一个几尼等于1.05英镑），商人和社交界人士付3个几尼。门上的告示宣布：“工作是饮酒阶层的灾祸。”格雷厄姆·格林也出现在俱乐部顾客当中，为他主编的短命伦敦杂志《夜与日》（Nightand Day）收集评论素材（除评论和小品以外，还包括一个出行地点咨询栏目）。

对艺术家们给予支持的另外一处场所是希腊街17号的欧洲苹果树俱乐部，位于R.＆J.普尔曼（R.＆J.Pullman）公司皮革仓库上方。这家小型俱乐部由奥古斯塔斯·约翰于1914年创建，自称毫无虚饰，为手头拮据的创作人员和作家提供服务。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侄孙女弗吉尼亚·尼克尔森（Virginia Nicholson,1955——）在《在放荡不羁者中间》（Among the Bohemians）一书描述说，这家俱乐部位于希腊街上的经营场所要经过一连串的楼梯才能到达，醉酒者和打架斗殴者常从这些楼梯上滚下去。她披露说，这家俱乐部“破烂的室内”摆放着一些表面未涂清漆的实木桌椅，要想找一位服务人员或随便任何人付钱有时还真不容易。但是俱乐部有一项严格规定：凡是穿晚礼服来的人必须支付一先令。这笔钱记在了食品与香烟基金账目上。琼·里斯（1890-1979）实际上就生活在俱乐部里。她觉得俱乐部胜过她在高尔街上租居的提供膳宿的住房。她住的房间简陋，下面就是街道。她经常在半夜里来到俱乐部跳舞、饮酒，一直折腾到次日拂晓。早晨吃些香肠，然后就回家睡上一天。她后来回忆说，那是个“颓废的地方”，“满眼都是喝苦艾酒的瘦弱青年，他们竭力装出一副凶狠的样子，希望自己看上去像法国人”。这家俱乐部还出现在她所写的长篇小说《白橙皮酒》（Triple Sec）当中。

慢慢变老，就好像是为自己根本没有犯下的罪行遭受惩罚一样。

安东尼·鲍威尔

青少年不断游荡，伦敦也在继续发生着变化。后来社会文化的重心移到了菲茨罗维亚一带。这片区域位于索霍区以北，紧挨着牛津街、尤斯顿街、托特纳姆宫路和大波特兰街。20世纪40年代，菲茨罗维亚曾经一度是伦敦先锋派发展中心。平时可以看到形形色色流浪者般的艺术家、作家、剧作家、音乐家、诗人、新闻记者和演员聚集在那里痛饮啤酒，一直闹腾到次日凌晨。在那里还有可能遇到狄兰和凯特琳·托马斯、劳伦斯·杜雷尔（Lawrence Durrell,1912-1990）、妮娜·哈姆内特、阿莱斯特·克劳利、乔治·奥威尔和奥古斯塔斯·约翰等人。

在《四十年代回忆录》（Memoirs of the Forties）中，作家、具有传奇色彩的饮酒牛人朱利安·麦克拉伦-罗斯（Julian Mac Laren-Ross,1912-1964）讲述了在J.M.坦比木图（J.M.Tambimuttu,1915-1983）的带领下，游览菲茨罗维亚各处酒吧酒馆时的情景。坦比木图（朋友们称他为坦比）是一位斯里兰卡诗人，也是伦敦极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伦敦诗歌》（Poetry London）富有魅力的创刊人和组稿编辑。他在1938年来到伦敦，很快便在菲茨罗维亚一带打开了局面，如鱼得水。

坦比最初居住在豪兰（Howland）街45号，后来又居住在菲茨罗伊街2号，最终定居在怀特菲尔德（Whitfield）街114号（在这里有一次诗人狄兰·托马斯发现他写的一首诗的唯一一份草稿被扔进坦比的便盆里）。坦比喜欢把自己喝酒的时刻称为“Fitz-rovings“（“菲茨漫游时刻”）。他对于挤满了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的这一片繁荣区域了如指掌。如今仍然可以沿着坦比当年向朱利安·麦克拉伦-罗斯介绍的那些酒馆再走一趟，可以按着下面列出的行走线路前去游览。尽管这个行走线路本身不错，当年坦比还是漏掉了一些重要酒馆，包括曾经使那些酒馆全都黯然失色的菲茨罗伊酒馆。也许这家酒馆在20世纪40年代就因为经营得出色反而深受其害（当时坦比将它漏掉了）。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它是伦敦文人墨客光临的著名酒馆。在其业绩辉煌时期的大多数夜晚，可以看到威尔士作家，缪斯女神尼娜·哈姆内特出现在那里，手持一个小罐头盒，从别人那里讨点赏钱，拿来买一些自己爱吃的茶点。“有钱吗，亲爱的？”她经常这样问道，或者问：“能给我买点喝的吧，亲爱的？”要足了钱后，她就开始讲一些20世纪20年代巴黎的一些往事，讲她自己当模特时的经历。当年她经常和毕加索一起闲逛，同詹姆斯·乔伊斯幽会，与莫迪里亚尼一起做爱。她说莫迪里亚尼特别喜欢她的乳房。她还亲自展示一下，脱掉上衣说：“摸摸吧，它们和新的一样好。”

坦比木图推荐的菲茨罗维斯亚区的酒馆

黑马酒馆（W1T拉斯博恩街6号）

如今黑马酒馆已成为拜伦伯格酒馆（不过他们很精明，将其称为“骑在黑马背上的拜伦”）。据麦克拉伦介绍，当时黑马酒馆是“从牛津街来到拉斯博恩街后的第一家酒馆，但通常也是最后一家被光顾的酒馆”。

泥瓦匠酒馆（W1T格雷斯街31号）

也被称为“窃贼落脚之地”，因为一群窃贼曾经闯了进来，一晚上在存货间转来转去。这家酒馆是坦比木图推荐的重点酒馆。不过那里几乎没有发生过值得文坛关注的事情。也许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津津有味地喝啤酒。

格兰比侯爵酒馆（W1T拉斯博恩街2号）

这是T.S.艾略特喜欢光顾的酒馆，也是有名的犯罪活动高发地。妓女和街头小混混经常在此出没，休假的水手也常来这里猎艳。狄兰·托马斯曾经来到这家酒馆，希望同那些来此寻找同性恋伙伴的近卫团士兵打上一架。他在这家酒馆里还写过《国王金丝雀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King's Canary).

麦捆酒馆（W1T拉斯伯恩街25号）

狄兰·托马斯在这处酒馆里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凯特琳。他把头枕在凯特琳的腿上，向她求婚。另一件不太浪漫的事是，乔治·奥威尔曾在这里酒后吐了一地。据说，乔治·奥威尔有一次在这处酒馆的房间里，听著名的布景设计师吉尔伯特·伍德（Gilbert Wood）讲述自己在影片《老鼠的死亡》（Death of a Rat）剧组的工作情况。随后他便从中获得灵感，在《一九八四》这部小说中写出了101房间可怕的老鼠故事。

纽曼阿姆斯（W1T拉斯波恩街23号）

这处传统风格的酒馆是乔治·奥威尔所写的小说《一九八四》中“无产者酒馆”的原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地广告公司高管们成群结队地来此品尝楼上出售的美味馅饼。在狄兰·托马斯经常来此光顾期间，这家酒馆的老板是一位名叫乔·詹金斯的诗人。如今为了纪念这位诗人竖起了一块蓝色牌匾，上面写着“乔·詹金斯，酒馆前老板、诗人、追求享乐的人、老蠢货，平时咒骂出现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高地人酒馆（也称为内利耶迪恩酒馆W1D迪恩街89号）

这家酒馆关门较晚。因此当地别处酒馆开始关门后，艺术家和饮酒者们便纷纷来到高地人酒馆。“如果说40年代当时还有统一的文学运动的话，”安东尼·伯吉斯说道，“也只是体现在麦捆酒馆晚10点关门后，涌向迪恩街高地人酒馆的那些优秀诗人和末流诗人身上。”

狄兰·托马斯也喜爱菲茨罗伊酒馆，经常在啤酒杯垫上为酒吧里最漂亮的女人写诗。另一位常客是阿莱斯特·克劳利。据说他为菲茨罗伊酒馆创造了忽必烈2号鸡尾酒。那是一种杜松子酒、味美思酒和鸦片酊混合配制的烈性酒。

乔治·奥威尔不仅以严格的道德要求和坚守社会主义信念而著称，而且还深谙聚会之道。他写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被美国月度最佳图书俱乐部选为月度最佳图书后，他便去贝特曼街“狗与鸭”酒馆喝了几杯苦艾酒，表示庆祝。他还写过一篇题为《水中月》的文章，描绘心目中的理想酒馆［以伊斯灵顿一带的卡农伯里（Canonbury）酒馆为原型］——那里环境安静，便于交谈，快餐柜台上提供肝泥香肠，服务员会用带把手的玻璃杯端上优质啤酒。

另外一处值得光顾的酒馆是拉斯博恩街上的约克公爵酒馆，尽管你不一定要冲着这家酒馆在文坛上的响亮名头前去实地体验一番。1943年的一天夜晚，安东尼·伯吉斯和妻子琳妮正在约克公爵酒馆里饮酒，突然闯进一个持刀行凶团伙。他们砸烂玻璃杯，威胁客人把啤酒倒在地上。伯吉斯的妻子表示了不满，他们立刻强迫她独自喝下大量啤酒。她不慌不乱，从容应对，折服了这帮歹徒。他们主动表示往后要保护她不受其余帮派团伙的骚扰和伤害。这次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提供了创作灵感。

也不要效仿狄兰·托马斯喝酒的样子。你无法和他相比。当时伦敦所有人在喝酒方面都比不过他，直到1953年他可悲地英年早逝。这说明即便是他铁打一般的体格也只能承受那么多。生活得比较开心的那几年，他经常在朗廷街英国广播公司的波特兰大楼演播室里喝醉酒（但是表现不俗）。有一次他在诗歌朗诵直播前睡着了，甚至还打起了呼噜。直播前两分钟他被叫醒，凭借接近完美的临场发挥朗诵了《圣塞西莉亚节》（Saint Cecilia's Day）……几乎没有一处含糊不清的发音。有一次他在广播中停了下来，声称“有人让我感到厌烦。我认为那个人就是我”，让节目制作人甚感不悦。

狄兰·托马斯曾长时间居住在温特沃斯公司的一处寓所里（位于切尔西区曼雷萨路），并用一些书籍制作了家具。20世纪30年代，他在佩尔西街1号的埃菲尔铁塔旅馆住过不长时间，同凯特琳·麦克纳马拉挤在一个房间里。他们最终离开时，狄兰·托马斯把账单记在了奥古斯塔斯·约翰账上。约翰指责房主欺诈他：“我看你是在蛮横无理地欺骗我……一两顿午饭要花43英镑，这也太贵了。”那位旅馆老板（奥地利人）回应说那不是午饭钱：“是那位卷发的小个子威尔士人欠我的钱。他住了两个星期，还管饭。他说让你付钱。”

有一次，烹饪美食作家西奥多拉·菲茨吉本斯（The odora Fitzgibbon,1916-1991）发现狄兰·托马斯摇摇晃晃地走在国王路上（位于切尔西区）。狄兰·托马斯抱着一台缝纫机，要把它卖了换酒喝（那是菲茨吉本斯的缝纫机）。狄兰·托马斯当时睡在她家的沙发上。

最糟糕的是，1953年狄兰·托马斯把《牛奶树下》（Under Milk Wood）唯一的手稿丢在了索霍区的一家酒馆里，然后乘飞机去了纽约。后来手稿幸亏被英国广播公司那位名如其人的节目制作人道格拉斯·克莱弗登（Douglas Cleverdon）找到了    ，从而保住了诗人的文化遗产，没有因为喝酒误了大事。

如果豪饮之后你感到头痛，也许你会对伦敦文学史上的一个最佳解酒疗法感兴趣。这要拜著名作家P.G.沃德豪斯（P.G.Wodehouse,1881-1975）所赐。吉夫斯（Jeeves）一开始赢得了伯迪·伍斯特（Bertie Wooster）的好感，做了他的贴身男仆，因为吉夫斯向他透露了“极能使人精神倍增”的解酒疗方：用生鸡蛋、伍斯特辣酱油和红辣椒混合配制。吉夫斯和伯迪后来的许多冒险活动都在伯克利大厦3号展开。这是伯迪在小说中位于梅费尔高级住宅区伯克利街上的虚构地址，或者其附近的俱乐部原型常被认为是克里福德街上的巴克斯俱乐部。伯迪和他的朋友们也喜欢在市里游逛。在《伍斯特准则》（The Code of the Woosters）中，伯迪先是有些得意忘形地欢度赛船之夜，后来因为偷窃警察的头盔在莱斯特广场被捕。在《繁殖季节》（The Mating Season）中，他的朋友格西·芬克-诺特尔克（Gussie Fink-Not-tle）自找了更大麻烦：他因为一头扎入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喷泉里，被关进监狱14天。

20世纪末伦敦最有名的饮酒牛人当中就有新闻记者杰弗里·伯纳德（Jeffrey Bernard,1932-1997）。他不仅坐在希腊街酒馆里喝酒有名气，给报纸发稿同样有名气。他经常因为饮酒耽误写稿。报社经常收到的是“杰弗里·伯纳德身体不适”这句话，而不是他写的专栏文章。他仍然不思悔改，声称“经常有人问我喝酒是不是影响了我的工作。对此我的回答是，喝酒从来没有影响过我的工作，反倒是我的工作有时影响我喝酒”。

佩尔西继续在前面凝视着他，好像一个人把生活的酒杯喝干后，却发现杯底有一个死耗子。

P.G.沃德豪斯《帽子大谜团》

沃德豪斯本人也曾触犯过法律。1900年从达威奇学院毕业后，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年轻的沃德豪斯被迫进入汇丰银行当职员（该银行位于怀恩堂街9号，离英格兰银行不远）。沃德豪斯后来称，他上班时总是要迟到。在其他职员的鼓励下，最终以冲刺速度赶到银行。但是后来他因为偷窃办公室文件用于创作短篇小说，真正陷入了困境。他认为自己是“潜入汇丰银行的最拙劣的窃贼”。罪行败露后，警方负责人称，“只有傻瓜才会撕账簿的第一页”。他立刻传唤沃德豪斯。这位作家全部招供，工作不到一年便被解雇了。他失去了银行工作，我们却因此有了不朽的收获。随后他很快便在《环球杂志》上开辟了一个专栏，专职从事写作，写出了许多自莎士比亚手持羽毛笔进行创作以来堪称最为优美精湛的语句。

重要地址

卡文迪什酒馆SW1Y杰明街81号（地铁站：格林公园）

内利耶迪恩酒馆W1D迪恩街89号（地铁站：托特纳姆宫路）

菲茨罗伊酒馆W1T2LY夏洛特街16A号（地铁站：托特纳姆宫路）

约克公爵酒馆W1T拉斯博恩街47号（地铁站：托特纳姆宫路）

推荐阅读书目

朱利安·麦克拉伦-罗斯《四十年代回忆录》安东尼·鲍威尔《与时代合拍的舞蹈》

伊夫林·沃《罪恶的躯体》《旧地重游》

P.G.沃德豪斯《伍斯特准则》

第15章

出版商与书商

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曾经说过：“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伦敦的书店和销售的图书总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乔治·奥威尔指出，它们还具有其他益处。“在伦敦这样的城市里，”他说，“总有许多看上去好像疯癫的人走在大街上。他们往往朝着书店方向走去，因为在书店里你可以逛上很长时间，而不必花一分钱，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

奥威尔心里很清楚，因为他是伦敦众多著名书商之一，他曾在卡姆登镇的一家书店里工作过。他回忆说，在书店里整天把沉重的破皮书搬进搬出，几乎败坏了他爱书的情趣。

他也许还注意到，最出彩的怪人就是那些读书人。其中最有名者当属詹姆斯·拉金顿（James Lackington,1746-1815）。他是图书行业被人遗忘的英雄，从穷小子变成了有钱人，其奋斗历程足可以同迪克·威廷顿（Dick Whittington）相提并论。当初他和妻子刚来伦敦时就用仅剩的半克朗硬币买了一本书。他的理由是，“如果用来买饭，明天就会吃光，快乐很快就消失了”。书则不然——至少，如果是本好书的话——会给他们今后的生活一直带来快乐。

后来证明，拉金顿运气不错。他和妻子饿着肚子买下的那本书名叫《静夜思绪》（Night Thoughts），的确是本好书。那是爱德华·扬格（Edward Young,1683-1765）创作的一部史诗，如书名所示，以黑夜时光沉思为主题。这部作品流行了好几年，很受欢迎。1797年还发行了由威廉·布莱克绘制插图的新版本。

就在这个新版本问世时，拉金顿也取得了不同凡响的业绩。他提出了廉价销售库存图书的崭新理念，要让广大民众都读得起书。1792年他用积蓄的资金在芬斯伯里广场开了一家大型书店。随后这家书店很快被誉为“缪斯神殿”。其规模确实宏大。在开业那天，一辆四匹马拉的邮车绕书店柜台转了一圈。

后来这家大型书店颇为引人注目，因为出版商约翰·泰勒（1781-1864）和詹姆斯·赫西（James Hessey,1785-1870）在此相遇，站在柜台后面亲自售书。他们陆续出版了约翰·济慈、珀西·比希·雪莱和查尔斯·兰姆的作品。约翰·弥尔顿的作品最初也是一位书商出版的，此人名叫塞缪尔·西蒙斯（1640-1687），他从住宅里直接售书。他的住宅（也在里面印刷他出版的图书）“位于奥尔德斯盖特街金狮大厦旁边”。西蒙斯在当今的名声不好，因为据说在17世纪60年代，他只付给失明的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5英镑稿费，并许诺说如果能卖出1300本，另外再付给5英镑。实际上在这笔交易中弥尔顿获得20英镑，而且以后还要从销售收入中分到提成收入。这样来看收入已经不低，因为当时经常不付给作家任何稿费。

书商兼拜伦勋爵等人的出版商约翰·默里（1778-1843）的行为就不可原谅了。1824年拜伦去世后，他便在自己的住宅和阿尔伯马尔街50号的办公室里把这位浪漫诗人的日记烧毁了。他担心日记会进一步损害诗人死后的声誉（日记作者因与自己的妹妹爆出不伦丑闻，不久前刚被驱逐出英国）。他这几把火烧下去，致使后世读者再没有机会去一睹世界文坛最有名的隐私闲篇。其实这对于拜伦的地位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众所周知拜伦最终把他的妹妹赶走了。

在比较开心的时期，默里和拜伦联手在伦敦文坛引起极大轰动：1812年默里出版了拜伦创作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前两章。这一卷作品在舰队街32号默里书店销售，3天售完。拜伦成为第一位英俊帅气的文坛明星。（“如果好奇心驱使着你，如果你不怕满足它”，有位崇拜明星的狂热女粉丝在信中这样写道，然后她便于早上7点钟在伦敦的格林公园等待拜伦。）

10年后，拜伦按着阿尔伯马尔街办公室地址给默里写了一封书信，谎称是自己的忠诚贴身男仆弗莱彻。在信中“弗莱彻”声称，他非常悲痛地传递一个噩耗：拜伦已经去世了。可悲的是，仅仅两年后真正的弗莱彻写了一封颇为类似的书信——这一次，拜伦真的去世了。他在科林斯湾为希腊的独立英勇奋斗过程中患上了寒热症，不幸去世。“请原谅所有的缺点不足吧，”书信一开始这样写道，“因为我几乎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随后不久，默里将这位诗人的日记付之一炬。

约翰·莫里销售出的图书数量非常可观，但是价格很高，都卖给了有钱的顾客。企鹅图书公司创始人艾伦·莱恩（Allen Lane,1902-1970）较多地体现了杰克·拉金顿的经营传统。他认为，让每个人都读得起书的最佳途径不仅仅是降价出售库存图书，还应该一开始就出版价格低廉的图书。

据说，莱恩在等待从埃克塞特（Exeter，他在那里拜访了阿加莎·克里斯蒂）返回伦敦的列车上，为他自己的公司萌发了上述经营理念。等车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没有合适的读物可看，又非常不喜欢车站出售的那些图书。于是他当时下定决心要出版简装图书。这种图书不仅生产成本低，价格便宜，而且内容精彩，装帧设计漂亮。人们能够在伍尔沃斯那样的普通书店和当地火车站设置的自动售书机处（号称“企鹅孵器”）买到这种简装图书。

1935年莱恩在位于梅费尔高级住宅区维戈（Vigo）街8号他叔父的博得利海德（Bodley Head）公司办公室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如今原址上悬挂着一块蓝色牌匾，纪念这家“改变了英语世界阅读习惯的公司”）。起初没人认为莱恩的想法会行得通。博得利海德公司拒绝为莱恩的公司支付任何费用。他的父母只好把住宅抵押出去，以支付企鹅公司的最初成本费用。不过这次还是赌赢了。企鹅公司于1935年成立后，伍尔沃斯公司购买了63000册图书。企鹅公司用这笔销售收入支付了相关生产经营费用。莱恩让企鹅公司独立经营后便脱离了博得利海德公司，将自己的公司搬迁到马里波恩路上的圣三一教堂地下室里，距大波特兰火车站不远。

火车站这个地点对于企鹅公司的成功经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莱恩手下的员工只需花一便士就可以去大波兰街火车站厕所方便一下。莱恩甚至还给他们多发了一些如厕费用。最初的办公经营场所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工作安排，包括安装了从街面直达地下室的游乐场式滑梯，用于接收图书包裹。所有这些设施并未影响公司的财运。到1936年从初创到运行的仅仅一年时间里，企鹅公司销售图书总计超过100万册。

鉴于上述喜人的销售业绩，1936年在距考文特花园不远处的亨利埃塔（Henrietta）街又成立了一家伦敦廉价图书经营机构，“左翼图书俱乐部”。这绝非偶然。由维克多·戈兰茨（Victor Gollancz,1893-1967）创建的这家俱乐部隶属于他经营的主体（也是更加正统的）维克多·戈兰茨出版有限公司。左翼图书俱乐部从根本上体现了戈兰茨的如下意愿：振兴英国左翼政治势力，“推进为争取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而进行的迫切斗争”。俱乐部每月向会员发布图书选购书单，而且还发行一份简报（这份简报后来发展成为一份重要的政治杂志）。这家俱乐部的早期作家还包括乔治·奥威尔、克莱门特·阿特利（Clement Attlee,1883-1967）和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1909-1995）。原来设想拥有2500名左右会员。但是在一年之内，会员总数达到4万人；到1939年达到57000人。全国各地涌现出1200多家俱乐部，共同探讨每月的购书单。可以说，左翼图书俱乐部及其精神理想帮助工党在1945年大选取得了重大胜利。

然而也有不和谐的时候。戈兰茨在出版奥威尔所写的《通向威根堤之路》（The Roadto Wigan Pier，这是一部反映英格兰北部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作品）时，坚持要求写一篇前言，表明与中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人（同奥威尔很类似）脱离关系。戈兰茨认为，奥威尔并不真正了解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他甚至在后来重新出版《通向威根堤之路》时，删去了自己不认同的下半部分内容。难怪奥威尔将他的下一部作品《向卡塔罗尼亚致敬》（Homageto Catalonia）送到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去出版（这家出版社位于大道对面的霍索区卡莱尔街14号）。

戈兰茨并非是唯一一位不看好乔治·奥威尔的编辑。在布鲁姆斯伯里区费伯-费伯出版社的办公室里（罗素街24号，距大英博物馆很近），T.S.艾略特指责《动物农场》所表现出的“托洛茨基主义”政治观点，并且怀疑奥威尔是否真的“有话要说”。艾略特的上述言论也许同下面这件事情有关。1932年艾略特同样不看好奥威尔所写的第一部作品《巴黎伦敦落难记》（Downand Outin Parisand London）（我很遗憾地说……在我看来这部作品不可能出版）。后来奥威尔便在陆续发表的几部作品中对艾略特这位诗人进行猛烈抨击。在《通向威根堤之路》中，奥威尔甚至把艾略特称为法西斯分子、“废物”。

但是艾略特在费伯-费伯出版社工作期间（1925年这家出版社成立后不久，艾略特便加盟供职，直到1965年去世）取得了不少出色业绩。首先他于1928年拍板决定出版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1886-1967）所写的《猎狐者回忆录》（Memoirs of A Fox-Hunting Man）。这部作品在6个月内再版8次。通过艾略特引荐，费伯-费伯出版社吸引了其他一些久负盛名的作家前来加盟，比如埃兹拉·庞德，让·科克托（Jean Cocteau,1889-1963）、W.H.奥登（W.H.Auden,1907-1973）和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等人。

伍尔芙夫妇并不是在伦敦从事手工印书出版的第一家出版商。这项荣誉应该归于另外一位著名的先驱者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1476他在威斯敏斯特一处租来的店铺里安装了英格兰第一台印刷机。遗憾的是，具体地点不明。从那时起到1492年他去世前为止［在一位名叫温肯·德·沃德（Wynkende Worde）的业内人士帮助下——这是名字决定职业选择的绝佳实例］，卡克斯顿一共印刷了100多种书，包括《亚瑟之死》（Le Morte D'Arthur）和《坎特伯雷故事集》。他对于实现英语规范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艾略特在费伯-费伯出版社工作期间，发起成立了图书委员会并主持其日常工作。每周四举行一次漫长的编辑会议，与会的所有负责人和编辑从上午8点坐到下午4点，共同研究决定要出版哪些图书。由于会上提供大量啤酒，更有艾略特偶尔开一些恶搞玩笑，会议气氛比较活跃。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受到欢迎。费伯-费伯出版社的员工经常护着艾略特，不让他遇到分居的妻子薇薇恩。每当她出现在接待处，很想见到她的丈夫时，他们也不告诉她艾略特就在办公室里。

艾略特的一些朋友对这位女人的苦境表示同情，但弗吉尼亚·伍尔芙是个例外。这位尖刻女作家曾经说过，诗人艾略特把他可怜的妻子“像一袋白鼬那样挂在了脖子上”。伍尔芙很了解艾略特，故出此言——主要原因是伍尔芙是艾略特的出版商。她和丈夫伦纳德联手开办了规模不大的霍加斯出版社，只靠一台手工操作的印刷机开展印刷业务，目的是在她不写作时做点“高兴的事情”散散心，免得心慌意乱，焦躁不安。

霍加斯出版社成立于1917年，名字取自伍尔芙夫妇在泰晤士河畔里士满一带居住的住宅霍加斯寓所（位于天堂路上）。印出的第一本书错误百出（现在肯定值一大笔钱），但是这对夫妇仍然坚持不懈，继续努力。没过多久，印刷器材就摆得到处都是，用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话说，“渐渐地挤占了整个住宅”。伦纳德透露说：“我们在餐厅里装订图书，在客厅里同印刷工人、装订工人和作者见面……在食品储藏室里开机印刷。”

1924年他们夫妇二人又回到了位于布鲁姆斯伯里中心区域的塔维斯托克广场52号，距费伯-费伯出版社很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把楼上的几个房间用作日常生活区，把地下室用作出版社办公场所。他们依靠很少的经费开始印刷出版艾略特的诗歌，以及E.M.福斯特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经典作品。

霍加斯出版社也许处于20世纪20年代先锋派文学的最前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赞同一切作品。他们曾经拒绝出版《尤利西斯》。他们对詹姆斯·乔伊斯解释说，他们这家小型出版社承担不起繁重的排版工作。弗吉尼亚·伍尔芙在私下里说，《尤利西斯》“乏味”“粗俗”，是一堆“废话”。乔伊斯后来在《芬尼根的觉醒》（Finnegans Wake）这部作品中，把他们夫妇二人称为“无脑无趣的伍尔芙夫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岁月里，希特勒不经意对伦敦的文学生活做出了很大贡献。书店老板，反主流文化研究专家巴里·迈尔斯（Barry Miles,1943——）在《伦敦的呼叫》（London Call-ing）中解释说，在伦敦最具突破性和时代特点的独立出版社中，有六家是由逃到伦敦躲避迫害的欧洲犹太人在20世纪后半期创立的。

以彼得·欧文（Peter Owen,1927-2016）为例，他原名叫奥芬施塔特（Offenstadt），20世纪30年代逃出了柏林。1951年他在伦敦西区肯威路自家住宅里创立了同名出版社，在餐桌上编辑书稿。他雇用的第一个编辑是作家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他将她称为“我曾经雇用过的最好的秘书”。她后来以自己在各家古怪出版商那里的工作经历为素材，创作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来自肯辛顿的呼喊》（A Far Cryfrom Kensington）。欧文曾经公布了一份令人惊讶的名单，上面列出的作家包括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1910-1999）、安德杰·纪德（AndréGide,1869-1951）、让·科克托（Jean Cocteau）、柯莱特（Colette,1873-1954）、阿娜伊斯·宁（1903-1977）以及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等著名作家。欧文还是20世纪60年代时髦放纵的领军人物之一。当时他的办公室被称为“光怪陆离的巢穴”。

向路过帕特诺斯特街（Paternoster）的出版商幽魂致敬。这条街道曾经是伦敦图书行业中心，直到1940年一天夜晚，一次轰炸摧毁了500万册图书和几十个出版商的办公室。

安德烈·多伊奇（AndréDeutsch,1917-2000）来自布达佩斯。当年他作为敌国公民被关押在英国属地曼岛（Isle of Man）期间就立志要成为一位出版商。在岛上他结识了一位欧洲文学编辑。1952年安德烈·多伊奇有限公司开始正式运营。除了出版《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这样的经典作品以及英国作家V.S.奈保尔（V.S.Naipaul,1932——）的早期作品以外，他还出版了美国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创作的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当时按着英国审查制度的要求，这部长篇小说中的“fuck”（性交）一律改成“fug”（待在闷室里）。后来产生的争议却使这部作品风靡一时，这家出版社的好运气也从此确定。

多伊奇还雇用了汤姆·马施勒（Tom Maschler,1933——），马施勒六岁时就跟随父母从维也纳逃到了伦敦。马施勒后来出版了“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en）纲领性选集《宣言》（Decla-ration），担任乔纳森·凯普（Jonathan Cape）出版公司的主管，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波特诺伊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和《移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等多部名著的出版商。

乔治·魏登费尔德（George Weidenfeld,1919-2016）于1938年从维也纳来到伦敦。10年后他与别人共同创立了魏登费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公司，1959年出版英国第一版《洛丽塔》（Lolita）。

战后，伦敦继续成为麦克兰伦和企鹅等大型出版公司的所在地，但同时也涌现出一批追求时尚、充满活力的新型出版社。其中业绩非常显出的人物是约翰·考尔德（John Calder,1927——）和马里恩·博雅斯（Marion Boyars,1928-1999）。他们在位于索霍区布鲁尔街（Brewer）18号的办公室里改变了20世纪文学的面貌。考尔德和博雅斯都是非传统写作和“新小说”的坚定支持者。除其他作家外，他们还出版过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891-1980）、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1914-1997）和塞缪尔·贝克特等名家的作品。

据《约翰·考尔德未审查版回忆录》（The Uncensored Memoirs of John Calder）透露，一天下午贝克特在索霍区的一家咖啡馆里同考尔德见面后就加盟了他的出版公司。他们一起在咖啡馆里探讨了“人生及其毫无意义之处，以及人与人残忍相待”等问题。

考尔德通过出版有争议的作品获得了很大发展。书迷们纷纷抢购他的出版公司最新出版的作品，“生怕又遭到查禁”，而且排队参加引起报纸头版新闻报道关注的读书活动。在爱丁堡举行的一次读书会上，“有位年轻裸体女子……坐在购物车上四处招摇，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在这个时代涌现出许多迎合对先锋派作品需要的新书店。1947年“精品书店”在查令十字路92号开业。20世纪50年代，这家书店是“愤怒的青年”最好的去处。到了60年代，精品书店显示出了自己的真实价值，大受欢迎。于是书店老板托尼·戈德温（Tony Godwin,1920-1976）又扩大书店规模，占用了附近新康普顿街（New Compton Street）1号、3号和5号大楼。戈德温的想法让人有些难以理解。他对室内设计师说，希望看到图书“在银白色雾中漂浮”的效果。设计师随后设计出带有转轮的独立式书架，上面漆成银白色，油漆落在了图书上。要是有人倚靠时用力过猛，书架就会翻倒。不过这家书店仍然是英国可以找到亨利·米勒作品的少数书店之一（当时米勒的作品在英国受到查禁；精品书店自有解决办法：直接从格罗夫出版社的美国库房订购，因为那里的职员并不知道米勒的作品在英国是禁书）。精品书店还是设在美国旧金山市的“垮掉的一代”城市之光书店的交流重地。有一次城市之光书店甚至派了一位经理过来，要把精品书店变成放荡不羁的文化书店。还有一次（仅有的一次）反主流文化诗人、20世纪60年代的煽动者、文艺复兴时期式的多才多艺者杰夫·纳特尔（Jeff Nuttall,1933-2004）在精品书店举行朗诵会，还向听众抛掷大块生肉……从1966年到1968年，每逢周一和周二他都要出现在“大众表演”上。在这种场合下，一群表演艺术家往往用出格的表演行为把观众吓得惊恐不已，不再沾沾自喜；表演场合包括一面尖叫着朗诵语言激烈的诗歌，一面从一位王室女人的腹部拉出湿淋淋的内脏。

在精品书店举行的盛大活动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别样氛围，一种难以言说的混杂氛围。既有基督教贵格派特点，也有无政府主义色彩，还有颓废情调。到场的人群中通常有出版业的理想主义者，大有发展前途的人士，和蔼可亲的吸毒者，一两位名人，还有一群突然冒出来的小青年，他们当中总共包括三种性别。

杰夫·纳特尔

1965年精品书店卖给了哈特查兹书店——伦敦最古老的书店，也是出售带有作者签名的第一版图书的老式书店。那时伦敦的反主流派文化已经陷入混乱。业内人士认为，需要另外开设一家书店。于是当年晚些时候印迪卡书店（Indica）开门营业。同精品书店一样，这家书店既有售书店铺，也有图书展览室。印迪卡书店最初位于梅森院（Mason's Yard，距圣詹姆斯教堂所在的公爵街很近），被摇滚乐明星、新闻记者兼科幻作家米克·法伦（Mick Farren,1943-2013）称为“进入神奇王国的门票”。很快它又成为伦敦时髦放纵时代的文化中心之一。威廉·巴勒斯、马尔科姆（Malcolm X,1925-1965）和J.G.巴拉德（J.G.Ballard,1930-2009）所写的作品同前卫爵士音乐家桑·拉（Sun Ra）和美国硬摇滚乐队The Fugs的密纹唱片一起摆在书架上。另外还有埃兹拉·庞德和莱尼·布鲁斯（Lenny Bruce,1925-1966）的讲话唱片。地下发行的报纸《国际时代报》（International Times）在这家书店的地下室里开展业务经营。楼上有一个画廊，在那里举办的一次画展上约翰·伦农（John Lennon）第一次遇到他未来的第二任妻子小野洋子（Yoko Ono）。

哈特查兹书店是伦敦也是英国最古老的书店，由约翰·哈特查德（John Hatchard）在1797年开设，自1801年一直位于皮卡迪利街187号。那时《爱丁堡评论》把这家书店的顾客称为“穿着讲究的成功绅士，每天在书店聚集，同有权有势的人关系不错，对于现存体制和现有环境均感到满意”。从那时起老顾客一直是高层次消费阶层的人士。自夏洛特王后以来，英国王室成员也一直在这家书店设有购书账户（包括查尔斯王子、菲利普亲王和英国女王）。

另外还有一些头脑更加聪明的来客。拜伦在伦敦生活期间就居住在街道对面。奥斯卡·王尔德也把哈特查兹书店当作自己喜欢的书店，从附近的皇家拱廊（Royal Arcade）购买他喜爱的绿色康乃馨（别在纽扣孔里）。令人心酸的是，王尔德的妻子康斯坦斯·王尔德后来从这家书店订购了一些他在狱中创作的《累丁监狱之歌》（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诺埃尔·考沃德（Noel Coward）也是这家书店的一个顾客。他十几岁时从福特纳姆-梅森百货商店里偷了一个手提箱，然后把它带到哈特查兹书店，装满了图书。尽管被当场捉住，仍然无法使他就此罢手。另一次他行窃时被当场捉住，可他居然说：“真是的！看看这家店管理有多差劲。我可以拿走十几本书，谁也发现不了。”

1966年这家书店搬到了南安普敦路。那时书店的另一位老板巴利·麦尔斯声称，他送给伦农一本蒂莫西·列瑞（Timothy Leary,1920-1996）写的介绍《西藏度亡经》（Tibetan Bookof the Dead）的入门书。在第14页上，列瑞提出了一些静心放松、顺其自然的有益建议。这些建议后来成为《明日也迷惘》（To-morrow Never Knows）的开篇内容。

福伊尔斯书店（Foyles）于1903年在创始人威廉与查尔斯·福伊尔的家中开门迎客。1904年搬到古旧书籍的天堂——塞西尔短街，后于1906年搬到查令十字路135号，在那里经营了较长时间。这家书店曾经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因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书架空间（总长度达到30英里）。它同样出名的是，很难在这些书架找到任何东西。

1945年这家书店传到了威廉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福伊尔手里。随后她成功地采取了几项创新措施，比如长期举行一系列有著名作家参加的文学午餐会。不过她也造成了不少混乱。她一直拒绝安装电子现金出纳机。相反，她在店里采用复杂的付款系统，顾客必须排队三次：第一次去拿购书发票，然后去支付现金，最后排队取书。为何要这样呢？因为克里斯蒂娜向来看不起“低层社会”，不指望店员收取现金。同时书架上的图书是按着出版商名称，而不是按着作者姓名或主题内容加以布置排列。这家书店因此落下了经营混乱的坏名声，让狄龙斯（Dillons）图书连锁店有机可乘。查令十字路公共汽车站候车亭打出了这样的广告：“还去福伊尔斯书店吗？”上面写着，“来狄龙斯书店看看吧。”

然而，福伊尔斯书店笑到了最后。狄龙斯书店在20世纪90年代销声匿迹了。如今福伊尔斯书店仍然坐落在查令十字路上，总部规模更大，面貌一新。

你是否有几个小时的闲暇时间，一个支持你慷慨大方的消费账户，还有痛饮之后放倒大象的豪情？那好，你可以从下面这些出版界人士著名的聚会场所获得灵感，得到鼓励。

鲁尔斯餐厅

（WC2E梅登路34-35号）

鲁尔斯餐厅自1798年开业以来，接待过无数出版商及其客户，其中有约翰·默里和拜伦。当年马克思·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和安东尼·布朗德（Anthony Blond）在这家餐厅里把出版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第十个人》（The Tenth Man）的协议写在了一份菜单的背后：“《第十个人》将由BH（博得利海德）和AB（安东尼·布朗德）联合出版……GG（格雷厄姆·格林）将获得较大一笔版税和大部分国外版权。”格林本人也喜欢这家餐厅，因为它是《爱到尽头》（The End of the Affair）中的重要约会地点之一，婚外情双方在这里一边吃着牛排、猪排，一边谈情说爱。

约克大教堂（今为法国大厦）（W1D迪恩街49号）

这处吃喝聚会之地曾经叫约克大教堂，后来被称为法国大厦，因为当年查理·戴高乐（Charlesde Gaulle）在这里组建了自由法国部队。如今外面飘扬着一面法国国旗。这家餐厅只卖一份为半品脱的酒水（更具法国风味），远近闻名。温德姆·刘易斯、阿莱斯特·克劳利、奥伯龙·沃（Auberon Waugh,1939-2001）和安东尼·伯吉斯都曾是这家餐厅的顾客。1960年2月，西尔维亚·普拉斯同海涅曼（Heinemann）出版社签订了《巨像》（The Colossus）的出版协议。

格劳乔俱乐部

（W1D迪恩街45号）

这家远近闻名（也有些声名狼藉）的聚会场所由出版商卡门·卡里尔（Carmen Callil,1938——）、里茨·考尔德（Liz Calder）和经纪人艾德·维克多（Ed Victor,1939——）共同创建。俱乐部的名字取自集演员、编剧与导演于一身的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他说过一句有名的俏皮话：凡是愿意接纳他成为会员的俱乐部他都不加入。

尽管20世纪60年代开展过妇女解放运动，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也有戴安娜·艾希尔（Diana Athill,1917——）那样出色的女编辑，出版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男人掌管。1972年这样的事实成为古奇街一家俱乐部里的热门谈话内容。当时卡门·卡里尔正忙着为第一期女性杂志《排骨》（Spare Rib）做一些宣传工作。午餐休息时分，她在俱乐部里饮酒。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这是明快开心的时刻。初步商定完图书出版事宜后，她在一本介绍女神的词典里看见了Virago（悍妇）这个名称。她们的图标是一只被咬过的苹果，由《女太监》封面设计师绘制。1975年她们在位于切尔西区切恩路的卡里尔住宅里开始了经营运作，后来又于1977年搬迁到索霍区沃多尔（Wardour）街5号4楼，下面是一家弹球游戏室和男士美发厅。她们从那里出版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作品，证明“人口中的另外50%”同男人一样对读书有兴趣，而且一样具有出书的能力。毋庸置疑她们事业有成，才华横溢，然而姊妹情谊中的生活并非一直温馨可人。甚至有传言说，谁也不去喜欢去洗手间，因为平时总有一位姐妹在那里哭泣。

最后她们的维拉戈出版社（Virago）像大多数独立经营的公司一样，被一家大型企业集团收购。但是自那时起又涌现出几十家维拉戈那样的出版社。在撰写本书的时候，伦敦仍然是博采出版社（Influx）大本营所在地（在托特纳姆经营业务），霍洛威（Holloway）有佩莱恩出版社，骑士桥那一带有菲茨卡拉尔多图书出版社，距阿克斯桥路（Uxbridge）很近，在诗人老板查尔斯·博伊尔家里则经营着CB图书出版社。此外，还有几十家中型出版社。企鹅兰登、麦克米伦、哈珀柯林斯、阿歇特以及西蒙-舒斯特这五家大型出版公司留在伦敦，继续出版世界上最优秀作家的作品，激励他们不断进取，推出更多一流作品。

重要地址

阿尔伯马尔街50号W1S（地铁站：皮卡迪利圆场；格林公园）

维格街8号W1S（地铁站：皮卡迪利圆场；格林公园）

霍加斯寓所TW9天堂路32-34号（地铁站：里士满站）

塞西尔短街WC2（地铁站：托特纳姆宫路）

哈特查兹书店W1J皮卡迪利大街87号（地铁站：皮卡迪利圆场；格林公园）

推荐阅读书目

黛安娜·阿西尔《保留不删》

海莲·汉芙《查令十字街84号》

米克·法伦《给无政府主义者一支烟》费伊·韦尔登《大女人》

第16章

愤怒的青年

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仍然呈现出被炸毁后的一片狼藉惨景。街道被毁得七零八落，已成废墟，重建进程缓慢。食品供应实行配给制，根本喝不到优质咖啡。然而当时已悄然发生着变化。青春文化方兴未艾，索霍区到处涌现出即兴演奏的流行音乐俱乐部，阿飞们在郊区横行无忌；《傻瓜秀》（The Goon Show）滑稽连续广播剧把令人捧腹大笑的超现实主义全新艺术形式带到了英国广播公司。

当时纷纷涌向首都伦敦的还有一群来自工业城镇和闭塞乡村地区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作家。他们不满现状，决心要对统治集团口诛笔伐，提出严厉批评。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1929-1994）来自他所说的“文化沙漠”萨里郡。他曾经在德文郡斯通利的寄宿学校就读，后来因为殴打校长被学校开除［校长打过他，原因是他收听美国演员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的广播节目］。柯林·威尔逊（Colin Wilson）年少早熟，刚从莱斯特抵达伦敦不久，便在一家羊毛厂找到了一份工作。约翰·布莱恩（John Braine,1922-1986）来自布拉德福德市（Bradford）附近的宾利（Bingley）；阿兰·西利托（Alan Sillitoe,1928-2010）来自诺丁汉；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1922-1995）是伦敦本地人（在诺布里长大），从牛津大学归来；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来自考文垂（Coventry）的菲利普·拉金；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也是伦敦本地人，但是来自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近郊城镇哈克尼（Hackney，父亲是那里的一位裁缝）］。

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被统称为“愤怒的青年”，但是他们都不太喜欢这个称呼。甚至就连编辑过愤怒的青年政治文学论文集《宣言》的出版商汤姆·马施勒也说过：“他们不属于一场思想统一的运动。他们在这些文章中直接或间接地相互攻击。有些作者甚至不愿与那些他们强烈反对其观点的人出现在同一本书中。”

要想使你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具有令人震惊的创造性，你不必去努力发掘一种新的写作技巧。只要按照人物的原来面貌去写就行，用不着按着文学惯例的要求去描绘人物。

约翰·布莱恩

但是“愤怒的青年”这一说法已经固定下来，在人们的理解中指的就是那些对英国传统社会不满，一心要表达内心烦恼的青年（白人）男性作家。

虽然这些作家不承认自己是愤怒的青年，但是这个词语在宣传造势上却很有作用。人们认为这个词语在1956年最初造于皇宫剧院，为的是宣传推广约翰·奥斯本所写的戏剧《愤怒的回顾》（Look Backin Anger）。这部戏剧的故事背景设置在英格兰中部地区一套又脏又暗的住房里。平时习惯于观看精美舞台布景的观众，这一回被舞台上展现的又脏又乱的房间景象惊呆了（房间里还有一个烫衣板，让人惊叹不已！）。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称它“肮脏污秽得难以形容”，实在不明白男主角妻子的生活标准怎么会这样低；《每日邮报》哀叹道，那么漂亮的女演员非要在舞台上花费时间熨衣服未免有些掉价：“她好像把全国要洗的衣物都揽下了。”相反，阿兰·西利托以赞赏的口吻说道：“奥斯本不是在为英国戏剧做贡献，而是引爆地雷，把大部分戏剧都炸毁了。”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声名狼藉这种场面。在电视上放映了一部时间为23分钟的纪录片后，这部戏剧开始受到人们欢迎。皇宫剧院舞台导演迈克尔·哈里法克斯（Michael Halifax）介绍说：“那部电视短片放映后，所有人物开始陆续出现了。他们是一些你在剧院里从未见过的人。这些年轻人四处张望，不知该去何方，不明白都有些什么规矩。”

《愤怒的回顾》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形势在发生变化。人们开始议论说，金斯利·艾米斯所写的具有喜剧色彩的文学杰作《幸运儿吉姆》（Lucky Jim)（出版于1954年）也反应出同样的失望情绪。约翰·布莱恩的《顶层的房间》（Roomatthe Top）在1957年获得更大成功，同样表现了一个青年人虽然出身卑微，仍然努力奋斗的经历，而另外一些人却拿卑微的出身在压制他。亚瑟·西顿（Arthur Seaton）对自己干着平庸的工作感到愤愤不平，这一点同样清楚地反映在阿兰·西利托1958年发表的小说《星期六晚上与星期日早晨》（Satur day Nightand Sunday Morning）当中。同一年，阿诺德·威斯克（Arnold Wesker,1932-2016）在作品《大麦鸡汤》里表达了一种政治激情    。这些作家也许表达的内容并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却都怀有相同的激昂精神。

如果你无法使人感到烦恼，写作就没有多大意义。

金斯利·艾米斯

1957年《宣言》文集的问世发行是另一个引起轰动的事件。最初发行聚会地点定在皇家剧院，但是剧院管理人员禁止这样做，因为他们反对约翰·奥斯本的共和派观点。最终聚会在切尔西区国王路152-154号的“野鸡舍”俱乐部举行（这是一处私人俱乐部，其放荡不羁的名气无人能比，现为休闲餐饮名店“比萨快餐”经营场所）。此次《宣言》发行聚会不仅吸引了众多作家，也吸引了政治家、出版商和一大批追随时代精神的上层人士——结果证明，他们不喜欢这种公开展示的没有社会等级的场面。多丽丝·莱辛后来回忆说，当时一位贵族少妇以非常清晰的声音发问道：“这些可怕的小人物都是谁？”语音刚落，原本喧闹的聚会现场顿时静了下来。

当我在创作前两部剧本《厨房》和《大麦鸡汤》时，我以为自己是在以传统方式再现生活经历。但是不对，有人对我说，我是个愤青。是个什么？我？愤怒？我不是一直在说，如果我不高兴就无法写作吗？

阿诺德·威斯克

20世纪50年代，金斯利·艾米斯作为激进分子入狱服刑以后便成为更加愤怒的一位老人。他每天在加里克俱乐部大发议论，在樱草山摄政公园路一带过着中产阶级的显赫生活。走不动路时，他就乘出租车从家里赶往俱乐部。他的思想观点变得明显右倾，甚至曾经同玛格丽特·撒切尔同进午餐。不过他还是写出了像《老魔鬼》（The Old Devils）那样的优秀作品。

他的儿子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也在愤青文学领域很有作为，写出了不少作品，比如《钱》（Money）（描写刻画了典型的伦敦享乐主义者约翰·塞尔夫），以及对20世纪80年代进行猛烈抨击的《伦敦田野》（London Fields）等作品。

然而，有位作家同愤怒的青年这场文学运动，或者同任何一场文学运动都有些格格不入。他就是科林·威尔逊。1956年他发表的作品《局外人》（The Outsider）概要地探讨了小说中的疏离感这个概念（及其必要性）。这本书获得高度评价，销量很大。这对于威尔逊来说非常幸运，因为到那时为止他一直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1953年他初次抵达伦敦时，为了省钱，他购买了一顶帐篷，就睡在汉普斯特德荒野公园里。他白天在大英博物馆阅读室里写作，晚上回到汉普斯特德荒野公园。巴里·麦尔斯在《伦敦的呼叫》（London Calling）中披露，当威尔逊跟他的朋友比尔·霍普金斯谈起自己的日常活动安排时，霍普金斯却回应说：“这主意不错，科尔。把这个传奇故事写出来吧！”威尔逊最终把钱花完了，在考文垂街的里昂街角餐厅（Lyon's Corner House）找到了一份工作，继续睡在露天地里。到《局外人》出版时，他有了房子，同女友乔伊居住在诺丁山切普斯托别墅区24号，不过每天只靠香肠、啤酒和饼干充饥度日。第一版《局外人》两天内售完。随后记者便开始在他的门口排起了长队。威尔逊喜欢邀请他们谈一谈，对他们说他就是“下一个柏拉图”。

虽然愤怒的青年作家谢绝与外界交往，并且承认彼此之间也不太欣赏，他们当中还有不少人经常在同样的地方抛头露面。诗人多姆·莫赖斯（Dom Moraes,1938-2004）说过，城里每一位青年作家都利用过希腊街34号戴维·阿切尔（David Archer,1907-1971）开的书店。阿切尔是位有钱人，并不在意能否赚钱（实际上他在书店的咖啡吧里亏本出售糕点，还向许多常客免费提供咖啡）。他就是想开办一个文学沙龙，还经常不让客人购买他店里的图书，把他们介绍到附近的福伊尔斯书店（据说他把一些急于购买《局外人》一书的顾客打发走了，而当时科林·威尔逊正坐在他的书店里，等待着为购书者签名）。

除阿切尔开设的书店外，青年作家们还经常去老坎普顿街上的法国咖啡店去喝廉价的咖啡。据昆廷·克里斯普（Quentin Crisp,1908-1999）介绍，那里“温暖舒适，待客热情，一些生活条件差的穷作家”常在那里抱着空杯坐在桌边（每小时买一份咖啡就算是租金了）。

1959年，约翰·奥斯本对于《愤怒的回顾》带给他的名声感到厌倦了（不过他对挣到手的钱并未感到厌倦，用它在切尔西购买了一幢大房子）。于是他创作了一部描写闲话专栏作家的音乐剧，名叫《保罗·斯利基的世界》（The Worldof Paul Slickey）。这部音乐剧受到恶评。在上演的第一天晚上，奥斯本就被一伙愤怒的戏迷在查令十字路追赶。

新一代作家们还聚集在莫丽尔·贝尔彻（Muriel Belcher,1908-1979）拥有的一家私人俱乐部“殖民地房间”里。她喜欢把众多客人称为“傻瓜”（带有辱骂之意）、“傻样儿”（带有亲切之意）。在愤怒的青年作家最后一部名著（也是为数不多的以伦敦为故事背景的作品）中，莫丽尔扮演着明星角色。这部名著就是科林·麦克尔尼斯（Colin Mac Innes）195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初生牛犊》（Absolute Beginners）。

“我爱这座城市”，小说中的主人公乘坐出租车经过泰晤士河河堤时这样说道。这部小说带我们穿过风景优美的索霍区、伦敦中部与西部区域，描写了新兴的青春文化及其对爵士乐、服饰和咖啡店的偏爱，展现了青春文化同穷困潦倒者、放浪随意的性关系和惊世骇俗之言的种种关联。这部小说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摩登青少年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20世纪60年代“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再度兴起的青年叛逆潮流的指示路标。

重要地址

野鸡舍俱乐部旧址SW3国王路152-154（地铁站：斯隆广场）

皇宫剧院SW1W斯隆广场（地铁站：斯隆广场）

切普斯托别墅区24号W11（地铁站：拉德布罗克丛林路）

殖民地俱乐部（现已关闭），W1D迪恩街41号（地铁站：托特纳姆宫路）

推荐阅读书目

肯尼斯·艾尔索普《愤怒的十年》金斯利·艾米斯《幸运儿吉姆》

约翰·布莱恩《顶层的房间》

科林·麦克尔尼斯《初生牛犊》

巴里·迈尔斯《伦敦的呼叫》

约翰·奥斯本《愤怒的回顾》

柯林·威尔逊《局外人》

第17章

文坛上的女性

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伦敦有文采的女性一直遭到埋没，甚至不允许写作。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说过，“有头脑、有个性”的女性在早期的现代英国没有公开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机会。“她从不描写自己的生活，几乎不写日记；只有少量书信留传下来。她没有写出可让我们判断其个性为人的剧作和诗歌。”

伍尔芙说的并不完全正确。也有从事写作的女性，而且也有一些文学作品留传后世，甚至从17世纪和更早年代就开始了。然而女性作家鲜为人知的这一事实即说明作品数量明显稀少。另外在莎士比亚时代禁止女性登台表演；甚至到了19世纪许多才华出众的女性艺术家仍认为无法采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表作品。玛丽·安·伊万斯（Mary Ann Evans）自称乔治·艾略特，勃朗特三姐妹决定先以贝尔三兄弟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这样做绝非是为了消遣，实属无奈之举。

尽管如此，从玛格丽·坎普开始（在她之前还有塔西佗提到的布狄卡），许多具有叛逆性格的女性仍然在伦敦文学史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青史留名。

即使在禁止女性登台表演，女性只是男性作家所写作品的灵感来源的时代，仍然有表示异议的声音破空而来。莎士比亚在《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刻画了比阿特丽丝这样的人物。她扬言要给男主角穿上她的“女装，让他成为我的侍女”。在《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泰坦尼亚拒不屈服于奥伯龙，推动剧情进一步向前发展。麦克白夫人和克里奥帕特拉也均非等闲之辈，不可怠慢。

在舞台下面，现实生活中的伦敦本地人玛丽·弗里斯（Mary Frith,1584-1659）混迹在舰队街的犯罪阶层里，渐渐有了些名声。她身穿长裤，爱抽烟斗，想说什么就敢说什么，至少为两部剧作提供了创作素材。一部是约翰·戴（John Day，约1574——约1638）所写的《兴风作浪的梅里·莫尔》（The Mad Pranckes of Mery Moll of the Bankside），另一部是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1580-1627）与托马斯·戴克（Thomas Dekker，约1572-1632）合写的《咆哮女郎》（The Roaring Girl）。她还喜欢亲自登场，表演一番。1611年她在财富剧院为观众表演节目，唱歌弹琴，激烈发问。她虽然因为身穿男装，口无遮拦的做派受过无数次惩罚，包括戴过手枷，仍然毫不悔过，继续穿着长裤，直到1659去世。

那时阿弗拉·本（Aphra Behn，约1640-1689）正要前往伦敦。不久便成为斯皮塔尔菲尔兹（Spitalfields）附近多塞特街多赛特花园剧院的管理人员，当上了查理二世的密探，并写出了《流浪者》（The Rover）和《贵族兄妹情书》（Love Letters Between a Nobleman and His Sister）等剧作。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弗吉尼亚·伍尔芙建议“所有的女人”都应该在阿弗拉·本的坟墓上撒些鲜花，因为她“为她们争取到了坦率直言的权力”。（如果您愿意这样做，她的墓地就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东廊。）

在阿弗拉·本出生26年后，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1666-1731）也来到世上。她住在切尔西区，周围簇拥着一些坦率直言、喜爱文学的女性朋友。她还写过一些作品，比如，《谨女士书》（A Serious Proposalto the Ladies）。“如果男人生来自由，”她问道，“凭什么所有女人就是天生的奴隶？”（无人知道她在切尔西区的具体居住地点，但是以她命名的阿斯特尔街体现出她所具有的不朽名望）。

1689年阿弗拉·本去世，玛丽·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Montagu）出生。蒙塔古夫人是位女作家兼政治期刊主编，经常对当时看待妇女的各种态度提出挑战。她曾在伦敦法院有过精彩表现，并以其连珠妙语使亚历山大·蒲柏那样的人物开心大笑，写过一系列文采飞扬的土耳其游记书信（她丈夫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回国后，她把预防天花接种疫苗技术传到了英国。（为证明其有效性，首先在纽盖特监狱给七名囚犯接种了疫苗。）

蒲柏同蒙塔古夫人后来闹翻了。从长诗《愚人志》开始，蒲柏发表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包含着对蒙塔古夫人的责备指控之词。但是她的好名声却越来越旺，尤其在1762年她的生前遗作《驻土耳其大使馆来鸿》出版后。

蒙塔古这个名字继续以伊丽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1718-1800）这个形式流传下来。伊丽莎白实际上同玛丽·蒙塔古并没有亲戚关系。她原名叫伊丽莎白·司格特（Elizabeth Scott），同爱德华·蒙塔古结婚后才启用了蒙塔古这个姓氏。她的丈夫同玛丽夫人的丈夫有亲戚关系。虽然这两位女士身上并未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但是她们却有着相似的炽烈激情。伊丽莎白是18世纪“蓝袜才女”运动领军人物之一，被约翰逊博士称为“蓝袜女王”。也有人形容她“具有钻石般的绚丽光彩，判断能力严谨可靠，话语中带有锋芒”。

“蓝袜社”是一个非正式组织。当年一群有特权的朋友经常在伊丽莎白·蒙塔古的伦敦住宅（位于波特曼广场），以及包括伊丽莎白·维西（Elizabeth Vesey,1715-1791）、弗朗西斯·博斯科文（Frances Boscawen,1719-1805）在内的社交界女主人家里聚会，“蓝袜社”便应运而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认为，妇女在闲暇时间里应织衣缝纫，把思考的事情留给男人去做。“蓝袜社”反对这种传统观念，邀请客人们就思想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彼此展开充满机智妙趣的谈话交流。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解释说：“几位女士晚上聚在一起，同一些爱好文学，精神抖擞要取悦于女士们的聪明男士谈天说地，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这些聚会被统称为蓝袜才女俱乐部。”

至于“蓝袜”这个称呼，颇有来历。有一次植物学家本杰明·斯蒂灵弗里特（Benjamin Stillingfleet,1702-1771）马马虎虎穿着蓝色羊毛长袜出现在她们举行的社交晚会上。这种蓝色长袜是工人穿的紧身裤袜，而参加沙龙活动应该穿白色丝绸服装。但是这个着装错误却把女主人逗乐了，她们随后便采用了“蓝袜”这个称呼，借以表示超脱世俗虚荣，注重内在精神之意。

虽然名义上的蓝袜着装有些寒酸，这些蓝袜女士当时却非常迷人富有。她们的聚会活动体面风光，仅限于圈内好友参加。

在其他地方，一些颇有成绩的女性革命者从很不起眼的角落发出了自己的呐喊。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局外人中的局外人。

1759年，在当今利物浦附近的樱草街（此街早已拆除），玛丽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舒适的家庭。她的祖父原是一名丝织工，积累了一小笔财富后居住在福尼尔街一幢乔治王朝风格的大宅里。虽然他有些钱财，却居住在工人、持不同政见者和激进牧师聚集的地方。利物浦街和斯皮塔尔菲尔兹周围到处都是制革厂，一个个大缸盛着用来给兽皮除毛的尿液，臊气冲天。任何财富都属于那些白手起家的人。当地人对于“上层”人士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那一带的人爱国自尊心强烈到狂暴的程度。要是有谁愚蠢地穿着法国丝绸服装在街上行走（而不是穿着用正宗英国布料制作的服装），那身衣服肯定会被人强行扒下来。那里的环境氛围非常适合未来的激进分子。

同伦敦其他几位著名作家一样，玛丽的童年也因父亲欠债受到了影响，迫使她5岁时离开了伦敦。15岁时她又回到伦敦，来到了霍克斯顿贫民区。那里当时还有伦敦市内三个名声最差的精神病院。她后来回忆说，在大街上看到精神病人比看到饿死的人更令人伤心，因为他们“遭到的是最可怕的毁灭——灵魂的毁灭”。（后来她把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玛丽亚》（Maria）的故事背景就设置在一所精神病院里。）此外，还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激进社区，霍克斯顿学院（Hoxton Academy，隶属于伦敦新学院）就在那里成立。霍克斯顿学院促进了革命发展，传播一种颠覆性的思想，即人性本善，应该获得自由（同当时英国教会的主张背道而驰）。

在霍克斯顿，一位有学问的邻居向玛丽介绍了有远见的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著作。她在霍克斯顿第一次接触到洛克的思想：丈夫“不应该有权”支配妻子，就像“妻子无权支配他的生活一样”。在当时那个年代殴打妻子合法；如果她想离开你，把她关起来也合法；孩子是丈夫的合法财产。对于这样一个时代来说，洛克的上述思想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效力。

但是玛丽同斯托克纽因顿（Stoke Newington）最有缘分。她在那里与朋友范尼·布拉德（Fanny Blood，约1759-1786）一起开办了一所思想自由的女子学校，而且也是在那里开始了她的激进写作生涯，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对于女儿教育问题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她还参加了格林的激进论教派教会活动，在当地咖啡馆里结识了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托马斯·潘恩和约瑟夫·普雷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1733-1804）等几位颇具政治影响力的人物。

在早期的成人生活中，她曾在圣保罗教堂墓地同她的出版商和支持者约瑟夫·约翰逊居住过一段时间。1787年她搬到了泰晤士对岸南沃克一带乔治街上的一座住宅里。在那里她开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承揽翻译工作，并向约翰逊新创办的激进杂志《分析评论》投稿。1791年她再次搬迁，这一回搬到了北边的斯托雷街，距托特纳姆宫路不远。在那里居住期间，有一次她同托马斯·潘恩在约翰逊家里做客共进晚餐时遇到了威廉·戈德温（不过他们之间好多年都没有建立浪漫的情侣关系）。

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美丽是女人的权杖，心从身形；围绕着它的镀金笼子转来转去，结果只是为了装点它的囚牢。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

1792年玛丽在斯托雷街发表了《为妇权辩护》（A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提倡男女平等，抨击男人对女人抱有非分之想。这是对托马斯·潘恩的名著《为人权辩护》（A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所做的一种无礼模仿和挑衅（作者当时是一位经济上独立的单身母亲），毁誉参半。然而，玛丽并不满足于谈论变革。没过多久，她便前往发生革命的法国，在那里遇到了吉尔伯特·伊姆利（Gilbert Imlay），并成为他的恋人，为他生了孩子。她后来又被他抛弃，致使她想在帕特尼桥上投河自尽。

从痛苦中恢复过来以后，她搬到了本顿维尔一带的卡明街，在威廉·戈德温那里找到了慰藉。她同戈德温一直相伴到她于1797年因产褥热去世为止。她在去世前10天生下了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女儿玛丽·雪莱。

位于卡明街上的那处住宅，同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居住过的大多数住宅一样早已荡然无存。如果想要对她表示敬意，需要去圣潘克拉斯教堂瞻仰她的墓地。这样做，就是在走玛丽·雪莱当年走过的路。她最初学会识读的文字就是刻在母亲墓碑上的墓志铭：“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权辩护》的作者。”小玛丽（当时只有17岁）同已有家室的诗人珀西·雪莱初次在此秘密安排幽会，表白了对他的爱意。（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遗骨同她女儿的遗骨已经迁移到位于伯恩茅斯的一处教堂墓地，但是在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地仍然保留着纪念碑。）

玛丽·雪莱不愧是她母亲的女儿，极力反对社会上的一切限制性传统习俗。私奔后，她同珀西·雪莱以及自己的异父妹妹克莱尔·克莱蒙特（Claire Clairmont,1798-1879）三个人共同居住在马奇蒙特（Marchmont）街。这显然同传统习俗格格不入。

克莱尔·克莱蒙特被认为是雪莱诗作《致歌唱的康斯坦西亚》中的描写对象。她还同当时经常登门的客人拜伦发生过恋情并生下一个孩子。后来拜伦毫不客气地领走了孩子，抛弃了克莱尔。据传说，她同雪莱也生过一个孩子。

在马奇蒙特街住宅里，玛丽·雪莱、珀西·雪莱、拜伦和克莱尔实践着自己生活、自由恋爱的生活理念。然而从不久前发现的克莱尔·克莱蒙特回忆录（发现于2009年）中来看，他们的群居生活并非完全美好、充满光明。她在后来写道，拜伦和雪莱“都是恶人，爱撒谎，无情刻薄，背信弃义”。“他们崇尚自由恋爱，却相互折磨”。这也许是一位老妇人的怨愤之言，但从另一方面充分表明，女人甚至也会遭到主张男女平等的左翼激进人士的虐待。

玛丽·雪莱也吃尽了苦头。她的丈夫于1822年在欧洲去世后，她在欧洲大陆又逗留了一年，决心依靠写作谋生。1823年她被迫回到了伦敦，先是同父亲和继母一起居住在斯特兰德大街（Strand）；后来在不同地方居住过，依靠极为富裕的公公蒂莫西·雪莱（Timothy Shelley）施舍的微薄补贴度日。这笔钱只能勉强养活她自己和儿子，生活仍然贫困。再说这笔钱的发放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玛丽不写任何有关她丈夫的回忆录。玛丽在发表经典恐怖小说《弗兰肯斯坦》后，又陆续创作了一系列优秀长篇小说。其中有几部作品（足以让她的母亲感到自豪）呼吁建立更好的政治体制，呼吁人类更为公平地相互对待。显然，她的公公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1846年吝啬的蒂莫西爵士去世后，玛丽的儿子继承了他的遗产，从此她在骑士桥（Knightsbridge）切斯特广场（Chester）24号过上了比较舒适的生活，直到1851年在那里去世（疑似患有脑瘤）。

那时《简·爱》已经出版。在萨克雷所写的《名利场》中，贝吉·夏普（Becky Sharp）声称，“我有头脑”（还说“世上其余的人差不多都是傻瓜”）。后来又涌现出一些乔治·艾略特那样的天才。还有一些像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1847-1933）那样很有影响的人物。她是一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据说是煽动失业者骚乱集会，导致1887年特拉法尔加周日流血事件的幕后推手。她还参与组织了1888年伦敦火柴厂女工罢工活动。

到19世纪50年代，妇女开始组织起来。1858年伦敦朗廷大厦19号成为《英国妇女杂志》（English Woman's Journal）的办公场所，拥有一个阅览室、咖啡店和会议室。它对外高调宣传自己要同在伦敦市里流行的绅士俱乐部比肩而立。在对就业和男女平等问题所展开的公开讨论和支持过程中，它不仅推动了新一轮女权主义浪潮的兴起，最终还推动了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发展。

1865年妇女选举权的思想已经传播开来，当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竞选议员时提出了这一思想。妇女选举权的思想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9世纪末成立了许多妇女选举权协会。其中就有1889年由艾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在罗素广场自家住宅里成立的妇女选举权联盟，成为这个运动的一个早期活动中心［后来她在《我的自传》（My Own Story）中讲述了有关情况］。

1909年10月8日，星期五。我和克里丝塔尔·潘克赫斯特走在前往纽卡斯尔的路上。我已暗下决心要扔一块石头。我们朝着劳埃德·乔治勋爵乘坐的汽车有可能路过的干草市场走去（位于伦敦中心区域）。汽车一出现，我就走到公路上，站在汽车前面大声喊道：“你口口声声说支持妇女事业，可你为什么继续留在政府里，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拒绝给予妇女选举权，还迫害要求有选举权的妇女吗？”说罢，我就朝汽车扔了一块石头。我瞄得比较低，以免伤着司机和其他乘客。

康斯坦斯·利顿《监狱与囚犯》

到20世纪初，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团体成员的热情高涨，纷纷忙着到白金汉宫请愿，放火焚烧梅费尔高级住宅区的邮箱，捣烂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窗户，划坏国家美术馆里的绘画作品，有时还引爆炸弹。她们还使伦敦监狱里人满为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有1000多人被关押起来。同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团体成员快乐形象（《欢乐满人间》那样的影片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正好相反，这些女士实际上受到极其恶劣的对待。许多人被强迫进食，留下了多年后遗症。康斯坦斯·利顿（1869-1923）是一位出身上层社会，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女士，回忆录《监狱与囚犯》（Prisonsand Prisoners）一书的作者。当年她在伦敦霍洛威监狱里就遭受过上述残酷虐待，致使她的健康从未恢复过来。

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除了为大量回忆录提供了相关写作素材以外，还促进了旨在推动这场运动蓬勃发展的“选举权小说”的问世。比如由格特鲁德·科尔莫（Gertrude Colmore,1855-1926）于1911年在伦敦发表的长篇小说《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萨莉》（Suffragette Sally）。

康斯坦斯·莫德（Constance Maud,1857-1929）在同一年发表《绝不投降》（No Surrender），最后一句话是：“黎明时刻即将来临……妇女的正当要求再也不会被置之不理了。”不过，她必须再等待17年才能看到妇女完全获得选举权的那一天。1918年费边社常客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1880-1958）发表《婚姻中的爱情》（Married Love），提倡婚姻上的男女平等，强调女人性欲的重要性。10年后，弗吉尼亚·伍尔芙发表呼吁重视女性的经典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又过了10年，在1938年发表《三个几尼金币》（Three Guineas）。

那时，另一位才华横溢，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奋斗的知名作家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正处于事业的活跃时期。韦斯特出生于布里克斯顿，在斯特里汉姆街21号长大。后来她在《泉水溢溢流》（The Fountain Overflows）中将斯特里汉姆街21号改为罗夫格罗夫街21号（遗憾的是，那处住宅早已被拆除，如今原址上是一家快餐店）。

韦斯特15岁时在《苏格兰人》（Scotsman）上面成功发表了一封书信，获得了做新闻记者的机会。这封书信题为“妇女选举权”，抨击自由党拒不承认“因压制妇女在全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不久，她又开始为《号角》（Clarion）和《自由妇女》（Freewoman）等激进杂志撰稿。

丽贝卡·韦斯特的原名是西瑟莉·弗尔菲尔德（Cicely Fairfield）。她在开始为伦敦的《自由妇女》杂志撰稿后，于1911年更改了自己的名字（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不让母亲因自己直言不讳的观点而担心）。她从挪威戏剧家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剧作《罗斯莫庄》（Rosmersholm）中取了丽贝卡·韦斯特这样一个名字。在剧中，丽贝卡·韦斯特是一位有妇之夫的情人，劝说自己的恋人和她一起溺水自杀，制造轰动事件。

1912年在《自由妇女》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重磅文章中，韦斯特把H.G.威尔斯说成是“小说中的老处女式人物”。威尔斯读完这篇文章后请她吃饭，肯定把她争取过来了。后来他们成为情侣（当时威尔斯46岁，韦斯特20岁），如胶似漆地坠入情网。一年后韦斯特发现自己怀孕了，结果被打发走，在坦布里奇韦尔斯区（Tunbridge Wells）过了一段“可恨的深居简出”的生活。幸运的是，这只是暂时的。韦斯特又继续笔耕不辍，写出了几部长篇小说和一些评论文章，拒绝向公众批评指责屈服。1916年她发表了一部作品，其中有几处猛烈抨击了去世不久的亨利·詹姆斯及其对待妇女的态度，还有他在小说中所写的极尽夸张虚饰的语句。第二年，她创作的长篇小说《士兵归来》出版，获得广泛好评，其中包括韦斯特自己的评论：“我认为自己不应该说好，但它的确是好。”

我以前从未遇到像她那样的人物；我怀疑以前是否有过像她那样的人物。

H.G.威尔斯论丽贝卡·韦斯特

韦斯特在1930年（当时她居住在波特曼广场附近的果园院路15号）发表的一部很有分量的评论专著中，也对D.H.劳伦斯展开了批评。后来她继续勤奋写作，一直写到20世纪后半期，坚定不移地报道着南斯拉夫纳粹主义的兴起，纽伦堡审判，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共产主义问题和麦卡锡主义等热点新闻。

20世纪50年代，同样关心共产主义的人士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1949年莱辛从南非移居到英国后，在1962年以其长篇小说《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掀起了第二次女权主义高潮。这部长篇小说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共产党在英格兰的发展活动状况，叙述了刚刚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形势。“妇女就是他们表现出的胆小鬼的样子，”她写道，“因为她们长期以来几乎就是奴隶。”

莱辛抵达伦敦后不久便去拜访了考文特花园国王街16号。这里在20世纪大部分时期内都是英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不过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共产党已处于衰落之势。当多丽丝·莱辛在1952年来到这里时，有人问她为什么在其他知识分子纷纷离去的时候要加入共产党。那位官员说，希望以后能够读到莱辛所写的斥责共产主义的文章。继匈牙利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后，莱辛于1956年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算是及时做了回应。就像那位官员预料的那样，莱辛也辞职了。不过军情五处认为她是俄国间谍，他们积累了一份内容最多的监视材料，甚至还在航班上跟踪她，闯进过她居住的公寓。他们说她是一个“有魅力，性格坚强的危险女人”，她居住的公寓是“从事不道德活动”的场所。

20世纪50年代末期，许多其他女作家开始对男权统治的社会现状展开思考与批评。例如，琳内·雷德·邦克斯（Lynne Reid Banks,1929——）在《L形房间》（The L-Shaped Room,1960）里描绘了提供膳宿的失修的住宅和单身母亲的状况。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1939——）所写的《磨砺》也触及（在不那么时髦的伦敦）单身母亲这一社会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期，当杰曼·格雷尔（Germaine Greer,1939——）不再担任伦敦地下杂志《OZ》的性功能治疗专家，也不负责国王路（她的住宅所在地段）的照明事宜时，她就忙于创作那部文学杰作《女阉人》（The Female Eunuch,1970）。格雷尔认为，在男女平等方面传统的小家庭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妇女应该不再接受在家庭里那些恭顺的角色（她还以煽动性的口吻建议读者尝一尝她们自身月经的味道）。在《女阉人》出版后不久，女权主义活动人士就扰乱了在皇家艾伯特音乐厅举办的1970年世界小姐大赛。随着一声哨响，她们开始投掷臭蛋和面粉弹，发射水枪，齐声高呼“我们不美，也不丑，就是怒气涌心头”。整个事件向3000万人做了广播报道。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这一时期伦敦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出版社和杂志。《排骨》杂志出现在书报摊上。维拉戈出版社推出的斯托姆·詹姆森（Storm Jameson,1891-1986）和丽贝卡·韦斯特的作品摆在了各家书店里。在古奇街一个小办公室里，妇女出版社开始了经营活动，把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1944——）等人的作品介绍到了英国。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书店：查令十字路（64-68号）的银月亮书店，伊斯灵顿（阿帕街190号）姐妹写作书店，1975年开业至今仍在运营的女权主义书店（目前位于威斯敏斯特桥路5号）。

1975年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在东京生活两年后又回到了伦敦。此前她把获得的萨默塞特·毛姆文学奖奖金用于躲避自己的丈夫，去了日本。在伦敦期间她曾说过，自己“明白了做女人是什么感觉，而且变得激进起来”。她搬到了伦敦南区的图廷贝克（Tooting Bec），在后来的20年里潜心塑造了一些伦敦女强人，比如《马戏团之夜》（Nightsatthe Circus）中的费弗斯（Fevvers，从一枚蛋中孵出的伦敦东区“处女”，在尼尔森老妈的伦敦东区妓院里长大）；《聪明儿童》（Wise Chil-dren）中的朵拉和诺拉·钱斯（Nora Chance），她们位于布里克斯顿区的戏剧演员之家不断地扩大；梅兰妮和她的伯父在水晶宫开了一家奇异的玩具店……可悲可叹的是，1992年卡特51岁时就去世了。

至少在1992年康斯坦斯·莫德期待已久的黎明终于来临了。斗争还在继续，但是谁也无法再次否认女性在伦敦文学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重要地址

东廊SW1P教长院威斯敏斯特教堂（地铁站：威斯敏斯特）

蒙塔古旧居W1H波特曼广场22号（地铁站：大理石拱廊）

霍克斯顿学院N1（地铁站：老街）

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地NW1（地铁站：莫宁顿新月街）

切斯特广场24号SW1W缪斯（地铁站：维多利亚站）

朗廷大厦19W1B（地铁站：牛津圆场）

罗素广场9号（现为罗素酒店一部分）WCIN（地铁站：罗素广场）

推荐阅读书目

杰曼·格雷尔《女阉人》

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

艾米琳·潘克赫斯特《我的自传》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权辩护》

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房间》《三个几尼金币》

第18章

“垮掉的一代”与嬉皮士

1958年肯尼斯·艾尔索普（Kenneth Allsop,1920-1973）写过一份前10年调查报告，题为《愤怒的十年》。在报告末尾，他宣称已经到了该冷静的时候了。火箭正在飞往月球，而愤怒的作用却是有限的。他认为，“爱”的时代已经到来。美国戏剧导演查尔斯·马洛维茨（Charles Marowitz,1934-2014）认为，这也是个聚会的年代。每个人都想在伦敦亲自体验一番。

当时伦敦是世界上最有活力、最时髦的城市。

《时尚》杂志，1965年

20世纪60年代末，女士们纷纷忙着在国王路玛丽·匡特所开的百货商店里购买超短裙，体毛繁盛的男士则在卡纳比街上挑选长袖长袍。此时英国人口中不到25岁的国民超过40%。在伦敦每周的收入大大超过平均生活费用。那是年轻人的美好年代。年轻人不仅在文学方面，就是在音乐、服装和艺术方面也起着树标立范、引领时尚的作用。他们甚至还改变了语言面貌。在安东尼·伯吉斯所写的《发条橙》中所提到的多语种俚语，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伦敦当时出现的街头语言的极端反映，从中也能看到斯拉夫民族、俄罗斯和美国的影响。

当时也不是反主流文化一统天下。哈特查兹书店理直气壮地销售着哈珀·李（Harper Lee）的《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a Mockingbird），兰佩杜萨（Lampedusa）的《豹》（The Leopard），以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多种侦探推理小说。社会主流文化中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事情。然而那10年毕竟是以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而闻名。他们效仿着20世纪50年代“愤怒的青年”前辈们，纷纷走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首都咖啡店、书店和俱乐部。

引领第一轮潮流的人物是威廉·巴勒斯（他一贯是领军人物）。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来过几次伦敦，逗留时间不长。最后他定居在公爵街达尔梅尼大楼22号。如往常一样，他在寻找一种海洛因疗法，不过当时也是他颇有收获的时期。他在达尔梅尼大楼住处的餐桌上研究出了很有影响的剪辑合成技术。他还喜欢晚上从窗口向附近伦敦图书馆的外墙上放映有伤风化的电影，自得其乐。

当巴勒斯不再忙于推进先锋派文学的发展事务时，他也喜欢在居住的高档社区散步。他是明显逊色的新一代青年领军人物之一，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各种爱好。在他的情侣与合作者安东尼·鲍尔奇（Antony Balch,1937-1980）的建议下，巴勒斯在距圣詹姆斯街拐角不远处的约翰洛布男鞋精品店里定做了一双皮鞋（那里的顾客包括艾灵顿公爵和爱丁堡公爵等名人）。他还喜欢詹姆斯洛克商店（也位于圣詹姆斯街）出售的宽边巴拿马帽。他在福特纳姆-梅森商店购买食品（“今晚我们要吃一只野鸭”，他在寄给家里的一封书信中这样兴致勃勃地写道）。

在伦敦还有其他一些乐趣。巴勒斯特别爱去摄政宫酒店，那里也是年轻男妓喜欢的揽客之地。在当地，摄政宫酒店被称为“肉架”，自19世纪以来一直如此。当年奥斯卡·王尔德也曾光顾过那里。

巴勒斯不喜欢索霍区弗里斯街上的莫卡咖啡店。那里是伦敦最先出售卡布奇诺的地方之一。巴勒斯不喜欢他们出售的明显带有甜味的咖啡。他还指责那家咖啡店“态度蛮横，无缘无故表现粗鲁，出售有毒的干酪饼”。随后他便开始对这家咖啡店照相取证，在店内录音，然后拿到外面播放。这样做，他认为会造成“新的局面”，使他们“内心极度恼怒”。1972年莫卡咖啡关门停业，巴勒斯终于如愿以偿。

1964年11月，也是在伦敦，极为独立的出版商约翰·考尔德（John Calder）出版了巴勒斯的《裸体午餐》（The Naked Lunch），一个传奇从此诞生了。在那之前，巴勒斯参与的所有事情并非全都获得了圆满成功。1960年12月在一次闯荡伦敦期间，巴勒斯曾在伦敦当代艺术学院表演行为绘画和诗歌展演节目；还有诗人布赖恩·吉辛（Brion Gysin,1916-1986）表演狂躁舞蹈，播放了巴勒斯剪辑合成的录音带，由电子技术奇才伊恩·萨默维尔（Ian Sommerville,1940-1976）奉上的阿拉伯鼓乐和光影乐表演。但是观众走了一半。

垮掉的一代另一位领军人物，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在朋友巴勒斯书信的吸引下，于1965年5月抵达英国首都，想要充分了解一下伦敦究竟有多么“时髦放纵”。精品书店共同创始人之一迈尔斯回忆说，金斯堡一到伦敦就忙碌起来。他赶到住处，放下手提箱后，沿查令十字路直奔迈尔斯的书店。在书店里，他同迈尔斯一起安排组织了一次即兴自由朗诵活动，准备当天晚上就开始亮相。尽管来不及对外广而告之，这次即兴朗诵活动还是吸引了大批爱好者。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和艾迪·塞奇威克（Edie Sedgwick,1943-1971）坐在前排。多诺万（Donovan,1946——）和他的朋友“吉卜赛”坐在门外的台阶上，朗诵了《可卡因布鲁斯》。集诗人、伦敦城内赶时髦人士以及反主流文化偶像人物于一身的杰夫·纳特尔当晚也在场。他将整个活动形容为“像一股清风吹过干渴的心田，治愈着人们的创伤”。确实不同凡响。活动结束时金斯堡头上顶着一条女用短衬裤，下身挂着一个牌子，上书“请勿打扰”。

虽然当晚的活动非常令人兴奋，但是同金斯堡的下一次活动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由于意识到劳伦斯·弗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1919——）和格雷格里·科索（Gregory Corso,1930-2001）很快也要来到伦敦，再加上在精品书店成功举办即兴朗诵活动后感到非常兴奋，金斯堡连同书店店员和伦敦其他一些重要的新潮知识界人士决定租用艾伯特音乐厅。他们要举行一次像样的“即兴艺术表演”，地点就设在伦敦面积最大、最体面的大厅里。

即兴艺术表演活动于6月11日举行。事前曾担心在宽敞的大厅里最终到场的观众也许至多不过500人，然而实际却有7000多人到场助兴，整个艾伯特音乐厅似乎变了面貌。地上抛满了鲜花，一箱又一箱的葡萄酒和烤肉块在观众中传递着。精神病医生R.D.莱恩（R.D.Laing,1927-1989）和他的许多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在过道上狂喜乱舞，为“观众参与”这个概念做出了新颖的诠释。

R.D.莱恩是伦敦塔维斯托克研究所的一名心理疗法专家。1967年他在伦敦东区金斯利大厦开设了自己的诊所。20世纪60年代他是首都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写出了多部畅销书，比如《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这部专著认为精神病具有改造作用，认为病人的感情也许有根据地体现出了以往的生活经历，而不是妄想）。他的热心崇拜者中包括西尔维亚·普拉斯和特德·休斯（Ted Hughes,1930-1998）等人。在伦敦莱恩被亲切地称为“尖锐的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初期，著名演员肖恩·康纳利因为拍摄詹姆斯·邦德影片一直有心理压力，亲自前往金斯利大厦拜访莱恩，请求帮助。莱恩建议他服用LSD    。

劳伦斯·弗林盖蒂在台上表演了很有感染力的节目“性交就是再次相爱”。艾伦·金斯堡唱得大醉，没人能明白他的意思。整场演出几乎超越了物质层面，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许多观众表示，他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现场诗歌朗诵或者表演者们的夸张作势；最使人兴奋的是四下环顾之后，他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城里唯一拥有怪癖想法的人。这样的人总共有数千之多。他们原本潜伏在地下，这回终于可以抛头露面了。

去哪里加入上流社会

游击队俱乐部

1958年，由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1926——）和多丽丝·莱辛提供部分资金，这家俱乐部在卡莱尔街7号开门迎客，楼上是《左翼评论》（Left Review）杂志编辑部。俱乐部室内呈现出赶时髦的超现代风格，是激进艺术团体Centre42聚会场所。由于迫切要营造一种巴黎左岸派氛围，这家俱乐部向大多数常客免费提供饮品。不出所料，它于1962年倒闭。不过在此以前，多丽丝·莱辛已经在这家俱乐部室内的一张桌上写出了女权主义经典作品《金色笔记》中的许多较长片段。

圆屋文化中心

圆屋原来是伦敦北区乔克农场一个废弃的铁路仓库。1964年被剧作家阿诺德·威斯克及其剧团Centre42征用，要把它打造成一个永久的文化中心，配备剧场、艺术作品陈列室、电影院和讲习场所。在接下来的10年里，它变成了一处地下活动中心，什么活动都承办。

既有平克·弗洛伊德摇滚乐队的即兴表演，也有上演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1927-1980）创作的实验戏剧《阿，加尔各答！》(Oh Calcutta!），剧中出现了全裸演员阵容。（该剧首演时，伦敦警察厅派出两名警察对其进行审看……其中一名警察回来两次，最后决定指控该剧有色情表演内容。）

艺术实验室

1967年由新潮文化权威代表吉姆·海恩斯（Jim Haynes,1933——）创建，只运作了两年，位于德鲁里巷182号。艺术实验室是当时有着巨大影响的跨领域艺术中心，致力于推动吸引人的“艺术活动”发展，包括约翰与小野洋子艺术展，戴维·博伊演唱会，诗歌朗诵与即兴戏剧表演。“我上周去那里时，”《卫报》一位记者在1968年写道，“那个地方挤满了不带有社会阶层特征的青年人，他们在书摊上购买先锋派杂志，在自助餐厅品尝低价可口的实验食品，观看两位新画家的作品展览。”当时还正在上演着一部戏剧，“演员们蹲在剧场中央，自由交谈……其中一位演员毫无意义地把一根黄瓜拍烂”。

重要地址

巴勒斯伦敦故居SW1公爵街达尔梅尼大楼22号（地铁站：格林公园）

金斯利大厦E3伦敦鲍威斯路（地铁站：堡贝门利站）

皇家艾伯特音乐厅SW7肯辛顿戈尔（地铁站：南肯辛顿）

圆形剧场NW1乔克农场路（地铁站：乔克农场）

OZ杂志社原址W11王子谷路52号（地铁站：荷兰公园）

推荐阅读书目

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

昆廷·克里斯普《裸体公务员》

R.D.莱恩《分裂的自我》

杰夫·纳特尔《炸弹文化》

第19章

间谍与冷战斗士

隐秘性、保密性是特工部门的特点。长期以来，间谍活动、文学与伦敦这三者一直纠缠在一起。不过他们的种种纠缠方式往往难见于史料中，只在暗地里展开。间谍活动充满了含沙射影、窃窃私语传播谣言以及各种欺骗活动。正因为如此，才使它充满魅力，非常适合写成优秀作品，塑造各种人物。若论说谎的才能，毕竟谁也比不上小说作家。

文学与间谍活动彼此纠缠的现象，最早出现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的伦敦。在泰晤士河畔幽暗的酒馆和剧场里，人们窃窃私语，猜疑着天主教徒暴动、西班牙人入侵和苏格兰人的阴谋发展动向。甚至有人说，莎士比亚当年掌管着一个政府间谍组织——只有天知道那会使他忙成什么样。还有几位名人间谍嫌疑更大。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安东尼·芒迪（Anthony Munday，约1560-1633）便是其中的一位。莎士比亚还在从事创作时，安东尼·芒迪已经被封为“城市诗人”。而他的同时代人威廉·韦伯（William Webbe,1568-1591）则称他是“我们最优秀的谋划者”。由于芒迪所写的戏剧水平差，所以许多人认为“谋划”实际上指的是他所干过的其他事情，比如在罗马用假名进入英语学院，监视流亡的天主教徒活动。

比芒迪更有名的是克里斯托弗·马洛，即写出《马耳他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和《浮士德博士》（Dr Faustus）的那位英俊帅气、总好闹事的作者。马洛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怀疑，是因为他经常销声匿迹，前往欧洲。有一次他在荷兰被秘密地逮捕，据说原因是他卷入了同天主教徒煽动性活动有关的伪造硬币案。后来他又被秘密地释放，没有受到指控。就连他的死也引起人们很大猜疑。1593年5月30日，马洛在德特福德遇害时，同时代作家弗朗西斯·米尔斯（Francis Meres，约1565-1647）声称，马洛在一次酒馆斗殴中“被他那放浪情爱的情敌，一位下流的男服务员刺死”。而实际上马洛并没有死在酒馆里，而是在一处住宅里。住宅的女主人艾丽诺·布尔（Eleanor Bull，约1550-1596）同政府高层有联系。也有人说她的家是安全的住宅，同马洛在一起的那几个人都是坐探。即使马洛替伊丽莎白王朝从事间谍活动，也几乎没有得到感谢，因为他的遗体被草草埋葬在德特福德圣尼古拉斯教堂墓地里的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坟墓里。

关于伊丽莎白王朝时代的人暂且就谈这么多。伦敦文学史上的间谍在20世纪表现得更加活跃。

约瑟夫·康拉德一如既往，在这方面又赶在了别人的前头。如果想买一本间谍题材的长篇小说，一定要买康拉德1907年发表的《间谍》。这部具有前瞻性的文学杰作讲述的是俄国资助的无政府主义者企图炸毁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故事。读完康拉德笔下描绘的阴谋间谍活动和无情而愚蠢的行为之后，再次在格林尼治公园漫步时感觉绝不会同从前一样。

一年后，G.K.切斯特顿在《一个名叫星期四的人》（The Man Who Was Thursday）中继续展现出间谍题材小说独有的魅力。同样讲述一伙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这部作品重点描写的是“加布里埃尔·赛姆”。此人声称，伦敦地铁时间表是人类最具诗意的创造。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变得越来越暗，德国间谍便取代了那些无法无天的破坏分子。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经典长篇小说是约翰·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创作的《三十九级台阶》（The Thirty-Nine Steps）。小说一开始，男主角理查德·汉内（Richard Hannay）在西区皇家咖啡馆里就餐。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一位名叫斯卡德的男人被杀死在汉内附近的公寓里（“在朗廷大厦后面一幢公寓楼的二楼”，这里再走10分钟就是皮卡迪利大街北端。可以亲自体验一下：走过牛津马戏院，绕过拐角，距英国广播公司很近）。另外，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同样关注着海峡对面的战火——在《他最后一次鞠躬》（His Last Bow）中也让夏洛克·福尔摩斯向德国传递假情报，把间谍带到了伦敦警察厅刑事部。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布尔什维克革命者成为主要的威胁。《燕子与鹦鹉》的作者亚瑟·兰色姆在1919年从信仰共产主义的俄国一回到伦敦就引发丑闻。他刚抵达国王十字路便被政治保安处人员逮捕盘问。他们怀疑他为敌人效力。他们问他属于哪个政党，他只是简短地回答：“钓鱼”。

我奔跑起来速度飞快，那天晚上就像生了双翅。眨眼工夫，我就跑到倍！美尔街，然后奔向圣詹姆斯公园。我在宫殿大门前躲开警察，趁着追赶我的那些人还没越过横道的时候向大桥方向跑去。一到公园的开阔地带，我就加快速度猛跑起来。谢天谢地，周围行人稀少，没人阻挡我。成败与否，就看我能不能最终抵达安妮女王门短街。

约翰·巴肯《三十九级台阶》

20世纪30年代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潜入者又成了重点描写对象。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1899-1973）把描写爱情、欺诈和双重间谍的长篇小说《炎炎日正午》（The Heat of the Day）的故事背景设置在遭受德国空袭的伦敦。她笔下的女主角在威茅斯街居住时陷入了间谍与反间谍密战当中（这条街位于哈利街附近，距理查德·汉内居住的公寓不远）。小说对空袭的生动描绘令人难忘。鲍恩本人在摄政公园附近的公寓亲身经历过惨烈空袭。1944年公寓被炸毁，所幸她本人没有受伤。

在格雷厄姆·格林所写的长篇小说《恐怖部》（The Ministry of Fear）中，空袭背景发挥着重要作用。亚瑟·洛在无意中获得了许多人想得到的微型胶卷后，离开了位于布鲁姆斯伯里的那个卧室兼起居室的破烂住处，到处躲藏。这一段故事情节就发生在首都伦敦遭受战争破坏的街道上。亚瑟·洛必须经常煞费脑筋对付那些已经禁止通行、坑坑洼洼的道路，关闭的地铁，冒烟的废墟，必须心急火燎地打电话询问伦敦哪些地方一夜之间又消失了。格林也自然会想到布鲁姆斯伯里以及索霍区和菲茨罗维亚那一带区域。战争期间格林在那里工作过，具体而言是就职于情报部（当年设在伦敦大学学院的理事会大楼里）。

吃出间谍样儿来

梅费尔苏格兰人餐厅

（W1K伦敦蒙特街20号）

在《永恒的钻石》（Diamonds Are Forever,1956）中，邦德前往梅费尔苏格兰人餐厅，品尝“填蟹盖和黑天鹅绒”（一种发泡混合饮品，用葡萄酒和健力士啤酒配制）。有一次弗莱明和《旧金山纪事报》一位专栏作家离开这家餐厅时问道：“看见那个窗户了吗？詹姆斯·邦德在伦敦时总是坐在窗户角落的那张餐桌旁吃午餐，这样他可以看到下面走过的漂亮姑娘。”

威尔顿餐厅

（SW1Y伦敦杰明街55号）

位于杰明街上的这家老牌餐厅始建于1742年。在《伊普克雷斯档案》（The Ipcress File）中，特工部门负责人达尔蒂来这里请手下一位新来的特工人员吃了一顿美味午餐。身为美食家的故事讲述者开心地吃了一个“冰镇以色列西瓜，就像那位金发碧眼的女招待一样甜美，娇嫩又冰冷”。

皇家咖啡馆

（W1B伦敦摄政街68号）

约翰·巴肯没有提到具体菜单，不过这里就是在《三十九级台阶》中理查德·汉内就餐的地方。然后他便回到波兰街附近的公寓，在那里发现了一具死尸，由此被推进了一个充满阴谋和欺骗的世界。如今你仍然可以在那里就餐。奥斯卡酒吧（以前是烧烤屋）尽管前不久翻修过，仍然严格保留着1865年初次装修时的风格。

格林曾经是一名间谍。1941年他被吉姆·菲尔比（Kim Philby,1912-1988）招到军情六处。吉姆·菲尔比是臭名昭著的双重间谍，“剑桥五人帮”成员。这些人的背叛行为后来成为戴维·康沃尔［David Cornwell，又名约翰·勒卡雷（Johnle Carré，1931——）］的文学创作素材。格林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同高层人士有来往，方便去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爱喝香槟，对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抱有好感。上级要求他检举有可能亲敌的任何人。不过他并没有察觉菲尔比的通敌行为。1963年有人揭发菲尔比时，格雷厄姆·格林还同少数人一起为他辩护。他认为，菲尔比信仰共产主义具有宗教性质，宗教信仰可以超越对祖国的热爱。他们二人一直是笔友关系，直到菲尔比于1988年去世。菲尔比从莫斯科的公寓里给格林写信，格林则从当时居住的法国南部别墅里给菲尔比写信。虽然存在着这种微妙的关系，格林传记的作者诺曼·谢利认为格林一直为英国政府效力，直到1991年去世。

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当过间谍。20世纪50年代，他在核毁灭临近阴影的笼罩下开始从事创作，重点描写的是俄国人。他创作的冷战间谍小说堪称一绝。小说人物詹姆斯·邦德喜好时髦服装和奢华生活等特点取材于弗莱明本人的生活方式。20世纪30年代，弗莱明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艾布里街一个单身公寓里，享受着上层社会豪华生活。他在那里还创建了一个只限男会员的私人俱乐部，其宗旨是努力发现、挖掘完美的菜肴酒食。

弗莱明在创作邦德小说时，已经在威斯敏斯特居住区维多利亚广场16号定居下来。他的卧室里贴着摄政王朝时期的绿色条纹墙壁纸，摆放着一个纳尔逊半身雕像。他热爱老式的奢华生活方式，但是战后周围的建筑工程却使他营造完美氛围的心愿化为泡影。他特别厌恶高大的塔状建筑物冷酷无情地侵蚀着当地的天际线。后来弗莱明进行了报复：他把建筑师埃内·戈德芬格（Ern Goldfinger）的姓氏用在了小说中的头号恶棍，热心追逐权力的怪人奥立克·戈德芬格（Auric Goldfinger）头上。

另一位著名的间谍小说作家约翰·勒卡雷，与其前辈巴肯和弗莱明一样，在作品中提到了伦敦中部和西区的许多地方。他笔下的人物居住在切尔西区的偏僻小街上，聚集于绅士俱乐部里。区别在于，在勒卡雷描绘的世界中他们几乎全都精神不振，必须要费心对付几乎停不下来的阴雨天气。他笔下的伦敦笼罩着阴影，神秘莫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1974）中的男主角乔治·斯麦里（George Smiley），地点是维多利亚广场弗莱明旧居附近毫无吸引力的区域。在小说中，他在火车站“被熏黑的拱廊”附近的人行道上仓促奔跑，雨水在他厚厚的眼镜片上蒙上了一层雾气。他居住在切尔西区贝斯沃特街上。这一带（尽管没有像伦敦其他一些区域那样犯罪活动猖獗）在小说中被描述为房屋窗户紧闭，路边都停满了汽车，显然不是一个称心如意的地方（假如斯麦里今天出现在这里，当前的房价定会让他感到十分惊讶……）。

即便斯麦里前往梅费尔住宅区，也是去距格罗夫纳广场不远的一家气氛伤感的夜总会。那里的窗帘永远拉着，“巨大的金色画框里”镶着“毫无意义”的水果画。其他时候，斯麦里则穿行在死气沉沉、破败不堪的伦敦街头。映入眼帘的是查令十字路上的一家破烂的药店，几乎被炸成废墟的卡姆登区露台，萨塞克斯花园街的伊斯里酒店，那里“像烧烤一样的地方，墙上贴着各种色彩不协调的壁纸，桌上摆放着各色铜质台灯罩”——斯麦里和他的同事在伊斯里酒店设置了总部，直到后来他们捉住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的内奸。即便是英国情报部门的总部也设置在位于沙夫茨伯里大街与查令十字路交通拥堵的拐角处一个破烂店铺的楼上。

勒卡雷对《每日邮报》记者说，这一重要地点取材于剑桥圆场地段摩斯兄弟男装精品店对面的那个建筑物。他说那里“有许多神秘的弧形窗户”。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详情，不妨听一听勒卡雷的狂热崇拜者，记者出身的侦探戈登·科莱拉的建议。他说勒卡雷描述的大门很像查令十字路90号的大门，位于剑桥“圆场”那一带的北边，值得参观游览。如果想看一看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最近拍摄的影片中再现的“圆场”场景，应该去米尔希尔郊区废弃的英格里斯兵营，以及位于肯辛顿奥林匹亚酒店附近布莱斯路上的布莱斯大楼。大部分镜头都是在那里非常单调乏味的室内拍摄的。

真实的间谍部门所在地

百老汇54号

（地铁站：圣詹姆斯公园）

前门的一个牌子上写着，这里曾经是一家灭火器公司办事处。实际上直到1994年这处建筑物一直是军情六处总部。安妮女王门街21号的后面有一个神秘入口，当年包括年轻的约翰·勒卡雷在内的特工人员经常从此处悄悄出入。

艾伯特路堤85号军情六处

（地铁站：沃克斯豪尔站）

如今军情六处设在艾伯特路堤85号。据说这幢建筑修有五层地下室，具备防轰炸功能，而且有秘道直通伦敦白厅。

博罗大街296-302号

（地铁站：伦敦桥）

直到20世纪90年代，新招募的人员均送到这幢并不引人注目的建筑里学习一些“特殊技能”。没错，这是一所间谍学校。

波特兰寓所35号

（地铁站：摄政公园，大波特兰街）

这幢乔治王朝时期平淡无奇的房屋曾经却是一个秘密实验室的所在地，技术专家受雇在这里制造过一些非常奇特的东西，比如会爆炸的老鼠。

位于骑士桥的圣三一小礼拜堂

（地铁站：骑士桥）

从右门进入圣三一教堂后，便会看到右边立着一座圣母玛利亚悲痛地抱着耶稣遗体的小型雕像。在它左侧，两个立柱后面，有个不大的空间，克格勃特工在整个冷战期间将其用作秘密信件的约定存取点，也在这里藏匿盒式磁带和微型交卷。

位于肯辛顿的达奎兹餐馆

（地铁站：南肯辛顿）

位于肯辛顿的这处地标性建筑自1947年以来一直提供同一种波兰美食。这里一直是现实中的许多间谍，包括“剑桥五人帮”成员吉姆·菲尔比和唐纳德·麦克莱恩在内的许多真实间谍喜欢光顾的地方。普罗富莫丑闻（Pr of umoaffair）中的明星人物与受害者克丽斯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也对这家餐馆情有独钟，经常同她的情人叶夫根尼·伊凡诺夫（Yevgeni Ivanov，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的间谍）在这家餐馆就餐。

圣詹姆斯街28号布德尔俱乐部

（地铁站：格林公园）

这是伦敦历史最悠久的俱乐部，自1782年起一直位于圣詹姆斯街。布德尔俱乐部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军情六处官员（包括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的作者伊恩·弗莱明）招募人员的首选场所。在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中，这家俱乐部被称为“刀锋”，是军情六处特工爱去的社交场所。

如果您在肯辛顿，不妨去哈灵顿路50号，参观游览一下伦敦间谍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场所。现在那里是一个很普通的便利商店，但是在战前却是俄罗斯茶室，由驻伦敦的俄罗斯帝国大使馆最后一任海军武官尼古拉·沃尔柯夫（Nikolai Wolk off）海军上将建立。沃尔柯夫的女儿安娜是右翼俱乐部的秘书（她还是支持纳粹的华莱士·辛普森，即有名的温莎夫人的女装裁缝）。右翼俱乐部是一个亲纳粹的组织，开会地点就在餐馆楼上。1939年安娜同美国大使馆一位年轻的译电员泰勒·肯特（Tyler Kent）交上了朋友，后者开始为她传递秘密电文。后来军情五处一位名叫约翰·米勒（Joan Miller）的特工打入右翼俱乐部，取得沃尔柯夫的信任，最终根据《国家保密法》在俄罗斯茶室将其逮捕。沃尔柯夫的间谍生涯就此结束。

整个逮捕过程被一位11岁的男孩看到了，他的妈妈就在茶室工作。男孩名叫伦纳德·西里尔·戴顿（Leonard Cyril Deight-on,1929——），长大后写出了多部成功的间谍题材长篇小说，包括《伊普克雷斯档案》，以及文笔优美、意境凄楚的三部曲《游戏》、《设局》与《较量》（Game,Setand Match）。

同勒卡雷的作品相比，戴顿笔下遭受战争创伤的破败城市，呈现出更加肮脏不堪的景象。在戴顿笔下的伦敦，夏洛特街秘密电影院里放映着电影，索霍区肮脏的俱乐部里举行着聚会（小小的黄色电灯泡在广告牌四周“淫荡地”闪烁着；广告上写着“无间歇脱衣舞表演场所”）。在《伊普克雷斯档案》中，莱斯特广场与其说是世界中心，倒不如说是购买下流杂志的地方。

在伦敦，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保证钱包别出事。

戴顿

如果你不想跟随戴顿走进这个下层社会，那也不用担心。戴顿也有比较使人惬意开心的一面。他推荐的美食都是超级美食。比如，现在仍然可以从希金斯先生的孙子那里购买到优质咖啡。在《伦敦争霸战》（London Match）中，希金斯先生把咖啡豆卖给讲究吃喝的迪基·克鲁耶（Dicky Cruyer）。他的咖啡店开在公爵街，距格罗夫纳广场很近。你也可以光顾杰明街上的威尔顿餐厅。《伊普克雷斯档案》中提到过这家餐厅。自1742年开业以来，威尔顿餐厅的生意一直不错。遗憾的是，如今无法前往《伊普克雷斯档案》中的故事叙述者经常去豪饮格拉帕酒的特拉莎餐厅（Terrazza）。位于索霍区罗米利街上的这幢建筑物现在已被一家连锁餐厅占用。但是那里曾经以提供地道的意大利美食而闻名遐迩（在20世纪60年代的伦敦并不多见）。戴顿当年在那里写完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大部分内容。“吃几碗新鲜的意大利面，感觉挺舒坦”，他这样写道。他还在那里同迈克尔·凯恩见面，商讨如何在银幕上塑造哈里·帕尔默这个人物形象。“现在很难相信，在影片发行放映之前迈克尔仍然是一个艰难谋生的演员，而我已经是有名的作家，”戴顿对《独立报》记者说道，“后来他很快就赶上了我，不过有一段时间我比迈克尔名气更大。”

名气总会发生变化，但至少戴顿所写的作品会流传下来。即便他不是间谍（据我们所知他不是），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使间谍小说增添了现实主义特色，让读者读着不禁怒火中烧，而且作品也写得更有间谍小说风格。

尽管有约翰·勒卡雷这样的作家，但是真正的间谍并非总被视为最适合创作间谍题材的小说。在近年来涌现出的伦敦最知名间谍作家中，有一位名叫丝黛拉·里明顿（Stella Rimington,1935——）的女性，曾在军情五处工作过30年。她一开始从秘书做起，后来一路晋升成军情五处处长，一干就是4年（1992-1996）。她在特工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力主提高情报工作的公开透明度。1993年她在任期内出版了军情五处工作手册《特工工作》（The Secret Service），首次公开披露了军情五处特工活动和职责的细节。退休后她开始从事写作，然而并不一帆风顺。2001年她发表回忆录《公开的秘密》（Open Secret）。遗憾的是，这部回忆录被新闻界普遍斥责为“单调乏味”。不过她创作的间谍题材长篇小说反响更好一些。她的第一部间谍题材长篇小说《风口浪尖》（At Risk），主要讲述一位英国特工千方百计挫败一起针对伦敦的恐怖袭击的故事。《卫报》承认，“她非常善于运用神奇的写作手法，深谙用不起眼的平常之物制作炸弹的门道”。

重要地址

格林尼治天文台SE10（地铁站：北格林尼治；火车站：格林尼治）

维多利亚街16号SW1（地铁站：圣詹姆斯公园）

拜沃特街SW3（地铁站：斯隆广场）

萨塞克斯公园W2（地铁站：帕丁顿）

查令十字路90号W1D（地铁站：托特纳姆宫路）

哈灵顿街50号SW7（地铁站：南肯辛顿）

推荐阅读书目

伊丽莎白·鲍恩《炎炎日正午》

约翰·巴肯《三十九级台阶》

G.K.切斯特顿《一个名叫星期四的人》

约瑟夫·康拉德《间谍》

伦纳德·戴顿《伦敦争霸战》

伊恩·弗莱明《皇家夜总会》《金手指》

格雷厄姆·格林《恐怖部》

约翰·勒卡雷《锅匹，裁缝，士兵，间谍》《冷战谍魂》

第20章

移民与侨胞

古代许多雅典人认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是直接从其城邦疆域中诞生的一个种族。然而在伦敦根本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想法。伦敦一直是外来移民不断涌入的城市，长期以来融合了不同种族和信念。本书中所提到的作家与各色人物只有少数出生在伦敦。家庭成员与伦敦这座城市有着长期联系的人数就更少了。伦敦实际上是一座移民城市，历史悠久。

在来到伦敦的境外人士中，数量最多的一直是法国人。如今人们常说，在伦敦的法国人数量超过法国波尔多市、南特市或者斯特拉斯堡市的法国人口。但是来自海峡对面的朋友们，至少从16世纪一批又一批逃避宗教迫害的胡格诺派教徒来到伦敦以后，一直在抱怨伦敦的饭菜不好吃。可以说，再往前继1066年诺曼人战胜哈罗德（King Harold）国王，征服者威廉在伦敦建立基地后，法国人一直抱怨伦敦的饭菜不好吃。

尽管如此，至少有一位法国人来到伦敦后不虚此行，大有收获。他就是伏尔泰（1694-1778）。这位《老实人》（Candide）一书的作者于1726年漂到伦敦，声称（有些奇怪）喜欢这里的“可爱”天气，庆幸自己逃脱了法国“地牢”（确切地说是巴士底狱，他刚出狱不久）。伏尔泰居住在旺兹沃斯街（具体地址不明）。据说在那里他喜欢用拉丁语同当地贵格派教徒爱德华·希金森（Edward Higginson）辩论有关洗礼的问题。他还在三个月里学会了讲一口标准的英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肯花时间在德鲁里巷剧院观看莎士比亚戏剧，盯视着著名女演员安妮·欧德菲尔德（Anne Oldfield,1683-1730）的脸。他见到了亚历山大·蒲柏、约翰·盖伊和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他本人从爱尔兰来到伦敦），更不用说许多上流社会人士。但是1728年由于伏尔泰被指控贪污、伪造支票，不得不提前结束在伦敦的短暂访问。

1765年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在发表《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遭到恶意诽谤之后，也越过海峡来到伦敦。他先是居住在白金汉宫街10号（距斯特兰德街不远），后来由于厌恶那里的“黑色水汽”，没多久又搬到了奇斯威克（Chiswick）。遗憾的是，他也不喜欢奇斯威克，在1766年又搬走了。

伊格内修斯·桑丘（Ignatius Sancho）被普遍视为伦敦第一位来自南非的作家。从1773年起，他在查理街（如今的查理国王街）19号开了一个杂货店（直到他1780年去世），销售烟草、食糖和茶。他以前是奴隶，但是受过音乐教育，创作诗歌和剧本（更不用说音乐创作）。他是约翰逊博士和劳伦斯·斯泰恩的朋友，曾经让康斯博罗（Gainsborough,1728-1788）

给他画过肖像画。他写的书信集在他去世后发表，非常畅销。

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对伦敦的看法更好一些。1872年9月他同情人和诗人亚瑟·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来到伦敦，称它是“圣经中的城市”。他们居住在菲茨罗维亚区霍兰街34号（如今的英国电信塔所在地）。兰波一开始也喜欢伦敦，尤其是喜欢霍索区销售的大量艾酒以及大英图书馆里的设施。这位贫困的诗人以赞许的口吻说：“供暖、照明、笔和墨水都是免费的。”遗憾的是，他和魏尔伦因为一顿鲱鱼晚餐的事情闹翻了，于1873年5月离开伦敦。1922年他们居住过的房屋还在时，外墙上挂了一个牌匾，上面只提到了魏尔伦的名字。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过于拘谨的当地官员把兰波的名字省去了。（就在这块牌匾挂起不久，另一位作家、艺术家住了进来。她就是妮娜·哈姆内特。她在那里的肮脏环境里住了一段时间，四下到处都有虱子和老鼠屎，床上铺的是报纸。）

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1840-1902）于1898年逃到伦敦避难。此前他发表了著名檄文《我控诉》（J'Accuse），猛烈抨击导致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冤屈入狱的腐败行为和反犹太主义立场。左拉住在上诺伍德教堂路，距水晶宫很近。左拉在伦敦期间过得如何，福特·马多克斯最有发言权。他曾经看见左拉这位作家在海德公园里“两眼郁郁地凝视着地面，用手杖末端捅着沙地”。1899年左拉及早返回了法国。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对水晶宫的印象也不好。1862年7月，他来到了伦敦。虽然在水晶宫举行的世界工业展览会已经过去了11年，他仍然表示不满，将它视为“一种可怕的力量，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里”。他对伦敦其他地方也没有任何好感。在干草市场，他非常吃惊地发现当地人周日夜晚通宵不睡觉，一直闹腾到第二天早晨5点，还有大量妓女和她们的“女儿”。更使他震惊的是，有人发给他一张传单，邀他参加罗马天主教会。他还谴责了聚集在那里的人群“无耻的、玩世不恭的态度”。白教堂一带更使他怒火满腔。他非常不满地说，“那里的人几乎一丝不挂，举止野蛮，连饭都吃不饱”，“每个人都喝得烂醉”。根据他本人的记述，有天夜晚他迷路了，夹在成群的“忧郁的人”中间在大街上游荡。他的所见所闻后来一直萦绕在心头，折磨着他。他永远离开了伦敦。虽然他只逗留了8天，然而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Winter Noteson Summer Impressions）一书中却用了一章的篇幅描述了这次伦敦之行。他根据《旧约》中邪神的名号，把这一章命名为《巴力》（Baal）。

并非每个人的看法都这样消极。19世纪大批来自美国的游客对伦敦高度称赞。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在1833年游历过伦敦后宣称：

伦敦如今使想象力更为受益之处就是，在如此复杂多样的人物中和条件下，人们仍然认为拥有浪漫情怀的人士还有存在的空间；诗人、神秘主义者、英雄都渴望遇到自己的同类。

1849年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来到伦敦，而且过得非常快活。当年住在克雷文街25号（位于斯特兰德街附近）一个提供膳宿的私人住宅里。然而在游历伦敦期间对他真正有意义的地方是塔山。他在那里看到一个乞丐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潦草地画着一个鲸鱼。就是那条曾经毁掉他的船只，使他断送前程的鲸鱼。创作《白鲸》的灵感就此萌发。

麦尔维尔还说过：“世界上有两个地方可以让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伦敦和南海。“1897年许多美国编辑把这句话理解得过于表面化。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曾经来到伦敦巡回讲演，希望能够筹钱偿还他在美国欠下的多笔债务。当时一个谣言开始在美国流传，说他已经死了。一位《纽约日报》派来的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两封电报敲开了泰德沃斯广场马克·吐温的房门。第一封电报上写着：“如果马克·吐温将要在贫困中死去，发过来500字的报道。”第二封电报上写着：“如果马克·吐温已经在贫困中死去，发过来1000字的报道。”马克·吐温回应时说了一句名言：“有关我死亡的报道言过其实。”

在来到伦敦的美国作家中，不能不提杰克·伦敦（Jack Lon-don），原因很明显。他出访伦敦后，于1903年发表了名著《深渊居民》（The People of the Abyss），在这本书中他宣称：“如果这就是文明取得的最佳成就，我们宁愿回到高声喊叫、赤身裸体的野蛮状态。”当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伦敦东区的济贫院和贫民窟中度过。最终他写出了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也是移民，居住在伦敦）于1845年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来，对大多数伦敦居民所遭受的极度贫困进行最猛烈抨击的著作。

几年后，已在19世纪60年代回到英格兰的亨利·詹姆斯要努力写出自己的伦敦旅游指南。他买了一个140页的笔记本，但只在其中36页上写满一些零星笔记，斥责了各种地标性建筑。例如，他将塔桥说成是“十分丑陋”的拙劣历史建筑。他还指出，“很难充分或公正地评价伦敦。它不是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地方；既不能使人感到快活、安乐，也无法逃避遭人指责。它只是景象壮观。总的看来，伦敦体现着一种最有可能出现的生活形态”。亨利·詹姆斯也不建议人们到处游逛：

伦敦过于单调乏味。说得明白些，它过于丑陋，无法让那些眼光敏锐的行人在路边看到他们心目中的那种消遣娱乐活动。破烂的居民区尘土飞扬，气氛压抑。英国下层社会的生活无法借助于优美的户外环境得到改观……另一方面，广场与新月形建筑，道路与花园过于呆板单调，却明显地装出一副绅士派头……白金汉宫丑陋得令人失望。圣詹姆斯宫只是因为不那么自命不凡，才显得不那么破败肮脏。马尔伯勒府邸藏身于院落之中，让世人无法一睹尊容。

旅游指南作者就是这样反复无常的人物。

在整个20世纪，美国游客不断来到伦敦。甚至描写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乡村雪景的伟大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也出现在博斯韦尔街35号那家著名的诗歌书店里。书店店主哈罗德·芒罗对他说，只要一看他穿的鞋就知道他是美国人。芒罗还问弗洛斯特是否听说过埃兹拉·庞德。弗洛斯特回答说没听说过。于是芒罗告诫他千万不要当着庞德的面这样说。

在20世纪，伦敦也受益于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从加勒比海地区不断到来的移民。第一批移民中有一位名叫琼·里斯。她是克里奥耳白人的女儿，不过家境衰落得很快。1916年她从多米尼加漂洋过海来到伦敦，先是住宿在剑桥佩思学校，后来又搬到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在那里度过了两个学期。由于她讲英语时口音很重，总是受到教师和同学们的指责。人们经常把她同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联系在一起，然而她在伦敦生活的时间更长。她有时居住在提供膳食的肮脏房间里，有时居住在肯辛顿高级住宅区由马厩改建的漂亮住宅里。这要看她当时的经济条件如何（也要看当时她同谁结了婚）。如今在她居住过的切尔西区保尔顿斯广场（塞缪尔·贝克特曾经在同一路段居住过）保尔斯顿大楼公寓里挂起了一个蓝色牌匾。她从未忘记过刚看到英国和伦敦时的失望情形：天空灰蒙蒙的，人行道上景色凄凉。“伦敦好像是一个冰冷黑暗的梦”，她这样写道，而且不无道理，因为她在那里吃过苦头，遭受过伦敦社会的歧视虐待。

阔别多年后，琼·里斯于1964年回到了伦敦，为的是同她的编辑戴安娜·艾西尔（Diana Athill）见第一面，庆祝她后期创作的文学杰作《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即将脱稿。她们计划在里斯下榻的旅馆里共饮香槟。然而当艾西尔到达那里时，有位忧心如焚的女经理对她说里斯心脏病发作了。随后她在医院里见到了作者。里斯生前于1966年看到了自己所写的长篇小说出版，她的文学才华终于得到了广泛承认。

加勒比海地区黑人作家在英国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来自特立尼达的C.L.R.詹姆斯（C.L.R.James,1901-1989）创作的《飘着薄荷味的小巷》（Minty Alley，发表于1936年）。詹姆斯在1933年来到伦敦，去世前他在伦敦市内外生活过多年，写作题材涉及板球、文化以及左翼政治等方面内容，有时将这三方面内容揉为一体，效果极佳［比如在其讲述西印度群岛板球故事的名著《越界》（Beyonda Boundary）中就是这样］。他于1989年在布里克斯顿去世。后人对他的最大纪念就是位于伦敦近郊城镇哈克尼达尔斯顿巷的C.L.R.詹姆斯图书馆，坐落在一幢现代化的建筑里。1985年他出席了这座图书馆的开馆仪式。

继C.L.R.詹姆斯之后，牙买加诗人詹姆斯·贝利（James Berry,1924——）来到伦敦，开始用标准英语和牙买加方言写作。“我知道我来到伦敦是来对了，伦敦适合我，”他后来这样说道，“伦敦有书，有可以利用的图书馆。”

塞缪尔·塞尔文（Samuel Selvon,1923-1994）在195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孤独的伦敦人》（The Lonely Londoners）中，在运用克里奥英语叙事故事、展现人物对话以及重点表现西印度群岛人移居英国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他首先在6个月时间内用标准英语努力写出了初稿，然后取得重大突破，改变了语言。他通过在伦敦乘坐公共汽车这个比喻来巧妙地解释写作过程：“我就像个乘客一样坐在车上……然后就让语言自己去写作。”

丹尼尔对他说，在法国各种各样的人都忙着写书，有些书最后还真成了畅销书。出租车司机、行李搬运工、街道清洁工——什么人在写书并不重要。今天你还在工场里做工流汗，明天各家报纸上全都出现了你的名字和照片，称赞你是一位崭露头角的文学大家。

塞缪尔·塞尔文《孤独的伦敦人》

1968年，集诗人、学者于一身的爱德华·布拉斯怀特（Edward Brathwaite,1930——）写了一篇文章，声称在《孤独的伦敦人》发表10年内，“西印度群岛几乎每一位名副其实的小说家都来到了伦敦”。他还指出，自1950年以后他们写出了100多部作品，而英国公众似乎并不了解这一贡献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于是他采取应对措施，在梅克伦堡广场（数十年前那里也是伦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寓所所在地）的公寓里发起了加勒比海艺术家运动。其他著名人士也很快参与进来，包括《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创办者斯图亚特·霍尔（Stewart Hall,1932-2014）。这场运动继续激励了年轻一代作家，比如主要活动在布里克斯顿的林顿·克维西·约翰逊（Linton Kwesi Johnson,1952——）。他是第一位作品已进入企鹅出版社经典之列的牙买加黑人诗人。

走过一条更加孤独之路的作家是特立尼达人V.S.奈保尔。他说：“我（于1954年）来到了伦敦。它成了我个人世界的中心。我付出了艰难努力才来到了伦敦。我迷失了自己。”无论迷失与否，他发表了许多作品，最终使他在伦敦生活期间荣获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

20世纪末，许多描写印度次大陆移民家庭在伦敦生活经历的作品陆续出版，蔚为大观。其中最为风趣的一部作品是哈尼夫·库雷什（Hanif Kureishi,1954——）创作的《郊区佛陀》（The Buddhaof Suburbia）。故事背景设置在“悲哀的可活动亡灵”之地布罗姆利，那里溺水的人眼前能看到双层玻璃在闪光，却看不到自己的生命。男主角卡里姆·艾米尔和他的父亲在贝肯汉姆大街老鼠与鹦鹉酒吧里亲眼看见了艺术与音乐表演的火爆场面。书中以更为令人欣喜的手法对此进行了生动描绘。其创作灵感来自于卡雷什在现实生活中对著名摇滚音乐家戴维·鲍伊（David Bowie,1947-2016）的崇拜，以及卡雷什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建立的贝肯汉姆艺术实验室。

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1975——）以类似饱蘸感情的幽默手法，在她无与伦比的作品《白齿》（White Teeth）和《NW》中展现了西北威尔斯登（Willesden）郊区的生活风貌，描述了移民群体中一些困惑的澳大利亚人远离沙滩如练、海水碧绿的故乡后，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地在NW2一带酒吧里打工谋生的情形。

莫妮卡·艾莉（Monica Ali,1967——）离社会主流文化中心更近一些，因其在《红砖巷》（Brick Lane）中对孟加拉移民的出色描绘，于2003年进入布克文学奖候选者名单。到那时为止，在伦敦居住的英籍印度人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已经凭其创作的长篇小说《午夜儿童》（Midnight's Children）荣获过布克文学奖。他在滑铁卢的奥美广告公司工作时完成了这部作品。

重要地址

霍兰街34号W1T菲茨罗维亚（地铁站：古奇街）

克雷文街25号WC2N（地铁站：路堤站）

梅克伦堡37号WC1N（地铁站：罗素广场）

保尔斯顿大楼SW3国王路298号（地铁站：斯隆广场）查理国王街19号SW1A（地铁站：威斯敏斯特）

推荐阅读书目

莫妮卡·艾莉《红砖巷》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冬天记的夏天印象》C.L.R.詹姆斯《飘着薄荷味的小巷》《越界》

哈尼夫·库雷什《郊区佛陀》

杰克·伦敦《深渊居民》

塞缪尔·塞尔文《孤独的伦敦人》

扎迪·史密斯《白齿》《NW》

伏尔泰《老实人》

第21章

妖怪与启示文学作品

“这里也是地球上一个黑暗的地方”，约瑟夫·康拉德所写的《黑暗的心》里那位故事叙述者马洛说道。他望着泰晤士河河水向大海滚滚流去，心里想起了“1900年前罗马人首次来到这里时的古老年代”。他还念叨着文明无法永久存在的性质。“我们生活在飘忽易逝的状态中。但愿它也能天长地久！”他说道，“可是昨天这里还是一片黑暗……”

作家们开始意识到，黑暗也可能明天降临到这里。就像马洛想到文明时代之前的伦敦那样，H.G.威尔斯在想象着它的结局。他在《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中描绘了被火星人毁灭的首都成为废墟后一片烟熏火燎的凄惨景象。

威尔斯1897年发表的这部杰作推动了科幻小说的发展，同时也继承了作家们不断在作品中兴高采烈地把首都伦敦闹个天翻地覆的创作传统。

说来也怪，大闹伦敦的写作传统居然肇始于瑞士的日内瓦湖畔。1816年玛丽·雪莱和丈夫珀西·雪莱，还有朋友约翰·波利多里在拜伦勋爵的豪华住宅迪奥达蒂别墅里做客。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Mount Tambora）爆发后喷出大量烟灰，致使那年夏季又冷又湿。因此，这几个朋友只能待在室内。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要使室内环境变得有趣一些。于是，他们一边大口喝着鸦片酒，一边比试着看谁能讲出最吓人的鬼怪故事。轮到拜伦时，他讲述了一些以前在巴尔干半岛听过的有关城市吸血鬼的传说和故事。波利多里从中获得创作灵感，写出了后来发表于1819年的作品《吸血鬼》（The Vampyre）。这部作品讲的是来历不明的鲁斯温勋爵（Lord Ruthven）专门引诱伦敦社会精英人物，然后将他们的血液吸干的故事。后人在创作作品时也从中受到启发，又涌现出几十位面色苍白、嗜血成性的恶魔。

玛丽·雪莱所写的《弗兰肯斯坦》［又名《现代普罗米修斯》（The Modern Prome the us)］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当年几位朋友一起讲完故事后，她就开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的故事背景主要设置在日内瓦湖畔。她后来创作的作品《最后的人》（The Last Man,1826）讲述的是一个名叫莱昂内尔（Lionel）的人在20世纪末闯荡伦敦的故事，也描绘了世界结局。莱昂内尔去过几处伦敦的地标性场所，其中就有特鲁里巷剧院。他在那里观看了情节非常动人，充满着不祥预兆的戏剧《麦克白》。后来就突然爆发了瘟疫。紧接着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看到一个唱诗班歌手倒地身亡。那个可怜的孩子“按着事先的指令祈祷了几声”，匆匆打开了教堂下的墓穴（此前已有数千人去了那里——这回墓穴大开，要把行完葬礼的所有人都收纳进去）。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场面污秽丑陋。玛丽·雪莱描绘了一个“街道寂静”的闹鬼城市，展现了一个“悲痛难忍”的“可怕时期”的恐怖情景。后世许多作家纷纷效仿这种创作模式，乐此不疲。

那时伦敦居民不超过1000人，而且这一数目还在不断减少；大多数居民都是乡下人，来到伦敦改换一下生活环境；伦敦本地人则向往生活在乡下。原本熙熙攘攘的伦敦东部变得寂静了，最多你只能看到有些人一半出于贪婪，一半出于好奇，把各处仓库翻了个底朝天（说不上是劫掠）：成捆的各色印度货物，成包的珠宝和香料都被打开了，散落一地。

玛丽·雪莱《最后的人》

1827年，也就是《最后的人》出版后的那一年，简·露顿（Jane C.Loudon）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它有一个“自鸣得意”的书名《木乃伊！》（用上了感叹号）。这部作品“讲述的是20世纪的故事”，其创作灵感部分来自于1821年在皮卡迪利大街附近一个剧场里当众打开埃及木乃伊的场景。简·露顿看到的是一个女孩木乃伊。另外这部作品的创作还受到《弗兰肯斯坦》中一行语句的启发：“就是再次被赋予生命活力的木乃伊也不可能比这个家伙更丑陋，更吓人。”

露顿显然认为木乃伊同样丑陋可怕。在《木乃伊！》这部作品中，她让一个名叫基奥普斯的木乃伊复活了。这个“恶魔”大部分时间都在地球上度过，提出一些有关政治与个人权利方面的建议（使这部长篇小说成为早期女权主义的开拓性作品，也是早期引人入胜的一部科幻小说）。

19世纪40年代，各种怪物纷纷再次亮相，抬起了丑陋的头颅。此时伦敦人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越来越多的“廉价恐怖小说”。这类作品并不新鲜。自16世纪起，各种内容与手法耸人听闻的传单、文章纷纷出笼，大受欢迎，满足了公共对阅读鬼怪、巫师与恐怖谋杀故事的爱好。19世纪中期随着印刷成本下降，出版商花同样多的钱可以印出更多作品，于是这类作品再度流行起来。每当有优秀的恐怖故事连载发表时（每周分期连载），每逢出版日，各家书店里挤满了顾客。他们乱哄哄地排起了长队，显得非常兴奋。“一个充满了潜伏贵族，企图杀人的从男爵，以及醉心于研究毒物学、拥有头衔的贵妇人的世界，”一位名叫乔治·萨拉（George A.Sala,1828-1895）的作家在谈及上述恐怖小说的内容时这样写道，“还有吉卜赛人，戴着面具的强盗头目，手持匕首的妇女，被偷走的孩子，干瘪的母夜叉，残忍的赌徒。”

由詹姆斯·马尔科姆·赖默（James Malcolm Rymer）和托马斯·佩凯特·普雷斯特（Thomas Peckett Prest）联手创作的《吸血鬼瓦内》（Varneythe Vampire）成为当时大受欢迎的连载作品。到连载结束时，这个故事总篇幅已达876页。从故事标题上可以想到，故事情节涉及在伦敦横行一时的另一个吸血鬼。（作者赖默和普雷斯特赋予了吸血鬼瓦内许多非凡能力，后来成为吸血鬼传奇故事不可缺少的表现特点。比如，长着毒牙，双眼有催眠功能，具有超人的力量。）

1885年又一个流行的比喻问世了。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ries）在他所写的《伦敦后》（After London）中把这座城市沉入了水下。文明崩溃了（原因没有交代），伦敦陷入了毒气弥漫的沼泽底下。书中有一章对此情景展开了生动描绘。小说男主角划着独木舟来到伦敦城址上面：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目前所在的位置。找到了那一堆发黑的钞票，又拨动了记忆的心弦。这些骷髅都是那些当年壮着胆子寻找古代财宝者留下的可怜遗骸。他们不幸来到了当时最强盛的城市遗址上方的夺命沼泽地里。早已彻底毁灭的伦敦空城遗址就在他们的脚下。

呜呼哀哉！

更吓人的情景还在后头。第二年又一个魔头怪物开始在伦敦游荡，用他那拐杖狂殴无辜之人，露出了各种狰狞面目。他就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所写的《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Jekyll and Mr Hyde）中那位人格分裂的主人公的另一半丑陋化身。

据说故事中的海德先生居住在索霍区“一个凄凉的地方……那里道路泥泞，过往行人形貌邋遢……好似噩梦中的某个城区”。伦敦的其余城区也呈现出类似的光景。即使是伦敦的绿色空间，也由于避难的缘故没什么值得可看的景致。“冬季里摄政公园到处可以听到窃窃私语的声音，飘荡着甜丝丝的泉水气味。我沐浴着阳光坐在一条长凳上；心潮难平，又想起了如烟往事。”

在令人不安的海德先生出现两年中，开膛手杰克已经在伦敦东区大开杀戮。这位夺命魔头实有其人。与小说中的描写不同，实际上根本不是皆大欢喜的结局。杰克的原型虽作恶多端，却始终逍遥法外。后人根据他的犯罪经历提出了许多阴谋理论，拍摄出多部电影，创作出多部长篇小说。阿兰·穆尔（Alan Moore,1953——）从中获得灵感，写出了喜剧《从地狱中来》（From Hell）。

开膛手杰克专杀年轻女子，残忍解肢。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从中也获得创作灵感，写出了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恐怖小说《吸血鬼德拉库拉》（Dracula）。斯托克在创作这部小说（发表于1897年）时，还是亨利·欧文（Henry Irving）手下的莱森剧院（Lyceum Theatre）的剧院经理［这家剧院就在斯特兰德大街附近，专门放映迪士尼公司出品的《狮子王》（The Lion King）］。19世纪70年代末期斯托克来到了伦敦，居住在切尔西区艾伯特桥附近的切恩街27号。后来因为见义勇为，他又搬到别处去了。当时他从泰晤士河里救出了一位溺水的男子（潜入河水中把他拉出水面），接着又安排把这位男子带回自己家里。遗憾的是，当获救男子抵达切恩街时不幸身亡。他的遗体被放在了餐厅的桌子上。正巧此刻斯托克的妻子走了进来。看到在她吃饭的地方摆放着一具尸体，她非常生气（这可以理解），不想在住宅里继续待上哪怕一分钟。斯托克夫妇只好另寻住处。

除了上述麻烦之外，伦敦使这位年轻的爱尔兰作家以及他塑造的著名人物生气勃勃，充满了活力。“我很想在你们强大的伦敦城里穿过一条条拥挤的街道，”德拉库拉在小说中对乔纳森·哈克（Jonathan Harker）这样说道，“置身在行色匆匆、热闹纷繁的人群中，体验他们的生活、变化和死亡，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

他的确体验了人们的生活，而且还是以多种方式。哈克首先安排德拉库拉住在伦敦东边珀弗里特（Purfleet）那一带的一幢住宅里（附近的一个救济院有位名叫伦菲尔德的人喜欢吃苍蝇）。但最终德拉库拉在伦敦市中心安顿下来。有一次哈克在皮卡迪利大街上走时被吓得魂不附体。他看一个“瘦高男人”凝视着一位姑娘。“他的脸可不是一张好脸，”书中写道，“那张脸冷酷无情，又很性感……”

德拉库拉在皮卡迪利大街同上流社会人士交往，此外还在东区游荡，去过白教堂那一带，还去过当年开膛手杰克一显身手的猎场（绝非偶然）。他让一只狼从伦敦动物园里跑了出去。他的“徒弟”露茜·韦斯滕拉（Lucy Westenra）在晚上把儿童引诱到汉普斯特德荒野，吸他们的血。德拉库拉派人把成箱的泥土送到伯蒙齐（Bermondsey）区的牙买加巷。故事中的人物纷纷去哈罗兹百货商店购物。德拉库拉租居的住宅对着格林公园和小宪法俱乐部［有可能以道街（Dow Street）拐角的小雅典娜神庙俱乐部为原型］。他从一处名胜游逛到另一处名胜。众人熟悉的地方闯入了吸血鬼，仅此一点就为小说增添了极大魅力。德拉库拉四处游逛的伦敦让读者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看到他出现在那些有名街道上的朦胧身影，既使他显得更加真实，又使他显得越发奇特。

在上面提到的《星际战争》中（与《吸血鬼德拉库拉》同一年出版），H.G.威尔斯也运用了既人人眼熟又触目惊心的情景描写手法。威尔斯把外星人开始入侵的地点设置在萨里郡沃金（当时他居住在那里）附近的一块公有地上。紧接着他就把故事场景推到了泰晤士河上，经过汉普顿宫，穿过特威克纳姆和里士满（故事的叙述者看到那里的桥上覆盖着红色的火星野草），又展现在罗汉普顿和希恩。故事的叙述人在一幢房屋下躲藏了好几天，现身后在体面安全的帕特尼老城区一带看到了“龙卷风造成的巨大破坏”。然后他又越过泰晤士河，进入切尔西区，最终抵达了肯辛顿。威尔斯在一封书信中幸灾乐祸地对朋友说，他特别选中这片区域是“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特别残酷的暴行”，另外他还让当地人在喝着一瓶又一瓶香槟的过程中就死去了。也是在这里，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阴影下，故事叙述人首次听到了垂死的火星人发出的悲声“阿勒，阿勒，阿勒”。他看到火星人三脚架形的装备高高地矗立在遭到严重毁坏的街道上方，空荡荡的不见人影。他开始明白了：外星人终于被打败了。他很快又来到樱草山，最后看一眼满目疮痍的城市。在“绿波起伏”的摄政公园前面，他看到威斯敏斯特已经沦为废墟，圣保罗教堂的圆顶在朝霞的映衬下显得幽暗阴郁，西侧“露出一个巨大豁口”。

星期日夜晚，伦敦昏沉怠倦地沉睡过去；在星期一凌晨又再次醒来，强烈地感觉到危难即在眼前。

H.G.威尔斯《星际战争》

继这一幕惊魂场景描写之后，在伦敦创作出的小说中平均每5分钟就会出现一些反乌托邦和大灾变情节。从那时起推出了数百部小说，纷纷描写伦敦的毁灭和巨变过程，其中许多已成经典作品。

《一九八四》是很有影响的一部反乌托邦作品。它把伦敦描绘为一号空降场的首都，由老大哥监视，饱受战争和残酷的极权主义之苦。再现于其中的一些伦敦特点不难辨认。特拉法尔加广场变成了维多利亚广场。位于马利特街的宏伟理事会大楼（隶属于伦敦大学）在书中变成了真理部（这一变化同奥威尔夫人在那里的数年工作经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里是情报部所在地）。101室取材于波特兰街英国广播公司大楼里的一个房间。据说奥威尔当年就曾经坐在那里出席没完没了的政治审查会议。

《一九八四》出版于1949年。就在奥威尔描绘出令人惊恐的未来画卷两年后，伦敦又经历了一次约翰·温德姆（John Wyndham,1903-1969）在《三尖树时代》（The Day of the Triffids）中所描绘的颇为温和的灾难。一颗彗星从地球旁边飞过，发出的绿光晃瞎了大多数居民的双眼，在伦敦引起了一片混乱。更糟糕的是，一种能够移动，被称为“三尖树”的巨大食肉植物开始到处游荡。理事会大楼在小说中再次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回是比较好的作用。从楼顶发出一道亮光，向那些没被彗星绿光晃瞎双眼的伦敦市民表明这里是安全的集合地点，让他们最终逃离伦敦，开始新的生活（在这些幸运的伦敦市民中有男主角比尔·梅森和他在摄政街半路上遇到的爱慕对象约瑟拉）。

1956年，《百草不生》（The Death of Grass）颠覆了有毒植物的概念。由约翰·克里斯托弗（John Christopher,1922-2012）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表明，这一次遇到的问题是植物的消亡。一种危害极大的病毒使所有草类和小麦纷纷枯死，威胁到全世界的粮食供应。英国政府断定，唯一可以保留、养活一少部分人口的途径就是杀掉大多数人。于是，可怜的伦敦便被列为氢弹轰击地区。郊区街道上竖立起了路障。在伦敦市区的A1那一带爆发了激烈枪战。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纷纷向北逃窜。

放弃城市成为核时代一个流行的比喻说法。经历过大灾难后的伦敦并不仅仅被视为难民们要千方百计逃离的地方。在J.G.巴拉德（J.G.Ballard）的笔下，许多著名人物都积极面对眼前的一片混乱局面。

这位科幻小说领域中的泰斗级人物在谢珀顿老查顿路上的一幢半独立式住宅里伏案写作。他在196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被淹没的世界》（The Drowned World）中也同理查德·杰弗里斯一样把伦敦沉在了水下。只有这一次，经历大灾难后的一些幸存者在废弃的丽兹大酒店里尽情欢乐一番，又乘船从被淹没的伦敦中部地标建筑上方驶过。当有人要把市内的大水抽干、清理地面时，男主角凯兰斯博士（Dr Kerans）甚至还勃然大怒。

在《坠毁》（Crash）这部作品中，巴拉德还让人们在威斯特威附近和希思罗机场周围的混凝土废墟里自发地拥抱。在被打回原始野蛮原形的伦敦东边尚存留着一幢高层建筑，这仅仅被视为举行更多次聚会的一个借口。

在长篇小说《德拉库拉纪元》（Anno Dracula）中，德拉库拉伯爵和夫人维多利亚女王身边的那些怪物、政客和堕落贵族更是骄奢淫逸，贪图享乐。由吉姆·纽曼（Kim Newman,1959——）创作于1992年的这部作品是一部描写首都伦敦的架空历史小说。在小说中，白金汉宫变成了血淋淋的狂欢场所，开膛手杰克专门喜欢杀害吸血鬼妓女。具有双重人格的化身博士也在小说中现身；还有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名人奥斯卡·王尔德、比阿特丽克斯·波特，以及其他数十位非正统派重要人物、作家和恐怖人物。

《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中的男主角却无法在一个被闹得天翻地覆的世界中尽情地享受自由，为所欲为。阿兰·穆尔笔下的神秘名人“V”最初出现在1982年发表的一部喜剧中，戴着一个白色的微笑面具。然而这个微笑是虚假骗人的。V感到愤怒。非常愤怒。在他的世界里经历过一场核战争后，法西斯分子接管了政府，暴力反抗是唯一的抵制手段。V密谋灭掉议会两院，炸毁像邮局大楼那样的地标建筑。他穿行在笼罩着浓重阴影的危险区域，生活在阴影之中。他的藏身之处就在维多利亚火车站地下，名曰“阴影画廊”，可谓恰如其分。

20世纪90年代中期，尼尔·盖曼（1960——）创作的经典作品《乌有乡》（Neverwhere）也描绘了地下伦敦诸般景象。书中人物顺着“地下裂缝”掉了下去，最终来到了伦敦地面下方的另一个城市。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盖曼乘坐地铁时经常自问的一些问题：伯爵宫车站真的有伯爵吗？伊斯灵顿有天使吗？唐街（Down Street）究竟有多深？（唐街是梅费尔区一个废弃的车站，曾经用作温斯顿·丘吉尔的战时掩体。）

在路易斯·韦尔什（Louise Welsh,1965——）2014年发表的作品《如此燃烧真美妙》（A Lovely Way to Burn）中，伦敦爆发了一种新的瘟疫，生灵凋敝。在玛吉·吉（Maggie Gee,1948——）的作品《洪水》（The Flood,2004）和威尔·塞尔夫所写的《戴夫书》（The Bookof Dave,2006）中，伦敦再次被泡在水里。在《戴夫书》中，伦敦这座失落城市唯一流传下来的只有一种宗教，其主要内容是一位名叫戴夫的出租车司机怒气冲冲的抱怨之词以及他了解到的失落都城的一些情况。其余一切尽泡在水下。

就这样，文学作品又把伦敦带回到当初那个荒蛮时代；伦敦又沦落为一片泽国废墟，成为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所有那些人，所有的记忆，所有那些言语和书籍，全部化为乌有……

致谢

谨借此机会向休·贝克、加布里埃拉·内梅特，向迈克尔·奥马拉图书有限公司的每一位员工以及我们读MBA时的所有朋友表示感谢。我们还要感谢史蒂夫·芬博，他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垮掉的一代”以及20世纪后半期伦敦时尚生活的珍贵资料。如果离开几代前辈的研究成果和辛勤工作，也不可能写成一本这样的专著。我们不仅查阅了有关长篇小说、戏剧、诗歌和日记原作，还参考了大量精彩纷呈的伦敦旅游指南。以下仅列出一小部分，我们从中受益匪浅，读来十分开心。在此谨向它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目录

CONTENTS

自序

对话流沙河

第一章　死在东西方——阳世对冥界的窥探

古埃及人：为死而忙碌

1．拿破仑的东方之梦

2．法老说，就从我的名字读起吧

3．请不要惊扰我们

中国人：盘旋在死亡头上

1．天地正气涵生死

2．魂归自然任逍遥

3．说生说死生生死死

古希腊罗马人：厌恶死亡

1．在神的教唆下死

2．认识自己！

3．罗马的狼

第二章　世界归死亡管辖——人类如何死

战争与和平的结果：死亡

1．战争是什么？

2．东征与西征的战例

3．和平的结果也是死亡

人民死，是为了让上帝活着

1．以上帝的名义

2．以人民的名义

谁创造了死的艺术？

1．中国的虐杀

2．西方的虐杀

3．自杀：为了死的自由

第三章　跟死亡握手言和——在悲壮的抵抗之后

另类语言：巫术与通灵

1．黑白两界

2．人鬼之战

3．阳世的边界扩张

徒劳的抵抗：方术与科学

1．令人不死的宗教

2．起死回生的科学

学习死：牺牲与奉献

1．听曾经死过的人说死

2．向已经死了的人学习死

自序

自有人类以来，迄于今日，已有八百五十亿人先后死在这个星球上。他们全是我们的亲族父祖。

一代又一代的生者，都在埋葬着先他们而去的长辈，有时是他们的同辈甚或晚辈。

这是一个绝对不可逆转的过程。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当查士丁尼用大把的金子去诱使掘墓工人更卖劲地干活时，工人们丝毫不为所动：谁知道他们自己将在何时，又将由谁来埋葬呢？当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都塞满了腐尸；当几分钟前还说着话的同伴晃晃悠悠就倒毙了，这时候谁说话才算数？死神，还是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金山能挡住死神沉重的步伐？尽管如此，工人们毕竟没有停止掘墓工作，丛葬坑中的殓尸工人也在尽力把腐尸摆放整齐——这是生者对死者的尊重，也是对死亡的敬畏，今后，别的人也会如此对待自己。但是，埋葬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死亡的步伐。人们不得不将堆积如山的尸体直接推向大海，以致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面上，浮尸如同厚厚的泡沫，覆盖了冰冷的海水……

这是在公元六世纪中叶，当瘟疫笼罩在君士坦丁堡之时出现的情景。在那次瘟疫肆虐中，罗马帝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瘟疫在同时期的中国被称做“伤寒”。东汉末年伤寒制造的尸体数量，竟到了“填塞道路”的程度，医家张仲景一家即死去一百多口，“伤寒十居其七”，因此忿而著医书《伤寒论》以图悬壶济世。

那么，有谁问过，在人类如此大规模速死中被埋葬的死者，他们生前过得快活吗？他们愿意死吗？他们死得自然安祥吗？答案恐怕会令所有生者惊怖不安：在全部已死的人类中，只有极小一部分死于衰老。就是说，绝大部分死于意外：要么是天灾——例如饥馑、瘟疫和其它生存环境的恶化；要么是人祸——例如战争、动乱、暴力和其它形式的自相残杀。

战争的结果是父亲埋葬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长期的社会动乱，可以导致流血飘橹尸骸如山，中原百里不闻鸡犬之声。谁愿意在饥荒中成为饿殍？谁愿意在兵燹中变为枯尸？因此可以说，在全部已死的人类中，绝大部分生前并不快活；他们的死是非正常死亡，而且死的时候很痛苦。

在自然力量的打击下，人类是渺小羸弱的，孤立无助的。人类死于天灾，就像森林焚于山火，也许这是天意：以大规模速死的方式，来维系生命的更新。然而人祸难道也与天意有关？

人确实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人类也是愚蠢的，不理性的。人类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暴力争斗史。现存的民族，是漫漫昨夜中杀人效率最高、最为凶残的民族，否则，它们无法生存到现在。

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文明史的观点，只在下述实指中才有意义：人类为战争确立的游戏规则完善一些了，公平一些了；国家行为开始试着接受理性的约束；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社会控制更有效一些了；人类为权宜之计设置的政府不那么肆无忌弹了……因而，人类在死亡过程中，非正常死亡的比例有了下降的趋势。这大概就是文明的成果。

更有效地避免非正常死亡，建设多少有些快活的人生，应该是人类共有的追求，中国人称此为享尽天年，享足死福。

然而人类是怯懦的。由于死亡是无法重复操作的、人无法表达对其感受的未知状态，因而人对死亡有着本能的畏惧，总是期冀着能延年益寿，推迟死亡的来临。特别是在科学至上的时代里，在欧罗巴文化席卷全球的眼下，由于科学家宣称人可以活到200岁，外科医生甚至可以为一个人换头！人类再一次地变得痴迷可笑——他们想抵抗死亡。假如科学可以延迟甚至阻止死亡，生命质量就将下降乃至失去意义。

死亡被人类深深地误解着。其实，死亡是温柔和安祥的，它有着无比宽广的胸怀。人类能够死，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茫茫宇宙，哪里能够找到死亡？如果没有死亡，哪里能够出现生命？死亡是美丽庄严的。

人类如果不再自己制造祸殃，如果能够更理性更成熟地对待生命，人类就能学会如何死亡：庄严地、体面地、自然安祥地走向死亡——这是人人都应该学习的；每个人都有这样去死的权利。

对话流沙河

作者与流沙河（右）笑谈生死

李书崇：在活得最艰难的时候，想到过死吗？我说的是自杀。

流沙河：没有。我不想死。我有若干不死的理由：全国定了那么多右派，许多人地位比我高，他们都没有寻死；此其一。其二，劳改中，我抓紧时间读书，越读心中越踏实：没有文化的人整有文化的人，我死了不值得。后来到了文革中，我就更放心了：我是死老虎，不是他们重点整的对象。

李书崇：事实上，那个时候许多人心里窝的就是这股子气：我偏不死！他们是被连续不断的迫害激怒了。诚如你说，人们有无数不死的理由。但是我想，更重要的一点是：人们没有找到可以让他们去死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死就是不值。

流沙河：你说对了。孔曰：“死生亦大矣。”所以旧时丧家举哀，门额书“当大事”，是说死亡为大事。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大哉死乎，君子息焉。”死为大，大在息。生劳作，死安息。古今正派人，即君子，上自圣贤，下至百姓，皆能如此。这也是我个人的死亡观，人应该死得“大”。

李书崇：请原谅，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愿意在什么情况下死？你又如何使自己的死称“大”？

流沙河：如果有幸不死于横祸，能享尽天年，我愿意在僻静处，不痛苦，不恐惧，不怨恨，自然死去。如果要立遗嘱，必须写明不要公家讣告，说我这好那好。谀尸是可笑的，等于嘲弄死者。我一生画满了逗号、顿号、省略号、破折号、惊叹号，临到结尾，希望讨个句号以求了断，千万来不得疑问号。能这样死，算是享足死福，死得很“大”，赞曰：“大哉死乎”。死福只是人生美好的愿望之一而已，鲜见有获享者。不痛苦，这很难。不恐惧，就更难。死亡毕竟是未知的领域，因陌生而恐惧，终究难免。南齐谢脁为人所作墓志一篇，结尾四句替墓中人感伤“风摇草色，日照松光”这太阳下的风景不可复睹，接着悲叹“春秋非我，晚夜何长”这墓中的没有四季变化的长夜漫漫不旦之苦，让我们窥见古人之所惧。今人由于殡葬改革，不可能再有那种诗意的恐惧。但是肯定有所怕。家慈在世之时，多次说到“最怕过火焰山”。后来目睹遗体焚化，至为惨烈，我也怕了。所幸第三，不怨恨。我肯定做得到。不怨自己福薄，不恨他人整我，这得感谢孔孟老庄诲我……

李书崇：你这么说，倒好象自己快要死了似的。“人之将亡，其言也善”？

流沙河：言为心声。将死之人或无暇作秀吧。他们的善言反映出善心，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这些人啊，恶花开了满树，惟根荄之尖端，应有几粒善细胞吧。孟子言性善，指根荄而言。荀子言性恶，指花树而言。我认为都有道理。

李书崇：你在七十年代那次连续高烧不退，已界濒死，是一位反革命的医生救了你。他所以敢对你投下虎狼药石——白虎汤，是因为你也是反革命，如果治死了你他没有阶级报复之嫌，因而敢用猛药。那时你感觉到死的威胁吗？

流沙河：没有。只是闭上眼睛，从头到脚，好象听得到骨头在响……人很清醒。

李书崇：那次别人都认为你会死，甚至已经对你儿子说了。你没有死。因为你还不打算死，没有死的意识，没有作好死的准备。那么，第一次感觉到死的威胁是什么时候？

流沙河：八十年代后半期，人很消瘦，面无血色，问过自己，我要死了吗？再通读《庄子》，心想，我要写一本书。就开始写《庄子现代版》。很投入，身心渐渐康复。家人说：“庄子救了你。”我想也是。

李书崇：恐怕，这就是中国读书人心灵深处的儒者精神——“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你害怕死亡来临时还没有做完你认为重要的那些事……

流沙河：重要的事，今世肯定做不完，不过勉力多做一点。能尽些义务时，要尽自己义务。何为知识分子义务？人家焚书的时候，你悄悄抱回家几本藏起来，传之后人；人家毁弃了斯文，你在家独自诵习；人家拆了某座庙，你记得那上面有绝佳的楹联，赶快把它记下来，以后再没有人知道了！你要想法传承某些东西。

李书崇：你刚才说，“君子息焉”指的是古今正派之人。何为正派之人？

流沙河：孔子之死，最动我心。死前七日，他就告知弟子子贡：“昨暮，予梦坐奠两柱间”，这是殡仪之象，他已预感。还唱了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何等的从容啊。两千年后，有人据此做了上联：“太山颓，梁木坏，哲人往矣。”下联：“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堪称儒道合璧，死得潇洒，挽得高明。古代的真君子只争这个，不争殡仪规格待遇。曾子之死，让人知晓何谓坚守原则。病危快断气了，他还吩咐儿子扶他起床，立即撤去豪门大夫送给他的高级竹席，以求死得正派。竹席撤换了，落枕便断气。陶渊明之死，少见的从容，预写自挽诗，又写自祭文。甘心贫贱，勤耕苦作，病于营养不良，死于劳累过度，却无怨言，更不恨谁。自祭文结尾问：“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正是生劳作死安息的意思。我口头的君子这个概念，既然泛指古今正派人，可知并非阶级概念。寻常百姓中，君子也不少。我曾有幸同一群木匠共事十二年，熟悉他们。他们中间，一些所谓“旧社会来的”老木匠，勤劳本份，厚重讲礼，多系君子，对我谈不上好，但都为人正派。他们一个个的生则劳作，死则安息，同样死得很“大”。

李书崇：那么你认为何为小人？

流沙河：夏桀商纣，秦皇汉武，残民以逞，罔思悔改，他们算是小人中的巨头。夏桀死于流放，商纣死于自焚，其痛苦，其恐惧，其怨恨，可想而知。秦皇汉武，求仙觅药，妄想不死，费尽财力，透露出他们怕死的内心，既狠且怯。特别是秦皇，荆轲匕首张良椎，早已夺了他的胆，所以出警入跸，时刻恐惧提防。步行深宫中，还嫌不安全，要修复道。车行驰道上，又怕被看见，要筑夹墙。平原染疾之后，沙丘殒命之前，独夫想必非常绝望，非常愤恨，认为不但方士欺骗了他，呼万岁的臣民全都骗了他。当此际也，牙齿咬切，血脉贲张，哪能有好死呢？此之谓死得很“小”。

李书崇：人很复杂。有些人一辈子高风亮节，就是在死那么一会儿趴下了，如像岳飞；有些恶徒，死得倒像个英雄！

流沙河：说得对。太平天国晚期的忠王李秀成，愚忠洪魔，荼毒生灵，蹂躏江南，也算是小人中的巨头，被俘乞降，写供词数万言，用输诚悃。曾国藩面谕他“国法难逭”，他便低头认罪，并续写供词说，愿意“欢乐归阴”。这四个字使我尊敬他。人杀了，但不能说他死得“小”。李秀成被俘时，押入曾国荃的大本营。曾国荃恨，执刀剌戳其腿。李秀成冷静地说：“各为其主嘛。你何必这样？”这样的场面，小人尚存君子之风，君子却暴露出小人之相，富有戏剧性。另一例，一位老同事，历次政治运动的急先锋，整人手辣，文革期间尤辣。殊不料被其对立面揪斗，青杠大棒击脑，打成半身瘫痪，导致终身残疾。死前，其同志慰问说：“被人整成这样！”低声回答：“我也整过别人。”似有所悟。我凭这点也尊敬他，并为他的灵堂写了祭联。同样，我也不能说他死得“小”。

李书崇：天下人不尽为君子、小人两类。更多的人非君子非小人，似君子似小人。

流沙河：当然。如果天下就两类人，那太可笑了。少时老师有信奉程朱理学者，训话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我听了很恐惧，觉得自己这辈子没希望，只能做禽兽了。十九岁“参加革命”，做报纸编辑，又听人分析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心知其为赤色理学，可厌之至。为了便于说事，我不得已搬用君子小人概念，实无提倡道德主义之意。事实上，芸芸众生，勤苦奔忙，或为农工，或为官吏，或为商贾，或为学士，绝大多数埋头本职，饿则食，暇则玩，得则喜，失则悲，谁肯深思孰为善孰为恶，谁愿反问自己是君子还是小人。“思想改造十年八年”，“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个人主义万恶之源”，无非赤色理学，徒托空言以邀宠耳。老实说，能默念“举头三尺有神明”，有所不敢为者，便算是难得的真君子了。

李书崇：你本人或许可称为君子吧？

流沙河：不。我很想做君子，但做不到，至今仍是小人。右派帽子戴了整整二十年，月月报告“思想又进步了”，年年表态“已深刻认罪了”，全属假话骗人。世界上有这样的君子吗？我若还残存一点点浩然之气，还禀赋一星星至大至刚，文革时只需站起来喊叫三分钟真心话，就枪毙了。那时我的活命哲学“宁狗活，毋狮死”，想来犹觉可耻。后来山移水转，复出弄文，所作无非吹抬有奖，讨的仍是小人生活。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方才知耻，回头读书。终极也不过做个“自了汉”，算哪门君子！

李书崇：你太过自责了，这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过，那时我们没有一条像样的理由让自己去死。一如今天尚有少不更事者，指斥当年从严重的死亡威胁中过来的人“不肯忏悔”！天地可知，幸存者是以违心行为捍卫了自己的生命。我想，那时有许多人跟我的想法一样：你尽可拿去我的所有东西，但我们的心还是我们自己的！有些事，可能要等到死后才能了断……

流沙河：你提出了灵魂的问题。“人死后的续存”也就是灵魂吧，若真有该多好。惜哉没有。儒家不谈论灵魂有无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一推了之。留下空档，让后来的佛教去填写。六道轮回之说，安慰愚夫愚妇罢了。不过宗教皆具“神道设教”之旨，自有其或多或少的功用，确不可废，也废不了。我虽不信一切宗教，但认为灵魂问题《庄子·养生主》谈得最好。庄子以灯喻人，灯盏好比身体，灯油好比精力，灯炷好比灵魂。灯盏终究要坏，灯油终究要干，皆有时而耗尽。养生和养身，均是徒劳的。你应该养好生命的火炷（故曰养生主），莫让风吹熄了。唯此荧荧一炷，可以点燃他灯。灯火代代相传，便是你的灵魂不灭。这与今人说“你永远活在我们记忆里”互为表里。活在他人记忆里，就是你死后的续存了……

李书崇：我们都努力吧……

第一章

死在东西方

阳世对冥界的窥探

古埃及人：为死而忙碌

用象形文字写成的古埃及经文。这行经文被译为：他说，安宁地来到这里并穿越天空的人，就是太阳神

1．拿破仑的东方之梦

拿破仑在埃及对他的远征军将士说：

“士兵们，在这些金字塔顶上，有四十个世纪在注视着你们！”

这时候，这位法兰西未来的幼稚皇帝并不知道，对他们的注视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他脚下的土地中，正安静地沉睡着几十个世纪以来陆续会聚在一起的伟大法老们，他们的脸上都刻写着永恒而又迷人的微笑。

征服埃及，进而瞄准远东，这是拿破仑的问题。法老们的问题是：你不觉得这有点可笑吗？

一次精彩的历史对话，也许应该说是死者对生者的教育，就此拉开了序幕……

无论怎么说，拿破仑在1798年远征埃及，都是一次荒唐透顶的举措。首先，法军要穿越地中海，就很可能被强大的英国舰队歼灭！即使他们能侥幸到达埃及，非洲盛夏的热病也会把法国士兵搞垮。何况，法国本土当时正处在欧洲充满敌意的包围之中，而它的军事统帅却远离祖国！

是什么在诱使拿破仑不顾一切地奔向埃及？一个金色的东方之梦？

因为上帝执意要让拿破仑圆他的埃及梦，所以尽管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的舰队在外海曾与法国舰队两度相遇，但这位雄狮般的英国海军统帅，却鬼遣神差似的没有发动攻击，居然让法国人渡过了地中海！

1798年7月1日，法军突然在亚历山大登陆，惊慌失措的埃及总督率部投降。拿破仑没有耗费一枪一弹，就从奥斯曼的土耳其人手中接管了埃及！法国人声称，奥斯曼帝国对中近东地区的统治，是违背上帝意愿的，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埃及，把埃及交还给埃及人民！

但是接下去，这支法国解放军的日子并不好过：8月1日，停泊在阿布基尔（Aboukir）港的拿破仑舰队终于遭到纳尔逊的猛烈袭击，几至全军覆没；9月，土耳其军队开始在叙利亚集结，准备反攻；10月21日，开罗当地人群起暴动，反对“解放”，拿破仑的有名战将迪皮伊（Dupuy）将军死于骚乱中；最可怕的是，军中开始流行热病和痢疾，士气已经非常低落……

此时拿破仑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从陆路直接进攻奥斯曼首都君士坦丁堡，同时重组舰队准备返回法国。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土耳其军队抢先实施了在阿布基尔的强攻登陆。战斗开始前，拿破仑召见米拉将军，告诉他“这是一次决定世界命运的战斗”——米拉感到这句话有点莫名其妙！

在艰苦卓绝的攻防战中，许多法国人都不知道自己大老远地跑来干什么？在亚历山大附近修筑罗森塔（Rosette）要塞的工兵，却从残墙背后挖出了一块玄武岩石碑。碑上有三种不同文字的铭文：无人能够识读的象形字和科普特文，最下面则是一段希腊文。随军学者们根据希腊文辨识出，铭文是托勒密五世（Ptolmys V，前203—前181）在公元前196年发布的一道诏令。那么，符合逻辑的推论是，希腊文是碑上另两种文字的译文；换句话说，托勒密五世的诏令是用三种文字镌刻的。

这个猜测具有两层含义：自中世纪以来就无人能够解读的埃及象形字，在“死了”一千多年之后，似乎出现了被破译的一线希望；第二，托勒密五世的诏令要用三种文字颁行，说明象形字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濒临绝境了，尽管此前它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另一份资料说明，在克丽奥佩特拉（Kleopatra，前69—前30）时代，埃及王宫中只有她一人懂得象形字……

那么，这种写在人类历史首页上的文字，是从什么时候褪色以至完全隐没的呢？

用三种文字镌刻的罗森塔碑。

●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os，前336—前323）征服埃及。在随后的年代里，埃及进入了希腊化时期……

● 公元前47年，凯撒（Caesar，前100—前44）攻占了亚历山大城，纵火将城中藏书达70万卷的世界最大图书馆焚毁，许多与法老时代有关的埃及文献，在那次灾难中化为灰烬……

● 公元391年，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Ⅰ，346—395）颁布法令：关闭帝国境内除基督教以外的所有异教神庙，作为罗马行省的埃及自然不能例外；于是，埃及最有学问的群体——祭司——就此消失了……

● 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占领了埃及，尼罗河神祇，被世界彻底遗忘了；象形字，无人能识了；神庙，坍塌了；法老们深藏在地下，进入了沉沉梦乡……

埃及酣睡了一千多年之后，把一本象形字课本发给了远道而来的拿破仑。这就是他远征埃及的全部收获。而拿破仑居然就和所有他那个时代的学者们一起，规规矩矩地从字母开始了启蒙学习。

法国人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了开启历史隧道的钥匙，下一步就得看他们如何使用这把钥匙了……

2．法老说，就从我的名字读起吧

尚波里庸（Champollion，1790—1832）——法国年轻的东方学者，首先想到并且发现：国王托勒密五世的名字，就在罗森塔碑上！按照埃及人的习惯，法老的名字有一圈边框。后来，这个带边框的名字再次出现在菲莱岛的方尖碑碑文上；另一个带边框的名字，被辨认出是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

经过对比，尚波里庸从这两个名字中发现了四个语音符号，并由此排列出了其它字母。根据这个字母排序表，很多带边框的名字被核实了身份，牵出了一揽子希腊罗马人。同时，一个枝繁叶茂的法老群落渐渐浮现出来，使现代世界惊愕不已！

象形字和希腊文书写的托勒密Ptolmys

托勒密和克丽奥佩特拉Ptolmys Kleopatra

从上至下，依次为：亚历山大、贝雷尼斯、蒂贝尔Alexander Bereniche Tiberius

从上至下，依次为：尼禄、韦斯巴芗、图拉真Nero Vespasianus Traianus

尚波里庸希望，他发现的字母表有助于解读所有法老时代的文献。从一些碑文中，他辨认出越来越多的法老，比如左图中的法老图特摩斯一世。这位法老在位的时间为公元前1525年至公元前1512年。

拉美西斯二世在祭祀

他是九位拉美西斯法老中的一位。从公元前1320年到公元前1200年，这个王族一直是统一的上下埃及之王。左上角是拉美西斯的名字。

实际上，以尚波里庸为代表的法国学者，从一开始就找到了正确的路径：叩问法老！

法老在哪里，埃及就在哪里。法老在想什么，埃及就在想什么。法老怎样存在，埃及也就怎样存在……

随着象形字被逐步破译，法老家族渐渐凸现，埃及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850年，来自法国布洛涅的一位中学教师马里埃特，在萨卡拉发现一座已被沙漠掩埋了半截的斯芬克斯像；接着是第二座，第三座……就这样，斯芬克斯指引着他找到了孟菲斯巨大的地下神牛墓。此举相当于拿到了埃及地下世界的首张门票！这一惊世大发现，使这位业余埃及学新手成了杰出的考古学家，并在日后荣任埃及文物局局长。

马里埃特（左三）和他的两个女儿在埃及。

1881年春天，马里埃特的继任者加斯东·马斯佩罗爵士，在古尔纳居民中发现，有个秘密盗墓团伙一直在向掮客提供珍贵文物。他果决地逮捕了首要分子。盗墓贼供出了在德尔巴哈里神庙附近的峭壁上，有一座不为人知的法老墓穴……

为此，埃及总督指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博物馆馆长、前局长马里埃特的助手布鲁施，以及一位监察官。他们在盗墓贼带领下，吃力地攀上峭壁，从一道被砂石严密掩蔽的岩缝中钻进去，在这里有一条孔道直通山的深处。

这座峭壁竟是另一世界的入口。

走过长长的甬道，在地下大约11米深处，委员们发现他们走进了第18和19王朝的墓室！布鲁施借助手中的烛光，如同酒醉一般，边走边读刻在石棺上的法老名字：阿摩西斯一世（AmosisⅠ），图特摩斯一世（ThoutmosisⅠ）、二世、三世，阿门诺菲斯一世（AmennophisⅠ），塞蒂一世（SetiⅠ），拉美西斯二世（RamsesⅡ）、三世；王后尼菲塔丽（Nefertari）、阿谢普苏（Hatshepsonut）、阿霍特普（Aahotep）等等也都在这里。此外还有王子、公主和其他王室成员以及宫廷内的高官大臣们！

布鲁施不止一次怀疑自己的眼睛，然而眼前的一切确实是真的：数不清的石棺，各种各样的陪葬品，存放在罐子中的法老尸体内脏，以及当时用于葬礼的帐篷……马斯佩罗闻讯赶到现场，后来曾向朋友这样描述了他当时的感受：

这些阿拉伯人发掘出整整一地窖的法老！真正的王中之王！图特摩斯三世，塞蒂一世，解放者阿摩西斯，征服者拉美西斯二世！如此贴近他们，布鲁施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而我看到并摸到这么多人物的遗体时，也以为自己在做梦。本来，我们只可能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不可能再知道别的啊！

如果对法老们的身世哪怕很粗略地知道一丁点，也就可以理解马斯佩罗当时为何着了魔似的激动。在突然呈现出来的法老群之中，随便举出一位都是曾在人间呼风唤雨权倾天下的人物，例如——

图特摩斯三世（Thoutmosis Ⅲ），第18王朝法老，前1504～前1450在位。在他掌权的半个多世纪中，曾多次征略努比亚（今苏丹）、利比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并先后出兵亚洲17次之多，兵锋直抵幼发拉底河西岸。他治下的埃及版图北临小亚细亚，南达尼罗河第四瀑布。滚滚而来的战争财富，把埃及充盈成了黄金沙漠中的绿宝石。

塞蒂一世（Seti Ⅰ），第19王朝法老，前1318～前1304在位。这位法老彪炳史册的业绩是数度进军西亚，并成功地攻占了推罗；在叙利亚，他的军队如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凶悍的赫梯人被他的威势所震慑，一直未敢轻举妄动。塞蒂是埃及帝国时代的英武干城。

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Ⅱ），第19王朝法老，公元前1304～1237在位。天才的政治家。在赫梯人势力已发展到了巅峰状态，因而对埃及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时，拉美西斯二世在奥伦特河谷的卡迭什摆下战场，与国王率领的赫梯军队展开了殊死血战，伤亡惨剧，不克。十多年后，法老再次出兵叙利亚，终于击溃赫梯军，迫使国王哈特西里三世向埃及求和。双方于公元前1283年缔结了书面和约，确定了和平共处三项原则：停战、互不侵犯、结成同盟……于是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国家间的媾和条约。

假如，3000年前你看见拉美西斯狩猎时的英姿，你会想些什么？能想到3000年后他会是下面这个样子吗？

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有着金黄色的皮肤，以及地中海人的显着特征。特别是他那高贵的微笑，令人难以忘怀。

阿霍特普和王后纳弗尔特公主

阿霍特普王后的木乃伊，死时她还很年轻。

当马斯佩罗和他的同事们从极度兴奋中缓过劲来以后，立刻就产生了疑惑：这么多法老和重要人物，为什么都集中在德尔巴哈里？在开会？像这么些重量级的人物，如果都待在各自的陵寝中，以他们的“级别”而言，什么样的“待遇”不能享受？什么样的豪奢场面不能拿来摆谱？可现在，却如此寒碜地挤在一起，就好像在防空洞里躲炸弹似的！

也许，这是死者的聪明所在：他们知道活人贪婪，会掠走金银器物，但是不会抢劫木乃伊。事实正是如此，自公元前12世纪起，底比斯的埃及人就开始了他们的盗墓生涯。第21王朝的祭司们害怕盗墓者惊扰法老，因此把当时他们所掌握的法老木乃伊，悉数转移，藏匿在不为外界所知的地方。果然，法老们的陵墓在以后的岁月中，几乎都被盗掘了。有趣的是，盗掘者取走了法老的财物，但财物始终不会消灭，只是转来转去而已，盗掘者自己却死了——这是不是也算一件逗引法老微笑的事情？

1912年，慧眼识人的马斯佩罗推荐画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担任监理，在国王谷那反复挖掘过的工地上，再度发掘。经过十年的探寻，1922年11月4日，卡特找到了一道被墙堵死了的门。石膏墙上盖有守卫者的印鉴，和一位人们很不熟悉的法老印鉴：图坦卡蒙。

图坦卡蒙（Tutenkhamon，前1333—前1323在位），埃及第18王朝一位年轻的法老，死时只有19岁。有现代学者认为，法老死于一次谋杀——因为王后两次流产，并且全是女婴，而帝国需要男性继承者。弑君者是握有重权的宰相埃耶。为了掩盖篡权的罪行，埃耶曾经千方百计地做下手脚，试图从历史中抹掉图坦卡蒙的痕迹。后世对图坦卡蒙知之甚少，原因正在于此。可以想象，历代盗墓者的“工作计划”中根本就没有列入图坦卡蒙这一“开发项目”。这一次，法老可是真让现代世界开眼了：数不清的财宝和珍贵文物，在陵寝中满箱满柜满缸满钵地塞紧了大大小小的空间，从法老的椅子，到女神的河马大床；从王后流产公主胎婴，到国王的肝脏，什么都有。为了把它们一件件完好无损地搬出来，发掘者用了整整四年时间！此后，对埃及地下世界的发掘，就再也没有停止。人们是否问过：这样做法老会不安吗？

根据图坦卡蒙头骨复原像

法老金匕首

法老的御椅

安放图坦卡蒙木乃伊的纯金内棺。

图坦卡蒙和王后安克赫森阿蒙有过情深意笃的甜蜜岁月。王后在丈夫下葬时为他戴上的珍珠鲜花项链保存至今，堪称奇迹！

图坦卡蒙第一个女儿的木乃伊。在王后怀孕八个月时胎死腹中。

图坦卡蒙第二个女儿的木乃伊。可爱的小家伙在长到第五个月时，王后出现习惯性流产。

安放图坦卡蒙的纯金棺椁。

图坦卡蒙之父阿肯那顿。

置放图坦卡蒙内脏的四只白云石特制罐子。制作木乃伊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为了有效地防腐，除肾脏和心脏外，所有内脏必须从尸体体腔内清除。被取出的肝、肠、肺、胃，则放置在特殊的容器中，随同木乃伊一起安葬。

法老生前的卫队，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卫队，那时候谁敢碰一碰他们的国王？这支队伍只是赝品罢了，就连伟大的拉美西斯二世被法国人弄到手术床上来回折腾，他们也只能默默地干瞪着！卫队在哪儿呢？谁又能阻止那些冒犯法老的家伙呢？

拉美西斯接受放射治疗。

巴黎的核医学专家宣布，经过治疗，“病人”拉美西斯已康复。法老本人则什么也没有说。

3．请不要惊扰我们

奥赛里斯

爱西斯

赛特

贺鲁斯

在任何一种有关埃及历史的文献中，奥赛里斯（Osiris，旧译乌色里斯）都是被作为第一主角来叙述的。即使是普鲁塔克在书中讲述奥赛里斯，也是使用严谨的春秋笔法而并非抒情文体。没有奥赛里斯，就没有埃及的一切。但是他的故事却有多种版本。比较趋于一致的情节是这样的：奥塞里斯是大神们的爱子，埃及之王。因为他，埃及得以繁衍生息、富足祥和。而他的弟弟塞特（Seth），却觊觎着王位。有一次，塞特将一个美丽的大箱子抬到奥赛里斯的宴会上，让大家轮流进去试试，看谁最适合躺在里面。当奥赛里斯在箱子里躺下后，塞特立即扣死了盖子，并将箱子推到了尼罗河的出海口。这件事发生在哈斯月的第十七天：一个双重不吉利的日子。奥赛里斯就这样结束了他在阳世28年的生活。可是他的妻子爱西斯（Isis）在悲哀之余，决心要找回丈夫的遗体。第二年春天，她在比布罗斯找到了那只箱子。她把箱子运回埃及，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从奥赛里斯的尸体受孕了。紧接着，塞特发现了藏箱子的地方，赶去将奥赛里斯的尸体砍成碎块，遍撒于埃及各地。爱西斯再度踏上了寻找丈夫遗骸的旅途。历尽千辛万苦，一处处地寻找收集，她总算把奥赛里斯的遗体拼凑完整了。了却这桩心愿的同时，她生下了儿子贺鲁斯（Horus）。贺鲁斯长大成人之后，挑战塞特并将之擒获。后来，母子俩把奥赛里斯制成木乃伊，在大神帮助下，奥赛里斯得以复活，成为主管阴间的冥神，与拉神（Ra，即太阳神）一起主宰世界。

由此，奥赛里斯告诉了他的人民：制作木乃伊，是为了复活。爱西斯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尸体，正是为复活做准备。贺鲁斯从死亡那里获取了自己的生命，证明生命是可以穿越生死之门的。死亡，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人会得到永生……

巴与肉体结合

死者在向他的卡献祭

奥赛里斯主持审判：称量心脏

奥赛里斯以自己为榜样，印证了自古以来埃及人就坚信不疑的真理：人能获得永生是因为，人的身体中住着巴（Ba）。巴的状貌是一只人头鸟，面容跟死者一样，有人的双臂。人死后自然成为巴，或者通过祭司祈祷转化为巴。巴可以自由行动，可以变成它愿意的任何形状。肉体只能在地上活动，或与巴结合后在冥界游走，巴却可以自由飞翔。为了死者的复活，巴必须每天夜里与肉体结合。《亡灵书》中说：“我看见我的巴朝我走来，它再次看见了它的身体并栖落在它的木乃伊上……”

卡（Ka）是寄存在每个人躯体中的监护神。卡的象形字符号是两只举向天空的手臂，象征拥抱与保护。卡既是生命的活力，也是生命的欢乐。当克努姆神（Khnoum，创造人的神）在制作人的时候，把每个人都做成了同样的两份，一份是这个人的躯体，另一份也就是他的卡。埃及人祝酒时说：为了你的卡，干杯！卡终其一生都与本人同在。只是人将死时卡会先到来世去。所以死者最要紧的是与他的卡重新建立联系。

人的心是理性、情感、意识、记忆等等的源泉，也是自由意志之源。因此，心可能反对神以及神建立的秩序，所以在进入冥界时要通过末日的审判，将死者的心放在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是正义之神玛奥特（Maat）。心也可能遗弃人，把人的意识和意志带走。对于死者来说，心就成了最重要的器官，必须严密保管。

阿赫（Akh）是人在来世中经过神化的生命形式，只有当人死了以后才可能获得阿赫，因为要成为阿赫必须经过奥赛里斯的审判。没有制成木乃伊的死者也不能成为阿赫。

人的自然之躯被称为喀哈特（Rhat）。喀哈特虽然跟灵魂是有联系的，但由于它会物化，所以要特别精心地照料。从《亡灵书》第162节中可以看到，亡灵是如何地重视自己的木乃伊，它向特姆呼告，祈愿木乃伊能够获得永存：

阿努比斯神在看护木乃伊，下面四个罐子盛有死者内脏。

哦，我的父王奥赛里斯！我来此并用香料涂抹全身，我和父王一样不再腐朽。哦，来吧，让我呼吸……我的话卡大神会相信的，他决不会拒绝我，不会将我们丢弃……哦，我的父王奥赛里斯，我的肉体不会化去，不会生长蛀蚀的毒虫。我不会散去，不会枯萎，不会化去，我会常葆血肉之永恒……

如此，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然之躯，一个神灵之躯，以及心灵、精灵和经过审判的来世灵魂。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其中之一幸福，“整个人”也会幸福。保存自然之躯，是为了亡灵的再生。只有严格按照仪式归葬，灵魂才会愉悦。伟大仁慈的奥赛里斯，会在冥界悉心照料每一个亡灵。没有人是不死的，包括太阳神在内；但是没有人是不会再生的，人人都能永生。对于法老来说，奥赛里斯将在冥界微笑着等待他们：他们将会成为奥赛里斯的一部分——因为宇宙和世界的秩序是神建的，当一位法老死去之后，他就成为奥赛里斯；新的法老则是奥赛里斯的儿子贺鲁斯的化身。将来这位法老死后，也会成为奥赛里斯，新的贺鲁斯又会接替执政……秩序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保持平衡的。

太阳神的木乃伊。

那么，通向冥界的路在哪儿呢？让太阳引导你吧……

通往冥界的路沿着太阳的旅途从日落后开始。当阳光渐渐消逝，太阳将世界留在自己的身后，把光带到看不见的深处。穿过死亡之国后，它在每天早晨复出，重新充满活力。

——《埃及亡灵书》

太阳在蛇身体中恢复青春和活力。

太阳神在冥世。

太阳在旅途的最后一个小时，将从一条巨蛇的尾部进入蛇身。在穿越整个蛇身时，每往前走一步，他就会年轻一轮，当他从蛇口中出来时，就像刚出生时那样充满活力。人跟太阳一样，同属黑白两界。当灵魂去天国的时候，肉体去冥界。但是两者都不会消亡，死只是将两者暂时分开罢了，它们终将在来世合而为一。肉体与灵魂在来世的结合当然有赖于太阳神周而复始的旅行，黑夜中，他从冥界带走新的生命……

为了使新的肉体更强壮伟岸，人必须非常精细地制作木乃伊，或者用塑像的方法来重塑肉身。当木乃伊制成后，它就应该有个非常坚固的永久住所。特努大神跟亡灵之间有过这样的对话：

亡灵：我能活多久？

特努：你应有上亿年，上亿年之久……

——《阿尼纸草·第68片》

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上亿年的住所？公元前2575年，埃及第四王朝法老胡夫（在位时间约为华夏上古时的黄帝）在尼罗河西岸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金字塔，即胡夫金字塔。此塔高146米，底面正方形，边长230米，塔身为等边三角形。为了建造这座宏伟的巨塔，平均2.5吨的巨石共用去260万块，10万埃及人辛勤建造了30年方告成功。像这样建起来的规模不等的金字塔，迄今还保存着60余座！

而踏遍埃及全境，竟找不到任何一处从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居住建筑，就连当时的王宫，也不过是用坯泥建造的，现在早已化为泥尘了！可见，埃及人从不关心生前的居处，那只不过是他们的旅店而已，惟有陵墓，才是他们永久的住所。

永久的住所

尼罗河西岸的胡夫金字塔及狮身人面像

作为神的宠儿，法老们必须留下自己的不坏之身：宏伟的塑像以及安宁肃穆的木乃伊。在底斯，在卢克索，在卡纳克，法老们的塑像和神庙、法老们的永久居所金字塔都在告诉阳世：请不要惊扰我们……

一个为死亡付出了那么多智能和心血的民族；一个将冥神放在最高地位之上的民族；一个把惊世之美奉献给了亡灵的民族，他们有权把自己几十个世纪的信仰坚持下去，已经长眠地下亡灵，有权不受骚扰地继续应该得到尊重……

千年微笑

中国人：盘旋在死亡头上

中国有人焉，非阴非阳，处于天地之间，直且为人，将反于宗。自本观之，生者，喑臆物也。虽有寿夭，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

——老子

三星堆铜面具

中国人与西亚，甚或北非之间，肯定有着某种幽深的瓜葛。20世纪下半叶发现的三星堆，应该就是这种瓜葛的明证。浓眉大眼高鼻梁的青铜面具，决不是“后现代”艺术作品：它必定表达了某一人种的特征。难怪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一度曾为世界的宗教祭祀中心。

如果仅就现有的史料来看，则华夏民族较之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尼罗河畔的埃及人，以及北非闪、含两系，无疑是个晚得多的后起民族。可能也正因为这一点，它比那些更古老的民族显得成熟理性，且有头脑。在解决人类同时面临的生与死这个“第一课题”时，华夏民族显示出它特有的“超越”神韵，特别是对待死亡的态度，尤其卓尔不群，独树一帜。

1．天地正气涵生死

中国文字史前史结束甚晚，史家研究上古时期，往往苦于史料匮乏。从神话中清理文化脉络，是一条无奈之中开辟的蹊径。《山海经》即是学者们挖掘的矿藏之一。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狡。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山海经·北山经》

炎帝幼女女娃，溺毙于东海，死后化作红爪白喙的精卫鸟；精卫衔西山木石欲填东海，往来不息……精卫填海的故事，被后人演绎成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力量。也有人认为表达了古人对死亡的抗争。更有人认为，这是彰显精卫战天斗地改造自然为民造福的精神！认真说起来，上古时期的人恐怕不会有那么高的觉悟，或者那么“形而上”的哲思。其实这个故事传达的信息很清楚：

商代玉雕　鸟首人身的精卫

商代驱鬼面具

●人是会死的；比如溺死在海里。

●“死”之后是什么呢？一只鸟？或别的什么？

●人与山川日月、江河湖海同在；万物有灵，皆可相通。

那种稀奇古怪的动物，莫名其妙的死亡，变幻叵测的自然，毫无来由的杀戮，在《山海经》里比比皆是：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

——《山海经·海外北经》

东次四山之首，曰北号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狼，赤首鼠目，其首如豚，名曰獦狚，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鸡而白首，鼠足而爪，其名曰鬿雀，亦食人。

……

又东北二百里，曰剡山……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是兽也，食人，亦食虫蛇，见则天下大水。

——《山海经·东山经》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

——《山海经·海内经》

洪水滔天、怪兽食人、杀戮攻伐……死亡无时无刻不与人相伴。先民们并不需要特别的聪明，很容易即可注意到：无论自己的族类还是异类，都不能摆脱天地自然。岩画上的日月星辰，殷商祭器上的饕餮之相，都是先民们把自己置于天地宇宙的朦胧表达。

儒之思想萌芽，无疑植根于先民的上述观察与想法。因此《易·乾·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人本由天地生成，自应服从和遵循天地之道，并进而将人的终极道德原则，与宇宙自然的最高法则涵化为一体。“天生庶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大雅》）

如果人德齐于天德，则归于天人同德。那么，人的生死，实际上归属宇宙生死大化。

有此认识，又何须畏死？但儒家同时还提出了终极价值目标：天道至善。于是人生便负载了责任：以道德学问的修养，自洽于“天下有道”这一目标的推进，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干》）现世也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来世，在儒学的观念世界中则没有存在价值，故儒家无“来世”之说。孟子在论及天道与人生时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孔子说得更其直白：“朝闻道，夕死可矣！”哪怕生命短促到朝夕之间，只要能与道共生，也就无复他求了……

儒家不追求来世、永生，儒家追求不朽。

殷墟鸮尊

商代人面鼎

明刻《周易》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春秋左传》

为天下有道而立德、立功、立言，这就是所谓三不朽。若无建树，等于虚掷了生命，所以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可见，儒家虽轻言生死，却意在超越。对儒者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在死或不死，而是以什么名义死。

明刻《论语》

当同时期的希腊人还只是些“半开化的蛮子”（丹纳语）之时，中国人已经在思索如何完善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勇，或曰忠、孝、节、义，逐渐凝为儒者所追求的品格。由于这种个人的道德追求被赋予了终极价值的意义，因而是高于生命的。孔子倡导士人毕其一生追求道德实现，如果事属不能两全，则以死成就道德：“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已为己任，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则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说得更加清楚：我留恋生命，渴求有义，如果两者不能同时拥有，那么我舍弃生命以获取义的实现！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此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慷慨赴死的理由；当儒道这一精英文化渐变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则成为中国人普遍推崇的高尚气节。《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暴虐无道，正直大臣宣子（赵盾）屡屡谏止，灵公假意表示将改过自新，其实已暗生杀机，终于支使麑去刺杀赵盾。结果，死的却不是赵盾：

宋刻《史记》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麑为赵盾的品格所动，不愿对高节之士下手，但又不能失信于灵公的委托，只好舍生取义。赵盾的高节本在义理之中，可敬的是前去杀他的麑！由此可以看出，舍生取义的道德准则已从读书人中扩展至天下壮士。《史记·刺客列传》所载，即多为轻生死而重侠义的豪杰，并非都是士人。聂政，屠夫而已。但为“义”所驱使，竟可以死得壮烈非凡：严仲子为韩国卿士，结仇于韩相侠累，恐遭其暗害，遂流亡至齐。闻聂政名，携重金往访，欲使聂刺杀侠累。聂因老母在堂，奉养之责未竟，因而坚辞不受。而严仲子则始终如一，以优礼待聂政。直至老母去世之后，聂政才慨然应允：

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

于是严仲子以实情告。聂政知此行必死，人多无益，乃不带伴从，只身入韩，直取侠累——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面皮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史记·刺客列传》

聂政事败自杀，但死法未免太酷烈：先以刀割毁脸面，挖出自己眼睛，然后剖腹……侠累将聂政暴尸于市，千金悬赏知其来历者，竟无人知悉。事至此本已了结，未料又起波澜：聂政之姐聂荣，在齐听到了韩国发生的事后，断定乃聂政所为。于是立即前往辨认，果然聂政！聂荣大哭道：这是轵地深井里人氏聂政啊！韩国人大惊，对她说：你怎么还敢前来认尸！就不怕受牵连吗？聂荣哭着说道：他这样毁容自污，蒙羞受辱，正是因为他怕连累姐姐啊！可是我又怎么能为保全自己性命而埋没他的英名呢？接着大喊三声，死于聂政尸旁！

刺客中更为国人熟知的，当推荆轲。

荆轲，卫人，好读书击剑。燕太子丹曾在秦国为人质，受辱归国，燕、秦誓不两立。秦将樊於期得罪秦王，入燕投奔太子丹，燕秦愈益交恶。强秦之下，燕国势若危卵。太子丹经田光引荐结识荆轲，欲谋刺秦王。事属机密，太子诫田光“勿泄”，田光乃自杀以释太子疑。此后太子奉荆轲为上卿，车骑美女任其所欲。荆轲为诓秦王而需樊於期人头，太子不忍杀之，樊将军却慨然自刭以献……临行，太子知荆轲此去必不能生还，于是身着缟素，与知者相率送行于易水之上，以壮其其行——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史记·刺客列传》

至秦，荆轲重贿蒙嘉为己游说，得见秦王。佯献叛将樊於期头，及燕之割地督亢地图。秦王展阅地图，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就势以匕首剌秦王，不中，绕柱追逐，秦王以剑回击，断荆轲左股。荆轲犹作困兽之斗，终于力不能敌——

秦始皇陵兵俑：死后尚且警卫森严，生前岂容刺客得手。

汉砖“荆轲刺秦王”

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良久。

——《史记·剌客列传》

事发后，秦引兵攻燕，燕大败，秦穷追太子丹。燕王杀太子以谢罪于秦。秦并天下之后，荆轲昔日知交高渐离，以善音律被秦始皇召见，赦其死罪，令随侍击筑。高渐离暗以铅置筑中，寻机击杀始皇帝，然因其目盲而未果，高渐离亦被诛杀……

因“刺秦”事件而纠集起来的这一干人等，都先后身殉其事了。但他们当初介入这个事件的动机，以及他们的勇气，却长留在青史中，令后来者为之动容。驱动他们的力量只是一个字：义。为义而赴死的卓行，在历史发展中渐渐转变为庶民社会的操守，最终又潜入江湖，再变为江湖中的最高价值目标。

而朝堂之中的士人群体，则多为“仁”所驱策。王子比干，明知殷纣王“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行为已近疯狂，前不久才“醢”了九侯又“脯”了鄂侯：一个被他剁了肉酱，另一个被割成一条条地晾了肉干，三名内阁成员就死了两名；而且现摆着吓人的“炮烙”刑具：有敢再多言者必不宽贷！而比干就是傻透了要寻死——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

——《史记·殷本纪》

殷纣以其暴虐不仁，天下群起而攻之。领头攻击的人，便成了天下四方的新主子——周天子。然而并不是所有士人都拥护这场“革命”，伯夷、叔齐兄弟俩，就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认为，以暴力手段推翻殷纣，是以暴易暴，同样不仁。如果兄弟俩生于今日，则他们的观点应表述为：政权不应当被暴力夺取，暴力是非法的。作为殷人，为抗议新朝，他们“义不食周粟”，隐入首阳山。在他们行将饿死之际，唱出了这样的咏叹之辞：“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歌毕而死在首阳山上……可能是对这唱辞不以为然，孔子认为“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叔齐不是为追求仁而赴死的吗？现在已经成仁了，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采薇图　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在首阳山上以野薇充饥，终致饿死。

这是为秩序、为争仁政而死。公元前547年，齐国权臣崔杼心怀猫腻，在家泡病假。齐庄公趁探病之机，欲私会崔妻姜氏。崔杼本谋逆已久，庄公等于自蹈陷阱，被射杀于崔宅……事发后，崔杼迅速收拾政局，立杵臼为齐景公，自任右相，庆封为左相，乃一手遮天，齐国无人敢言。负责国家档案的齐太史不动声色，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官。太史之弟继任为太史官，第二次在史册中直书“崔杼弑庄公”。结果也被杀了！第三任史官是两位殉职太史最小的弟弟，他知道崔杼不准曝光谋杀国君的事，也知道自己的两位兄长为何赴死。他提起笔来，毫不犹豫地把那五个字再度写进史册……

崔杼杀不下去了。他所面对的，不是这个史官世家的几兄弟，而是士人的浩然正气，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直节。

文天祥

直节垂范千载，历来为士人推崇，庶民景仰。因节而勇、因节而刚者，历朝历代在在有之，已成为中国人精神中的脊梁，可以玉碎，宁折不弯。当蒙古大军势若狂潮，席卷长江南北之际，文天祥却以一介书生督军抗击。若无死节之志，怎能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史载文天祥“美晳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如此清朗俊秀人物，却生就一副铮铮铁骨。南宋覆灭，文天祥在广东被俘，元军将其押解至京，已降了蒙古人的前宋恭宗皇帝赵显，还有前丞相留梦炎，都来劝天祥降了算了，天祥不为所动。元朝重臣阿合马、丞相孛罗，轮番与之斡旋，天祥义薄云天，矢志不降，回答说“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此后在兵马司羁押三年之久，始终端坐不卧，脚不沾地……世祖忽必烈知其死志难移，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1283年1月8日）最后一次召见劝降，志不改，次日，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就义，年止四十七。刑前，天祥从容地对吏卒说：“吾事毕矣。”死后数日，仍面色如生。其衣带上有天祥所留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真是感天地而泣鬼神！

北京东城府学胡同，文天祥即被拘囚此处。

对于南下的蒙古人来说，也许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领略骨子里的华夏精英文化。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民族，击败了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胜利者就会碰上文天祥式的囚徒。同理，能以巧取豪夺得天下者，未必能尽得天下读书人。明洪武后，靖难兵起，至建文四年，惠帝朱允炆不知所踪。成祖朱棣新即位，大肆收罗人心，召用惠帝侍讲学士方孝孺。孝孺死活不干，被关了起来。为使其就范，成祖派人再三劝谕，仍不屈。成祖更亲自慰问，不料老先生竟当面声讨起皇上来了！结果自然不问可知——

召用孝孺，不肯屈。系狱。一日遣人晓谕再三，终不从。又召草诏。及见，悲恸彻殿陛。上降榻劳曰：“先生无自苦，余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无过劳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数字云云，投笔于地，又大哭，且骂且哭曰：“死即死！诏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诸市。孝孺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复诏收其妻郑，郑先自经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文天祥47岁就义；方孝孺46岁赴死，而且死得极其惨烈：先是当场被削去脸颊皮，以免再开尊口，后才是磔刑——被人一刀刀地剔下肉来，直至只剩下骨架！就这一段史实而论，方孝孺似乎死得有些不值：朱棣都说了，他跟朱允炆，叔侄之间；叔叔打跑了侄子干外人何事？谁做皇帝，是朱家的家事，你方老先生操的是哪门子心呢？但以政治信仰的独立而论，则方孝孺无疑给皇帝上了一课：即使打得下江山，你也不能尽数收买人心！不过为这“授课”付出去的未免太多了：方家873位族人掉了脑袋！

然而，与方孝孺同样死节者，是整整一大批清流士人！这些人不独为国家栋梁，也是明初的知识精英。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在皇帝易人之际，出现这么多优秀人物为道德慷慨赴死！死节人数之多、殃及家眷亲友之广、施刑之酷虐，实为罕见。而牺牲者是在拒绝新朝高官厚禄招用的情况下选择死的！“壬午殉难”，是一次中国士人轻生死的儒者精神的大检阅。这段史实，至今读来犹能感觉何谓中国人的脊梁——

兵部尚书铁铉被执，至京陛见，背立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顾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顾。蒸其肉，纳铉口中令啖之，问曰：“甘否？”铉厉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犹喃喃骂不绝。文皇乃令舁大镬至，纳油数斛，熬之，投铉尸，顷刻成煤炭。导其尸使朝上，转展向外，终不可得。文皇大怒，令内侍用铁棒十余夹持之，使北面。笑曰：“尔今亦朝我耶！”语未毕，油沸蹙，溅起丈余，诸内侍手靡烂，弃棒走，尸仍反背如故。文皇大惊诧，命葬之。铉年三十有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氏，立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发河一编伍，康安鞍辔局充匠，寻皆戮死。妻杨氏并二女发教坊司。杨氏病死，二女终不受辱，久之，铉同官以闻，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皆适士人。

户部侍郎卓敬被执，责以不迎乘舆之罪曰：“尔前日裁抑诸王，今复不臣我耶？”敬曰：“先帝若依敬言，殿下岂得至此？”文皇怒，欲杀之，而怜其才，且系狱中，命中人讽以管仲、魏征事。敬涕泣不可。文皇感其诚，犹未忍杀，而姚广孝力言养虎遗患，意遂决。敬临刑，从容叹曰：“变起宗亲，略无经书，敬死有余罪。”神色自若，经宿面如生。诛三族，没其家，图书数卷而已。定文皇雅闻敬名，既死，犹惜之，曰：“国家养士三十余年，不负其君者，唯卓敬耳。”

礼部尚书陈迪受建文帝命，督军储于外，过家不入，闻变，即赴京师。文皇登极，召迪责问，迪抗声指斥，并收其子凤山、丹山六人，同磔于市。将刑，凤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谩骂不已。命割凤山等鼻舌食迪，迪唾益指斥，遂凌迟死。宗戚被戍者一百八十余人。迪既死，衣带中得诗云：三受天皇顾命新，山河带砺此丝纶，千秋公论于明日，照彻区区不二心。又有五亿歌皆悲烈云。

刑部尚书暴昭被执，抗骂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

左佥都御史景清，建文中以左都御史改北平参议，往察燕邸动静，王尝宴之。清言论明爽，大被称赏，寻召还旧任。及燕师入，清知帝出亡也，犹思与复，诡自归附，乃诣见文皇。文皇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恒伏利剑于衣袖中，委蛇侍朝。人疑焉。八月望日早朝，清绯衣入，先是灵台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见清独衣绯，疑之，朝毕，出御门，清奋跃而前，将犯驾，文皇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剑。清知志不得，乃遂起，植立谩骂。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直巽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碎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见，后驾过长安门，索忽断，所械皮趋前数步，为犯驾状。上大惊，乃命烧之。已而上寝，梦清仗剑追绕御座，觉曰：“清犹为厉耶？”命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扳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有青州教谕刘固者，建文元年以母老乞归，清为御史，移书招固，因依清，同居京师。金川门陷，固弟国劝兄出降，固曰：“固受进行朝廷厚恩，以老母在，未能即死，矧降耶！”后清遇害，连及固，遂与弟国、母袁氏同日受刑于聚宝门外，固子超年十五，有膂力，临刑，仰天一呼，纲索俱断，因夺刽子手刀，连杀十余人。事闻，诏磔之。

右副都御史练子宁手探舌血，大书地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宗族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亲家之亲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越数年，吉水钱习礼以练氏姻亲族未及逮，既官中朝，恒为乡人所持，以告学士杨荣，荣趁间以闻，文皇曰：“使子宁尚在，朕固当用之，况习礼耶！”

兵部尚书齐泰闻建文皇逊去，追至广德，欲往他郡，起兵兴复，被执见文皇，不屈死之。从兄弟敬宗、宰皆死；叔时永、阳彦等谪戍，儿甫六岁，给配赦远。

太常卿黄子澄初执李景隆，于朝请诛之，不听。江淮连败，拊膺恸哭曰“大事去矣，误荐景隆，万死不足赎！”建文帝密使子澄召兵，不及，责问不屈，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经，遇赦，家湖广。

吏部尚书张忱逊国，后自经死。侍郎毛太燕兵地卢，数上封事条方略，忱死太亦死。

礼部侍郎黄观，字澜伯，奉命征兵上江诸郡，奋不顾家。且行且募，至安庆，闻金川失守，痛哭谓人曰：“吾妻素有志节，必不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报至，云家已被收，夫人并二女给配象奴，夫人翁氏持钗佯使出市酒肴，急携二女同家属十余人，投通济门淮清桥下死。观复痛哭。至李阳河，闻建文帝已逊位，知事不可为，乃朝服东向再拜，自投罗刹矶湍急处。舟人急钩之，仅珠丝琮帽以献。命束刍家观，帽之而价于市，籍其家，并连姻党百余人谪戍。

苏州知府姚善合，镇常、松四郡守，练兵勤王。未及战，文皇及位索黄子澄甚急。子澄匿善所，约共航海举兵，善谢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号召，图兴复。善职守土，义当与城存亡。”子澄遂去，善为麾下许千户献。文皇诘善曰：“若一郡守，乃敢举兵抗我耶！”善厉声曰：“臣各为其主耳。”语多不逊，遂磔之。善友黄钺者，仁为给事中，与善相期许国。钺经亲丧家居，闻善被执，钺遂闭目三四日求死。或传善款伏，已得宥，钺复瞪目曰：“吾知善决无二心，且少俟之，善果不死，吾将下报希直。”希直，方孝孺字也。乃稍稍食。已而善就刑报至，钺登翏川桥，西向再拜，祀而哭之曰：“吾与君同受国恩，国有难，义同许身，今君与希直同死，吾忍背义独生乎？”祀毕，绐家人归祭具，遂从客整衣冠奋身入水死，时家人俱窜伏，有友杨福日夜泣桥侧，求钺尸不得，更数日，尸忽自出，立水中，成礼葬之。

翰林修撰王叔英奉诏募兵，行至广德，闻建文帝逊位，大恸，会齐泰来奔，叔英曰：“泰二心矣。”令执之，泰告之故，乃相抱恸哭，与泰图后举，已知事不可为，沐浴衣冠，书绝命辞藏衣间，词曰：“人生穹壤间，忠孝贵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过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见缠，肥甘空在案，对之不能咽，意在造化神，有命归九泉，当念夷与齐，饿死首阳巅，周粟岂不佳，所见良独偏，高踪邈难继，偶尔无足传，千秋史官笔，慎勿称希贤，又题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补于当时，死亦徒然，庶无惭于后世。”遂自缢于妙观银杏树下，夫人金氏亦自经死，二女俱赴井死。

翰林王艮初闻北平兵起，辄忧愤不食，及渡淮，与妻子诀曰：“吾不可复生矣，安能顾若等哉。”北师入城，胡靖、解缙、吴溥为艮乡人，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愤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顷刻，若溥去就固可从容也，随别去。”溥子与弼尚幼，欢曰：“胡叔能仗义，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竟，隔墙闻靖呼曰：“外闹甚，可看猪。”溥顾与弼曰：“一猪不忍，宁自忍乎，须臾，艮舍哭声动，已伏鸩死矣，初洪武中，礼部廷试艮最优，太祖以艮貌不扬，易靖第一，艮次之，至是，艮死，靖改名广降于燕。

浙江按察使王良，闻燕师入京，恸哭誓以必死。会命使召之，良执使者下狱，诘旦，缚出，期戮以徇，道中忽遇众，躁起而夺使者去。良远坐堂上，悉收诸司印，携归廨舍，嗟叹久之。妻问故，良曰：“吾分应死，顾思所以处汝未决耳。”妻笑曰：“吾何难！君为男子，乃为妇人谋乎？”遂命妾馈食，抱其子虚于而，置子池傍，自投水死。良起殓之，即列薪于户，闭其家人毋得出令妾抱幼子托乡人之客于杭者。遂举火抱印，阖室焚。兵部郎中谭翼，金川陷，赴火死，妻邹氏，子谨自缢。

御史会凤文诏，请从建文帝出亡，帝麾使去。凤诏泣曰：“臣顷即以死报陛下！”文皇后以原官召不至，寻加侍郎，亦不至。乃剌血书愤词于襟上曰：“予生庐陵忠节之乡，素负立朝骨鲠之肠；读书而登进士，仕宦而至绿衣郎，岂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嘱妻李氏、子公望曰：“吾死勿易衣殓。”遂自杀，李氏亦自经死。

浠府纪缮周是修，为人卓荦有大志，尝曰：“忠臣不为得失计，故言无不直；贞女不为生死累，故行无不果。”乃辑古今黾节事为观感叹。当金川失守，宫中自焚，是修严书别友人，付以后事，具衣冠，为赞系衣带上，入应天府学，拜先师毕，自经死。初，是修与杨士奇、解缙、胡广、金幼孜、黄淮、胡俨约同死义，惟是修不负其言。后杨士奇为作传，语其子辕曰：“当时吾亦同死，谁为尔父作传？”闻者笑之。

监察御史魏冕力请建文帝诛徐增寿，及宫中火起，或谓冕宜急迎附，冕厉声曰：“使吾改臣节，明君亦不用也。奈何自污！”遂自杀。陈瑛请追罪，诏诛其族，同邑邹朴，建文初仕周府，谏王邪谋，锢狱。上嘉其忠，召至京，授御史，归省，闻冕死，亦不食死，时称永丰双烈。

刑事科给事中叶福守金川门，兵入，死之。

大理寺丞邹瑾与甥魏冕同殴徐增寿于朝，请诛之。京师陷，自杀。诏诛其族，凡男妇四百四十八人。户科给事中陈继之被执，责问不屈，磔于市。

大理寺丞刘端约，刑部郎中王高同弃官去，迹露被执，召问：“练安、方孝孺何如人？”端曰：“忠臣也。”文皇曰：“汝逃，忠乎？”端曰：“存身以图报耳。”命与高俱劓其鼻。文皇曰：“作如此面目还成人否？”端詈曰：“我犹有面目，即死可见皇祖。”文皇怒，立捶杀之，戍其家。

驸马都尉梅殷拥兵淮上，文皇即位，迫公主。公主，高皇后长女大长公主也。公主啮指血作书招殷，中使至，殷得书恸哭，询建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亡与亡，君存与存，吾姑俟之。”乃远京见文皇。文皇曰：“驸马劳苦。”殷曰：“劳而无功，徒自愧耳。”文皇衔之。久之殷不能平，时见词色。文皇当夜遗小中官潜入殷第，察之，殷愈怒。永乐二年冬，都御史陈瑛言殷招纳亡命，私匿番人，与女秀才刘氏朋邪诅咒，得罪。明年冬，早期，都督谭深、指挥赵曦令人挤殷笪桥下，诬殷自投水死。都督许成发其事，文皇罪深、曦，二人对曰：“此上命也，奈何杀臣？”文皇大怒，立命力士持金击落二人齿，斩之。谥殷荣定。公主牵文皇衣大哭，问驸马安在，文皇笑曰：“为公主踪迹贼，毋自苦。”

谷王府长史刘璟，诚意伯刘基仲子也，自少静朴峻厉，博通经书，究兵略，与同兄琏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阿琏明秀，阿璟凝重，伯温有子矣。”授谷王长史，之国宣府。建文初，燕师起，璟随谷王还朝，献十六策，不能用，以病辞归。文皇登极，璟卧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亲王，逮系之。临别，姻戚举饯，戒之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为魏征可也。”璟瞪目曰：“尔谓我学魏征耶？吾死生之分决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对上语，犹称殿下。遂大忤旨，下狱，一夕辫发自经死。

漳州府学教授陈思贤，闻即位诏至，恸哭曰：“明伦之义，正在今日，遂坚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陈应宗、林珏，邹君默、会廷瑞、吕贤，集明伦堂，为旧君位，哭临如礼。郡人送执京师，思贤与六生皆死之。

参军断事高巍，洪武十七年旌孝行。巍当上书燕王曰：“臣窃自负，既为孝子，当为忠臣，死忠死孝，臣愿也。”京城破，缢死驿舍。又有高不危者同时死，义弟宣，戍南海卫。

太常少卿庐原质，少从方孝孺游，后文皇召见，不屈，死之，族其家。教授刘政闻孝孺死，痛哭不食毙。刑部右侍郎胡子昭坐方党受戮，临刑，诗曰：“两间正气归泉壤，一点丹心在帝乡。”弟佥事子义闻子昭死，辟世丹陵，蜀献王闻而怜之，令为僧，子义以亲遗体辞。有子二人数岁，子义曰：“吾死无后，天不绝吾姓。”二子尝免于难，莫知所终。

右副都御史茅大方，闻燕王兵起，遗诗淮南守将梅殷曰：“幽燕消息今如何，闻道将军志不磨，纵有火龙翻地轴，莫教铁骑过天河。关中事业萧丞相，塞上功勋马伏波，老我不才无补报，西风一度一悲歌。”文皇登极，大方逮至，责问不屈，与其子顺童、道寿、文生同日弃市；二孙添生、归生死狱中；妻张氏发教坊，病死，命弃其尸。

佥都御史司中，召见不屈，命以铁帚刷其肤肉，至尽而死。渊娅同死者八十余人。

监察御史郑公智坐方党，召见，不屈，死之，戍其族。

大理寺少卿胡闰，字松友，日夜与齐、黄密谋，设法防御，又请诛徐增寿。逊国后，文皇召方孝孺草诏，继召闰及高翔，皆衰绖至哭声彻殿陛。文皇召闰先入，谕令更服，闰曰：“死即死，服不可更！”文皇以族诛恐之，闰不屈，命力士以爪落其齿，齿尽，骂声不绝。文皇大怒，缢杀之，以灰蠡炎浸脱其皮，如剥之，实以草，悬武功坊；子傅庆同时论死；傅福方六岁，戍云南；抄提全家二百十七人，女郡奴年四岁，其母王氏缚就刑，郡奴自怀中堕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稍长，识大义，发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污面，秃垢二十余年。功臣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诸死事苗裔，郡奴得同女辈行丐归鄱阳。贫无所依，乡人怜之曰：“此忠臣女也。”争馈遗不绝，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终，尚处子也。乡人谥曰：“忠胤贞姑”。

监察御史高翔在建文时戮力戌事，激发忠义。文皇闻翔名，召之。翔持丧服入见，大哭，语不逊。乃命杀之，没产诛族；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曰：“令世世骂翔也。”亲戚悉戍边。又发其先墓，杂犬马骨焚灰扬之，而以其地为漏泽院。

刑部尚书侯泰，督饷至淮安，闻京师失守，泰行至高邮，被执，下锦衣卫。泰不屈，死之。妻会氏配象奴，弟敬祖，子玘皆论死，籍其家。

左拾遗戴德彝被执，责问，不屈，死之。德彝死时，有兄俱从京师，嫂项氏家居，闻变，度祸且赤族，令尽室逃。并藏德彝二子于山间，毁戴族谱，独身家。比及收者至，一无所得，械项氏，焚炙，遍体焦烂，竟无一言，戴族遂全。

户部侍郎郭任不屈，死之。子经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广西，三女给配。

户部侍郎庐迥不屈，缚就刑，长讴而死，闻者悲之。

袁州太守杨任与黄子澄谋求旧君，以图大举，事泄，被执至京，磔于市，子体益坐死，籍产，族诛。亲戚庄毅行等百余家皆远戍。

礼部侍郎黄魁不屈，死之。

御史连立金川门下，自马首数文皇，词不达意色不屈，命收之，引颈受刃，白气冲天，尸僵立不仆。监察御史王度，奉敕劳军徐州，比还，凤阳失守。方孝孺举度书，誓死社稷。壬午秋，坐党戍贺县千户所，以语不逊论死，诛其族。

监察御史董镛，会诸御史中有节气者于镛所，相誓以死。后被执论死，女发教坊。婣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

监察御史甘霖被执，抗言求死，从容就戮。子孙相诫，不复求仕。

御史林英谧李景隆误国，谪知瑞安，赐还，同王叔英募兵广德，力屈，自经；妻宋氏系狱，亦自经死。

监察御史丁志方闻燕兵至京城，谓妻韩氏曰：“师至，城必克，吾惟一死报国，汝其携幼子潜归，抚之以延丁氏后。”及兵入，被执不屈，死之。

晋府长史龙镡被执不屈，死之，有收其遗骨，得所自赞云：“捐生固殒，弗事二主，别父与兄，忍恸肝腑，尽忠为臣，尽孝为子，二端于我，归于一所。”

宗人府经历宋徽当上疏，请削罪宗属籍，数言李景隆失律怀二心，被执责问，不屈，遂磔之，诛其族。

徽州知府黄希范闻金川门失守，素服不治事，坐与长史程通善，当共上防御策，论死，籍其家。

宝州知州蔡运有善政，逊国后，论死，百姓怜而思之。

燕山卫卒储福，建文末携母妻逃去。文皇即位，录戍卒人卫，福在录中，挈妻母行，仰天哭曰：“吾虽一介贱卒，义不为叛逆之人！”在舟中日夜泣不辍，竟不食而死。母韩，妻范，为营地葬之。范年二十，有姿色，居贫奉姑甚谨，每哭其夫，则走山谷中大号，不欲闻之姑也。官有闻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闻其事，曰：“节孝妇也，我何忍犯之。”皆以寿终。

中书舍人何申奉使至四川，至峡口，闻金川不守，恸哭吐血，不数日死。

北平按察佥事汤宗上言，按察使陈瑛密受王府金钱，有异谋，逮瑛谪广西。逊国后，瑛召还，穷治建文诸臣，宗论死。

庐振当燕兵起时，与徐辉祖攻守，力为多，后逮至京，不屈，榜振名，数其罪杀之，诛其族。牛景先闻金川失守，变姓名出走。已而治齐、黄党，逮景先，妻妾发教坊司。景先俱不知何许人。

监察御史巨敬被执不屈，死之，诛其族。

户科给事中韩永，逊国后杜门不出。召入见，欲后其官，曰：“我王蠋耳，何以官为！”不屈死。

国子监博士黄彦清，在驸马都尉梅殷军中私谥建文帝，论死，并逮从子贵池，典史金兰等系狱。

佥都尉史程本立出为江西副使，未及行，值北师渡江，本立悲愤自缢死。诏夺其恩典，籍其家，止蔽衣数袭而已。

给事中龚泰，北兵渡江，奉命巡城，泰与妻傅氏诀曰：“国事至此，我自分必死，尔第携幼稚归，否则俱溺井，无辱。”俄宫中火起，泰驰赴，为兵校所执，见文皇金川门，以非奸籍得释，自投城下死。

指挥张安被执，道亡，隐于乐清，以樵为业，人莫知其姓氏。自山采樵归，闻京师陷，卓侍郎被杀，呼天号哭曰：“国既就篡，我不愿为其民。”遂弃柴投水死。

工部侍郎张安国，当燕兵逼京师，与妻贾氏曰：“大事去矣，无能为也！余职非司马，既不能率师应敌，又不能屈膝事人，奈何！”贾氏曰：“盍隐者。”安国曰：“然。”乃与其妻乘舟入太湖，忽闻人说京师陷，皇帝自焚，安国大恸，与妻曰：“食人之禄而存身于新主之世，耻莫大焉！”乃凿舟以自沉。

知府叶仲惠，以修高皇帝实录，指斥燕师，为逆党论死，籍其家。

刑部主事徐子权，闻练子宁死，恸哭赋诗，有“翘首谢京国，飞魂返故乡”之句。自经死。

松江同知周继瑜募战勇入援。文皇即位，械至京，不屈，磔于市。

徽州知府陈彦回，奉命募义勇至京师赴援，被擒，不屈死。而妻屠氏为奴。

给事中张彦方改乐平知县，勤王诏下，彦方纠义起兵，一邑响应。或阻之，彦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援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燕游兵，执至乐平，枭其首，暴尸樵楼。时暑月，经旬，颜面如生，无一蝇集。父老窃葬县治之清白。后乐平吏目郑华亦不食死。

东湖樵夫不知何许人，樵浙东临海东湖上。日负柴入市，口不二价。建文壬午秋，诏至临海，湖上人相率系庭听诏。或归语樵夫曰：“新皇帝登极。”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答曰：“烧宫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湖中死……

可笑的是，这次靖难兵起之时，建文帝在南京的大臣们个个慷慨激昂，纷纷相约以死节。而中间也有一些人，两眼正偷觑着北京南来的燕军；听说朱棣快要渡江了，便赶紧暗自打点，通关节，找门路，向“叛贼”那边频送秋波，私下表态，拟迎新主，谁还叫了真地要“勤王”？……据《天顺日录》云“文皇过江，胡广、金幼孜、黄淮、胡俨、解缙、杨士奇、周是修俱约同死。是修具衣冠，诣应天府学拜宣圣遗像，自为赞系衣带，缢东庑下。后缙（一说为杨士奇）为周作传，戏谓其子曰：‘当时若同死，谁与尔父作传邪？’”这几位名公之中，只有周是修老实，东庑下投环去了。其余都是人精，活得特别滋润。解缙更觉理直气壮：因为是他后来为周作了传，所以他对周子说，要是当时真一起死了，谁来替你老子作传？另据《琐缀录》，解缙与几位义士相约死节之后，扑腾扑腾心跳，派人去胡广家打探动静。探子回报说：胡老爷从厕所出来，问家人猪喂了没有？解缙立马放松下来，笑曰：“一猪尚不舍，肯舍性命乎？”

解缙、胡广式的聪明人，虽然工于盘算，但毕竟俗流，徒为后人笑。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每于国难来临之时，便见端倪。明亡时，抵抗清兵至最后时刻的弘光礼部尚书黄道周，兵败被俘，于1646年在南京问斩。刑前，黄撕下衣襟，以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黄因身材高大，刽子手够不上力，刀在手中颤抖不已，只好跪请黄坐下受死，黄颔首曰可。抗清义士夏完淳，被俘时年止十七，竟也能含笑赴死；柳如是，一风尘弱女子，毫无惜死之态，拥此红颜，“国家栋梁”钱谦益当羞愧死！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仍有宁为玉碎而舍生取义如林昭者！林昭，北大之才女。1957年读书时因言罹祸，入狱。身陷囹圄而诗文泉涌，言其志不可夺、节不能屈。文革中竟以“恶毒攻击”罪被处死刑……儒之精神，已然积淀在中国读书人灵魂深处，由此可见一斑。

…………

儒不畏死；亦不关心“死后”。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就是这意思。然而儒家重视为什么而死，以什么名义死——为天下有道，因仁与义。因此现世具有积极意义，“立德”“立功”“立言”，不朽始于现世……孔子死时从容安祥，正可说是实践了儒之大道。《礼记·檀弓上》载，孔子梦见自己坐奠两楹之中，预感死期将至，早起出门，拄杖而行，且走且唱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知道孔子要去了，赶紧趋前伺侯，孔子于是从容地交待了身后之事。

山东曲阜孔子之墓

2．魂归自然任逍遥

以对死亡的态度而论，柔与刚，儒家属刚；智与勇，儒家为勇。此为华夏文化之一翼，另一翼无疑是为道家。

老子像

道家所谓的“道”，并非儒之“天道”。孔子向老子请教什么是道，老子回答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庄子·知北游》）就是说，道是事物之所以为事物的本原之理，道就是一切，一切即是道。道高于儒家所说的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很明显，人以天地为法，天地以道为法，而道法自己；天地人三者皆由道生，道则“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二十五章》）实际上，道家的道论，就是宇宙本体论，是关乎宇宙理论的最高框架。

道家在这个框架内如何放置人呢？据庄子说，老子曾教导孔子曰：

“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谬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衰之，人类悲之。解其天弢，堕其天帙，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

——（《庄子·知北游》）

孔子问礼于老子

这是说，一个人在天地间的存在，有如从缝隙中看白驹跑过，只是瞬间的事，理同蓬蓬勃勃万物竞生，不经意间已然萎谢。变生而死，变死而生，生物为之哀号，人类为之悲鸣。无如卸下贪生的包袱，解开怕死的疙瘩，让灵魂飘向天涯，让躯体埋入地下——这才是返归本源；当初降生无形变为有形，死之时则有形归于无形。这乃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皆在变化中，没有什么是可以长久不变的，“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二十三章》）庄子祖述老子，亦强调万物“有待也有死，有待也有生”“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达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生命降临，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死亡带走它。不过，庄子认为生死并非矛盾，死亦并不可怕，此乃一而二、二而一之事，只不过同一变化呈现出的两相而已：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

——《庄子·知北游》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庄子·大宗师》

帛书《老子》

在庄子看来，生与死是相连属的事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无非气之聚散。死乃是安息。所以庄妻死时，惠施前往吊丧却正遇庄子“箕踞鼓盆而歌”——仿佛在庆祝什么似的！惠施大不以为然，庄子却认为，生死一如春夏秋冬四时运行，是不得不然的事。西晋郭象对此解释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死生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对生说来，生是生，对死说来，生是死；对生说来，死是死，但对死说来，死是生……由是，能做到“生时安生，死时安死”，就可算是顺应自然，超越生死而与道同一了。

显然，在探究如何超越生死的途径上，庄子与宗师老子略异其趣。老子认为，人如果不在乎生，反倒能全其生。生贵乎自然，贵乎与道同体。人如果改变了道原初的面貌，则无异于加速死亡。“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植物在生发之初，都很柔弱，但却生机盎然，待到它们高大茂盛之时，也就离死不远了，所以老子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一切强盛的事物，都正在离道而去，也就为时无多了。所以老子主张回到事物生发之初的状态，即柔弱的状态。因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则事物的本源当溯归为一；万物归一，可与道同体。故老子提出：“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为天下贞。”（《老子·三十九章》）得一的结果，“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老子·二十二章》）——委曲、压抑、卑下、朴拙、少索取，结果可能得到保全、伸张、充实、生机和额外的赐予。

老子之所谓“抱一”，和他所说的“从事于道者，同于道”，也就是通过得道而超越生死，达于“死而不亡”的最高境界。庄子之“生死齐一”，同样追求“一”的境界，实际上这正是道家对生死的超越，同时也是对死亡的审美观照。

道家通过对生死的探究，进而将人性引入自然之境，力倡人之天性伺服自然。伯乐以精于相马而得意。然而，为伯乐“相”中之马却大不幸！千里马所以能千里，乃是自然赋予它的本性，并非为方便人役使。伯乐相马，实则害马——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已过半矣。

——《庄子·马蹄》

马以其蹄跑雪踏冰，全身披毛挡风御寒；渴觅甘泉，饥寻茂草；有敢犯者以后腿尥蹶子自卫之。这就是马的自然天性。不幸的是马被豢养起来，纵有高楼大殿，马并不喜欢。更不幸的是伯乐出来说：“我的专长是收拾马！”于是马开始接受准备阶段的整治：烧烙杂毛，修剪鬃鬣，削足钉掌，火印打号；安笼头、衔嚼铁、系缰绳；捆扎背、胸、腋、腹、臀。之后，拖入马棚关进槽枥……经过这般折腾，约占二三成的马匹，因为傲岸不驯而被收拾致死。其后进入第二阶段强化训练，结果在耐饥训练中饿死一批；在耐渴训练中又渴死一批；训练长时间快速奔跑，累死了一批；快跑中再令其突然加速，又暴毙了一批。这尚且未完，一些天性难抑的不良分子被称做害群之马，当众屠杀以儆效尤。如此一来，马之死者已过半数。有少量侥幸“毕业”者，从此嘴里横卡着嚼铁，刺唇硌牙；浑身上下绳捆索绑，任由鞭打……

这还是不是漠北草原上那引颈嘶鸣的自由之马？

人与马无异。如果人汲汲于功名，胶胶于生死，有太多追求，有太多向往，势必心为物累，伤身害命。一个声名富贵毕于一身的人，也就是一匹披挂着华丽鞍鞯的驯马而已；一个与自然相抗衡，实现抱负、有所作为的人，也就是自取败路、追求速死的人。“勇于敢则杀”“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一再强调盛势有力、功勋业绩，对性命乃是最大威胁，如欲珍惜性命，全生以避害，则应“安时而处顺”，做到顺乎自然，无为而不争。惟有如此，才能远离死亡的威胁。《老子·十三章》云：“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无身，意谓身归自然，无所欲求。如果连“身”都没有，纵使黄金的鞍鞯笼头，于我又往何处披挂呢？故而老子主张清虚自守，惟道是从“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抱慈守拙，不出风头。即使一不当心闹了个荣华富贵，也当功成身退，赶快回归自然状态。对于老子主张“无为”、全生以避害的观点，庄子论证说：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

——《庄子·骈拇》

伯夷死于名，盗跖死于利，追求目标不同，但其害了自己性命则毫无二致。有鉴于此，庄子主张，人当从世俗世界的价值观中，彻底超脱出来，不为物累，亦不为形骸智巧所累。超脱，则心性可以甘于寂寞，恬淡而无为；无为则无忧，然后清虚近于道……庄子同样重视生命，力主全生避害。他认为，人生应当是这样一种状态：

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以故，循天之理。故曰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也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虑虚无恬淡，乃合天德……

——《庄子·刻意》

庄子在这里说的意思是：生由自然，死随物质变化。静似阴柔，动如流光。不预先祈福，不为祸肇端。有感然后回应，见迫而后动作，因不得已事方兴发。去机巧、顺自然。庶几无天灾，无身外羁绊，无人非议，无鬼神见责。无所思虑，不必谋划。闪亮然而不刺眼，信实但无待外求。睡觉不做噩梦，醒来亦无忧愁。生时如同浮沫，死去恰似安息。心灵单纯，精神不疲。清虚恬淡，与自然特性相合……

庄子像

安时处顺、自然无为、清虚自守、全生避害，成为道家倡导的人生观和幸福观。究其要义，在与自然归一，在对现世的超越，以此升华自我，齐于天地，齐于自然，齐于宇宙。不仅如此，道家还以其对社会、对儒家“入世”与“进取”的批判，为失败者开辟出一条“出世”的回归坦途。针对儒家推崇的道德仁义，礼智忠信，老子严厉地批判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任何时代，如果社会竭力提倡什么东西，那恰好证明这个社会没有那样的东西。在老子看来，儒家所提倡的东西，都是大而无用、而且有害的东西。老子希望看到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个社会“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有交通工具，但是人们却不太需要；有军队，然而派不上用场，甚至这个社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概言之，这个社会是自给自足的，人民安居乐业，不愿迁徙，所以舟舆无大用；人们纯朴无欺，无为不争，所以用不着武力；日子过得恬淡寂寞，因而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个不文饰、无智巧的社会，靠无为而治。老子切齿痛恨的是暴力，是那些为建“文治武功”而伤民的当政者。“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庄子对儒家的批判尤为激烈。儒家轻死，庄子重生；儒家动辄以死抗争，庄子认为死得愚蠢——

安时处顺、自然无为、清虚自守、全生避害

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尸骨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

——《庄子·盗跖》

小国寡民理想社会

伯夷叔齐，就算世所称道的贤士了，他们却放着孤竹国的国君不做，跑到首阳山上饿死，连尸骨都不能入土。鲍焦抨击世俗，为标榜清高而抱树以死。申徒狄因为君主不听劝谏，愤而背着石头跳河，喂了鱼了。介子推忠至极点，连自己大腿上的肉都能割给晋文公吃，文公还是疏远了他，介子推因而自焚。尾生与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未来而大水来了，尾生抱着桥梁柱不走，为一个信字而淹死了。此六人，与被杀的狗、淹死的猪、讨饭的乞丐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为名而死、不顾根本不惜性命的人。这样的行为不值得尊崇……

在道家看来，生死苦乐全在乎依违自然。依从自然，即获自由；违背自然，其苦不堪。南海神儵与北海神忽想报答中央陆地神浑沌对他们的善待，有一次他们聚在陆上，也就是浑沌的肚子上，商议说，人都有七个孔窍，用来吃饭、听话、呼吸和看世界，而浑沌却没有，不如我们帮他凿出七个孔。于是他们在浑沌身上一天凿出一个孔，凿到第七天，浑沌死了。事在《庄子·应帝王》中：“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之死，说明了“苦在于自然之未能顺”。而儵与忽虽然好心想帮浑沌，最终却得到“苦心劳形，以危其真”的结果。

道家通过与儒家在持论上的对立，阐释了他们对生命、对死亡的不同看法。有些主张几至水火不容。正是由于其不同，因而存在着极大的互补作用，而两者在处处不同之外，却又在更高层次上相互整合为价值目标的相同——即对死亡的超越。

几千年来，中国士人总是以儒、道为其灵魂的两翼。在性情与处世态度上，随处可见儒、道气质。读书人在踌躇满志、春风得意时刻，乃儒家心态，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如若受挫失败，身居困厄，则幡然悟道，超脱出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一个向往正义，一个追求自由。中国士人终其一生，或则先儒后道、先道后儒，或则儒道互参、亦儒亦道。东方朔为汉武宠臣，每以滑稽向武帝荐儒道，而其人却道家风骨，声言他是“避世于朝”——为躲避俗世而隐居在朝廷。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家“采菊东篱下”，喜欢“悠然见南山”，但他毕竟也出来做了一回小官，有过“用世”之经历。特别是在性命攸关之际，儒、道往往同时毕现。比如——

明刻《庄子》

宋明帝赐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方与客棋，看敕讫，置局下。待争劫竟，乃敛子纳奁中，已毕，徐言“奉敕见赐以死”。因出敕示客而举赐鸩，反谓客曰：“此酒不可相劝。”遂仰饮而绝……

——《初潭集·师友》

宋明帝，南北朝时有名的暴君刘彧。刘彧忽而生念杀王景文，不过给了一点面子：赐死。皇家就不动手了，你自己了断吧。敕令是晚上送达王家的，其时王景文在跟朋友下围棋，棋局正逢“打劫”，一子之争而双方你来我往，欲罢不能……王景文看过敕令之后，塞在棋盘下面，继续他的“劫争”。终于见出胜负，结束棋局。王将黑白棋子分别盛入匣中，收拾停当之后，才淡淡地对朋友说：“刚才接到赐我死的敕令”。王让朋友看那敕令，同时斟满了官家附送的剧毒鸩酒，举杯抱歉地对朋友说：“这酒我不能劝你饮……”接着一仰脖子，尽饮而死。

王景文，崇儒耶？奉道耶？

石崇与潘安仁为孙秀构陷，同日受死，相遇刑场。一个富甲天下，一个盖世风流。石崇调侃曰“天下杀英雄，卿复何为？”潘应声答曰“俊士填沟壑，余波来及人！”——英雄被杀，你来干啥？这边回答说：天才倒地，波及俗人。死到临头了，两人还像刚洗过桑拿，躺着品茗闲话。没有一肚子诗书和一辈子的彻悟，何来如此神韵？

这种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人格，频见于后世文人中。明季儒者罗伦曾大言曰：“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正可见其一斑。

金圣叹手迹

金圣叹，江苏苏州人，明末秀才，一生以读书著述为务。满人入主后，金对时政多所讥刺。清顺治帝死，大臣设幕哭临；金集合儒生百余人赴孔庙行哭，上揭帖请逐酷吏任维初，实则抒发亡国之恨。事觉被捕，同年底以倡乱罪处斩，妻子家产籍没。哭庙案中同斩诸生共十八人。圣叹狱中有言“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以此观之，金纯粹一儒生。但其博览群书，绝意仕进，生性狂放不羁，似又宜作道家论。传言圣叹遗书中有云：“花生米与茶干同啖，有火腿风味。此法若传，我死无恨。”

滑稽突梯，更何来杀头之痛？

可以说，在面对死亡时，儒家帮助人体验崇高；道家则帮助人感觉自由。

宰相归田，囊底无钱，宁肯为盗，不肯伤廉。宰相竟然归田，可见哪里来仍旧哪里去，尚无干休所一说。也没有七老八十还坚持发挥余热。归田而至于囊底无钱！谁信？一任清知府还十万雪花银呢，何况宰相？看来此公悟道甚深，平日里清虚自守，退休时才知道无钱的困窘。但终于天性难改，宁可偷一点老婆私蓄沽酒，也不肯做那蝇营狗苟且贪赃枉法掌红吃黑谋财害命之事。

3．说生说死生生死死

佛祖释迦牟尼

泰戈尔说，我将死了又死，以明白生是无穷无尽的。南亚次大陆，正是一块不断产生辉煌，又不断埋葬辉煌的地方。它先是以印度河流域的灿烂文明令后人魂牵梦绕；接着又出现了伟大的吠陀-婆罗门文化。当历史还来不及消化的时候，这两者都已悄无声息地隐没了。代之而起的是照亮世界的佛光——佛教文化。然而自佛踏上世界旅途之日起，它在印度即淡漠以致完全消逝……

人有“八苦”，生老病死居于前。

佛之东渐，在魏晋南北朝时。跟佛诞生的环境一样，其时华夏充满了离乱忧思。饥馑与杀戮，战祸与瘟疫，轮番发作在中原大地；黄巾暴动、董卓酷政、高平陵屠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致使生灵涂炭，民有倒悬之苦。人自作恶，则诉之鬼神，志怪小说因而滥觞于两晋南北朝；鬼神不应，则反求诸己，禅心玄谈因而风行于士林百姓中。佛说，人世乃大苦难，人由于“无明”（不觉悟）而不能脱离苦海。弘扬佛法即是解脱……于是皈依者日众。

综观整个佛说，根本要义在“了生死”和“入涅槃”。生死所以为佛家“大事”，乃由于生与死是人生一切苦难的缘由。以佛法而论，人之生、老、病、死、恩怨相会、所求不得、穷、灾、祸、乱，诸般痛苦都由“生”而来。有生必有死，必有死后的再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人在这片苦海中沉浮飘泊，孤苦凄惶，无所凭依，找不到一块可以永驻的安乐之境。佛祖释迦牟尼曾将人世之苦，列于四大真理之首：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以人世为一大苦海，世界是苦集之场，众生不能安乐，为无常患累逼迫。人生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欲断除诸苦，惟生死能了；生死未了，忧悲苦恼哪能得了？因而佛高悬“了生死”这一宗旨。

人生诸苦缘何而起？据佛说，有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死。《阿含经》反复论证一偈：“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其中“此”即是“因”，“彼”即是“果”。任何现象，皆由内在作用（因）与外在作用（缘）结合而生。十二因缘按排列，呈循环的因果关系，每一条既可是原因，又可是结果。如“无明”（无知，不明佛理），是“行”（个人意志行为）的因；“取”（追逐）是“爱”（贪欲）的果。若要脱离死亡，先须脱离生存；欲求了悟，先脱“无明”。这便是所谓集谛。

解脱之道是为灭谛。肉体解脱的途径是死亡，而死与生相续——

前识灭已，后识生时，或生人中，或生天上，或堕傍生、饿鬼、地狱。大王：后识生时无间生起，彼同类心相续流转，分明领受所感异熟。大王：曾无有法能从此世转至后世，然有死生业果可得。大王：当知前识灭时名之为死，后识餐起号之为生。大王：当识灭时无有去处，后识餐起无所从来，所以者何？本性空故。

——《大乘流转诸有经》

这是佛对摩揭陀国王就人死后的去向讲法：人临死时，最后一念意识灭后紧跟着就会产生下一念意识。就像生时前念灭而又生后念，其间不会停顿。死后意识相续而生之际，将受其生前行为之“因”所种下的果报，生于天、人、鬼、畜、狱五道中。尽管从今生中没有转移什么东西到后世去；后世的生命也并非今生的生命，但今生与后世之间，却有因果相续的关系。前念已灭，名之为死，后念续起，名之为生。生死相续的轮回，本性是空，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在实受生死。为什么呢？只要你审视一下眼前念头的生灭——前念灭后到哪里去了？后念续起又从何而来？生死也是如此，当觉悟“空”的本性啊……

可见肉体之死与灵魂无关。灵魂在生死轮回中仍为十二缘起所困，若要灵魂脱离轮回，除非入于涅槃。涅槃，即是灭——灭生死之大患，灭生死之因果，无为空寂，灵魂达于冥然无形的超然状态、入于无境之境。东晋慧远和尚称此为“冥神绝境”。此境有常、乐、我、净四德，为极乐世界。关于涅槃，小乘佛教有“有余”“无余”之说：“漏尽心解脱，任持最后身，名有余涅槃。诸行犹相续，诸所受皆灭，寂静永清凉，名无余涅槃。”（《本事经》）即是说，修行者已断除此生烦恼，证得阿罗汉果，但还依于宿世业报所由生的肉身，并因此而尚有小苦小不自在，此谓有余涅槃。已脱肉身羁绊，永享极乐，谓之无余涅槃。大乘佛教更于此两种外，有“无住涅槃”之说——

无住处涅槃，谓即真如出所知障，大悲般若常所轶翼，由斯不住生死涅槃，利乐有情，穷未来际，用而常寂，故名涅槃。

——《成唯识论·卷十》

大意是，得无余涅槃，而又超越其寂灭之境；以慈悲济众生，入生死不住生死，入涅槃不住涅槃，度化众生永无了期。

关于进入涅槃之法，早期佛说甚为烦琐，要求渐悟，修持过程中，有所谓八正道、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共三十七道品。其中如“八正道”有：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此八正道要求修持者“正”自己的见解、思维、言语、行为、起居、意念和禅定……其烦可见一斑。

佛在中国历五六百年，完成了与华夏文化的整合，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在诸多流派中，以唐时慧能所创禅宗影响最大。禅宗的脱颖而出，正在它提出了“顿悟”，从烦琐冗长的修持中跳脱出来，将佛说化为人人都可了悟的道理：“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成佛之途，全在一念之悟；克服“无明”是瞬间的事情，此即“顿悟”。所以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

禅宗对生死的理解甚为明了，即“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性就是人之本性，明了人之本性即可洞见佛性。慧能说：“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禅宗认为，人能自觉把握生命的内在本体，就可达到成佛的境界，超越生死。只要“以无念为宗”，存于世而心不被外境所迷，“不于境上生心”，则“挑水砍柴无非妙道”，此即佛境。

对于禅宗来说，人生固然也有生老病死之苦，但若不以此为苦，则苦无所生，苦海也就与“极乐世界”无差别，要在有平常心。平常心即超生死之道心。

至此，佛学在中国已然完全汉化。从佛学登陆初期的形神之辩、薪火之喻等等玄思清谈，到隋唐时各宗各派对佛理佛法的深入探讨，佛学得以成为一门成熟的宗教。虽然佛教谈六道轮回，三世因果，最终它仍被导入了儒、道两家共有的价值体系——超越生死。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恒河边上的婆罗门修行者。

古希腊罗马人：厌恶死亡

希腊所创造的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思想观念，直到现在都没有被人们超越；达到他们水平的例子也寥寥无几。西方世界中所有的艺术和思想意识都有它们的烙印。

——伊迪丝·汉密尔顿

拉奥孔——罗马人以希腊神话为题材创作的雕塑。特洛伊祭司拉孔奥，警告国人不要中了阿开亚人木马计的圈套，因此而触怒了众神。神派来两条巨蛇，咬死了拉孔奥和他的两个儿子。雕塑表现了死亡的恐怖和人濒临死亡时的痛苦。

希腊人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中期。印欧人种向北迁徙的漫长过程，止于他们在喀尔巴阡山和乌拉尔山之间找到了欧巴罗（Europe）大草原。这些蛮子当中的一小部分，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到达了今天的阿尔戈利斯湾（Argolide），当时海湾附近的勒纳（Lerne）已经发展得像模像样了。传说中的怪物许得拉（Hydre），就是在那里被赫克力士杀死的。这些被称做爱奥尼亚人的印欧移民，一度地曾是迁徙地文明的破坏者。他们毁灭了除克里特岛以外的所有文化，而以自己创造的文化覆盖了希腊。

正如当初从欧亚大陆侵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先民们并没有从此定下心来过个安分小康日子的打算。他们很快就扩张到了爱琴海对面，在安纳托尼亚沿海的米利都（Milet）、科洛丰（Colophon），以及叙利亚-腓尼基一带，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滚滚财富，迅速汇入爱琴海西岸，把这个多山的岛国变成了人间天堂。爆发于公元前13世纪末的特洛伊（Troie）之战，起因并非传说那样，斯巴达王后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骗，而是阿开亚人（Acheens）觊觎特洛伊的巨大财富。

头顶蓝天白云脚踏万顷碧波的健美希腊人。

不难想象，这个矫健地驰骋在大海上的民族，是何等地志得意满：他们有挺拔硕壮的身材，聪明过人的头脑；他们有用之不尽的财富，以及惊人的创造力；他们的头顶上，是湛蓝的天空，脚下是蔚蓝的海洋，中间有雪白的云……这个对美有着天生敏感的民族，不创造出蔚蓝色的文明才是怪事！他们是海之骄子！置身在这样一个人文环境，谁不热爱生命？谁不留恋生活？谁又能指责古希腊人厌恶死亡呢？如果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拖向死亡，这个孩子难道不会又哭又喊地挣扎？

罗马人跟希腊人一样，精神上他们是一个族类。不同只在，罗马人是从北方回归到意大利半岛的。他们在印欧人向北迁徙的过程中，比希腊人的祖先走得更远：他们一直走到了斯堪的那维亚。因此罗马人的祖先多费了些时间，晚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才到了罗马附近……

对死亡的厌恶，自希腊罗马时代开始，逐渐演变成为西方世界的传统心理。与东方人对死亡的态度相较，反差之剧已近乎黑白。例如，西方军队的统帅在战争中，会要求他身陷绝境的士兵向敌方投降，以保住性命；美国人为了救一个士兵竟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可观看《拯救大兵瑞恩》）。此举为中国人大不解。前文所述文天祥、黄道周，正是在与蒙古人和满族人的战争中兵败被俘，拒绝投降而命丧黄泉的。在中国人看来，他们的行为天经地义，死得其所。这是在抵抗异族入侵的战争中，为道德完善而牺牲性命。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本就是中国庶民对经国安邦者的期望。如果既不为仁义，也非为利害，而是在国外帮别人打仗，中国的统帅会像西方统帅那样以士兵性命为重吗？答案是中国统帅更关心胜利。所以黄继光会在朝鲜以胸膛堵机枪，董存瑞甘为人体炸弹炸碉堡。这是很难用“英雄主义”或“正义冲动”来解释的。

文化背景与传统心理的差异，导致东西方人在如何对待生命与死亡的问题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1．在神的教唆下死

在荷马史诗中，赫克托尔之死，是整个特洛伊战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时战争已持续快十年了。由于赫克托尔在战斗中杀死了希腊战将帕特洛克罗斯，使希腊人悲痛万分，尤其是帕特洛克罗斯最挚爱的朋友、希腊猛将阿喀琉斯为此痛不欲生——

阿喀琉斯听见这个消息，立刻落进了漆黑的绝望深渊。他用双手抓起地上的黑土，把它撒在他的脑袋上，他又拿土涂抹他那美好的脸庞，那件香喷喷的短褂子上也撒满了肮脏的泥土。然后他滚倒地上，像个被打倒的巨人似的躺在那儿，弄脏了他的头发，并且拿他自己的手去拔下它来。他和帕特洛克罗斯俘虏来的那些女仆们都大吃一惊，一齐尖叫着跑出门口去。她们都拿手捶胸，到她们那高贵主人的身边去扑倒在地上。在旁边，安提罗科斯眼泪汪汪的正在哭出他那个高贵的心，一面抓着阿喀琉斯的双手，防他要拔出剑来自刎。突然，阿喀琉斯发出一声可怕的狂叫……

怀着如此悲痛的心情，阿喀琉斯率领希腊军向特洛伊人发起了猛烈进攻，直至将特洛伊人追击到了他们的城堡。而这时候，特洛伊人的主将赫克托尔却有意留在城堡外不肯躲避——尽管父王和母后都在城头捶胸顿足地要他赶快回来。

阿开亚人与特洛伊人展开恶战。

他觉得由于自己的固执而牺牲了军队，已经“没有脸面回去见我的国人和那些拖着长裙的特洛伊女人们”，他想跟阿喀琉斯在战场上决一雌雄，“或者是我杀了他，活着回家去，或者是我自己在特洛伊城前面光荣地战死”。他也曾想到把海伦交还给希腊人，他们就是为这才跟特洛伊开战的，那样就可以跟阿喀琉斯讲和；或者把特洛伊的财富分给敌人……但他那“不可制服的灵魂”不同意那样做。那么能不能向阿喀琉斯哀求呢？“他将不会可怜我，也不会顾念我的身份，却要把我像个赤裸裸的、没有武装的女人一般立刻杀死”。思前想后的结果，使赫克托尔终于认清了他已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冒死迎战阿喀琉斯。尽管他鼓起了勇气，但当接触到阿喀琉斯时，他还是“簌簌发抖”地逃开了；他围着自己的城堡跑了三圈，而且意识到死已不可避免，他才大声地嚷起来了，“啊呀，那么是神们招我来就死的了……死已经离我不远了，它正对着我的脸瞠视，我是无法躲避的了。宙斯和他那个当射手的儿子虽然那么好意地对待我，那么地帮助我，可是他们一定早就决心要这样的了。所以现在我要遭遇我的死亡了。至少让我这条命卖得贵一些，不要走上一个不光荣的结局，也好传些赫赫的声威到未来世代人的耳朵里”。

阿喀琉斯的母亲忒提斯求告宙斯帮助她的儿子获取胜利。

赫克托尔最后拼死一战，终于不敌阿喀琉斯，被刺中倒下了。这时他恳求阿喀琉斯在他死后将他的尸体交还给特洛伊人，但遭到了暴怒的阿喀琉斯拒绝。赫克托尔断气前谴责了阿喀琉斯的铁石心肠，随后“死把赫克托尔的话截断了，他那脱离躯壳的灵魂张开翅膀飞往哈得斯之宫，一路痛哭着它的命运和它留下来的青春和壮志……”

这位希腊人的主要对手，特洛伊的英雄主将，死的时候全无人们希望看到的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场面。相反，英雄在死亡面前曾畏首畏尾，仓皇战栗；也曾设想过向敌人乞求，甚或出卖国家……总之，平素里隐藏甚深的怯懦，在死亡降临时突然暴露得一览无遗。这就是复杂而又健全的人性：人的本能是乐生恶死的，特别是天真烂漫的古希腊人。

奥德修从战场上偷偷地回到家里，惊喜万分的祖母认出了他。

对生命留恋和对死亡憎恶的人，决不仅止于赫克托尔；《荷马史诗》中所有的希腊英雄个个如此。克尔吉女神命令奥德修到地狱去寻找盲人泰瑞西阿，以听取他的预言。奥德修却意外地看到了自己母亲的亡灵——

……我真想要拥抱我死去的母亲的魂灵。我三次向她跑过去心想要抱住她，但是三次她都像影子的幻梦一样，从我手中溜走了。这使得我心里更加痛苦。我对她激动地说道：“我的妈妈，我很想拥抱你，虽然是在阴间，你为什么不能留下，让我们彼此拥抱，让我们冰冷的悲哀得到安慰呢？你难道是可怕的波瑟丰妮遣来的一个幻影，只来增加我的悲伤与痛苦的吗？”

我这样说。我的尊贵的母亲回答道：“啊，我的最不幸的儿子，宙斯的女儿波瑟丰妮并没有欺骗你。一般世人死后都是这样的。人死后骨肉分解，被烈火的强大力量消灭掉。一旦生命离开白骨，灵魂就像梦幻一样飞走，到处飘浮。你快快回到阳世去吧，你要好好记住这一切事情，以后好告诉你的妻子。”

母亲的魂灵消逝后，奥德修又从排队等候喝羊血的鬼魂中，认出了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和英雄阿喀琉斯的魂灵：

在女神波瑟丰妮把那些柔弱妇女的鬼魂驱散到各处之后，就来了阿特留之子阿伽门农的鬼魂。他面容沉郁，四周集合着同他一起在埃吉斯陀家里死去的战士的鬼魂。他喝了乌黑的羊血，开始认出是我。他大声痛哭，流了很多眼泪，向我伸出手，希望能够接触到我。可是他不像从前那样身体矫健，这时已经没有力气了。我看见他，感觉怜悯，流下泪来……

在与阿伽门农泪眼相向之际，阿喀琉斯和另外几位希腊英雄的魂灵也来到了。奥德修对阿喀琉斯的魂灵说：

阿喀琉斯

“阿喀琉斯，我看从古到今没有比你更幸福的人了。你从前活着的时候，我们阿开亚战士对你像天神一般尊崇，现在你在这里又威武地统率着鬼魂们。阿喀琉斯，你虽然死了，你也不必悲伤。”

我这样说，他立刻回答道：“光荣的奥德修，我已经死了，你何必安慰我呢？我宁愿活在世上做人家的奴隶，侍候一个没有多少财产的主人，那样也比统率所有死人的魂灵要好……”

此时的阿喀琉斯，对死亡是那样地厌恶，以至宁可人间为奴，也不做鬼王。但是他在生前，却毫无悲悯之心地杀死了赫克托尔，并且将敌人的尸体倒拖在战车后，残忍地撕裂着赫克托尔父母的心。在《荷马史诗》中，死亡在人心灵中引起的震颤，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就像这样，赫克托尔的脑袋在尘埃里打滚儿。他的母亲看见他们这样对待她的儿子，就扯她自己的头发，大声痛哭着把她那个漂亮的面幕从她脑袋上拉下来丢掉了。他的父亲伤心得不住呻吟，他们周围的人也一齐接声痛哭，整个城市都陷进绝望中了。从它那高峻的城头直到最低的街巷，大家都在那里哭，就连伊利翁整个都着起火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哭声的。那普里阿摩斯在恐怖中奔往达耳达尼亚的城门，意思是要出城去，大家好不容易把他阻拦住了，他就爬行到粪堆里，一个个叫着名字向大家哀求。“朋友们，随我去吧，”他说道，“你们照顾得我太过分了。让我独自到阿开亚人的船上去吧。我要去向这个没有人性的怪物求告，他也许会因赫克托尔的年轻而感到羞愧，因我年老而觉得怜悯……我那许多儿子都正在年轻力壮的时候被他屠杀了。这许多的儿子我都要痛哭，可是有一个我哭得更加厉害，使我更觉伤心，简直要把我伤心到坟墓里去的，那就是赫克托尔了。啊，我恨不得他死在我的怀抱里啊……”

荷马在爱奥尼亚的路旁吟唱特洛伊英雄的故事。

这就是那普里阿摩斯痛哭流涕说的一番话。所有特洛伊的公民都加进了他们的哭声，现在赫卡柏也领导着一班特洛伊女人开始一场辛酸的恸哭。“我的孩子啊！”她哭道，“啊，我真命苦啊！现在你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还要活在这里受罪呢？你在特洛伊，无日无夜地都是我的骄傲……现在死和命运已经把你带走了。”

为了阻止阿喀琉斯把赫克托尔的尸体拿去喂狗，年迈的父亲决心放弃国王的尊严，不顾赫卡柏王后和全体特洛伊人的反对，携重金去到了希腊军营中，匍匐在仇敌的膝前，双手抱住对方的膝头，连连亲吻仇敌那双杀了他许多儿子的手。他哀哀地求告道：

“最最尊敬的阿喀琉斯，”他说道，“想想你自己的父亲吧，他是跟我一般年纪的，除了悲惨的老景之外，是什么都没有了的……但是他，至少总还有一种安慰。他知道你还没有死，是天天可以指望他的爱子从特洛伊回去的；至于我，我是完全破产了。我本来有过这个广大国土里最好的儿子，现在一个都不剩了……我带上这些辉煌的礼品到阿开亚人的船舶来，就是为要向你把他赎回去。阿喀琉斯啊，你要敬畏神明，可怜可怜我，想念想念你自己的父亲，我比你的父亲更应得到怜悯，因为我已经逼不得已做了一件从来不曾有人做过的事情了——我已经把那杀我儿子的人的手抬到我嘴唇上来过了。”

这是魔鬼听了也会心软的哀告！为了得到儿子的尸体，贵为国王的父亲，竟不惜亲吻那双杀过自己儿子的仇敌的手！希腊统帅阿伽门农，却经历了另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为了遵照神谕，他必须杀掉自己的女儿，否则希腊舰队不能出航。女儿伊菲革涅亚并不知情，只是感觉到父亲要杀害她。一个稚嫩的少女，面对死亡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

父亲哟，假使我有俄尔甫斯的可以感动石头的神异声音，我将用雄辩的话引起你的同情，但是，唉，我没有这能力！我只有哭泣并用双手代替橄榄枝抚摸你的双膝。不要让我这么年轻地就去死，大地的光辉是可爱的，不要逼我走进黑暗的地府里去……将你的心肠放软些，怜惜我吧。对于人，再没有比生命更可爱的！在悲惨中生活也胜于最光荣的死！

——斯威布：《希腊的神话与传说》

在悲惨中生活也胜于最光荣的死！这就是古希腊人对生死的经典看法。惟其如此，他们才会毫不遮掩地表达他们对死的厌恶。悲剧大师欧里庇德斯（Euripides，前485—前406）曾在他的著名悲剧《美狄亚》中，用大量篇幅着力渲染了死的可怕：美狄亚毒杀了夺去她丈夫的情敌，有人向她报告了公主死时的惨相——

欧里庇德斯

这时候我看见那可怕的景象，看见她忽然变了颜色，站立不稳，向后面倒去，她的身体不住地发抖，幸亏是倒在那座位上，没有倒在地下。那里有一个老仆人，她以为是山神潘或是别的神在发怒。等到她嘴里吐出白沫，眼里的瞳孔向上翻，皮肤上没有了血色，她便大声痛哭起来，不再像刚才那样叫喊……那可怜的女人由闭目无声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发出可怕的呻吟。因为那双重的痛苦正向她袭来：她头上戴着的金冠冒出了惊人的、毁灭的火焰；那精致的袍子，你的孩子献上的礼物，更吞噬了那可怜人的细嫩的肌肤。她被火烧伤，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逃跑，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摇动头发，想摇落那花冠，可是那金冠越抓越紧，每当她摇动她的头发的时候，那火焰反而加倍地旺了起来。她终于给厄运克服了，倒在地下。除了她父亲而外，谁都难以认识她，因为她的眼睛已不像样，她的面容也已不像人。血与火一起从她头上流下来，她的肌肉正像松脂泪似的，一滴滴的叫毒药的看不见的嘴唇从她的骨骼间吮了去，这真是个可怕的景象！

索福克勒斯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前496—前406）在描写死亡时，手法跟欧里庇德斯略有不同，他要人们去体验死亡的痛苦，而不是去观察。在《特刺喀斯少女》中，他让赫拉克勒斯直接上场，展示了濒临死亡时的惨痛：赫拉克勒斯的妻子被怪兽诓骗，将它沾血的长袍送给丈夫穿上，结果长袍被火一烤便像无数毒蛇咬噬赫拉克勒斯，使他“痛得连骨头都战抖起来”。痛苦不断加剧，到了他完全不能忍受的地步，最后已使他近于发狂了——

宙斯啊，我到了哪里了？我躺在什么人中间忍受这无穷尽的痛苦？哎呀呀！这可恶的病痛又在咬我！哎……

……你们是哪里人，希腊人中最忘恩负义的东西！我这苦命的人多少次为希腊人在海上、在各处树林间清除妖怪，累得我要死。但如今，在我害病的时候，怎么没有人带着火或剑来使我免于痛苦？唉，唉，怎么没有人愿意前来，从我这可怜的身体上使劲砍下这颗头颅？哎呀呀！

儿啊，你在哪里？这样，这样抱住我，扶我起来。唉，唉，我的命运呀！

这可怕的病痛又冲上来，冲上来毁灭我，这无法医治的恶毒的病痛啊！

冥王啊，请你接待我！宙斯的闪电啊，请你烧毁我！主啊，扔下你的霹雳，父亲啊，扔到我的头上吧！因为这毒物又在咬我，又在恶化，蔓延！我这双手啊，这双手啊……

哎呀，哎呀，我完了！毁灭了！再也看不到阳光了！哎呀……

那么普通人的死呢？痛苦吗？如果目睹他人之死呢？如果亲手杀死他人呢？阿喀琉斯因为朋友帕特洛克罗斯被杀而伤心欲绝。可是他自己不但很快就杀死了赫克托尔，而且当众侮辱赫克托尔的尸体。太阳神阿波罗是人类理想男子的标本，可是如此俊逸的美男，却能毫不手软地剥掉敌人的皮！罗马的圆形竞技场内，成千上万酷爱自由、礼赞生命的漂亮公民们，会一致对胜利在握的角斗士大喊：“杀死他！杀死他！”他们渴望看到血，看到格斗中失败的一方被残酷地杀死，而且死得越痛苦越好！直到今天，人们仍能够从西班牙的斗牛场中，看到衣冠楚楚的绅士淑女，或高智前卫的时髦男女们嗜血的本性。

太阳神阿波罗活剐他的敌人。

对于古希腊罗马人的民族性格，大多数哲学家有一种共识：他们是发育健全的儿童：纯真、质朴，充满活力。这看法也许是对的。不过这儿童却有着孩子的残忍——他们会亲手撕碎一只蝴蝶，或将一只小鸟吊死。他们也许还很倔犟，一定要把伙伴摁到地上才肯罢休——这种天性被称为“勇敢”，或者更斯文的说法是“尚武”。这就是特洛伊战争能打起来的原因；这也是亚历山大能够席卷欧亚非三大洲、斯巴达人能够抗击波斯的原因……

怕死，然而好斗；珍视生命，却并不设计彼岸；爱美，但却可能作恶。希腊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民族，同时也是最早意识到人性恶的民族。关于这一点，不妨听听他们的哲学家怎么说……

斯巴达人准备战斗。

2．认识自己！

当今一切被称为“现代”的文化，都跟希腊有关。因为眼下是欧风美雨的季节——西方文明在领导着全球现代化。毫无疑问的是，希腊文化是全部西方文明的母本，哲学与科学都诞育在那里。

然而在论及死亡这样沉重的课题时，得天独厚的希腊哲学家，却未必能有他们的东方同行那么从容睿智，那么高蹈空灵。希腊太自由了，哲学家太幸福了。爱琴海西岸有取用不竭的国家财富，爱琴海东岸有工蜂一样的亚细亚奴隶。神给哲学家分配的工作就是沉思、辩论、演说，以及晒太阳和用锡杯喝葡萄美酒……

安纳托尼亚沿海的米利都，就是这样一个喝酒晒太阳的好地方，因而从这个小小的城邦里产生了世界绝对一流的学者，如泰勒士、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之类精英人物。

泰勒士（Thales，前624—前547）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哲学家，因为比他还要早的职业哲学家似乎没有见诸史册。人们容易记住泰勒士是因为两件事：他让那些嘲笑哲学无用的人亲眼看到，只要哲学家愿意就能凭借知识赚很多钱——他根据气象观察，在橄榄油生意中狠赚了一大笔；第二是，他只用几个字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引来无数天才的思想家奉献出毕生智能。这几个字就是刻在科林斯神庙中那句不朽的格言——“认识自己”！泰勒士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这很容易理解，对于生活在海边并且命运与航海有着密切关联的人来说，水乃是他们肉体与精神两方面的依托。在泰勒士看来，人的灵魂也是由水构成的某种具备运动能力的东西。

这样，泰勒士就提出了一个粗线条的理论框架：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终将归复为水。

跟泰勒士基本上同时代的米利都另一位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前610—前546），则提出了“气本原”论，认为世界本原是气，人的灵魂由气所派生、构成。爱非斯学派的领袖人物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前540—前480）却认为，灵魂是一种由湿气里蒸发出来的火性物质，渗透弥漫在人的全身，没有边界，有思想感觉，甚至有认识能力……

雅典学院——世界最著名的学府。希腊哲学家们就在这里自由地研究和探讨学问，老师和学生完全平等。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与此不同的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80—前500），这位向世界贡献了A^2＋B^2＝C^2的“真理发现者”坚持认为，数才是世界的本原。“一”可以产生“二”、“三”、“四”等等，这些数产生点，点产生面，面组成体，体产生火、水、土、气四大元素；四大元素结合生成太阳月亮及万物。而日、月所分离出来的冷、热两种元素，就凝成了灵魂。

毕达哥拉斯学派集合了众多学者，论证了灵魂的构成：灵魂有表象、生气（即生命或精气）和心灵三个部分。动物只有表象和生气，惟有人类三者俱全。生气在人身上居于心；表象与心灵居于脑。后来这个学派的菲罗劳斯又发展出三魂说：第一为生长灵魂，在人的脐部；第二为动物灵魂，位在心脏；第三为理性灵魂，在脑中——这是人所独有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同时还认为，人死后仍能存在并可转世的，只是灵魂中的心灵和理性部分。灵魂与肉体的结合乃是一个悲剧：肉体是灵魂的囚笼，灵魂在肉体中得不到自由；更糟的是肉体死后灵魂受命运支配，还会寄居于新的肉体继续被囚禁折磨，永无了期！

从上面那些哲学家的论述看，有个较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关注自然和物质世界，力图从物质范畴抽象出灵魂学说。至于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不死论，则明显来源于他游学埃及时，从祭司老师那里获得的启示。在这种侧重于物质世界的思辨中，已经闪耀着科学因子的光芒，所以，现代科学产生于希腊是毫不足怪的。

把哲学家的注意力从自然转向人自身的智者，是苏格拉底（Sokratesl，前469—前399）。他重新提出了泰勒士“认识自己”的口号，并把它解释为“关心和改善自己的灵魂”。苏格拉底根据巴门尼德“一”的哲学观，对灵魂的本质、结构以及作用提出了一套系统深入的论证。他认为，灵魂乃是单一的本原，所以不朽，也不可分解；灵魂是无形无影的，是自由和自动的，它永不寂灭。同时，灵魂是运动的本始，“一切无灵魂的物体由外力而动，但有灵魂的则自己动，因为这是灵魂的本性”。（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看来，灵魂中居住着心灵和理智，因而人的灵魂各有高低不同：肉体欲望越重灵魂越轻；反之灵魂越高。灵魂最高级的人是哲学家，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真理，摆脱了感性世界和羁绊。苏格拉底是灵魂、肉体二元论者，他的灵魂解脱之道是牺牲肉体。由此出发，他主张哲学应当帮助人学习如何死；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学习死亡。苏格拉底最终因政治缘故而被处死，死前非常安宁，就刑之前还在跟学生探讨学问，颇像中国圣哲孔子……

苏格拉底死后，他最出色的学生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继续对灵魂问题进行探讨。柏拉图把灵魂分为理性、激情、欲望三个部分；理性在脑，激情在胸，欲望在腹。三者始终处在斗争与倾轧中，和谐的时候极少。灵魂须与肉体结合，只有理智部分是独立在形体之外的。因为灵魂先于形体存在，它具备某些先验的东西，当它回忆那些东西时，也就形成了人对理念的认识，“灵魂在取得人形之前，就已在肉体之外存在着，并且具有知识”。（《斐多篇》）同时，灵魂受自身好、坏两种力量控制：当灵魂被坏的力量控制时，人变成卑鄙小人，成为受肉体欲望摆布的“自己的奴仆”。所以人必须发扬灵魂中好的一面，即理智的一面，抑制欲望，为灵魂获得自由而“当自己的主人”。

苏格拉底被处死前夕，平静地跟学生讨论学问。

据柏拉图自己说，他曾受到东方神秘宗教的影响，因而坚信灵魂不死，并会因生前行为而于死后在冥界接受审判。在其所著《理想国·卷十》中，通过战士沙尔死而复活，柏拉图描写了肉体死后灵魂的去向：沙尔说，灵魂游离后，在冥界他看到地上有两个洞，天上也有两个洞，中间是审判席。亡魂逐个通过其间，主审者根据其生前行为的善恶，在它们背上贴上标记。善者从右孔升入天堂，恶者由左孔坠下地狱。沙尔在那里看到，希腊的英雄们通过拈阄选择再生之体。比如，生前为女人所害，深怀怨恨的弗沃斯灵魂，不愿再进女人的肚子，因而选择了做一只雁。沃狄塞斯的灵魂回忆起生前太劳累，所以选了一位懒散的闲人过下辈子……

看来，古希腊的哲人们都很关注灵魂。但他们在论证灵魂的时候，方法未免太“科学”了。在构建灵魂的“彼岸”时，他们的建树远逊于他们在其它领域内的创造。然而，对灵魂的探讨，却使希腊的哲人们充分认识了人性：他们认为人性是恶的。——赫拉克利特在论证世界本原的过程中，不忘指出人性的本质：“世界由火组成，一切皆变，多数人是邪恶的。”苏格拉底警告人要“关心和改善自己的灵魂”；柏拉图基于人性恶的认识，提出“没有法律，人无法将自己区别于野蛮人”。亚里士多德说：“人更近野兽而远离神灵，多数人生来愚昧、懒惰、贪婪、残忍。”

幸运的是，西方人并未止于这一认识，而是以此为出发点，孕育出了极为强势的伦理道德文化和理性的社会、法治思想。沿着这一思路，西方产生了一连串的思想家，试图重塑“人”的形象。西方文明，就是在这样的人文精神指引下走向现代的。跟希腊先哲们同时的东方哲学家，也曾产生过恶的观念，但其人文精神却没有因此而得到拓展。波斯占星家查拉图斯特拉（Zarthustra，前628—前551）率先提出，善与恶是宇宙中的两大基本力量。可惜这个观点却仅止于附丽在远古的光明（Light）与黑暗（Darkness）二元对立论基础上，没有发展出新意。倒是东正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从查拉图斯特拉那里吸收了道德世界善恶对立的思想成果，补充了各自的教义……

3．罗马的狼

当霍布斯说“人与狼相似”的时候，他是否想到了罗马人？不得而知。但罗马人自己却欣然承认，他们是母狼哺育的后代。

甚至奥古斯都（Augustus，前63—前14）还在位时，罗马人的军事光荣就开始退潮了。原先隐藏在尚武精神后面的“狼性”，有时候就会龇牙咧嘴地闪现出来。

母狼是罗马人的图腾，据说是它拯救了罗马的创建者——罗穆吕斯（Romulus）和雷缪斯（Remus）兄弟俩。

提比略（Tibreius，前42—后37）派到巴勒斯坦去的总督彼拉多（Pilate），是个名符其实的“帝国主义份子”。他上任时居然命令军队高举着画有罗马皇帝肖像的旗帜，浩浩荡荡开进犹太人当中。第二天，全巴勒斯坦就出现了骚乱。接着他又动用犹太教圣殿的库银，用来修一条水沟，结果导致愤怒的教徒包围了他的官邸……

如果彼拉多稍许有点政治头脑，他就会注意到：巴勒斯坦人早已在暗中酝酿着反对罗马了；在犹太教各派中，最激进的是法利赛人（Pharisees），相对说来耶稣的教派还算是较为温和的。法利赛人曾问过耶稣，该不该向罗马交税？耶稣握着一枚有凯撒头像的银币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Render to Caesar the things that are Caesar's，and to God the things that are God's.）可见基督教派对罗马当局是抱合作态度的。彼拉多要瓦解反对罗马的敌对力量，就应该拉拢耶稣，搞点统战工作。但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的狼性其时正在活跃状态——他逮捕了耶稣，做了一点审讯的表面文章，就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这样一来，彼拉多就等于把犹太教内一个叫基督教的小派别，推上了世界舞台；也把他用来行刑的十字架，点化成了人类救赎的崇高旗帜。耶稣之死，自此成为这个世界上人类学习死亡的最经典的几本教材之一。据《新约全书》中最近于原始材料的《马太福音》载，耶稣死得很从容——

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彼拉多。

这时候，出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甚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作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三十块钱，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估定的，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吩咐我的。”

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么？”耶稣说：“你说得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彼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事，你没有听见么？”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求，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彼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还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位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彼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彼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耶稣被示众。

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各他”，意思就是骷髅地。兵丁拿苦胆调合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拈阄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折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

耶稣在行刑途中跌倒。

耶稣在十字架上。

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绒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盘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她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马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并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彼拉多，求耶稣的身体。

人们将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

彼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盘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辊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

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彼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彼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

哀悼耶稣。

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一天，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和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大地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她们，说：“愿你们平安。”她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她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去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有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

在整个《新约》，特别是四福音书中，往往会有些情感失衡的地方。耶稣之死，照圣经说主凶是犹太教的其它派别领导人。看来耶稣认为路线斗争高于对敌斗争，因而在《马太福音》记录的耶稣蒙难过程中，彼拉多的形象倒有点谦谦君子的味道。

耶稣在濒死状态中所说的七句话，成了西方世界以悲叹调反复咏唱的内容。这七句话是：

1．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路加福音》

2．（对十字架上的强盗）我实在告诉你们，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路加福音》

3．（对马利亚）母亲，看你的儿子！（对约翰）看你的母亲！

——《约翰福音》

4．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

——《马太福音》

5．我渴了。

——《约翰福音》

6．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路加福音》

7．成了。

——《约翰福音》

耶稣的蒙难并没有使基督教派得到平安，迫害只不过刚刚开始。公元63年，罗马几乎被大火焚毁了全城。天灾还是人祸？大部分罗马人都相信，这是他们的疯子皇帝尼禄所为：他想重建罗马。但这次大火的罪责却落到了基督教徒的头上，这颇有些类似20世纪的国会纵火案。罗马史家塔西陀认为，尼禄利用了罗马民众对基督教徒的普遍歧视——

起初，尼禄把那些自己承认为基督徒的人都逮捕起来，继而根据他们的揭发，又有大量的人被判了罪，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放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恨。他们在临死时还遭到讪笑：他们被披上了野兽的皮，然后被狗撕裂而死；或是他们被钉上十字架，而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就被点着当作黑夜照明的灯火……尽管基督徒的罪行完全当得起这种极其残酷的惩罚，但他们依旧引起了人们的怜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不是为着国家的利益，而是牺牲于一个人的残暴手段之下的。

——《编年史·15：44》

即使塔西陀这样的学者，在当时都认为基督徒是有罪的，何况罗马的民众。在此后的几百年时间中，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未停止过。在图拉真（M．U．Trajanus，53—117）当政时，罗马每遇节日庆典或竞技比赛，往往就会发生迫害基督徒的群众骚乱。对此，英国人吉本写道：

教会对全世界守得最紧的秘密之一，是耶稣下葬时用的裹尸布。左图是裹尸布的照片底片（正片不如负片清晰）。最初，罗马的教徒为了躲避迫害，将这块长约4.4米，宽约1.1米的裹尸布藏匿了三百年之久。后来落入拜占庭帝国官方手中。1240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将其夺取，辗转安放至都灵大教堂。每25年，教会对外展示一次。

从布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耶稣正面和背面的影像，那是由于下葬时撒的芦荟粉和被刺穿的肺部流出的液体，以及血污共同浸渍形成的。法国著名医生德拉治1902年在呈交给法国科学院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几点看法：首先，这确实是人体影像；右前胸第五第六肋骨间有洞穿伤；两膝多次猛跌致伤；腕部和双脚曾被锐器钉穿；前额与后脑头皮多处被锐器刺伤；鼻子和右颊瘀伤且浮肿；全身均有两节鞭鞭痕……英国法医卫里斯则指出：影像显示两个大拇指较正常缩短了一半，是因为钉子穿过手腕伤及肌腱所致。德国作家班纳的独到看法是：钉子钉的部位在手腕，而并不是人们一直相信的那样钉在手掌上——手掌绝对无法承受身体重量，会出现撕裂伤，可见耶稣当时实际上是被钉的手腕。这有力地证明了裹尸布的可信。右为裹尸示意图。

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有的希望获得、有的又力求逃避殉道的光荣，因而他们或是迫不及待，或者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按规定又将来临的节日庆典和竞技会的到来。一到了这种场合，帝国各大城市的居民全都会聚集到竞技场或露天大剧场去，那地方的气氛以及在那里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全都能够激发起他们的狂热情绪，而淹没掉他们的人性。当无数的观众头戴花环、满身经过香熏，用牺牲的鲜血净化过自己的灵魂，置身于他们的保护神的神像和祭坛之中，全部沉浸在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宗教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狂欢之中的时候，他们便会想起，只有基督教徒憎恶全人类共有的诸神，他们怀着阴暗心情拒不参加这庄严的集会，看来就是在对这公共的喜庆活动进行侮辱或表示厌恶。如果帝国最近遭到过任何灾难，比如一场瘟疫、一次饥荒，或一场战争失利；如果第伯河泛滥成灾，或者尼罗河水没有漫进地里；如果发生过地震，或者季节的寒暑失调，那么迷信的非基督徒便相信这全是基督徒的过错，他们的罪孽和渎神活动，虽得到过分仁慈的政府的宽恕，上天却会震怒了。在一大群狂乱的、被激怒的暴民中，诉讼案是不会按正当的法律程序进行的；在一个被野兽和格斗士的鲜血染污的露天剧场里，是不可能听到怜悯的声音的。巨大人群的不耐烦的吼叫声指控基督徒是所有人和神的公敌，呼吁判处他们最残酷的刑罚，而且会在这个新教派中挑出一两个出头最多的人物，带着无比激愤的情绪呼喊着他们的名字，要求把他们立即抓来扔进狮子房去。主持这类集会的行省长官和地方官，一般都会满足民众的这种要求，牺牲几个最惹人恨的基督教徒，以平息他们的怒火。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六章》

罗马竞技场。这里往往也就是基督徒殉难的屠场。在狂热的罗马人雷鸣般的吼叫声中，基督徒被饥饿的狮子撕成碎块，或被长矛刺穿胸腹。罗马人渴望看到血！

基督徒在地下墓穴里偷偷地举行葬礼。

基督徒安放殉教者的地下墓穴。这是发掘时的剖面照片。这些墓穴在罗马城地下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死人城，可见在公元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基督徒的恐怖处境。

尼禄将基督徒钉上十字架，点燃当作火把照明；图拉真的太平盛世里，基督徒成了喂狮子的饵料。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名单，还可以开出一长串来，如图密善（Donmitianus，51—96）、马可奥勒（M．A．Antoninus，121—180）、塞维鲁（L．S．Septimius，146—21）、马克西米安（M．A．V．Maximi-anus，？—310）……先后殉难的著名基督教活动家名单，也可以开出一长串，如：司提反（Stephen）、彼得（Peter）、保罗（Paul）查斯丁、圣克里斯托弗（St．Christopher）……

两侧壁立的方洞，便是每位“居民”的房间。

对于基督徒来说，那段历史是他们说不尽的血泪史，是他们可歌可泣的伟大创教史。对于罗马人来说，那却是一段百年噩梦，是他们伟大的诸神和辉煌的文化，被外邦人彻底打垮的耻辱历史。

君士坦丁大帝

公元306年，君士坦丁大帝（G．F．V．Constinus I，306—337）即位。313年，君士坦丁在米兰与东罗马的李锡尼（V．Licinius，270—325）共同发布了“宽容敕令”。这是个里程碑式的历史文件：它宣布罗马帝国终于承认基督教，并允许其合法存在。毫无疑问，君士坦丁此举完全是政治考虑：他不能无视帝国境内拥有巨大潜势的基督教徒众；为了最终击败李锡尼这个“共治者”，推进由戴克里先开始的中央集权化，他需要在政治上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并最终利用基督徒作为他的筹码。十年后，当他如愿以偿地击溃李锡尼、统一全国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尼西亚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主教会议，确定正统教义、谴责“异端”。著名的尼西亚会议，实际上就是“全国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会议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将基督教置于显学地位，这有点像中国汉武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思；在政治上则将基督徒由敌对阶层转化为官方倚重的社会中坚。

330年，君士坦丁决定放弃千年古都罗马，将帝国首都东迁至亚细亚的拜占庭，将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这位罗马皇帝本来是为了拉选票或纠集政治力量，才讨好基督教的，没想到临终前果真受洗为基督徒了。

历史真正让罗马人来翻烧饼，是在五十年后提奥多西一世掌权时。这时的罗马已然露出分崩离析之势。乱世之中，必有枭雄。出生在西班牙的提奥多西，正是这样一个嗜血的铁腕人物：他先后击败了几位妄想称帝的军阀，以血腥镇压和拼命攻击夺取了罗马的帝位。提奥多西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对主教充满了谦恭与敬意。但这一点并不能阻遏他罗马式的狼性。在清洗异教的旗帜下，提奥多西残酷地扫荡了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异教神庙及其文化，严禁异教信仰；对反抗的异教徒给予了毫不容情的镇压。埃及的许多神庙就是在他的手中被毁的。

公元390年，马其顿色萨洛尼卡城的宪兵统帅博特里克，被城中的帝国公民杀了——因为博特里克逮捕了他们喜爱的马戏明星；据说这位同性恋明星爱上了博特里克身边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奴隶。提奥多西接到报告后，派出军队前往弹压。在他的指令下，军队假意向民众道歉，并以皇帝的名义邀请全城公民观看表演。酷爱竞技表演的色萨洛尼卡人毫不怀疑就钻进了圈套：军队士兵在竞技场内用短剑将这些平民不分男女老幼地集体屠杀了。血腥杀戮持续了三个小时之久，死亡人数超过七千名，有作家估计，实际数字在一万五千人以上。

虽然屠杀受到米兰大主教圣·安布罗修（St．Ambrosius）强烈谴责，甚至威胁要开除皇帝的教籍，但经过八个月的“反省”之后，事情即以提奥多西“公开忏悔”宣告平息。翌年，提奥多西颁布命令，正式确立基督教为罗马国教。

从此，烧饼就在罗马人的手中彻底翻过来了。在以后的历史中，基督教不再是倍受逼迫的宗教，而是君临于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世俗与精神两方面的统治力量，甚至是主宰生存与死亡的力量……

罗马人永远都像是大梦初醒的样子。他们是粗犷的、有力的、健美的、聪明的、天真质朴的、艺术气质的、有几分野性的、极富魅力的狼。

不管是谁，都必须到死亡指定的地方汇合。

第二章

世界归死忘管辖

人类如何死

战争与和平的结果：死亡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老子

没有一个人愚蠢到爱好战争甚于和平；在战争中，不像平常那样儿子埋葬父亲，而是父亲埋葬儿子。

——希罗多德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战争是值得歌颂的，不管它以什么名义进行。世界上也没有任何战争是伟大的、光荣的、正义的……所有的战争都只有一个特征：丑恶。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中说：“天底下没有什么比两个人咬牙切齿、横眉怒目，互相打得皮开肉绽更为丑陋了；它将宝贵的、活生生的人体，将无价的、活生生的灵魂，变成一堆无名的，仅能当作肥料的腐烂尸骨。”

战争就是这样一台巨大的榨汁机：它把人从漏斗里填进去，那头就分离出血水和骨肉渣来。要开动战争这台机器，就必须以人的生命为燃料。谁能支配这些“燃料”？因此战争从来就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它常常发生在国家之间。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国家”的行为远不如一个正常人那么理性，它们经常会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甚或十分庸俗的目的而动刀动枪。所谓的国际外交，就是勾心斗角、贪占小利、挑拨离间、假充公道；在相互间都觉得有利可图的时候，就会投怀送抱，好得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我的就是你的，要什么尽管拿，我们无偿援助，这种关系称为友好盟国，同志加兄弟；一会儿不好了，说翻脸就翻脸，立马兵戎相见，愤怒谴责对方背信弃义。或在多头敌对关系中，对甲隔山震虎，对乙暗送秋波，对丙欲擒故纵，对丁要挟利诱……而这样的和平外交，只不过是两次战争中的间歇而已。卢梭指出：

战争绝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关系。在战争中，个人与个人不是作为人，甚至不是作为公民，而是作为士兵才偶然成为仇敌的；也就是说，他们决不是作为自己国家的成员，而是作为国家的保卫者才成为仇敌的。

——《社会契约论》

因此，人在战争中非常渺小，渺小到只是泥石流中的蚂蚁。两军相互杀戮的时候，也从不问对方想不想死——生命在战争中是崩盘的股票。在每一次惨烈的战争中，历史都会沉痛地记录下一些非常可笑的场面。普罗提诺是对这些可笑场面忍不住笑出声来的智者之一，在他看来战争是这样的：

人们将自己的武器相互指向对方，在死亡的厄运下整齐地列队而战，就像在运动场上跳着祝捷的剑舞——这足以告诉我们，人类的一切意图不过是游戏，死亡并不可怕，死于战争或战斗不过是预先尝尝过去准备好的东西，死得越早，归来得越快。

——《九章集·第三》

人类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战争史；战争是人类死亡的最大原因之一。人类为什么始终在战争？关于导致战争的缘由，历代思想家有过各不相同的见解，例如苏格拉底认为“战争起源于对金钱的贪欲”，“专制僭主……总要挑起一些战争，好让人民需要有一个领袖”（《国家》Ⅷ）。霍布斯认为“当全世界人口过剩时，最后的办法就是战争，战争的结果，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可以对每一个人作出安排”（《利维坦》Ⅱ）。汉密尔顿则认为：“从人类历史来判断，我们将被迫得出结论，即战争的愤怒和破坏性情感在人们心目中所占的支配地位，远远超过和平的温和善良的情感，而根据对持久和平的推测来建立我们的政治制度，就是指望人性的比较软弱的原动力。”（《联邦党人文集》）

人性也许是恶的，人有作恶的本能；贪欲也许导致暴力。在所有思想家能够提供的战争缘由之外，是否还应该考虑这么一种可能：世界归死亡管辖，死亡要求人类以战争方式减员？战争是人类大规模速死的方式之一，而和平也是死亡，只是零星地、缓慢地死亡罢了。

1．战争是什么？

如果把理论还原为事实，那么，所谓战争，实际上就是强者对弱者的屠杀，以达到暴力抢劫的目的。这种动机与结果，在古代战争中表达得更直截了当。大约存在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750年的印度河文化，在此后竟然消逝得无影无踪。直至三千多年之后，在20世纪初，考古学家才偶然地发现了它曾经辉煌地存在过——以摩亨佐·达罗（Mohengjo·daro）和哈拉巴（Harappa）为代表的城市遗址群，遍布在印度河流域约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那时它已经有了文字和发达的经济，它所建造的楼房甚至有给排水系统！如此发达的文化，怎么会在历史中被“抹杀”得干干净净？回答是：灭绝性杀戮、抢劫、摧毁。从北方欧洲来的雅利安人制造了这场连根铲除的毁灭悲剧。《梨俱吠陀》中的“因陀罗赞歌”唱道：

他使万物变化无常

他使达萨瓦尔那屈服、消灭

他像赢得赌金的赌博者，拿走敌人的财产

噢，人们啊，他是因陀罗

摩亨佐·达罗的城市遗址——难道它的居民被入侵者杀得一个不留。

这是雅利安人战胜印度本土的达萨人之后，自己献给自己的颂歌。战胜，就意味着从肉体上将对方消灭！然后将财产洗劫一空；无法拿走的东西则全部毁掉。

这可能是印度河文化时期的国王

如果是，那他就对自己的人民被雅利安人灭绝负有直接责任。

其它地方发生的古代战争无一不是如此：萨尔贡（Sargon of Akkad，公元前2334—前2279）征略阿卡德和苏美尔；汉谟拉比（Hammurabi，公元前1792—前1750）扫荡两河流域；喜克索斯人（Hyksos）入侵埃及；图特摩斯三世征服叙利亚……没有哪一次不是留下如山的尸骨和烧焦的废墟。公元前9世纪，亚述的编年史中出现过一份资料，透露了他们在叙利亚和两河北部杀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人数，以及掳回来的奴隶人数，表明他们所到之处，几乎全部被毁，当地居民绝大部分丧命。

那个时候，政权也就是军队。在汉谟拉比时代，士兵是终身服役的，而且要求子承父业，否则将不能享受官方分派的“份地”。亚述人能够在底格里斯西岸迅速崛起，靠的就是军事化体制，提格拉·比利萨三世（Tiglath·Pileser Ⅲ，公元前746—前727）在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初期，已经把他的军队建成了拥有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攻城兵、辎重兵、工兵等专门兵种并配备精良武器的铁甲之师。居鲁士（Kurush，前600—前529）得以建立波斯帝国、称霸西亚，正是兴兵几十年、杀人如麻的结果；他的继任者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前558—前486），更将波斯军队向西挺进欧洲和非洲，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一路上直杀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究其制胜的原因，大流士的军队不仅“硬件”特硬，还有当时堪称超级的“软件”——波斯的军事建制。这就是，精锐的近卫军，希腊人称为“不死队”：人数永远不变，如果减员立即补充；波斯全国设五个大军区，每个军区首长管辖几个省的军事长官；确保波斯贵族在军中的一元化领导地位，下级服从上级，全军服从国王；各省行政部门派驻军代表；遴选军中巴勒斯坦人和腓尼基人组建海军，以问鼎地中海与爱琴海海上霸权；全国修建军事高速路网，其中最长的一条达2400公里，每20公里设驿站一座，中央发出的军事指令从苏撒到达小亚的爱非斯，2400公里路程，只需7天时间……

战争就是死亡

由此可看出，从古代的人类混战中幸存下来的国家和民族，实际上就是杀人效率较高的战争机器。塔西陀在总结罗马人的战争时说：“抢劫、杀人、掠夺，他们抛弃了虚假的帝国名声；他们造成了废墟，并称之为和平！”（《阿格里库勒》）杜威指出：“氏族、部落、种族、城市、帝国、民族、国家都发动过战争。这一事实证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好战本能使得战争不可避免。这一论点，比认为具有这种或那种社会传统的不变性的许多论点都更值得尊重。”（《人性与行为》）

在混战中被灭绝的弱者是令人同情的，但是他们只有在被杀的那一瞬间，才有权接受同情——如果他们不被杀死，一有机会，他们便会成为屠杀者。世界各民族中，决无天生的善类，这使人不由得要产生一种联想：盘缠在一起的蛇……所谓人类正在向文明趋近，意思是说，人类在杀人的战争中，游戏规则越来越完善，要求公平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真正的战争中，在敌人的国土上，虽然一个公正的君主可以占有全部的公共财产，但却必须尊重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他尊重他自己权利建立其上的那些权利。战争的目的既然是摧毁敌国，敌对方就有权杀死对方的保卫者，只要他们手上还持有武器；可是一旦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是敌或敌人的工具时，他们就重新依然仅仅是人，而别人就不再对他们有生杀之权。有时候，不伤害对方的任何成员也可能消灭这个国家。战争绝不能产生不是战争目的所必须的任何权利。

——卢梭：《社会契约论》

国家彼此都承认为国家这一事实，即使在无法无天而由权力和偶然性支配一切的战争状态中。也仍然是一种纽带，在这种纽带的联系中，它们彼此都算做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东西。因此在战争中，战争本身被规定为一种应该消逝的东西。所以战争包含着下列国际法规定：即和平的可能性应在战争中予以保存，尊重使节即其一例；又一般说来，战争的矛头不得指向内部制度、和平的家庭生活与私人生活，也不得指向私人。

——黑格尔：《法哲学》

即使已经有过那么多要求公平的呼声；即使有过穿礼服参战、像绅士一般彬彬有礼地举枪的军队，现代战争仍然呈现出极其残暴和丑陋的特征：日本人在二战中的行为之所以不可饶恕并令人恶心，正在于他们不遵循任何战争的游戏规则，大量屠杀平民，残酷虐待俘虏，而事后却死不认账。当这个国家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并遭到原子弹的大规模杀戮之时，却不能赢得来自任何方面的同情：有时候弱者同样令人觉得可恶。

公元前546年，波斯吞并了吕底亚，征服了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公元前512年，大流士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锋芒指向多瑙河以北的希希亚人，虽不获结果，他却顺手牵羊地占领了色雷斯和黑海海峡，从而截断了希腊与黑海的交通。面对波斯虎视眈眈的包围态势，希腊各城邦陷于生死存亡之秋。盛气凌人的大流士派人到希腊各邦，要求向他贡献“土和水”，意思就是向波斯投降。雅典把波斯使者摔死了；斯巴达把使者投进井里，并嘲笑说：“自己去取土和水！”

希腊人受到战争威胁。

希波战争就此爆发。公元前490年，大流士的海军横渡爱琴海，攻占了爱勒多里亚，并在雅典城东北部的马拉松平原登陆。雅典动员了所有公民，组织起一万名重装兵，以此去对抗十万波斯大军。雅典人以长枪密集方阵，从两翼急行军至波斯军后部，压迫其中军，进而围歼之，结果大获全胜。一名战士从马拉松战场上，一口气跑了四十公里，到达雅典后只说了一句话：“我们胜利了……”旋即倒地死去。这就是马拉松长跑的由来。

此役之后，大流士要求他的宫廷内侍，每天早晨向他说一遍马拉松的耻辱。公元前480年春，波斯新国王薛西斯一世（XerxesⅠ，公元前519—前465）率大军沿色雷斯海岸，分海陆两路入侵希腊。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共出动了士兵170万，战舰1207艘，加上非战斗人员共500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波斯军规模绝对巨大。这次战争极为惨烈，扼守温泉关要塞的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和300名守关将士全部殉职。后来人们刻碑纪念，碑文是：“过客啊，去告诉拉西孟第人，我们是遵从了他们的命令，才长眠在这里的……”波斯大军随即占领了雅典城，但雅典人对此早有准备：他们的成年男子全部入伍，结集在萨拉米海湾等待决战。9月20日早上，两军在萨拉米湾摆开阵势，海战开始。波斯人在战斗中才发现，他们的大型战舰在狭窄的萨拉米湾根本施展不开，而希腊人的小舰进退自如。战至傍晚，波斯损失了300艘舰船，希腊人取得全面胜利。

希腊妇女在战争中是美德的化身，她们为自己的城邦作出了极大贡献。

在雅典掌权达30年之久的伯里克利，是个天才的煽动家。

萨拉米湾之战后，波斯已呈颓势，希腊则节节胜利，势如破竹。这时候的希腊，已不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是成为海上霸主了。希腊人玩战争自此便上了瘾，直至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大希腊殖民圈；直至它在伯里克利领导下进入鼎盛状态；直至它发动相互火并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直至它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病入膏肓，最终为马其顿所打败。可以说，希腊的历史，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希腊半岛的战争史。希腊的三位著名史家中，有两位都曾是军人——修昔里德（Thoukydides，公元前460—前395）曾经是雅典将军，主要著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前354），反对民主政治，组织军队帮助敌国波斯人，被雅典政府判处终生放逐，主要著作为《远征记》。而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伟大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虽然没有直接参战的经历，但他的主要著作《历史》写的内容却是有关波斯与希腊战争的，所以《历史》又名《希波战争史》。可见战争对于希腊来说意味着什么！

所有歌颂战争，以及歌颂战争英雄的人，多半是残废或者智障。例如荷马是个瞎子。尽管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多数国家都有他们被纪念着的战争英雄。人类有时候是低智的。本尼迪克特说：“在我们的文明中，人们可以以战争为例，说明一种文化上经过选择的品性可以发展到怎样的毁灭程度。如果我们为战争辩护，这是因为一切人都要为自己所具有的品性辩护，而不是战争本身可提供检验自身优点的客观标准。”（《文化的类型》）

希腊人从战争中尝到了甜头。

战争就是杀人。

比较起来，中国人论述战争丑恶的文献要多些，尽管他们打过的仗不见得少。例如唐人李华所撰《吊古战场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篇闪烁着人道主义和理性精神的宣言——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虬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挺亡群。亭长告予曰：“此古战场也；尝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吾闻夫齐魏徭戍，荆韩招募，万里奔走，连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阔天长，不知归路。寄身锋刃，腷臆谁诉？秦汉而还，多事四夷，中州耗斁，无世无之！古称戎夏，不抗王师。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异于仁义，王道迂阔而莫为。呜呼噫嘻！吾想夫北风振漠，胡兵伺便，主将骄敌，期门受战！野竖旌旗，川回组练；法重心骇，威尊命贱。利镞穿骨，惊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声折江河，势崩雷电！至若穷阴凝闭，凛冽海隅；积雪没胫，坚冰在须，鸷鸟休巢，征马踟蹰，缯纩无温，堕指裂肤。当此苦寒，天假强胡；凭凌杀气，以相剪屠：径截辎重，横攻士卒。都慰新降，将军覆没。尸踣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哉？鼓衰兮力竭，矢尽兮弦绝；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暴骨沙砾。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吾闻夫牧用赵卒，大破林胡，开地千里，遁逃匈奴。汉倾天下，财殚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玁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师而还。饮至策熏，和乐且闲，穆穆棣棣，君臣之间。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埜，功不补患。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殁，家莫闻之，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悁悁心目，寤寐见之。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无依，必有凶年，人其流离！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为之奈何？守在四夷……

李华在这里勾勒了一幅何其悲惨的战争场景！厉风号叫，日月无光，草木不生，野兽不至，连飞鸟也不在这里稍停！亭长说，这就是古战场；无数的军队在此覆没，战死的魂灵聚在此处悲鸣，天阴时就能听见鬼哭声……李华由此想到了那些曾经在战场上奔突的士兵们。他们长年作战于野外，身在锋刀丛中，不知归路何处；军法如山，人命微贱。常常在天寒地冻之际夜渡冰河，又曾在折戟沉沙时分利箭穿骨。而他们的父母妻儿，却在家里苦苦地企盼着一个准信儿——他还在吗？

这篇诔辞，表达了中国士人“兵乃不祥凶器”的观念，于抒发悲天愍人情怀中，蕴含着强烈的道德批判。这是中国主流文化对战争的基本态度。

2．东征与西征的战例

欧亚间的战争，就是东西方文明的撞击。而一种文明的扩张，往往也必须由死亡开道。

西方世界一直流传着一个神话，那就是他们的历史所拥有的亚历山大大帝——他想要做的和他已经做过的事情，都是神才有力量去想和去做的。对于古代希腊来说，亚历山大，是他们的英雄；对于东方的埃及、波斯和印度来说，亚历山大却使他们感受到耻辱。

公元前336年，位于希腊半岛最北端的马其顿腓力二世遇刺身亡。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继任为国王。此时的希腊，颇类华夏的春秋战国。马其顿志在夺取全希腊的控制权，在腓力二世占领色雷斯海岸后，已将兵锋直指希腊各城邦。威迫利诱之下，终于在公元前337年召开了科林斯大希腊会议，确立了马其顿的盟主地位，并决定由马其顿领导希腊对波斯开战。亚历山大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匆匆接任统帅的。他必须成为希腊各邦心悦诚服的领袖；他必须转移反对派反马其顿的视线，特别是转移雅典人的注意力。他似乎只有一个选择——东征。

亚历山大大帝。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率三万步兵和五千骑兵，开始了对波斯帝国的远征。也许神特别眷爱这位年轻英俊的国王，给予了他一个极好的出战时机——波斯帝国其时正为争夺王位的内乱所苦；帝国西部的小亚细亚、腓尼基、埃及各地宁可依附希腊以伺机独立，而不愿继续被波斯压迫。

亚历山大登陆小亚细亚。

亚历山大以一百八十艘舰船进入小亚细亚，傲慢的波斯人对此完全不当回事，等到他们清醒过来并派出三百艘舰艇前往狙击时，亚历山大已经登陆了。本来波斯人应该考虑到：亚历山大显然需要就地解决军队给养，那他必定急于开战，以求速战速决；而波斯的正确做法就该是拒不出战，以拖垮这支由海上长途而来的疲惫之师。但波斯将军却在邀宠心理支配下积极应战，而且把他们精锐的骑兵布置在格拉尼库河陡峭的河岸上！两军遭遇之后，亚历山大身先士卒，比他的士兵更像战士，很快便将敌军逼进了河中，首战告捷。

其后，他迅速以外交笼络手段，使小亚细亚各城市纷纷倒戈，不战而降，其中包括萨迪斯、以弗所这样重要的城市。

公元前333年秋，亚历山大挥帅进抵叙利亚。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Darius，？—前330）率军数十万迎击，这是亚历山大第一次与大流士在战场相遇。两军在伊苏展开会战。皇帝气派很大，在他率领的几十万人中，非战斗人员占了大部分，据巴比伦的一份官方文件，每名波斯骑兵，可带十二名仆人随军。后来在大马士革俘获的波斯随军宫廷人员中，光皇帝的厨子就有319名！这一次的战场对作战仍然极为不利：一边是大海，一边是山岭。波斯精锐骑兵无用武之地。在波斯败局已定的时刻，大流士仓皇逃走，丢下了各种象征权力的标志：王袍、弓和战车；最重要的是，大流士居然丢弃了他的母后西西冈比斯（Sisygambis）、皇后斯塔泰拉（Stateira）及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大流士与亚历山大相遇在伊苏战役中。

在西西冈比斯率领被俘的所有眷属，匍匐在征服者亚历山大脚下听候发落的时候，这位欧洲的年轻君主吩咐说：“今后给我写信，要把我当作亚洲之王，不准用对等的口气！”——难道这就是对敌人的处置？是的。亚历山大以礼貌来对待敌人的家属，为后来的欧洲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但是亚历山大高傲地拒绝了西西冈比斯和解的请求，这表明战争并未结束。史学家狄奥多罗斯（Diodorus，前90-前21）写道：“他的蔑视使她惶恐不安，她又向亚历山大拜倒下去。但是亚历山大说：‘不用担心，母后，他也是亚历山大。’他叫这位老太太‘母后’，证明他懂得善待这些女人。”事实上，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亚历山大一直把西西冈比斯带在身边，就像对自己的母亲那样伺候着。就高尚品德和博大胸怀而论，世界上确实没有哪位领袖人物能及得上亚历山大。史学家普鲁塔克（Ploutarchos，46—120）曾记述过另一件亚历山大善待妇女的事——

亚历山大称西西冈比斯为“我的母后”。

底比斯城蒙受了无数可怕的灾难，提莫克瑞娅的财产遭色雷斯士兵洗劫一空，就是一桩惨事。提莫克瑞娅是位以美德著称的女人，但是色雷斯人的头目用暴力玷污了她，还问她把金银财宝藏在什么地方。她把他独自带到花园里，指着一口井说，里面有她存放的珍贵财富。当这个色雷斯俯向井口时，提莫克瑞娅把他推入井中，又扔进一大堆石头砸死了他。其它色雷斯人把她绑起来，带到亚历山大面前。亚历山大从她的神情举止上，立刻看出她是个高贵勇敢的女人：她跟着那些带领她的人，镇静自若，毫不畏惧。国王问她是什么人，她说：“我是泰阿瑞奈斯的妹妹，他曾为了希腊的自由和腓力打仗，在喀罗尼亚指挥战斗的时候阵亡了。”亚历山大钦佩她的回答和勇气，下令放她带孩子们离开。

被亚历山大放走的这位提莫克瑞娅，其兄是跟他父亲在阵前较量过的，而色雷斯人却是马其顿军中的主力！正是这份高贵的宽容和理智，为亚历山大赢来了被征服领土的妥协，也为他的军队赢来了文明之师的荣誉。

公元前332年秋天，亚历山大进入埃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在孟菲斯他受到了埃及人的欢迎，同时他也祭祀了埃及的神祗。为了控制占领后的沿海地区，亚历山大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的城市——亚历山大城，此后这座城市成为埃及的首都。

亚历山大下令释放提莫克瑞娅。

亚历山大（右）向埃及的敏神（Min）致敬。

三年来，亚历山大的军队转战数千公里，所向披靡，但始终未能彻底打垮大流士。为此，两军都在紧张地备战中。公元前331年春，亚历山大决定从埃及回师美索不达米亚，与大流士进行决战。为了这次战役，大流士调集了一切可能的兵力，其中包括著名的大夏骑兵、来自中亚草原的斯基泰人的装甲兵，以及200辆杀伤力极强的刀轮战车，总兵力据古代学者估计为50万到100万之谱——研究者认为去掉水分，可能为20万步兵、4.5万骑兵。大流士将胜算寄托在他的刀轮战车上，为此他选择尼尼微附近的高加米拉这块便于奔驰的平原，并将战场加以整理，以便战车发挥作用。这种战车“车轭两边的辕木后面，都有带铁尖头的长枪伸出来，并有三把刀指向车外。车轮的辐条之间也有一些枪尖，还有勾刀装在轮箍上，能把马匹在路上遇到的障碍全都砍倒”。

两军战前布阵图。

亚历山大率先发动攻击。

10月1日，两军在高加米拉开战。亚历山大命令马其顿军避开刀轮战车锋芒，弓箭手集中射击刀轮战车的驭车兵，“马其顿人开始包围战车，把战车上的人打倒在地，他们大开杀戒，阵地上马匹和车夫四散；车夫无法驾驭发狂的牲口，它们拼命地晃着头，车轭掉了下来，甚至弄翻战车。马儿受了伤，拖着尸体狂奔，因惊恐万分而不敢停，直到精疲力竭才倒下……”“有一小队战车跑到最后几排的士兵中，砍杀所碰到的人，遍地是断肢残臂。士兵刚受伤时还不觉得疼痛，所以尽管缺臂少腿，精疲力竭，却未放下武器，直至倒地而死……”

经过长时间恶战，波斯军阵营开始动摇，大流士再度选择了逃跑。波斯的4000塔兰特（约100吨白银）珍宝及战略物资，全部落入马其顿人之手。

铸有亚历山大头像的银币

大流士逃窜之后，亚历山大没有追击，而是径直挺进波斯首都巴比伦。大流士的军事支柱之一马泽，在这里向亚历山大无条件地投降了。波斯人将他们的御库钥匙交给了年轻的马其顿征服者。颇有政治头脑的亚历山大，不仅向巴比伦诸神献祭，而且任用了波斯人马泽为总督，这样，就成功地安抚了战败国的上层人物，消除了他们的疑虑。之后，亚历山大没有在极其腐化的巴比伦享受一天安乐，即迅速东进，占领苏撒、帕赛波里斯，在那里掠取了12万塔兰特金银，将波斯旧都的辉煌建筑付之一炬。公元前330年，大流士在东逃途中，为巴克特利亚总督伯索斯所杀。亚历山大将他的遗体妥善运送到帕赛波里斯，按波斯大林人的传统进行了安葬；同时下令处死了参予谋杀大流士的凶手。此举使得亲大流士的波斯贵族，成批地归附了亚历山大。

数年征战，波斯和马其顿都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伊苏一战，双方共有十万士兵丧命；而高加米拉战役，留下了30万具尸体！此数尚不包括伤者。补充兵源的需要，使亚历山大开始了跟波斯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这时候，马其顿军中一度地产生了思乡的情愁，士兵们觉得差不多了，应该回家了。然而对于亚历山大来说，这只不过才刚刚起步——他的宏伟目标，乃是建立一个融合东方的崭新的大民族；他想合并欧亚两洲！

经大流士一世一再整建的宫殿。亚历山大下令焚毁，意在向波斯人表示，他们的帝国已不复存在，他们必须归顺。

亚历山大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重新点燃了马其顿士兵的征服欲。公元前330年夏天，亚历山大率军东进中亚的大夏（今阿富汗一带），秋天到达了坎大哈（阿富汗南部城市），准备休整过冬。为此，马其顿人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新城，被称为“阿拉科西亚的亚历山大城”。在东进的途中，亚历山大摧毁过不少城市，但是他建造的城市却多于被破坏的城市，仅在阿富汗境内，就创建了“阿利亚的亚历山大城”“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奥克萨斯河的亚历山大城”“埃沙特的亚历山大城”“马尔吉亚的亚历山大城”等等城市。

第二年春天，亚历山大军穿过喀布尔地区，向北进发。他们翻过兴都库什山，遭遇了帕提亚、索格第安那、巴克特尔人的猛烈抵抗。在奥克萨斯河附近，索格第安那部落屡屡击败亚历山大，双方对峙达两年之久。恶劣的战争形势，迫使亚历山大采取了严酷手段：在锡尔河地区士兵们得到命令：杀死所有男人，妇女作为奴隶运回后方。经过十分激烈的战斗，亚历山大才得以渡过奥克萨斯河，经马拉坎达（在今阿塞拜疆）到了查克萨提河。

北上受阻之后，亚历山大决定南下印度，以征服印度河流域。行前，他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中亚被占领的大片土地需要加强控制；远征印度需要新增兵源。为了利用波斯人在中亚的潜在势力，同时从斯基泰人（今乌克兰人）、大夏人、粟特人中招募新兵，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带头跟波斯贵族联姻，迎娶了美丽的罗克珊（Roxane）公主，并鼓励他的士兵们娶亚洲老婆，跟当地人通婚。

亚历山大一再优抚波斯王族，也许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大流士一世曾于公元前六世纪末期入主印度半岛，成为犍陀罗（Grandhara，今巴基斯坦西北部）和信德（sindu，印度河）的王；两个世纪之后，波斯人已风光不再，几个印度小王国瓜分了印度河上游的领土。此番南下，正可打出“恢复波斯主权”这张牌。

霸气十足的马其顿军一到达印度河流域，就强迫印度王公们提供战象，并强化训练战象战术。在尼赛过冬之后，亚历山大兵分两路，一路溯流而上，平定犍陀罗；另一路他自己率领，前往喜马拉雅山下谷地，扫荡高山部落。据印度文献记载，那些高山部落听说亚历山大来了，都群情激昂，誓死抵抗“蛮族入侵”。但他们的战斗能力实在不能与亚历山大相抗衡，纷纷败北投降。在这场史称“高山之战”的战役结束后，这位希腊人派出来的军事统帅，第一次流露出他对和平的思恋：他命令从掳获的二十三万头牛之中，挑选出一批最漂亮健壮的——他想把它们运回希腊去耕地！

接着亚历山大顺流而下，强渡希达斯普河。在这里他遇到了真正的印度国王、印度半岛最勇敢威武的干城——波罗斯（Poros）。这位身高超过2.2米的巨人般的国王，根本不承认亚历山大的权力，也不到边境迎接；国王为对手准备的是一场战争。

波罗斯驱动战象冲击亚历山大的阵地。

狄奥多罗斯说，战斗开始后，“波罗斯把40头战象集中在自己周围，然后发动象群冲向敌人……士兵被象鼻卷起，抛到空中，死状凄惨；许多人遭象牙穿透，遍体鳞伤，甚至断送性命”。面对波罗斯列在前线的300辆战车和200头战象，亚历山大率投枪和弓箭队集中攻击战象驭手，许多马其顿士兵死于战象脚下。由于战斗场面极其混乱，印度战车陷入泥泞中失去作用。据阿里安（F．Arrianus，95—175）记载，“印度步兵死近两万人，骑兵约三千，战车全毁。波罗斯的两个儿子战死。其它丧生的还有战象、驾驶战车的人、骑兵指挥官，以及波罗斯军队里的所有将军”。在最后关头，波罗斯骑在一头异常高大的战象背上，他已多处负伤，不得不向亚历山大投降。亚历山大对波罗斯极为钦佩，在这位魁梧挺拔的勇士面前，他问他想得到什么？波罗斯回答说：“把我当成国王！”亚历山大于是让波罗斯保住了他的王国，封他做了“已被征服的印度国王”，义务是向马其顿派出的总督腓力普斯纳贡。安顿好了波罗斯之后，亚历山大马不停蹄地继续东进希发西斯河……

亚历山大欣赏波罗斯的勇气。

但此时马其顿的士兵再也不愿向前了，尽管在沿途一路的征服中，有许多人有机会留在被占领地当总督或地方长官。他们实在太想家了，想回祖国去；他们已经在外8年，征战里程达两万公里！经过一整天的考虑，亚历山大向他的士兵让步了：他只在乎他的士兵。

公元前325年年初，亚历山大率军抵达印度河三角洲首府帕塔拉（Pattala），在这里结集数月之后，沿阿曼湾和波斯湾，返回巴比伦尼亚。

亚历山大的东征，在整个世界史上留下了说不尽的话题。把东西方融为一个民族的理想，使他在治军时塑造出了一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他造成了大面积的毁灭与死亡，也大面积地创建了城市与交通；他掠夺，但他从不把财富放在眼里，当波塞波利斯的皇家御库向他敞开，面对3000吨黄金和数不清的珍宝时，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把它们投入到流通之中。他把优秀的希腊文化带向了东方，从东方带回了大量文化与科学的标本。在他的军中，有一支强大的学者队伍。他是亚里士多德谦恭的学生，从东方采集回来的学术资料他都交给了亚里士多德。但是当亚里士多德建议他在外征战中把俘虏当做动植物来对待时，他拒绝了。他没能将欧亚两洲合并，但他打通了两洲间的壁垒。一个在三十岁就跑遍了半个世界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个腐化懒惰或卑鄙庸俗的人。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因疟疾病逝，死时年仅三十二岁……

亚历山大的东征，是为“征服”这个词注入文明成分的战争。十多个世纪之后，蒙古人西征。他们又为世界带来些什么呢？

与地中海的蔚蓝色文明正好相反，这里将要述及的，是从干燥的黄土高原，由东向西席卷而来的“黄色文化”——欧洲人称其为“黄祸”——不管人们是否愿意，高原上的骑马民族曾以武力统治了大半个世界。它可能把人类的文明向后拉动过，但是它仍然是一种文化形态。

亚历山大之死

前334年由马其顿跨海进入小亚；前332年抵埃及；尔后回师直指两河。

前331年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在尼尼微与波斯决战获胜，前330年东进印度。

前325年，由印度河折返，兵分四路沿波斯湾海岸回到巴比伦尼亚城。

分布在欧亚内陆的骑马民族，也许确实受到了上帝不公平的对待：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过来的暖湿气流，都回旋在大陆的东南边缘；从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原倾泻而下的黄河、长江、珠江、印度河、恒河、湄公河，则在这个弧形的大陆边缘带冲积出大片沃野。结果，在印度半岛、东南亚、珠江三角洲、江汉平原、华北平原，出现了郁郁葱葱的农业生态；由于得暖湿气流风气之先，斯里兰卡、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也都进入了绿色屏蔽之中。但是，以亚洲东北部的大小兴安岭、阴山、南山；亚洲南部的喜马拉雅、喀喇昆仑为界，向西延伸直至里海、黑海北岸，这样一大块被称做欧亚内陆的地域，却拥趸在黄色高原，连北冰洋海风也吹拂不到那里，常年干旱少雨，气温极低。这里鲜有绿色，更谈不上蔚蓝色。

于是，亚洲的大半人口趋向绿色地带，以农为生，守着良田再也不肯挪窝：他们成了上帝的宠儿；而大半土地则留给了骑马民族，任由他们赶着牛羊逐草而居。

农业经济迅速取得了辉煌成就，远远盖过了原始的游牧经济。假如一个极度贫困的匈奴人或者斯基泰人，置身在中华大帝国的都城之中，必然被视为蛮子。如果蛮子领略了锦衣玉食的滋味，会有什么结果？北中国的万里长城，就正是防止蛮族抢劫的围墙，也是为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划定的鸿沟。但往后的历史证明，为了对付匈奴人而建造的长城没有多大用处：自秦皇汉武直至唐宗宋祖，北方边患从未断过。匈奴、鲜卑、突厥、契丹、乌桓、蒙古，都曾是中国大患。

不独中国，西方世界也同样受到骑马民族的持续践踏与洗劫。农业绿色文化与游牧黄色文化之间的军事较量，多数时候是黄色文化胜利。所谓黄色文化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游牧民族认为，要得到农业民族那些令他们垂涎的财产，只能通过暴力夺取，而没有别的任何途径，例如贸易；因此他们是天生的“暴力革命者”。他们没有国家观念，因为他们不在固定的土地上生活，他们是流动的；为了有效地实施抢劫，他们只会集合起来形成军事组织，如果要勉强称为国家，那也是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农业民族却必须死守一城一池、一村一舍，在威胁面前无路可逃；游牧民族的“国家”和“人民”，却像影子一般可以倏忽间踪迹全无，因此易于保存力量。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骑马作战，而马是他们生产活动中的主要产品。在从古至今的人类战争史上，马是决定性因素，至少在二十世纪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绝对如此——因为马不需要专门的道路；骑马可以快速移动，缩短空间距离……

长城

这样，上帝就导演了农业民族创造财富、游牧民族对财富强行再分配的战争游戏。在欧亚内陆先后出现的强大骑马民族，主要有西部的斯基泰、东部的匈奴、突厥、蒙古等等。其它一些出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骑马民族还有：乌孙、康居、月氏、柔然、回鹘、契丹、鲜卑、乌桓、鬲昆、高车、丁零、悦般……但它们尚未对世界构成大的打击。

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骑马民族是斯基泰人。公元前八世纪他们侵入了伊朗高原，自公元前六世纪起，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活动在以北高加索和南俄草原为中心的广袤土地上。斯基泰的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杀敌。一年一度的官方宴会上，长官只向那些杀死了敌人的战士敬酒，如果没有杀死敌人，则落入旁座，并失去饮酒的资格——这是任何一个斯基泰男子都无法容忍的奇耻大辱！

当斯基泰战士杀死最先遭遇的敌人时，做的第一件事是喝敌人的血，然后剥下敌人的头皮鞣为衣料，最后是把头胪制成骷髅杯饮酒。战斗结束后，战士把自己斩获的敌人首级，直接交给王验证，尔后根据数量的多少领取份额不等的战利品；没有斩获首级的，不能参加战利品分配。这样他们就建立了一个没有中间环节的分配机制，杜绝了贪污腐败；同时还强调了战士是以个人的名义参加战斗的，因而分配也以个人为单位，这两点都极大地加强了战斗力。

斯基泰人在草原上迁徙时，以载有小屋的车作为移动工具。这种流动建筑——房车，曾使希罗多德惊诧不已：

斯基泰人在这个问题上，比我们知道的任何人更聪明。这对于人类来说也堪称伟大：袭击他们的人是难以生还的；当他们不想被人发现的时候，谁也找不到他们——须知他们并无城市和街道，全部只是骑射之旅。他们四海为家，没有房产，不求耕稼，只知牲畜，惟一的居所是房车。人们怎么能征服这样的敌手呢？在战斗中人们又怎能不败北呢？

——《历史》

活动于欧亚内陆东部的强大骑马民族，则是匈奴。

公元前四世纪左右，这个民族仅只是生活在北中国阴山山脉的一个小游牧民族，以中国今之包头、呼和浩特为活动中心。其时它的东面有强大的东胡，西有月氏，南隔长城，环境不容它自由扩张。公元前3世纪末，中国处于秦汉更迭之际，边防稍弛。匈奴因此产生了激进的首领——冒顿单于。他的出现迅速打破了东北亚地区的势力平衡，进而为西方埋下了祸根。关于冒顿弑杀其父头曼并篡位的经过，中国文献有这样的记载——

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

本来头曼单于已选定冒顿做他的继承人，因为爱妾又为他生下了幼子，便想另立幼子除掉冒顿。于是头曼将冒顿送至月氏国为人质，接着就猛攻月氏，想借月氏之手杀冒顿。险境中冒顿盗月氏良马逃回了匈奴。头曼叹服他的勇敢，给了他万骑兵马的指挥权。冒顿制作了会发出响声的飞镖——鸣镝，以它来号令他的士兵，告诉他们：如果鸣镝射向的目标你们不射，那就斩首！然后冒顿用鸣镝射向自己的那匹好马，左右士兵中有人不敢跟着射击，结果被冒顿斩了。过了一些时候，冒顿以鸣镝射向自己的爱妻，士兵很害怕，不敢射击，冒顿又将未发箭的人杀了。再过了些时日，冒顿外出打猎，突然将鸣镝射向他父亲的良马，左右立即跟着射杀了那匹良马。这时冒顿心里知道士兵已可用了。在一次跟随头曼单于打猎的时候，冒顿用鸣镝射向单于，左右士兵对准单于万箭齐发，立即射死了头曼单于。之后，冒顿迅速诛杀了后母和后母所生的弟弟，以及不听从他的大臣们，从而登上单于之位。

冒顿统率匈奴之后，拟首先打击东胡，上马之前号令军中：落在队伍最后者，斩！全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击灭了东胡，掳获了东胡全部牲畜及人民。此后又西击月氏，月氏被迫西迁。南面兼并了楼烦与白羊，夺回了昔时被秦将蒙恬占领的失地，以30万军兵临长城之下。

冒顿与中原的第一次对抗发生在汉初高祖时。当时天下初定，匈奴围攻代地的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冒顿乃南下攻太原，刘邦亲率大军迎击。至冬，匈奴诈败，诱汉军逐敌北上至平城（今山西大同），由于汉军后续部队迟迟不至，刘邦被匈奴团团围困，情势险恶。陈平乃派人厚贿单于阏氏，阏氏得了好处之后，向冒顿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阏氏劝冒顿的话是很中肯的：就算你夺得了这些汉地，你能在这儿住下去吗？其实匈奴跟所有骑马民族一样，他们要的只是财产而非其它。于是冒顿“乃解围之一角”，放了刘邦一马。另有一说是，陈平除了厚贿阏氏外，还令人画了很多美女图，传话给阏氏说：汉多美女，单于若得汉地，你就不免要失宠了……阏氏乃力劝冒顿退兵。

此后一段时期，刘邦明智地采用了怀柔政策，以汉宗室女与冒顿结和亲之好，约为兄弟。匈奴就此将兵锋转向西北两面，以右贤王击破月氏，尽得月氏故土；并倾全军征略东土耳其斯坦，将其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公元前176年，冒顿在给汉室中央的“情况通报”中说：“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由此可见，匈奴当时风头正劲，除了踏平二十六国，更将所有“引弓之民”——以骑射为生的部落，悉数兼并。所谓“北州已定”，指的是东起兴安岭，西至东土耳其斯坦，北达贝加尔湖、叶塞尼流域，南抵长城及所有鄂尔多斯部落，全部在匈奴控制之下，从而占领了整个蒙古高原。

汉武帝是匈奴的克星

匈奴势力急剧膨胀的势头，直至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才受到了有效遏制：它碰到了比它更善战的强大对手——中国的汉武帝刘彻。汉武帝组建起庞大的帝国部队，以几十年时间，驱逐围歼匈奴；并将兵锋越过帕米尔，夺取了对东土耳其斯坦的控制权，切断了匈奴退路。

至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率部向汉宣帝投降。前36年，东匈奴单于呼韩邪与汉军联手，消灭了他在吉尔吉斯草原上的哥哥——西匈奴单于郅支。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部归顺了中国的东汉王朝；北部与乌桓、鲜卑等族长期争战。公元91年，东汉大将军窦宪剿平阿尔泰山，北匈奴主力远逃伊犁，再逃中亚。

公元4世纪，北匈奴出现在南俄罗斯，即伏尔加匈奴。5世纪时，这股匈奴在阿提拉王的率领下，直捣欧洲，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此次匈奴的西迁，引发了哥特族和日尔曼族的民族大迁徙，致使欧洲陷入了空前的大混乱。

引起欧洲恐慌的伏尔加匈奴

与此同时，匈奴文化在欧亚内陆得到了大面积传播。这种斯基泰系统的匈奴文化，在与汉文化融合之后，经高句丽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化的主干。日本人从匈奴人那里承袭了马背上的文化因子，至今以此为傲……

公元5～6世纪，为匈奴所击灭的东胡，其后裔中称做柔然的一支，活动于阿尔泰山。为柔然锻造马具兵器的，乃中亚善冶铁技术的突厥人。自六世纪中叶起，突厥的阿史那氏两度在漠北草原建立突厥汗国，并活跃在中亚地区。公元552年，突厥酋长土门向柔然阿那瓌可汗求婚，阿那瓌大怒，认为突厥乃自己昔日锻奴，怎敢来谈婚论嫁！突厥于是兴兵伐柔然，阿那瓌自杀，柔然就此不振，渐至灭亡。

土门称汗后，突厥迅速崛起在中亚，控制了整个欧亚大草原，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完全落入突厥人的掌握之中。突厥的活动一直持续至公元8世纪，为回纥取代为止。

5～6世纪，与柔然并存的另一支东胡后裔是室韦，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嫩江、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流域。室韦，据法国学者伯希和推测，就是“鲜卑”的另一译音。突厥人统治蒙古高原的时候，他们臣属于突厥。7世纪时，室韦诸部中的蒙兀室韦，西迁至斡难、克鲁伦、土拉三河上游，发展成为蒙古部落。八九世纪之后，室韦各部族开始自称鞑靼人。直至中国唐时期，鞑靼人尚还处于原始状态，极度落后。至辽代，鞑靼人被契丹贵族征服，成为辽国的臣属。至公元13世纪，室韦—鞑靼人的后裔蒙古人，却在蒙古高原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汗国，并对世界构成了极大威胁……

统一蒙古草原的英雄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1162—1267），生于孛儿只斤·乞颜部贵族家庭，其父也速该，是蒙古部族首领。铁木真8岁那年，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部众离散。在克烈部首领王罕的帮助下，铁木真经过18年艰苦战斗，终于在1189年统一了蒙古本部，被拥立为汗。此后，铁木真陆续击败了塔塔儿部、蔑儿乞部、乃蛮部、克烈部，杀了太阳汗和恩人王罕。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召开库里尔台大会，公推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上尊号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

经过一系列高效的、军事化的建制调整，蒙古迅速成为一个高度战争动员状态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骑兵在整整一个世纪内，蹂躏了东起黄海之滨、西至多瑙河畔的欧亚两洲。蒙古人的军事战略目标，分别指向两个方向：第一，消灭漠南的三个国家——西夏、金国、中国。第二，向西征服欧洲。成吉思汗实施的一期目标是漠南较弱的西夏王国（1205—1227）。经1205、1207、1209年三次进兵，西夏被迫纳女求和、称臣纳贡。1211年，成吉思汗誓师攻金，金国一方面献公主以求和，一方面向南迁都至开封。成吉思汗未费大力即在1215年占领了北京，从而控制了华北及东北地区。

成吉思汗西征的第一个对象，是与蒙古同期发展起来的中亚强国花剌子模国。花剌子模王阿老丁·穆罕默德执政期间（1200—1220），他们的领土已扩张到南起印度河、波斯湾，北抵锡尔河、咸海、里海，东至帕米尔，西至阿塞拜疆、库尔德山！但花剌子模并不满足于控制河中、阿富汗和伊朗。1217年，野心勃勃的穆罕默德进军巴格达，想取代哈里发；同时，他还打算吞并中国。1219年，成吉思汗灭金后，认为时机已到，乃率二十万大军征略花剌子模，当年十月兵临讹答剌城。成吉思汗在这里分兵四路：一支攻城，一支沿锡尔河上溯，一支顺流而下，另一支由他和他的幼子拖雷率领直趋布哈拉，以断花剌子模新旧都之间通路。花剌子模防线因而被一举突破，穆罕默德仓皇逃窜，在蒙古人的穷追下，死于里海一荒岛。接着，成吉思汗命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子，围剿穆罕默德之子扎兰丁，扎兰丁败走印度河。追击穆罕默德的蒙古哲别、速不台军，则在马赞兰德转而南向，攻掠伊朗、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之后再奉命北征钦察，遂于1222年越高加索山进入南俄大草原。1223年，在卡尔卡河大败钦察和俄罗斯联军。之后，抵达第聂伯河、克里米亚半岛。同年底，由里海北部东行，与回师大军会合。

成吉思汗此次西征的战场，遍及河中、阿富汗、西北印度、北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高加索、南俄草原。蒙古军所到之处，稍遇抵抗，便烧杀屠城夷为平地，如讹答剌、布哈拉、撒马尔罕、玉龙杰赤、塔里寒、也里、马鲁、你沙不尔一系列城市，均化为废墟。

1227年，成吉思汗病死军中。按其遗嘱，三子窝阔台继任为大汗。1234年蒙古联宋灭金；1235年，蒙古库里尔台会议决定由拔都率王子西征欧洲，速不台为副帅。

1236年拔都率军过乌拉尔河；速不台征服伏尔加河地区。1237年年底侵入俄罗斯，次年1月焚毁莫斯科城，2月攻陷弗拉基米尔城。1240年底，古都基辅陷落后被蒙古人毁灭。次年春天，蒙古兵分两路西进：拔都进攻匈牙利；察合台之子拜答尔进攻波兰。1241年拜答尔击败波兰军，焚毁了王都克拉科夫城。紧接着渡过奥得河，兵围西里西亚。4月9日在利格尼兹附近击溃波兰、德国和条顿骑士团的三万联军，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阵亡。4月下旬进入捷克摩拉维亚烧杀抢掠，锋芒直指奥地利。6月在阿罗木次军的一次偷袭中，拜答尔阵亡，蒙古军乃南下匈牙利与拔都会合。

1241年3月，拔都主力突破了匈牙利喀尔巴阡山防线，击溃匈牙利王别剌的六万大军，攻陷佩斯。蒙古军在匈牙利驻守两个季度，肆意蹂躏其国土，直至1242年2月，蒙古军得知窝阔台去世的消息奉命班师。回程中，拔都在伏尔加下游以萨莱城为都，建立了钦察汗国。

成吉思汗陵园。这个曾经震动了世界的人物，也必须接受死亡的安排。

拔都西征在欧洲引起了极大恐慌，德国号召组织十字军，英国政府禁止船队入海捕鱼……

蒙哥掌权的时代（1251—1259）是蒙古发展的巅峰期。虽然蒙古已坐拥东起高丽，西至俄罗斯，南达淮河，北抵贝加尔湖的庞大帝国，但犹未满足。乃指派二弟忽必烈引军南下，三弟旭烈兀率军第三次西征，他自己则亲征中国。旭烈兀西进的目标有三个：消灭伊斯马仪派教长国、巴格达哈里发，征服埃及。

1256年初，旭烈兀渡过阿姆河，攻取了马赞德兰和该地各大城堡；年底夺取了首府阿剌模忒堡，从而宣告伊斯马仪派教长国的灭亡。1257年旭烈兀在哈马丹时派人到巴格达招降，被哈里发拒绝。1258年2月，在蒙哥军的强攻之下，巴格达陷落，哈里发穆斯塔辛被裹在毯子里让马乱踏而死。1259年，旭烈兀向叙利亚进军，1260年大马士革开城降敌。正当旭烈兀打算进攻埃及之际，军中得到蒙哥在四川被打死的凶信。旭烈兀立即率部东归，至大不里士时获悉忽必烈已登上大汗之位，遂顿师不前，以观形势。此时蒙古在叙利亚的守将怯的不花军，被埃及歼灭；旭烈兀的西征至此结束。此后，蒙古内部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大汗位争夺战、封地争夺战、利益争夺战，兄弟反目，叔侄动兵，空前绝后的蒙古大帝国开始走向没落。虽然在以后一百多年的岁月中，伊儿汗、帖木儿帝国挟蒙古之余威，继续对世界进行了一系列扰乱：屠掠印度德里、洗劫大马士革、生擒奥斯曼苏丹巴耶塞特一世、将土耳其人逐出安纳托尼亚……但毕竟已属强弩之末，世界又渐渐恢复了秩序。在这场欧洲人所谓的黄祸中，感觉切肤之痛的首先是华夏民族——1979年忽必烈大汗灭南宋王朝，入主中原。中原人第一次做了亡国奴。

入主中国的蒙古大汗忽必烈

蒙古人从极度落后的蒙兀室韦原始部族，走向军事大帝国，统治了欧亚两洲的绝大部分土地。然而他所毁灭的对象，大部分都比他的文明程度高。他杀戮、抢劫、焚毁；他发动的战争只有一个结果：死亡与倒退。

这就是使世界一直耿耿于怀的蒙古人的西征。

忽必烈建于北京的妙应寺

3．和平的结果也是死亡

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中，和平，一直就只是两次战争中的间歇。和平的稳定性，就像荷叶上的一粒水珠。“大灾之后必有凶年”；那么，凶年之后呢？

公元374年，匈奴人从中亚经过里海侵入了顿河、第聂伯河流域。他们很容易就征服了那里的阿兰人和东哥特人，紧接着就打向了黑海北岸。惊慌失措的西哥特人向罗马寻求保护，罗马皇帝允许1.5万多名西哥特人越过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地区，在罗马帝国境内躲避袭击。此举相当于向一支侵略军发放了入境签证！二十几年后，这些日耳曼人就从巴尔干半岛登陆意大利，洗劫了罗马！公元451年，匈奴国王阿提拉率50万大军，由班诺尼亚直扑高卢。罗马名将阿埃齐联合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在卡塔洛温平原展开大会战；次年匈奴人再次进军意大利，罗马皇帝瓦伦廷请教皇利奥一世前往匈奴军中求和……

整个欧洲一片狼藉，战乱导致的流血浸湿了太多的土地，世界腥不可闻。人类的暴行终于遭到了天谴——黑色瘟疫以无人能够抵挡的死神之翼，在公元541年笼罩了大地。

最先遭到瘟疫袭击的地区，是罗马帝国行省埃及。有点“黑色幽默”的是：瘟疫选定的第一个登陆点，是所有征服者——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入侵埃及时不约而同地选择的培琉喜阿姆——就连亚历山大都是从这里入侵的。瘟疫眨眼间便摧毁了这个港口城市，以及附近的亚历山大。随后，它横渡苏伊士运河，直捣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在短短两年间，就把帝国三分之一的臣民变成了腐尸；帝国首都则死亡过半。经历了这场灾难的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描绘了黑色瘟疫是如何杀人的：“在有些人身上，它是从头部开始的：眼睛充血，面部肿胀，继而是咽喉不适，再然后，这些人就永远地从人群中消失了。有些人内脏流了出来；有些人身患腹股沟腺炎，脓水四溢，并且由此引发了高烧。这些人会在两三天内死去……”（摘自David Keys：《大灾难》）出生于以弗所的历史学家约翰，是这次灾难的另一位见证人，据他说：“实际上，上帝的满腔怒气都化作了一台榨汁机，毫无怜悯之心地蹂躏、挤榨着上好的葡萄：许多城市的居民……四处的房子，大也好、小也罢，漂亮也好、舒适也罢，全都在刹那间变作了居住者的坟墓。而房子中的仆人们和主人们，躺在他们的卧室里面，同时都在自己的虚弱之外突然觉出了死亡的气息。”（同上）

在罗马帝国的任何一座城市，街头到处可见无人埋葬的腐尸，它们腹部肿胀，大张着的嘴里不时涌出一股股脓水；它们的眼睛通红，手朝上高举。尸体叠着尸体，塞满了街角、门廊和教堂，并且在那里腐朽变绿。在乡村中，约翰说：“我们看到了荒无人烟的呻吟着的村庄。地上铺满了尸体；路边小店一片漆黑，孤寂与惊骇充斥了每一个碰巧走进其中又离去的人的心。而被人遗弃的牲畜四散在山间徜徉，根本无人看管。”

曾经辉煌无比的君士坦丁堡，是这次黑色瘟疫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那些平常睡在大街上的贫民，一天之内就会死去5000～7000人；高峰时每天死去1.2万到1.6万人。政府官员分散在码头、十字路口和城门清点着死者人数。但很快他们就统计到了23万具，发现根本无法继续这项工作，所以干脆不再清点。从那以后，尸体就直接拉出城去。“由于既没有担架也没有掘墓人，尸体只好被堆在街上，整个城市散发着尸臭。”在这样的环境中，有时两个人正在交谈着，其中一个突然就摇晃起来，跟着就倒地死去；有些人死在他们工作时；还有些人在市场上购物，商品和钱还没过手，其中之一已经死了……

被瘟疫袭击的罗马城，尸体塞满了街头。

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多余的墓地，即使有，谁又愿意那么费事地去埋葬死人呢？不得已，大量的尸体只好先运到海滩，再装船向海里倾倒。于是从城里到海滩的路上，就出现了运送死人的庞大担架队，摩肩接踵来回奔忙。运送队必须把尸体一层一层地叠好，可是有些尸体已经腐烂，跟席子粘在一起，最后他们不得不用棍子直接叉住尸体搬运。那些流着脓水的尸体就一船一船地被倒进了海里，飘浮在海上像一层厚厚的浮沫。

即使采用了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尸体，仍然不能赶上死亡的速度。为此，查士丁尼（F．A．Justinianus，483—565）皇帝决定挖掘一些巨型坟墓，他命令按每座坟墓容纳7万具尸体来设计建造。负责这个工程的大臣是西奥多。皇帝告他，要多少黄金都没关系，但要快。于是西奥多大把大把地给工人发钱，要他们提高处理尸体的效率。每运送一具尸体，西奥多发给五六个，甚至九十个第纳尔——这真是个讽刺，其实那时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何时死亡，也许晚上，也许明天早晨；人死了，钱还有什么用？但是毕竟，后死的人应该为先死的人尽点义务啊。因此一些人站在深渊似的大坑下面，把尸体一排一排地码放整齐，一层一层地压紧；一些人在上面则把拉来的尸体往下扔，由于工作量太大，他们顾不得手里抓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是贵族还是平民，是将军还是教士，他们看也不看，只是一个劲地往下扔，有的被扔下时摔成了几块。就像腐烂的葡萄，碎尸和完整的腐尸湿漉漉地挤在一起，挤得很紧……

教会面对如此可怕的灾难完全束手无策，惟一能做的事情仅限于祷告。

作为幸存者，约翰以沉重的笔触写下了他在这次灾难中的感受——

每一个王国、每一块领地、每个地区，以及每一个强大的城市，其全部子民都无一遗漏地被瘟疫玩弄于股掌之间。因此，当我，一个不幸的人，在想要把这些事件一一记入历史档案的时候，有很多次，我的思维都被麻木黏滞住。而且，出于很多原因，我想将它完全忘却：首先，就算是所有的口舌加起来，对它也无法描述；此外，还因为当整个世界都在摇晃、走向崩溃，当一代人的生存时间都被大大缩减了的时候，就算是能够记录下这些数不胜数的事件中的一小部份，又有何用呢？而记录下这一切的人，又是为谁而记录下这一切的呢？但是，我接着又想，用我们的笔，让我们的后人知道上帝惩罚我们的数不胜数的事件当中的一小部分，这总不会错。也许，在我们之后的世界的剩余岁月里，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到的可怕的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并且能因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惩罚而变得更加明智，从而能将他们自己从上帝的愤怒以及未来的苦难中解救出来。

发生在拿破仑时代的瘟疫

约翰在这里所说的瘟疫，仅仅是公元541年～543年流行的那一次。而同样的瘟疫在欧洲和亚洲流行过无数次！那位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就经历了四次瘟疫的袭击，丧失了绝大部分亲人。在他58岁时，刚刚从第四次瘟疫肆虐中挺过来，但是那最后一次他仍然痛失了女儿和外孙。被上面所说的那次瘟疫席卷后，光君士坦丁堡一城，人口就从50万锐减到了六七万。

被上帝遗弃的人民，是该隐的子孙。

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在六至八世纪的两百多年时间内，地中海东部先后在这些年份被瘟疫袭击：541～543、555、558、560、567、572、581、586、592、599、607、615、639、673、687、697、716、725、735、745。袭击西欧的年份为：547、551、571、582、584、588、590、591、640、664……

瘟疫不止在西方，瘟疫也在东方。不一定在战乱之后，也可能就在战乱之中。

1937年四川大灾中的饥民

东汉末期的中国，正是兵燹、饥馑、瘟疫交相肆虐的黑暗时期。张仲景之所以著《伤寒论》，是因为他庞大的家族死于瘟疫者达三分之二：“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哀之弥深，乃穷究医道以图济世活人。伤寒，就是流行在当时的霍乱、肺炎、痢疾、流感。由于疫情非常严重，百姓为疾病所苦，但却缺医少药，苦苦挣扎在生死之间。当此之际，正是邪教售奸之时——

初，钜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呪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或时病愈，众共信而神之。角分遗弟子周行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

…………

巴郡张修以妖术为人疗病，其法略与张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号“五斗米师”。秋，七月，修聚众反，寇郡县；时人谓之“米贼”。

——《资治通鉴·卷五十八》

以治病诱民众而后设邪教，似为中国妖术的传统伎俩。当今胡万林、法轮功以及这个功那个功，均属此列。张角能诱病者弃家产千里奔投，且前往求治的病者“填塞道路”；还没见到张角就病死途中的人多至数万！足见百姓深为疫疬所苦，同时亦可见各时代的大救星及通天教主们，蒙人之功确实法力无边。而妖妄奸人却趁机诈骗民财，张修“疗病”，要收取五斗米的巨额“诊费”，须知当时正值荒年！如此敲诈已类无耻抢劫。所谓“寇郡县”，实际上就是组织黑社会暴力抢劫团伙，欺压良善百姓。在任何一种私有制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下，政府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大股东；财富是流通在社会、分散在百姓之中的。“寇郡县”掠杀的多不是官方，受害者是在民间。

瘟疫以外是兵燹。东汉至桓、灵、献时期，刘氏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军阀混战，并兼屠掠无辜，天下汹汹，到处都是血光之灾。旱魃、蝗虫、疬疫不断，屡见天谴，已致连昏庸颟顸的皇帝都害怕了，忙不迭地下诏“罪己”。延熹九年（166），桓帝向天下公开检讨，宣布减免税赋：

己酉，诏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灾异日食，谴告累至。政乱在予，仍获咎征。其令大司家绝今岁调度征求，及前年所调未毕者，勿复收责。其灾旱盗贼之郡，勿收租，余郡悉半入。”

——《后汉书·孝桓帝纪》

此后几十年中，灾情疫情不断，《后汉书》屡有记载：

● 建宁四年（171），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 熹平二年（173），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

● 光和二年（179），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致医药。

● 光和五年（182），二月，大疫。

● 中平二年（185），正月，大疫。

● 建安二十二年（217），大疫。

一方面是瘟疫作祟，致使“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另一方面是饥馑为害，以至于“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的人吃人地步。仿佛这样悲惨仍嫌不够，其时天下武夫“各拥强兵”，横行国中。建安元年（196），连朝廷百官都到了挖野菜充饥，且需躲避乱兵袭击的境地——

是时，宫室外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后汉书·孝献帝纪》

朝中官员尚且性命不保，何况百姓！赳赳武夫成了“天下英雄”，枪杆子比什么都有道理。董卓之乱，竟杀得洛阳方圆数百里连鸡犬都不剩，真到了流血漂橹、尸骸如山地步：

1937年饥馑中随处可见的枯尸饿殍

丁亥，车驾西迁，董卓收诸富室外，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物，死者不可胜计；悉驱徙其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留屯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

——《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天灾人祸中孤立无助的孩子

下有黄巾寇掠，上有董卓乱政，加以天灾瘟疫，中华大地“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秽臭道路”。董卓败亡之后，情况没有丝毫好转，各拥强兵者假征剿黄巾之名，动辄尽屠全县乃至全郡人口，“凡杀男女数十万，鸡犬无余”，直杀得尸塞泗水，水为不流！

天灾，人祸，战乱，瘟疫，是战争与和平两大时期中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当死亡以这种方式毁灭人类时，人类是可怜的，无助的，人类不得不死。这是人类的被动死亡。

人类也可能主动死亡。

中国人为抵御日本的侵华战争付出了惨痛代价。图为炸毁花园口堤防，引黄河之水以阻敌，但由此也造成了特大水灾，约80万人溺毙，1000万农民流离失所。

人民死，是为了让上帝活着

历史告诫我们说，一种崭新的真理的惯常命运是：始于异端，终于迷信。

——赫胥黎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

在人类社会中，少数人从事开拓性的、创造性的复杂劳动；多数人干着摹仿性的、规定性的简单劳动。如果前者是在勘探金矿，后者就是在已经找到的金矿上参加挖掘。这有点像少数人离线编程，多数人在线操作。或者应该说，这有点像蜂王和工蜂、蚁王和群蚁的关系。这个游戏规则好像是大自然的普遍规则。由此而产生的权力分布与权利分配，都对少数人有好处。

一开始这个规则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因为它的执行是用武力作为后盾的，就如同动物界的雄性格斗，胜利者享受首先进食和占有配偶的权利。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麻烦渐渐就来了，人类社会开始没完没了地争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是否等值？如果价值相当，社会财富就该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如果复杂劳动价值高于简单劳动，那么，又是谁垄断了复杂劳动，将大多数人阻隔在这个领域之外的？

这个争论从来就没结果，而贫富差别从来也没有消融。于是产生了在文明之外寻求解决办法的主张。非文明主张认为：财富是多数人创造的，历史也是多数人的历史，就连少数人一直垄断着的文化也是属于多数人的；假如多数人不能创造，他们却拥有足够的破坏力量；假如他们不能掌握世界，至少可以用暴力打倒少数人……

不幸的是，无论在少数人的上层社会和多数人的下层社会中，都存在着人性恶以及作恶之人。更为复杂的是，人人都有恶的本能和作恶的倾向——黑格尔说，历史的动力来自恶，这话一点不假。唯其如此，人类历史才会时不时地出现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情景：也许法兰克人最初是为了赎罪，到头来却在叙利亚烧杀掳掠犯下滔天罪行。也许德意志民族本打算建立一种新的分配制度，结果国家社会主义输出了恶魔般的纳粹刽子手。洪秀全多次科举落第，宣告了他想挤进上层社会的理想破灭了，于是转而向这个社会开战；听信太平天国“人人都是天生天养，男人女人皆为兄弟姐妹”的愚众，出生入死血染黄沙，到头来只不过抬举了一群享尽人间威福的“天王天兄”……

人类社会组织的生活，从来都是荒谬多于理性的。罗兰夫人1793年临死前在断头台上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其实在人类历史上，还有许多罪恶假“人民”、“上帝”、“革命”、“真理”、“正义”之名以行。人类似乎永远都在走着弯路，所谓进化，只不过是学会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1．以上帝的名义

1095年，在法国克莱蒙的宗教会议上，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1035—1099）开了9天会，始终谨言慎行。他什么也没有说。会议在讨论教规和戒律问题……

教皇乌尔班二世在会议的前九天，口风一直很紧。他不敢贸然决定——就在几年前，阿尔丰索六世指挥的基督徒，还在西班牙被阿拉伯人打得落花流水。

忧心忡忡的教皇在犹豫：如果教廷号召基督教世界征服耶路撒冷，就意味着东西方开战了！他的军队在哪里？最多就是法国土鲁兹的雷蒙·德·圣吉尔伯爵（Raymond de Saint Gilles）的志愿军、比利时公爵戈德弗鲁瓦（Dodefroi de Bouillon）率领的法兰德斯人和莱茵人，此外就是安提阿亲王叔侄俩指挥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诺曼人，以及法兰西岛和香槟区领主韦芒杜瓦的于格（Hugues de Vermandois）所带人马。这是一支跨国跨民族的、临时组织起来的佣兵。而对手是谁？对手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这个世界东起印度，西至西班牙，其中包括骁勇善战的众多派系，比如：自称土耳其苏丹的塞尔柱首领们；忠于阿拔斯（Abbassides）王朝哈里发的逊尼派教徒和什叶派教徒；特别是从什叶派（Chiites）分裂出来的伊斯马仪派（Ismailiens）格外凶悍，他们甚至建立了法蒂玛（Fatimides）教长国，专门从事暗杀恐怖活动，令西亚各国闻风丧胆。

十字军著名的四骑士——戈德弗鲁瓦、雷蒙、博希穆德和唐克雷德。

但是基督教在东方已经受到了挑战，拜占庭皇帝阿历克西（Alexis Ⅰ，1081—1118）要求教廷迅速派军干预。麻烦的是，伊斯兰教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圣城，因为穆罕默德是在那里的悬崖上祈祷后升天的；许多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徒祈祷的时候都是面向耶路撒冷，而不是面向麦加。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耶路撒冷是耶稣活动和蒙难的地方，是他们的圣地。基督徒们坚信，最后的审判必将在耶路撒冷进行；当天上那个耶路撒冷降临时，地上的耶路撒冷必将与其合而为一。因此从公元1000年开始，去耶路撒冷朝圣的西方基督徒络绎不绝，一浪高过一浪。班贝格（Bamberg）的主教1064年前去朝圣时，跟随的人多达一万二千名！什叶派哈里发开始迫害基督徒。双方战争已势在不免了……

教皇在盘算。打这场战争，他实在没有胜利的把握。如果这场战争不打，欧洲各地不满教廷的恶徒，将聚众滋事，藐视罗马教廷。1095年11月27日，克莱蒙会议第10天，教皇突然发表讲话，号召基督徒团结起来，到东方去解放圣城耶路撒冷！

随后出现的情况把乌尔班教皇吓了一大跳——欧洲各地的骑士与农民、教士与工匠、领主与乞丐，总之所有穷人与富人，无分贵贱，立刻热血沸腾，高声吼叫着要求开战！农民放下手中的镰刀，拢好小麦便加入到十字军中了；乞丐和贵族被编入同一个队列，摩拳擦掌等待战斗。一夜之间，欧洲人就全都疯了！

一些民间的“社会活动家”上蹿下跳，激情难抑，有个叫彼得（Berri）的“隐士”在下层社会中宣扬：末日审判来临时，死在耶路撒冷的灵魂将待在基督身边！一时之间，彼得的号召力竟然远远超过教皇！从法国出发时，约有一万五千人追随彼得东征。这群出身贫苦的穷人军团上路没多久，就占领了塞姆兰（Semlin），在那里他们毫无理由地屠杀了4000名匈牙利人，尔后又在拜占庭抢劫尼什（Nish）和贝尔格勒（Belgrade）。

其实，这正是欧洲穷人到东方去的主要原因。当时的欧洲，是个连拜占庭人都瞧不起的半野蛮社会。而处在拜占庭以东的亚洲国家，个个都比欧洲富裕。至于十字军中的所谓骑士们，只不过是些在家乡领有巴掌大一块土地的装模作样的无业游民。在他们的圣战目的中，包含着对金钱、封地、爵位和荣誉的渴求。

来自下层社会的激进演说

面对这股汹涌澎湃的仇恨大军，教廷当局只得顺水推舟地宣布：所有参加十字军的人，不管他们犯过何种罪行，法庭将暂停对他们的审判；神职人员将为他们代管财产；结束这次东征后，他们所犯罪行将得到赦免……这一政策性表态，变成了火上浇油：十字军因而肆无忌惮地走一路，便烧杀抢掠一路。对这支流氓队伍首先感到愤慨的是拜占庭人，他们在东西方的分界线上，第一个遭到了十字军的无耻掳掠。十字军的主要成员是日耳曼族的法兰克人（Francs），最初他们居在莱茵河地区，3～5世纪时逐渐攻占高卢，在查里曼统治下势力大张。所以当十字军来到莱茵河沿岸时，那里的犹太人立刻遭到了屠杀。同时被大量屠杀的还有匈牙利人。拜占庭不得不向十字军中闹事的贫民提供物资，以求尽快送他们出境。

引起拜占庭人强烈不满的十字军

私欲驱动的“神圣”战争

十字军屠杀犹太人

叙利亚古城安·诺曼的居民曾顽强抵抗，最终还是被十字军攻破并遭屠城。

1097年10月，十字军到达希腊城市安提阿（当时已归附拜占庭），并包围了这座古城。经过7个月的抵抗，其间多次突围，大马士革亦派兵试图帮助其解围，未果，1098年6月终于陷落。十字军进城后，挨家挨户地屠杀居民。12月，十字军占领了叙利亚的马拉·安·诺曼（Maarrat An Noman）。为了防止贪得无厌的军中贵族对城中财富留连忘返，塔尔夫下令屠杀居民、摧毁城市，以迫使军队继续进发。

经过3年烧杀掳掠的行军，十字军于1099年终于到达耶路撒冷，看到了这座太阳下闪闪发光的城市。7月10日他们开始攻城；15日耶路撒冷在历史上第一次陷落。十字军在城内烧杀了整整2天，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尸体遍布在城中。十字军的野蛮行径，从此深深地烙在伊斯兰民族的心中。蒂尔的纪尧姆（Guillaume de Tyr）亲历了这次攻占，据他说——

在城里，十字军见人就杀，知道大部分居民躲在圣殿围墙后面，首领便率骑士和步兵前去，他们用剑把躲在围墙后面的人通通刺死，异教徒血流成河。十字军自认完成上帝的意旨：凡是以迷信行为亵渎上帝之圣地，使圣地变得与信徒无关的人，就要以自己的血来净化圣地，若恶贯满盈，就该死在这个地方。但是看到遍地死尸，满地散乱的断肢残体，以及覆盖地面的血，我们还是感到恐怖万分。

——《耶路撒冷陷落》

十字军的野蛮行径令东方民族永远也不能饶恕。

看来纪尧姆还算是这群疯子中间疯得比较轻一些的人，而十字军中绝大部分却正疯在劲头上。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J．Michelet），对这些狂热的十字军勇士们有这样的描述：“当他们认为救世主的仇已经报了，也就是城里几乎无人幸存时，他们泪流满面，哀声叹息，捶打胸膛，前去朝拜圣墓。”

欧洲以保卫耶路撒冷为名组织的十字军东征，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先后进行了八次。第二次东征时，十字军在哈廷被萨拉丁（Saladin，1138—1193）击溃，阿拉伯人夺回了耶路撒冷。第四次东征，十字军占领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于1204年历史性地陷落了！在接连不断的东征中，先后有过好些著名历史人物参与其事，如英国的“狮心王”理查一世（Richard Ⅰ，1157—1199）神圣罗马帝国的“红胡子”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Ⅰ Barbarossa，1123—1190）法王腓力二世（Philippe Ⅱ Auguste，1165—1223）、路易九世（Louis Ⅸ，1214—1270）……

教会宣布：女巫实际上是撒旦的情人。

十字军东征，名义上是基督徒保卫精神上的祖国，实际上却是欧洲贫民和骑士对东方财富与土地的垂涎。持续一百多年的这场宗教战争，造成了东西方民族在宗教感情上的永远决裂，其心灵创伤绵绵至于今日。十字军的行为，展示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能将世界破坏到什么程度，同时也展示了群众运动一旦为狂热情绪左右，人性会泯灭到什么程度。

两个世纪之后，十字军的疯狂与仇恨阴魂再度显现，不过这次它不是指向东方，而是指向了欧洲可怜的女人们——他们以上帝的名义，又掀起了骇人听闻的虐杀女巫的运动。这场遍及欧洲、迫害无辜的群众运动，是基督教世界中最不可思议的一页。

所谓巫，是指巫魔、巫教，也即是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活动，这种活动常常以一些奇特的形式来表达愿望，或者阐释世界，比如“特异功能”、“通灵”、“预言”、“疗病”、“祈禳”等等。在中国，从事这些活动的男人称为觋，女人称为巫。当主流意识形态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并且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时，这种亚文化活动往往就会转入地下，为自己涂抹神秘色彩。愈是如此，便愈是阴森恐怖。这是在精神禁锢的极度苦闷中，发出的微弱叹息；这是一种不同的声音。正因为不同，所以主流意识形态不允许其存在，除非在某些特殊时刻需要利用它。

巫蛊活动在任何社会背景下都存在，而且屡屡受到打击。中国的汉武帝在其晚年时，曾大肆搜捕参与巫蛊案的“妖人”，最严重的一次杀了几万涉巫者。但是像欧洲这样形成群众运动、迫害持续数百年的事，在社会文化史中却是绝无仅有的。迫害发生时，欧洲正处在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中：“十四世纪下半叶是多事之秋，饥荒、瘟疫、百年战争、内乱、暴动、起义、天主教会大分裂、土耳其人的挺进。人们自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天灾人祸时期，似乎只有人的贪婪无度和教会的腐败罪恶才能解释这一切。世界显得天昏地黑。似乎只有最后的审判才能解决这一场危难。”（《罪与怕》）

农民认为女巫是造成灾害歉收的原因。

显然，教会必须转移人们的信仰危机；教会自身的罪恶已经聚焦了社会的注意力，需要有新的斗争目标来吸引群众激情。君主和贵族们希望巫魔来自富有的异教徒，如此就可以收缴他们的财产。农民则认为，女巫是他们歉收和罹病的主要原因。作家和哲学家却希望，通过他们对“魔鬼学”的深入论述，提高他们在同行中间的声誉……

归结起来，巫师受到的指控是：崇拜魔鬼；憎恨基督；参加黑色弥撒的食人祭礼；集体淫乱。这样一来，巫师便常常等同于异教徒，或者就等同于犹太教徒，有时还等同于基督教内部持不同见解者。因而，打击面就变得相当大了。由于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女人从一开始地位就非常卑微，因此猎巫运动中，她们自然就成为犯罪团伙中的主体，猎巫就是搜捕女巫。

女巫准备参加黑色弥撒。

女巫正在跟魔鬼交媾。

1484年，教皇伊诺森八世（Innocent Ⅷ，）派出的两名“中央调查组”成员雅各布·斯普伦格和亨利·克雷默，在上日耳曼的科隆和美因兹追查异端时，与当地政府产生摩擦。这两位负责整肃思想立场的宗教裁判官，向教皇秘密报告了那两个不合作的地区存在着大量女巫。为了强化两位特派检查员的权限，加大对该地区异端的打击力度，伊诺森八世公开发表了《教皇咨文》，其中有这么一段——

最近，我们听到一些令人难过的传闻：在上日耳曼的某些地区，以及美因兹、科隆、特里夫斯、萨尔兹堡、不来梅等省、市、乡、镇，许许多多的男女，忘了自己的救赎，偏离天主的信仰，与睡梦中的异性交媾，诅咒发誓，施展魔法，妖言惑众，胡作非为。他们使女人不能生育，使小动物夭折，使农作不生，使果树枯死……

教皇的咨文，无异于猎巫的号角。自此，欧洲大地的猎巫运动便掀起了高潮。由教会控制的出版部门迅速推出了两位检查官合作撰写的专著《反女巫之槌》，这部书详尽地教授了对女巫如何侦查识别、审讯诱供、结案行刑，可以说是专门指导各级宗教法庭猎捕女巫的教材，也可以说是一部丧尽天良的屠夫宝典。

这部书之所以风行于当时，并成为17世纪以前斗争女巫的依据，是因为它的作者具有不可争辩的权威性，特别是其中的雅各布·斯普伦格（J．Sprenger）：此公出身于巴塞尔的多明我修道院，是科隆神学院教授，布道兄弟会修士院院长。这在当时，已算得上是顶尖级的大学者。以他在宗教界和知识界的名望地位，谁能怀疑他言之确凿的论断？

继他之后，一些大学问家、大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反女巫的行列中，令人不由得要慨叹：知识和良心都是可以收买的！法兰西极孚众望的政治理论家、曾教授过12年罗马法的法学家、被后世誉为“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让·博丹（J．Bodin，1529—1596）竟然狂热鼓吹捕杀女巫！他撰写的《巫师的魔鬼术》轰动一时，书中写了他所发明的对付女巫的各种刑罚，读来令人作呕！他对那些罗织罪名、滥杀无辜的阴险法官们说：“当您审判时，什么人都不用怕，因为审判来自上帝。”

可以想象，当一个社会的知识精英都不能代表良知说话，甚至与罪恶同流合污的时候，民间会干些什么！莫切布莱德（R．Muchembled）在他的《最后的火刑架》中，描写了一桩在当时非常普通的女巫案：受害者只是一名普通的农妇，没有多费什么手脚，她就咬出了另一群无辜者，于是法官很轻松地结了案，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不错，北方每个村子在圣约翰日都要烧一名巫师，但都是用偶人代替。这次，传统的替罪羔羊却不是木头也不是草秆，而是真人！

马希埃纳军营的四名士兵，就像杜勒《启示录四骑士》那样，给布维尼村带来了死亡和恐怖，引起了一连串轰轰烈烈的猎巫活动。

佩罗娜是第一个牺牲者，她恰好住在村子南边，距离四骑士所住的马希埃纳村不远。五月八日晚上八九点钟，这四名骑士来向她要钱。无疑地，他们从当地农民的谈话中，知道她的名声不好；于是打算趁着圣约翰祈祷日，村子沉浸在神秘气氛当中时，勒索这名村妇，到村上寻开心，痛饮一杯。许多目击者看到他们跟着她朝教堂和布维尼广场走去。磨坊主的伙计万德维尔跟在他们后面，听到他们索取八个巴塔贡，佩罗娜为了摆脱他们，给了他们四个。这些人走进了广场的福沃酒店。一名士兵一把抓住佩罗娜，冲着她叫：“巫婆！巫婆！”他的同伴随声附和，然后强迫她与他们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叫道：“小心，别让她钻进烟囱飞了！”其中一名士兵尤其兴奋，他说：“巫婆，给我喝下！我要跟女巫干了！”说完抱住她，把手伸进她的衣服摸她的下身，又逼她喝了杯啤酒，虽然她说不渴。另一名士兵向那可怜的女人说：“那么多的人把你看作巫婆，你真该害臊。我们有两巴塔贡，你给我们六巴塔贡，我们就让你走。”第三个人把两巴塔贡放在桌上，在胸口划十字说：“这是巫婆的钱！”

法官们在“讯问”人犯。

这就是“来自上帝的审判”。

佩罗娜否认，她恳求他们放她回家，向邻居借钱。但是士兵不愿意，怕她趁夜逃了。佩罗娜企图向酒店老板借钱，但没有借成。后来这些恶棍把她押回她的家，在牛棚里牵了一头乳牛，又到附近另一家酒店坐下。村里的磨坊主若斯弗诺同意借给佩罗娜六巴塔贡，条件是把乳牛扣下星期天再还。磨坊主人叫人把佩罗娜的丈夫找来，把钱交给他，他立刻转交给士兵……

士兵们对猎巫活动有着极大兴趣。

面对着这样的法官，谁还敢说自己是无罪的。

军人勒索人民已经习以为常。友军一般来说跟敌军同样可怕。恬不知耻的逃兵就是这样鱼肉乡民的……佩罗娜和丈夫杜福塞的声誉遭到污辱，应该默默忍受才是明智之举。尤其军人觉得自己受到当地一部分老百姓的支持。有一名士兵住在马希埃纳的农民封特尼埃家，见佩罗娜否认自己是女巫，就向他建议让他指控她有罪。因为当时法律规定，若是告发者证据不足时，原告需受到与被告同等的刑罚。而这位士兵输了愿意接受法律处罚。法律规定在案件结束前，双方都被羁押。但是杜福塞认为这对妻子、他跟他的家族是莫大的耻辱，为了洗刷妻子的罪名，想出了一个不幸的主意。他向布维尼子爵领地法庭递上了一份正式的状子。当天开庭调查，传讯四名证人。沉重的司法机器开动了。没有东西可以制止它，但是它让恶棍逃脱，却把受害人压成齑粉。杜福塞递上状子以后，这些士兵被关了起来。第二天，封特尼埃出现在布维尼法官面前。他觉得这件事跟他有关，因为有一名被告住在他家里，那人好像还是在他的唆使下行动的。为了使他和他的三名同伴获得释放，封特尼埃做了对佩罗娜不利的证词，换句话说，他也指控佩罗娜是个女巫……

五月二十四日，佩罗娜决心说出心里的话，揭露了她的堂姐妹的儿子巴希。二十六日，领主法庭在杜埃居民的敦促下，询问她一些细节。她维持原来的供词，但又加上四个名字：杜克洛盖，她是古柏莱的遗孀；还有三名弗里姆居民安德里欧、菲舍尔、寡妇菲里博特·菲舍尔和玛德莱纳。五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对簿公堂时，佩罗娜坚持她的陈述，而四个可怜的人否认……佩罗娜又在某一个日子揭露她的长女玛丽·安娜。但是结案的日子近了。二十八日，佩罗娜最后一次出庭，对自己的招供和揭发不作修改，也知道自己死期不远。她顺从地承认一切罪行，是不是借此希望得到宽恕，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圣灵降临节后第八天，佩罗娜出了大牢。男爵领地的二十四名汉子声势浩大地将她押到乡村广场的示众柱。在那里，书记官德勒吕当众宣布判决。最后一晚，奥尔希有几名嘉布遣教士来给死刑犯做圣事，他们听她的忏悔，指导她如何行事可以得到灵魂的拯救，让她坚强地走上苦难的道路。法官决定只烧掉她一半的身躯，让她的遗骸示众，叫当地老百姓深刻记住这些闻所未闻的罪行。杜巴尔中了佩罗娜的巫法，也是原告的一名证人，他得到了十五巴塔尔，推了刑轮车游行，刑轮上陈列着她的尸体。

这是一个“坦白从严”的地方，交待越多，惩罚越重，“揭举”只会使更多的人遭殃。

这个烧成焦炭的遗骸，还要搬到弗里姆附近的一座小森林边上，接受当地的审判，说明马希埃纳的四名士兵掀起的憎恨和恐惧风潮是多么猛烈。但是因恐怖而造成的裂口不是那么容易弥合。1679年布维尼再度竖起其它的火刑架。

佩罗娜的案子在当时可说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因为她是个极普通的人，不会有人对此感兴趣。但是她的案子却让人看到了司法过程中，法官们娴熟的杀人手法，以及佩罗娜周围的人们是如何地麻木不仁。

书中没有描写对佩罗娜刑讯逼供的情景，但所有被指控为女巫的人，没有一个能逃避残酷的刑罚。博丹建议打开审讯室的门，让所有犯人都看到刑具和拷打过程，以使她们害怕。对初审的犯人，博丹主张先灌8公升水，一会儿再灌8公升；不行就烧脚、针刺指甲，在小腿上夹棍，绑住后打进楔子；此外，公开审理时还要脱光她们的衣服，在大众面前裸露……有许多女人受不了这一系列痛苦，所以干脆招供，但求速死。

法官决定将佩罗娜的身体“只烧掉一半”。

每当有女巫游行示众，或要处死她们时，群众便会兴奋难抑，像过节似的前往观看，或亲自动手折磨女巫。这几乎已成为大众的娱乐项目。

这是基督教历史中最为污秽的一页。“公道自在人心”这句话，在当时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人人都疯了。直至17世纪末，欧洲这黑暗的一页，才算勉强翻了过去。

折磨女巫是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

群众通常用这种方式来表明“立场”和“观点”。

如此美丽的城市，人们怎么能相信它曾是迫害女巫的一大活动中心。

经群众检举揭发，英国“女巫”被当局逮捕。

2．以人民的名义

法兰西民族的血管中，总是奔流着火样的激情。它用红色涂抹出来的近代史，令世界触目惊心。

开始于1789年的动乱，习惯上被称做“1793年法国大革命”，是因为法王路易十六，在这一年被押上断头台切掉了脑袋。临死之前有人告诉他，这是“人民的决定”。路易十六死前说的最后几句话是：“法国人，我是无罪而死的！我宽恕我的仇人，我希望我的死有益于人民……”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则说：“路易应该死，因为共和国必须生！”

路易十六的血，令拉法耶特和米拉波一类人道主义者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们原本希望“这次大革命无需暴力和眼泪”，为此，1789年7月14日夺权伊始，制宪会议就抢先起草了《人权宣言》，并于8月16日正式公布，试图以此表明这场革命的人道目的。这个匆匆起草的文件并未成为指导革命的纲领，但却成了法兰西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思想成果。《人权宣言》的许多内容，迄今仍在全世界被奉为文明的圭臬，比如——

刽子手桑松举起路易的头向群众展示。人们蜂拥而上，以手绢、领带去揩路易的血；有人当场品尝，说是咸的……

●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 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经过其代表去参加法律的制定。法律对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

● 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

● 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以上所引诸条，都是《人权宣言》中的关键内容。很显然，革命对哪一条都不肯买账！首先是财产：革命就是要剥夺富人的财产；法律：革命认为只有当它能打击反革命时才有存在的必要；自由平等和公民权利：跟敌人谈不上自由平等，对他们是如何专政的问题……力主制定《人权宣言》的这批人，很快就被革命风潮淘汰了，虽然他们也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但是“人民”是站在那些更理解革命的代表背后的——那就是说，革命的代表必须明白，农民希望没收贵族和寺院的土地，然后使他们从中分得田产；巴黎的贫民希望没收国王和贵族的财产，最终来一次公平的分钱。攻占巴士底为了什么？革命热情只不过是财产要求的曲折表达而已！

由教士、贵族和平民参加的最后一次三级会议。从中分裂出来的第三等级在炮火中夺取了政权，并立即颁布了《人权宣言》。

于是革命者迅速清洗了第三等级内所有理性派代表；并将第一和第二等级置于镇压对象之列。这样，革命就将法国人分筛为两大类：需要消灭或剥夺其权利的；掌握生杀大权和享受权利的。在实施分筛的过程中，通过公开表达激进主张、发表煽动性演说，人民认可了一大批革命领袖：扎克·卢、马拉、肖美特、埃贝尔、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法节、皮约·瓦连、卡米尔·戴木兰……

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攻占了象征着专制的巴士底监狱。

领袖们和他们的大量追随者，很快就成了职业革命家。他们设计出国民大会、公安委员会、革命法庭、巴黎公社、社会保安委员会，由这些机构代行国家权力。由于领袖们谁都有一套自己的主张，谁都想攫取更大的权力，因而革命阵营内部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火并。

在革命尚未发展到恐怖阶段时，经过普选产生的国民大会代表共七百余人。这些代表都是“革命人民”选出来的、无一例外地反对君主制。但他们却分属于三个党派：右派是吉伦特党，主张秩序、经济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他们最先向社会发出警告：革命可能破坏国家。其领袖布里索曾向大会痛陈“这次革命应该停止了，否则它将引起一切都被推翻的危险”。他们是工商业主和中产阶级的代表，在大会中拥有165席。

处于中间的温和派被称为“沼泽派”，他们是绝对多数派，拥有500个席位。沼泽派除了在某些时候支持吉伦特党而外，多数时候不趋向极端，而是以平衡力量协调各方。

大会中的左派是雅各宾党人，他们只占有85个席位，可是却具有极大活动能量，能调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们最具有煽动性的主张是：限制财产不平等，即要求重新分配财富。其领袖人物之一的罗伯斯庇尔曾对国民大会说：“诸位立法者，倘使你们的法律不以温和而有效的方法去限制财产之极度不平等，那么你们对自由就不会有什么贡献。”这样的主张赢得了巴黎和外省大量贫民的拥护，雅各宾党人因而能够成功地领导暴动。

1793年5月26日晚上，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演说：“当人民被压迫时，当人民唯有自己可恃之时，还不愿意鼓动人民起来的人便是懦夫……人民应该起来暴动，现在这时机已经到了！”

6月2日，巴黎贫民带着大炮来到国会，准备开炮。国民大会不得不开除了领导核心中的吉伦特党人，把政权拱手交给了雅各宾党。随后，吉伦特党人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大多数被雅各宾党杀了。

雅各宾党的主要领袖是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他们被称为雅各宾三巨头。此外还有圣茹斯特、科洛·德巴等等。马克西米安·罗伯斯庇尔（M．Robespierre，1758—1794）毕业于索波恩大学法律系，1789年之前在家乡当律师。其人深受卢梭学说影响，性格阴鸷，极富谋略，雅各宾能在各种势力的较量中不露声色，乘机坐大，可说是罗伯斯庇尔路线的胜利。让·保尔·马拉（J．P．Marat，1743—1793），瑞士的一名医生，原籍西班牙。他是力主暴力革命的。富有演说天才，特别善于鼓动贫民阶层，被誉为“人民之友”，后被刺身亡。乔治·雅克·丹东（G．J．Danton，1759—1794），律师，竭力鼓吹共和体制，他的演说，将舆论导向了共和主义。其人才气横溢，后来因政见分歧与罗伯斯庇尔反目。

巴黎人民的暴动

巴黎街头天天都有等待砍头的情景。

雅各宾掌权之后，开始了革命的恐怖专政。由于经过数年折腾，各界法国人都产生了厌倦情绪。农民并未得到实际好处；政府没收教会土地财产、反宗教的政策使许多人不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日子变得非常艰难，因而出现了对革命和革命政府的怀疑，甚至对立。面对这种局势，先是由丹东组织了革命法庭，与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其实所谓斗争，就是判处反革命者死刑。

断头台——革命使它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

到了7月，丹东已因为跟敌人斗争不力而被免职，圣茹斯特和古东进入公安委员会，罗伯斯庇尔亲自领导与反革命的斗争。9月中，革命政府公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从而全面拉开了恐怖专政的大幕。

为了应付商品匮乏，忿激派领袖扎克·卢指责商人是“自私自利者和骗子”。布列塔尼亚和诺曼底各省农民的叛乱，使粮食供应更加紧张。于是在肖美特和埃贝尔等人的煽动下，政府组织了7000人的“革命军”，开赴农村强行征收农民的粮食；巴黎群众高呼：“断头台应该跟着这个军队走！”农民受到了空前的压迫。

10月，国民大会成立了中央粮食供应委员会，巴黎实行面包配给制，给每个居民发面包证，凭证领取面包。肖美特领导的检查机构挨家挨户搜查谁囤积了多余的粮食。马拉区检查员杜克罗格，在一户养着七口人的居民家里发现了36个鸡蛋，立刻予以没收，并把它们分给了36位贫民。领导革命军的埃贝尔分子，则主张严厉镇压所有商人；他们的首领埃贝尔在革命报纸《都新爸爸》上撰文说：“正如不能宽恕较大的商人一样，我也不能宽恕卖胡萝卜的商人……我发现小商店也和大商店一样坏。”埃贝尔同时建议，把断头机带到农村去，以便改变农民的“贪馋”。另一位革命领袖傅歇在宣扬粮食征收政策的成就时指出：“在这里，谁都觉得富有可耻。”

红色历来象征暴力和流血。

埃贝尔和他那一派的傅歇，不仅主张消灭商人，还疯狂推行灭绝宗教的政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算是彻底革命。他们关闭教堂，宣布宗教信仰为非法。傅歇甚至命令：所有死者的墓碑上必须镌刻“死是永久的睡眠”！此举把绝大多数笃信天主教的法国农民，逼进了反革命叛乱的行列之中。

雅各宾党内部的尖锐斗争，开始于忿激派对罗伯斯庇尔政策的尖锐批评。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兑现经济平等。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公安委员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英国间谍、盗窃犯），逮捕了扎克·卢和其它忿激派领袖；扎克·卢自杀。

1794年初，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终于摊牌：丹东反对继续镇压所谓的反革命；反对进一步的流血，呼吁“要爱惜人类的血”！丹东是个面貌丑陋、肝火很旺的胖子，行为不拘小节，不懂得检点，随处给人留下一些把柄；但他毕竟来自巴黎，胸襟博大，天性善良，富有同情心。罗伯斯庇尔则是从一个小地方来的理想主义者，道德上无可挑剔，行为谨慎，过着清苦的隐居生活；身体瘦弱，但气质冷血，为了实现理想而不择手段。在恐怖的革命专政下，法国陷入了人人自危的绝境。丹东说——

巴黎的断头台始终都很忙碌。

别提起杀字来吧！这个字使我恶心。法兰西遍地是血腥了；人肉的气味从地面冒起来像屠宰场一样。我刚才渡过塞纳河，正当夕阳西下：塞纳河是红色的，似乎涌出了人血的浪。我们的江河若也弄脏了，我们上哪里去洗我们的江河呢？又上哪里去洗我们的手呢？死亡是够了！让共和国生聚吧。让人口和稻麦从返老还童的祖国里一齐冒出来吧！我们玩女人吧！我们种地吧！

——罗曼·罗兰《丹东》

面对丹东的反革命叫嚣，罗伯斯庇尔不动声色地沉默着——他历来是后发制人。但是他也先让丹东瞧了瞧他的颜色：3月中旬，罗伯斯庇尔下令逮捕了极左分子埃贝尔和隆山，并于3月24日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

被革命砍下的人头

丹东仍没有停止对罗伯斯庇尔的攻击。几天之后，丹东和依附于他的那一派的许多著名人物，都被逮捕了。在丹东亲手创建的“革命法庭”上，检察长福基叶·丹维尔和庭长埃尔曼主持了对他们的审判。罗伯斯庇尔派心腹法节藏在法官背后的小房间里，指示他“如果法官表现软弱，就立即加以逮捕！”于是一场闹剧就此开场：检察长首先指控法柏尔利用职务舞弊，对他宣读了冗长的起诉书，并要他作出解释。法柏尔倒是挺干脆，他知道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他回答说，检察官编的剧本太拙劣了，情节混乱，角色太多，不知道这些人物从哪里来，却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指判处他们死刑），他希望法官别再走过场，赶快砍下他的头，因为他现在牙痛起来了……随后检察长又指控丹东派的国民大会前议长埃罗，说他包庇敌人。埃罗如实地说，他的一些朋友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向朋友提供了保护；庭长指责说，你应该为人民做一个遵守法律的榜样。埃罗告诉庭长，共和国的宪法是在他主持下起草的，他知道什么叫法律，他宁愿向人民提供一个为义务而死的榜样……终于轮到审判丹东了。检察长忐忑不安地宣读起诉书，指控丹东谋反。没等检察长说完，丹东就爆发出一阵狂笑，声如轰雷，直笑得浑身发抖；他捶着面前的被告席栏杆，叫检察长仔细看他的脸：这可是丹东！别他妈的再胡说八道了！

在充满激忿的自我辩护中，丹东差一点煽动旁听席上的巴黎人起来砸了法庭。老奸巨猾的法节出来控制了局面，在骚乱中完成了对丹东等一大帮人的死刑判决。4月5日，丹东被送上了断头台。紧跟着，巴黎公社的左派领袖肖美特因“对抗国民大会”而被判死刑……

这时候，以圣茹斯特和古东为首的公安委员会，已成为罗伯斯庇尔的御林军；谁敢反对领袖罗伯斯庇尔，就坚决打倒谁！1794年6月10日，国民大会通过了关于改组革命法庭的法律：简化审判程序，取消预审；物证不足时，法庭可按“意识上的根据”作出判决。法律同时规定，凡是与人民为敌的都是罪犯；这样的阴谋分子不许有辩护人，而且一律判处死刑！

从该法律颁布起，到热月政变为止，一个半月内就处死了2285人，每天将近50人被送上断头台。死者的罪名，一般都是“共和国的敌人”“祖国的敌人”“自由的敌人”。在雅各宾实施革命恐怖的时期，被列入敌人范围的“疑犯”中，居然有对政府“冷淡而畏葸”的人，有“并无其它过错而只是未能履行选举职责”的人！在隆山、傅歇和科洛·德巴镇压里昂反革命分子时，他们甚至嫌断头机“工作效率”太低，而改用大炮进行屠杀！卡利叶在南特竟活活地溺杀了2000多名叛乱参加者，有一次不经审判他就处死了两批人，其中一批24人，包括两名13岁和两名14岁的孩子……

在短短几年间，革命领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他们自己创建的革命法庭判处了死刑，一个接着一个地走向了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断头台。而这时候，他们所代表的“人民”中，却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做点什么！原因很简单，人民的革命要求只有一个：利益。但是他们没有得到；而领袖们得到了。何况，当这些领袖们握着权力时，跺一跺脚就会使无数人丢命——这使整个社会感到愤慨。

砍头之前先剪掉衬衫硬领，以免碍事。

使人类社会受益匪浅的《人权宣言》，在它的故乡却被粗暴地践踏了。

雅各宾党人的血腥暴政，慢慢地走到了尽头。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出席国民大会时，被阴谋家皮约·瓦连组织的小集团逮捕了，同时遭到逮捕的还有圣茹斯特和古东。没多久，即被送上了断头台。这回，巴黎人完全是在一旁看热闹——人民累了。

法国大革命的出现及其失败，是18世纪留给人类的巨大历史遗产。一方面它把众多的思想精英吸引到自己身边，草创了自由、平等、不受压迫等等文明的原则；另一方面它又假人民之名，把断头台祭为国家的象征。在人权的口号下砍头，在专政之上冠以民主：只有革命，才可能如此点化黑白与水火。革命所以要施行魔术，是因为它用“人民”这张信用卡透支得太多，太狠……它争辩说，透支不是恶意的。

法国大革命是对一种近代理论的诠释：革命跟战争一样，表达着一部分人对财产的诉求。两者的终极目标，都在于对财产的占有。不同只在，战争双方按某种游戏规则消灭敌人；以暴力为手段的革命却不遵从任何成文规则。所以，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这种革命常常引起许多可怕的灾难——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难现在发生了，将来还会发生……”

修昔底德所说的革命，仅只是发生在希腊各城邦中的穷人暴乱。革命之所以使他感到“可怕”，是因为革命的组织者常常以“人民”的名义说话，并且可以在民众中煽动不满情绪，动员相当多的人参与暴力活动。随着历史的演进，革命也在为自己准备理论。革命家逐步放弃了在广场上发表激烈演说、号召人民就地举事的做法，而是提出一套政治纲领，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以期暴力夺取政权。

其实，革命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对社会财富强行再分配，虽然它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将贫困扩展至全社会。但是，革命一旦发动，就不可避免地会按照理论为它预置的轨道，去砸烂“整个旧世界”。于是，人类又一形式的大规模速死就变得不可避免了。而在这种死亡风暴中，个人的生命如同一盏油灯，瞬间即灭，不管他曾经是皇帝还是流民，是军人还是学者，是农夫还是诗人……都将无奈地接受这死的判决，概莫能外。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家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革命群众运动中自沉于颐和园之渔藻轩。他在遗嘱中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1918年7月29日晚上十点半，俄国前君主尼古拉二世（1868—1918）在乌拉尔的叶卡捷琳堡被苏维埃派出的“工农兵代表”从睡梦中叫醒，然后对他和他的全家共11人执行了处决；

1940年8月20日，曾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外交委员、军事委员的犹太人托洛茨基（1879—1840），流亡在墨西哥时被组织指派雷蒙予以追杀；

1927年，中国的湖南农民运动，即当时所谓“痞子运动”中，学者叶德辉撰对联讥刺领导运动的农会：“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农会因而处死了叶德辉。而叶之死，竟牵动国中大学者——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亦身殉谢世。

梁启超在致长女令娴家书中说：“他（王国维）平日对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些远远游离在革命之外的学者亦无从幸免。学者罹难，一则因为他们的“学”——一切自由思想、独立于革命的精神，都可能由“学”中产生。再则是他们对革命的疏离。

1969年10月7日，又瞎又瘸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校园内悄悄地死了。他是在饱受了折磨摧残、人格侮辱之后，身心衰竭而死的。一位从不关心政治的大学问家，死前为了每日需用的一点牛奶，竟向“军管会”哀告，求其准予食用！他们把高音喇叭对准老人的卧房，使老人彻夜不能合眼，痛苦万分。而精神上的痛苦，更要上溯至整个共和国时代。其实，陈寅恪所做的“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之学问，只是跟世界有关，跟亚洲有关，跟华夏文化有关；他知道印度伊朗蒙古和亚洲的一切；他知道西方的政经文史；他知道中国从古到今一切关乎人文的学问……其实，所谓革命，在陈寅恪的学问天地里，很难占有思考空间，他会有闲暇去“反对革命、反对党”吗？他的学术思想，以及张扬在学术中的独立精神，就像运行在宇宙中的天体。他哪能属于世俗世界？陈寅恪、王国维，都死于“伟大的群众运动”中，死于“天翻地覆的革命”中。要等到火山灰冷下来了，人们才会发觉：此乃国之重器！就此埋葬，永不可追了！革命群众从不知道王国维、陈寅恪何许人，但他们自己却非常清楚。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缅怀王国维云——

陈寅恪先生像。

陈寅恪目盲之后所着七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实则已生乱世之愁。此为夫人唐篔代抄手稿。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同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这是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的理解，也是他自己高蹈卓行而为俗世所不容的原因。比较起王国维那个年代，陈寅恪更感受了已经弥漫至生存层面的艰难。死亡就像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在许多人的头上。对于那些难以泯灭良知的士人，实际上都已经面临着哈姆莱特式的严峻问题，那就是：To be or not to be？——生还是死……

谁创造了死的艺术？

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诗经·巷陌》

罪犯的命运各不相同，同样是品行恶劣，一个在受苦受难，一个却位极皇权。

——玉外纳

目睹了惨无人道的罪恶之后，1793年的一位革命者对他的同伴说：若不是想到我们在一起引出的眼泪，我早就笑出声来了——人是什么东西！

人这种“东西”，生来就很残忍。从文字史的第一行开始，人就把自己的残忍不无得意地记载下来了。比如在中国，三苗始有“五虐”之刑，“截人耳鼻，椓阴黥面”。至夏时，变为“大辟、膑辟、宫辟、劓、墨”五刑；至周再变为“墨、劓、宫、刖、杀”。这是五种比较经典的酷刑，不用说，哪种都很痛苦。所谓“五刑”，只是一种修辞学上的说法，任何朝代当政的，都喜欢玩些数字念起来顺口：什么三坟五典呀，什么一打三反呀，都不是量的概念。刑罚在中国，花样多得令人发怵；其施刑过程的惨烈，足令观者欲来世不复为人。当你略为知道一些中国的酷刑之后，你就不得不同意，上面所说的那经典的“五刑”，实在是一种“文明”、一种“恩惠”——

后世暴君酷吏，始有法外之刑，如炮烙、锻炼、抽肠、悬脊、剜膝、剥皮、鼎烹、甑蒸、腰斩、寸斩、刷洗、鸩毒之类，何其惨哉！

——《古今图书集成·祥刑典》

这只是说的酷刑中之一小部分。仅从字面看，已可猜测到惨烈程度；其中有些名目颇为阴毒，听起来不知道所云何事，如“刷洗”——如果受刑者以为那是要给他洗个泡泡浴，他就真的太蠢了！“刷洗”，就是把犯人剥光，用沸水淋遍全身，烫出泡后，再用铁丝刷子将皮肉刷掉一层；如此反复数遍，可把人刷得露出骨头。不难看出，类似酷刑，多在行刑过程中就可令受害者死亡，决难完成全套动作。因而一些天才的酷吏不断创造出推迟死亡、延长痛苦的刑罚，以达到令受害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效果。

不可思议的是，酷刑作为一种背离人性的野蛮杀人行为，却在文明发育的同时，也在日益“完善”和发展！明人吴尔埙在其所著《仁书》中，罗列了一揽子极端不仁的刑罚：“曰湛身，曰焚，曰炮烙，曰炙，曰自刭，曰不食，曰闭口，曰雉经，曰扼吭，曰立槁，曰没阵，曰触，曰坠，曰鸩，曰烹，曰菹醢，曰脔，曰斩，曰车裂，曰磔，曰锯，曰囊朴，曰剥，曰剖拉，曰杖，曰笞，曰槌击，曰剌，曰幽，曰冻，曰疽发背，曰恸哭。”中华民族为世界所作的这番“贡献”，绝非雕虫小技。而世界其它民族亦毫不示弱，各自都推出了骇人听闻的刑杀，以凑成洋洋大观之“人类恶行艺术总览”。

更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各民族都竞相发明五花八门的刑杀，在刑杀中追求痛苦的极致，然而刑杀过程却变成了人类欣赏痛苦的表演！而刑罚的本意，原是要通过受刑者的痛苦震慑人众，结果多数群众不仅未受任何震慑，反倒在观刑时兴味十足到流涎！

看客的兴趣盎然，行刑者的施虐狂热，受刑者的惨痛号叫，抹成了人类文明史中一幅幅的“野蛮俗画”。是谁创造了这门艺术？是谁剥夺了人类自由死亡的权利？

兴奋的看客

1．中国的虐杀

中国人虐杀他们的民族英雄岳飞之时，使用了“披麻问、剥皮拷”——在岳飞父子挺过了常规刑罚拷掠之后，主审大理寺正卿万俟卨，令人将疑犯脱光衣服，以鳔胶涂于布条上，裹缠在浑身上下。待鳔胶在肌肤上凝结粘牢后，再令力大役吏撕下布条，皮肉即随之撕下，惨不忍睹。岳飞难熬如此酷刑，只得求死，于是屈招，尔后死于风波亭下……

另一位民族英雄是袁崇焕。这位屡屡打败努尔哈赤的抗清名将，虽然官已做到了崇祯的兵部尚书，最终却落到了魏忠贤余党手中，落得个“投敌叛国”、处以磔刑的下场！所谓磔刑，就是将人活剐——但并不是今人所说的剥皮，而是在人身上小块小块地割下肉来，直割出几千块，俗称“杀千刀”，令受害者不能遂死，往往要几天才能气绝。因而此刑又有脔割、剐、寸磔的别称，而它的正式名称却非常文雅，叫“凌迟”：凌原作“陵”，意指山的缓坡。荀子说：“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即是说，三尺高的陡坎，车子就上不去；百仞高山，车却可以顺着缓坡慢慢爬上去。“陵迟”，就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叫人犯死。凌迟之刑，缘起在北齐皇帝高洋之时。陆游说：“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陵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在。”看来陆游其人生性冷血，颇似酷吏。此刑之惨毒，在把人肉都割尽了，尚还要其不死！

清代凌迟之刑。凌迟目的是尽量延长犯人的痛苦，元时规定，未割够刀数而犯人死去，则以刽子手问斩。所以行刑人不敢大意，想尽了办法要让犯人活受其罪。

凌迟行刑时，先用渔网紧缠犯人，令其肉从网眼中鼓出，即以薄刃削去，扔进一小筐中，如此反复，直至肌肉剔尽，往往人还未死。明宦官刘瑾受凌迟之刑，规定要割3357刀，分3天割完。刽子手在割的时候，因为怕他昏死过去，因此每割10刀便歇一歇，并大声吆喝以为犯人提神。明末才子郑鄤因党祸获凌迟之罪，1639年8月26日黎明，在北京甘石桥西四牌楼受刀。是日万人空巷，就像过节似的，群众一大早就到了刑场。郑鄤未穿鞋袜，坐在箩筐中，轻声向家僮交待诸般后事；刽子手在砂石上磨刀；早到的群众在指指戳戳交头接耳，好一派熙熙攘攘和平景象！这是行刑前的一刹那，他们在等监官到场……

时辰一到，在刽子手的齐声唱和中，监官宣读了判决结果：“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这时人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兴奋得面红耳赤，人头攒动，有的上树，有的爬房，必欲看个究竟。那一天，刽子手特别卖力，挥舞轻刀，演出庖丁绝技，不一会儿，就把郑鄤的肉割成了首尾相连的长串花瓣，一缕一缕地挂在身上，像刺猬似的！然后是开膛取内脏，郑鄤的肝、肺血淋淋被取出挂上旗杆；再割头挂上杆子。随后，验证了所割刀数，监官交差去了。这边却是曲未终人不散：群众纷纷涌上前来争购割下的人肉！这是刽子手的商品意识。此前由于“操作不当”，袁崇焕刑后竟被群众冲上去肆意撕咬，白白损失了好些钱财！这就是明末之北京群众。

有明一代，朱家天子个个都心似蛇蝎，从朱元璋那阵起就如此。元末张士诚聚众暴乱，自封吴王占了江苏。其弟张士信做他的“丞相”，以无用书生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三人为参军，时人作十七字令讥曰：“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菜（蔡）叶，一夜西风起，干瘪。”未几，朱元璋大将徐达兵至苏州，城破之后，黄、蔡、叶三人被抽出肠子挂在树上，直至干枯。

朱元璋对付犯人，每用抽肠之刑。刑时，置一长杆，杆中央系上绳结，挂在门字架横梁上，就像一杆巨大的秤。秤杆一端是铁钩，另一端吊着石砣。将铁钩一端放下，钩入犯人肛门，肛周以尖刀旋出一圈，剥离出肠头，然后慢慢降下石砣一端，人的肠子就被渐渐抽出来高悬空中，绷成直线，一会儿就气绝身亡了。至晚明，农民军首领张献忠，便全然不讲“刑艺”了，他用更快捷的方式：将人的大肠头从肛门处挖出，绑在马蹄上，然后猛抽马一鞭，肠子瞬间就被抽将出来。

张献忠虽然抽人肠子没有耐心，但剥起人皮来，却颇有“艺术感觉”！据王朝《甲申朝事小记·张献忠记》记载，张献忠剥皮先从受害者后颈开刀，由此向下至肛门处，切开一条口子，掰开皮肤向两边撕，撕到手臂处止，然后撑开，状若蝙蝠。此后就不管了，让受害者慢慢地死，一般要经过一天多折磨才会断气。张献忠寇掠成都时，就曾把一个表面降了“大顺朝”而内心仍念着明室的龚完敬剥了皮，再把整张的皮缝起来，里面揎进草，令人拿着它传谕四方，以儆效尤；剥皮当日，还将龚家百余口人全数处斩。

张献忠部将孙可望，也算得是个角色。此人先是降明，封了秦王，后又降清，封了义王。《明末纪事补遗》载，御史李如月对永历帝弹劾孙“擅杀勋将，无人臣礼”，孙将李抓到他那里，令张应科将李如月剥皮。张把李绑在朝门之外，面前放上一筐石灰、一捆稻草。李问这是干什么？张说，这是揎你的草。李如月詈骂道：“此草棵棵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令李跪，李又骂道：“我乃朝廷命官，岂可跪贼！”旋被按倒在地，从背脊处割开，将皮剐至臀部，李大叫“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并痛骂孙可望。直剥到四肢，砍断手脚，又从前胸开始，李一直骂不绝口，只是声音渐渐微弱，至气绝方止。

明正德七年（1512），“赵疯子”赵谋反，兵败被俘。武宗朱厚照令将三十七名叛乱首要分子在午门处决，其中六名剥皮；所剥之皮为他制成马鞍镫，供乘骑之用。事在《万历野获编》——

武宗朝剥流贼皮以饰马镫，出入必乘踏之。谏者以太祖有成禁为言，而上不顾也。太祖开国时，亦有赃官剥皮囊草之令，遭此刑者，即于所治之地，留贮其皮，以示继至之官。闻今郡县库中尚有之。而内官娶妇者亦用此刑。

剥皮自朱元璋起，频为所用，太监娶老婆要被剥皮；贪污赃银60两以上者剥皮。各府州县衙，均设剥皮场所，俗称“皮场庙”。俞樾在《茶香室四钞》中说，永乐时两广提督韩观，嗜杀人，所用椅子坐褥就是一张完整人皮，其口鼻耳目俱全，脸在椅子背上，头发披散在椅背后。

剥皮之刑始于五代。北齐高氏皇帝，个个喜欢剥皮。高澄逮住叛逃者侯景的妻儿，令人剥去他们的面皮，再投入大油锅，在沸油中煎死。北齐少年皇帝高恒，则常常观看剥人面皮取乐。

中国刑罚中，较为独特的还有钉颅。不难理解，钉颅就是把钉子打进脑袋中。钉颅又叫凿颠，据《汉书·刑法志》，凿颠之刑战国时就有了：“陵夷至于战国……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谓其首创者为商鞅。前秦时，左光禄大夫张平因为力谏，惹恼了主子，符生令人“凿其顶而杀之”。由于钉颅在头顶施刑，伤痕细小，又藏在发间，不易为人觉察，故多出现在民间私刑，或谋杀之中。此类遗闻《酉阳杂佾》、《子不语》、《益都耆旧传》、《辍耕录》等等笔记类书中均有记载。

与凿颠并举的镬烹之刑，则频繁见于史籍，因而更为经典。镬是那种没有脚的鼎，庞大而笨重，壁厚，易于保温。所谓镬烹，就是把人投下去活煮，类同炖肉。刑后的“人肉汤”，往往会被施刑者吃掉。史载最早的烹人者是周夷王（前585—前572在位）之烹齐侯。战国时，乐羊为魏将军，为文侯攻中山国。中山君抓了乐羊的儿子，将其镬烹，炖了肉汤，并派人把这肉汤送给乐羊，告诉他这是他儿子的肉。乐羊接过去，呼噜呼噜吃了一大碗，以示其决不退兵。结果中山被荡平。此事令文侯大感动，说乐羊食子乃是为了我啊！文侯大臣堵师赞却在旁边说：是啊，乐羊连儿子都能吃，还有什么他不敢吃的呢？文侯顿时有所悟，此后乐羊并未得到魏侯信任。

刘项兵争时，项羽勇武气盛，自谓击刘邦如击蚊蚋，但就是屡击不中，每每被其滑脱。于是项羽捉了刘邦老父，在两军阵前摆下鼎镬，威胁要当着刘邦的面烹了他父亲。不料刘邦是个无赖，根本不为所动，还说如果他父亲的肉炖好了，请分点汤给他喝！

镬烹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喝人肉汤。作为刑罚，镬烹乃是一种“高规格待遇”！汉武帝所倚重的智囊人物主父偃，曾大言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蹙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看来主父偃其人生就一副小肚鸡肠！由于出身寒微，年轻时颇不得志，弄得到处碰壁，所以一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会炫耀富贵、口出狂言，说什么生时要享五鼎食，死也要闹个五鼎烹！他没想到的是，一语成谶，自己最后真被武帝烹杀了！

立枷扼杀

庚子之变，义和拳在西方联军监督下被杀头。

东汉末，董卓为乱。颍川太守李旻及其好友张安为董卓俘获，将被烹杀。入鼎前，李、张相戏曰：“不同日生，乃同日烹！”笑就鼎镬。此后，镬烹之刑在历朝历代被刑官玩得溜熟，且又分出水煮和油炸两法。明成祖朱棣的“靖难之役”过后，建文帝的绝大部分朝臣都在“壬午殉难”中死节了。其兵部尚书铁铉凛然不降，对新主朱棣破口大骂，朱棣令人割去他的口鼻，强使其下跪，铁铉死不就范，最后被投入沸油中烹炸。据说铁铉在油锅中始终背向朱棣，将其拨转，很快又背对朱棣了；再令拨转，尸体却猛地爆裂，沸油喷射，吓得施刑者四散而逃……

在中国人所有的虐杀方法中，有一种无论如何也堪称世界之最：那就是吃人。此法从未入于刑律，但被吃者往往是刑余之人；此活动从未列进体育比赛，但总是剪径豪强吃了孤立无助者。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弱肉强食；见诸史籍的较早吃人范例，是殷纣王将文王长子伯邑考做了肉羹，并胁逼文王一起“品尝”。文王从政治上考虑，喝了儿子肉做的羹汤。另一个较早出现的群众吃人场面，发生在公元前685年——

身首分离的一刹那

十二年秋，宋万弑闵公于蒙泽。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遇大宰督于东宫之西，又杀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南宫牛、猛获帅师围亳。

冬十月，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杀南宫牛于师，杀子游于宋，立桓公。猛获奔卫。南宫万奔陈，以乘车辇其母，一日而至。

宋人请猛获于卫……卫人归之。亦请南宫万于陈，以贿。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宋人皆醢之。

——《左传·庄公十二年》

永远看不够的“热闹”

宋国南宫万与猛获，搅动政变未遂，一个逃到卫，一个逃到了陈，逼于宋国强烈的引渡要求，陈和卫不得不交出了此两人。结果是，宋人群起而食之。全国来分食两个人怎么分呢，用“醢”的法子——剁成肉酱。据《史记·黥布列传》，公元前196年，刘邦杀了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把政敌剁成酱，与诸侯分而食之。难以想象：恺撒会把庞培剁了，跟克拉苏他们一起喝葡萄酒吃庞培的肉！但是这在中国，却是传统做法。正如当今中国人以各种名目——婚丧嫁娶、廿四节气——为由头聚起来搓麻将，人们也以各种理由来吃人。

五代闽主王延政驻兵建州，其福州的部下伏击叛军，斩杀7000余人，尸体尽被肢解，人肉晾干做成肉脯，以充作军粮——这是出于“综合利用”。

隋炀帝以不忠罪杀了斛斯政，肢解之后焙成烤肉，令斛的同僚一同来享用，根据他们所食“斛斯政烤肉”的多少，来评估各人对隋炀帝的忠诚度——这是检验“政治立场”。

891年5月，前蜀王建生擒韦昭度亲信骆保，杀而食之；两年后李克用攻天回镇，杀了王镕部一万余人，当时军中无粮，李克用令士兵以敌尸为肉脯——这是“边打仗边生产”。

枭首示众

北宋武将王彦升戍边，对西方来犯的游牧部落俘虏，生撕其耳朵下酒，据说他一共吃了几百对耳朵，“西人畏之，不敢犯塞”——这是威慑侵略者。

唐明皇遭遇安禄山之变，逃至马嵬驿时，不得不杀杨贵妃兄妹以谢军士。杨国忠被射杀后，士兵群起分食其肉——这是表达“正义的立场”。

武则天时，酷吏来俊臣施用严刑峻法，滥杀无辜，引起天下公愤。朝廷不得不将其处死，陈尸闹市，结果顷刻间被民众抢食而光——这是“群众的愤怒”。

《旧唐书》载，黄巢率农民军攻陈州，“贼围陈郡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月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黄巢军竟将陈郡军民，置巨型石臼中活活捣碎，连骨带肉一起吃，一月中要如此吃掉数千人！

887年，扬州大饥，城中粮尽，“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夫妇、父子牵着手，到屠户那里把自己当中的一位卖掉。被卖的人在屠夫案板上像猪羊一样被切开，然后出售——这是“团结起来克服困难”。

据《朝野佥载·补遗篇》，隋末时深州豪富诸葛昂，与渤海的高瓒较财力高下。你来我往地斗了几个回合之后，高瓒在作东宴请对方时，忽然杀了一小妾，将她的头和腿盛在盘中上席飨客。轮到诸葛昂作东时，没有出现杀人场面。主人只是叫一位美貌爱姬在开宴时为客人布菜施酒。快终席时，才上了大菜：那位美姬盛妆华彩，躺在一只巨大的银盘内被抬上了桌子，颇类日本的所谓“女体盛”；高瓒尚不明其意，诸葛昂一边叫“请！”一边伸箸向他爱姬大腿呼啦一下撕下一块肉来，送入口中——那美姬在客人不注意时，已被诱入厨房，蒸熟多时矣——这叫什么？“美食文化”？

更奇特的是，吃人还可能因“皇家的玩笑”：朱元璋送了个丽人给他的大将常遇春。常宠爱不已，特别喜爱美人那双玉手。大将军家那位黄脸婆是个悍妇，易作河东狮吼，觑准机会，就将美人双手砍了。常玉春悲忿抑郁，朱元璋知道了情由，召常喝酒，且喝且劝；暗里却派人去常家捉了那原配悍妇，将其宰了，排骨剁成小块，烹为下酒菜送上桌来，连劝常玉春品尝。常大震怖，多日不敢回家。朱元璋却乐不可支，说这是他最幽默的一次调侃！

由于食人历史悠久，中国人对人肉有多种烹饪手法。元人陶宗仪在其《南村辍耕录》中援引食人者，称年轻女子的肉为“不羡羊”，意谓比羊肉还好吃；小儿的肉叫“和骨烂”，是指很嫩，可连骨一起吃；老瘦男人则次之，叫“饶把火”，谓其不易煮烂。至于烹饪方法，“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或烤，或煮，或捆住手脚先用开水浇，扒掉皮后再炖；一般吃男子先吃大腿，女人先吃乳房，其状惨毒异常！初唐时朱粲食人无数，总结“经验”有“啖醉人如食糟豚”之说，意思是吃那种喝醉了的人，味道就像酒糟喂的小猪！有关吃人遗闻，笔记中记载犹细，《鸡肋篇》、《朝野佥载》、《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辍耕录》……多有所见，真有点如鲁迅所说，满篇都是吃人！

以上所述刑杀，仅只是几种较为“经典”的技法。要全面介绍的话，恐要写上几本书。人类在施虐暴行上的想象力，丰富得令人吃惊！在这一点上，西方人跟东方人恰是半斤对了八两。而有些虐杀方法，东西方竟然很相似，如中国的车裂、斩首、剖腹、射杀、沉水、活埋、绞杀、炮烙、鸩毒、火焚、腰斩、锯割、灌铅锡、断脊梁……在西方大体一样，但他们的刑械更精良一些，因为西方长于科学。

2．西方的虐杀

割头——最“人道”的死刑

当西方世界为是否应该废除死刑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歹徒却在肆无忌惮地杀人，什么人民圣殿教、奥姆真理教；俄城爆炸、刺杀教皇……当手无寸铁的居民只是些循规蹈矩的羔羊之时，各国政府却在创造和发展虐杀艺术。为了对一个杀人凶手实施“人道的死刑”，可以花上几百万美元；为了更准确更有效地大规模杀人，全球为大大小小的“核计划”花了天文数字那么大的钱财！这就是山猫和田鼠的弹性平衡？

巴黎议会表现出一种无耻而野蛮的激情，它喜欢滥施一种酷刑，这种刑罚在犯人的皮肉上集中了一切使人痛苦万状却又不致毙命的手段……当犯人被捆在木桩上之后，刽子手用钳子撕裂腿上的皮肉，再将双臂拉得皮开肉绽。这样的四肢或者说四根骨头还要被四匹马来牵拉……骑在马上的四个人鞭打着马匹，并疯狂地紧拽系有四肢的绳索。不过肌肉还算是承受住了。刽子手只得用剁肉刀大块大块地割下四肢上的肉，这样马终于拉断了四肢。肌肉吱嘎作响，撕裂，断开，还活着的躯干落在地上。

——米什莱：《法国史》

碾刑——让犯人骨骼和内脏全部碎裂。行刑时根据需要，在马车上加重物以增大挤压力。

置犯人的叫喊于不顾，将他的皮整个地揭下来。只需一道割口，血却从身体各处涌了出来。他的肌肉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还有去了皮的血管的跳动。我们可以看见内脏在搏动。光线照在他的胸前，肌肉纤维熠熠闪光。

——奥维德

巴基斯坦鞭刑。将犯人抽打至死，往往需要有几个行刑者轮流行刑。图中可见观刑者的兴奋表情。

将犯人剖腹，掏出肠子绕在绞车上，然后转动车轮，将内脏都扯出来。这是中欧和北欧常用的刑罚。

土耳其火刑。犯人是被吊着烧死的。

利用两棵树的回弹力撕开犯人。此法为古希腊和罗马常用。

土耳其人喜欢把尖木桩打进犯人的肛门，使其贯穿胸腹而死。

荷兰的集体绞刑。

奉罗马皇帝之命，把基督徒锯成两半。

碎身刑：将犯人划成碎块。

十字架刑：将手腕和脚踝钉上十字架。

达荷美特殊死刑：“让他慢慢死！”。

意大利和法国中世纪捶击头部的棒杀。

西班牙宗教法庭的烘焙死刑。犯人将在铁架上被慢慢烤熟。

非洲人钩住犯人的肋骨吊死他们。

土耳其人用大铁钩将犯人吊死。

将犯人脖子套在可伸缩的铁箍内，只需螺丝旋紧几圈，就可拧断脖子。

令犯人趴在一条绷紧的绳子上，捆住双手及双脚，然后来回地推。最后，犯人将在绳子上被擦得开膛开腹……

3．自杀：为了死的自由

虐杀人类的方法，在东西方还有很多很多。这是人类永远的噩梦。为了逃避这个恶梦，许多身陷绝境的人，曾经勇敢地捍卫了人最后的权利：自杀——自由地死。

面对罗马铁骑的团团围困，马萨达的900名希伯来战士知道突围无望了。他们默默地聚拢来，开始抽签……

由自己的同伴来割断喉管。

没有谁说话。抽签是必须的：他们是生死兄弟啊，谁又会自告奋勇来执行这集体决定呢？最终，还是有10名战士被选出来了——由他们来割断所有同伴的喉管。这是为了自由地死去。是否尊重自杀，也成了对文明的测度。从古至今，人们对末路英雄的自杀素怀景仰。究其原因，正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所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项羽兵败垓下，在乌江边上亭长劝他逃跑，他婉拒了这番好意；他选择自由地死——

……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年内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而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百十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问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上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

——《史记·项羽本纪》

壮哉！项羽！刘邦能够消灭项羽和他的军队，但是他永远不可能打败项羽。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项羽作为帝王为其撰写了“本纪”，而且将他冠于刘邦之前，这对于身处在刘家天下的司马迁来说，真可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由此也可看出，在史家眼中，项羽才是真正的英雄。

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人们选择自杀，并不是在两军决战之后。有人天性刚烈，不能解脱屈辱时宁可选择死亡；也有人在极度痛苦中，以死来作最后的抵抗。自杀需要勇气，所有的自杀都是庄严的。这是生命与死亡的决战，理同项羽跟刘邦的决战。

1966年9月3日，人们发现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双双吊死在家里。桌上是他们写给朱梅馥胞兄的遗嘱——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先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傅雷之子）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付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加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经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积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张（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妹朱纯寄存在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之衣箱两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一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加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朱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从这篇流水账似的遗嘱中，已可看出事主的为人：小心、谨慎、清醒、清正。

傅雷是在西方接受的高等教育。他的专业是艺术史；他培育的儿子是音乐家；他为中国人留下了500万字的翻译作品。法兰西的文学艺术，通过他，在严酷禁锢思想的时代大放异彩。罗曼·罗兰的理想主义精神，使苦闷的一代中国青年没有被愚昧和庸俗全数击倒；巴尔扎克对现实不屈的批判，为中国人认清世态人心提供了一面镜子；普列汉诺夫一类钦准的艺术传教士，在丹纳的精彩面前显得如此颟顸和粗俗……这一切，都是通过傅雷的聪慧悟性和流畅的文字奉献给读者的。有人说，傅雷对中国文化大众的贡献，与玄奘、严复齐肩，此恐非戏言。

傅雷译著书影

傅雷自身的文化素养和他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出卖良知；但他不是斗士，因而他的良知便严格地将他的思想和行为限制在专业劳作中。他不会像老舍等作家那样主动以作品讨好谁，当然也不会像陈胜吴广那样揭竿而起。他只是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因此，1958年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乃是顺理成章的。同年底，他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得知乃父已遭政治迫害，遂转道英吉利，从此客居他国。这在当时就是叛国投敌，因为其时中国除了几个政治盟友而外，全世界都是他的敌人。傅聪远走，令傅雷的政治处境雪上加霜。六十年代时，以至于有断炊之虞。

“文革”甫发，革命派在其家中搜出一面饰有蒋介石像的小镜子，一本载有宋美龄照片的旧画报。此事非同小可！革命者立刻把傅雷夫妇打倒在地，赓即，继之以三天三夜的批斗折磨。9月2日，夫妇俩被戴上高帽子，强令站在大门外示众，群众高呼打倒他们的口号。

当晚9时，朱梅馥平静地吩咐保姆早些休息，然后从容撕下浦东土布做的被单，悬于梁上，夫妇俩便双双投缳了。他们死得很清醒：为了不给活着的亲人惹下麻烦，他们的遗嘱没有流露任何不满的情绪。他们走得清清白白，连自己的火葬费都预付了！傅雷，一介羸弱书生，以其心灵与人格的双重清白，在死神那里获得了公道。

这是文化遇到了暴力；人性遇到“钢铁”当然也要被碾碎。斯大林，在俄语中是钢铁的意思。这位出生在格鲁吉亚的亚裔钢铁汉子，从20岁开始就成了职业革命家。他的父亲是农民出身的鞋匠；母亲是农奴的女儿，因此不可能向他提供良好的早期教育。他在革命活动中磨砺了钢铁意志，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荒凉的西伯利亚流放地度过的。在他的观念世界中，文明的价值不是很高。这就注定了当世界趴在他脚下之后，他决不可能去做文明的使者。这就是娜佳·谢尔盖耶夫娜·阿利鲁耶娃在劫难逃的根本原因。

斯大林

斯大林原本是娜佳父亲阿利鲁耶夫的朋友，应该算是娜佳的父辈。他和这个家庭的友谊，起于他从流放中脱逃时阿利鲁耶夫藏匿了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阿利鲁耶夫窝藏了服刑逃犯。1919年，十八岁的娜佳嫁给了四十岁的革命领袖斯大林。

娜佳无疑是位才貌双全的姑娘，对人生充满幻想与激情，崇拜革命领袖；但是她有一颗高贵的心：她追求真、善、美；极富同情与爱心，她幻想革命后的社会是个民主与自由的社会。斯大林把娜佳带到了克里姆林宫，她成了列宁的秘书。

进入权力的旋涡中心之后，娜佳亲眼目睹了无休止的清算斗争，无休止的镇压迫害，以及红色恐怖和权力角逐。这成了娜佳永远做不完的噩梦。十月革命胜利十五周年的庆祝酒会上，斯大林酒后丑态百出，当着妻子的面口吐秽言，举止下流，使娜佳觉得丢尽了面子。1932年11月9日晚上，在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党政要人参加的宴会上，娜佳奉命出席。中途，她借故离席，回到自己的卧室。她给丈夫写了一封诀别信，亲吻了经常遭到斯大林暴打的儿子瓦西里，然后举枪自尽。死时，这位第一夫人年仅三十一岁。

20世纪自杀的人之中，有很多都是令人扼腕叹息的。海明威（E．Hemingway，1899—1961）这位硬汉作家，曾经把自然的伟大力量和人类的伟大精神，摆在同一张桌子上让人看，《乞力马扎罗的雪》、《老人与海》、《丧钟》、《武器》、《猎豹》、《西班牙的战火》……带着浑身几十处弹片伤痕、非洲太阳晒出的黝黑，海明威用自己心爱的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个不屈的汉子。战争的惨烈，以及人类生存的艰辛，一直是令他精神痛苦的原因。而犹太人的丧家亡国，颠沛流离，却使得奥地利罕有的才智作家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在流亡他乡时再也挺不起来了——

海明威

在我自愿和神智清醒地同这个世界诀别之前，一项最后的义务迫使我要去完成：向这个美丽的国家巴西表示我衷心的感激。它对我是那样善良，给予我的劳动那样殷勤的关切，我日益深沉地爱上了这个国家。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年过花甲，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流浪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这样，我认为最好是及时地和以正当的态度来结束这个生命，结束这个一向认为精神劳动是最纯真的快乐、个人的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的生命。

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能见到朝霞！而我，一个格外焦急难耐的人先他们而去了。

斯特凡·茨威格

1942年2月22日

茨威格

茨威格走了。走之前，他没有忘记向巴西——这个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慷慨地接待了他的国家——表示了深切的谢意。这是一种教养，是暴力永远无法学会的。

茨威格死后，巴西总统下令为这位外国的文学大师举行国葬。成千上万的巴西人跟在他的灵柩后面，一直将他送到了巴西国王彼得罗二世的墓旁，他们在那里为茨威格准备了一块显赫的长眠之地。也许，这是死亡很难表达出的一个微笑，这个微笑转瞬即逝。绝大多数时候，死亡是沉默的。

第三章

跟死亡握手言和

在悲壮的抵抗之后

另类语言：巫术与通灵

神为魂，灵为魄。魂魄者，阴阳之精，有生之本也。及其死也，魂气上升于天为神，体魄降于地曰鬼，各反其所由出也。

——《大戴礼》注

我们正准备研究宇宙的本质，看它是怎样被创造或没有被创造而存在的，如果我们不是完全缺乏理智的话，就一定会恳求男女众神的帮助，祈求我们的话能为他们所接受，并跟他们保持一致。

——柏拉图

把敌人的头颅缩小到只有拳头大，挂在自己胸前防止他的灵魂逃跑。

如果人类不去想象死后拥有一个同构的世界，人类就很蠢。就像我们看到照片，我们说这是世界；后来我们偶然又去看这张照片的底片，发现它跟世界是一样的，只是颠倒了黑白而已。这个想法如此地具有魅力，以致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都成了它的信徒。

每个古埃及人除了拥有自己的灵魂“巴”，他们在阳世活动的躯体中还有个“卡”，如果他们死了，卡会先到冥界去，并引导亡灵——克努姆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把每个人都做成了相同的两份，卡就是神预留的一份“拷贝”，以便于人在冥界的活动……

从3000多年前开始，秘鲁的印加人就在跟厄瓜多尔的印第安希瓦罗人打仗。照说希瓦罗部落根本就不是印加帝国的对手，但他们却使帝国士兵感到恐惧，原因是他们能禁锢敌人的灵魂！他们先割下敌人的头，从后脖子切一道口，取出头骨和眼珠扔进河里，然后将头皮放进沸水中煮；晾干之后，再灌进烧热的石子拼命摇动，尔后换热沙粒继续摇，直至整个头面缩到拳头大小，缝上它的眼皮——不让它的灵魂看到是谁在收拾它；用染料涂黑它的脸——使它的灵魂永远在黑夜中；用细藤丝仔细缝好口子——严防灵魂逃跑……

希吉人剥下死者的皮，让他干干净净地安葬入土。

非洲希吉人不仅重视灵魂如何进入另一世界，甚至连肉体也要求不能有任何污点。所以他们在帮助死者灵魂的同时，还要帮助他洁净身体：下葬前剥掉他不洁的皮……

因为死后有一个同构的世界，这个“事实”安慰了许许多多将亡者，也震慑了许许多多将要或正在为恶的人。又因为这个黑夜中的世界是生者看不见的，且具有绝对支配力量，因而善类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跟它取得联系，向它申告或祷祝，或是求得奥援；恶人则希望在为恶前预先得到它的谅解，或是向幽冥世界解释他的行为。

黑白两界，醉倒了生命。时空之外，定有另类存在……

1．黑白两界

面对死亡这么大的问题，从民俗中追溯到前文化如何表达，有着极大的价值。虽然宗教、哲学源于前文化，但它对每个曾经活着的死者来说，都是变了形的代言。比较可靠的方法是，看前文化时期人类在死亡面前的行为表达。

自上古以来，中国人安葬死者，多头朝西北。此表明人死后魂归西北方向。归西北方即是归祖先之地。这一意识的产生，依托于上古时期中国民族的大杀戮和大迁徙：其时黄河长江流域为三大种族分据——西北方青藏黄土高原的华夏集团，这个集团沿黄河向东推进，创造了仰韶、龙山文化，其首见于历史的领袖是黄帝和炎帝；再就是处于黄河下游地区在今山东、河南、安徽一带的东夷集团，其领袖人物是蚩尤、后羿，这个种族创造了大汶口、青莲冈文化；第三是南中国的苗夷集团，活动于两湖、江西、浙江一带，大溪、屈家岭、良渚、河姆渡诸文化就是这个种族创造的，苗夷的领袖人物是女娲和伏羲。涿鹿之战，炎黄二帝大败蚩尤，灭东夷。之后，再灭苗夷。其间，黄帝与炎帝内讧，阪泉一战，炎帝败走东南。自此之后，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集团统治了南北中国，华夏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丧葬仪规自然表达华夏观念。死者头朝西北，或西，或北，就是指向青藏高原的归祖意念。

当然，此外还有一个属于全人类共有的经验：太阳每天是陨落在西方的——这是太阳“死”于西方，人死后也应该去西方。

死后人是什么？《礼记·祭法》曰：“大凡生于万物、生于天地者皆曰命。万物死皆折。人死曰鬼。”所谓鬼，是脱离肉体独立存在的魂、魄：“魂，人阳神也。魄，人阴神也。”（《淮南子·说山》），又有谓，魄驻于体，魂游于外。古人认为，鬼具有超人能力，并有善恶之分，能祸福于人：“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左传·昭公七年》）

为全人类共有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人、神、鬼所居住的世界，在空间分布为天上、地面及地下。神明在天，人居于地，鬼处幽冥，深及黄泉。三界壁垒森严，不可逾越，因而只能想象三个世界是同构的。

但从人界发生的祸殃灾害来看，幽冥世界的鬼魂，可能对阳世构成威胁，不光是恶鬼可能为祸，即使祖先，也可能对人作祟。而神界则秉有更大力量，可能指向幽冥惩恶，也可能干预人世儆戒。人世对上下两界都无从施加影响，唯一能做的只是，对神界恭从祷祝，对冥界敬事祈禳。

三千年前墨西哥人用这种眼光看生与死。

西方的魔鬼源于琐罗亚斯德，即以袄教中的恶神为鬼。此与中国之鬼不同。

人对鬼魂的崇拜，以祖先崇拜为首要内容。刚开始时，崇拜范围局限在氏族的始祖，或那些对本族有功勋的鬼魂，所谓“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礼记·祭法》）随后，崇拜范围扩大至血亲的父祖之灵，以及家族的共同祖先。由于统治集团更换频仍，需要不断消除被统治群或战败方的血族复仇意念，因而官方需强力推出共同祖先加以祭祀，用以缓解矛盾，“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周；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

由于有了这么多需要祭祀的鬼魂，幽冥世界的鬼际关系、等级秩序日趋复杂。加之久祈不去的恶鬼厉鬼为祸作祟，所以中国自商周起，丧葬仪礼、祭鬼、驱鬼、避邪，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并发展出一整套以招魂、报丧、哭灵、殓尸、殡尸、奠祭、出葬、守孝等等为主要内容的丧葬仪礼，以及“傩”、“大傩”、“追傩”等驱逐镇压厉鬼的法术和以灵物符咒避邪的巫术。

印度的女鬼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华夏先民对鬼魂的崇拜，其背景是崇拜自然。这是人类最初的宗教感情，即认为万物有灵。山岳河川，日月星辰，风雷雨电，土地稼穑，动物植物，无不有灵。先民们因而崇拜万物，对自然报以感恩之心，克己庄敬，把自己置于天地间，谨守自然秩序。这是一种最为圣洁的情感，华夏文明当导源于此。

鬼之于人，并非异类，只是阴阳殊途而已。对于人鬼关系，华夏先民主张和睦相处，《礼记·檀弓上》认为，鬼魂“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故而中国历史上以“有鬼无害”论居主导地位。鬼与人的这种亲合性，来自灵魂观念。纵然活人，也会有灵魂出窍、暂离肉身的时候。鬼，无非就是脱离了肉身的魂灵。唐人陈玄佑着《离魂记》，脍炙人口——

天授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性简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抑郁；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遗之。宙阴恨悲恸，决别上船。日暮，至山廓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梦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行，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二子，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间阴。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亲戚间有潜知者。后四十年间，夫妻皆丧。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

魂与魄相合，居肉身则为人；魂离魄，弃肉身而得灵，则为鬼。偕王宙入蜀的倩娘，是暂离了魄与肉身的精魂，是一种可去可留的“未决状态”。由此可说人鬼之间，界限本就模糊。记得幼时读一本宣传连环画，名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一直就想，新社会定可把鬼变成人。此类思考当然可笑，但脑中却时不时地要跳出这个问题来。实际上古人早就做过这类思考。古人认为神游天地，梦出柴门就是魂之出窍。但一出五年的情况实不多见。

据纪晓岚笔记，一书生夜遇美人，两情相悦，登榻与合，欢洽无比。书生惊喜之余，切望与美人续长久之约。美人自言邻家妇，不能轻许佳期，唯家人外出，方得潜来相会。自此后，七八天或一旬日一会；书生用情日浓，至于难舍难分。如此数年。书生因故必须远行，与美人话别，竟泣不成声，自度此去即是生离死别，无缘再见。美人亦颇伤感，乃对书生实言相告：我本厉鬼，为寻找替身转世，以色诱人，夺其阳气令死，我方得脱。未料与君欢爱，感悟君之情深意笃，不忍加害，所以必得数日才与君一会，以待君恢复精力。若遇其它厉鬼，必欲与君夜夜欢会，纵情淫冶，如此，君早入枯鱼之肆了！书生闻言错愕不已。美人进而言之：君远行之后，必罹相思之疾，请与我从此别——继而现出鬼形，状貌狰狞骇人。书生惊怖万分，大病，自此不敢近美艳之人……

这样的厉鬼，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鬼。为了一份真情，她竟放弃了转世的机会；为将书生救出相思苦海，可爱的女鬼自毁了美丽形象。可惜这样的好鬼太少。鬼魅之中，恶者居多。它们的恶主要表现在作祟，不仅骚扰活人，也骚扰死者。为此，活人可说是伤透了脑筋，对它们使尽了收买、贿赂、打压、欺骗、驱逐、讨好等各种手段，但往往收效甚微。厉鬼中为祸最烈者，是一些全然没有人性的魍魉类——

诗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大抵晋人为然。其生也，发犹未燥，即从人商贩于外，辄数年不归。其父母亦不俟子之返，即为之纳妇于家，名之曰“娶空房”。习俗不改，未知昉于何人。孟县一民家，亦沿而为之。妇年二九，美姿容，性且倜傥。于归以后，径以中馈为己任，亲顺翁姑谐和里党，绝不作儿女态。第翁以书去，初犹望子遄归。既而鳞往鸿来，则言肆主将畀以重赀，使主会计，得利十分之三，固贪此不妨遽舍，故不能旋，归期亦未定何年。妇窃闻之，心志顿灰。然在乡人，则不以为异也。里中有李三念者，不知其所自来，踪迹诡异。佣于人，未尝力作，而成功反居人先。且饮食衣服，未见其经营，无小缺乏。然其貌甚粗鄙，城中女羞与为婚。以故求赘于乡，然亦无应之者。乃某家之妇，未嫁而既怨“摽梅”，至此又伤心“杨柳”，床头枕上，太息时时。翁姑因子弗归，遂不忍过责，蚤眠迟起，举不复诘，即妇亦习以为常。

鬼王面具

拉美尼西亚人的鬼

一夕，挑灯独绩，夜已将半，忽闻人语曰：“寝乎？”其音甚低，惊顾之，户竟洞开，有人悄然入。妇大骇，先疑为盗；无何，立于榻前，则故布衣草履，状貌可憎，即所谓李念三者。熟识其人，瞿然而起，遽诘曰：“当汝来奚为？”答曰：“来就寝”。妇益大怖，几出声。强叱之曰：“此中无汝寝地，可亟归！”念三笑曰：“归固无难，但惜娘妇玉貌久虚花烛，徒担新妇之名，未误用蒿砧之面。愁云怨雨，渺渺无期，莺花老残，行将指日，殊令人为之长叹耳！”妇闻其言，适中隐衷，不觉潸然泣下。遂复坐，亦不挥斥令出。念三又言曰：“仆本陋貌，不堪陪侍房帷，然得识春风于荆棘之畔，犹胜抱枯蕊于空谷之中。娘子倘留意，仆愿竭尽其材，当亦无殊于两美之合也。”语次，竟逼近其身。乃妇终羞涩，情虽动而意尚游移；且系处子，无敢承迎，唯拈带微嚬而已。念三知其易与，直前持妇，觉肢体顿软，遂任其缓带松裳，相与登榻。既合，念三之身如砺石，磷磷然着肌欲破，妇殊不可耐，推之使起曰：“去，去！予宁无夫，不敢与汝为好矣。”念三笑曰：“客既登堂，妨不醉饱而去？”强之竣事。妇益莫支，娇啼欲号。念三哂曰：“他山之石，犹可攻玉；汝真不可磨砻者，然亦太璞不完矣。”乃抽身而起，揽衣一振，渺也无踪，盖不独出不由户，亦无足音。妇更大惧，幸未甚至狼狈，晨起井臼如常，亦不敢泄，而则惴惴焉，恐其复来。向晦，间立门闾，见念三匆匆径过，绝不顾瞻，遂窃喜其忘情，自以为无患。

自夜将寝，有一人排闼直入，又不胜张皇。视之，则非念三，又易一人，年仅十五六，容甚秀美，被服风华。妇当惊弓之后，草木皆兵，不欲再经风雨，惟语曰：“若何人？昏夜过此，宁无瓜李嫌？请即旋返！”其人笑曰：“名花吐艳，通国皆知；卿犹为此饰说，岂李念三未尝同榻耶？”妇默然。其人又曰：“若既尝胆，宜乎不忘其苦也。虽然，予非莽男儿令人号泣求免者，幸勿推拒。”言讫，引身与妇并，温柔软款，偎倚多情。妇之欲心已动，然以创深痛钜，究不敢轻许其人。温存至再，始与之解衣为欢。其柔腻温婉，迥殊念三。惟蓝桥玉杵，尚仍前矛，而在情荡之余，迹遂不其艰楚。既喜其貌，兼乐其情，妇至此亦几无自主矣。欢娱达旦，其人辞去。甫下榻，粲然而笑，谓妇曰：“子姑视我，孰与念三美？”时妇已倦甚，强应曰：“念三何能及君也！”迨凝睇一观，则依然念三立于其前。妇益骇然，念三早穿窗而出，犹闻其声曰：“痴妮子枉拣精肥，彼乌知既已玉碎，不能瓦全耶！”妇犹不疑，而神思昏昏，伏枕眠，遂闭门高卧，直至日中方起。

及启户，其姑见之大惊曰：“新妇何所苦，而形神顿失？得无二竖为灾乎？”妇始心疑。已而觉私处暴痛，坟起如垆，其热炙乎；然犹不敢告人，臃肿以行。困益甚，且流毒泛溢，其出如浆，遂病不能起。翁姑惧，始告厥父母，咸来问视。妇始耻于言，仅私告其父母曰：“误儿至此，诚不敢怨。然儿已不贞，殁后请勿葬于某氏之茔。”母唯唯而不解其故。明日遂卒。比及殓于棺，则腹穿肤裂，黄水汪洋，益莫得其病由。

乃自妇死后，念三之毒始肆。凡遇巾帼者流行陇畔，即以重贿诱之与私，不从则强致之。遭之者恒病，病即死，与妇状略同。人始悟彼妇之疾以此，因戒其室外家不令出。如是旬余，念三忽不见。后值迅雷，有樵者归，告其里人，言某山震死一蟒，已生角，角端有赤字，曰“李念三”。好事者争从往视之，信然，而娶空房者，由犹不一而足也。

——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卷三》

李念三者，魍魉也。作祟于人，为祸一方。杀人不过头点地，岂能致人命丧尸腐，滥杀无度呢？面对如此恶鬼，人世毫无招架之功，只能听任其施虐。但朗朗乾坤，岂容魍魉肆虐！李念三玩过了头，就必定会招来天谴——于是雷神出来收拾了它。人鬼神三界，有着不可改变的隐结构；鬼闹得太不像话了，神就会出来干预。

此类故事，见于卜辞鼎铭、三坟五典、经史子集、笔记小说，真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足见鬼的“存在”，已属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应有之义。

2．人鬼之战

殷墟书契中“贞祖辛祟我”，是先民对鬼无可奈何的控诉；关陇出土的云梦秦简中，则多有“人毋故鬼攻之为已”、“一宅中毋故而室人皆疫”的记载，可看到人对鬼的恶行已达于忍无可忍了。然而人鬼恩怨，毕竟黑白两界中事。神或无暇顾及，或时有怠惰，甚或渎职。人不得不奋而自卫，以抵御鬼的无理侵扰。

在这场有史以来即已发生的人鬼之战中，人无疑处于被动和守势。他们希望从神那里得到奥援，于是神授予人一种武器：符箓与咒术。据《龙鱼河图》，黄帝是最先得到神这一赐予的——

帝伐蚩尤，乃睡梦西王母，遣道人，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乙在前，天乙备后，河出符信，战则克矣。”黄帝寤思其符，不能悉憧，以告风后，力牧曰：“此兵应也，战必自胜。”力牧与黄帝俱到盛水之侧，立坛，祭以太牢，有玄龟衔符出水中，置坛而去。黄帝再拜稽首，受符视之，乃梦所得符也。广三寸，袤一尺，于是黄帝佩之以征，即日擒蚩尤。

从黄帝开始的受符，历经许多世纪，至北魏正式铸为制度。此后历朝历代，登极称帝者，都先须接受符信，以求得神佑——

太武始光之初，奉其书而献之，帝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余弟子，于代郡东南起坛宇，给道士百二十余人，显扬其法，宣布天下。太武亲备法驾，而受符箓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焉。

——《隋书·经籍志》

文帝元嘉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备法驾，诣道坛受符箓，旗帜尽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箓。

——《资治通鉴·宋纪六》

所谓符箓，是由文字、图像和符号三个部分构成的。图像有符神、神禽、神兽、鬼形等等；符号多为星云、三清、北斗、神气一类；文字则为被镇压的鬼名、施法的神名，或是起厌胜作用的字符如“嚣”“魄”“正”“刀”“火”“押”……符中的文字，因其为道巫在通灵交感、运炁入符中所书，因而文字与神气符号糅合变形，此称为“炁化”。

诞育在华夏的符箓是一门浩大艰深的学问——因其不止有“术”，而且有“理”。除了巫的一般鬼神理论外，符箓重在像真通灵。不谙此道者，多以“鬼画桃符”嘲其晦涩难辩。金人元好问《论诗十三首》有真书不入今人眼，八辈从教鬼画符之句；清人赵翼则在《壬申下第》诗中自嘲曰：举场我叹鱼缘大，败卷人嗤鬼画符。就以这“桃符”而论，决不是可以“鬼画”的。书符前，要向神灵拜章告文，说明书符缘由，祈神显灵以助道法；书符中必须步罡踏斗、叩齿捏诀、焚香念咒，如此等等。

符箓

元始威章扰魂符

符书图形，多为青铜纹饰中的龙凤纹、云纹、雷纹、鸟首纹、饕餮纹之类，文字则以甲骨、金文、籀篆、隶草为根本，加以变化。因而符中多“雷文”、“凤篆”、“龙章”、“天文”、“玉文”、“三皇文”之类变文，世人多不识。

“符箓学”所以浩大，还因其种类繁多，功能细密。以使用方法论，有佩符、飞符、吞符、焚符……；以符箓性状论，有桃符、铁符、水符、板符、瓦符、空符……；以功用类别论，有黄符、白符、青符、朱符，紫字、墨箓、丹篆……；以适用功能论，有资治符箓、道法符箓、护身避邪符、治病安宅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兹略举一二聊以窥豹——

道法符箓中以六丁六甲为主神，即：丁卯、丁巳、丁未、丁酉、丁亥、丁丑；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此十二位神在干支中，是值日神。《续文献通考》云：“丁卯等六丁，阴神玉女也。甲子等六神，阳神玉男也。”民所谓天兵天将指此。六丁六甲符可保国讨寇，化百万雄兵退敌灭寇；可入阵避兵，虽水火箭矢不能伤身；又可辟除恶鬼，如《夷坚甲志》载：有杨大同者，路遇美人，携归狎乐。久而人渐憔悴。其兄知其遇鬼，以天心六丁符箓治之，女鬼终于现形云云……

六丁六甲符

除六丁六甲外，道法符箓中尚多神异法术，如神行符、甲马、缩地；化虎变蛇符、点石成金符、相思符、合和符、五雷符、渡水符、隐形符；湘祖白鹤紫芝遁法、执草隐形避难法……

以理性批判眼光来看，道法符箓多荒诞不经。然以其富于想象、思路奇特而论，则因游戏之美醉倒了雅俗士庶。直至眼下，金庸还托庇余荫，演绎着这种游戏。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之类，无不从中受益。如神行符中的甲马之术，便为《水浒传》人物戴宗炼得炉火纯青——

戴宗收了甲马，两个缓缓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杨林置酒请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荤。”两个只买些素馔相待。过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吃了早饭，收拾动身。杨林便问道：“兄长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走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带得人同走。我把两个甲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来，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赶得我走？”杨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浊骨，比不得兄长神体。”戴宗道：“不妨，我这法，诸人都带得。作用了时，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吃素，并无妨碍。”当时取两个甲马，缚在杨林腿上，戴宗也只缚了两个，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气在上面，两个轻轻地走了去，要紧要慢，都随着戴宗行。两个于路上闲说些江湖上的事，虽只见缓缓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

——《水浒传·第四十四回》

看来这神行太保戴宗，并非浪得虚名，乃是身怀神行绝技，可驭甲马之人！然而甲马固然了得，又不如“缩地”大法。无论神行多么迅捷，总得由此到彼；而施行缩地之术，可将万水千山外的目的地，缩至咫尺，哪怕原地不动，抬腿可至天外！据司马懿说，诸葛亮就有这等本事——

懿自出营视之，只见孔明簪冠鹤氅，手摇羽扇，端坐于四轮之上；左右二十四人，披发仗剑；前面一人，手执皂幡，隐隐似天神一般。懿曰：“这个又是孔明作怪也！”遂拨两千人马吩咐曰：“汝等疾去，连车带人，尽情都捉来！”魏兵领命，一齐追赶。孔明见魏兵赶来，便叫回车，遥望蜀营缓缓而行。魏兵皆骤马追赶，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尽力赶了一程。追之不上。各人大惊，都勒住马言：“奇怪！我等急急赶了三十里，只见在前，追之不上，如之奈何？”孔明见兵不来，又令推车过来，朝着魏兵歇下。魏兵犹豫良久，又放马赶来，孔明复回车慢慢而行。魏兵又赶了二十里，只见在前，不曾赶上，尽皆痴呆。孔明教回过车，朝着魏军，推车倒行。魏兵又欲追赶。后面司马懿自引一军到，传令曰：“孔明善会八门遁甲，能驱六丁六甲之神。此乃六甲天书内缩地之法也。众军不可追之。”

——《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一回》

毫无疑问，罗贯中对六甲天书知之甚详，否则编派不出这样的情节。而史中诸葛亮熟悉奇门遁甲，也有可能，只是不会像义和拳那样真用来打仗罢了。

缩地符

端午驱鬼辟邪符

当然，符箓的主要功能并非为小说家所设，要在护身辟邪、驱鬼禳灾、安宅治病。旧时每年端午，家家户户书驱鬼辟邪符于门上，以厌鬼魅。为什么选端午驱鬼？五月俗谓恶月，或毒月。夏至，太阳位在北回归线上，日照最长，过此日照变短。端午（午月午日午时）正在这个分界点上，所谓“阴阳争，死生分”（《礼记·月令》）。端午一过，阴气逐渐增长，鬼气随之上扬；气温日见升高，疬疫开始流行。故而在这阴长阳消的转折节气上，举行厌胜活动以辟邪。禳灾符多用于对自然灾害的厌胜，最常见的是祈雨。祈雨有多法，《春秋繁露》云，祈雨需“令吏民夫妇皆偶处”，此说认为天久不雨跟阴阳性事有关。清人袁枚讲述了一则求雨的事，颇令人感觉意外：

山东有施道士者，善祈晴雨。干隆十二年，山东大旱。抚军准泰祈雨不得，锁道士而逼之。道士曰：“雨不可得也。但须某日，孛星下降，捐锦被一条，白金百两，某捐阳寿十年，方可得雨。”抚军如其言。至期。道士登坛，呼一童子近前。令其伸手，画三符于掌中，嘱曰：“至某处田中，见白衣妇人，便掷此符。彼必追汝，汝以次符掷之。彼再追，汝以三符掷之，速归上坛避匿可也。”童子往，果见白衣妇，如其言掷一符，妇人怒，弃裙追童。童掷次符，妇益怒，解上衣露两乳奔前。童掷三符，忽霹雳一声，妇人亵衣全解，赤身狂追。童急趋至坛，而妇人亦至，道人敲令牌唱曰：“雨！雨！雨！”妇人仰卧坛下，云气自阴中出，弥漫蔽天，雨五日不止。道士覆以锦被，妇人渐苏，大恚耻曰：“我某家妇，何为赤身卧此？”抚军备衣服令着，遣老妪送归，以百金酬其家。

事后问道士，道士曰：“孛星女身而性淫，能为云雨，居天上亦赤体，惟朝北斗之期，始着衣裳。是日下降田间，君以符摄入某妇之身，使替代而来。又激怒之，使雷雨齐下。然用法太恶，必遭阴谴矣。”不数年，道士暴亡。

——《子不语·卷七》

祈雨符

推日治病符

袁枚此说，自然怪诞可笑，但与《春秋繁露》所持之说，又不无可通之处。在所有道符中，最受民间重视者，莫过于治病符；疾病与人的关系有多密切，治病符与人的关系就有多密切。敦煌卷子中，有唐人治病法术《推初得病日鬼法》，根据发病日期判定是何病鬼作祟，然后以道符治之。如“子日病者，鬼名天贼，四头一足而行，吐舌，使人四肢不举，五脏不流，水肿大腹，半身不遂，令人暴死。以其状厌之，即去。此符朱书之，病人吞之，并书着门户上，急急如律令！”符术虽属羽流专业，但因为治病要求迫切，民间便不免出现自创符术，以应疗救。这些“假冒伪劣”治病符，有的令人捧腹，已类黑色幽默。如民间对付疮痈有一道“移疮符”——将疮移植到别的对象身上，或树，或动物，甚至令其长到别人身上去！

与治病同等重要的是安宅。居家惟求吉祥，远避邪恶。祈神护佑宅安的做法，远至上古就已产生了。王充引《山海经》说：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有形，故执以食。

——《论衡·订鬼篇》

门神神荼和郁垒

按王充说，以神荼和郁垒为门神，早自黄帝就立为规矩了。然而以灵符镇宅，却要晚得多，可能起于后汉。常见的镇宅符有这么几种：五岳镇宅符、镇宅四角符、镇宅八位金刚符、镇宅妖符。此外，家有地窖者，须悬地穴符。井在房中，置井符。人于睡眠中最易为鬼所祟，所以床顶有符；床垫有符，床上亦有符，据说是为夫妇床上美满……不仅人需远避鬼害，亲人死者墓中亦需辟邪，于是画阴宅符以佑。

符箓以图文符号为载体，驱鬼辟邪；咒术则以语言为载体，厌胜妖魅。符箓与咒术并举，俗称符咒。咒的初义由祝而来。祝，是向神表达心愿。如“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天下四方，皆入吾网’”。（《史记·殷本纪》）说的就是汤在野外看见狩猎的小民告神说，希望四面八方的猎物都钻进他的猎网。咒在卜辞中仅见一例：“癸亥卜，呪于祖丁。”（《屯》3035）其义仍还是祝的意思。

大约先民们在以“祝”的方式与神沟通中，渐渐产生了一些坏心眼，开始对神顺便说些自己仇敌的坏话，以图影响神的判断，从而降灾给仇敌。因为坏话是夹在祝辞中说的，犹如今人说“某某同志优点很多，缺点也不少”，因而“祝”字已不能兼有两义，于是坏话便溢出了祝的内涵，产生出一个新字“诅”。诅与咒连用，就是请神对某某加殃咎的意思。

诅咒在巫盛行期中，经过“啸”、“诺皋”之类交神方式，发展成为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咒术，其理论源于克制和厌胜对方。例如欲厌胜恶鬼，则呼出它的名号，表明施咒者已认清了它；呼叫比它更厉害的恶鬼，以羞辱它；呼叫主管它的神明，以恐吓它。或者，以阴阳五行克其施咒对象，如祈雨时，选水日以克旱火。

咒术一如符箓，适用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似乎天下所有难题、人生一切欲望都可得到解决。而咒术不需书写，张口就来，因而比符箓历史更悠久，使用的人更多。农事中收割播种，祈晴祈雨，驱蝗晒场，都有咒。流年岁祭，婚嫁丧事，建房祈子，亦有咒。移灾疗病，喊惊招魂，曝白冤屈，更有咒。例如居家不宁，家道不兴，被认为可能跟宅舍建筑时堪舆（风水）不当有关，也可能有魑魅作祟。处置方法是，备雄黄、硅青、白石膏、紫石膏、朱砂各五两，盛石函中，埋于屋中庭，且埋且咒，咒曰：

时加正阳

宿镇天仓

五神和合

除阴祸殃

急急如律令！

今镇之后

安吾心定

吾意金玉

煌煌财物

满房子孙

世世吉昌

急急如律令！

东西起云

五神禳之

南北起云

宅神譬之

贼神迷之

发动五神诃之

伏龙起云

五神赛之

朱雀飞动

五神安之

贵登三分

无有病襄

急急如律令！

印第安巫师在祭祀

古人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无所凭依，只有神明与信仰伴其一生。遇事求告理所当然。但求告多不验，人亦不以为意，仍然继续求告。久之，传习为人的一种精神与人格的表达：人展示出信仰的坚牢，表达出人对神的敬仰与宽容；神则以无言的善，普济着人的心灵。在人神的谐和关系中，设若没有鬼的存在，也是不堪想象的。一如白昼与黑夜，不可或缺。二十四小时太阳朗照，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了。

人与神的交往，与鬼的纠缠，令人渐渐发展出一种游戏心态。民间祈子，多去送子娘娘庙祷祝，于是出现诫心诚的揶揄：有求儿孙满堂，无求断子绝孙。此处“求”暗喻男根。咒由巫而来。巫则是戏剧、舞蹈、音乐的本源。

巫作为先民的代表，如何与神沟通？只有最原始的通讯手段——声音：击鼓、音乐、啸、咒音……再是让神看：舞、蹈、符箓、厌胜图……视听之外，还有以烟气强化的场景气氛效果：燎祭、禋祀、气功、烧楮币等等。歌舞是交神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歌，实际上就是咒音，最初的巫咒以歌唱形式达于天听。舞，是为了取悦于神。《易系辞》云“鼓之舞之以尽神”；《说文解字》则谓“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诸神也”。歌舞之中渐入情节，则嬗变而为戏剧。由此，年年定时驱鬼辟邪，衍为歌舞、戏剧活动，人民乐此不疲。

玛雅人的巫师在预示宇宙灾难。

萨满教巫师

驱逐疫鬼用傩仪。傩，在季春、仲秋、季冬进行。至汉时，傩已被定为宫中常礼。傩仪开始时，先由皇帝亲令驱傩，中黄门领唱咒词；侲子击大鼓齐声应和，甚是威严。鼓噪之中方相氏率甲作、胇胃、雄伯、腾简、揽诸、伯奇、强梁、祖明、委随、错断、穷奇、腾根十二神将，跳入场中，驱疫兵卒亦随其后，向厉鬼发起猛攻。此时中黄门和侲子高唱咒语，场内气氛阴森，骇怖可怕，方相氏乃同十二神疯狂舞蹈，厉鬼被撵得四散奔逃，直追出端门。至唐时，民间傩舞以《儿郎伟》为咒词，其词曰——

今夜旧岁未尽，明朝便是新年

所有旧岁鬼魅，逐出境内他川

已后家兴人富，官高日进日迁

牛羊遍满，谷麦似泰山

兄恭弟顺，姑嫂相爱怜

……

亲主岁领十万

熊罴爪硬，钢头银额

魂身总着豹皮

尽使朱砂染赤

咸称我是钟馗

捉取江游浪鬼

……

适从远来至宫宅，正见鬼子笑赫赫

依墙下，傍篱栅，头鬅鬙，眼隔搦

骑野狐，绕巷陌，捉却它，项底揢

塞却口，面上掴，磨里磨，磑里侧

镬汤烂，煎豆昔，放火烧，以枪攫

刀子割，脔肉擗，因今驱傩除魍魉

纳庆先祥无灾厄

……

适从远来至宫门，正见鬼子一群群

就中有个黑沦敦，条身直上舍头蹲

躭气袋，戴火盆，眼赫赤，着绯裈

青云烈，碧温存，中庭沸匝匝

院里乱纷纷

唤钟馗，拦着门，去头上，放气熏

折肋折，抽脚筋，拔出舌，割却唇

正南直须千里外，正北远去不须论

……

自是神人咒愿，非干下娌之言

今夜驱傩队仗，部领安城火袄

以次三危圣者，搜罗内外戈铤

……

咒愿太夫人，敕封李郡君

旧殃即除荡，万庆尽迎新

……

驱傩之法，自昔轩辕

钟馗白泽，统领居仙

……

圣人福禄重，万古难传匹

剪孽贼不残，驱傩鬼无一

东方有一鬼，不许春时出

南方有一鬼，两眼赤如日

西方有一鬼，便使秋天卒

北方有一鬼，浑身黑如漆

四门皆有鬼，擒之不遗一

……

逐国远走他国

禳灾威镇城池

大王上方菩萨

天配下为神祇

治理二州八方

孩童饭饱全衣

……

美国西海岸印第安人的雷鸟，它象征着祖先的魂灵。

以傩仪傩舞中所唱咒词来看，人对鬼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简直不给一点出路，不讲一点政策：抽脚筋、折肋骨、割舌头、放磨里磨、用石臼舂、刀切、枪刺、烟熏、火烧，直至杀了熬汤！当然，这些引自汉唐宫廷的仪规，只是上边的精神，当不得真，倒是历朝历代多有为鬼翻案者，如蒲松龄之流。民间只是在鬼闹得不像话时才恨它们，比方说牙疼的时候，往往恨死了恶鬼作祟，于是以牙痛咒厌之——

南山赤虫子，故来食我齿，钉在栿梁上，永处千年纸！

每咒一遍，令患者咳一声，吸一气，以小锤一锤，立见效。此法在高岱《夜航船》。遇小儿夜哭，则以夜啼咒——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许多疾病，均可导致疼痛。民间犹恨此类恶鬼为祟。《琐碎录》载止痛咒如——

金木水火土，五行助力，六甲同威，天罡六神，收入枣心，枣心入肠中，六腑安宁，万痛俱息，急速求荣！

咒之为咒，实在是一种奇特的通讯。这是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它表达的是人类的心愿。这个心愿直接达于天听，是诉诸于神的。它并不等待回信。

幸亏人类享有这个通讯手段，无分贵贱，人人得而用之。否则，人类将因为块垒郁积于心而气绝；也可能因孤立无援而寻短。

诅咒，自有其存在之道理。

符咒不独在中国，世界其他民族，无不拥有自己的符咒。古埃及有圣甲壳虫，多被采为护身符，法老墓上多有所见。在伊斯兰世界，人们犹信真主穆罕默德的独生女法蒂玛，以法蒂玛之手为护身符。此符不仅在中东，且远传至拉美。欧洲常见的护身避邪符，则有兔脚、钱币、宝石、马蹄铁、四瓣酢浆草……要么就是一大本《圣经》，较之中国符箓，显得幼稚少文。至若咒术，各有不同，但“给神写信”这个动机则相同。与中国巫教齐头并进的是萨满教。萨满教覆盖了东起白令海峡、西迄斯堪的那维亚拉普兰地区之间的整个欧亚北部。凡操乌拉尔—阿尔泰语的所有民族，都信仰此教。满、通古斯、蒙古、突厥诸语族的民族皆包括其中。在通古斯语中，巫师被称作“萨满”，该教因而得名。

苏美尔-闪米特人的月神主宰着人的命运。

毛利人巫师

萨满教有非常复杂的灵魂观念，信仰万物有灵论。它认为，天地间遍布着各种各样的神灵。每个萨满都受一位神灵的庇护。如果神灵选中了谁，谁就必须做萨满，甘心为神所役使。“萨满”，意思是“癫狂者”、“奋激者”，所以萨满在作法时处于疯狂、迷幻状态，这种状态被视为神灵附体，因而代表神灵说话。

萨满降神是通过舞蹈和咒术，其唱咒颇类中国巫师：

喜马拉雅山下的不丹萨满在驱鬼。

萨满场院的撒尔图们

十八座高台上的巴尔图们

莽京、章京撒尔图们

喜筵上的哈尔图们

接受嘱托的后生我

备办了丰盛的祭宴

是羊圈中喂养的

肥嫩的山羊之宴

是家里喂养的

光鲜的山羊之筵

光临这奉献之筵吧

请依次逐个儿飞下来

光临这祭祀之筵吧

请从云雾中飞下来

光临这喜庆之筵吧

请欢欢喜喜飞下来

纳喇氏的萨满我

备好了神位宝座

点上金色的馨香

腾起银色的香火

摆上成双的酒盅

斟满醇香的美酒

向三位恩都利格格祈祷

向布尔坎巴克西祈祷

向沙拉巴克西祈祷

向德巴克西祈祷

向喜利巴克西祈祷

向乌兰巴克西祈祷

向伊斯珠巴克西祈祷

这叫做六位巴克西

向札成萨满祈祷

向德成萨满祈祷

向耶成萨满祈祷

这叫做三位萨满

……

与鬼共舞的墨西哥人

这是萨满在对他们的众神、众精灵逐一邀请。设若众神都来赴宴，什么样的厉鬼还敢捣乱？

没有符咒巫术的民族，就是没有童心和天真的民族。巫术符咒，使人类至少在想象中赢得了对恶鬼的胜利。

3．阳世的边界扩张

人鬼关系，固然恶时居多，但并非一直就形同水火。先民幼稚，然而绝对不蠢：他们一方面坚决抵御着恶鬼的侵扰，同时又对鬼如同事神一般尊重，从不趋于极端，扬言“坚决把对敌斗争进行到底！”先民对此的政治立场是，一切国家、社会活动，甚至王者、诸侯的个人私事，无论大小，必先贞问鬼神，占卜休咎，征求它们的意见，然后才决定对策。司马迁对此的解释是——

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贞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史记·龟策列传》

可见以卜筮贞问鬼神，自上古以来就为中国人所认同。至殷商，已成隆重仪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在这种“咨询”活动中，官于“巫”者，重鬼神而以“卜”与之通；官于“史”者，重人事而以“筮”达鬼神。再是，王者用卜，诸侯平民用筮。

所谓卜，是以火灼龟甲或牛的肩胛骨，视其灼开的裂纹，推测人事吉凶。筮，则以记数组合成卦，用以预示未来。由于卜筮活动极为复杂，古时天文、历算、数学、哲学理念、气象、文史都介入其中，使其成为了一门深奥学问。

至汉时，卜筮之学始称“术数”，《汉书·艺文志》定义为“数术者，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并将与此相关的六类专著统归为数术类：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相面术）。此后，术数之学在历史中滚雪球一般成长为包括多种子学科在内的学问，诸如星占、卜筮、六壬、奇门遁甲、命相、拆字、起课、堪舆、占候、相宅、相墓，等等。而这些学科的共同基础，是中国特有的学问——河图、洛书、干支、八卦、阴阳五行、星宿、历算……

重达八百公斤的殷商礼器司母戊鼎，用以祭祀鬼神。

从诸多典籍中，可看到人们如何重视与鬼神的交流：

● 《尚书》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释）用专家掌卜筮，三人分别以夏、商、周三法占卜。必有两人结果相同，以此决断。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

（释）事凡有大疑，深思之后与卿士商议；征求庶民意见；看卜筮结果。若五个方面抉择相同，则人心和顺，大吉，不仅益寿，子孙也吉祥如意。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

你欲行之事，臣民皆不从，但卜筮结果认可，就可行。

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

（释）卿士建议，卜筮认可，虽天子、百姓皆不喜，也吉。

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

（释）朝廷与民众异心，以卜筮结果定夺。

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

（释）三从三逆，如所问为内事（如祭祀、冠礼等），则吉；所问为外事（如征伐），则凶。

● 《礼记》

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

（释）卜筮不能超过三次，如卜，三次都不吉，不能再卜，也不能转而求筮。

不贰问。

（释）求于卜筮，正面问不吉，不能又从反面再问。

问卜筮曰，义与志与？义则可问，志则否。

（释）义理之事可问于卜筮，私事不可问。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卜筮不相袭也。

（释）夏、商、周三代明王，都恭从天地神明。行卜筮不敢以私事亵上帝匡，所以不犯日月，不违卜筮。

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筮。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违龟筮。

（释）大事谨守时日占卜，小事用筮可随时贞问。如问外事，选刚日（阳日）占卜；问内事选柔日（阴日），方不违龟筮之道。

子言：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曰：我龟即厌，不我告犹。

（释）人应有恒德。朝三暮四，变化无常的人，卜筮不会告诉你行为结果。

甲骨卜辞

● 《周礼》

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等者占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昭救政。

（释）国家之事有八项必须问之于龟：征战，天象，予外族物资，谋议大事，举事结果，使者来否，有雨无雨，病可愈否。此八项大事可问于龟，可占于蓍，也可占于梦。以此预知国家吉凶，匡救时政。

由上述已可看出，卜筮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实为举足重轻的仪规。从现有的甲骨卜辞，即可见殷人与鬼神交通之频繁，《卜辞通纂》所收800片甲骨，326片是交通鬼神的，而全部殷墟所出甲骨中，卜辞类有十万之巨！

以大事问之于鬼神，实则鬼神为人所用。此乃人世在精神、意识上的边界扩张。

龟卜图

以今人眼光看，卜筮就是掷骰子，是随机的，可用冯·诺伊曼“博弈论”阐释之。其实，人绝对听从这个“随机”安排，而不问结果如何，其意义早已超出了意志和理性，其行为应是人、鬼、神三者共同负责！因而，卜筮有着毋庸置疑的庄严。

古史龟卜，久已不传。今人只略知其大概。龟甲灼出之坼（裂缝），呈身、首、足三象。身是事之主干，以平直、刚健、干净为好。首象征着事的开始，尚平直、高昂，又低回有情。足，事之终，开豁飘扬者属阳类，动象；沉滞落寞者属阴类，静象，各应吉凶。此外，坼上有枝，枝有蕾，如像龙、像华盖、像仙人上马、仙人过桥之类，皆大吉。否则为大累。又有甲乙为我、丙丁为人；内己外人、内男外女之说。

殷人用过的龟卜

要言之，视其坼在龟甲上的分布与成像，断其所兆。粗分可有：甲乙金兆、甲乙枝兆、甲乙腰金水兆、甲乙兜财火兆、丙丁火兆、丙丁枝兆、丙丁变形、丙丁腰金木兆、丙丁兜财火兆、甲乙丙丁兜财火兆……以甲乙腰金水兆为例——

金兆如蛾眉掩月，乃为正形。若得头足相似，六神不动，六亲不移，又得洪润，旺相依乡，斯为上吉。若中低后起，主怪异忧惊。然多有变形，皆从此出，俱宜随形而断。若狂枝坐首，主破财。枝若飞来，须察动静言之。

头高足低，事事不宜。

头高足直，诸事利益。

头高足伏，人情和睦。

头高足垂，莫信是非。

头高足参，求财必满。

头高足高，谋望虚劳。

头高身旺足又发，一应图谋皆脱洒。

头高身滞足高飘，行藏必定见蹊跷。

头仰身高足又发，见贵求官必通达。

头直足高，宜寻结交。

头直足低，事不发机。

头直足直，求财利益。

头直足垂，财利皆缓。

头直足摇，虚诈动飘。

头直身滞足还落，官病无凶朋友托。

头直身伏足又伏，即利求财俱不足。

头低足低，好事成非。

头低足直，求谋可息。

头低足伏，小病便哭。

头低足泛，丧事速办。

头低足落，诸事莫作。

头低身仰，是非日长。

头伏身高足后垂，官讼不可托相知。

头伏身低足又低，病人官讼必迟迟。

头伏身起挂高梢，病者惊狂讼得招。

头曲足曲，事多反复。

头细足垂，闲是闲非。

——引自清·胡煦辑《吴中卜法》

龟卜难在断，全赖巫的水准如何。汉之后，龟卜渐微，而以筮为便。

有关卜筮的专著，无疑以《周易》为源头。相传上古时，伏羲氏作八卦，文王拘于羑里，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是为《周易》。易卦以“-”和“--”为其基本符号。这是人类最早的“二”的观念：即对立统一，阴阳奇偶。构成易卦的数是六七八九，这四个数为易卦带来了无穷变化。

六十四卦各有其卦名、卦形、卦辞、爻题、爻辞。通常六十四卦排列为：

伏羲卦

上经：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

下经：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暌-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每卦对应一个卦形，有爻题、爻辞。如谦卦——

谦　谦亨，君子有终

初六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二　鸣谦，贞吉。

九三　劳谦君子，有终吉。

六四　无不利，为谦。

六五　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　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易传·彖》对此卦的阐释为：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易传》“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亦分别有所阐释。

易卦成卦的过程称为揲蓍：用手数蓍草，以其所数结果画卦。除去仪式上的繁文缛节，大概步骤如下：

1．以五十根蓍草，除去一根始终不用，此为太极，象征天地未开。余四十九根随意分开握于左右手，左天右地；

2．右手中取一根夹于左手小指和无名指，此象人；

3．放下右手蓍草，数左手蓍草，每四根一组，此象四季，一组一组数完，最后一组必为四或四以下，将所余这一组夹于无名指与中指间，此象闰月；

4．再用左手数右手放下的蓍草，其法如右手，剩余四根或四根以下夹在中指与食指间；

5．原在小指与无名指间的一根，加上左右手所余蓍草之和，必为九，或是五。记下这个数，并将它置于一旁不再用。此为第一变；

6．将一变后剩余的四十或四十四根随意分开握于左右手，右手取出一根夹于左手小指与无名指间，然后左右手分别每四根一数，左右手所余加上像人的一根，必为八或四。此为第二变；

7．再以二变所余三十二或三十六根蓍草，按上变法数，余数必为四或八，此为第三变。

8．三变过后，得到三个数：第一变是九或五、第二变八或四、第三变也是八或四；其中八、九是多数，四、五是少数。三变有可能成四种组合：

● 两多一少（如九四八、五八八），称少阳，简称“单”，为阳爻，记作-；

● 两少一多（如五八四、九四四），称少阴，简称“拆”，为阴爻，记作--；

● 三少（五四四），称老阳，简称“重”，为阳爻变爻，记作□或〇；

● 三多（九八八），称老阴，简称“重”，为阴爻变爻，记作×。

如此，三变得三数，可画一爻；一卦共六爻，反复六回，第一回为初爻，在最下，第二、第三依次往上，第六爻在最上。凡十八变，可得完整一卦。如卦中遇×交或〇重等变爻，则变阴爻为阳爻、阳爻为阴爻，此为之卦。

成卦之后如何占卦？要在“观象”与“玩辞”。观象，是观察卦的卦位、卦象、爻象、爻位、卦序、互卦。玩辞是演绎、考究卦辞爻辞。其事甚繁，三两言难述其祥。说某卦六爻俱静，指卦中没有变爻，那就主要看卦象和卦辞。内卦为贞，外卦为悔，看内外卦关系。比如——

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晋，卜徒筮之，其卦遇蛊。曰：“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繇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孤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及战，三败及韩，晋侯车败，秦获晋侯以归。

——《左传》

战前，秦伯所卜为蛊卦，六爻俱静，内卦为贞，为我，外卦为悔，为敌；我贞而敌悔。蛊卦初爻至四爻，为大坎，坎为水，以我向敌必涉河。秦居河西，晋在河东，是以秦伐晋必涉河。外卦为艮山，艮是倒震，震又为侯，为车，是以外艮倒震必预示敌车顷覆、敌侯灭亡。震又为木，木为三。蛊卦的卦辞说：元亨，利涉大川。所以，涉河侯车必败，三败必擒晋君。

六十四卦卦位卦象、爻位爻象、卦序、互卦

易学之博大艰深，令许多人望而生畏。而真正懂“易”之人，则又不屑与人众交流，所谓“善易者不言易”。汉时成都肆中，有日卖一卦的卜者严君平，武帝闻其善“易”，欲召至长安，严君平乃连夜逃走，隐入山中。成都至今徒留君平街，以纪其当时在此卖卦。

易学渐成绝学，说明精英文化是难以普及的。普及之途在化繁为简，于是卜筮领域出现了更易掌握的“大众型”占法。最初是同为成都人的西汉杨雄，作《太玄经》，将易卦简化为四爻。后又有京房以卦直日法融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学说，首创纳甲、飞伏、世应诸法，最终形成以钱代蓍的火珠林法。与此同时，又出现了谶书、杯珓、灵棋经之类占法。唐宋后，更发展出禄命学（即批八字）、签书（即抽签）、测字等等。

由以上林林总总众多学、术汇流而成的庞杂体系及其著作，被称作纬书，或谶纬之学。相对于儒家所倡导的经学而论，纬书在士人中处于受冷落的地位，尽管它自诩以神学注经，一如术数卜筮之学，其“术”只能在江湖。

无论后来者如何评价卜筮术数，它已经存在了，并且曾经作为超越君主臣民的意志，直接与鬼神沟通的手段，将人世的精神边疆大大地扩张了……与此同时，人世的空间也在扩张，那就是人为自己拓展出的墓葬之地。

华夏民族第一次大规模地将人世边疆向地下扩张，是在殷商时期。公元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妇好墓，墓主是商王朝第二十三代王武丁（前1324—前1265）的妻子妇好，谥号妣辛。妇好墓规模不算很大，但墓中随葬物品之多、之精，却使人叹为观止！墓中有殉葬者16人；随葬器物共计1928件，品类齐全，工艺精美，几乎可说是在展示整个商代的最高文化成就。468件青铜器大多成层地、有规则地置于木棺四周，玉器货贝则在墓主贴身部位。其中偶方彝、三联甗、鹗尊极为精美。有些礼器更是成双成套，如“司母辛”、大方鼎、长方扁足鼎，每套六件，造型凝重，气象森严。玉器亦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三羊尊

象尊

玉凤

玉人

不仅王族厚葬，平民亦不甘其后，尽可能厚葬父祖。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二十几座小型平民墓，墓内亦多随葬品，如鼎、豆、觚、爵、鬶、盆、三足皿等等，少数平民甚至以玉和海贝随葬。

殷人为何如此崇尚厚葬？盖由于“敬鬼神畏法令”（《礼记·曲礼》）。他们认为，父祖虽死，但不过是在地下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地上地下，活法同一。特别是，死者地下有知，并且始终注视着阳世的一切。

因而地下乃是阳世的延伸，也可以认为葬于地下的父祖，仍然能干预阳世生活。殷盘庚（前1401—前1373）曾告诫他的臣民：“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尚书·盘庚中》）这啰里啰唆的一席训诫，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小子别他妈肚子里憋坏！先王在地下要告诉了你祖上，看他们的鬼魂怎么收拾你！

青铜礼器

殷礼器青铜折觥

东汉樊敏墓

地下地上，以不同的存在方式共同生活着，这是厚葬的第一个理由。通过对地下注入亲情，以强化地上的亲情，这是第二个理由。据《周礼·地官》，“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为宾。”这就是乡党的真正含义。远不似今人那样，贼不偷东西的地方，仅限于他自己家。四闾为族，每百户族人，聚葬一处。亲人地下开派对，地上的子孙好意思打架吗？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其所著《原始思维》中，说中国人是对死人最为操心的民族。布留尔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因而只能满足于在现象学范畴生发议论。如上所述，中国初民坚信，活在地上地下，只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因而阳世的边界，应该在埋葬死者的地方。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坚定的信仰，现在还能不断出土历朝历代的随葬文物吗？

人结束在地上的生活之后，行将入土，这乃是黑白两界、此岸彼岸的远行；是两种活法、两种状态的转换。自三皇五帝以至唐宗宋祖，迄于民国政府时期，中国人在家中举丧，门额榜书“当大事”以作讣告。当此大事，儒家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礼包括丧仪和墓葬两大部分，各因死者身份不同，而有繁简之别。丧仪大致有如下内容——

● 初终：将濒死之人移于正室，由至亲守护。确认其断气，生者皆哭。

● 复：生者挈死者衣，面北呼死者之名，以招其魂回归。

● 幠殓：安放遗体于正屋南窗下，撑开其口以便下一步行饭含，此为“楔齿”；缚双足，以便着履，此为“辍足”；以殓衾复盖遗体。同时，家属去华丽衣饰，去除家中所有装饰物，易报布素，正式开始居丧。

西周时期随葬车马

● 命赴：发讣文，派人奔告亲友，通知出殡日期。

● 吊唁致襚：家属哭尸于室，吊唁亲友致慰问、赠死者以衣被。

● 铭旌：以细帛制铭旌，上书“某某之柩”挂堂前西阶。

● 沐浴：堂前掘灶，烧洗米水为死者洁身；尔后栉发、修饰指甲、趾甲。所除死者身上之物，埋入灶内。

● 饭含、袭、设冒：置珠、玉、米、贝于死者口中；为死者着新衣，移尸堂中。

● 设重、设燎：堂前中庭置木灵牌；庭中堂上燃烛。

● 小殓：死后第二天尸着寿衣，布陈亲友所致襚；堂下设馔；着装后衾被裹尸，以布束之。

● 大殓：再次日，行入棺仪，陈棺于奠堂。丧主捶胸号哭，执事在棺内铺席置衾，主人奉尸入棺、盖棺、痛哭；致祭。盛殓尸体之后，棺称为柩；停柩称为殡。

杀殉随葬曾是一种野蛮的古风，象征王者或贵族的权柄。此为被杀的殉葬者。

位于长安附近的汉武帝墓茂陵

● 成服：死者家属按长幼尊卑着不同丧服。

● 朝夕哭奠：下葬之前，每日早晚于殡所哭奠。

● 筮宅、卜日：占卜墓地和葬日。

● 迁柩：下葬前一日，先把灵柩迁入祖庙停放，并行祖奠。

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合葬墓干陵。

● 发引：葬日，柩车启行前往墓地。行前对灵柩诵念所有随葬之物，以使亡者知道他的财产；再行奠礼。尔后，丧主领头发引，亲友执绋。如丧主为富贵之家，则多置仪仗、乐班、车马；僧尼诵经，一路撒钱致野鬼游魂；沿途则亲友设路祭。此谓之大出殡。

● 下葬：墓圹内铺垫石灰、木炭，祭奠后缓缓放入灵柩；铭旌置放柩上；家属男东女西肃立默哀；随葬物置入；筑土成坟。若系墓室，则由墓道入柩。

● 反哭：既葬，主人以灵车奉灵牌归。至殡所，升堂再哭，此谓反哭。

● 虞祭：以桑木制死者正式神主，上书死者名讳、身份。以丰盛祭品和隆重礼仪，祭奠亡灵。此祭因死者之灵刚脱肉体，彷徨失依，故置神主以安之。此谓虞祭。

● 卒哭：安魂之后再祭，丧主乃“止无时之哭”，自此转为心哭之。

● 袝：卒哭后数日，将神主移入祖庙，与祖先一同祭礼。

此后，生者对死者还有相当一个时期的哀悼过程，即所谓服丧。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不同，分别着五种不同服装，以表达哀伤程度。“五服”之内，以斩衰为最，即子为父、妻妾为夫、臣为君、诸侯为天子，身着最粗的麻布，不缉边幅，以示其哀极。如此居丧三年，可见其丧之重。

占地三千余亩的孔林，是孔子及其历代孔氏后人墓，其中可见古木参天。

五服次为齐衰、大功、小功、缌麻。越往后，布料越好，当然，与死者关系越远。“五服”由丧仪仪规，渐渐引申成为亲族伦常的辈份、等级、嫡庶、尊卑的秩序。如说某人的整个宗族，称之为“五服之内”即是。

至于死者所居阴宅，即坟墓，其规格与丧仪相配。华夏民族尚土葬。埋棺处曰墓，或茔；其上堆土成丘曰坟，或曰冢。起坟是为了封住墓室，并在其上植树。可见这是很费劲，也很耗财的事，因而孔子开头坚持，自己死后一定不封不树。后来“封”了，但只限四尺高，原因是“古者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论语·檀弓上》）。可见墓之大小、坟之高低，以及坟上树木多少，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不可以随意僭越。孔子特别注重于此。

墓穴依规格而有石室、砖室、土室，或为木椁室，视其随葬物多寡、大小而定。如殷墟商王大墓，光殉葬者就164人！妇好墓亦有16具殉葬者骨骸。至春秋时，秦穆公死，杀殉177人随葬！至若战国，则“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除人殉外，又多以马或其它动物殉。这样的墓室需要多大？汉武帝自青壮时就开始为自己筑墓，称茂陵。为死后不致寂寞，乃强迁天下豪强巨富20万户居于陵地，从而形成了一个繁华都市。规模之巨可想而知。

东汉沉府君墓阙

齐景公殉马坑

大型墓地除地下部分外，尚有墓地建筑，如陵寝。此为墓主亡灵止息之地，也可作祭祀之用。祠堂则是专门用于上墓时行祭礼的。诸葛亮墓的祠堂在成都，称武侯祠，有“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之句可证。再是墓阙，多为高台，以利亡灵登高远眺，其上可镌刻纪墓主的墓铭。再是墓碑。碑本来是用作落棺入穴时，勒住绳子的支点，起定滑轮的作用。后仍其立于墓前，并记以墓主名讳，逐渐演为后来的样子。墓碑，是唯一能为平民享用的。前面三项，不为庶民所享。

位于成都的诸葛武侯祠堂

地方名人聚葬墓。此为一般士人可享有的死福。

丧葬仪规中，对不同的人，死的说法亦不同。“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礼记·曲礼下》）几千年来，士庶社会发展出多种对死的说法，证明了中国人对死的敬畏。如比较文饰的说法有：物故、疾终、弃养、溘逝、弃世、谢世、仙逝、下世、厌世、逝世……或如庶民百姓所说：走了、不在了、老了、升天了……

听起来这是去了一个谁都知道的地方。这个地方好像仍然还连接在人生的链条之上。

徒劳的抵抗：方术与科学

万物芸芸，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为无之？

——葛洪

离开这个世界吧，就像你来到这个世界一样……你不会有感觉，也不会有恐惧。你的死亡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是世界生命的一部分。

——蒙田

薛定谔

哲学走到灵魂的门口就该止步了，因为再往后已经是宗教的地盘。以科学证宗教更其愚蠢，不仅没有意义，简直就是有害的。人之区别于动物，不正在于他有灵气且自觉到他有灵气吗？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动物，如果人属于动物的话。

自从热力学提出了“熵”的概念之后，科学就一直在试图定义生命，不过迄今未使人信服。所谓熵，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通常是作为系统内部无序性或混乱性的度量。熵同时又是热量传递过程中的能量的度量。发热的物体要减少熵；受热的物体要增加熵，熵的这个改变量与温度的乘积，等于所传递的热量。能量是做功的潜在能力，然而能量不一定会做功，而那一部分不做功的无效用能量，就是用熵来度量的。熵理论使科学家有了解释死亡的可能性。

薛定谔（Schrodinger Erwin，1887—1961）说：“要摆脱死亡，就是说要活着，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环境中不断地吸取负熵……有机体就是赖负熵为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新陈代谢中本质的东西乃是使有机体成功地消除了它自身活着时不得不产生的全部熵。”（《什么是生命》）其后，薛定谔又补充说，生命是自组织的“低熵状态”；生命是开放系。

渐次论述开去，人在科学家那里变成了这样一种“东西”：质料形态为生物大分子结构；物质能态在10-2电子伏特周围；体温35℃～37℃；一种具有自学习、自校正、自适应的高度进化的自组织系统……

可以说，科学无论是想定义人还是定义生命，都是非常困难的。丹麦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鼻祖人物玻尔（Bohr Niels，1885—1962）对此比较谨慎。他认为：“用严格的物理学术语来解释生命的本质，我们是否还缺少某些用来分析自然现象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已把生命的存在看作是无须再作解释的生物学起点。”（《光和生命》）

面对生命的本质，玻尔有些犹豫。他隐约地感觉到这已经属于另一个领域。其实薛定谔也在犹豫。他已经发觉了物理学没有任何一条普遍规律，可以用来解释生命。为此，他不得不安慰自己：“我们必须准备去发现生命物质中占支配地位的新物理学定律，这种定律，我们姑且不称它是一种超物理学定律，可是难道能称之为非物理学定律吗？”

不管科学如何努力地寻找，结果注定是徒劳的，因为这个“定律”根本就不存在。如果一定要穷究，最终可能会发现一个“终极的”秩序框架：科学应该退回去管它该管的事；上帝的事上帝自己知道。如果有朝一日，宗教无限制地扩张自己的领域，把世界拖回到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境地，也许就该是科学发言的时候了……

然而在眼下，科学已经说得太多了。科学为人类带来了一个技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世界变成了一座工厂。这座工厂什么都可以制造，比如人类的精神文化，在这里被制作成为精致而又整齐的商品。为了某种需要，它开头还谨慎地试着造了些人的器官，然后是绵羊多利，随后就大胆地开始造人了。

科学正在成为疯狂的新宗教。科学家是这个宗教内点石成金的巫师。科学曾经警告过人类，不要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的掠夺性开发。可是它没有警告自己：如果技术不在人类的尊严面前止步；如果它一定要“破译”生命的密码；如果它执意要制造“新新人类”……地球终将成为第二颗焦炭样的金星，那时，连我们死亡都不可能了。

1．令人不死的宗教

罗马暴君尼禄的政治自杀，当起于他不仅与生母乱伦，后又残忍地弑母。此后，他的荒淫无度、暴虐嗜血，使他在这条政治自杀的路上越走越远。而最为致命的，则是那场烧了六天七夜的罗马大火。当无数罗马人在灾难中无家可归时，尼禄却欣喜若狂地登上高塔观看火景，并且穿上悲剧演员的戏装，高声演唱《特洛伊之陷落》的诗篇！这就是历史学家说的“罗马一片火海，竟然歌舞升平！”对于这个人神共弃的皇帝，元老院判决：“尼禄应该像奴隶一样被捆在柱子上鞭打至死！”他于是逃到了罗马郊外。在一个小村庄里，他的仆人劝他体面地自杀，他却不敢；他要求仆人帮助他自杀。仆人同意了。但他又要求先准备好焚尸的柴堆，其实是有意磨蹭。他泪眼婆娑地悲叹道：“啊，一个多么伟大的演员将在这里死去！”

尼禄当然不会知道，一千多年后他会有个中国同行叫朱厚熜的，跟他毛病差不多，而有些花样，玩得比他还要出格。

嘉靖帝朱厚熜

公元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崩，皇室从湖北迎藩王朱厚熜继大统，登极，称嘉靖皇帝。

世宗朱厚熜，受其父兴献王影响，好神仙之术，期望长生不老。主政之后，益发而不可收拾，宫中斋醮不断，神坛常设，每年光兴祭所用黄蜡、白蜡和各种香品，即在几十万斤之谱，整个内宫完全为香火所笼罩。为求不死，朱厚熜广集天下道士、方士，采集仙方，秘炼丹药，于是一批又一批真真假假、半真半假的道士方士，奸佞妖妄之人纷纷出山，争献秘方秘术秘药以邀厚宠。其中特出者如邵元节、陶仲文、段朝用之流，都官封上品，获赏无数。

朱厚熜一方面求长生不老，一方面又纵欲无度，因而这样一张买方的“采购清单”，实际上同时开列了鱼和熊掌。但道士和方士们都有办法满足他们高贵的“买家”：他们一只手献房中术，指导天子如何泄欲，另一只手献不老术，哄骗天子苦练金刚不坏之身。这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陶仲文官至一品、兼支双俸、赏银十万，就是因为献房中秘术大获嘉纳的结果。顾可学、盛端明、朱隆喜，则是因为炼药而受宠，特别是朱隆喜，更是炼不死药，又兼献强烈性刺激的“太极衣”，而倍受恩荣。

自嘉靖十三年（1534）起，朱厚熜实际上已不再上朝视事，而深居内宫，完全眈溺于采阴补阳、服食丹药，成了职业仙家。所谓炼丹制药二常法，一为秋石，一为红铅。秋石即童男小便去其头尾，以中段加药熬炼，形成晶体，状若解盐；更有初生婴儿口中所含胎血，称“含真饼子”，弥足珍贵。二为红铅，以处女经血加药拌合后焙炼，形如辰砂。史载，嘉靖二十六年，选民间幼女300名入宫；三十一年，再命京师内外选8～14岁幼女300名入宫；三十四年再选10岁以下幼女160人入宫。选取如此多的幼女入宫干什么？“盖从陶仲文言，炼药用也。”

由于炼制丹药，处女经血需用日多，不得不使用催经下血药物刺激下血，扩大采血量，令许多宫女失血过多，甚至血崩，被摧残致死。这是皇家无论如何也要掩盖的丑闻，一些口风不严的宫女，又为此而丢了性命。据朝鲜史籍载，朱厚熜常常无缘无故责打宫女，被他打死的多达300多人，可见其劣迹已经蜚声国际。而为朝鲜所不知道的是，他还为采经血而致无数宫女死亡。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朱厚熜在宠姬曹端妃那里，已入梦乡。当此之际，以杨金英为首的16名宫女，就像吃了豹子胆似的蜂拥而至。她们用杨玉香搓制的粗绳，套上皇帝脖子。杨翠英吩咐说：“掐住脖子，不要放松！”姚淑翠将一幅黄绫抹布盖到朱厚熜脸上，邢翠莲按胸、王槐香按身子；苏川药拉左手、关秀梅拉右手，刘妙莲、陈菊花按住两腿；姚淑翠和关秀梅两人一齐勒绳子，其余宫女则在朱厚熜身上一阵乱打，有的用钗脚猛扎其下身……

但是，这些稚弱的宫女毕竟不是杀手，她们在慌乱之中把绳子打成了死结，在脖子上怎么也拉不紧。眼见事情不成，又弄出了响动，其中一名叫张金莲的宫女感到害怕了，她跑去通知了方皇后。皇后带人迅速赶至，被姚淑翠迎面一拳击倒；陈菊花则吹灭了灯火。现场一片混乱。这时管事太监赶来，逮捕了所有叛乱宫女。

这就是皇家一直讳莫如深的“壬寅宫变”。因为事属宫闱隐秘，消息封锁很紧，因而正史上语焉不详。据司礼监事后的调查报告，这是一场经过预谋的弑君，策划时杨金英曾说：“咱们下手了吧，强如死在他手里！”于是众宫女齐声附和。可见当时宫女已身陷水火，左右是死，不如先动手！

事后，方皇后命将收捕宫女“好生打着问！”尽得供词之后，不问首从，全部处以剐刑。而嘉靖帝饱受惊吓之后，气息奄奄，太医无人敢处方进药。太医院史许坤不得已而冒死调制汤药，进药几个时辰后，朱厚熜才醒过来，并吐出紫血数升。许坤因而虚脱病倒，死前自云他是被吓死的。

不难看出，壬寅宫变乃是嘉靖帝荒淫无耻行为招来的恶报。而陶仲文之流的秘术，却来自历史的阴暗幽深之处。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市对始皇帝说，海中有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其上有仙人。始皇于是派徐带几千名童男女前往献祭，交通仙人。三十二年巡行碣石海边，又使卢生访求古传说中的神仙羡门和高誓；再派韩终、侯公、石生三人，求取仙人不死之药。如此往返海上，多方寻求，耗费钜万，而始皇帝却日见其衰。那些为仙人代言的方士们，害怕收不了场，乃巧言伪说，实则开始推脱干系——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热，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

——《史记·秦始皇本纪》

方士说，求不死之药屡屡受阻，原因是仙人不喜欢热闹，而皇帝治天下又不能居恬静。因此方士建议，皇帝最好住在尽量不让人看见的地方。始皇于是把咸阳方圆二百里内的宫殿建筑，用两百多条双向夹道连结起来，令各处美人侍者相互不得了解所在位置，违者格杀勿论。自此，始皇行踪及每夜宿于何处无人知道。可见始皇为求不死之药，已经痴迷到了何种地步，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但求能够不死。

最后的结果是，方士们揣着皇帝给的钱财，一个个都逃跑了，皇帝也死了。而不死之心却绵绵无绝期，求取仙药的活动，也从未停止。以雄才大略冠于中国的汉武帝刘彻，也是期冀长生不老的积极分子。虽然他曾被李少君、齐少翁等方士骗得晕头转向，以致怒而杀掉了这些骗子，但仍未动摇他追求不死的决心。最后从辽东来了个叫栾大的方士，声称不死之药可得、黄河决堤可堵，炼金可成。武帝大喜，封栾大为五利将军，赏赐无数，连女儿都许配予他了。折腾了数年，五利将军就是不出海访仙人，武帝渐生疑窦，派人跟踪栾大，发现他跑到海边转了一圈，回来虚辞谎说，怒极而杀了这个恶棍女婿。

秦始皇

唐太宗李世民

《抱朴子》书影

上有所好，下必群起效尤。据陆贾《新语》，当时社会求仙炼药之风盛行，士多热衷者，竟至“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玉，求不死之道”。此后，更有唐太宗李世民，长期服食金石之散，最后听信印度方士罗迩婆之言，服用大量矿物类秘剂，终致52岁英年早逝。继他之后，唐朝宪、穆、敬、武、宣诸帝，皆因服食不死药，而致中毒驾崩。连韩愈这样的学问家，也死于服食“五石散”、兼行房中术而致毙命！

这一代一代的帝王，一代一代的卿相，为何都如此迷恋于仙道与不死？东晋葛洪（283—343）论证和总结了人生天地之间，可以不死的道理：“夫存亡始终，诚是是大体。其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钧末乖，未可一也。夫言有始者必有终者多矣，混而齐之，非通理矣。谓夏必长，而荞麦枯焉。谓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据此，葛洪说：“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抱朴子·内篇》）

创自东汉的道教，正是对华夏所有神仙理论，大包大揽地予以收纳，齐集鬼神诸仙、圣人先哲、名士英雄于一路，排序设位，祀以神礼，从而构筑了一个庞大的神仙谱系，尊神如：三清、四御、五老、诸天地、日月星辰、四方之神、三友大帝……再是居于人间的俗神如雷公、风伯、门神、财神、灶神、城隍、药王、文昌、关帝、禹王、妈祖……再是由人间羽化成仙的如：南华真人庄周、冲虚真人列御寇、通玄真人文子、洞灵真人亢仓子、赤松子、宁封子、广成子、赤精子、彭祖、容成公、九天玄女、西王母、安期生、八仙等等。

道教教理以道家老、庄学说为其主干，所以老子被奉为三大最高神“太清仙境大赤天道德天尊”，俗称太上老君。道教为人世所提供的成仙之途，要在内、外双修。内修主精气神长存之法，有行气术（呼吸吐纳法）、导引术（运动行气结合，如太极拳）、内观术（澄心存神）、守静术（去欲忘我）、存思术（招神纳神）、房中术（男妇合气）、辟谷术（不食五谷）……内修的最高境界，是以人体为炉鼎，炼就内丹，使精气神三者合道，此所谓“三花聚顶”，乃成仙必修。

再为外炼，其术称外丹术，或曰服饵术，是指采炼不死之药，服食以为外养。外炼之术还包括占卜、祈禳、斋醮、符咒、镜剑诸术。

道术多荒诞不经，然信者甚众，原因正在它以不死秘籍诱人。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道教是唯一以不死为追求目标的宗教。道教所组织的世界，是一个天上人间、鬼神怪异、无今无古、无死无生的世界。剥尽它的所有荒诞与谵妄之后，它还可能剩下一粒闪亮的钻石：介乎于神和人之间的自由意志——仙。这是世界其他民族从未有过的。

位于北京的白云观

2．起死回生的科学

从公元元年到眼下这个年头，两千年中人类大约经历了65代。有64代人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总共有300亿人。如果再算上他们之前的祖先，即是从原始智人到公元元年的这一段，人类共经历了大约2500代，这2500代祖先中来了又去了的人，共有550亿。那么，在整个地球上，我们已经埋葬了大约850亿自己的祖辈。

一具俯卧在雪中的冰尸

但是科学在帮助我们抵抗死亡。有时科学甚至会向死亡发起主动的挑战。

冰尸的复活，是西方世界传闻得最多的“奇迹”之一。据说，英国一家超市的某个员工，因酗酒而醉倒在冻库中，3天后才被人发现，他已经成了一具冰人。医生把这具僵尸放入水箱逐渐解冻，再施以按摩、输血、注入兴奋剂，结果他的心脏“骤然地跳动起来”。这就是说，他们把一具尸体变成了活人。类似奇迹越来越多，因为医学越来越发达。然而奇迹的可信度似乎却在下降，例如——

● 20世纪80年代末，一支科考探险队从阿尔卑斯的险峰上，把一具冰尸运回了法国。他们先把它解冻，抽出它的血液，加温后再回输到它体内。几天后，这个本已死了25年的男子苏醒了。

● 1983年，德国医学博士瑞希特在加拿大北部一处冰穴中，挖掘出1845年在此遇难的英国海员约翰·特灵顿。他和助手悄悄地将冰尸运回了德国，以最先进的解冻手段，辅以药物和电击启动心脏，竟然使约翰·特灵顿“惊惶失措地”活了过来！随后，在精心护理之下，这个一百多岁的年轻人逐渐恢复了体力和记忆。

● 1990年，俄罗斯科学家在华耶西伯尔岛上，找到了一具被积雪埋藏了600年的完好的孕妇冰尸。他们把它浸泡在充满了氧溶液的容器内，通过剖腹手术取出了冰冻状态下的胎儿，然后将其移入另一只特殊器皿中，结果婴儿的心脏开始了跳动……

据说，这些奇迹都被各国政府严密地封锁着相关细节，因为他们要保持科学技术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1968年，美国传出一个轰动的奇闻：新泽西的动物学家A·桑德森和B·埃维利斯曼，亲眼目睹了一具被称为“雪人”的尸体。他们对它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测量，猜测其为尼安德特人的后代。但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K·克恩博士研究了“雪人”的全部资料后，断言其为类人猿中的特殊人种……

不管这些奇闻是否为杜撰，它准确地表达了这样的信息：科学在朝着起死回生这一目标努力；至少它想延迟死亡的来临。

“雪人”身高1.80米，体表有长毛，检查表明它是被枪击致死的。

科学在干预死亡。科学为什么要这么做？且不说干预死亡绝无可能，纵算是可能，又有什么意义呢？让人人都不死，还是让某些人不死？或者，消灭绝大部分自然人类而代之以克隆的“新新人类”，就像生物工程培育出纯黑色正方体番茄？2001年8月报载：克隆人很快就要光临世界了——

前不久，支持与反对克隆人的科学家在美国科学院进行了首次公开交锋，被称为“克隆人三剑客”中的女科学家布瓦塞里耶尤其引人注目，这不仅仅因为她是具体操作克隆人的“克隆耐德”公司总裁，而是她暗示克隆人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展开。经过秘密调查，英国女记者乔·劳里娅终于有了惊人发现，她在8月13日出版的《查尔斯顿每日邮报》上撰文披露：布瓦塞里耶竟然是一邪教组织的“主教”，克隆人实验室就在美国！

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小城尼特罗附近的深山老林里，有一所建于50年代现在已经完全废弃的中学，各个教室都已相当陈旧。在一间用作实验室的房子里，几名科学家正在为一个名叫“雷尔运动”的邪教组织工作，帮助当地一名政客秘密克隆他的儿子！被克隆的是个只有十个月大的孩子，名叫安德鲁，1999年9月在做心脏手术时死在了手术台上。安德鲁的父亲名叫马克·亨特，母亲名叫特拉西，他们是查尔斯顿市一个富有的政治家庭。

爱子安德鲁不幸身亡后，很有心计的亨特夫妇便将儿子的部分细胞冷冻了起来。失去儿子的痛苦没有被时间抚平，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使儿子死而复生的方法。最后，他们在互联网上找到法国女生物化学家布里基特·布瓦塞里耶。两人一拍即合，布瓦塞里耶在合同中承诺将使安德鲁死而复生。

布瓦塞里耶与亨特达成克隆协议是在2000年8月前后，亨特用每月320美元的租金租下了那所废弃中学的一间教室，购置了克隆安德鲁所需要的先进设备。而布瓦塞里耶承认，她召集了3名组员，包括一位遗传学专家、一位生物化学家、一位在体外授精植入术诊所看诊的妇产科医师，他们都在美国接受过正规训练。他们克隆安德鲁的方法与第一次克隆出“多利”羊的伊安·维尔穆特博士的方法基本一致：首先从一枚卵子中剔除基因信息，再从安德鲁的细胞里取出准备克隆的细胞核，放入那枚被掏空的卵子中，然后将“受精卵子”放入代母子宫中。布瓦塞里耶表示，已经有50名妇女主动要求作安德鲁的代母，布瓦塞里耶指出，这些妇女到最后可能都会派上用场，因为克隆“多利”羊，科学家先后做过200多次试验才成功，克隆人同样无法一蹴而就，而要经过多次实验。但她已经拥有最先进的克隆技术，能够及时发现发育异常的胎儿。如果一切正常，克隆安德鲁的工作将在2001年底结束，这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很有可能于2001年底来到人间！

另一则报道是2001年8月19日，美国科学家扎沃斯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宣布：克隆人胚胎将在60天内培育完成。他的同伴、意大利医生安蒂诺里宣布将为200名妇女植入克隆胚胎！扎沃斯声称，没有人能阻止克隆人的计划，正像23年前反对试管婴儿一样，可现在做试管婴儿已经像切面包那么正常了……

如果布瓦塞里耶成功了，如果安蒂诺里那200个克隆胚胎都长成了大胖小子，如果大大小小形象统一的“安德鲁”们遍地乱跑，这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如果再加上外科医生露上一手，把张三的脑袋搬个家放到李四肩膀上，人类还会有清静日子好过吗？科学在亵渎神明，亵渎人自己！

一只手干预死亡，一只手“制造”人类，这就是科学正在干的事情。根据熵理论，人只要能够获得足够的负熵，只要能够消除一切熵增加（比如疾病），科学家预言人可以活上200岁左右。而生物科学则正在“破译”遗传密码，指望着有一天实现基因重组，制造出优良得多的人种。克隆人应该就是这个努力的第一步。因此之故，“科学精神”从来不把死亡放在眼里——死亡就是消亡——就是不存在了。

科学可以挑战死亡吗？

根据西方医学的描述，完成死亡要经过两个步骤：临床死亡和生物学死亡。前者指呼吸心跳停止，但脑功能没有出现不可逆的改变，这个状态约持续五至六分钟。在这个时间内，如果处置及时，尚可救转。生物学死亡指的是，呼吸心跳停止五分钟以上，瞳孔散大，皮肤苍白，肌肉松弛，体表冷却，皮肤黏膜干燥，出现尸僵、尸斑……此时整个机体已无法恢复其功能。

随后我们就看见医生们开始洗手，他们用消毒液仔细地刷手指甲缝；随后他们开始脱去白大褂；随后他们就走出了病区；随后，他们就回家了……

人可以这样死吗？

永恒的期待

学习死：牺牲与奉献

学会了死，你才算懂得了活。

——莫里·施瓦茨

蒙田曾说，死对人充满了爱。家父谢世的最后一个月既漫长又短暂。守候中，我看出他在一点一点地死。他也知道：他自己就是医生。肠癌，出血，而且止不住。他一直就很清醒，不断地说他这一生有福；说他已经够长寿了；还说，该有的他都有。他好像是在感谢神恩……

可是他很疼，免不了大声地呻吟。不断失血，又不断地为他输血，脸色只红润一会，又变得苍白。他在努力。如果不是因为超过了耐受能力，他不会呻吟。他历来就怕给人添麻烦。终于在一个深夜，他瞒过了所有人，吞服了一大把安眠药。保姆及时发现了空药袋。值班医生赶来时，居然暗示我：“深昏迷……如果现在抢救，还来得及……”我吼道：“赶快救人！”

我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但我不该粗暴地对待值班医生。病人一直很痛苦，他渴望解脱。然而，这是我能决定的吗？我有权决定吗？我不安而且极度难受。他醒过来了。他挣扎着向我们表示歉意……

死前两天，他要求理发。他交代了所有的后事。深夜，死神来接走了他。他的表情立刻变得很安详，很平和，全没有了痛苦的迹象。我为此松了一大口气。

我们必须学习死。

1．听曾经死过的人说死

通常人们说的“死里逃生”，是指人从存活几率极小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比如呼吸和心跳一度停止；意识完全丧失，或是深度昏迷。事后回忆，在那种状态中曾经出现过的某种“感觉”，被称为“濒死经验”，即现代灵学所说的NDE（Near Death Experiences）。

也许，NDE本身就是上帝给人出的一道难题：相信NDE和否定NDE的学说对峙着，没有谁能占上风。所有的否定者都站在“科学立场”上引经据典，而所有相信它的人都拒绝“科学”的说法——谁给了科学最终裁判的权力？事实上，证明一个东西不存在，要比证明其存在困难得多。NDE就是明显的一例：谁能在自己死后“现身说法”，证明NDE不存在？

全世界有过很多人提供NDE资料，他们的种族、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可说是千差万别，而其提供的资料却显示出统计上的规律性和一致性。他们所描述的死亡感受，主要有这么一些：

● 回顾自己的生活

● 有一种经过隧道的感觉

● 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陌生

● 好像身体飘起来了

● 能像个旁观者一样去“看”自己

● 身体有异常的感觉

● 对亲人产生陌生感

● 好像正在跟什么融合……

既然众口一词地说，死亡并无什么痛苦；既然那么多的NDE资料，都把死亡描述得如此优美，活着的人有什么理由不信呢？即使他们约好了要来骗你，你为什么就不能姑妄听之？

人的现世感使他只相信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东西。假设有一个二维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平面的，生活在那里的“人”只有长和宽的概念，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高”。他们在那个世界里囚禁犯人，只需要在犯人四周画个圈就成。可是有一天这个世界落到了我们手中，我们俯瞰着他们的监狱，把犯人从圈里提走了。二维世界还不惊骇得半死？圈一点缺口都没有，人是怎么出来的？他们会觉得真是闹鬼了！

人类是在三维世界中生存。如果还有个四维世界，又如果某些人遭遇了这个四维世界？让我们死后再来验证吧。

学习死有个更适合我们的方法：从事实中学习。

2．向已经死了的人学习死

● T．M·法弗拉（1743—1790）

这是一个把恶死变成壮举的好汉。法国大革命中他站在国王一边，从而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判处死刑。由于法庭很难找到被告的犯罪事实，所以判决书迟迟未能草就，拖了近2个月，才在临刑前匆匆送到被告手上。法弗拉当着革命法庭执法吏的面，高声读了一遍手写的对他的判决书，很生气地对那位送判决书的执法吏说：“先生，我发现你有3处拼写错误！”

● 查尔斯·萨姆纳（1811—1874）

这是一个选对了职业的人。作为美国杰出的政治家，他的人道精神和诚实品格令人敬佩。他是在办公室里突然病倒的。他觉得已经来不及了。他强忍着剧痛，蜷曲在长凳上。有人问他想说什么，他回答：“我准备死。我已经读了原版加尔文《基督教要义》……”

● 纳尔逊（1758—1805）

这位英国海军大将，称得上是军人的楷模。卡尔维战役使这位将军失去了右眼，而英国负责伤残补助的官员却要他出示医生的诊断证明！一气之下，纳尔逊叫医生额外再给他开一张失去手臂的证明，说是省得将来再麻烦。就像算准了似的，几天后他在特纳里夫岛指挥战斗时，真的失去了右臂！当他见到英王时，国王除了祝贺他打的胜仗，还风趣地说道：“将军，希望你的国家还能从你身上得到更多……”

1805年，纳尔逊在土伦追击拿破仑的舰队时，身负致命创伤。他知道这回完了。但他记挂着汉密尔顿公爵夫人——他在埃及时从公爵手中夺取了夫人的芳心，几年后当公爵临死时原谅了他，并拉着他的手，要他好好地爱她……现在，他躺在舰上，再也回不去了。他叫来自己最信任的部下，也是最好的朋友“胜利舰”舰长哈迪，他说：“哈迪，不要把我扔进海里。我想葬在父母身边，如果国王同意的话。请你好好地照顾我亲爱的汉密尔顿夫人……”

哈迪悲伤地不断点头。纳尔逊却高兴地说：“现在我满足了！谢谢上帝，我尽责了……”几小时后，纳尔逊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 威灵顿（1769—1852）

这位曾经屹立在滑铁卢的“铁公爵”，断送了拿破仑的政治前程。但是他却对死亡有一种柔情。他曾在海上遭遇暴风雨，连船长都失去信心了。船长跑来通知正准备上床睡觉的他：“我们很快就要完蛋了！”威灵顿说：“那好吧，省得我再脱靴子。”

还有一次，威灵顿在办公室里埋头阅读文件，突然冲进一个人尖叫着：“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他头也不抬地问道：“一定要在今天吗？”对方反倒结巴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才弄清楚这是个疯子。

威灵顿以83岁高龄善终。死前，他对人说：“年轻时我都毫不在乎死，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活到了今天。现在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可怕呢？”

● 释迦牟尼（前565—前486）

他被人称为佛陀，因为他是“觉悟者”。佛陀80岁那年，带领弟子在迦罗城附近，受到了铁匠古拉姆的热情接待。他们在古拉姆家用了主人献上的牛肉和蘑菇，结果导致腹泻。佛陀在大弟子阿难搀扶下赶路，他希望能赶回去。但在拘尸那伽城外时，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他叫阿难为他设床。众弟子在一条河边上，为佛陀洗了澡。佛陀向阿难交待了所有后事，正要闭目，忽然一位异教徒老人匆匆赶来，要见佛陀。众弟子连忙阻止，佛陀却睁开了双眼，吩咐让那位105岁的须跋陀罗老人走近他。老人向佛陀问了很多佛理上的问题，佛陀一一做了解答。老人很感动，表示要弃旧图新，皈依佛门。佛陀说：“须跋陀罗老人，你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听到我声音的人，也是我的最后一个弟子……”接着，佛陀右手枕头，侧卧着进入了涅槃。

● 伦恰特·欧拉（1707—1783）

他的死，就像数学一样干脆和准确。他本来就是瑞士数学家，在几何、微积分领域都有过重要贡献。那天晚上，用过晚餐之后，他忍不住又把天王星的运行轨道算了一下。他开始休息。他叫来小孙子，一边喝茶，一边跟孙子做游戏。突然，他的烟斗滑落到地上，他说了一声：“我死了。”随即倒地，停止了呼吸。医生赶来时，宣布他已死于中风。

● 丰坦内勒（1657—1757）

作为法国哲学界有名望的寿星哲学家，丰坦内勒90多岁时，还试图为一位年轻女士去拾她掉在地上的扇子。那位女士赶快跑过去打算自己来拾，丰坦内勒抱歉地对她说：“唉，要是我能回到80岁，那我就毫不费事了。”

98岁时，丰坦内勒出席一个招待会。他对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大献殷勤。入席的时候，他抢先为美女占到个座位，而美女却故意抱怨丰坦内勒不看她。老人风趣而有礼貌地说：“夫人，要是我一直看着您，我根本就没法再走路了。”这是说姑娘太美了。如此得体的恭维，使在场的人无不赞许称道。由此可知，老人有一颗多么年轻的心！

丰坦内勒死的时候，离他的百岁寿辰只差几个钟头。弥留之际，有人问他有何感觉，他说：“没别的感觉，我只是觉得活下去有点困难……”然后，他静静地走了。

● 怀尔德（1682—1725）

有人活着时令人讨厌，但一当他快死的时候，人们又觉得他并不是那么讨厌。怀尔德是英国著名的小偷，因为屡屡犯案，被判了死刑。当他走到绞刑架下准备就死时，牧师按惯例为他主持临终祷告，就在这当口，他偷了牧师口袋里一把开瓶塞的螺丝锥，并向绞架下的观众作了展示——这说明牧师是个酒鬼！而怀尔德，却有着至死不渝的敬业精神，而且至死也没有放弃幽默感。

● 曾国藩（1811—1872）

中国士人期冀的死，就是曾国藩式的死。曾国藩位极人臣，而得以善终，在于他律己甚严。做官做到了封一等侯的程度，且两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他却没有留下什么田产钱财，只给子孙留下了一楼的书籍，和约束家人的遗嘱！他一生中都在追求着儒者精神的实现。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他在这个父亲忌辰的日子做了拜祭。尔后，他在儿子搀扶下走进一片竹林。忽然，一阵大风过后，他觉得脚发麻。进屋之后，他已经不能说话。他指了指桌子，那里放着他写就的遗嘱；又指着胸膛，示意儿子一定记牢。得到两个儿子的保证之后，他闭上了眼睛……

曾国藩的遗嘱，应该让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这也是学习死，学习人应该在什么状态下死——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地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敬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功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平天下：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一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大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之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才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鬼神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只要我们活着，天天都有机会学习死。

在世界峰巅喜玛拉雅，人能够聆听到灵魂的罡风在劲吹……

不管是谁，都必须到死神指定的地方汇合

目录

CONTENTS

前言

第一篇　植物

绿色植物的祖先是谁呢？

森林从地球上消失了会怎样？

种子是怎样萌芽的？

种子植物怎样演化成了优势物种？

为什么说开花植物的起源是个“讨厌之谜”？

什么是被子植物？

为什么植物可吃的部分都有不同的味道？

种子放了许多年后还会发芽吗？

煮熟的种子为什么就不能发芽了？

为什么有些植物的茎是空心的？

植物也需要睡眠吗？

植物也会呼吸吗？

植物也有感情吗？

“冬虫夏草”究竟是动物还是植物？

灵芝真的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吗？

人参为什么被当做补品用？

为什么会“藕断丝连”？

香蕉有没有种子？

为什么很多植物的根部都长满了“瘤子”？

为什么水果不能代替蔬菜？

水里的植物是怎样生活的？

冬天，植物的叶子都掉光了，我们呼吸的氧气从何而来？

植物为什么会落叶？

为什么落叶多发生在秋天呢？

植物为什么会“出汗”？

第二篇　动物

在海里游泳为何要避水母？

海葵为什么会时开时合？

为什么海参需要夏眠？

蚯蚓为什么会“一分为二”？

蜗牛爬行时为什么会留下长线？

珍珠是哪里来的？

乌贼喷出的墨汁能写字吗？

蜜蜂是如何度过冬天的？

为什么马蜂窝不能捅？

为什么蚂蚁不会迷路？

水黾为什么能在水上行走？

蝴蝶用哪个部位辨别味道？

飞蛾为什么喜欢绕灯光？

为什么人人都讨厌蟑螂？

苍蝇为什么不停地搓脚？

蜣螂为什么要滚粪球？

蟋蟀为什么好斗？

螳螂有哪些称号？

蜻蜓为什么要点水？

为什么蜘蛛不会被蛛网粘到？

蟾蜍身上为什么有疙瘩？

为什么蛇没有脚也能爬行？

壁虎为什么“忍痛”断尾巴？

变色龙为什么会变色？

蛇为什么不停地伸舌头？

鳄鱼为什么会流眼泪？

蛇为什么能吞下比自己大的动物？

为什么鸟儿在树上睡觉不会掉下来？

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

鸟儿为什么不怕“触电”？

为什么人们都爱吃燕窝？

鸽子用什么喂养小鸽子？

刚出壳的小鸡为什么不能喝水？

鸡为什么爱吃小石子？

公鸡为什么能按时报晓？

母鸡为什么下软壳蛋？

为什么鸭子走路一摇一摆？

猫从高处跳下为什么没危险？

猫咪为什么总舔毛？

狗和猫会做梦吗？

夏天狗为什么总伸长舌头？

狗的鼻子为什么总是湿的？

应该怎样捉兔子？

猪为什么喜欢拱地？

牛羊的嘴为什么总在咀嚼？

马的脸为什么那么长？

母牛为什么会舔刚出生的小牛？

斗牛是看到红布才发火吗？

为什么小袋鼠要在袋里生活？

负鼠为什么被称为“骗子”？

松鼠的尾巴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蝙蝠休息时要倒挂？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河马为什么长期潜在水里？

北极熊为什么不怕冷？

海豚救人是有意识的吗？

海牛为什么被称为“美人鱼”？

为什么猴子没有眼白？

猴子互相搔身体是在“捉跳蚤”吗？

为什么黑猩猩不用理发？

海象的长牙有什么作用？

鲸鱼为什么常喷水柱？

黄鼠狼为什么名声很坏？

树懒怎么保护自己？

第三篇　气象

美丽迷人的彩霞

茫茫无边的云海

凌空飞架的彩虹

神秘奇异的佛光

绚丽多彩的极光

脾气暴躁的雷电

千姿百态的雪花

北国冬日的雾凇

狂暴肆虐的台风

黑色幽灵——沙尘暴

“圣婴”厄尔尼诺

缥缈的海市蜃楼

为大自然记日记

为大气量“体温”

为大气“把脉”

捕风捉影探大气

观云测雨有讲究

空气并不“空”

天气现象有哪些？

观云测雨的“千里眼”

从太空洞察地球风云

一览风云的天气图

风云变幻可预测

未来的空间天气预报

第四篇　人体

鼻子为什么能闻出味道？

为什么香的东西闻久了就不香了？

居住环境不同，鼻子的形状也不同吗？

为什么有的人会打呼噜？

为什么人会打喷嚏？

为什么嘴唇干燥时不要用舌头去舔？

为什么舌头能尝出味道？

舌头上一层白色的东西是什么？

为什么唾液有消化作用？

耳朵是怎样听到声音的？

为什么耳朵最怕冷？

为什么耳朵里总是有耳屎？

挖耳朵是坏习惯吗？

为什么有人会晕车、晕船？

人为什么会耳鸣？

你知道血液的类别——血型吗？

倒立的时候能不能吃东西？

胃的功用是什么？

为什么肚子会咕噜咕噜叫？

为什么会呕吐？

今天吃的食物，什么时候会变成粪便排出去？

小肠与大肠的功能是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挑食？

什么是维生素？

从粪便中能看出健康与否吗？

为什么我们会放屁？

人为什么会有头皮屑？

人体为什么会导电？

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肤色？

人体有多少块骨头？

指甲为什么长个不停？

夏天汗多，冬天汗少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什么是指纹吗？

为什么关节会发出声音？

人为什么要睡觉？

睡觉会磨牙的原因是什么？

怎么睡最健康？

我们的胃能消化铁吗？

可以边吃饭边看书吗？

喝水呛到为什么会不停咳嗽？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长白头发？

人为什么会害怕从高处往下看？

人为什么要呼吸？

为什么有人睡觉会流口水？

为什么讲话久了声音会变得嘶哑？

为什么男生的声音和女生的不同？

为什么见到酸的食物就会流口水？

“夜盲症”是怎么回事？

眼泪为什么是咸的？

参考书目

前言

在生活中，有很多稀奇古怪又很有趣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我们平时不太会去细想而已。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从植物、动物、气象再到我们人体自身，各种现象都有它独特的意义所在。

如果把浩瀚的天地比做一本厚重的大书，以天做封面、地做封底，那么风霜云雨便是这本大书中一个个跳动的五彩音符、一行行优美的迷人诗句。无尽的变幻描绘出天地间精美绝伦的画卷，万千的奥妙抒发着春夏秋冬四季风云的情韵。

人类离不开空气，犹如花儿离不开阳光、鱼儿离不开水。天气与我们的生活时时相伴，气象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万千气象就在你我的身边。

让我们一起去体会生活中的趣味，一同享受那无穷的快乐。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但由于时间仓促，其中不乏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第一篇|

植物

绿色植物的祖先是谁呢？

森林从地球上消失了会怎样？

种子是怎样萌芽的？

种子植物怎样演化成了优势物种？

为什么说开花植物的起源是个“讨厌之谜”？

……

绿色植物的祖先是谁呢？

地球上现在生存的许许多多绿色植物，它们的老祖宗是谁呢？地质史的研究告诉我们，是蓝藻。蓝藻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绿色植物。

已知最早的蓝藻类化石，发现于南非的古沉积岩中，这是距今约34亿年前，在地球上已有生命的证据。古代蓝藻的样子和今天的蓝球藻有些相似。蓝藻的出现，在植物进化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几乎是一件和生命出现同等重要的大事。因为它能够吸收阳光，利用太阳能把溶解在海水里的化学物质变成食物。换句话说，蓝藻的细胞里含有叶绿素，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合成蛋白质，放出氧气，并且能独进行繁殖。

今天地球上的郁郁葱葱的树木、茂盛的庄稼、美丽多姿的花卉，都是由低等的藻类，经过几亿、几十亿年进化、发展而来的。藻类进行光合作用，放出大量氧气，在地面上形成臭氧层，减弱了日光中紫外线对生物的威胁，使水生生物有可能发展到陆地上，也为低等动物的兴起提供了食物。

森林从地球上消失了会怎样？

覆盖在大地上的郁郁葱葱的森林，是自然界拥有的一笔巨大而又珍贵的“绿色财富”。许多树木都可以吸收有害气体，如樟树、夹竹桃、丁香、枫树、刺槐、榆树、法国梧桐……都有很强的吸收二氧化硫、氯气、氟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的能力。这些气体通过森林的过滤，通常有1/4可以得到净化或变成氧气。

树叶就像一张过滤网，它的表面生有绒毛，能够分泌黏液和油脂粘住灰尘，随后迅速喷射杀菌素，灭掉对环境有害的病菌。并且，林木还能吸收噪声，一条40米宽的林带，可以降低噪声10～15分贝。所以，为了给小朋友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们时常会在学校周围种上一些树木。

森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把“生命之树”定为1991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如果没有森林，陆地上绝大多数的生物会灭绝，绝大多数的水会流入海洋；大气中氧气会减少，二氧化碳会增加；气温会显著升高，水旱灾害会经常发生。

那可是非常恐怖的哟！

种子是怎样萌芽的？

无论是在荒无人烟的大漠，还是在烟波浩渺的湖泊，我们都能见到顽强生长的植物，它们是怎么在不同的环境中萌发的呢？小小的种子破土而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它具备怎样旺盛的生命力呢？

只要种子的胚是活的，有合适的水分、空气和温度等外界条件，不久种子就会萌芽，长成幼苗。种子有双子叶和单子叶之分，它们的萌芽是不同的。

黄豆、绿豆长出黄豆芽、绿豆芽，就是一个双子叶植物种子的萌芽过程。这类种子萌芽时，首先吸收水分，体积膨大，突破种皮，子叶贮藏的营养物质输送给胚根、胚轴、胚芽。这三部分的细胞分裂、生长。胚根发育成根，胚轴不断伸长。当胚轴伸直时，顶端便带着两片子叶伸出土面——幼苗破土了。幼苗破土后，黄白色的胚芽显露出来，胚芽逐渐发育成植物的茎，茎上生出叶子，在阳光下逐渐变成绿色。

小麦、玉米、高粱等是单子叶种子。以玉米为例，种子萌芽时，子叶不伸出来，而是留在种子里，吸收胚乳的营养物质输送给胚根、胚轴、胚芽。胚根先从种子里伸出，发育成根。根的基部又长出三四条根。同时，胚芽也在伸长，突破种皮，逐渐伸长钻出土面，幼苗破土了。幼苗一出土面。胚芽见到阳光不久就变成绿色。

种子植物怎样演化成了优势物种？

种子植物是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总称，我们常的花草树木、瓜果蔬菜、粮食作物绝大多数都结种子。种子植物的出现虽然比苔藓植物和蕨类植物分别晚了3亿年和2000万年，却成为优势物种，这是为什么呢？

种子植物由胚珠经过传粉受精形成。种子一般由种皮、胚和胚乳三部分组成，有的植物成熟的种子只有种皮和胚两部分。种子还有很多适于传播以及抵抗不良条件的结构，为植物的种族延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在植物的系统发育过程中，种子植物能够代替蕨类植物取得优势地位。

种子植物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除日常生活必需的粮、油、棉外，一些药用植物（如杏仁）、调味品（如胡椒）、饮料（如咖啡、可可）等都来自种子。

为什么说开花植物的起源是个“讨厌之谜”？

化石记录中全球最早的花，可能要算近年来在中国发现的“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这两种看上去并不太美丽的植物有着完整的花朵和果实。关于它们生活的年代，有侏罗纪晚期（1.45亿年前）和白垩纪早期（1.25亿年前）等不同说法。不管怎样，科学家们普遍相信，开花植物首次出现在地球上，是1亿多年前的事。

开花植物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这么久，但是当我们面对在构造上、体型上及组织上都极为复杂且变化多端的花朵，要探索它们的起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因此，1879年达尔文写给虎克的信中提到：“由我们目前检视的所有高等植物，实在无法想象，它们怎么能在那么短的地质年代快速地发展出来，这真是令人心烦的神秘。”

世界上最早的花到底是什么样子，又起源于何时何地？100多年前，当达尔文这样对自己轻轻发问的时候，他或许没有想到，这竟成了困惑后人一个多世纪的“讨厌之谜”。

什么是被子植物？

被子植物也称为“开花植物”或“显花植物”，是现今植物界最最繁盛和分布最广的类群，最主要的特征是具有真正的花，花由花萼、花瓣、雄蕊和雌蕊构成。目前地球上共有25万种至30万种被子植物。占植物界的一半以上。这还不包括新发现的种类。

最常见的被子植物有萝卜、榨菜、大白菜、西蓝花、花椰菜、青菜、丝瓜、西瓜、冬瓜、黄瓜、南瓜以及花卉中的满天星、菊花、芍药、牡丹、含笑、白兰、玉兰等。

被子植物是现代植物中最高级也是最繁茂的一个类群，分布很广。它的营养器官和繁殖器官都比裸子植物更为高级和复杂。自新生代以来，它们因为更适应环境一直占据优势。被子植物的特征包括以下几点：被子植物有真正的开花结果过程，所以又称显花植物；被子植物的胚珠贮藏于密闭的子房之中；被子植物具有发达的维管束结构组织；被子植物的花粉可经风媒、水媒、虫媒等方式传播。

为什么植物可吃的部分都有不同的味道？

我们所吃的食物，因为含有不同的化学物质，所以会有不同的味道。有甜味食物，多是因为含有糖，包括葡萄糖、麦芽糖、果糖、蔗糖等。不过，有些东西本身不甜，但到嘴里后就会变甜，比如含淀粉类食物，因唾液中酵素的分解，就变成有甜味的麦芽糖和葡萄糖。

带酸味的食物，多因为植物体内含有各种有机酸，包括醋酸、苹果酸、柠檬酸、琥珀酸、酒石酸等。

有苦味的，比如许多中药材，这多是因为其中含有生物碱所造成的。比如黄连，就含有很多的黄连素，所以非常苦。

至于辣味。原因就比较复杂了。辣椒含有辣椒素；烟草含有烟碱；生萝卜含有芥子油，才会有辣味。带有涩味，大多是有鞣酸的关系。比如生柿子、茶叶、橄榄等，都含有鞣酸，所以吃起来会有涩味。

种子放了许多年后还会发芽吗？

曾经有几位植物学家，在某地区的地下泥炭层里。发现几颗又小又硬的圆形东西，看起来有点儿像莲子，于是便带回去研究。

他们将这东西的硬壳破坏，泡在水中，几天后便长出幼苗，再悉心照料后，这幼苗竟开出淡红色美丽的荷花来。

30多年前，也曾经有科学家，在同样的地方发现古莲子。当时，他们估计这些莲子的寿命至少在250年以上。不过，现在的科学家用更先进的仪器探测，确定这种古莲子已埋在地下1000年以上了。

种子的寿命确实很长，当它离开“母体”后，就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它有自己储藏营养的仓库，而且耐寒耐热。如果遇到缺水的情况或被硬壳紧密包裹时，它的呼吸就会变缓，减少营养的消耗，然后长期休眠都没问题。

一旦遇到充足的水分、适当的温度和空气时，它马上就醒过来，呼吸加强，细胞开始分裂繁殖，胚也发育成幼苗，于是新生命开始了。

煮熟的种子为什么就不能发芽了？

种子煮熟后就不可能再发芽，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种子可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就是包在外面的种皮、储藏营养的胚乳以及发芽用的胚。

许多种子在成熟后，要经过一个休眠阶段，这时的种子，是完全停止生长的。当春天来临，种子遇到充足的水分、适宜的温度和足够的空气时，才会慢慢苏醒过来。种子一醒，会先吸收水分，使种皮变软，让整个种子膨胀，然后再将储藏的养分，经过酵素的作用，供给胚吸收，于是胚开始强烈呼吸，最后，胚根和芽就穿破种皮，种子就发芽了。

照这样来看，种子要发芽，必须要让胚进行呼吸作用，并且让酵素也产生活动。可是，被煮熟的种子经过高温加热，蛋白质已经全部凝固，胚已死了。不能进行呼吸作用，不能吸收养分和水，而酵素的活动也被高温给破坏，种子失去了生命力，当然就不可能发芽了。

为什么有些植物的茎是空心的？

我们把植物的茎切断来观察，最外层的是表皮，会长一些毛或刺；表皮里面是皮层，皮层中有一些薄壁组织和比较坚固的机械组织。这两层都比较薄，从皮层再往里面看，就是中柱部分。

中柱部分含有一个个的维管束，这是植物茎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用来输送养分和水分的组织。接着，中柱部分的正中心，叫做髓。髓的面积很大，都是些很大的薄壁细胞，功用是储存养料。

但是，为何有些植物中间髓的部分，已经萎缩消失，变成空心状态呢？其实，这是植物进化时所做的选择，这样反而对它有利。

植物茎中的机械组织和维管束，就好像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中的梁架，而髓就好像建筑物中的填充物。有了这些，植物就可直立起来。

但如果没有髓，等于只是拿掉了填充物，就好像建筑采用的工字形结构，它的支持力大，又省材料，所以茎中空的植物，很不容易折断或倒伏，非常坚实。

植物也需要睡眠吗？

我们人类需要睡眠。其实植物也同样需要好好睡个觉哦。小朋友如果留心一下户外的植物，比如在夏天傍晚的时候，观察一下花生的叶子，它已经慢慢地向上合拢；还有一种草地上常见的三叶草，到了晚上，也会闭合起叶子，并垂下头来，这就是它们要睡觉了。

不过，植物的“睡眠运动”可不一定都在晚上进行。比如晚香玉的花，就在晚上才开放，好让夜间活动的蛾类来帮它传授花粉。所以，每当白天来临，晚香玉才会把花朵闭合，开始睡觉。

植物这种自动闭合的睡眠运动，受到环境的光线明暗、温度高低、空气干湿的影响。有些植物在夜间闭合，是为了减少水分蒸发和热的散失；而选择白天闭合的植物，则为了减低和阳光的接触面，降低水分的蒸发，并且还可防止害虫的侵扰。所以，各种植物会依照自己适合的方式来进行睡眠运动，同时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习性。

植物也会呼吸吗？

我们一刻也不能停止呼吸，其他动物也是一样，那么植物呢？如果植物会呼吸，那它是用什么部位在呼吸的呢？

要证明植物会不会呼吸，只要把一些植物放进一个空瓶子里，再盖上盖子，然后放在阴暗的角落。等到第二天，拿出瓶子，往里面倒一点澄清的石灰水，结果石灰水就变得和豆浆一样又白又浊了。

这个实验是在说明，植物跟我们一样在不停地呼吸，并且吐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瓶子里过了一天后，里面都是二氧化碳。当我们再倒进化学成分是氢氧化钙的石灰水时，它们就会通过化学反应合成白色的沉淀物——碳酸钙，使原本澄清的石灰水变混浊了。

植物没有鼻孔，它是用自己的整个身体、整个表皮来进行呼吸。气体会经由它身体上的一些小孔和薄膜进进出出，氧气由这里进入，二氧化碳也是由这里呼出。不过，植物虽然随时在呼吸，但白天有阳光时，光合作用就会比呼吸作用来得强烈。

植物也有感情吗？

植物是有感情的，这是由一位名叫巴克斯特的美国专家首先发现的。

1966年2月的一天，巴克斯特为了测试水从根部到叶子的上升速度，把测谎仪的电极绑在一株天南星科植物的叶片上。结果他惊奇地发现：测谎仪显示出来的曲线图与人在激动时测到的曲线图很相似。于是，他大胆设想：植物可能有感情。

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实验，实验结果证实了他的设想：植物在受到外界不同的刺激时，会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或恐惧或欢悦或悲伤。而且，通过实验发现，植物还能体察人和动物的各种感情。因此，巴克斯特又指出：植物能够与其他生物进行交流。

巴克斯特的这一发现引起了植物学界的巨大震动。实验进一步得出：植物不只有感情，而且其“精神生活”非常活跃。

“冬虫夏草”究竟是动物还是植物？

冬虫夏草又叫“虫草”，究竟它是虫还是草？光是看它的名字，就已经被搞糊涂了。

原来，虫草既是虫又是草，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真菌类的植物，寄生在一种昆虫上而得名的。这种虫是鳞翅目蝙蝠蛾科中一种叫“虫草蝙蝠蛾”的幼虫。而这种真菌，则和青霉菌类似，同属于真菌的子囊菌纲。

当这种菌类的子囊孢子成熟散落后，遇到栖息在土中的虫草蝙蝠蛾的幼虫，就会钻到虫的体内，萌发为菌丝体，吸收虫体的养分。

从冬天到夏天，幼虫内部全被菌丝吃光，只剩幼虫的皮，里面包裹着密密实实并充满养料的菌丝体，也就是“菌核”。到了夏天，菌核还从幼虫头顶长出“草”，就是“菌座”。它露于土外，细长如棒，中间肥、两头尖，表面还有些小球体，里面全是孢子。

由此可知，冬虫夏草可以说是“在冬天吃了虫，到夏天来结果”的一种菌类。

灵芝真的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吗？

我们常在神话传说里，看到有人用千年灵芝来治百病，灵芝甚至还可以达到长生不老、起死回生的神奇效果。究竟灵芝是什么东西？它的功效真的有这么强吗？

据古书记载，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发现了灵芝。直到现在，经科学研究才知道，其实当初所发现的各种灵芝，都属于真菌的多孔菌科灵芝属植物，分类学上就叫“灵芝”。它们跟蘑菇一样，本体是菌丝，繁殖就用孢子，但因为没有叶绿素，不能自己制造养分，所以只好寄生在腐朽的有机物体上，靠吸取现成的营养度日。

灵芝含有一些营养物质，也有一些药用成分，通常可用来缓解神经衰弱、失眠、消化不良等症状。

灵芝的形状很特别，在特殊环境下，有些灵芝还会分支，并具有美丽色彩。它含有大量的角质，质地坚硬，久放不坏，所以常被人们拿来作观赏用。不过，它可绝不是什么神奇的灵丹妙药，而且吃了也不会使人长生不老。

人参为什么被当做补品用？

大家都知道人参是种名贵的药材，也是滋补养生的好东西，但是要再往深了说，恐怕就所知不多了吧。

中国人用人参来治病，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因为人参确实有“补益强壮”的作用，而人参采控又非常困难，所以它就显得格外珍贵了。

近百年来，科学家从各个方面对人参进行研究，发现适当剂量的人参可以加强人体高级神经系统的兴奋、抑制过程，并能增强心脏的舒缩作用；刺激造血器官，增加红细胞，增强白细胞；还能增进食欲、促进代谢和生长发育、提高免疫力、消除疲劳，可以说，人参的功效是非常全面的。

人参的成分非常复杂，它含有多种“配糖体”，多数人认为，这些是人参的主要有效成分。另外，人参还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其他还有脂肪、挥发油及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因此。古人把人参当做珍宝，是十分有道理的。

为什么会“藕断丝连”？

有个成语叫“藕断丝连”，姑且不论它所代表的含义，单从字面上来看，就知道折断的莲藕，一定会在断面间，出现许多相连的细丝。

事实上，不光是莲藕，就连荷梗里面，也有很多细丝。究竟这些丝是怎么产生的呢？又为何会连在一起？

植物都会有运养料的组织，这些组织是由许多空心的细管组成的，不过，每种植物的组成、组合方式并不一样。构成这些细管的细胞，有的是平面垂直排列，有的是一圈圈环绕围着，而莲藕却是呈螺旋状排列，称为“环状管壁”。如果我们把它放大，那么结构的形状就和拉力器的弹簧一样。

莲藕折断时，它那许多呈螺旋状的细管并没有断，只是像弹簧那样被拉长了，而成为许多丝状物质。不过，要拉断这些丝，可要费不少力气呢。

如果用刀切断莲藕或荷梗。我们就能在切口上看到这种细丝，因细胞间的连锁被破坏了，就跟弹簧被绞断一样。

香蕉有没有种子？

我们都吃过香蕉，香甜滑润的口感，真是好吃极了。不过，有谁看见过香蕉的种子呢？

香蕉不像苹果、西瓜、橘子等水果，果实里面有明显一粒粒的种子。在我们的印象中，香蕉好像生来就没有种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所有的有花植物，会开花然后结子，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而香蕉是有花植物的一种，所以它当然也会按规律来，开完花后就结子。不过，因为我们所吃的香蕉，都是经过人工长期培育、改良后的品种。这些香蕉在人工的栽培下，从原本野生的香蕉，逐渐朝向人们所希望的发展。就这样，时间一久，它们也改变了原先结下硬种子的习性，变成今天我们所吃的香蕉。

其实，平常我们吃香蕉时，会看到果肉里有一排褐色的小点，这些就是香蕉的种子，只是后来它们没有充分发育，最后就退化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很多植物的根部都长满了“瘤子”？

很多植物的根部都长满了奇形怪状的“瘤子”，有人会担心植物是不是生病了。其实，这是因为一种细菌的侵入，不用担心，因为这些细菌不但不会损害植物，还会大大有益于植物生长和发育。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植物的生长发育需要一种叫做“氮”的元素。若是缺少了这种元素，植物就不可能健康生长。虽然大气中氮气的含量很多，但是植物却不能直接应用。而这些叫“根瘤菌”的细菌能帮助植物解决这个问题，它们可以把空气中的氮气固定住，供植物生长发育需要。不过根瘤菌也不是义务劳动者，它们依靠豆科植物提供水分和养料而存活，所以，这两种生物相互依存，在生物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共生”。由于有着根瘤菌的固氮作用，豆科植物里氮元素含量很高，所以很多豆科植物可以作为绿肥使用。如苜蓿、紫云英等。

为什么水果不能代替蔬菜？

蔬菜和水果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矿物质，经常食用对身体很有好处。但是一般情况下，水果的口感要比蔬菜好些，而且吃起来也更方便，所以许多人选择了水果而放弃了蔬菜。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水果不能代替蔬菜。

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水果的营养不如蔬菜。因为水果里所含有的营养物质一般都比蔬菜少，而绿叶蔬菜中维生素和铁的含量很高，对青少年的生长发育非常重要。蔬菜中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清洁肠道。

水果所含的主要是果胶——可溶性纤维，它不容易被吸收。另外，水果的糖分多是单糖和双糖，可以很快地融于血液，引起血糖浓度的快速增高，不利于健康；而蔬菜多是淀粉类多糖，需要人体的分解，才能慢慢吸收，不会引起人体血糖的大幅波动。不过水果的功用也很重要，多数水果中含有各种有机酸，能刺激消化液分泌；许多水果还具有美容养颜的作用。所以，多吃水果、蔬菜对身体都是很有好处的。

水里的植物是怎样生活的？

生活在水里的植物，有的漂浮在水面上，有的悬浮在水中，有的用根或假根固定于水下某处，而身体则完全或者不完全地浸在水里，但是它们都是利用光合作用来为自己提供养料而生存的。

许多水生植物常年生活在水里，它们的叶子变成丝状，这样不仅增大了光照的面积，还可以让溶在水里的二氧化碳能更好地进入到叶片中去，同时还能减少水对叶片的压力。

水里的氧含量不足空气的1/20，为了得到更多的氧气，水生植物还有一个特性就是通气道特别多。例如莲，它的变态茎——藕中充满了气孔，而且荷叶的叶柄也是布满了通气道，而气孔和通气道是相通的，这样叶柄就可以把空气通过气孔传到莲藕上了。白睡莲是沉水植物的一种，它的习性很奇怪，一般喜欢生活在污浊的水里，因为它能溶解水中的有毒物质，吸收铅、汞等重金属，是一种很理想的水质改善植物。

冬天，植物的叶子都掉光了，我们呼吸的氧气从何而来？

事实上，落叶树木进行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氧气比较有限，即使是在冬季，树叶全部落光了，也不会引起全球氧气供应的失衡。

因为全球的主要光合作用发生在大面积的热带雨林。那里四季温暖多雨，叶子一年到头都是绿色的，可以常年不间断地进行光合作用，为动物们提供足够的氧气。

除此之外，氧气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那就是海洋。海洋占据着地球表面积的3/4，在那里生活着大量的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藻类释放出来的氧气，从海水渗入空气中，它们提供了全球1/2的氧气，所以，在光秃秃的冬天，我们也会有足够的氧气。

太阳光可以传播到海洋表面180米以下，这叫做透光层，这里生活着数量庞大的海洋植物，为我们提供充足的氧气。在180米以下没有阳光，也就没有植物。因为失去阳光，植物是不能生存的。

植物为什么会落叶？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很多树的叶子就会纷纷告别树梢，飘然而下。这是为什么呢？

植物的叶并不能永存树梢，而是有一定的寿命，在一定的生活期终结时，叶就会枯死脱落。树木的落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每当寒冷或干旱季节到来时，全树的叶子同时枯死脱落，仅存秃枝，如悬铃木、桃、柳、水杉等；另一种是在春夏季，新叶发出后，老叶才逐渐枯落，如松、茶、广玉兰、黄杨等，这些树落叶不是集中在一个时期，就全树看，终年常绿，因而称为常绿树。

植物的落叶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叶经过一定时期的生理活动，细胞积累大量的代谢产物，特别是一些矿物质的积累，引起叶细胞功能的衰退，渐渐衰老，终至死亡。外因是由于寒冷、水分供应不足等不良环境造成叶的枯落。

树木落叶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也是树木对低温、干旱等不良气候条件的一种适应性。秋天落叶后，树木便进入冬眠，使自己安全度过寒冷的冬季。

为什么落叶多发生在秋天呢？

仔细观察一下最为常见的行道树法国梧桐，你会发现，深秋时节。大多数的梧桐叶已落尽，而靠近路灯的树上，却总还有一些绿叶在寒风中艰难地挺立着。

因此我们可以推侧，影响植物落叶的条件是光而不是温度。实验证明，增加光照可以延缓叶片的衰老和脱落，而且用红光照射效果特别明显；反过来，缩短光照时间则可以加速落叶。夏季一过，秋天来临，日照逐渐变短，是它在提醒植株——冬天来了。

经过艰苦的努力，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能控制叶子脱落的化学物质，它就是脱落酸。它的名字清楚地表明了它的作用。脱落酸能明显地促进落叶，这在生产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棉花的机械化收割中，碎叶片和苞片掺进棉花后严重影响了棉花的质量，因此在收割以前，人们先用脱落酸进行喷洒，让叶片和苞片完全脱落，保证了棉花的质量。还有一些激素的作用却相反，赤霉素和细胞分裂则能延缓叶片的衰老和脱落。

植物为什么会“出汗”？

在潮湿、炎热的清晨，常常见到许多植物叶片的尖端或边缘，垂挂着一颗颗颗晶莹的水珠。如果说它是露水，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它是从植物叶片中分泌出的“汗水”，植物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吐水。

植物为什么要叶水呢？原来这是植物适应环境的一种生理现象。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总要从土壤中吸收大量水分。到了夜晚，温度降低，湿度很大，叶片上的气孔又大都关闭，水分自然蒸腾不出去。而土壤水分充足，根部还在不停吸水，植物的“肚子”被水撑得吃不消了，就会把体内多余的水分吐掉。植物吐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把体内过多的矿物质一起排泄出来。

那么，植物吐出的水珠与露水有什么区别呢？露水总盖满整张叶片表面，水滴很小；而叶出的水通常是大滴液珠，位置一般在叶尖和叶缘，只要两者一比较，就会明白了。

|第二篇|

动物

在海里游泳为何要避水母？

海葵为什么会时开时合？

为什么海参需要夏眠眠？

蚯蚓为什么会“一分为二”？

蜗牛爬行时为什么会留下长线？

……

在海里游泳为何要避水母？

水母是一种非常漂亮的海洋生物，它的身体外形像一把伞，“伞”的边缘长有一些触手。这么漂亮的生物，我们在海里游泳时为什么要避开它呢？水母的身体非常庞大，它不擅游泳，只能随着浪潮四处漂流。水母的全身长有很多触手，触手上布满小豆似的刺细胞，它能射出毒丝。如果人被它蜇了，轻则肿痛，重则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我们在海里游泳一定要躲开水母。

海葵为什么会时开时合？

海葵的样子像一朵菊花，因此有“海底的鲜花”、“会开花的动物”之称。它的“花瓣”是又细又软的触手。仔细观察一下，我们会发现海葵的“花瓣”有时开有时合。原来当海葵用触手把食物送进嘴里时，海葵的触手就合上了；吃完后，触手又会张开。除了取食外，海葵露出水面或受到敌人攻击时，它也会把身子合起来的。

为什么海参需要夏眠？

大家知道某些动物有冬眠的习惯，但你听说过夏眠吗？海参就是一种夏眠的动物。海参是生活在海底水藻丛和岩石孔里的一类棘皮动物。海参对海水温度的变化是很敏感的。夏天上层的海水被太阳光强烈地照射，温度很高。当海水温度超过20℃时，海参便受不了了，于是便转移到海水较深、浪较小的地方，一头钻进岩石下的黑暗处。由于在新的地方缺少食物，没有东西吃的海参只好进入夏眠状态，这是生物为了适应环境而养成的“习惯”。

蚯蚓为什么会“一分为二”？

蚯蚓被截为两截以后，不但不会死去，反而会“一分为二”，成为两条蚯蚓。蚯蚓怎么会有这样神奇的本领呢？原来蚯蚓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在受伤或被切断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胚胎的间叶细胞，能分化成各种组织，这个过程大约要经过10天才能完成。只要不被切断靠头的前部，一般被切为两段的蚯蚓都可以变成两条新的生命。

蜗牛爬行时为什么会留下长线？

蜗牛是由海螺演化而来的。蜗牛的身体软软的，含有大量的水分。它喜欢生活在潮湿的环境里。在蜗牛爬过的地方，我们会发现有一条长长的线，原来蜗牛在爬行过程中会分泌黏液，黏液可以降低蜗牛爬行时的摩擦力，又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不受伤。因此，即使蜗牛在刀上爬，往往也不会受伤。我们看到的“长线”就是蜗牛留下的黏液痕迹。

珍珠是哪里来的？

珍珠洁白无瑕，光彩夺目，深得人们的喜爱，与钻石、翡翠等媲美。那么珍珠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孕育珍珠的居然是貌不惊人的贝类。掰开一枚珍珠贝，贝壳的最里层闪烁着像珍珠一样的光彩，它是由外套膜分泌的珍珠质组成的。每当沙粒进入贝类坚硬的贝壳里时，贝壳受了痛痒的刺激之后，由外套膜分泌出珍珠质来逐渐包围沙粒。时间长了，沙粒外面被包上很厚的珍珠质，也就会变成一粒粒圆圆的珍珠了。

乌贼喷出的墨汁能写字吗？

大海里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逃生法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喷墨汁的乌贼了。乌贼又叫做墨鱼，体内有一个墨囊，囊内储藏着大量的墨汁。遇到敌害时，它就紧收墨囊，射出墨汁，使海水变得一片漆黑，乌贼趁机逃之夭夭。乌贼身上的墨水和一般写字用的黑墨水成分完全不同。乌贼造出的“墨汁”中含有的黑色素是一种蛋白质，时间长了会被分解。

蜜蜂是如何度过冬天的？

冬天天气很冷，我们有棉衣穿，所以不怕冷，可是小小的蜜蜂如何度过寒冷的冬天呢？蜜蜂没有冬眠的习性，无法维持必要的体温。但它也有自己抵御严寒的本领。原来只要外界气温下降，蜂巢里的蜜蜂就会以蜂王为中心抱成“团”，不停地爬来爬去。挨着蜂王的蜜蜂享用大量高热值的蜂蜜，并释放大量的热能，使外层的蜜蜂不致受冻。外层与里层的蜜蜂之间会循环往复地互换位置，从一定程度上也调节了蜂团的温度。蜜蜂正是依靠“抱团”和消耗大量的蜂蜜来度过寒冷的冬天的。

为什么马蜂窝不能捅？

马蜂过着群居生活，峰巢是它们生活和生儿育女的公共场所，所以它们对蜂巢的戒备十分森严，绝对不允许敌人的侵犯。假如不小心捅了马蜂的蜂巢，它们便会冒死攻击你。最可怕的是，只要一只马蜂蜇中你，马上会把那股有芳香气味的报警信息印在你身上，这样别的马蜂会闻讯前来，轮番对你进行攻击，最后你会变得鼻青脸肿直至发高烧，甚至可能死亡。

为什么蚂蚁不会迷路？

蚂蚁如蜜蜂一样，也是整天忙碌的小动物。有时，它们会去很远的地方寻找食物，可是不管去多远的地方，它们总能找到家。难道蚂蚁可以认路吗？是的！这要归功于它们的眼睛，蚂蚁的视觉非常灵敏，不仅陆地上的景物，就连天空中的一些景物都可以被它们用来认路。除了用眼睛之外，蚂蚁还可以根据气味来识路。它们会在经过的地面上留下一些气味。这样，返回的途中只要沿着这种气味，就不会找错方向。

水黾为什么能在水上行走？

水黾是一种小型水生昆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竟然可以轻松自如地在水上行走，既不会划动水面又不会弄湿自己的脚。一般解释为水的张力作用。有新发现表明，水黾水上行走的关键点是其腿部特殊的微纳米结构，其腿部有数千根按同一方向排列的微米刚毛，将空气有效地吸附在刚毛和螺旋状纳米沟槽的缝隙内，在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气膜，阻碍了水滴的浸湿。

蝴蝶用哪个部位辨别味道？

蝴蝶没有舌头，那么哪部分是它的味觉器官呢？答案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蝴蝶的“舌头”居然长在脚上。这个“舌头”比人的要灵敏2000倍，不仅能尝出甜味，还能识别出咸味和苦味。只要脚一碰到芳香的花粉或甜甜的浆液，蝴蝶会立刻张开喙吸起蜜来。喙的长度取决于花萼的深度。蝴蝶的喙有时很短，有时又很长。

飞蛾为什么喜欢绕灯光？

夏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飞蛾会绕着灯光飞来飞去，其实不仅是灯光，只要是亮的地方它们都会飞过去的。这是昆虫趋光性的本能表现。飞蛾飞近灯后，它的两只眼睛离光源的远近不同，一只眼睛比另一只眼睛感受到的光线强，于是它们不停地拐向光线更强的方向。这样，它们就总是绕着圈子，盘旋着向灯光飞。

为什么人人都讨厌蟑螂？

蟑螂是人们非常讨厌的昆虫，被列为“四害”之一。为什么大家都讨厌它们呢？因为蟑螂经常晚上出来活动，偷吃各种食物、咬坏衣物和书籍，专搞破坏活动。另外，它们还能分泌一种很臭的油状液体，被它们爬过和吃过的食物就有一种臭味。更不能让人接受的是，它们在取食时，会呕吐一部分食物并排出粪便，而且身上经常带有一些危害人体的病菌等，所以人人都讨厌它们。

苍蝇为什么不停地搓脚？

当你吃饭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位不速之客——苍蝇，便会看到它不停地搓着脚，好像在为吃饭做热身。原来，苍蝇没有鼻子，但它的脚上有另外的味觉器官。苍蝇飞到食物上，先用脚上的味觉器官去尝尝食物的味道，然后再用嘴去吃，因为苍蝇贪吃又喜欢到处乱飞，所以脚上会沾很多食物，这样既不利于苍蝇飞行，又阻碍了它的味觉。所以苍蝇把脚搓来搓去，是为了把脚上沾的食物搓掉。

蜣螂为什么要滚粪球？

蜣螂是一类十分有趣的甲虫，它们头上长着一排坚硬的角，像个钉耙。蜣螂看到地面上的粪便后，先用头上的“钉耙”将粪便堆集起来，然后用前肢把它拍打成球形。雄蜣螂滚粪球是在为自己准备食物。雌蜣螂滚粪球，是为产卵做准备，雌蜣螂在粪球上挖个洞，将卵产在里面，然后再把粪球滚到洞里，用土盖起来，不久粪球内就会孵出白色的幼虫，它们是靠吃粪球长大的。

蟋蟀为什么好斗？

蟋蟀之所以好斗，大概与它们天生勇猛有力有关。蟋蟀后腿有力，口器坚硬，适于咬坚硬的东西，如农作物的根、茎、叶和果实都能咬断。所以它们之间打斗起来非常激烈、残忍。严重时能把对方的腿咬断，甚至于皮开肉绽。好打斗的只是雄蟋蟀，雄蟋蟀因为生性孤独，喜欢自己独占一块地盘，其他的雄性就不能再来侵犯。这种习性必然导致它们之间频繁的战争。

螳螂有哪些称号？

螳螂是一种形态奇异的昆虫。它身体窄长扁平，三角形的头部能自由活动。整个头胸部几乎占身体长度的一半，因此有“长颈虫”之称。更有趣的是，螳螂双臂前置的样子仿佛乞食者的姿态，人们又赠它“求乞者”之名。这样子又如祈祷状，因此螳螂又被称做“祈祷的昆虫”。此外，由于螳螂行走时，昂首慢行的样子与马行走姿态酷似，故又称之为“天马”。

蜻蜓为什么要点水？

夏日在池塘边，我们经常看到蜻蜓会把尾巴在水面上轻轻一点，这肯定不是在喝水也不是洗澡。那蜻蜓点水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蜻蜓在产卵。蜻蜓虽然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但它们的小宝宝却生活在水里。所以蜻蜓妈妈必须把卵产在水中，卵到了水中后就会附着在水草上，不久便孵出幼虫，幼虫在水中生活一段时间后，它们便沿着水生植物的枝条爬出水面，也和妈妈一样生活在陆地上了。

为什么蜘蛛不会被蛛网粘到？

蜘蛛织完网后，就躲在一边等着食物主动“送”上门。蜘蛛所织的网具有很大的黏性，为什么蜘蛛自己不会被粘到呢？原来蜘蛛织网时，是用两种不同的丝来织的。它会先构筑放射状的骨架丝线——纵丝。纵丝主要是支撑蜘蛛网结构的，强度大，但无黏性。在骨架完成后，蜘蛛会接着织造螺旋状丝线的横丝，它的黏性很大。蜘蛛行走时会选择没有黏性的纵丝，所以就不会被粘住了。

蟾蜍身上为什么有疙瘩？

蟾蜍俗称癞蛤蟆，癞蛤蟆全身疙疙瘩瘩，再加上它们在繁殖期常在一起发出十分难听的鸣叫，使得人们很不喜欢它们。其实蟾蜍皮肤上的疙瘩只是一些能分泌黏液的皮肤腺体，这样能使皮肤经常保持湿润。另外，有些腺体可能含有毒素，是蟾蜍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器。当有敌人袭击时，就会分泌出毒素使敌人不能吃自己。

为什么蛇没有脚也能爬行？

我们都知道蛇是没有脚的，那么它如何爬行呢？蛇不像蜗牛可以分泌黏液，是不是下面的“肚皮”都被磨坏了呀？原来蛇的腹部有很多细小的鳞片。这些鳞片与肌肉相连，不但用来保护身体，还是蛇的“脚”。当蛇向前爬行时，肌肉收缩，这些鳞片就会竖起来继而再倒下，与地面产生摩擦力，就像无数只很小的脚行走一样，推动身体前进。

壁虎为什么“忍痛”断尾巴？

小壁虎借尾巴的故事告诉我们，壁虎有一条神奇的尾巴，断了可以再长出来。可是壁虎为什么要断掉自己的尾巴呢？原来这是壁虎逃避敌人的一种“本领”。壁虎尾部的骨头很脆，一用力就会挣断。断落下来的尾巴，由于神经还活着的原因，会在地上颤动一段时间。这样就会转移敌人的视线，壁虎趁机逃跑。

变色龙为什么会变色？

变色龙有着神奇的本领，可以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自身的颜色。变色龙能够变换体色完全取决于皮肤表层内的色素细胞，在这些色素细胞中充满着不同颜色的色素。变色龙皮肤有三层色素细胞，每一层都有着不同的颜色。这些色素细胞在神经的刺激下会使色素在各层之间交融变换，从而使变色龙可以随时改变自身的颜色。

蛇为什么不停地伸舌头？

所有的蛇在活动时总是不停地伸舌头，这是蛇嗅东西的一种方法。蛇的嗅觉器官很灵敏，它们的口和鼻子中间有一个特殊的器官，能够辨别气味。蛇用它们的舌头采集周围环境中的气味颗粒。首先它们快速将舌头伸到空气中，然后再将它收进口中。在口中，它们将舌头的两个小叉子插入位于口腔壁上的洞穴中，这些洞穴就是雅各布森氏器官，这些器官直接通向大脑，继而能够辨别气味。

鳄鱼为什么会流眼泪？

鳄鱼是一种凶猛丑陋的动物，它大大的嘴，里面有锯齿般锋利的牙齿，全身坑坑洼洼的，样子十分凶狠。但是它有时居然会流眼泪，难道它是因为伤害别的小动物而“内疚伤心”吗？原来这是鳄鱼先生在排除身体里多余的盐分。鳄鱼肾脏的排泄功能很不完善，所以过剩的盐分要通过盐腺排泄出来，而盐腺正位于眼睛附近。原来鳄鱼“流眼泪”是排泄体内多余盐分的一种方法。

蛇为什么能吞下比自己大的动物？

蛇的头一般都很小，只有少数种类的头很大。但是蛇却能吞下比自己头大的动物，简直不可思议。原因就是蛇的嘴巴能够张得很大，蛇头部接连到下颚的几块骨头是可以活动的，下颚的左右两边是靠着松弛的韧带连接着的，可以向两侧张大。因此蛇的嘴巴不但上下可以张得很开，而且左右也可以不受限制。此外，因为蛇没有胸骨以及胸腔，胃肠肌肉的扩张能力又很强，因此能吞咽比自己大几倍的动物。

为什么鸟儿在树上睡觉不会掉下来？

夜幕降临，大家都在“家”里安然入睡。一些鸟儿用爪子紧抓住树枝睡觉，它们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原来它们的双脚上，有一个锁扣的机关，它类似一个夹子，十分适合抓住树枝。此外，鸟儿在长期的飞翔过程中练就了一身高超的平衡本领也是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因为鸟儿发达的小脑和敏锐的视觉，对调节运动以及视觉，较好地保持住平衡也起着重要作用。

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

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类，大小和蜜蜂差不多，身体长度不过5厘米，体重仅2克左右。嘴细长，羽毛鲜艳，以花蜜和小昆虫为食，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森林地带。因它飞行采蜜时发出嗡嗡的响声，因而得名“蜂鸟”。蜂鸟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可以倒退飞行，它的双翅振动的速度可以达到每秒50次。蜂鸟不仅能倒退飞行，而且还能静止地“停”在空中。

鸟儿为什么不怕“触电”？

我们经常看到，一群群的燕子或者麻雀，落到高压电线上，没有一只会触电。鸟儿为什么不会触电呢？原来鸟儿比较聪明，站在高压线上的小鸟，都是站在同一根电线上的，这样在小鸟的两只脚之间不会有电压存在，也就不会有电流从它身上通过，所以小鸟不会触电。另外，人们在高压输电线电杆上固定电线的铁架与电线之间，总是隔着一个长长的绝缘瓷瓶以免鸟儿触电及发生一系列事故。

为什么人们都爱吃燕窝？

燕窝是一种十分珍贵的佳肴，也是一种名贵的药材。它并不是家燕做的窝，而是金丝燕用唾液以及海藻胶结在一起而成的窝巢。金丝燕的咽部有十分发达的舌下腺，可以分泌出大量胶质黏液。筑巢期间，它们摄食藻类等食物后，经数十分钟，便可转化为唾液，吐在岩石上，形成半碗状、白而带少许透明的燕窝。燕窝中含各种氨基酸、糖和无机盐，对胃病、肺病、咳喘等疾病都有显著疗效。所以很多人都喜欢食用燕窝。

鸽子用什么喂养小鸽子？

我们知道小鸟从蛋里破壳而出，鸟妈妈会用食物喂养自己的孩子。可是小鸽子的父母用来喂养宝宝的“食物”很特殊。它们会从嗉囊中分泌一种叫做“鸽乳”的糊状物质来喂养自己的孩子。鸽爸爸和鸽妈妈嗉囊里的糊状鸽乳，是恰好在鸽宝宝孵化的时候制造完成的。鸽乳中所含的营养丰富，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抗原，不亚于别的鸟宝宝吃的小虫子。

刚出壳的小鸡为什么不能喝水？

刚出生的小鸡身体抵抗力比较低，而且体温比较高，如果此时给小鸡喝水，会把小鸡弄湿，容易感冒，而且一般小鸡都是通过孵卵器孵化的，温度较高，所以小鸡会非常渴，此时大量饮用凉水，容易造成急性肠炎，导致死亡。所以一般刚出壳的小鸡是不能喝水的，如果喝水也要用手抓住小鸡适量地喂水。

鸡为什么爱吃小石子？

鸡除了啄米吃虫外，还爱吃一些小石子，小石子黑黑的而且一点也不美味，为什么鸡爱吃它们呢？原来这些小石子可以帮助消化食物。鸡没有牙齿，只能把东西整个吞下去。虽然鸡没有牙齿，但它的胃很特别，胃壁由非常厚的肌肉构成。这样，当胃蠕动时，小石子和吞下的食物一起运动起来，很快食物都被小石子磨成碎糊，这样就很容易消化了。这些小石子代替了牙齿的咀嚼作用。

公鸡为什么能按时报晓？

以前没有闹钟的时候，人们都是靠公鸡早晨啼叫“报晓”起床的。为什么公鸡在天快亮的时候啼叫呢？原来这是由于公鸡的大脑里存在着“生物钟”的缘故。在公鸡的大脑与小脑之间，有一个内分泌器官叫松果腺。松果腺是大脑中间类似松果形状的内分泌器官，“生物钟”就生长在这里，由于松果腺一到晚上就能分泌一种黑色紧张素，使公鸡能够记忆明、暗的规律，所以每天公鸡都能够按时报晓。

母鸡为什么下软壳蛋？

鸡蛋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每天都应该吃一个鸡蛋。小朋友们每天吃的鸡蛋的蛋壳都是硬硬的，可是你知道吗，母鸡有时会下软壳蛋，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蛋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所以在母鸡吃的食物中就必须含有适量的钙质，如果缺乏钙，就会下蛋壳薄的软壳蛋。看来，母鸡也得补钙啊。

为什么鸭子走路一摇一摆？

鸭子为了在水里游得快一些，要增大蹼脚与水接触的面积，以加大前进的推力，所以脚的位置也稍向后移了。这样一来，鸭子上岸以后，托着长长的身体的双脚，不在身体的中央而靠后。鸭子如果要使身体处于水平状态，就会有向前倾跌的可能，必须把身体后仰。另外鸭子的脚比较短，向前走动时连身体也在摆动，所以，鸭子走起路来一般总是昂起头，挺着胸，一摇一摆的。

猫从高处跳下为什么没危险？

猫是一种特别的动物，它虽然不会飞，但是从高处跳下却也不会摔伤，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原来猫身体内每种器官的平衡功能比一般的动物要完善。当猫从高处摔下来时，它可以把不平衡的身体做一个调整，使身体非常迅速地恢复平衡。猫的长尾巴也是调节身体平衡的重要器官。此外，猫的脚底还有很厚的肉垫，可以帮助它从高处落下免受震动。所以猫从高处落下来的时候，不会因为失去了平衡而摔死。

猫咪为什么总舔毛？

如果家里养有猫咪，就会发现它经常趴在地上用舌头“认真”地舔自己的毛，好像洗澡一样。猫咪为什么这么做呢？原来它是在“吃”维生素。猫咪的皮毛中含有丰富的胆固醇、麦角醇，它们经过紫外线照射后，就会转变为维生素。因为猫的皮肤不能像我们人一样可以直接吸收和利用维生素，所以猫咪要经常舔自己的皮毛，将维生素“吃”进去。

狗和猫会做梦吗？

我们人睡觉时会做梦，小动物也会吗？科学家用仪器检测猫和狗睡觉时的脑电波，发现猫和狗也像人一样会做梦。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它们睡觉时有时会呜呜叫，有时还不停地摇尾巴或动动腿，也许是梦到在草地上奔跑吧；有时呼吸急促、脉搏加速又转慢，眼球在转动时而流口水，可能梦到好吃的了吧。这些都表明狗和猫是在做梦。

夏天狗为什么总伸长舌头？

夏天天气很热，大家都不愿意动一下。可是狗却伸着长舌头“嗒嗒”的。不是狗不怕热做运动，相反，这是它在散热呢。我们人类通过皮肤上的小孔排汗来散热，可是狗的皮肤没有汗腺，它的一部分汗腺在舌头上。所以天热时，狗就会伸出长舌头，加快呼吸，让汗快一些排出来，从而散发热量。

狗的鼻子为什么总是湿的？

狗是非常有灵性的动物，深得人们的喜爱。健康的狗鼻子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湿湿的。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狗鼻子上有许多嗅觉细胞，它们只有在潮湿的情况下才能闻到各种气味。狗通过湿湿的鼻子分解飘浮在空中的分子，使其接触嗅黏膜，并除去以前的味道。这种敏锐的嗅觉是狗的祖先——狼在荒野和雪地中寻找猎物传下来的法宝。

应该怎样捉兔子？

兔子是一种非常胆小的动物，人们只需拧着它们长长的耳朵就能把它们提起来。这样捉兔子会伤害它们的。兔子的大耳朵全部是由软骨组成的，不能完全承担全身的重量。兔子被捉后会挣扎，这将会拧伤它们的耳根。更不能倒提兔子的后腿将它们提起，这将会使兔子的血液循环发生障碍，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轻轻提起它颈部的松皮处，并用另外一只手托着兔子身体后部，并且注意不能使皮和肉分开。

猪为什么喜欢拱地？

最喜欢睡懒觉的动物就是猪了，除了睡觉，它还有一个最爱——到处乱拱。我们经常会看到猪在土里拱来拱去。土里到底有什么美味呢？现代的家猪是由野猪演化而来的，野猪就有拱土的习惯，家猪遗传了自己祖先的特性。土里含有多种元素，猪利用拱土的方法从土中摄取自身所需要的元素。原来，猪喜欢拱地是在为自己补充营养呢。

牛羊的嘴为什么总在咀嚼？

有时，我们会看到牛、羊之类的动物没有在吃草，可是它们的嘴巴却像在咀嚼着什么。原来这是牛、羊第二次咀嚼它们所吃下去的植物。植物组织很难消化，牛、羊等反刍动物有自己的方法，咽下食物后，这些食物会到达胃中富含特殊菌的一个特别的场所。之后，食物会从胃中倒退回嘴里。咀嚼这些已被反复咀嚼过的食物，再一次咽下它们，然后再去到消化道的其他场所，在这些场所吸收营养。

马的脸为什么那么长？

你仔细观察过马吗？你会发现大多数的马脸都很长，长得有些不可思议。最早的马的脸并没有这么长。因为马不具有反刍能力，对草的消化能力不强，所以它要吃大量的草。为了有效地咀嚼草料，而必须逐渐加大、加长臼齿，结果牙床就变得很长，嘴也就变得特别大。另外，在空旷的草原上低头吃草时，眼睛长在头上愈高处就愈有利。眼睛长高和臼齿加长，都需要多余的空间，结果马脸就变长了。

母牛为什么会舔刚出生的小牛？

“舐犊之情”表示的是一种母爱亲情，它最初的意思就是母牛舔小牛。小牛刚生下来，身上会粘有许多从母体中带出来的黏液，母牛用自己的舌头会把小牛从头到尾舔一遍，直到它身上的毛变干为止，这样小牛身上的黏液就都被母牛舔光了。同时，母牛的唾液还能杀菌，这样对小牛犊起了消毒作用。然后，小牛犊就开始站立起来，歪歪扭扭地走起路来。

斗牛是看到红布才发火吗？

我们在电视里会经常看到斗牛的场面，斗牛一看到红布就会鼓足力气冲上去。牛是因为红色刺激而向斗牛士冲去吗？其实，红色的布是不能激怒斗牛的。斗牛是一种色盲动物，根本不会辨别颜色，它只能看到黑白两种颜色。只是因为它把又宽又大的布看做敌人，而斗牛士又把红布抖来抖去，斗牛被激怒所以向红布冲击。

为什么小袋鼠要在袋里生活？

小袋鼠刚生下来的时候还没有发育好，身体完全没有毛，身长不到2厘米，体重不到1克，后腿还被胎膜裹着，像一条小蚯蚓，必须在母袋鼠的袋子里继续发育。母袋鼠在临产前用舌头把从尾根到育儿袋之间的肚皮上舔出一条窄通道，幼崽就沿着这条小路艰难地爬进袋里。然后找到乳头在里面生活约230天，才能最后离开母体。小袋鼠如果不在妈妈的袋子里生活，就一定会死掉。

负鼠为什么被称为“骗子”？

负鼠是一种身长约40厘米、外形似老鼠的小动物。和袋鼠妈妈一样，负鼠妈妈也有育儿袋。因负鼠妈妈行走时，把尾巴绕到自己的背上，小负鼠把尾巴缠绕在妈妈的尾巴上因而得名。负鼠之所以被称为“骗子”是因为它在遇到敌人时，便会“装死”自保，趁敌人放松之际再突然逃跑。有人曾认为负鼠的“装死”真的是被吓晕了，实验表明，负鼠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骗子”。

松鼠的尾巴有什么作用？

小松鼠有一条漂亮无比的大尾巴，但对小松鼠来说，大尾巴不仅代表美丽，还有其他重要的作用。小松鼠总是在树间跳来跳去不会掉下来，多亏大尾巴的平衡作用。如果小松鼠从高处跳下逃避敌人，这时蓬松的大尾巴如同降落伞一样，使它很平稳地落到地面。冬天，小松鼠会用大尾巴盖住脑袋和身体，这时大尾巴又是一条温暖的棉被了。另外，当小松鼠遇到危急时，松鼠妈妈会焦急地摇动大尾巴，将敌人引过来。

为什么蝙蝠休息时要倒挂？

蝙蝠能像鸟一样飞，又长着“翅膀”，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哦。蝙蝠不是鸟而是名副其实的哺乳动物。蝙蝠睡觉的姿势也很特别，它们用后爪使自己倒挂于洞中休息。原来这是蝙蝠自卫的一种方式。由于蝙蝠具有又宽又大的“翅膀”，它们的后脚短小，又和“翅膀”相连，落在地面上不能站立或行走，也不能展开翼膜飞起来，只能慢慢爬行，很不灵活。如果爬到高处倒挂起来，遇有危急便可随时伸展翼膜起飞，逃避敌人。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长颈鹿是陆地上最高的动物，平均身高约5米，这么高的身高要归功于它的长脖子。实际上长颈鹿的祖先的脖子没有这么长。很早以前，那时地球上的树木很高，长颈鹿为了吃到树上的叶子，就必须努力地伸长脖子。而脖子短的长颈鹿因为吃不到食物，就死去了，剩下脖子长的长颈鹿。渐渐地，长颈鹿为了吃到更多的树叶，就把脖子长的特点遗传了下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长颈鹿的脖子都特别长。

河马为什么长期潜在水里？

河马是昼伏夜出的动物。我们经常会看到它们泡在水里，把头扬起，把鼻孔、眼睛和耳朵露出水面，一动不动地在水里待几个小时。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皮肤非常敏感，它们甚至能够分泌一种红色的液体，作为天然的防晒剂。河马虽然大多数时间待在水里，但它却是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另外，河马短小的四肢难以支撑它巨大的身躯，沉重的头颅又带来很大的不便。所以，河马的大部分时间都潜在水里。

北极熊为什么不怕冷？

北极熊从不畏惧严寒，即使气温降到零下80℃，还照样生活。为什么北极熊不怕冷呢？科学家对北极熊浓密的皮毛进行了研究。这种毛发实际上是一个个空心管子，能把射入的太阳光散射开来，使毛发看起来呈白色，形成了北极熊极好的保护色。同时，这种毛发还能把散射的辐射光传递到皮肤表面。在那里，辐射光被吸收并转变成热能，使北极熊在新陈代谢中所损耗的热量得到补充。所以，北极熊不怕冷。

海豚救人是有意识的吗？

海豚是聪明、善良的一种动物。当人在海洋中遇难，海豚便会把人顶起来，因此被亲切地称为“海上救生员”。海豚救人是有意识的吗？原来刚出生的小海豚的头部不能及时露出水面呼吸，海豚妈妈就用吻部把小海豚轻轻托起，使其露出水面，直到小海豚能自己呼吸为止。久而久之，凡是停留在水面不太动的物体，海豚都用吻部去推，或是用牙齿轻轻去咬，所以海豚救人是一种本能的表现。

海牛为什么被称为“美人鱼”？

关于“美人鱼”是否真的存在目前尚无定论。可是“美人鱼”的原型却是面目丑陋的海牛，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雌海牛在哺乳时，用一对像鳍的前肢，将“孩子”抱在胸前，上身浮在海面，半躺着喂奶，远远看去很像一位“美人”。海牛是一种生活在海里的哺乳动物。它的身体像一个巨大的纺锤，长得一点儿也不美。两只小小的眼睛，没有耳廓，大大的鼻子连着上唇，两只可以闭合的鼻孔顶在头上，嘴边生着稀疏的短髭。

为什么猴子没有眼白？

除了人类的眼睛黑白分明外，其他大多数动物的眼睛都和猴子、黑猩猩一样看不到眼白部分。当然，它们并非没有眼白，只是眼白呈茶褐色，很难与眼黑区分开来。这是它们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在捕猎过程中，如果捕猎者明显暴露出自己的视线，就会引起猎物警觉，失去狩猎的大好机会；而对猎物来说，看不分明的视线则有可能让敌人产生“对方或许已有警觉”的错觉，从而使自己逃过一劫。

猴子互相搔身体是在“捉跳蚤”吗？

在动物园里，我们会经常看到几只猴子聚在一起互相搔身体，样子很像在“捉跳蚤”。实际上猴子身上很少有跳蚤，猴子也不是在捉跳蚤。猴子出汗后，水分蒸发，汗里的盐分便会和皮肤、毛根上的污垢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盐粒。因为猴子也需要吃盐，平时吃的东西里含盐分很少，为了补充更多的盐分，所以就彼此挑下这附在毛根上的盐粒吃。

为什么黑猩猩不用理发？

人如果不理发的话，头发就会长得很长，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却终其一生都不用理发，因为它们的头发根本不会持续生长。自然界中许多有毛的动物也是这样，因为它们的毛发在长到一个可以保持体温的适当长度后，就不再继续生长了。人类的头发与动物身上的毛发不是同一种物质，因为毛发长到一定的长度后就不再生长，而我们的头发却能够一直长下去。这就是黑猩猩不需要理发的真正原因。

海象的长牙有什么作用？

海象与生活在陆地上的大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有两根很长很大的象牙。这么长的牙对海象来说有什么作用呢？海象的长牙不仅可以用来掘取食物，还可以帮助海象进行搏斗；在水里时可以用它破碎冻得尚不坚实的冰层以便呼吸；在冰上海象可以用长牙钩住冰面，托着身体前进。另外，海象的长牙还可以帮助它挖掘海底以获得食物。

鲸鱼为什么常喷水柱？

蔚蓝的大海充满了神秘与遐想，那里生活着无数大小不一的生物。我们经常会看到海面上偶尔升起一道“喷泉”，这是鲸鱼在喷水柱。鲸鱼是用肺呼吸的哺乳动物，但它的肺比较大，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到水面上换一次气。鲸鱼的鼻孔长在头顶，每次浮到水面吸足空气后，就会闭起鼻孔潜到深海去，等需要换气时，便浮出水面，将吸进去的空气从鼻孔中喷出。强有力的气流冲击鼻孔周围的海水，于是就形成了喷泉。

黄鼠狼为什么名声很坏？

黄鼠狼的名声很坏，主要是它偷吃鸡的手段太卑劣了，不过也不得不承认其技术的高超。鸡的体重一般是黄鼠狼的2～3倍，甚至5倍，黄鼠狼是怎样将鸡偷走的呢？原来鸡在晚上是看不到东西的，黄鼠狼轻松地伏在鸡背上，用嘴咬住鸡的脖子使它发不出声音。然后用尾巴抽打鸡的屁股，像骑马似的赶着鸡，赶到无人之处后，就毫不留情地咬死鸡喝完血，吃尽肉才美美地离去。

树懒怎么保护自己？

树懒是一种懒得出奇的动物，什么事都懒得做。面临危险的时刻，其逃跑的速度还超不过0.2米／秒。为什么树懒还能生存到今天呢？原来树懒与树皮的颜色相近，又由于它奇懒无比，使得一种地衣植物寄生在它的身上，把它包缠起来。另外，树懒一生大部分时间一动不动地倒挂在树上，极少惊动敌人。加之它的身体不重，可以爬上细小的树枝，吃它的肉食类动物上不了的细枝，因此使树懒一直存活了下来。

|第三篇|

气象

美丽迷人的彩霞

茫茫无边的云海

凌空飞架的彩虹

神秘奇异的佛光

绚丽多彩的极光

……

美丽迷人的彩霞

当日出和日落的时候，我们常见到日出或日落方向的天空往往是红色的，特别是太阳附近的天空都染成了橘红色。有时。就连被它照亮的云层底部和边缘也都是红色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朝霞和晚霞。日出前后的叫朝霞，日落前后的叫晚霞。

霞是怎样形成的呢？实际上它是由空气分子的散射作用造成的。当日出和日落前后，由于太阳光线是斜射过来的，阳光在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时，空气中的水汽、杂质，使得光线的短波部分大量散射，紫色和蓝色的光就减弱得多，当到达地平线上空时已所剩无几了。而波长较长的黄、橙、红色光散射不多，因而照射到大气下层时，长波光特别是红光占绝对的多数。这些光线经地平线上空的空气分子和尘埃、水汽等杂质散射以后，那里的天空看起来也就带上了绮丽的色彩。空中的尘埃、水汽等杂质愈多，这种色彩愈明显。

茫茫无边的云海

云和雾都是由悬浮在空气中的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云的底部不接触地面，而雾却是接触地面的。所以可以说，云是天上的雾，雾是地上的云。

“云以山为体，山以云为衣。”在我国著名的峨眉山、黄山、泰山等高山风景区，云海都是其中的一大景观。高山云海，烟波浩渺，一望无际，构成了一幅奇妙壮观的天然画卷。从山下望去，山上白云缭绕；可是登到山上，身在白云里，却跟在雾里没有两样。雨后的云海是再好不过的了，有时山上还在下雨，山下已是云海翻腾了，云在蜿蜒的山间漂浮，云海、云流和云瀑交替出现，犹如仙境。若乘飞机飞翔在云端，你便可以尽情观赏千变万化的云海。

我们知道，从地面向上十几千米的大气中。越靠近地面，温度越高，空气越稠密；越往高空，温度越低，空气也越稀薄。地面上的江河湖海以及土壤和动植物散发的水分会随时蒸发到空中变成水汽。这些湿热的空气在被抬升的过程中，温度会逐渐降低，到了一定高度，空气中的水汽就会达到饱和。如果空气继续被抬升，就会有多余的水汽析出。如果那里的温度高于0℃，则多余的水汽就凝结成小水滴；如果温度低于0℃，则多余的水汽就凝华为小冰晶。在这些小水滴和小冰晶逐渐增多并达到人眼能辨认的程度时，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了。

形成云海的低云和雾，主要是层积云。云海的云底高度一般在1000米左右，厚度一般为几十米到三四百米。

每当雨雪天气过后，空气中的水汽十分充足，由于天晴、风小，辐射冷却作用显著，水汽便迅速凝结，就较为稳定地构成了广阔延绵的云海。有时云层在上升气流的作用下，向上抬升，云顶高高隆起，就像云海中升腾起的一簇簇银白色的珊瑚丛；有时云层受盛行风的推动，沿山坡向下倾泻而去，似高山瀑布，一落千丈；有时云层在微风中飘忽不定，婀娜多姿。

云海的出现概率受气候的影响较大，因而表现出一定的季节性和地域性。在潮湿的雨季云海出现的概率明显多于旱季，因而对某一高山来说，云海的出现就有明显的季节性，例如黄山、庐山的春季最容易出现云海。又由于各地的雨季时间和长短有差异，云海的出现自然也有一定的地域性。

通常情况下，气候潮湿多雨的南方地区的高山出现云海的概率要比北方地区大得多。深秋季节，天高云淡，空气干燥，云海的出现概率较小，倘若出现，则云海最为稳定，常常可维持两三天。

云海最容易出现在雨雪天气过后，因为这时候的天气常常受高压控制，水汽和风的条件较好，大气结构比较稳定，极有利于形成连绵平坦的层积云。此时，山下可能阴云密布，但站在山顶则常常是“抬头见红日，俯瞰是云海”。

云海景致与光照条件也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晴天早晨和傍晚时的云海，看上去呈红黄色，很细腻，有动感，和天空的界线也格外分明；阴天时的云海则常常有一种静态的美，宛如“高峡出平湖”。

在我国的许多高山名胜中，由于峰峦的高度不一，分布也不均匀，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小范围的空气运动。云雾在这种地理环境以及风的作用下，时而东进，时而西撤，时而回旋，时而舒展。面对云海，郭沫若先生曾有过如此形象的描述：“瞬息万变、万万变，忽隐忽现，或浓或淡，胜似梦境之迷离。”

凌空飞架的彩虹

雨后晴空，人们常可见到横跨在空中或山间的美丽的七彩虹。一般常见到的只有一条虹，偶尔能见到两条虹并列悬挂在空中。

“虹”是怎样形成的呢？大家知道，太阳光是一种七色光，一般在雨后当太阳光射入大气中的水滴时，各色光经折射和反射后，便会在雨幕或雾幕上形成彩色的光弧环，悬浮在正对太阳的半空中。若光环的颜色自内向外依次为紫、蓝、青、绿、黄、橙、红时，气象上就称之为“虹”。

在虹的外侧，有时还会出现较虹弱的彩色光环，彩色环的颜色顺序与虹相反，即内红外紫，气象上称为“霓”或“副虹”。

如果天空中水汽充沛，一个人背对太阳，站在同太阳射线成42°夹角的地方，就可以在雨幕或雾幕上看到色彩缤纷的彩虹。朝虹出现在西方，暮虹出现在东方。毛泽东的著名词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傍晚雨过天晴时所看到的暮日映照下的东方彩虹的景象。

晴天，当你来到瀑布或大型喷泉旁，在那升腾起的雨幕和水雾的映衬下，在适当的位置，你便能清晰地看到色彩鲜艳的彩虹。

俗话说：“东虹日头，西虹雨。”天气系统一般是从西向东运动的，出现东虹，表明降雨区或水汽充沛的气团已经逐渐离开本区，坏天气结束，天气将转好；出现西虹，表明降雨区或水汽充沛的气团将移近本区，天气将转坏。

神秘奇异的佛光

“佛光”这个词取自德文，原意为圣像周围的光环。佛光是太阳光与云雾中的水滴经过衍射作用而产生的。佛光产生的条件是必须有太阳光、云雾和特殊的地形。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时，佛光就在西边出现；下午太阳移到西边，佛光则出现在东边。中午，太阳垂直照射，则不会产生佛光。观看佛光的最佳处一般是在云海之上的孤立的制高点。

佛光出现时，其直径2米左右，由外到里按红、橙、黄、绿、青、蓝、紫的顺序排列。有时阳光强烈，云雾浓且范围宽广时，则会在小佛光圈外形成一个同心的大半圆佛光，直径可达20～80米，虽然其色彩不是太鲜艳，但光环非常明显。此时，观测者若站在制高点上，便可看到自己的影子投影在佛光之中。它实际上是由于阳光照射观测者所形成的人影投射到云雾幕上，阳光又照射到影子附近的云雾滴上，云雾滴对阳光产生散射、衍射，便形成了以太阳与观测者的连线的延长线为中心的一圈圈彩色光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云成五彩光，人在云中藏”，可谓瑰丽而神奇。

佛光出现时间的长短，取决于阳光是否被云雾遮盖和云雾是否稳定。如果浮云蔽日或云雾消散，佛光即会消失。一般佛光出现的时间约30～60分钟。

佛光这种自然光象，以四川省的峨眉山金顶最为多见。国内外也有许多类似峨眉山一样常有云雾萦绕的山峰高岭。当清晨或傍晚，太阳位于地平线附近时，人若站在云雾萦绕的高山之巅，恰值山巅之上是晴空，山巅之下是云雾，你背对晴天的太阳，下看弥漫的云海迷雾，便可能突然看到云雾幕上出现人影，围绕在人影的四周是一圈圈彩色光环，这就是佛光。峨眉山的气象条件最容易产生佛光。据记载，在峨眉山上看到这种大气光象的机会甚多，每年约有七八十次，所以气象上常将佛光现象称为“峨眉佛光”。

绚丽多彩的极光

在中国北方的黑龙江漠河一带和北极地区，常可见到一种奇特的夜空景象——在宁静的夜空中，常常出现一种瑰丽的彩色光象。这种光在茫茫的夜空中飘荡、闪烁，像霓虹灯似的映照着极地的夜空和地面，光度最强时如同白昼，可以看书看报——这就是极光。出现在北极上空的称北极光，出现在南极上空的称南极光。

绚丽多彩的极光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实，极光是出现在高纬度地区特别是南北两极电离层中的一种电离放电现象。由太阳发出的大量带电微粒高速射入地球大气层，被地球磁场吸引到地球两极附近，与地球大气电离层中的气体原子和分子碰撞便在夜空形成壮观的发光现象。由于气体中的原子和分子具有不同的能量和密度，因此，碰撞后发出的光就有不同的亮度和形状。极光的颜色则取决于带电微粒所在的空间高度和它的直径大小。常见的极光呈弧形或带状，颜色常为淡白色或黄绿色，有时也有红、蓝、紫等颜色。

脾气暴躁的雷电

当天空乌云密布，雷雨云迅猛发展时，突然一道夺目的闪光划破长空，接着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这就是闪电和打雷，我们一般称为雷电。雷属于大气声学现象，是大气中小区域强烈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形成的声波，而闪电则是大气中发生的火花放电现象。

闪电和雷声是同时发生的，但它们在大气中传播的速度相差很大。光的速度为30万千米每秒，而声音每秒速度为340米，因此人们总是先看到闪电然后才听到雷声。根据这个现象，我们可以从看到闪电起到听到雷声止，这一段时间的长短，来计算闪电发生处离我们的距离。

闪电通常是在有雷雨云时出现，偶尔也在雷暴、雨层云、尘暴、火山爆发时出现。闪电的最常见形式是线状闪电，偶尔也可出现带状、球状、串球状、枝状闪电等。线状闪电可在云内、云与云间、云与地面间产生。其中云内、云与云间闪电占大部分，而云与地面间的闪电仅占1/6，但它对人类的危害最大。

雷电的产生，是由于闪电通路中的空气突然剧烈增热，瞬间可高达5000～20000摄氏度，因而造成空气急剧膨胀，通道附近的气压可增至10133千帕以上。紧接着，又发生迅速冷却，空气很快收缩，压力减低。这一骤胀骤缩发生在千分之几秒的短暂时间内，所以在闪电爆发的一刹那，会产生冲击波。冲击波以5000米／秒的速度向四面八方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它的能量很快衰减，而波长则逐渐增长。在闪电发生后0.1～0.3秒，冲击波就演变成声波，这就是我们听见的雷声。

伴随闪电而来的，是隆隆的雷声。听起来，雷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清脆响亮，像爆炸声一样的雷声，一般叫做“炸雷”；另一种是沉闷的轰隆声，有人把它叫做“闷雷”。

人们常说的炸雷，一般是距观测者很近的云对地闪电所发出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观测者在见到闪电之后，几乎立即就能听到雷声，有时甚至在闪电同时就能听见雷声。因为闪电就在观测者附近，它所产生的爆炸波还来不及演变成普通声波，所以听起来犹如爆炸声一般。

如果云中闪电时，雷声在云里面多次反射，在爆炸波分解时，又产生许多频率不同的声波，它们互相干扰。使人们听起来感到声音很沉闷，这就是我们说的闷雷。一般来说，闷雷的响度比炸雷来得小，也没有炸雷那么吓人。

雷鸣电闪时，在室外的人，为防雷击，应当遵从四条原则：一是人体应尽量降低自己，以免作为凸出尖端而被闪电直接击中。二是人体与地面的接触面要尽量缩小，以防止因“跨步电压”造成伤害。所谓跨步电压是雷击点附近，两点间存在很大的电位差，若人的两脚分得根开，则两脚间便可能形成较大的电位差，当有强电流通过人体时人易受到伤害。三是不可到孤立大树下和无避雷装置的高大建筑体附近，手不可将雨伞等金属体高举头顶。四是不要进入水中。因水导电好，易遭雷击。总之，应当到较低处，双脚合拢地站立或蹲下，以减少雷击的机会。

雷电期间，在室内者不要靠近窗户，应尽可能远离电灯、电话、室外天线的引线等；在没有避雷装置的建筑物内，应避免接触烟囱、自来水管、暖气管道、钢柱等。

千姿百态的雪花

冬天，漫天飞舞的雪花轻盈飘逸，装扮着大地。那么洁白的雪花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知道，云是由许多小水滴和小冰晶组成的，雨滴和雪花是由这些小水滴和小冰晶增长变大而形成的。

最有利于云滴增长的是混合云。混合云是由小冰晶和过冷却水滴共同组成的。当一团空气对于冰晶说来已经达到饱和程度，对水滴说来却还没有达到饱和时，云中的水汽向冰晶表面上凝华，而过冷却水滴却在蒸发，这时就产生了冰晶从过冷却水滴上“吸附”水汽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冰晶增长得很快。另外，过冷却水是很不稳定的，一碰它，它就要冻结起来。所以，在混合云里，当过冷却水滴和冰晶相碰撞的时候，就会冻结黏附在冰晶表面上，使它迅速增大。当小冰晶增大到重于空气的浮力时，便落到地面——这就是雪花。

雪花的形状极多，而且十分美丽。如果把雪花放在放大镜下，可以发现每片雪花都是一幅极其精美的图案，连许多艺术家都赞叹不止。雪花大都是六角形的，这是因为雪花属于六方晶系。作为云中雪花“胚胎”的小冰晶主要有两种形状，一种呈六棱体状，长而细，叫柱晶，但有时它的两端是尖的，样子像一根针，叫针晶；另一种则呈六角形的薄片状，就像从六棱铅笔上切下来的薄片那样，叫片晶。

如果周围的空气过饱和的程度比较低，冰晶便增长得很慢，并且各边都在均匀地增长。它增大下降时，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分别被叫做柱状、针状和片状的雪晶。如果周围的空气呈高度过饱和状态，那么冰晶在增长过程中不仅体积会增大，而且形状也会变化。最常见的是由片状变为星状。

在冰晶增长的同时，冰晶附近的水汽会被消耗。所以水汽就从冰晶周围向冰晶所在处移动。水汽分子首先遇到冰晶的各个角棱和凸出部分，并在这里凝结而使冰晶增长。于是冰晶的各个角棱和凸出部分将首先迅速地增长，而逐渐成为枝杈状。以后，又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各个枝杈和角棱处长出新的小枝杈来。这样就使得角棱和枝杈更为突出，而慢慢地形成了我们熟悉的星状雪花。

以上说的是单个雪花的情况。实际上雪花从云中下降到地面，“路途”很长，多个雪花很容易互相碰撞并合在一起，成为更大的雪片，在条件适合时，可以经多次合并而变得很大。在降大雪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鹅毛般大的雪片就是经过多次碰撞合并而成的。

北国冬日的雾凇

雾凇，又称树凇、树挂、水汽花、冰花、雪柳，是空气中的水汽在树枝（或别的露天接触物）上凝华的产物。冬季在我国高纬度的东北、西北地区，以及一些高山地区，每年都可能出现。但由于受水汽、天气和地理条件的制约，大范围出现的次数不多，偶然性较大，往往“可遇而不可求”。而在吉林省吉林市，每年冬季平均有50多天都可看到雾凇，雾凇成了吉林冬季一景。

吉林雾凇之所以出现次数多，是由于有特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水汽条件。吉林市四面环山，松花江丰满水库排出的暖水流贯全市，江水蒸发，雾气腾腾，不断向空中输送水汽。而空中的冷空气遇到岸边的冷树枝，在适宜的温度、风力条件下，水汽就会在树枝上凝华成冰晶，并逐步加厚，从而形成雾凇。每当清晨雾凇形成时，放眼十里江堤，银装素裹，玉枝垂挂。待到旭日东升之时，雾凇在阳光的辉映下，银光闪烁，扑朔迷离。美不胜收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吉林市的冬天，空气特别好。这与雾凇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在雾凇的形成过程中，近地层空气中的尘埃等颗粒会和水汽结合在一块，冻结在树枝或其他物体上；等雾凇融化时，尘埃等颗粒会混在水中流向地面，不会直接污染空气。当然，这些颗粒很微小，人眼无法看到，因而不会影响雾凇的观赏效果。

除了雾凇之外，还有一种特别的雨——雨凇。在天上降落的时候是液体，一碰到地面上的东西就马上变成冰了。这种雨就是冻雨，而它结成的冰，就称之为雨凇。

雨凇一般出现在初冬或冬末，多在冷暖空气交锋而且暖空气势力较强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当靠近地面一层的空气温度略低于0℃，而其上又有温度高于0℃的空气层或云层，再往上则是温度低于0℃的云层，从这里掉下来的雪花通过暖层时融化成雨滴，当雨滴进入靠近地面的冷气层时便迅速冷却。由于这些雨滴的直径很小，表面弯曲得长厉害，同时水滴中又缺乏固体物质作为冻结核，所以它在天空中无法冻结成固态的冰。当它降到地面与其他温度低于0℃的物体相碰时，其分子结构发生了变化，同时有了冻结核，冻雨也就变成了雨凇。

狂暴肆虐的台风

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有台风、地震、洪水、雷暴和龙卷风、雪暴、火山爆发、热浪、泥石流、海啸等。据专家统计，这10种自然灾害中台风是造成死亡人数最多、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无其在亚洲，台风的灾害更为严重。

据统计，我国大陆平均每年单纯因台风造成灾害的经济损失达246亿元，平均每年死亡人数高达570人。1922年8月初，台风在浙江省南部登陆，造成6万多人丧生。亚洲死于台风人数最多的还不是中国，菲律宾年平均死亡人数高达813人。

台风，是发生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带热带海洋上的强烈风暴。大家都看到过江河中不时出现的涡旋，实际上，台风就是在大气中绕着自己的中心急速旋转的，同时又向前移动的空气涡旋。它在北半球做逆时针方向旋转，在南半球作顺时针方向旋转。气象学上将大气中的涡旋称为气旋，由于台风产生在热带洋面，所以一般又称为热带气旋。

全世界每年平均有80～100个台风发生，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上。我国南海的中北部海面，每年6～9月发生台风的机会较多。

事实上，几乎位于大洋西岸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会受到热带海洋气旋的影响，只不过不同的地区人们给它的名称不同罢了。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带的称台风，在大西洋、加勒比海、墨西哥湾以及东太平洋等地区的称飓风，在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称热带风暴，在澳大利亚的则称热带气旋。

在气象学中，根据热带气旋区域中心最大风速的强度对热带气旋作了不同的分类。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曾经制定了一个热带气旋的国际统一分类标准；中心最大风速在6～7级（<17.1米／秒）的热带气旋叫做热带低压，中心最大风速为8～9级（17.2～24.4米／秒）的称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速在10～12级（24.5～36.9米／秒）的热带气旋称为台风或飓风。

黑色幽灵——沙尘暴

刚刚进入21世纪，冬春时节，漫天黄沙便无情地横扫了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南部和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且有一年比一年加剧的趋势。

沙尘暴天气源于沙漠，具有丰富沙尘源的荒漠和半荒漠地区和发生在近地面的大风，构成了沙尘暴天气的物质基础。我国现有沙漠及沙化土地主要分布在北纬35°～50°之间的内陆盆地和高原，形成一条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东西长4500千米、南北宽约600千米的沙漠带，总面积达168.9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17.6％。沙漠每年以2460平方千米的速度扩展，全国有近1/3的国土面积遭受风沙灾害。

沙暴现象发生时，风力一般在4～8级，近地面的细沙和粉尘被输送到15～30米的高度，卷起的沙尘物质多在就近的障碍物或绿洲边缘沉积，造成沙埋、沙割现象。尘暴是8级以上强风把大量尘土及其他微小颗粒物质卷入高空，形成一道高达500～3000米翻滚的尘埃幕墙。尘暴携带的尘埃滚滚向前，在高空气流的引导下，最远可飘到万里之外。灰尘从亚洲到达北美洲西部，大约只需要6天时间（比寄航空邮件还快），且会迅速笼罩在整个北美洲上空。

在荒漠和半荒漠地区，尘暴与沙暴往往是同时发生的，从而形成了沙尘暴。强沙尘暴主要出现在3～5月。我国气象上定义：发生沙尘暴时，当最大瞬间风速大于25米／秒、能见度小于50米时，就称为黑风暴。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西北地区的黑风暴灾害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森林锐减、植被破坏、土地荒漠化和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异常是导致沙尘暴逐年增多的主要原因。近些年，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明显偏少，年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不少地区夏季还出现了罕见的持续高温天气，致使北方大部分地区发生了大范围的前期严重干旱。入冬以后，寒冷的天气使裸露的地面土壤严重冻裂，冻土层加厚，从而导致解冻后松土层偏厚。冬末春初，降水少、气温升高，土壤含水率低，表层干燥、疏松。入春后，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比较频繁，大风天气明显偏多，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长期以来，西北土地大规模开垦、过度放牧及大量砍伐林木等，自然植被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

沙尘暴严重污染空气，危害人体健康，造成土地沙化、农业减产绝收、草原退化、牲畜大量死亡，对工业生产、航空，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更具有难以防范的破坏力。据了解，全国有数千千米铁路、数万千米公路和数万千米灌渠由于风沙危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全国每年由于沙尘暴危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00多亿元，且有逐年大幅递增的趋势。

“圣婴”厄尔尼诺

“厄尔尼诺”（El Nino）是西班牙语，意为“圣婴”。因为它一般是在12月耶稣圣诞日前后出现。厄尔尼诺是指西太平洋热带地区的海水大范围异常增温的现象。这一现象造成了大气温度的升高，使影响气候的各种因素失衡，从而导致全球气候异常。

厄尔尼诺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据历史记载，从1864年至今，全球共计发生了32次。中国境内1951～2005年共发生了15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厄尔尼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1997年3月至1998年6月的这一次厄尔尼诺现象是历史上所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

厄尔尼诺是全球范围的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对赤道地区及其附近热带地区的影响非常明显，导致了太平洋西部东南亚国家及澳大利亚的干旱少雨天气；东部的秘鲁等国家出现持续暴雨天气，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同时，也对我国东部地区的天气气候发生重大影响。

研究表明，海水温度升高将导致大气温度的升高。而厄尔尼诺是导致海水温度升高的罪魁祸首。近年，世界气象组织宣称，厄尔尼诺现象已超过温室气体排放和森林毁坏的影响，成为造成全球气候异常的重要因素之一。

1997～1998年，厄尔尼诺引起的自然灾害使不少国家损失严重。

热带太平洋西部地区普遍发生干旱，而东部沿岸国家如智利、秘鲁、厄瓜多尔、阿根廷、乌拉圭等，则是暴雨风雪成灾。受灾最重的智利，全国13个地区有9个地区遭受水灾，灾民超过5万人。在智利北部地区，连续8小时的特大暴雨，降水量达到了过去21年降水量的总和。

在欧洲，也有不少国家发生洪涝灾害，如英国、西班牙、荷兰、法国、罗马尼亚、意大利等国。1997年南半球最大的“冬雪节”（6月21日）原计划在新西兰隆重举行，但遗憾的是到开幕时还没有降雪，滑雪场地无法正常开放。

在我国，北方普遍高温，1997年7月，首都北京35℃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时间之长为百年罕见，干旱十分严重；而在南方却是暴雨成灾，出现了“南凉北热”的反常天气。我国1998年夏季的特大洪水，农田受灾面积2229万公顷，死亡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

除此之外，厄尔尼诺现象还能造成某些疾病的流行和传播，促进大气污染和温室效应的加剧，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和水生食物链，严重影响人类的食物供应和生存环境。

科学家们认为，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与人类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有关，是地球温室效应增加的直接结果，与人类向大自然过多索取而不注意环境保护有关。拯救大自然，就是拯救人类自己。如何制定对付厄尔尼诺的良策，是世界各国气象专家们十分关注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缥缈的海市蜃楼

从前，有一支骆驼队在炎热的沙漠中行进。酷暑和干燥的天气使得旅行者疲乏不堪，皮袋中的水已经喝完了，嘴唇干得开裂，这时他们多么渴望能喝到一口清凉的水啊！突然，在遥远的前方沙漠间，出现了一个湖，湖的两岸高耸着宫殿和寺院，这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希望，他们急忙朝前奔去。可爬过一个又一个沙丘，湖泊、宫殿和寺院仍在遥远的地方，忽暗忽亮，忽隐忽现。过了一会儿，湖水、宫殿、寺院突然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平静无风的海面、大江江面、湖面、雪原、沙漠或戈壁等处，偶尔会在空中或“地下”出现高楼城郭、湖泊树木等幻景，这种现象称为海市蜃楼，也称“蜃景”。我国山东蓬莱海面上常出现这种幻景。在我国古代传说中，认为蜃乃蛟龙之属，能吐气而成楼台城郭；又说海市是海上神仙的住所，它位在“虚无缥缈间”，因而得此名。

自然界中的海市蜃楼是怎样形成的呢？简单地说，海市蜃楼是一种反常的折射现象，它是光线在垂直方向密度不同的大气层中传播，经过折射造成的结果。常分为上现、下现和侧现海市蜃楼。在炎热的夏天，有时在被太阳晒热的柏油马路上、岩壁和墙面附近我们也能看到房屋、树木的倒影，这实质上也是一种“蜃景”现象。

为大自然记日记

你知道吗，有人专门为大自然记日记。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遍布世界各地、日夜观云测雨的气象观测员。

为什么要给大自然写日记？大自然的日记里该写些什么呢？看完下面的介绍你就清楚了。

天气预报是大家平常都很熟悉的一个字眼。电视、广播、报纸，每天都要发布相关地区的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已成为与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及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项重要工作。

要制作天气预报，首先需要的就是气象观测资料，这就是我们说的大自然的日记。

观云测雨，看似简单，其实是件非常复杂、非常专业和非常辛苦的一件事儿。

全球有数万个气象观测站，常年在不同的地方、每天按统一的时间和规范昼夜不间断地进行气象观测和探测，为气象预报员制作天气预报提供资料。仅我国就有2600多个气象观测站在城市和乡村开展业务工作，为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提供宝贵的气象观测、探测资料。

气象观测站是进行气象观测的机构。按工作性质可分为气候站、天气站、农业气象站、航危站、日射站、天气雷达站、海洋气象站、专业气象站、流动气象站等，还分有人气象站及无人自动气象站等。按所在的地理位置特点又可分为高山气象站、海岛气象站、山地气候站等。

观测场是进行地面气象观测的场所，通常有观测场、观测室和观测点三种。观测场和观测室分别是在室外和室内固定安置观测仪器进行观测的地方；而观测点主要供临时用轻便仪器进行观测，一般不安置固定仪器设备。

地面气象观测是气象观测中最基础的也是最主要的观测。

在日常制作天气预报中，地面天气图上的资料都是地面观测得到的。同时，地面观测资料又可以反映出当地的基本气候状况，是当地经济建设和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要资料。

为了捕获天气系统的运动和变化特征，地面气象站要求每隔150千米左右布设一个，如果站点过稀，天气图上天气系统的位置和范围就会不准确，就会影响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在我国的许多地区，气象站密度比这要大得多，基本上每个县都有一个气象站。但在青藏高原和南海等无人区或少人区，气象观测站点就很稀少。

地面气象观测大部分集中在观测场里进行。为了使观测得到的气象资料具有代表性和连续性，要求观测场要选建在比较空旷平坦的地方，周围不能有高大的建筑物和树木，也不能靠近工厂、公路和水面等，观测场内要求种植草坪。为了观测方便，观测场内可以铺设小路，观测场四周要用不影响空气流动的栅栏围起来。正规的观测场是25米见方的正方形，但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因地制宜适当缩小。

观测场中最醒目的设备就是百叶箱。观测空气温度和湿度的仪器就放在百叶箱里，箱内不受阳光照射而又空气流通。这样观测到的大气温度、湿度才是准确的。

观测场内还有测量风向风速、降水量、蒸发量、日照时间、地温等的观测仪器。

另外一些观测项目则不是用仪器来完成，而是由观测员在观测场根据严格的观测规范用目测来进行的，如能见度、天气现象、云量、云状等。

承担有高空气象探测任务的气象台站，每天还要定时（北京时间07时、19时）施放探空气球和探空仪，对30千米以下高空的大气温度、湿度、气压、风速风向进行探测。

气象站观测一般每天进行4次，即北京时间08时、14时、20时和02时（即国际标准时的00时、06时、12时和18时），重要的观测站点每天要进行24次观测，即每小时1次观测。这是世界气象组织统一规定的，各国都要遵守。这样，全球各观测站同一时刻的气象观测记录就可以统一描绘在一张天气图上，预报人员就可对天气系统的演变过程和未来动态进行对比分析，并综合分析和运用其他资料，制作未来的天气预报。

为大气量“体温”

气温是人们最关注、最重要的气象要素之一，也是日常天气预报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地面气象台站的气温观测数据主要是通过放置在百叶箱中的温度表测得的。

百叶箱是气象观测场中最醒目的标志之一，因而许多人将它等同于气象观测，甚至认为“气象”就是百叶箱。这种看法是很不全面的，最起码说明人们对气象还缺少最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的确，百叶箱是气象观测中比较重要的专用观测设备，气象要素中的温度、湿度的观测就是在百叶箱中进行的。世界气象组织统一规定，百叶箱须架设在离地面1.25米高的特制支架上，箱门面对正北。

这样，放在百叶箱中的温度表，不会直接受到日照、降水和强风的影响，测得的气温数据才是比较准确的。而且由于全球各国的气象观测站都是用统一的百叶箱和统一的规范进行观测，因而观测的数据就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可以进行对比和分析。

百叶箱中除了温度表外，还有最高、最低温度表，用于测量一天中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

横放在百叶箱中的最高温度表专门记录一天中的最高气温。它的秘密在于，这个温度表的水银球部和毛细管连通处特别狭窄。当气温上升时，强大的水银膨胀力可以使水银从球部顺利挤过狭窄处进入管腔，使水银上升。但气温下降时，因狭窄处摩擦力的作用，水银柱本身却无力通过狭窄的颈部回到球部。那么水银柱顶端指示的度数便是这一天中的最高气温。当然，每天20时读完最高温度后，最高温度表都要调整恢复，方法是用手小心地甩（球部在远端位置），使水银柱中的水银受离心力的作用强行通过狭窄的颈部回到球部。

管腔中装酒精液体的是最低温度表，它能测量一天中的最低气温。最低温度表的管腔中有一个哑铃形的塑料制的游标，当气温下降，酒精柱收缩时，借助酒精柱顶端的表面张力可以把游标拉向球部，指示出当时的最低气温。而当气温再度升高，酒精柱重又膨胀时，酒精却自由地从游标周围的空隙流过，而游标却停在原处不动。因此，每天14时读完最低气温后，将球部稍稍抬高，让游标克服摩擦力回到酒精柱的顶端，就又可使用了，这也就是最低温度表平时要水平横放的原因。

看温度表的时候，头部、手和灯不要接触球部，屏住呼吸，迅速读数，以免受到体温和呼吸的影响。同时，视线必须同水银柱顶部平行，这样就不会产生误差。

为大气“把脉”

人们在医院常见到医生用气压计为病人量血压，看他的血压是高还是低，以诊断病情。同样，要预报天气，也需要给大气“把脉”，也就是要测量大气压。

大家知道，气压是大气压强的简称，表示地球大气层对地面单位面积上的压力，单位是百帕。

空气分子运动观点认为，气压是空气的分子运动与地球重力场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综合的作用下，许多空气分子在每瞬时平均对单位面积的平面所施的撞击力就表现为气压。空气分子密度大的地方，也是空气分子平均动能大的地方，因此撞击力就大，故气压也大。

离地面越高，气压越低，故可根据气压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来测算高度。在水平方向上，气压的差异常能引起空气的流动，所以气压是制作天气预报的重要气象要素之一。

气压的观测，是在室内进行的。

目前，我国气象站一般都用水银气压表来测定大气压力。当外界气压升高时，大气压力会自动把水银槽中的水银压进管腔中使水银柱长高。反之，气压下降时，水银柱会自动降低，水银自动流回槽里。不过，在实际观测中，水银柱高度的读数还要进行3项订正，也就是气温订正（订正到0℃），海拔高度订正（订正到海平面上）和纬度订正（订正到纬度为45°处）。因为只有这样，世界各地的气压值才能进行比较和分析。

目前，有条件的观测站已使用自动气象站或振筒式气压表等专用设备进行气压的观测，测量记录十分方便。

捕风捉影探大气

风是指空气流动的现象。而气象上常将空气在水平方向的流动称为风，垂直方向的空气运动则称为升降气流。

因各地气压高低不同，空气从气压高处向低处流动，便形成了风。风通常用风向和风速（或风级、风力）表示。

风向是指风吹来的方向，所以风向标箭头指的方向就是当时的风向。气象上把风向分为16个方位，它们分别为北、北北东、东北、东东北、东、东东南、东南、南南东、南、南南西、西南、西西南、西、西西北、西北以及北北西。风向的变化常常很快，因而气象上观测风向有瞬间风和平均风向之分。通常所说的风向不是瞬间的风向，而是连续观测1分钟左右的平均风向。

风速是每秒钟气流走过的距离。由于受地物的影响，近地面风速与空中风速有很大的不同，因而要求地面观测以在宽广而平坦的地面上空10米处的观测值作为标准值。所以，地面上的风速风向，是通过架设在观测场内离地面10米高处的电动式风速风向仪来测量的。

由于风速总有阵性，读瞬时风速代表性不大，因此规定风速的观测取2分钟的平均。而只要风速仪的指针一旦达到17米／秒，不管它持续多长时间，气象员就必须记载这一天为大风日。大风日数是一种很重要的天气日数。如果观测时没有风，则称为静风，用符号C表示，写在观测簿内。对风的观测还要进行月、年的统计和归档。

由于存在着大气一般环流和地方性环流，在大气中的任何一点，风总是随时在改变着方向和速度的，在地球上的不同地区，这种风的变化也是不相同的。例如，在信风带中，风是很稳定的；在中纬度地带，风往往是变化无常的。近地面层的风，由于受地形和下垫面（陆地、海洋、平原、山区、城市等）条件的影响，风在一日内也有明显变化。同时，随着高度的变化，风速、风向也会发生变化。一般情况下，风随高度增加呈增大趋势，通常到高空1万米左右为最大，随后又逐渐减小。

现在，我国大部分气象台站使用的测风仪器是国产的风杯式电接风向风速仪，部分台站也有装备和使用自动气象站或电磁式风速风向感应记录仪的。

高空的风速风向，是通过施放测风气球或用测风雷达探测其方位角和仰角，然后经过计算得出来的。

气象气球是最早用来探测高空的风向和风速的工具。气球在天上随风飘移，测定前后两个点的位置就可以求得这两个点（高度）之间气层的平均风向和风速。

雷达测风克服了阴雨天有云时的障碍，可以得到从气球升空到气球爆炸时为止整层大气的风向、风速随高度变化的记录。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云常常是天气突变的信号，此时特别需要高空风向、风速的资料，以使天气系统的位置和强度确定得比较准确，有利于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

观云测雨有讲究

云的观测包括判定云状、估计云量、测定云高。

云状的观测是根据云的外貌特征、结构特点和云底高度为主要依据，来判别云的种类。云的观测，要求在视野开阔的地方进行，这样便于了解整个天空云的情况，及时发现由别处移来的云层。观测时先判定云形，再判定它的种类和具体的云状及其特征，如果天空同时有几层云，则应根据云高由下而上逐层判定。还应经常注意云的连续变化，掌握其演变规律。

云量的估计，全凭目力测定视界范围内的云块占据天空的面积来决定。通常将整个天空分为10等份。碧空无云或被云遮蔽不到0.5份时，云量为“0”；遮盖天空一半为“5”。云量多时，应先估计露出的天空部分，再推算出云量。云量少时，则直接估计云所遮蔽天空的份数。

云高是指用目测、器测云底离地面的垂直距离。实测云高的方法：一是气球法，即用上升速度固定的氢气球，计算氢气球从施放到它进入云底的时间，求出云底的高度；二是云幕灯法，在夜间用强灯光向上直照云底，通过观测点测出视线到云底一点与地平线的夹角，根据三角法算出云高；三是使用云高仪等先进设备自动测量和计算出云底的高度。

气象部门把从天上云里降下来的雨水（液体）和雪、冰雹（固体）都称为降水。降水的多少叫降水量，降水量的单位用毫米来表示。它是按从天空降下的雨或雪、雹等融化后未经蒸发、渗透、流失而积聚在地面上的深浅来计算的。如果是雪等固体降水，一定要先把它们融化成水后再测降水量。

气象站主要是用雨量筒来测定降水量的。

雨量筒是一个直径20厘米的金属圆筒。筒高58厘米，分为上下两节，下节高35厘米，里面装有一个储水瓶。把储水瓶中的水倒进特制的量杯，就可以知道今日的降雨量。

我国许多气象部门都配有能自动记录雨量的自记雨量器，可以测量各个时段中降水的强度。有的气象台站还装备了自动气象站或遥测雨量计等先进设备，可自动完成降水量的测量及记录。

雨量的大小根据降水的状况一般分为四个等级：即小雨、中雨、大雨、暴雨。

小雨：雨滴下降清晰可辨，地面全湿，洼地积水慢，屋上雨声微弱。

中雨：雨滴下降连续成线，雨滴四溅，洼地积水较快，屋上有沙沙的雨声。

大雨：雨滴下降模糊成片，落地四溅较高，洼地积水很快，雨声哗哗作响。

暴雨：雨猛如倾盆，雨声震耳，积水特快，江河涨水。

降雨的量级还可以根据日降水量的多少来划定级别。我国气象部门规定，不论下雨时间的长短，例如“零星小雨”指有的地方下雨，有的地方不下雨；“间断小雨”指雨断断续续地下；“阵雨”指雨时下时停、时大时小。凡日降雨量大于或等于0.1毫米就算一个降水日。

零星小雨：日降雨量为0.1～1.0毫米。

小雨：日降雨量为1.0～10.0毫米。

中雨：日降雨量为10.0～24.9毫米。

大雨：日降雨量为25.0～49.9毫米。

暴雨：日降雨量为50.0～99.9毫米。

大暴雨：日降雨量为100～200毫米。

特大暴雨：日降雨量为200毫米以上。

空气并不“空”

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空气，其实既不“空”也不“干”。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水分。气象上用空气的湿度来表示。

空气湿度是指空气中的水汽含量或潮湿程度，它的大小和增减会直接或间接地引起云、雾、降水等现象的生、消变化。

气象部门测定的空气湿度有好几种，包括相对湿度、绝对湿度、水汽压和露点温度等。相对湿度是其中最常用的，相对湿度的单位是百分数（％），空气中没有水汽时相对湿度为零，空气中容纳水汽已达到最大限度时（称为空气已经饱和），相对湿度就是100％。

测量空气湿度通常用于湿球温度表，它是两支相同的特制温度表，竖直固定在百叶箱中的支架上。

干球温度表用来测量气温：湿球温度表的水银球用湿润纱布包裹着，纱布下端浸在水盂里，使湿球纱布始终保持湿润状态（因而称为湿球温度表）。湿球纱布上的水在空气没有达到饱和时会不断蒸发，蒸发的快慢决定于空气的相对湿度，湿度大时蒸发慢，湿度小时蒸发快。湿度是100％时，空气中所含水汽已饱和，水分停止蒸发。水分蒸发是要消耗热量的，这样湿球温度表的读数就会减小。因此，除了空气饱和（相对湿度为100％）时，湿球温度表的读数和干球温度表一样，其余时候，干球温度表的读数总是要比湿球温度表的读数高，两者差值越大表示空气越干燥，相对湿度越低。因此利用干湿球温度差可以知道空气相对湿度的高低，利用气象部门已出版的对照表册，可以很方便地查用所需数据。

天气现象有哪些？

大气中的各种物理现象称为天气现象，这些物理现象的综合变化能表现天气变化的特征。

在气象观测中除了对温度、湿度、气压等气象要素进行观测外，还要记载许多天气现象。天气现象除了可以利用仪器进行观测外，某些天气现象还可凭感觉器官观测，观测的结果一般用天气现象符号记载下来。在天气现象符号的右上角可再标上“0”、“2”等号码，以区别天气现象的强弱。如天气现象很弱，就在符号右上角加“0”；如很强，就在符号右上角加“2”。如果天气现象在观测地点以外发现，应在符号外加上括号。例如，在观测点以外发现霜，就应记为“（U）”。

天气现象有的直接和人们生活有关，有的对天气变化起指示作用。天气现象主要包括：雾、雷暴、大风、降水、积雪、结冰、霜、露、雨淞、雾淞、冰雹、沙暴、虹、晕、华、佛光和极光等。

例如，雾是指由于水汽凝结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千米的现象；大风是指最大风速超过17米／秒；沙暴是指因沙尘影响使能见度小于1千米的现象；雷暴是指由积雨云产生的雷电现象，常伴有阵雨、龙卷、冰雹、大风等；雷暴日是指有雷电出现的天数等。

以上天气现象一旦发生，气象观测员就要严格按照气象规范进行记载，并及时传递给气象预报人员，供制作天气预报时参考，同时这些观测资料还要按规范定时进行整理并归档，供预报人员制作天气预报和日后进行气象分析使用。

上述这些项目还仅限于地面气象观测的范畴，实际上高空观测对于天气形势分析和预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近二十年来飞速发展的气象雷达观测、气象卫星观测、无人自动站观测以及包括使用飞机、气象塔等手段进行的观测，无论是对天气预报的改进，还是对大气变化的研究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观云测雨的“千里眼”

气象雷达被称为观云测雨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要想知道数百千米范围内雷雨、暴雨、台风、高空风等天气情况，可以用气象雷达来探测。早在1943年，美国就制造出了气象雷达，并用来探测大气中的云雨风暴。

气象雷达的天线能定向发射出波长很短的脉冲无线电波，这种电波在远处大气中碰到雷雨、风暴等目标物时，就有一部分电波散射返回，回波被雷达接收机接收后，便在雷达的显示屏上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在显示屏上就能看到远处雷雨、暴雨、台风等云团的整个面貌和内部结构。雷达同时可以根据发射波束的指向确定目标物的方向，根据接收到回波的时间可以确定目标物的距离。

气象雷达的种类很多，例如，用以测量高空风向、风速的称“测风雷达”；探测云雨降水的雷达称为“测雨雷达”；而“多普勒天气雷达”则可以对暴雨、对流云团的内部结构、下击暴流等天气进行全方位的监测。

测风雷达主要用于探测从地面到30千米高空范围内高空的风速、风向随高度的变化。其探测方法是，用气象气球携带一个无线电讯号回答器升空。地面上的测风雷达每向回答器发射一个脉冲无线电讯号，回答器立即发出一个回答讯号，这样雷达和气球之间的距离，就可以从雷达发出和收到讯号之间的时间，乘以电波速度（每秒30万千米），再除以2（往返）求得。另外，雷达根据回答讯号的位置同时测出气球的仰角和方位角，输入计算机便能很快算出气球所在高度上的风向和风速。

雷达测风克服了阴雨天有云时的障碍，可以得到从气球升空到气球爆炸时为止整层大气的风向、风速随高度变化的记录。

测雨雷达是利用无线电波在云雨中散射的原理，主要用于探测几百千米范围内的强对流降水云团和雷暴云团，监测它们的生消和演变。用雷达探测云雨时，在雷达的显示屏上可看到一块块不规则的亮斑，这就是云团和降水区的回波。雷达回波越强，表明云中的对流越强，暴雨的强度也越强。通过雷达的连续探测，可以测量出云团和雨区的强度、移速、移向和距离。

多普勒天气雷达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并开始陆续投入业务运用的新型雷达。它应用无线电波的多普勒效应，探测大气云雨粒子运动特性，可以对暴雨区和强对流云团的内部结构进行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扫描，得到并显示彩色的动态回波图像，可以自动测量并显示回波的强度、移速、移向等参数，还能对下击暴流、高空风切变、冰雹等灾害性天气进行全方位的监测。它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便，显示直观，功能强大，特别适合机场、港口、航天发射场和沿海地区使用。多普勒天气雷达现在已经成为警戒强风暴强对流天气和防灾抗灾的有力工具。

气象雷达的应用，拓宽了人类观天的视野，为预报人员制作天气预报提供了重要手段和依据，特别是对短时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太空洞察地球风云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一颗颗气象卫星升上了太空，人类实现了从太空观测地球风云的愿望。

气象卫星携带各种大气遥感探测仪器，“站”得高，“看”得远，在几百千米至数万千米的高空，从上而下昼夜监测着地球大气的演变，原来很多难以发现的天气现象，在它面前就一目了然了。气象卫星的出现使人们监视天气的能力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开始了从宇宙空间观测天气的新时代。

卫星可观测到地球上的每一地区，使原来缺乏气象资料的海洋、沙漠、高山等地区都能从卫星上得到资料，从而弥补解决了这些地区没有气象观测资料的空白。一颗气象卫星在空中运行一天所得到的全球气象资料，在地面上则需要全世界施放成千个探空仪，还要许多气象工作人员进行观测才能得到。

气象卫星按其运行的轨道和用途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叫极轨气象卫星（我国发射的“风云一号”系列气象卫星就是这类卫星），即卫星运行轨道通过两极，绕地球一周约需100分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只有约数百千米。这种卫星虽然每天可对指定地区进行两次观测，但却不能连续监视，因此对日常天气预报意义不大。

另一种叫静止气象卫星（我国发射的“风云二号”系列就是这类卫星）。它位于赤道上空35800千米的高空，24小时绕地球1周，相对地球而言是静止不动的。它的优点是能连续监视一个地区的天气变化，可以提供地球大气的红外云图、可见光云图、水汽图、云顶温度等资料，对天气预报十分有用。

我们每天在电视天气预报节目中看到的云图就是静止气象卫星拍摄的，它是制作天气预报最直观、最重要的资料。

只用一颗气象卫星还不能观测到全球的风云。即使高度达35800千米的静止气象卫星，也只能观测到地球表面的1/3，而且图像边缘部分还会有不同程度的失真。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世界气象组织便建立起了由5颗均匀分布在赤道上空的静止气象卫星和2～3颗极轨气象卫星组成的全球空间气象观测系统，它和庞大的地面观测系统一起，共同组成了全球大气观测系统，气象卫星已成为天气预报和大气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和手段。

一览风云的天气图

想象一下，一眼就能看到整个世界的这种感觉，地图能为我们办到。如果没有地图，很难想象地球看起来是什么模样。1569年，佛兰德斯的地图学家墨卡托首次出版墨卡托投影天气图，对全球的气象监测和预报发挥了很大作用。

俗话说“气象无国界”。天气图的制作便是全球各个国家在气象领域的一项大合作。

天气预报离不开天气图，要制作天气图，首先要收集全球相关区域有关观测站和探测站的气象观探测资料。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科协理事会便共同筹划建立世界天气监测网，并于1978年开始实施。

世界气象组织（WMO）有150个成员，由俄国莫斯科、美国华盛顿和澳大利亚墨尔本的3个世界气象中心和26个区域气象中心及各个国家和地区气象中心组成，他们共享世界各地的天气实况资料。

每天各测站和各气象中心之间要把收集到的10000个地面站、1000个探空站、7000艘气象船、几千架飞机及数以万计的观测气球提供的资料，用最先进的通信技术连接起来，组成一个整体。通过电信线路收集并按国际统一的格式编写本区气象电码，并及时向有关国家和地区提供。同时，接收世界气象中心和其他区域中心所提供的观测资料及加工产品，制作出地区和世界范围的天气预报并把它分送到世界气象组织的各个成员国，这些国家又把资料送到国家气象局，由国家气象局对未来的天气做出预报。

我国于1979年年初成立的北京气象中心，也是亚洲区域气象中心之一，负责全球间、区域间和各国的资料传递、存储等工作。

收集到的各地气象站同一时刻的实况观测资料，用各种规定的符号和数字，在计算机和自动填图机的帮助下，很快填到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空白的天气图底图的相应站点位置上，表示气象要素和天气现象的符号标绘在气象图上，就为预报人员提供出了制作天气预报所使用的部分信息，填好的这张图气象上称为“天气图”。

天气图把各地零零碎碎的气象记录集中起来变成一幅各地同一时刻的天气实况图。一张张五颜六色的天气图，反映出不同时间、不同高度、不同地区的大气情况。有全国的、有欧洲大陆的、有整个北半球的…填有地面气象资料的图称为“地面天气图”，填有高空气象资料的图称为“高空天气图”。

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我国国家气象中心一直采用手工填图，要求填图员有过硬的识报、译报、填图的本领，每分钟能填地面站点3个或高空站点8个。到现在，所有层次的天气图全部存储在计算机中，预报员可以随时调出来查看，只是在计算机系统还没有普及的一些基层台站还能找到手工填制的天气图。但不管怎样，天气图的制作代表了气象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现在在大学里，气象专业的大学生们一般仍是从“天气图”的绘制开始学习气象知识的。

一张普通的天气图上，包括了700～800个气象站的观测资料和上百种填图符号。天气图填好后，便需要预报人员按一定的绘图规则进行绘制（现在一些台站已实现了天气图绘图仪自动绘图）。绘制完的天气图上，便可显示出各种各样的天气系统，如高压区、低压区、低槽、切变线等所在的位置及最近的演变情况。

风云变幻可预测

天气预报是气象工作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广大民众生活服务的重要手段之一。

有了前面所讲的各类气象观测探测资料后，预报人员从天气图上分析天气系统的演变情况，并结合卫星云图、雷达回波、数值预报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就可以制作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了。

天气预报按预报时效一般分为短时预报、短期预报、中期预报、长期预报和超长期预报等。不同时效的天气预报，所用的资料、方法、手段和所发布的内容是不完全一样的。

短时预报一般是指未来12小时以内天气的预报。内容主要包括气温、云量、云状、风速、风向、雷电、大雾及降水等天气现象的预报。主要用于短时重大的军事行动和庆典等活动的服务保障。如国庆阅兵时、卫星发射时、大型群众集会时等。

特别是在卫星、导弹发射前，气象保障的项目多、要求非常高，除了要准确提供发射场的降水、雷电、大风、云量、云状、能见度等常规预报项目外，还要及时准确地提供发射场以及火箭飞行航线上的地面电场、空中电场、雷电监测、高空风、浅层风、逐时气温等特殊保障项目的预报。而且这些预报又是定时、定点、定量的小区域的预报，难度极大，稍有差错，便会造成重大损失。

云图、雷达回波、地面区域实况及雷电监测等资料，对短时预报的制作十分有用。

短时预报一般采用“逐步逼近、逐步订正”的保障方法，即在短期预报的基础上，对最近的卫星云图、雷达回波、雷电监测、高空探测、地面区域实况等各种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经讨论后做出预报。当然，预报人员的保障经验和保障技术也是很重要的。

短期天气预报一般是指未来48小时以内的天气预报，重点是未来24小时以内的预报，这也就是我们平常在电视、报纸上看到的天气预报。内容主要包括未来1～2天，当地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是阴是晴，有无降水、大风、寒潮和大雾等气象要素的预报。有的城市还有污染指数、紫外线强度的预报等。短期预报主要服务于人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熟悉的一种天气预报。

制作短期预报常用的方法有：天气图预报方法、统计预报方法、数值预报方法、MOS预报方法、专家预报系统等。当然，卫星云图、雷达回波、高空探测、地面观测等各种资料都是不可缺少的，预报人员的保障经验也是很重要的。

中期天气预报一般是指未来3～10天的预报，它主要侧重于天气过程的预报，如大范围的暴雨天气、高温天气、寒潮过程等。

中期天气预报目前主要使用数值天气预报方法。预报人员应用欧洲中心每日发布的未来7天的数值预报产品、国家气象中心发布的T160数值预报产品，再结合本地区天气形势的变化和天气气候特点，即可制作相关区域的中期天气预报。数值预报产品是制作中期天气预报最主要的决策依据。

中期预报对于适时安排农业生产、工程建设、重大军事活动以及人们外出旅行等都有很大作用。

长期天气预报一般是指10天以上的预报，主要内容包括旬、月、季、年当中的气候趋势和主要天气过程的预测预报，如冬季寒潮降温过程、雨季暴雨过程、长时间旱涝或长时期酷寒和酷热等过程的预报。它对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农牧业生产及人们日常生活影响较大。1年以上，如5年、10年、100年的预报又称为超长期预报，仅作为气候趋势预测和分析时参考。

长期天气预报一般以气候资料的统计分析为主，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一些预报经验和统计方法，特别是概率统计方法运用得最多。由于目前人们对长期天气过程的物理原因及复杂的影响因素的认识还不很清楚，缺少理论方面的研究，所以新的一些长期天气预报方法还在试验和探索中。

由于气象资料的信息量和分析、处理的工作量十分巨大，天气预报的模式及方程运算又非常复杂，所以，世界各国都将最先进的计算机首先应用于气象。我国的国家气象中心就装备了国内目前最先进的“银河Ⅳ”巨型计算机，其运算速度达400亿次／秒，它运行1小时，相当于数千名气象人员加班加点工作几十年。

目前，计算机已能制作7～10天的天气形势预报，还可以制作出所选定台站的气象要素的预报，天气预报的自动化、定量化已成为今后气象预报业务发展的方向。

从上面大家可能已经看出，天气预报是一门综合性的预测科学，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因为大气变化的不稳定性和天气系统演变的复杂性，加上平原、山区、高原、湖泊、海洋等不同地区的局部气候差异，造成了各地天气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各种气象要素和天气形势随时都是变化的，可以说，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天气要素没有两天是完全相同的。要准确预测天气的未来演变，特别是几天以上的天气，难度是非常大的。

由于目前人们对大气运动的认识还很不足，对大气演变的规律性掌握还不够，所以现在天气预报的水平还不高。但是，科学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随着探测技术和预报技术的不断发展提高，未来的天气预报一定会越来越准。

未来的空间天气预报

21世纪将是人类走向太空的世纪。

科学家们除了积极参与空间站建设外，正在着手酝酿月球城和火星城的规划，研究在其他星球上建立可供人类永久居住的基地。但是人类在太空生活毕竟不同于在地球生活，当人类进入宇宙后，要受太阳耀斑、放射线、高能粒子线等各种恶劣影响，它们均能破坏人体细胞，影响人体健康。因此进行空间天气预报，已成为太空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内容。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外层，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大气，它抵挡住了来自太阳的强烈的紫外线、X射线、放射线等，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了安全的生存环境，但当人类飞出地球大气层以外，各种各样的宇宙射线、高能粒子流等就将严重地危及人类的安全。

在人类的太空活动中，太阳是危及人类安全的主要根源。太阳黑子、耀斑的剧烈暴发，会形成猛烈的太阳风暴，释放出巨大的爆发性能量和强烈的宇宙射线。

从太阳抛出的氢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等离子流，在天文学上称为太阳风。由于地球磁场的屏障作用，太阳风的等离子流对地球表面的影响很小。但飞行在太空的宇宙飞船、载人空间站、人造卫星却要经受高能粒子“雨”和等离子“风”以及磁暴的袭击。要在这样残酷恶劣的空间环境中生存和工作，就必须随时预测和了解空间气象环境的变化情况，必须对太阳耀斑、放射线、高能粒子流的情况进行监测和预报。

空间天气预报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地球上和人造卫星观测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迅速预测与太阳活动相关的空间环境变化情况，并把它传送到太空基地和地面。根据空间天气预报，人们便可以得知太阳x射线预报、耀斑离子线预报、放射线预报以及等离子环境预报。提供这种空间环境变化的情报，不仅对参加航天活动的航天员和科学家有益，对从事空间学术理论研究或空间观测活动的学者也大有好处。

太阳是引起太阳系空间环境变化的主要原因。为了得到准确的空间天气预报，必须改进和完善观测太阳活动的设施和手段，以便对太阳大气运动、太阳表面磁场构造等进行全面细致地观测。对太阳或空间环境进行连续观测，地球上的观测数据是重要的依据。因此，建立国际观测数据网络将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将来不仅要在地球上建立空间观测系统，在宇宙空间也要建立观测系统，组成能够实时进行空间气象监测的“空间气象观测系统”。

为了进行客观的数据预报，美国已建立了“空间环境污染中心”，制订了“国家空间天气研究计划”，并依据地面观测数据模拟预测空间环境的变化。可以设想，在不久的未来，空间天气将会成为世界各国角逐太空的又一新“战场”。

21世纪，在浩瀚的太空中除了太空工厂、太空农场之外，太空学校、太空医院及太空城市也将在太空中相继建设起来，人类将飞出地球村，在太空建设自己新的家园。因此，“空间气象学”将会成为一门新的学科，迅速发展起来。到时，就像我们每天收听收看地球上雨雪风霜的预报一样，可以收听收看到来自宇宙空间有关太阳和宇宙射线的预报信息，等到那一天，当我们的思绪偶然从琐碎的日常生活转向广袤的太空和炽热的太阳时，我们的心中是否会升腾起一种别样的感觉呢？

|第四篇|

人体

鼻子为什么能闻出味道？

为什么香的东西闻久了就不香了？

居住环境不同，鼻子的形状也不同吗？

为什么有的人会打呼噜？

为什么人会打喷嚏？

……

鼻子为什么能闻出味道？

中国有句俗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意思是好酒的香味能够穿透层层阻碍，飘到很远的地方。而当我们闻到那些诱人的香味时，也会出现垂涎欲滴的感觉；但如果我们闻到腐臭的气味，则会感觉到难受和恶心。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我们的鼻腔内部，有一块大约5平方厘米的黏膜，分布着100多万个嗅觉细胞，它们与大脑保持着联系，是我们闻出各种味道的嗅觉感受器。我们知道，气味是由物质的挥发性分子形成的。当人吸气时，飘散在空中的气味分子就会钻进鼻腔，与里面的嗅觉细胞相遇。嗅觉细胞马上兴奋起来，将感受到的刺激转化成特殊的信息，转入大脑。于是就产生了嗅觉，人就闻到了各种各样的气味。

大脑会根据不同的气味，发出各种指令，来指导我们作出不同的反应。这些大脑指令，既有先天性的趋利避害，也有后天性的经验归纳。如果这种气味发自于可以吃的食物，大脑就会调动味觉来进行品尝。相对于嗅觉通过长距离感受化学刺激的感觉而言，味觉是一种近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闻到食物的香味会馋得流口水的原因了。

为什么香的东西闻久了就不香了？

有时我们到充满香气的室内或是溢满恶臭的水沟旁，一开始味道总是非常浓重，但过了不久，却不觉得有什么味道了。

这种闻久就没味道的现象，是大脑皮质为了自我保护而产生的“罢工”动作。

人的鼻子只管呼吸和嗅觉，但是大脑的皮质却什么都管。一旦香味吸进鼻子时，鼻子的嗅觉黏膜受到刺激，便把这个讯息传到大脑皮质。

大脑皮质里有一部分专管嗅觉的细胞，叫做嗅觉中枢。当它收到鼻子传来的信息后，立刻兴奋起来，把气味进行分析研究。

整个过程相当快。香味才钻进鼻子，马上就有报告说是香的，这全靠大脑皮质努力工作所获得的结果。

但是，如果我们还是一直闻着同样的气味，让相同的过程一次次反复地进行，这样大脑皮质就会感觉疲劳，并且越来越失去兴趣，最后终于从兴奋的状态转变面抑制的状态，然后宣布罢工，我们对这种味道就没什么感觉了。

居住环境不同，鼻子的形状也不同吗？

我们时常会发现，外国人与我们的长相有很大差异，就连小小的鼻子，也出现了很多种造型，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鼻子的形状是跟居住环境有关系的，这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适应生存环境而进行的自我完善。

气候越温暖，鼻孔就越大，鼻梁就越短小，如非洲黑人的鼻子既宽大又扁平，就是为了吸进大量温暖而潮湿的热带空气；而气候越寒冷，鼻孔越窄小，鼻梁越高尖，如北欧白人的鼻子既细又高，就是为了呼吸寒冷的空气时，让冷空气有更多的时间被加热。

不过，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鼻孔里都长满了又软又细的鼻毛。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呼吸。可是吸进来的空气中，只有氧气是我们需要的，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灰尘、粉末甚至微小的细菌，这些东西可不能全部跟着吸进肺里，否则我们准会生病。

这个时候，鼻毛就负起了一个重大的责任：它就像一道纱窗，也像一张滤网，把要吸进肺里的空气，好好过滤一番，挡住一些人体不需要的垃圾。

为什么有的人会打呼噜？

打呼噜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睡眠现象，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司空见惯的，还有人把打呼噜看成睡得香的表现。其实打呼噜是我们健康的大敌。打呼噜的人的气道通常比正常人狭窄，白天清醒时咽喉部肌肉收缩使气道保持开放，不发生堵塞。但夜间睡眠时，神经兴奋性下降，肌肉松弛，咽部组织堵塞，使上气道塌陷。当气流通过狭窄部位时，产生涡流并引起振动，从而出现打呼噜现象。

小朋友打呼噜大多是因为鼻咽部和扁桃体肥大，或者有颅面结构的发育畸形。由于气道阻塞较为明显，容易发生呼吸暂停，从而出现缺氧，影响正常发育和学习。严重的打呼噜可以引起痴呆。

所以，如果小朋友夜间打呼噜，并有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嗜睡、记忆力下降、学习成绩差等现象，首先要到耳鼻喉科检查鼻咽及扁桃体。如果有问题，就要积极进行治疗。

为什么人会打喷嚏？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当想打喷嚏的时候，好像突然来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想控制是很困难的。违反这个客观反应，身体就要出现一系列不舒服的感觉。打完喷嚏后，接着会出现瞬间的轻快感。其实打喷嚏和咳嗽、流眼泪一样，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功能。

在人的鼻黏膜上有许多非常灵敏的神经细胞，当外界的刺激性气体如辣味或其他小颗粒进入鼻孔时，神经细胞就把这一信息迅速传导给大脑；再由大脑发出指示，使肺部猛吸一口气，然后是胸部肌肉的猛烈收缩，把气喷出去，一下子将闯进来的东西赶了出去。这就是打喷嚏。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的视神经受到强烈的光线刺激时，也会打喷嚏。

总而言之，喷嚏的作用就是力图从体内排出气体来驱除刺激物。

为什么嘴唇干燥时不要用舌头去舔？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嘴唇干燥，就想去舔它，可是没想到越舔却越干，这是为什么呢？

嘴唇干燥不舒服，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舔唇，结果却往往越舔越干，越干越舔，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甚至舔得口唇周围皮肤粗糙变厚，甚至嘴唇肿胀。

因为嘴唇只有一层薄薄的黏膜，没有角质层，所以一旦空气中的湿度降低，黏膜中的水分就会减少，造成嘴唇的干裂，如果是较严重的干裂，则会引起唇部出血，或者引起细菌感染，造成嘴唇的发炎肿胀，甚至引起嘴唇的溃疡，连带影响整个口腔。

嘴唇干裂或发炎时，不要用舌头舔嘴唇，因为唾液中的酵素会吸收嘴唇的湿度，让嘴唇更加干燥。少吃刺激性和酸性的食物，如麻辣的菜肴、泡菜等，因为这类食物会让嘴唇更刺痛。最好多摄取含有维生素A、C、E的食物，改善嘴唇干裂的情形。不管如何，平时多喝水、保持饮食均衡，则是保持嘴唇湿润有光泽的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另外，冬天吃到瓜果等酸性食物的机会较少，因此也减少了酸性食物刺激口腔黏膜，分泌唾液的机会。而冬天喝水也比夏天少，水分能刺激黏膜分泌奖液，水分不足时，分泌自然减少。当浆液减少，只有又少又黏的黏液时，用它来舔干燥的嘴唇，自然就越舔越干了。

为什么舌头能尝出味道？

你知道吗？在我们的舌头表面有许多小突起，而在这些小突起里有一种味觉感受器，我们称它为味蕾。

每个味蕾由很多味细胞组成，味细胞顶端有纤毛可经伸出味蕾小针孔，从而感觉出溶解在水中的化学物质是什么味道。固体或气体物质，也要先溶解在唾液中，味蕾才能尝出味道。

因为感受甜味的味觉细胞大多集中在舌尖，所以我们的舌尖对甜味最敏感。同样的道理，因为酸味味觉细胞大多集中在舌的两侧中部，所以舌的两侧中部对酸味最敏感；舌的两侧前部则对咸味最敏感，而对苦味最敏感的是舌根。我们的味觉同其他感觉，特别是同嗅觉、皮肤感觉是紧密联系的，例如我们的辣觉就是热觉、痛觉和基本味觉的混合。

味细胞末端连接着神经。当味细胞兴奋时，冲动就沿着神经传入大脑的味觉中枢，产生味觉。基本味觉只有酸、甜、苦、咸4种，其余都是混合味。4种不同的味细胞能够分别感受4种基本味觉，它们在舌面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

舌头上一层白色的东西是什么？

当我们照着镜子伸出舌头时，可以看到舌头上有一层白白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它又有什么作用？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舌苔”，每一个人都会有，只是所在的部位和厚薄会因人而异。一般来说，身体健康的人，舌苔会很薄很干净，大部分只长在舌根的地方。但如果是牙齿不好、咀嚼功能较差、唾液分泌不足或习惯常用嘴巴呼吸的人，他的舌苔就会比较厚，并且生长的范围较广。

舌苔是由脱落的上皮细胞、黏液、白细胞、食物残渣和积藏的细菌混合形成的。这在每个人的口腔中多少都会产生，所以即便刮掉它，隔天还会长出来。观察舌苔可以诊断疾病、推测病情。譬如得伤寒的人，舌头中央部位的舌苔会特别厚，颜色发黑，但舌尖和舌缘却没舌苔。所以，医生看病时，观察病人舌苔的变化，也是诊断病情很重要的依据。

为什么唾液有消化作用？

唾液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口水”。当食物进入我们的口中，第一个对食物进行消化分解的就是唾液。唾液中大约99％都是水分，对食物起到消化作用的是唾液中含有的消化酶乃少量的有机物和无机物。

唾液能够温润口腔和食物，以便于说话和吞咽；还能不断溶解、移走味蕾上的食物微粒，从而使舌头保持感受味道的能力；唾液还可以分泌杀菌酶，具有抗菌和助消化的作用。白天我们分泌的唾液量多于夜间，这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清洁口腔。

我们的身体内能够分泌唾液的器官是唾液腺。唾液腺除了受到大脑皮层的控制外，也会受到饮食、环境、年龄以及情绪等方面的影响。随着年龄增长，唾液腺的功能逐步下降，唾液量会随之减少。

一两岁的小孩以及生病的人经常流口水，是因为他们的吞咽功能不正常，唾液囤积在口里，咽不下去，才表现出唾液增多的假象，事实上他们的唾液分泌总量并不多。

耳朵是怎样听到声音的？

先给你猜个谜语：“东一片西一片，隔座山头看不见。”（打一身体器官）我想你肯定能猜出来——那就是我们的耳朵。我们都知道，耳朵的作用就是听各种声音，但是，你知道耳朵是怎么听到声音的吗？

声音是以声波的形式传播的。声波在空气中传播，碰到物体就会引起物体的振动。我们耳朵中的鼓膜就是接收声音振动的“探测器”。鼓膜是一个很薄而且有弹性的组织，即使是很轻的声音都可以让它产生振动。

人的耳朵是由外耳、中耳和内耳构成的，外耳包括耳廓和外耳道。我们通常讲的“耳朵”，其实只是耳廓这一部分，有收集声音的作用。所以当我们听不清楚远处声音的时候，经常会用手在耳廓外面围着，就是这个道理。外耳道是声音传递的通道，比较宽而且直，我们掏耳垢的地方就是这里了。

当我们听声音时，外耳的耳廓把收集到的声音通过耳道传到鼓膜，引起鼓膜的振动。这种振动信号传播给大脑，通过大脑的加工，我们就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了。

为什么耳朵最怕冷？

人是恒温动物，正常人的体温维持在37℃左右。当外界气温太低时，身体热量就会散发到空气中，人就会感觉冷。如果温度在0℃以下而又不加保暖，血液就会凝固，身体上的组织就会冻坏。

在人体的各个器官中，数耳朵最怕冷了，这是因为耳朵里分布着毛细血管末梢。人体中，血液从心脏泵出后，沿着大动脉向中动脉、小动脉直至毛细血管流动，越是到毛细血管末梢里，血液越少，自然能量和热量越少。再者，耳朵里虽然与身体其他部位相比体积小，但相对表面积却很大，所以热量很容易散发。

打个比方来说，同样两个玻璃杯装满热水，其中一个用布裹上，只留个杯口，经过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没用布裹上的玻璃杯里的水比裹了布的玻璃杯里的水要凉得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耳朵冬天里最怕冷。

而且，身体可以穿上厚厚的棉衣，耳朵却无法罩得严实。当凛冽的寒风从耳边呼呼掠过，将耳朵的热量也带走了后，耳朵自然会感到冷了。

为什么耳朵里总是有耳屎？

耳屎的学名叫“耵聍”，是外耳道，也就是耳朵眼里的分泌物。它的主要功能是防止异物侵犯鼓膜，这些异物包括灰尘、虫子。当然，当耳屎多到堵塞外耳道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听觉。

耳屎一般是像蜡一样的淡黄色碎屑，也有油性的或比较坚硬、大块的耳屎。那么，耳屎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耳朵眼有一段皮肤和身体别处的皮肤不一样，这里有一种变形的汗腺叫耵聍腺，还有一种专门分泌油脂的皮脂腺。耵聍腺的分泌物不时地通过毛孔向外排出。起初，刚从耵聍腺吐出来的分泌物，外形有点像熔化的蜡。它们和皮脂腺所排出的油脂混合在一起，形成很薄的一层附着在皮肤的表面。

这些原始的耳屎与耳道内的尘埃、脱落的皮肤碎屑粘在一起，干燥后就成为一小块一小块淡黄色疏松薄片状耵聍，堆积在耳朵眼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耳朵里总是有耳屎的原因了。

耳屎分成干的和湿的两种。东亚人的耳屎绝大部分都是干的。非洲、欧洲和北美洲有97％的人的耳屎是湿的，南亚人则一样一半。而美洲土著则和东亚人一样，估计他们是从东亚跨越白令海峡移民到美洲去的。

挖耳朵是坏习惯吗？

常有人会拿起发夹、竹签、棉棒或其他挖耳器，来掏自己耳朵里的耳屎，因为耳屎会刺激我们外耳的神经细胞，让我们感觉很痒，所以就忍不住想要挖耳了。

耳朵是人类的听觉器官，在耳朵的外听道里，经常会分泌出一种像蜡一样的油脂，然后跟灰尘、皮屑等混杂在一起，就成了我们所说的“耳屎”。

事实上，耳屎是不应该全部被挖除和清干净的，因为它是由人体分泌出的一种用来保护耳朵的物质。它的味道非常苦涩，并且也很油腻，如果有小虫钻进耳朵里，尝到耳屎的苦味，就会觉得不适合久待，然后离开。要是灰尘飞进耳朵里，那么分泌的油脂就会将它粘住，所以耳屎是保护耳朵的一道防线。

喜欢把耳屎掏得干干净净的人，就好像打开了门，放小虫和灰尘进入一样。还有，如果挖耳的工具不清洁，就可能使外耳道染上细菌，导致发炎生病，所以千万别乱挖耳屎。

当你把耳朵靠近海螺仔细聆听时，你听到的声音不是大海的声音，也不是海螺发出的声音，而是自己耳部血液流动的回声。

为什么有人会晕车、晕船？

有些人只要乘船远行或坐车爬行山路时，就会出现晕船、晕车的现象。他们会有头晕目眩、冒冷汗、面色苍白等症状。可是，只要等他们离开船或车后，症状通常就会慢慢减轻了。

其实严格来说，这种现象并不算是疾病的一种，只是有些人在过度摇晃中不能适应时所表现出的反应，而这些人可能有着一个敏感的平衡感受器罢了。

人的平衡感受器位于耳朵的内耳里，内耳包括半规管和前庭神经。当身体移动时，便有讯息沿着前庭神经传到大脑，再从后脑传到头颈及四肢，以调整平衡，让人能灵巧地从事任何活动。

但是，有些人的平衡感受器特别敏感，神经系统反应也较剧烈，一遇到过度摇晃或其他刺激，便会使交感神经及副交感神经兴奋，而出现眩晕的症状。

所以，会晕车晕船的人，在长途旅行前，最好先有预防的准备，以免影响出游质量。

人为什么会耳鸣？

一般正常人的耳朵里是完全安静的，不会听到其他的杂音。因为耳朵是管听觉的器官，一旦有杂音产生，就会干扰我们听其他的声音了。

不过，有时有些人的耳朵里会出现一些杂音，这些杂音有的听起来像蝉鸣或是汽笛声，也有的像喇叭鸣响的声音。当杂音出现时，会影响整个听觉神经接收外界声音的效果，但是通常这种现象只会短暂出现，并不会持续太久。

这种出现杂音的症状，就叫做“耳鸣”。耳鸣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过通常是在人体虚弱时才会引起。除了全身性的体弱以外，耳鸣时常也是耳部疾病的一种表现。

我们的内耳和听觉神经是感受听觉的，所以对它们的任何刺激，它们都会转化为声音的形态，而耳鸣就是这样发生的。耳鸣的产生可能是神经发炎、被肿瘤压迫、内耳的炎症、水肿、缺氧或缺血等。另外，中耳附近血管受压、头颈肌肉不正常收缩也可能造成耳鸣。

你知道血液的类别——血型吗？

我们在献血或检查身体的时候，都要采集血样，并且验出血液的类型，那到底什么是血型呢？

其实，血型是人类血液类别的一种标志。人与人之间的血型并不完全相同。通常所说的A、B、O、AB血型，就是指血液中红细胞携带的不同的抗原物质。

我们的血型早在出生前，就由父母的遗传基因决定了。我们遗传了大量的基因，一半来自母亲，另一半来自父亲，结合起来就决定了血型。

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人认识到血液对于生命的重要，但是却不知道人类的血液还存在类别之分。因此，便发生了许多因为输错血型而致死的悲剧。

倒立的时候能不能吃东西？

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站着吃或坐着吃，有时候也会因为身体不舒服而躺着吃。但是有没有人想过，如果倒立的话，能不能吃下东西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食物从嘴到肚子主要依靠食道。食道是一条由肌肉组成的通道，连接咽喉与胃，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将食物从咽喉运送到胃中。当食物进入咽喉时会触动吞咽的反射动作，这个动作主要目的是将食物推入胃中。

当人吃进食物的时候，食道口就会变大，目的是使食物能够顺利进入，然后通过食道进入到具有一定消化作用的胃里。当食物一被咽下，食道就开始一种振动运动。在不断收缩和扩张的作用下，食道也会忽而变大，忽而变小，把食物一点一点地挤进胃里。

就因为这样，所以即使你倒立着，食道的这种振动运动也可以保证把你吃进的食物安全地送到胃里，所以人倒立也可以吃东西，只不过吃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而已。

胃的功用是什么？

我们在看到自己爱吃的食物时，就会不自觉地多吃一些，这时就会有人说你胃口好。那么，吃东西究竟和胃有什么关系呢？胃又有什么功用呢？

胃的上部接着食道，下部连接的是十二指肠。它的位置大致位于人体的左上腹。

胃是我们人体消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能暂时储存食物，但是主要作用是消化食物；与此同时，它还有一定的吸收功能，比如吸收酒精、少量水和无机盐等。

但是，胃的最主要功能并不是吸收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吸收营养的工作主要是由肠道来完成的。胃主要用于将大块的食物研磨成小块，并且将食物中的大分子降解成较小的分子，以便于被人体进一步地吸收。

为什么肚子会咕噜咕噜叫？

我们在接近中午的时间，就开始感到肚子饿，于是，会听到人的肚子咕噜咕噜地直叫，这是什么原因呢？

当我们吃进的食物快消化完时。胃中的胃液仍会继续分泌，但由于胃已经是空的了，所以这时候胃的收缩便会逐渐扩大、延长。这种讯息传入神经并送进大脑，就会引起饥饿感，这可称为“饥饿收缩”。

在饥饿收缩发生时，胃中的液体和气体就会不停翻搅，所以就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了。

另外，有的人也会碰到饿得太久后便吃不下的情况。这是因为饥饿收缩只持续半小时左右，之后就会平静下来。随着收缩的停止，饥饿的感觉也就会慢慢消失了。

还有，饥饿收缩也会带动胃壁肌紧张度升高，这时候食欲也会跟着升高，所以一旦饥饿收缩消失后，胃壁肌紧张度趋缓，食欲也就跟着降低了。

为什么会呕吐？

我们都见过或者经历过呕吐的状况，不仅场面“壮观”，而且味道也很“特殊”。可是，人为什么会呕吐呢？

呕吐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反射，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意识无法对它进行控制。

呕吐可以将胃里的有害物质吐出来，是身体的一种防御反射，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频繁而剧烈地呕吐可能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等并发症。

人在发烧或患一些肠胃疾病时，身体的消化系统会受到一定的损害，肠胃的蠕动和吸收功能都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食物如果继续待在胃里面，将会对身体产生很大的危害。而大脑是一个聪明的指挥官，它会在适当的时候，命令肠胃把东西吐出来，以缓解身体的压力。

在乘车或乘船的时候，有时候大脑受不了那种颠簸、震荡，便会产生错误的信息，从而导致呕吐。这种大脑“短路”的状态，我们称为晕车或晕船。

今天吃的食物，什么时候会变成粪便排出去？

从口腔到肛门，食物要经过一整条消化道的消化与吸收过程。由嘴巴吃进去的食物经过消化吸收后，形成残渣等由肛门排出，究竟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消化道中最长的器官是小肠，食物在这里进行最重要的消化与养分吸收。食物通过小肠的时间为4～5小时。但根据食物种类的不同，有些食物可能需要15小时之多。在小肠消化吸收后，食物的残渣和水分就会被送往大肠。大肠吸收水分后，残渣形成类便，送往肛门，这需要12～15小时。然后粪便就会经由肛门排出，完成整个消化过程。

因此，吃下的食物大约需要一整天的时间进行消化、吸收及形成粪便排出体外。

小肠与大肠的功能是什么？

人的小肠长达5～6米，周身具有很多褶皱，并且拥有多达3000万根绒毛。这种独特的结构可以使它的吸收面积增大600倍，达到200平方米左右，也就是一个网球场那么大。小肠有三种功能，即消化、吸收和分泌及运动功能，其中以吸收和分泌功能为主。

小肠主要吸收葡萄糖、氨基酸、甘油、脂肪酸及大部分水、无机盐和维生素等。小肠内有两种腺体：十二指肠腺和肠腺。十二指肠腺分泌碱性液体，内含黏蛋白，主要机能是保护十二指肠的上皮不被胃酸侵蚀。肠腺的分泌液构成了小肠液的主要成分，小肠液是一种弱碱性液体，pH约为7.5。大量的小肠液可以稀释消化产物，使其渗透压下降，从而有利于身体吸收营养。小肠液中含有多种酶，这些酶对将各种营养成分进一步分解为最终可吸收的产物具有重要意义。

大肠是消化管的末段，包括盲肠、结肠和直肠。大肠内没有重要的消化活动，它的主要功能是吸收水分和盐类以及暂时贮存经消化吸收后剩下的食物残渣。

为什么不可以挑食？

挑食是儿童常见的坏毛病，如果不及时纠正，不仅会导致孩子摄取营养不足，严重影响他们的身体发育，还会养成他们任性执拗的坏习惯。

不少小朋友挑食、偏食，这是非常不好的习惯，因为这样对身体的生长发育极不利。挑食容易造成维生素缺乏症，影响身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康复。挑食还会导致某些营养素的摄入不足或过量，造成体质虚弱、抵抗力差、容易生病或是过度肥胖，严重影响生长发育。因此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要挑食、偏食。

什么是维生素？

维生素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必需的一类有机物质，也是保持人体健康的重要活性物质。维生素在体内的含量很少，但在人体生长、代谢、发育过程中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维生素均以维生素原的形式存在于食物中。维生素不是构成机体组织和细胞的组成成分，也不会产生能量，它的作用主要是参与机体代谢的调节。大多数的维生素，机体都不能自行合成或合成量不足，不能满足机体的需要，必须经常通过食物中获得。人体对维生素的需要量很小，日需要量常以毫克或微克计算，但一旦缺乏就会引发相应的维生素缺乏症，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维生素是个庞大的家族，就目前所知的维生素就有几十种，大致可分为脂溶性和水溶两大类。

从粪便中能看出健康与否吗？

讲到粪便，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不被身体吸收的废物吗？其实，粪便中的学问多着呢。尤其是小朋友的粪便，通过观察，可以了解小朋友肠胃消化吸收的一般情况和食物的成分种类。

不同膳食成分下的粪便：粪便是土黄色的，大而成形，而且会浮在水面上，这证明你的植物纤维吃得比较多，肉类吃得较少，粪便才会上浮；如果粪便是深咖啡色，下沉的，那是肉类食物吃太多；如果粪便有酸臭味，那证明你的肠胃有积火，肠道里面的菌群失调，即有害菌比有益菌多，应该多喝酸奶，多吃蔬菜、水果等碱性食物。

病态的粪便：粪便是陶土色或灰白色，可能是得了胆道梗阻；粪便是柏油样黑色、糊糊的，可能是上消化道出血或者服了活性炭、铁剂、剂等药物；粪便是红色（粪便带血），可能是消化道出血，尤其是结肠、直肠或肛门有病的人。

因所吃的食物不同，大便的外形与颜色可能有一些差异。但是大便的颜色太深或太淡、便中带血，都是比较严重的症状，要赶快去看医生。

为什么我们会放屁？

肠道总是在不断地蠕动着，只要肠蠕动存在，就会有气体从肛门排出，我们就会放屁。

那为什么消化道中会有气体呢？这是因为人在吃东西时，由于消化道正常菌群的作用，产生了较多的气体。这些气体，随同肠蠕动向下运行，由肛门排出。排出时，由于肛门括约肌的作用，有时还产生响声。所以，放屁是肠道正常运行的一种表现。相反，如果不放屁或放屁过多过臭，则为一种异常现象。

常放屁的原因大致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因常吃一些易产生气体的食物，例如地瓜、洋葱、洋白菜、豆类及其他豆制品；另外，得了肠胃疾病也会有腹痛、腹胀以及放屁等现象产生。在饮食上建议小朋友们少食多餐，不要暴饮暴食。吃东西时，宜细嚼慢咽，以免吃下太多空气，而容易产气的食物也要避免食用。每天喝杯酸奶，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肠胃的菌群。

人为什么会有头皮屑？

头部的皮肤和我们身体的皮肤结构是一样的，头皮屑是老化脱落的死皮细胞。有的人新陈代谢旺盛，头皮屑会较多；此外头皮受伤也会产生很多的头皮屑。

人体表皮的增生和演变起源于表皮最下层的基底细胞。随着新陈代谢，基底细胞向上增生移动，最终成为角质细胞而脱落，这个过程需要310～430小时。角质细胞每时每刻都在脱落，只不过每个细胞仅有几个微米大小而不会被人发觉罢了。

有些人由于性激素平衡失调，尤其是雄性激素水平增高，使油脂分泌增多。头皮表面的油多了，许多脱落的角质细胞便容易互相粘在一起，形成肉眼能看到的头皮屑。

有些人喜欢用碱性很强的肥皂洗头，或者使用一些刺激性大的药物，也会使头皮屑增多。头皮屑过多还可能与真菌感染有关。因此，要多吃蔬菜、水果和富含维生素B的食物，增加洗头的次数，并有针对性地用些抗真菌的药物进行治疗。

人体为什么会导电？

我们的身体并不像金属，很容易就会导电，但也不像木头一样，几乎一点也不通电。因为虽然我们的皮肤导电能力很差，但是当我们刚洗完手，或是满身大汗时，导电的能力就会增加。

我们人体外包裹着皮肤，而在体内有各种肌肉、内脏和骨骼。这些组织全泡在人体内的血液、淋巴液等液体中，而这些液体就好像普通的自来水一样，是可以导电的。所以，一旦电闯过了皮肤这一关，它就会窜流全身、畅行无阻了。

其实，如果是纯粹而没有任何杂质的水，是无法导电的。而普通的水里，因为都会含有一些杂质，所以就能导电。

再看我们身体里的液体，其中还含有不少的金属离子，像钠、铁离子等，更是具有相当好的导电能力。

人体中各个组织、器官的导电能力，会因所含的水分不同而有差异，比如大脑、心脏含水量多，导电能力强；骨骼含水量少，导电能力就差。

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肤色？

我们属于黄种人，皮肤呈浅黄色，另外还有黑种人、白种人，他们皮肤的颜色和我们不同。为什么人会有不同的肤色呢？

原来，在人体表皮最下面的一层里含有许多黑色的细小颗粒体，叫做黑色素颗粒体。人体皮肤的颜色主要是由黑色素颗粒体的多少决定的。另外，透过皮肤所能见到的血液颜色也能影响皮肤的颜色。

在热带生活的人们，由于长期过量地受到阳光中紫外线的照射，黑色素就大量地在皮肤内沉积，所以皮肤呈黑色。黑色的皮肤对的此外线能够起到类似于“滤光片”的作用。应该说，黑色的皮肤是人类适应热带沙漠或森林生活所必需的“保护武器”。

在欧洲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地区，冬季阴天较多，晒不到太阳，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就需要浅色的皮肤，以方便紫外线的透过。在北欧生活的白种人，皮肤为白色，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人体有多少块骨头？

通常，成年人有206块骨头，包括颅骨、躯干骨和四肢骨。可是，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人，只有204块骨头。这是因为我们和日本人的第五趾骨只有2节，而欧美人却有3节，所以中国人、日本人的骨头比欧美人少了2块。

儿童的骨头比成年人多一些，一般为217块或218块。他们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没有成形的骨头如骶骨、尾骨等，往往几块连在一起；长大成人后，几块相连的骨头便合为一块了。

人体的骨头形状不同，大小各异，可分为长骨、短骨、扁骨、不规则骨和种子骨5种类型。其中，长骨像棍棒，短骨近似立方体，扁骨犹如扁扁的板条。人体中最长的骨头是大腿上的股骨，一般长为人体身高的27％。

骨骼内的组织，有一半是水分；另一半有2/3是矿物质，1/3是有机物质。小孩的骨骼含有机物质较多，所以较为柔软；老年人的骨骼含矿物质较多，较为硬脆。

指甲为什么长个不停？

指甲和头发一样，是由一种从表皮细胞演变出来的硬角蛋白组成的。

表皮细胞会不断地新陈代谢，不断地生成新的角蛋白，所以指甲也就会不断地生长。

指甲是在指甲根上呈半月形的白色区域里形成的，并从那儿慢慢长出来。坚硬的指甲由死亡的细胞构成。

指甲的生长速度会受到年龄、健康状况、季节和机械刺激的影响。人在年轻、强壮、健康时，指甲就长得快；在幼儿时期、40岁以后和生病时，指甲就长得比较慢。在夏秋季节，身体各个器官的新陈代谢都比较快，指甲生长也比较快。相反地，冬季就比较慢些。指甲从半月形的白色区域里开始生长算起，大约需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全部长出来。

有些小朋友爱留指甲。其实指甲缝里是个最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那里面躲藏着很多细菌。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经常修剪指甲。用肥皂洗手的时候，不要忘了把指甲缝也洗干净。

小朋友，你知道人的指甲生长的速度吗？

其实，人的指甲生长的速度与大陆移动的速度恰好相等——都是每年5～7厘米。

夏天汗多，冬天汗少是怎么回事？

人的身体的温度是恒定的，出汗是人体向外散热、保持体温正常的一种方法。人的体温过高或者过低，都会觉得不舒服。生病时发烧，那就是体温高了。

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人身体里的热量太多了，就会通过皮肤上的汗腺出汗，来把内部的热散出去，所以夏天容易出汗。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很冷，人体需要热量保暖，出的汗自然要比夏天少得多。

人身上的小汗腺有200万～500万个，平均一个指头那么大的皮肤就有120个，前额、鼻尖等部位的汗腺达180个以上，所以这些部位出的汗也就比较多，有时还能形成汗珠。

汗液中的乳酸能够软化皮肤角质层，抑制细菌生长，防止某些皮肤疾病的发生。由于出汗能排出部分尿素，所以对肾功能衰竭者还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但如果排汗过多，就会影响到体内的水分和盐类的平衡。我们看到运动员在比赛后，都要喝些淡盐水或含盐饮料，就是为了及时补充水分和盐类。

你知道什么是指纹吗？

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经常看到警察根据指纹线索来破案。那么，什么是指纹呢？

原来，我们人类的皮肤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三部分组成。指纹就是表皮上突起的纹线。

虽然指纹人人皆有，但各不相同。各人的指纹除形状不同之外，纹形的多少、长短也不同。据说，全世界的60多亿人中，还没有发现两个指纹完全相同的人呢。更有趣的是，指纹在胎儿第三四个月便开始产生，到6个月左右就形成了。当婴儿长大成人，指纹也只不过放大增粗，它的形状特征却固定不变。

你可别小看指纹，它的用途可大啦！指纹由皮肤上许多小颗粒排列组成，这些小颗粒感觉非常敏锐，只要用手触摸物体，就会立即把感觉到的冷、热、软、硬等各种“情报”汇报给大脑这个司令部，然后，大脑根据这些“情报”，发号施令，指挥动作。指纹还具有增强皮肤摩擦的作用，使手指能紧紧地握住东西，不易滑掉。

为什么关节会发出声音？

我们运动时常能听到有人发出“嘎嘎”的声响，比如蹲下时膝关节有响音，走路时髋关节发出轻轻的“嘎嘎”声，转脖子颈椎有声音，攥手指听到手指有声音……这些声音人们通常称为“弹响”。

一般来说，仅有弹响，外表不红不肿，人也不会感到疼痛。活动时也没有什么障碍，属于生理性弹响，不需要特别处理，也不必为此过于惶恐不安。

关节活动时，关节面之间、软骨垫与关节面之间、肌腱和关节囊之间等，总会发生摩擦而发出声音。在大部分人身上，这种声响不明显，而在小部分人身上则听起来比较清楚。

特别是那些久坐的人，关节间产生的润滑液少，加大了关节摩擦的损耗，更容易听到弹响了。当声响伴有关节疼痛或关节活动受限时，需要到医院就诊，以确定是否关节错位或关节受损。

弹响的出现恰恰在提醒人们不要同一姿势维持过久，而要多加锻炼，最好每隔15～30分钟就稍微起来活动一下。

人为什么要睡觉？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睡眠。不仅我们人要睡，而且动物也要睡眠。人们通常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大脑这个司令部的指挥下，通过遍布全身的神经进行的。脑细胞在消耗大量能量之后，出现疲劳，疲劳的脑细胞会主动从兴奋转向抑制。

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睡眠，使能量重新积累，疲劳消除，就有利于白天的学习和工作，这是我们身体的自卫本领之一。

睡眠是整个神经系统甚至全身彻底放松的一种休息方式。我们每个人一生将大约1/3的时间都花在睡眠上了。

人是不能不睡觉的，极度疲劳的士兵甚至在行军中也必须睡一下，虽然他的腿仍在走。如果不睡，脑细胞的疲劳不能消除，到一定程度，“司令部”的工作就会发生“混乱”，全身新陈代谢不能正常进行，最后导致死亡。

另外，我们在睡眠中，有些神经细胞可能仍处于兴奋状态，于是会做梦，因为这时只有部分脑细胞活动。所以梦境常不合常理……

睡觉会磨牙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听到别人睡觉时磨牙，感觉怪怪的，究竟为什么有的人睡觉时会磨牙呢？

造成睡觉时磨牙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胃里有寄生虫。当人熟睡后，寄生虫在肠胃蠕动，使神经受到某种刺激，于是引起磨牙的反射动作。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原因，并非所有会磨牙的人，肚子里都有寄生虫。

磨牙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白天太过兴奋或压力大大，让神经受到过度刺激。等睡着后，大脑皮质的兴奋力还是很强，抑制的程度较浅，于是就产生磨牙的现象。

磨牙的原理跟做梦是一样的。睡眠时，大脑皮质处于抑制的状态，抑制程度深，人就睡得较熟；抑制程度浅，大脑皮质就会有所活动。而磨牙和做梦，就是大脑皮质神经活动的表现。

人会做梦，表示大脑皮质的兴奋力量还算较弱，所以不会有任何具体动作。一旦兴奋力量较强烈时，人就会磨牙、说梦话、手舞足蹈甚至梦游等。

怎么睡最健康？

睡姿有好多种：有人喜欢仰躺着睡；有人喜欢趴着睡；也有人喜欢侧着睡。究竟哪一种比较好呢？

仰睡和俯睡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身体和双腿都伸得很直，所以肌肉可能完全放松。仰睡时，手放在身体旁还好，若是放在胸口，则会压迫心、肺，造成呼吸不顺畅及多梦的现象。俯睡时，面部不可能埋在枕头里，一定会侧向一边，这样一来，头、颈扭着既吃力又难过，而胸、腹部都会受压迫，非常不舒服，所以很少人会采用此种睡姿。

而侧睡呢？不论是左侧睡或右侧睡，脊柱总会略向前弯，肩膀也向前倾，两腿弯曲，两臂自由放置，因此可以达到松驰全身的肌肉的效果。另外，向右侧睡比向左好，因为可避免压迫到心脏，而且还能帮助胃中食物向十二指肠移动，所以是比较理想的睡姿。

我们的胃能消化铁吗？

医生会告诉我们，要多补充铁，身体才健康，难道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铁这种金属吗？如果我们真吃了一个铁制品，我们的胃能消化吗？

事实上，我们还真的每天都在消化金属铁呢！这些铁可能来自煮菜的铁锅、铁刀或铁铲。每当妈妈在切菜或炒菜时，这些东西会互相摩擦、碰撞，让表面的铁屑掉到菜里，甚至一些氧化后的铁锈或是可溶性的铁，都会趁机掺杂在食物里。

对于这些金属铁、氧化铁、可溶性铁化合物，我们的胃都能消化。这全都因为胃中含有盐酸能溶解铁，之后再由胃壁吸收。

铁是血液中组成血红素的重要角色，人体各部分的氧气供应全要靠它。所以，爸爸妈妈常要我们多吃含铁的食物，就是要避免缺铁所造成的贫血。

不过，千万别为了补充铁就生吞铁器，这是非常危险而愚蠢的。因为我们的胃虽有盐酸，但却不能消化纯铁。另外，体积大的铁，胃也无福消受。

可以边吃饭边看书吗？

小朋友一定有过边吃饭边看书或电视的经历吧，这可是个不好的习惯哦，因为这样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和吸收，长期下来，对健康可是有害而无益呢！

常听大人说，吃饭时不宜动脑、不要生气、不能吵架，这可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些动作，会使我们大脑中的交感神经兴奋起来，而产生抑制肠蠕动、减少消化分泌液的后果。

有很多的因素会引发我们的食欲，这时候大脑主宰了一切，也控制着消化腺的分泌。一旦不好的习惯或过分激动的情绪，影响了大脑的控制权后，消化腺的分泌自然就被限制，而食欲也就渐渐消失了。

所以说，吃饭时不要看书报，也不要狼吞虎咽，更不要生气或哭泣。如果长期改不掉这种不良的习惯，以后就可能经常会食欲不振，最后变成慢性消化不良。

总而言之，吃饭要专心，并且少做其他的事；而饭后要适当地休息，让食物充分消化和吸收。

喝水呛到为什么会不停咳嗽？

小朋友喝水时，如果还在做其他的事，就有可能把水呛入气管，不停咳嗽。可是，水不是应该会顺着食道进入胃里吗？为什么会跑到气管里去呢？

我们知道，食道连着胃，属于消化系统；气管连着肺，属于呼吸系统。这两条管子都会在喉头互相靠紧，气管在前，食道在后，但一起在咽部有开口。

气管上方有块软骨，当我们吞咽东西时，会暂停呼吸，软骨就下降，正好盖住气管口，以使吞下的东西进入食道。而当我们吞咽完毕，需要呼吸时，软骨就会上升，让空气进入气管，所以正常状况下是不会有危险的。

假使有一天，我们一边谈笑又一边喝水，吞咽动作就会混乱。因为谈笑时我们要呼吸，软骨必然要上升，但同时我们又要喝水，软骨还来不及下降，气管口没盖好，水就溜进气管里了。

当水一旦进入气管，刺激气管黏膜，气管为了要把异物排出，于是就会出现反射性的咳嗽。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长白头发？

我们知道，当人年纪大了，头发会从黑色变成灰色，再由灰色变成白色，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为什么有些年轻人也会长白头发呢？

人老了会因为身体机能自然的衰退，而产生一些生理上的变化，像头发全变白了就是一种。

可是年轻人生白发，也就是所谓的“少年白”，可就不是生理机能的自然退化，而是和遗传或是疾病有关了。

如果自己家族里有人有“少年白”的症状，那可能就是遗传因素所造成的。但如果不是这样，就和营养不良、情绪激动、心情不悦或是悲观忧郁有关系了。

我们东方人的头发里，因为含有黑色素，所以头发是黑色的。色素含得越多，头发颜色就越深。而这个色素是由毛发乳头形成的。一旦形成的过程出了问题或是色素运送到毛根皮质时发生障碍，甚至是色素被游离细胞吃了而离开毛发乳头时，不管你的年龄大小，头发都会丧失色素而变白了。

人为什么会害怕从高处往下看？

当我们到野外露营时，看到河边立有“水深危险”的警示牌，就不敢跳下水游泳；如果抬头发现天空乌云密布，心里就会想：大概快要下雨了。我们在事件尚未经历时，就会产生反应，这些都是来源于条件反射所产生的心理活动。

如果我们站在很高的地方往下望，心里就会感到害怕，也是一种条件反射的心理作用。因为这时候，会勾起我们以往的经验，譬如小时候曾跌过跤、听人家说高空弹跳很可怕、电影里从山崖上坠落粉身碎骨的景象等，所以我们就会感到害怕了。

不过，在同样的状况下，也有的人并不会感到害怕，像是喜欢攀岩或登山的人，他们也许就不会那么害怕。另外，有时站在山顶望向远方，还会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呢！

人会不会恐惧害怕，是受环境和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就像初学跳伞时，心理恐惧感很重；但只要拿出勇气，克服心理障碍后，跳伞就变成一种乐趣了。

人为什么要呼吸？

人要延续生命就得呼吸，这似乎是肯定的道理。一个人若停止呼吸2～5分钟，就可能造成脑死，正式宣布死亡。

人必须吃进食物，在体内消化后，以制造身体所需的养分。当人体再将养分吸收后，便可以产生活动时需要的能量，然后我们就可以工作、运动、思考，甚至休息时，我们体内的器官仍在活动，这也需要能量。

但是，在养分要变成能量前，却必须经过氧化的过程，然而我们体内并没有足够的氧气，所以，我们只好借由呼吸空气来得到氧气了。

等空气到达我们体内后，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没办法直接跟养分结合，所以又得透过我们体内的血液来帮忙了。

血液中的血红素，带着养分运送到身体各部分以供利用，这时，它也会将我们吸进的氧气一同带进血液里，跟着养分运送出去。如此，养分跟氧气就可以在一起产生能量，而我们就有力气进行许多工作了。

为什么有人睡觉会流口水？

不管是大人小孩，应该都有睡觉时流口水的经历，尤其是在公共场所打瞌睡时，如果也流了一摊口水，那一定很难为情！

我们一天到晚都会流口水，只是有时多，有时少。口水就是唾液，它是由口腔中的腮腺、颌下腺、颔下腺这三对唾腺所分泌出来的。唾液可以滋润我们口腔、咽喉部分，让我们不会口干舌燥。

既然唾液会不断分泌，那为何它不会流出来呢？

这是因为在白天时，唾液虽然在分泌，甚至看到好吃的食物，它的分泌量更多，可是，我们会有意识地把唾液往肚里吞，而不让它流出来。

但到了晚上睡觉时，全身肌肉放松，大脑也在休息，于是要把口水吞咽下肚的动作，也就不再继续执行了，所以这时，口水就可能趁隙流出。

不过，并非每个人睡觉都会流口水，因为睡着后唾液分泌少，并且还有两片合起的嘴唇防止它流出，除非睡得太沉，嘴唇闭得不紧，口水才会流出来。

为什么讲话久了声音会变得嘶哑？

我们要发出声音讲话、唱歌好像都很简单，只要张开嘴，打开喉咙就成了。可是，事实上发声的过程很复杂，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当我们在呼吸时，声门是半开的，而我们的两条声带，是处于自然松弛且互相分离的状态。一旦我们准备要发出声音的时候，呼吸便暂停，声门也闭合起来，而两条声带开始绷紧，并且互相靠拢，保持一定的张力。

在呼吸暂停前，我们已吸了一口气，这时气管内气压增加，之后要发声时，会呼出具有一定强度和速度的气流，冲击声带，振动它使它发音。而后，再经过共鸣器官、语音形成器官，像舌头、牙齿、嘴唇等的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歌声或是语言。

至于音调的高低，则决定于声带的振动频率、紧张度、长短、厚薄及呼出气流压力的大小等。

所以，当我们话说多了，声带运动过度，开始疲劳，我们发出的声音便会变得粗糙嘶哑了。

为什么男生的声音和女生的不同？

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听到有人在讲话，大概就可从他的声音里，判断出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甚至有时只要听到一声咳嗽声，也可以正确分辨出此人的性别。

我们之所以能作此判断，正因为男女生的声音，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而造成差异的原因，就是男女声带的长短不同。

声带在我们喉头的部位，所以张开嘴巴也没法看到。声带会发声，就好像当你敲下一个琴键，触动钢琴的琴弦一样：触动较长的琴弦，发出的声音就较低沉浑圆，而短的琴弦声音则清脆高亢。

男人的声带，就像长的琴弦，振动频率较低，所以他们会发出重浊的声音；女人的声带则像短弦，振动频率较高，所以能够发出尖细的声音。

不过，人的声带毕竟不是钢琴的琴弦，哪根弦就发哪个音，丝毫不差。所以，一个人是可以用不同的声音说话的，尤其是经过训练后，男生的声音也可清脆高亢，而女生亦可低沉浑圆。

为什么见到酸的食物就会流口水？

我们随时随地都在接受外界的刺激，像是影像、声音、气味、冷、热、痛等，促使我们身体各部分产生不一样的反应。

人体上有些最简单的反应，譬如手指碰到很烫的东西，会立刻缩回去；肚子饿了，闻到菜饭香，嘴里会不断分泌唾液。这些反应无须通知大脑，等大脑下达命令，在生理学上，就叫做“无条件反射”。

除此之外，人体还有另一种较复杂的反应。譬如说，当你第一次打针时，还不知道打针会痛，所以并不会害怕。但是当你下一次要打针时，因为有了前一次的经验，知道打针会痛，所以在还没打之前，就害怕极了。这种反应，是要有一定的条件才会产生，因此叫做“条件反射”。

有些人一看到酸梅或柠檬时，就会流口水，这即是一种“条件反射”。因为他可能吃过酸梅或柠檬，觉得很酸，或是听人说过这些东西很酸，所以当他再见到这些东西时，立刻就有了反应。

“夜盲症”是怎么回事？

有些人白天视力完全正常，到了晚上或是光线暗的地方，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患了“夜盲症”。

正常的状况下，人在光线明亮的环境中，看东西就很清楚，但到了暗处时，视觉的敏锐度也会相对减低。不过，如果在微弱光线下，完全看不见东西，那就不正常且是种病态了。

人们由明入暗，通常需经过3～5分钟时间，就能隐约看清周围的环境，这种现象称为“暗适应”。

在我们眼睛的视网膜上，有专管白天看东西的“圆锥细胞”，也有要到晚上才最敏感的“圆柱细胞”，所以我们白天晚上都能看到东西。圆锥细胞分布在视网膜的中央，圆柱细胞则在视网膜的边缘。而一些眼部疾病，就是因为视网膜边缘遭到破坏，使圆柱细胞受损，导致了白天视力正常，夜晚却如同盲人的“夜盲症”症状。

眼泪为什么是咸的？

我们都有“不小心”吃到自己眼泪的经验，它的味道是咸的。所以我们不难推断是因为有盐在里面。

根据科学家用微量分析研究后发现，原来在人的眼泪里，99％是水分，另外1％是固体；而这些固体中，有一半以上是盐分。

究竟眼泪中所含的盐分是从哪里来的呢？仔细观察后发现，在眼球外面的上方，有一个像手指头大小的腺体，叫做“泪腺”。我们的眼泪就是从泪腺中分泌出来的，而里面所含的盐分，也是从这里制造的。

其实，在人体内不论是血液、体液或组织里，到处都有盐的存在。而我们的眼泪，就是用血液做原料，随后再由泪腺加工制造而成的，自然就含了盐分在内。

眼泪不仅含有盐，还含有能溶解细菌的物质，所以有杀菌和轻微消毒的功能。

另外，眼泪还能让我们的眼睛看起来水汪汪的，非常明亮动人，因为平时它就会流动在眼球上，以湿润角膜不致干燥。

参考书目

1．叶永烈主编：《星际旅行指南》，朝华出版社2012年版。

2．［苏］雅科夫，伊西达洛维奇·别莱利曼著，戴光年译：《趣味物理学》，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

3．王小渔等编：《小学生趣味游戏》，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年版。

4．石岩编著：《微笑着读完趣味物理》，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

5．［法］巴亚青年出版社著，［法］莫尼克·恰尔涅茨基绘，焦旸译：《怪博士趣味科学问答丛书-3：奇妙的生活》，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

目录

CONTENTS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一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一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二 欧洲人的蚕食

三 葡萄牙设法通商

四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五 康熙帝的外交

六 外交策略不进反退

七 马戛尔尼来华

八 英国输入鸦片

九 鸦片战争前后

十 “抚夷”的难题

十一 “剿夷”外交的代价

十二 俄国侵吞国土

十三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十四 尾言

附录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

一 引言

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三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附录三 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附录四 评《清史稿·邦交志》

总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洋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械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过相当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还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搞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司哥（今译作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今译作涅瓦河，下同）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今日的斯塔林（今译作斯大林）还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但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光绪四年（[1878]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我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增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至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基马尔（今译作凯末尔，下同），于是始得复兴。基马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

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彝伊士运河（即苏伊士运河，下同），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做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即外国人，下同）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而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真相，可以自尽。

广州十三行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1755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收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而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为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一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来华。

马戛尔尼访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他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做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第二次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中国的印象也不好。

法兰西革命

拿破仑战争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地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上得到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第二节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在十九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那时的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增加。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增加最快。道光元年（1821年）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年）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一帮绅士觉得禁烟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时，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但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

吸食鸦片成瘾的人

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无大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彰明地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他们说吸食者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唯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要严加禁止，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禁烟。林文忠公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大员，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虽然以前没有办过“夷务”，但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虎门销烟图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我国士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困难，何况在道光年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借口，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鸦片战争

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第三节

东西对打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广州。经一个星期的考虑和布置，他就动手了。他谕告外国人说：“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国人做两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国而尚未出卖的鸦片，“尽数缴官”；第二，出具甘结，声明以后不带鸦片来华，如有带来，一经查出，甘愿“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外国人不知林则徐的品格，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官僚，到任之初，总要出个告示，大讲什么礼义廉耻，实在还不是要价？价钱讲好了，买卖就可以照常做了。因此他们就观望，就讲价。殊不知林则徐不是那类的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初十，外国人尚不肯交烟，林则徐就下命令，断绝广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围起来，把行里的中国人都撤出，然后禁止一切的出入。换句话说，林则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国人的监牢，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

林则徐

查理·义律

当时在十三行里约有三百五十个外国人，连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内。他们在里面当然要受相当的苦，煮饭、洗碗、打扫都要自己动手。但是粮食还是有的，外人预贮了不少，行商又秘密地接济，义律原想妥协，但是林则徐坚持他的两种要求。是时英国在中国洋面只有两只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无法到广州。义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把烟交给林则徐，他是教英商把烟交给他，并且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

义律共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箱，共计二百数十万斤，实一网打尽。这是林文忠的胜利，道光帝也高兴极了。他批林的奏折说：“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外人尚不完全相信林真是要禁烟，他们想林这一次发大财了。林在虎门海滩挑了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由沟道引水入池，撒盐其中，次投箱中烟土，再抛石灰煮之，烟灰汤沸，颗粒悉尽。其味之恶，鼻不可嗅，潮退，启放涵洞，随浪入海，然后刷涤池底，不留涓滴”。共历二十三日，全数殆尽销毁，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外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差大臣之坦然无私。

义律当时把缴烟的经过详细报告英国政府以后，静待政府的训令。林文忠的大功告成，似乎可以休手了。并且朝廷调他去做两江总督，可是他不去。他说：已到的鸦片，既已销毁，但是以后还可以来。他要彻底禁绝，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甘结，以后不做鸦片买卖。这个义律不答应，于是双方又起冲突了。林自觉极有把握，他说，英国的战斗力亦不过如此，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门的炮台都重修过，虎门口他又拿很大的铁链封锁起来。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他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间，广东水师与英国两只小兵船有好几次的冲突，林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是乐观的。

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信以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Admira1 George Elliot）率领海陆军队来华。这时英国的外相是巴麦尊（Lord Palmerston），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国主义者。他不但索鸦片赔款、军费赔款，并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夏天到广东洋面。倘若英国深知中国的国情，懿律应该在广州与林则徐决胜负，因为林是主战派的领袖。但英国人的策略并不在此，懿律在广东，并不进攻，仅宣布封锁海口。中国人的解释是英国怕林则徐。封锁以后，懿律北上，派兵占领定海。定海并无军备，中国人觉得这是不武之胜。以后义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舰队到大沽口。

乔治·懿律

博尔济吉特·琦善

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廷愤懑极了。道光下令调陕、甘、云、贵、湘、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国脚乱手忙。上面要调兵，下面就请饷。道光帝最怕花钱，于是对林则徐的信任就减少了。七月二十二日他的上谕骂林则徐道：“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

是时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隶总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他派人到英国船上借交涉之名去调查英国军备，觉得英人的船坚炮利远在中国之上。他国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他们的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需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回想中国的设备，他觉得可笑极了。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所谓大海及长江的天险已为外人所据，“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所以他决计抚夷。

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书，很使琦善觉得他的抚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书的前半都是批评林则徐的话，说他如何残暴武断，后半提出英国的要求。琦善拿中国人的眼光来判断那封书，觉得它是个状纸。林则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们申冤。他就将计就计，告诉英国人说：“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体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至于赔款一层，中国多少会给一点，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国。至于变更通商制度，他告诉英国人，事情解决以后，英人可照旧通商，用不着变更。懿律和义律原不愿在北方打仗，所以就答应了琦善回到广州去交涉，并表示愿撤退在定海的军队。道光帝高兴极了，觉得琦善以三寸之舌竟能说退英国的海陆军，远胜林则徐的孟浪多事。于是下令教内地各省的军队概归原防，“以节靡费”。同时革林则徐的职，教琦善去代替他。

琦善到了广东以后，他发现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英国人坚持赔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以为与其割地，不如加开通商口岸。但是，他怕朝廷不答应，所以只好慢慢讲价，稽延时日，英人不耐烦，遂于十二月初开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后，琦善遂和义律订立条约，赔款六百万元，割香港与英国，以后给予英国平等待遇。道光不答应，骂琦善是执迷不悟，革职锁拿，家产查抄入官，同时调大兵赴粤剿办。英国政府也不满意义律，另派代表及军队来华。从这时起，中、英双方皆一意主战，彼此绝不交涉。英国的态度很简单：中国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不停战。道光也是很倔犟：一军败了，再调一军。中国兵士有未出战而先逃者，也有战败而宁死不降不逃者。将帅有战前妄自夸大而临战即后退者，也有鞠躬尽猝死而后已者，如关天培、裕谦、海龄诸人。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人民有些甘做汉奸，有些为饥寒所迫，投入英军做苦力。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夏天，英军快要攻南京的时候，清廷知道没有办法，不能再抵抗，于是接受英国要求，订立《南京条约》。

清政府在英国军舰上被迫签订《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文本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呢？此中缘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中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中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到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定海失守

魏默深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以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

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南京条约》割让地与通商港口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 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眼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扬扬得意，以为是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贻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中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做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做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联合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忌，早已声明他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与外人通商已经三百多年，好像广州人应该比较知道外国的情形，比别处的中国人应该更能与外人相安无事。其实不然，五口通商以后，唯独广州人与外人感情最坏，冲突最多。此中原因复杂：第一，英国在广州受了多年的压迫，无法出气，等到他们打胜了，他们觉得他们出气的日子到了，他们不能平心静气地原谅中国人因受了战争的痛苦而对他们自然不满意，自然带几分的仇视。第二，广东地方官商最感觉《南京条约》给他们私人利益的打击。在鸦片战争以前，因为中外通商集中于广州，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有发大财的机会。《南京条约》以后，他们的意外财源都禁绝了，难怪他们要恨外国人。商人方面也是如此。在战前，江、浙的丝茶都由陆路经江西，过梅岭，而由广州的十三行卖给外国人。据外人的估计，伍家的怡和行在战前有财产八千多万，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资本家。《南京条约》以后，江、浙的丝茶，外人直接到江、浙去买，并不经过广州。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而广州则日形衰落。不但富商受其影响，就是劳工直接间接受影响的都不少，难怪民间也恨外国人。

耆英

仇外心理的表现之一就是杀外国人，他们到郊外去玩的时候，乡民出其不意，就把他们杀了。耆英知道这种仇杀一定要引起大祸，所以竭力防御，绝不宽容。他严厉地执行国法，杀人者处死，这样一来，士大夫骂他是洋奴。他们说：官民应该一致对外，哪可以压迫国民以顺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广东的地位，一天困难一天。

上海租界

在广东还有外人进广州城的问题。照常识看来，许外国人到广州城里去似乎是无关宏旨的。在外人方面，不到广州城里去似乎也没任何损失。可是这个入城问题竟成了和战问题。在上海，就全无这种纠纷。《南京条约》以后，外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他们感觉城内街道狭小，卫生情形也不好，于是请求在城外划一段地作为外人居留地区。上海道台也感觉华洋杂处，不便管理，乃划洋泾浜以北的小块地作为外人住宅区。这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广州十三行原在城外，鸦片战争以前，外人是不许入城的。广州人简直把城内作为神圣之地，外人倘进去，就好像于尊严有损。外人也是争意气：他们以为不许他们入城，就是看不起他们。耆英费尽苦心调停外人与广州人民之间的矛盾，不料双方愈演愈起劲。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人竟兵临城下，要求入城。耆英不得已，许于两年后准外人入城，希望在两年之内，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入城可以不成问题。但当时人民攻击耆英者多，于是道光调他入京，而升广东巡抚徐广缙为两广总督。道光给徐的上谕，很清楚地表示他的态度：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意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

徐广缙升任总督以后，就写信问林则徐驭夷之法。林回答说：“民心可用。”道光的上谕和林则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就是政治家的失败。徐广缙也是怕清议的指责，也是把自己的名誉看得重，国家的事看得轻。当时广东巡抚叶名琛比徐广缙更顽固。他们继承了林则徐的衣钵，他们上台就是剿夷派的抬头。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两年后许入城的约到了期。英人根据条约提出要求，广州的士大夫和民众一致反对。徐广缙最初犹豫，后亦无可奈何，只好顺从民意。叶名琛自始即坚决反对履行条约。他们的办法分两层：第一，不与英人交易。第二，组织民众。英人这时不愿为意气之争与中国决裂，所以除声明保存条约权利以外，没有别的举动。徐、叶认为这是他们的大胜利，事后他们报告北京说：

计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计，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执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戢土匪，外警猾夷。

为纪念胜利，道光帝赏了徐广缙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叶名琛男爵，世袭花翎。道光又特降谕旨，嘉勉广州民众：

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

道光三十年（1850年）年初，道光死了，咸丰即位。在咸丰年间，国内有太平天国的内战，对外则剿夷派的势力更大。道光三十年五月，有个御史曹履泰上奏说：

查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去岁林则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养疾使此日英夷顽梗不化，应请旨饬江西抚臣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候陛见后，令其协办夷务，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若精神尚未复原，亦可养疴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

咸丰也很佩服林则徐，当即下令教林来京。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大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借此保存了。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林则徐死了，徐广缙离开广东打太平天国去了。在广东负外交重任的是叶名琛。他十分轻视外人，自然不肯退让。在外人方面，他们感觉已得的权利不够，他们希望加开通商口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现在他们要深入长江，要到华北，其次他们要派公使驻北京。此外他们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最后他们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及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人往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

叶名琛

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两广总督办。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见他，他也不肯接见。英、美两国的代表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他劝他们回广州去找叶名琛。他们后来到天津，地方当局只允奏请皇帝施恩稍为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咸丰六年（1856年），叶名琛派兵登香港注册之亚罗船上去搜海盗，这一举动给了英国人开战的口实。不久，法国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西林被杀，叶名琛不好好处理，又得罪了法国。于是英、法联军来和我们算总账。

亚罗船事件

叶名琛被外俘虏

七年（1857年）冬天，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英、法不但打进广州，而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叶后来被押送印度，死在喀尔喀塔（今译作加尔各答）。巡抚柏贵出来做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到大沽口。交涉失败，于是进攻。我们迫不得已与订《天津条约》，接受英、法的要求。于是英、法撤退军队。

《天津条约》

清廷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通商始终不甘心，总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名为交涉海关细则，实则想取消《天津条约》。为达到这个目的，清廷准备付出很大的代价。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长江开通商口岸，清廷愿意以后全不收海关税。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对这个办法，所以《天津条约》未得挽回。清廷另一方面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布防。僧格林沁是当时著名勇将之一，办事极认真。

咸丰九年（1859年），英、法两国代表又到大沽口，预备进京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他们事先略闻中国要修改《天津条约》，并在大沽口设防，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随带相当海军。到了大沽口，看见海河已堵塞，他们啧啧不平，责中国失信，并派船拔取防御设备，僧格林沁就令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开炮。英、法的船只竟无法抵抗。陆战队陷于海滩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们只有宣告失败，等国内增派军队。

咸丰九年的冬季及十年（1860年）的春季，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最紧急的时候。苏州被太平军包围，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苏州一带的绅士听见北方又与英、法开战，简直惊慌极了，因为他们正竭力寻求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所以他们对北京再三请求抚夷，说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长江下游局势之险急。清廷虽不许他们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于人，但外交政策并不因大沽口的胜利而转强硬。北京此时反愿意承认《天津条约》。关于大沽口的战事，清廷的辩护亦极有理。倘使英、法两国代表的真意旨是在进京换约，何必随带重兵？海河既为中国领河，中国自有设防的权力，而这种防御或者是对太平军，并非对外仇视的表示。海河虽阻塞，外国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由陆路进北京。中国根据以上理论的宣传颇生效力。大沽口之役以后，英、法并不坚持要报复，要雪耻。他们只要求赔偿损失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解释与修改。这种《天津条约》以外的要求遂成为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的起因。

大沽口战役，外国代表从北塘上岸

咸丰十年，英、法的军队由侧面进攻大沽口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连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都答应了。但到签字的时候，一则英、法代表要求率卫队进京，二则因为他们以为桂良的全权的证书不合格式，疑他的交涉不过是中国的缓兵之计，所以又决裂了。英、法的军队直向北京推进。清廷改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条件又讲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礼在签字之前声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这是国际间应行的礼节，但那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测，中国绝不能容忍。载垣乃令军队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来的交涉人员。这一举激怒外人，军事又起了。

咸丰帝原想“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可是通州决裂以后，他就逃避热河，派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奕䜣是咸丰的亲弟，这时只二十八岁。他当然毫无新知识。咸丰八年天津交涉的时候，他竭力反对长江通商。捕拿外国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议的，所以他也是属于剿夷派的。但他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而不图振作，不图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可救药了。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他虽缺乏魄力，但有文祥做他的助手。文祥虽是亲贵，但他的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他为人十分廉洁，最尽孝道。他可以做督抚，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不愿远行，所以坚辞。他办事负责而认真，且不怕别人的批评。我们如细读《文文忠年谱》，我们觉得他真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

奕䜣

奕䜣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最初因无外交经验，不免举棋不定。后来把情势看清楚了，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和十年的《北京条约》是三年的战争和交涉的结果。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䜣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一章已经讨论了道光、咸丰年间自外来的祸患。我们说过那种祸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机械的势力，使其不到远东来。我们也说过，我们本可以转祸为福，只要我们大胆地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们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我们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之中，取得极光荣的地位。可是道光时代的人不此之图。鸦片之役虽然败了，他们不承认是败了。主战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抚夷派，在战争之后，正如在战争之前，均未图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战败的教训，然后有人认识时代的不同而思改革。

在没有叙述同治、光绪年间的新建设以前，我们试再进一步地研究道、咸年间中国的内政。在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外交失败了，所以战争也失败了。然而因为德国内政健全，战后尚不出二十年，他又恢复他的地位了，这就是自力更生。

不幸到了十九世纪，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已到腐烂不堪的田地。据前清政府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约有二千万；到了嘉庆五年（1800年）增加到三万万。百年之内竟有十五倍的增加！这种估计虽不可靠，然而中国人口在十八世纪有很大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十七世纪是个大屠杀的世纪。开初有明朝末年的内乱，后又有明、清的交战及清政府有计划地屠杀汉人，如扬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们也不要忘记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近来中央研究院发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县知事的人口年报，那位县老爷说他那县的人口，在大乱之后只有九百余人，而在一年之内，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于是人口增加。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那时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过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循环套。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俸极薄，心目中的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疾苦，办事亦比较认真，这是内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时代。后来慢慢地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此官吏的贪污亦大大地长进。并且旧社会里，政界是才子唯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会里，有志之士除做官以外，可以经营工商业，可以行医，可以做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且都名利两全，其所得往往还在大官之上。有人说：中国旧日的社会很平等，因为官吏都是科举出身，而且旧日的教育是很不费钱的。这种看法，过于乐观。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在未得志以前，曾经下过苦力？我们可以进一步地问，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的父亲曾下过苦力？林则徐、曾国藩是前清有名的贫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细考他们的家世，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教书先生，不是劳力者。中国旧日的资本家有几个不是做官起家？中国旧日的大商业哪一种没有官吏做后盾，仗官势发财？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的人员永在增加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个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增加很多，民生痛苦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和珅

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已到了循环套的最低点。嘉庆初年所革除的权臣和珅，据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档案，积有私产到九万万两之多，当时官场的情形可想而知。历嘉庆、道光两朝，中国几无日无内乱。最初有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白莲教徒的叛乱，后有西北回教徒之乱，西南苗、瑶之乱，同时东南沿海的海盗亦甚猖獗。这还是明目张胆与国家对抗者，至于潜伏于社会的匪徒几乎遍地皆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御史常大淳上奏说：“直隶、山东、河南向有教匪，辗转传习惑众敛钱。遇岁歉，白昼伙抢，名日均粮。近来间或拿办，不断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阳，江西之南安、赣州，与两广接壤，均有会匪结党成群，动成巨案。”

西洋势力侵略起始的时候，正是我们抵抗力量薄弱的时候。到了道光年间，我们的法制有名无实，官吏腐败，民生痛苦万分，道德已部分地失其维系力。我们一面须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中华民族在近代所遇着的难关是双层的。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上一节所讲的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的产物。

洪秀全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现今广州市花都区）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即公元一八一三年。传说他的父亲是个农民，家境穷苦，但他自幼就入村塾读书，到十六岁才辍学，做乡村教师。这样似乎他不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下层，他自己并不是个劳力者。他两次到广州去考秀才，两次都失败了，于是心怀怨恨。这是旧社会常有的事，并不出奇。洪秀全经验的特别是他在广州应试的时候，得到耶稣教传教士的宣传品。后来大病四十多天，病中梦见各种幻象，自说与耶稣教义符合，于是信仰上帝，创立上帝会。最早的同志是冯云山，也是一位因考试失败而心怀不平者，他们因为在广东传教不顺利，所以迁移其活动于广西桂平县（现为桂平市）。

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西洋中古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洪秀全与基督教发生关系，不过是偶然的事。他的拜上帝教也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他称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称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救世，他的命令就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耶和华上帝者，“无灾无难”；不崇拜者，“蛇虎伤人”。他的兵士，如死在战场，就是登仙。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术。孔庙及寺观都必须破坏。

洪秀全的上帝会吸收了许多三合会的分子。这个三合会是排满的秘密团体，大概是明末清初时代起始的。洪秀全或者早有了种族革命的思想。无论如何，他收了三合会的会员以后，他的运动以推倒清政府为第一目的。他骂满人为妖人。满人之改变中国衣冠和淫乱中国女子（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是洪秀全的宣传品，斥责的最好的对象。

洪秀全的上帝会

洪秀全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以外，他有社会革命的思想没有？他提倡男女平权，但他的宫廷充满了妃妾，太平天国的王侯将帅亦皆多蓄妻妾。他的诏书中有田亩制度，其根本思想类似原始共产主义：“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但是他的均田主义虽有详细的规定，并未实行。是他不愿实行呢，还是感觉实行的困难而不愿试呢？就现在我们所有的史料判断，我们可以说洪秀全对于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他的党徒除冯云山以外，还有烧炭的杨秀清，后封东王；耕种山地的萧朝贵，后封西王；曾捐监生与衙门胥吏为伍的韦昌辉，后封北王；及富豪石达开，后称翼王。他的运动当然是个民间运动，反映当时的民间疾苦和迷信，以及潜伏于民间的种族观念。

天朝田亩制度

金田起义

道光三十年夏天，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兵。九月，占蒙山县（旧名永安），于是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清兵进围永安。洪秀全于咸丰二年（1852年）春突围，进攻桂林，未得，改围湖南。他在长沙遇到很坚强的抵抗，乃向湘江下游进攻。他在岳州得到吴三桂留下来的军械，并抢夺了不少的帆船。实力补充了以后，他直逼武汉。他虽打下了汉阳、武昌，他不留兵防守、设官立治。他一直向长江下游进攻，沿途攻破了九江、安庆、芜湖。咸丰三年（1853年）春打进南京，就定都于此。名叫天京。在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动类似流寇，定都南京以后，他才开始他的建国工作。

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到咸丰三年（1853年），可说是太平天国的顺利时期。在这时期内，社会对洪秀全的运动是怎样应付的呢？一般安分守己的国民不分贫富，是守中立的。太平军到了，他们顺从太平军，贡献金钱；官军到了，他们又顺从官军，又贡献金钱。他们是顺民，其实他们是左右为难的。他们对清政府及其官吏绝无好感，因为他们平素所受的痛苦也够了。并且官军的纪律不好，在这段时期内，太平军的纪律还比较好一点。同时老百姓感觉太平军是造乱分子，使他们不能继续过他们的平安日子。太平军到处破坏庙宇，毁灭偶像，迷信的老百姓看不惯，心中不以为然。各地的土匪都趁火打劫。太平军所经过的地方，就是他们容易活动的地方。他们干他们的事，对于官军及太平军无所偏倚。有组织的秘密会社则附和太平军，如湖南的哥老会及上海的小刀会。大多数士大夫阶级，积极反对洪秀全的宗教革命。至于排满一层，土大夫不是不知道汉人的耻辱，但是他们一则因为洪秀全虽为汉人，虽提倡种族革命，然竭力破坏几千年来的汉族文化，满人虽是外族，然自始即拥护汉族文化；二则他们觉得君臣之分既定，不好随便作乱，乱是容易的，拨乱反正则是极难的，所以士大夫阶级，这时对于种族革命并不热心。

太平军的军事何以在这时期内这样顺利呢？主要原因不是太平军本身的优点。论组织训练，太平军很平常；论军器，太平军尚不及官军；论将才，太平军始终没有出过大将。太平军在此时期内所以能得胜，全因为它是一种新兴的势力，富有朝气，能拼命、能牺牲。官军不但暮气很重，简直腐化不成军了。当时的官军有两种，即八旗和绿营。八旗的战斗力，随着满人的汉化、文弱化而丧失了。所以在乾隆、嘉庆年间，清朝用绿营的时候已逐渐加多，用八旗的时候已逐渐减少。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绿营已经成了清廷的主力军队，其腐化程度正与一般政界相等。士兵的饷额甚低，又为官长剥削，所以自谋生计，把当兵作为一种副业而已。没有纪律，没有操练，害民有余，打仗则简直谈不到。并且将官之间猜忌甚深，彼此绝不合作。但是绿营在制度上也有一种好处，这种军队虽极端腐化，然是统一的国家的军队，不是个人的私有武力。在道、咸以前，地方大吏没有人敢拥兵自重，与朝廷对抗。私有的武力，是太平天国内乱的意外副产品，以后我们要深切地注意它的出世。

太平天国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他生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比洪秀全大两岁。他是湖南湘乡人，家世业农。他虽没有下过苦力，他的教育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成翰林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他的日记虽提及鸦片战争，但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战争的历史意义。他仍埋首于古籍中，是一个实践主义的理学家。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地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做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血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

曾国藩

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官做到侍郎，等于现在的各部次长。他的知己固然承认他的文章道德是特出的，但是他的知己不多，而且少数知己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才能，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在他的事业起始的时候，他的声望并不高，他也没有政治势力做他的后盾。但是湖南地方上的士大夫阶级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他对洪秀全的态度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的态度，不过比别人更加积极而已。

那时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所以人民为自卫计，都办团练。这种团练就是民间的武力，是务正业的农民借以抵抗不务正业的游民土匪。这种武力，因为没有官场化，又因为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保存了我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曾国藩的事业就是利用这种乡勇，而加以组织训练，使它成为一支军队。这就是以后著名的湘军。团练是当时全国皆有的，并不是曾国藩独创的，但是为什么唯独湘军能成大事呢？缘故就在于曾国藩所加的那点组织和训练。

曾国藩训练的“湘勇”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点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中华民族的至宝。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他的“讨贼檄文”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此：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支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足见其感化力之大。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他选的官佐几乎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这是湘军的第二特点。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层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但并不忽略做事。这是他的特别的第三点。当时绿营之所以不能打仗，缘故虽多，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曾氏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决定每月陆勇发饷四两二钱，水勇发三两六钱，比绿营的饷额加一倍。湘军在待遇上享有特殊权利。湘军作战区域是长江沿岸各省。在此区域内水上的优势很能决定陆上的优势，所以曾国藩自始就注重水师。关于军器，曾氏虽常说打仗在人不在器，然而他对军器的制造，尤其对于大炮的制造，是很费苦心的。他用尽心力去罗致当时的技术人才。他对于兵士的操练也十分认真。他自己常去督察检阅。他不宽纵他的军官，也不要军官宽纵他的部下。

曾国藩的事业，如同他的学问，也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要救旧社会、旧文化，而那个旧社会、旧文化所产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捣乱。他要维持清政府，但清政府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长沙练勇的时候，旧时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标准，几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乱。他最初的一战是个败仗，他投水自尽，幸而被部下救起来。他练兵打仗，同时他自己去筹饷。以后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清政府和官僚自动地把政权交给他，是因为他们的失败迫着他们求曾国藩出来任事，迫着他们给他一个做事的机会和权利。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后，我们更能看出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他深居宫中，务求享受做皇帝的福，对于政事则不放在心上。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选，金银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后来简直变为疯狂的迷信。杨秀清向他报告国事的困难，他回答说：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住，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快要灭亡的时候，南京绝粮，洪秀全令人民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杨秀清雕像

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且不能作为部下团结的中心。在咸丰六年（1856年），洪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内讧。东王杨秀清个人独掌大权，其他各王都须受东王的节制。照太平天国的仪式，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王称八千岁，余递减。别的王都需到东王府请安议事，并须跪呼千岁。在上奏天王的时候，东王立在陛下，其余则跪在陛下。因此杨秀清就为其同辈所愤恨，同时天王也怕他要取而代之。六年九月，北王韦昌辉设计诱杀杨秀清和他的亲属党羽。冀王石达开心怀不平，北王又把冀王家属杀了。天王为联络冀王起见，下令杀北王，但冀王以后还是独树一帜，与天王脱离关系。经过此次的内讧，太平天国打倒清政府的希望完全消灭。以后洪秀全尚能抵抗八年，一则因为北方有大股捻军作他的声援，二则因为他得了两个后起的良将，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

太平天国被灭

在清政府方面，等到别人都失败了，然后重用曾国藩，任他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事。湖北巡抚胡林翼是与他志同道合的，竭力与他合作。他的亲弟曾国荃是个打硬仗的前线指挥。以后曾国藩举荐他的门生李鸿章做江苏巡抚，他的朋友左宗棠做浙江巡抚。长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得通盘筹划。他对于洪秀全采取大包围的战略。同时英、美、法三国也给了曾、左、李三人不少的帮助。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在曾国荃领导之下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打倒清政府，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中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曾国藩所领导的士大夫式的运动又能救国救民族吗？他救了清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清政府并不能救中国。倘若他客观地诚实地研究清政府在嘉庆、道光、咸丰三代的施政，他应该知道清朝是不可救药的。他未尝不知道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态度反趋于消极了。平心而论，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第一，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第三，他怕清朝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中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环绕着，长期的内乱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清朝，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维持清政府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徒然恢复中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我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绝不能拿礼义廉耻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何况旧礼教本身就有它的不健全的地方，不应完全恢复，也不能完全恢复呢？同时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救民族，因为腐化的旧社会和旧官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无论这个事业是新的，或是旧的。

曾国藩的革命事业，我们留在下一章讨论。他的守旧事业，我们在前一节里已经说过。现在我们要指出他的守旧事业的流弊。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强。后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收复南京以后，曾自己就承认湘军暮气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好多。足证中国治军的旧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某次，曾国荃回家乡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队交曾国藩暂时管带，这些部队就不守规矩。国藩没有法子，只好催国荃赶快回营。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恭亲王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了三种教训：第一，他们确切地认识到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咸丰十年（1860年），担任京、津防御者是僧格林沁和胜保。这两人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将。他们惨败了以后，时人只好承认西洋军队的优胜。第二，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第三，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狼子野心，不守信义”。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力充足，能为所欲为，但《北京条约》订了以后，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交还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证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

瓜尔佳·文祥

从这三种教训，恭亲王及文祥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第一，他们决定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换句话说，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他们于是买外国军器，请外国教官。他们说，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第二，他们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内所能实现的。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恭亲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他们胆敢出来与外人周旋，并且专靠外交的运用，他们居然收复了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奇功。并且恭亲王是咸丰的亲弟、同治的亲叔。他们的地位是全朝最亲贵的，有了他们的决心和资望，他们在京内成了自强运动的中心。

同时在京外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的教训，最初使他们注意的是外人所用的轮船，在长江下游私运军火粮食卖给太平军。据说胡林翼在安庆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左宗棠

胡林翼

李鸿章

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即胡）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悦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可见轮船给胡文忠印象之深，曾、左、李大致相同。曾在安庆找了几位明数理的旧学者和铁匠木匠去试造轮船，造成了以后不能行动。左在杭州做了同样的试验，得同样的结果。足证这些人对于西洋机械的注重。

在长江下游作战的时候，太平军和湘军、淮军都竞买洋枪。李鸿章设大本营于上海，与外人往来最多，认识西洋文化亦比较深切，他的部下还有英国军官戈登（Gordon）统带的常胜军。他到了上海不满一年，就写信给曾国藩说：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权，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虑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1864年），他又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蔽。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权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第一，李鸿章认定中国到了十九世纪唯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此也，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围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么，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业。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自强的事业颇多，我先择其要者列表于下：

咸丰十一年　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设立同文馆于北京。是为中国新学的起始。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托总税司赫德（Robert Hart）购买炮舰，聘请英国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

同治二年　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同治四年　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同治五年　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

同治九年　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同治十一年　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同年　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　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二年　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船。

光绪六年　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光绪七年　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

光绪八年　李鸿章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光绪十一年　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光绪十三年　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李鸿章的军队

光绪十四年　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以上全盘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故军事建设最多。但我们如仔细研究就知道国防的近代化牵连甚多。第一，近代化的军队需要近代化的军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两个机械制造厂的设立。那两个厂实际大部分是兵工厂。第二，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才去驾使，所以设武备学堂和派遣军官出洋留学。第三，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厂和电报局的设立，及铁路的建筑。第四，新式的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生产来负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订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中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我们试先研究领袖们的短处。

恭亲王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除李鸿章以外，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战败以后，他的建设事业已经过去了。这种人能毅然决然推行新事业就了不得，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谅的。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外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我们可以拿李鸿章的事业做例子。

李鸿章于同治九年（1870年）起始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为当时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对付外人，又因为他比较勇于任事，而且他的淮军是全国最近代化最得力的军队，所以从同治九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战争，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国防的建设全在他手里。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国能战胜日本海军，无论日本陆军如何强，不能进攻高丽，更不能危害中国。那么，李鸿章办海军第一个困难是经费。经费所以困难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的财政制度，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是中古式的。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十足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室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同治死了以后，没有继嗣，于是西太后选了一个小孩子做皇帝，年号光绪，而实权还是在西太后手里。等到光绪快要成年亲政的时候，光绪和他的父亲醇亲王奕䜣 怕西太后不愿意把政权交出来，醇亲王定计重修颐和园，一则表示光绪对西太后的孝敬，一则使西太后沉于游乐就不干政了。重修颐和园的经费很大，无法筹备，醇亲王乃请李鸿章设法。李氏不敢得罪醇亲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后，只好把建筑海军的款子移作重修颐和园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战以前的八年，中国海军没有添订过一只新船。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这种事情是不能发生的。

甲午战争

在李鸿章所主持之机关中并没有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审计制度。就是在极廉洁极严谨的领袖之下，没有良好的制度，贪污尚且无法杜绝，何况李氏本人就不廉洁呢？在海军办军需的人经手的款项既多，发财的机会就更大。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船上的炮虽比日本的大，但炮弹不够，并且子弹所装的不尽是火药。外商与官吏狼狈为奸，私人发了财，国事就败坏了。

北洋海军巡洋舰

李鸿章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幼稚也是他的事业失败的缘故之一。北洋海军初成立的时候，他请了英国海军有经验的军官作总教官和副司令。光绪十年左右，中国海军纪律很严，操练很勤，技术的进步很快，那时中国的海军是很有希望的。后来李鸿章误听人言，辞退英国海军的军官而聘请德国陆军骑兵的军官来做海军的总教官，以后中国的海军的技术反而退步。并且李鸿章所用的海军总司令是个全不知海军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军带马队的，他作海军的领袖当然只能误事，不能成事。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占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日本的海军占第十一位。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为战略战术不如人。

北洋海军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强事业莫不如此。总之，同治、光绪年间的自强运动所以不能救国，不是因为路线错了，是因为领袖人物还不够新，所以不能彻底。

但是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定要给他们更大的阻碍。他们所行的那种不彻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对，若再进一步，反对一定更大。譬如铁路：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刘铭传奏请建筑，到了光绪二十年还只建筑天津附近的一小段。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相信修铁路就破坏风水。又譬如科学：同治五年（1866年）恭亲王在同文馆添设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做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员做学生。他的理想是很充足的。他说买外国轮船枪炮不过一时权宜之计，治本的办法在于自己制造。但是要自己制造，非有科学的人才不可，所以他请外国人来教中国青年学生科学。他又说：

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其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他虽说的名正言顺，但还有人反对。当时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学士倭仁就大声疾呼地反对说：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恭亲王愤慨极了。他回答说：

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竭其 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不过是守旧的糊涂虫，但是当时的士大夫居然听了他的话，不去投考同文馆的科学班。

郭嵩焘

同治、光绪年间的社会，如何反对新人新政，我们从郭嵩焘的命运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并无特别。但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有了那次经验，他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他的觉悟还比恭亲王诸人的更深刻。据他的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自守而又独立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同治初年（1862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杀传教士。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称赞士大夫的正气，郭嵩焘则斥责沈氏顽固。郭氏作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的人像以前广州人，不许外国人进城。他不顾一切，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许外国人进城。光绪元年（1875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秘密在云南缅甸边境上把英国使馆的翻译官杀了。郭嵩焘当即上奏弹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他在西欧的时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的日记还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回国的时候，没有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会做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他所著的《养知书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阅的价值。

王闿运

曾纪泽

继郭嵩焘做驻英、法公使的是曾纪泽。他在外国五年多，略识英语。他的才能眼光与郭嵩焘相等。因为他运用外交，从俄国收回伊犁，他是国际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国的时候抱定志向要推进全民族的近代化。但是他也遭时人的反对，找不着机会做事，不久就气死了。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的守旧既然如此，民众是否比较开通？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地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地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但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碍之一。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在同治、光绪年间，民众的守旧虽在士大夫阶级之上，但是民众是被动的，领导权统治权是在士大夫阶级手里。不幸，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级，除极少数外，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大势。

同治共在位十三年，从一八六二年到一八七四年。在这个时期内，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强美国的统一了。那个时期是民族主义在西洋大成功的时期。这些国家统一了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的大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国外行帝国主义的，仅英、俄、法三国。同治以后，加了美、德、意三国。竞争者多了，竞争就愈厉害。并且在同治以前，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国家，全世界都销英国的制造品。同治以后，德、美、法也逐渐工业化，资本化了。国际上除了政治势力的竞争以外，又有了新起的热烈的经济竞争。我国在光绪年间处境的困难远在道光、咸丰年间之上。

英国工人用机器制作棉布

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大敌人。同治、光绪年间如此，现在还是如此。要救国的志士应该人人了解帝国主义的真实性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关系的。关系可以说有三层：第一，资本主义的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国内的资本多了，利息就低。譬如，英、美两国资本很多，资本家能得百分之四的利息就算很好了。但是如果英、美的资本家能把资本投在中国或印度或南美洲，年利很容易达到百分之七或更高些。所以英、美资本家竞向未开发的国家投资。但是接受外国来的资本不一定有害，英、美的资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美国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的建设大部分是利用英国资本举办的。结果英国的资本家固然得了好处，但是美国开辟了富源，其人民所得的好处更多。我们的平汉铁路原是借比利时的资本修建的。后来我们按期还本付息，那条铁路就变为我们的了。比利时资本家得了好处，我们得了更大的好处。所以孙中山先生虽反对帝国主义，但他赞成中国利用外债来建设。但是有些资本家要利用政治的压力去得投资的机会，还有政治野心家要用资本来扩充政治势力。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资者两方均能受益。所以我们对于外国的资本应采的态度如同对水一样，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在某种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掘井取水，或开河引水；在别的时候、地方和条件之下，我们则必须筑堤防水。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二层关系是商业的推销。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利用机械制造。工厂规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更厚。困难在市场。各国竞争市场原可以专凭商品之精与价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压力。但在十九世纪末年，国际贸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国不但提高本国的关税，并且提高属地的关税。这样一来，商业的发展随着政权的发展。争市场等于争属地。被压迫的国家，一旦丧失关税自主，就永无发展工业的可能。虽然国际贸易大部分还是平等国家间之贸易，不是帝国与属地之间的贸易。英国与美、德、法、日诸国的贸易额，远大于英国与其属地的贸易额。英国的属地最多，尚且如此，别国更不必说了。

平汉铁路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三层关系是原料的寻求。世界上没有一国完全不靠外来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国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别的国家所需的外来原料更多。日本及意大利是最穷的。棉、煤、铁、油四种根本的原料，日、意都缺乏。德国较好，但仍不出棉和石油。那么，一国的工厂虽多，倘若没有原料，就会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帝国主义者，因为要找工业的原料，就大肆侵略。虽然，资本主义不一定要行帝国主义而后始能得到原料。同时，出卖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压迫者。譬如美国的出口货之中，石油和棉花是大宗。日本、德国、意大利从美国输入石油和棉花，不能，也不必行帝国主义，因为美国不但不禁止石油和棉花的出口，且竭力推销。

资本主义国家机械化生产

总之，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

同时，我们不要把帝国主义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世界上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帝国主义了。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还在游牧时代，无资本也无工业，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侵略，还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之上。三百年以前的满洲人也是如此。在西洋方面，中古的亚阿拉伯人（今译作阿拉伯人，下同）以武力推行伊斯兰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国主义。十八世纪末年法国革命家以武力强迫外国接受他们的自由平等，大行其革命的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诸人所提倡的自强运动。同时他们又好多事，倘若政府听他们的话，中国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

长江流域有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北方有捻军，陕、甘、新疆有回乱，清廷令左宗棠带湘军去收复西北。俄国趁中国回乱的机会就占领了伊犁，这是俄国趁火打劫的惯伎。在十九世纪，俄国占领我们的土地最多。咸丰末年，俄国趁太平天国之乱及英法联军，强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共三十万方英里。现在俄国的阿穆尔省及滨海省包括海参崴在内，就是那次抢夺过去的。在同治末年，俄国占领新疆西部，清廷提出抗议的时候，俄国又假仁假义的说，他全无领土野心，他只代表我们保守伊犁，等到我们平定回乱的时候，他一定把土地退还给我们。其实俄国预料清廷绝不能平定回乱，清廷势力绝不能再伸到新疆。那么俄国不但可以并吞伊犁，还可以蚕食全新疆。中国一时没有办法，只好把伊犁作为中、俄间的悬案。

左宗棠军事的顺利不但出于俄国意料之外，还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第把陕西、甘肃收复了。到了光绪元年（1875年），他准备进攻新疆，军费就成了大问题。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洪秀全起兵到光绪元年（1875年），二十五年之间，中国无时不在内乱内战之中，实已兵疲力尽，何能再经营新疆呢？并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复杂，面积浩大，成败似乎毫无把握。于是发生大辩论，左宗棠颇好大喜功，他一意主进攻。他说祖宗所遗留的土地，子孙没有放弃的道理，他又说倘若新疆不保，陕、甘就不能保；陕、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论十分激昂。李鸿章的看法正与左的相反。李说自从乾隆年间中国占领新疆以后，中国没有得着丝毫的好处，徒费驻防的兵费。这是实在的情形。他又说中国之大祸不在西北，而在东边沿海的各省，因为沿海的省份是中国的精华，而且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在东方的过于在西方的。自从日本维新以后，李鸿章更加焦急。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至于西洋各国，彼此互相牵制，向外发展不限于远东，相隔又远，用兵不能随便。李鸿章因此主张不进攻新疆，而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于沿海的国防及腹地各省的开发。边省虽然要紧，但是腹地倘有损失，国家大势就去了。反过来说，倘若腹地强盛起来，边省及藩属自然地就保存了。左宗棠的言论比较动听，李的比较合理；左是高调，李是低调。士大夫阶级一贯的尚感情，唱高调，当然拥护左宗棠。于是借外债，移用各省的建设费，以供左宗棠进攻新疆之用。

左宗棠收复新疆

崇厚

查理·乔治·戈登

彭玉麟

左宗棠的运气真好，因为新疆发生了内讧，并没有遇着坚强的抵抗。光绪二年（1876年）年底，他把全疆克服了。中国乃派崇厚为特使，到俄国去交涉伊犁的退还。崇厚所订的条约虽收复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几全割让与俄国，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险要区亦割让。此外，崇厚还许了很重要的通商权利，如新疆加设俄国领事馆，经甘肃、陕西到汉口的通商路线，及吉林、松花江的航行权。士大夫阶级主张杀崇厚，废约，并备战。这正是青年言论家如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初露头角的时候。清廷竟为所动。于是脚慌手忙，调兵遣将，等到实际备战的时候，政府就感觉困难了。第一，从伊犁到高丽东北角的图们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线处处都要设防。哪里有这么多军队呢？首当其冲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队，就太疲倦，不愿打仗。第二，俄国远东舰队故作声势，从海参崴开到日本洋面。中国因此又必须于沿海沿长江设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长江水师来对付俄国的海军。彭玉麟想满载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面去施行火攻。两汉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统帅非孔明，火攻之计恐怕不行呢！李鸿章看见书生误国，当然极为愤慨。可是抗战的情绪很高，他不敢公开讲和。他只好使用手段，把英国有名的军官戈登将军请来做军事顾问。戈登是个老实人，好说实话。当太平天国的末年，他曾带所谓“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颇信任他。他的意见怎样呢？他说，中国如要对俄作战，必须做三件事：一、迁都于西安；二、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满人预备放弃政权，因为在长期战争之中，清政府政权一定不能维持。清廷听了戈登的意见以后，乃决心求和。我国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剧才因此没有开演。

幸而俄国在光绪三、四年的时候，正与土耳其打仗，与英国的关系也很紧张，所以不愿多事。又幸而中国当时有青年外交家曾纪泽，以极冷静的头脑和极坚强的意志，去贯彻他的主张。原来崇厚所订的条约并没有奉政府的批准，尚未正式成立，曾纪泽运用外交得法，挽回了大部分的通商权利及土地，但偿价加倍，共九百万卢布。英国驻俄大使称赞曾纪泽说：“凭外交从俄国取回他已占领的土地，曾侯要算第一人。”

中、俄关于伊犁的冲突告一段落的时候，中、法关于越南的冲突就起了。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即暹罗，现今泰国）、越南、琉球、高丽、蒙古等。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等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缘故。光绪七年（1881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

俄土战争

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的。在古代，这种言论有相当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直攻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英、法联军直打进了北京，所谓国防外线简直没有用处。倘使在这种时代我们还要保存外线，我们也应该变更方案。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越南、缅甸绝不能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做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无论如何，外人既直攻我们的腹地，我们无暇去顾外线了。协助这些弱小国家去独立是革命的外交，正如苏联革命的初年，外受列强的压迫，内有反革命的抗战，列宁（Lenin）于是毅然决然放弃帝俄的属国。

列宁

法国进攻越南的时候，士大夫阶级大半主张以武力援助越南。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诸人特别激昂。李鸿章则反对。他的理由又是要集中力量火速筹备腹地的国防事业。清廷一方面怕清议的批评，一方面又怕援助越南引起中、法战争，所以举棋不定。起初是暗中接济越南军费和军器，后来果然引起中、法战争。那个时候官吏不分文武，文人尤好谈兵。北京乃派主战派的激烈分子张佩纶去守福州船厂。陈宝琛去帮办两江的防务。用不着说，纸上谈兵的先生们是不济事的。法国海军进攻船厂的时候，张佩纶逃得顶快了。陈宝琛在两江不但无补实际，连议论也不发了。打了不久就讲和，和议刚成又打，再后还是接受法国的条件。越南没有保存，我们的国防力量反大受了损失。左宗棠苦心创办的福州船厂就在此时被法国毁了。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得快。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才能进攻大陆。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他的眼光远在一般人之上。

李鸿章既注重中、日关系，不能不特别注意高丽。在国防上高丽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高丽可以做敌人陆军侵略中国东北的根据地，也可以做敌人海军侵略中国山东、河北的根据地。反过来看，高丽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高丽在我们手里，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国或英国所占，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高丽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在光绪初年，高丽的国王李熙年幼，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大院君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他屡次杀传教士，坚决不与外人通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韩关系在日本方面，由幕府主持，由对马岛之诸侯执行。维新以后，大权归日皇，所以日、韩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厌恶日本的维新，因而拒绝与新的日本往来。日本国内的旧诸侯武士们提倡“征韩”。这种征韩运动，除了高丽不与日本往来之因外，日本还有三个动机：一、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尤其是俄国，恐怕要下手。三、征韩能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谋出路。光绪元年（即日本明治八年）发生高丽炮击日本船的案子，所谓江华岛事件。主张征韩者更有所借口。

李昰应

江华岛事件

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如岩仓、大久保、伊藤、井上诸人原反对征韩。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未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不应轻举妄动地贪图向外发展。但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觉得无法压制舆论，不能不有所主动。于他们一面派黑田青隆及井上率舰队到高丽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并避免中国的阻抗。

森有礼与我们的外交当局大起辩论。我们始终坚持高丽是我们的属国，如日本侵略高丽，那就是对中国不友谊，中国不能坐视。森有礼则说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是有名无实的，因为中国在高丽不负任何责任就没有权利。

黑田与井上在高丽的交涉成功。他们所订的条约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是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应该抗议，而且设法纠正。但是日本和高丽虽都把条文送给中国，北京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责备高丽不守本分。中国实为传统观念所误。照中国传统观念，只要高丽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光绪初年，中国在高丽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韩条约了。

黑田青隆

井上

森有礼

未被日本吞并的琉球国人

高丽与日本订约的问题过了以后，中、日就发生琉球的冲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1372年）起隶属于中国。历五百余年，琉球按期进贡，从未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琉球又向日本萨末（今译作萨摩，下同）诸侯称藩，成了两属，好像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幸而这两个男人从未遇面，所以这种奇怪现象竟安静无事地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维新，力行废藩以后，琉球在日本看来，既然是萨末的藩属，也在应废之列。日本初则阻止琉球入贡中国，终则改琉球为日本一县。中国当然反对，也有人主张强硬对付日本，但日本实在时候选的好，因为这正是中、俄争伊犁的时候。中国无法，只好把琉球作为一个悬案。

可是琉球问题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这时也知道应该戒备了。日本既能灭琉球，就能灭高丽。琉球或可不争，高丽则势在必争。所以他们专意筹划如何保存高丽。光绪五六年的时候，中国可以说初次有个高丽政策。李鸿章认定日本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西洋各国对高丽则只图通商和传教。在这种形势之下，英、美、法各国在高丽的权利愈多，他们就愈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写给高丽要人李裕元的信说得很清楚：

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不可无以备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

经过三年的劝勉与运动，高丽才接受这种新政。光绪八年（1882年）春，由中国介绍，高丽与英、美、德、法订通商条约。

高丽不幸忽于此时发生内乱。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一面反对新政，一面忌王后闵氏家族当权。他于光绪八年六月忽然鼓动兵变，围攻日本使馆，诛戮闵族要人。李鸿章的谋士薛福成建议中国火速派兵进高丽，平定内乱，一则以表示中国的宗主权，一则以防日本。中国派吴长庆率所部淮军直入高丽京城。吴长庆的部下有两位青年张謇和袁世凯。他们胆子很大，高丽的兵也没有抵抗的能力。于是他们把大院君首先执送天津，然后派兵占领汉城（韩国首都，现今首尔，下同）险要，几点钟的功夫，就把李昰应的军队打散了。吴长庆这时实际作高丽的主人翁了。后高丽许给日本赔款，并许日本使馆保留卫队。这样，中、日两国都有军队在高丽京都，形成对峙之势。

薛福成

吴长庆

张謇

袁世凯

邓承修

张佩纶

光绪八年夏初之季，中国在汉城的胜利，使得许多人轻敌。张謇主张索性灭高丽。张佩纶和邓承修主张李鸿章在烟台设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预备向日本宣战。张佩纶说：

日本自改法以来，民恶其上，始则欲复封建，继则欲改民政。萨、长二党争权相倾，国债山积，以纸为币。虽兵制步伍泰西，略得形似，然外无战将，内无谋臣。问其师船则以扶桑一舰为冠，固已铁蚀木窳，不耐风涛，余皆小炮小舟而已，去中国定远铁船、超勇、扬威远甚。问其兵数，则陆军四五万人，水军三四千人，犹且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近始杂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经战阵，大半恇怯，又去中国淮、湘各军远甚。

邓承修也是这样说：

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两行省耳。总核内府现银不满五百万两。窘迫如此，何以为国？水师不满八千，船舰半皆朽败，陆军内分六镇，统计水陆不盈四万，而又举非精锐。然彼之敢于悍然不顾者，非不知中国之大也，非不知中国之富且强也，所恃者中国之畏事耳，中国之重发难端耳。

这两位自命为“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鸿章看得比较清楚，他说：

彼自变法以来，一意媚事西人，无非欲窃其绪余，以为自雄之术。今年遣参议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民政，复遣有栖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驻奥匈帝国，冠盖联翩，相望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倾心亲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国洋债既多，设有危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

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

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无如指拨之财，非尽有著之款。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海防经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

北洋水师官兵

这次大辩论终了之后，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邓承修诸人忽然忘记了日本，大事运动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事一起，日本的机会就到了。这时高丽的党政军正成对垒之阵。一面有开化党，其领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其后盾即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面有事上党，领袖即金允植、闵泳翊、尹泰骏诸人，后盾是袁世凯。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庇于中国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压迫。汉城的军队有中国的驻防军和袁世凯代练的高丽军在一面，对面有日本使馆的卫队及日本军官所练的高丽军。在中、法战争未起以前，开化党不能抬头，既起以后，竹添就大活动起来，说中国自顾不暇，哪能顾高丽？于是洪英植诸人乃决计大举。

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七夜，洪英植设宴请外交团及高丽要人。各国代表都到，唯独竹添称病不至。后忽报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乱了。闵泳翊出门被预埋伏兵士所杀。洪英植跑进王宫，宣称中国兵变，强迫国王移居，并召竹添带日兵进宫保卫。竹添这时不但无病，且亲率队伍入宫。国王到了开化党的手里以后，下诏召事上党领袖。他们一进宫就被杀了。于是宣布独立，派开化党的人组阁。

十月十九日，袁世凯带他所练的高丽兵及中国驻防汉城的军队进宫。中、日两方就在高丽王宫里开战了。竹添见不能抵抗，于是撤退。王宫及国王又都到袁世凯手里。洪英植、朴泳孝被乱兵所杀，金玉均随着竹添逃到仁川，后投日本。政权全归事上党及袁世凯，开化党完全被打散了。袁世凯这时候尚不满三十，忽当大事，因电报不通无法请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胆的负起责任，制止对方的阴谋。难怪李鸿章从此看重他，派他做驻高丽的总代表。

竹添是个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没有违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他超过了他政府所定的范围。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以和平交涉对高丽，亦以和平交涉对中国。光绪十一年春，伊藤与李鸿章订《天津协定》，双方皆撤退驻高丽的军队，但高丽以后如有内乱，中、日皆得调兵进高丽。

洪英植

金玉均

朴泳孝

竹添进一郎

金允植

闵泳翊

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是英、俄两国因为阿富汗的问题几至开战。他们的冲突波及远东。英国为预防俄国海军从海参崴南下，忽然占领高丽南边之巨磨岛，俄国遂谋占领高丽东北的永兴湾。高丽人见日本不可靠，有与俄国暗通、求俄国保护者。在这种形势之下，英国感觉危险，日本更怕英、俄在高丽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所以这种形势极有利于中国，李鸿章与袁世凯遂大行其积极政策。

从光绪十一年到二十年，中国对高丽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他们第一紧紧地把握高丽的财政。高丽想借外债，他们竭力阻止。高丽财政绝无办法的时候，他们令招商局出面借款给高丽。高丽的海关，是由中国海关派员代为管理，简直可说是中国海关的支部。高丽的电报局是中国电报局的技术人员用中国的材料代为设立、代为管理的。高丽派公使到外国去，须先得中国的同意，到了外国以后，高丽的公使必须遵守三种条件：

袁世凯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携同赴外部，以后即不拘定。二、遇有朝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三、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

这种政策虽提高了中国在高丽的地位，但与光绪五年李鸿章最初所定的高丽政策绝对相反。最初李要高丽多与西洋各国往来，想借西洋的通商和传教的权利来抵制日本的领土野心。此时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国独占高丽。到了光绪十八九年，日本感觉中国在高丽的权利膨胀过甚，又想与中国对抗。中国既独占高丽的权利，到了危急的时候，当然只有中国独当其冲。

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又是高丽的内乱。光绪二十年（即甲午，1894年），高丽南部有所谓东学党聚众数千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借口保卫侨民及使馆。但东学党造乱的地方距汉城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甚多，远超保侨所需之数。李鸿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所借口。但是内乱平定之后，日本仍不撤兵。日本声言高丽内乱之根在内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强迫高丽改革内政。李不答应，因为这就是中、日共管高丽。

这时日本舆论十分激烈，一意主战。中国舆论也激烈，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士大夫觉得高丽绝不可失，因为失高丽就无法保东北。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鸿章则觉得一调大兵，则双方势成骑虎，终致欲罢不能。但他对于外交又不让步。他这种军事消极、外交积极的办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国公使喀西尼（Cassini）答应了他，俄国必劝日本撤兵，如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方法。李觉得既有俄国的援助，不必对日本让步。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中国援助，俄国政府却不愿意。原来和战的大问题，不是一个公使所能负责决定的。等到李鸿章发现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战事已经起始了。

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八月十八（阳历九月十七）两国海军在高丽西北鸭绿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中华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本海军大。我们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们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顶大的战舰不过四千吨。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我们快，船上的炮比我们多，而且放的快。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那一次我们失败的缘故很多：第一，战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定远为坐舰，舰长是刘步蟾。丁本是骑兵的军官，不懂海军。他为人忠厚，颇有气节，李鸿章靠他不过作精神上的领导而已。刘步蟾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学科的成绩确是上等的。而且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颇有所谓儒将的风度。丁自认不如刘，所以实际是刘做总指挥。等到两军相望的时候，刘忽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缘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

丁汝昌

刘步蟾

甲午战败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其次，我们的战术也不及人。当时在定远船上的总炮手英人泰乐尔（Tyler）看见刘步蟾变更阵势，知道形势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远就放炮，不要乱放炮，因为船上炮弹不多，必命中而后放。吩咐好了以后，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边，准备帮丁提督指挥。但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日本炮弹的准确远在我们的之上。结果，我海军损失过重，不敢再在海上与日人交锋。日人把握海权，陆军输送得行动自由，我方必须绕道山海关。其实海军失败以后，大势就去了。陆军之败更甚于海军。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订《马关和约》。中国承允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要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甲午战争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国的援助，但都失败了。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盘的。西洋各国原想在远东大大的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一则因为他们忙于瓜分非洲；二则因为他们互相牵制，各不相下；三则因为在远东尚有中国与日本两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战争进行的时候，李鸿章虽千方百计地请求他们的援助，他们总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他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愈愿意付出代价。同时他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西比利亚铁路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在内。主动是俄国，德、法不过附和，当时俄国财政部长威特（Witte）正赶修西比利亚（今译作西伯利亚，下同）铁路，他发现东边的一段，如绕黑龙江的北岸，路线太长，工程太困难，如横过我们的东三省，路线可缩短，工程也容易得多。同时海参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国能得大连、旅顺，俄国在远东就能有完善的军港和商港。完成西比利亚铁路及得一个不冻冰的海口，这是威特想要乘机而达到的目的。法国当时联俄以对德，俄要法帮忙，法不敢拒绝，何况法国也有野心想乘机向远东发展呢？德国的算盘打得更精。他想附和俄国，一则可以使俄国知道德国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不必联络法国；二则俄国如向远东发展，在欧洲不会多事，德国正好顺水推舟；三则德国也可以向我们索取援助的代价。这是三国干涉《马关条约》实在的动机。

尼古拉二世

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

俄、德、法三国的做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马关条约》发表以后，他们就向我们表示同情，说条约太无理，他们愿助中国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们那时痛恨日本的情绪之下，这种友谊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希望三国能把台湾及辽东都替我们收回来。同时三国给予所谓友谊的劝告，说日本之占领辽东半岛不利于远东和平。战后之日本固不敢不依从三国的劝告，于是退还辽东，但加赔款三千万两。中国觉得辽东半岛不止值三千万两，所以觉得应感激三国的援助。

《马关条约》原定赔款二万万两，现在又加三千万两，中国当然不能负担。威特一口答应帮我从法、俄银行借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率之低，诚使我们受宠若惊。俄国真可算是我们的好朋友！

光绪二十二年，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行加冕典礼。帝俄政府向中国表示：当中、俄两国特别要好的时候，中国应该派头等大员去作代表，才算是给朋友面子。中国乃派李鸿章为庆贺加冕大使。这位“东方的毕士麦克（今译作俾斯麦）”于是到欧洲去了。威特深知中国的心理，所以他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首言日本之可恶可怕，这是李鸿章愿意听的话，也是全国人士愿意听的话。这种心理的进攻既然顺利，威特乃进一步陈言俄国对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当中、日战争之际，俄国本想参战，但因交通不便，俄军未到而中日战争就完了。以后中国如要俄国给予有力的援助，中国必须使俄国修条铁路横贯东三省。李鸿章并未驳辩威特的理论，但主张中国境内之铁路段应由中国自修。威特告以中国人力财力不足，倘自修，则十年尚不能成，将缓不济急。威特最后说，如中国坚拒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助中国了。这一句话把李鸿章吓服了。于是他与威特签订密约，俄许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中许俄国建筑中东铁路。

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中俄密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生的大错。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并无于短期内再进攻中国的企图。是时日本政府反转过来想联合中国。因为西洋倘在中国势力太大，是于日本不利的。威特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国，是要利用中东铁路来侵略中国的。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

李鸿章离开俄国以后，路过德、法、比、英、美诸国，他在柏林的时候，德国政府试探向他要代索辽东的报酬，他没有答应。德国公使以后又在北京试探，北京也没有答应。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秋，山东曹州杀了两个传教士，德国乘机一面派兵占领青岛，一面要想租借胶州湾及青岛及在山东修铁路和开矿的权。中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答应了。山东就算是德国的势力范围。

俄国看见德国占了便宜，于是调兵船占旅顺、大连。俄国说为维持华北的势力均衡，并为助中国的方便，他不能不有旅顺、大连，并且还要修南满铁路。中国也只好答应。我们费三千万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这时俄国又夺去了。俄国还说，他是中国唯一的朋友！俄国的外交最阴险：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以后他在东北既有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东三省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于是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和九龙及长江流域的优越权利，法国要求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云南的优越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优越权利。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门湾。除意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国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唯独美国没有提出要求，但他运用外交，使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使各国承认各国在中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

这种瓜分运动就是甲午的败仗引起来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们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做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做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

康有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现今佛山市南海区）人，生在咸丰五年，比孙中山先生大十一岁。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给他的教训，除预备他能应考试、取科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没有到外国去过。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源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底的。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这种批评是很对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地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做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康有为在甲午年（1894年）中了举人，乙未年（1895年）中进士。他是那个国难时期的新贵。他趁机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一时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数并不了解他的学说，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体方案，只有极少数可以说是他的忠实同志。但是他的运动盛极一时，好像全国舆论是拥护他的。

梁启超

王莽

王安石

孔于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他在严重的国难时期之中，一再上书给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光绪也受了时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国。他先研究康有为的著作，后召见康有为。他很赏识他，因为种种的困难，只教他在总理衙门行走。戊戌（1898年）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变法派和光绪帝，于是他又派康有为的四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推行了百日的维新。

戊戌变法六君子

在这百天之内.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换句话说，以后读书人要做官不能靠虚文，必须靠实学。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与总督同城的巡抚、不治河的河督、不运粮的粮道、不管盐的盐道，同时他添了一个农工商总局，好像我们现在的经济部，想要推行经济建设。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但在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他们费了多少心血，想从之乎者也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

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做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西太后慈禧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在戊戌年（1898年）的变法运动之中，外国人颇偏袒光绪帝及维新派，反对西太后及顽固党。因此一个内政的问题就发生国际关系了。后康有为、梁启超逃难海外，又得着外国人的保护。他们在逃难之中发起保皇会，鼓动外国人和华侨拥护光绪。这样，西太后和顽固党就恨起洋人来了。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做皇帝。刚毅、崇绮、徐桐、启秀诸顽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权，于是怂恿废立。但各国驻京公使表示不满意，于是他们的仇外的心理更进了一层。

顽固党仅靠废立问题还不能号召天下，他们领导的运动所以能扩大，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爱国分子。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1900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地反对屈服，坚强地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顽固党更加觉得强硬对付洋人是对的。

徐桐

外人在中国不但通商占地，还传教，这一层尤其招顽固分子的愤恨。他们觉得孔、孟的遗教是圣教，洋人的宗教是异端，是邪教。中国最无知的愚民，都知道孝敬父母，尊顺君师，洋人是无父无君的。几千年来，都是外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学外夷的道理。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学士徐桐是大理学家倭仁的门弟子，自己也是个有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人物中，算是一个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志是要保御中国文化而与外人战。他们觉得铲草要除根，排斥异端非尽驱逐洋人不可。

但是中国与日本战尚且打败了，怎能一时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甲午以后，山东正有民间的义和团出现。顽固分子觉得这个义和团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武力。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这时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对象，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外国传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平民。民间许多带宗教性质的庙会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意合作。这也引起教徒与非教徒的冲突。民间尚有种种谣言，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丹药；又一说教士窈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丸。民间生活是很痛苦的，于是把一切罪恶都归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国人，以及与洋人有关的事业如教堂、铁路、电线等、皆在被打倒之列。义和团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枪炮打不死他们。山东巡抚李秉衡及毓贤前后鼓励他们，因此他们就以“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山东扰乱起来。

义和团

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凯做山东巡抚，他就不客气，把义和团当作乱民，派兵痛剿。团民在山东站不住，于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当局反表示欢迎，所以义和团就在河北得势了。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大替义和团宣传，说他们如何勇敢、可靠。载漪和刚毅介绍义和团给西太后，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得势了。西太后及想实行废立的亲贵，顽固的士大夫及顽固爱国志士，都与义和团打成一片，精诚团结去灭洋，以为灭了洋人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庚子年拳民之乱是中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民，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同时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慢慢地逼近北平。于是西太后同光绪帝逃到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残局。

拳民之乱的结束是《辛丑条约》，除惩办祸首及道歉外，《辛丑条约》有三个严重的条款：第一，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在未还清以前，按每年四厘加利，总计实九万万八千余万两。俄国的部分最多（那时中、俄尚是联盟国），占百分之二十九；德国次之，占百分之二十；法国占百分之十六弱，英国占百分之十一强，日本与美国各占百分之七强。第二，各国得自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线驻兵。近来日本增兵平、津，就借口《辛丑条约》。第三，划定并扩大北京的使馆区，且由各国留兵北京以保御使馆。

签订《辛丑条约》

这种条款够严重了，但我们所受的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辛丑条约》的各款。此外还有东三省的问题。庚子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订了以后，俄国不肯退出，反向中国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要名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1901年）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手里送给俄国了。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年初，缔结同盟条约来对付俄国。美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亦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付俄国。俄国看见国际情形不利于他，乃与中国订约，分三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虽签字了，俄国以后又中途变计，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三十年（1904年）两国交涉失败，就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起仗来了。

那一次的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日本彻底的打胜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成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地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势力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以收些渔人之利。

日俄战争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在未述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以前，我们试回溯我国近代史的过程。我们说过，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中华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中国，基本势力不及中国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中国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年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枉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之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族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以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作顽固势力的中心。清政府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潮。严格说来，拳民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拳民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中华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拳民运动

等到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伟大与孙中山先生的少年环境是极有关系的。

中山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生于前清同治五年（1866年）。他的家庭是我国乡下贫苦农夫的家庭。他小的时候就在田庄上帮助父亲耕种。十三岁，他随长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他在那里进了教会学校。十六岁的时候，他回到广州入博济医学校。次年，他转入香港英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他在这里读书共十年，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毕业，成医学博士。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正十九岁，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学校所结纳的朋友，如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多与秘密反对清朝的会党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孙中山

郑士良

陈少白

陆皓东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所提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之战所给的刺激更大。此后，他完全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政治。次年，他想袭取广州，以为革命的根据地。不幸事泄失败，他逃到国外。在檀香山的时候，他组织了兴中会。当时风气未开，清廷监视很严，所以兴中会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说政府腐败，国家危急，爱国志士应该联合起来以图国家的富强。宣言虽是这样的和平，海外侨胞加入兴中会的还是很少。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到美国、英国，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国的时候，使馆职员诱他入馆，秘密地把他拘禁起来，想运送回国。幸而得着他的学校教师的援助终得出险，后又赴法。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民报》

庚子拳民作乱的时候，郑士良及史坚如两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广东起事，不幸都失败了。但是庚子年（1900年）的大悲剧动摇了许多人对清政府的信念。留学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地增加。从此中山先生的宣传容易得多，信徒加增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赞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并创办《民报》。这是中华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词》是中山先生初次公开的正式的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后，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对他所拟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补充，但他终身所信奉的主义及方略的大纲已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里面立定基础了。

《民报发刊词》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民族割据其地，慢慢地各养成其个别的语言、文字、风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国家。但在各国之内王室专制，平民没有参政之权，以致民众受压迫的痛苦。十八世纪末年、十九世纪初年，欧人乃举行民权的革命。在十九世纪，西洋人虽已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社会仍不安。这是因为欧、美在十九世纪科学发达，工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于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中山先生很激昂地说：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思想吗？有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这样地批评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他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其实中山先生充分地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说过：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清政府，反对共和政体。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制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

《新民丛报》

同盟会革命纲领

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遭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中华民族唯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庚子拳民之乱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清政府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这种观察是很有根据的。甲午以前，因为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中国海军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新的军舰。甲午以后，一则因为西太后与光绪争权，二则因为清政府的亲贵以为维新就是汉人得势，满人失权，西太后和亲贵就煽动全国的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我们固不能说满人都是守旧的，汉人都是维新的，因为汉人之中，思想腐旧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满人居领袖地位，他们一言一动的影响大，而他们中间守旧的成分实在居大多数。并且他们反对维新就是借以排汉，所以庚子以后，清政府虽逐渐推行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不认为他们是有诚意的。

庚子年（1900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时候，她就下诏变法。以后在辛丑（1901年）到甲辰（1904年）那四年内，她裁汰了好几个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满、汉通婚。戊戌（1898年）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在乙巳年（1905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调整时期。

丙午（1906年）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机关有内阁、军机处、六部、九卿。所谓九卿，多半是无用的衙门。六部采用委员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一，满、汉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责任不专，遇事推诿，并且自道、咸以后，各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核机关，本身几全不举办事务。军机处是前清中央政府最得力的机关，原是内阁分出来的一个委员会，实际辅佐皇帝处理大政的。自军机处在雍正年间成立以后，内阁变成一种装饰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军机处，此外设立十一部，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这种改革虽不圆满，比旧制实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书发表以后，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所以这种改革，不但未缓和汉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运动的力量。

丁未年（1907年）清政府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谘议局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戊申年（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如果真要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清政府全不信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说清政府不过借预备之名以搁置立宪。

资政院

清政府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年的秋天，宜统继位，其父载沣做摄政王的时候，第一条命令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清政府自取灭亡吗？

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地图以武力推倒清政府的政权。丙午年，同盟会的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在浏阳和萍乡起事。他们的宣言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清政府，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革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的目标。不幸失败了。同时还有许多革命党员秘密地在武昌及南京的新军之中运动革命，清廷简直是防不胜防。

这时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强迫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民、汪精卫等到安南（现今越南），在河内（越南首都）成立革命中心。他们在丁未年好几次在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及镇南关各处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归失败。同时江、浙人所组织的光复会也积极活动，丁未年五月，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此事牵连了他的同志秋瑾，两人终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带安徽新军一部分突破安庆。他虽失败了，他的行动表示长江一带的新军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丁未、戊申两年既受了这许多的挫折，同盟会的多数领袖主张革命策略应该变更。胡汉民当时说过：“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革命军亦断不可起。”汪精卫反对此说，他相信革命志士固应有恒德，“担负重任，积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但是有些应该有烈德，“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种”。他和黄复生秘密地进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后事不成被捕下狱。这是庚戌宣统二年的事情。

汪精卫独行其烈德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黄兴、赵声正在南洋向华侨募捐，想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向清廷进攻。这是汪精卫所谓恒德。他们于庚戌年（1910年）十一月在槟榔屿订计划，先占广州，然后北伐，“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订了计划以后，他们分途归国。次年辛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们的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的脑际。

汪精卫

盛宣怀

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为最为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清政府已丧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缘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同盟会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广东，但自黄花岗失败以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就想利用长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他们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特别注重长江中游之两湖。那时湖北新军中的蒋翊武组织文学社于武昌，借以推动革命。在湖南活动的焦达峰及在湖北活动的孙武和居正，另外组织共进会。这两个团体虽有同盟会的会员参加，并不是同盟会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颇有摩擦。经谭人凤调和以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始合作。

同盟会的首领原来想在长江一带应该有好几年的预备工作，然后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湖南争路的风潮扩大以后，他们就决定在辛亥年（宣统三年，1911年）秋天起事。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促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陈其美

宋教仁

谭人凤

熊秉坤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澂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逃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据。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作革命军的都督。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政府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老古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

武昌起义

清政府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不会生效的。袁世凯替清室谋得的不过是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却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的地位。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与北洋军将领合影

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政府，这是革命唯一的成绩。清政府打倒了以后，我们固然扫除了一种民族复兴的障碍，但是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各种障碍对面了。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民国元年（1912年）的民国有民国必须具备的条件吗？当然没有。在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的争权绝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内战。军队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总服从政府，不问主政者属于哪一党派。但是民国初年，在我们这里，军权就是政权。辛亥的秋天，清政府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政，正因为当时全国最精的北洋军队是忠于袁世凯的。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所以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与这个缘故有关。我们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我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朝，所以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卫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如不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中国人民乡族观念之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工商界及学界的人何以不起来反对军阀呢？他们在专制政体下做了几千年的顺民，不知道什么是民权，忽然要他们起来作国家的主人翁，好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要在海洋的大波涛之中去游泳，势非淹死不可。知识阶级的人好像应该能做新国民的模范，其实也不尽然。第一，他们的知识都偏于文字方面，古书愈读的多，思想就愈腐旧，愈糊涂。留学生分散到各国各校各学派，回国以后，他们把万国的学说都带回来了，五花八门，彼此争辩，于是军阀的割据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第二，中国的读书人素以做官为唯一的出路。民国以来，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小朝廷愈多，他们做官的机会就愈多。所以知识阶级不但不能制止军阀，有的时候，反助纣为虐。

那么，我们在民国初年绝对没有方法引国家上轨道吗？有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早已知道清政府不是中国复兴唯一的障碍。其他如国民程度之低劣，国民经济之困难，军队之缺乏主义认识，这些他都顾虑到了。所以，他把建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但是时人不信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思想。他们以为清政府是我们唯一的障碍，清政府扫除了，中国就可以从几千年的专制一跃而达到宪政。这样，他们正替军阀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古人所谓“欲速则不达”。在民国初年，不但一般人不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同盟会的会员了解的也很少。中山先生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作他的后盾。至于革命军更谈不到。当时军队的政治认识仅限于排满一点，此外都是些封建思想和习惯，只能够作反动者的工具。中山先生既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和健全的革命军帮他推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他就毅然决然让位于袁世凯，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能不为大恶，同时他自己以在野的资格，努力造党和建设。

假使中华民族不是遇着帝国主义压迫的空前大难关，以一个曹操、司马懿之流的袁世凯当国主，树立一个新朝代，那我们也可马虎下去了。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中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的大政客。在他的任内，他借了一大批外债，用暗杀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敌宋教仁，扩充了北洋军队的势力，与日本订了民国四年（1915年）的条约，最后听了一群小人的话，幻想称帝。等到他于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六日死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件于国有益、于己有光的事情。

袁世凯称帝

袁死了以后，靠利禄结合的北洋军队当然四分五裂了。大小军阀，遍地皆是，他们混打了十年，他们都是些“小袁世凯”。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夏季，中国的政治地图分割到什么样子呢？第一，东北四省和河北、山东属于北洋军阀奉系的巨头张作霖。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算是中华民国的元首。第二，长江下游的江、浙、皖、闽、赣五省是北洋军阀直系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氏原来是吴佩孚的部下，不过到了民国十五年，孙氏已羽翼丰满，不再居吴佩孚之下了。第三，湖北同河南仍属于直系巨头、曾拥戴曹锟为总统的吴佩孚。第四，山西仍属于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独立而专事地方建设之阎锡山。第五，西北算是吴佩孚的旧部下而倾向革命之冯玉祥的势力范围。第六，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属于一群内不能统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军阀。第七，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是革命军的策源地。从元年到十五年，我们这个国家的演化达到了这种田地。

因军阀割据而无处安顿的流民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北伐誓军大会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并下总动员令。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我们如果要了解民国十五年北伐誓师为什么是个划时代的史实，我们必须补述孙中山先生末年的奋斗。

我们已经说过，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宣布了他的革命方略，分革命的过程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用不着说，军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军对封建势力的扫荡和肃清；训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党猛进的缔造宪政所必需的物质及精神条件。民国初年，这样的革命军和革命党都不存在，军阀得乘机而起，陷民国于长期的内乱，人民所受的痛苦，反过于在清政府专制之下所受的。中山先生于是更信他的革命方略是对的。民国三年（1914年），他制定革命党党章的时候，他把一党专政及服从党魁的精神大大的加强。民国七年（1918年），俄国革命，虽遇着国内国外反动势力的夹攻，终于成功了。中山先生考察俄国革命党的组织，发现其根本纲领竟与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异。原来俄国也是个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俄国的问题也是火速的近代化。在十九世纪，俄国没有赶上时代的潮流，因此在上次的欧洲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以二十倍德国的领土、两倍德国的人口，尚不能对付德国二分之一的武力。俄国的革命方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可供我们的参考。难怪中山先生虽知道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大有不同之点，早就承认列宁是他的同志。

俄国革命

在苏联革命的初年，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列宁亦乐与我们携手。民国十二年（1923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与列宁的代表越飞（Joffe）共同发表宣言，声明两国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之下，共同合作。十二年夏，中山先生派蒋介石赴俄，考察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是年冬，苏联派遣鲍罗廷来华做顾问。十三年（1924年）初中山先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彻底地改组国民党，并决定联俄容共。同时蒋介石从俄回国。中山先生就请他创办黄埔军校。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是抱无穷希望的。在开学的那一天，中山先生说过：

越飞

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创造，要这学校的学生来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十四年（1952年）是革命策源地的两广的大调整时期。陈炯明勾结杨希闵、刘震寰以图消灭新起的革命势力。于是有两次的东征，然后广东得以肃清。同时革命政府协助了李宗仁、黄绍竑肃清广西。

不幸在这年的春天，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了。

……

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孙中山先生逝世

附录一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形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所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这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之观察，时人多以为他言过其实，今人定觉得他的看法还不透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里当再讨论。我们现在不过要指出：李鸿章的结论是不能否认的或修改的。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这个大变局的由来及其演化，中国对此变局的应付及其屡次的修改：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年发现了绕非洲经好望角的欧亚直接航路。这事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 个新纪元，也就是上文所谓大变局的起始。在这事以前，中西固早已发生了关系，但以前的关系与以后的关系根本不相同。原来欧亚两洲虽境土相连，谓在乌拉山以南、里海以北，两洲之间并无自然的分界，但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之间，除蒙古帝国短期外，总有异族异教之人居中隔离。在这种环境之下，中西的关系不但要看双方的需要及意志如何，还要靠中欧之间的区域有适合的情形。在这个条件不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就完全断了。即在这个条件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大部分是间接的：货物的交换及彼此的认识都是由第三者转递与介绍。严格说来，历上古与中古，中西各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文化系统。自欧亚直接航路发现以后，第三者的阻碍成为不可能，其介绍亦成为不必要。自十六世纪到现在，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东西的融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欧化。

葡萄牙人开辟的新航线

为什么欧亚的航路到十五世纪末年始发现呢？这问题不是一言两句所能解答的。就地理说，这个大发现之迟到很自然。中西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欧洲发展起始于东南而趋向于西北。欧洲最早的文化及政治中心是希腊，其次是罗马，最后才是西欧，愈到后来愈离中国远了。等到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有了相当的成熟，欧洲的历史始入海洋时期。中国的发展方向正与欧洲相反：中国的发展是由北而南的。中国的史家虽大书特书汉唐在西域的伟业，其实这不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中国的政治势力、文化及人民渡长江而逐渐占领江南以及闽粤，这一路的发展才算得我民族事业的正统。等到闽粤成熟了，然后我们更进而向南洋发展。明永乐及宣德年间的海外盛事不是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那时南洋，甚至印度洋，似乎是我们的势力范围。郑和的时代就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的时代。无怪乎中国人与葡萄牙人初次的见面仪式是在印度洋沿岸举行的。我们可以说，十六世纪以后的中西关系是数千年来双方历史的积势所蓄养而成的。那么自然会愈演愈密切而愈重要了。

马可·波罗

在欧洲历史未入海洋时期以前，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把提倡海外发展当作政府的大事业。西人来中国者多半为个人的好奇心、利禄心或宗教热忱所驱使。他们的事业是私人的事业；他们没有国家或民族做他们的后盾，就是欧洲中古最著名的东方旅行家——马可·孛罗（今译作马可·波罗）——并未得到任何欧洲政府的援助。他的事业，在当时，与欧洲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国计民生都没有关系。到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的时候， 欧洲的局势就大不同了。至少在西欧，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已成立了民族国家。在十六世纪末年，荷兰亦经革命而独立。这些国家的国王和权贵无不以提倡海外发展为政府及民族的大事业。那帮在海外掠财夺土的半海盗半官商居然成了民族的英雄。文学家又从而赞扬之。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人眼光里，国家的富强以及灵魂的得救，都靠海外事业的成败。个人冒险而到海外去奋斗的，不但可以发大财，且得为国王的忠臣、民族的志士和上帝的忠实信徒。这种人的运动是具有雄厚魄力的。他们在历史上发起了、推动了一个不能抑遏的潮流。

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就是这样开始的。

二

欧洲人的蚕食

葡萄牙的大航海家帝亚士（Bartholomew Diaz，今译作迪亚士）于一四八六年，明成化二十二年，发现了好望角。十二年以后，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甘玛（Vasco de Cama，今译作达·伽马）率领小舰队直抵葡人百年努力的目的地印度。在印度西边的各海口，甘玛采买了印度土产如珍珠、胡椒、细布及香料群岛所产的香料，满载而归。 这一次的贸易获利六十倍。弘治十五年（1502年），甘玛又率领第二次远征队到印度。他带到东方的资本约值二百四十万法郎；归国后，带回去的东方货物变价到一千二百万。但欧亚贸易，在此以前，是由亚阿拉伯人及意大利人垄断。他们自然不甘心坐视别人攘夺他们的利源。而葡人尝了滋味以后亦自不乐歇手。正德五年（1510年）的大战决定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新兴的葡萄牙。

彼时葡属印度总督阿伯克尔克（Albuqerque，今译作阿尔布克尔克）具有极大的野心。他想囊括印度洋及南洋各地，创立一个伟大的海洋帝国。正德五年，他占据印度西岸的大市镇果亚（Goa，今译作果阿），且设总督府于此。次年，他的舰队又灭了南洋咽喉的满剌加（Malacca，今译作马六甲，下同）。此举开了中西冲突之端。原来满剌加自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年）派遣尹庆出使其地宣示威德以后，历年谨修职贡；加上郑和在南洋的活动，尤对中国顺服。葡人灭满剌加就是并吞中国的藩属。中国如何应付这种侵略？《明史·满剌加传》于无意中形容实在极了：

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基地。王苏端妈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今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剌加竟为所灭。

换句话说，明世宗仅发了几篇纸上文章以塞宗主的责任。难怪葡人要继续前进占美洛居（Moluccas，今译作乌鲁古）。《明史》说：“地有香山，雨后香堕，沿流满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积充栋以待商舶之售。东洋不产丁香，独此地有之，可以避邪，故华人多市易。”此段文字虽带浪漫风味，然离事实确亦不远。美洛居亦名“香料群岛 ”（Spice lslands），所产物品为数百年来欧亚贸易的大宗，也就是葡人及荷兰人在亚洲最注重的。 葡萄牙在美洛居的侵略，中国更置之不理了。

西班牙的海外发展与葡萄牙同时，最初目的也是要到印度。因为哥伦布不知美洲的存在，误信了从欧洲向西直航为达印度的捷径。后来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初年发现了墨西哥及秘鲁的金银，才定美洲为他们海外发展的范围。所以马奇伦（Magellan，今译作麦哲伦）虽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发现了菲律宾群岛，等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西班牙人始复来经营此地；再等七年，始占吕宋。中国与吕宋的关系比与满剌加或美洛居更密切。《明史》说：“先是闽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西班牙人对于中国人实在是去留两难：留之，则恐华人势力太大，致不能制；去之，则岛上经济受损失。且中国人也去不尽，因为“华南嗜利，趋死不顾，久之复成聚”。西班牙人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华人太多的时候驱逐些或屠杀些；平时则收重的人丁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驱逐过一次。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屠杀过一次，中外记载皆说死难者约二万五千人，崇祯十二年（1639年），又屠杀过一次，彼时华侨共三万人，死者占三分之二。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中国尚移檄吕宋：“数以擅杀罪，令送死者妻子归。”到崇祯年间，连一篇纸上文章都无暇发了。这样，我民族又丧失了在菲律宾的发展范围。

麦哲伦

荷兰在爪哇也是这样对付华侨的。

这三国及后来的英国的侵略也是南洋的大变局。在欧洲人未到南洋之前，华侨是那些地方的社会及经济的最高层，甚至有执当地政府柄者。倘这种趋势能继续推演，则群岛未尝不可成为海外的新闽粤。可惜西人势力到达南洋的时候，我国无以应付，侨胞遂永远寄人篱下了。

有明一代，一方面闽粤的人民自动的冒万险到南洋各地去谋生，一方面政府至少在永乐及宣德年间，似乎又极端重视中国在南洋的势力。海外发展的条件岂不是齐备了？何以在十六世纪又这样地拱手让人呢？西人的船坚炮利及十六世纪的明廷之无远略当然是要紧的缘故。比这样缘故还根本的是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明代政府及人民的海外事业各有其动机，且彼此不相关。历有明一代，广州市舶司提举——海关监督——的肥缺全是太监的专利。政府所派到南洋去的代表，如郑和、尹庆，又都是太监。他们的使命虽说得冠冕堂皇，什么为国家扬威宣德，其实他们的目的岂不是为太监们去招徕？近人谈唯物史观者，好以地主阶级或资本阶级私利解释中国的历史。如要勉强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我们以为在中国应特别注重官吏阶级。这个阶级有其特殊的立场与主观。虽出身是从地主或资产阶级，官吏只为官吏而施治，并不代表任何人，唯其如此，明朝政府始能一面派使出洋扬威宣德，一面禁止人民出洋及坐视外人压迫在外的侨民。实际在政府方面，明朝海外事业的动机就是太监的私利。这个动机哪能促进民族运动呢？拿这种动机来与西人的动机比较，岂不足有霄壤之别吗？

三

葡萄牙设法通商

从满剌加，葡萄牙人更进而到中国东南的洋面，初次在武宗正德十一年。此举中国又如何应付呢？当时中国并不守闭关主义。在葡人未来之先，中国沿海的通商已有相当的发展。暹罗、占城、苏禄、悖泥、爪哇、真腊、锡兰山、苏门答剌（今译作苏门答腊）、榜格兰（今译作甘榜格南）等国常有船只往来中国。但同时我们没有所谓国际贸易或通商条约，因为中国的政治观念，尤其自南宋以后，总以天朝自居，“一统无外，万邦来朝”，根本否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所谓通商，就免进贡，市舶是随贡舶来的。我的朋友张君德昌直称明正德以前通商为贡舶贸易时期。凡来通商的无不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在藩属方面，他们进贡以表示他们的恭顺；在上国方面，我们许其贸易，并不因为我们利其货品或税收，“不过因而羁縻之而已”。这是双方条件的交换。因此，倘番邦偶不恭顺，我们就“停市”。这是当时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在此理论之上，我们设了各种法规，其中最紧要的是贡有定期，舶有定数。但是久而久之，这个理论及法规都成具文，其结果是贡舶其名，通商其实，甚至外人不到贡期或全不进贡的也来做买卖了。此中原因复杂，容待下文讨论。

葡人收购百姓的货品

葡人初来广州的是从满剌加坐中国商船来的，贸易未发生困难。第二次，正德十二年（1517年），西人的记载说：华人初见其船只之大及葡人容貌奇异，要拒绝通商；后见其行为和平，巡海水师又得重贿，就许了葡人在上川岛停船贸易。从第三次起，正德十三年（1518年），中葡发生许多冲突。由冲突到妥协经过四十年，最后的妥协方案就是中国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第二步。

冲突的发生，第一由于葡人行为的凶暴。“剽劫行旅”“掠买良民”“恃强凌弱诸国”等形容词屡见于当时的奏章。并且这些形容词不是虚诬的；西人的记载可作参证。其实在十六世纪，欧人到海外去的可以做商客，也可以做海盗，当时道德观念并未明定这两种人的善恶，不独葡萄牙人如此。至于给事中王希文所说的“烹食婴儿”“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及庞尚鹏所说的“喜则人而怒则兽，其素性然也”，虽不免历代言官的夸大，亦可表示当时一部分人的印象。葡人这种凶暴，不但危害了中葡关系，且影响了全盘中西关系，因为时人当然把葡人当做西人的代表看待， 而他们的行动容易使中国人以看待历代夷狄的眼光看待他们。初次的印象是不容易消抹的。

葡萄牙人大概从满剌加的华侨及广州沿海的商人探知了中国的贡舶贸易制度，所以他们初次到中国的时候，亦借口进贡。但是进贡需朝廷许可，得列藩封以后始可执行。葡萄牙之灭满剌加是他得进贡资格的大障碍。正德十五年（1520年）年底，御史丘道隆曾说过：

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藩，声罪致讨。

葡萄牙的使者虽到了南京及北京，因满剌加的缘故及使团人员的失礼，于世宗嗣位之初（1521年），惨败而归：其舌人亚三伏法，正使汤姆·皮雷斯（Thomé Pires）死于广东监牢。

但是正德、嘉靖年间的中国人的心理也不是这样简单。经过几次的交战，尤其是嘉靖二年（1523年）新会西草湾、二十六年（1547年）漳州及二十八年（1549年）诏安等役，我们知道了葡人火炮的厉害。“御史何鳌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藩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新会城， 炮声般地。”西草湾之役，中国得了几尊火炮，海道副使汪 送至北京，说其大者能击五六里。《明史》加了一句：“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于是“佛郎机”又成了利炮的别名了。我们虽与葡人打了好几次仗，且是得胜了的，他们仍继续前来。《明史》说：“吏兹土者（在广东做官的人）皆畏惧，莫敢诘。”

除威胁外，葡人尚可利诱。利有好几种：有通商自然之利、法内之利，亦有法外之利。嘉靖八年（1529年）左右：

巡抚林富言互市有四利。祖宗朝诸藩朝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有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年用兵，库藏耗竭，借以充兵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船流通， 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辗转贸易，衣食其中：利四。

林富所奏的是国计民生，法内之利；此外尚有官吏从互市所得的陋规。此种法外之利之大有非吾人所能想象者。 因此地方官吏，在林富以前 （及以后）， “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

林富论民生的一节也不透彻。据西人的记载，中国沿海的居民无不乐与外入交易。只要交易是和平的，朝廷尽管要闭关，士大夫尽管倡攘夷，平民能做买卖必定要做。久而久之，统治阶级亦无可奈何，即清高者不过骂一句“奸商”或“汉奸”以了之。现代如此，十六世纪早已如此。在中外商业的开辟之过程中。中外的商入有许多时候是利害相同因而互助的。正人君子，往往把这种互助当作狼狈为奸看，其实君子反自然，商民顺自然。中国士大夫对“商”没有正确观念，所以中华民族在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中有时不免自作孽了。

我们的传统观念既把正路堵塞了，中外的商人就不得不走邪路。天启年间，荷兰人想在广州通商遭拒绝以后，用了一个新方法。《明史·荷兰传》有这一段：

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与荷兰人习。语及中国事，锦曰：“若欲通贡市，无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其酋麻韦郎曰：“守臣不许奈何？”曰：“税使高寀嗜金银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日：“善。”

潘秀及郭震诸人于是负命回福建去运动。高寀不但甘愿，且努力促成其事。他派了“心腹周之范诣酋，说以三万金馈宷，即许贡市。酋许与之，盟已就矣”。但别的官吏或因分赃不均，或因不敢违旨开禁，不承认这个私约，事就作罢。

此种记载，倘无旁证，似难可信。幸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亦有同类记录。这时英商企图在华通商苦无门可入，东印度公司日本经理柯克司（Richard Cocks）于是联络长崎华商会的会长替他运动。天启元年（1621年）一月，柯克司报告公司说：“中国老皇帝已传位于其子，新皇帝已许我国每年派两只船去通商。地点定在福州。现在所缺的只是当地督抚的许可。”几个月后，他又写信给公司说：“中国商会会长负责交涉通商权利者已返平户。他说特许状已得到了，他又说他费了一万二千两的运动费。如公司的经理现在不理他，他必致破产。”这个商会的会长似乎是个买空卖空的投机者，因为这种活动没有先疏通北京而后再来对付地方官吏的。

我们近代对付西洋的方法不外采用西洋枪炮及雇用西洋的军人。西人近代对付我们不外学我们疏通衙门的秘诀，且雇用汉奸替他们跑衙门。双方均在那里仿效对方的长处。

现在我们应能了解十六世纪中西互市问题的上层理论及法规和下层的事实。究竟促成互市的动机大于禁止互市的动机，因这种基本的趋势，当时虽有许多人反对，皇帝终发明诏许葡人在广东通商。

葡人在澳门停船

最初明令特许的通商地点是浪白滘。葡人最初在此岛旁就船为市，后来移居岛上。嘉靖十四年（1535年） ，都指挥黄庆“纳贿请与上官，移舶口于濠镜”， 由葡人“岁输课二万金”。 “濠镜” 就是澳门的别名。葡萄牙与澳门的关系是这样发生的。黄庆为什么要替葡人出力，他“纳贿”的钱从哪里来，中籍无明文的记载。西籍则说葡人善于运用金钱与中国官吏周旋。嘉靖十四年，中国还只许葡人在澳门停船：

三十二年（1553年）番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 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领甓榱栋为屋，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逐专为所据。

当时的官吏既然一面畏惧“佛郎机”，一面又利其互市，还是让葡人在澳门居住为最方便。况且官吏很能自圆其说：如果在岛上，则“巨海茫茫，奸宄安诘，制御委施”；一旦移居澳门，则“彼日所需咸仰给于我，一怀异志， 我则制其死命”。原来澳门面积甚小，与内地的交通仅靠莲花茎一路：倘有冲突，中国只需抽退工人，断其接济，就“制其死命”了。这是中国官吏在十六世纪从经验得来的一个极省事而又极灵效的“驭夷”秘诀。葡人移居澳门等于把生命财产搬进一个葫芦里而让中国看守葫芦口，为守口严密起见，万历二年（1574年）中国筑了一道闸墙横断莲花茎，墙中留门，启闭由中国驻防军队主持。中国在澳门又立税关，置县丞，葡人年纳地租五百两。此外中葡并没有别的关系。葡人好几次派代表到北京，中国看同琉球、暹罗的贡使，葡人并未抗议。这样，中国保存了“天朝”的尊严，而地方人民和官吏以及葡萄牙人都做了他们的好买卖。 这个妥协方案既顾到了上层的理论和法规，又适合于下层的事实及欲望。 这是我们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第二步。《明史》说：“……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

佛郎机

四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终明之世，葡人所以未为大患，不仅因为中国有了“驭夷”的秘诀。此外有别的缘故在。葡人在澳门虽受中国种种限制，但中国货物除由华商运到南洋及日本，再由荷商或英商运到欧洲外，余概须经过葡人之手始能到欧洲。这种中国与欧洲贸易的垄断每年给葡人百余万两的净利。果亚总督给葡人商船来澳门的特许状价值高达七十余万两。所以葡人自得澳门后，不但不想进取，反竭力地联络中国来避免第三者的分润。且葡萄牙的帝国政策最注重的是香料群岛及印度，并不是中国。其周内的经济政策不好，在海外所得的财富不过经葡人之手，终流到英、荷、法诸国。万历八年（1580年），其本国且为西班牙所兼并。因此荷兰及英国与西班牙为敌者，亦与葡萄牙为敌。葡属殖民地一部分就被英荷瓜分了。葡萄牙海上称雄仅在十六世纪，到了十六世纪末年，他已自顾不暇，更谈不到进取。

西班牙也是十六世纪的大海权国，但是天主教皇在分派海外区域的时候，把中国划归葡萄牙去发展。所以中国与西班牙没有要紧的关系。

荷兰与英国的海外事业的起始同在十六世纪末年。最初两国合作以抗西班牙。两国在亚洲都设有专利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公司初到中国来通商的时候，葡萄牙人竭力怂恿广东官吏反对，因此英荷两国初来通商所遇着的困难反比葡萄牙更多。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及澳门失败以后，就于天启二年（1622年）向东北去占澎湖，以图与福建通商。“守臣惧祸，说以毁城远徙即许互市。番人从之。天启三年，果毁其城移舟去。巡抚商周祚以遵谕远徙上闻。…… 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复筑城澎湖。”后任福建巡抚南居益与荷人屡战，并严断接济，荷人遂弃澎湖而专意经营台湾。

彼时台湾虽未入中国版图，国人在那里垦荒的已经不少。嘉靖末年，海盗林道乾曾据其地。天启初年海盗颜思齐和郑芝龙也在此地住过。崇祯中年，芝龙降于福建巡抚沈犹龙，并受了明朝的官职。适福建大旱，芝龙就提倡移民于台湾。“鸿荒甫避，土膏愤盈，一岁三熟，厥田唯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荷兰人不过在安平、鸡笼、淡水建立货栈和堡垒。“荷兰专治市航，不敛田赋，与流民耦俱无猜。”

郑成功收复台湾

明亡，芝龙降于清政府，其子成功不从，据厦门一带的地方与清对抗。顺治十七年（1660年）成功进攻南京失败以后，遂率领部队去占台湾，也可说去收复祖业。荷兰人死抗，但在爪哇的公司接济不上，台湾遂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完全变为中国人的土地。从此荷兰人与郑氏为仇而偏袒清政府，想趁机得与中国通商。康熙二年（1663年）施琅夺取厦门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曾派船来协助。康熙帝还赏了“荷兰王”缎匹银两。从此公司得在厦门通商。

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以武力协助清政府消灭明朝余党，借以得通商权利外，又屡次派使进京以资联络。中国当然以“请贡”待之。顺治十二年（1655年）“请贡”的时候，世祖曾以“特降敕谕赐其国王”，其中有一段极有趣的话：

至所请朝贡出入，贸易有无，虽灌输货贝，利益商民，但念道里悠长，风波险阻，舟车跋涉，阅历星霜，劳动可悯。若朝贡频数，猥烦多人，朕皆不忍。着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尔其体朕怀保之仁，恪恭藩服，慎乃常赋，祗承宠命。

荷兰人尽管恭顺，他们与中国的贸易仍不能脱贡舶色彩。在十七世纪的前半，荷兰虽曾称雄海上，但其所注重地点是南洋群岛和印度。所以荷兰反明助清的行动虽饶有历史兴趣，中西全盘的关系并没有受荷兰的影响。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前半对中国的态度更加消极。荷兰在澳门失败了， 英人就觉得无试验的必要。驻日的经理虽曾联络长崎华侨商会的会长，但以后怕上当，遂未前进。所需中国货物，英人在南洋或日本从华侨商购置以了事。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消极颇引起英人的批评。崇祯八年（1635年），国王查理一世偕同少数资本家另外组织一个团体，来专营中英之间的贸易。次年，这团体派了威得尔上尉（Captain John Weddell）率领四大船两小船来华；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驶抵澳门。葡人既不愿英人来分其利，心中又怕威得尔以武力对付，只好虚与委蛇。威得尔急了，就直向虎门驶进。中国官吏的反对，他全置之不理。双方于是备战。八月十二日，武山炮台——虎门炮台之一——开始射击； 威氏竭力反攻。交战仅半小时，台上兵丁尽逃了。英兵于是上岸占了炮台，悬上英国的国旗，并把台上的炮位搬到船上。所谓虎门的天险，在十七世纪已不能限制西人。九月十日中国放了许多火箭喷筒以图焚毁英国船只。 这种火攻之法也没有发生效力，威氏说：“谢谢上帝，我们没有一人受伤。”以后他大事报复：烧了好几只中国水师船，毁了一个村庄，并从村里“拿走了三十头猪”。经过这些硬仗之后，官吏和葡人都知道总须想个收场的办法。终究威氏做了点买卖，但他也担保不再来中国。

东印度公司

不久英国发生革命。革命以后，东印度公司于康熙三年（1664年）派船一只来华。那时适经大乱之后，澳门景象十分萧条。葡人口口声声地诉苦，说“鞑靼”人如何蛮横，船一进口便不许出。这般白白纳了二千两的船钞，原货皆装回去。与中国直接通商既然这样困难，公司改在台湾设法。康熙九年（1670年），公司居然与“国姓爷”郑经定了通商的协定：公司得在台湾及厦门通商，但须输进若干火药及炮位。五年以后，公司在厦门设立总栈，在台湾设分栈。除供给军火外，尚派人教练郑氏的炮兵。虽然，买卖仍旧不能发达，因为郑氏在大陆上所辖土地有限，并且年年缩小。到了康熙二十年 （1681年）郑氏失厦门，大陆上就无寸土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克塽 发投降，台湾也入了清朝的版图。东印度公司驻华经理之失望可想而知。最奇怪的是，英人并未因协助郑氏而以后吃亏，正如荷兰人之未因协助清政府而占特殊便宜。

其实在十七世纪，英荷海权膨胀的时候，中国与西欧的关系并无新发展。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英荷两国虽同因通商对中国的内战有所偏袒，但并没有影响以后的关系。在这百年之内，近代世界大变局，在东南方面，进入了一个凝滞时期。

近年因为纪念徐文定公，国人对于明末清初的传教事业特别注意。当然，在十七世纪，外国传教士能在中国居官受爵，著书立说，中国高层的士大夫竟有信奉天主教者，这都是饶有兴趣的事实。但是在朝廷方面——无论是明还是清——外国传教士的地位是一种技术专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们，不过因为他们能改良历法及制造佛郎机炮及红衣炮。士大夫与传教士接近者究竟不多，信教者更少。且这少数信教者岂不是因为那时的天主教加了浓厚的儒教的色彩？我们从乾嘉道咸时代的艺术著作里能找出多少西洋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的痕迹呢？十七世纪的传教事业虽然带了不少英雄的风味，究未在中国引起一种精神运动，中国的文化依然保留了旧观。倘若没有近百年的发展，这事业在中国历史上不过如景教一样而已。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

五

康熙帝的外交

十七世纪的大变动，不在传教或沿海的通商，而在全亚洲北部之更换主人翁。

俄国人于万历七年（1579年）越乌拉尔山而进西比利亚。此后勇往直前，直到太平洋滨为止。崇祯十一年（1638年），其先锋队遂在鄂霍次克（Okhotsk）海滨建设鄂霍次克城。六十年内，全亚洲北部入了俄国的版图，其面积有四百万方英里，比欧洲俄罗斯还大一倍。

中俄在黑龙江流域的战争和交涉，我已撰有专文（《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原载《清华学报》，中央日报社近有影印本）讨论此事。这里我仅须指出有关于中国国际地位者。

第一，俄国未占西比利亚以前，中西的接触仅在东南沿海一带；占领以后，中西的接触加添了北疆的长线。从欧亚关系史看，我们可以说，自十七世纪起，欧人分两路侵略亚洲。一路自海洋而来，由南而北，其侵略者是西洋海权国；一路自陆地而来，由北而南，其侵略者是俄罗斯。两路的侵略，合起来，形成剪刀式的割裂。全亚洲，连中国在内，都在这把剪刀口内。这是亚洲近代的基本形势，诚数千年来未有的变局。

第二，当时人虽不知道这个变局的重要，但在应付上，他们的成功是中国近代外交上空前绝后的。根据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不但黑龙江、吉林及辽宁三省完全是我国的领土，即现今俄属阿穆省及滨海省也是中国的领土。《尼布楚条约》的东北是大东北，因其总面积几达到二百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东北大一倍有余，也可称为全东北，因其东北南都到海，都有海口，其北有外兴安岭的自然界线——在交通上及国防上，那时的东北是完全的。

我们在十七世纪能得这种成绩，一面是因为机会好，一面是因康熙皇帝处置得当。彼时西比利亚的交通极不方便；俄国在远东的国力极其薄弱，俄人对远东的地理知识亦极缺乏，俄国最大的希望是与中国通商，因此，我们的外交困难并不甚大。同时康熙皇帝在军备上不遗余力，在外交上则不为过甚。尼布楚的交涉方式最值得我们注意。事前，代表团得着皇帝批准的确切的训令，所以交涉的目的是固定的。在交涉的时候，我方代表全未以上国的使者自居，中俄双方概以平等相待。《尼布楚条约》是中西最早的条约，也是中西仅有的平等条约。彼时三藩之乱已经平定，清朝的江山已经稳固。何以康熙帝独于此时放弃“一统无外，万邦来朝”的态度呢？若说满人在那时尚未完全接受汉人的传统，所以能平等待外人，那么在顺治年间，满人的汉化程度更低，应该更能以平等待人。顺治年间给荷兰人的 “敕谕”，我们在上文里已经引过，其态度的高傲也就够了。并且顺治十三年（1656年），俄国特使背喀甫（Baikoff）到北京的时候，因“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十七年（1660年），俄国使者又因“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在顺治年间，俄国已有意与中国和平交涉，无奈这些体制问题把交涉的路堵塞了。康熙的态度诚难解释，但此态度是外交顺利的一个成因，这是毫无问题的。

《尼布楚条约》的第六条也表示康熙时代朝廷态度的特别。这一条说：

两国之间既已成立本和好友谊条约，一切人民均可完全自由地从一国到对方国，惟必须携带护照，证明他们是得允许而来的。他们并可完全自由交易。

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可解释尼布楚外交成绩的大部分。中国外交史上的大成绩是由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中得到的，不是从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传统中得来的。这件事值得吾人的深思。

六

外交策略不进反退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三藩之乱平定了，台湾也收复了，从此清朝统一了中国。于是清圣祖不但下决心来解决黑龙江一带的中俄问题，且在沿海通商制度上辟了一个新局面。此前在军事时期，清廷曾禁人民下海，甚至强迫沿海居民迁居内地，以免他们接济“叛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圣祖下明诏开海禁。这个谕旨虽准许了国人下海，并没有明文的许外人进口，但是事实上，无论哪国人要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来通商，中国一视同仁。所以在十七世纪末年及十八世纪来中国通商的，如奥国（双鹰国）、普鲁斯（单鹰国）、丹麦（黄旗国）、美国（花旗国）、比利时、法兰西均没有遇着葡萄牙在十六世纪及英、荷在十七世纪初年所遇着的困难。

同时清廷正式设海关监督，规定粤海关由内务府派，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浙海关及江海关的由各省巡抚兼。按法律，中国的旧关税制度完备极了、公道极了。圣祖的训谕说：“各省关钞之设，原期通商利民以资国用”；“国家设关榷税，必征输无弊，出入有经，庶百物流通，民生饶裕”。世宗的旨趣相同：“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累商，所以便民而非病民也。”高宗也说过：“朕思商民皆为赤子，轻徭薄赋，俾人人实沾惠泽，乃朕爱养黎庶之本怀。”户部颁有税则，其平均率不到百分之五，比《南京条约》以后的协定税则还要低廉。防弊的法令也极森严：

一、各关征税科则，责令该管官详刊本榜，竖立关口街市，并责令地方官将税则刊刷小本，每本作价二分，听行户颁发遵照。倘该管官将应刊本榜不行设立，或书写小字悬于僻处，掩以他纸，希图高下其手者，该督抚查参治罪。地方官将应刊税则不行详校，致有舛漏.或更扶同徇隐者，并予严参。

二、各关应征货税，均令当堂设柜听本商亲自填簿，输银投柜验明放行。其有不令商亲填者，将该管官严加议处。

很明显的，中国自十七世纪末年起，已有了法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

实际上，中国海关收税的情形不但离高尚道德甚远，又与法律绝不相符。直到鸦片战争，外商不知中国的税则的模样。历康雍乾嘉四朝，外人索看海关税则多次，每次概被衙门拒绝。关税分两种：船钞与货税。照户部的章程，船钞应丈量船的大小而定：大船约纳一千二百两，中船约九百六十两，小船约五百四十两。实际除船钞外，还需“官礼”。在十七世纪末年，官礼的多少，每次须讲价。到康熙末年、十八世纪初年，官礼渐成固定：不问船的大小，概须送一千九百五十两，比正钞还多。货税也有正税及“陋规”。陋规最初也是由收税者及纳税者临时去商议，到康熙末年，大约已达货价百分之六，比正税亦大。雍正初年，杨文乾以巡抚兼关监督的时候，官礼报部归公，于是官吏在货税上加了百分之十的陋规，名曰“缴送”。正税及各种陋规总起来约当百分之二十；这是中国实行的税则。

这种税则虽重，但在十八世纪尚未发生困难。彼时进口货少，出口货多。中国的税收百分之八十来自出口货。这种货物，因中外市价的悬殊，能纳重税。英国东印度公司任广州出银二十两买茶一担，纳出口税不过三两八钱（其中正税仅二钱），到伦敦即能批发到四十两以上。且同时英国茶叶的进口税比中国的出口税还重。

通商的地点的选择，在法律上虽自由，实际无自由。浙、闽、粤三省的官吏虽都欢迎外商，但各处都有特殊权利的华商垄断市场，即所谓“皇商”“总督商”“将军商” “巡抚商”等等。这班人是商人想借用政治势力以图操纵市场呢，还是官吏利用走狗来剥夺商利呢？还是官商狼狈为奸呢？在厦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皇商”组织公行，行外之人概不许与外人交易。从此厦门的市价全由公行操纵，外商苦极了。宁波（实际交易在珠山）不但有特殊权利商人，有时官吏简直自定价格，强迫外人交易。在十七世纪末及十八世纪初年，外商只能从各口彼此竞争占点便宜。最初他们侧重厦门，后来侧重宁波，最后侧重广州。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后，中外通商实际只有广州一口，因为广州市面较大， 官利的贪索亦比较有分寸。

广州尝了专利的滋味以后，绝对不肯放手。所以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商复想到厦门及宁波的时候，广州的官吏及商人联合起来，在北京运动。他们达到了目的，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起广州成了法定的唯一的通商地点。

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外人的通商不但限于广州且限于广州的十三行。十三行的专利实由于环境的凑迫。第一，与外商交易者总是资本比较大的华商，此中有一种自然的专利。第二，外人嫌中国海关衙门纳税的手续过于麻烦，所以常把纳税的事务委托中国商人去办。官吏于是指定少数更殷实的商家担保外人不漏税走私。这个责任甚大，保商没有团结不足以当之，倘团结而没有专利亦是得不偿失。得了专利以后，官吏又觉得保商应负更大的责任，于是保商不但要担保外人不漏税走私，且要担保外人安分守己，换言之，管理外人的责任也到了十三行身上去了。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广州外商及外船的水手逐渐增多而杂。中国官吏所定的禁令也就多而且严了。

广州十三行繁华街景

这些禁令的烦琐简直是现在的人所不能想像或理解的。“番妇”不得来广州。“夷船”开去以后，“夷商”不得在广州逗留，他们必须回到澳门或随船回国。“夷商”出外游散只能到河南花地，每月只许三次，每次不得过十人，并须有“通事”随行。“外夷”不得坐轿。“外夷”不许学习中文， 购买中国书籍。“外夷”移文到衙门必须由十三行转，必须用“禀”，只许用“夷”字，不许用汉字。“外夷”只许租用十三行。仆役有限数，且须由十三行代雇。每年开市之初（秋末），官吏把这些禁令宣布一次，并训令十三行好好地开导那班“不知礼义廉耻”的外夷。禁令的实在用意不外三种：（一）防止外人开盘据之渐；（二）防止外人通悉中国政情以俾官吏的奸弊无从告发；（三）防止外人熟悉中国的商情，以便行商得上下物价。行商执行这种禁令的方法不外劝免疏通：倘不行，则宣布停止贸易；再不行，则撤退外人的仆役，断绝接济。因这种利器用了多次，每次都见了效，官吏遂以为“驭夷”易如反掌。

我们在十八世纪末年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又放弃了十七世纪末年康熙皇帝的比较开明的态度，而回到明末的模样。

七

马戛尔尼来华

幸而在十八世纪与中国通商的最重要的对手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的政策由股东决定，股东的目的在红利。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买卖既大赚钱， 其他一切也就将就过去了。又幸而在十八世纪，中国很像一个强大的帝国，而印度适于是时瓦解。英国的注视是在印度与法国的对抗。所以英国只想用外交的方法来修改中国的通商制度。

是时在广州的外商觉得他们所受的限制和压迫多半出自地方官吏，非皇帝所知道，更非皇帝所许可。倘若在地方交涉，通商的制度是不能更改的；倘若由政府派公使到北京去交涉，或有一线希望。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英国外交部遂采纳这个办法，不幸英国这次所派来的公使在中途死了，使团也就折回去了。次年，两广总督福康安授意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希望公司派代表到北京去贺高宗的八旬万寿。经理们一则恐怕此中有奸谋，代表或将被扣留为质；二则怕见皇帝的时候，必须三跪九叩礼，逐未接受福康安的意思。后来公司的董事以为经理们失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决计假补行祝寿为名再派公使来华。

在筹备这使团的时候，英国人费尽心力，要使团在可能范围内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同时做西洋文明——尤其是英吉利文明的活广告，使中国人知道英国也是礼仪之邦，且是世界大帝国之一。英国外交部给马戛尔尼 （Lord Macartney）的训令不过讲交涉大纲，其细则由马氏临行斟酌。大使所行的礼仪应表示中英的平等，不卑不亢，但不可拘泥形式。交涉的目的在扩充通商的机会和联络邦交。 第一，英国想在中国沿海得一小区域如澳门一样，俾英商可以屯货住家，主权可以仍归中国，但警察权及对英侨的法权限归英国；在租借区域内，英国可不设军备。第二，中国不愿租地，就加开通商口岸及减少广州的限制。第三，英国可以遵守中国的鸦片禁令。第四，希望英国可派公使驻北京，或间来北京；如中国愿派公使到伦敦，英政府十分欢迎。这是十八世纪末年英国对华外交的方法及目的。

福康安

乔治·马戛尔尼

马戛尔尼的使节，在中国方面，自始就另作一回事看待。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百灵（Francis Baring）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夏季，先发一信给两广总督，报告英廷派使的意思。这封信由十三行的通事译成中文，送呈署督郭世勋，郭氏随奏折送到北京。这信原文第一句是：

The Honorable the President and Chairman of the Honorable Court of Directors under whose orders and authority the Commerce of Great Britain is carried on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at Canton to the High and mighty Lord the Tsontock or Viceroy of the Provinces of Quantong and Kuangsi Greeting.

译文变为：

英吉利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

原文第二句是：

These are with our hearty commendations to acquaint you that our most Gracious Sovereign Hi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France and Ireland etc., etc. Whose fame extends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having heard that it had been expected his subjects settled at Canton in the Chinese Empire should have sent a Deputation to the Court of Pekin in order to congratulate the Emperor on his entering into the Eightieth year of his age, and that such Deputation had not been immediately dispatched His Majesty expressed great displeasure threat.

译文变为：

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广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

英人费尽了心力要表现平等者的相敬，通事反把琉球、安南的口气加在这信上。当时的通事不能也不敢实译，而当时的官吏之所以禁止外人学习中文及用中文移书往来，一部分就占这个纸上的便宜。这种外交是幼稚而又滑稽的。

清高宗度量颇大，虚荣心亦大，马戛尔尼快要到天津的时候，高宗吩咐直隶总督梁肯堂及长芦盐政徵瑞如何招待：

……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往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高宗对招待虽愿从优，对礼节则极重视。他教徵瑞预为布置：

……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辞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尔等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厘纳赍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

马戛尔尼深知中国人重视礼节，也知三跪九叩首必成问题，所以对徵瑞的婉劝和要求早有准备。马氏并不拒绝行三跪九叩首的礼，但他有一个条件：中国须派与他同等级的大臣在英国国王的像前作三跪九叩的答礼。他说他所争的不是他自己的身份，他对中国皇帝愿行最敬的礼节；他所争的是中英的平等，是英国国王的尊严，是要表示英国不是中国内藩属。他把他的办法和苦衷函达当时的首揆和珅。中国拒绝了他的条件，他就决定以见英王最敬的礼来见中国皇帝。

马戛尔尼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在热河行宫两次见了高宗，两次都未跪拜。高宗虽敷衍了，赏了他及他的随员不少的东西，心中实在不满意，要官吏暗中设法讽令英人早回国。他所提出的要求，高宗以一道敕谕拒绝一切。

马氏的外交失败是由于中西的邦交观念之不相容。我们抱定“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则步步地推演出来国际生活及其所需的惯例和公法。马氏的失败证明中国绝不愿意自动地或和平地放弃这种传统观念。因此中国外交史有一大特别：除康熙亲政初年外，中外曾无平等邦交的日子。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居上，外国居下；鸦片战争以后则反是。

由现代中国人看来，马氏出使中国毫无直接的成绩可言，这已经够奇了，但连间接的影响也没有，这更奇怪了。马氏在中国境内逗留几及半年。在这时期内，中国官吏与他往来的也不少。有意反对他的如徵瑞、前任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前任两广总督福康安，我们不必说。据马氏的日记，和他感情甚好的大吏也不少。直隶总督梁肯堂与他一会于天津，再会于热河。军机大臣松筠陪他游万树园，以后又陪送他到杭州。松筠曾办过中俄的交涉，马氏亦曾出使俄国，所以他们甚相得。浙江巡抚升任两广总督的长龄陪他由杭州经江西到广东，就是当时主持朝政的和珅与他见面好几次。这些人——其他官阶更卑的如天津道及天津镇不论——马氏均说对他个人有相当的好感，尤其是松筠和长龄。何以这些人没有因为认识马氏而对外人的态度稍有变更呢？马氏所坐的兵船——比中国的水师船大五倍——及所送高宗的炮位和模型军舰当时也有许多中国人看过。何以他们对西洋军备无丝毫的惊醒呢？英国这次所送的浑天仪实属十八世纪西洋科学及工艺的最精品。何以国人（满汉均在内）没有发生一点觉悟呢？马氏文化使命的失败，足证中国绝不会自动地接受西洋的科学和工艺。

马戛尔尼在中国的那一年正是法国革命国会对英国宣战的一年。从乾隆五十三年（1793年）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大英帝国的精力都集中于对法的作战。远东通商制度的改良只好暂时搁置。同时中国这方也是变故多端。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教匪起事，蔓延到四川、河南、陕西、甘肃，至嘉庆八年（1803年）始告平定。闽粤海盗蜂起，聚众到八九万人、船三百多只。西人被海盗架去而以重价赎回者有好几次。官吏如何虚报胜仗、如何“招抚”：在广州的外人知道得很清楚。内乱多，军费就多，十三行的捐款也就多了。外人觉得通商的困难日渐增多。等到拿破仑战争一终止，英国政府遂决计再派使来华，以求通商情形的改良。

嘉庆二十一（1816年）年，罗尔美都（Lord Amherst，今译作阿美士德）的来使简直是个大惨败。因跪拜问题，仁宗竟下逐客之令。由北京返广州的时候，沿途的官吏多以白眼相待。西洋人从此知道，要变更中国的通商制度和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

八

英国输入鸦片

到了道光年间，中西都有大变动，使旧的中西关系不能继续存在。

第一，英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有所谓工业革命。在手工业时期，英国出品运至外国者不多，适宜于中国市场者更少。到了拿破仑战争以后，在海外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迫需要。

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以往各种贸易的限制和阻碍，英人视为家常便饭者，到了十九世纪，英人认为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

第三，经过十八及十九世纪初年的战争，大英帝国毫无问题的是世界上最强的帝国。英人往年在广州所能忍受者现在觉得万不能忍了。并且这个帝国以印度为中心，要侵略亚洲别部，英国有印度为大本营、出发地。为维持及发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进一步地经营亚洲别部的必要。

第四，在十九世纪以前，欧人到海外传教者全是天主教徒。在十九世纪初年，耶稣教徒也发现他们有传布福音给全世界的神圣使命。在广州的传教士，对于中国各种禁令的愤慨尚在商人之上。

我们试看道光元年（1821年）至二十年（1840年），外人在澳门所发表的刊物，及他们写给政府的请愿书或给亲戚朋友的信，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要求：解放！他们，不分商人及传教士，都觉得解放的日子应该到了，已经到了。

在东印度公司的末年，驻华经理中之后辈就主张与中国算总账。以往公司的经理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现在这帮商人尚唯恐天下无事。在道光十二三年的时候，外商已自动地不顾中国的禁令，到福建、江苏、山东，甚至奉天及高丽去卖鸦片和新的机制纺织品；传教士也跟着他们去传教、去施医药。实际上，沿海官吏就无可奈何。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遇着一个这样的犯禁的船，也无法对付。

道光十三年（1833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通商专利取消了。这种专利也是贸易不自由时代的产物，它的取消就是时潮的表现，取消以后，新来的商人多而且杂。他们对于中国的旧制度无经验，也无了解，只觉得这种制度之无理。同时，公司取消以后，保护商业的责任由英国政府负责。以前买卖是公司做的，要办交涉和打仗，费用也是公司出的；以后买卖是商人做的，交涉及打仗都是政府的事情了，所以大决裂的机会就多多了。并且责任既由英国政府直接负担，英国必须派代表常于驻华。这个代表要执行他的职权必须得中国的承认——承认他是外国政府的代表。那时，中国只知道有贡使、不知道有公使、领事。这种承认等于承认中英的平等。我们知道，在乾隆末年及嘉庆末年，中国绝无放弃传统观念的倾向。在道光年间，中国还是旧中国。事实上，在东印度公司取消以后，中英必须发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而中国的体制绝不容许这种邦交的发生。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英因此就以炮火相见。那次英国代表不久因病去世，这问题就成为一个大悬案。

换句话说：在道光年间，我们的通商制度及邦交观念是十九世纪的世界所不能容许的。

同时，英国人的鸦片买卖也是我们觉得不应该容许的。

这个鸦片买卖的发展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历十七及十八世纪，中国的国际贸易总是有很大的出超，因之白银源源地从欧洲、南北美及印度输进来。 西商所苦的是找不着可以销售的进口货。在嘉庆年间，他们始发现鸦片推销之易，但是这种买卖的大发展尚在道光年间。在道光元年（1821年），鸦片进口尚不满六千箱，每箱百斤；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已过了三万箱；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文忠到广州去禁烟的那一年——过四万箱。中国在道光六年（1826年）初次有入超，从此白银起始出口：西商的困难也从此解决了。倘若英国的工业革命提早百年，倘若英国的工业在十八世纪就能大量输入中国，那么英商无需鸦片来均衡他们与中国的买卖。那么，中英可以不致有鸦片战争，只有通商战争。那么，我民族可以不受鸦片之毒至如此之深，但我们的农民家庭附属手工业的崩溃又要提早百年。换言之，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逃避外来的压迫的，除非我们的近代化也提早百年。

鸦片买卖的发展，除了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理由，那就是印度财政的需要。英国自十八世纪中叶战胜法国以后，就成了印度的主人翁，就着手整理印度的行政。整理的方法不外多用英国人为官吏。其结果有两个：一个是行政效率的提高，一个是行政费及军费的提高。印度因此发生财政问题，鼓励鸦片之输入中国是英属印度解除财政困难方法之一，即所谓开源者也。其用心之苦——如中国吸鸦片者的嗜好的探讨、价钱的适合，装包箱之图便宜等——不亚于任何现代的公司推销任何其他货品。

宣宗可说是个清教徒。他不但要禁烟，且禁唱戏。他的俭朴是有名的，连朝服尚不愿换新，只肯补缀。无疑地，宣宗的禁烟是出于至诚的、下了决心的。可是当时官吏的腐败，不是一个皇帝——虽有生杀之权——所能挽回的，所以愈禁烟而烟之输入愈多。我们若参看美国近年禁酒的经验，道光年间禁烟之失败似很自然了。

宣宗及少数的同志为什么要禁烟呢？他们一则觉得鸦片伤害身体，二则因为烟瘾妨害平民职业，三则因烟瘾减降军队的战斗力。我们若以道光年间的谕旨及奏章为凭，他们禁烟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鸦片进口，白银就出口。那时国家没有统计（鸦片按法不能进口，故更不能有进口的统计），他们又怎能知道鸦片进口及白银出口的数目呢？他们的知识一部分得自传闻，因为鸦片买卖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一部分得自推测。他们知道在嘉庆年间，每两银子可换制钱一千文，在道光中年，可换至一千六百文。他们的结论是：银价的提高是因为银子流出外洋。这个结论不尽可靠，因为在道光年间，中国各省铸钱大多，且钱质也太坏。他们所得的传闻往往亦言过其实。正因为他们的运动没有科学的基础，他们的热忱反而加高。

当时在广州有少数留心时务的士大夫共同探讨鸦片问题。顺德人何太青曾主张这个办法：

“纹银易烟出洋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者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禁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

监课书院教官吴兰修很赞成这个主张，自己作了一篇《弭害论》以资宣传，并请了学海堂同事们出来提倡。这些人都是粤东道台许乃济的朋友，他也相信这个主张是唯一可能的办法。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做太常寺少卿的时候，他就奏请禁白银出口，不禁鸦片进口但加税，且许人民种烟，希望拿国货来抵制外货。许乃济及他的同志都知道这个办法是下策，但是他们认清禁烟虽是上策，可惜是不能行的上策。御史们如许球、朱罇、袁玉麟都反对开禁，以为事系天下风化，万不可为，且如能禁白银出口，就能禁鸦片进口。许乃济的办法就打消了。

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爵滋奏请治吸烟者以死罪，这是禁烟加严的大呼声。宣宗令各省将军督抚讨论。大多数的人都以为死罪太重，因为太重，地方官吏反不执行了，他们以为贩卖者的罪实大于吸食者，唯独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宣宗于是决定吸食与贩卖同时都禁，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鸦片贸易大本营的广东去禁烟。

九

鸦片战争前后

林文忠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天到广州。

广东的中外烟商对于朝廷及官吏的禁烟实是司空见惯，毫不在乎。他们以为文忠一定是和别的官吏一样，初到任时，摆个架子，大讲禁烟，架子摆得愈大不过表示要钱愈多。他们想拿对付别的官吏的法子来对付文忠，不幸文忠是中国官场的“怪物”，那就是说，他居然办事认真，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他下令要烟商完全把鸦片交出来。烟商不听令，他就撤退十三行的仆役，断绝接济，派兵封围十三行。这个办法不是文忠独创的，广东几百年来“驭夷”的方法就是这样。他为什么不派兵船到海上去拿烟船呢？因为他知道中国兵船的力量不够。他为什么不分好坏把外商封锁起来呢？一则因为好坏难分，二则因为三百多个外商之中，只有几个人从来没有做过鸦片买卖。他为什么把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也封锁起来呢？因为中国与英国没有邦交，不承认有所谓商业监督存在。林文忠全用传统的方法，因为他不知道有别的方法。他是中国纯粹旧文化的产物。他的特别是他忠实地要行孔孟程朱之学，不只口讲而已。

林则徐在销烟现场指挥

义律知道了没有法子可以对付这个横蛮的钦差，于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令英商把所有的鸦片交给他，由他发收据。英商喜出望外，因为他们可以向政府追索财产或其赔偿。这一举是林文忠的大幸，也是他的大不幸。有此一举，他得了两万多箱的鸦片烟，简直一网打尽。他的报告到了北京的时候，宣宗批谕说：“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同时因为义律玩了这套把戏，他交出的鸦片已不是英商的私产，是英国政府的公产，因此这问题更加严重。

鸦片收了毁了，朝廷升他为两江总督了，普通官吏大可就此收场。林文忠则不然，他要办到底。他令外商具一甘结以后不再做鸦片买卖，如做而被发觉，货则入官，人则处死。不具甘结者，他要他们回国不再来。义律率领英商既不具甘结，也不回国。他的实在理由是要等英国政府的训令然后再作处置。林文忠则以为义律与烟商狼狈为奸，从中取利。所以他就下令禁止沿海人民接济淡水食物，因此在这年秋季中英就兵火相见了。

在义律方面，他这年秋季及次年春季所有的武力仅两只小船，其余都是商船临时应战。他与林文忠两次的冲突，他不叫战争（War），只称报复（Reprisal）。文忠的军事报告不免言过其实，这不是水师提督关天培蒙蔽他，就是他有意欺君。不幸关天培颇负时誉，林文忠的官声素好，所以时人就信他们是百战百胜的。文忠于军备的努力亦言过其实。他买了一只外国旧商船，改作水师练船。他又买了些外国的小炮，在虎门口，他安了一根大铁链子，以防英船的驶进。他令沿海居民办团练，他是相信可以利用“民气”以御外侮的。他自信很有把握，最可惜的是，时人也相信他有把握。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夏季，英国水路军队到了中国洋面的时候，他们不攻广州，反攻珠山。文忠及时人的解释是英人怕他的军备！

英国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得鸦片赔款，一个是要大修改通商制度。 英国以为打仗应在北边，交涉更应近北京，不然，不能收速效。所以占了珠山以后，英国交涉员就率领舰队到天津去，在天津负责交涉者是琦善。他对英国武备加以研究以后，就认定中国绝不能与英国战，于是不能不和。适英国政府致中国宰相书为琦善开了讲和之路。该书要求条款甚多，没有一条是当时中国所能接受的，但要求的理由就是林文忠禁烟方法的横暴。琦善把这个交涉当作一场官司办：英人既说林钦差欺负了他们，那么查办林则徐岂不可以了事？以中国皇帝的命令去查办中国的疆吏不但无损国体，反足以表示中国的宽大。义律以琦善的态度开明，交涉不能失败，就答应率舰队回广州再议。林则徐闯出大祸，致定海县失守；琦善凭三寸之舌把英军说退了，宣宗就罢免林则徐，派琦善去查办。

琦善到了广州，义律又旧话重提。琦善仍主和。英国政府给代表的训令要他们要求中国割一岛，如中国不愿割地，则加开通商口岸。这点选择是中国外交唯一的机会。琦善看到了这个机会，主张不割地，只加开通商口岸。清廷不许割地，也不加开通商口岸；义律则一心要香港。于是主和者的琦善也与英人决裂了。军事失败，以后就订《穿鼻条约》，割香港与英国。清廷得信以后，就把琦善革职拿问。宣宗从此一意主战。

既然主战，宣宗就应该复用林则徐。文忠自告奋勇，愿到浙江去收复失地。在浙督师的裕靖节亦竭力保他能胜任，于是宣宗令文忠到浙江去戴罪立功。不料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夏季，英国新军将到浙江的时候，宣宗临时又把文忠遣戍伊犁。是以这位自信能“剿夷”，时人也信他能“剿夷”的林则徐终于没有机会可以一现他的本领。

因此，我们的鸦片战争虽败了，大败了，时人绝无丝毫的觉悟。他们不认输。他们以为致败之理由，不在中国军备之不及外人，是在奸臣误国，使林文忠不得行其志。好像两个球队比赛，甲队的导师临时不许其健将某人出场，以后败了，其咎当然在导师，不在球队。在道光年间，中西文化如要比赛的话，无疑的，中国队员的队长自然是林则徐。则徐未得出场，国人当然有以自慰。因此中有这个大波折，国人又酣睡了二十年。

十

“抚夷”的难题

负责办理战事善后者是伊里布及耆英。伊里布秉承琦善的衣钵，而耆英又秉承伊里布的衣钵。他们是“抚夷”派。他们抚夷的方法见于他们所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及中法《黄埔条约》。

我们战争的目的没有达到， 因为英国虽不反对禁烟，但反对中国再用林则徐用过如方法。这样一来，禁等于不禁，因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

英国战争的目的完全达到了。通商制度大加修改了。我们现在把南京、虎门、望厦及黄埔诸条约当作最早的不平等条约看，因为这些条约里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虽然，我们不可就下结论说这些不平等条款是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工具。道光时代的人的看法完全与我们的两样：他们不反对领事裁判权，因为他们想以夷官按夷法来治夷人是极方便省事的。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他们想把税则一五一十地订在条约里可以免许多的争执，并且耆英所接受的协定税则比中国以往国定的税则还要高。他们不反对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因为他们想不到有中国人要到外国去，其实当时的法令禁止人民出洋。至于租界制度并不是根据任何条约起始的，最早的租界是上海英人居留地（Settlement），由上海道与英国领事订的。原来外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中国地方官吏感觉华洋杂居，管理不易；外人亦感觉城内卫生不好，交通不便。为外人划出一特别区域为其居留地是出于双方乐意的，时人并不反对。他们，不论抚夷派或剿夷派，不知道，亦无从知道这些条款之主权的及经济的损失，剿夷派所痛恨的是赔款和五口通商。他们认赔款是输金以养夷，使夷力坐大。他们以为有了五口，那就防不胜防了。其实这五口，上海除外，都是康熙年间曾经有过通商的地点。

最奇怪的是，英人认《南京条约》是中英平等的承认及保障，因为条约规定中英官吏可以平等往来。这一条是剿夷派所不甘心的。

《南京条约》以后，中国以两广总督 （最初是广州将军） 兼钦差大臣负责处理夷务，而以两江总督副之。我们可以说，在道咸年间粤督是中国的外交总长，江督是次长。此外北京并没有专办外交的衙门。

第一任总长是伊里布，不满一年他就死了。继任的是耆英。鸦片战争以后的通商制度几全成于耆英之手。他抚夷的技术很值得我们注意：

……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与事有济者。……夷人会食，名曰大餐。……奴才偶至夷楼夷船，渠等亦环列侍坐，争进饮食，不得不与共杯勺，以结其心。且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以妇女出见。……奴才于赴夷楼议事之际，该番妇忽出拜见。奴才踧躇不安，而彼乃深为荣幸。 此实西洋各国风俗，不能律以中国之礼。倘骤加呵斥，无从破其愚蒙，适以启其猜嫌……

耆英所谓“驭之以术”，就是肯与外以交际。这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清议骂他“媚外”，因为清议要死守“人臣无私交”的古训。换句话说，鸦片战争以后，时论乃不许中国有外交。

耆英最感困难的是广东民情与夷情之调剂。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特别仇恨外人，而外人的气焰自然亦比战前亦高，于是发生许多私斗暗杀事件。耆英不惜以严刑处置暗杀者，御史们骂他“抑民奉夷”。在这种空气之下，发生广州入城问题。广州人坚执不许外人入城，好像城内是神圣之地，不容外夷沾染。英人把这种态度看作侮辱，坚持要入城，以不许入城为违约。耆英左右为难，对人民则竭力开导，对英人则劝其不着急。到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人太不能忍了，于是以武力要挟。耆英不得已与之定约，许两年后进城。《清史稿》说“耆英知终必有衅，二十八年请入觐，留京供职”。这个解释颇近情，因为耆英离开广州以后，官运尚好：“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寻拜文渊阁大学士。”这样，耆英的脱离外交，似乎不是宣宗的不信任他了，是因为他自己畏难而退。

十一

“剿夷”外交的代价

虽然，这解释也有困难。宣宗训令他的继任者说：

惟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

这就是批评耆英的政策。而继任者是徐广缙。广缙也是佩服林文忠者之一。他继任之初，就请教文忠驭夷之法，文忠答以“民心可用”。其实耆英的下台及徐广缙的上台不是寻常官吏的调动，是抚夷派的下野和剿夷派的登朝执政。徐广缙秉承林文忠的衣钵，而叶名琛以后又秉承徐广缙的衣钵。可惜徐广缙是个“小林则徐”，而叶名琛又是个“小徐广缙”。英法联军祸根就种于此。

徐广缙继任一年以后，耆英两年后入城的条约到期，英人根据此约要求进城。广缙与名琛于是联络地方绅士大办团练，“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广州官民同心以武力抵抗。英人终觉因入城问题而作战，未免小题大做。于是声明保留权利，以待他日。广缙遂以英人怕百姓，放弃入城之举报告北京。宣宗高兴极了，赏了广缙子爵，名琛男爵，并赐广州人民御书“众志成城”四字。剿夷派外交的起始总算是顺利。

文宗即位（道光三十年正月）以后，剿夷派的势力更大。大学士潘士恩及给事中曹履泰等均谓应该起用林则徐，“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文宗亦有此意。三十年十月，他手笔下诏宣布抚夷派的罪状。咸丰朝的对外态度于此毕露了。

这时适有太平天国的革命，清政府的江山几乎不保，但京内外的驭夷政策并不因此修改。在广东叶名琛自以为很有把握，文宗亦十分信任他。咸丰四年（1854年），英、法、美三国共同要求中国修改通商条约。三国代表到两江及天津去交涉的，地方官吏均答以修约之事只有叶名琛能主持，但是他们到广东去的时候，名琛总是托故不见，最后又回答他们他只知守约，不知改约。是时英法正联军助土耳其抵抗俄国，而急于修约的英国亦以为不如等中国内乱之胜负决定后再议，于是搁置修约问题。名琛不知道这个内幕，反自居功，以为他得到驭夷的秘诀了。

其实外人，尤其是英国人，这时已十分不满意旧约。他们以为商业不发达是由于通商地点太少，且偏于东南沿海，长江及华北均无口岸；他们又觉得中国内地的通过税太繁，致货物不能流通。外国代表对叶名琛的办事方法也十分愤慨，以为邦交制度非根本改革不可。外人气焰之高，根像鸦片战争以前的样子。

叶名琛反于此时给外人以启衅的口实。咸丰六年（1856年），广西西林县杀了一个马神甫。法国代表要求处置，名琛一事推诿。这时拿破仑三世欲得教皇的欢心以维持他的帝位，有了马神甫的悬案，他就师出有名了。同时叶名琛因捕海盗事，与英人起了冲突。于是英法联军，首攻广州。各琛不和不战，终为英人所掳。咸丰八年（1858年），联军由大沽口进据天津。清廷恐京师受扰，于是派桂良及花沙纳到天津去修约。

天津交涉最严重的问题，第一是北京驻使。士大夫简直以此事为荒谬绝伦，万不可许。第二是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内地游行：这样遍地都有外夷，简直防不胜防了。至于减低关税及改内地各种通过税为二五子口税，时人倒觉得不值得争。桂良及花沙纳（天津人说，那年桂花不香）以为不签字，则外人必直逼京师；签字则外军可退，中国可徐图挽回。《天津条约》实在可说是城下之盟了。

签字以后，北京就教桂良到上海去“挽回”已失权利。清廷知道若否认条约必致引起战祸，于是有所谓“内定办法”：中国以后完全不收关税，外人放弃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时人以为外夷既唯利是图，以利诱之，他们必就范。桂良到了江南，地方官吏均反对这个内定办法：不收关税则军饷无来源，万一外人接受了这个便宜而同时又不放弃新得的权利，那又怎样？桂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疏通英国，结果允不派使驻京。他觉得此外不能再有所得，只好批准《天津条约》。

次年，各国派使到北京去交换批准证书。北京也为他们预备了公馆，以便接待。但各国疑心甚大，所以派兵船护送公使北上。清廷于咸丰八年派了僧格林沁在大沽设防，以免外人再进据天津。中国愿意堵塞海河交通，留北塘一路出入，则外人不能武装进京。外人见了大沽不能通行，遂以为中国有心废约。他们把中国军备看得太轻了。一战的结果，外人大失败。于是英法要复大沽之仇。

咸丰十年（1860年），我们的外交一误于北京不给桂良全权证书——时人以为唯独皇帝可以有全权，再误于捕拿外国交涉员。终至联军入京，毁圆明园，而《天津条约》以外又有所谓《北京条约》了。

剿夷派外交的代价不能不算大。

十二

俄国侵吞国土

上文已经说过，俄国占了西比利亚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加了一路的侵略。但《尼布楚条约》终究实行了一百六十余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欧人自水路来者的侵略复行积极的时候，自旱路来者的侵略也积极了。剪刀在那里活动了。

俄人最初假道黑龙江出师，以防英法的侵略；次则实行占据江北。等到布置好了，然后与黑龙江将军奕䜣山开始交涉。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划归俄国。咸丰九年（1859年），中国想否认该约。等到英法联军进了北京以后，中国不但无力取消《瑷珲条约》，反又订《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送给俄国。我们的大东北缩小了一半，而且俄国得了海参崴，可以角逐于北太平洋。

俄国没有费丝毫之力就得了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对华外交的灵敏可说远在英国之上。而且俄国自始至终以中国的“朋友”自居！

十三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咸丰十年（1860年）的大挫折终于唤醒了一部分的中国人。在咸丰八年、九年，文宗的亲弟恭亲王奕䜣是顽固派之最顽固者。首先提议捕杀外国交涉员的就是他。文宗逃往热河的时候，派他留守北京。咸丰十年的经验给了他及他的助手文祥两个教训。他们从此知道外国的枪炮实非我们所能敌。同时他们发现外国人也讲信义：与外人订了约以后，他们果然遵约退出北京。于是奕䜣与文祥决心自强，并且知道中国还可利用外国专门人才以图自强。

适此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诸疆吏因与太平天国战，免不了与外人发生关系。他们也得了同样的教训。

这五人的努力造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

他们是中国的第一流政治家，知道中国所处的局势是数千年的变局，而且图以积极的方法应付之。他们的大政方针分两层：以外交治标，以自强治本。这个治本之策是步步发展的。最初不过练洋枪队；继则买制器之器，以图自己造船；终而设学校，派留学生，以图自己能制这制器的器具。等到光绪年间，他们进而安电线、开煤矿、修铁路、办海军、设招商局、立纱厂。我们现在以为他们的事业不够，可是我们如知道他们的困难，我们也不批评他们了。时人多怪他们以夷化夏，多方反对。加以事权不一，掣肘者多。政府没有整个的计划，事业的成败要靠主办者个人的势力。

至于治标方面，奕䜣及文祥创立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负外交的专责。总署拿定主意谨守条约以避战祸。但是十九世纪的后四十年，外来的压迫节节加紧。这时工业化的国家也多了，各国都须在海外找市场，不像以往只有英国。同时西洋人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于民族之间：优胜劣败既然是天理，强者有助天淘汰弱者之责。所谓近代的帝国主义的狂澜充满了全世界。加之这时在已有的两路侵略——剪刀式的夹攻——之上，又来一个从东面临头砍杀的日本。治标没有治好，治本也不足济事。甲午之战是自强运动的失败。

十四

尾言

自强失败以后，就是瓜分；瓜分引起民族革命。这是甲午以后，我们对世界大变局的应付。

无疑地，经过这三十余年的革命，我们的民族意识大有进步。无疑地，这民族意识是我们应付世界大变局的必需利器。现在的问题是：这民族意识能否结晶，能否具体化。我们是否从此团结一致来御外侮；我们是否因为受了民族主义的洗礼而就能人人以国事为己任：这些条件会决定我们最后对这个大变局的应付的成败。

（选自《清华学报》第九卷第四期）

附录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

一

引言

鸦片战争的终止之日，当然就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两国代表签订《南京条约》之日。至于起始之日为何日，则不易定。因为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缘由，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缘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 Napier）以商业监督（Superintendent of T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做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 along”。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甚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禁锢英商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所不惜。故鸦片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律劳卑

在中国做生意的东印度公司

鸦片战争，当作一段国际史看，虽是如此畸形混沌，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则显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林则徐主政时期，起自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即林以钦差大臣的资格行抵广东之日。第二期是琦善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十四日，即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懿律（Admirla George Elliot）及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大沽起始交涉之日。第三期是宣宗亲自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六日，即琦善革职拿问之日，而止于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南京条约》。在专制政体之下，最后决断权，依法律，当然属于皇帝；然事实上，常常有大臣得君主的信任，言听计从。此地所谓林则徐及琦善主政时期即本此意而言。缘此，林的革职虽在二十年九月八日，然自七月中以后，宣宗所信任的已非林而为琦善，故琦善主政时期实起自七月中。自琦善革职以后，直到英兵破镇江，宣宗一意主战，所用人员如奕䜣山、奕䜣经、裕谦、牛鉴等不过遵旨力行而已。虽有违旨者，然皆实违而名遵，故第三期称为宣宗主政时期，似不为无当。

三期中，第一期与第三期为时约相等，各占一年半。第二期——琦善主政时期——为最短，半年零数日而已。在第一期内，严格说，实无外交可言。因为林则徐的目的在禁烟，而禁烟林视为内政——本系内政——不必事先与外人交涉，所采步骤亦无须外人的同意。中英往来文件，在林方面，只有“谕示”；在英领义律方面，迫于时势，亦间“具禀”。此时义律既未得政府训令，又无充分的武力后援，他的交涉不过图临时的相安，他的军事行动不过报复及保护在华英人的生命和财产。到第三期，更无外交可言。双方均认交涉无望，一意决战。后来英兵抵南京，中国于是屈服。在此三年半内，唯独琦善主政的半年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在此期之初，英国全权代表虽手握重兵，然英政府的训令是教他们先交涉而后战争，而二代表亦以迅和以复商业为上策。训令所载的要求虽颇详细，然非完全确定，尚有相当伸缩的可能。在中国一方面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的奏折内，虽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诫”字样，但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不幸，琦善在广东，除任交涉以外，且署理两广总督，有节制水陆军的权力和责任。攻击他的有些注重他的外交，有些注意他的军事。那么，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所以我们先研究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初，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他说：“乃闻琦善到粤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裕靖节是主战派首领之一，也是疆吏中最露头角的人。他攻击琦善的意思不外林则徐督粤的时候，编收本省壮丁为团勇，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这班被撤壮丁就变为“汉奸”，英人反得收为己用。此说的虚实姑不讨论：倘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就必反助外国打中国，民心亦可见一斑了。

靖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窃唯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召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唯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这样说来，琦善的罪更大了：除遣散壮勇之外，还有撤防具、陷忠臣的大罪。骆文忠原籍广东花县，折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他为人颇正直，道光二十一年以前，因查库不受贿已得盛名。故所发言词，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清议，且值得我们今日的研究。

骆秉章

此类的参奏不必尽引，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但道光二十一年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是当时政府最后的评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后胜利，不能不引。“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应奏请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借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所可注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但是当时的人不明了琦善为什么要“开门揖盗”，以为必是受了英人的贿赂。战争的时候，左宗棠——同、光时代的恪靖侯左宗棠——正在湖南安化陶文毅家授课。道光二十一年，他致其师贺蔗农的信有一段极动人的文章：“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侯所来云：‘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身。’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是殆指此。诚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照壁之诗及渠欲即斩生夷灭口各节情状昭著。炮台失陷时，渠驰疏谓二炮台孤悬海外，粤东武备懈弛，寡不敌众，且云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此次以后，军情益馁。无非欺君罔上，以和为主，张贼势而慢军心，见之令人切齿。”左的信息得自“自侯所来”者。果勇侯杨芳原任湖南提督，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八日放参赞大臣，“驰驿前往广东，剿拴逆夷”。他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到了这道上谕，二月十三日行抵广东省城。他在起程赴任之初即奏云：“现在大局或须一面收复定海，一面准其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换言之，浙江应与英人战，广东则应与英人通商以求和。自然宣宗以为不妥。抵广东后他就报告：“预备分段援应，共保无虞。”但是他所带的湖南兵为害于英人者少，为害于沿途及广东人民者反多。三月初果勇侯又有“布置攻守机宜”的奏折，说：“城厢内外民心大定，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虑。”宣宗当然欣悦之至：“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宜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后来的奋勉或者有之；至于第二功则无可报了。虽然，败仗仍可报胜仗，自己求和仍可报外夷“恳求皇帝施恩，准予止战通商”，皇帝远在北京，何从知道？这就是杨芳日后顾全面子的方法。左宗棠的信息既闻接得自果勇侯，就不足信；何况果勇侯传出这信息的时候，既在途中。亦必间接得自自广州来者？至于琦善“欲即斩生夷灭口”之说遍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均未发现。独在湖南安化乡中教书的左先生知有其事，且认为“情状昭著”，岂不是甚奇了！

同时广东的按察使王庭兰反说他屡次劝琦善杀义律而琦善不许。他写给福建道员曾望颜的信述此事甚详：“义律住洋行十余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数只而已，不难擒也。伊亦毫无准备。有时义律乘轿买物，往来于市廛间。此时如遣敢死之士数十人拴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屡次进言于当路，辄云现在讲和，未可轻动。是可谓宋襄仁义之师矣。”琦善倘得了“西人金巨万”授之者必是义律。“欲即斩生夷灭口”，莫若斩义律。琦善反欲效“宋襄仁义之师”岂不更奇了！王庭兰的这封信又形容了琦善如何节节后退：“贼到门而门不关，可乎？开门揖盗，百喙难辞。”王庭兰既是广东的按察使，他的信既由闽浙总督颜休焘送呈御览，好像应该是最好的史料。不幸琦善在广东的时候，义律不但未“住洋行十余日”，简直没有入广州。这封信在显明的事实上有此大错，其史料的价值可想而知了。

琦善倘若撤了广州的防具，撤防的原动力不是英国的贿赂，这是我们可断定的。但是到底琦善撤了防没有？这是当时及后代攻击琦善的共同点，也是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之中心问题。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秋末冬初——宣宗最信任琦善的时候——撤防诚有其事，然撤防的责任及撤防的程度则大有问题在。

宣宗

宣宗是个极尚节俭的皇帝。林则徐在广东的时候，大修军备，但是宣宗曾未一次许他拨用库款。林的军费概来自行商及盐商的捐款。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七日，英军占了定海。于是宣宗脚慌手忙地饬令沿海七省整顿海防。北自奉天，南至广东，各省调兵、募勇、修炮台、请军费的奏折陆续到了北京。宣宗仍是不愿疆吏扣留库款以作军费。当时兵部尚书祁寯藻和刑部右侍郎黄爵滋正在福建查办事件。他们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及福建巡抚吴文镕会衔建议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应添造大船六十只，每只配大小炮位三四十门。“通计船炮工费约需银数百万两”。他们说：“当此逆夷猖獗之际，思卫民弭患之方，讵可苟且补苴，致他日转增靡费。”宣宗不以为然。他以为海防全在平日认真操练，认真修理，“正不在纷纷添造也”。此是道光二十年七月中的情形。

八月中，琦善报告懿律及义律已自大沽带船回南，并相约沿途不相攻击，静候新派钦差到广东与他们交涉。宣宗接了此折，就下一道上谕，一面派琦善为钦差大臣，一面教他“将应撤应留各兵分别核办”。琦善遵旨将大沽的防兵分别撤留了。

九月初四，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奏折到了北京，报告英国兵船八只果于八月二十二日路过登州，向南行驶。托浑布买了些牛羊菜蔬“酌量赏给”。因此“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南驶。一时文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咸谓夷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宣宗以为和议确有把握，于是连下了两道谕旨，一道“著托浑布体察情形，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归伍，以节靡费”；一道寄给盛京将军耆英、署两江总督裕谦及广东巡抚怡良：“著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撤应留，妥为办理。”适同日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折到京，报告从福建调水勇八百名来浙江。宣宗就告诉他，现在已议和，福建的水勇团练应分别撤留，“以节靡费”。是则道光二十年九月初，琦善尚在直隶总督任内，宣宗为“节省靡费”起见，已令沿海七省裁撤军队。

琦善于十一月六日始抵广东。他尚在途中的时候沿海七省的撤防已经实行了。奉天、直隶、山东与战争无关系，可不必论。南四省中首先撤防者即江苏。裕谦于十月三月到京的折内报告，共撤兵五千一百八十名，并且“各处所雇水陆乡勇亦即妥为遣散”。十一月十七日的报告说陆续又撤了些：“统计撤兵九千一百四十名。” 广东及浙江撤兵的奏折同于十一月一日到京。怡良说：“查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两千余名。臣复移咨水陆各提镇，将各路中可以撤减者再为酌核情势，分别撤减以节靡费。” 撤兵的上谕是九月初四发的；罢免林则徐的上谕是九月初八日发的。怡良所说广东初次撤兵是由林与他二人定夺：此说是可能的。怡良署理总督以后，又拟再撤，但未说明撤多少。伊里布在浙江所撒的兵更多。照他的报告共撤六千八百名，共留镇海等处防堵者五千四百名。南四省之中唯福建无撤兵的报告。

总结来说，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四省，除福建不明外，余三省——江苏、浙江、广东——均在琦善未到广东以前，已遵照皇帝的谕旨，实行撤兵。江苏所撤者最多，浙江次之，广东最少。广东在虎门一带至少撤了两千兵勇，至多留了八千兵勇。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

琦善未到任以前的撤防虽不能归咎于他，他到任以后的行动是否“开门揖盗”？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和道光二十一年二月的军事失败是由于琦善到任以后的撤防吗？散漫军心吗？陷害忠臣吗？

琦善初到广东的时候，中、英已发生军事冲突，因为中国守炮台的兵士攻击了义律派进虎门送信而挂白旗的船只。这不但犯了国际公法，且违了朝廷的谕旨，因为宣宗撤兵的上谕已经明言：除非外人起衅，沿海各处不得开火。琦善本可惩办，但他的奏折内不过说：“先未迎询来由，辄行开炮攻打，亦不免失之孟浪。”接连又说：“惟现在正值夷兵云集、诸务未定之时，方将激励士气，借资震慑而壮声威。若经明白参奏，窃恐寒我将士之心，且益张夷众桀骜之胆。”同时，他一面咨行沿海文武官吏在未攻击之先须询明来由，“一面仍以夷情叵测，虎门系近省要隘，未便漫无堤防，随饬委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副将庆宇、游击多隆武等前往该处，妥为密防”。是则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

英人攻击大角、沙角两炮台

十二月初，和议暂趋决裂。琦善“遂酌调肇庆协兵五百名，令其驰赴虎门，并派委潮州镇总兵李庭钰，带弁前往帮办。又酌调督标兵五百名，顺德协兵三百名，增城营兵三百名，水师提标后营兵二百名，水师提标前营兵一百五十名，永静营兵一百名，拨赴距省六十里之总路口、大濠头、沙尾、猎德一带，分别密防。并于大濠头水口填石沉船，借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总共增兵一千九百五十名，不能算多，且广州第一道防线的虎门只五百名，虎门以内大濠头诸地反增一千四百余名。于此我们就可窥测琦善对军事的态度及其所处地位的困难。他在大沽与英人交涉的时候，就力言中国万非英国之敌。到了广东，他的奏折讲军备进行者甚少，讲广东军备不可靠者反多。如在十二月初四的具折内，他说不但虎门旧有的各炮台布置不好，“即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而奴才才识尤劣，到此未及一月，不旦经费无出，且欲制造器械，训练技艺，遴选人才，处处棘手，缓不济急”。琦善对军事既如此悲观，故不得不和；然和议又难成，不得不有军备，“借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且身为总督，倘失地义不容辞。但军备不但“缓不济急”，且易招外人之忌，和议更易决裂，故只能“妥为密防”，但只能在虎门内多增军队，所以他犹疑不决，结果国内主战派攻其“开门揖盗”，英人则责其无议和的诚心，不过迁延时日，以便军备的完竣。他们说：“此种军备进行甚速。”（Were going on with the utmost expedition）英人采先发制人的策略，遂于十二月十五日晨攻击大角、沙角两炮台。

结果中国大失败。两个炮台均失守；水师船只几全覆没；兵士死者约五百，伤者较少；炮位被夺被毁者共一百七十三尊。英人方面受伤者约四十；死亡者无人。防守大角、沙角约两千人，英兵登陆来攻者共一千四百六十一人，内白人与印度人约各半。此役中国虽失败，然兵士死亡之多足证军心尚未散漫。炮位损失有一百七十三尊，内二十五尊在大角，七十二尊在沙角，余属师船：足证防具并未撤。我们还记得：在虎门十台之中，大角、沙角的地位不过次要。道光十五年（1835年）整理虎门防务的时候，关天培和署理粤督祁就说过：“大角、沙角两台在大洋之中，东西对峙，惟中隔海面一千数百丈，相距较远两边炮火不能得力，只可作为信炮望台。”平时沙角防兵只三十名，大角只五十名；二月十五之役，二台共有兵士两千名，不能算少。至于军官及兵丁的精神，外人众口一词地称赞。虽然战争不满二时而炮台已失守，似无称赞的可能。欧洲的军士对于败敌，素尚豪侠，他们的称赞不能不打折扣。但是我们至少不应说琦善“开门揖盗”。

此役以后，琦善主和的心志更坚决，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与义律订了草约四条。他虽然费尽了心力求朝廷承认草约，宣宗一意拒绝。愈到后来，朝廷催战的谕旨愈急愈严。琦善于无可如何之中，一面交涉，一面进行军备。他的奏折内当然有调兵增防的报告，但我们可利用英人的调查以评他的军备。正月二十三，义律派轮船Nemesis到虎门去候签订正式条约日期的信息。此船在虎门逗留了四天，看见威远、镇远及横档三炮台增加沙袋炮台（Sandbag batteries），并说三台兵士甚多。别的调查的船只发现穿鼻的后面正建设炮台，武山的后面正填石按桩夹道。二月一日，义律亲自到横档，查明自Nemesis报告以后，又加了十七尊炮。二月二日，英人截留了中国信船一只，内有当局致关天培的信，嘱他从速填塞武山后的交通。于是英人确知琦善已定计决战，遂于二月五日下第二次的攻击令。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五日、六日的战役是琦善的致命之伤，也是广东的致命之伤。战场的中心就是威远、镇远、横档三炮台，所谓虎门的天险。剧烈的战争在六日的正午。到午后两点，三台全失守。兵士被俘虏者约一千三百名，阵亡者约五百名。提督关天培亦殉难。炮位被夺被毁者，威远百零七尊，临时沙袋炮台三十尊，镇远四十尊，横档百六十一尊，巩固四十尊。此役的军心不及十二月十五日，横档的官佐开战之初即下台乘船而逃，且锁台门以防兵士的出走。然亦有死抗者。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甚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此岛在横档的南面，镇远的西面。关天培以为横档及威远、镇远已足以制敌，下横档无关紧要，故在道光十五年整理虎门防备的时候就未注意。不料英人于二月五日首先占领下横档，并乘夜安大炮于山顶。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需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设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英人Davis甚至说琦善的军备已尽人事天时的可能。时人及以后的历史家当然不信中国反不能与“岛夷”敌。他们说中国所以败全由宣宗罢免林则徐而用琦善。他们以为林是百战百胜的主帅，英人畏之，故必去林而后始得逞其志。英人在大沽的交涉不过行反间之计。时人持此论最力者要算裕谦。江上蹇叟（夏燮）根据他的话就下了一段断语说：“英人所憾在粤而弃疾于浙者，粤坚而浙瑕也。兵法攻其瑕而坚者亦瑕。观于天津递书，林、邓被议，琦相入粤，虎门撤防，则其视粤也如探囊而取物也。义律本无就抚之心，特借琦相似破粤东之局。”魏源的论断比较公允，然亦曰欲行林的激烈政策“必沿海守臣吉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吉林公而后可”。不说“沿海守臣”及“当轴秉钧”，即全国文武官吏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在九龙及穿鼻与林则徐战者不过一只配二十八尊炮的Volage及一只配二十尊炮的Hyacinth。后与琦善战者有陆军三千，兵船二十余只，其大如Wellesley, Blenheim, Melville，皆配七十四尊炮。然而九龙及穿鼻的战役仍是中国失败；且虎门失守的时候，林则徐尚在广州，且有襄办军务的责任！英国大军抵华以后，不即攻粤而先攻定海者，因为英政府以为广东在中国皇帝的眼光里不过边陲之地，胜负无关大局，并不是怕林则徐。当时在粤的外人多主张先攻虎门，唯独Chinese Repository月报反对此举，但亦说，倘开战，虎门炮台的扫平不过一小时的事而已。至于去林为英国的阴谋，更是无稽之谈。英人屡次向中国声明，林之去留与英国无关系。实则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战争失败的结果就是《南京条约》，这是无可疑问的。但战争最后的胜负并不决在虎门，而在长江。《南京条约》的签字距虎门失守尚有一年半的功夫。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夏天，英国军队连下了吴淞、上海，并占了镇江，而南京危在旦夕，这时候朝廷始承认英国的条件而与订约。正像咸丰末年，英、法虽占了广州省城，清廷仍不讲和，直到联军入京然后定盟。琦善在广东的败仗远不如牛鉴在长江的败仗那样要紧。

总结来说：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败是败了，但致败的缘由不在琦善的撤防，而在当时中国战斗力远不及英国。琦善并未撤防或“开门揖盗”，不过他对战争是抱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那么，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现在请论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三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懿律及义律率舰队抵大沽的时候，琦善以世袭一等侯、文渊阁大学士任直隶总督。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十一年（1806年），他初次就外省官职，任河南按察使，后转江宁布政使，续调任山东、两江、四川各省的督抚。道光十一年（1831年），补直隶总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全在广东。故琦善在官场的年岁虽久，但于外交是绝无经验的。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十四，懿律等到了大沽。琦善遵旨派游击罗应鳌前往询问。罗回来报告说：英人“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此种诉屈伸冤的态度是琦善对付英人的出发点，是极关紧要的。这态度当然不是英政府的态度。那么，误会是从何来的呢？或者是义律故意采此态度以图交涉的开始，所谓不顾形式只求实际的办法。或者是翻译官马礼逊未加审慎而用中国官场的文字。或者是琦善的误会。三种解释都是可能的，都曾实现过的，但断断不是琦善欺君饰词，因为他以后给英人文书就把他们当作伸冤者对待。琦善一面请旨，一面令英人候至二十日听回信。十七日，谕旨下了。十八日琦善即派千总白含章往英船接收正式公文。

此封公文就是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此文是全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案，研究此战者必须细审此照会的原文与译文。译者遵照巴麦尊的训令只求信，不求雅。结果不但不雅，且不甚达。但除一句外，全文的翻译，确极守信。这一句原文是“to demand from the I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译文变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难怪宣宗和琦善把这个外交案当做属下告状的讼案办！

这照会前大半说明英国不满意中国的地处，后小半讲英国的要求。中国禁烟的法子错了。烟禁的法律久成具文，何得全无声明忽然加严？就是要加严，亦当先办中国的官吏，后办外人，因为官吏“相助运进额受规银任纵”。中国反首先严办外人，宽赦官吏，岂不是“开一眼而鉴外人犯罪，闭一眼不得鉴官宪犯罪乎”？就是要办外人，亦应分别良莠，不应一概禁锢，“尽绝食物，所佣内地工人，见驱不准相助”。如外人不缴烟土，即“吓呼使之饿死”。不但英国商人是如此虐待，即“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亦行强迫凌辱”。这是“亵渎大英国威仪”。因此层层理由，英国第一要求赔偿烟价。第二要求割让一岛或数岛，作为英商居住之地，“以免（日后）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赀货妥当”。第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第四要求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第五要求赔偿战费及使费。倘中国“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照会内虽未提及林则徐的名字，只说“其官宪”，中外皆知英国所不满意的禁烟办法皆是林的行动。照会的口气虽是很强硬，但全文的方式实在是控告林的方式。

巴麦尊爵士给懿律及义律的训令有一段是为他们交涉时留伸缩地步的。他说倘中国不愿割地，那么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需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要评断琦善外交的优劣就在这一点。

琦善接到了巴麦尊的照会，一面转送北京请旨，一面与懿律约定十天内回答。廷臣如何计议，我们不能知其详细。计议的结果，就是七月二十四日的二道谕旨。一道说：“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掉南还，听候办理可也。”此道上谕可说是中国给英国的正式答复。其他一道是给琦善的详细训令。“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庶不敢借口伸冤，狡焉思逞也。”至于割让海岛，“断不能另辟一境，致坏成规”。所谓“成规”就是一口通商。行商的积欠，“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换言之，广东行商所欠英人的债，英人应该向行商追讨，何得向朝廷索赔？“倘欲催讨烟价，著谕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这种自大的态度何等可笑！英国所要求者一概拒绝，唯图重治林则徐的罪以了案，这岂不是儿戏！但在当时这是极自然、极正大的办法。“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这岂不是中国传统的王道？英国既以控告林则徐来，中国即以查办林则徐回答：这岂不是皇帝“大公至正之意”？

八月二日，琦善即遵旨回答了英国代表。他们不满意，要求与琦善面议。琦善以“体制攸关”，不应该上英国船，遂请义律登岸。八月初四、初五，他们二人在大沽海岸面议了两次。义律重申要求，琦善照圣旨答复。交涉不得要领。最困难的问题是烟价的赔偿。八月十八、十九，琦善复与懿律移文交涉。他最后所许者，除查林则徐外，还有恢复通商及赔烟价的一部分二条。“如能照常恭顺，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懿律）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义律）亦可申雪前抑。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英国代表于是“遵循皇帝的意旨”（in compliance with the pleasure of the Emperor）开船往广东，并约定两国停止军事行动。

英国政府所以教懿律及义律带兵船来大沽者，就是要他们中以武力强迫中国承认英国的要求。懿律等在大沽虽手握重兵，然交涉未达目的即起碇回南，且说回南是遵循中国皇帝的意旨。难怪巴麦尊几乎气死了。难怪中国以为“抚夷”成功了。宣宗因此饬令撤防，“以节靡费”，且即罢免林则徐以表示中国的正大。大沽的胜利是琦善得志的阶梯，也是他日后失败的根由。懿律等的举动不但不利于英国，且不利于中国，因为从此举动发生了无穷的误会。但他们也有几种理由：彼时英兵生病者多，且已到秋初，不宜在华北起始军事行动。琦善态度和平，倘与林则徐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他们想在广东与他交涉，不难成功。他们在大沽不过迁就，并不放弃他们的要求。

英国政府带兵驻守大沽

琦善在大沽除交涉外，同时切实调查了敌人的军备。他的报告和朝廷改变林则徐的强硬政策当然有密切的关系。英国军舰的高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需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此外还有，“火焰船”，“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当时的人如林则徐所拟破夷之法，琦善以为皆不足恃。倘攻夷船的下层，“夷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其意在回击也”。若欲穿其船底，则外人水兵“能于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入跳跃登舟，直至颠顶，是意在抵御也”。此外还有纵火焚烧的法子，“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 这是琦善“知彼”的工夫。

对于这样的强敌，中国有能力可以抵抗吗？琦善说中国毫无足恃。“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唯大炮。那么，中国正缺乏大炮。譬如在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华北如此，华南亦难操胜算。“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游奕䜣，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假设中国能于一处得胜，英国必转攻别处；假使我们能于今年得胜，英国必于明年再来。“欲求处处得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这是琦善“知己”的工夫。

外交的元素不外“理”与“势”。鸦片战争的时候，中、英各执其理，各是其是。故中、英的问题，论审视，论知己彼的工夫，琦善无疑的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所以琦善大声疾呼的主和，而时人斥为媚外，或甚至疑其受英人的贿赂。

不幸，十一月六日琦善到广东的时候，国内的空气及中、英间的感情均不利于和议。伊里布在浙江曾要求英国退还定海，英人不允，朝野因之以为英国求和非出于至诚。在英国方面，因中国在浙江抢夺二十多个英国人，且给以不堪的待遇，决战之心亦复增加。十一月内，浙抚刘韵珂、钦差大臣祁寯藻黄爵滋，御史蔡家玕相继上奏，说英人有久据定海的阴谋。朝廷主和的心志为之摇动。同时义律在广东多年，偏重广州通商的利益，主张在广州先决胜负。所以他在广东的态度，比在大沽强硬多了。中国对他送信的船开了炮，他就派兵船来报复。所以琦善到广东后的第一次奏稿就说义律的语气“较前更加傲慢”。适此时懿律忽称病，交涉由义律一人负责。琦善莫名其妙。“初六日（委员）接见懿律时，虽其面色稍黄，并无病容，然则何至一日之间，遽尔病剧欲回？”那么此中必有狡计：“今懿律猝然而行，或就此间别作阴谋，或其意见与义律另有参差，抑或竟系折回浙江，欲图占据，均难逆料。”所以琦善就飞咨伊里布，教他在浙江严防英人的袭攻。

这样的环境绝非议和的环境，但广东的军备状况更使琦善坚持和议。他说广东“水师营务，微特船不敌夷人之坚，炮不敌夷人之利，而兵丁胆气怯弱，每遇夷船少人稀之顷，辄喜贪功，迨见来势强横，则皆望而生惧”。他第一步工作当然是联络感情、和缓空气。他教水师参将致信懿律：“声明未询原委，擅先开炮，系由兵丁错误，现在严查惩办。”如此冲突免了，而双方的面子都顾到了。同时他又释放了叱吨（Vincent Staunton）。此不过在澳门外人的一个教书先生。因至海岸游水，民人乘机掳之而献于林则徐以图赏资。英人已屡求释放而林不许。琦善此举，虽得罪了林派，尤为英人所感激。空气为之大变，交涉得以进行。

义律交涉的出发点就是前在大沽所要求的条件。（1）他要求赔偿烟价，首先要两千万元，后减至一千六百万，又减到一千二百万。琦善先许三百万，续加至四百万，又加至五百万。这是市场讲价式的外交。（2）兵费一条，琦善坚决拒绝。“答以此系伊等自取虚糜。我军增兵防守，亦曾多费饷银，又将从何取索？”（3）行商的欠款应由行商赔补。（4）义律允退还定海，但要求在粤、闽、浙沿海地方另给一处。琦善以为万万不可：“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且其地亦甚难择，无论江、浙等处均属腹地，断难容留夷人，即福建之厦门一带，亦与台湾壤地相连……无要可扼，防守尤难。”（5）中、英官吏平等一节，琦善当即许可。这是十一月二十一以前交涉的经过。 十二月初七的上谕不许琦善割尺寸地，赔分毫钱，只教他“乘机攻剿，毋得示弱”。于是全国复积极调兵遣将了。

这道上谕十二月二十左右始到广东。未到之先，琦善的交涉又有进展。烟价的赔偿定六百万元，分五年交付。交涉的焦点在割地。义律要求香港，琦善坚持不可：“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香港既不能得，义律遂要求添开口岸二处。琦善以为“添给贸易码头，较之给予地方，似为得体”。他本意愿添二处，但为讲价计，先只许厦门一处，且只许在船上交易，不许登岸。义律颇讨厌这种讲价式的交涉，遂以战争胁之。琦善虽一面备战，他的实心在求和。他十二月初四所具的折内求朝廷许添通商口岸。粤东防守如何不可靠，他在折内又说了一遍：“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即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初六日，义律请他到澳门去面议。他以为“无此体制”并恐“狼子野心”“中怀叵测”，只许移文往来。十四日，义律声明交涉决裂，定于明日攻击。琦善的复信尚未发去，中、英已开始战争了。

十二月十五日，大角、沙角失守了，琦善的交涉就让步。二十七日，遂与义律定了《穿鼻草约》：（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浦一样。（2）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初旬复市。在英国方面，即时退还定海。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我们倘又记得义律因订《穿鼻草约》大受了巴麦尊的斥责，我们更能佩服琦善外交了。

定了此约以后，琦善苦口婆心的求朝廷批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到京的奏折可说是他最后的努力。他说战争是万不可能，因为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心不坚。“奴才再四思维，一身所系犹小，而国计民生之同关休戚者甚重且远。盖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与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同一待罪。余生何所顾惜。然奴才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而广东之疆地民生犹得仰赖圣主洪福借保义安。如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则损天威而害民生，而办理更无从措手。”宣宗的朱批说：“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突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琦善着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部议尚未定夺，怡良报告英占据香港的奏折已于二月初六到了北京。宣宗即降旨：“琦善着革职锁拿……家产即行查抄入官。”北京审判的不公，已于上文说明。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虽然，琦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做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督。

琦善被迫让步

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䜣、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林则徐虽同有此病，但林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

（选自《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三期）

附录三

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十二月，索额图等关于《尼布楚立约》的奏报到了北京以后，康熙帝遂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东北边疆善后的办法。他们提议应于额尔必齐河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满、汉字及鄂罗斯、拉丁、蒙古字于上”，并于墨尔根及瑷珲设官兵驻防，这两件事都实行了。可惜界碑是由中国单独立的，不是会同俄国立的。碑文不是条约全文，是条约撮要。据俄国传教士Hyacith的实地调查，在额尔必齐河畔的碑上，匠人竟把“兴安岭以北属俄国”误刊为“以南属俄国”，俄人以为是个好预兆。并且有几个界碑实非立在边界上。1844年，俄国国立科学会（Academy of Sciences）派了一位科学家米丁多甫（A.Th. Von Middendorf）到远东来调查。他发现中国所立的界碑，最北的不是在外兴安的山峰，是在激流河（Gilu）与精奇里河合流之处；最东北的不是在外兴安与乌第河之间，是在乌第河及土格尔（Tugur）之间，中国自动地放弃了约五万九千平方千米的土地！

至于驻防的军队，中、俄战争的时候，中国以瑷珲为大本营，设将军镇守；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将军移驻墨尔根；三十八年（1699年），复移驻齐齐哈尔，步步地离黑龙江远了。吉林省亦复如是：原来中心在宁古塔，已离边境甚远，后来中心复向内移至吉林省城。虽然，以兵数而论，我们不能说清廷疏于防备。历十八世纪，前后兵数虽略有增减，东三省驻防军队约在四万左右，内奉天将军所辖者一万九千余人，吉林将军所辖者九千六百余人，黑龙江将军所辖者一万一千四百人。黑龙江西境设有十二卡伦，每卡伦驻兵三十二名，三月一更；北境设有十五卡伦，每卡伦驻兵二十名，一月一更。这些卡伦的目的在防止俄人越界，可惜大半离边境甚远，且恐是有名无实的。此外黑龙江将军每年四五月间派委官佐，率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巡边，“遇有越境之俄罗斯，即行捕送将军，请旨办理”，唯巡边实亦不到极边。

我国政府所派人员实际到黑龙江极边去的次数及地点颇难稽考。唯《东华录》乾隆三十年（1765年）七月“癸亥”条载有将军富僧阿的奏折，内有关于巡查极边的事情。这时因为“俄罗斯近年诸事推诿，不能即速完结，且增加税额，以致物价昂贵”，所以停止恰克图贸易。因为停止贸易，乾隆帝恐俄国侵扰边境，所以叫黑龙江将军调查并整理边防。富僧阿的奏报如下：

据往探额尔必齐河源之副都统瑚尔起禀称：自黑龙江至额尔必齐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九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七里至兴堪山（即外兴安）：其间并无人烟踪迹，又往探精奇里江源之协领纳林布称：自黑龙江入精奇里至都克达（Dukda）河口，计水程一千五百八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里至兴堪山：其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又往探西里木第（Silimji）河源之协领伟保称：自黑龙江经精奇里江入西里木第河口，复过英肯（Inkan）河，计水程一千三百五里，自英肯河行陆路一百八十里至兴堪山：地亦苦寒，无水草禽兽。又往探牛满（Niman）河源之协领阿迪木保称；自黑龙江入牛满河，复经西里木第河入乌玛里（Umalin）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十五里；自河口行陆路四百五十六里至兴堪山：各处俱无俄罗斯偷越等语。

查呼伦贝尔与俄罗斯接壤之额尔古纳河，西岸系俄罗斯地界，东岸俱我国地界，处处设有卡座，直至珠尔特地方。现复自珠尔特至莫哩勒克河口添设二卡，于索博尔罕添立鄂博，逐日巡查，俄罗斯鼐玛尔斯断难偷越。其黑龙江城与俄罗斯接壤处有兴堪山，绵亘至海。亦断难乘马偷越。第自康熙二十九年与俄罗斯定界查勘各河源后，从未往查。嗣后请饬打牲总管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都克达、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布、西里木第两河间遍查，回报总管，转报将军。三年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回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额尔必齐河，照此三年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

这是乾隆年间东北边境的概况及加添的边防办法，即每年小巡，三年大巡。但实行到何等程度，无从知道。

除立碑及边防二事外，清廷直到光绪末年毫无拓殖东省的计划和设施。顺治年间，多数满人入关。在关内住惯了的，除因公事外，很少愿意回去。乾隆年间，因北京旗人过多，朝廷曾资遣少数到关外去开垦，彼时尚得着相当成效。后来满人汉化程度高了，无论在关内生计如何困难，朝廷虽资遣之，总不愿去，或去后不久复回。汉人在康、雍二朝去的多半是山西商人及因犯罪而遣戍者。到乾隆年间，因关内人多地少。原大可移民，但清廷反于此时禁止汉人出关。这种禁令自然难于实行，而官吏亦未必认真实行，故虽无大规模的移民，零星去者亦复不少。唯吉林东部、乌苏里江一带及黑龙江下流既未设官立治，地方人民，不分土居外来，是少而又少的。国家并未从东北边疆得着任何实利，皇室及其附庸收了些貂皮及人参而已。

《尼布楚条约》以后，东北所以享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安宁，其原因不仅在我国防边之严，此外还因为俄国彼时对远东的消极。尼布楚订约的时候正是大彼得（Peter the Great）起始独揽政权的时候。从彼得起，历十八世纪，俄国政府集中力量，北与瑞典争波罗的海的东南境，南与土耳其争黑海北岸，西与普鲁斯及奥斯曼土耳其争波兰。十八世纪末年及十九世纪初年，欧西有拿破仑的战争，俄国也转入那个漩涡，所以无暇来与中国争黑龙江流域。同时在这一百五十年内，俄国起初与我国在北京及尼布楚附近通商，后来改在恰克图。为维持及发展中、俄的贸易，俄国政府很不愿与中国引起冲突。

虽然，在这一百五十年内，俄国政府及人民对于远东亦未完全置之度外。十八世纪初年，俄人占据堪察加；以后继续前进，过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而占领阿拉斯加（Alaska），就是在黑龙江流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俄国猎夫、罪犯、军官及科学家违约越境者不知凡几。乾隆二年（1737年），测量家邵比耳晋（Sholelzin）及舍梯罗甫（Shetilof）曾到精奇里河。他们在激流河流入精奇里河之处发现一个俄国猎户的住宅，在精奇里河口以上约百里遇着几个从尼布楚来的猎夫。次年，他们从黑龙江上流而下，路过雅克萨的时候，看见一名哥萨克及一家俄罗斯与通古斯合种的人在那里居住。雅克萨以东六十里，他们又看见一家俄罗斯及通古斯的合种。十九世纪初年，嘉庆年间，少佐斯塔夫斯奇（Stavitsky）曾到雅克萨。同时植物学家杜尔藏宁罗甫（Turcyahinov）调查了黑龙江上流沿岸的植物，到雅克萨为止。道光十二年（1832年），大佐垃底神斯奇（Ladyshinsky）为调查界碑，也顺流到雅克萨。罪犯越境而有记录可考者，在乾隆六十年有鄂西罗甫（Rusinov）及色尔可甫，在嘉庆二十一年有瓦西利叶甫（VasiLief）。瓦氏在黑龙江往来了六年，从河源直到江口，且留有游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米丁多甫调查了黑龙江的下流及其北岸，他在江口也遇着一个逃罪的游客。这皆是见诸纪录的。

《尼布楚条约》以后，俄国科学家及官吏提倡再占据黑龙江者亦不乏人。在十七世纪的前半，俄人初到勒拿流域的时候，因为感觉粮食的困难，就派人进黑龙江。在十八世纪亦复如是。得了堪察加以后，接济发生困难。从雅库茨克到堪察加的路途太难，几至不可通行，粮食的接济多由雅库茨克运到鄂霍次克，再由海道运到堪察加。雅库茨克既乏粮食，而从雅库茨克到鄂霍次克的旱路又十分困难，所以俄人又想起黑龙江：若能从尼布楚经黑龙江运粮到海，再由海道运到堪察加，则接济问题就解决了。乾隆六年（1741年），西比利亚历史家缪勒（Müller）曾发表著作提议此事。一七四六年，大探险家白令（Bering）的同事奇里科夫（Chirikof）提议俄国应占据黑龙江口而立市镇，乾隆十八年（1753年），西比利亚巡抚米亚特列夫（Myetlef）向政府提出由黑龙江运输的具体计划书。俄国贵族院接受了他的计划，并嘱外交部与中国交涉。俄国政府在未交涉前，令色楞格总兵雅哥备（Jacobi）调查中国在黑龙江的军备。雅氏的报告说中国在沿江各处留有四千的驻防队。倘俄国要利用黑龙江，须秘密预备军队，中国若不许，即可出其不意以武力占之。此举费用过大，俄国政府不愿实行。与中国的交涉亦完全失败：“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庚申朔，俄罗斯请由黑龙江挽运本国口粮，上以其违约不许。”十八世纪的下半叶，一个法国探险家拿佩罗斯（Lapéouse）及一个英国探险家蒲闹哈顿（Broughton）均由海外到黑龙江口及库页岛，他们调查的报告均谓库页非岛，乃半岛；黑龙江口只能绕库页的东边，由北面入，且江口堆有沙滩，航行不便。因此俄国对于黑龙江的航行权也就冷淡了一些。

嘉庆八年（1803年），俄国政府始又组织远东调查队，由克鲁森斯腾（Krusenston）领导。克氏建议俄国应占据库页岛南部之阿尼瓦湾（Aniwa Bay），以便再进而占据吉林省之海岸线。同时俄国政府派戈洛夫（Golovkin）充公使来华交涉。政府的训令要他向中国要求黑龙江的航行权及中、俄沿界的自由通商权。如中国不允，则要求每年至少由黑龙江航行一次，以便运送接济给堪察加及俄属北美。如中国再不允，则根据《尼布楚条约》要求进内地通商及北京驻使。清廷得到戈洛夫金出使的消息以后，就饬地方官吏预备沿途的招待。后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奏报俄使不知礼节，清廷就教戈氏自库伦迳回本国，不许进京。所谓“不知礼节”究是何事，我们不知道。戈氏出使的失败可算到了十分。他经过这次的失败，深信俄国所希望的权利非外交家所能得到，必须一军的军长方能济事。他以为俄国无须占领全黑龙江，只要得着下流及精奇里河与乌第河之间的土地就够了。伊尔库茨克的巡抚哥尔尼罗甫（KorniLof）因戈氏所得的待遇，亦愤愤不平，主张即派舰队进黑龙江以资恫吓，俄国政府不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探险家米登道夫走遍了精奇里河及乌第河区域，当地的形势及中国在该处政治及军事势力的薄弱，他都调查清楚了。他的报告引起俄国朝野的注意。

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东北的外患又趋紧急，形势的严重远在十七世纪末年之上。因为这时候正演着英、美、俄、法四大强权争北太平洋优势之第一幕，是时英国是无疑的海上的霸主，且有方兴未艾之势，俄、美、法各国处处嫉英妨英。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在中国得着许多通商权利，美、法即步后尘，唯恐英国独占，中国的腐弱亦因此战而暴露于天下。

同时在北太平洋的东岸，各国的竞争更加剧烈。直到十九世纪初年，北美的西部尚未分界，北有俄国的属地，南有斯班牙的属地，两国虽未分界，但两国均不容他国置喙其间。但美国一方面由东向西发展，其西疆垦民如海潮一般的前进；一方面波士顿、纽约及菲列得尔菲尔为发展中、美的通商，派商船到北美西岸去搜罗海獭皮及到檀香山去收买檀香，以便到中国广州来交易。一八二一年，俄国政府宣布北美西部从白令海峡到五十一度都是俄属的领土的时候，美国政府即提出抗议，并宣布门罗主义，结果俄国承认五十九度为其南岸。俄国所放弃的土地——当时统称为阿里根（Oregon，俄勒冈）。英、美两国又起争执，最初定为两国共有，等到分界的时候，美国坚执五十四度四十分为英、美的界线。一八四四年总统选举的时候，美国的急进分子甚至以承认“五十四度四十分或交战”为对英的口号。一八四六年，英、美终定四十九度为界线。英、美的问题虽以外交解决了，美国与墨西哥则打了两年，结果在一八四八年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划归美国。北太平洋的东岸就由英、美、俄三国瓜分了。这时候，因为汽船的实用，太平洋上的交通大加进步。列强均感觉世界的历史已到了所谓太平洋时期。因为竞争之烈，各国都怕落后，都感觉我不取则彼将先取之。

十九世纪中叶，东北的外患实际就是列强的世界角逐之一隅，不幸这时正值中原多故，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外有英、美、法三国的通商条约修改的要求，中国国运的艰难，除最近这一年外，要算咸丰年间。论物质文明，自十七世纪中、俄两国比武以后，俄国随着西洋前进，不但军器已完全改造，交通亦惯用汽船。咸丰时代的中国所用之军器、军队及交通完全与康熙时代的中国相同，而在国计民生上反有退步，这关之难过可想而知。

附录四

评《清史稿·邦交志》

* 据团结出版社（民国珍本丛刊）2006年1月第1版补入。

——CTJ121

中国旧有之正史皆无“邦交志”一门，有之自《清史稿》始，此亦时代变迁使然也。有清以前，中国唯有藩属之控制驭夷怀远诸政，无所谓邦交。春秋战国之合纵连横，不过等于西洋封建时代诸侯之争斗；虽远交近攻，聘使立盟，有似近代之国际交涉；然时代之局势与精神，实与十九世纪中外之关系迥然不同。李氏鸿章在同治初年，常以《江宁》及《天津条约》为古今之大变局一语，激时人之图自强，此可谓知时之言也。故清史尚无“邦交志”，则清史无从理解，即今日中国之时局亦无从探研。主持《清史稿》诸公能不为成法所束，而创“邦交志”一门，足证诸公之能审时察势，亦足证今日中国思想之进步也。

《清史稿》“邦交志”虽为新创，然《邦交志》之书法及其根本史学观念则纯为袭旧。批评者倘以“《邦交志》非史也”一语加之，亦不为过当。近百年来中外关系之大变迁何在？其变迁之根本理由又何在？《邦交志》非特无所贡献，且直不知此二问题为撰《邦交志》者之主要问题也。至于近百年来中外交涉之重要案件，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同治修约、马加理案、伊犁案、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瓜分与排外、东三省之国际问题等，皆《邦交志》所不理解者也。《邦交志》既不说明各案之所以成问题，又不指定各案结束之得失，其史学上之价值可想而知。

或谓《邦交志》既循旧史体裁，不可以新史学之眼光评论之。所谓时代之背景及时代之变迁，皆旧史家所不注意者，不可专以责难《邦交志》也。虽然，旧史界对于史事真确之审定及事与事之轻重权衡，自有其严密之纪律在焉。《邦交志》述事之失实比比皆是，后当列举。至于史事轻重之缺评断，请就“英吉利”部论之。

《邦交志》共为八卷，俄、英、法、美、德、日六国为一卷，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日斯巴尼亚、比利时、意大利合为一卷，奥斯马加、秘鲁、巴西、葡萄牙、墨西哥、刚果又合为一卷。其中以英吉利部为最多，共二十八页，页二十六行，行三十字。《邦交志》对于中英关系之轻重评断，可从下表知其梗概：

论中、英西藏交涉者，共一百四十行。

论鸦片战争者，百零五行。

论马加理案及烟台条约者，五十二行。

论中央缅甸交涉者，前后共四十六行。

论鸦片税则者，四十四行。

论道光十六年以前中英关系者，四十行。

论咸丰七年至十年之战争者（内包括广州之役、大沽之役、《天津条约》、通州之役、外兵入京、圆明园之被焚及《北京条约》）共三十六行。

论《马凯条约》者，三十二行。

论沪宁铁路者，二十三行。

论同治时代中、英交涉者，十二行。

论庚子拳民者，九行。

论德宗大婚英赠自鸣钟者，三行。

论九龙租地之扩充者，半行。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英人之赠自鸣钟显非军国大事，钟上所刻之祝辞（“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康。”见《邦交志》二第十七页）非字字载诸史乘不可，而于九龙之展界，则以半行了之，轻重颠倒，史家之判断何在？《邦交志》于记事既无轻重之权衡，于史事真确之审定想必慎之又慎；然细加考察，则又知其不然。兹特列举数端，以供读者参考：

甲、俄罗斯部：

（1）俄罗斯地跨亚细亚、欧罗巴两洲北境。

按欧洲北境不属俄者，尚有瑞典、挪威、不列颠诸国。与其说俄有欧之北境，不若说俄有欧之东半，盖东半仅博耳干半岛不属俄也。

（2）十二年及十七年俄察罕汗两附贸易人至京奏书。

会荷兰贡使至。

三十三年遣使入贡。

按道光以前，西洋各国派使来华以通和好者凡十数次。每次均携有本国元首致中国皇帝或宰相文书及礼物，朝臣或不知此中实情，或知之而故意粉饰以欺上，概称外邦之公使为贡使，公文为奏折，礼物为贡物；甚至翻译官曲解捏造，改平等之文书为奏禀，史家似不应不加以修正。《邦交志》之谬误类此者，不胜枚举，下不复赘。

（3）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

按俄国无近大西洋之边界。

（4）后遂有四国联盟合从称兵之事。

按咸丰八年、九年、十年，有英、法二国联盟称兵之事，无四国联盟称兵之事。英、法屡求美国加入盟约，美允合作交涉，不允联盟称兵。俄国事先向英、法声明，中国既未违犯《中俄条约》，俄无宣战之理，且向中国自称为中国唯一之友。

（5）俄帝遂遣海军中将尼泊尔斯克为贝加尔号舰长，使视察堪察加鄂霍次克海兼黑龙江探险之任，与木喇福岳福偕乘船入黑龙江。

按尼泊尔斯克（Nevelsky）与木喇福岳福（Muraviev）并非同时同路入黑龙江。尼氏之任专任探险，由堪察加南驶，路过库页岛，发现库页实系一岛非半岛，后由黑龙江口溯流而上，事在道光二十九年，即公元1849年。木氏率舰队由石勒克河（Shelka）入黑龙江顺流而下，事在咸丰四年，即公元1854年。路对东西，时距五年，何能“偕乘船入黑龙江”乎？

（6）十年秋，中国与英、法再开战，联军陷北京，帝狩热河，命恭亲王议和。伊格那提业福出任调停，恭亲王乃与英、法订《北京和约》。伊格那提业福要中国政府将两国共管之乌苏里河以东至海之地让与俄以为报。十月与定《北京续约》。

按是役伊格那提业福之外交，非“出任调停”“让与俄以为报”二语足以传其实。伊氏告英、法公使曰：“中廷态度顽固，惟武力能屈服之。吾与中国之执政者颇相识，愿竭力劝其就范。”同时又告恭亲王曰：“英怀叵测，吾愿调度以减其锋。”迄中、英《北京条约》既定，英兵有不即撤之势。伊氏又言于恭亲王曰：“英之野心于此可，见吾往说之，或可挽回。”后数日，英兵果退，而伊氏居其功。实则额尔金爵士（Lord Elgin）全无违约不退兵之意，其不即撤者，一时交通之困难也。伊氏有何功可言，反挟此要索，而恭亲王不察，遂割吉林省之海岸以报之。此事久已成中外之笑柄，岂撰《邦交志》者至今未省耶？何不揭伊氏之奸诈以告国人。[参见Cordier, L’Expedition de Chirede l860 (Paris, 1906), PP.121, 187, 209, 241. 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evols. London, 1900), Vol.1, pp.157-359]

（7）崇厚将赴黑海画押回国，而恭亲王奕䜣等以崇厚所定条款损失甚大，请饬下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金顺、锡龄等，将各条分别酌核密陈。于是李鸿章及一时言事之臣交章弹劾，而洗马张之洞抗争尤力。

按当时言事之臣诚如《邦交志》所云“交章弹劾”，张之洞至欲治崇厚以极刑，然李鸿章之议论则反是。其复议《伊犁条约》奏折虽明陈通商与分界之弊，然谓通商一项可在用人行政上补救，分界一项则势难争，即争得伊犁西南境，亦且难守。李之主旨在承认崇厚之条约也。其致总署及朋僚书更明言崇厚交涉之失败在势不在人。李氏对伊犁之态度始终一贯，当同治末年、光绪元年政府议海防、塞防孰缓孰急之际，李氏即主暂弃新疆以重海防。新疆尚可弃，何况伊犁之一隅？无怪以后于崇厚之约，李氏与言事之臣大相径庭也。（参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页十八至十九，又卷三十五页十五至十九；“朋僚函稿”卷十五页十，又卷十六页五、页七、页十二、页十七，又卷十七页十八；“译署函稿”卷十页十七。当时言论不止分主和与主战两派，可参看《刘忠诚公文牍》八页二十八至二十九。）

（8）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俄以德占胶州湾为口实，命西伯利亚舰队入旅顺口，要求租借旅顺、大连两港，且求筑造自哈尔滨至旅顺之铁路权……俄皇谓许景澄曰：“俄船借泊，一为胶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占据。”光绪二十四年，限三月初六日订约。……既而俄提督率兵登岸，张接管旅大示限中国官吏交金州城。中国再与交涉，俄始允兵屯城外。遂定约，将旅顺口及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

按中国之租旅大与俄，大半固由于俄人兵力之压迫，即《邦交志》所谓舰队入旅顺口率兵登岸，兵屯城外诸行动是也。然不尽然。近苏俄政府所发表帝俄时代外交公文中有二电稿，颇能补吾人知识之不足。是年俄人在北京主持交涉者系署理公使巴布罗福（Pavloff）及户部大臣威特（Witte）之代表博可笛洛夫（Pokotiloff），二月十六日博氏致威特电云：“今日吾偕署使与李鸿章、张荫桓密谈，吾告以倘旅大之事能于限期之内俄国未施极端手段之前签订条约，愿各酬银五十万两。彼二人均诉其地位之艰难，云近日中国官吏大为旅大事所激动，中国皇帝接收无数奏折，力主勿许俄之要求，中国驻英公使电告总理衙门：英廷反对俄之条款。”二月二十三日博氏又密电威特云：“吾今日面交银五十万两与李鸿章，李甚欢悦，并嘱吾代为致谢阁下。吾同时发电与洛第斯坦恩[Rothstein（银行家）]，吾尚无机会交银与张荫桓，张氏之行动甚谨慎。”或者李氏之意以旅大之租借势不能免，五十万之巨款何妨收之。然李氏既与俄国订同盟密约（此事《邦交志》不提，然其为事实则无可疑，中国政府已在华府发表其条款），而俄国又以助华防护为口实，则俄国碍难先以武力施之于其所防护者，俄人之以定约在限期未满之先为纳贿之条件者，其故即在渡过此外交之难关。旅大之丧失史，固不如《邦交志》所传之简单也。

（9）前清末年东三省之外交。

按东三省之外交，尚有一重大变迁为《邦交志》所未提及者，日俄战争以后，美国资本家极望投资于东三省铁路。初议由美收买南满铁路，事将成，而日政府忽翻案。后美国又拟借款与中国，以筑锦瑷铁路。日俄见美国资本家之野心，乃立一九○八年之协约，划内蒙古之东部及南满为日本势力范围，余为俄国之势力范围，互相协助，以防第三者之侵入。此条约即日本以后“二十一条”之雏形也。《邦交志》于日、俄、美三部均不提及此事，何疏略一至于此？

乙、英吉利部：

（1）而贡使罗尔美都……

英王乃遣领事律劳卑来粤。

按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派遣来华之公使原名Lord Amherst，中文译为“罗尔美都”。盖以“罗”译Lord，而以“尔美都”译Amherst也。道光十四年，英国派遣来粤之领事，原名Lord Napier中文译为“律劳卑”。盖以“律”译Lord，而以“劳卑”译Napier也。译法载于前清档案，固非《邦交志》所独创，若不加以解释，学者实无法领会也。

（2）及事亟，断水路饷道，义律乃使各商缴所存烟土凡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则徐命悉焚之，而每箱偿以茶叶五斤。复令各商具“永不售卖烟土”结。于是烟商失利，遂皆觖望。义律耻见挫辱，乃鼓动国人，冀国王出干预。……义律遂以为鸦片兴衰实关民生国计。

按鸦片战争为中外关系史上最要之一章，《邦交志》论战争发生之原因仅此数行，细审之，不外“义律耻见挫辱”及“义律遂以为鸦片兴衰实关民生国计”二语。实则鸦片战争之远因近因十分复杂。英人至今不认为鸦片战争也，英人虽不免偏持己见，然非全无理由。试读义律致林则徐之《抗议书》，及巴马斯登（Palmerston）《致中国宰相书》，即知其理由何在。英人承认禁烟乃中国之内政问题，然谓禁烟须有其法。中国不能因禁烟而封锁一切外商于洋行，撤其仆役，绝其粮食，即领事亦不稍示优待。且中国之烟禁忽严忽弛。在严禁之时，中国官吏又与中外商人朋比为奸，视国法如同虚设。林则徐一至广东，即用超然强硬之手段，使欲悔改者亦无从悔改。文明国之政治措置宜于是乎？英国更进而辩曰：战祸实起于中国之攘外政策，中国始终闭关自守，不与外人互约通使，致两国间情息不通，交涉莫由。且中国限外商于广州一埠贸易，而关税无定章。于广州又有公行之设，使外商必须与行商交易，无所谓贸易自由。是以中国对外政策非根本改革不可，故英人决然称兵而不顾焉。平心论之：烟禁之防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厉，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此。闭关之政策虽在中外历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十九世纪之中叶仍株守之，何不审视之甚耶？

冬十月，天培击败英人。

按道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林则徐曾奏报提督关天培在穿鼻尖沙咀屡次轰夷船。但英国将校之报告及士兵之记载，均谓英胜华败。

（3）夏五月，林则徐复遣兵逐英于磨刀洋。时义律先回国请益兵。

按义律（Captain Elliot）充驻粤英领，起自道光十六年冬，直至二十一年秋，先后共五年，五年内并无回国之行。请兵者，以书牍请也。后偕英国舰队来华之交涉员虽与义律同名，实其从兄，非一人也。吾国档案名此交涉员为懿律以别之。

（4）英人见粤防严，谋扰闽。

按道光二十年夏以前，林则徐屡与英舰战，虽未大胜，亦未大败。是夏，英派新舰队来华，不直攻广州，仅封锁之，遂北犯厦门、定海，似则徐必有一制英人者。迨则徐罢职，琦善主政，尽撤海防，于是英人得逞其志，而大势去矣。此中国八十年来论鸦片战争者之公论，亦《邦交志》之所雷同者也。林文忠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为伟人者不在此。道光二十年夏以前，英国大兵未至，在中国洋面者仅二三军舰。所谓九龙及穿鼻之役，英人不认为战争，只认为报复（Reprisal），胜之不武，况并未大胜乎？英舰队抵华后，又不攻广州者，英廷之训令也。英政府之意，以为未宣战以前，倘派舰队至华北耀武扬威，据地为质，或者中国即将屈服，而交涉可在天津进行。且广州远离京都，中国虽败，朝廷必以为边陲小失利，无关大局。必也侵中国之腹地，而后中国得就英之范围。故英人始终以攻入长江为其作战根本策略，彼固不料林氏竟因此而得盛名也。[英廷致驻华代表之训令见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1910), Vol.Ⅰ. Appendix B.]

（5）八月，义律来天津要抚。时大学士琦善任直隶总督，义律以其国巴里满衙门照会中国宰相书，遣人诣大沽口上之。

按所谓巴里满衙门当即英国之国会。义律所递之照会，乃英国外交部大臣巴马斯登爵士（Lord Palmerston）致中国宰相之书，与巴里满毫无关系。义律之旨在交涉，在送哀的美敦书，非要抚也。

（6）陷镇江，杀副都统海龄。

按《东华续录》记镇江事云：“京口陷时，副都统海龄并其妻及次孙殉节。”《〈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九卷亦云：“海龄及全家殉焉。”英人之记载更详，云：“海龄系自焚，搜其尸仅得数骨。英军有叹者曰：‘苦海龄之节操多见于疆场，中国何至战败。’”是则海龄确系自尽，非为英人所杀明矣。[参看Lieutenant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London, 1844), pp.282.]

（7）初，英粤东互市章程，各国皆就彼挂号始输税。法人、美人皆言“我非英属”，不肯从，遂许法美二国互市，皆如英例。

按鸦片战争之前，法商、美商并无就英人挂号始输税之事。战后中、英立通商条约，法美于是要求利益均沾及最惠待遇。耆英、伊里布诸人以为不许法、美之请，其商人必附英商而合从以谋我，许之则惠自我取，法、美反可成为我用，故与定商约如英例。（参看《道光条约》卷四页二至四，又卷五页二至三）

（8）（咸丰）六年秋九月，英人巴夏里致书叶名琛，请循江宁旧约入城，不许。英人攻粤城，不克逞，复请释甲入见，亦不许。冬十月，犯虎门横档各炮台，又为广州义勇所却，乃驰告其国。

按咸丰六年六月初九，两广总督叶名琛派兵上亚鲁号船捕海盗。亚鲁船属华人，是时泊广州，且所捕者亦系华人，故名琛未先照会英人，径派兵上船捕获。英领事巴夏里则谓亚鲁船系在香港注册，悬英国旗，非得英领事之事先许可，华兵不得上船捕人。巴夏里要求名琛即送还被捕者至领事馆审查，且须正式道歉，限期答复，名琛不允。英人遂于九年二十四日炮轰广州，此咸丰末年英、法联军导火线之一也。是年正月，法国教士闪蒲德林（Pere Augnste Chapde Laine）在广西西林遇害。法人称系西林官吏主谋，属与名琛交涉，不得要领，遂决与英联军，此战事导火线之二也。此二者即咸丰末年战争之近因。其远因则以加增通商口岸及传教机会为最要，许外人入广州城次之。《邦交志》仅述其次要者，于其他则一字不提，未免失实过甚。

（9）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随英公使额尔金为行营参赞。

按咸丰末年、同治初年之际，中国外交公文上常见里国太或里国泰之名。此人原任职上海英领事馆，善华语。咸丰四年，上海道与外国领事订《海关行政协定》，许外人充税务司。英领初荐威妥玛，威任一年即辞，继之者即里国太。八年，里以中国税务司资格兼任额尔金之翻译，《天津条约》大半出自其手。桂良、花沙纳及耆英恨之入骨。后升总税务司，因代中国创海军与总理衙门意见不合，遂革职。里国泰原名Horatio Nelson-Lay，《邦交志》谓其为嘉应州人，世仰食外洋，不知有何根据。

（10）时英人以条约许增设长江海口及商埠，欲先察看沿江形势。定约后，即遣水师、领事以轮船入江，溯流至汉口。

按此次察看沿江形势者，即全权公使额尔金，非领事也。

（11）巴夏里入城议约……，宴于东岳庙。巴夏里起曰：“今日之约需面见大皇帝，以昭诚信。”又曰：“远方慕义，欲观光上国久矣。请以军容入。”王愤其语不逊，密商僧格林沁，擒送京师，兵端复作。

按咸丰十年七月，桂良、花沙纳以全权大臣名义，赴天津与英、法公使定条约八款。约甫定，英法忽探知中国交涉实无全权，愤受欺，遂停止交涉，调兵由杨村河西坞迫通州。于是朝廷改派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出与议和。载垣于七月二十七日致书与英、法公使，告以中国完全承认天津八条，望即退兵，英、法答以兵须前进，议和须在通州，屡经交涉，乃定议外兵进至张家湾南五条为止。八月四号，英、法各派翻译官及侍从至通州，与载垣、穆荫面议进京换约觐见、呈国书诸事。英翻译官巴夏里坚持公使入京，须携卫队千人，且云“中国前已允诺，不可失信”。后巴夏里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

目录

CONTENTS

绪论

第一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三章 古代的开化

第四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五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六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七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八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九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十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十一章 前汉的衰亡

第十二章 新室的兴亡

第十三章 后汉的盛衰

第十四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十五章 晋初的形势

第十六章 五胡之乱（上）

第十七章 五胡之乱（下）

第十八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十九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二十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二十一章 唐朝的中衰

第二十二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二十三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二十四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二十五章 北宋的积弱

第二十六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二十七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二十八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二十九章 明朝的盛衰

第三十章 明清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清代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三十三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三十四章 清朝的衰乱

第三十五章 清朝的覆亡

第三十六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绪论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那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作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以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以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氏》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见，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他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激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二）其手和足的作用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所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动物也有进化，但他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须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个体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披上文化的色彩。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原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实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各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拒的方针的。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类以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以往，大都有个突飞猛进的时期。隔着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进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的不肯接受，即积极的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不论自然的和人为的，都系如此）。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须知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借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预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表二者都有）。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两间的现象，除（一）属于自然的；（二）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原于机体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它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教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祝篝车之诮，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

第一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叙述历代的盛衰，此即向来所谓政治史。中国从前的历史，所以被人讥消为帝王的家谱，为相斫书，都由其偏重这一方面之故。然而矫枉过正，以为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无足重轻，也是不对的。现在的人民，正和生物在进化的中途需要外骨保护一样。这话怎样说呢？世界尚未臻于大同之境，人类不能免于彼此对立，就不免要靠着武力或者别种力量互相剥削。在一个团体之内，虽然有更高的权力以判其是非曲直，而制止其不正当的竞争，在各个团体之间却至今还没有，到被外力侵犯之时，即不得不以强力自卫，此团体即所谓国家。一个国家之中，总包含着许多目的简单，有意用人力组成的团体，如实业团体、文化团体等都是。此等团体和别一个国家内性质相同的团体，是用不着分界限的，能合作固好，能合并则更好。无如世界上现在还有用强力压迫人家、掠夺人家的事情，我们没有组织，就要受到人家的压迫、掠夺，而浸至无以自存了。这是现今时代国家所以重要。世界上的人多着呢，为什么有些人能合组一个国家，有些人却要分做两国呢？这个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民族的异同，而民族的根柢，则为文化。世界文化的发达，其无形的目的，总是向着大同之路走的，但非一蹴可几。未能至于大同之时，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通力合作，以共御外侮；文化不相同的则不能然，此即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在现今世界上，非民族的国家固多，然总不甚稳固。其内部能平和相处，强大民族承认弱小民族自决权利的还好，其不然的，往往演成极激烈的争斗；而一民族强被分割的，亦必出死力以求其合；这是世界史上数见不鲜的事。所以民族国家，在现今，实在是一个最重要的组织，若干人民，其文化能互相融和而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而能建立一个强固的国家，都是很不容易的事。苟其能之，则这一个国家，就是这一个民族在今日世界上所以自卫，而对世界的进化尽更大的责任的良好工具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无待于言的。一个大民族，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小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为中国民族主体的，无疑是汉族了。汉族的由来，在从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这是因为从前人地理知识的浅薄，不知道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地方之故。至于邃古时代的记载，自然是没有的。后来虽然有了，然距邃古的时代业已很远，又为神话的外衣所蒙蔽。一个民族不能自知其最古的历史，正和一个人不能自知其极小时候的情形一样。如其开化较晚，而其邻近有先进的民族，这一个民族的古史，原可藉那一个民族而流传，中国却又无有。那么，中国民族最古的情形，自然无从知道了。直至最近，中国民族的由来，才有人加以考究，而其初还是西人，到后来，中国人才渐加注意。从前最占势力的是“西来说”，即说中国民族，自西方高地而来。其中尤被人相信的，为中国民族来自黄河上源昆仑山之说。此所谓黄河上源，乃指今新疆省的于阗河；所谓昆仑山，即指于阗河上源之山。这是因为：（一）中国的开化，起于黄河流域；（二）汉武帝时，汉使穷河源，说河源出于于阗。《史记·大宛列传》说，天子案古图书，河源出于昆仑。后人因汉代去古未远，相信武帝所案，必非无据之故。其实黄河上源，明明不出于阗，若说于阗河伏流地下南出而为黄河上源，则为地势所不容，明明是个曲说。而昆仑的地名，在古书里也是很神秘的，并不能实指其处，这只要看《楚辞》的《招魂》、《淮南子》的《地形训》和《山海经》便知。所以以汉族开化起于黄河流域，而疑其来自黄河上源，因此而信今新疆西南部的山为汉族发祥之地，根据实在很薄弱。这一说，在旧时诸说中，是最有故书雅记做根据的，而犹如此，其他更不必论了。

茫昧的古史，虽然可以追溯至数千年以上，然较诸民族的缘起，则是远后的。所以追求民族的起源实当求之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历史。考古学在中国，是到最近才略见曙光的。其所发现的人类，最古的是1903年河北房山县周口店所发现的北京人。［Peking Man.案此名为安特生所名，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步达生（Davidson Black）名之为Sinanthropus Pekinensis，叶为耽名之曰震旦人，见所著《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商务印书馆本。］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其时约距今40万年。其和中国人有无关系，殊不可知，不过因此而知东方亦是很古的人类起源之地罢了。其和历史时代可以连接的，则为民国十年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及十二三年甘肃临夏、宁定、民勤，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所发见的彩色陶器，和俄属土耳其斯单所发见的酷相似。考古家安特生（J·G·Andersson）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新疆、甘肃而来。但采陶起自巴比仑，事在公元前3500年，传至小亚细亚、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传至希腊，则在前2000年至前1000年，俄属土耳其斯单早有铜器，河南、甘肃、青海之初期则无之，其时必在公元2500年之前，何以传播能如是之速？制铜之术，又何以不与制陶并传？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在新疆考古，所得汉、唐遗物极多，而先秦之物，则绝无所得，可见中国文化在先秦世实尚未行于西北，安特生之说，似不足信了（此说据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二期）。民国十九年以后，山东历城的城子崖，滕县的安上村，都发现了黑色陶器。江苏武进的奄城，金山的戚家墩，吴县的磨盘山、黄壁山，浙江杭县的古荡、良渚，吴兴的钱山漾，嘉兴的双栖，平湖的乍浦，海盐的澉浦，亦得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其中杭县的黑陶，颇与山东相类。又河域所得陶器，皆为条文及席文，南京、江、浙和山东邹县，福建武平，辽宁金县貔子窝及香港的陶器，则其文理为几何形。又山东、辽宁有有孔石斧，朝鲜、日本有有孔石厨刀，福建厦门、武平有有沟石锛，南洋群岛有有沟石斧，大洋洲木器所刻动物形，有的和中国铜器上的动物相像，北美阿拉斯加的土器，也有和中国相像的。然则中国沿海一带，实自有其文化。据民国十七年以后中央研究院在河南所发掘，安阳的侯家庄，濬县的大赉店，兼有彩色黑色两种陶器，而安阳县北的小屯村，即1898、1899年发现甲骨文字之处，世人称为殷墟的，亦有几何文的陶器。又江、浙石器中，有戈、矛及钺，河域惟殷墟有之。鬲为中国所独有，为鼎之前身，辽东最多，仰韶亦有之，甘肃、青海，则至后期才有，然则中国文化，在有史以前，似分东西两系。东系以黑陶为代表，西系以彩陶为代表，而河南为其交会之地。彩陶为西方文化东渐的，代表中国固有的文化的，实为黑陶。试以古代文化现象证之：（一）“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鱼鳖则为常食。（二）衣服材料以麻、丝为主，裁制极其宽博。（三）古代的人民，是巢居或湖居的。（四）其货币多用贝。（五）在宗教上又颇敬畏龙蛇。皆足证其文化起于东南沿海之处；彩陶文化之为外铄，似无疑义了。在古代，亚洲东方的民族，似可分为三系，而其处置头发的方法，恰可为其代表，这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即北族辫发，南族断发，中原冠带。《尔雅·释言》说：“齐，中也。”《释地》说：“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同，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齐”即今之“脐”字，本有中央之义。古代的民族，总是以自己所居之地为中心的，齐州为汉族发祥之地，可无疑义了。然则齐州究在何处呢？我们固不敢断言其即后来的齐国，然亦必与之相近。又《尔雅·释地》说“中有岱岳”，而泰山为古代祭天之处，亦必和我民族起源之地有关。文化的发展，总是起于大河下流的，埃及和小亚细亚即其明证。与其说中国文化起于黄河上流，不如说其起于黄河下流的切于事情了。近来有些人，窥见此中消息，却又不知中国和南族之别，甚有以为中国人即是南族的，这个也不对。南族的特征是断发文身，断发即我国古代的髡刑，文身则是古代的黥刑。以南族的装饰为刑，可见其曾与南族相争斗，而以其俘虏为奴隶。近代的考古学证明长城以北的古物，可分为三类：（一）打制石器，其遗迹西起新疆，东至东三省，而限于西辽河、松花江以北，环绕著沙漠。（二）细石器，限于兴安岭以西。与之相伴的遗物，有类似北欧及西伯利亚的，亦有类似中欧及西南亚的，两者均系狩猎或畜牧民族所为。（三）磨制石器，北至黑龙江昂昂溪，东至朝鲜北境，则系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所为，其遗物多与有孔石斧及类鬲的土器并存，与山东龙口所得的土器极相似。可见我国民族，自古即介居南北两民族之间，而为东方文化的主干了（步达生言仰韶村、沙锅屯的遗骸，与今华北人同，日本清野谦次亦谓貔子窝遗骸，与仰韶村遗骸极相似）。

第二章

中国史的年代

讲历史要知道年代，正和讲地理要知道经纬线一般。有了经纬线，才知道某一地方在地球面上的某一点，和其余的地方距离如何，关系如何。有了年代，才知道某一件事发生在悠远年代中的某一时，当时各方面的情形如何，和其前后诸事件的关系如何。不然，就毫无意义了。

正确的年代，原于（一）正确，（二）不断的记载。中国正确而又不断的记载，起于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周朝厉、宣两王间的共和元年。下距民国纪元2752年，公历纪元841年，在世界各国中，要算是很早的了。但是比之于人类的历史，还如小巫之见大巫。世界之有人类，其正确的年代虽不可知，总得在四五十万年左右。历史确实的纪年，只有二千余年，正像人活了一百岁，只记得一年不到的事情，要做正确的年谱，就很难了。虽然历史无完整的记载，历史学家仍有推求之法。那便是据断片的记载，涉及天地现象的，用历法推算。中国用这方法的也很多。其中较为通行的，一为《汉书·律历志》所载刘歆之所推算，一为宋朝邵雍之所推算。刘歆所推算：周朝867年，殷朝629年，夏朝432年，虞舜在位五十年，唐尧在位七十年。周朝的灭亡，在民国纪元前2167年，公历纪元前256年，则唐尧的元年，在民国纪元前4215年，公历纪元前2305年。据邵雍所推算，则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4268年，公历纪元前2357年。据历法推算，本是极可信据的，但前人的记载，未必尽确，后人的推算，也不能无误，所以也不可尽信。不过这所谓不可信，仅系不密合，论其大概，还是不误的。

《孟子·公孙丑下篇》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尽心下篇》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颂昭王破齐之功，说他“收八百岁之蓄积”。《韩非子·显学篇》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此七百余岁但指周岁）都和刘歆、邵雍所推算，相去不远。古人大略的记忆，十口相传，是不会大错的。然则我国历史上可知而不甚确实的年代，大约在四千年以上了。

自此以上，连断片的记录，也都没有，则只能据发掘所得，推测其大略，是为先史时期。人类学家把人类所用的工具，分别他进化的阶段，最早的为旧石器时期，次之为新石器时期，都在有史以前，更次之为青铜器时期，更次之为铁器时期，就在有史以后了。我国近代发掘所得，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周口店的遗迹，约在旧石器前期之末，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七万年。甘、青、河南遗迹，早的在新石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2600至3500年之间；晚的在青铜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1700至2600年之间。案古代南方铜器的发明，似较北方为早，则实际上，我国开化的年代，或许还在此以前。

周口店-北京人

中国古书上，有的把古史的年代，说得极远而且极确实的，虽然不足为凭，然因其由来甚远，亦不可不一发其覆。案《续汉书·律历志》载蔡邕议历法的话，说《元命苞》、《乾凿度》都以为自开辟至获麟（获麟是《春秋》的末一年，在公元前481年），二百七十六万岁。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则说《春秋纬》称自开辟至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千纪。据《汉书·律历志》刘歆的三统历法，以十九年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三纪为一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年，乃是六百十三元之数，《汉书·王莽传》说莽下三万六千岁历，三万六千被乘于九十一，就是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年了。这都是乡壁虚造之谈，可谓毫无历史上的根据。

第三章

古代的开化

中国俗说，最早的帝王是盘古氏。古书有的说他和天地开辟并生，有的说他死后身体变化而成日月、山河、草木等。（徐整《三五历记》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五运历年记》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虻。”）这自然是附会之辞，不足为据。《后汉书·南蛮传》说：汉时长沙、武陵蛮（长沙、武陵，皆后汉郡名。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县。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县）的祖宗，唤做盘瓠，乃是帝喾高辛氏的畜狗。当时有个犬戎国，为中国之患。高辛氏乃下令，说有能得犬戎吴将军的头的，赏他黄金万镒，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令下之后，盘瓠衔了吴将军的头来。遂背了高辛氏的公主，走入南山，生了五男五女，自相夫妻，成为长沙、武陵蛮的祖宗。现在广西一带，还有祭祀盘古的。闽浙的畬民，则奉盘瓠为始祖，其画像仍作狗形。有人说：盘古就是盘瓠，这话似乎很确。但是《后汉书》所记，只是长沙、武陵一支，而据古书所载，则盘古传说，分布之地极广，而且绝无为帝喾畜狗之说（据《路史》：会昌有盘古山，湘乡有盘古堡，雩都有盘古祠，成都、淮安、京兆皆有盘古庙。会昌，今江西会昌县。湘乡，今湖南湘乡县。雩都，今江西雩都县。成都，今四川成都县。淮安，今江苏淮安县。京兆，今西京），则盘古、盘瓠，究竟是一是二，还是一个疑问。如其是一，则盘古本非中国民族的始祖；如其是二，除荒渺的传说外，亦无事迹可考；只好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了。

汉书

盘古

在盘古之后，而习惯上认为很早的帝王的，就是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之名，见于《周官》外史氏，并没说他是谁。后来异说甚多（三皇异说：《白虎通》或说，无遂人而有祝融。《礼记·曲礼正义》说，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无燧人而有女娲。案《淮南子·天文训》、《览冥训》，《论衡·谈天》、《顺鼓》两篇，都说共工氏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缺，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而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说系共工氏与祝融战，则女娲、祝融一人。祝融为火神，燧人是发明钻木取火的，可见其仍系一个部族。五帝异说：则汉代的古学家，于黄帝，颛顼之间，增加了一个少昊，于是五帝变成六人。郑玄注《中候敕省图》，乃谓德合五帝坐星，即可称帝，故“实六人而为五”。然总未免牵强。东晋晚出的《伪古文尚书》的《伪孔安国传序》，乃将三皇中的燧人除去，而将黄帝上升为三皇，于是六人为五的不通，给他弥缝过去了。《伪古文尚书》今已判明其为伪，人皆不之信，东汉古学家之说，则尚未显被推翻。但古学家此说，不过欲改五德终始说之相胜为相生，而又顾全汉朝之为火德，其作伪实无以异，而手段且更拙。案五德终始之说，创自邹衍，本依五行相胜的次序。依他的说法，是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所以秦始皇自以为水德，而汉初自以为土德。到刘向父子出，改五德的次序为五行相生，又以汉为尧后。而黄帝的称号为黄，黄为土色，其为土德，无可移易。如此，依五帝的旧次，颛顼金德，帝喾水德，尧是木德，与汉不同德了。于其间增一少昊为金德，则颛顼水德，帝喾木德，尧为火德，与汉相同；尧以后则虞土，夏金，殷水，周木，而汉以火德承之，秦人则被视为闰位，不算入五德相承次序。这是从前汉末年发生，至后汉而完成的一套五德终始的新说，其说明见于《后汉书·贾逵传》，其不能据以言古代帝王的统系是毫无疑义的了），其较古的，还是《风俗通》引《含文嘉》，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之说。燧人、伏羲、神农，不是“身相接”的，五帝则有世系可考。据《史记·五帝本纪》及《大戴礼记·帝系篇》，其统系如下：

案五帝之说，原于五德终始，五德终始之说，创自邹衍，邹衍是齐人，《周官》所述的制度，多和《管子》相合，疑亦是齐学。古代本没有一个天子是世代相承的；即一国的世系较为连贯的，亦必自夏以后。夏、殷两代，后世的史家都认为是当时的共主，亦是陷于时代错误的。据《史记·夏本纪》、《史纪·殷本纪》所载，明明还是盛则诸侯来朝，衰则诸侯不至，何况唐、虞以上？所以三皇、五帝，只是后人造成的一个古史系统，实际上怕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但自夏以后，一国的世系，既略有可考；而自黄帝以后，诸帝王之间，亦略有不很正确的世系，总可藉以推测古史的大略了。

古代帝王的称号，有所谓德号及地号（服虔说，见《礼记·月令》《疏》），德号是以其所做的事业为根据的，地号则以其所居之地为根据。案古代国名、地名，往往和部族之名相混，还可以随着部族而迁移，所以虽有地号，其部族究在何处，仍难断言。至于德号，更不过代表社会开化的某阶段；或者某一个部族，特长于某种事业；并其所在之地而不可知，其可考见的真相，就更少了。然既有这些传说，究可略据之以为推测之资。传说中的帝王，较早而可考见社会进化的迹象的，是有巢氏和燧人氏。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见于《韩非子》的《五蠹篇》。稍后则为伏羲、神农。伏羲氏始画八卦，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日中为市，见于《易经》的《系辞传》。有巢、燧人、神农都是德号，显而易见。伏羲氏，《易传》作包牺氏，包伏一声之转。据《风俗通》引《含文嘉》，是“下伏而化之”之意，羲化亦是一声。他是始画八卦的，大约在宗教上很有权威，其为德号，亦无疑义。这些都不过代表社会进化的一个阶段，究有其人与否，殊不可知。但各部族的进化，不会同时，某一个部族，对于某一种文化，特别进步得早，是可能有的。如此，我们虽不能说在古代确有发明巢居、取火、佃渔、耕稼的帝王，却不能否认对于这些事业，有一个先进的部族。既然有这部族，其时地就该设法推考了。伏羲古称为太昊氏，风姓，据《左氏》僖公二十一年所载，任、宿、须句、颛臾四国，是其后裔。任在今山东的济宁县，宿和须句都在东平县，颛臾在费县。神农，《礼记·月令》《疏》引《春秋说》，称为大庭氏。《左氏》昭公十八年，鲁有大庭氏之库。鲁国的都城，即今山东曲阜县（《帝王世纪》说伏羲都陈，乃因左氏有“陈太昊之墟”之语而附会，不足信，见下文。又说神农氏都陈徙鲁，则因其承伏羲之后而附会的）。然则伏羲、神农，都在今山东东南部，和第十九章所推测的汉族古代的根据地，是颇为相合的了。

神农亦称炎帝，炎帝之后为黄帝，炎、黄之际，是有一次战事可以考见的，古史的情形，就更较明白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弗能征，而蚩尤氏最为暴。”“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又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名轩辕，他书亦有称为轩辕氏的。案古书所谓名，兼包一切称谓，不限于名字之名。）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其说有些矛盾。《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的《五帝德》，是大同小异的，《大戴礼记》此处，却只有和炎帝战于阪泉，而并没有和蚩尤战于涿鹿之事。神农、蚩尤，都是姜姓。《周书·史记篇》说“阪泉氏徙居独鹿”，独鹿之即涿鹿，亦显而易见。然则蚩尤、炎帝，即是一人，涿鹿、阪泉，亦系一地。《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转引《世本》，说涿鹿在彭城南，彭城是今江苏的铜山县（服虔谓涿鹿为汉之涿郡，即今河北涿县。皇甫谧、张晏谓在上谷，则因汉上谷郡有涿鹿县而云然，皆据后世的地名附会，不足信。汉涿鹿县即今察哈尔涿鹿县）。《世本》是古书，是较可信据的，然则汉族是时的发展，仍和鲁东南不远了。黄帝之后是颛顼，颛顼之后是帝喾，这是五帝说的旧次序。后人于其间增一少昊，这是要改五德终始之说相胜的次序为相生，又要顾全汉朝是火德而云然，无足深论。但是有传于后，而被后人认为共主的部族，在古代总是较强大的，其事迹仍旧值得考据，则无疑义。《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说：炎帝、黄帝、少昊都是都于曲阜的，而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少昊氏邑于穷桑，颛顼则始都穷桑，后徙帝丘。它说“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帝王世纪》，向来认为不足信之书，但只是病其牵合附会，其中的材料，还是出于古书的，只要不轻信其结论，其材料仍可采用。《左氏》定公四年说伯禽封于少昊之墟，昭公二十年说：“少昊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则穷桑近鲁，少昊氏都于鲁之说，都非无据。帝丘地在今河北濮阳县，为后来卫国的都城。颛顼徙帝丘之说，乃因《左氏》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而附会，然《左氏》此说，与“陈大昊之墟”，“宋大辰之虚”，“郑祝融之虚”并举，大辰，无论如何，不能说为人名或国名（近人或谓即《后汉书》朝鲜半岛的辰国，证据未免太乏），则太昊、祝融、颛顼，亦系天神，颛顼徙都帝丘之说，根本不足信了。《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此即后人指为少昊的。“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生高阳。”高阳即帝颛顼。后人以今之金沙江释此文的江水，鸦龙江释此文的若水，此乃大误。古代南方之水皆称江。《史记·殷本纪》引《汤诰》，说“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既修，万民乃有居。”其所说的江，即明明不是长江（淮、泗、汝皆不入江，而《孟子·滕文公上篇》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亦由于此）。《吕览·古乐篇》说：“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可见若水实与空桑相近。《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焉，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说文》桑字作，若水之若，实当作，仍系桑字，特加以象根形，后人认为若字实误。《楚辞》的若木，亦当作桑木，即神话中的扶桑，在日出之地（此据王筠说，见《说文释例》）。然则颛顼、帝喾，踪迹仍在东方了。

黄帝

颛顼

尧

继颛顼之后的是尧，继尧之后的是舜，继舜之后的是禹。尧、舜、禹的相继，据儒家的传说，是纯出于公心的，即所谓“禅让”，亦谓之“官天下”。但《庄子·盗跖篇》有尧杀长子之说，《吕览·去私》、《求人》两篇，都说尧有十子，而《孟子·万章上篇》和《淮南子·泰族训》，都说尧只有九子，很像尧的大子是被杀的（俞正燮即因此疑之，见所著《癸巳类稿·奡证》）。后来《竹书纪年》又有舜囚尧，并偃塞丹朱，使不与尧相见之说。刘知幾因之作《疑古篇》，把尧、舜、禹的相继，看作和后世的篡夺一样。其实都不是真相。古代君位与王位不同，在第三章中，业经说过。尧、舜、禹的相继，乃王位而非君位，这正和蒙古自成吉思汗以后的汗位一样。成吉思汗以后的大汗，也还是出于公举的（详见第二十七章）。前一个王老了，要指定一人替代，正可见得此时各部族之间，已有较密切的关系，所以共主之位，不容空阙。自夏以后，变为父子相传，古人谓之“家天下”，又可见得被举为王的一个部族，渐次强盛，可以久居王位了。

尧、舜、禹之间，似乎还有一件大事，那便是汉族的开始西迁。古书中屡次说颛顼、帝喾、尧、舜、禹和共工，三苗的争斗（《淮南子·天文训》、《兵略训》，都说共工与颛顼争，《原道训》说共工与帝喾争。《周书·史记篇》说：共工亡于唐氏。《书经·尧典》说：舜流共工于幽州。《荀子·议兵篇》说：禹伐共工。《书经·尧典》又说：舜迁三苗于三危。

舜

《甫刑》说：“皇帝遏绝苗民，无世在下。”皇帝，《疏》引郑注以为颛顼，与《国语》、《楚语》相合。而《战国·魏策》，《墨子》的《兼爱》、《非攻》，《韩非子》的《五蠹》，亦均载禹征三苗之事）。共工、三苗都是姜姓之国，似乎姬、姜之争，历世不绝，而结果是姬姓胜利的。我的看法，却不是如此。《国语·周语》说：“共工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卑，鲧称遂共工之过，禹乃高高下下，疏川导滞。”似乎共工和鲧，治水都是失败的，至禹乃一变其法。然《礼记·祭法篇》说“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则共工氏治水之功，实与禹不相上下。后人说禹治水的功绩，和唐、虞、夏间的疆域，大抵根据《书经》中的《禹贡》，其实此篇所载，必非禹时实事。《书经》的《皋陶谟》载禹自述治水之功道：“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九川特极言其多。四海的海字，乃晦暗之义。古代交通不便，又各部族之间，多互相敌视，本部族以外的情形，就茫昧不明，所以夷、蛮、戎、狄，谓之四海（见《尔雅·释地》，中国西北两面均无海，而古称四海者以此）。州、洲本系一字，亦即今之岛字，说见第十四章。《说文》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此系唐、虞、夏间九州的真相，决非如《禹贡》所述，跨今黄河、长江两流域。同一时代的人，知识大抵相类，禹的治水，能否一变共工及鲧之法，实在是一个疑问。堙塞和疏导之法，在一个小区域之内，大约共工、鲧、禹，都不免要并用的。但区域既小，无论堙塞，即疏导，亦决不能挽回水灾的大势，所以我疑心共工、鲧、禹，虽然相继施功，实未能把水患解决，到禹的时代，汉族的一支，便开始西迁了。尧的都城，《汉书·地理志》说在晋阳，即今山西的太原县。郑玄《诗谱》说他后迁平阳，在今山西的临汾县。《帝王世纪》说舜都蒲阪，在今山西的永济县。又说禹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安邑是今山西的夏县。这都是因后来的都邑而附会。《太平御览·州郡部》引《世本》说：尧之都后迁涿鹿；《孟子·离娄下篇》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这都是较古之说。涿鹿在彭城说已见前。诸冯、负夏、鸣条皆难确考。然鸣条为后来汤放桀之处，桀当时是自西向东走的，则鸣条亦必在东方。而《周书·度邑解》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这虽不就是禹的都城，然自禹的儿子启以后，就不闻有和共工、三苗争斗之事，则夏朝自禹以后，逐渐西迁，似无可疑。然则自黄帝至禹，对姜姓部族争斗的胜利，怕也只是姬姓部族自己夸张之辞，不过只有姬姓部族的传说留遗下来，后人就认为事实罢了。为什么只有姬姓部族的传说留遗于后呢？其中仍有个关键。大约当时东方的水患是很烈的，而水利亦颇饶。因其水利颇饶，所以成为汉族发祥之地。因其水患很烈，所以共工、鲧、禹相继施功而无可如何。禹的西迁，大约是为避水患的。当时西边的地方，必较东边为瘠，所以非到水久治无功时，不肯迁徙。然既迁徙之后，因地瘠不能不多用人力，文明程度转而因此进步，而留居故土的部族，反落其后了。这就是自夏以后，西方的历史传者较详，而东方较为茫昧之故。然则夏代的西迁，确是古史上的一个转折，而夏朝亦确是古史上的一个界划了。

第四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夏代事迹，有传于后的，莫如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一事。这件事，据《左氏》、《周书》、《墨子》、《楚辞》所载（《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周书·尝麦解》，《墨子·非乐》，《楚辞·离骚》），大略是如此的。禹的儿子启，荒于音乐和饮食。死后，他的儿子太康兄弟五人，起而作乱，是为五观。太康因此失国，人民和政权，都入于有穷后羿之手。太康传弟仲康，仲康传子相（夏朝此时失掉的是王位，并非君位，所以仍旧相传）。羿因荒于游畋，又为其臣寒浞所杀。寒浞占据了羿的妻妾，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唤做浇，一个唤做豷。夏朝这时候，依靠他同姓之国斟灌和斟寻。寒浞使浇把他们都灭掉，又灭掉夏后相。使浇住在唤做过，豷住在唤做戈的地方。夏后相的皇后是仍国的女儿，相被灭时，正有身孕，逃归母家，生了一个儿子，是为少康。做了仍国的牧正。寒浞听得他有才干，使浇去寻找他。少康逃到虞国。虞国的国君，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又把唤做纶的地方封他。有一个唤做靡的，当羿死时，逃到有鬲氏，就从有鬲氏收合斟灌、斟寻的余众，把寒浞灭掉。少康灭掉了浇，少康的儿子杼又灭掉了豷。穷国就此灭亡。这件事，虽然带些神话和传说的性质，然其匡廓尚算明白，颇可据以推求夏代的情形。旧说的释地，是全不足据的。《左氏》说“后羿自迁于穷石”，又说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则穷石即非夏朝的都城，亦必和夏朝的都城相近。《路史》说安丰有穷谷、穷水，就是穷国所在，其地在今安徽霍邱县。《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说：有穷是偃姓之国，皋陶之后。据《史记·五帝本纪》，皋陶之后，都是封在安徽六安一带的。过不可考。戈，据《左氏》，地在宋，郑之间（见《左传》哀公十二年）。《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仍，《穀梁》作任，地在今山东的济宁县。虞国当系虞舜之后，旧说在今河南的虞城县。《周书》称太康兄弟五人为“殷之五子”。又说：“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殷似即后来的亳殷，在今河南的偃师县（即下文所引《春秋繁露》说汤作官邑于下洛之阳的。官宫两字古通用，作官邑就是造房屋和城郭。商朝的都城所在，都称为亳，此地大约本名殷，商朝所以又称殷朝）。彭寿该是立国于彭城的。案《世本》说禹都阳城，地在今河南的登封县，西迁未必能如此之速。综观自太康至少康之事，似乎夏朝的根据地，本在安徽西部，而逐渐迁徙到河南去，入于上章所引《周书》所说的“自洛汭延于伊汭”这一个区城的。都阳城该是夏朝后代的事，而不是禹时的事。从六安到霍邱，地势比较高一些，从苏北鲁南避水患而迁于此，又因战争的激荡而西北走向河南，似乎于情事还合。

太康

启

但在这时候，东方的势力，亦还不弱，所以后来夏朝卒亡于商。商朝的始祖名契，封于商。郑玄说地在大华之阳，即今陕西的商县，未免太远。《史记·殷本纪》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世本》说契居蕃，契的儿子昭明居砥石，昭明的儿子相土居商丘，扬雄《兖州牧箴》说“成汤五徙，卒归于亳”，合之恰得八数。蕃当即汉朝的蕃县，为今山东的滕县。商丘，当即后来宋国的都城，为今河南的商丘县。五迁地难悉考。据《吕览·慎大》、《具备》两篇，则汤尝居郼，郼即韦，为今河南的滑县。《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说“汤受命而王，作官邑于下洛之阳”，此当即亳殷之地。《诗·商颂》说：“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顾在今山东的范县。昆吾，据《左氏》昭公十二年《传》楚灵王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该在今河南的许昌县，而哀公十七年，又说卫国有昆吾之观，卫国这时候，在今河北的濮阳县，则昆吾似自河北迁于河南。《史记·殷本纪》说：“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左氏》昭公四年“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韩非子·十过篇》亦有这话，仍作娀，则有娀，即有仍。鸣条为舜卒处，已见上章。合观诸说，商朝似乎兴于今鲁、豫之间，汤先平定了河南的北境，然后向南攻桀，桀败后是反向东南逃走的。观桀之不向西走而向东逃，可见此时伊、洛以西之地，还未开辟。

商汤

周文王

据《史记》的《夏本纪》、《殷本纪》，夏朝传国共十七代，商朝则三十代。商朝的世数所以多于夏，大约是因其兼行兄终弟及之制而然。后来的鲁国，自庄公以前，都是一生一及，吴国亦有兄终弟及之法，已见第二章，这亦足以证明商朝的起于东方。商朝的事迹，较夏朝传者略多。据《史记》：成汤以后，第四代大甲，第九代大戊，第十三代祖乙，第十九代盘庚，第二十二代武丁，都是贤君，而武丁之时，尤其强盛。商朝的都城，是屡次迁徙的。第十代仲丁迁于隞地，在今河南荥泽县（隞，《书序》作嚣，《书序》不一定可信，所以今从《史记》。隞的所在，亦有异说。但古书皆东周至汉的人所述，尤其大多数是汉朝人写下来的，所以用的大抵多是当时的地名，所以古书的释地，和东周、秦汉时地名相近的，必较可信。如隞即敖，今之荥泽县，为秦汉间敖仓所在，以此释仲丁所迁之隞，确实性就较大些。这是治古史的通例，不能一一具说，特于此发其凡）。第十二代河亶甲居相，在今河南内黄县。第十三代祖乙迁于邢，在今河北邢台县。到盘庚才迁回成汤的旧居亳殷。第二十七代武乙，复去亳居河北。今河南安阳县北的小屯村，即发现龟甲兽骨之处，据史学家所考证，其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殷墟，不知是否武乙时所都。至其第三十代即最后一个君主纣，则居于朝歌，在今河南淇县。综观商朝历代的都邑，都在今河南省里的黄河两岸，还是汤居郼，营下洛之阳的旧观。周朝的势力，却更深入西北部了。

盘庚

周武王

周朝的始祖名弃，是舜之时居稷官的，封于邰。历若干代，至不，失官，奔于戎狄之间。再传至公刘，居邠，仍从事于农业。又十传至古公亶父，复为狄所逼，徙岐山下。邰，旧说是今陕西的武功县。邠是今陕西的邠县，岐是今陕西的岐山县。近人钱穆说，《左氏》昭公元年说金天氏之裔子台骀封于汾川，《周书·度邑篇》说武王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即邠，邰则因台骀之封而得名，都在今山西境内。亶父踰梁山而至岐，梁山在今陕西韩城县，岐山亦当距梁山不远（见所著《周初地理考》）。据他这说法，则后来文王居丰，武王居镐，在今陕西鄠县界内的，不是东下，乃是西上了。河、汾下流和渭水流域，地味最为肥沃，周朝是农业部族，自此向西拓展，和事势是很合的。古公亶父亦称太王，周至其时始强盛。传幼子季历以及文王，《论语》说他“三分天下有其二”（见《泰伯下篇》）。文王之子武王，遂灭纣。文王时曾打破耆国，而殷人振恐，武王则渡孟津而与纣战，耆国，在今山西的黎城县，自此向朝歌，乃今出天井关南下的隘道，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武王大约是出今潼关到此的，这又可以看出周初自西向东发展的方向。然武王虽胜纣，并未能把商朝灭掉，仍以纣地封其子武庚，而使其弟管叔、蔡叔监之。武王崩，子成王幼，武王弟周公摄政，管、蔡和武庚都叛。据《周书·作雒解》，是时叛者，又有徐、奄及熊、盈。徐即后来的徐国，地在泗水流域，奄即后来的鲁国，熊为楚国的氏族，盈即嬴，乃秦国的姓。可见东方诸侯，此时皆服商而不服周。然周朝此时颇有新兴之气。周公自己东征，平定了武庚和管叔、蔡叔，灭掉奄国。又使其子伯禽平定了淮夷、徐戎。于是封周公于鲁，使伯禽就国，又封太公望于齐，又经营今洛阳之地为东都，东方的旧势力，就给西方的新势力压服了。周公平定东方之后，据说就制礼作乐，摄政共七年，而归政于成王。周公死后，据说又有所谓“雷风之变”。这件事情，见于《书经》的《金縢篇》。据旧说：武王病时，周公曾请以身代，把祝策藏在金縢之匮中。周公死，成玉葬以人臣之礼。天大雷雨，又刮起大风，田禾都倒了，大木也拔了出来。成王大惧，开金縢之匮，才知道周公请代武王之事，乃改用王礼葬周公，这一场灾异，才告平息。据郑玄的说法，则武王死后三年，成王服满了，才称自己年纪小，求周公摄政。摄政之后，管叔、蔡叔散布谣言，说周公要不利于成王，周公乃避居东都。成王尽执周公的属党。遇见了雷风之变，才把周公请回来。周公乃重行摄政。此说颇不合情理，然亦不会全属子虚。《左氏》昭公七年，昭公要到楚国去，梦见襄公和他送行。子服惠伯说：“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据此，周公曾到过楚国，而《史记·蒙恬列传》，亦有周公奔楚之说，我颇疑心周公奔楚及其属党被执，乃是归政后之事。后来不知如何，又回到周朝。周公是否是善终，亦颇有可疑，杀害了一个人，因迷信的关系，又去求媚于其鬼魂，这是野蛮时代常有的事，不足为怪。如此，则两说可通为一。楚国封于丹阳，其地实在丹、淅两水的会口（宋翔凤说，见《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正当自武关东南出之路，据周公奔楚一事，我们又可见得周初发展的一条路线了。

周始祖

周昭王

周穆王

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之时，称为西周的盛世。康王的儿子昭王，“南巡守不返，卒于江上。”（《史记·周本纪》文）。这一个江字，也是南方之水的通称。其实昭王是伐楚而败，淹死在汉水里的，所以后来齐桓公伐楚，还把这件事情去诘问楚国（见《左传》僖公四年）。周朝对外的威力，开始受挫了。昭王子穆王，西征犬戎。其时徐偃王强，《后汉书·东夷传》谓其“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后书》此语，未知何据（《博物志》亦载徐偃王之事，但《后汉书》所据，并不就是《博物志》，该是同据某一种古说的）。《礼记·檀弓下篇》载徐国容居的话，说“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驹王疑即偃王，则《后汉书》之说亦非全属子虚，被压服的东方，又想恢复其旧势了。然穆王使楚伐徐，偃王走死，则仍为西方所压服。穆王是周朝的雄主，在位颇久，当其时，周朝的声势，是颇振起的，穆王死后，就无此盛况了。穆王五传至厉王，因暴虐，为国人所逐，居外十四年。周朝的卿士周公、召公当国行政，谓之共和。厉王死于外，才立其子宣王。宣王号称中兴，然其在位之三十九年，与姜氏之戎战于千畝，为其所败。千畝在今山西的介休县，则周朝对于隔河的地方，业经控制不住，西方戎狄的势力，也渐次抬头了。至于幽王，遂为犬戎和南阳地方的申国所灭。幽王灭亡的事情，《史记》所载的，恢诡有类平话，决不是真相。《左氏》昭公二十六年，载周朝的王子朝告诸侯的话，说这时候“携王干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即东都之地，见《左传》宣公三年）。则幽王死后，西畿之地，还有一个携王。周朝当时，似乎是有内忧兼有外患的。携王为诸侯所废，周朝对于西畿之地，就不能控制了。而且介休败了；出武关向丹、淅的路，又已不通，只有对于东畿，还保存着相当的势力。平王于是迁居洛阳，号称东周，其事在公元前770年。

周幽王

第五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文化是从一个中心点，逐渐向各方面发展的。西周以前所传的，只有后世认为共主之国一个国家的历史，其余各方面的情形，都很茫昧。固然，书阙有间，不能因我们之无所见而断言其无有，然果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方，其事实也决不会全然失传的，于此，就可见得当时的文明，还是限于一个小区域之内了。东周以后则不然，斯时所传者，以各强国和文化较发达的地方的事迹为多，所谓天子之国，转若在无足重轻之列。原来古代所谓中原之地，不过自泰岱以西，华岳以东，大行以南，淮汉以北，为今河南、山东的大部分，河北、山西的小部分。渭水流域的开发，怕还是西周兴起以来数百年间之事。到春秋时代，情形就大不然了。当时号称大国的，有晋、楚、齐、秦，其兴起较晚的，则有吴、越，乃在今山西的西南境，山东的东北境，陕西的中部，甘肃的东部，及江苏、浙江、安徽之境。在向来所称为中原之地的鲁、卫、宋、郑、陈、蔡、曹、许等，反夷为二三等国了。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文化扩张。其原因何在呢？居于边地之国，因为和异族接近，以竞争磨砺而强，而其疆域亦易于拓展，该是其中最主要的。

齐桓公

“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见《左传》隐公六年）即此便可见得当时王室的衰弱。古代大国的疆域，大约方百里，至春秋时则夷为三等国，其次等国大约方五百里，一等国则必方千里以上，已见第三章。当西周之世，合东西两畿之地，优足当春秋时的一个大国而有余，东迁以后，西畿既不能恢复，东畿地方，又颇受列国的剥削，周朝自然要夷于鲁、卫了。古语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这只是当时的一个希望。事实上，所谓王者，亦不过限于一区域之内，并不是普天之下，都服从他的。当春秋时，大约吴、楚等国称雄的区域，原不在周朝所管辖的范围内，所以各自称王。周天子所管辖的区域，因强国不止一个，没有一国能尽数摄服各国，所以不敢称王，只得以诸侯之长，即所谓霸主自居。所以春秋时代，大局的变迁，系于几个霸国手里。春秋之世，首起而称霸的是齐桓公。当时异民族杂居内地的颇多，也有相当强盛的，同族中的小国，颇受其压迫。（一）本来古代列国之间，多有同姓或婚姻的关系。（二）其不然的，则大国受了小国的朝贡，亦有加以保护的义务。

管仲像

（三）到这时候，文化相同之国，被文化不同之国所压迫，而互相救援，那更有些甫在萌芽的微茫的民族主义在内了。所以攘夷狄一举，颇为当时之人所称道。在这一点上，齐桓公的功绩是颇大的。他曾却狄以存邢、卫，又尝伐山戎以救燕（这个燕该是南燕，在今河南的封邱县。《史记》说它就是战国时的北燕，在今河北蓟县，怕是弄错了的，因为春秋时单称为燕的，都是南燕。即北燕的初封，我疑其亦距封邱不远，后来才迁徙到今蓟县，但其事无可考）。而他对于列国，征伐所至亦颇广。曾南伐楚，西向干涉晋国内乱，晚年又曾经略东夷。古人说“五霸桓公为盛”，信非虚语了。齐桓公的在位，系自前685至643年。桓公死后，齐国内乱，霸业遽衰。宋襄公欲继之称霸。然宋国较小，实力不足，前638年，为楚人所败，襄公受伤而死，北方遂无霸主。前632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今山东濮县）。

《孔子圣迹图》之“在川观水”

楚国的声势才一挫。此时的秦国，亦已尽取西周旧地，东境至河，为西方一强国，然尚未能干涉中原之事。秦穆公初和晋国竞争不胜，前624年，打败了晋国的兵，亦仅称霸于西戎。中原之地，遂成为晋、楚争霸之局。前597年，楚庄王败晋于邲（今河南郑县），称霸。前591年卒。此时齐顷公亦图与晋争霸。前589年，为晋所败。前575年，晋厉公又败楚于鄢陵（今河南*县）。然楚仍与晋兵争不息。至前561年，楚国放弃争郑，晋悼公才称复霸。前546年，宋大夫向戌，善于晋、楚的执政，出而合二国之成，为弭兵之会，晋、楚的兵争，至此才告休息。自城濮之战至此，凡八十七年。弭兵盟后，楚灵王强盛，北方诸侯多奔走往与其朝会。然灵王奢侈而好兵争，不顾民力，旋因内乱被弑。此时吴国日渐强盛，而楚国政治腐败，前506年，楚国的都城，为吴阖闾所破，楚昭王藉秦援，仅得复国，楚国一时陷于不振，然越国亦渐强，起而乘吴之后。前496年，阖闾伐越，受伤而死。前494年，阖闾子夫差破越。夫差自此骄侈，北伐齐、鲁，与晋争长于黄池（今河南封邱县）。前473年，越勾践灭吴，越遂徙都琅邪，与齐，晋会于徐州（今山东诸城县），称为霸王。然根基因此不固，至前333年而为楚所灭。

此时已入于战国之世了（春秋时代，始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即鲁隐公元年，为公元前722年，终于前481年，共242年。其明年为战国之始，算至前222年秦灭六国的前一年为止，共259年）。春秋之世，诸侯只想争霸，即争得二三等国的服从，一等国之间，直接的兵争较少，有之亦不过疆场细故，不甚剧烈。至战国时，则（一）北方诸侯，亦不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而先后称王。（二）二三等国，已全然无足重轻，日益削弱，而终至于夷灭，诸一等国间，遂无复缓冲之国。（三）而其土地又日广，人民又日多，兵甲亦益盛，战争遂更烈。始而要凌驾于诸王之上而称帝，再进一步，就要径图并吞，实现统一的欲望了。春秋时的一等国，有发展过速，而其内部的组织，还不甚完密的，至战国时，则臣强于君的，如齐国的田氏，竟废其君而代之；势成分裂的，如晋之赵、韩、魏三家，则索性分晋而独立。看似力分而弱，实则其力量反更充实了。边方诸国，发展的趋势，依旧进行不已，其成功较晚的为北燕。天下遂分为燕、齐、赵、韩、魏、秦、楚七国。六国都为秦所并，读史的人，往往以为一入战国，而秦即最强，这是错误了的。秦国之强，起于献公而成于孝公，献公之立，在公元前385年，是入战国后的九十六年，孝公之立，在公元前361年，是入战国后的一百二十年了。先是魏文侯任用吴起等贤臣，侵夺秦国河西之地。后来楚悼王用吴起，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亦称雄于一时。楚悼王死于公元前381年，恰是入战国后的一百年，于是楚衰而魏惠王起，曾攻拔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县）。后又伐赵，为齐救兵所败，秦人乘机恢复河西，魏遂弃安邑，徙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县）。秦人渡蒲津东出的路，就开通了。然前342年，魏为逢泽之会（在开封），《战国·秦策》称其“乘夏车，称夏王（此“夏”字该是“大”字的意思），朝天子，天下皆从”，则仍处于霸主的地位。其明年，又为齐所败。于是魏衰而齐代起，宣王、湣王两代，俨然称霸东方，而湣王之时为尤盛。相传苏秦约六国，合从以摈秦，即在湣王之时。战国七雄，韩、魏地都较小，又逼近秦，故其势遂紧急，燕、赵则较偏僻，国势最盛的，自然是齐、秦、楚三国。楚袭春秋以来的声势，其地位又处于中部，似乎声光更在齐、秦之上，所以此时，齐、秦二国似乎是合力以谋楚的。《战国策》说张仪替秦国去骗楚怀王：肯绝齐，则送他商於的地方六百里（即今商县之地）。楚怀王听了他，张仪却悔约，说所送的地方只有六里。怀王大怒，兴兵伐秦。两次大败，失去汉中。后来秦国又去诱他讲和，前299年，怀王去和秦昭王相会，遂为秦人所诱执。这种类乎平话的传说，是全不足信的，事实上，该是齐、秦合力以谋楚。然而楚怀王入秦的明年，齐人即合韩、魏以伐秦，败其兵于函谷（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此为自河南入陕西的隘道的东口，今之潼关为其西口）。前296年，怀王死于秦，齐又合诸侯以攻秦；则齐湣王似是合秦以谋楚，又以此为秦国之罪而伐之的，其手段亦可谓狡黠了。先是前314年，齐国乘燕内乱攻破燕国。宋王偃称强东方，前286年，又为齐、楚、魏所灭。此举名为三国瓜分，实亦是以齐为主的，地亦多入于齐。齐湣王至此时，可谓臻于极盛。然过刚者必折。前284年，燕昭王遂合诸侯，用乐毅为将，攻破齐国，湣王走死，齐仅存聊、莒、即墨三城（聊，今山东聊城县。莒，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县）。后来虽藉田单之力，得以复国，然已失其称霸东方的资格了。东方诸国中，赵武灵王颇有才略。他不与中原诸国争衡，而专心向边地开拓。先灭中山（今河北定县），又向今大同一带发展，意欲自此经河套之地去袭秦。前295年，又因内乱而死。七国遂惟秦独强。秦人遂对诸侯施其猛烈的攻击。前279年，秦白起伐楚，取*、邓、西陵。明年，遂破楚都郢，楚东北徙都陈，后又迁居寿春（*，即鄢陵。邓，今河南邓县。西陵，今湖北宜昌县。郢，今湖北江陵县西北。吴阖庐所入之郢，尚不在江陵，但其地不可考，至此时之郢，则必在江陵，今人钱穆、童书业说皆如此），直逃到今安徽境内了。对于韩、魏，亦时加攻击。前260年，秦兵伐韩，取野王，上党路绝，降赵，秦大败赵兵于长平，坑降卒四十万（野王，今河南沁阳县。上党，今山西晋城县。长平，今山西长平县），遂取上党，北定太原。进围邯郸，为魏公子无忌合诸国之兵所败。前256年，周朝的末主赧王为秦所灭。前249年，又灭其所分封的东周君。前246年，秦始皇立。《史记·秦本纪》说，这时候，吕不韦为相国，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大概并吞之计，和吕不韦是很有关系的。后来吕不韦虽废死于蜀，然秦人仍守其政策不变。前230年，灭韩。前228年，灭赵。燕大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不中，秦大发兵以攻燕。前226年，燕王喜奔辽东。前225年，秦人灭魏。前223年，灭楚。前222年，发兵攻辽东，灭燕。前221年，即以灭燕之兵南灭齐，而天下遂统一。

吴起

秦昭王

秦朝的统一，决不全是兵力的关系。我们须注意：此时交通的便利，列国内部的发达，小国的被夷灭，郡县的渐次设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本有趋于统一之势，而秦人特收其成功。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利，则（一）它地处西垂，开化较晚，风气较为诚朴。（二）三晋地狭人稠，秦地广人稀，秦人因招致三晋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战。（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策，裁抑贵族的势力，使能尽力于农战的人民，有一个邀赏的机会。该是其最重要的原因。

第六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中国民族，以同化力的伟大闻于天下，究竟我们对于异族的同化，是怎样一回事呢？说到这一点，就不能不着眼于中国的地理。亚洲的东部，在世界上，是自成其为一个文化区域的。这一个区域，以黄河、长江两流域为其文化的中心。其北为蒙古高原，便于游牧民族的住居。其南的粤江、闽江两流域，则地势崎岖，气候炎热，开化虽甚早，进步却较迟。黄河、长江两流域，也不是没有山地的，但其下流，则包括淮水流域（以古地理言之，则江、河之间，包括淮、济二水。今黄河下流，为古济水入海之道，黄河则在今天津入海），扩展为一大平原，地味腴沃，气候适宜，这便是中国民族的文化最初函毓之处。汉族，很早的就是个农耕民族，惯居于平地。其所遇见的民族，就其所居之地言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住在山地的，古代称为“山戎”，多数似亦以农为业，但其农业不及中国的进步。一种是住在平地，大约是广大的草原上，而以畜牧为业的，古人称为“骑寇”。春秋以前，我族所遇的，以山戎为多，战国以后，才开始和骑寇接触。

夷、蛮、戎、狄，是按着方位分别之辞，并不能代表民族，但亦可见得一个大概。在古代，和中国民族争斗较烈的，似乎是戎狄。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就北逐獯粥，未知确否（如《史记》此说是正确的，则当时的獯粥，决不在后来的獯粥所在之地）。到周朝初年，则和所谓獯粥或称为猃狁，犬戎或称为昆夷、串夷的，争斗甚烈（猃狁亦作狁，犬戎亦作畎戎，戎又作夷。此犬或畎字乃译音，非贱视诋毁之辞，昆夷亦作混夷、绲夷，夷亦可作戎，和串夷亦都是犬字的异译，说见《诗经·皇矣正义》），而后来周朝卒亡于犬戎。犬戎在今陕西的中部，甘肃的东部，泾、渭二水流域间，东周以后，大约逐渐为秦人所征服。在其东方的，《春秋》所载，初但称狄，后分为赤狄、白狄。白狄在今陕西境内，向东蔓延到中山。赤狄在今山西、河北境内，大部为晋所并。（据《左传》和杜预《注》，赤狄种类凡六：曰东山皋落氏，在今山西昔阳县。曰廧咎如，在今山西乐平县。曰潞氏，在今山西潞城县。曰甲氏，在今河北鸡泽县。曰留吁，在今山西屯留县。曰铎辰，在今山西长治县。白狄种类凡三：曰鲜虞，即战国时的中山。曰肥，在今河北藁城县。曰鼓，在今河北晋县。又晋国吕相绝秦，说“白狄及君同州”，则白狄亦有在陕西的）。在周朝的西面的，主要的是后世的氐，羌。氐人在今嘉陵江流域，即古所谓巴。羌人，汉时在今黄河、大通河流域（大通河，古湟水）。据《后汉书》所载，其初本在黄河之东，后来为秦人所攘斥，才逃到黄河以西去的。据《书经·牧誓》，羌人曾从武王伐纣。又《尚书大传》说：武王伐纣的兵，前歌后舞，《后汉书》说这就是汉时所谓巴氐的兵。这话大约是对的，因为汉世还有一种出于巴氐的巴渝舞，有事实为证。然则这两族，其初必不在今四川、甘肃境内，大约因汉族的开拓，而向西南方走去的。和巴连称的蜀，则和后世的賨字是一音之转，亦即近世之所谓暹。据《牧誓》，亦曾从武王伐纣。战国时，还在今汉中之境，南跨成都。后因和巴人相攻，为秦国所并。

扶苏

在东北方的民族，古称为貉。此族在后世，蔓衍于今朝鲜半岛之地，其文明程度是很高的，但《诗经》已说“王锡韩侯，其追其貉”（《韩奕》。追不可考），《周官》亦有貉隶，可见此族本在内地，箕子所封的朝鲜，决不在今朝鲜半岛境内，怕还在山海关以内呢？在后世，东北之族，还有肃慎，即今满洲人的祖宗。《左氏》昭公九年，周朝人对晋国人说。“自武王克商以来，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此燕当即南燕，亳疑即汤所居之郼，则肃慎亦在内地，后乃随中国的拓展而东北徙。《国语·晋语》说：成王会诸侯于岐阳，楚与鲜卑守燎，则鲜卑本是南族，后来不知如何，也迁向东北了。据《后汉书》说：鲜卑和乌丸，都是东胡之后。此两族风俗极相象，其本系一个部落，毫无可疑。东胡的风俗，虽少可考，然汉代历史，传者已较详，汉人说他是乌丸、鲜卑所自出，其说该不至误。南族断发，鲜卑婚姻时尚先髡头，即其原出南族之证。然则东胡也是从内地迁徙出去的了。

在南方的有黎族，此即后世所谓俚。古称三苗为九黎之君，三苗系姜姓之国，九黎则系黎民（见《礼记·缁衣》《疏》引《书经·吕刑》郑《注》）。此即汉时之长沙武陵蛮，为南蛮的正宗。近世所云苗族，乃蛮字的转音，和古代的三苗之国无涉，有人将二者牵合为一，就错了。《史记》说三苗在江、淮、荆州（《史记·五帝本纪》），《战国·魏策》，吴起说三苗之国，在洞庭、彭蠡之间（《史记·吴起列传》，又见《韩诗外传》）。则古代长江流域之地，主要的是为黎族所占据，楚国达到长江流域后，所开辟的，大约是这一族的居地。在沿海一带的，古称为越，亦作粤。此即现在的马来人，分布在亚洲大陆的沿岸和南洋群岛，地理学上称为亚洲大陆的真沿边的。此族有断发文身和食人两种风俗，在后世犹然，古代沿海一带，亦到处有这风俗，可知其为同族。吴、越的初期，都是和此族杂居的。即淮水流域的淮夷、徐戎、山东半岛的莱夷，亦必和此族相杂（《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此被字为髲字之假借字，即断发，可见蛮夷之俗相同。《左传》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可见东夷亦有食人之俗。《续汉书·郡国志》：“临沂有丛亭。”注引《博物志》曰：“县东界次睢，有大丛社，民谓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临沂，今山东临沂县）。随着吴、越等国的进步，此族亦渐进于文明了。西南的大族为濮，此即现在的倮。其居地，本在今河南、湖北两省间（《国语·郑语》韦《注》：濮为南阳之国）。楚国从河南的西南部，发展向今湖北省的西部，所开辟的，大约是此族的居地。此族又从今湖北的西南境，向贵州、云南分布。战国时，楚国的庄蹻，循牂牁江而上，直达滇国（今云南昆明县）所经的，也是这一族之地。庄蹻到滇国之后，楚国的巴，黔中郡（巴郡，今四川江北县。黔中郡，今湖南沅陵县），为秦国所夺，庄蹻不能来，就在滇国做了一个王。其地虽未正式收入中国的版图，亦已戴汉人为君了。和现在西南土司，以汉人为酋长的一样了。

鲜卑族

赵武灵王

《礼记·王制》说：古代的疆域，“北不尽恒山”，此所谓恒山，当在今河北正定县附近，即汉朝恒山郡之地（后避文帝讳改常山）。自此以南的平地，为汉族所居，这一带山地，则山戎所处，必得把他开拓了，才会和北方骑寇相接，所以汉族和骑寇的接触，必在太原、中山和战国时北燕之地开辟以后。做这件事业的，就是燕、赵两国。赵武灵王开辟云中、雁门、代郡，燕国则开辟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云中，今山西大同县。雁门，今山西右玉县。代郡，今山西代县。上谷，今察哈尔怀来县。渔阳，今河北密云县。右北平，今河北卢龙县。辽西，今河北抚宁县。辽东，今辽宁辽阳县）。把现在热、察、绥、辽宁四省，一举而收入版图。

综观以上所述，汉族因其文化之高，把附近的民族，逐渐同化，而汉族的疆域，亦即随之拓展。和汉族接近的民族，当汉族开拓时，自然也有散向四方，即汉族的版图以外去的，然亦多少带了些中原的文化以俱去，这又是中国的文化扩展的路径。这便是在古代中国同化异民族的真相。

第七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周和秦，是从前读史的人看作古今的界线的。我们任意翻阅旧书，总可见到“三代以上”，“秦汉以下”等辞句。前人的见解，固然不甚确实，也不会全属虚诬；而且既有这个见解，也总有一个来历。然则所谓三代以上，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呢？

人，总是要维持其生命的；不但要维持生命，还要追求幸福，以扩大其生命的意义；这是人类的本性如此，无可怀疑。人类在生物史上，其互相团结，以谋生存，已不知其若干年了。所以其相亲相爱，看得他人的苦乐，和自己的苦乐一般；喜欢受到同类的嘉奖，而不愿意受到其批评；到人己利害不相容时，宁可牺牲自己，以保全他人；即古人之所谓仁心者，和其爱自己的心，一样的深刻。专指七尺之躯为我，或者专指一个极小的团体为我，实在是没有这回事的。人类为要维持生命，追求幸福，必得和自然斗争。和自然斗争，一个人的力量，自然是不够的，于是乎要合力；合力之道，必须分工；这都是自然的趋势。分工合力，自然是范围愈大，利益愈多，所以团体的范围，总是在日扩而大。但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进行中，却不能不形成敌对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皇古之世，因环境的限制，把人类分做许多小团体。在一个团体之中，个个人的利害，都是相同的，在团体以外却不然；又因物质的欲求，不能够都给足；团体和团体间就开始有争斗，有争斗就有胜败，有胜败就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人不可以害人的，害人的必自害。”这句话，看似迂腐，其实却是真理。你把迷信者流因果报应之说去解释这句话，自然是诬罔的，若肯博观事实，而平心推求其因果，那正见得其丝毫不爽。对内竞争和对外竞争，虽竞争的对象不同，其为竞争则一。既然把对物的争斗，移而用之于对人，自可将对外的争斗，移而用之于对内。一个团体之中，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不必说了。即使无之，而当其争斗之时，基于分工的关系，自然有一部分人，专以战争为事，这一部分人，自将处于特殊的地位。前此团体之中，个个人利害相同的，至此则形成对立。前此公众的事情，是由公众决定的，至此，则当权的一个人或少数人，渐渐不容公众过问，渐渐要做违背公众利益的措置，公众自然不服，乃不得不用强力镇压，或者用手段对付。于是团体之中有了阶级，而形成现代的所谓国家。以上所述，是从政治上立论的。其变迁的根源，实由于团体和团体的互相争斗，而团体和团体的互相争斗，则由于有些团体迫于环境，以掠夺为生产的手段。所以其真正的根源，还是在于经济上。经济的根柢是生产方法。在古代，主要的生业是农业，农业的生产方法，是由粗而趋于精，亦即由合而趋于分的，于是形成了井田制度，因而固定了五口八口的小家族，使一个团体之中，再分为无数利害对立的小团体。从前在一个团体之内，利害即不再对立的氏族制度，因此而趋于崩溃了。氏族既已崩溃，则专门从事于制造，而以服务性质，无条件供给大众使用的工业制度，亦随之而崩溃。人，本来是非分工合力不能生存的，至此时，因生活程度的增高，其不能不互相倚赖愈甚，分配之法既废，交易之法乃起而代之，本行于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商业，乃一变而行于团体之内人与人之间，使人人的利害，都处于对立的地位。于是乎人心大变。在从前，团体与团体之间，是互相嫉视的，在一个团体之内，是互视为一体的。至此时，团体之内，其互相嫉视日深。在团体与团体之间，却因生活的互相倚赖而往来日密，其互相了解的程度，即随之而日深，同情心亦即随之而扩大。又因其彼此互相仿效，以及受了外部的影响，而内部的组织，不得不随之而起变化，各地方的风俗亦日趋于统一。民族的同化作用，即缘此而进行。政治上的统一，不过是顺着这种趋势推进。再彻底些说，政治上的统一，只是在当时情况之下，完成统一的一个方法。并不是政治的本身，真有多大的力量。随着世运的进展，井田制度破坏了。连公用的山泽，亦为私人所占。工商业愈活跃，其剥削消费者愈深。在上的君主和贵族，亦因其日趋于腐败、奢侈，而其剥削人民愈甚。习久于战争就养成一种特别阶级，视战斗为壮快、征服为荣誉的心理，认为与其出汗，毋宁出血。此即孔子和其余的先秦诸子所身逢的乱世。追想前一个时期，列国之间，战争还不十分剧烈。一国之内，虽然已有阶级的对立，然前此利害共同时的旧组织，还有存留，而未至于破坏净尽。秩序还不算十分恶劣，人生其间的，也还不至于十分痛苦，好像带病延年的人，虽不能算健康，还可算一个准健康体，此即孔子所谓小康。再前一个时期，内部毫无矛盾，对外毫无竞争，则即所谓大同了。在大同之世，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远不如后来，然而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与人间的关系，所以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不但孔子，即先秦诸子，亦无不如此（道家无论已，即最切实际的法家亦然。如《管子》亦将皇、帝、王、霸分别治法的高下；《史记·商君列传》亦载商君初说秦孝公以帝王之道，秦孝公不能用，乃说之以富国强兵之术都是）。这不是少数人的理想高尚，乃是受了大多数人的暗示而然的。人类生当此际，实应把其所以致此之由，彻底的加以检讨，明白其所以然之故，然后将现社会的组织，摧毁之而加以改造。这亦非古人所没有想到，先秦诸子，如儒、墨、道、法诸家，就同抱着这个志愿的，但其所主张的改革的方法，都不甚适合。道家空存想望，并没有具体实行的方案的，不必说了。墨家不讲平均分配，而专讲节制消费，也是不能行的。儒家希望恢复井田，法家希望制止大工商业的跋扈；把大事业收归官营；救济事业亦由国家办理，以制止富豪的重利盘剥；进步些了。然单讲平均地权，本不能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兼讲节制资本，又苦于没有推行的机关。在政治上，因为民主政治废坠的久了，诸家虽都以民为重，却想不出一个使人民参与政治的办法，而只希望在上者用温情主义来抚恤人民，尊重舆论，用督责手段，以制止臣下的虐民。在国与国之间，儒家则希望有一个明王出来，能够处理列国间的纷争，而监督其内政；法家因为兴起较后，渐抱统一的思想，然秦朝的统一和贵族的被裁抑，都只是事势的迁流，并不能实行法家的理想，所以要自此再进一步，就没有办法了。在伦理上，诸家所希望的，同是使下级服从上级，臣民该服从君主，儿子要服从父亲，妇女要服从男子，少年该服从老人。他们以为上级和下级的人，各安其分，各尽其职，则天下自然太平，而不知道上级的人受不到制裁，决不会安其分而尽其职。总而言之：小康之世，所以向乱世发展，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世运只能向前进，要想改革，只能顺其前进的趋势而加以指导。先秦诸子中，只有法家最看得出社会前进的趋势，然其指导亦未能全然得法。他家则都是想把世运逆挽之，使其回到小康以前的时代的，所以都不能行。

虽然如此，人类生来是避苦求乐的，身受的苦痛，是不能使人不感觉的，既然感觉了，自然要求摆脱。求摆脱，总得有个办法，而人类凭空是想不出办法来的。世运只有日新，今天之后，只会有明天，而人所知道的，最新亦只是今日以前之事，于是乎想出来的办法，总不免失之于旧，这个在今日尚然，何况古代？最好的时代是过去了，但永存于人类想望记忆之中。虽回忆之，而并不知其真相如何，乃各以其所谓最好者当之。合众人的所谓最好者，而调和折衷，造成一个大略为众所共认的偶像，此即昔人所谓三代以前的世界。这个三代以前的世界，其不合实际，自然是无待于言的。这似乎只是一个历史上的误解，无甚关系，然奉此开倒车的办法为偶像而思实践之，就不但不能达到希望，而且还要引起纠纷。

第八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秦始皇尽灭六国，事在公元前221年，自此至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州郡，起兵讨卓，海内扰乱分裂，共四百年，称为中国的盛世。在这一时期之中，中国的历史，情形是怎样呢？“英雄造时势”，只是一句夸大的话。事实上，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正因其能顺着时势，进行之故。“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倒是真的，因为他能决定英雄的趋向。然则在这一个时期之内，时势的要求，是怎样呢？依我们所见到的，可以分为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内方面，在列国竞争之时，不能注全力于内治；即使注意到，亦只是局部的问题，而不能概括全体，只是一时的应付，而不能策划永久。统一之后，就不然了。阻碍之力既去，有志于治平的，就可以行其理想。对外方面，当时的人看中国已经是天下的一大部分了。未入版图的地方，较强悍的部落，虑其为中国之患，该有一个对策；较弱小的，虽然不足为患，然亦是平天下的一个遗憾，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亦有其应尽的责任。

董卓

所以在当日，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对内建立一个久安长治的规模。（二）对外把力所能及的地方，都收入中国版图之内，其未能的，则确立起一条防线来。

秦始皇所行的，正顺着这种趋势。

在古代，阻碍平天下最大的力量，自然是列国的纷争。所以秦并吞六国之后，决计不再行封建，“父兄有天下，而子弟为匹夫”。郡的设立，本来是军事上控扼之点，第三章中业经说过。六国新灭，遗民未曾心服，自然有在各地方设立据点的必要。所以秦灭六国，多以其地设郡。至六国尽灭之后，则更合全国的情形，加以调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当时的郡守，就是一个不世袭的大国之君，自亦有防其专擅的必要。所以每郡又都派一个御史去监察他（当时还每郡都设立一个尉，但其权远在郡守之下，倒是不足重视的）。

要人民不能反抗，第一步办法，自然是解除其武装。好在当时，金属铸成的兵器为数有限，正和今日的枪械一般，大略可以收尽的。于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和锺、鐻（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县）。

最根本的，莫过于统一人民的心思了。原来古代社会，内部没有矛盾，在下者的意见，常和在上者一致，此即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后世阶级分化，内部的矛盾多了，有利于这方面的就不利于那方面。自然人民的意见，不能统一。处置之法，最好的，是使其利害相一致；次之则当求各方面的协调，使其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此即今日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原理。但当时的人，不知此理。他们不知道各方面的利害冲突了，所以有不同的见解，误以为许多方面，各有其不同的主张，以致人各有心，代表全国公益的在上者的政策不能顺利进行。如此，自有统一全国人的心思的必要。所以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辨》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他实行了。把关涉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百家语”都烧掉，只留下关系技术作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所许学的，只有当代的法令；有权教授的人，即是当时的官吏。若认为始皇、李斯此举，不合时代潮流，他们是百口无以自解的，若认为有背于古，则实在冤枉。他们所想回复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之旧。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学诚是发挥得十分透彻的（坑儒一举，乃因有人诽谤始皇而起，意非欲尽灭儒生，并不能与焚书之事并论）。

以上是秦始皇对内的政策。至于对外，则北自阴山以南，南自五岭以南至海，秦始皇都认为应当收入版图。于是使蒙恬北逐匈奴，取河南之地（今之河套），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东起现在朝鲜境内（秦长城起自乐浪郡遂城县，见《汉书·地理志》），西至现在甘肃的岷县，成立了一道新防线。南则略取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之地，设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大略桂林是今广西之地，南海是今广东之地，象郡是今越南之地），取今福建之地，设立了闽中郡。楚国庄所开辟的地方，虽未曾正式收入版图，亦有一部分曾和秦朝交通，秦于其地置吏。

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冤枉的。

李斯

看以上所述，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这只要看他用李斯为宰相，言听计从，焚诗书、废封建之议，都出于李斯而可知。政治是不能专凭理想，而要顾及实际的情形的，即不论实际的情形能行与否，亦还要顾到行之之手腕。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北筑长城，南收两越，除当时的征战外，还要发兵戍守；既然有兵戍守，就得运粮饷去供给；这样，人民业已不堪赋役的负担。他还沿着战国以前的旧习惯，虐民以自奉。造阿房宫，在骊山起坟茔（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都穷极奢侈；还要到处去巡游。统一虽然是势所必至，然而人的见解，总是落后的，在当时的人，怕并不认为合理之举，甚而至于认为反常之态。况且不必论理，六国夷灭，总有一班失其地位的人，心上是不服的，满怀着报仇的愤恨和复旧的希望；加以大多数人民的困于无告而易于煽动，一有机会，就要乘机而起了。

秦始皇

第九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秦始皇帝以前210年，东巡死于沙丘（今河北邢台县）。他大的儿子，名唤扶苏，先已谪罚到上郡去（今陕西绥德县），做蒙恬军队中的监军了。从前政治上的惯例，太子是不出京城，不做军队中的事务的，苟其如此，就是表示不拟立他的意思。所以秦始皇的不立扶苏，是预定了的。《史记》说秦始皇的少子胡亥，宠幸宦者赵高，始皇死后，赵高替胡亥运动李斯，假造诏书，杀掉扶苏、蒙恬而立胡亥，这话是不足信的（《史记·李斯列传》所载的全是当时的传说，并非事实，秦汉间的史实，如此者甚多）。胡亥既立，是为二世皇帝。他诛戮群公子，又杀掉蒙恬的兄弟蒙毅。最后，连劳苦功高、资格很老的李斯都被杀掉。于是秦朝的政府，失其重心，再不能箝制天下了。皇帝的家庭之中，明争暗斗，向来是很多的，而于继承之际为尤甚。这个并不起于秦朝，但在天下统一之后，皇室所管辖的地方大了，因其内部有问题而牵动大局，使人民皆受其祸，其所牵涉的范围，也就更广大了。秦始皇之死，距其尽灭六国，不过十二年，而此祸遂作。

陈胜-吴广起义

秦始皇死的明年，戍卒陈胜、吴广起兵于蕲（今安徽宿县），北取陈。胜自立为王，号张楚。分兵四出徇地，郡县多杀其守令以应。六国之后，遂乘机并起。秦朝政治虽乱，兵力尚强；诸侯之兵，多是乌合之众；加以心力不齐，不肯互相救援；所以秦将章邯，倒也所向无敌。先镇压了陈胜、吴广，又打死了新立的魏王。战国时楚国的名将，即最后支持楚国而战死的项燕的儿子项梁，和其兄子项籍，起兵于吴，引兵渡江而西（今江苏之江南，古称江东。古所谓江南，指今之湖南）。以居巢人范增的游说，立楚怀王的后裔于盱眙（居巢，今安徽巢县。盱眙，今安徽盱眙县），仍称为楚怀王（以祖谥为生号）。项梁引兵而北，兵锋颇锐，连战皆胜，后亦为章邯所袭杀。章邯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北围赵王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北强南弱，乃是东晋以后逐渐转变成功的形势。自此以前，都是北方的军队，以节制胜，南方的军队，以剽悍胜的。尤其是吴、越之士，《汉书·地理志》上，还称其“轻死好用剑”。项梁既死，楚怀王分遣项籍北救赵，起兵于沛的刘邦即汉高祖西入关（沛，今江苏沛县）。项籍大破秦兵于巨鹿。汉高祖亦自武关而入。此时二世和赵高，不知如何又翻了脸，赵高弑二世，立其兄子婴，婴又刺杀高，正当纷乱之际，汉高祖的兵已到霸上（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子婴只得投降，秦朝就此灭亡。此事在前206年。

胡亥

刘邦像

既称秦之灭六国为无道，斥为强虎狼，灭秦之后，自无一人专据称尊之理，自然要分封。但是分封之权，出于何人呢？读史的人，都以为是项籍。这是错了的。项籍纵使在实际上有支配之权，形式上决不能专断，况且实际上也未必能全由项籍一个人支配？项籍既破章邯之后，亦引兵西入关。汉高祖先已入关了，即遣将守关。项羽怒，把他攻破。进兵至鸿门（在今陕西临潼县），和高祖几乎开战。幸而有人居间调解，汉高祖自己去见项籍，解释了一番，战事得以未成。此时即议定了分封之事。这一件事，《史记》的《自序》称为“诸侯之相王”，可见形式上是取决于公议的。其所封的：

项羽

为（一）六国之后，（二）亡秦有功之人，（三）而楚怀王则以空名尊为义帝，（四）实权则在称为西楚霸王的项籍（都彭城，当时称其地为西楚。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这是摹仿东周以后，天子仅拥虚名，而实权在于霸主的。分封的办法，我们看《史记》所载，并不能说他不公平。汉朝人说：楚怀王遣诸将入关时，与之约：先入关者王之，所以汉高祖当王关中，项籍把他改封在巴、蜀、汉中为背约。姑无论这话的真假，即使是真的，楚怀王的命令，安能约束楚国以外的人呢？这且不必论他。前文业经说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的，观于秦、汉之间而益信。封建政体既已不能维持，于是分封甫定，而叛乱即起于东方。项籍因为是霸王，有征讨的责任，用兵于齐。汉高祖乘机北定关中。又出关，合诸侯之兵，攻破彭城。项籍虽然还兵把他打败，然汉高祖坚守荥阳、成皋（荥阳，今河南荥泽县。成皋，今河南汜水县），得萧何镇守关中，继续供给兵员和粮饷。遣韩信渡河，北定赵、代，东破齐。彭越又直接扰乱项籍的后方。至前202年，项籍遂因兵少食尽，为汉所灭。从秦亡至此，不过五年。

事实上，天下又已趋于统一了。然而当时的人，怕不是这样看法。当楚、汉相持之时，有一策士，名唤蒯彻，曾劝韩信以三分天下之计。汉高祖最后攻击项籍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而信、越的兵都不会，到后来，约定把齐地尽给韩信，梁地尽给彭越，两人才都引兵而来，这不是以君的资格分封其臣，乃是以对等的资格立分地之约。所以汉高祖的灭楚，以实在情形论，与其说是汉灭楚，毋宁说是许多诸侯，亦即许多支新崛起的军队，联合以灭楚，汉高祖不过是联军中的首领罢了。楚既灭，这联军中的首领，自然有享受一个较众为尊的名号的资格，于是共尊汉高祖为皇帝。然虽有此称号，在实际上，未必含有沿袭秦朝皇帝职权的意义。做了皇帝之后，就可以任意诛灭废置诸王侯，怕是当时的人所不能想象的，这是韩信等在当时所以肯尊汉高祖为皇帝之故。不然，怕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汉初异姓之王，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都是事实上先已存在，不得不封的，并非是皇帝的意思所设置。汉高祖灭楚之后，即从娄敬、张良之说，西都关中，当时的理由，是关中地势险固，且面积较大，资源丰富，易于据守及用以临制诸侯，可见他原只想做列国中最强的一国。但是事势所趋，人自然会做出不被思想所拘束的事情来的。不数年间，而韩信、彭越都以汉朝的诡谋被灭。张敖以罪见废。韩王信、英布、臧荼，都以反而败。臧荼之后，立了一个卢绾，是汉高祖生平第一个亲信人，亦因被谗而亡入匈奴。到前195年汉高祖死时，只剩得一个地小而且偏僻的长沙国了。天下至此，才真正可以算是姓刘的天下。其成功之速，可以说和汉高祖的灭楚，同是一个奇迹。这亦并不是汉高祖所能为，不过封建政体，到这时候业已自趋于没落罢了。

吕后

以一个政府之力统治全国，秦始皇是有此魄力的，或亦可以说是有此公心，替天下废除封建，汉高祖却无有了。既猜忌异姓，就要大封同姓以自辅，于是随着异姓诸侯的灭亡，而同姓诸国次第建立。其中尤以高祖的长子齐王肥，封地既大，人民又多，且居东方形胜之地，为当时所重视（又有淮南王长，燕王建，赵王如意，梁王恢，代王恒，淮阳王友，皆高帝子。楚王交，高帝弟。吴王濞，高帝兄子）。宗法社会中，所信任的，不是同姓，便是外戚。汉初功臣韩信、彭越等，不过因其封地大，所以特别被猜忌，其余无封地，或者仅有小封土的，亦安能“与官同心”？汉高祖东征西讨，频年在外，中央政府所委任的，却是何人呢？幸而他的皇后吕氏是很有能力的。她的母家，大约亦是当时所谓豪杰之流；她的哥哥吕泽和吕释之，都跟随高祖带兵；妹夫樊哙，尤其是功臣中的佼佼者；所以在当时，亦自成为一种势力。高祖频年在外，京城里的事情，把持着的便是她，这只要看韩信、彭越都死在她手里，便可知道。所以高祖死后，嗣子惠帝虽然懦弱，倒也安安稳稳的做了七年皇帝。惠帝死后，嗣子少帝，又做了四年。不知何故（吕后女鲁元公主下嫁张敖，敖女为惠帝后。《史记》说他无子，佯为有身，取美人子，杀其母，名为己子。惠帝崩，立，既长，闻其事，口出怨言，为吕后所废。此非事实。张皇后之立，据《汉书》本纪，事在惠帝四年十月，至少帝四年仅七年，少帝至多不过七岁，安有知怨吕后之理），为吕后所废而立其弟。吕后临朝称制。又四年而死。吕后活着的时候，虽然封了几个母家的人为王，却都没有到国。吕后其实并无推翻刘氏、重用吕氏的意思，所任用的，还是汉初的几个功臣，这班人究竟未免有些可怕，所以临死的时候，吩咐带北军的吕禄、南军的吕产（禄，释之之子。产，泽子），“据兵卫宫”，不要出去送丧，以防有人在京城里乘虚作乱。此时齐王肥已经死了，子襄继为齐王。其弟朱虚侯章在京城里，暗中派人去叫他起兵。汉朝派功臣灌婴去打他。灌婴到荥阳，和齐王连和，于是前敌形成了僵局。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乃派人运动吕禄，交出兵权。吕禄犹豫未决，周勃用诈术突入北军，运动军人，反对吕氏。把吕禄、吕产和其余吕氏的人都杀掉。于是阴谋说惠帝的儿子都不是惠帝所生的，就高帝现存的儿子中，择其最长的，迎立了代王恒，是为文帝。齐王一支人，自然是不服的。文帝乃运用手腕，即分齐地，封朱虚侯为城阳王，朱虚侯之弟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城阳治莒，今山东莒县。济北治卢，今山东长清县）。城阳王不久就死了。济北王以反被诛。汉初宗室、外戚、功臣的三角斗争，至此才告结束。

晁错

汉文帝-汉景帝

当时的功臣，所以不敢推翻刘氏，和汉朝同姓分封之多，确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封建不能说没有一时之用。然而异姓功臣都灭亡后，所患的，却又在于同姓了。要铲除同姓诸侯尾大不掉之患，自不外乎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语。这话，当文帝时，其实是已经实行了的，齐王襄传子则，则死后没有儿子，文帝就把他的地方，分为齐、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六国（济南治东平陵，今山东历城县），菑川治剧，今山东寿光县。胶西治高苑，今山东桓台县。胶东治即墨，今山东即墨县。立了齐王肥的庶子六人。又把淮南之地，分成三国。但吴、楚仍是大国，吴王濞尤积有反心。晁错力劝文帝以法绳诸侯，文帝是个因循的人，没有能彻底实行。前157年，文帝死，子景帝立。晁错做了御史大夫，即实行其所主张。前154年，吴王联合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造反，声势很盛。幸而吴王不懂得兵谋，“屯聚而西，无他奇道”，为周亚夫所败。于是景帝改定制度，诸侯王不得治民，令相代治其国。到武帝，又用主父偃之计，令诸侯得以其地分封自己的子弟，在平和的手腕中，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语，彻底实行了。封建政体反动的余波，至此才算解决。从秦二世元年六国复立起，到吴、楚之乱平定，共五十六年。

第十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对内对外两个问题，乃是统一以后自然存在着的问题，前文业经说明了。这个问题，自前206年秦灭汉兴，至前141年景帝之死，共六十六年，久被搁置着不提了。这是因为高帝、吕后时，忙于应付异姓功臣，文帝、景帝时，又存在著一个同姓诸王的问题；高帝本是无赖子，文、景两帝亦只是个寻常人，凡事都只会蹈常习故之故。当这时候，天下新离兵革之患，再没有像战国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郡县长官比起世袭的诸侯来，自然权力要小了许多，不敢虐民。诸侯王虽有荒淫昏暴的，比之战国以前，自然也差得远了。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又一事不办，和秦始皇的多所作为，要加重人民负担的，大不相同。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谋，你只要不去扰累他，他自然会休养生息，日臻富厚。所以据《史记·平准书》说：在武帝的初年，海内是很为富庶的。但是如此就算了么？须知社会并不是有了钱就没有问题的。况且当时所谓有钱，只是总算起来，富力有所增加，并不是人人都有饭吃，富的人富了，穷的人还是一样的穷，而且因贫富相形，使人心更感觉不平，感觉不足。而对外的问题，时势亦逼着我们不能闭关自守。汉武帝并不是真有什么本领的人，但是他的志愿，却较文、景两帝为大，不肯蹈常习故，一事不办，于是久经搁置的问题，又要重被提起了。

汉武帝

当时对内的问题，因海内已无反侧，用不到像秦始皇一般，注意于镇压，而可以谋一个长治久安之策。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人看起来，重要的有两方面：一个是生计，一个是教化，这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衣食足而知荣辱，生计问题，自然在教化之先；而要解决生计问题，又不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途；这亦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最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是哪一家的学术呢？那么，言平均地权和教化者，莫如儒家，言节制资本者，莫如法家。汉武帝，大家称他是崇儒的人，其实他并不是真懂得儒家之道的。他所以崇儒，大约因为他的性质是夸大的，要做些表面上的事情，如改正朔，易服色等，而此等事情，只有儒家最为擅长之故。所以当时一个真正的儒家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的主张，他并不能行。他的功绩，最大的，只是替五经博士置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使儒家之学，得国家的提倡而地位提高。但是照儒家之学，生计问题本在教化问题之先；即以教化问题而论，地方上的庠序，亦重于京城里的大学，这只要看《汉书·礼志》上的议论，便可以知道。武帝当日，对于庠序，亦未能注意，即因其专做表面上的事情之故。至于法家，他用到了一个桑弘羊，行了些榷盐铁、酒酤、均输等政策。据《盐铁论》看来，桑弘羊是确有节制资本之意，并非专为筹款的。但是节制资本而藉官僚以行之，很难望其有利无弊，所以其结果，只达到了筹款的目的，节制资本，则徒成虚语，且因行政的腐败，转不免有使人民受累的地方。其余急不暇择的筹款方法，如算缗钱，舟车，令民生子三岁即出口钱，及令民入羊为郎，入谷补官等，更不必说了。因所行不顺民心，不得不用严切的手段，乃招致张汤、赵禹等，立了许多严切的法令，以压迫人民。秦以来的狱吏，本来是偏于残酷的，加以此等法律，其遗害自然更深了。他用此等方法，搜括了许多钱来，做些什么事呢？除对外的武功，有一部分可以算是替国家开拓疆土、防御外患外，其余如封禅、巡幸、信用方士、大营宫室等，可以说全部是浪费。山东是当时诛求剥削的中心，以致末年民愁盗起，几至酿成大乱。

董仲舒

武帝对外的武功，却是怎样呢？当时还威胁著中国边境的，自然还是匈奴。此外秦朝所开辟的桂林、南海、象三郡和闽中郡，秦末汉初，又已分离为南越、闽越、东瓯三国了。现在的西康、云、贵和四川、甘肃的边境，即汉人所谓西南夷，则秦时尚未正式开辟。东北境，虽然自战国以来，燕国人业已开辟了辽东，当时的辽东，且到现在朝鲜境内（汉初守燕国的旧疆，以水为界，则秦界尚在水以西，浿水，今大同江）。然汉族的移殖，还不以此为限，自可更向外开拓。而从甘肃向西北入新疆，向西南到青海，也正随着国力的扩张，而可有互相交通之势。在这种情势之下，推动雄才大略之主，向外开拓的，有两种动机：其一，可说是代表国家和民族向外拓展的趋势，又其一则为君主个人的野心。匈奴，自秦末乘中国内乱、戍边者皆去，复入居河南。汉初，其雄主冒顿，把今蒙古东部的东胡，甘肃西北境的月氏，都征服了。到汉文帝时，他又征服了西域。西域，即今新疆省之地（西域两字，义有广狭。《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之地，“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北方的大山，即今天山，南方的大山，即沙漠以南的山脉，略为新疆与西藏之界。河系今塔里木河。玉门、阳关，都在今甘肃敦煌县西。此乃今天山南路之地。其后自此西出，凡交通所及之地，亦概称为西域，则其界限并无一定，就连欧洲也都包括在内）。汉时分为三十六国（后分至五十余）。其种有塞，有氐羌。塞人属于高加索种，都是居国，其文明程度，远在匈奴、氐、羌等游牧民族之上。匈奴设官以收其赋税。汉高祖曾出兵征伐匈奴，被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县），七日乃解。此时中国初定，对内的问题还多，不能对外用兵，乃用娄敬之策，名家人子为长公主，嫁给冒顿，同他讲和，是为中国以公主下嫁外国君主结和亲之始。文、景两代，匈奴时有叛服，文、景不过发兵防之而已，并没建立一定的对策。到武帝，才大出兵以征匈奴，前127年，恢复河南之地，匈奴自此移于漠北。前119年，又派卫青、霍去病绝漠攻击，匈奴损折颇多。此外较小的战斗，还有多次，兵事连亘，前后共二十余年，匈奴因此又渐移向西北。汉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将，而专用卫青、霍去病等椒房之亲。纪律既不严明，对于军需，又不爱惜，以致士卒死伤很多，物质亦极浪费（如霍去病，《史记》称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用兵，“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卫青、霍去病大出塞的一役，汉马死者至十余万匹，从此以马少则不能大举兵事。李广利再征大宛时，兵出敦煌的六万人，私人自愿从军的还不在其内，马三万匹，回来时，进玉门关的只有一万多人，马一千多匹。史家说这一次并不乏食，战死的也不多，所以死亡如此，全由将吏不爱士卒之故。可见用人不守成法之害）。只因中国和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所以终能得到胜利。然此乃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至于其通西域，则更是动于侈心。他的初意，是听说月氏为匈奴所破，逃到今阿母河滨，要想报匈奴的仇，苦于无人和他合力，乃派张骞出使。张骞回来后，知道月氏已得沃土，无报仇之心，其目的已不能达到了。但武帝因此而知西域的广大，以为招致了他们来朝贡，实为自古所未有，于是动于侈心，要想招致西域各国。张骞在大夏时，看见邛竹杖、蜀布，问他从那里来的？他们说从身毒买来（今印度）。于是臆想，从四川、云南，可通西域。派人前去寻求道路，都不能通（当时蜀物入印度，所走的路，当系今自四川经西康、云南入缅甸的路。自西南夷求通西域的使者，“传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即当今缅甸之地）。后来匈奴的浑邪王降汉，今甘肃西北部之地，收入中国版图，通西域的路，才正式开通。前104年，李广利伐大宛（大宛都贵山城，乃今之霍阐），不克。武帝又续发大兵，前101年，到底把他打下。大宛是离中国很远的国，西域诸国，因此慑于中国兵威，相率来朝。还有一个乌孙，也是游牧民族，当月氏在甘肃西北境时，乌孙为其所破，依匈奴以居。月氏为匈奴所破，是先逃到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借匈奴的助力，把他打败，月氏才逃到阿母河流域，乌孙即占据伊犁之地。浑邪王降汉时，汉朝尚无意开其地为郡县，张骞建议，招乌孙来居之。乌孙不肯来，而匈奴因其和中国交通，颇责怪他。乌孙恐惧，愿“婿汉氏以自亲”。于是汉朝把一个宗室女儿嫁给他。从此以后，乌孙和匈奴之间有问题，汉朝就不能置之不问，《汉书·西域传》说“汉用忧劳无宁岁”，很有怨怼的意思。案西域都是些小国，汉攻匈奴，并不能得他的助力，而因此劳费殊甚，所以当时人的议论，大都是反对的。但是史事复杂，利害很难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一）西域是西洋文明传布之地。西洋文明的中心希腊、罗马等，距离中国很远，在古代只有海道的交通，交流不甚密切，西域则与中国陆地相接，自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西的文明，实在是恃此而交流的。（二）而且西域之地，设或为游牧民族所据，亦将成为中国之患，汉通西域之后，对于天山南北路，就有相当的防备，后来匈奴败亡后，未能侵入，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所以汉通西域，不是没有益处的。但这只是史事自然的推迁，并非当时所能豫烛。当时的朝鲜：汉初燕人卫满走出塞，把箕子之后袭灭了，自王朝鲜。传子至孙，于前108年，为汉武帝所灭。将其地设置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乐浪，今朝鲜平安南道及黄海、京畿两道之地。临屯为江原道地。玄菟为咸镜南道。真番跨鸭绿江上流。至前82年，罢真番、临屯，以并乐浪、玄菟）。朝鲜半岛的主要民族是貉族，自古即渐染汉族的文化，经此长时期的保育，其汉化的程度愈深，且因此而输入半岛南部的三韩（马韩，今忠清、全罗两道。弁韩、辰韩，今庆尚道）和海东的日本，实为中国文化在亚洲东北部最大的根据地。南方的东瓯，因为闽越所攻击，前138年，徙居江、淮间。南越和闽越，均于前111年，为中国所灭。当时的西南夷：在今金沙江和黔江流域的，是夜郎、滇、邛都，在岷江和嘉陵江上源的，是徙、筰都，冉，白马。在今横断山脉和澜沧、金沙两江间的，是巂昆明。夜郎，今贵州桐梓县。滇，今云南昆明县。邛都，今西康西昌县。徙，今四川天全县。筰都，今西康汉源县。冉，今四川茂县。白马，今甘肃成县。筰昆明，在今昆明、大理之间，乃行国）。两越既平，亦即开辟为郡县，确立了中国西南部的疆域。今青海首府附近，即汉人称为河湟之地的，为羌人所据。这一支羌人，系属游牧民族，颇为中国之患。前112年，汉武帝把他打破，设护羌校尉管理他，开辟了今青海的东境。

张骞出使西域

第十一章

前汉的衰亡

汉武帝死后，汉朝是经过一次政变的，这件事情的真相，未曾有传于后。武帝因迷信之故，方士神巫，多聚集京师，至其末年，遂有巫蛊之祸，皇后自杀。太子据发兵，把诬陷他和皇后的江充杀掉。武帝认为造反，亦发兵剿办。太子兵败出亡，后被发觉，自经而死。当太子死时，武帝儿子存在的，还有燕王旦、广陵王胥、昌邑王髆，武帝迄未再立太子。前87年，武帝死，立赵婕妤所生幼子弗陵，是为昭帝。霍光、上官桀、桑弘羊、金日同受遗诏辅政。赵婕妤先以谴死。褚先生《补外戚世家》说：是武帝怕身死之后，嗣君年少，母后专权，先行把他除去的。《汉书·霍光传》又说：武帝看中了霍光，使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图赏给他。武帝临死时，霍光问当立谁？武帝说：“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这话全出捏造。武帝生平溺于女色；他大约是个多血质的人，一生行事，全凭一时感情冲动，安能有深谋远虑，豫割嬖爱？霍光乃左右近习之流，仅可以供驱使。上官桀是养马的。金日系匈奴休屠王之子，休屠王与浑邪王同守西边，因不肯降汉，为浑邪王所杀，乃系一个外国人，与中国又有杀父之仇。朝臣中即使无人，安得托孤于这几个人？当他们三个人以武帝遗诏封侯时，有一个侍卫，名唤王莽，他的儿子唤做王忽，扬言道：皇帝病时，我常在左右，哪里有这道诏书？霍光闻之，切责王莽，王莽只得把王忽杀掉。然则昭帝之立，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就可想而知了。昭帝既立，燕王谋反，不成而死。桑弘羊、上官桀都以同谋被杀。霍光的女儿，是上官桀的儿媳妇，其女即昭帝的皇后。上官桀大约因是霍光的亲戚而被引用，又因争权而翻脸的，殊不足论，桑弘羊却可惜了（金日于昭帝元年即死，故不与此次政变）。前74年，昭帝死，无子。霍光迎立昌邑王的儿子贺，旋又为光所废，而迎太子据之孙病已于民间，是为宣帝。昌邑王之废，表面上是无道，然当昌邑群臣二百余人被杀时，在市中号呼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则昌邑王因何被废，又可想而知了。太子据败时，妻妾子女悉被害，只有一个宣帝系狱，此事在前91年。到前87年，即武帝死的一年，据说，有望气者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就派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幸而有个丙吉，“拒闭使者”，宣帝才得保全，因而遇赦。案太子死后，武帝不久即自悔。凡和杀太子有关的人，都遭诛戮。太子系闭门自缢，脚蹋开门和解去他自缢的绳索的人都封侯。上书讼太子冤的田千秋，无德无能，竟用为丞相。武帝的举动如此，宣帝安得系狱五年不释？把各监狱中的罪人，不问罪名轻重，尽行杀掉，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这回事的，这是和中国，至少是有史以来的中国的文化不相容的，武帝再老病昏乱些，也发不出这道命令。如其发出了，拒绝不肯执行的，又岂止一个丙吉？然则宣帝是否武帝的曾孙，又很有可疑了。今即舍此勿论，而昌邑王以有在国时的群臣，为其谋主，当断不断而败，宣帝起自民间，这一层自然无足为虑，这怕总是霍光所以迎立他的真原因了罢。宣帝既立，自然委政于光，立六年而光死，事权仍在霍氏手里。宣帝不动声色地，逐渐把他们的权柄夺去，任用自己的亲信。至前66年，而霍氏被诛灭。

汉武帝

霍光

汉宣帝

霍光的事情，真相如此。因为汉时史料缺乏，后人遂认为他的废立是出于公心的，把他和向来崇拜的偶像伊尹连系在一起，称为伊、霍，史家的易欺，真堪惊叹了。当时朝廷之上，虽有这种争斗，影响却未及于民间。武帝在时，内行奢侈，外事四夷，实已民不堪命。霍光秉政，颇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宣帝起自民间，又能留意于吏治和刑狱。所以昭、宣两帝之世，即自前86至前49年凡38年之间，政治反较武帝时为清明，其时汉朝对于西域的声威，益形振起。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兼管南北两道。匈奴内乱，五单于并立，后并于呼韩邪。又有一个郅支单于，把呼韩邪打败。前51年，呼韩邪入朝于汉。郅支因汉拥护呼韩邪，遁走西域。前49年，宣帝崩，子元帝立。前36年，西域副都护陈汤矫诏发诸国兵袭杀郅支。汉朝国威之盛，至此亦达于极点。然有一事，系汉朝政治败坏的根源，其端实开自霍光秉政之时的，那便是宰相之权，移于尚书。汉朝的宰相是颇有实权的。全国的政治，都以相府为总汇，皇帝的秘书御史，不过是他的助手，尚书乃皇帝手下的管卷，更其说不着了。自霍光秉政，自领尚书，宰相都用年老无气和自己的私人，政事悉由宫中而出，遂不能有正色立朝之臣。宣帝虽诛灭霍氏，于此却未能矫正。宦者弘恭、石显，当宣、元之世，相继在内用事。元帝时，士大夫如萧望之、刘向等，竭力和他们争斗，终不能胜。朝无重臣，遂至嬖倖得干相位，外戚得移朝祚，西汉的灭亡，相权的丧失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其事不但关涉汉朝，历代的政治，实都受其影响，参看第六章自明。

元帝以前33年死，子成帝立。成帝是个荒淫无度的人，喜欢了一个歌者赵飞燕，立为皇后，又立其女弟合德为婕妤。性又优柔寡断，事权遂入于外家王氏之手。前7年，成帝崩，哀帝立，颇想效法武、宣，振起威权。然宠爱嬖人董贤，用为宰相，朝政愈乱。此时王氏虽一时退避，然其势力仍在。哀帝任用其外家丁氏，祖母族傅氏，其中却并无人才，实力远非王氏之敌。前1年，哀帝崩，无子，王莽乘机复出，迎立平帝。诛灭丁、傅、董贤，旋弑平帝而立孺子婴（哀、平二帝皆元帝孙，孺子为宣帝曾孙）。王莽从居摄改称假皇帝，又从假皇帝变做真皇帝，改国号为新，而前汉遂亡。此事在公元9年。

第十二章

新室的兴亡

前后汉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变。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后世的政治家奉为金科玉律的思想，所谓“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是这时候的人所没有的。他们看了社会，还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该用人力去改变，此即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出来负这个责任的，当然是贤明的君主和一班贤明的政治家。当汉昭帝时，有一个儒者，唤做眭弘，因灾异，使其朋友上书，劝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宣帝时，有个盖宽饶，上封事亦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四序之运，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这两个人，虽然都得罪而死，但眭弘，大约是霍光专政，怕人疑心他要篡位，所以牺牲了他，以资辨白的。况且霍光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改革大计。盖宽饶则因其刚直之性，既触犯君主，又为有权势的人所忌，以致遭祸，都不是反对这种理论，视为大逆不道。至于不关涉政体，而要在政务上举行较根本的改革的，则在宣帝时有王吉，因为宣帝是个实际的政治家，不能听他的话。元帝即位，却征用了王吉及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贡禹。王吉年老，在路上死了。贡禹征至，官至御史大夫。听了他的话，改正了许多奢侈的制度，又行了许多宽恤民力的政事。其时又有个翼奉，劝元帝徙都成周。他说：长安的制度，已经坏了，因袭了这种制度，政治必不能改良，所以要迁都正本，与天下更始，则其规模更为阔大了。哀帝多病，而且无子，又有个李寻，保荐了一个贺良，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劝他改号为陈圣刘皇帝。陈字和田字同音，田地两字，古人通用，地就是土，陈圣刘皇帝，大约是说皇帝虽然姓刘，所行的却是土德。西汉人五德终始之说，还不是像后世专讲一些无关实际，有类迷信的空话的，既然要改变“行序”，同时就有一大套实际的政务，要跟著改变。这只要看贾谊说汉朝应当改革，虽然要“改正朔，易服色”，也要“法制度，定官名”，而他所草拟的具体方案，“为官名，悉更秦之故”，便可知道。五德终始，本来不是什么迷信，而是一套有系统的政治方案。这种根本的大改革，要遭到不了解的人无意识的反对，和实际于他权利有损的人出死力的抵抗，自是当然之事。所以贺良再进一步要想改革实际的政务，就遭遇反对而失败了。但改革的气势，既然如此其旁薄郁积，自然终必有起而行之之人，而这个人就是王莽。所以王莽是根本无所谓篡窃的。他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要实行改革，自然要取得政权；要取得政权，自然要推翻前朝的皇帝；而因实行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在当时的人看起来，毋宁是天理人情上当然的事。所以应天顺人（《易·鼎卦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当时也并不是一句门面话。

王莽

要大改革，第一步自然还是生计问题，王莽所实行的是：（一）改名天下的田为王田，这即是现在的宣布土地国有，和附着于土地的奴隶，都不准卖买，而举当时所有的土田，按照新章，举行公平的分配。（二）立六筦之法，将大事业收归官营。（三）立司市、泉府，以平衡物价，使消费者、生产者、交换者，都不吃亏。收有职业的人的税，以供（甲）要生利而无资本的人，及（乙）有正当消费而一时周转不灵的人的借贷。其详已见第五章。他的办法，颇能综合儒法两家，兼顾到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规模可称阔大，思虑亦可谓周详。但是徒法不能自行，要举行这种大改革，必须民众有相当的觉悟，且能作出相当的行动，专靠在上者的操刀代斫，是不行的。因为真正为国为民的人，总只有少数，官僚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其利害总是和人民相反的，非靠督责不行。以中国之大，古代交通的不便，一个中央政府，督责之力本来有所不及；而况当大改革之际，普通官吏，对于法令，也未必能了解，而作弊的机会却特多；所以推行不易，而监督更难。王莽当日所定的法令，有关实际的，怕没有一件能够真正推行，而达到目的，因此而生的流弊，则无一事不有，且无一事不厉害。其余无关实际，徒资纷扰的，更不必说了。王莽是个偏重立法的人，他又“锐思于制作”，而把眼前的政务搁起。尤其无谓的，是他的改革货币，麻烦而屡次改变，势不可行，把商业先破坏了。新分配之法，未曾成立，旧交易之法，先已破坏，遂使生计界的秩序大乱，全国的人，无一个不受到影响。王莽又是个拘泥理论、好求形式上的整齐的人。他要把全国的政治区划，依据地理，重行厘定，以制定封建和郡县制度。这固然是一种根本之图，然岂旦夕可致？遂至改革纷纭，名称屡变，吏弗能纪。他又要大改官制，一时亦不能成功，而官吏因制度未定，皆不得禄，自然贪求更甚了。对于域外，也是这么一套。如更改封号及印章等，无关实际、徒失交涉的圆滑，加以措置失宜，匈奴、西域、西南夷，遂至背叛。王莽对于西域，未曾用兵。西南夷则连年征讨，骚扰殊甚。对于匈奴，他更有一个分立许多小单于而发大兵深入穷追，把其不服的赶到丁令地方去的一个大计划（此乃欲将匈奴驱入今西伯利亚之地，而将漠北空出）。这个计划，倒也是值得称赞的，然亦谈何容易？当时调兵运饷，牵动尤广，屯守连年，兵始终没有能够出，而内乱却已蔓延了。

刘秀

莽末的内乱，是起于公元17年的。今山东地方，先行吃紧。湖北地方，亦有饥民屯聚。剿办连年弗能定。公元22年，藏匿在今当阳县绿林山中的兵，分出南阳和南郡（汉南阳郡，治宛，今河南南阳县。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入南阳的谓之新市兵，入南郡的谓之下江兵。又有起于今随县的平林乡的，谓之平林兵。汉朝的宗室刘玄，在平林兵中。刘、刘秀则起兵舂陵（今湖北枣阳县），和新市、平林兵合。刘玄初称更始将军，后遂被立为帝。入据宛。明年，王莽派大兵四十万去剿办，多而不整，大败于昆阳（今河南叶县）。莽遂失其控制之力，各地方叛者并起。更始分兵两支：一攻洛阳，一入武关。长安中叛者亦起。莽遂被杀。更始移居长安，然为新市、平林诸将所制，不能有为。此时海内大乱，而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更甚。刘为新市、平林诸将所杀。刘秀别为一军，出定河北。即帝位于鄗（改名高邑县），是为后汉光武皇帝。先打平了许多小股的流寇。其大股赤眉，因食尽西上，另立了一个汉朝的宗室刘盆子，攻入长安。更始兵败出降，旋被杀。光武初以河内为根据地（汉河内郡，治怀，在今河南武陟县），派兵留守，和服从更始的洛阳对峙。至此遂取得了洛阳，定都其地。派兵去攻关中，未能遽定，而赤眉又因食尽东走，光武自勒大兵，降之宜阳（今河南宜阳县）。此时东方还有汉朝的宗室刘永割据睢阳（今河南商丘县）。东方诸将，多与之合。又有秦丰、田戎等，割据今湖北沿江一带，亦被他次第打平。只有陇西的隗嚣，四川的公孙述，较有规模，到最后才平定。保据河西的窦融，则不烦兵力而自下。到公元36年，天下又算平定了。从公元17年东方及荆州兵起，算到这一年，其时间实四倍于秦末之乱；其破坏的程度，怕还不止这一个比例。光武平定天下之后，自然只好暂顾目前，说不上什么远大的计划了。而自王莽举行这样的大改革而失败后，政治家的眼光，亦为之一变。根本之计，再也没有人敢提及。社会渐被视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听其迁流所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遂被视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了。所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第十三章

后汉的盛衰

后汉自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220年为魏所篡止，共计一百九十二年；若算到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起兵讨卓，实际分裂之时为止，则共得一百七十五年；其运祚略与前汉相等，然其国力的充实，则远不如前汉了。这是因为后汉移都洛阳，对于西北两面的控制，不如前汉之便；又承大乱之后，海内凋敝已极，休养未几，而羌乱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汉之盛之故。两汉四百年，同称中国的盛世，实际上，后汉已渐露中衰之机了。光武帝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知道大乱之后，急于要休养生息，所以一味的减官省事。退功臣，进文吏。位高望重的三公，亦只崇其礼貌，而自己以严切之法，行督责之术，虽然有时不免失之过严，然颇得专制政治“严以察吏，宽以驭民”的秘诀，所以其时的政治，颇为清明。公元57年，光武帝崩，子明帝立。亦能守其遗法。公元75年，明帝崩，子章帝立，政治虽渐见宽弛，然尚能蒙业而安。章帝以公元88年崩。自公元36年公孙述平定至此，共计五十二年，为东汉治平之世。匈奴呼韩邪单于约诸子以次继立。六传至呼都而尸单于，背约而杀其弟。前单于之子比，时领南边，不服。公元48年，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来降。中国人处之于今绥远境内。匈奴自此分为南北。北匈奴日益衰乱。公元89年，南单于上书求并北庭。时和帝新立，年幼，太后窦氏临朝。后兄窦宪犯法，欲令其立功自赎，乃以宪为大将军，出兵击破匈奴。后年，又大破之于金微山（大约系今蒙古西北的阿尔泰山）。北匈奴自此远遁，不能为中国之患了。西域的东北部，是易受匈奴控制的。其西南部，则自脱离汉朝都护的管辖后，强国如莎车、于阗等，出而攻击诸国，意图并吞。后汉初兴，诸国多愿遣子入侍，请派都护。光武不许。明帝时，才遣班超出使。班超智勇足备，带了少数的人，留居西域，调发诸国的兵，征讨不服，至公元91年而西域平定。汉朝复设都护，以超为之。后汉之于域外，并没有出力经营，其成功，倒亦和前汉相仿佛，只可谓之适值天幸而已。

班超

后汉的乱源，共有好几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戚和宦官。从前的皇室，其前身，本来是一个强大的氏族。氏族自有氏族的继承法。当族长逝世，合法继承人年幼时，从族中推出一个人来，暂操治理之权，谓之摄政。如由前族长之妻，现族长之母代理，则即所谓母后临朝。宗室分封于外，而中朝以外戚辅政，本来是前汉的一个政冶习惯。虽然前汉系为外戚所篡，然当一种制度未至崩溃时，即有弊窦，人们总认为是人的不好，而不会归咎于制度的。如此，后汉屡有冲幼之君，自然产生不出皇族摄政的制度来，而只会由母后临朝；母后临朝，自然要任用外戚。君主之始，本来是和一个乡长或县长差不多的。他和人民是很为接近的。到后来，国家愈扩愈大，和原始的国家不知相差若干倍了，而君主的制度依然如故。他和人民，和比较低级的官吏，遂至因层次之多而自然隔绝。又因其地位之高，而自成养尊处优之势，关系之重，而不得不深居简出。遂至和当朝的大臣，都不接近，而只是和些宦官宫妾习狎。这是历代的嬖倖近习易于得志的原因，而也是政治败坏的一个原因。

汉章帝

后汉外戚之祸，起于章帝时。章帝的皇后窦氏是没有儿子的。宋贵人生子庆，立为太子。梁贵人生子肇，窦后养为己子。后诬杀宋贵人，废庆为清河王，而立肇为太子。章帝崩，肇立，是为和帝。后兄窦宪专权。和帝既长，与宦者郑众谋诛之，是为后汉皇帝和宦官合谋以诛外威之始。105年，和帝崩。据说和帝的皇子，屡次夭殇，所以生才百余日的殇帝，是寄养于民间的。皇后邓氏迎而立之。明年，复死。乃迎立清河王的儿子，是为安帝。邓太后临朝，凡十五年。太后崩后，安帝亲政，任用皇后的哥哥阎显，又宠信宦官和乳母王圣，政治甚为紊乱。阎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子保，立为太子。后谮杀李氏而废保。125年，安帝如宛，道崩。皇后秘丧驰归，迎立章帝之孙北乡侯懿。当年即死。宦者孙程等迎立废太子保，是为顺帝。程等十九人皆封列侯。然未久即多遭谴斥。顺帝任用皇后的父亲梁商，梁商为人还算谨慎。商死后，子冀继之，其骄淫纵恣，为前此所未有。144年，顺帝崩，子冲帝立。明年崩。梁冀迎立章帝的玄孙质帝。因年小聪明，为冀所弑。又迎立章帝的曾孙桓帝。桓帝立十三年后，才和宦者单超等五人合谋把梁冀诛戮，自此宦官又得势了。

司马迁

因宦官的得势，遂激成所谓党锢之祸。宦官和阉人，本来是两件事。宦字的初义，是在机关中学习，后来则变为在贵人家中专事伺候人的意思，皇室的规模，自然较卿大夫更大，自亦有在宫中服事他的人，此即所谓宦官（据《汉书·本纪》，惠帝即位后，曾施恩于宦皇帝的人，此即是惠帝为太子时，在“太子家”中伺候他的人）。本不专用阉人，而且其初，宦官的等级远较阉人为高，怕是绝对不能用阉人的。但到后来，刑罚滥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宫刑的（如司马迁受宫刑后为中书谒者令，即其好例）；又有生来天阉的人；又有贪慕权势，自宫以进的，不都是俘虏或罪人。于是其人的能力和品格，都渐渐提高，而可以用为宦官了。后汉邓太后临朝后，宫中有好几种官，如中常侍等，都改用阉人，宦官遂成为阉人所做的官的代名词。虽然阉人的地位实已提高，然其初既是俘虏和罪人，社会上自然总还将他当作另一种人看待，士大夫更瞧他不起。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者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业经说过了。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大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他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大伤后汉的元气的是羌乱。中国和外夷，其间本来总有边塞隔绝着的。论民族主义的真谛，先进民族本来有诱掖后进民族的责任，不该以隔绝为事。但是同化须行之以渐。在同化的进行未达相当程度时，彼此的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废的。因为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的相异，不能使其生活从同，顾欲强使生活不同的人共同生活，自不免引起纠纷。这是五胡乱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后汉时的羌乱，业已导其先路了。今青海省的东北境，在汉时本是羌人之地。王莽摄政时，讽羌人献地，设立了一个西海郡。既无实力开拓，边塞反因之撤废，羌人就侵入内地。后汉初年，屡有反叛，给中国征服了，又都把他们迁徙到内地来。于是降羌散居今甘肃之地者日多。安帝时，遂酿成大规模的叛乱。这时候，政治腐败，地方官无心守土，都把郡县迁徙到内地。人民不乐迁徙，则加以强迫驱遣，流离死亡，不可胜数。派兵剿办，将帅又腐败，历时十余年，用费达二百四十亿，才算勉强结束。顺帝时又叛，兵费又至八十余亿，桓帝任用段颎，大加诛戮，才算镇定下来。然而西北一方，凋敝已甚，将帅又渐形骄横，隐伏着一个很大的乱源了。

遇事都诉之理性，这只是受过优良教育的人，在一定的范围中能够。其余大多数人，和这一部分人出于一定范围以外的行为，还是受习惯和传统思想的支配的。此种习惯和传统的思想，是没有理由可以解说的，若要仔细追究起来，往往和我们别一方面的知识冲突，所以人们都置诸不问，而无条件加以承认，此即所谓迷信。给迷信以一种力量的则为宗教。宗教鼓动人的力量是颇大的。当部族林立之世，宗教的教义，亦只限于一部族，而不足以吸引别部族人。到统一之后就不然了。各种小宗教，渐渐混合而产生大宗教的运动，在第十八章中说过。在汉时，上下流社会，是各别进行的。在上流社会中，孔子渐被视为一个神人，看当时内学家（东汉时称纬为内学）尊崇孔子的话，便可见得。但在上流社会中，到底是受过良好教育，理性较为发达，不容此等迷信之论控制，所以不久就被反对迷信的玄学打倒。在下流社会，则各种迷信，逐渐结合，而形成后世的道教。在汉时是其初步。其中最主要的是张角的太平道和张修的五斗米道。道教到北魏时的寇谦之，才全然和政府妥协，前此，则是很激烈的反对政府的。他们以符咒治病等，为煽动和结合的工具。张修造反，旋即平定。张鲁后来虽割据汉中，只是设立鬼卒等，闭关自守，实行其神权政治而已，于大局亦无甚关系。张角却声势浩大。以公元184年起事。他的徒党，遍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即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河北各省之地。但张角似是一个只会煽惑而并没有什么政治能力的人，所以不久即败。然此时的小乱事，则已到处蔓延，不易遏止了，而黄巾的余党亦难于肃清。于是改刺史为州牧，将两级制变成了三级制，便宜了一部分的野心家，即仍称刺史的人以及手中亦有兵权的郡守。分裂之势渐次形成，静待着一个机会爆发。

第十四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公元189年，灵帝崩。灵帝皇后何氏，生子辩。美人王氏，生子协。灵帝属意于协，未及定而崩，属协于宦者蹇硕。这蹇硕，大约是有些武略的。当黄巾贼起时，汉朝在京城里练兵，共设立八个校尉，蹇硕便是上军校尉，所以灵帝把废嫡立庶的事情付托他。然而这本是不合法的事，皇帝自己办起来，还不免遭人反对，何况在其死后？这自然不能用法律手段解决。蹇硕乃想伏兵把何皇后的哥哥大将军何进杀掉，然后举事。事机不密，被何进知道了，就拥兵不朝。蹇硕无可如何，而辩乃得即位，是为废帝。何进把蹇硕杀掉，因想尽诛宦官。而何氏家本寒微，向来是尊敬宦官的。何太后的母亲和何进的兄弟，又受了宦官的贿赂，替他在太后面前说好话。太后因此坚持不肯。何进无奈，乃召外兵进京，欲以胁迫太后。宦官见事急，诱进入宫，把他杀掉。何进的官属，举兵尽诛宦官。京城大乱，而凉州将董卓适至，拥兵入京，大权遂尽入其手。董卓只是个强盗的材料。他把废帝废掉，而立协为皇帝，是为献帝。山东州郡起兵反对他，他乃移献帝于长安，接近自己的老家，以便负隅抵抗。东方州郡实在是人各有心的，都各占地盘，无意于进兵追讨。后来司徒王允，和董卓亲信的将官吕布相结，把董卓杀掉。董卓的将校李傕、郭汜，又回兵替董卓报仇。吕布出奔，王允被杀。李傕、郭汜又互相攻击，汉朝的中央政府就从此解纽，不再能号令全国了。

孙权

各地方割据的：幽州有公孙瓒。冀州有袁绍。兖州有曹操。徐州始而是陶谦，后来成为刘备和吕布争夺之场。扬州，今寿县一带，为袁术所据，江东则入于孙策。荆州有刘表。益州有刘焉。这是较大而在中原之地的，其较小较偏僻的，则汉中有张鲁，凉州有马腾、韩遂，辽东有公孙度。当时政治的重心，是在山东的。（古书所谓山东系指华山以东，今之河南、山东，都包括在内）。袁绍击灭了公孙瓒，又占据了并州，地盘最大，而曹操最有雄才大略。献帝因不堪李傕、郭汜的压迫，逃归洛阳，贫弱不能自立，召曹操入卫，操移献帝于许昌，遂成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刘备为吕布所破，逃归曹操，曹操和他合力击杀了吕布。袁术因荒淫无度，不能自立，想走归袁绍，曹操又使刘备邀击，术退走，旋死。刘备叛操，操又击破之。河南略定。公元200年，袁绍举大兵南下，与操相持于官渡（城名，在今河南中牟县北），为操所败。绍气愤死。公元205年，绍二子并为操所灭。于是北方无与操抗者。208年，操南征荆州。刘表适死，其幼子琮，以襄阳降（今湖北襄阳县，当时荆州治此）。刘备时在荆州，走江陵。操追败之。备奔刘表的长子琦于江夏（汉郡，后汉时，郡治在今湖北黄冈县境），和孙权合力，败操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嘉鱼县）。于是刘备屯兵荆州，而孙权亦觊觎其地。后备乘刘焉的儿子刘璋暗弱，夺取益州。孙权想攻荆州，刘备同他讲和，把荆州之地平分了。时马腾的儿子马超和韩遂反叛，曹操击破之。又降伏了张鲁。刘备北取汉中。曹操自争之，不能克，只得退回。天下渐成三分之势。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诸葛亮替他计划，就是据有荆、益两州，天下有变，命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而自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的。这时的形势，颇合乎这个条件。备乃命关羽自荆州北伐，取襄阳，北方颇为震动，而孙权遣兵袭取江陵，羽还救，为权所杀。刘备忿怒，自将大兵攻权，又大败于猇亭（在今湖北宜都县西）。于是荆州全入于吴。备旋以惭愤而死，此事在公元223年。先是220年，曹操死，子丕篡汉自立，是为魏文帝。其明年，刘备称帝于蜀，是为蜀汉昭烈帝。孙权是到229年才称帝的，是为吴大帝。天下正式成为三分之局。蜀的地方最小，只有今四川一省，其云南、贵州，全是未开发之地。吴虽自江陵而下，全据长江以南，然其时江南的开化，亦远在北方之后。所以三国以魏为最强，吴、蜀二国，常合力以与之抗。

曹操像

三国的分裂，可以说是两种心理造成的。其一是封建的余习。人心是不能骤变的。在封建时代，本有各忠其君的心理，秦汉以后，虽然统一了，然此等见解，还未能全行破除。试看汉代的士大夫，仕于州郡的，都奉其长官为君，称其机关为本朝，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便可知道。又其一则为南方风气的强悍。赤壁战时，孙权实在没有联合刘备抵抗曹操的必要。所以当时文人持重而顾大局的，如张昭等，都主张迎降。只有周瑜和鲁肃主张抵抗，和孙权的意见相合。《三国志》载周瑜的话，说曹操名为汉相，实系汉贼，这是劫持众人的门面话，甚或竟是事后附会之谈。东吴的君臣，自始至终，所作所为，何曾有一件事有汉朝在心目之中？说这话要想欺谁？在当时东吴朝廷的空气中，这话何能发生效力？孙权一生最赏识的是周瑜，次之则是鲁肃。孙权当称帝时，说鲁子敬早有此议，鲁肃如此，周瑜可知。为什么要拥戴孙权做皇帝？这个绝无理由，不过是一种崛强之气，不甘为人下，孙权的自始便要想做皇帝，则更不过是一种不知分量的野心而已。赤壁之战，是天下三分的关键，其事在公元208年，至280年晋灭吴，天下才见统一，因这一种蛮悍的心理，使战祸延长了七十二年。

刘备

刘备的嗣子愚弱，所以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是有志于恢复中原的；而且蜀之国势，非以攻为守，亦无以自立；所以自先主死后，诸葛亮即与吴弃衅言和，连年出兵伐魏。吴则除诸葛恪辅政之时外，多系疆场小战。曹操自赤壁败后，即改从今安徽方面经略东南。三国时，吴、魏用兵，亦都在这一带，彼此均无大成功。魏文帝本来无甚才略。死后，儿子明帝继立，荒淫奢侈，朝政更坏。其时司马懿屡次带兵在关中和诸葛亮相持，又平定了辽东。明帝死后，于齐王芳年幼，司马懿和曹爽同受遗诏辅政。其初大权为曹爽所专。司马懿托病不出，而暗中运用诡谋，到底把曹爽推翻，大权遂尽入其手。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把持朝局。扬州方面，三次起兵反对司马氏，都无成。蜀自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筰继之，不复能出兵北伐。费祎死后，姜维继之，频年出兵北伐而无功，民力颇为疲敝。后主又信任宦官，政局渐坏。司马昭乘此机会，于263年发兵灭蜀。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之，于265年篡魏，是为晋武帝。至280年而灭吴统一中国。

诸葛亮

第十五章

晋初的形势

吴、蜀灭亡，天下复归于统一了，然而乱源正潜伏著。这乱源是什么呢？

自后汉以来，政治的纲纪久经废弛。政治上的纲纪若要挽回，最紧要的是以严明之法行督责之术。魏武帝和诸葛亮都是以此而收暂时的效果的。然而一两个严明的政治家，挽不回社会上江河日下的风气，到魏、晋之世，纲纪又复颓败了。试看清谈之风，起于正始（魏齐王芳年号，自公元240年至248年），至晋初而更甚，直绵延至南朝之末可知。所谓清谈，所谈的就是玄学。谈玄本不是坏事，以思想论，玄学要比汉代的儒学高明得多。不过学问是学问，事实是事实。因学问而忽视现实问题，在常人尚且不可，何况当时因谈玄而蔑视现实的，有许多是国家的官吏，所抛弃的是政治上的职务？

汉朝人讲道家之学的所崇奉的是黄、老，所讲的是清静不扰，使人民得以各安其生的法术。魏晋以后的人所崇奉的是老、庄，其宗旨为委心任运。狡黠的讲求趋避之术，养成不负责任之风。懦弱的则逃避现实，以求解除痛苦。颓废的则索性蔑视精神，专求物质上的快乐。到底人是现实主义的多，物质容易使人沉溺，于是奢侈之风大盛。当曹爽执政时，曾引用一班名士。虽因政争失败，未能有所作为，然从零碎的材料看来，他们是有一种改革的计划，而其计划且颇为远大的（如夏侯玄有废郡之议，他指出郡已经是供镇压之用，而不是治民事的，从来讲官制的人，没有这么彻底注重民治的）。曹爽等的失败，我们固然很难知其原因所在，然而奢侈无疑的总是其原因之一。代曹爽而起的是司马氏，司马氏是武人，武人是不知义理、亦不知有法度的，一奢侈就可以毫无轨范。何曾、石崇等人正是这一个时代的代表。

封建时代用人本来是看重等级的。东周以后，世变日亟，游士渐起而夺贵族之席。秦国在七国中是最能任用游士的，读李斯《谏逐客书》可见。秦始皇灭六国后，仍保持这个政治习惯，所以李斯能做到宰相，得始皇的信任。汉高起自徒步，一时将相大臣，亦多刀笔吏或家贫无行者流，就更不必说了。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改革选法，博士、博士弟子、郡国上计之吏和州郡所察举的秀才、孝廉，都从广大的地方和各种不同的阶层中来。其他擢用上书言事的人，以及朝廷和各机关的征辟，亦都是以人才为主的。虽或不免采取虚誉，及引用善于奔走运动的人，究与一阶级中人世据高位者不同。魏晋以降，门阀制度渐次形成，影响及于选举，高位多为贵族所盘据，起自中下阶层中较有活气的人，参与政治的机会较少，政治自然不免腐败。如上章所述，三国时代，南方士大夫的风气，还是颇为剽悍的。自东晋之初，追溯后汉之末，不过百余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物，未必无有（晋初的周处，即系南人，还很有武烈之风）。

李斯

倘使元帝东渡以后，晋朝能多引用这一班人，则除为国家戡乱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敌忾心，必有功效可见。然而大权始终为自北南迁的贵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类的人物，直到晋末，才得出现于政治舞台之上，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损失。

两汉时儒学盛行。儒学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颇笃于君臣之义的。两汉时，此项运动，亦颇收到相当的效果。汉末政治腐败，有兵权的将帅，始终不敢背叛朝廷（说本《后汉书·儒林传论》）。以魏武帝的功盖天下，亦始终只敢做周文王（参看《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注》引是年十二月己亥令，这句句都是真话），就是为此。司马氏的成功是狡黠而不知义理的军阀得势（《晋书·宣帝纪》说：“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司马氏之说可见），自此风气急变。宋、齐、梁、陈之君亦多是如此。加以运祚短促，自不足以致人忠诚之心。门阀用人之习既成，贵游子弟，出身便做好官，富贵吾所自有，朝代变换，这班人却并不更动，遂至“忠君之念已亡，保家之念弥切”（说本《南史·褚渊传论》）。中国人自视其国为天下，国家观念，本不甚发达；五胡乱华，虽然稍稍激起民族主义，尚未能发扬光大；政治上的纲纪，还要靠忠君之义维持，而其颓败又如此，政治自更奄奄无生气了。

秦汉时虽有所谓都尉，调兵和统率之权，是属于太守的。其时所行的是民兵之制，平时并无军队屯聚；一郡的地方太小，亦不足以背叛中央；所以柳宗元说“有叛国而无叛郡”（见其所著《封建论》）。自刺史变为州牧而地盘始大；即仍称刺史的，其实权亦与州牧无异；郡守亦有执掌兵权的；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晋武帝深知其弊，平吴之后，就下令去刺史的兵权，回复其监察之职。然沿习既久，人心一时难于骤变。平吴之后，不久内乱即起，中央政府，顾不到各地方，仍藉各州郡自行镇压，外重之势遂成，迄南朝不能尽革。

自秦汉统一之后，国内的兵争既息，用不到人人当兵。若说外征，则因路途窎远，费时失业，人民在经济上的损失太大，于是多用谪发及谪戍。至后汉光武时，省郡国都尉，而民兵之制遂废。第九章中，业经说过了。国家的强弱，固不尽系乎兵，然若多数人民都受过相当军事的训练，到缓急之际，所表现出来的抵抗力，是不可轻侮的。后汉以来，此条件业经丧失，反因贪一时便利之故，多用降伏的异族为兵，兵权倒持在异族手里，遂成为五胡扰乱的直接原因。

晋初五胡的形势，是如此的：（一）匈奴。散布在并州即今山西省境内。（二）羯。史籍上说是匈奴的别种，以居于上党武乡的羯室而得名的（在今山西辽县）。案古书上的种字，不是现在所谓种族之义。古书所谓种或种姓，其意义，与姓氏或氏族相当。羯人有火葬之俗，与氐、羌同，疑系氐、羌与匈奴的混种，其成分且以氐、羌为多。羯室正以羯人居此得名，并非匈奴的一支，因居羯室之地而称羯。（三）鲜卑。《后汉书》说东胡为匈奴所破，余众分保乌丸、鲜卑两山，因以为名。事实上，怕亦是山以部族名的。此二山，当在今蒙古东部苏克苏鲁，索岳尔济一带。乌桓在南，鲜卑在北。汉朝招致乌桓，居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塞上，以捍御匈奴。后汉时，北匈奴败亡，鲜卑徙居其地。其酋长檀石槐，曾一时控制今蒙古之地，东接夫余（与高句丽同属貉族。其都城，即今吉林的长春县），西至西域。所以乌丸和中国，较为接近，而鲜卑则据地较广。曹操和袁绍相争时，乌丸多附袁绍。袁氏既灭，曹操袭破之于柳城（汉县，今热河凌源县）。乌桓自此式微，而鲜卑则东起辽东，西至今甘肃境内，部族历历散布，成为五胡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一族。（四）氐。氐人本来是居于武都的（即白马氐之地，今甘肃成县），魏武帝怕被蜀人所利用，把他迁徙到关中。（五）羌。即后汉时叛乱之余。氐、羌都在泾、渭两水流域。当时的五胡大部分是居于塞内的，间或有在塞外的，亦和边塞很为接近。其人亦多散处民间，从事耕织，然犷悍之气未消，而其部族首领，又有野心勃勃，想乘时恢复故业的。一旦啸聚起来，“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江统《徙戎论》语），其情势，自又非从塞外侵入之比。所以郭钦、江统等要想乘天下初定，用兵力将他们迁回故地。这虽不是民族问题根本解决之方，亦不失为政治上一时措置之策，而晋武帝因循不能用。

第十六章

五胡之乱（上）

五胡之乱，已经蓄势等待着了，而又有一个八王之乱（八王，谓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做他的导火线。封建亲戚以为屏藩之梦，此时尚未能醒。我们试看：魏武帝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下令，说从前朝廷恩封我的几个儿子，我辞而不受，现在想起来，却又要受了，因为执掌政权年久，怕要谋害我的人多，想借此自全之故，就可见得这时候人的思想。魏虽亦有分封之制，但文帝当未做魏世子时，曾和他的兄弟争立，所以猜忌宗室诸王特甚，名为分藩，实同囚禁，绝不能牵掣晋朝的篡弑。晋人有鉴于此，所以得国之后，就大封同姓，体制颇为崇隆，而且各国都有卫兵。晋武帝是文帝的儿子，景帝之后，自然不甘退让。在武帝时，齐王攸颇有觊觎储位之意，似乎也有党附于他的人。然未能有成，惠帝卒立。惠帝是很昏愚的。其初太后父杨骏执政。皇后贾氏和楚王玮合谋，把他杀掉，而用汝南王亮，又把他杀掉，后又杀楚王，旋弑杨太后。太子遹非后所生，后亦把他废杀。赵王伦时总宿卫，因人心不服，弑后，遂废惠帝而自立。时齐王冏镇许昌，成都王颖镇邺（今河南临漳县），河间王颙镇关中，连兵攻杀伦。惠帝复位。齐王入洛专政。河间王和长沙王乂合谋攻杀之。又和成都王颖合谋，攻杀乂。东海王越合幽、并两州的兵，把河间、成都两王打败。遂弑惠帝而立怀帝。此等扰乱之事，在公元291至306的十六年间。

晋武帝

匈奴单于，自后汉之末失位，入居中国。单于死后，中国分其部众为五，各立酋帅。其中左部最强，中国将其酋帅羁留在邺，以资驾驭，至晋初仍未释放。东海王之兵既起，刘渊说成都王回去合五部之众，来帮他的忙，成都王才释放了他。刘渊至并州，遂自立，是为十六国中的前赵。此时中原之地，盗贼蜂起，刘渊如能力征经营，很可以有所成就。然刘渊是个无甚才略的人，自立之后，遂安居不出。羯人石勒，才略却比较优长。东方群盗，尽为所并。名虽服从前赵，实则形同独立。东海王既定京师，出兵征讨，死于军中，其兵为石勒所追败。晋朝遂成坐困之势。310年，刘渊的族子刘曜攻破洛阳，怀帝被虏。明年，被弑。愍帝立于长安。316年，又被虏。明年，被弑。元帝时督扬州，从下邳迁徙到建业（下邳，今江苏邳县。建业，今南京。东晋后避愍帝讳，改曰建康），自立，是为东晋元帝。此时，在北方，只有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刘琨，崎岖和戎狄相持。南方则豫州刺史祖逖，从淮北经略今之豫东，颇有成绩。然王浚本是个狂妄的人，刘琨则窘困太甚，终于不能支持，为石勒所破灭。祖逖因中央和荆州互相猜忌，知道功不能成，愤慨而死。就无能抗拒石勒的人。328年，勒灭前赵。除割据凉州的前凉，辽东、西的前燕外，北方几尽入其手。

南方的情势，是荆州强于扬州。元帝即位之后，要想统一上流的事权，乃派王敦去都督荆州。王敦颇有才能，能把荆州的实权收归掌握，却又和中央互相猜忌。322年，终于决裂。王敦的兵入据京城。元帝忧愤而死。子明帝立，颇有才略。乘王敦病死，把其余党讨平。然明帝在位仅三年。明帝崩，子成帝立，年幼，太后庾氏临朝，后兄庾亮执政，和历阳内史苏峻不协（今安徽和县）。苏峻举兵造反。亮奔温峤于寻阳（今江西九江县）。温峤是很公忠体国的，邀约荆州刺史陶侃，把苏峻打平。陶侃时已年老，故无跋扈之心。侃死后，庾亮出镇荆州。庾亮死后，其弟庾翼、庾冰继之。此时内外的大权，都在庾氏手里，所以成帝、康帝之世，相安无事。344年，康帝崩，子穆帝立。明年，庾翼死，表请以其子继任，宰相何充不听，而用了桓温。于是上下流之间，又成对立之势了。

刘渊

石勒死于333年。明年，勒从子虎杀勒子而自立。石虎是个淫暴无人理的，然兵力尚强。庾翼于343年出兵北伐，未能有功。349年，石虎死，诸子争立。汉人冉闵为虎养子，性颇勇悍。把石虎诸子尽行诛灭。闵下令道：“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而“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遂下令大诛胡、羯。单是一个邺中，死者就有二十多万。四方亦都承令执行。胡、羯经此打击，就不能再振了。先是鲜卑慕容廆，兴于辽西，兼并辽东。至其子皝，迁都龙城（今热河朝阳县）。慕容氏是远较前后赵为文明的。地盘既广，兵力亦强。石虎死的前一年，慕容皝死，子儁立。乘北方丧乱，侵入中原。冉闵与战，为其所杀。于是河北之地，尽入于慕容氏。羌酋姚弋仲，氐酋苻洪，其初为后赵所压服的，至此亦乘机自立。苻洪死，子苻健入关。姚弋仲死，其子姚襄降晋，想借晋力以自图发展。晋朝因和桓温互相猜忌，引用了名士殷浩做宰相，想从下流去经略中原。殷浩亦不是没有才能的人，但扬州势成积弱，殷浩出而任事，又没有一个相当的时间以资准备，自然只得就固有的力量加以利用。于是即用姚襄为前锋，反为其所邀击，大败，军资丧失甚众。此事在354年。先是桓温已灭前蜀，至此，遂迫胁朝廷，废掉殷浩，他却出兵北伐，击破了姚襄，恢复洛阳。然亦未能再进。慕容儁死后，子慕容继之，虽年幼无知，然有慕容恪辅政，慕容垂带兵，仍有相当的力量。姚襄败后入关，为秦人所杀，弟苌以众降秦。秦苻健死后，子生无道，为苻坚所弑，自立。能任用王猛以修国政，其势尤张。此时的北方，已较难图，所以当后赵、冉闵纷纭争夺之时，晋朝实在坐失了一个恢复中原的机会。此时燕人频年出兵，以经略河南，洛阳又为所陷。369年，桓温出兵伐燕，大败于枋头（城名，今河南濬县）。桓温之意，本来要立些功业，再图篡夺的。至此，自顾北伐已无成功之望，乃于371年入朝，行废立之事（康帝崩，子穆帝立。崩，成帝子哀帝立。崩，弟海西公立。至是为桓温所废，而立元帝子简文帝）。温以禅让之意，讽示朝臣。谢安、王坦之当国，持之以静。373年，桓温死。他的兄弟桓冲，是个没有野心的人，把荆州让出，政局乃获暂安。

《东晋都建康图》

第十七章

五胡之乱（下）

东晋时的五胡十六国，实在并不成其为一个国家，所以其根基并不稳固。看似声势雄张，只是没有遇见强敌，一战而败，遂可以至于覆亡。枋头战后，慕容垂因被猜忌出奔。前秦乘机举兵。其明年，前燕竟为所灭。前秦又灭掉前涼，又有统一北方之势。然其根基亦并不是稳固的。此时北方的汉族，因为没有政府的领导，虽有强宗巨室和较有才力的人，能保据一隅，或者潜伏山泽，终产生不出一个强大的政权来，少数的五胡，遂得横行无忌。然他们亦是人各有心，而且野蛮成习，颇难于统驭的。五胡中苟有英明的酋长出来，亦只得希望汉族拥戴他，和他一心，要联合许多异族以制汉族，根本上是没有这回事的。若要专恃本族，而把汉族以外的异族铲除；则（一）因限于实力；（二）则汉族此时，并不肯替此等异族出死力，而此等异族，性本蛮悍，加以志在掠夺，用之为兵，似乎颇为适宜，所以习惯上都是靠他们做主力的军队，尽数剪除，未免削弱兵力；所以其势又办不到。苻坚的政策，是把氐人散布四方，行驻防政策，而将其余被征服的异族置之肘腋之下，以便监制。倘使他的威力，能够始终维持，原亦未为非计。然若一朝失足，则氐人散处四方，不能聚集，无复基本队伍，就糟了。

所以当时，苻坚要想伐晋以图混一，他手下的稳健派，如王猛，如其兄弟苻融等，都是反对的。而苻坚志得意满，违众举兵，遂以383年大败于淝水。北方异族，乘机纷纷而起。而慕容垂据河北为后燕，姚苌据关中为后秦。苻坚于385年为姚苌所杀。子丕，族子登，相继自立，至394年，卒为姚苌之子姚兴所灭。此时侵入中原的五胡，已成强弩之末。因为频年攻战，死亡甚多，人口减少，而汉族的同化作用，仍在逐渐进行，战斗力也日益衰弱。其仍居塞外的，却比较气完力厚。此等情势，自公元四世纪末，夏及拓跋魏之兴，至六世纪前半尒朱氏、宇文氏等侵入中原，迄未曾变。自遭冉闵的大屠戮后，胡、羯之势，业已不能复振。只有匈奴铁弗氏，根据地在新兴（今山西忻县），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部落。拓跋氏自托于黄帝之后，说其初建国北荒，后来南迁大泽，因其地“昏冥沮洳”，乃再南迁至匈奴故地。自托于黄帝之后，自不足信，其起源发迹之地，该不是骗人的。他大约自西伯利亚迁徙到外蒙古，又逐渐迁徙到内蒙古的。晋初，其根据地在上谷之北，今滦河上源之西。刘琨藉其兵力以御匈奴，畀以雁门关以北之地。拓跋氏就据有平城，东至今察哈尔的西部。这时候，自辽东至今热河东部，都是慕容氏的势力范围。其西为宇文氏，再西就是拓跋氏。慕容氏盛时，宇文氏受其压迫，未能自强，拓跋氏却不然。拓跋氏和匈奴铁弗氏是世仇。苻坚时，拓跋氏内乱，铁弗的酋长刘卫辰引秦兵把他打破。苻坚即使刘卫辰和其族人刘库仁分管其部落。刘库仁是拓跋氏的女婿，反保护其遗裔拓跋珪。其时塞外，从阴山至贺兰山，零星部落极多，拓跋珪年长后，逐渐加以征服，势力复张。刘卫辰为其所灭。其子勃勃奔后秦。姚兴使其守御北边，勃勃遂叛后秦自立。后秦屡为所败，国势益衰。395年，慕容垂之子宝伐后魏，大败于参合陂（今山西阳高县）。明年，慕容垂自将伐魏。魏人退出平城，以避其锋。慕容垂入平城，而实无所得。还至参合陂，见前此战败时的尸骸，堆积如山，军中哭声振天，惭愤而死。慕容宝继立。拓跋珪大举来攻，势如排山倒海。慕容宝弃其都城中山，逃到龙城，被弑。少子盛定乱自立，旋亦被弑。弟熙立，因淫虐，为其将冯跋所篡，是为北燕。其宗族慕容德南走广固（今山东益都县），自立，是为南燕。拓跋珪服寒食散，散发不能治事，不复出兵。北方形势，又暂告安静。

谢安像

南方当这时候，却产生出一种新势力来。晋朝从东渡以后，长江上流的形势，迄较下流为强，以致内外相持，坐视北方的丧乱而不能乘。当淝水战前六年，谢玄镇广陵（今江苏江都县）。才创立一支北府兵，精锐无匹，而刘牢之为这一支军队的领袖。淝水之战，就是倚以制胜的。下流的形势，至此实已较上流为强。东晋孝武帝是一个昏愦糊涂的人。始而信任琅邪王道子，后来又猜忌他，使王恭镇京口（今江苏镇江），殷仲堪镇江陵以防之。慕容垂死的一年，孝武帝也死了，子安帝立。398年，王恭、殷仲堪同时举兵。

苻坚

道子嗜酒昏愚，而其世子元显，年少有些才气。使人勾结刘牢之倒戈，王恭被杀。而上流之兵已逼，牢之不肯再战。殷仲堪并不会用兵，军事都是委任南郡相杨佺期的（南郡，治江陵）。而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在荆州，仍有势力，此时亦在军中。晋朝乃以杨佺期刺雍州，桓玄刺江州，各给了一个地盘，上流之兵才退。后来殷仲堪和杨佺期，都给桓玄所并。402年，元显乘荆州饥馑，举兵伐玄，刘牢之又倒戈，桓玄入京城，元显和道子都被杀。桓玄是个狂妄的人，得志之后，夺掉了刘牢之的兵权，牢之谋反抗，而手下的人不满他的屡次倒戈，不肯服从，牢之自缢而死。桓玄以为天下无事了，就废安帝自立。然刘牢之虽死，北府兵中人物尚多。404年，刘裕等起兵讨玄，玄遂败死。安帝复位。刘裕入居中央，掌握政权，一时的功臣，都分布州郡，南方的形势一变。

409年，刘裕出兵灭南燕。想要停镇下邳，经营河、洛，而后方又有变故。先是399年，孙恩起兵会稽（今浙江绍兴），剽掠沿海。后为刘牢之及刘裕所破，入海岛而死。其党卢循袭据广州。桓玄不能讨，用为刺史。卢循又以其妹夫徐道覆为始兴相（今广东曲江县）。刘裕北伐时，卢循、徐道覆乘机北出，沿江而下，直逼京城。此时情势确甚危急。刘裕速回兵，以疲敝之众，守住京城。卢循、徐道覆不能克，退回上流，为裕所袭败。裕又遣兵从海道袭据广州，把他们打平。刘裕于是剪除异己。至417年，复大举以灭后秦。此时后魏正值中衰；涼州一隅，目前秦亡后，复四分五裂，然其中并无强大之国（氐酋吕光，为苻坚将，定西域。苻坚败后，据姑臧自立，是为后凉。后匈奴酋沮渠蒙逊据张掖叛之，为北凉。汉族李暠据敦煌，为西凉。鲜卑秃发乌孤据乐都为南凉。后凉之地遂分裂。又有鲜卑乞伏国仁，据陇右，为西秦。后凉为后秦所灭。西凉为北凉所灭。南凉为西秦所灭。西秦为夏所灭。北凉为后魏所灭。姑臧，今甘肃武威县。张掖，敦煌，今县皆同名。乐都，今碾伯县。西秦初居勇士川，在今甘肃金县后徙苑川，在今甘肃靖远县）；夏虽有剽悍之气，究系偏隅小国；倘使刘裕能在关中驻扎几年，扩清扫荡之效，是可以预期的，则当南北朝分立之初，海内即可有统一之望，以后一百七十年的分裂之祸，可以免除了。然旧时的英雄，大抵未尝学问。个人权势意气之争，重于为国为民之念。以致同时并起，资望相等的人物，往往不能相容，而要互相翦灭，这个实在使人才受到一个很大的损失。刘裕亦是如此，到灭秦时，同起义兵诸人，都已被翦除尽了。手下虽有几个勇将，资格都是相等的，谁亦不能统率谁。而刘裕后方的机要事务，全是交给一个心腹刘穆之的，这时候，刘穆之忽然死了，刘裕放心不下，只得弃关中而归，留一个小儿子义真，以镇守长安。诸将心力不齐，长安遂为夏所陷。刘裕登城北望，流涕而已。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对外，真可谓深刻极了。420年，刘裕篡晋，是为宋武帝。三年而崩。子少帝立，为宰相徐羡之等所废，迎立其弟文帝。文帝亦是个中主，然无武略，而功臣宿将，亦垂垂向尽。自北府兵创立至此，不足五十年，南方新兴的一种中心势力，复见衰颓。北魏拓跋珪自立，是为道武帝。道武帝末年，势颇不振。子明元帝，亦仅谨守河北。明元帝死，子太武帝立，复强。公元431年，灭夏。436年，灭燕。凉州之地，亦皆为其所吞并。天下遂分为南北朝。

刘裕

第十八章

南北朝的始末

南北朝的对立，起于公元420年宋之代晋，终于公元589隋之灭陈，共一百七十年。其间南北的强弱，以宋文帝的北伐失败及侯景的乱梁为两个重要关键。南朝的治世，只有宋文帝和梁武帝在位时，历时较久。北方的文野，以孝文的南迁为界限，其治乱则以尒朱氏的侵入为关键。自尒朱氏、宇文氏等相继失败后，五胡之族，都力尽而衰，中国就复见盛运了。

宋文帝即位后，把参与废立之谋的徐羡之、傅亮、谢晦等都诛灭。初与其谋而后来反正的檀道济，后亦被杀。于是武帝手里的谋臣勇将，几于靡有孑遗了。历代开国之主，能够戡定大乱、抵御外患的，大抵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卓绝的天才，此即所谓文武兼资。而其所值的时局，难易各有不同。倘使大难能够及身戡定，则继世者但得守成之主，即可以蒙业而安。如其不然，则非更有文武兼资的人物不可。此等人固不易多得，然人之才力，相去不远，亦不能谓并时必无其人；尤其做一番大事业的人，必有与之相辅之士。倘使政治上无家天下的习惯，开国之主，正可就其中择贤而授，此即儒家禅让的理想，国事实受其益了。无如在政治上，为国为民之义，未能彻底明了，而自封建时代相沿下来的自私其子孙，以及徒效忠于豢养自己的主人的观念，未能打破，而君主时代所谓继承之法，遂因之而立。而权利和意气，都是人所不能不争的，尤其以英雄为甚。同干一番事业的人，遂至不能互相辅助，反要互相残杀，其成功的一个人，传之于其子孙，则都是生长于富贵之中的，好者仅得中主，坏的并不免荒淫昏暴，或者懦弱无用。前人的功业，遂至付诸流水，而国与民亦受其弊。这亦不能不说是文化上的一个病态了。宋初虽失关中，然现在的河南、山东，还是中国之地。宋武帝死后，魏人乘丧南伐，取青、兖、司、豫四州（时青州治广固，兖州治滑台，司州治虎牢，豫州治睢阳。滑台，今河南滑县。虎牢，今河南汜水县。睢阳，今河南商丘县）。此时的魏人，还是游牧民族性质，其文化殊不足观，然其新兴的剽悍之气，却亦未可轻视，而文帝失之于轻敌。430年，遣将北伐，魏人敛兵河北以避之，宋朝得了虎牢、滑台而不能继续进取，兵力并不足坚守。至冬，魏人大举南下，所得之地复失。文帝经营累年，至450年，又大举北伐。然兵皆白丁，将非材勇，甫进即退。魏太武帝反乘机南伐，至于瓜步（镇名，今江苏六合县），所过之处，赤地无馀，至于燕归巢于林木，元嘉之世，本来称为南朝富庶的时代的，经此一役，就元气大伤了，而北强南弱之势，亦于是乎形成。

宋文帝

公元453年，宋文帝为其子劭所弑。劭弟孝武帝，定乱自立。死后，子前废帝无道，为孝武弟明帝所废。孝武帝和明帝都很猜忌，专以屠戮宗室为务。明帝死后，大权遂为萧道成所窃。荆州的沈攸之和宰相袁粲，先后谋诛之，都不克。明帝子后废帝及顺帝，都为其所废。479年，道成遂篡宋自立，是为齐高帝。在位四年。子武帝，在位十一年。高、武两帝，都很节俭，政治较称清明。武帝太子早卒，立大孙郁林王，为武帝兄子明帝所废。明帝大杀高、武两帝子孙。明帝死后，子东昏侯立。时梁武帝萧衍刺雍州，其兄萧懿刺豫州。梁武帝兄弟，本与齐明帝同党。其时江州刺史陈显达造反，东昏侯使宿将崔慧景讨平之。慧景还兵攻帝，势甚危急，萧懿发兵入援，把他打平。东昏侯反把萧懿杀掉，又想削掉萧衍。东昏侯之弟宝融，时镇荆州，东昏侯使就其长史萧颖胄图之。颖胄奉宝融举兵，以梁武帝为前锋。兵至京城，东昏侯为其下所弑。宝融立，是为和帝。旋传位于梁。此事在502年。

梁武帝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其早年政治颇清明。自宋明帝时，和北魏交兵，尽失淮北之地。齐明帝时又失沔北。东昏侯时，因豫州刺史裴叔业降魏，并失淮南（时豫州治寿阳，今安徽寿县）。梁武帝时，大破魏兵于钟离（在今安徽凤阳县），恢复了豫州之地。对外的形势，也总算稳定。然梁武性好佛法，晚年刑政殊废弛。又因太子统早卒，不立嫡孙而立次子简文帝为太子，心不自安，使统诸子出刺大郡，又使自己的儿子出刺诸郡，以与之相参。彼此乖离，已经酝酿著一个不安的形势。而北方侯景之乱，又适于此时发作。

北魏太武帝，虽因割据诸国的不振，南朝的无力恢复，侥幸占据了北方，然其根本之地，实在平城，其视中国，不过一片可以榨取利益之地而已。他还不能自视为和中国一体，所以也不再图南侵。因为其所有的，业已不易消化了。反之，平城附近，为其立国根本之地，却不可不严加维护。所以魏太武帝要出兵征伐柔然、高车，且于北边设立六镇（武川，今绥远武川县。抚冥，在武川东。怀朔，在今绥远五原县。怀荒，在今大同东北察哈尔境内。柔玄，在今察哈尔兴和县。御夷，在今察哈尔沽源县），盛简亲贤，配以高门子弟，以厚其兵力。孝文帝是后魏一个杰出人物。他仰慕中国的文化，一意要改革旧俗。但在平城，终觉得环境不甚适宜。乃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断北语，改姓氏，禁胡服，奖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自此以后，鲜卑人就渐和汉人同化了。然其根本上的毛病，即以征服民族自居，视榨取被征服民族以供享用为当然之事，因而日入于骄奢淫佚，这是不能因文明程度的增进而改变的，而且因为环境的不同，其流于骄奢淫佚更易。论者因见历来的游牧民族同化于汉族之后，即要流于骄奢淫佚，以至失其战斗之力，以为这是中国的文明害了他，摹仿了中国的文明，同时亦传染了中国的文明病。其实他们骄奢淫佚的物质条件，是中国人供给他的，骄奢淫佚的意志，却是他们所自有；而这种意志，又是与其侵略事业，同时并存的，因为他们的侵略，就是他们的生产事业。如此，所以像金世宗等，要禁止他的本族人华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华化，就是要一切生活都照旧，那等于只生产而不消费，经济学上最后的目的安在呢？所以以骄奢淫佚而灭亡，殆为野蛮的侵略民族必然的命运。后魏当日，便是如此。孝文帝传子宣武帝至孝明帝。年幼，太后胡氏临朝。荒淫纵恣，把野蛮民族的病态，悉数现出。中原之民，苦于横征暴敛，群起叛乱。而六镇将士，因南迁以后，待遇不如旧时，魏朝又怕兵力衰颓，禁其浮游在外，亦激而生变。有一个部落酋长唤做尒朱荣，起而加以镇定。尒朱氏是不曾侵入中原的部族，还保持着犷悍之风。胡太后初为其亲信元义等所囚，后和明帝合谋，把他们诛灭。又和明帝不协。明帝召尒朱荣入清君侧，已而又止之。胡太后惧，弑明帝。尒朱荣举兵入洛，杀胡太后而立孝庄帝。其部众既劲健，而其用兵亦颇有天才。中原的叛乱，都给他镇定了。然其人起于塞外，缺乏政治手腕，以为只要靠兵力屠杀，就可以把人压服。当其入洛之日，就想做皇帝，乃纵兵士围杀朝士两千余人。居民惊惧，逃入山中，洛阳只剩得一座空城。尒朱荣无可如何，只得退居晋阳，遥执朝权。然其篡谋仍不息。孝庄帝无拳无勇，乃利用宣传为防御的工具。当尒朱荣篡谋急时，孝庄帝就散布他要进京的消息，百姓就逃走一空，尒朱荣只得自止。到后来，看看终非此等手段所能有济了。530年，乃索性召他入朝。

孝文帝

孝庄帝自藏兵器于衣内，把他刺死。其侄儿尒朱兆，举兵弑帝，别立一君。此时尒朱氏的宗族，分居重镇，其势力如日中天。然尒朱兆是个鲁莽之夫，其宗族中人，亦与之不协。532年，其将高欢起兵和尒朱氏相抗。两军相遇于韩陵（山名，在今河南安阳县），论兵力，尒朱氏是远过于高欢，然因其暴虐过甚，高欢手下的人都齐心死战，而尒朱氏却心力不齐，遂至大败。晋阳失陷，尒朱兆逃至秀容川（在今山西朔县），为高欢所掩杀。其余尒朱氏诸人亦都被扑灭。高欢入洛，废尒朱氏所立，而别立孝武帝。高欢身居晋阳，继承了尒朱荣的地位。孝武帝用贺拔岳为关中大行台，图与高欢相抗。高欢使其党秦州刺史侯莫陈悦杀岳（秦州，今甘肃天水县）。夏州刺史宇文泰攻杀悦（夏州，今陕西横山县），孝武帝即以泰继岳之任。534年，孝武帝举兵讨欢，高欢亦自晋阳南下，夹河而军，孝武帝不敢战，奔关中，为宇文泰所弑。于是高欢，宇文泰，各立一君，魏遂分为东西。至550年，而东魏为高欢子洋所篡，是为北齐文宣帝。557年，西魏为宇文泰之子觉所篡，是为北周孝闵帝。

隋文帝

当东西魏分裂后，高欢、宇文泰曾剧战十余年，彼此都不能逞志，而其患顾中于梁。这时候，北方承剧战之后，兵力颇强，而南方武备久废弛，欲谋恢复，实非其时，而梁武帝年老昏耄，却想乘机侥幸，其祸就不可免了。高欢以547年死。其将侯景，是专管河南的。虽然野蛮粗鲁，在是时北方诸将中，已经算是狡黠的了。高欢死后，其子高澄，嗣为魏相。侯景不服，遂举其所管之地来降。梁武帝使子渊明往援。为魏所败，渊明被擒。侯景逃入梁境，袭据寿阳，梁朝不能制。旋又中魏人反间之计，想牺牲侯景，与魏言和。侯景遂反，进陷台城（南朝之宫城），梁武帝忧愤而崩，时为549年。子简文帝立，551年，为侯景所弑。武帝子湘东王绎即位于江陵，是为元帝。时陈武帝陈霸先自岭南起兵勤王。元帝使其与王僧辩分道东下，把侯景诛灭。先是元帝与诸王互相攻击。郢州的邵陵王纶（郢州，今湖北武昌县。纶，武帝子），湘州的河东王誉（誉、詧皆昭明太子统之子），皆为所并。襄阳的岳阳王詧，则因求救于西魏而得免。至元帝即位后，武陵王纪亦称帝于成都（纪，武帝子），举兵东下。元帝亦求救于西魏，西魏袭陷成都。武陵王前后受敌，遂败死。而元帝又与西魏失和。554年，西魏陷江陵，元帝被害。魏人徙岳阳王詧于江陵，使之称帝，而对魏则称臣，是为西梁。王僧辩、陈霸先立元帝之子方智于建康，是为敬帝。而北齐又送渊明回国，王僧辩战败，遂迎立之。陈霸先讨杀僧辩，奉敬帝复位。557年，遂禅位于陈。这时候，梁朝骨肉相残，各引异族为助，南朝几至不国。幸得陈武帝智勇足备，卓然不屈，才得替汉族保存了江南之地。

陈武帝即位后三年而崩。无子，传兄子文帝。文帝死后，弟宣帝，废其子废帝而代之。文、宣两帝，亦可称中主，但南方当丧乱之余，内部又多反侧，所以不能自振。北方则北齐文宣、武成两帝，均极荒淫。武成帝之子纬，尤为奢纵。而北周武帝，颇能励精图治。至577年，齐遂为周所灭。明年，武帝死，子宣帝立，又荒淫。传位于子静帝，大权遂入后父杨坚之手。581年，坚废静帝自立，是为隋文帝。高齐虽自称是汉族，然其性质实在是胡化了的。隋文帝则勤政恤民，俭于自奉，的确是代表了汉族的文化。自西晋覆亡以来，北方至此才复建立汉人统一的政权。此时南方的陈后主，亦极荒淫。589年，为隋所灭。西梁则前两年已被灭。天下复见统一。

两晋、南北朝之世，是向来被看作黑暗时代的，其实亦不尽然。这一时代，只政治上稍形黑暗，社会的文化，还是依然如故。而且正因时局的动荡，而文化乃得为更大的发展。其中关系最大的，便是黄河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的民族，分向各方面迁移。《汉书·地理志》叙述楚地的生活情形，还说江南之俗，火耕水耨，果蓏蜯蛤，饮食还足，是故呰窳媮生，而无积聚，而《宋书·孔季恭传》叙述荆、扬两州的富力，却是“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鄠，今陕西鄠县；杜，在今陕西长安县南，汉时农业盛地价高之处）；又说：“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成为全国富力的中心了。三国之世，南方的风气，还是很剽悍的。而自东晋以来，此种风气，亦潜移默化。谈玄学佛，成为全国文化的重心。这是最彰明较著的。其他东北至辽东，西南至交阯，莫不有中原民族的足迹，其有裨于增进当地的文化，亦决非浅鲜，不过不如长江流域的显著罢了。还有一层。陶潜的《桃花源诗》，大家当他是预言，其实这怕是实事。自东汉之末，至于南北朝之世，北方有所谓山胡，南方有所谓山越。听了胡、越之名，似乎是异族蛰居山地的，其实不然。试看他们一旦出山，便可和齐民杂居，服兵役，输赋税，绝无隔阂，便可知其实非异族，而系汉族避乱入山的。此等避乱入山的异族，为数既众，历时又久，山地为所开辟，异族为所同化的，不知凡几，真是拓殖史上的无名英雄了。以五胡论：固然有荒淫暴虐如石虎、齐文宣、武成之流的，实亦以能服从汉族文化的居其多数。石勒在兵戈之际，已颇能引用士人，改良政治。苻坚更不必说。慕容氏兴于边徼，亦是能慕效中国的文明的。至北魏孝文帝，则已举其族而自化于汉族。北周用卢辩、苏绰，创立法制，且有为隋唐所沿袭的。这时候的异族，除血统之外，几乎已经说不出其和汉族的异点了。一到隋唐时代，而所谓五胡，便已泯然无迹，良非偶然。

第十九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葱岭以东，西伯利亚以南，后印度半岛以东北，在历史上实自成其为一个区域。这一个区域中，以中国的产业和文化最为发达，自然成为史事的重心。自秦汉至南北朝，我们可以把他看做一个段落，隋唐以后，却又是一个新段落了。这一个新段落中，初期的形势，乃是从五胡侵入中原以后逐渐酝酿而成的，在隋唐兴起以前，实有加以一番检讨的必要。

漠南北之地，对于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威胁。继匈奴而居其地的为鲜卑。自五胡乱华以来，鲜卑纷纷侵入中国。依旧保持完整的只有一个拓跋氏，然亦不过在平城附近。自此以东，则有宇文氏的遗落奚、契丹，此时部落尚小。其余的地方都空虚了。铁勒乃乘机入据。铁勒，异译亦作敕勒，即汉时的丁令。其根据地，东起贝加尔湖，西沿西域之北，直抵里海。鲜卑侵入中原后，铁勒踵之而入漠北。后魏道武帝之兴，自阴山以西，漠南零星的部落，几于尽被吞并。只有一个柔然不服，为魏太武帝所破，逃至漠北，臣服铁勒，藉其众以抗魏。魏太武帝又出兵把他打破。将降伏的铁勒迁徙到漠南。这一支，历史上特称为高车，其余则仍称铁勒。南北朝末年，柔然又强了。东西魏和周、齐都竭力敷衍他。后来阿尔泰山附近的突厥强盛。公元552年，柔然为其所破。突厥遂征服漠南北，继承了柔然的地位，依旧受着周、齐的敷衍。

西域对中国，是无甚政治关系的，因为他不能侵略中国，而中国当丧乱之时，亦无暇经营域外之故。两晋、南北朝之世，只有苻坚，曾遣吕光去征伐过一次西域，其余都在平和的状态中。但彼此交通仍不绝。河西一带，商业亦盛，这只要看这一带兼用西域的金银钱可知。西域在这时期，脱离了中国和匈奴的干涉，所以所谓三十六国者，得以互相吞并。到隋唐时，只剩得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等几个大国。

东北的文明，大略以辽东、西和汉平朝鲜后所设立的四郡为界线。自此以南，为饱受中国文明的貉族。自此以北，则为未开化的满族，汉时称为挹娄，南北朝、隋、唐时称为勿吉，亦作靺鞨。貉族的势力，在前汉时，曾发展到今吉林省的长春附近，建立一个夫余国。后汉时，屡通朝贡。晋初，为鲜卑慕容氏所破。自此渐归澌灭，而辽东、西以北，乃全入鲜卑和靺鞨之手。貉族则专向朝鲜半岛发展。其中一个部落，唤做高句丽的，自中国对东北实力渐衰，遂形成一个独立国。慕容氏侵入中原后，高句丽尽并辽东之地，侵略且及于辽西。其支族又于其南建立一个百济国。半岛南部的三韩，自秦时即有汉人杂居，谓之秦韩。后亦自立为国，谓之新罗。高句丽最强大。其初新罗、百济，尝联合以御之。后百济转附高句丽，新罗势孤，乃不得不乞援于中国，为隋唐时中国和高句丽、百济构衅的一个原因。

南方海路的交通，益形发达。前后印度及南洋群岛，入贡于中国的很多。中国是时方热心于佛学，高僧往印度求法，和彼土高僧来中国的亦不少。高句丽、百济亦自海道通南朝。日本当后汉时，其大酋始自通于中国。至东晋以后，亦时向南朝通贡，传受了许多文明。侯景乱后，百济贡使到建康来，见城阙荒毁，至于号恸涕泣，可见东北诸国，对我感情的深厚了。据阿剌伯人所著的古旅行记，说公元1世纪后半，西亚的海船，才达到交阯。公元1世纪后半，为后汉光武帝至和帝之时。其后桓帝延熹九年，当公元166年，而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生于公元121年，即后汉安帝建光六年，没于180年，即后汉灵帝光和三年），遣使自日南徼外通中国，可见这记载的不诬。他又说：公元3世纪中叶，中国商船开始西向，从广州到槟榔屿，4世纪至锡兰，5世纪至亚丁，终至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到7世纪之末，阿剌伯人才与之代兴。3世纪中叶，当三国之末，7世纪之末，则当唐武后时。这四百五十年之中，可以说是中国人握有东西洋航权的时代了。至于偶尔的交通所及，则还不止此。据《梁书·诸夷传》：倭东北七千余里有文身国，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有大汉国，大汉国东两万余里有扶桑国。这扶桑国或说它是现在的库页岛，或说它是美洲的墨西哥，以道里方向核之，似乎后说为近。据《梁书》所载：公元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又晋时法显著《佛国记》，载其到印度求法之后，自锡兰东归，行三日而遇大风，十三日到一岛，又九十余日而到耶婆提，自耶婆提东北行，一月余，遇黑风暴雨，凡七十余日，折西北行，十二日而抵长广郡（今山东即墨县）。章炳麟作《法显发见西半球说》，说他九十余日的东行，实陷入太平洋中。耶婆提当在南美。自此向东，又被黑风吹入大西洋中，超过了中国海岸，折向西北，才得归来。衡以里程及时日，说亦可信。法显的东归，在公元416年，比哥伦布的发见美洲要早1077年了。此等偶然的漂泊，和史事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除非将来再有发现，知道美洲的开化，中国文化确占其中重要的成分。此时代的关系：在精神方面，自以印度的佛教为最大；在物质方面，则西南洋一带，香药、宝货和棉布等，输入中国的亦颇多。

第二十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北朝的君主，有荒淫暴虐的，也有能励精图治的，前一种代表了胡风，后一种代表了汉化。隋文帝是十足的后一种的典型。他勤于政事，又能躬行节俭。在位时，把北朝的苛捐杂税都除掉，而府库充实，仓储到处丰盈，国计的宽余，实为历代所未有。突厥狃于南北朝末年的积习，求索无厌。中国不能满其欲，则拥护高齐的遗族，和中国为难。文帝决然定计征伐，大破其兵。又离间其西方的达头可汗和其大可汗沙钵略构衅，突厥由是分为东西。文帝又以宗女妻其东方的突利可汗。其大可汗都蓝怒，攻突利。突利逃奔中国，中国处之夏、胜二州之间（夏州，在今陕西横山县北。胜州，在今绥远鄂尔多斯左翼后旗黄河西岸），赐号为启民可汗。都蓝死，启民因隋援，尽有其众，臣服于隋。从南北朝末期以来畏服北狄的心理，至此一变。

隋文帝时代，中国政局确是好转了的。但是文化不能一时急转，所以还不能没有一些曲折。隋文帝的太子勇，是具有胡化的性质的。其次子炀帝，却又具有南朝君主荒淫猜忌的性质。太子因失欢于文帝后独孤氏被废。炀帝立，以洛阳为东都。开通济渠，使其连接邗沟及江南河。帝乘龙舟，往来于洛阳、江都之间。又使裴矩招致西域诸胡，所过之地，都要大营供帐。又诱西突厥献地，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西海郡，当系青海附近之地。河源郡该在其西南。鄯善、且末，皆汉时西域国名，郡当设于其故地。鄯善国在今罗布泊之南。且末国在车尔成河上），谪罪人以实之。又于611、613、614年，三次发兵伐高句丽，天下骚动，乱者四起。炀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滞留江都，618年，为其下所弑。其时北方的群雄，以河北的窦建德、河南的李密为最大。而唐高祖李渊，以太原留守，于617年起兵，西据关中，又平定河西、陇右，形势最为完固。炀帝死后，其将王世充拥众北归，据洛阳。李密为其所败，降唐。又出关谋叛，为唐将所击斩。唐兵围洛阳，窦建德来救，唐兵大败擒之，世充亦降。南方割据的，以江陵的萧铣为最大，亦为唐所灭。江、淮之间，有陈稜、李子通、沈法兴、杜伏威等，纷纷而起，后皆并于杜伏威，伏威降唐。北边群雄依附突厥的，亦次第破灭。隋亡后约十年，而天下复定。

唐朝自称为西涼李暠之后，近人亦有疑其为胡族的，信否可不必论，民族的特征，乃文化而非血统。唐朝除太宗太子承乾具有胡化的性质，因和此时的文化不相容而被废外，其余指不出一些胡化的性质来，其当认为汉民族无疑了。唐朝开国之君虽为高祖，然其事业，实在大部分是太宗做的。天下既定之后，其哥哥太子建成和兄弟齐王元吉，要想谋害他，为太宗所杀。高祖传位于太宗，遂开出公元627至649的二十三年间的“贞观之治”。历史上记载他的治绩，至于行千里者不赍粮，断死刑岁仅三十九人，这固然是粉饰之谈，然其时天下有丰乐之实，则必不诬的了。隋唐时的制度，如官制、选举、赋税、兵、刑等，亦都能将前代的制度加以整理。

唐太宗

对外的情势，此时亦开一新纪元。突厥因隋末之乱，复强盛，控弦之士至百万。北边崛起的群雄，都尊奉他，唐高祖初起时亦然，突厥益骄。天下既定，赠遗不能满其欲，就连年入寇，甚至一年三四入，北边几千里，无处不被其患。太宗因其饥馑和属部的离叛，于630年，发兵袭击，擒其颉利可汗。突厥的强盛，本来是靠铁勒归附的。此时铁勒诸部，以薛延陀、回纥为最强。突厥既亡，薛延陀继居其地。644年，太宗又乘其内乱加以剪灭。回纥徙居其地，事中国颇谨。在西域，则太宗曾用兵于高昌及焉耆、龟兹，以龟兹、于阗、焉耆、疏勒之地为四镇。在西南，则绥服了今青海地方的吐谷浑。西藏之地，隋时始有女国和中国往来。唐时有一个部落，其先该是从印度迁徙到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是为吐蕃。其英主弃宗弄赞，太宗时始和中国交通，尚宗女文成公主，开西藏佛化的先声。太宗又通使于印度。适直其内乱，使者王玄策调吐蕃和泥婆罗的兵，把他打败。而南方海路交通，所至亦甚广。只有高句丽，太宗自将大兵去伐他，仍未能有功。此乃因自晋以来，东北过于空虚，劳师远攻不易之故。直至663、668两年，高宗才乘其内乱，把百济和高句丽先后灭掉。突厥西方的疆域，本来是很广的。其最西的可萨部，已和东罗马相接了。高宗亦因其内乱，把他戡定。分置两个都督府。其所辖的羁縻府、州，西至波斯。唐朝对外的声威，至此可谓达于最高峰了。因国威之遐畅，而我国的文化，和别国的文化，就起了交流互织的作用。东北一隅，自高句丽、百济平后，新罗即大注意于增进文化。日本亦屡遣通唐使，带了许多僧侣和留学生来。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的举国华文化，实在此时。其余波且及于满族。公元7世纪末年，遂有渤海国的建立，一切制度，都以中国为模范。南方虽是佛化盛行之地，然安南在此时，仍为中国的郡县，替中国在南方留了一个文化的据点。西方则大食帝国勃兴于此时。其疆域东至葱岭。大食在文化上实在是继承希腊，而为欧洲近世的再兴导其先路的。中国和大食，政治上无甚接触，而在文化上则彼此颇有关系。回教的经典和历数等知识，都早经输入中国。就是末尼教和基督教，也是受了回教的压迫，才传播到东方来的。而称为欧洲近世文明之源的印刷术、罗盘针、火药，亦都经中国人直接传入回教国，再经回教国人之手，传入欧洲。

印刷术

第二十一章

唐朝的中衰

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然其衰机亦肇于是时。高宗的性质是失之于柔懦的。他即位之初，还能遵守太宗的成规，所以永徽之政，史称其比美贞观。公元655年，高宗惑于才人武氏，废皇后王氏而立之。武后本有政治上的才能，高宗又因风眩之故，委任于她，政权遂渐入其手。高句丽、百济及西突厥虽于此时平定，而吐蕃渐强。吐谷浑为其所破，西域四镇亦被其攻陷，唐朝的外患，于是开始。683年，高宗崩，子中宗立。明年，即为武后所废，徙之房州（今湖北竹山县），立其弟豫王旦（即后来的睿宗）。690年，又废之，改国号为周，自称则天皇帝。后以宰相狄仁杰之言，召回中宗，立为太子。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乘武后卧病，结宿卫将，奉中宗复位。自武后废中宗执掌政权至此，凡二十二年，若并其为皇后时计之，则达五十五年之久。武后虽有才能，可是宅心不正。她是一种只计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而不顾大局的政治家。当其握有政权之时，滥用禄位，以收买人心；又任用酷吏，严刑峻法，以威吓异己的人，而防其反动；骄奢淫佚的事情，更不知凡几；以致政治大乱。突厥余众复强。其默啜可汗公然雄踞漠南北，和中国对抗。甚至大举入河北，残数十州县。契丹酋长李尽忠亦一度入犯河北，中国不能讨，幸其为默啜所袭杀，乱乃定。因契丹的反叛，居于营州的靺鞨（营州，为热河朝阳县，为唐时管理东北异族的机关），就逃到东北，建立了一个渤海国。此为满族开化之始，中国对东北的声威，却因此失坠了。设在今朝鲜平壤地方的安东都护府，后亦因此不能维持，而移于辽东。高句丽、百济旧地，遂全入新罗之手。西南方面，西域四镇，虽经恢复，青海方面对吐蕃的战事，却屡次失利。中宗是个昏庸之主，他在房州，虽备尝艰苦，复位之后，却毫无觉悟，并不能铲除武后时的恶势力。皇后韦氏专权，和武后的侄儿子武三思私通，武氏因此复盛。张柬之等反遭贬谪而死。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中宗的婕妤上官婉儿，亦都干乱政治。政界情形的混浊，更甚于武后之时。710年，中宗为韦后所弑。相王旦之子临淄王隆基定乱而立相王，是为睿宗。立隆基为太子。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仍干政，惮太子英明，要想摇动他。幸而未能有成，太平公主被谪，睿宗亦传位于太子，是为玄宗。玄宗用姚崇为相，廓清从武后以来的积弊。又用宋璟及张九龄，亦都称为能持正。自713至741年，史家称为开元之治。末年，突厥复衰乱，744年，乘机灭之；连年和吐蕃苦战，把中宗时所失的河西九曲之地亦收复；国威似乎复振。然自武后已来，荒淫奢侈之习，渐染已深。玄宗初年，虽能在政治上略加整顿，实亦堕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中岁以后，遂渐即怠荒。宠爱杨贵妃，把政事都交给一个奸佞的李林甫。李林甫死后，又用一个善于夤缘的杨国忠。天宝之乱，就无可遏止了。一个团体，积弊深的，往往无可挽回，这大约是历时已久的皇室必要被推翻的一个原因罢。

唐高宗

上官婉儿

唐朝的盛衰，以安史之乱为关键。安史之乱，皇室的腐败只是一个诱因，其根源是别有所在的。（一）唐朝的武功从表面看，虽和汉朝相等，其声威所至，或且超过汉朝，但此乃世运进步使然，以经营域外的实力论，唐朝实非汉朝之比。汉武帝时，攻击匈奴，前后凡数十次；以至征伐大宛，救护乌孙，都是仗自己的实力去摧破强敌。唐朝的征服突厥、薛延陀等则多因利乘便，且对外多用蕃兵。玄宗时，府兵制度业已废坏，而吐蕃、突厥都强，契丹势亦渐盛。欲图控制、守御，都不得不加重边兵，所谓藩镇，遂兴起于此时，天下势成偏重。（二）胡字本是匈奴的专称，后渐移于一切北族。再后，又因文化的异同易泯，种族的外观难改，遂移为西域白种人的专称（详见拙著《胡考》，在《燕石札记》中，商务印书馆本）。西域人的文明程度，远较北族为高。他们和中国，没有直接的政治关系，所以不受注意。然虽无直接的政治关系，间接的政治关系却是有的，而且其作用颇大。从来北族的盛衰，往往和西胡有关涉。冉闵大诛胡、羯时，史称高鼻多须，颇有滥死，可见此时之胡，已非尽匈奴人。拓跋魏占据北方后，有一个盖吴，起而与之相抗，一时声势很盛，盖吴实在是个胡人（事在公元446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见《魏书·本纪》和《宋书·索虏传》）。唐玄宗时，北边有康待宾、康愿子相继造反，牵动颇广（事在公元721、722年，即玄宗开元九年、十年），康亦是西域姓。突厥颉利的衰亡，史称其信任诸胡，疏远宗族，后来回纥的灭亡亦然，可见他们的沉溺于物质的享受，以致渐失其武健之风，还不尽由于中国的渐染。从反面看，就知道他们的进于盛强，如物质文明的进步，政治、军事组织的改良等，亦必有受教于西胡的了。唐朝对待被征服的异族，亦和汉朝不同。汉朝多使之入居塞内，唐朝则仍留之于塞外，而设立都护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所以唐朝所征服的异族虽多，未曾引起像五胡乱华一般的杂居内地的异族之患。然环伺塞外的异族既多，当其种类昌炽，而中国政治力量减退时，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险了。唐末的沙陀，五代时的契丹，其侵入中国，实在都是这一种性质，而安史之乱，就是一个先期的警告。安禄山，《唐书》说他是营州柳城胡。他本姓康，随母嫁虏将安延偃，因冒姓安。安、康都是西域姓。史思明，《唐书》虽说他是突厥种，然其状貌，“鸢肩伛背，廞目侧鼻”，怕亦是一个混血儿。安禄山和史思明都能通六蕃译，为互市郎，可见其兼具西胡和北族两种性质。任用番将，本是唐朝的习惯，安禄山遂以一身而兼做了范阳、平卢两镇的节度使（平卢军，治营州。范阳军，治幽州，今北平）。此时安禄山的主要任务，为镇压奚、契丹，他就收用其壮士，名之曰曳落河。其军队在当时藩镇之中，大约最为剽悍。目睹玄宗晚年政治腐败，内地守备空虚，遂起觊觎之念。并又求为河东节度使。755年，自范阳举兵反。不一月而河北失陷，河南继之，潼关亦不守，玄宗逃向成都。于路留太子讨贼，太子西北走向灵武（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县），即位，是为肃宗。安禄山虽有强兵，却无政治方略，诸将亦都有勇无谋，既得长安之后，不能再行进取。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朔方军，治灵州），乃得先平河东，就借回纥的兵力，收复两京（长安，洛阳）。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九节度之师围庆绪于邺。因号令不一，久而无功。史思明既降复叛，自范阳来救，九节度之师大溃。思明杀庆绪，复陷东京。李光弼与之相持。思明又为其子朝义所杀。唐朝乃得再借回纥之力，将其打平。此事在762年。其时肃宗已死，是代宗的元年了。安史之乱首尾不过八年，然对外的威力自此大衰，内治亦陷于紊乱、唐朝就日入于衰运了。

武则天

安史之乱

第二十二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自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起，直到公元907年朱全忠篡位为止，唐朝一共还有了一百五十二年的天下。在这一个时期中，表面上还维持着统一，对外的威风亦未至于全然失坠，然而自大体言之，则终于日入于衰乱而不能够复振了。

因安史之乱而直接引起的，是藩镇的跋扈。唐朝此时兵力不足，平定安史，颇藉回纥的助力。铁勒仆骨部人仆固怀恩，于引用回纥颇有功劳，亦有相当的战功。军事是要威克厥爱的，一个战将，没有人能够使之畏服，便不免要流于骄横，何况他还是一个蕃将呢？他要养寇自重，于是昭义、成德、天雄、卢龙诸镇（昭义军，治相州，今河南安阳县。成德军，治恒州，今河北正定县。天雄军，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卢龙军，即范阳军），均为安史遗孽所据，名义上虽投降朝廷，实则不奉朝廷的命令。唐朝自己所设的节度使，也有想学他们的样子，而且有和他们互相结托的。次之则为外患的复兴。自玄宗再灭突厥后，回纥占据其地。因有助平安史之功，骄横不堪。而吐蕃亦乘中国守备空虚，尽陷河西、陇右，患遂中于京畿。又云南的南诏（诏为蛮语王之称，当时，今云南、西康境有六诏：曰蒙巂诏，在今西康西昌县。曰越析诏亦称磨些诏，在今云南丽江县。曰浪穹诏，在今云南洱源县。曰邆睒诏，在今云南邓川县。曰施浪诏，在洱源县之东。曰蒙舍诏，在今云南蒙化县。地居最南，亦称南诏。余五诏皆为所并），天宝时，杨国忠与之构兵，南诏遂投降吐蕃，共为边患，患又中于西川。

公元779年，代宗崩，子德宗立，颇思振作。此时昭义已为天雄所并，卢龙亦因易帅恭顺朝廷，德宗遂因成德的不肯受代，发兵攻讨。成德和天雄、平卢连兵拒命。山南东道（治襄州，今湖北襄阳县）亦叛与相应，德宗命淮西军讨平之（淮西军，治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攻三镇未克，而淮西、卢龙复叛，再发泾原兵东讨（泾原军，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过京师，因赏赐菲薄作乱。德宗出奔奉天（唐县，今山西武功县）。乱军奉朱泚为主，大举进攻。幸得浑瑊力战，河中李怀光入援（河中军，治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奉天才未被攻破。而李怀光因和宰相卢杞不合，又反。德宗再逃到梁州（今陕西南郑县），听了陆贽的话，赦诸镇的罪，专讨朱泚，才得将京城收复。旋又打平了河中。然其余的事，就只好置诸不问了。德宗因屡遭叛变，不敢相信臣下。回京之后，使宦官带领神策军。这时候，神策军饷糈优厚，诸将多自愿隶属，兵数骤增至十五万，宦官就从此握权。805年，德宗崩，子顺宗立。顺宗在东宫时，即深知宦官之弊。即位后，用东宫旧臣王叔文等，想要除去宦官。然顺宗在位仅八个月，即传位于子宪宗，王叔文等都遭斥逐，其系为宦官所逼，不言而喻了。宪宗任用裴度，削平了淮西，河北三镇亦惧而听命，实为中央挽回威信的一个良机。然宪宗死后，穆宗即位，宰相以为河北已无问题，对善后事宜，失于措置，河北三镇，遂至复叛，终唐之世，不能削平了。穆宗崩，敬宗立，为宦官刘克明所弑。宦官王守澄讨贼而立文宗。文宗初用宋申锡为宰相，与之谋诛宦官，不克。后又不次擢用李训、郑注，把王守澄毒死。郑注出镇凤翔（凤翔军，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想选精兵进京送王守澄葬，因此把宦官尽数杀掉。不知何故，李训在京城里，又诈称某处有甘露降，想派宦官往看，因而杀掉他们。事机不密，反为宦官所杀。郑注在凤翔，亦被监军杀掉。文宗自此受制于宦官，几同傀儡。相传这时候，有一个翰林学士，唤做崔慎由，曾缘夜被召入宫，有一班宦官，以仇士良为首，诈传皇太后的意旨，要他拟废掉文宗的诏书。崔慎由誓死不肯。宦官默然良久，乃开了后门，把崔慎由引到一个小殿里。文宗正在殿上，宦官就当面数说他。文宗低头不敢开口。宦官道：“不是为了学士，你就不能再坐这宝位了。”于是放崔慎由出宫，叮嘱他不许泄漏，泄漏了是要祸及宗族的。崔慎由虽然不敢泄漏，却把这件事情密记下来，临死时交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便是唐末的宰相崔胤。文宗死后，弟武宗靠着仇士良之力，杀太子而自立。武宗能任用李德裕，政治尚称清明。宣宗立，尤能勤于政事，人称之为小太宗。然于宦官，亦都无可如何。宣宗死后，子懿宗立。886年，徐、泗卒戍桂州者作乱（徐州，今江苏铜山县。泗州，今安徽泗县。桂州，今广西桂林县），用沙陀兵讨平之，沙陀入据中原之祸，遂于是乎开始。

朱全忠

唐朝中叶后的外患，最严重的是回纥、吐蕃，次之则南诏。南诏的归服吐蕃，本出于不得已，吐蕃待之亦甚酷。9世纪初，韦皋为西川节度使，乃与之言和，共击吐蕃，西南的边患，才算解除（西川军，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县。后来南诏仍有犯西川之事，并曾侵犯安南，但其性质，不如和吐蕃结合时严重）。840年，回纥为黠戛斯所破，遽尔崩溃。吐蕃旋亦内乱。849年，中国遂克复河、湟。河西之地亦来归。三垂的外患，都算靠天幸解除了。然自身的纲纪不振，沙陀突厥遂至能以一个残破的部落而横行中国。

沙陀是西突厥的别部，名为处月（朱邪，即处月之异译）。西突厥亡后，依北庭都护府以居（今新疆迪化县）。其地有大碛名沙陀，故称为沙陀突厥。河西、陇右既陷，安西、北庭（安西都护府，治龟兹），朝贡路绝，假道回纥，才得通到长安。回纥因此需索无厌。沙陀苦之，密引吐蕃陷北庭。久之，吐蕃又疑其暗通回纥，想把他迁到河外。沙陀乃又投奔中国。吐蕃追之，且战且走。三万部落之众，只剩得两千到灵州。节度使范希朝以闻，诏处其众于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后来范希朝移镇河东（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县），沙陀又随往，居于现在山阴县北的黄瓜堆。希朝简其精锐的为沙陀军。沙陀虽号称突厥，其形状，据史籍所载，亦是属于白种人的。既定徐、泗之乱，其酋长朱邪赤心，赐姓名为李国昌，镇守大同（治云州，今山西大同县），就有了一个地盘了。873年，懿宗崩，子僖宗立。年幼，信任宦官田令孜。时山东连年荒歉。875年，王仙芝起兵作乱，黄巢聚众应之。后来仙芝被杀，而黄巢到处流窜。从现在的河南打到湖北，沿江东下，经浙东入福建，到广东。再从湖南、江西、安徽打回河南，攻破潼关。田令孜挟僖宗走西川。黄巢遂入长安。时为880年。当黄巢横行时，藩镇都坐视不肯出兵剿讨。京城失陷之后，各路的援兵又不肯进攻。不得已，就只好再借重沙陀。先是李国昌移镇振武（治单于都护府。今绥远和林格尔县），其子李克用叛据大同，为幽州兵所败，父子都逃入鞑靼（居阴山）。这时候，国昌已死，朝廷乃赦李克用的罪，召他回来。打败黄巢，收复长安。李克用镇守河东，沙陀的根据地更深入腹地了。

黄巢既败，东走攻蔡州。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降之。后来黄巢被李克用追击，为其下所杀，而宗权转横。其残虐较黄巢为更甚。河南、山东被其剽掠之处，几于无复人烟。朝廷之上，宦官依然专横。关内一道，亦均为军人所蟠踞。其中华州的韩建，邠州的王行瑜（镇国军，治华州，今陕西华县。邠宁军，治邠州，今陕西邠县），凤翔的李茂贞尤为跋扈，动辄违抗命令，胁迫朝廷，遂更授沙陀以干涉的机会。

在此情势之下，汉民族有一个英雄，能够和沙陀抵抗的，那便是朱全忠。全忠本名温，是黄巢的将，巢败后降唐，为宣武节度使。治汴州（今河南开封县）。初年兵力甚弱，而全忠智勇足备，先扑灭了秦宗权，渐并今河南、山东之地，又南取徐州。北服河北三镇。西并河中，取义武（义武军，治定州，今河北定县），又取泽、潞（泽州，今山西晋城县。潞州，今山西长子县）及邢、洺、磁诸州（邢州，今河北邢台县。洺州，今河北永年县。磁州，今河北磁县）。河东的形势，就处于其包围之中了。僖宗死于888年，弟昭宗立，颇为英武。然其时的事势，业已不能有为。此时朝廷为关内诸镇所逼，大都靠河东解围。然李克用是个无谋略的人，想不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击杀了一个王行瑜，关内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朱全忠其初是不问中央的事务，一味扩充自己的实力的。到10世纪初年，全忠的势力已经远超出乎李克用之上了。唐朝的宰相崔胤，乃结合了他，以谋宦官。宦官见事急，挟昭宗走凤翔。全忠围凤翔经年，李茂贞不能抗，只得把皇帝送出，同朱全忠讲和。昭宗回到京城，就把宦官悉行诛灭。唐朝中叶后的痼疾，不是藩镇，实在是宦官。因为唐朝的藩镇，并没有敢公然背叛，或者互相攻击，不过据土自专，更代之际，不听命令而已。而且始终如此的，还不过河北三镇。倘使朝廷能够振作，实在未尝不可削平。而唐朝中叶后的君主，如顺宗、文宗、武宗、宣宗、昭宗等，又都未尝不可与有为。其始终不能有为，则全是因被宦官把持之故。事势至此，已非用兵力铲除，不能有别的路走了。一个集团当其恶贯满盈，走向灭亡之路时，在他自己，亦是无法拔出泥淖的。

宦官既亡，唐朝亦与之同尽。公元903年，朱全忠迁帝于洛阳，弑之而立其子昭宣帝。至907年，遂废之而自立，是为梁太祖。此时海内割据的：淮南有杨行密，是为吴。两浙有钱镠，是为吴越。湖南有马殷，是为楚。福建有王审知，是为闽。岭南有刘岩，是为南汉。剑南有王建，是为前蜀。遂入于五代十国之世。

第二十三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凡内争，是无有不引起外患的，沙陀的侵入，就是一个例。但沙陀是整个部族侵入中国的，正和五胡一样。过了几代之后，和汉族同化了。他的命运也就完了。若在中国境外，立有一国，以国家的资格侵入，侵入之后，其本国依然存在的，则其情形自又不同。自公元840年顷回纥崩溃后，漠南北遂无强部，约历七十年而契丹兴。

契丹，大约是宇文氏的遗落。其居中国塞外，实已甚久。但当6世纪初，曾遭到北齐的一次袭击，休养生息，到隋时元气才渐复。7世纪末，又因李尽忠的反叛而大遭破坏。其后又和安禄山相斗争，虽然契丹也曾打过一二次胜仗，然其不得安息，总是实在的。唐朝管理东北方最重要的机关是营州都督府，中叶后业已不能维持其威力，但契丹仍时时受到幽州的干涉，所以他要到唐末才能够兴起。契丹之众，是分为八部的。每部有一个大人。八个大人之中，公推一人司旗鼓。到年久了，或者国有疾疫而畜牧衰，则另推一个大人替代。他亦有一个共主，始而是大贺氏，后来是遥辇氏，似乎仅有一个虚名。他各部落间的连结，大概是很薄弱的，要遇到战斗的事情，才能互相结合，这或者也是他兴起较晚的一个原因。内乱是招引外族侵入中国的，又是驱逐本国人流移到外国去的。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已经不知有过若干次。大抵（一）外国的文明程度低而人数少，而我们移殖的人数相当多时，可以把他们完全同化。（二）在人数上我们比较很少，而文明程度相去悬绝时，移殖的人民，就可在他们的部落中做蛮夷大长。（三）若他们亦有相当的程度，智识技术上，虽然要请教于我，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却决不容以客族侵入而握有权柄的，则我们移殖的人民，只能供他们之用，甚至造成了他们的强盛，而我们传授给他的智识技术，适成为其反噬之用。时间是进步的良友。一样的正史四裔传中的部族，名称未变，或者名称虽异而统系可寻，在后一代，总要比前一代进步些。所以在前代，中国人的移殖属于前两型的居多，到近世，就多属于后一种了，这是不可以不懔然的，而契丹就是一个适例。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据《五代史》说，亦是八部大人之一。当公元10世纪之初，幽州刘守光暴虐，中国人逃出塞的很多。契丹太祖都把他招致了去，好好的抚慰他们，因而跟他们学得了许多知识，经济上和政治组织上，都有进步了。就以计诱杀八部大人，不再受代。公元916年，并废遥辇氏而自立。这时候，漠南北绝无强部，他遂得纵横如意。东北灭渤海，服室韦，西南服党项、吐谷浑，直至河西回鹘。《辽史》中所列，他的属国，有四五十部之多。

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从前的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而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阽危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而历来论者，多视为罪大恶极，甚有反偏袒后唐的，那就未免不知民族的大义了。惜乎天不假年，梁太祖篡位后仅六年而遇弑。末帝定乱自立，柔懦无能，而李克用死后，其子存勖袭位，颇有英锐之气。梁、晋战争，梁多不利。河北三镇及义武，复入于晋。923年，两军相持于郓州（今山东东平县），晋人乘梁重兵都在河外，以奇兵径袭大梁，末帝自杀，梁亡。存勖是时已改国号为唐，于是定都洛阳，是为后唐庄宗。中原之地，遂为沙陀所占据。后唐庄宗，本来是个野蛮人，灭梁之后，自然志得意满。于是纵情声色，宠爱伶人，听信宦官，政治大乱。925年，使宰相郭崇韬傅其子魏王继岌伐前蜀，把前蜀灭掉。而刘皇后听了宦官的话，疑心郭崇韬要不利于魏王，自己下命令给魏王，叫他把郭崇韬杀掉。于是人心惶骇，谣言四起。天雄军据邺都作乱。庄宗派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去征伐，李嗣源的军队也反了，胁迫李嗣源进了邺城。嗣源用计，得以脱身而出。旋又听了女婿石敬瑭的话，举兵造反。庄宗为伶人所弑。嗣源立，是为明宗。明宗年事较长，经验亦较多，所以较为安静。933年，明宗死，养子从厚立，是为闵帝。时石敬瑭镇河东，明宗养子从珂镇凤翔，闵帝要把他们调动，从珂举兵反。闵帝派出去的兵，都倒戈投降。闵帝出奔被杀。从珂立，是为废帝。又要调动石敬瑭，敬瑭又反。废帝鉴于闵帝的失败，是预备了一个不倒戈的张敬达，然后发动的，就把石敬瑭围困起来。敬瑭乃派人到契丹去求救，许割燕、云十六州之地（幽州、云州已见前。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莫州，今河北肃宁县。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河北密云县。顺州，今河北顺义县。新州，今察哈尔涿鹿县。妫州，今察哈尔怀来县。儒州，今察哈尔延庆县。武州，今察哈尔宣化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马邑县。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察哈尔蔚县）。他手下的刘知远劝他：只要赂以金帛，就可如愿，不可许割土地，以遗后患。敬瑭不听。此时契丹太祖已死，次子太宗在位，举兵南下，反把张敬达围困起来，废帝不能救。契丹太宗和石敬瑭南下，废帝自焚死。敬瑭定都于大梁，是为晋高祖，称臣割地于契丹。942年，晋高祖死，兄子重贵立，是为出帝。听了侍卫景延广的话，对契丹不复称臣，交涉亦改强硬态度。此时契丹已改国号为辽。辽兵南下，战事亦互有胜负。但石晋国力疲敝，而勾通外敌，觊觎大位之例已开，即不能禁人的不效尤。于是晋将杜重威降辽，辽人入大梁，执出帝而去。时在946年。辽太宗是个粗人，不懂得政治的。既入大梁，便派人到各地方搜括财帛。又多派他的亲信到各地方去做刺史，汉奸附之以虐民。辽人的行军，本来是不带粮饷的，大军中另有一支军队，随处剽掠以自给，谓之打草谷军，入中国后还是如此。于是反抗者四起。辽太宗无如之何，只得弃汴梁而去，未出中国境而死。太宗本太祖次子，因皇后述律氏的偏爱而立。其兄突欲，汉名倍，定渤海后封于其地，谓之东丹王。东丹王奔后唐，辽太宗入中国时，为晋人所杀，述律后第三子李胡，较太宗更为粗暴，辽人怕述律后要立他，就军中拥戴了东丹王的儿子，是为世宗。李胡兴兵拒战，败绩。世宗在位仅四年，太宗之子穆宗继立，沉湎于酒，政治大乱，北边的风云，遂暂告宁静。此时侵入中国的，幸而是辽太宗，倘使是辽太祖，怕就没有这么容易退出去了。

契丹虽然退出，中原的政权，却仍落沙陀人之手。刘知远入大梁称帝，是为后汉高祖。未几而死，子隐帝立。950年，为郭威所篡，是为后周太祖。中原的政权，始复归于汉人。后汉高祖之弟旻，自立于太原，称侄于辽，是为北汉，亦称东汉。后周太祖立四年而死，养子世宗立。北汉乘丧来伐，世宗大败之于高平（今山西高平县）。先是吴杨行密之后，为其臣李昪所篡，改国号为唐，是为南唐。并有江西之地，疆域颇广。而后唐庄宗死后，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攻并东川而自立，是为后蜀。李昪之子璟，乘闽、楚之衰，将其吞并，意颇自负；孟知祥之子昶，则是一个昏愚狂妄之人，都想交结契丹，以图中原，世宗要想恢复燕、云，就不得不先膺惩这两国。唐代藩镇之弊，总括起来，是“地擅于将，将擅于兵”八个字。一地方的兵甲、财赋，固为节度使所专，中央不能过问。节度使更代之际，也至少无全权过问，或竟全不能过问。然节度使对于其境内之事，亦未必能全权措置，至少是要顾到其将校的意见，或遵循其军中的习惯的。尤其当更代之际，无论是亲子弟，或是资格相当的人，也必须要得到军中的拥戴，否则就有被杀或被逐的危险。节度使如失众心，亦会为其下所杀。又有野心的人，煽动军队，饵以重赏，推翻节度使而代之的。此等军队，真乃所谓骄兵。凡兵骄，则对外必不能作战，而内部则被其把持，一事不可为，甚且纲纪全无，变乱时作。唐中叶以后的藩镇，所以坐视寇盗的纵横而不能出击；明知强邻的见逼，也只得束手坐待其吞并；一遇强敌，其军队即土崩瓦解；其最大的原因，实在于此。这是非加以彻底的整顿，不足以有为的。周世宗本就深知其弊，到高平之战，军队又有兵刃未接，而望风解甲的，乃益知其情势的危险。于是将禁军大加裁汰，又令诸州募兵，将精强的送至京师，其军队乃焕然改观，而其政治的清明，亦足以与之相配合，于是国势骤张。先伐败后蜀，又伐南唐，尽取江北之地。959年，遂举兵伐辽，恢复了瀛、莫、易三州，直逼幽州。此时正直契丹中衰之际，倘使周世宗不死，燕、云十六州，是很有恢复的希望的，以后的历史，就全然改观了。惜乎世宗在途中遇疾，只得还军，未几就死了。嗣子幼弱，明年，遂为宋太祖所篡。

宋太祖的才略，亦和周世宗不相上下，或者还要稳健些。他大约知道契丹是大敌，燕、云一时不易取，即使取到了，也非有很重的兵力不能守的，而这时候割据诸国，非弱即乱，取之颇易，所以要先平定了国内，然后厚集其力以对外。从梁亡后，其将高季兴据荆、归、峡三州自立（荆州，今湖北江陵县。归州，今湖北秭归县。峡州，今湖北西陵县），是为南平。而楚虽为唐所灭，朗州亦旋即独立（朗州，今湖南常德县）。962年宋太祖因朗州和衡州相攻击（衡州，今湖南衡山县），遣人来求救，遣兵假道南平前往，把南平和朗州都破掉（衡州先已为朗州所破）。965年，遣兵灭后蜀。971年，遣兵灭南汉。975年，遣兵灭南唐。是年，太祖崩，弟太宗立。976年，吴越纳土归降。明年，太宗遂大举灭北汉。于是中国复见统一。自907年朱梁篡唐至此，共计七十二年。若从880年僖宗奔蜀，唐朝的中央政权实际崩溃算起，则适得一百年。

第二十四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两个民族的竞争，不单是政治上的事。虽然前代的竞争，不像现代要动员全国的人力和物力，然一国政治上的趋向，无形中总是受整个社会文化的指导的。所以某一民族，在某一时代中，适宜于竞争与否，就要看这一个民族，在这一个时代中文化的趋向。

在历史上，最威胁中国的是北族。他们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公元前4世纪秦、赵、燕诸国与北方的骑寇相遇，至6世纪之末五胡全被中国同化而告终结，历时约一千年。其第二批和中国的交涉，起于4世纪后半铁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纪前半沙陀失却在中国的政权为止，历时约六百年。从此以后，塞外开发的气运，暂向东北，辽、金、元、清相继而兴。其事起于10世纪初契丹的盛强，终于1911年中国的革命。将来的史家，亦许要把他算到现在的东北问题实际解决时为止，然为期亦必不远了。这一期总算起来，为时亦历千余年。这三大批北族，其逐渐移入中国，而为中国人所同化，前后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入的，至第三期，则系以征服的形式侵入。

经过五胡和沙陀之乱，中国也可谓受到相当的创痛了。但是以中国之大，安能就把这个看做很大的问题。在当时中国人的眼光里，北族的侵入，还只是治化的缺陷，只要从根本上把中国整顿好了，所谓夷狄，自然不成问题。这时代先知先觉者的眼光，还是全副注重于内部，民族的利害冲突，虽不能说没有感觉，民族主义却未能因此而发皇。

虽然如此，在唐、宋之间，中国的文化，也确是有一个转变的。这个转变是怎样呢？

中国的文化，截至近世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以前，可以分做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先秦、两汉时代的诸子之学。第二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玄学和佛学。第三期为宋、元、明时代的理学。这三期，恰是一个正、反、合。

怎样说这三期的文化，是一个辩证法的进化呢？原来先秦时代的学术，是注重于矫正社会的病态的，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实不仅儒家，而为各家通有的思想。王莽变法失败以后，大家认为此路不通，而此等议论，渐趋消沉。魏、晋以后，文化乃渐转向，不向社会而向个人方面求解决。他们所讨论的，不是社会的组织如何，使人生于其间，能够获得乐利，可以做个好人，而是人性究竟如何？是好的？是坏的？用何法，把坏人改做好人，使许多好人聚集，而好的社会得以实现？这种动机，确和佛教相契。在这一千年中，传统的儒家，仅仅从事于笺疏，较有思想的人，都走入玄学和佛学一路，就是其明证。但其结果却是怎样呢？显然的，从个人方面着想，所能改良的，只有极小一部分，合全体而观之，依然无济于事。而其改善个人之法，推求到深刻之处，就不能不偏重于内心。工夫用在内心上的多，用在外务上的，自然少了。他们既把社会看做各个分子所构成；社会的好坏，原因在于个人的好坏，而个人的好坏，则原于其内心的好坏；如此，社会上一切问题，自然都不是根本。而他们的所谓好，则实和此世界上的生活不相容，所以他们最彻底的思想，是要消灭这一个世界。明知此路不通，则又一转变而认为现在的世界就是佛国；只要心上觉悟，一切行为虽和俗人一样，也就是圣人。这么一来，社会已经是好的了，根本用不着改良。这两种见解，都是和常识不相容的，都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凡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凭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总只是他们所谓“戏论”，总要给大多数在常识中生活的人所反对的，而事情一到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相矛盾，就是他的致命伤。物极必反，到唐朝佛学极盛时，此项矛盾，业经开始发展了，于是有韩愈的辟佛。他的议论很粗浅，不过在常识范围中批评佛说而已，到宋儒，才在哲学上取得一个立足点。宋学从第十一世纪的中叶起，到第十七世纪的中叶止，支配中国的思想界，约六百年。他们仍把社会看做是各分子所构成的；仍以改良个人为改良社会之本；要改良个人，还是注重在内心上；这些和佛学并无以异。所不同的，则佛家认世界的现状，根本是坏的，若其所谓好的世界而获实现，则现社会的组织，必彻底被破坏，宋学则认现社会的组织，根本是合理的，只因为人不能在此组织中，各处于其所当处的地位，各尽其所应尽的责任，以致不好。而其所认为合理的组织，则是一套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中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在商业兴起，广大的分工合作日日在扩充，每一个地方自给自足的规模，业已破坏净尽，含有自给自足性质的大家族，亦不复存在之时，早已不复适宜了。宋儒还要根据这一个时代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略加修改，制成一种方案，而强人以实行，岂非削足适屦？岂非等人性于杞柳，而欲以为杯棬？所以宋儒治心的方法，是有很大的价值的，而其治世的方法，则根本不可用。不过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只能在先秦诸子和玄学、佛学两种思想中抉择去取，融化改造，是只能有这个结果的，而文化进化的趋向，亦就不得不受其指导。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政治上的纲纪所恃以维持的，就是所谓君臣之义这种纲纪，是要秩序安定，人心也随着安定，才能够维持的。到兵荒马乱，人人习惯于裂冠毁裳之日，就不免要动摇了。南北朝之世因其君不足以为君，而有“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的贵族。到晚唐、五代之世，此种风气，又盛行了。于是既有历事五朝，而自称长乐老以鸣其得意的冯道，又有许多想借重异族，以自便私图的杜重威。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如何可以一朝居？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倡气节。经宋儒提倡之后，士大夫的气节，确实是远胜于前代。但宋儒（一）因其修养的工夫，偏于内心，而处事多疏。（二）其持躬过于严整，而即欲以是律人，因此，其取人过于严格，而有才能之士，皆为其所排斥。（三）又其持论过高，往往不切于实际。（四）意气过甚，则易陷于党争。党争最易使人动于感情，失却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况党争既启，哪有个个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饰的伪君子，不恤决裂的真小人混进去。到争端扩大而无可收拾，是非淆乱而无从辨别时，就真有宅心公正、顾全大局的人，也苦于无从措手了。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事业，宋儒似乎很为相宜。宋儒有一个优点，他们是知道社会上要百废俱举，尽其相生相养之道，才能够养生送死无憾，使人人各得其所的。他们否认“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简心理，这一点，的确是他们的长处。但他们所以能如此，乃是读了经书而然。而经书所述的，乃是古代自给自足，有互助而无矛盾的社会所留诣，到封建势力逐渐发展时，此等组织，就逐渐破坏了。宋儒不知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政治制度，正和这一种规制相反，却要藉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之力，以达到这一个目的。其极端的，遂至要恢复井田封建。平易一些的，亦视智愚贤不肖为自然不可泯的，一切繁密的社会制度，还是要以士大夫去指导着实行，而其所谓组织，亦仍脱不了阶级的对立。所以其结果，还是打不倒土豪劣绅，而宋学家，特如其中关学一派，所草拟的极详密的计划，以极大的热心去推行，终于实现的寥若晨星，而且还是昙花一现。这时候，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最需要的，是严肃的官僚政治，而宋学家好作诛心之论，而忽略形迹；又因党争而淆乱是非，则适与之相反。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第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无怪其要迭招外侮了。

第二十五章

北宋的积弱

五代末年，偏方割据诸国，多微弱不振。契丹则是新兴之国，气完力厚的，颇不容易对付，所以宋太祖要厚集其力以对付他。契丹的立国，是合部族、州县、属国三部分而成的。属国仅有事时量借兵粮，州县亦仅有益于财赋（辽朝的汉兵，名为五京乡丁，只守卫地方，不出戍），只有部族，是契丹立国的根本，这才可以真正算是契丹的国民。他们都在指定的地方，从事于畜牧。举族皆兵，一闻令下，立刻聚集，而且一切战具，都系自备。马既多，而其行军又不带粮饷，到处剽掠自资（此即所谓“打草谷”），所以其兵多而行动极速。周世宗时，正是契丹中衰之会，此时却又兴盛了（辽惟穆宗最昏乱。969年，被弑，景宗立，即复安。983年，景宗死，圣宗立。年幼，太后萧氏同听政。圣宗至1030年乃死，子兴宗立。1054年死。圣宗时为辽全盛之世。兴宗时尚可蒙业而安，兴宗死，子道宗立，乃衰）。宋朝若要以力服契丹，非有几十万大兵，能够连年出征，攻下了城能够守，对于契丹地方，还要能加以破坏扰乱不可。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宋太祖不肯轻举。而太宗失之轻敌，灭北汉后，不顾兵力的疲敝，立刻进攻。于是有高梁河之败（在北平西）。至公元985年，太宗又命将分道北伐，亦不利。而契丹反频岁南侵。自燕、云割弃后，山西方面，还有雁门关可守，河北方面，徒恃塘泺以限戎马，是可以御小敌，而不足以御大军的。契丹大举深入，便可直达汴梁对岸的大名，宋朝受威胁殊甚。1004年，辽圣宗奉其母入寇，至澶州（今河北濮阳县）。真宗听了宰相寇准的话，御驾亲征，才算把契丹吓退。然毕竟以岁币成和（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朝开国未几，国势业已陷于不振了。

假使言和之后，宋朝能够秣马厉兵，以伺其隙，契丹是个浅演之国，他的强盛必不能持久，亦未必无隙可乘。宋朝却怕契丹启衅，伪造天书，要想愚弄敌人（宋朝伪造天书之真意在此，见《宋史·真宗本纪论》）。敌人未必被愚弄，工于献媚和趁风打劫、经手侵渔的官僚，却因此活跃了。斋醮、宫观，因此大兴，财政反陷于竭蹶。而西夏之乱又起。唐朝的政策，虽和汉朝不同，不肯招致异族，入居塞内，然被征服的民族多了，乘机侵入，总是不免的。尤其西北一带，自一度沦陷后，尤为控制之力所不及。党项酋长拓跋氏（拓跋是鲜卑的民族，党项却系羌族，大约是鲜卑人入于羌部族而为其酋长的），于唐太宗时归化。其后裔拓跋思敬，以平黄巢有功，赐姓李氏。做了定难节度使，据有夏、银、绥、宥、静五州（夏州，今陕西怀远县。银州，今陕西米脂县。绥州，今陕西绥德县。宥州，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静州，在米脂县西），传八世至继捧，于宋太宗的时候来降，而其弟继迁叛去。袭据银州和灵州，降于辽，宋朝未能平定。继迁传子德明，三十年未曾窥边，却征服了河西，拓地愈广。1022年，真宗崩，仁宗立。1034年，德明之子元昊反，兵锋颇锐。宋朝屯大兵数十万于陕西，还不能戢其侵寇。到1044年，才以岁赐成和（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此时辽圣宗已死，兴宗在位，年少气盛，先两年，遣使来求关南之地（瓦桥关，在雄县。周世宗复瀛、莫后，与辽以此为界），宋朝亦增加了岁币（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然后和议得以维持。给付岁币的名义，《宋史》说是纳字，《辽史》却说是贡字，未知谁真谁假。然即使用纳字，亦已经不甚光荣了。仁宗在位岁久，政颇宽仁，然亦极因循腐败。兵多而不能战，财用竭蹶而不易支持，已成不能振作之势。1063年，仁宗崩，英宗立，在位仅四年。神宗继之，乃有用王安石变法之事。

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他所行的政事，免役最是利余于弊的，青苗就未必能然。方田均税，在他手里推行得有限，后人踵而行之，则全是徒有其名。学校、贡举则并未能收作育人才之效。参看第五、第七、第八三章自明。宋朝当日，相须最急的是富国强兵。王安石改革的规模颇大，旧日史家的议论，则说他是专注意于富强的（尤其说王安石偏于理财。此因关于改革社会的行政，不为从前的政治家所了解之故）。他改革的规模，固不止此，于此确亦有相当的注意。其结果：裁汰冗兵，确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所置的将兵，则未必精强，保甲尤有名无实，而且所引起的骚扰极大，参看第九章自明。安石为相仅七年，然终神宗之世，守其法未变。1085年，神宗崩，子哲宗立。神宗之母高氏临朝，起用旧臣，尽废新法。其死后，哲宗亲政，复行新法，谓之“绍述”。1100年，哲宗崩，徽宗立，太后向氏权同听政。想调和新旧之见，特改元为建中靖国。徽宗亲政后，仍倾向于新法。而其所用的蔡京，则是反复于新旧两党间的巧宦。徽宗性极奢侈，蔡京则搜括了各方面的钱，去供给他浪用。政治情形一落千丈。恢复燕、云和西北，可说是神宗和王安石一个很大的抱负。但因事势的不容许，只得先从事于其易。王安石为相时，曾用王韶征服自唐中叶以后杂居于今甘、青境内的蕃族，开其地为熙河路。这可说是进取西夏的一个预备。然神宗用兵于西夏却不利。哲宗时，继续筑寨，进占其地。夏人力不能支，请辽人居间讲和。宋因对辽有所顾忌，只得许之。徽宗时，宦者童贯，继续用兵西北，则徒招劳费而已。总之：宋朝此时的情势，业已岌岌难支，幸辽、夏亦已就衰，暂得无事，而塞外有一个新兴民族崛起，就要大祸临头了。

王安石变法

金朝的先世，便是古代的所谓肃慎，南北朝、隋、唐时的靺鞨。宋以后则称为女真（女真两字，似即肃慎的异译。清人自称为满洲，据明人的书，实作满住，乃大酋之称，非部族之名。愚案靺鞨酋长之称为大莫弗瞒咄，瞒咄似即满住，而靺鞨两字，似亦仍系瞒咄的异译。至汉时又称为挹娄，据旧说：系今叶鲁两字的转音。而现在的索伦两字，又系女真的异译，此推测而确，则女真民族之名，自古迄今，实未曾变）。其主要的部落，在今松花江流域。在江南的系辽籍，称为熟女真，江北的不系籍，谓之生女真。女真的文明程度，是很低的，到渤海时代，才一度开化。金朝的始祖名唤函普，是从高句丽旧地入居生女真的完颜部，而为其酋长的。部众受其教导，渐次开化。其子孙又以渐征服诸部族，势力渐强。而辽自兴宗后，子道宗立，政治渐乱。道宗死，子天祚帝立，荒于游畋，竟把国事全然置诸不顾。女真本厌辽人的羁轭，天祚帝遣使到女真部族中去求名鹰，骚扰尤甚，遂致激起女真的叛变。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1114年起兵与辽相抗。契丹控制女真的要地黄龙府、咸州、宁江州（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咸州，今辽宁铁岭县。宁江州，在吉林省城北），次第失陷。天祚帝自将大兵东征，因有内乱西归。旋和金人讲和，又迁延不定。东京先陷，上京及中、西两京继之（上京临潢府，在今热河开鲁县南。中京大定府，在今热河建昌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县。南京析津府，即幽州。西京大同府，即云州）。南京别立一君，意图自保，而宋人约金攻辽之事又起。先是童贯当权，闻金人攻辽屡胜，意图侥幸。遣使于金，求其破辽之后，将石晋所割之地，还给中国。金人约以彼此夹攻，得即有之。而童贯进兵屡败，乃又求助于金。金太祖自居庸关入，把南京攻下。太祖旋死，弟太宗立。天祚帝展转漠南，至1125年为金人所获，辽亡。

《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朝本约金夹攻的，此时南京之下，仍藉金人之力，自无坐享其成之理，乃输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并许给岁币。金人遂以石晋所割之地来归。女真本系小部族，此时吞并全辽，已觉消化不下，焉有余力经营中国的土地？这是其肯将石晋所割之地还给中国的理由。但女真此时，虽不以地狭为忧，却不免以土满为患。文明国民，生产能力高强的，自然尤为其所欢迎。于是军行所至，颇以掳掠人口为务。而汉奸亦已有献媚异族，进不可割地之议的。于是燕京的归还，仅系一个空城，尽掳其人民以去。而营、平、滦三州（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滦州，今河北滦县），本非石晋所割让，宋朝向金要求时，又漏未提及，则不肯归还，且将平州建为南京，命辽降将张觉守之。燕京被掳的人民，流离道路，不胜其苦，过平州时，求张觉做主。张觉就据地来降。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交涉。宋朝当时，应该抚恤其人民，而对于金朝，则另提出某种条件，以足其欲而平其愤。金朝此时，虽已有汉奸相辅，究未脱野蛮之习，且值草创之际，其交涉是并不十分难办的。如其处置得宜，不但无启衅之忧，营、平、滦三州，也未尝不可乘机收复。而宋朝贸然受之，一无措置。到金人来诘责，则又手忙脚乱，把张觉杀掉，函首以畀之。无益于金朝的责言，而反使降将解体，其手段真可谓拙劣极了。

辽朝灭亡之年，金朝便举兵南下。宗翰自云州至太原，为张孝纯所阻，而宗望自平州直抵汴京。时徽宗已传位于钦宗。初任李纲守御，然救兵来的都不能解围。不得已，许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今河北河间县）；宋主称金主为伯父；并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讲和。宗望的兵才退去。金朝此时，是不知什么国际的礼法的，宗翰听闻宗望得了赂，也使人来求赂。宋人不许。宗翰怒，攻破威胜军和隆德府（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县）。宋人认为背盟，下诏三镇坚守。契丹遗臣萧仲恭来使，又给以蜡书，使招降契丹降将耶律余睹。于是宗翰、宗望再分道南下，两路都抵汴京。徽、钦两宗，遂于1127年北狩。金朝这时候，是断没有力量，再占据中国的土地的，所希望的，只是有一个傀儡，供其驱使而已。乃立宋臣张邦昌为楚帝，退兵而去。张邦昌自然是要靠金朝的兵力保护，然后能安其位的。金兵既去，只得自行退位。而宋朝是时，太子、后妃、宗室多已被掳，只得请哲宗的废后孟氏出来垂帘。“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孟后立高宗诏语），这时候的民族主义，自然还要联系在忠君思想上，于是孟后下诏，命高宗在归德正位（今河南商丘县）。

第二十六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语云：“败军之气，累世而不复”，这话亦不尽然。“困兽犹斗”，反败为胜的事情，决不是没有的，只看奋斗的精神如何罢了。宋朝当南渡时，并没有什么完整的军队，而且群盗如毛，境内的治安，且岌岌不可保，似乎一时间决谈不到恢复之计。然以中国的广大，金朝人能有多大的兵力去占据？为宋朝计，是时理宜退守一个可守的据点，练兵筹饷，抚恤人民。被敌兵蹂躏之区，则奖励、指导其人民，使之团结自守，而用相当的正式军队，为之声援。如此相持，历时稍久，金人的气焰必渐折，恢复之谋，就可从此开展了。苦于当时并没有这种眼光远大的战略家。而且当此情势，做首领的，必须是一个文武兼资之才，既有作战的策略，又能统驭诸将，使其不敢骄横，遇敌不敢退缩，对内不敢干政，才能够悉力对外。而这时候，又没有这样一个长于统率的人物。金兵既退，宗泽招降群盗，以守汴京。高宗既不能听他的话还跸，又不能驻守关中或南阳，而南走扬州。公元1129年，金宗翰、宗望会师濮州（今山东濮县）分遣娄室入陕西。其正兵南下，前锋直打到扬州。高宗奔杭州（今浙江杭县）。明年，金宗弼渡江，自独松关入（今安徽广德县东），高宗奔明州（今浙江鄞县）。金兵再进迫，高宗逃入海。金兵亦入海追之，不及乃还。自此以后，金人亦以“士马疲敝，粮储未丰”（宗弼语），不能再行进取了。其西北一路，则宋朝任张浚为宣抚使，以拒娄室，而宗弼自江南还，亦往助娄室。浚战败于富平（今陕西兴平县），陕西遂陷。但浚能任赵开以理财，用刘子羽、吴玠、吴璘等为将，卒能保守全蜀。

利用傀儡，以图缓冲，使自己得少休息，这种希冀，金人在此时，还没有变。其时宗泽已死，汴京失陷，金人乃立宋降臣刘豫于汴，畀以河南、陕西之地。刘豫却想靠着异族的力量反噬，几次发兵入寇。却又都败北。在金人中，宗弼是公忠体国的，挞懒却骄恣腐败（金朝并无一定之继承法，故宗室中多有觊觎之心。其时握兵权者，宗望、宗弼皆太祖子，宗翰为太祖从子，挞懒则太祖从弟。宗翰即有不臣之心。挞懒最老寿，在熙宗时为尊属，故其觊觎尤甚。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皆太祖孙）。秦桧是当金人立张邦昌时，率领朝官，力争立赵氏之后，被金人捉去的。后来以赐挞懒。秦桧从海路逃归。秦桧的意思，是偏重于对内的。因为当时，宋朝的将帅颇为骄横。“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求，无复顾惜。”“使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未易取，而南方亦未易定。”（叶适《论四大屯兵》语，详见《文献通考·兵考》）所以要对外言和，得一个整理内部的机会。当其南还之时，就说要“南人归南，北人归北”。高宗既无进取的雄才，自然意见与之相合。于是用为宰相。1137年，刘豫为宗弼所废。秦桧乘机，使人向挞懒要求，把河南、陕西之地，还给宋朝。挞懒允许了。明年，遂以其地来归。而金朝突起政变。1139年，宗弼回上京（今吉林阿城县）。挞懒南走。至燕京，为金人所追及，被杀。和议遂废。宗弼再向河南，娄室再向陕西。宋朝此时，兵力已较南渡之初稍强。宗弼前锋至顺昌（今安徽阜阳县），为刘锜所败。岳飞从湖北进兵，亦有郾城之捷（今河南偃城县）。吴璘亦出兵收复了陕西若干州郡。倘使内部没有矛盾，自可和金兵相持。而高宗、秦桧执意言和，把诸将召还，和金人成立和约：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在陕西宝鸡县南）；岁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宋高宗称臣于金，可谓屈辱极了。于是罢三宣抚司，改其兵为某州驻扎御前诸军，而设总领以司其财赋，已见第九章。

金太宗死后，太祖之孙熙宗立，以嗜酒昏乱，为其从弟海陵庶人所弑。此事在1149年。海陵更为狂妄。迁都于燕，后又迁都于汴。1160年，遂大举南侵。以其暴虐过甚，兵甫动，就有人到辽阳去拥立世宗。海陵闻之，欲尽驱其众渡江，然后北还。至采石矶，为宋虞允文所败。改趋扬州，为其下所弑。金兵遂北还。1162年，高宗传位于孝宗。孝宗颇有志于恢复，任张浚以图进取。浚使李显忠进兵，至符离（集名，在今安徽宿县）大败。进取遂成画饼。1165年，以岁币各减五万，宋主称金主为伯父的条件成和。金世宗算是金朝的令主。他的民族成见，是最深的。他曾对其种人，屡称上京风俗之美，教他们保存旧风，不要汉化。臣下有说女真、汉人，已为一家的，他就板起脸说：“女真、汉人，其实是二。”这种尖锐的语调，决非前此的北族，所肯出之于口的，其存之于心的，自亦不至如世宗之甚了。然世宗的见解虽如此，而既不能放弃中原之地，就只得定都燕京。并因是时叛者蜂起，不得不将猛安、谋克户移入中原，以资镇压。夺民地以给之，替汉人和女真之间，留下了深刻的仇恨。而诸猛安谋克人，则惟酒是务，竟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的，征服者的气质，丧失净尽了。自太祖崛起至此，不过六十年。

宋孝宗

公元1194年，孝宗传位于光宗。此时金世宗亦死，子章宗立，北边颇有叛乱，河南、山东，亦有荒歉之处，金朝的国势渐衰。宋光宗多病，皇后李氏又和太上皇不睦。1194年，孝宗崩，光宗不能出而持丧，人心颇为疑惑。宰相赵汝愚，因閤门使韩侂胄，请于高宗后吴氏，扶嘉王扩内禅，是为宁宗。韩侂胄排去赵汝愚，代为宰相，颇为士流所攻击，想立恢复之功，以间执众口。1206年遂贸然北伐。谁想金兵虽弱，宋兵亦不强。兵交之后，襄阳和淮东西州郡，次第失陷。韩侂胄又想谋和，而金人复书，要斩侂胄之首，和议复绝。皇后杨氏，本和韩侂胄有隙，使其兄次山，勾结侍郎史弥远，把韩侂胄杀掉，函首以畀金。1208年，以增加岁币为三十万两、匹的条件成和。韩侂胄固然是妄人，宋朝此举，也太不成话了。和议成后两年，金章宗死，世宗子卫绍王立。其明年，蒙古侵金，金人就一败涂地。可见金朝是时，业已势成弩末，宋朝并没有急于讲和的必要了。

蒙古本室韦部落，但其后来和鞑靼混合，所以蒙人亦自称为鞑靼。其居地初在望建河，即今黑龙江上游之南，而后徙于不而罕山，即今外蒙古车臣、土谢图两部界上的布尔罕哈勒那都岭。自回纥灭亡以后，漠北久无强部，算到1167年成吉思汗做蒙古的酋长的时候，已经三百六十多年了，淘汰，酝酿，自然该有一个强部出来。成吉思汗少时，漠南北诸部错列，蒙古并不见得怎样强大。且其内部分裂，成吉思汗备受同族的龁。但汗有雄才大略，收合部众，又与诸部落合纵连横，至1206年，而漠南北诸部，悉为所征服。这一年，诸部大会于斡难河源（今译作鄂诺，又作敖嫩），上他以成吉思汗的尊号。成吉思汗在此时，已非蒙古的汗，而为许多部族的大汗了。1210年，成吉思汗伐夏，夏人降。其明年，遂伐金。金人对于北方，所采取的是一种防守政策。从河套斜向东北，直达女真旧地，筑有一道长城。汪古部居今归绥县之北，守其冲要之点。此时汪古通于蒙古，故蒙古得以安行而入长城。会河堡一战（会河堡，在察哈尔万全县西），金兵大败，蒙古遂入居庸关。留兵围燕京，分兵蹂躏山东、山西，东至辽西。金人弑卫绍王，立宣宗，与蒙古言和，而迁都于汴。蒙古又以为口实，发兵攻陷燕京。金人此时，尽迁河北的猛安、谋克户于河南，又夺汉人之地以给之。其民既不能耕，又不能战，势已旦夕待亡。幸1218年，成吉思汗用兵于西域，金人乃得少宽。这时候，宋朝亦罢金岁币。避强凌弱，国际上总是在所不免的；而此时金人，财政困难，对于岁币，亦不肯放弃，或者还希冀战胜了可以向宋人多胁取些；于是两国开了兵衅。又因场疆细故，与夏人失和。兵力益分而弱。1224年，宣宗死，哀宗立，才和夏人以兄弟之国成和（前此夏人称臣），而宋朝卒不许其和。时成吉思汗亦已东归，蒙古人的兵锋，又转向中原了。1227年，成吉思汗围夏，未克而死。遗命秘不发丧，把夏人灭掉。1229年，太宗立。明年，复伐金。时金人已放弃河北，以精兵三十万，守邳县到潼关的一线。太宗使其弟拖雷假道于宋，宋人不许。拖雷就强行通过。自汉中、襄、郧而北，大败金人于三峰山（在河南禹县）。太宗亦自白坡渡河（在河南孟津县），使速不台围汴。十六昼夜不能克，乃退兵议和。旋金兵杀蒙古使者，和议复绝。金哀宗逃到蔡州。宋、元复联合以攻金。宋使孟珙、江海帅师会蒙古兵围蔡。1234年，金亡。

成吉思汗

约金攻辽，还为金灭，这是北宋的覆辙，宋人此时，似乎又不知鉴而蹈之了。所以读史的人，多以宋约元攻金为失策。这亦未必尽然。宋朝和金朝是不共戴天之仇，不能不报的。若说保存金朝以为障蔽，则金人此时，岂能终御蒙古？不急进而与蒙古联合，恢复一些失地，坐视金人为蒙古所灭，岂不更糟？要知约金攻辽，亦并不算失策，其失策乃在灭辽之后，不能发愤自强，而又轻率启衅。约元灭金之后，弊亦仍在于此。金亡之前十年，宋宁宗崩，无子。史弥远援立理宗，仍专政。金亡前一年，史弥远死，贾似道继之。贾似道是表面上似有才气，而不能切实办事的人，如何当得这艰难的局面？金亡之后，宋朝人倡议收复三京（宋东京即大梁，南京即宋州，西京为洛阳，北京为大名），入汴、洛而不能守。蒙古反因此南侵，江、淮之地多陷。1241年，蒙古太宗死。1246年，定宗立。三年而死。1251年，宪宗方立。蒙古当此时，所致力的还是西域，而国内又有汗位继承之争，所以未能专力攻宋。至1258年，各方粗定，宪宗乃大举入蜀。忽必烈已平吐蕃、大理，亦东北上至鄂州（今湖北武昌县）。

宋将王坚守合州（今四川合川县），宪宗受伤，死于城下。贾似道督大军援鄂，不敢战，使人求和，许称臣，画江为界。忽必烈亦急图自立，乃许之而北归。贾似道掩其事，以大捷闻于朝。自此蒙古使者来皆拘之，而借和议以图自强，而待敌人之弊的机会遂绝。忽必烈北还后，自立，是为元世祖。世祖在宪宗时，本来是分治漠南的，他手下又多西域人和中国人。于是以1264年定都燕京。蒙古的根据地，就移到中国来了。明年，理宗崩，子度宗立。宋将刘整叛降元，劝元人攻襄阳。自1268年至1273年，被围凡五年，宋人不能救，襄阳遂陷。明年，度宗崩，子恭帝立。伯颜自两湖长驱南下。1276年，临安不守，谢太后和恭帝都北狩。故相陈宜中立其弟益王于福州（今福建闽侯县），后来转徙，崩于碙州（在今广东吴川县海中）。其弟卫王昺立，迁于崖山（在今广东新会县海中）。1279年，汉奸张弘范来攻，宰相陆秀夫负帝赴海殉国。张世杰收兵图再举，到海陵山（在今广东海阳县海中），舟覆而死。宋亡。中国遂整个为北族所征伏。

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文化，一时未能急剧转变，以适应于竞争之故。原来游牧民族以掠夺为生产，而其生活又极适宜于战斗，所以其势甚强，文明民族，往往为其所乘，罗马的见轭于蛮族，和中国的见轭于五胡和辽、金、元、清，正是一个道理。两国国力的强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于竞争的共有多少而定。旧时的政治组织，是不适宜于动员全民众的。其所恃以和异族抵抗的一部分，或者正是腐化分子的一个集团。试看宋朝南渡以后，军政的腐败，人民的困苦，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于晏安鸩毒、歌舞湖山可知。虽其一部分分子的腐化，招致了异族的压迫，却又因异族的压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替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深厚的根基，这也是祸福倚伏的道理。北宋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蘖时期。南宋一代，则是其逐渐成长的时期。试读当时的主战派，如胡铨等一辈人的议论，至今犹觉其凛凛有生气可知。（见《宋史》卷三七四）。固然，只论是非，不论利害，是无济于事的。然而事有一时的成功，有将来的成功。主张正义的议论，一时虽看似迂阔，隔若干年代后，往往收到很大的效果。民族主义的形成，即其一例。论是非是宗旨，论利害是手段。手段固不能不择，却不该因此牺牲了宗旨。历来外敌压迫时，总有一班唱高调的人，议论似属正大，居心实不可问，然不能因此而并没其真。所以自宋至明，一班好发议论的士大夫，也是要分别观之的。固不该盲从附和，也不该一笔抹杀。其要，在能分别真伪，看谁是有诚意的，谁是唱高调的，这就是大多数国民，在危急存亡之时，所当拭目辨别清楚的了。民族主义，不但在上流社会中，植下了根基，在下流社会中，亦立下了一个组织，看后文所述便知。

第二十七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蒙古是野蛮的侵略民族所建立的最大的帝国，他是适直幸运而成功的。

蒙古所征服之地，几于包括整个亚洲，而且还跨有欧洲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自然还是西域。葱岭以西，亚历山大东征后，安息、大夏，对立为两个大国。其后则变为波斯和月氏的对立。南北朝时，哒兴，月氏为其所破，分为许多小国，波斯亦被其摄服。突厥兴，哒又为所破。月氏旧地，大抵服属于西突厥。时大食亦已勃兴。公元641年，破波斯，葱岭以西之地，次第为其所吞并。是时中国亦灭西突厥，波斯以东之地，尽置羁縻府、州，两国的政治势力，遂相接触。然葱岭以西之地，中国本视属羁縻，故未至引起实际的冲突（公元750年，即唐玄宗天宝九年，唐将高仙芝伐今塔什干的石国，石国求救于大食。明年，大食来援，唐兵败于怛逻斯。未久安史之乱起，唐朝就不再经营西域了）。安史乱后，中国对于西域，就不再过问了。辽朝灭亡后，其宗室耶律大石，会十八部王众于西州（唐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县），简其精锐西行。此时大食的纪纲，久已颓废，东方诸酋，据土自专，形同独立。大石兵至，灭掉雄据呼罗珊的塞而柱克（Seljuks），并压服了花剌子模（Khorazme,《唐书》作货利习尔），使之纳贡，而立国于吹河之滨，是为西辽。成吉思汗平漠南北时，今蒙古西部乃蛮部的酋长古出鲁克奔西辽，运用阴谋，和花剌子模里应外合而取其国。又有在鄂尔坤、色楞格两河间的蔑儿乞，其酋长忽秃亦西奔，和古出鲁克，都有卷土重来之意。成吉思汗怕根本之地动摇，乃于1213年北归，遣哲别、速不台把这两人击灭。先是天山南路的畏吾儿（即回纥异译），及其西之哈刺鲁（唐时西突厥属部葛逻禄），归顺蒙古，蒙古入西域之路已开。既灭古出鲁克，蒙古的疆域，就和花剌子模相接。兴于蒙古高原的北族，照例总是先向中国地方侵掠的；况且是时，蒙古与金，业已兵连祸结；所以蒙古对于西域，本来是无意于用兵的。但野蛮人所好的是奢侈享受，西域是文明发达之地，通商往来，自为其所欢迎；而商人好利，自亦无孔不入。成吉思汗乃因商人以修好于花剌子模。花剌子模王亦已允许。然花剌子模的军队多数系康里人，王母亦康里人，因之作威作福，花剌子模王不能制。锡尔河滨的讹打剌城为东西交通孔道，城主为王母之弟，蒙古人随商人西行的，一行共有四百多人，都被他认为奸细，捉起来杀掉，只有一个人脱逃归报。成吉思汗大怒，遂以1219年西征。破花剌子模，其王辗转入里海小岛而死。王子奔哥疾宁，成吉思汗追破之，略印度北境而还。哲别、速不台别将绕里海，越高加索山，破西北诸部。钦察酋长奔阿罗思（Kiptchac，亦译奇卜察克·阿罗思，即俄罗斯），又追败之，平康里而还。成吉思汗的攻西域，本来是复仇之师，但因西域高度的物质文明，及其抵抗力的薄弱，遂引起蒙古人继续侵掠的欲望。太宗立，命诸王西征。再破钦察，入阿罗思，进规孛烈儿即波兰。及马札剌（匈牙利），西抵威尼斯，是为蒙古西征最深入的一次，因太宗凶问至，乃班师。宪宗立，复遣弟旭烈兀西征。破木剌夷及报达（木剌夷（Mulahids），为天方教中之一派，在里海南岸），西域至此略定。东北一带，自高句丽、百济灭亡后，新罗亦渐衰。唐末，复分为高丽、后百济及新罗三国，石晋初，尽并于高丽王氏。北宋之世，高丽曾和契丹构兵，颇受其侵略，然尚无大关系。自高句丽灭亡后，朝鲜半岛的北部，新罗控制之力，不甚完全；高丽亦未能尽力经营；女真逐渐侵入其地，是为近世满族发达的一个原因，金朝即以此兴起。完颜部本曾朝贡于高丽，至后来，则高丽反为所胁服，称臣奉贡。金末，契丹遗族和女真人在今辽、吉境内扰乱，蒙古兵追击，始和高丽相遇，因此引起冲突，至太宗时乃成和。此后高丽内政，遂时受蒙古人的干涉。有时甚至废其国号，而于其地立征东行省。元世祖时，中国既定，又要介高丽以招致日本。日本不听。世祖遂于1274、1281两年遣兵渡海东征。前一次损失还小。后一次因飓风将作，其将择坚舰先走，余众二十余万，尽为日本所虏，杀蒙古人、高丽人、汉人，而以南人为奴隶，其败绩可谓残酷了。世祖欲图再举，因有事于安南，遂不果。蒙古西南的侵略，是开始于宪宗时的。世祖自今青海之地入西藏，遂入云南，灭大理（即南诏）。自将北还，而留兵续向南方侵略。此时后印度半岛之地，安南已独立为国。其南，今柬埔寨之地为占城，蒲甘河附近则有缅国。元兵侵入安南和占城。其人都不服，1284、1285、1287三年，三次发兵南征，因天时地利的不宜，始终不甚得利。其在南洋，则曾一度用兵于爪哇。此外被招致来朝的共有十国，都是今南洋群岛和印度沿岸之地。（《元史》云：当时海外诸国，以俱蓝、马八儿为纲维，这两国，该是诸国中最大的。马八儿，即今印度的马拉巴尔。俱蓝为其后障，当在马拉巴尔附近）。自成吉思汗崛起至世祖灭宋，共历一百一十二年，而蒙古的武功，臻于极盛。其人的勇于战斗；征服各地方后，亦颇长于统治（如不干涉各国的信教自由，即其一端），自有足称。但其大部分成功的原因，则仍在此时别些大国，都适值衰颓，而乏抵抗的能力，其中尤其主要的，就是中国和大食帝国；又有一部分人，反为其所用，如蒙古西征时附从的诸部族便是；所以我说他是适直天幸。

忽必烈像

忽必烈东征日本

中国和亚、欧、非三洲之交的地中海沿岸，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文明起源之地。这两个区域的文明，被亚洲中部和南部的山岭，和北方的荒凉阻隔住了。欧洲文明的东渐，大约以希腊人的东迁为最早。汉通西域时所接触的西方文化，就都是希腊人所传播、所留遗。其后罗马兴，东边的境界仍为东西文化接触之地。至罗马之北境为蛮族所据而中衰。大食兴，在地理上，拥有超过罗马的大版图，在文化上亦能继承希腊的遗绪。西方的文化，因此而东渐，东方的文化，因此而西行者不少。但主要的是由于海路。至蒙古兴，而欧西和东方的陆路才开通。其时西方的商人，有经中央亚细亚、天山南路到蒙古来的，亦有从西伯利亚南部经天山北路而来的。基督教国亦派有使节东来。而意大利人马哥博罗（Marco polo）居中国凡三十年，归而以其所见，著成游记，给与西方人以东方地理上较确实的知识，且引起其好奇心，亦为近世西力东侵的一个张本。

如此广大的疆域，自非一个大汗所能直接统治；况且野蛮人的征服，其意义原是掠夺；封建制度自然要随之而兴。蒙古的制度，宗室、外戚、功臣是各有分地的，而以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为最大。当时的分封，大约他的长子朮赤，所得的是花剌子模和康里、钦察之地。次子太宗，所得的是乃蛮之地。三子察合台，所得的是西辽之地，而和林旧业，则依蒙古人幼子守灶之习，归于其季子拖雷（此据日本那珂通世说，见其所注《成吉思汗实录》，此书即《元秘史》的日译本）。其后西北一带，朮赤之子拔都为其共主，而西南的平定，则功出于拖雷之子旭烈兀，其后裔世君其地。此即所谓阿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个汗国。［阿阔台之后称Km.of Ogotai，亦称Naiman（乃蛮）。察合台之后称Km..of Tchagatai.拔都之后称Km..of Kiptchac，亦称Golden Horde.旭烈兀之后称Km..of Iran］，而分裂即起于其间。蒙古的汗，本来是由诸部族公推的，到后来还是如此。每当大汗逝世之后，即由宗王、驸马和管兵的官，开一个大会（蒙古语为“忽力而台”），议定应继承汗位的人。太祖之妻孛儿帖曾给蔑儿乞人掳去，后太祖联合与部，把他抢回，就生了朮赤。他的兄弟，心疑他是蔑儿乞种，有些歧视他，所以他西征之后，一去不归，实可称为蒙古的泰伯。太祖死时，曾有命太宗承继之说，所以大会未有异议。太宗死后，其后人和拖雷的后人，就有争夺之意。定宗幸获继立而身弱多病，未久即死。拖雷之子宪宗被推戴。太宗后人，另谋拥戴失烈门，为宪宗所杀，并夺去太宗后王的兵柄。蒙古的内争，于是开始。宪宗死后，争夺复起于拖雷后人之间。宪宗时，曾命阿里不哥统治漠北，世祖统治漠南。宪宗死后，世祖不待大会的推戴而自立，阿里不哥亦自立于漠北，为世祖所败，而太宗之子海都自立于西北，察合台、钦察两汗国都附和他。伊儿汗国虽附世祖，却在地势上被隔绝了。终世祖之世不能定。直到1310年，海都之子才来归降。然自海都之叛，蒙古大汗的号令，就不能行于全帝国，此时亦不能恢复了。所以蒙古可说是至世祖时而臻于极盛，亦可说自世祖时而开始衰颓。

第二十八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辽、金、元三朝，立国的情形，各有不同。契丹虽然占据了中国的一部分，然其立国之本，始终寄于部族，和汉人并未发生深切的关系。金朝所侵占的重要之地，惟有中国。他的故土和他固有的部族，文化尚未发展，虽可借其贫瘠而好掠夺的欲望，及因其进化之浅，社会组织简单，内部矛盾较少，因而以诚朴之气、勇敢之风而崛起于一时，然究不能据女真之地，用女真之人，以建立一个大国。所以从海陵迁都以后，他国家的生命，已经寄托在他所侵占的中国的土地上了。所以他压迫汉人较甚，而其了解汉人却亦较深。至蒙古，则所征服之地极广，中国不过是其一部分。虽然从元世祖以后，大帝国业已瓦解，所谓元朝者，其生命亦已寄托于中国，然自以为是一个极大的帝国，看了中国，不过是其所占据的地方的一部分的观念，始终未能改变。所以对于中国，并不能十分了解，试看元朝诸帝，多不通汉文及汉语可知。元朝诸帝，惟世祖较为聪明，所用的汉人和西域人较多，亦颇能厘定治法。此后则惟仁宗在位较久，政治亦较清明。其余诸帝，大抵荒淫愚昧。这个和其继嗣之争，亦颇有关系。因为元朝在世祖之时，北边尚颇紧急。成宗和武宗都是统兵在北边防御，因而得立的。武宗即位之前，曾由仁宗摄位，所以即位之后，不得不立仁宗为太子。因此引起英宗之后泰定、天顺两帝间的争乱。文宗死后，又引起燕帖木儿的专权（时海都之乱未定，成宗和武宗都是统兵以防北边的。世祖之死，伯颜以宿将重臣，归附成宗，所以未有争议。成宗之死，皇后伯岳吾氏想立安西王。右丞相哈剌哈孙使迎仁宗监国，以待武宗之至。武宗至，弑伯岳吾后，杀安西王而自立。以仁宗为太子。仁宗既立，立英宗为太子，而出明宗于云南。

其臣奉之奔阿尔泰山。英宗传子泰定帝，死于上都。子天顺帝，即在上都即位。签书枢密院事燕帖木儿，为武宗旧臣，胁大都百官，迎立武宗之子。因明宗在远，先迎文宗监国。发兵陷上都，天顺帝不知所终。明宗至漠南，即位。文宗入见，明宗暴死。文宗后来心上觉得不安，遗令必立明宗之子。而燕帖木儿不肯。文宗皇后翁吉剌氏，坚持文宗的遗命。于是迎立宁宗，数月而死。再迎顺帝。顺帝的年纪却比宁宗大些了，燕帖木儿又坚持，顺帝虽至，不得即位。会燕帖木儿死，问题乃得解决。顺帝既立，追治明宗死事，翁吉剌后和其子燕帖古思都被流放到高丽，死在路上。元入中国后的继嗣之争，大略如此）。中央的变乱频仍，自然说不到求治，而最后又得一个荒淫的顺帝，胡无百年之运，客星据坐，自然不能持久了。元世祖所创立的治法，是专以防制汉人为务的。试看其设立行省及行御史台；将边徼襟喉之地，分封诸王；遣蒙古军及探马赤军分守河洛、山东；分派世袭的万户府，屯驻各处；及因重用蒙古、色目人而轻视汉人可知。这是从立法方面说，从行政方面说：则厚敛人民，以奉宗王、妃、主。纵容诸将，使其掠人为奴婢。选法混乱，贪黩公行。而且迷信喇嘛教，佛事所费，既已不资，还要听其在民间骚扰。可谓无一善政，所以仍能占据中国数十年，则因中国社会，自有其深根宁极之理，并非政治现象，所能彻底扰乱，所以他以异族入据中原，虽为人心所不服，亦不得不隐忍以待时。到顺帝时，政治既乱，而又时有水旱偏灾，草泽的英雄，就要乘机而起了。

“举世无人识，终年独自行。海中擎日出，天外唤风生。”（郑所南先生诗语。所南先生名思肖。工画兰。宋亡后，画兰皆不画土。人或问之。则曰：“土为番人夺去，汝不知耶？”著有《心史》，藏之铁函，明季乃于吴中承天寺井中得之。其书语语沉痛，为民族主义放出万丈的光焰。清朝的士大夫读之，不知自愧，反诬为伪造，真可谓全无心肝了。）表面上的平静是靠不住的，爆发的种子，正潜伏在不见不闻之处。这不见不闻之处是那里呢？这便在各人的心上。昔人说：“雪大耻，复大仇，皆以心之力。”（龚自珍文中语。）文官投降了，武官解甲了，大多数的人民，虽然不服，苦于不问政治久了，一时团结不起来。时乎时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乃将一颗革命的种子，广播潜藏于人民的惟一组织，即所谓江湖豪侠的社会之中，这是近世史上的一件大事。明亡以后之事，为众所周知，然其事实不始于明亡以后，不过年深月久，事迹已陈，这种社会中，又没有记载，其事遂在若存若亡之间罢了。元朝到顺帝之世，反抗政府的，就纷纷而起。其中较大的是：台州的方国珍（今浙江临海县），徐州的李二，湖北的徐寿辉，濠州的郭子兴（今安徽凤阳县），高邮的张士诚（后迁平江，今江苏吴县），而刘福通以白莲教徒，起于安丰（今安徽寿县），奉其教主之子韩林儿为主。白莲教是被近代的人看作邪教的，然其起始决非邪教，试看其在当时，首举北伐的义旗可知。元朝当日，政治紊乱。宰相脱脱之弟也先帖木儿，当征讨之任，连年无功，后来反大溃于沙河（今河南遂平、确山、泌阳境上的沙河店）。军资丧失殆尽。脱脱觉得不好，自将大军出征。打破了李二。围张士诚，未克，而为异党排挤以去。南方群雄争持，元朝就不能过问。1358年，刘福通分兵三道：一军入山、陕，一军入山东，自奉韩林儿复开封。此时元朝方面，亦有两个人出来替他挣扎，那便是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他们是在河南起兵帮助元朝的。此时因陕西行省的求援，先入陕解围。又移兵山东，把刘福通所派的兵，围困起来。刘福通的将遣人把察罕刺死。其子库库帖木儿代总其兵，才把刘福通军打败，刘福通和韩林儿，走回安丰，后为张士诚所灭。然其打山西的一支兵，还从上都直打到辽东（今多伦县，元世祖自立于此，建为上都，而称今北平为大都），然后被消灭。军行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亦可谓虽败犹荣了。

首事的虽终于无成，然继起的则业已养成气力。明太祖初起时，本来是附随郭子兴的。后来别为一军，渡江取集庆（今南京，元集庆路）。时徐寿辉为其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据江西、湖北，势颇强盛（寿辉将明玉珍据四川自立，传子昇，为明太祖所灭），后为太祖所灭。太祖又降方国珍、破张士诚，几乎全据了长江流域。而元朝是时，复起内乱。其时库库帖木儿据冀宁（元冀宁路，治今山西曲阳县），孛罗帖木儿据大同，孛罗想兼据晋冀，以裕军食，两人因此相争。顺帝次后奇氏，高丽人。生子爱猷识理达腊，立为太子。太子和奇后，阴谋内禅。是时高丽人自宫到元朝来充当内监的很多，奇后宫中，自更不乏，而朴不花最得信任，宰相搠思监就是走朴不花的门路得位的。他和御史大夫老的沙不协，因太子言于顺帝，免其职。老的沙逃奔大同，托庇于孛罗。搠思监诬孛罗谋反。孛罗就真个反叛，举兵犯阙，把搠思监和朴不花都杀掉。太子投奔库库。库库兴兵送太子还京，孛罗已被顺帝遣人刺死。太子欲使库库以兵力胁迫顺帝内禅，库库不肯。时顺帝封库库为河南王，使其总统诸军，平定南方。李思齐因与察罕同起兵，不愿受库库节制，陕西参政张良弼，亦和库库不协，两人连兵攻库库。太子乘机叫顺帝下诏，削掉库库的官爵，使太子统兵讨之。北方大乱。“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太祖时讨胡檄中语）1368年，明太祖命徐达、常遇春两道北伐。徐达平河南。常遇春下山东，会师德州（今山东德县），北扼直沽。顺帝走上都。太祖使徐达下太原，乘胜定秦、陇，库库帖木儿奔和林（和林城，太宗所建，今之额尔德尼招，是其遗址）。常遇春攻上都，顺帝再奔应昌（城名，在达里泊傍，为元外戚翁吉剌氏之地）。1370年，顺帝死，明兵再出，爱猷识理达腊亦奔和林。不久便死，子脱古思帖木儿嗣。1387年，太祖使蓝玉平辽东，乘胜袭破脱古思帖木儿于捕鱼海（今达里泊）。脱古思帖木儿北走，为其下所杀。其后五传皆被弑，蒙古大汗的统系遂绝。元宗室分封在内地的亦多降，惟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据云南不服。1381年，亦为太祖所灭。中原之地，就无元人的遗孽了。自1279年元朝灭宋，至1368年顺帝北走，凡八十九年。

第二十九章

明朝的盛衰

明太祖起于草泽，而能铲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他虽然起于草泽，亦颇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学校、科举、赋役之法，皆为清代所沿袭，行之凡六百年。卫所之制，后来虽不能无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确是一种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烦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强的军队。所以明朝开国的规模，并不能算不弘远。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废宰相，使朝无重臣，至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他用刑本来严酷，又立锦衣卫，使司侦缉事务，至后世，东厂、西厂、内厂遂纷纷而起（东厂为成祖所设，西厂设于宪宗时，内厂设于武宗时，皆以内监领其事）。这都不能不归咎于诒谋之不臧。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明太祖

明初的边防，规模亦是颇为弘远的。俯瞰蒙古的开平卫，即设于元之上都。其后大宁路来降，又就其地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泰宁在今热河东部，朵颜在吉林之北，福余则在农安附近。所以明初对东北，威远瞻。其极盛时的奴儿干都司设于黑龙江口，现在的库页岛，亦受管辖（《明会典》卷一〇九：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清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说庙尔以上二百五十余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两座碑：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均系太监亦失哈述征服奴儿干和海中苦夷之事。苦夷即库页。宣德为宣宗年号，宣德六年为公元1431年）。但太祖建都南京，对于北边的控制，是不甚便利的。成祖既篡建文帝，即移都北京。对于北方的控制，本可更形便利。确实，他亦曾屡次出征，打破鞑靼和瓦剌。但当他初起兵时，怕节制三卫的宁王权要袭其后，把他诱执，而将大宁都司，自今平泉县境迁徙到保定。于是三卫之地，入于兀良哈，开平卫势孤。成祖死后，子仁宗立，仅一年而死。子宣宗继之。遂徙开平卫于独石口。从此以后，宣、大就成为极边了。距离明初的攻克开平，逐去元顺帝，不过六十年。明初的经略，还不仅对于北方。安南从五代时离中国独立，成祖于1406年，因其内乱，将其征服，于其地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同于内地。他又遣中官郑和下南洋，前后凡七次。其事在1405至1433年之间，早于欧人的东航有好几十年。据近人的考究：郑和当日的航路，实自南海入印度洋，达波斯湾及红海，且拂非洲的东北岸，其所至亦可谓远了。史家或说：成祖此举，是疑心建文帝亡匿海外，所以派人去寻求的。这话臆度而不中情实。建文帝即使亡匿海外，在当日的情势下，又何能为？试读《明史》的外国传，则见当太祖时，对于西域，使节所至即颇远。可见明初的外交，是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的。但是明朝立国的规模，和元朝不同。所以元亡明兴，西域人来者即渐少。又好勤远略，是和从前政治上的情势不相容的，所以虽有好大喜功之主，其事亦不能持久。从仁宗以后，就没有这种举动了。南方距中国远，该地方的货物，到中原即成为异物，价值很贵；又距离既远，为政府管束所不及，所以宦其地者率多贪污，这是历代如此的。明朝取安南后，还是如此。其时中官奉使的多，横暴太甚，安南屡次背叛。宣宗立，即弃之。此事在1427年，安南重隶中国的版图，不过二十二年而已。自郑和下南洋之后，中国对于南方的航行，更为熟悉，华人移殖海外的渐多。近代的南洋，华人实成为其地的主要民族，其发端实在此时。然此亦是社会自然的发展，得政治的助力很小。

明成祖

明代政治的败坏，实始于成祖时。其（一）为用刑的残酷，其（二）为宦官的专权，而两事亦互相依倚。太祖定制，内侍本不许读书。成祖反叛时，得内监为内应，始选官入内教习。又使在京营为监军，随诸将出镇。又设立东厂，使司侦缉之事。宦官之势骤盛。宣宗崩，英宗立，年幼，宠太监王振。其时瓦剌强，杀鞑靼酋长，又胁服兀良哈。1449年，其酋长也先入寇。王振贸然怂恿英宗亲征。至大同，知兵势不敌，还师。为敌军追及于土木堡，英宗北狩。朝臣徐有贞等主张迁都。于谦力主守御。奉英宗之弟景帝监国，旋即位。也先入寇，谦任总兵石亨等力战御之。也先攻京城，不能克，后屡寇边，又不得利，乃奉英宗归。大凡敌兵入寇，京城危急之时，迁都与否，要看情势而定，敌兵强，非坚守所能捍御，而中央政府，为一国政治的中心，失陷了，则全国的政治，一时要陷于混乱，则宜退守一可据的据点，徐图整顿。在这情势之下，误执古代国君死社稷之义，不肯迁都，是要误事的，崇祯的已事，是其殷鉴。若敌兵实不甚强，则坚守京城，可以振人心而作士气。一移动，一部分的国土，就要受敌兵蹂躏，损失多而事势亦扩大了。瓦剌在当日形势实不甚强，所以于谦的主守，不能不谓之得计。然徐有贞因此内惭，石亨又以赏薄怨望，遂结内监曹吉祥等，乘景帝卧病，闯入宫中，迎英宗复辟，是为“夺门”之变。于谦被杀。英宗复辟后，亦无善政。传子宪宗，宠太监汪直。宪宗传孝宗，政治较称清明。孝宗传武宗，又宠太监刘瑾，这不能不说是成祖恶政的流毒了。明自中叶以后，又出了三个昏君。其（一）是武宗的荒淫。其（二）是世宗的昏愦。其（三）是神宗的怠荒。明事遂陷于不可收拾之局。武宗初宠刘瑾，后瑾伏诛，又宠大同游击江彬，导之出游北边。封于南昌的宁王宸濠，乘机作乱，为南赣巡抚王守仁所讨平，武宗又借以为名，出游江南而还。其时山东、畿南群盗大起，后来幸获敉平，只可算得侥幸。武宗无子，世宗以外藩入继。驭宦官颇严，内监的不敢恣肆，是无过于世宗时的。但其性质严而不明，中年又好神仙，日事斋醮，不问政事。严嵩因之，故激其怒，以入人罪，而窃握大权，政事遂至大坏。其时倭寇大起，沿海七省，无一不被其患，甚至沿江深入，直抵南京。北边自也先死后，瓦剌复衰，鞑靼部落入据河套，谓之“套寇”。明朝迄无善策。至世宗时，成吉思汗后裔达延汗复兴，击败套寇，统一蒙古。达延汗四子，长子早死。达延汗自与其嫡孙卜赤徙牧近长城，称为插汉儿部，就是现在的察哈尔部。次子为套寇所杀。三子系征服套寇的，有两子：一为今鄂尔多斯部之祖，亦早死。一为阿勒坦汗，《明史》称为俺荅，为土默特部之祖。第四子留居漠北，则为喀尔喀三部之祖（车臣，上谢图，札萨克图。其三音诺颜系清时增设）。自达延汗以后，蒙古遂成今日的形势了，所以达延汗亦可称为中兴蒙古的伟人。俺筰为边患是最深的。世宗时，曾三次入犯京畿。有一次，京城外火光烛天，严嵩竟骗世宗，说是民家失火，其蒙蔽，亦可谓骇人听闻了。世宗崩，穆宗立，未久而死。神宗立，年幼，张居正为相。此为明朝中兴的一个好机会。当穆宗时，俺荅因其孙为中国所得，来降，受封为顺义王，不复为边患。插汉儿部强盛时，高拱为相，任李成梁守辽东，戚继光守蓟镇以敌之。成梁善战，继光善守，张居正相神宗，益推心任用此二人，东北边亦获安静。明朝政治，久苦因循。张居正则能行严肃的官僚政治。下一纸书，万里之外，无敢不奉行惟谨者，所以吏治大有起色。百孔千疮的财政，整理后亦见充实。惜乎居正为相不过十年，死后神宗亲政，又复昏乱。他不视朝至于二十余年。群臣都结党相攻。其时无锡顾宪成，居东林书院讲学，喜欢议论时政，于是朝廷上的私党，和民间的清议，渐至纠结而不可分。神宗信任中官，使其到各省去开矿，名为开矿，实则借此索诈。又在穷乡僻壤，设立税使，骚扰无所不至。日本丰臣秀吉犯朝鲜，明朝发大兵数十万以援之，相持凡七年，并不能却敌，到秀吉死，日本兵才自退。神宗死后，熹宗继之。信任宦官魏忠贤，其专横又为前此所未有。统计明朝之事，自武宗以后，即已大坏，而其中世宗、神宗，均在位甚久。武宗即位，在1506年，熹宗之死，在1627年，此一百二十二年之中，内忧外患，迭起交乘，明事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思宗立，虽有志于振作，而已无能为力了。

第三十章

明清的兴亡

文化是有传播的性质的，而其传播的路线，往往甚为纡曲。辽东、西自公元前4世纪，即成为中国的郡县，因其距中原较远，长驾远驭之力，有所不及，所以中国的政治势力，未能充分向北展拓，自吉林以东北，历代皆仅等诸羁縻。其地地质虽极肥沃，而稍苦寒；又北方扰攘时多，自河北经热河东北出之道，又往往为游牧民族所阻隔；所以中国民族，亦未能盛向东北拓殖。在这一个区域中，以松花江流域为最肥沃，其地距朝鲜甚近，中国的文化，乃从朝鲜绕了一个圈儿，以间接开化其地的女真民族。渤海、金、清的勃兴，都是如此。

清朝的祖先，据他们自己说，是什么天女所生的，这一望而知其为有意造作的神话。据近人所考证，明时女真之地，凡分三卫：曰海西卫，自今辽宁的西北境，延及吉林的西部。曰野人卫，地在吉、黑的东偏。曰建州卫，则在长白山附近。海西卫为清人所谓扈伦部，野人卫清人谓之东海部，建州卫则包括满洲长白山西部。清朝真正的祖先，所谓肇祖都督孟特穆，就是1412年受职为建州卫指挥使的猛哥帖木儿（明人所授指挥使，清人则称为都督。孟特穆为孟哥帖木儿异译），其初曾入贡受职于朝鲜的李朝的。后为七姓野人所杀。其时的建州卫，还在朝鲜会宁府河谷。弟凡察立，迁居佟家江。后猛哥帖木儿之子董山，出而与凡察争袭。明朝乃分建州为左右两卫，以董山为左卫指挥使，凡察为右卫指挥使。董山渐跋扈，明朝檄致广宁诛之。部下拥其子脱罗扰边（《清实录》作妥罗，为肇祖之孙。其弟曰锡宝斋篇古。锡宝斋篇古之子曰兴祖都督福满，即景祖之父），声称报仇，但未久即寂然。自此左卫衰而右卫盛。右卫酋长王杲，居宽甸附近。为李成梁所破，奔扈伦部的哈达（叶赫在吉林西南，明人称为北关。哈达在开原北，明人称为南关）。哈达执送成梁，成梁杀之。其子阿台，助叶赫攻哈达。满洲苏克苏浒部长尼堪外兰，为李成梁做乡导，攻杀阿台。满洲酋长叫场，即清朝所谓景祖觉昌安，其子他失，则清朝所谓显祖塔克世，塔克世的儿子弩尔哈赤，就是清朝的太祖了。阿台系景祖孙婿，阿台败时，清景、显两祖亦死。清太祖仍受封于明，后来起兵攻破尼堪外兰。尼堪外兰逃奔明边。明朝非但不能保护，反把他执付清太祖。且开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关，和他互市。自此满洲人得以沐浴中国的文化，且借互市以润泽其经济，其势渐强。先服满洲诸部。扈伦、长白山诸部联合蒙古的科尔沁部来攻，清太祖败之，威声且达蒙古东部。又合叶赫灭哈达。至1616年，遂叛明。

时值明神宗之世。以杨镐为经略，发大兵二十万，分四路东征，三路皆败。满洲遂陷铁岭，灭叶赫。明以熊廷弼为经略。廷弼颇有才能，明顾旋罢之，代以袁应泰。应泰有吏才，无将略，辽、沈遂陷。清太祖初自今之长白县（清之兴京，其地本名赫图阿拉），迁居辽阳，后又迁居沈阳。明朝再起熊廷弼。又为广宁巡抚王化贞所掣肘。化贞兵败，辽西地多陷。明朝逮两人俱论死。旋得袁崇焕力守宁远。1626年，清太祖攻之，受伤而死。子太宗立，因朝鲜归心于明，屡犄满洲之后，太宗乃先把朝鲜征服了，还兵攻宁远、锦州，又大败。清人是时，正直方兴之势，自非一日可以削平，然其力亦并不能进取辽西。倘使明朝能任用如袁崇焕等人物，与之持久，辽东必可徐图恢复的，辽西更不必说了，若说要打进山海关，那简直是梦想。

清军入关

所谓流寇，是无一定的根据地，流窜到那里，裹胁到那里的。中国疆域广大，一部分的天灾人祸，影响不到全国，局部的动乱，势亦不能牵动全国，只有当社会极度不安时，才会酿成如火燎原之势，而明季便是其时了。明末的流寇，是以1628年起于陕西的，正值思宗的元年。旋流入山西，又流入河北，蔓衍于四川、湖广之境。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两个最大的首领。献忠系粗才，一味好杀，自成则颇有大略。清太宗既不得志于辽西，乃自喜峰口入长城，犯畿甸。袁崇焕闻之，亦兼程入援。两军相持，未分胜负。明思宗之为人，严而不明，果于诛杀。先是袁崇焕因皮岛守将毛文龙跋扈，将其诛戮（皮岛，今图作海洋岛），思宗疑之而未发。及是，遂信清人反间之计，把崇焕下狱杀掉，于是长城自坏。此事在1629年。至1640年，清人大举攻锦州。蓟辽总督洪承畴往援，战败，入松山固守。明年，松山陷，承畴降清。先是毛文龙死后，其将孔有德、耿仲明降清，引清兵攻陷广鹿岛（今图或作光禄岛），守将尚可喜亦降。清当太祖时，尚无意于入据中原，专发挥其仇视汉人的观念，得儒士辄杀。得平民则给满洲人为奴。太宗始变计抚用汉人，尤其优待一班降将。洪承畴等遂不恤背弃祖国，为之效力。于是政治军事的形势，又渐变了。但明兵坚守了山海关，清兵还无力攻陷。虽然屡次绕道长城各口，蹂躏畿甸，南及山东，毕竟不敢久留，不过明朝剿流寇的兵，时被其牵制而已。1643年，李自成陷西安。明年，在其地称帝。东陷太原，分兵出真定（今河北正定县），自陷大同、宣府，入居庸关。北京不守，思宗殉国于煤山。山海关守将吴三挂入援，至丰润，京城已陷。自成招三桂降，三桂业经允许了。旋闻爱妾陈沅被掠，大怒，遂走关外降清。“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民族战争时惟一重要的据点，竟因此兵不血刃而失陷，武人不知礼义的危险，真令人言之而色变了。

时清太宗已死，子世祖继立，年幼，叔父睿亲王多尔兖摄政，正在关外略地，闻三桂来降，大喜，疾趋受之。李自成战败，奔回陕西，清人遂移都北京。明人立神宗之孙福王由崧于南京，是为弘光帝。清人这时候，原只望占据北京，并不敢想全吞中国，所以五月三日入京，四日下令强迫人民剃发，到二十四日，即又将此令取消。而其传檄南方，亦说“明朝嫡胤无遗，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但弘光帝之立，是靠着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兵力做背景的。士英遂引阉党阮大铖入阁，排去史可法。弘光帝又荒淫无度。清朝乃先定河南、山东。又分兵两道入关，李自成走死湖北。清人即移兵以攻江南。明朝诸将，心力不齐，史可法殉国于扬州，南京不守，弘光帝遂北狩，时在1645年。清朝既定江南，乃下令强迫人民剃发。当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谚，其执行的严厉可想。此举是所以摧挫中国的民气的，其用意极为深刻酷毒。缘中国地大而人众，政治向主放任，人民和当地的政府，关系已浅，和中央政府，则几于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朝代的移易，往往刺激不动人民的感情。至于衣服装饰，虽然看似无关紧要，然而习俗相沿，就是一种文化的表征，用兵力侵略的异族，强使故有的民族，弃其旧有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强替他加上一种屈服的标识。这无怪当日的人民，要奋起而反抗了。但是人民无组织已久了，临时的集合，如何能敌得久经征战的军队？所以当日的江南民兵，大都不久即败。南都亡后，明之遗臣，或奉鲁王以海监国绍兴，或奉唐王聿键正位福州，是为隆武帝。清人遣吴三桂陷四川，张献忠败死。别一军下江南，鲁王败走舟山。清兵遂入福建，隆武帝亦殉国。时为1647年。

西南之地，向来和大局是无甚关系的，龙拏虎攫，总在黄河、长江两流域，到明季，情形却又不同了。长江以南，以湘江流域开辟为最早。汉时杂居诸异族，即已大略同化。其资、沅、澧三水流域，则是隋、唐、北宋之世，逐渐开辟的。1413年，当明成祖之世，贵州之地，始列为布政司。其后水西的安氏，水东的宋氏，播州的杨氏（水西、水东，系分辖贵阳附近新土司的。播州，今遵义县），亦屡烦兵力，然后戡定。而广西桂林的古田、平乐的府江、浔州的大藤峡、梧州的岑溪，明朝亦费掉很大的兵力。云南地方，自唐时，大理独立为国。到元朝才把他灭掉。其时云南的学校，还不知崇祀孔子，而崇祀晋朝的王羲之，货币则所用的是海。全省大都用土官，就正印是流官的，亦必以土官为之副。但自元朝创立土司制度以来，而我族所以管理西南诸族的，又进一步。其制：异族酋长归顺的，我都授以某某司的名目，如宣慰司、招讨司之类，此之谓土司。有反叛、虐民、或自相攻击的，则用政治手腕或兵力戡定，改派中国人治理其地，此之谓改土归流。明朝一朝，西南诸省，逐渐改流的不少，政治势力和人民的拓殖，都大有进步。所以到明末，已可用为抗敌的根据地。隆武帝亡后，明人立其弟聿鐭于广州，旋为叛将李成栋所破。神宗之孙桂王由榔即位肇庆，是为永历帝，亦为成栋所迫，退至桂林。清又使降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下湖南，金声桓下江西。声桓、成栋旋反正。明兵乘机复湖南，川南、川东亦来归附。桂王一时曾有两广、云、贵、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然声桓、成栋都系反复之徒，并无能力，不久即败。湖南亦复失。清兵且进陷桂林。永历帝逃到南宁，遣使封张献忠的余党孙可望为秦王。可望虽不过流寇，然其军队久经战阵，战斗力毕竟要强些。可望乃使其党刘文秀攻四川，吴三桂败走汉中。李定国攻桂林，孔有德伏诛。清朝乃派洪承畴守长沙，尚可喜守广东，又派兵驻扎保宁，以守川北，无意于进取了。而永历帝因可望跋扈，密召李定国，可望攻定国，大败，复降清。洪承畴因之请大举。1658年，清兵分三道入滇。定国扼北盘江力战，不能敌，乃奉永历帝走腾越，而伏精兵，大败清之追兵于高黎贡山。清兵乃还。定国旋奉永历帝入缅甸。1661年，吴三桂发大兵十万出边。缅甸人乃奉永历帝入三桂军。明年，被弑。明亡。当永历帝入缅时，刘文秀已前卒。定国和其党白文选崎岖缅甸，欲图恢复，卒皆赍志以终。定国等虽初为寇盗，而其晚节能效忠于国家、民族如此，真可使洪承畴、吴三桂等一班人愧死了。

吴三桂

汉族在大陆上虽已无根据地，然天南片土，还有保存着上国的衣冠的，是为郑成功。郑成功为郑芝龙的儿子。芝龙本系海盗，受明招安的。清兵入闽时，芝龙阴行通款，以致隆武帝败亡。成功却不肯叛国，退据厦门，练兵造船为兴复之计。鲁王被清兵所袭，失去舟山，也是到厦门去依靠他的。清兵入滇时。成功曾大举入江，直迫江宁。后从荷兰人之手，夺取台湾，务农，训兵，定法律，设学校，俨然独立国的规模。清朝平定西南，本来全靠降将之力，所以事定之后，清朝并不能直接统治。乃封尚可喜于广东，耿仲明之子继茂于福建，吴三桂于云南，是为三藩。三藩中，吴三桂功最高，兵亦最强。1673年，尚可喜因年老，将兵事交给其儿子之信，反为所制，请求撤藩，清人许之。三桂和耿继茂的儿子耿精忠不自安，亦请撤藩，以觇朝意。时清世祖已死，子圣祖在位，年少气盛，独断许之，三桂遂叛清。耿、尚两藩亦相继举兵。清朝在西南，本无实力，三桂一举兵，而贵州、湖南、四川、广西俱下。但三桂暮气不振，既不能弃滇北上；想自出应援陕西响应的兵，又不及；徒据湖南，和清兵相持；耿、尚两藩，本来是反覆无常的，此时苦三桂征饷，又叛降清；三桂兵势遂日蹙。1678年，三桂称帝于衡州。旋死，诸将乖离，其孙世璠，遂于1681年为清人所灭。清平定西南，已经出于意外了，如何再有余力，觊觎东南海外之地？所以清朝是时，已有和郑氏言和，听其不剃发，不易衣冠之意。但又有降将作祟。先是郑成功以1662年卒，子经袭，初和耿氏相攻，曾略得漳、泉之地。后并失厦门，退归台湾。其将施琅降清，清人用为提督。1681年，郑经卒，内部乖离。1683年，施琅渡海入台湾，郑氏亡。

第三十一章

清代的盛衰

清朝的猾夏，是远较辽、金、元为甚的。这是因为女真民族，在渤海和金朝时，业已经过两度的开化，所以清朝初兴时，较诸辽、金、元，其程度已觉稍高了。当太宗时，已能任用汉人，且能译读《金世宗本纪》，戒谕臣下，勿得沾染华风。入关之后，圈占民地，给旗人住居，这也和金朝将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是一样的政策。他又命旗兵驻防各省，但多和汉人分城而居，一以免其倚势欺陵，挑起汉人的恶感，一亦防其与汉人同化。其尤较金人为刻毒的，则为把关东三省都封锁起来，禁止汉人移殖。他又和蒙古人结婚姻，而且表面上装作信奉喇嘛教，以联络蒙古的感情，而把蒙古也封锁起来，不许汉人移殖，这可称之为“联蒙制汉”政策。他的对待汉人，为前代异族所不敢行的，则为明目张胆，摧折汉人的民族性。从来开国的君主，对于前代的叛臣投降自己的，虽明知其为不忠不义之徒，然大抵把这一层抹杀不提，甚且还用些能知天命，志在救民等好看的话头，替他掩饰，这个可说是替降顺自己的人留些面子。清朝则不然。对于投顺他的人，特立贰臣的名目，把他的假面具都剥光了。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之狱，以摧挫士气。乾隆时开四库馆，编辑四库全书，却借此大烧其书。从公元1763到1782二十年之中，共烧书二十四次，被烧掉的书有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不但关涉清朝的，即和辽、金、元等有关涉的，亦莫不加以毁灭。其不能毁灭的，则加以改窜。他岂不知一手不能掩尽天下目？他所造作的东西，并不能使人相信？此等行为，更不能使人心服？不过肆其狠毒之气，一意孤行罢了。他又开博学鸿词科，设明史馆，以冀网罗明季的遗民。然被其招致的，全是二等以下的人物，真正有志节的，并没有入他彀中的啊！

清朝文字狱

从前的人民，对于政权，实在疏隔得太利害了。所以当异族侵入的时候，民心虽然不服，也只得隐忍以待时，清初又是这时候了。从1683年台湾郑氏灭亡起，到1793年白莲教徒起兵和清朝反抗为止，凡一百一十年，海内可说无大兵革。清圣祖的为人，颇为聪明，也颇能勤于政治；就世宗也还精明。他们是一个新兴的野蛮民族，其骄奢淫佚，比之历年已久的皇室，自然要好些。一切弊政，以明末为鉴，自然也有相当的改良。所以康、雍之世，政治还算清明，财政亦颇有余蓄。到乾隆时，虽然政治业已腐败，社会的元气，亦已暗中凋耗了，然表面上却还维持着一个盛况。

武功是时会之适然。中国的国情，是不适宜于向外侵略的。所以自统一以后，除秦、汉两朝，袭战国之余风，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质，社会上亦有一部分人，喜欢立功绝域外，其余都是守御之师。不过因为国力的充裕，所以只要（一）在我的政治相当清明，（二）在外又无方张的强敌，即足以因利乘便，威行万里。历代的武功，多是此种性质，而清朝亦又逢着这种幸运了。蒙古和西藏的民族，其先都是喜欢侵略的。自唐中叶后，喇嘛教输入吐蕃，而西藏人的性质遂渐变。明末，俺荅的两个儿子侵入青海。其结果，转为青海地方的喇嘛教所感化，喇嘛教因此推行于蒙古，连蒙古人的性质，也渐趋向平和，这可说是近数百年来塞外情形的一个大转变。在清代，塞外的侵略民族，只剩得一个卫拉特了。而其部落较小，侵略的力量不足，卒为清人所摧破。这是清朝人的武功，所以能够煊赫一时的大原因。卫拉特即明代的瓦剌。当土木之变时，其根据地本在东方。自蒙古复强，他即渐徙而西北。到清时，共分为四部：曰和硕特，居乌鲁木齐。曰准噶尔，居伊犁。曰杜尔伯特，居额尔齐斯河。曰土尔扈特，居塔尔巴哈台。西藏黄教的僧侣，是不许娶妻的。所以其高僧，世世以“呼毕勒罕”主持教务。因西藏人信之甚笃，教权在名义上遂出于政权之上。然所谓迷信，其实不过是这么一句话。从古以来，所谓神权政府，都是建立在大多数被麻醉的人信仰之上的，然教中的首领，其实并不迷信，试看其争权夺利，一切都和非神权的政府无异可知。达赖喇嘛是黄教之主宗喀巴的第一个大弟子，他在喇嘛教里，位置算是最高，然并不能亲理政务，政务都在一个称为“第巴”的官的手里。清圣祖时，第巴桑结，招和硕特的固始汗入藏，击杀了红教的护法藏巴汗，而奉宗喀巴的第二大弟子班禅入居札什伦布，是为达赖、班禅分主前后藏之始。和硕特自此徙牧青海，干涉西藏政权，桑结又恶之，招致准噶尔噶尔丹入藏，击杀了固始汗的儿子达颜汗。准噶尔先已摄服杜尔伯特，逐去土尔扈特，至此其势大张。1688年，越阿尔泰山攻击喀尔喀，三汗部众数十万，同时溃走漠南。清圣祖为之出兵击破噶尔丹。噶尔丹因伊犁旧地，为其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据无所归，自杀。阿尔泰山以东平。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杀掉桑结。策妄阿布坦派兵入藏，袭杀拉藏汗。圣祖又派兵将其击破。1722年，圣祖死，世宗立。固始汗之孙罗卜藏丹津煽动青海的喇嘛反叛，亦为清兵所破。此时卫拉特的乱势，可谓蔓延甚广，幸皆未获逞志，然清朝亦未能犁庭扫穴。直至1754年，策妄阿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凌死，其部落内乱，清高宗才于1757年将其荡平。至于天山南路，则本系元朝察合台后王之地。为回教区域。元衰后，回教教主的后裔有入居喀什噶尔的，后遂握有南路政教之权。准部既平，教主的后裔大小和卓木大（和卓木名布罗尼特，小和卓木名霍集占）和清朝反抗，亦于1759年为清所破灭。清朝的武功，以此时为极盛。天山南北路既定，葱岭以西之国，敖罕、哈萨克、布鲁特、乾竺特、博罗尔、巴达克山、布哈尔、阿富汗等，都朝贡于清，仿佛唐朝盛时的规模。1792年，清朝又用兵于廓尔喀，将其征服，则其兵力又为唐时所未至。对于西南一隅，则清朝的武功，是掩耳盗铃的。当明初，中国西南的疆域，实还包括今伊洛瓦底江流域和萨尔温、眉公两江上游（看《明史·西南土司传》可知）。但中国对于西南，实力并不充足，所以安南暂合而复离，而缅甸亦卒独立为国。中国实力所及，西不过腾冲，南不越普洱，遂成为今日的境界了。1767年，清高宗因缅甸犯边，发兵征之败没。1769年，又派大兵再举，亦仅因其请和，许之而还。这时候，暹罗为缅甸所灭。后其遗臣中国人郑昭，起兵复国，传其养子郑华，以1786年受封于中国，缅甸怕中国和暹罗夹攻它，对中国才渐恭顺。安南之王黎氏，明中叶后为其臣莫氏所篡。清初复国。颇得其臣阮氏之力，而其臣郑氏，以国戚执政，阮氏与之不协，乃南据顺化，形同独立。后为西贡豪族阮氏所灭。是为新阮，而顺化之阮氏，则称旧阮。新阮既灭旧阮，又入东京灭郑氏，并废黎氏。黎氏遗臣告难中国。高宗于1788年为之出兵，击破新阮，复立黎氏。然旋为新阮所袭败，乃因新阮的请降，封之为王。总而言之，中国用兵于后印度，天时地利，是不甚相宜的，所以历代都无大功，到清朝还是如此。清朝用兵域外，虽不得利，然其在湘西、云、贵、四川各省，则颇能竟前代所未竟之功。在今湖南、贵州间，则开辟永顺、乾州、凤皇、永绥、松桃各府、厅，在云南，则将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各土官改流（乌蒙，今云南昭通县。乌撒，今贵州威宁县），在贵州，则平定以古州为中心的大苗疆（古州，今榕江县），这都是明朝未竟的余绪。四川西北的大小金川（大金川，今理番县的绥靖屯。小金川，今懋功县），用兵凡五年，糜饷至七千万，可谓劳费已甚，然综合全局看起来，则于西南的开拓，仍有裨益。

乾隆皇帝

清朝的衰机，可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的。高宗性本奢侈，在位时六次南巡，耗费无艺。中岁后又任用和珅，贪渎为古今所无。官吏都不得不剥民以奉之，上司诛求于下属，下属虐取于人民，于是吏治大坏。清朝历代的皇帝，都是颇能自握魁柄，不肯授权于臣下的。他以异族入主中原，汉族真有大志的人，本来未必帮他的忙。加以他们予智自雄，折辱大臣，摧挫言路，抑压士气，自然愈形孤立了。所以到乾、嘉之间，而局面遂一变。

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话，在绪论中，业已说过了。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我国的疆域之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较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还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即为我们所同化。当其未同化之时，因其人数甚少，其暴横和掠夺，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为时不能甚久。所以我们未曾认为是极大的问题，而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应之。至于外国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非无有。其中最亲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则是希腊文明，播布于东方的，从中国陆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后，即有输入。其后大食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确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之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其余的文明，无论其为物质的、精神的，对社会上所生的影响，更其“其细已甚”。所以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西人的东来，有海陆两路，而海路又分两路：（一）自大西洋向东行，于公元1516年绕过好望角，自此而至南洋、印度及中国。（二）自大西洋向西行，于1492年发见美洲，1519年环绕地球，其事都在明武宗之世。初期在海上占势力的是西、葡，后来英、荷继起，势力反驾乎其上。但其在中国，因葡萄牙人独占了澳门之故，势力仍能凌驾各国，这是明末的情形。清初，因与荷兰人有夹攻台湾郑氏之约，许其商船八年一到广东，然其势力，亦远非葡萄牙之敌。我们试将较旧的书翻阅，说及当时所谓洋务时，总是把“通商传教”四字并举的。的确，我们初期和西洋人的接触，不外乎这两件事。通商本两利之道，但这时候的输出入品，还带有奢侈性质，并非全国人所必需，而世世西人的东来，我们却自始对他存着畏忌的心理。这是为什么呢？其（一）中国在军事上，是畏恶海盗的。因为从前的航海之术不精，对海盗不易倾覆其根据地，甚而至于不能发现其根据地。（二）中国虽发明火药，却未能制成近世的枪炮。近世的枪炮，实在是西人制成的，而其船舶亦较我们的船舶为高大，军事上有不敌之势。（三）西人东来的，自然都是些冒险家，不免有暴横的行为。而因传教，更增加了中国畏忌的心理。近代基督教的传布于东方，是由耶稣会（Jesuit）开始的。其教徒利玛窦（Matteo Ricci），以1581年始至澳门，时为明神宗万历五年。后入北京朝献，神宗许其建立天主堂。当时基督教士的传教，是以科学为先驱；而且顺从中国的风俗，不禁华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的。于是在中国的反应，发生两派：其（一）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服膺其科学，因而亦信仰其宗教。其（二）则如清初的杨光先等，正因其人学艺之精，传教的热烈，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在当时，科学的价值，不易为一般人所认识，后一派的见解，自然容易得势。但是输入外国的文明，在中国亦由来已久了。在当时，即以历法疏舛，旧有的回回历法，不如西洋历法之精，已足使中国人引用教士，何况和满洲人战争甚烈，需要教士制造枪炮呢？所以1616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传播后，到1621年，即因命教士制造枪炮而复解禁。后更引用其人于历局。清初，汤若望（Joannes Adams Schall von Bell）亦因历法而被任用。圣祖初年，为杨光先所攻击，一时失势。其后卒因旧法的疏舛，而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复见任用。圣祖是颇有科学上的兴趣的。在位时引用教士颇多。然他对于西洋人，根本上仍存着一种畏恶的心理。所以在他御制的文集里，曾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在当时的情势下，亦是无怪其然的。在中国一方面，本有这种心理潜伏着，而在西方，适又有别一派教士，攻击利玛窦一派于教皇，说他们卖教求荣，容许中国的教徒祟拜偶像。于是教皇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这在当时的中国，如何能说得明白？于是圣祖大怒，将多罗押还澳门，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都退出（教皇仍不变其主张，且处不从令的教士以破门之罚。教士传教中国者，遂不复能顺从中国人的习惯，此亦为中西隔阂之一因）。至1717年，碣石镇总兵陈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严旧例严禁”，许之。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亦许之。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传布。然其徒之秘密传布如故。中国社会上，本有一种所谓邪教，其内容仅得之于传说，是十分离奇的（以此观之，知历来所谓邪教者的传说，亦必多诬蔑之辞），至此，遂将其都附会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后来战败的耻辱，因战败而准许传教，有以兵力强迫传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几十年教案之根。至于通商，在当时从政治上看起来，并没有维持的必要。既有畏恶外人的心理，就禁绝了，也未为不可的。但这是从推理上立说，事实上，一件事情的措置，总是受有实力的人的意见支配的。当时的通商，虽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而在官和商，则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对于外人，不肯不剥削，就伏下了后来五口通商的祸根。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过是通商传教的关系，至陆路则自始即有政治关系。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亚的民族，这是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持续不变的形势。但到近代欧洲的势力向外发展时，其情形也就变了。15世纪末叶，俄人脱离蒙古的羁绊而自立。其时可萨克族又附俄（Kazak，即哥萨克），为之东略。于是西伯利亚的广土，次第被占。至明末，遂达鄂霍次克海。骚扰且及于黑龙江。清初因国内未平，无暇顾及外攘。至三藩既平，圣祖乃对外用兵。其结果，乃有1688年的《尼布楚条约》。订定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师。此约俄人认为系用兵力迫胁而成，心怀不服，而中国对边陲，又不能实力经营，遂伏下咸丰时戊午、庚申两约的祸根。当《尼布楚条约》签订时，中、俄的边界问题，还只限于东北方面。其后外蒙古归降中国，前此外蒙古对清，虽曾通商，实仅羁縻而已。于是俄、蒙的界务，亦成为中、俄的界务。乃有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规定额尔古讷河以西的边界，至沙宾达巴哈为止。自此以西，仍属未定之界。至1755、1759两年，中国次第平定准部回部，西北和俄国接界处尤多，其界线问题，亦延至咸丰时方才解决。

近代欧人的到广东来求通商，事在1516年，下距五口通商时，业经300余年了。但在五口通商以前，中国讫未觉得其处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中，还是一守其闭关独立之旧。清开海禁，事在1685年。于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设关四处。其后宁波的通商，移于定海，而贸易最盛于广东。当时在中国方面，贸易之权，操于公行之手，剥削外人颇深。外人心抱不平，乃舍粤西趋浙。1758年，清高宗又命把浙海关封闭，驱归广东。于是外人之不平更甚。英国曾于1792、1810年两次派遣使臣到中国，要求改良通商办法，均未获结果。其时中国官吏并不能管理外人，把其事都交给公行。官吏和外人的交涉，一切都系间接。自1781年以后，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为东印度公司所专。其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一切交涉，都是和他办的。1834年，公司的专利权被废止。中国说散商不便制驭，传令其再派大班。英人先后派商务监督和领事前来中国都仍认为是大班，官厅不肯和他平等交涉。适会鸦片输入太甚，因输出入不相抵，银之输出甚多。银在清朝是用为货币的，银荒既甚，财政首受其影响。遂有1839年林则徐的烧烟。中、英因此酿成战衅。其结果，于1842年在南京订立条约。中国割香港，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废除行商。中、英两国官员，规定了交际礼节。于是前此以天朝自居，英国人在陆上无根据地，及贸易上的制限都除去了。英约定后，法、美、瑞典，遂亦相继和中国立约。惟俄人仍不许在海口通商。中西积久的隔阂，自非用兵力迫胁，可以解除于一时。于是又有1857年的冲突。广州失陷，延及京、津。清文宗为之出奔热河。其结果，乃有1858年和1860年《天津》、《北京》两条约。此即所谓咸丰戊午、庚申之役。此两次的英、法条约，系将五口通商以后外人所得的权利，作一个总结束的。领事裁判，关税协定，内地通商及游历、传教，外国派遣使臣，都在此两约中规定。美国的《天津条约》，虽在平和中交换，然因各约都有最惠国条款，所以英、法所享的权利，美国亦不烦一兵而得享之。至于俄国，则自19世纪以还，渐以实力经营东方。至1850年顷，黑龙江北之地，实际殆已尽为所据。至1858年，遂迫胁黑龙江将军奕山，订立《瑷珲条约》，尽割黑龙江以北，而将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作为两国共管。1860年，又借口调停英、法战事，再立《北京条约》，并割乌苏里江以东。而西北边界，应当如何分划，亦在此约中规定了一个大概。先是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方面，已许俄国通商，至是再开喀什噶尔，而海口通商及传教之权，亦与各国一律。而且规定俄人得由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进京。京城和恰克图间的公文，得由台站行走。于是蒙古、新疆的门户，亦洞开了。总而言之：自1838年林则徐被派到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起，至1860年各国订立《北京条约》为止，中国初期与外国交涉的问题，告一结束。其所涉及的，为：（一）西人得在海口通商，（二）赴内地通商、游历、传教，（三）税则，（四）审判，（五）沿海航行，（六）中、俄陆路通商，及（七）边界等问题。

鸦片战争

第三十三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一个民族，进步到达于某一程度之后，就决不会自忘其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了。虽然进化的路径，是曲线的，有时不免暂为他族所压服。公元1729，即清世宗的雍正七年，曾有过这样一道上谕。他说：“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蛊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这一道上谕，是因曾静之事而发的。曾静是湖南人，读浙江吕留良之书，受着感动，使其徒张熙往说岳钟琪叛清，钟琪将其事举发。吕留良其时已死，因此遭到了剖棺戮尸之祸。曾静、张熙暂时免死拘禁，后亦被杀。这件事，向来被列为清朝的文字狱之一，其实乃是汉族图谋光复的实际行动，非徒文字狱而已。1729年，为亡清入关后之八十六年，表面上业已太平，而据清世宗上谕所说，则革命行动的连续不绝如此，可见一部分怀抱民族主义的人，始终未曾屈服了。怀抱民族主义的人，是中下流社会中都有的。中流社会中人的长处，在其知识较高，行动较有方策，且能把正确的历史知识，留传到后代，但直接行动的力量较弱。下流社会中人，直接行动的力量较强，但其人智识缺乏，行动起来，往往没有适当的方策，所以有时易陷于失败，甚至连正确的历史，都弄得缪悠了。清朝最大的会党，在北为哥老会，在南为天地会，其传说大致相同。天地会亦称三合会，有人说就是三点会，南方的清水、匕首、双刀等会，皆其支派。据他们的传说：福建莆田县九连山中，有一个少林寺。僧徒都有武艺。曾为清征服西鲁国。后为奸臣所谗，清主派兵去把他们剿灭。四面密布火种，缘夜举火，想把他们尽行烧死。有一位神道，唤做达尊，使其使者朱开、朱光，把十八个和尚引导出来。这十八个和尚，且战且走，十三个战死了。剩下来的五个，就是所谓前五祖。又得五勇士和后五祖为辅，矢志反复汨。就是清字，汨就是明字，乃会中所用的秘密符号。他们自称为洪家。把洪字拆开来则是三八二十一，他们亦即用为符号。洪字大约是用的明太祖开国的年号洪武；或者洪与红同音，红与朱同色，寓的明朝国姓的意思，亦未可知。据他们的传说：他们会的成立，在1674年。曾奉明思宗之裔举兵而无成，乃散而广结徒党，以图后举。此事见于日本平山周所著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平山周为中山先生的革命同志，曾身入秘密社会，加以调查）。据他说：“后来三合会党的举事，连续不绝。其最著者，如1787，即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之变便是。1832，即宣宗道光十二年，两广、湖南的瑶乱，亦有三合会党在内。鸦片战争既起，三合会党尚有和海峡殖民地的政府接洽，图谋颠覆清朝的。”其反清复明之志，可谓终始不渝了。而北方的白莲教徒的反清，起于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蔓延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四省，至1804年，即仁宗嘉庆九年而后平定，此即向来的史家称为川、楚教匪，为清朝最大的内乱之始的，其所奉的王发生，亦诈称明朝后裔，可见北方的会党，反清复明之志，亦未尝变。后来到1813年，即嘉庆十八年，又有天理教首林清，图谋在京城中举事，至于内监亦为其内应，可见其势力之大。天理教亦白莲教的支派余裔，又可见反清复明之志，各党各派，殊途同归了。而其明目张胆，首传讨胡之檄的则为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系广东花县人。生于1812年，恰在民国纪元之前百年。结合下流社会，有时是不能不利用宗教做工具的。广东和外人交通早，所以天王所创的宗教，亦含有西教的意味。他称耶和华为天父，基督为天兄，而己为其弟。乘广西年饥盗起，地方上有身家的人所办的团练和贫苦的客民冲突，以1850年，起事于桂平的金田村。明年，下永安，始建国号。又明年，自湖南出湖北，沿江东下。1853年，遂破江宁，建都其地，称为天京。当天国在永安时，有人劝其北出汉中，以图关中；及抵武、汉时，又有人劝其全军北上；天王都未能用。既据江宁，耽于声色货利，不免渐流于腐败。天王之为人，似只长于布教，而短于政治和军事。委政于东王杨秀清，尤骄恣非大器。始起诸王，遂至互相残杀。其北上之军，既因孤行无援，而为清人所消灭。溯江西上之兵，虽再据武、汉，然较有才能的石达开，亦因天京的政治混乱，而和中央脱离了关系。清朝却得曾国藩，训练湘军，以为新兴武力的中坚。后又得李鸿章，招募淮军，以为之辅。天国徒恃一后起之秀的李秀成，只身支柱其间，而其余的政治军事，一切都不能和他配合。虽然兵锋所至达十七省（内地十八省中，惟甘肃未到），前后共历十五年，也不得不陷于灭亡的悲运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其责实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他的兵力，是够剽悍的。其扎实垒、打死仗的精神，似较之湘、淮军少逊，此乃政治不能与之配合之故，而不能悉归咎于军事。若再推究得深些，则其失败，亦可以说是在文化上。（一）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中国的下流社会中人，是向来有均贫富的思想的，其宗旨虽然不错，其方策则决不能行。今观太平天国所定的把天下田亩，按口均分；二十五家立一国库，婚丧等费用，都取给国库，私用有余，亦须缴入国库等；全是极简单的思想，极灭裂的手段。知识浅陋如此，安能应付一切复杂的问题？其政治的不免于紊乱，自是势所必然了。（二）满洲人入据中原，固然是中国人所反对，而是时西人对中国，开始用兵力压迫，亦为中国人所深恶的，尤其是传教一端，太平天国初起时，即发布讨胡之檄。“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读之亦使人气足神王。倘使他们有知识，知道外力的压迫，由于满清的失政，郑重提出这一点，固能得大多数人的赞成；即使专提讨胡，亦必能得一部分人的拥护。而他们后来对此也模糊了，反而到处传播其不中不西的上帝教，使反对西教的士大夫，认他为文化上的大敌，反而走集于清朝的旗帜之下。这是太平天国替清朝做了掩蔽，而反以革命的对象自居，其不能成事，实无怪其然了。湘、淮军诸将，亦是一时人杰。并无一定要效忠于满清的理由，他们的甘为异族作伥，实在是太平天国的举动，不能招致豪杰，而反为渊驱鱼。所以我说他政治上的失败，还是文化上的落后。

洪秀全

和太平天国同时的，北方又有捻党，本蔓延于苏、皖、鲁、豫四省之间。1864年，天国亡，余众多合于捻，而其声势乃大盛。分为东西两股。清朝任左宗棠、李鸿章以攻之。至1867、1868两年，然后先后平定。天国兵锋，侧重南方，到捻党起，则黄河流域各省，亦无不大被兵灾了，而回乱又起于西南，而延及西北。云南的回乱，起于1855年，至1872年而始平，前后共历十八年。西北回乱，则起于1862年，自陕西延及甘肃，并延及新疆。浩罕人借兵给和卓木的后裔，入据喀什喀尔。后浩罕之将阿古柏帕夏杀和卓木后裔而自立，意图在英、俄之间，建立一个独立国。英、俄都和他订结通商条约，且曾通使土耳其。英使且力为之请，欲清人以天山南北路之地封之。清人亦有以用兵劳费，持是议者。幸左宗棠力持不可。西捻既平之后，即出兵以攻叛回。自1875至1878，前后共历四年，而南北两路都平定。阿古柏帕夏自杀。当回乱时，俄人虽乘机占据伊犁，然事定之后，亦获返还。虽然画界时受损不少，西北疆域，大体总算得以保全。

清朝的衰机，是潜伏于高宗，暴露于仁宗，而大溃于宣宗、文宗之世的。当是时，外有五口通商和咸丰戊午、庚申之役，内则有太平天国和捻、回的反抗，几于不可收拾了。其所以能奠定海宇，号称中兴，全是一班汉人，即所谓中兴诸将，替他效力的。清朝从道光以前，总督用汉人的很少，兵权全在满族手里。至太平天国兵起，则当重任的全是汉人。文宗避英、法联军，逃奔热河，1861年，遂死于其地。其时清宗室中，载垣、端华、肃顺三人握权。载垣、端华亦是妄庸之徒，肃顺则颇有才具，力赞文宗任用汉人，当时内乱的得以削平，其根基实定于此。文宗死，子穆宗立。载垣、端华、肃顺等均受遗诏，为赞襄政务大臣。文宗之弟恭亲王奕诉，时留守京师，至热河，肃顺等隔绝之，不许其和文宗的皇后钮钴禄氏和穆宗的生母叶赫那拉氏相见。后来不知如何，奕诉终得和他们相见了，密定回銮之计。到京，就把载垣、端华、肃顺都杀掉。于是钮钴禄氏和叶赫那拉氏同时垂帘听政（钮钴禄氏称母后皇太后，谥孝贞。叶赫那拉氏称圣母皇太后，死谥孝钦。世称孝贞为东宫太后，孝钦为西宫太后），钮钴禄氏是不懂得什么的，大权都在叶赫那拉氏手里。叶赫那拉氏和肃顺虽系政敌，对于任用汉人一点，却亦守其政策不变，所以终能削平大难。然自此以后，清朝的中央政府即无能为，一切内政、外交的大任，多是湘、淮军中人物，以疆臣的资格决策或身当其冲。军机及内阁中，汉人的势力亦渐扩张。所以在这个时候，满洲的政权，在实际上已经覆亡了，只因汉人一方面，一时未有便利把他推倒，所以名义又维持了好几十年。

第三十四章

清朝的衰乱

太平天国既亡，捻、回之乱复定，清朝一时号称中兴。的确，遭遇如此大难，而一个皇室，还能维持其政权于不敝的，在历史上亦很少见。然清室的气运，并不能自此好转，仍陵夷衰微以至于覆亡，这又是何故呢？这是世变为之。从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人所遭遇到的，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局面，决非任何旧方法所能对付。孝钦皇后自亦有其相当的才具，然她的思想是很陈旧的。试看她晚年的言论，还时时流露出道、咸时代人的思想来可知。大约她自入宫以后，就和外边隔绝了，时局的真相如何，她是不得而知的。她的思想，比较所谓中兴名臣，还要落后许多。当时应付太平天国，应付捻、回，所用的都是旧手段，她是足以应付的。内乱既定之后，要进而发愤自强，以御外患，就非她所能及了。不但如此，即当时所谓中兴名臣，要应付这时候的时局，也远觉不够。他们不过任事久了，经验丰富些，知道当时的一种迂阔之论不足用，他们亦觉得中国所遭遇的，非复历史上所有的旧局面，但他们所感觉到的，只是军事。因军事而牵及于制造，因制造而牵及于学术，如此而已。后来的人所说的“西人自有其立国之本，非仅在械器之末”，断非这时候的人所能见得到的，这亦无怪其然。不但如此，在当时中兴诸将中，如其有一个首领，像晋末的宋武帝一般。入据中央，大权在握，而清朝的皇帝，仅保存一个名义，这一个中央政府，又要有生气些。而无如中兴诸将，地丑德齐，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而且他们多数是读书人，既有些顾虑君臣的名义，又有些顾虑到身家、名誉，不敢不急流勇退。清朝对于汉人，自然也不敢任之过重。所以当时主持中枢的，都是些智识不足、软弱无力，甚至毫无所知之人。士大夫的风气，在清时本是近于阘茸而好利的。湘军的中坚人物，一时曾以坚贞任事的精神为倡。

太平天国运动

然少数人的提倡，挽回不过积重的风气来，所以大乱平定未久，而此种精神，即已迅速堕落。官方士习，败坏如故。在同、光之世，曾产生一批所谓清流。喜唱高调，而于事实茫无所知，几于又蹈宋、明人的覆辙。幸而当时的情势，不容这一种人物发荣滋长，法、越之役，其人有身当其冲而失败的，遂亦销声匿迹了。而士大夫仍成为一奄奄无气的社会。政府和士大夫阶级，其不振既如此，而宫廷之间，又发生了变故。清穆宗虽系孝钦后所生，顾与孝钦不协。立后之时，孝贞、孝钦，各有所主。穆宗顺从了孝贞的意思。孝钦大怒，禁其与后同居。穆宗郁郁，遂为微行，致疾而死。醇亲王奕譞之妻，为孝钦后之妹，孝钦因违众议立其子载湉，是为德宗。年方四岁，两宫再临朝。后孝贞后忽无故而死，孝钦后益无忌惮。宠任宦官，骄淫奢侈，卖官鬻爵，无所不为。德宗亲政之后，颇有意于振作，而为孝钦所扼，母子之间，嫌隙日深，就伏下戊戌政变的根源了。

内政的陵夷如此，外交的情势顾日急。中国历代所谓藩属，本来不过是一个空名，实际上得不到什么利益的。所以论政之家，多以疲民力、勤远略为戒。但到西力东侵以来，情形却不同了。所谓藩属，都是屏蔽于国境之外的，倘使能够保存，敌国的疆域，即不和我国直接，自然无所肆其侵略。所以历来仅有空名的藩属，到这时候，倒确有藩卫的作用了。但以中国外交上的习惯和国家的实力，这时候，如何说得上保存藩属？于是到19世纪，而朝贡于中国之国，遂悉为列强所吞噬。我们现在先从西面说起：哈萨克和布鲁特，都于公元1840年顷，降伏于俄。布哈尔、基华，以1873年，沦为俄国的保护国。浩罕以1876年为俄所灭。巴达克山以1877年受英保护，乾竺特名为两属，实际上我亦无权过问。于是自葱岭以西朝贡之国尽了。其西南，则哲孟雄，当英法联军入北京之年，英人即在其境内获得铁路敷设权。缅甸更早在1826和1851年和英人启衅战败，先后割让阿萨密、阿剌干、地那悉林及白古，沿海菁华之地都尽。安南旧阮失国后，曾介教士乞援于法。后来乘新阮之衰，借暹罗之助复国，仍受封于中国，改号为越南。当越南复国时，法国其实并没给与多大的助力。然法人的势力，却自此而侵入，交涉屡有葛藤。至1874年，法人遂和越南立约，认其为自主之国。我国虽不承认，法国亦置诸不理。甚至新兴的日本，亦于1879年将自明清以来受册封于中国的琉球灭掉。重大的交涉，在西北，则有1881年的《伊犁条约》。当回乱时，伊犁为俄国所据，中国向其交涉，俄人说：不过代中国保守，事定即行交还的。及是，中国派了一个昏愦胡涂的崇厚去，只收回了一个伊犁城，土地割弃既多，别种权利，丧失尤巨。中国将崇厚治罪，改派了曾纪泽，才算把地界多收回了些，别种条件，亦略有改正。然新疆全境，都准无税通商；肃州、吐鲁番，亦准设立领事；西北的门户，自此洞开了。在西南，则英国屡求派员自印度经云南入西藏探测，中国不能拒，许之。1857年，英人自印度实行派员入滇，其公使又遣其参赞，自上海至云南迎接。至腾越，为野人所杀。其从印度来的人员，亦被人持械击阻。这件事，云贵总督岑毓英，实有指使的嫌疑，几至酿成重大的交涉。次年，乃在芝罘订立条约：允许滇、缅通商，并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商埠。许英国派员驻扎重庆，察看商务情形，俟轮船能开抵时，再议开埠事宜。此为西人势力侵入西南之始。至1882年，而法、越的战事起。我兵初自云南、广西入越的都不利，海军亦败于福州。然后来冯子材有镇南关之捷，乘势恢复谅山。法人是时的情形，亦未能以全力作战，实为我国在外交上可以坚持的一个机会。但亦未能充分利用。其结果，于1885年，订立条约，承认法国并越，并许在边界上开放两处通商（后订开龙州、蒙自、蛮耗。1895年之约，又订以河口代蛮耗，增开思茅）。英人乘机，于1885年灭缅甸。中国亦只得于其明年立约承认。先是《芝罘条约》中，仍有许英人派员入藏的条款，至是，中国乘机于《缅约》中将此款取消。然及1888年，英、藏又在哲孟雄境内冲突，至1890年，中国和英人订立《藏印条约》，遂承认哲孟雄归英保护。1893年，续议条约，复订开亚东关为商埠，而藏人不肯履行，又伏下将来的祸根。

对外交涉的历次失败，至1894年中日之战而达于极点。中、日两国，同立国于东方，在历史上的关系，极为深切，当西力东侵之际，本有合作御侮的可能。但这时候，中国人对外情太觉隔阂，一切都不免以猜疑的态度出之，而日方则褊狭性成，专务侵略，自始即不希望和中国合作。中、日的订立条约，事在1871年。领判权彼此皆有。进口货物，按照海关税则完纳，税则未定的，则直百抽五，亦彼此所同。内地通商，则明定禁止。在中国当日，未始不想借此为基本，树立一改良条约之基，然未能将此意开诚布公，和日本说明。日本则本不想和中国合作，而自始即打侵略的主意，于是心怀不忿。至1874年，因台湾生番杀害日本漂流的人民，径自派兵前往攻击。1879年，又灭琉球。交涉屡有葛藤，而其时朝鲜适衰微不振，遂为日本踏上大陆的第一步，成为中、日两国权利冲突的焦点。1894年，日人预备充足，蓄意挑衅，卒至以兵戎相见。我国战败之后，于其明年，订立《马关条约》。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又割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至二万万两。改订通商条约，悉以中国和泰西各国所定的约章为准，而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人得在通商口岸从事于制造，则又是泰西各国所求之历年，而中国不肯允许的。此约既定之后，俄国联合德、法，加以干涉，日人乃加索赔款三千万两，而将辽东还我。因此而引起1896年的《中俄密约》，中国许俄国将西伯利亚铁路经过黑、吉两省而达到海参崴。当时传闻，俄国还有租借胶州湾的密约，于是引起德国的强占胶州湾而迫我立99年租借之约，并获得建造胶济铁路之权。俄人因此而租借旅、大，并许其将东省铁路展筑一支线。英人则租借威海卫，法人又租借广州湾。我国沿海业经经营的军港，就都被占据了。其在西南：则法国因干涉还辽之事，向我要索报酬。于1895年订立《续议界务商务专条》，云南、两广开矿时，许先和法人商办。越南已成或拟设的铁路，得接至中国境内。并将前此允许英国不割让他国的孟连、江洪的土地，割去一部分。于是英国再向我国要求，于1897年，订立《中缅条约附款》。云南铁路允与缅甸连接，而开放三水、梧州和江根墟。外人的势力，侵入西南益深了。又自俄、德两国，在我国获得铁路敷设权以来，各国亦遂互相争夺。俄人初借比国人出面，获得芦汉铁路的敷设权。英人因此要求津镇、河南到山东、九广、浦信、苏杭甬诸路。俄国则要求山海关以北铁路，由其承造。英国又捷足先得，和中国订定了承造牛庄至北京铁路的合同。英、俄旋自相协议，英认长城以北的铁路归俄承造，俄人则承认长江流域的铁路归英承造。英、德又自行商议，英认山西及自山西展筑一路至江域外，黄河流域的铁路归德，德认长江流域的铁路归英。凡铁路所至之处，开矿之权利亦随之。各国遂沿用分割非洲时的手段，指我国之某处，为属于某国的势力范围，而要求我以条约或宣言承认其地不得割让给别国。于是瓜分之论，盛极一时。而我国人亦于其时警醒了。

第三十五章

清朝的覆亡

自西力东侵，而中国人遭遇到旷古未有的变局。值旷古未有的变局，自必有非常的手段，然后足以应付之，此等手段，自非本来执掌政权的阶级所有，然则新机从何处发生呢？其（一）起自中等阶级，以旧有的文化为根柢的，是为戊戌维新。其（二）以流传于下级社会中固有的革命思想为渊源，采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种方案的，则为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康有为是其原动力。康有为的学问，是承袭清代经学家今文之学的余绪，而又融合佛学及宋、明理学而成的。（一）因为他能承受今文之学的“非常异义”，所以能和西洋的民主主义接近。（二）因为他能承受宋学家彻底改革的精神，所以他的论治，主于彻底改革，主张设治详密，反对向来“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简放任政策。（三）主张以中坚阶级为政治的重心，则士大夫本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有互相团结的精神。宋、明人的讲学颇有此种风概。入清以来，内鉴于讲学的流弊，外慑于异族的淫威，此等风气，久成过去了。康有为生当清代威力已衰，政令不复有力之时，到处都以讲学为事。他的门下，亦确有一班英多磊落之才。所以康有为的学问及行为，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的复活。他当甲午战前，即已上书言事。到乙未之岁，中、日议和的时候，他又联合入京会试的举人，上书主张迁都续战，因陈变法自强之计。书未得达，和议成后，他立强学会于北京，想联合士大夫，共谋救国。会被封禁，其弟子梁启超走上海，主持《时务报》旬刊，畅论变法自强之义。此报一出，风行海内，而变法维新，遂成为一时的舆论。康有为又上书两次。德占胶州湾时，又入京陈救急之计。于是康有为共上书五次，只一次得达。德宗阅之，颇以为然。岁戊戌，即1898年，遂擢用有为等以谋变法。康有为的宗旨，在于大变和速变。大变所以谋全盘的改革，速变则所以应事机而振精神。他以为变法的阻力，都是由于有权力的大臣，欲固其禄位之私，于是功德宗勿去旧衙门，但设新差使。他以为如此即可减少阻力。但阻碍变法的，固非尽出于保存禄位之私；即以保存禄位论，权已去，利亦终不可保，此固不足以安其心。何况德宗和孝钦后素有嫌隙，德宗又向来无权？于是有戊戌的政变。政变以后，德宗被幽，有为走海外，立保皇党，以推翻孝钦后，扶德宗亲政相号召。然无拳无勇，复何能为？而孝钦后以欲捕康、梁不得；欲废德宗，晚年慈禧太后又为公使所反对；迁怒及于外人。其时孝钦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载漪因急欲其子正位，宗戚中亦有附和其事，冀立拥戴之功的。而极陈旧的，“只要中国人齐心，即可将外国人尽行逐去，回复到闭关时代之旧”的思想，尚未尽去。加以下层社会中人，身受教案切肤之痛，益以洋人之强惟在枪炮，而神力可以御枪炮之说，遂至酿成1900年间义和团之乱。亲贵及顽固大臣，因欲加以利用，乃有纵容其在京、津间杀教士，焚教堂，拆铁路，倒电杆，见新物则毁，见用洋货的人则杀的怪剧。并伪造外人的要求条件，以恐吓孝钦后，而迫其与各国同时宣战。意欲于乱中取利，废德宗而立溥儁。其结果，八国联军入京城，德宗及孝钦后走西安。1901年的和约，赔款至四百五十兆。京城通至海口路上的炮台，尽行拆去。且许各国于其通路上驻兵。又划定使馆区域，许其自行治理、防守。权利之丧失既多，体面亦可谓丧失净尽了。是时东南诸督抚，和上海各领事订立互保之约，不奉北京的伪令。虽得将战祸范围缩小，然中央的命令，自此更不行于地方了。而黑龙江将军又贸然与俄人启衅，致东三省尽为俄人所占。各国与中国议和时，俄人说东三省系特别事件，不肯并入和约之中讨论，幸保完整的土地，仍有不免于破碎之势。庚子一役闯出的大祸如此。而孝钦后自回銮以后，排外变而为媚外；前此之力阻变革者，至此则变为貌行新政，以敷衍国民。宫廷之中，骄奢淫佚，朝廷之上，昏庸泄沓如故。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

19世纪之末，瓜分之论，盛极一时，已见上章。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氏（John Hay）乃通牒英、俄、法、德、意、日六国，提出门户开放主义。其内容为：（一）各国对于中国所获得的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域，或他项既得权利，彼此不相干涉。（二）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入港商品，都遵守中国现行海关税率，课税由中国征收。（三）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船舶所课入口税，不得较其本国船舶为高。铁路运费亦然。这无非要保全其在条约上既得的权利。既要保全条约上的权利，自然要联带而及于领土保全，因为领土设或变更，既成的条约，在该被变更的领土上，自然无效了。六国都复牒承认。然在此时，俄国实为侵略者，逮东三省被占而均势之局寝破。此时英国方有事于南非，无暇顾及东方，乃和德国订约，申明门户开放、领土保全之旨。各国都无异议。惟俄人主张其适用限于英、德的势力范围。英国力持反对。德国和东方关系究竟较浅，就承认俄国人的主张了。于是英国觉得在东方要和俄国相抗，非有更强力的外援不可，乃有1902年的英、日同盟。俄国亦联合法国，发表宣言，说如因第三国的侵略或中国的扰乱，两国利益受到侵害时，应当协力防卫。这时候，日本对于我国东北的利害，自然最为关切，然尚未敢贸然与俄国开战，乃有满、韩交换之论。大体上，日本承认俄国在东三省的权利，而俄人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权利。而俄人此时甚骄，并此尚不肯承认，其结果，乃有1904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在美国的朴资茅斯，订立和约。俄人放弃在韩国的权利，割库页岛北纬五十度以南之地与日。除租借地外，两国在东三省的军队都撤退，将其地交还中国。在中国承认的条件之下，将旅顺、大连湾转租与日，并将东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下，让给日本。清廷如何能不承认？乃和日本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协约》，除承认《朴资茅斯条约》中有关中国的款项外，并在三省开放商埠多处。军用的安奉铁路，许日人改为商用铁路。且许合资开采鸭绿江左岸材木。于是东北交涉的葛藤，纷纷继起，侵略者的资格，在此而不在彼了。当日俄战争时，英国乘机派兵入藏，达赖出奔。英人和班禅立约，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非经英国许可，西藏的土地不得租、卖给外国人。铁路、道路、电线、矿产不得许给外国或外国人。一切入款、银钱、货物，不得抵押给外国或外国人。一切事情，都不受外国干涉。亦不许外国派官驻扎和驻兵。中国得报大惊，然与英人交涉无效，不得已，乃于1906年，订立《英藏续约》，承认《英藏条约》为附约，但声明所谓外国或外国人者，不包括中国或中国人在内而止。在东北方面，中国拟借英款敷设新法铁路，日人指为南满铁路的平行线。东省铁路支线，俄人让给日本的，日人改其名为南满路。中国不得已作罢，但要求建造锦齐铁路时，日不反对。中国因欲借英、美的款项，将锦齐铁路延长至爱珲。日人又嗾使俄人出而反抗。于是美国人有满洲铁路中立的提议。其办法：系由各国共同借款给中国，由中国将东三省铁路赎回。在借款未还清前，由各国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军事上的使用。议既出，日、俄两国均提出抗议。这时候，因英、美两国欲伸张势力于东北而无所成，其结果反促成日、俄的联合。两国因此订立协约，声明维持满洲现状，现状被迫时，彼此互相商议。据说此约别有密约，俄国承认日本并韩，而日本承认俄国在蒙、新方面的行动。此约立于1910年。果然，日本于其年即并韩，而俄人对蒙、新方面，亦于其明年提出强硬的要求，且用哀的美敦书迫胁中国承认了。

辛亥革命

外力的冯凌，实为清季国民最关心的事项。清朝对于疆土的侵削，权利的丧失，既皆熟视而无可如何，且有许多自作孽的事情，以引进外力的深入。国民对于清政府，遂更无希望，且觉难于容忍。在庚子以前，还希冀清朝变法图强的，至庚子以后，则更无此念，激烈的主张革命，平和的也主张立宪，所要改革的，不是政务而是政体了。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是生于中国的南部，能承袭明季以来的民族革命思想，且能接受西方的民治主义的。他当1885年，即已决定颠覆清朝，创建民国。1892年在澳门立兴中会。其后漫游欧、美，复决定兼采民生主义，而三民主义，于是完成。自1892年以来，孙中山屡举革命之帜。其时所利用的武力，主要的为会党，次之则想运动防军。然防军思想多腐败，会党的思想和组织力亦嫌其不足用，是以屡举而无成。自戊戌政变以后，新机大启，中国人士赴外国留学者渐多，以地近费省之故，到日本去的尤夥。以对朝政的失望，革命、立宪之论，盛极一时。1905年，中山先生乃赴日本，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革命团体至此，始有中流以上的人士参加。中山先生说：“我至此，才希望革命之事，可以及身见其有成。”中流以上的人士，直接行动的能力，虽似不如下层社会，然因其素居领导的地位，在宣传方面的力量，却和下层社会中人，相去不可以道里计，革命的思潮，不久就弥漫全国了。素主保皇的康有为，在此时，则仍主张君主立宪。其弟子梁启超，是历年办报，在言论界最有权威的。初主革命，后亦改从其师的主张，在所办的《新民丛报》内，发挥其意见，和同盟会所出的《民报》，互相辩论，于是立宪、革命成为政治上的两大潮流。因对于清朝的失望，即内外臣工中，亦有主张立宪的。日俄战争而后，利用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为口实，其议论一时尤盛。清朝这时候，自己是并无主张的。于是于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俟数年后，察看情形，以定实行的期限。人民仍不满足。1908年，下诏定实行立宪之期为9年。这一年冬天，德宗和孝钦后相继而死。德宗弟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立。年幼，载沣摄政，性甚昏庸。其弟载洵、载涛则恣意妄为。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劻，则老耄而好贿，政局更形黑暗。人民屡请即行立宪，不许。1910年，号称为国会预备的资政院，亦以为请，乃勉许缩短期限，于三年后设立国会。然以当时的政局，眼见得即使召集国会，亦无改善的希望，人民仍觉得灰心短气。而又因铁路国有问题，和人民大起冲突。此时的新军，其知识已非旧时军队之比；其纪律和战斗力自亦远较会党为强。因革命党人的热心运动，多有赞成革命的。1911年10月10日，即旧历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军起事于武昌。清朝本无与立，在无事时，亲贵虽欲专权，至危急时，仍不得不起用袁世凯。袁世凯亦非有诚意扶持清朝的，清人力尽势穷，遂不得不于其明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退位。沦陷了268年的中华，至此光复；且将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而加以颠覆。自五口通商，我国民感觉时局的严重，奋起而图改革，至此不过七十年，而有如此的大成就，其成功，亦不可谓之不速了。

第三十六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语云：“大器晚成”，一人尚然，而况一国？中华民国的建立，虽已三十年，然至今仍在革命的途中，亦无怪其然了。策励将来，端在检讨已往，我现在，且把这三十年来的经过，述其大略如下：

民国的成立，虽说是由于人心的效顺，然以数千年来专制的积重，说真能一朝涤除净尽，自然是无此理的。大约当时最易为大众所了解的，是民族革命，所以清朝立见颠覆。而袁世凯则仍有运用阴谋，图遂其个人野心的余地。民党当日亦知道袁世凯之不足信，但为避免战祸，且急图推翻清朝起见，遂亦暂时加以利用。孙中山先生辞临时大总统之职，推荐袁世凯于参议院。于是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民党因南方的空气较为清新，要其到南京来就职。袁世凯自然不肯来，乃嗾使京、津保定的兵哗变。民党乃只得听其在北京就职。此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自秘密的革命团体变成公开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知道政局暂难措手，主张国民党退居在野的地位，而自己则专办实业。然是时的国民党员不能服从党纪，不听。二年四月八日，国会既开，国民党议员乃欲借国会和内阁的权力，从法律上来限制袁氏。这如何会有效？酝酿复酝酿，到底有二年七月间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组织中华革命党。鉴于前此以纪律不严而败，所以此次以服从党魁为重要的条件。然一时亦未能为有效的活动。而袁氏在国内，则从解散国民党，进而停止国会议员的职务，又解散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召开约法会议，擅将宪法未成以前的根本大法《临时约法》修改为《中华民国约法》，世称为《新约法》，而称《临时约法》为《旧约法》。又立参议院，令其代行立法权。共和政体，不绝如缕。至四年底，卒有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之举。于是护国军起于云南。贵州、两广、浙江、四川、湖南，先后响应。山东、陕西境内，亦有反对帝制的军队。袁氏派兵攻击，因人心不顺，无效，而外交方面又不顺利，乃于五年三月间下令将帝制取消，商请南方停战。南方要求袁氏退位，奉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事势陷于僵持。未久，袁氏逝世，黎氏代行职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问题乃得自然解决。然为大局之梗者，实并非袁氏一人。袁氏虽非忠贞，然当其未至溃败决裂时，北洋系军人，究尚有一个首领。到袁氏身败名裂之后，野心军人就更想乘机弄权。当南方要求袁氏退位而袁氏不肯时，江苏将军就主张联合未独立各省，公议办法。通电说：“四省若违众论，固当视同公敌；政府若有异议，亦当一致争持”，这已经不成话了。后来他们又组织了一个各省区联合会，更形成了一种非法的势力。六年二月，因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我国与德绝交。国务总理段祺瑞进而谋对德参战。议案被国会阁置。各省、区督军、都统遂分呈总统和国务总理，借口反对宪法草案，要求解散国会。黎总统旋免段祺瑞之职。安徽遂首先宣告和中央脱离关系。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奉天、黑龙江、浙江、福建等省继之。在天津设立军务总参谋处。通电说：“出兵各省，意在另订根本大法，设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这更显然是谋叛了。黎总统无可如何，召安徽督军张勋进京共商国是。张勋至天津，迫胁黎总统解散国会而后入。七月一日，竟挟废帝溥仪在京复辟。黎总统走使馆，令副总统冯国璋代行职权，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祺瑞誓师马厂，十二日，克复京城。张勋所扶翼的清朝亡。流了无量数有名无名的先烈的血，然后造成的中华民国，因军人、政客私意的交争，而几至于倾覆。论理，同为中华民国的人民，应该可以悔过了。然而社会现象，哪有如此简单？北方的军人、政客，仍不能和南方合作。乃借口于复辟之时，中华民国业经中断，可仿民国元年之例，重行召集参议院，不知当复辟的十一天中，所谓溥仪者，号令只行于一城；我们即使退一百步，承认当时督军团中的督军，可以受令于溥仪，而西南诸省固自在，中华民国，何尝一日中断来？然而这句话何从向当时的政客说起？于是云南、两广，当国会解散时，宣布径行禀承元首，不受非法内阁干涉的，仍不能和北方合作。国会开非常会议于广州，议决《军政府组织大纲》，在《临时约法》未恢复前，以大元帅任行政权，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后又改为总裁制，以政务总裁七人，组织政务会议，由各部长所组织之政务院赞襄之，以行使军政府之行政权。北方则召集参政院，修改选举法，另行召集新国会，举徐世昌为总统，于七年十月十日就职。中华民国遂成南北分裂之局。而南北的内部，尚不免于战争。九年七月，北方的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回直隶，和段祺瑞所统率的定国军作战。定国军败，段氏退职，是为皖、直之战。南方亦因心力不齐，总裁中如孙中山等均离粤。是年十月，以粤军而驻扎于福建漳州的陈炯明回粤，政务总裁岑春煊等宣布取消自主。徐世昌据之，下令接收，孙中山等通电否认，回粤再开政务会议。十年四月，国会再开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于五月五日就职。陈炯明遂进兵平定广西。

段祺瑞

是时北方：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湖南军队进攻湖北，王占元败走。旋为吴佩孚所败，进陷岳州，川军东下，亦为佩孚所败。十一年四五月间，奉军在近畿和直军冲突，奉军败退出关。孙中山本在广西筹备北伐。是年四月间，将大本营移至韶关。陈炯明走惠州。五月，北伐军入江西。六月，徐世昌辞职。曹锟等电黎元洪请复位。元洪复电，要求各巡阅使、督军先释兵柄，旋复许先行入都。撤消六年六月解散国会之令，国会再开。孙中山宣言：直系诸将，应将所部半数，先行改为工兵，余则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次改编，方能饬所部罢兵。未几，广西粤军回粤，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走上海。岁杪，滇、桂军在粤的及粤军的一部分讨陈。陈炯明再走惠州。十二年二月，孙中山乃再回广州，以大元帅的名义主持政务。然滇、桂军并不肯进取东江，在广东方面的军事，遂成相持之局。此时北方各督军中，惟浙江卢永祥通电说，冯国璋代理的期限既满就是黎元洪法定的任期告终，不肯承认黎元洪之复职为合法。东三省则自奉、直战后，即由三省省议会公举张作霖为联省自治保安总司令，而以吉、黑两省督军为之副，不奉北京的命令。其余则悉集于直系旗帜之下。南方如陈炯明及四川省内的军人，亦多与之相结的。直系的势力，可谓如日中天。而祸患即起于其本身。十二年六月间，北京军、警围总统府索饷，黎元洪走天津，旋走南方。至十月，曹锟遂以贿选为大总统，于十月就职。同时公布宪法。浙江宣布与北京断绝关系。云南及东三省皆通电讨曹，然亦未能出兵。十三年九月，江、浙战起，奉、直之战继之，直系孙传芳自福建入浙，卢永祥败走。北方则冯玉祥自古北口回军，自称国民第一军。胡景翼、孙岳应之，称国民第二、第三军。吴佩孚方与张作霖相持于山海关，因后路被截，浮海溯江，南走湖北。奉军入关，张作霖与冯玉祥相会，共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段祺瑞邀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主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段祺瑞不能用。段祺瑞亦主开善后会议，先解决时局纠纷，再开国民代表会议，解决根本问题。孙中山以其所谓会议者，人民团体无一得与，诫国民党员勿得加入。于是会商仍无结果。是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卒于北京。

是时北方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胡景翼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孙岳为省长。后胡景翼卒，孙岳改为督办陕西军务事宜。卢永祥为苏、皖、赣宣抚使，以奉军南下，齐燮元走海外。直隶李景林、山东张宗昌、江苏杨宇霆、安徽姜登选，均属奉系人物。直系残余势力，惟萧耀南仍踞湖北，孙传芳仍据浙江，吴佩孚亦仍居鸡公山。十四年十月，孙传芳入江苏。杨宇霆、姜登选皆退走。孙军北上至徐州。十一月，吴佩孚亦起于汉口。奉军驻扎关内的郭松龄出关攻张作霖，以为日本人所阻，败死。冯玉祥攻李景林，李景林走济南，与张宗昌合。吴佩孚初称讨奉，后又与张作霖合攻冯玉祥，冯军撤退西北。段祺瑞出走。北方遂无复首领。大局的奠定，不得不有望于南方的北伐。

张作霖

先是孙中山以八年十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十二年十一月，又加改组。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始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十四年四月，国民政府平东江。还军平定滇、桂军之叛。广西亦来附。改组政府为委员制。十五年一月，开全国代表第二次大会。六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临时会，通过迅速北伐案。七月，克长沙。九月，下汉阳、汉口，围武昌，至十月而下。十一月，平江西。冯玉祥之国民军，亦以是月入陕，十二月，达潼关。东江之国民军，先以十月入福建。明年，国民军之在湖南者北入河南，与冯玉祥之军合。在福建者入浙江。在江西者分江左江右两军，沿江而下，合浙江之兵克南京。旋因清党事起，宁、汉分裂，至七月间乃复合作。明年，一月，再北伐。至五月入济南，而五三惨案作。国民军绕道德州北伐。张作霖于六月三日出关，四日，至皇姑屯，遇炸死。其子张学良继任。至十二月九日，通电服从国民政府，而统一之业告成。

中国革命前途重要的问题，毕竟不在对内而在对外。军阀的跋扈，看似扰乱了中国好几十年，然这一班并无大略，至少是思想落伍，不识现代潮流的人，在今日的情势之下，复何能为？他们的难于措置，至少是有些外交上的因素牵涉在内的。而在今日，国内既无问题之后，对外的难关，仍成为我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外交上最大的压力，来自东北方。当前清末年，曾向英、美、德、法四国借款，以改革币制及振兴东三省的实业，以新课盐税和东三省的烟酒、生产、消费税为抵。因革命军起，事未有成。至民国时代，四国银行团加入日、俄，变为六国，旋美国又退出，变为五国，所借的款项，则变为善后大借款，这是最可痛心的事。至欧战起，乃有日本和英国合兵攻下胶州湾之举。日本因此而提出五号二十一条的要求。其后复因胶济沿路的撤兵，和青岛及潍县、济南日人所施民政的撤废，而有《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契约》及胶济铁路日方归中、日合办的照会，由于复文有“欣然同意”字样，致伏巴黎和会失败之根。其后虽有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公约》，列举四原则，其第一条，即为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及行政的完整，然迄今未获实现。自欧战以后，德、奥、俄所订的条约，均为平等。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努力于外交的改进。废除不平等条约，已定有办法。关税业已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亦已有实行之期，租借地威海卫已交还。租界亦有交还的。然在今日情势之下，此等又都成为微末的问题。我们当前的大问题，若能得有解决，则这些都不成问题；在大问题还没解决之前，这些又都无从说起了。在经济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更无生息的余地，资源虽富，怕我们更无余沥可沾。在文化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亦断无自由发展的余地，甚致当前的意见，亦非此无以调和。总之：我们今日一切问题，都在于对外而不在于对内。

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我请诵近代大史学家梁任公先生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以结吾书。

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祇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马拉顿前啊！山容缥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卅·九·一八于孤岛

目录

CONTENTS

历史原来可以这样解读

第一章 帝王传奇

1.唐太宗究竟是伪君子还是一代奸雄

2.唐太宗三次震怒缘何成就帝王佳话

3.唐朝时哪位皇帝最低调却成就最大

4.唐玄宗遇到过哪些离奇灵异的事儿

5.唐玄宗风花雪月中那些最浪漫的事

6.唐朝反腐败最坚决最有成效的皇帝

7.唐朝闷骚型王爷如何成就帝王伟业

8.历史上最富有人情味的唐朝帝王

9.史上两次被打却重赏打人者的皇帝

10.宋太祖职场超级秀玩死手下人

11.宋太祖棒打鸳鸯强扭瓜究竟为哪般

12.历史上第一个被尊称为仁宗的皇帝

13.历史上最孤独而饱受争议的改革家

第二章 宫廷秘史

1.“我爸是李渊”的唐朝拼爹官二代

2.唐朝公主们“拼爹坑爹”后果很严重

3.武则天改元“大足”隐藏着惊天笑话

4.唐朝最悲惨的官二代因何而死

5.风流公主之死而引起的轩然大波

6.唐朝让出皇帝宝座并善终的太子

7.杨贵妃为何集唐明皇三千宠爱于一身

8.靠博彩获得皇帝专夜权的宫闱秘事

9.多情皇帝生死两皇后的荒唐事

10.宋史上最让人敬重的垂帘听政者

11.皇帝和词臣共享名妓的风流事

第三章 官场风云

1.凌烟阁功臣中最不靠谱的是谁

2.谁是知恩图报终得善终的初唐名将

3.唐太宗手下武将中谁的武艺最高

4.唐朝那些可爱的官员和好玩的事儿

5.盛唐两位名臣为何在民间口碑俱佳

6.武则天时期流行给官员起绰号

7.唐朝官场上的那些荒唐事儿

8.八岁时就当上京官的唐朝第一神童

9.唐朝第一杀手不靠刀子靠嘴皮子

10.谁是唐朝最奢靡荒淫的第一巨贪

11.贵族们的骄奢淫逸毁掉了大唐盛世

第四章 名人轶事

1.一代名臣房玄龄为何畏妻如虎

2.毁琴散诗留下千古绝唱的唐代诗人

3.因一首臭诗而断送仕途的唐代诗人

4.唐朝科举考场上最有名气的枪手

5.宋史上敢焚烧皇帝诏书的一代名臣

6.宋史上含冤千年被误读的一代名将

7.宋史上宦海沉浮五起五落的传奇人物

8.谁是历史上被误读的一代奸臣

9.谁才是宋史上最牛的人

10.《水浒传》中老种小种经略相公是谁

第五章 疑史探秘

1.不自由的唐太宗为何成就了贞观之治

2.武则天为何要宠信酷吏实行白色恐怖

3.历史上谁对古城洛阳有着再造之恩

4.黄巢的千古生死之迷

5.唐朝为何会制造出许多民间才女

6.宋朝时北方为何会流行“鬼婚”

7.宋朝时是如何防止考生做弊的

8.究竟是谁在向北宋名臣范仲淹泼粪

9.历史上真实的宋江究竟因何而降

10.宋朝的高考状元郎究竟有多牛

第六章 民间八卦

1.唐朝那些风华绝代才子们的奇闻轶事

2.唐朝那些传奇女子们的轶闻趣事

3.唐朝妒妇警示小三上位如何心狠手辣

4.唐朝的吝啬鬼形象堪比世界四大名著

5.唐朝那些人鬼情未了的风流韵事

6.宋代文人笔下的禽兽情义无价

7.古代侠客怎被身怀绝技的悍妇羞辱

8.纵容红杏出墙甘戴绿帽子的古代男人

9.古代神汉是怎样忽悠当世名将的

10.古代甘心买春供丈夫淫乐的传奇女子

11.古代男子惧内惨被老婆修理的囧事

附：典籍史料

历史原来可以这样解读

在一个草根写史，历史通俗读物充斥图书市场的时代，历史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篮球，或者一个足球，谁都可以拍拍打打，或者走上前去踢上两脚，但是谁又能像如今NBA赛场上火得不能再火的林书豪一样，小宇宙就忽然暴发，而让国人五味杂陈呢？“零输豪”能否坚挺的把神奇进行到底？或者干脆像劲量小子梅西一样，令人眼花缭乱的把足球打进球门死角？

网络上解读历史的人越来越多，但要把历史写得像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观球的球迷们，看小林子打球一样赏心悦目和如痴如醉，那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历史本来枯燥乏味，古籍版本佶屈聱牙，既要有丰富的文史知识作积淀，又需要具有极高的艺术才情，我自忖自己做不到。但是对于历史，我可以算做是资深的草根爱好者了。不过说出来你可别笑，早在中学时代，我就是历史课代表，而班主任就是历史教员，这份得天独厚的关爱和照顾让我对历史着迷。那年头，六本中外历史课本，几乎能从头背到尾，甚至连注释和索引也不放过。记得有一次，班主任那个有些老套古板的历史老师在班会上大发雷霆，斥责同学们年少轻狂，老子天下第一。话音刚落，教室角落里就传来了一个幽幽的声音，老子叫李耳，又叫老聃。结果这位自作聪明，不合时宜的同学付出了站起来，被老师踹出教室的惨重代价，没错，这位没事找抽型的同学就是老蔡。

非常喜欢通俗历史读物，更喜欢畅销作家赫连勃勃（梅毅）的作品，尊重史实而又即兴发挥，常常让人击节赞好，如饮甘饴。而家里数千本从浩如烟海的书市中淘来的书籍中，仅历史类就占了绝大部分。历史书看得多了，再加上有点小资的文学爱好，就开始舞文弄墨起来。非常不喜欢时下有人带着轻佻和挑衅的口吻，鄙薄历史是个什么玩艺儿？历史在我面前就是一座山，一座厚重而神秘的大山，那里面蕴藏着无尽的宝藏，而打开这座宝藏的秘钥，绝不像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那样简单。麦家的黑室小说为什么诡秘神奇，玄机四伏？因为他另辟蹊径，独创了特情小说这种独门武器。

历史不是穿越剧，一穿越就是崂山道士，注定头破血流。只有敬重历史的人，才能触摸到历史的一鳞半爪。所以我一直怀着虔诚的心情对待历史，试图寻找这把历史的密钥，但却时常茫然。因为历史在历史学家眼里，就像一个罗生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视角和动机，而所采用的史实也不近相同，因此就像呈堂供词，各有道理。而所谓的二十四史里，既有良史，也有秽史，正史既非你认为的那样无懈可击，野史也非你想像的那样一无是处。最早接触野史，是一套十卷本的《全宋笔记》，读得那叫是一个泣血辛苦，不仅全书竖排，而且都是繁体字，好在文言文尚有些功底，再借助《古代汉语词典》，逐字逐句揣摩古意，仅读书笔记就作了数十万字。读完宋代，再读唐人笔记，唐宋文人笔记就象是一缕从天窗泻下的阳光，让我的心中顿时豁然开朗起来。如果说正史是嫡长的皇嗣血脉，名份已定，迟早要承继大统，那么野史就是皇帝与民间小三儿野合的遗腹子了，名不正言不顺，受尽了世人的白眼和冷遇。

既然正史通俗读物已经琳琅满目，而野史又让人欲罢不能；既然史事扑朔迷离，让人疑窦丛生，那么野史中又隐含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隐情和秘密呢？脑电波的频频发射，让我心跳加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冒险的游戏，疯狂的代价往往是血肉模糊和触礁搁浅，因为野史良莠不齐，许多唐宋文人笔记已经被史学家指正为谬误，以及假冒伪劣产品。好在草根写手在不违背基本的历史常识原则下，可以天马行空，自圆其说，未必历史就只能是一种解释，也未必历史就是普通人不能涉足的禁地。更好的是，我并非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可以以一个草根文史爱好者的角度把野史中的东西整理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你不必臭我，也不必自贬身份和我较真。记得小时候去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个晒谷场，而我这里不过是个野史晒谷场而已。感谢唐宋时那些绝代风骚的文人们，他们不用博客不用微博，而是用笔记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如此有趣而好玩的文化遗产，让我们在窥视历史写就在书楣和边角缝里的文字时，满怀发现的惊奇和内心的微颤。

野史很有趣，你能想到秦武王的名字叫做赢荡（淫荡）吗？这位史上最早超级喜欢举重比赛的诸候王最终与人在比拼中力竭而死，后世真该命名举重世锦赛为“赢荡（淫荡）杯”；更有意思的是唐玄宗在没有遇到杨贵妃之前，荒淫无耻的一点儿不亚于“羊车巡幸”的晋武帝，这位小名叫做“阿瞒”的皇帝，发明了“随蝶召幸”和靠骰子“投钱赌寝”的临幸方法，宫妃们个个都练就了出神入化的赌术，堪比周润发扮演的赌神高进；而宋仁宗听见宫外叫卖的“馄饨”声，虽然食指大开却吃不到嘴里；而后唐庄宗让人一拳揭翻，却心甘情愿的认赌服输，送给手下一个军区司令的官职……正史风流，野史疯狂，历史的蛛丝马迹隐藏在历代文人的笔端，真相或许就在抽丝剥茧、寻幽探秘中显现。

我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只是柜台前租花，但愿租的不是塑料花，而是不被人看好的散佚在历史典籍中的一束束野花，但愿你能闻到那满山遍野，不同于花棚中正宗伺养着的鲜花，那种异样的散发着野丁香一样清幽古朴的味道，我心足矣。我只愿和千千万万蛰伏在网络上的草根历史写手一样，坚守着自己的爱好，并且乐此不疲，就已经很知足，很快乐了。

因才疏学浅，书中谬误在所难免，期待大家批评指正。

是以为序。

老蔡的菜园子

2012年2月25日

第一章 帝王传奇

1.唐太宗究竟是伪君子还是一代奸雄

唐太宗李世民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其实这就对了，假如当初他按部就班，循规蹈矩，那么大唐帝国的皇帝宝座根本就轮不到他来坐。后世人评论唐太宗奸诈，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皆因他杀兄夺位，霸占弟媳，以及逼迫老爹让位，并且还利用帝王职权为后世留下了一本《贞观政要》。这本记载了李世民同志与臣子们关于施政问题的所有精辟对话，几乎成为唐朝后世帝王必备的红宝书，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李氏语录可能是史上最早的官方颁布的皇帝语录，所谓的“两个凡是”路线历史上是有迹可寻的。

唐太宗李世民是史上最堪玩味的帝王，说他奸诈我无异议，但说他是伪君子我则持反对意见，当初的“玄武门政变”流血篡位手腕是狠了些，但李世民要是不穿越学习李云龙首先亮剑，采取果断措施，兴许就会自身不保，革命就是流血牺牲，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二爷再不玩命，就会被太子党完命，结果他上台后生生刨制出一个贞观之治来，最起码对老百姓是有利的，凡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我们就拥护。再看看太宗对于魏征的态度，虽然魏征好名，数次三番在庙堂上折辱帝王脸面，你魏征就不能讲究个时间地点啊？太宗好几次都举起屠刀来了，但最终没有落下去，这说明太宗还是清醒而睿智的，换个皇帝，魏征早死好几回了。

至于李世民霸占了李元吉的宠妃，则是因为现代人根本不了解唐朝时的风俗，唐朝社会对这种事情比较宽容，就像今天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性丑闻一样，人们睁只眼闭只眼，只是到了后世道学家眼里，李世民就变得面目可憎而不能宽恕了，老李家是北地人深受胡人风俗影响，这种事情在李唐王朝属于芝麻绿豆大点事儿，现代人大可不必义愤填膺。正是因为当初皇帝的宝座来得有点不太光彩，所以李世民登基以后，极其注意自己的帝王形象，忍辱负重，励精图治，一心想做个后世称道的好皇帝，还真是做到了。

太宗在对待接班人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很纠结，但处理起来也很果断，太子李承乾是法定接班人，但此人却沉不住气，在太子党人煽动下蠢蠢欲动，几乎酿成李唐王朝又一次惊人相似的“玄武门政变”。他喜爱魏王李泰，做为一个父亲疼爱其中一个看起来很乖巧的儿子，此为人之常情，我们不必太过苛责。当他看到李承乾和李泰为争夺帝位而不惜手足相残，以死相拼时，他内心里最隐秘的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被触动了，处理起来绝不拖泥带水，也绝不留下后患，而是杀伐果断，手腕强硬，处死李承乾，罢黜李泰，最有希望的两个接班人全都靠边站，让最没有希望的晋王李治坐了个现成席，承平年代太需要像李治这样藏拙的老实人了。

李世民是一代奸雄，他狡诈有城府，又非常清醒睿智，历史上大凡此类帝王都有一番成就，刘邦如是，曹操如是，康乾亦如是。唐人刘餗（su）在《隋唐佳话》里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许多历史片断，我们可以从中来看看李世民究竟是怎样的一代奸雄？当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闹腾得不可开交时，太宗磨刀霍霍准备下手，于是问计于卫国公李靖，李靖多聪明的人啊，太子和魏王都不得罪，连连摆手。太宗于是转问英国公徐绩（赐姓李，也叫李绩），徐哥们儿也不傻呀，此乃帝王家事，管天管地管百姓，你敢管皇帝私事，长了几个脑袋？徐绩也装聋作傻不回答。搁一般皇帝早躁了，你吃我的，穿我的，不为我所用，要你何用？但李世民不这样想，他觉得这二人既未陷入朋党之争，又老成谋国，今后无论谁做皇帝，都是可以信赖的托孤大臣，从此以后，太宗更加看重此二人。

太宗征讨辽东时，让梁国公房玄龄留守西京长安，并告诉他一切事情都可自行裁断，不必请示汇报。有一天，梁公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口口声声说有人谋反要告密。老房一听十分重视，赶紧问你所告当朝哪位大臣？此人直言不讳，告的就是你！老房看此人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心里一惊，但自忖自己行得端，坐得正，没有什么不可赦免的罪名，他虽然有皇帝亲授特权，但并没有治此人诬告之罪，而是备下车马，将此人送往太宗征辽军中。太宗李世民听说首都长安来人告密，心里一想就觉得此事蹊跷，什么事还有房玄龄处理不了的？只有他自己的事是他处理不了的，李世民心思之缜密可见一般。太宗大怒，命令刀斧手两厢站立，厉声询问告密者，何人谋反？果然不出所料，答曰房玄龄。太宗马上命令手下将此人斩首示众，然后赦书一封，责怪房玄龄如此小事都不敢担当，并且告诉他今后但凡此类事情，自己处置就是了。

唐太宗李世民厉害吧？这件事将李世民奸雄的一面表现的淋漓尽致，房玄龄同志是讲政治的，不敢擅自专权处理他自己的事，而李世民玩起政治来比房玄龄还要得心应手，这是什么？帝王的驭下之术，让你心无二念，即规规矩矩的办好事，也让你断了君臣之间相互猜疑的戒心。李世民就这样非常信任手下？答案是否定的，他自己靠谋反取得天下，总是担心别人也依葫芦画瓢，跟他玩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游戏。他的心里，其实对谁都是一百二十个不放心。

有一次他突然试探对自己一直忠心耿耿的鄂国公尉迟敬德，斜着眼睛装做漫不经心的发问，有人告密说你要谋反，革我的命，真有这回事吗？原想着老将军会矢口否认和辩解，自己再好生安慰一下，却不料猛人尉迟敬德张口应道，你说得没错，我反是实。自从跟随陛下以后，南征北战，浴血沙场，靠着神灵佑护，侥幸不死，但身上都是战争留下的创伤，如今大业已定，天下太平，用不上我这个老家伙了，于是就怀疑我要造反。说完后，解开衣服投置于地，露出了自己的一身累累伤痕。太宗一看老家伙当真了，刹那间，这脸变得比尉迟脱裤子还快，太宗抚摸着自己爱将的伤痕，那眼泪水唰的止不住就流下来了（李皇爷这是影帝级的水准）。这话也就变了，好爱卿呀，快快穿上衣服吧，我本意是丝毫没有怀疑你要造反，所以才直言相告，你可千万不要怨恨我呀。得，玩过了，穿帮了吧？

有了这次教训，总该不会猜忌功臣了吧？否，李世民做梦都怕李唐江山变了姓，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位枭雄都会有的心病，到了晚年，太宗病情加重，他最不放心的是文武双全，谋略又高的英国公徐绩，于是他于病重之中下了一道诏令，远派英国公为荒僻的叠州（今甘肃迭部）军政长官。手谕即下，他悄悄的嘱咐儿子高宗李治，徐绩这个人，才智有余，能够担当大任，但是我担心他不服你管束，所以才会把他放得远远的，如今他要是接到圣旨后立刻出发，我死以后，你可把他召回，委以重任，但是他要是迟疑观望，逡巡不走，你可下令马上除掉他，切记切记！徐绩跟随了他的主子李世民这么多年，李世民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想些什么他咋能不知道？徐绩见到皇帝诏书，想都不用多想，甚至都没顾得上和家人吻别，马上赴任。

类似的例子很多，太宗玩起这种敲山震虎的小把戏乐此不疲，这是典型的奸雄作派，更是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惯用的统治之术，李世民绝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他担心旧臣勋将暗藏不轨之心，但并没有以莫须有的罪名大行杀戮之风，即使功臣之一的候君集反意有迹可查，他也只是杀一儆百而已，况且应候君集所请而宽恕了他的子孙后代，使候氏骨肉得以保全。唐太宗李世民的奸诈狡黠更多的出于集权统治的需要，以及保证李唐江山长久永固的倾情谋划，他是中国历史上不折不扣的一代奸雄，因为缔造了后世帝王向往的“贞观之治”而领一代风骚，这样的奸雄和明君理应值得历史学家们肯定和推崇。

2.唐太宗三次震怒缘何成就帝王佳话

明朝时坊间流传“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才子佳人故事，俺给大家讲一出唐太宗三次龙颜大怒如何成就帝王佳话的史实。要说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人还真是不简单，在他还是李二的时候，真的很二，他敢在他老爸李渊首鼠两端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坐实李家反他亲戚大隋天下的口实，这个冒着巨大的风险的选择是需要敏锐的政治眼光的，李渊冤不冤？更了不得的是二爷弓马娴熟军事才能出众，他老子坐天下，一大半的功劳出自他东征西讨，让这么一个功勋卓著的潜龙屈居所谓的太子之后，就是二爷不郁闷，手下那帮虎狼之辈也会一辈子不快乐的。

虽说后来的政变充满了血腥，但李世民是最早深刻阐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从来就没有神仙和救世主”这两条颠扑不破真理的帝王，这位依靠铁血和自己动手理直气壮走上皇权的开明君主创造了大唐王朝“贞观之治”盛世，看来流血和篡逆手段尽管不光彩，但最后的结果总算是好的，验证一个好皇帝和歹皇帝的唯一标准是人民是否生活富足，所以李世民可以成为千古一帝。俗里俗气唤作李二的秦王摇身一变成为了唐太宗，但其身上沾染的北地胡人戾气和暴虐时不时还会发作。

唐人吴兢在《贞观政要》中记载，李唐王朝是马上得天下，加之太宗早年沙场征战，所以一辈子酷爱骏马，当时宫中有一匹千里马，太宗非常喜爱。可是有一天，这匹马无缘无故的暴毙了，太宗心痛的不得了，勃然大怒之余迁怒于养马人，要求将此人处以极刑。长孙皇后见其忿忿不平，就委婉劝谏道，昔日齐景公因为所喜欢骏马无故而死就要处死养马人，晏子就说，这个养马的人有三大罪状，其一，养马而死；其二，使君王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就会怪罪君王草菅人命；其三，诸候闻之，必然轻视我国。齐景公听到晏子的反讽后，怒气渐消，于是宽恕了养马人。如今陛下饱读诗书，难道忘了这件事吗？太宗恍然醒悟，于是也饶恕了养马人。此唐太宗一怒也。

唐人刘餗在《隋唐佳话》中讲道，有一天，太宗罢朝回宫后，怒火万丈，并且喋喋不休的暗中发誓，一定要找个机会杀掉这个不识相的老农民。长孙皇后惊奇的问道，谁惹陛下不高兴了？太宗说，还有谁？魏征呗。这个家伙每次在朝廷之上，都要和我争辩，羞辱我这天子颜面，害得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长孙皇后听完后退到后宫，穿戴整齐凤冠霞帔，非常庄重的叩拜于廷堂之上。太宗看到这一幕非常震惊，急忙问所为何事？皇后说，我听说君主圣明，才会出现忠臣，如今陛下圣明，故此才有魏征直言相谏，我是皇后统率后宫，遇到这样值得庆贺的事情，又怎能不隆重为陛下庆贺呢？自此，太宗更加敬重皇后，并且和魏征演绎了君臣纳谏如流的千古佳话。此太宗二怒也。

唐人张鷟（zhuo）在《朝野佥载》中还载有唐太宗另一段轶事，时吏部尚书唐俭与太宗下棋，两人都很较真，也许是唐俭棋高一招，也许是太宗想悔棋，唐俭不让，于是两人争得不可开交，太宗大怒，竟然把这位不识相的唐老倌儿贬到潭州（今长沙）做地方官。倒霉的唐俭被下放后，太宗还余怒未消，就对他非常喜欢的大将尉迟敬德说，这个姓唐的，竟然敢轻侮辱没我，我打算杀了他，爱卿你可到时为我作证指责他。敬德唯唯诺诺，不做正面回答。第二天早朝时，太宗让敬德作证，敬德叩过头后，竟然说不知道。太宗再三作问，敬德不改前言，一问三不知。太宗大怒之下，随手抓过玉佩碎裂于地，然后一挥衣襟退朝。下去后，思索良久，想通了，就把三品以上大员召进宫中赐御宴，太宗举杯贺道，敬德今日做了一件大功德，其一，唐俭免冤死；其二朕免滥杀；其三，敬德免屈从。此三利也。朕因怒而没有犯下过错，唐俭有再生之幸，敬德有忠直美名，此三益也。于是犒赏尉迟敬德一千匹锦锻，群臣欢呼不已。此太宗三怒也。

唐太宗有此三怒而没有成为桀纣之君，滥杀无辜。一是因为他身后有一位贤慧聪颖的好妻子。据史书记载长孙皇后和唐太宗结婚时才十三岁，这两位少年夫妻相敬如宾，栉风沐雨一路走来荣辱与共，唐太宗的秉性缺点长孙皇后一目了然，正是因为夫妻情深恩重，所以长孙皇后的话唐太宗能听得进去。再者，长孙皇后为唐太宗继位发挥过重要作用，“玄武门政变”中长孙皇后曾经亲自激励将士同心同德，孤注一掷，这样一个具有独到政治眼光的女强人与太宗相得益彰，所谓的政治话语权都是自己争取来的。长孙皇后出身名门，且识大体，旧唐书上赞其“贤哉长孙，母仪何伟”，这已经是对后妃很高的评价了。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李世民谥其为文德圣皇后，誉之为“嘉偶”、“良佐”并修建高楼望陵怀念，无不表达了李世民对这位结发妻子的情深意重和感激之情。

其二，豪门贵族李世民成为皇帝以后，虽然血统中保留了胡人争强好胜和杀伐屠戮的一面，但总的来说，还是知人善用并从谏如流的，他重用读书人房玄龄和杜如晦，以及魏征等谏臣，并给予他们很大权利，尊重国家法度和十八学士建议箴言，或多或少限制了帝王的一言九鼎，生杀予夺大权，所以我们很难想像在那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权社会里，做为皇帝的李世民杀一个人会有所顾虑。再者，李世民的皇位是依靠流血手段争取来的，他不能不在乎自己的行为给帝国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每次盛怒之后都会躬身自省，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他的自律，就不可能成就魏征的清名和诤名，而魏征也并非我们想像的那样刚强正直，太宗曾经说过此人“妩媚耳”，即魏征好名，所谓君臣际遇，其实不过是二人心有灵犀合演的“双簧”罢了。

公允的说，李世民个人品质也是他成为千古一帝的决定因素之一，他绝非纨绔子弟，而是隋末战争中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家，他能顺利发动政变走上皇位，也得益于他在军队中的巨大威信和绝对影响力；其次饱读诗书，让他从历代帝王覆没中吸取了教训，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让他重视文官集团作用；休养生息、轻瑶薄赋政策施行让他赢得了民心。史书上记载唐太宗和长孙皇后都能身体力行的践行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国策，上行下效，唐初帝国焕发了勃勃生机，而“贞观之治”的开创也是对这位帝王最好的回报。诸如文中所言唐太宗的三怒，是自然天性的流露，但他却能抑制住这种天性，而采取理性的方式，终成功德圆满的千古一帝，也绝非只是偶然而为之。

3.唐朝时哪位皇帝最低调却成就最大

在唐朝皇帝中，太宗李世民文武双全，英华盖世；而玄宗李隆基才华横溢，天纵聪明。与他们相比，高宗李治显得低调而默默无闻，像是唐朝帝王中的一位草根，在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强势衬托下，李治似乎显得缩手缩脚，更像是一位被女人颐指气使的受气包。其实不然，高宗李治是大唐盛世的承前启后者，虽然不能算作是一位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帝王，但是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难得的好人皇帝。

按理说，唐朝第三代帝王再怎么也轮不上他，李治的皇位纯属坐冷板凳等来的，谁让他的哥哥身为太子的李承乾和他老爹宠爱的魏王李泰，两人卯足了劲为争夺皇位往死里掐呢？结果太子李承乾在沉默中暴发，然后在暴发中灭亡，而四哥李泰则在明争暗斗中失宠，身为晋王的李治捡了个大便宜，成为了李唐帝国第三任CEO。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李治碌碌无为，只不过躺在他老爹给他留下的雄厚基业上睡大觉，唐帝国在他统治下风平浪静，李治只是过渡期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这种理解有失偏颇，李治任上，虽然没有什么值得彪炳史册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大成就，但以衡量好人皇帝的标准来看，李治这位皇帝委实做得还真是不赖。

谁能真正对老百姓好，谁就是好皇帝，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李治不折不扣的是位好人皇帝。李治上任伊始，就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这么做，等于是否定了他那位好大喜功的老爹李世民发动的辽东战役，这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让唐帝国从“贞观之治”的繁华景象中深陷泥淖，导致唐帝国乱象丛生，是他力挽狂澜，使帝国走上了休养生息焕发生机的正常轨道。其次，李治下令，归还了国家多占百姓田地，并且多次开义仓赈灾和赦免天下租赋。他还亲自提拔和任用了一大批贤臣良相和安帮定国的武将，如辛茂将、卢承庆、杜正伦、薛元超、魏元忠等，而武将方面，则有苏定方、刘仁轨和裴行俭等，在唐帝国二十多位皇帝中，李治的统治时期国家版图最大，依此硬指标衡量，李治对唐帝国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更难得的是李治的品质，就像他的小名一样“为善”，李治是一位大善人，他为人慈祥、低调、俭朴，不喜欢大兴土木，不信方士长生之术，还不喜欢游猎，这些历来为所谓的神武英明的君王，诸如唐朝时比他的名气大得多的李世民、武则天和李隆基都会犯下的难以避免的错误，李治一样都不沾。比如《新唐书》载，李治还是太子时，太宗要求围猎习射，李治就以不爱好为由婉拒。在高宗本纪中，多次记载着李治大赦天下，体恤民力，以及尊老爱幼的事迹。如赐民八十岁以上者粮食和布帛，妇人八十岁以上者授郡君，并赐毡衾粟帛。他还放还宫人，让她们免受深宫禁苑之苦。禁止胡戏，倡导天下清新风气。并且下令皇后身体力行做出表率，带头植桑养蚕，鼓励民间勤劳致富，在他看似无为而治却又效果奇佳的统治下，唐朝渐渐恢复了元气。

在唐人刘餗的《隋唐佳话》中，记载着高宗李治几个小故事，从中我们可以一窥这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好人皇帝的真实面目，看出他的仁者之风和厚道之处。高宗有一个乳母叫做卢氏，曾经是滑州（河南安阳）总管杜才干的妻子，杜才干在唐太宗时期因犯谋反罪被诛杀，因此这位卢夫人就被收于宫中充当李治的乳母。李治即位以后，感念卢氏对自己的哺育之恩，分封其为燕国夫人，为一品诰命，恩宠无比。卢氏依恃高宗宠信，数次三番想为自己那位短命的丈夫杜才干翻案，大意是说自己的丈夫受人蒙蔽，是被冤屈致死的，高宗李治虽然很感恩，但是始终没有松口，并且对卢氏说，这是先朝之事，我怎么敢擅自变更先朝父皇的决断，最终也没有为卢氏所请翻案。这件事足以说明，高宗宠信归宠信，但在大事面前还是不糊涂的，坚持原则而不被妇人蛊惑失去理智。

高宗手下有一个叫做杨德干的官员，时任万年县县令，有一次，一位地位很高的宦官仗着高宗宠信，在百姓的田地中放鹞子玩，将田中庄稼弄得一片狼籍，杨德干下令擒拿治罪，结果将这位宦官杖脊二十下，并且砍下了犯事的鹞子头。宦官深以为耻，就屁颠屁颠的跑到高宗面前添油加醋的诉说杨德干的不是，高宗不为所动，这位惹事的宦官脱下衣服，让高宗验伤，并且痛哭流涕的要求高宗治杨德干以下犯上之罪，打狗还得看主人不是？高宗看过伤后，沉默不语，问得急了，徐徐说道，你早就知道杨德干这个人强硬凶悍，为何又要无事生非，侵犯他治下百姓的田地呢？说完后起身离去。

高宗朝时，朝中贵族仕宦有结党营私现象，高宗深以为忧，当时全国有七大姓比较强势，为太原王姓、范阳卢姓、荥阳郑姓、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这些豪族们恃其名望威信，不愿与其他姓氏缔结婚姻，而是门当户对的选择彼此之间互为姻亲，因为这些人既是当地豪强，不少人又执掌兵权，长此以往，就会架空朝廷，对抗中央集权，而对国家和平政策构成很大威胁，高宗下令，禁止这些人相互通婚，于是这七大家族结成的铁桶阵遂被攻破，再不敢私下互为表里，高宗以他的远见卓识解除了这些仕族大户对当地政权的威胁。

高宗被称为好人皇帝，最重要的一点是爱民，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他要求大臣们恪尽职守，并且每日引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苦。高宗的臣子们萧规曹随，严格执行太宗遗嘱，高宗还保境安民，多次获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百姓在他的统治下安居乐业，史称他执政时为“永徽之治”。高宗最为世人诟病的是他对武则天的宠幸，以致后来颠覆了男尊女卑的旧有格局。李治其实并非对武则天百依百顺，也不是对武则天就一直袖手旁观，任其为所欲为，他曾努力限制武则天权力，一度打算废黜武则天的皇后身份，但晚年的他患上了头疾，眼睛全盲，在掰手腕的政治斗争中，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已经无法撼动武则天的强势地位了。

这位好人皇帝在位34年，于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驾崩，终年56岁，死后葬于乾陵。李治晚年因纵容武则天干政，回天无力，致使武后临朝执政后对李氏宗室大加屠戮，因而李唐正史对其评价不高。他死后，武则天开辟了一个全新武周王朝，似乎也没他什么事儿，他的余光遮掩在一代女皇的荣耀之下，他甚至差点成为李唐帝国终结的罪魁祸首，所以正统历史学家对他也不太“感冒”。好人皇帝似乎带着这种尴尬而湮没在历史的卷帙浩繁之中，反倒是一直对他感恩在心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给了他一个安慰，死后同穴，世事就是这样的富含戏剧，而历史对他，这位好人皇帝似乎多少有些过于寡恩而薄情了。

4.唐玄宗遇到过哪些离奇灵异的事儿

唐玄宗李隆基或许是唐朝最有争议的皇帝了，这个人年轻时头脑清楚，杀伐果断，和姑姑太平公主审时度势发动兵变，一举剿灭了妄想效仿武则天做第二个女皇的韦皇后，把失势遭贬的老爹李旦第二次扶上了皇帝宝座，自己也顺理成章的当上了太子。后来姑姑太平公主入朝参政以后，野心急剧膨胀，也想做女皇，又是李隆基抢先下手，除掉了太平公主和余党，这位先后踩着两个女人尸首上位的帝王，开创了唐朝最为著名的“开元盛世”。成也女人，败也女人，一生离不开女人缘的唐玄宗李隆基晚年因宠爱杨贵妃而荒废政事，终致唐朝遭受“安史之乱”重创，从此盛唐一蹶不振。

史载，李隆基在七岁那年就已经胆识不俗，当时朝堂举行祭祀仪式，将军武懿宗大声训斥皇家侍从护卫，小李子看不过眼了，马上怒目而视，喝道：这是我李家的朝堂，干你鸟事？胆敢如此放肆的训斥我家骑士护卫。权势熏天的武懿宗被这个七岁的小孩喝斥的目瞪口呆，武则天得知后，对这个志存高远的少年郎备加喜欢。唐人郑处诲在《明皇杂录》中记载，武则天做女皇时，在朝堂大殿中宴请诸位皇孙，说是观赏子孙相互嬉戏，实则心机深厚的女皇是在观察后代，挑选事业接班人，为此女皇不惜命人取来西域国进献的宝贝玉环钏做为奖品，让李氏诸孙比试本领，其他人都表现的很积极，踊跃相争，唯独李隆基冷眼相向，不为所动，武则天非常惊奇，抚其后背赞赏道，此儿当为太平天子。

一语中的，唐玄宗李隆基还真就做了四十多年的太平天子，野史上流传的这位太平天子的故事很多，年轻时他不但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改革家，终其一生，还是造诣极高的音乐家和书法家，以及天才的作曲家和戏曲家，传说他的许多音律灵感都来源于他的通灵，比如著名的唐朝大舞《霓裳羽衣曲》就是这样诞生的。唐人郑綮《开天传言记》就记载了这样一件灵异的事，有一天，玄宗李隆基座于大殿之上，手指头不停的在身上摸索，退朝后，高力士就问他，陛下刚才以手按摸胸腹，莫非龙体欠安？玄宗答，非也，我呢？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夜游月宫，诸位神仙赐我以上清之乐，嘹亮清越，非人间所有，伴随着美仑美奂的音乐不经意中我就喝醉了，神仙们合奏了一支曲子送我归来，这首曲子凄楚动人，杳杳在耳，回来后，我用笛子试着演奏了一遍，基本上还能记得住。坐朝的时候，我怕遗忘了梦中音乐，故此怀中揣笛，经常走神，以手指在怀中摸索回忆，并非身体不适。高力士马上拜贺，请求玄宗赏赐一曲。玄宗一曲奏完后，余音绕梁，妙不可言。高力士再拜询问曲名，玄宗笑道，此曲名为《紫云回》也。

唐玄宗李隆基确实了得，不仅个人能够演奏多种乐器，如琵琶、二胡、笛子、羯鼓等，还能作词作曲，谱写歌舞大曲，如《夜半乐》、《荔枝香》、《长生殿》等等，还能让乐工们为大象，犀牛翩翩起舞配上动物狂欢曲。当然作为音乐人的玄宗这些灵感究竟从何得来，是天赋异禀？还是潜心创造的？还是剽窃手下豢养的一大帮子音乐人的？却也一直是个秘。

再说玄宗泰山封禅时发生的两件灵异之事，唐玄宗李隆基泰山封禅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史实，发生于公元725年，新旧唐书上都有着明确的记载，而且其亲自撰写并用八分书所作《纪泰山铭》就刻在山顶大观峰，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洋洋千言的唐摩崖碑。话说玄宗这一年12月，带着仪仗队浩浩荡荡前往泰山，这一天，来到了荥阳地界，忽然在济水河上看见了一支张牙舞爪的黑龙，封禅队伍被吓得七零八落，玄宗佯做镇静，命令侍卫张弓射杀黑龙，弓弦响起后，黑龙忽然潜入水中不见了，从此济水河风平浪静，再没有发生洪涝灾害，这条河也就被命名为旃然。河中有异物并不鲜见，没准是古代并未灭绝的生物，或许就是一条大鳄鱼呢？很有可能是后世文人借玄宗泰山封禅而夸大事实，但这件事却明白无误的记载在唐人郑綮笔下。

玄宗封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浩浩荡荡的官员队伍和仪仗队来到泰山西侧的时候，突然东北风大作，从中午一直刮到晚上，随从人员住的帐篷被风撕破，支撑帐篷的柱子也被吹断。官员们因此大惊小怪，十分恐慌，乱作一团。这时被封为封禅使的张说为了稳定人心，也为了给玄宗李隆基造势，就说：天子封禅，一定会地动山摇，也会惊动各路神仙的，我们有如此圣明贤德的君王，自然会有东海之神前来迎接，大家不必慌乱，一会儿就好了。果然到了泰山脚下，天气一下子变得风和日丽，一点风都没有了。但是到了晚上，玄宗沐浴更衣，焚香斋戒时，天气又变得恶劣起来，狂风大作，寒气彻骨，玄宗马上停止饮食，肃立寒露之中，向天祷告，奇怪的是一番祷告之后，竟然树静风止，天气变暖，微风拂面，第二天，就在响彻云宵的丝竹之声和缭绕回旋的焚香中玄宗完成了这次惊天动地的封建迷信活动。

史载，玄宗封禅时，因泰山道路崎岖，车马不便行走，于是益州进献大白骡一头，这头骡子长得洁朗丰润，体态雄伟，玄宗便乘坐着这头骡子上山，坐在骡子背上的玄宗感觉到异常柔顺舒适，大白骡行走如履平地，玄宗也不觉得疲惫，而封禅祷告天地礼成之后，仍然是骑乘这支白骡下山，到了山下的山坳之中，玄宗稍事休息，这时负责管理骡马的官员慌慌张张跑来报告，说那头大白骡忽然无疾而终，死翘翘了。玄宗十分伤感，感叹这头灵兽善始善终恪尽职守，并赠其谥号为“白骡将军”，然后让有关地方官员以棺椁厚葬，垒石为墓，以供后人凭吊。据载此墓设在山下封禅坛北一里左右，至百年后唐昭宗时还在。

唐人张鷟在《朝野佥载》中还记载了发生在唐玄宗身上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读来让人颇有些惊悚。话说开元五年春，即公元717年，掌管天文地理以及天气变化的官员谨见唐玄宗，直言不讳的告诉皇帝，昨天夜观天象，天示异警，似乎有重大灾难降临。玄宗一听，非常震惊，就问究竟天示何等灾难？这位官员说，天象显示将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如今新科及弟的进士人数刚好与此相等。这一年，及弟的进士中有一名叫做李蒙的人，正好就是唐玄宗的驸马爷，公主女婿。唐玄宗以天机不可泄露为由，没有说破这件事，而是密召女儿进宫，面授机宜，警戒女儿说，这几天不管哪里有多么盛大的宴会和多么宏大好玩的民间游玩场所，你都不可让李蒙参加，必要时把他反锁在家里。公主回到家后，按照唐玄宗吩咐，四门紧闭，把李蒙留在家中。

你想这李蒙是新科进士，又是当朝驸马爷，这心早就飞到外边去了，被关在家中的李蒙听见外面锣鼓喧天，音律响起，早就按捺不住了。当时曲江涨起了大水，水面上数舟相联，新科进士们都去了曲江画廊彩船上，尽情渲泻和庆贺，李蒙听见同伴的召唤，一跃而起，背着公主，偷偷从院墙上翻了过去，满心喜悦的登上画舟，这艘载满了新科进士，以及花枝招展的乐妓和船工的画舟刚刚驶离岸边，就因严重超载而瞬间倾覆在江中，三十名新科进士竟然如天象所示，无一生还。

这究竟是唐人张鷟的臆想呢？还是史上真有其事？笔者查阅了开元五年手头上所有的资料，居然在《旧唐书》玄宗本纪中发现，这一年的二月份河南河北遭遇洪涝灾害，而河南与陕西咫尺之遥，而且唐朝科举一般在一月和正月的某一天，时间上有着某种契合，另外张鷟其人当时是闻名朝野的文学大家，国学泰斗，日本遣唐史和朝鲜使节都对其崇拜有加，以重金获取他的作品为荣，他会这么不负责任的胡编乱造吗？而且张鷟恰好生活在这个时期，直到公元740年才去世，开元五年时他才47岁，玄宗会容忍他这样黑白颠倒，无中生有吗？再者唐朝时确有进士及弟后在曲江欢宴庆贺的习俗，而且《朝野佥载》这部唐人笔记在史学界地位不低。但是这样一件震惊天下的重大灾难，三十名进士同日遇难，又为何正史上从来没有记载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佐证呢？只有张鷟这一例孤证。既为孤证，自然难以信服，难道是后人捏造而混杂于张鷟所做《朝野佥载》中吗？或许也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5.唐玄宗风花雪月中那些最浪漫的事

唐玄宗李隆基在刀光剑影和一片血雨腥风之后，于公元712年登上皇帝宝座。那一年，他正好27岁，这正是精力充沛，大展宏图的绝好年华，这位小名唤作“阿瞒”的政治强人也像同名的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魏武王曹阿瞒一样，在唐帝国第九任CEO位子上，早期殚精竭虑，任人为贤，开创了大唐彪炳史册的“开元盛世”，可惜的是在这之后，他也无可避免的沾染上了帝王穷奢极侈贪图享受的恶习，非独如此，玄宗李隆基还是唐朝帝王中最负盛名的一代情种，风流天子。他和杨贵妃那场天荒地老的爱情故事脍炙人口，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在民间广为流传。

唐玄宗在爱上他儿媳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之前，最宠爱的是武惠妃也就是寿王他母亲，可惜武惠妃天不假年，早早就香消玉殒，是杨贵妃及时填补了这位精力充沛，荷尔蒙分泌过盛的帝王空虚的内心。传说玄宗年轻时后宫四万佳丽，流连在这些花丛中，李隆基独创了许多风花雪月和浪漫的事儿，让今人大开眼界的同时，也依稀窥见了唐代后宫中荒淫靡烂的帝王生活，五代后周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了这位超级情圣风流天子不为人知的许多荒唐和浪漫并存的事情。

唐玄宗李隆基在没有得到杨贵妃之前，最大的幸福和最烦恼的事情相生相伴，因为面对后宫中那些成千上万的佳丽，他不知道究竟该怎样选择和取舍，于是这位风流天子想出了两个妙招儿，一个叫做“随蝶所幸”，即每年的春天里，不分黑夜白昼欢饮花酒于宫殿之中，并且下令让那些貌美如花的嫔妃们头上遍插鲜花，唐玄宗只做一件事，就是捉放粉蝶，只要蝴蝶落在哪位嫔妃头上，这一夜便选择哪一位嫔妃侍寝。还有一种叫做“投钱赌寝”，即让宫中嫔妃利用金钱进行赌博，谁赌赢了，这一晚享有皇帝专夜权，这两种方法荒唐中带着公平，天竞物择，赢者心安理得，输者心服口服。唐玄宗把自己的嫔妃们都训练成了花痴和赌神，那些妃子们发冠上遍洒蝴蝶喜欢的香味，没准儿花露水就是打这儿来的，也没准儿那些宫中佳丽们个个都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赌术出神入化。只是后来玄宗情有独钟，专宠杨贵妃，这两种方法也渐行废止。

玄宗是一个有趣的人，也是一个很懂女人心的人，为了排遣宫女寂寞，每年的清明前后，就会令手下在后宫中搭设无数个秋千，让宫女们尽情游戏玩耍，而看着宫妃们相互间的调笑和追逐，以及上下翻飞，群裾飘动，玄宗喜不自禁，称呼此为“半仙之戏”，后来这个说法就流传到了民间。唐玄宗还喜欢宫妃们一个个都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越是特殊的装扮越能打动他，于是宫妃们绞尽脑汁搞最佳创意，其中有一个宫妃将素粉饰于两颊，看上去十分惹人喜爱，于是宫女们竞相效仿，时宫中唤为“泪妆”，似乎有着某种不详的谶言，后来果然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安史之乱”，可谓预兆在前。

唐玄宗51岁那年爱上了儿媳杨玉环，这一年杨家女国色天香，刚刚才满27岁，做为老夫少妻，唐玄宗千方百计别出心裁的为讨美人欢心，将所有才智和激情都花在了这位倾城倾国的贵妃身上，从此君王不早朝而荒于政事。唐玄宗对杨贵妃真是爱到了极致，有一次，皇宫后花院中桃花灼灼盛开，玄宗走上前亲折一枝，插于杨贵妃发冠之上，一脸深情的对心中最爱说，爱妃你千娇百媚，而此花更能助长你的娇媚之态。这对老夫少妻少不了在桃树下耳鬓厮磨，海誓山盟，而终其一生，玄宗独爱桃花，渊源于此。玄宗曾面对杨贵妃大赞桃花，说道：不独萱草忘忧，而此花亦能销恨。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恋时刻溢于言表，浪漫之情随处可见，春夏之交，玄宗与贵妃为了避暑而游玩兴庆池，两人如胶似漆整日缠绵于为此专门修建的水殿之中，身边的宫女嫔妃们凭栏伫立，探身俯视池中的雌雄鸂鶒（xī chì俗称紫鸳鸯，比鸳鸯稍大）戏水，唐玄宗一脸幸福的怀拥杨贵妃于绡帐之中，不无得意的向众嫔妃炫耀，尔等但爱水中鸂鶒，怎知我怀拥美人，争做被中鸳鸯。炫爱是吧？让那些充满羡慕嫉妒恨的嫔妃们此刻恨不能生吞活剥了杨贵妃。秋夏之交，天高气爽，皇家太液池莲叶田田，一望无垠，其中数枝莲花开放，玄宗与王公大臣游玩观赏，左右无不被这人间美景所吸引而赞赏不已，唐玄宗再次春风得意的一指杨贵妃，满眼眩晕的做幸福状，莲花有什么了不起的，怎么比得上我那如花解语的美人儿？

玄宗与杨贵妃经常通宵达旦，饮酒欢宴，为了助兴，别出心裁的发明了“风流阵”，何谓风流阵？每次酒喝到正浓时，就会分成两拨，玄宗带领宫中随从百余人，而杨贵妃率领宫妃数百人，在庭院中分列两队，以霞帔锦被为旗帜，相互攻击打斗，凡败者罚之以巨杯饮酒，以此助兴添彩。无故妄兴旌旗，徒举刀兵，后来果然应了安禄山兵乱的景象，和周幽王烽火戏诸候可堪一比。玄宗时刻心系贵妃，每次杨贵妃不胜酒力，喝得双颜微红之时，玄宗就会亲折木芍药，让贵妃亲嗅其艳，以此来醒酒。

白居易有诗云：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极尽唐玄宗和杨贵妃缱绻缠绵爱情往事。史实也是如此，自从玄宗专宠杨贵妃以后，每年的七月七日七夕之夜这两人都会在一起度过，且常常在华清宫中游玩和赏月，因为他俩这种情深意笃的真实写照，而给宫女嫔妃们留下了一个风俗，当时的宫女们都在私下里摆上香案，遍陈瓜果酒馔，而举杯遥祝牵牛和织女星，希望自己也能幸福美满，同时捉无数只蜘蛛于小盒之中，天明打开复视，以蛛网繁密和稀疏而视自己的美好愿望能否得以实现。只是蛛网恢恢，又有多少白头宫女能够一解寂寞红颜，无奈于宫中禁苑之地的相思之苦呢？后来民间亦多有效仿。

正是因为唐玄宗专宠杨贵妃而不理朝政，给了野心极大的安禄山可乘之机，安禄山那句讨巧的胡儿只知有母，安知有父？既迎合了杨贵妃骄宠无比的心理，又拍得唐玄宗内心舒服异常，所以隆遇日甚。唐玄宗宠信安禄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年事已高的唐玄宗经常感觉到在杨贵妃面前心有余力不足，精力透支。安禄山以西域研制的助情花香百粒进献唐玄宗，这种春药大小如米粒而颜色暗红，玄宗每次入睡之前，含食一粒，助情发兴，精力旺盛无比。贪欲的玄宗甚至私下里不无炫耀的对手下人说，此药乃为朕的慎恤胶也。慎恤胶是什么玩艺儿？想当年就是赵合德用这种东西而让汉成帝死于她的牡丹裙下。

唐玄宗为了他的最爱付出了国破山河碎的惨重代价。客观的说，唐玄宗和杨贵妃凄婉哀绝的爱情故事不该发生在皇家，这场注定以悲剧结局的爱情始于深宫禁苑，毁于权变和政治博弈之中，爱江山还是爱美人更像是人性中二律背反的悖论，玩物尚且丧志，何况是沉迷于万千宠爱于一身，只愿长醉不愿醒的红颜知己之中。当政治与爱情撞车之时，无论是怎样的海誓山盟，都一样经不起现实的碰撞而变得支离破碎，当一个帝王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时，后人又由什么理由去指责杨贵妃的红颜祸水呢？

当晚年的唐玄宗沉浸于“夕殿萤飞思悄然，残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入梦来”的孤独伤感和无尽凄凉的思念中时，回想起当初那些最浪漫的事，面对江山和美人，我相信如果让他选择，他一定还会选择前者，因此睹物伤情和所谓的美丽哀愁就只能是看作是一场娇柔做作的老年秀了。而做为曾经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那游荡在马嵬坡的孤魂，会不会感慨帝王无论怎样的爱怜，到头来都只能是一场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悲剧宿命呢？

6.唐朝反腐败最坚决最有成效的皇帝

幸福来得有点突然，做为唐穆宗的第五个儿子，唐敬宗和唐文宗的弟弟，王爷李炎眼看着大唐皇帝宝坐在哥哥们的屁股下面挪来挪去，原想着自己没这个福分，只能以锦衣玉食的王爷身份终老一生，却没有想到在哥哥文宗死后，会在宦官和后党们的利益博弈中鬼使神差的成为了唐王朝第十五任CEO。历史上的唐武宗因为崇道灭佛而被人们记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武宗李炎还是中晚唐那些懦弱昏庸的皇帝中，一位极少见的颇有作为的皇帝，尤其是他对于吏治的整顿，即旗帜鲜明的反对腐败，在帝国的廉政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武宗原来叫做李瀍（Chán），李炎是他死前十几天才为自己改的名字，这个名字比较通俗，再加上武宗主政以后政治改革方面的风风火火，我们就叫他李炎好了。李炎这个人不简单，身材高大，面相威猛，李唐家族返祖现象在他身上充分显现。因为长期耳闻目睹宫廷政治斗争的惨烈，所以其性情豪爽刚毅，喜怒不形于色。武宗很有政治手腕，因为皇位得益于大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的鼎立相助，所以他即位以后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然后不动声色的铲除了这些威胁皇权的政治毒瘤。李炎最大的好处是虚心纳谏，并且知人善用，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君臣之间相得益彰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就此拉开了序幕。

唐武宗李炎整顿吏治，反对官员腐败主要有以下几大措施。一是裁撤冗员，对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不遗余力的进行裁减，唐朝自武周朝以来，特别是武则天鼓励告密，并给告密者许以高官厚禄以后，因为合法官位不够，于是又增加了大量的只领俸禄不干实事的里行、拾遗、补阙、御史等闲官差，致使朝廷上下充斥着大量冗员，既使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又使帝国公务开支庞大，唐帝国已经到了入不敷出，财政枯竭的地步。会昌四年，即公元844年，唐武宗听从国家总理大臣李德裕上书建议，全国一下子裁减了各级冗员2000多人，按照唐朝时全国人口和官员比例来看，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此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最难的改革是什么？是针对人的改革，想想我们现在的步履维艰的人事制度改革，就可想而知武宗对于吏治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二是以高压政策，严刑峻法反对官员贪腐。这是武宗吏治改革最突出的内容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乱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是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基本上做到了从重从严，雷霆万钧，且绝不故息养奸，这与武宗还是颍王时耳濡目睹朝廷上下贪污贿赂成风，官员沆瀣一气有关。不反腐败，唐王朝举步维艰，反腐败，帝国则有可能走向新生。开成五年，即公元840年，武宗即位伊始，在大赦天下的诏书中就明确宣布，除十恶、叛逆、杀人和官员贪赃外，一切皆可赦免。将官员贪赃与谋反和十恶不赦大罪并列，显示了武宗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李德裕当了宰相以后，全国开始大范围的反腐肃贪，公元841年正月，武宗再次下诏，要求全国执行统一标准，凡文武官员贪赃绢三十匹者，一律处死。二月再下诏，凡官员贪污满千钱者，处以极刑。武宗李炎在位六年，自始至终保持了肃贪政策的连续性。

三是严禁官员借婚丧嫁娶大肆敛财。这一条与现行中纪委有关规定不谋而合，而武宗李炎很有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首创者。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11月，御史台上书皇帝武宗，说京城文武百官以及平民百姓皆以丧葬事宜，逾越礼法，靡费钱财，奏请皇帝禁止此种流弊。武宗在当王爷时就深知此种官场风俗，极易导致官员们变相行贿受贿，借机敛财，而败坏吏治。这种请客送礼风还有可能使官员相互勾结，深陷朋党之争。于是下旨，限制官员借婚丧嫁娶事宜叨扰民众，严禁借机敛财，损坏政风民风，这是武宗明确要求官员廉洁从政的又一大举措。

四是严禁官员从事高利贷和典当行业，不准与民争利。会昌五年，即公元485年，武宗下诏“古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人争业，然后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闻朝列衣冠，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与人争利。今日以后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唐朝时有官办高利贷机构，禁止官员私放贷款，可以增加国库收入，这可能是武宗的真实想法。但官员放贷，显然有权钱交易的弊端，官员还可以利用手中职权胡作非为，并对民间正常的借贷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扰乱唐朝金融市场。武宗严辞禁止，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民众以及促使政府公务员廉洁从政的作用。五是实行高薪养廉，对官员发放“养廉银”。传统认为清朝的官俸较少，所以雍正皇帝才想出了这个招术，以“养廉银”缓解官员收入过少的窘状。其实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都采用过此招，现代术语叫做高薪养廉。唐朝官员收入也不高，而且许多地方即使微薄的薪金也未发放到位，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官员从政的积极性，并为贪腐造成口实。武宗敏锐的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制定措施及时稳定官员队伍。其一，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严格官员薪俸发放，及时兑付。二是给官员加薪，在原来基础上发放两月俸禄，促使官员奉公守法。其三，提高边远贫穷地方官员待遇，改变国家公务人员只想做京官不想去偏僻之地现状，并为此专设观察使监督执行。其四国家借款给官员偿还债务。给官员加薪，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但是对武宗朝吏治清明的积极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唐武宗李炎不惜下大力气的整顿吏治和反腐肃贪其作用到底有多大？史料不甚祥细，但是武宗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在他执政五年之后，公元845年，李炎在诏书中讲道“由是退恶进贤，化行令举，刑奸赃之吏，破黩货之家，此宗社降灵，助成时政”，也就是说，他殚精竭虑大刀阔斧的改变吏治，对于结果作为皇帝他还是较为满意的。在他和李德裕的君臣戮力同心的合作下，唐帝国也多少恢复了一些元气，历史评价武宗李炎执政的这段时期，史称“会昌中兴”，也算是对这位颇有作为的皇帝的肯定。清朝士人王士祯甚至大加溢美之词“武宗之治，几复开元、元和之盛”，似乎多少就有些过了。

可惜唐武宗李炎在位仅六年，后来因宠信道士误服丹药年仅32岁就已驾崩，虽然会昌年间的吏治整顿和反腐肃贪也只是唐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并未能扼制住唐朝走向衰落的大趋势。但不管怎么说，唐武宗李炎还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任期间，唐朝相对经济景气，国力相对强盛，吏治也有了较大改观，要不然也不会取得数次对回鹘战役的胜利和对叛军刘稹的绝对优势和平定，这也是他之所以死后庙号“武宗”的原因，而这一切的成就皆源于武宗朝的吏治整顿、反腐肃贪，使唐帝国焕发了短暂的生机，这一点无论如何在历史上也是应该值得首肯和褒扬的。

7.唐朝闷骚型王爷如何成就帝王伟业

唐朝第十八位帝王唐宣宗李忱，绝对是一个异数，他是唐史上唯一一个以皇太叔身份即位的皇帝，他还是排在他之前上位的唐敬宗、唐文宗和唐武宗的叔父，他以37岁的罕见“高龄”入主皇位，居然其成就可以媲美唐太宗，被后人称为“小太宗”，他所开创的“大中之治”是腐朽没落的晚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因而唐王朝这抹最后的余辉注定也就显得更加难得和悲催。

更重要的是李忱在他哥哥穆宗和三个侄儿当皇帝时，他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闷骚型王爷，他太善于藏拙了，他的伪装和易容之术几乎骗过了所有的人，他内心狂热，而外表冷漠，表现出对皇权从来都不屑一顾的样子。不仅如此，他还很傻很天真，整天沉默寡言，呆滞木讷，如果你以为李枕是个傻子，是个弱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成功的把自己塑造成了唐王朝一个有你不多，无你不少的边缘人物，就是为了让那些强权人物忽视他省略掉他，而他则在漫长的等待中潜伏并伺机而起。

关于他的呆和傻，最初源于他的出身，李枕的母亲是一位出身卑微的宫女，在讲究根正苗红的唐王朝，李忱没有多少资本和别人争夺储君的位子，相反在宦官专权，晚唐皇帝走马灯一样轮转的时候，他敏锐的感觉到了生存的压力和四周潜在的危机，他只有表现出他的呆和傻才不会成为政治牺牲品，于是他开始装疯卖傻，沉默不语。恰好有一次他在谒见太后时遇上了宫中少有的刺杀事件，这一次，他似乎是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刺激，更加的不言不语，手足无措了。

还有一次，他侄儿文宗皇帝宴请亲王，席间欢声笑语，唯独身为叔父的光王李枕一言不发，文宗想拿光王开涮，就对诸王说，谁能让光王开口说话，朕重重有赏。于是大家都拿光王取笑，任由别人百般调笑和戏弄，李忱始终像泥塑木雕一样无动于衷，所有的亲王们都随着玩笑的升级而哈哈大笑，文宗皇帝也乐得前仰后合，唯独李忱不合时宜，逆来顺受，低头喝酒而掩饰内心的冲动，从这件事来看，李忱的定力绝非常人所有。

李忱的伪装和小心翼翼，还在于他对侄儿李炎的提防，这位后来成为唐武宗的侄儿不但有心计，更有手段，他绝不会放过任何对他的皇储地位构成威胁的人物，即使傻得一塌糊涂的光王也不例外，也或许李忱的伪装让李炎有了某种警觉，俗话说“阉驴踢死人”啊，于是李炎开始给叔父李忱制造无数个意外，期待李忱离奇消失，譬如打马球时，李忱忽然坠地，或者在朝堂的台阶上摔得鼻青脸肿，无数次摔倒又爬起，卧床又起床，李忱毫无怨言，就这样像狗一样顽强的活着，极其屈辱却低调而无言的活着……

即使李炎即位后，对这位长辈傻子叔父也没有掉以轻心，他指使宦官将李忱绑架，然后秘密关押，到了最后李炎彻底失去了耐心，干脆让这位不管是真傻还是假傻的叔父永远从地球上消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被投入厕所差点成为汉高祖时戚妃“人彘”一样的李忱被大宦官仇公武所救，从此浪荡江湖，流亡天下。据说李忱曾经遁入空门，差点成为一代高僧，当然这与武宗“会昌法难”灭佛，而李忱即位后恢复佛教有关，很有可能是佛门诳语，但不管怎么说傻子李忱的遭遇够惊险够刺激的了。

闷骚型王爷李忱逼真低调的伪装不仅骗过了他的哥哥穆宗，和他的侄儿敬宗以及文宗，只是差点在精明过人的武宗面前露了馅，但这段装疯卖傻的经历还是为他成功上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否则权倾朝野的宦官们也不会找这位傻子王爷替代因过多服食了丹药而死的武宗，以充当提线木偶做供自己操纵的傀儡，仇公武和马元贽以为李忱傻逼一个，只会乖乖听命于自己，于是在武宗死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忱从民间找来以皇太叔的名义当上了皇帝。

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噢，唐朝时没有眼镜，让所有的人惊得眼睛珠子都掉下来的是，李忱当上了皇帝以后，简直变了一个人，这个变化也太快了，连大宦官仇公武和马元贽做梦都没有想到，李忱居然是唐王朝最有心计，最懂韬略的帝王之一，他的所有低调和伪装，以及大巧似拙，大智若愚都是为了这一刻——君临天下，以实现自己蛰伏已久的抱负和治国理想，当初所有的酸楚和委屈都是为了这一刻的成功，李忱太厉害了，他的成功与其说是一个传奇，不如说这一切都是他早就未雨绸缪而精心算计的。

后来的事情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傻子王爷唐宣宗李忱即位以后，勤于政事，勤俭治国，体贴百姓，轻瑶薄赋，任人为贤，晚唐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腐朽的唐帝国短暂的呈现出“小康”局面，史称“大中之治”。而他一如唐太宗和魏征之间成就千古君臣佳话一样，也和魏征的后世子孙魏谟完成了纳谏如流的史话。饶有意思的是辅助他登上皇帝宝座的太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阉党势力得到控制，终其一生难得的在李忱执政时期没有对国家造成危害。

李忱当上皇帝以后，正值盛年，加上对帝国诸多弊端早就洞若明火，因而大刀阔斧改革政事并明于决断，他烧起的三把火几乎每把火都恰到好处，一把火使“权豪敛迹”，二把火使“奸臣畏法”，三把火使“阍寺詟气”，即指晚唐最大的问题宦官干政有所收敛，这些奸宦曾经无限膨胀的权力基本上受到限制，后人称誉他为“明君”、“英主”。非独如此，他还展现出绝佳的才学，他是白居易最大的粉丝，曾经想召白做宰相，并为白写过唁诗，全唐书中有所收录，更难得的是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平定了吐蕃作乱，打通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

李忱从默默无闻的傻子王爷到最后成为一代明君，走得是一条韬光养晦，大智若愚的道路，假如当初他过于张扬，过于个性渲泻，可能早就被人喀嚓完事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从李忱的际遇看来，世上大凡成大事者，必是耐得住寂寞，甘于孤独而低调的人，但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沉默寡言，木讷呆滞，内心却懂得制衡，欺人而不自欺，这需要多么高明的智慧和高超的驭心之术，看似简单而巧妙的伪装，绝非池中俗物所能模仿，所以唐帝国三百年间就只出了李忱这么一个异数。

8.历史上最富有人情味的唐朝帝王

前文说到傻子王爷李忱大智若愚，韬光养晦，在唐帝国舆论一片哗然中，不声不响，出人意料的登上了皇位，升为唐帝国第十八任CEO。这位低调王爷上任以后却成为了强势帝王，唐朝在他的治理下蒸蒸日上，并开创了为后世史学家所赞誉的“大中之治”。李忱属于历史上严重被低估的帝王，我们且不说他的政治成就，单就其作为领导干部的个人品质，与其他帝王相比较，他的身上就难得的闪现出人性之光，可谓史上最富有人情味的帝王，同时对他身边的亲属和工作人员，也严格约束，绝不允许身边的人打着领导的旗号为所欲为。

先说说他的人情味。唐人裴庭裕在《东观奏记》中记载，李忱生母郑太后出身微寒，李忱在当王爷时就很孝顺母亲，当上皇帝以后侍奉母亲就更加恭谨了，他把母亲安置在最为富丽堂皇的殿堂大明宫中，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体贴入微。对母亲如此，对其他兄弟姐妹也不赖，他对于王室宗亲们非常友爱，尤其是对那些战战兢兢的同姓王爷们，尽量让他们消除戒心，感受到自己的温暖。他当上皇帝以后，专门修建了雍和大殿，每月都要与诸候王们在此相聚两三次，同时放下皇帝架子，与同宗兄弟们在一块儿踢球一起演唱卡拉OK，其乐融融，每次派对结束后，都会赏赐无数。

李忱的亲妹妹安平公主下嫁驸马都尉刘异后，照例要给驸马爷加官进爵，国家总理大臣拟旨让小刘到边远的平卢地区担任军区司令，历练一下。李忱不干了，对总理大臣说，我只有这么一个亲妹妹，我想经常见见她，而平卢那个地方太远了，你还是重新换个地方吧。于是小刘被改授为邠宁军区司令，这个地方离京城比较近。李忱离别之际，拉着妹夫的手，特许安平公主夫妻俩每年都有探亲假，兄妹俩可以经常聊解离别之苦。在李忱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妹妹安平公主也是一个明理贤慧的女子。有一次，驸马小刘要紧急赶往辖区，临行辞别时，公主让另一美貌宫女随行伺候，公主身边的婢女李忱都很熟悉，唯独不认识这位女子，就问公主此为何人？公主说这是郎君小刘喜欢的一位女子。李忱高兴的说难得我的妹妹没有嫉妒之心，于是干脆将这个美眉的宫籍消除，而提升到主人的地位，李忱心细如发，做为皇帝是非常难得的。

对于他的亲舅舅，李忱的做法既富有人情味，又不乏独到的政治眼光，他的亲舅舅郑光，曾经连任平卢和河中军区司令，大中七年，入朝谨见时，李忱与舅舅纵论国事，发现郑光这个人不通文墨，也不好好学习，在交谈中语言粗鄙不堪。李忱一看，这样的人哪能独挡一面呢？于是下令总理大臣另行选派河中军区司令员，而把郑光留在朝廷。这样做还不够，因为他知道郑光不学无术，别无所长，生计堪忧，于是赏赐重金，把舅舅像个寓公一样富养了起来，终身不复委任其他职务。

李忱痛感元和年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一事，因此只要是宪宗朝的重要官员子弟，稍有些能耐的必定会提拔重用，他手下有一个叫做杜胜的中级官员，一次在政务大殿上，奏答合体，深得李忱满意，李忱随口问道，你是谁家子弟？杜胜说他父亲是宪宗朝非常有名望的大臣杜黄裳。李忱想起来了，还是在他当王爷时，杜黄裳就力主抑制宦官势力，打击奸邪小人。李忱非常景仰此人，再一看，老杜了得小杜也不赖呀，于是就悉心勉励小杜一番，亲自下旨提拔杜胜为朝廷中的较高级领导干部。

我们再来说说李忱是怎样约束和管教身边人的。唐人笔记中多次提到他对女儿即公主们的管教，永福公主因为一件小事而迁怒，折断了筷子，李忱当时就否决了她下嫁读书人的婚事，处罚不可谓不严厉。他的亲舅舅郑光仗着皇亲国戚的名份，偷逃国家税收拒不纳租，时任首都长安市长的韦澳是一个不畏强权的官员，就把郑光庄园中管事的人依法收监了，并贴出告示，以五日为期，否则就将严惩不怠。郑光急了，找到他姐姐郑太后向皇帝李忱求情，李忱紧急召见韦澳，韦澳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进行了禀告。李忱发问如果今日完税纳租，能够放人吗？韦澳说今日尚在期限内，明天就不行了。李忱赶紧承诺，国舅今天就缴纳租税，你能不能马上放人？韦澳回答，只要缴税，我马上放人。李忱入内劝告他的母亲郑太后，韦澳这个人凛然而不可侵犯也，还是让舅舅赶快交钱纳税吧。于是郑光赶紧照此办理。

万寿公主是李忱最钟爱的一个女儿，到了下嫁的年龄了，李忱委派总理大臣白敏中挑选一个好女婿，白选择了郑颢，小郑出身名门望族，父亲做过宰相，自己又是首科及弟，因此声名显赫。但是小郑显然对这门婚事并不乐意，暗中非常怨恨白敏中多事。大中五年，白因犯事被免去了总理大臣职务，被贬为邠宁一个中级官员，在向皇帝李忱辞行时，白敏中忧惧的说，前些时候，陛下爱女下嫁贵臣，你的女婿郑颢当时有婚约，正在赴楚州完婚途中，到了郑州时被我用文书追回，向他颁布了朝廷旨意，郑颢对于这门婚事很不满意，迁怒于我，衔恨入骨。只是因为我身为国家总理大臣而无可奈何，今天一旦我离开朝廷中枢机构，他必置我于死地。李忱微笑着说，我早就知道这件事了，为何你迟至今日才向我说明。然后令左右于便殿中取出一个小盒子，上面有锁。对白敏中说，这里面锁的都是驸马弹劾你的文书，如今我把他送给你，如果我早就听从了驸马之言，又怎能如此对你信任有加呢？白敏中感激涕零，回到家以后，将这只小盒子供于香案之上，日夜焚香祷告，感谢李忱的眷顾和恩遇。

对自己家人不偏听偏信，明察秋毫，对于身边的人，李忱也一如既往的严格约束和要求。国家总理大臣郑朗从总理衙门下班后归家途中，路遇皇帝的贴身使臣李敬寔飞扬跋扈，耀武扬威中冲撞了官驾，郑朗深以为耻，第二天上奏皇帝李忱，李忱把李敬寔召来责问，小李子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回答，我是皇帝您的供奉使臣，按照惯例不应该回避郑朗这样的官驾，我没错。李忱大怒，责骂他，你如果是奉我这天子之命横冲直撞尚可饶恕，又怎能因私外出而不回避冒犯国家总理大臣呢？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下旨剥夺李敬寔紫绶官袍，发配到基层戴罪立功。

这位史称“小太宗”的皇帝深知爱就是对他（她）负责任的道理，像李忱这样一个重情重义，不徇私情，充满人情味的优秀领导干部，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实属少见，我们见惯了虚情假义的帝王，也不少见那些熟悉的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兄弟相争手足相残的血腥场面，历史上难得有李忱这样闪现着人性光芒的皇帝，相比较刻薄、寡恩、多疑、凶残，以及历史上那么多变态的帝王，至少在读到李忱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时，我们的内心多少是温馨和充满暖意的。

9.史上两次被打却重赏打人者的皇帝

中国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其地位至高无尚。他若要让手下臣子谢幕玩完，你还得三跪九叩谢主隆恩。那个时候也讲三权鼎立，不过并非是西方近现代社会比较先进的政治制度，而是神权、君权、夫权三权当道，这三权集皇帝老儿于一身。而所谓天子，是真正意义上的替天行道，那权力就大了去了。然而历史上却有这么一位皇帝，两次被打，打人者毫无顾忌，被打者心甘情愿。你说这位皇帝是不是脑子有水，犯贱？其实不然，皇帝被打后居然若无其事，而且还给暴力男们以非常丰厚的赏赐。

这位皇帝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位爷年轻时就生得高大魁梧，相貌堂堂，在乱世混战中勇猛无比，杀人如麻，于乱军丛中如蛟龙龙出海一般，砍瓜切菜生猛异常，惊得冤家对头后梁太祖朱全忠一个劲儿的嚎叫“生子当如李亚子（庄宗小名），你他娘老天不公呀，奈何我的儿子都如猪狗一样不中用呢？”，李存勖打仗是把好手，治理国家却非其所长，他的老子李克用病死后，他继任当上了皇帝，这位爷开始满足现状，不知进取，享乐主义思想逐渐侵蚀了帝国上下，李存勖兴趣爱好广泛，自此摇身一变，风流儒雅了起来，既当起了梨园老祖，喜欢吹拉弹唱，又做起了帝国的文学青年，给后世留下了还不算太烂的几首诗歌文艺作品。

李存勖虽然贵为皇帝，但平常就喜欢演戏。有一次，这位爷巧施粉黛，笔点绛唇，披上了皇帝的新装和他豢养的一帮梨园子弟们唱戏为乐，一时龙颜大悦，兴之所至，四顾张望，大叫“李天下，李天下在哪里？”，而李天下正是他为自己所起的艺名，这可是普天之下最牛逼的艺名，他这样疯疯巅巅的呼叫，别人谁敢吱声？这一吱声就是僭越之罪，项上吃饭的家伙弄不好得搬家。这时只见一个戏子叫做敬新磨的马上跑到他的面前，一把扯住他的戏装，不由分说，一个大耳刮子就扇了过去，庄宗被打的脸冒金星，脸色大变，侍卫们和其他戏子都被吓得战战兢兢，一起把敬新磨抓住，责问他“为什么打皇帝的耳光？不要命了？”敬新磨不慌不忙的回答“李天下，李天下普天之下只有一人，还呼喊谁呢？”大家都被他的诙谐逗得哈哈大笑，庄宗虽然挨了打，但也被敬新磨这么一个恰如其分的马屁拍得舒服异常，反怒为笑，而且觉得敬新磨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不但没有怪罪，还给了敬新磨无数丰厚的赏赐。

如果说这次被打是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属被动挨打险些翻脸动武外，还有一次被打就属于典型的没事找抽了。也许是血液里流动着好战的因子，也许是日久天长的和平让庄宗有点怀念战场上的血腥，这位爷除了喜欢充当青春偶像派演员演戏外，还特别喜欢一种古老的搏击之术，叫做“角觝（通“抵”）”，也叫角力，即日本现在的国术相扑，由此可见，东洋鬼子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有多大，但凡拾到篮里都是菜。

庄宗不仅喜欢角觝，而且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大力士，对于这项体育赛事向来自负满满，认为凭自己的能耐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一日，闲来无事，有些技痒，就让手下人唤来了昔日的军中伙伴，此人的名字有点意思，叫做王门关，因为就差这一点所以多年春风不度（玉门关），虽然和皇爷关系不错，可楞是央求了N次，庄宗就是不给他个方面军大员做做。话说这天，老王心中不乐，姗姗来迟，庄宗笑道：“门关爱卿（别扭，叫做关门岂不更好），咱们来玩一把，你若胜了，我娘是你娘，你娘是我娘，咱们共享荣华富贵”，王哥们见是皇帝爷找他比赛角觝，有些发怵，这胜也不是，负也不是，再说，弄伤了皇帝，脑袋就得回姥姥家，所以婉言推却。可庄宗正在兴头上，不干，还激他“你可别让我，让了也不算数”，王哥们一听更不敢了，这让也不行，不让也不行，敢情把咱往死胡同里逼呀，王哥们儿猛摆手，“不玩了不玩了，陛下咱不玩了，行不？”。庄宗脸一变，“妈拉个○★●☆◆——，由你了？”。庄宗赌注越下越高，“要不这样，你要是能一拳打倒我，我封你做个大军区司令（节制），怎么样？”王哥们一听，咋不早说呢？磨这半天牙，要的就是这句话。随着庄宗话音刚落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拳挥将过去。再看看庄宗，“哎哟”一声，迎拳就倒，半天爬不起来。要说，这庄宗李存勖也真是条汉子，说出的话泼出去的水，皇帝一言九鼎，说话算数，没过多久，果真封王门关为幽州军区司令员（节度使），独霸一方。

皇帝爱唱戏演戏，喜欢娱乐圈里的人，还喜欢与人比赛角觝，玩玩柔道与摔跤，或者喜欢附庸风雅，玩玩文学，这些都没错，但是你不能玩物丧志，把职业皇帝的正事给弄拧巴了，可悲的是庄宗玩的就有些过火了。他手下的这帮戏子们受到了他的特别宠信，不仅拥有进出皇宫的特别通行证，而且动不动就仗势欺人，侮辱朝臣，像王门关这样的武将没有几个能够得到信赖，许多戏子却能出任重要藩镇的一些大军区的司令官，戏子们把持朝政，许多读书人也深感绝望，庄宗还听信戏子们谗言，冤杀了手下最能打仗的大将郭崇韬。还有一件最混蛋的事是命令戏子和宦官们抢劫了手下魏州驻军们的妻女一千多人供其淫乐，这下茅房里面扔手榴弹激起众愤（粪）了，天下怨声载道。

公元926年，这位史上唯一挨过手下人两次揍，却始终没被揍醒的皇帝，最终死于他最宠爱的戏子之一一个叫做郭从谦（大将郭崇韬的侄儿）的人手中，此人借机发动兵变，四下纵火，叛军在混乱中用乱箭射死了带领侍卫平叛的后唐庄宗李存勖，有意思的是另有一个戏子抱着这位中箭身亡的主子爷尸首，来到后宫中，收拾起乐器道具，连同庄宗尸体一块给焚烧了，让这位喜欢演戏的主子爷在阴间也能吹拉弹唱，长袖善舞。可怜这位乱世枭雄，最终因娱乐而荒废朝政，最后还是死在了娱乐圈子里的人手上，只是不知这位皇爷是否对一生钟爱的娱乐事业死了还要爱？

10.宋太祖职场超级秀玩死手下人

凭心而论，宋太祖赵匡胤这个皇帝老倌做得还真是不赖，因此有“唐宗宋祖”一说。单就其“勒石三戒”，就已经让后来人望尘莫及。其一，保全柴氏子孙；颇有仁者之风，史上能够做到这点的除了草头王苻坚大帝，以及魏武王曹操外，还真是不多见。其二，不杀士大夫；咱拿刀子的和拿笔杆子的较什么劲呀？其三，不加农田之赋；以此收买人心，笼络了不少大宋草根。老赵说到做到，仅此约法三章，就将前朝皇族遗民、天下读书人和底层民众基本上一网打尽，再不合法的篡位也让你无话可说，心甘情愿的跟着赵老大风风火火的建设一个崭新的帝国。

不仅如此，对待那些功臣勋将，老赵也做得仁至义尽，虽然演戏的本事对于这位职业军人来说有些牵强，但是老赵扮起梨园子弟来也毫不逊色，话说这一日老赵用柴禾棍儿支起眼皮，楞是三天三夜不睡，然后招来石守信和王审琦等死党，像个小孩儿一样对着老哥们儿放声大哭，“不好玩了，太不好玩了，当个皇帝太累了，吃不香，睡不着啊，不如做个军区司令和弟兄们好吃好喝痛快”。老赵这一哭一闹，弄得石王心里很不是滋味，赶紧问老大，“咋回事？”，“谁不想做皇帝呢？谁想做，俺让给他，可别到时候卖了俺”。石王一听魂飞魄散，“不敢不敢，谁敢呢？”“你们不敢，可有人敢呀，俗话说，富贵险中求，保不准手下人霸王硬上弓，到时你不做能行吗？”众死党一听，知道老大犯疑心病了，这一犯病，可是死啦死啦滴没商量，赶紧让老大指一条明路。老赵怪眼一翻，“这样吧，人生苦短，抓紧胡侃；人生如梦，抓紧胡弄，你们跟着俺不就是图个富贵吗？俺给你们一家一个现成的‘富世通’（富士通，世界级工厂，打这儿来的），快活一辈子咋样？”老赵就这样连哄带吓，坑蒙拐骗下收回了军权，让这帮一起打天下的老家伙们服服帖帖的从此再也不敢胡拧次。

以不流血的方式解决了兵权问题，老赵又寻思着给幕僚们找点茬儿，搞什么幺蛾子收心运动。幕僚里谁谱儿最大？赵普呀，想当初，不是赵普给他出谋划策，谁当皇帝还不一定呢？赵普是谁？名闻天下的大宋帝国专家级刀笔吏，整天就研究帝王权术，学得是法家那一套。老赵这天找来赵普，劈头盖脸就是一番训斥，“赵普呀，你也太不靠谱了，你咋就不看书呢？成天研究狱讼钱粮，难道是想掐俺老赵的脖子吗？”赵普一听，老大这是要找事啊，论读书，俺再不济也是个谋士，而你呢？不过是个职业大头兵，整日里舞枪弄棒的，还教训我不读书，可心里这样想，嘴上哪能这样说。“老大教训的是，人不风流枉少年，人不读书枉为官，俺从今以后专读老大你指定的书，读哪本呢？”“《论语》呀，你要句句解读，深刻领会里面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赵普被老大一番修理，专攻《论语》，凡是论语所说，铭记于心；凡是治国方略，言必称论语。普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两个凡是”路线的执行人，因为被赵老大给洗了脑，所以才会两度为相，也给后世留下了一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谈。

搞定了手下一起出生入死的文臣武将，老赵知道，后周的那帮前朝遗老还对自己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有意见呢？得想个法子也做回中华料理，让这些人服气。机会还真来了，有一次老赵设宴招待群臣，不醉不归，一干江湖豪杰出身的草莽在那儿八匹马，五魁首呢，这边一个书呆子叫做王著的，坐不住了，此人原本是后周旧臣，喝了点猫尿儿，有点二高二高的了，触景生情，号淘大哭，吃得是人家赵家饭，哭得却是周家人。群臣面面相觑，大惊失色，心想，老王（八）吧，你这犯得是哪门子酸劲呢，这不找死么？老赵这心里也不自在，可又一想，这呆子挺重感情的，酸是酸了点儿，可不失书生本色，于是让人搀扶下去。第二天有人告阴状，让老赵收拾王著，老赵脸一黑，喝道：“放屁，俺早说过不醉不归，他喝高了，思念旧主，也是人之常情，这种重感情的人，值得咱敬重”。老赵的话通过帝国机器宣传了出去，让一帮后周遗老们感激涕零的，铁了心的跟着老赵建设大宋美好明天。

宋朝重文轻武，那是后世子孙走了调唱黄了腔板，北宋在开国皇帝老赵手里，军事上并不弱，要不老赵也不会将周围的虾米小国一个一个收复，甚至还敢公然与当时强大的契丹叫板，要不是老赵忽然暴卒，契丹和大宋谁收拾谁还一定呢。当然老赵对边关大将轻车熟路的驾驭也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的，他知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授的古训，所以对边关大将的心理拿捏得恰到好处，让这些人既忠肝义胆的为大宋效力，又不至于军权旁落，自己指挥不了枪杆子。比如他对边关大将李汉超的一系列超级秀场，就让这位只知拼杀不会玩心眼的傻军爷感动得一塌糊涂，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心肝来表白自己的赤诚，以报君王知遇之恩。

李汉超，北宋初期卓越的军事将领，其先后跟随后唐末帝李从珂和后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后，李汉超又先后担任锦州刺史、恩州团练使、齐州防御使兼关南兵马都监，是一个颇有实力的旧军阀，但此人颇得宋太祖赵老大信任。关南地区濒临契丹，李汉超坐镇后，契丹不敢犯境。但这位军爷虽能保境却不能安民，经常纵兵抢掠，以资军备，当地民众越级上访，官司打到了老赵的金銮殿上，老赵亲自接待上访人员，嘬着牙花问道：“你们乡里是不是经常被契丹人抢掠？”“皇上明鉴，是的”。“那么老李去后，契丹人还抢吗？”“皇上再明鉴，不抢了”。老赵黑脸一沉，“昔日契丹人抢掠，你们不上访，如今李汉超暂借你们的财物，反来上访，是何道理？”于是下令将上访之人轰出殿外。老赵这段对话，颇堪玩味，有什么样的主子爷，就有什么样的大头兵，这叫啥？以流氓无赖手段对待流氓无产阶级。

还没完，这样的做派，叫做主子爷护犊儿，不太符合老赵个性，人家掂量着哪头轻哪头重，既维护手下大将脸面，还忠实的把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决的落实中央政策，还上访者一个公道。老赵接着秘密的把李汉超的母亲接到皇宫，和颜悦色的对老太太说：“你儿子长年征战在外，家里有什么欠缺，为什么不来寻老赵俺，反而取之于民呢？”然后赐给老李家白金三千两，自此以后，李汉超再也不纵兵扰民了，而且深为这样的主子爷而感动，抱着必死之心为大宋守护江山社稷。

还是这个李汉超，曾经带领五千精锐守卫北宋北大门，以防契丹偷袭。老李心想啊，这点兵也忒少了点吧，还不够契丹铁骑塞牙缝。于是派遣他的儿子带着李办秘书到老赵那儿求增兵，老赵很不高兴的说：“你老爹竟然派你来增兵，也太离谱了吧”。然后好吃好喝的招待李家公子，接着佯装遗憾的叹息道：“这个李汉超呀，既然不能为俺办好事情，那就只有让契丹人取他的脑袋了，俺只有再派能为俺办事的人取代他了，实话说要兵没有，要命一条”，老赵的无赖劲儿一上来，只有气死疯牛了，因为活人早就趴地上了。不过老赵绝不只是这点耍赖的本事，那也太小看这位皇爷了，小李回去后，带给他老爹皇帝亲赐的一条自个儿佩戴的玉带和无数金银赏赐，末了当然还有添言加语的一番话。李汉超以老赵的话为勉励，自我鞭策，终成北宋御边名将，从此边境安宁，契丹自此再也不敢侵扰大宋疆界了。

有关宋太祖赵匡胤以职场超级秀恩威并施，让李汉超死心塌地卖命这段轶事，被宋仁宗时士人田况记录在《儒林公议》一书中，作者还感叹，太祖天威神略，东征西讨，夷狄畏缩，不敢犯边，是因为慧眼识英雄，用人不疑也。而李汉超以寡敌众，没有败绩，是兵精而权专。而今之治边者，将士离心，师老兵疲，国家用度无数而边患不断，真是没得比啊。宋太祖职业军人一个，老兵油子了，然治理起国家来，还真是有两弯刀。特别是他的用人驭下之术，堪称得心应手，就算是卖命，咱也得心甘情愿，有个好心情不是？而今之领导者，什么职场用人、玩人三十六计等等，都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别的不说，就是跟宋太祖赵老大学学皮毛，一生恐怕也受用不尽了。

11.宋太祖棒打鸳鸯强扭瓜究竟为哪般

王审琦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铁哥们儿，想当初，这两人一同扛过枪，一起搅过场，一块睡过坑，没准还出入烟花柳巷一块嫖过娼，就差没有抢过大周朝的银行，不过，最终还是把天下变了颜色，改柴姓赵了。没有老王和高怀德，以及石守信等十个过命交情的哥们儿齐声鼓噪——“点检当天子”，没准赵皇爷这会儿还在耍枪弄棒，和弟兄们听小曲，喝花酒呢？

说起来，老王还比老赵大两岁，可谁让人家是万岁爷呢？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天下是老赵家的天下，所以王审琦在赵皇爷面前只能做老二了。不过想当初赵家天子在周朝时，俩人相得益彰，赵老大使得一手好棍棒，而王审琦一把雕羚弓，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周世宗在世时，两人同为左膀右臂，既赏赐无数，又各拥兵自重，结果世宗前脚翘腿，后脚两人和一帮出身行伍的丘八弟兄们略微一合计，就把人家孤儿寡母赶下了台，大好江山收入了赵家囊中。

既然是两肋插刀，赴汤蹈火的死党，再加上拥有一份“翊戴之勋”，王审琦就不在乎老大赵家天子对自己有任何猜疑，依旧死心塌地的，忠心耿耿的为赵老大刀尖上舔血，提着脑袋卖命。要说老赵对这帮老弟兄们也不赖，尤其是对王审琦，把宿卫皇宫的中央警卫部队司令一职委派给了自家兄弟，虽然是一张旧船票，但船上的主人却发生了变化，然而王审琦这个人却为人厚道，是个实心眼，他绝没有想到，老大当上了皇帝，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天，正值王审琦当值，忽然皇宫中就燃起了熊熊大火，王审琦想都不用想，马上就集合中央警卫部队入宫救火，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特意嘱咐警卫员们都带着家伙闪儿，王审琦身先士卒，率先冲进宫中，好在火势并不很大，在太监宫女和警卫人员的合力扑救下，很快大火就被扑灭了。王审琦心想，好在自己当机立断，率领救火队员入宫救火，老大这才安然无恙，这一次，恐怕少不了给自己真金白银的硬通货，或者官升数级吧。

王审琦正在那儿高兴呢，这边御史台不干了，联名上奏，好你个胆大妄为的王审琦，竟然不等皇帝下令，就敢私自带兵进入宫闱重地，你究竟是在救火呢？还是想趁火打劫？或者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奏折到了赵老大手上，老赵心里暗喜，这帮子老弟兄们呀，既是自己肚子里的蛔虫，又是屁股下面的针毡，还以为是从前那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无拘无束呢？俺如今做了皇帝，得有规矩，这个奏折，它小雨来得正是时候，杀一儆百，准奏。得，王审琦罢归寿州。

王审琦得知皇帝准奏，这个冤啊，临行前到朝堂上辞别皇帝时忍不住牢骚满腹，赵老大亲切的抚着他的臂膀说，老王啊，你没有得到俺的旨意而擅自带兵入宫，这说明你对俺还是忠心的。但御史们的话也并非空穴来风啊，你想啊，如果都像你一样，老大俺还能睡得安稳吗？这样吧，你受了委屈，罢官归镇，还是名誉上的方面军大员，为了表彰你的忠心，俺把女儿嫁给你儿子王承衍，俺俩亲上加亲，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怎样？

皇帝金口玉言，唾沫定钉，马上传令让太监唤来了老王的儿子王承衍，却没有想到这王承衍已经有了妻室，其妻为乐氏，两人琴瑟调和，举案齐眉，本来就是一对恩爱有加的小俩口，所以承衍上殿，再三推辞。老赵脸一黑，好你个小王（八）吧，俺老赵堂堂的金枝玉叶，你竟然看不上，你当也当得，不当也得当，你给俺做乘龙快婿，至于原配乐氏俺给她再找一个好婆家，嫁了就是。老赵说到做到，不等黄花菜歇凉，以驸马爷所用御马派人送归王承衍，然后将秦国大长公主许配于王承衍。

被皇帝棒打鸳鸯的王承衍和乐氏在抱头痛哭后，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只有认命。而皇帝赵老大也没食言，没过多久，就为乐氏慎重的选择了一户人家嫁过去了，并给予了其家厚重的赏赐。当皇帝的女儿大长公主（非亲生，乃太宗赵光义女儿）和驸马爷王承衍喜结良缘的时候，赵老大一不小心，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充分暴露了这位非同寻常的皇帝内心真实的想法，赵老大乐滋滋的对女婿说，自此，你的父亲可以安心的享受荣华富贵了。

神马意思？赵老大自从当上皇帝后，就开始对自己当年一起打天下的老弟兄们们不放心，担心哪一天也来个陈桥兵变，所以想着法子削弱这些功勋元老们的兵权，另一方面，老赵又不愿担当过河拆桥，无情无义的恶名，怎样才能不露痕迹的夺取军权，又不至于寒了弟兄们的心就成为了帝国老大的一块心病。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当然不愁嫁，不管亲身骨肉也好，还是宗族亲眷，只要是为了帝国利益，强化自己的集权统治，都是一桩交易，只不过老赵做得不显山不显水高明而已。没准御史弹劾王审琦的那道奏折也是赵老大暗中唆使的呢，甚至那场来历不明的宫中之火也透着邪劲。可怜老实人王审琦就这样着了道，并从此对他这位老大皇帝噤若寒蝉。据宋史载，老王本来滴酒不沾，赵老大赐宴时，特别关照的对王审琦说，俺俩是老哥们了，应当同甘共苦，宁伤身体不伤感情，酒是好东西呀，老天既赐予人间玉液琼浆，也会赐给你酒量的，喝不得也得喝。老王二话不说，光光光，连饮十几杯而毫无醉意。可是每次回到家，竟然连一杯酒都喝不下去，而一旦强饮，就会大病一场。瞧，就连身体也秉承上意，只听赵官家的话，而不是自个的了。好在王审琦还真就这样如履薄冰的保住了富贵，早赵老大两年而死，死后赠尚书令，追封郑王。

12.历史上第一个被尊称为仁宗的皇帝

宋仁宗赵祯这个皇帝老倌不错，为人低调，却天生是个做官的料子。他是大宋王朝第四个皇帝，我们素来评价古代皇帝，无外乎开疆拓土、文治武功，依此推断，宋仁宗可能什么也不是，所以历来似乎只有唐宗宋祖一说。其实抛开这些穷兵赎武，大开杀戒的专业嗜血族，单以承平年代，人民安居乐业的现状衡量，宋仁宗确实不错，其当选古代最伟大的仁君当之无愧。

宋仁宗是真宗第七子，历史上扑朔迷离的“狸猫换太子”说的就是他，他的身母虽是李妃，但是辅助他当上皇帝的却是章献太后刘氏，刘皇后并非历史上戏说的那样荒淫残暴，而是聪慧贤良，她垂帘听政了十一年，直到仁宗能够真正听朝秉政，而仁宗也不像后来的光绪皇帝那样敏感脆弱，孱暗阴柔，而是蛰伏等待，修身养性。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由于养母刘氏的长期影响，仁宗性情温良敦厚，虽然比不上太祖太宗的赫赫武功，但是他能够审时度势，知人善用，在位期间名臣辈出，总体上来说，仁宗是一位贤良的有作为的君主，既具有悲天悯人的朴素情怀，又有对自己严格自律的一面，他所开创的能臣治世和有宋一代词赋华丽的特点，以及大宋时期难得的繁荣景象都是两宋其他君主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以仁治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很难说仁宋皇帝是偶然得之还是个性使然，但是他的温良恭俭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政体的运行态式，仁宗在位期间，天下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在唐宋八大家里，除了唐朝时的两位，其他六位赫赫有名的宋人都活跃于仁宗朝，林语堂曾经说过，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非独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其他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都出现于仁宗时代。这绝非只是一个偶然现象，正是因为仁宗宽宥清明的政治氛围以及仁厚的胸襟，才导致了社会的空前繁荣，宋仁宋一直是历史上一个被忽视的君王，历史上绝没有第二个皇帝在位期间，像他那样在社会、科技以及文化方面均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可惜的是历史素以成败论英雄，仁宗的不声不响和素无显赫的功绩都被湮灭在历史厚厚的尘埃之中，几乎已经被后人所势利掉了。

《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宋史》欲扬先贬，从表象看到了实质，其中每一句都中肯的评说了仁宗的大仁大义。仁宗在位期间，对读书人极度宽容，从未兴过文字狱，即使文人士大夫偶尔犯了过错，也是尽量从轻发落。史载包拯屡屡犯颜直谏，时常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脸上，仁宗一面用袖子擦脸，一面采纳他的建议。仁宗还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创了“四书”的先河。

仁宗生活节俭，不事奢华，而且自律意识很高。史载有一天，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还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仁宗之境界与唐朝时唐玄宗蔽护下的著名的红颜祸水日啖荔枝三百颗相比，高下立分。

仁宗的仁不是装出来的，更不是作秀，比如他对美女的态度，仁宗也爱美女，有一次别人为他进献了一群美人，仁宗很动心，当大臣王素进言他不要被美色所惑时，他也表现出了常人难以割舍的态度，但是还是命令太监把这群美女送出宫外，并每人赠送三百贯钱，说完泪水涟涟。大臣王素面带不忍，劝他既然接受了进谏，不妨把这群美女留一段日子再送出宫不迟。仁宗知道这是大臣给他台阶下，却说，人都是有感情的，留下她们，时间一久，或许我就会因情深而舍不得让她们走了。仁宗在位期间，还多次裁撤宫中用度，并且将一些多余的宫人按名册削减出宫。宋朝的皇帝除了开国皇帝老赵哥俩是赳赳武夫以外，其子孙都具有文人气质，且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多有造诣，宋仁宗也不例外，其不仅是一位宽厚仁义的好皇帝，还是一位书法大家，他的飞白书丝毫不逊于赵佶的瘦金体，除此之外，仁宗还是一位诗词大家，现存诗尚有14首。

后人诋毁仁宗，无处乎两点，一是武备不驰，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劳而无功，战绩平平，但很少有人想到，做为一代帝王，谁都想建立不世功勋，一旦战事给人民带来了浩劫，少有收手而为人民着想的，而仁宗则不然，在战事靡费财力徒使国库空虚时，他首先想到了议和，西夏对宋称臣，宋“岁赐”银、绢、茶，以极少的代价获得了四十余年的和平。二是新政的夭折，仁宗知人善用，提拔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实行改革，虽然“庆历新政”仅维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就因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而失败，但是这种不因循守旧，勇于改革的勇气也并非是所有帝王都具有的。仁宗的政事没有因为改革失败而废驰，他当政期间，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庆历新政”失败后，仁宗吸取教训，不动声色的低调任命续任者文彦博，悄无声息的延续着范仲淹的十大改革，最终还是扭转了真宗朝以来的经济颓势，迎来了北宋发展的黄金时期。

当宋仁宗去世的消息传到辽国，剽悍的辽国君主也大吃一惊，冲上来紧紧握住宋使的手嚎啕大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时之间宋辽边境的百姓远近皆哭，可见受惠的不仅仅只是宋朝百姓。当消息从宫廷传到街市时，开封府一个乞丐，为之一愣，接着放声大哭，踉踉跄跄往宫门跑，谁知到了宫门外，早就有成百上千的人，披麻带孝、烧着纸钱，为皇帝仁宗送终，焚烧的纸钱袅袅回旋，天日无光，能让外邦和治下的百姓如此哀掉的皇帝，即使现在也不多见，宋仁宗死后备极哀荣，可以想见当时的待遇与如今联合国降半旗不遑上下。可见宋仁宗做皇帝是非常成功的，真正算是把皇帝做到家了。

宋仁宗赵祯是历史上第一个被尊称为“仁宗”的皇帝，晚明的士大夫们所称赞的历史上贤明的君主只有三人，即汉文帝、宋仁宗和明孝宗，而且连一生都心高气傲、自视甚高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从内心里承认，平生最敬佩的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仁宗赵祯了。难怪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13.历史上最孤独而饱受争议的改革家

宋神宗赵顼在历史上是一位饱受争议的君王，这一切都来源于他的变法革新。神宗在封建体制下不老老实实按部就班，规规矩矩走前人铺就的道路，而在帝国统治下另辟蹊径，穷折腾，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就免不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被押上历史的口水台，口水台虽流长飞短，但依然掩盖不了宋神宗一生虽短暂却坚定改革的真实面目。晚明硕儒王夫之在《宋论》中就称“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生前为图变法，遭到后党和保守派势力百般阻挠，孤军奋战，死后被安上祸国殃民的骂名，难得清静，那么宋神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君主？

宋神宗是英宗的长子，英宗在位仅五年，就因体弱多病而驾崩，做为皇太子的赵顼仅一年就顺利的成为了大宋帝国第六位掌门人，但是因为其父子并非仁宗皇帝嫡传，所以父子二人继承大统后都有点心虚，英宗在如履薄冰无所事事中完成了他的过渡角色，而到了神宗时，仍然逃不掉心头阴影，因为仁宗妻皇太后曹氏的强势存在，所以神宗在平衡帝党和后党的宫闱之争上，以及在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上可谓殚精竭虑，即使这样仍然未能阻止锐意改革的神宗，为重振大宋帝国的强盛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宋史上说，神宗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非常喜欢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的统治术非常向往，时大宋帝国有一位牛人，即王安石，早在仁宗时就上了改革的万言书，极力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神宗对王安石的主张非常赞赏，也与自己企图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想法不谋而合。而此时的北宋已经到了危机重重风雨飘摇的地步，财政年年亏空，而土地被兼并到了少数大地主手中，宋朝外忧内患，指望四平八稳的过日子，面临的可能就是亡国的危险。神宗的改革，既是时局所迫，更是实现自己抱负的唯一有效途径。

熙宁二年即1069年二月，神宗力排众议，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可谓是对宋朝自太祖以来的旧体制从根本上的全盘改变，其遭受的保守派和顽固派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在内苑宫禁中，曹太后虽风烛残年，但其号召力仍然不可小视，甚至决定着神宗的命运，而母后高氏不忍心看着儿子的胡折腾遭致非议，就连自己的皇后向后也不是很支持改革，在朝廷上，以宰相韩琦为相的保守派极力抵制王安石的变法，甚至不惜以内阁集体辞职相威胁，神宗均不为所动，为实现自己强国富民的目的而雄心勃勃、孤注一掷。

而这一年，年轻的神宗皇帝才多少岁？22岁，仅仅是弱冠之年，就以如此的决绝和果敢对帝国实行一次手术刀式的革命，神宗的天纵英才和魄力历史上有哪一个皇帝可比？在变法过程中，神宗皇帝显示了他无与伦比的智慧，先是为改革创造声势浩大的舆论氛围，让朝臣们开始自上而下的议论，当以王安石为主的改革派声音渐渐高涨起来时，不露声色的搬开了改革的挡脚石，悄无声息的进行人事任免，把保守派势力代表韩琦和元老重臣富弼罢相，接着一步步把王安石放在了参知政事的重要岗位上，其次简拔了一大批的改革派人士，如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等人，从权力结构上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改革的过程中，年轻的神宗充分信任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领军派人物王安石，对群情汹汹的御史们因变法不当而纷纷弹劾的奏章束之高阁，同时高明的抚慰因保守而下台的元老勋臣，神宗是多么希望王安石的变法能给大宋日薄西山的局面注入一针强心剂，而使大宋成为中华版图上的强国。可惜王安石的变法因急功近利和所用非人，加之推行的过程中缺少有效的策略和方法，改革派与保守势力几成水火，不仅损害了大地主官绅之间的利益，同时大大挫伤了底层民众的积极性，变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和反对。做为皇帝的神宗不能不顾及到他摇摇欲坠的地位，当他的统治受到严重的威胁时，他不可能不向以曹太后为主的后党和保守派势力妥协，他需要适时做出政策的调整，来勉力维持新政。

王安石的两次罢相，都是宋神宗的无奈之举，虽然与变法的成败休戚相关，但某种程度上不如说是与王安石个人的秉性相关，王安石这个人，虽然很有学问和本事，但是人际关系太差，且又不懂得如何去化解积怨太深的矛盾，而且对反对派下手太重，即使是在改革派内部，他仍然是孤立的，他虽奋勇而前却丝毫不能防御从后面射向他的暗箭，所谓智商高而情商太低。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和不讲策略以及睚眦必报让他树立了太多的对立面，也导致了不遗余力支持他的神宗在政治上的被动，神宗不可能拿自己的政治地位做赌注，他更不想看到因一个人的失败而导致自己的理想灰飞烟灭。

就在王安石被打入冷宫后，保守派势力欢欣鼓舞，以为祖宗不可变之法又回来了，天还是他们原来那个死气沉沉的天，他们太低估他们的君主宋神宗了，神宗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当王安石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后，神宗仍然不改初衷，除部分新法略做调整后，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元丰年间，神宗干脆自己亲自主持改制，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元丰三年，神宗又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此次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是神宗终生不愿碌碌无为的活着，为着自己的终极理想而奋斗一生的改革者做法，即使唐宗宋祖也未必就会有这么大的勇气。

宋神宗还堪称史上最模范的皇帝之一，史料载，他从不游猎饮宴，营造宫殿，忙起来常常废寝忘食。他励精图治，强力改革变法，一心富国强兵，直至累倒病倒，以37岁的年龄壮志未酬，英年早逝。神宗在位18年，这18年间他无时不刻想着增加宋室软硬实力，无论文治武功都想有所建树，虽然在对西夏作战中因国力和历史上重文抑武的原因，以及用人不当而两度失利，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所见到的皇帝大多尸位素餐，而像神宗这样具有远大政治抱负、怀有以雪数世前耻的政治气慨的君主实在难得，而神宗朝，也是宋朝自我救赎的最后一次尝试，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宋神宗终其一生都是孤独的，做为最高统治者生前所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改革既不被他那些皇亲国戚们认可，也不被那些耆旧勋臣们所赞同，甚至不被他治下的民众所理解，死后还一直被腐儒们所误解，然其激流勇进的改革者精神还是让人敬佩的。至于王老夫子将宋朝灭亡的原因归罪于神宗，不过是以结果论英雄而已，这对宋朝这位开一代先河，最有作为最有抱负矢意改革以挽大宋狂澜于既倒的君主而言是欠失公允的。而王夫之代表的这种言论，之所以广有市场，是因为正人君子因循守旧，而视改革者为妖孽，恰如神宗朝保守派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对改革派大加打压，打压的结果不过是回到旧有格局，而依然改变不了宋室衰亡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神宗锐意改革的回光返照，因此而更显得那样令人扼腕叹息和悲壮。

第二章 宫廷秘史

1.“我爸是李渊”的唐朝拼爹官二代

老话说得好，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但是对于大唐开国领袖高祖李渊来说，这句话并不那么绝对，他倒是喜欢老大李建成来着，结果呢？这位法定革命接班人被老二李世民一箭射了个透心凉，死于非命。他还喜欢老三李玄霸，结果这位打小天资过人的少年郎十六岁就夭折了，而其他几个还算看得过眼的龙种，要么因病致死，要么被反动派大隋朝抓去杀害了，李渊这命，不坑爹却坑子，爱谁谁死。

不过，话也不能这么说，等到老李第二十二个儿子李元婴降世后，俨然成为了老李晚年的寄托，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这位最小的儿子身上，瞧他把李元婴给骄纵的，成天惹事生非，要么打猎扰民，要么酗酒滋事，闹得宫中鸡飞狗叫，十足一立地太岁。想怎么来怎么来，反正我爸是李刚，不，是李渊。等到李渊两眼一闭，两腿一伸古得拜后，这位浪荡公子还不知收敛，在他的封地山东境内，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大搞权钱交易，又成了一十足腐败分子。

这还了得？老爹在时，太宗李世民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总不能把弟弟们都斩尽杀绝了吧，那也太显得帝国老大没文化了。老爹拜拜了，还这么张狂？皇帝李世民一怒之下，祭起反腐败大旗将小李哥从山东省主席贬到了苏州当市长，在苏州这地儿，这位不争气的小弟依然我行我素，大搞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民愤极大。二爷又把这位恶习不改的官二代打发到了江西，没成想到了江西，小李哥还是对房地产业情有独钟，他用重金招揽了天下的建筑大师们，修建了一座气势恢宏，高插云宵的楼阁，这就是后世享有盛名的滕王阁了。

小李哥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做他的滕王，倒也逍遥自在。饱暖思淫欲，他又染上另外一个政府高级官员们常犯的毛病，欺男霸女，追求性福，凡是他属下有长得漂亮的官眷，千方百计想办法要弄到手，结果被一小官员崔简的妻子郑美眉用女子防身术，使用秘密武器鞋底子给打得满面流血，天字第一号丑闻啊。小李哥还有个怪癖，是个虐待狂，喜欢用弹丸打人，看着别人痛不欲生的样子他哈哈大笑。二哥李世民死后，举国哀悼，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小李哥居然笙歌燕舞，彻夜狂欢，结果让人给举报了。

年终大唐帝国对政府高级公务员进行考核，李元婴说什么也应该落个不称职，结果他侄儿高宗李治想了又想，给了他一个优秀。然后李治推心置腹的给他写了一封很委婉的信，劝他再别胡闹了，如果不是看在骨肉亲情的份上，早就该绳之以法了，按照信访举报内容，说什么也得不到一个优秀，如此处置，是希望这位荒唐王爷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改了还是好同志，还是好叔父嘛。李元婴呢？根本就当侄儿的话是耳旁风，理都不理。

高宗李治为了警告这位仗着太爷在阴间佑护，无法无天的叔父，将他再一次调任到偏僻的四川阆中做市长，这位李元婴干脆破罐子破摔，继续祸害地方，他依旧骄奢放纵，大搞权钱交易，中饱私囊，然后痴心不改的营建他的宫殿，超豪华的装修，短短数年间，就建成了人间胜景“阆苑”和“玉台观”以及“滕王亭”，这种不恤民力，不顾民生，只顾自己花天酒地的行为就连他手下的官员都看不过眼了，于是一名反腐斗士勇敢的站了出来。

这人谁呀？这么大勇气？此人为录事参军裴聿，也就是个小秘书，半个芝麻大点儿的官儿。裴聿不知哪根弦不对了，给这位混账王爷大讲领导干部廉政从政若干规定，以及帝国刚刚颁布的大唐官员廉政准则，这不是没事找抽吗？老小子李元婴大怒，命令手下爪牙扒了裴聿裤子，用竹板狠狠的打，裴聿被打得呲牙咧嘴，疼痛难忍，结果一气之下，裴聿一瘸一拐的千里迢迢到国家信访局告御状，高宗李治亲切的接见了他，要说，这位高宗李治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儿。

国家元首李治哪能不知道？自己这位昏第十三叔父是个什么货色。但官官相护，何况还是皇亲国戚呢，于是就和稀泥，瞧瞧这稀泥和得多有水平。李治问裴聿，你一共被打了几板子？裴聿委屈的说，前后总共挨了八大板。李治和颜悦色的说，不就是八板子吗？得，我给你官升八级，裴聿感激的眼泪水都快下来了，扳着手指头认真数了数，八级就是六品上呀。按照唐朝官场潜规则，五品官员才算入流，六品上，差一级。裴哥们儿肠子都快悔青了，早知道就该说挨了九板子呀，后来人们就把裴聿叫做“八拓将军”。

看来，在唐朝当官还得有点运气，打了不白打，虽然屁股受疼，但官帽受用。扯远了，还说这位李元婴吧，这位官二代荒唐王爷在蜀地悠哉乐哉，甚至遗忘了回京师请示问安。赶上高宗有一天心情大好，就给各地的家天下李姓王爷们赏赐财物，给其他王爷的是彩色丝织品五百匹，而给李元婴和蒋王的是两车麻绳。神马意思？这位高宗皇帝玩起幽默来很有一手，他在给二位亲王的家信中写道“两位叔父不需要赏赐，给麻两车，你们可以做为串钱的绳子用”。原来这两位王爷都是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都是贪污受贿，卖官敛财的一等一高手，还缺钱吗？李元婴看完信后，会脸红吗？

这位唐帝国开国元首李渊的最小儿子，一生劣迹斑斑，仗着老爹生前溺爱，老爹死后皇帝家族们的眷顾，把官二代不知天高地厚，不顾礼义廉耻胡作非为的行径表现的淋漓尽致。李元婴史上唯一值得首肯的是，这位养尊处优的王爷居然是开一代先河的大画家，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擅长画蝴蝶的大师，他开创的“滕派蝶画”，独具匠心，画法细致入微，设色清淡素雅，蝴蝶粉翅翻飞，所绘蝴蝶莫不栩栩如生，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值得称颂的美名。

李元婴虽然是个荒唐王爷，命却很硬活得也很长，一直活到了武则天时期，去世后得以享受陪葬他老爹李渊献陵的恩遇。有的历史学家说，荒唐王爷李元婴其实天纵聪明，在世时所有的胡闹和看似贪婪都是一种策略，他心甘情愿的为千夫所指，以及自觉扮演人民反映强烈的腐败分子，就是为了消除唐帝国几代领袖们对他的猜忌和戒备，他二哥李世民和侄儿李治都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历史扑朔迷离，正史野史众说纷纭，李元婴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谁又能说得清呢？提到他生前所建的“滕王阁”，一般来说人们最先想到的肯定是王勃那篇神采飞扬，洋洋洒洒的“滕王阁序”，又有几个人知道滕王阁是李渊最小的儿子，荒唐王爷拼爹官二代李元婴所建呢？

2.唐朝公主们“拼爹坑爹”后果很严重

在唐朝皇帝中，无疑唐宣宗李忱教育子女最为严格，尤其是对自己的女儿，那些金枝玉叶的公主们，有时甚至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这与李忱一生的际遇有关，李忱没有当上皇帝时，被人们戏称为“傻子王爷”，整日里闷葫芦一个，喜笑不形于色，装聋作傻，其实心里明镜一般，这种佯装冷淡的外表给他涂上了一层伪装的保护色，不至于在波谲云诡的皇室倾轧中最早出局，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冷眼和世态炎凉，并且做为一匹谁都想不到的冲出重围的黑马，不可思议的当上了皇帝，所以李忱尤为看重子女的教育问题，他要求皇帝的女儿们都能勤俭持家，率先垂范，坚决不允许这些官二代，富二代们有“拼爹”现象和“坑爹”行为的发生，而给做为一国之君的自己脸上抹黑。

且让我们来看看李忱是怎样教育自己那些锦衣玉食且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公主们的？唐宣宗李忱出身卑微，因为他母亲是一个史书上没有留下姓名的宫女，所以向来为皇室宗亲们所瞧不起，虽然同为皇子和皇室中人，但他并没有多少“拼爹”的资本，因此养成了节俭简朴的优良品质，他即位以后，勤俭治国，不好女色，宫中用度几到了吝啬的程度，他是这样做的，他对自己的爱女们也是这样要求的。李忱的大女儿万寿公主下嫁起居郎郑颢时，按说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按照朝廷定制，要使用银泊装饰的豪华车马，相当于今之富二代嫁娶时所乘奔驰和宝马，但是宣宗李忱却低调处事，要求女儿使用铜饰车马，带头抵制贵族中曼延的奢靡之风，档次一下子就降到了国产普通轿车水准，可想而知当时万寿公主心中的委屈。

就在万寿公主屈尊纡贵，嘴蹶脸腾的心中埋怨自己这个天下第一名爹不给自己天大的面子时，唐宣宗又发话了，李忱一脸严肃的告诫自己的女儿，你虽然是我的女儿，但是千万不要向那些官二代们一样不论到那里都讲究一个“拼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到了夫家一定要严守妇道，不得以皇帝女儿的身份慢待和轻视婆家，你要胆敢摆架子，以“拼爹”的姿态仗势凌人，坑害你老爹我，我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轻饶你。

有一次，负责记录皇帝私生活的小秘书即皇家驸马郑颢的弟弟郑觊患上了重病，宣宗让宫中太监前去探望并慰问，太监回来以后，宣宗问万寿公主可曾在家服侍？小太监说，公主此刻在慈恩寺看戏。宣宗一听这火就上来了，怒喝道，怪不得朝中士大夫们大多不愿娶公主为妻，那是深不得浅不得，因为大家都顾忌着我这个名爹，我现在总算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让身边的太监火速把万寿公主找来，当面一阵劈头盖脸臭骂，你小叔子有病，你为何不去探望？反倒没事人一样去看戏，这要是传出去，别人不说你没道理，恐怕该说你爹我没教育好你。公主一看老爹发这么大的火，腿肚子都在转筋，吓得连忙跪地求饶，表示从此以后洗心革面，做一个贤惠孝顺的好媳妇好嫂子，以维护天下第一名爹的好名声。

唐宣宗李忱对大女儿如此，对二女儿永福公主同样严厉，严厉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本来二女儿永福公主已经被李忱钦定嫁与朝中士族于综为妻，第二天公主就将下嫁，永福公主心中也很高兴，可是偏偏头一天宣宗想到就要与女儿分别了，一时心血来潮要和女儿高高兴兴一起吃一顿饭，在宴席上，永福公主因为一点小事儿，皇家大小姐的坏脾气犯了，一气之下竟然将所用筷子喀嚓折断，这下，宣宗大发雷霆，厉声斥责，就你这样的烈性情，怎配嫁给士大夫家做媳妇呢？你这摆明了过去以后是要“坑爹”啊。任凭永福公主告饶，宣宗不为所动，居然下旨，让端庄贤淑的四女儿广德公主下嫁于综，永福公主一着不慎，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未婚夫和妹妹成就了姻缘好事，心中这个悔恨啊。宣宗选的这个广德公主还真不赖，后来黄巢祸乱天下，于综被黄巢所害，公主因身份显贵被赦免，但这位刚烈的公主却说，妾为李氏女，义不独活，愿与公并命。后入室自缢，此女也不枉宣宗李忱生前对女儿的谆谆教导了。

历史上把唐宣宗李忱叫做“小太宗”，因其勤于政事，执政时期晚唐政治清明，百姓度过了一段安居乐业短暂而美好的时期。如果说唐宣宗在教育女儿们的问题上，明确要求女儿们洁身自好，不以“拼爹”为荣耀，老实做人踏实做事的话，这位小太宗李忱的老祖宗唐太宗李世民遇到的就是非常头疼的“坑爹”事件了，一切皆源于他的那位第十七个宝贝女儿高阳公主，这位高阳公主在历史上可是鼎鼎有名。唐太宗开始是非常宠爱这位高阳公主的，高阳公主仗着他有这么一位名爹，非常骄恣任性，公主所嫁老公是太宗朝非常有名望的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可惜公主的老公前还排着老大房遗直，按照规制，老房死后，有权承继他爵位的该是老大房遗直，可公主不干了，凭什么啊？我可是皇帝的女儿，我爹是皇帝，咱比拼的是老爹的名气，不服是吧？

高阳公主霸道的要求大伯房遗直让出嗣位，房遗直不干，你有名爹咋的？咱这可是家事。公主又要求分家产，房老大还是不干，惹不过骄横的公主，房老大把房老二叫过去臭骂了一通，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高阳公主怒气冲冲的进宫找他的天下第一名爹，并为此不惜捏造事实，以欺骗的口吻糊弄他爹，说房老大天天口出怨言，心怀不轨想要造反。唐太宗虽然宠信女儿，但是并不糊涂，马上把房老大找来一问，心里清楚了，女儿高阳公主这是典型的“坑爹”啊，我怎么能容得下你如此胡作非为，于是大怒之下，把高阳公主找来狠狠教训了一通。自此，高阳公主在太宗面前渐渐失宠，并被太宗勒令从此不得踏进宫中一步。

公主闷闷不乐，开始埋怨房老二是个窝囊废，久而久之，连房遗爱也不放在眼里了，开始秽乱天下，与大和尚辩机好上了，从勾搭成奸到满城风雨，时逢有一盗贼竟然将公主所赠辩机的宝枕偷出，被唐朝警察抓了个现形，花和尚辩机也是个孬种，屁股上挨了两板子就当下承认了宝枕为高阳公主所赠。太宗听到这宗臭事，气坏了，丑闻啊丑闻，这是一件性质更为严重的“坑爹”事件，又听说公主与辩机通奸后，赏赐金银无数，还给自己的老公房遗爱找了两个服侍的美女替代（房遗爱这名字没起好，公主移爱不移情啊）。太宗一怒之下，腰斩辩机，杀公主手下知情不报的奴婢数十人，以此警示训诫高阳公主，“坑爹”的结果是血腥的，并借此希望高阳公主痛改前非，可惜太宗想法是好的，高阳公主也有所收敛，但是官二代高阳公主并未收手，太宗死后，很快高阳公主又卷入了房家谋反案中，被高宗李治下令赐死。

唐太宗对待另一位女儿就有点没事找事了，他的女儿丹阳公主嫁给了薜万彻，太宗没来由对别人说，唉，我的这位薜驸马啊，像个农民，浑身上下透着村气。公主听到后，深为羞愧，当下吃饭也不与薜哥们同桌了，睡觉也另起床铺了。唐太宗听到后哈哈大笑，看来我女儿失去的面子还得我给她找回来。于是摆上酒席，召驸马进宫，两人玩开了赌博，玩一种叫做握槊的游戏，赌注为所配宝刀，太宗故意输了好几局，然后解下自己配刀所赠驸马爷，这下丹阳公主心花怒放，还未等驸马薜万彻上马，即刻将其召入轿内，同载而回，比以前还恩爱无比。这一处叫做什么？女儿不拼爹了，爹自己拼，给女儿找回面子，能赢公主她爹——天下第一名爹，这面子可就大了去了。

唐太宗其实一直致力于自己子女们的教育问题，但是因为皇位诱惑太大了，他的几个儿子还是为争夺皇权或身首异处或身败名裂，虽然比不上唐宣宗李忱这样要求严格而且事无巨细，但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多少帝王将相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而祸起萧墙，遗恨终身，明君贤相多有在这方面栽了跟头的。如此一个浅显的道理，到了现在，居然愈演愈烈，“拼爹”现象成为了一个社会怪状，“四大名爹”牛气冲天，而坑蒙拐骗的“坑爹”现象也无时无处不在，世风日下，恐怕连唐朝那些睡在陵寝中的皇帝们也只有无奈的苦笑摇头了。

3.武则天改元“大足”隐藏着惊天笑话

古代皇帝为什么特别喜欢“祥瑞”？这都怪西汉时的董仲舒。老董这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倡导天人合一学说的儒生其思想理念自从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后，所有的自然现象都与政治紧密相联了。比如彗星出现，洪涝灾害，以及电闪雷鸣等，这就是天示异象，皇帝得赶紧向天下做批评和自我批评，颁发“罪己诏”；而“祥瑞”则出现的越多越好，这就说明天之子皇帝陛下治国有方，连老天爷都喜笑颜开，特示吉兆，以资鼓励。于是各地纷纷上报什么“凤凰来仪”、“麒麟呈祥”、“黄河清”、“甘露降”等等，其实这全都是扯淡，但古代历朝历代帝王就好这一口，喜欢以“祥瑞”为自己歌功颂德，就连天纵睿智的武则天也不例外。

武周时，有一个言官叫做朱前疑，头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神武英明的则天女皇白发变黑，落齿重生，第二天赶紧据本上奏，武则天一见，心花怒放，心想这小子真有孝心，哪咱也不能亏待他不是。于是下旨朱前疑官升N级，这位姓朱的小子因为一个热乎而乖巧的马屁立刻由从八品晋升到正二品的侍郎高位。轰动啊，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啊！官场上那些不得志的小鱼小虾们嫉妒的眼睛都快绿了。

于是投机取巧之辈都想着法子制造“祥瑞”，以博女皇欢心，洛阳有一个地方小官，叫做唐同泰，上书女皇，说他在洛水之中发现了一块白石，上面铭刻着紫色的文字，书写“圣母临水，永昌帝业”，武则天大喜，不仅进封这家伙为五品官员，而且还把同名的永昌县交给他治理，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小唐同学作伪，以白石凿字，然后用紫色粉沫拌以化学药物镶嵌而成。当时还有人效仿小唐，说什么在并州的文水县得到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头，上面有“武兴”二字，这个痒痒正好挠在女皇心头，于是此人不仅受封领赏，武则天还把“文水县”改名为“武兴县”。下面的人一见这个法子屡试不爽，于是纷纷造伪，后来武则天一看，下面的人越来越玩大了，玩滥了，再见到这样的奏折后索性不理不睬了。此法不灵了，就有人另辟蹊径，襄阳人胡延庆得到了一只大龟，而乌龟本来就是祥瑞之物，这位胡延庆偏以红漆在乌龟腹部写下了“天子万万年”几个大字以进献朝廷，期待也能混上个一官半职，可是这个方法也太拙劣了，一眼就让凤阁侍郎李昭德识破了，老李用刀刮漆，一下子刮了个干干净净，然后上报则天女皇，说此人犯了欺君之罪，要求从严从重惩处。武则天的态度可谓耐人寻味，女皇说“这个人并非出于恶意，还是放了他吧”。

当时不仅官场上竞相为争献“祥瑞”而丑态百出，就连民间也深受此风影响，东海有个孝子叫做郭纯，他的母亲不幸去逝后，郭孝子每次伤心得大哭之时，院子里就会飞来遮天敝日的鸟儿，当地的官员听说后非常惊讶，多次深入实地去考证，一见果然如此，于是就飞报朝廷，武则天下旨，旌表其子，天下为之传诵。可惜这场闹剧不仅就被当地人曝光而败露了，原来这个所谓的郭孝子每次大哭之前，就把饼子等鸟儿爱吃的食品散落于地，鸟儿争相来食，后来只要鸟儿一听到郭孝子的哭声，就会条件反射的云集在院子中。无独有偶，河东有个孝子叫做王燧，奏报州县官员，说他家里的猫儿和狗儿互相哺乳其幼子，州县长官一听，这可是旷古未闻的“祥瑞”啊，说明女皇陛下教化有方，就连畜生都深受影响，于是上表朝廷，武则天依样旌表鼓励，后来人们发现，所谓猫狗互乳不过是将刚生下来的猫儿置于狗窝，而狗儿置于猫窝，动物天性哺乳习惯而已。像这些有关则天朝天下大献祥瑞的荒唐闹剧听起来笑话一箩筐。

这些还都不算最搞笑的，最搞的当数武则天时期轰动朝野的一件事，话说当时的国家级监狱刑部大牢里关押了三百多名囚犯，秋后时分这些人无所事事，于是密谋设计，就在放风时在监狱的墙角边伪作了一双神仙的脚印，长五尺，到了半夜，这三百多人齐声呐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狱卒急忙赶来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伙人煞有介事的说“昨夜星光灿烂，忽有神仙出现，身长三丈，金光闪闪，他和颜悦色的对我们说‘你们这些人都是被冤枉的，不要害怕，则天女皇当享有盛世万万年，一定会赦免你们无罪的’，神仙飘走后，我们赶紧点亮火把，果然看见墙角留有神仙脚印。”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狱卒不敢怠慢，于是逐级上报，事情就这样传到了武则天耳中，女皇不顾朝野议论，当即下旨，大赦天下，并改元“大足”，这是公元701年发生的事情。一群囚犯不可思议的促使武则天以莫须有的神仙巨足命名年号，而“大足”，也可算是世上最搞笑和最搞怪的年号了，让历史学家诧异的是此年号仅仅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后又匆忙改元“长安”，是不是连武则天后来也觉得玩笑开大了，这则有关“大足”年号的惊天丑闻徒留笑柄而贻笑大方。

是武则天昏庸吗？还是好大喜功？其实都不是。从前文中武则天对于以伪造乌龟祥瑞而献媚的胡延庆的态度就可以明了女皇的心思，武则天对于这些国内生产制造的人为“祥瑞”心知肚明，而“祥瑞”这种东西对于她来说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政治需求，她太需要这样花样繁多层出不穷的“祥瑞”了，以此来证明自己治理朝政的卓越能力，并为作为统治者的她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再说明白点，她其实是和手下人在唱一出“双簧”。既然“祥瑞”这种东西，投资少、风险小，而且收益大，自然下面的人趋之若骛，这是一种双方的共赢，即使最终败露了，也不过是善意的欺君而已，谁让皇帝喜欢这种“真实的谎言”呢？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指责一代女皇武则天，即使是到了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处于信息社会的今天，不是也曾出现过“盛世出猛虎”的所谓“祥瑞”吗？一只被新闻媒体曝光的“华南虎”，就让聚集在这条利益链上的许多人无地自容，当今社会前进两小步，后退一大步的事情不也很多吗？历史的嘲讽显然比较辛辣，而现实的嘲讽则显得过于残酷。

4.唐朝最悲惨的官二代因何而死

唐高宗李治无疑是个“妻管严”，谁让他年轻时因荷尔蒙分泌过盛，不计后果的和他的小妈，他老爸唐太宗李世民的小老婆，被封分为才人的武则天青春年“骚”时有一腿呢。历史无数次辩证的告诉我们，宫廷偷情，也得选择好对象，否则一旦遇上像武则天这样颇有心机，又有野心，还有手腕的女人，你一辈子都得战战兢兢的活在别人的淫威之下，这种冲动的惩罚，既让李唐江山几乎易主，也让自己的皇族李姓子弟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灰飞烟灭，这位倒霉的皇帝老爸，竟然连自己的接班人，接连两个作为太子的儿子都保护不了，可悲复可叹。

唐朝历史上最悲惨的官二代接班人是唐高宗李治的第六子李贤，李贤是高宗和武后的次子，李贤的大哥李弘，早些年也被册封为太子，因为同情武则天的政敌萧淑妃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而触犯了他母亲的底线，不明不白的死翘翘了。李贤于上元二年，即公元674年继立太子，这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长得眉清目秀，聪颖异常，很小就显露了神童的秉赋，读书过目不忘，由于国学底子深厚，加上举止端庄，一直为他老爸李治所喜爱。

李贤的所作所为配得上他的名字，确实很“贤”，也李（礼）贤下士。他在短暂的政治舞台上曾经接受过一次他老爸的上岗测试，在担任监国时，事必躬亲，明察秋毫，处理起政务来干脆果断，有章有法，赢得了朝廷上下的一致好评，实践证明这是李唐帝国第四代一位非常优秀的接班人。李贤最值得称颂的是他的国学造诣极为深厚，是一位有着文人气质的官二代，他曾经遴选鸿学硕儒注释范晔的《后汉书》，这本书让老范写得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经他整理校籍后脉络分明，史实清楚，他还做了亲笔点评，留下了让后人赞誉的“章怀注”，李贤堪称一代文史大家，可惜的是历史在他身上却发生了严重的错位。

《新唐书》载，李贤喜欢读《论语》，在读到“贤贤易色”时，反复吟诵，他老爸很奇怪，问他何故？他说“性实爱此”，“贤贤易色”是什么意思？通俗一点说，就是孝道、友道和臣道，即孝敬父母能够竭尽全力，伺奉君主能够勤勤恳恳，与朋友交往言而有信。他以君子之心对待别人，可是别人却未必这样对待他，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母亲，他看不惯他的母亲在后宫导演的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他数次规劝母亲，不仅没有得到母亲的谅解，反而遭到他这位权力欲很强的母亲的猜忌和反感，母子之间的冲突也随之升级，直到酿成母子反目成仇的人间惨剧。

史载，大臣明崇俨因惯用江湖术士手段符劾而被武则天宠信，其人多次在武则天与李贤之间挑拨离间，武则天令手下文人撰写《少阳政范》和《孝子传》以讽戒太子李贤，李贤如芒刺在背，忧惧不安。后来明崇俨为盗所杀，武则天怀疑是李贤所为，于是迁怒于李贤，就在李贤被软禁问责之时，武则天的手下人竟然在太子宫中发现了大量兵器甲胄，这在古代是被看作大逆不道谋反的死罪，于是李贤被废为庶人，并被幽禁于深宫禁苑之中，再后来，这位倒霉的太子被贬于巴州，并于武则天临朝时，被勒令自杀，时年三十二岁。李贤之死，扑朔迷离，在历史上留下了大量疑团。

显然李贤谋反之说是欲加之罪，上元二年李贤仅二十一岁，至被陷害时也才只有二十四岁，他的太子地位并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此时他老爸已经在位29年，且体弱多病，他继承大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根本没有必要铤而走险，其次他身边的辅政大臣是唐高宗非常信任的忠正善良的张柬之，此张后来为光复李唐江山立下了头功，并且成为唐朝中期一代名相，他绝不会怂恿和听任李贤采取这种等而下之的策略。很显然，李贤是被诬陷的，然而谁又有这么大的胆量敢去陷害太子呢？历史上有一种说法是宰相党争，李贤成为牺牲品，这种猜测掩盖真相的目的太过明显，从李贤被以谋反罪废黜而唐高宗暧昧的态度来看，高宗是不太相信这件事的，那么又有谁能动摇高宗的信念呢？只有武则天。

天底下还有什么能比得上母子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什么原因促使武则天不惜残杀亲生骨肉？权力难道真能让母亲癫狂变态到如此地步？这些已经得不到的答案的问题让现代人毛骨悚然。难道真如野史流传的那样，李贤并非武则天亲生儿子，而是她的姐姐韩国夫人与李治私通的龙种？很显然，这种说法也经不起推敲，在武后如此强势的当时，唐高宗怎么可能一意孤行册立自己与韩国夫人所生的儿子呢？武则天不会糊涂到这个地步，更不会给对手哪怕一丁点儿机会，尽管韩国夫人是自己的姐姐，母以子贵，那样的话，丈夫死后，等待她的则是凄凉而痛苦的深宫闺怨生活，依武则天的性格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

那么，缘何《旧唐书》中会透露出李贤并非武则天所生的高宗朝天字第一号秘密呢？很显然，是武则天有意散露这种流言蜚语，从而造成李贤的恐慌，造成天下对她不惜残杀李贤的借口和某种道义上的声援，也掩盖了她作为母亲残忍而阴冷刻薄的一面。而给李贤这位贤明的太子带来杀生之祸的恰是他的超凡脱俗的能力。首先，他与母亲武则天政见不同，他不喜欢母亲的过分强势和后宫干政，在父王时期他无能为力，但是他秉政以后，一定会改变这种情况，削弱母后的政治影响力。其次，他仁慈、聪慧，在其短暂的以监国身份走向政治舞台的时候，展示了与众不同的卓越的领导力，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非常有才干的大臣，太子党对武则天的权力欲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她的母亲一定也知道，在她的四个儿子中，只有李贤最为出类拔萃，而其他的几个儿子，除了不明不白死去的老大李弘外，三子李显懦弱，四子李旦平庸，无论三子还是四子继位都不会对她至高无上的权力带来影响，而历史后来的发展进程也证明了武则天苦心孤诣的对皇室继承人的安排，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政治话语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想让谁做傀儡皇帝谁就做，还得感激涕零的为她誓死效忠，这两个儿子不过是武则天政治格局中一枚棋子而已，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曾经两度为帝，而权力始终牢牢掌控在这个非同一般的女人手里，到了最后，无论哪个儿子都看不上了，干脆自己直接走上前台，唱起了独角戏。

正是武则天的权力欲逼死了他的亲生儿子李贤，并且恶毒的给他的这位贤明的二儿子泼上了不“贤”的脏水，让他永远背负“谋反”的罪名，他是武则天四个儿子中唯一一个没有皇帝谥号的悲剧人物，因为就连他的大哥李弘也被追认为“孝敬皇帝”，李贤自始而终却只有一个“章怀太子”的称号，就连这个称号也是他的四弟睿宗继位后心中不平追赠给他的，而这一年，距武则天死去已经整整过去了七年。李贤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个皇帝的儿子，却是下场最悲惨的一位官二代继承人，这个身份带给他的不是荣耀不是权力，却是扭曲的亲情，残酷的现实。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且无所不用其极，发生在武则天和他二儿子身上的悲剧，让人对皇权下的人性有了更为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5.风流公主之死而引起的轩然大波

唐朝时的公主们大多都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其中不少人更是“性解放”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与其叫这些公主们金枝玉叶，不如叫她们“金枝欲孽”更恰如其分一些，尤其是到了唐中宗李显主政的时候，他的诸多女儿们多是一些不省油的主儿，对待婚姻如同儿戏，为所欲为，私生活荒淫糜烂。当然这与她们的爹中宗的懦弱和教育有关，但是中宗一生都生活在母亲武则天的淫威之下，战战兢兢，几起几落，哪有心思和时间搞好早期家庭教育？

自然，榜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这些公主们生活在后武则天时代，她们的祖母则天女皇和高她们一辈的庶母上官婉儿和韦皇后也都是一些风流成性，惯养小白脸，雌性荷尔蒙分泌过剩的主儿，公主们耳濡目染，想做个端庄贤淑的大家闺秀也难，再加上唐朝社会思想自由，风气开化，这些公主们哪还有什么禁忌？唐中宗李显的女儿国里，至少四女儿长宁公主，七女儿安乐公主，以及八女儿成安公主都是先后嫁过两个男人的，更离奇的是三女儿定安公主一生竟然嫁过三个男人，这不，掀起玄宗朝轩然大波的这场闹剧就是由这位姑奶奶引起的。

定安公主先后嫁过，不，先后“娶”过三位男子做过丈夫，这第一个叫做王同皎，官拜朝散大夫，因迎立中宗即位立过大功，但这位爷生性耿直，做人又老实，根本不是定安公主心里蠢蠢欲动，梦里风度翩翩的情郎，后来王同皎暗中蓄养勇士，想趁武则天灵柩入敛之时劫杀权倾朝野的武三思，不幸被人告发，这位忠直勇猛的王同志出师未捷身先死，定安公主第一次守寡，不过定安公主并不难过，相反还有点庆幸，这样以来，她可以心无旁鹜由着性子胡来，天上人间春风几度的日子没过多久，定安公主迎来了她人生中的第二次婚姻。

她的第二任丈夫叫做韦擢，韦哥们儿是韦皇后的同宗亲戚，论起来名义上算作是定安公主的堂舅。很明显，这是野心极大的韦皇后亲自安排的一场政治婚姻，你让这心灵最隐秘的窗户已打开的定安公主如何能爱得上木瓜一样的韦擢？甚至让曾经短暂在美男中流连往返的定安公主很是恼火，但嫩胳膊拧不过韦家强势而为的大腿，定安公主只能虚与委蛇，好在这韦哥们儿也是一个短命的鬼，韦后恃宠专权，骄恣专横，中宗不明不白暴卒，被临淄王李隆基发动政变后砍了头，韦氏一族尽被诛杀，韦擢作为附逆也完事了，定安公主第二次婚姻嘎然而止。

被放出婚姻牢笼的定安公主焕发了人生第三春，虽然已经徐娘半老，容颜不再，然而喜欢美少年的风流心思却变得更加迫切，她和她的妹妹史上最为放荡的皇家女子之一安乐公主争风吃醋，同时爱上了美姿仪，又擅长音乐和诗书的小知识分子崔湜，小鸭哥崔湜太火爆也太抢手了，经常被那些权势熏天的贵妇人藏于家中，安定公主众里寻他千百度，总是找不见踪迹，后来定安公主在贵族沙龙中不经意的碰见了崔湜的弟弟崔铣，发现崔小二既年轻又会事，还会时不时的做害羞状，定安公主心痒难禁，情不自禁的陷入了情网，说什么也要嫁给小崔，于是崔小二崔铣摇身一变就成了定安公主第三任丈夫。

可惜自忖找到真爱的定安公主好花不长开，好事不长在，或许是老妻少夫由着性子逞能，或许是因为乐极生悲，定安公主与她的少年郎君生活了不到五年的时间，一声充满无限幽怨的“撒油啦啦”，生病死掉了。本来一个公主死掉了，千万个公主站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何况是一生陷于纷争之中的定安公主？可是定安公主之死却在朝廷下葬的礼仪之争中掀起了巨大争议，一切皆源于定安公主一生有三个丈夫，那么究竟定安公主该与谁合葬在一起比较妥当呢？总不至于让风流成性的定安公主一个人孤零零的入土落葬吧？这也太没人性了。

显然，定安公主的第二位丈夫韦擢是没有资格的，这位被定上耻辱柱的倒霉男人只是定安公主生命中一个匆匆的过客，与他合葬，只会丢尽公主的皇家身份。那么只能在第一任丈夫王同皎和第三任丈夫崔铣之中选择了。问题是小白脸小崔还活着，但这并不妨碍小崔竞争百年之后配享皇家陵园的权利。首先公主和王同皎的亲生儿子王繇发言了，小王理直气壮的说，我老爸才是正宗的驸马爷，应该和公主也就是我老妈一起合葬。皇帝一听，有道理啊，想起了王同皎当初拥立自己登极的事情，天秤于是倾向了王繇。可崔铣不干了，崔铣说凭啥呀，合着我只是一个面首，别忘了我才是公主最后的丈夫，公主这么不明不白的与王同皎合葬了，那我以后咋办？这又算怎么一回事？皇帝为难了，小崔的话也不无几分道理呀。

于是皇帝下令朝中大臣详加讨论，究竟是与王同皎合葬呢？还是与公主的最爱崔铣以后一块在阴间继续做恩爱夫妻？这时一个叫做夏侯銛的给事中开始为崔铣说话，这位夏侯先生说话之刻薄和艰酸旷古未闻，夏侯说，公主最早确实嫁给了老王家，但谁让王同皎命不好，早早就抛弃了公主呢？公主活着时就已经与老王家恩断义绝了，公主生是崔家的人，死是崔家的鬼，理应和后来的丈夫合葬。如果按照王繇所请，与前夫所葬，但恐王同皎地下有知，必定不会纳公主于幽壤（潜台词是，像公主这么放荡的人，谁会愿意和他同穴呢？），而崔铣死后，也一会控诉于冥府的，所以啊，公主应该和他的最爱小崔合睡墓穴。

王繇的鼻子都快气歪了，你诽谤我老娘不要紧，可别忘了我老娘可是皇帝的女儿，你这是往皇家脸上泼脏水呀。王繇哭哭啼啼的找到皇帝，一边哭诉一边指责夏侯銛的居心叵测，皇帝想了想是这么回事，于是既火又躁，下旨让专管祭祀的官员按照国家典章依例办事，一面严旨斥责多管闲事说话刻薄的夏侯先生，说你夏侯銛一派胡言，竟然刨制了如此荒唐可笑的理由，这种牵强附会的理由就能改变国家约定俗成的礼仪典制吗？你的言行深深伤害了尸骨未寒的定安公主，你要为你不负责任的言行承担公主的名誉损失费。结果这位出力不讨好，咸吃萝卜淡操心的夏侯先生被贬到基层当了地方官员。夏侯先生这是何苦呢？只图嘴巴快活，并为此而付出惨重代价。

那么定安公主最后究竟是与谁合葬在一起？想必大臣们从夏侯先生的“杯具”经历中受到了启发，干涉皇家隐私，犯得着吗？反正最后定安公主还是与她最不待见的第一任丈夫王同皎在地下合睡一起，在陕西富平县凤凰山的狮子窝村北唐中宗李显的定陵中，有陪葬墓，中宗李显的好女儿定安公主和首任丈夫王同皎配享陪葬，而小白脸崔铣生前争了半天死后则不在其中。有时想，古代男人死后，不管娶几个女人，死后都可同穴陪葬，那么定安公主死后，为什么就不能让她的几个丈夫一起入棺陪敛呢？看来，即使是在开放的唐朝，女人的地位还是一样低下，即使是皇帝的女儿又能怎样？

6.唐朝让出皇帝宝座并善终的太子

见惯了古代宫廷惨绝人寰的流血政变，以及父子反目、手足相残的皇位争夺战，所以很难想像，历史上还有以不流血，和平方式完成皇权交接的朝代，更难想像，居然还有身为皇权唯一合法继承人——太子，却自愿放弃当皇帝的人，是皇帝的诱惑力不大吗？显然不是。是此人傻吗？非也，是此人像顺治皇帝一样，看破红尘，青灯黄卷，隐身佛门吗？更非也。是被人胁迫，无可奈何之下只有忍痛割爱的放弃吗？也不是。他是自觉自愿的放弃了皇位，让贤于自己的同胞兄弟，从而解决了当时大唐帝国天字第一号，关于谁才能做接班人的大难题。

此人就是唐睿宗的长子李宪（公元679-741年），李宪又名李成器，也多亏爹妈给起了这么个好名，确实是成器，让他爹爹唐睿宗很是省心，李宪早在六岁时就被册立为皇太子，当时是武则天当政，皇帝的继承人瞬息万变，他爹李旦也就是唐睿宗刚当上皇帝没几年，就完蛋了，被武则天废了，睿宗降为皇嗣，牛市变熊市，他也就降了辈份，成为皇太孙了。后来他的三弟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了野心勃勃的韦皇后，扶立自己的老爹李旦再次光荣当选唐帝国CEO，关于谁做诸君的问题就成为了当时朝廷上非常棘手的一道难题。

很显然，李宪才是名正言顺的最为合法的继承人，既嫡又长，名份早在武则天当政时就已经定下，如果按照帝国正常轮回，李宪登上皇位是迟早的事情。问题在于老三李隆基是唐睿宗重新走上皇位的第一功臣，名声响誊天下。睿宗石头翦子布的权衡了好长时间，还是无法决断。就在这个时候，深明大义的李宪说话了“关于继承人的问题，皇爹你不要太为难，和平年代固然是以嫡长为先，而国家有难的时候，就要考虑谁的功劳最大，如果不能顺时趋势，就会失去民心，非国家之福，所以我恳请你不要考虑我，而是把继承人的位置让给老三隆基。”

老爹李旦不忍心了，好孩子，那不是太委屈你了吗？李宪说如果你非要立我做继承人，那我就只有以死谢天下了，说完后泪流满面。李隆基听说大哥坚持要把储君的位置让给自己，心里乐开了花，但是表面上的文章还是要做的，于是上表请辞，而且再三说明大哥成器为嫡长，按理应当立为太子，至于自己吗？一定竭尽全力、义不容辞的做好辅助治理国家的工作。唐睿宗眼见小三儿李隆基已经是大势所趋，于是昭告天下以李隆基有匡扶社稷之大功，立为太子，而老大李宪则领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赏赐金银绸缎无数，李宪这一让，不仅唐帝国关于接班人的难题应刃而解，而且这一让，居然让出了一个大唐帝国的“开元盛世”来。

那么李宪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又为何要主动让位呢？无论新旧唐书都对李宪这位前太子的史实记载甚少，但是从唐人笔记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这位审时度势，明哲保身的王爷真实的一面，李宪生长在武则天时代，从小耳濡目染了残酷的宫廷政治斗争，因此个性比较柔软，秉性仁慈，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皇家教育，李宪对于绘画和音乐有着绝高的天分，他擅长画马，形神俱佳，据史书记载，开元时期兴庆池南华尊楼下壁上的《六马滚麈图》就是李宪的手笔，唐玄宗对其中的玉面花聪爱不释手，而音律则成了伴随他一生的特殊嗜好，这点他与老三李隆基有着共同的雅兴。

李宪一生别无所求，对名利看得十分淡薄，每次加官进爵都会再三婉辞。李宪天纵聪明，《酉阳杂俎》中记录了他的一段轶事，玄宗继位后，封他做宁王，有一次在他打猎时，于草丛中发现了一个大木柜，内中有一国色天香的少女，少女告诉宁王，自己是被二位僧人盗贼掳掠至此，宁王惊讶于荒郊野外竟然有这样风姿绰约的女子，一面征求这位女子同意，将其送给玄宗充当才人，一面着手缉盗，时有猎户捕获一只黑熊，宁王命令手下人将黑熊放置木柜，过了三天，当地官府上报，有僧二人，以钱一万租赁旅店，第二天店主见日上三竿而客不出店，于是入内察看，见有黑熊冲出，而二僧人已死去多时，骸骨尽露。玄宗听说这件事后，大加赞赏，认为宁王大哥处置盗贼的方法十分得当。

史书上说李隆基当上皇帝后，对他的几个兄弟都很好，虽然有小人经常调拨离间，但其一直友爱有加。不可否认，历史上李隆基的几个兄弟都得以善终，这固然与他们很早的时候，五王王府都建在同一街上，五王分院而居，从小就融洽和谐相处有关。更重要的是，始终是唐玄宗心头大患的宁王李宪做得太好了，李宪知道即使自己让出了皇帝宝座，也并不一定就会解除皇帝戒心，因此他整日里呆在家里，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者读书画画，从不结党营私和卷入朝廷纷争，即使如此，玄宗也经常会派人侦伺大哥李宪的动静，有一次，手下人来报，说李宪天天沉迷于古书之中，玄宗担心大哥暗中研究兵法韬略，于是再令人入府窥探，发现李宪孜孜不倦看得是古乐谱，唐玄宗这才放下心来。

李宪仁慈好生，有一次从驾万岁楼时，唐玄宗从侧道看见一名卫士偷吃食物，并将剩下的食物扔于孔洞之中，玄宗大怒，命令高力士将此人杖杀，李宪从容劝谏道，作为皇帝怎能从侧道窥人之私，这么做有失大体，而且生命与一食物比较，孰轻孰重？唐玄宗接受了李宪建议，放过卫士，并称赞大哥是真心帮助自己。还有一次凉州献新曲，玄宗召集兄弟们品评，李宪却不合时宜的劝说，“曲子虽好，然宫离而不属，商乱而暴，君卑逼下，臣僣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咏歌，见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祸。”玄宗长坐不语，他知道大哥这是在讽劝自己不要沉迷于声色，李宪惊人的预见了后来的“安史之乱”，唐朝也因此而走向了衰败。

李宪用他的无为清静和淡泊一生最终消除了玄宗警惕，在锦衣玉食中度过了他六十三年不算短暂的生涯，李宪死后，唐玄宗失声痛哭，这时的哭声，我相信唐玄宗是出于肺腑和真心，难得的是李宪放弃了皇位争夺，在谨小慎微、衣食无忧中得以善终，也成全了玄宗史上皇帝中少有的对兄弟手足最为友爱的名声，李宪的主动让位出于审时度势，和对时局的缜密透切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宫廷权力斗争的厌倦和憎恶，未必不是曾经他的先祖发动的“玄武门”政变的惊惧和血腥的警醒，可惜这种让贤的古风后世却成为稀有。

李宪死后，被唐玄宗追封为“让皇帝”，这里的让，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他按照功劳大小推让了皇帝，青史留名；一是说他品行高尚，德行宽广，性格柔软宽让，李宪（李成器）这位前太子，最有可能当上皇帝的人，生前没有当上皇帝，死后总算是过了一把皇帝瘾，他的葬礼和陵寝都是以皇帝的名份和规制来办理的，而陵寝里安放着他生前最喜爱的笛子和羯鼓，似乎余音绕梁，隐隐中象征着温情脉脉的兄弟友情下这位太子爷那份难以向世人言说的沧桑和无奈。

7.杨贵妃为何集唐明皇三千宠爱于一身

史上四大美女之一杨贵妃究竟叫什么？唐人郑处诲在《明皇杂录》里披露，杨贵妃，小字玉环。唐代诗人郑嵎在《津阳门诗》中记载，玉奴，太真小字也。后人又从多种古籍佚文中挖掘出，杨贵妃又叫杨芙蓉，杨玉娘，杨玥儿，不管杨贵妃叫什么，其在遇到风流天子唐明皇以后，从一个默默无闻陪伴夫婿寿王李瑁的小王妃迅速成为大唐王朝第一夫人，享受国母级待遇，一生独享明皇三千宠爱于一身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杨贵妃因何能够得到唐明皇宠爱且历久未衰呢？

其一，杨玉环天生丽质，有倾城倾国之美貌，长得好拜父母所赐，长得好又能利用自己的天然条件为其所利用，这就不是一般漂亮的女人所能办到的。杨贵妃是明皇曾经最宠爱的妃子武惠妃为自己的儿子李瑁亲自挑选的儿媳，这位聪明的武惠妃一定是见过杨家女清丽脱俗的婀娜丰姿，也知道自己的老公李隆基对于漂亮女人的追求无止境，但她还是棋差一招，不该引狼入室，身为阿公老子的李隆基自从见了儿媳杨玉环后即垂涎三尺，不惜违背常伦而占为己有，一个巴掌拍不响，杨玉环巧妙的半推半就成全了两人的如胶似漆和暗渡陈仓。

其二，杨玉环是熟女，十七岁嫁与寿王李瑁，初解男女风情，其二十七岁始步入明皇后宫，在武惠妃死后的这八年间，做为风流天子的李隆基与杨玉环虽然爱热情炽，但始终是偷偷摸摸的，唐朝虽然对于人伦并非过于苛刻和太过讲究，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自己的儿媳妇在一起颠鸾倒凤还是会有所非议的，这反而刺激了唐明皇必欲得之而后快的决心，大凡史上皇帝爱熟女的非典型爱情故事，都是一段孽缘，且弥久愈坚而保质期较长，再加上杨贵妃体态丰腴为唐朝时流行的审美元素，因此而得专宠于唐明皇。

其三，资质得天独厚，两人志趣爱好相投，这是老少配最绝妙而缺一不可的重要条件。唐明皇是谁？不世出的音乐原创人，国家剧院舞美设计师，最忠实的梨园票友和戏曲创作家，并且擅长演奏各种乐器，是史上最杰出的帝王艺术家。而杨玉环则是唐朝最著名的宫廷音乐家和舞蹈家，两人的结合相得益彰，正是因为理想信念和对艺术的共同追求，且都具有绝佳的艺术家气质和很高的文化修养，所以两人心心相惜，在共同的艺术创作中为后人留下了震古烁今的歌舞大曲，里程碑式的作品《霓裳羽衣曲》。

其四，杨玉环性格温顺，非常善解人意，只求爱情，不求名份，只讲实惠，不图虚名。虽然唐明皇三千宠爱于一身，但是自始至终明皇并未给这位国色天香的心中最爱一个期待已久的名份——大唐皇后，当然明皇这样做是有隐情的，一是自己毕竟名不正言不顺的霸占了儿媳，天下谤口难平，贵妃难以母仪天下；二是杨氏外戚势力膨胀，做为政治家的明皇为了防患于未然，不敢也不愿给杨贵妃这个名份，但是另一方面，杨玉环做得太聪明了，既然实质上已经成为国母，何必咄咄逼人，而图虚名呢？她的适时让步，让皇帝李隆基更加怜爱，明皇曾经不加掩饰的自夸杨贵妃是自己的“解语花”。

其五，杨玉环驻颜有术，致使六宫粉黛无颜色，因而能够长期得到唐明皇宠爱。杨玉环的养颜之术可谓独具创意，唐代野史载，一是以秘方制成“太真红玉膏”，以杏仁、滑石、轻粉合成，可使皮肤细腻而滑润。二是经常温泉洗浴，温泉中加入天然香料和草药，使肌肤红润而富有弹性。三是常食人参和荔枝，益脾养肝而活化细胞。杨贵妃还一反前代宫廷嫔妃浓妆艳抹的习俗，经常化淡妆娥眉轻扫，因而常常能够清水出芙蓉而出人意料的给唐明皇以格外的惊喜，其次适度的娇柔与做作，且拿捏的恰到好处，而让唐明皇神魂颠倒，当然这是久经风月的杨贵妃手到擒来的媚术了，少儿不宜，此次省略二百字。

唐代文人郑处诲《明皇杂录》载杨贵妃二三事，可见这位绝代佳人的聪明过人之处和养颜的精致情形。我们先来看看杨贵妃的聪明和机警，有一天，唐明皇闲来无事，就召来了亲王与其对弈围棋，这个场景布置的精细而雅致，一边令宫廷乐师贺怀智在一边弹奏琵琶，曲子悠扬悦耳，轻音缈缈，一边让杨贵妃立于局前观战，美人卓然伫立，绰约养眼。这个唐明皇于音乐戏曲可谓行家里手，可是下棋却不敢恭维，很有可能是个臭棋篓子，下完几十手后，一看棋面堪忧，老李的脸色就黑下来了，左思右想摆脱不了想赢怕输的局面，这时善解人意的杨贵妃出手了，当然观棋者不语，这是基本的条件，杨贵妃的做法恰到好处，又保留了明皇颜面，而是把怀中所抱西域康居国所进贡宠物小狗轻轻的放在棋盘上，小狗一阵划拉，棋局顿时乱七八糟，一团零乱，唐明皇哈哈大笑，满心欢喜而又意味深长充满爱意的凝视着爱妃。

夫妻之间吵架扮嘴常有的事，即使帝王家也不例外，别看唐明皇与杨贵妃情深意笃，但也有闹别扭的时候。《旧唐书》载，有一次杨贵妃因忤逆明皇旨意而被遣送回了娘家，唐明皇茶饭不思，心中郁闷，经宰相抚慰，就让随身太监给杨贵妃送去御膳菜肴，杨贵妃一见顿时泪流满面，哭哭啼啼的对太监说，我顶撞了圣颜，罪该万死，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皇帝亲赐，无以报答，唯有父母受之于的发肤是我自己的。于是剪下一绺头发托太监带给唐明皇，老李一见睹物思人，千般怨气都化成了万种柔情，马上就让高力士接回了杨贵妃，两人重归于好，由此可见，杨贵妃冰雪聪明，是非常善于把握男人的心理的。

据唐代文人多处记载，杨贵妃天生尤物，非同俗人。郑处诲《明皇杂录》载，贵妃初承恩召，与父母相别，泣涕登车。时天寒泪结为红冰。而入宫后，每到夏天，穿着薄纱，侍儿不停挥扇，犹不解其热，每次出汗，红腻而多香，用巾帕擦汗，其色如桃红也。杨贵妃连出汗和泪水都是红色的，和西域国所产汗血宝马一样，如果不是唐代文人夸大其辞，以突现杨贵妃的与众不同，那就是与杨贵妃的养颜术有关，是否服食了一种香料和药物以致于改变了颜色？此为存疑。但杨贵妃对于自己的容颜肤色却一直是格外珍视的，为此不惜搜寻秘方和自己研发创造，以期获得唐明皇永久的宠爱。

除了上述所涉及到的养颜秘方，杨贵妃还发明了另外一种养颜术即“吸花露”，贵妃生活奢靡，与唐明皇声色犬马整日厮混，因此常有贵妃醉酒的时候，每次醉酒后清醒过来，就觉得是在摧残容颜，而口苦肺热，于身体劳损无益，因此每日清晨都会悄悄来到皇家后花园，身傍花树，用手扶住花枝，口吸天然花露，以滋阴养颜，凭借天地万物之精华而润肺滋养肤色。杨贵妃又因体态丰腴，每年的夏天是她最难过的时候，常常感觉肺渴难耐，于是发明了每日口含用上等美玉制作成的玉鱼儿的方法，以期凭借玉质的温润凉爽而口舌生津，以沃肺而滋养肤色。

正是因为这样的独具匠心而养颜有术，使杨贵妃的容颜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因此在长达十几年的后宫生涯中，牢牢的抓住了唐明皇那颗沉浸在人间美色中绎动而多变的心，使得唐明皇即使风烛残年也一直如痴如醉，三千宠爱于一生痴情不改，可惜天生丽质而又后天善于保养姿色肌肤的杨贵妃机关算尽太聪明，还是反误了卿卿性命，马嵬坡风流荡尽而香消玉殒。正是因为她的固宠和邀宠而使唐明皇彻底荒废了政事而沉缅于儿女私情之中，才导致杨氏族人的飞扬跋扈和藩镇割据的尾大不掉，而让政治野心家安禄山钻了空子而暴发了终致唐朝一蹶不振的“安史之乱”，大唐盛世某种程度上毁于这段不伦的老少恋孽缘之中。

8.靠博彩获得皇帝专夜权的宫闱秘事

历史上，女人争宠后宫的荒唐事儿并不鲜见。一部宫廷秘史，即是那些可怜女人的血泪史，也是所谓天之龙子皇帝的淫秽史，更是一部女人成长道路上的厚黑史，虽然史书上贤淑温良的后宫女人不少，但是更多的则是吕后和慈禧那样蛇蝎心肠的狠角色。也难怪这些女人争风吃醋、心狠手辣，因为在封建皇权下，一切都是赤裸裸的，你不踩翻别人，就注定会被别人包了饺子，逃不脱被生吞活剥的命运，所以后宫女子想尽了方法用尽了手段想要得到皇帝的专宠，否则就只能成为别人的垫脚石，成为通往权力道路上用鲜血染红的他人的祭品。

就连好人家的女儿一入后宫门，也注定会变得面目皆非，因为所有通往成功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想尽千方百计得到皇帝的垂青和恩典，而得到皇帝的青睐和保住荣华富贵的唯一的可能则是期待皇帝的临幸，当然倘若这种临幸再加上现代人中彩票的那种极小极小的概率，能一夕之间一箭中的，不可思议的怀上龙胎，那么，恭喜你，普通人家的女儿看起来就会前程似锦，一条随之铺就的富贵之路也就变得伸手可及，更重要的是做为一个女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身后凝聚了整个家族的希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所代表的外戚势力就会从籍籍无名而变得权倾朝野，烈焰熏天。

史书载夏桀拥有女乐三万，而秦始皇则把从六国抢掠来的上万名宫女据为己有，后赵的君主石虎，是十六国时期最荒淫的君主之一，他在邺中大造宫室，掠夺民间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女子三万多人，置于宫内，供其玩乐。即使历史上后宫嫔妃最少的诸如宋仁宗朝代，起码也有佳丽数百人，这些后宫女子每个人要想得到皇帝的宠爱，其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人们大概听到最多的后宫佳丽邀宠的故事是《晋书？后妃传》中所记载的晋武帝的例子，由于后宫佳丽太多，以至武帝每幸御宫女时，常常坐上羊车，凭羊的兴趣停在哪里就在哪里寝宿。宫女们为求宠幸，把竹叶插在门前，把盐水泼在地上，以诱羊车。

其实，这还不是史上最荒唐和最搞笑的，宋人笔记中记有一则故事，可谓今古奇观，让人叹为观止。话说唐玄宗开元年间，由于后宫佳丽繁多，侍候皇帝睡觉的太监难以取舍，竟然心生一计，用赌博的方式以决定每天该由哪位佳丽侍寝，每当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这位非常有创意的太监就把宫中美人儿集合起来，以掷骰子来论输赢，并且每轮实行淘汰制，谁能获得第一，这一晚上皇帝归谁，可以享用春风一度良宵千金的专夜权，这种靠运气凭手气的办法非常有效，后宫中那些美女们大多精于此道，中标的眉开眼笑，淘汰者则非常不开心的埋怨自己手气欠佳，骰子面前人人平等，后宫的“河蟹”指日可待，比较有意思的是宫中美眉私下里都戏谑的把官家这种骰子叫做（坐刂）角媒人。（据宋人陶觳所著《清异录》中“君道门”记载）。

谁说中国古代缺乏发明创造？谁说裆下没有小小鸟的太监没有智慧？谁说后宫百花争艳都是以权势论高下？至少在俺老蔡看来，这是中国宫禁之中最原始的民主。现在博奕论中最公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抓阄，在西方民主精英眼里，中国后宫里演绎的这出悲喜剧足以让他们汗颜，这比他们念念不忘的民主和公平以及人权早了上千年，只可惜这种民主后来被皇帝的专宠所扼杀，后宫美女们也失去了展示她们手气的绝佳机会，俺估计当彼时，后宫美女人人手执一副骰子，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为的是练就赌神高进那样神乎其神的绝技，以此专事皇帝，可惜这位用心良苦的太监没有留下姓名，否则这项发明足以让这位太监当得起中国古代宫廷中民主的最原始先驱了。

无论是晋武帝那样泼洒盐水也好，还是玄宗朝的掷骰子也好，毕竟能够得到皇帝临幸的宫女还是少得可怜，总的来说，后宫中的美女们其身世还是非常可怜的，其恃姿邀宠的做法虽然不择手段，但是处于那样的皇权专制下，也是无可奈何之法，而更多的宫女只能幽怨一生，白头到老，所以后世有许多非常著名的《宫女怨》词曲，比如这首“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的宫词就非常形象的描写了宫女养在深宫磋砣岁月的无奈，再比如唐朝诗人顾况这首“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月殿影开闻夜漏，水晶帘卷近秋河”的诗词，运用了对比的句法，形象的再现了宫女锁闭幽宫的孤凄冷落。甚至就连远嫁异域的王昭君和花蕊夫人那样的名女人也留下了动人心魄的宫怨词。

人间最悲惨的莫过是面前有一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对于封建皇权下的宫女们来说，最悲惨的则莫过于养在深宫禁苑中做活死人，宫女们的声声血泪控诉，从遥远的散发着霉味的残垣断壁、画角雕梁上传来，也只能是身世浮萍雨打沉，无可奈何花落去，徒留一声叹息而已，而代表着集权专制的皇帝们则在饱暖思淫欲下，将宫女们满怀期待的希望一点一点撕碎，零落成泥，幻化成无数个鲜活生命的——葬花吟……

9.多情皇帝生死两皇后的荒唐事

在中国古代，做为普通夫妻，布衣裙衩，相得益彰，甚至琴瑟调和，举案齐眉，其乐也融融。而做为皇帝，似乎就只有游龙戏凤，所谓后宫三千佳丽，看上去不过是为了满足皇帝的淫欲，或者为繁衍子孙而完成传宗接代的历史使命，而爱情则真正成为了一场游戏一场梦，皇帝一旦拥有爱情，结局似乎就只能是纣王和妲己，以及唐明皇和杨贵妃那样，不是祸国，就是殃民，或者逃脱不了亡国的命运，或者成为政权交替更迭的导火索，而皇帝则被史官指认为沉缅女色，不问政事，而另一方那些柔弱的女子们，似乎历来只能是红颜祸水的代名词。皇帝只能乱爱，但是不能多情，这一多情，就有可能犯下历史上素来以仁爱厚道著称的宋仁宗那样虽风流却非常荒唐的咄咄怪事。

皇帝是否多情，似乎应该与治国无关，但是在传统士大夫眼里，这种多情却是万万不能僭越礼数的，哪怕你是皇帝，也得纳入正统的道德礼制范围内，甚至在台谏看来，皇帝的这种私事，就是举国之大事，皇帝凭一己之好超越祖制，那就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不惜身死也要规劝和讽谏的。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宋仁宗当政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当时宋仁宗最宠爱的妃子张贵妃正值31岁的花样年华，却不幸得暴病身亡，仁宗肝肠寸断，竟然决定用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

宋仁宗不是不知道这样做是违背礼制的，也知道这样做是会引起天下人非议的，但是情到深处就只能不管不顾了，仁宗这位皇帝一生用情虽非专一，但是对于张贵妃却是一直宠爱有加的，这位美人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当上皇后，生前办不到，死后却是不能让自己最喜欢的妃子带着绝望踏上黄泉路的。宋仁宗打定主意后，为了防止朝野反对，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在张贵妃死后第四日，在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大会上宣布，追封张贵妃为皇后，赐谥温成。台谏连续上书反对，但是仁宗这一回却没有纳谏从流，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死后有个最隆重的名份，而是执意要把多情和荒唐进行到底。仁宗甚至还颁布诏书，下令一个月内禁止任何娱乐活动，京师唯一的活动就是为温成皇后举丧。

于是在宋史上就出现了旷古未闻的一生一死两位皇后的咄咄怪事，这段明显逾礼的荒唐事也被史家毫不客气的记载到了以贤良温厚见长的仁宗身上。因为当时仁宗的正宫娘娘曹皇后尚在人世，只是曹皇后温良恭俭让，对于这种事情也只能打落牙齿活血吞了。那么张贵妃何许人也，仁宗皇帝为什么对她三千宠爱于一身？原来仁宗15岁时，刘太后就想尽快为皇帝完婚，其中有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当时仁宗一眼就相中了张氏。本来皇帝选中谁就可以立为皇后，可是过不了太后这一关。太后恰恰看上了郭氏，便替皇帝作主，册立郭氏为皇后，以张氏为才人。

这位张贵妃宋史有传，为河南永安人，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中，父亲很早就抛弃了她，自小便被纳入宫中，史载“妃巧慧多智数，善承迎，势动中外。”她是仁宗第一个心动的女人，心动后就是行动，这份情根就这么种下了，可惜张妃生来就是一个病美人，其仗着仁宗宠爱，尤喜撒娇，曾经在任才人时，就因为一场大病，而央求仁宗皇帝封其为美人，这段话说的还挺艺术，“妾姿薄，不胜宠名，原为美人。”好像仁宗不册封其为美人，此妃病势就不减一样，可见此病非身病，而心病也。

仁宗的皇帝从一开始就做得战战兢兢，因为刘太后的强势存在，其不得不收敛他的皇帝虎威，一旦刘太后呜呼哀哉以后，仁宗才觉得自己真正该扬眉吐气了，而张美人既乖巧又有心计，把个仁宗唬弄得心花怒放，要个天上的月亮办不到，要个皇后还是可以商量的。对于太后为其择定的郭皇后，仁宗把多年的怨气迁怒其上，有心废之，当另一得宠的尚美人与皇后争风吃醋时，仁宗左护右挡，不料郭皇后一不小心，一个大耳括子扇到了仁宗脸上，这下给了仁宗一个口实，可惜虽然废掉了郭皇后，但是鉴于辅臣范仲淹等人屡次上奏，仁宗不敢公然的把皇后之位轻率的送给张美人，而是迎立了端庄贤惠的曹皇后。

仁宗的心却一直向着张美人，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元宵之乱，由于曹皇后应变有方，宋仁宗才能化险为夷。然而，事后宋仁宗却未给曹皇后任何奖赏。不仅如此，他因为宠爱张美人，便借口说张美人在平乱中有功，要升张美人为贵妃。一时间，朝野上下怒气难平，翰林学士张方平说：“舍皇后而礼尊美人，古来没有此礼。”群臣也都上书力谏。可宋仁宗不听，力排众议，立张美人为贵妃。反而曹皇后大度，没有计较，对此不过是付之一笑。

这位张贵妃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为了挑战皇后权威，张贵妃心生一计，一次，张美人要出去游玩，向仁宗闹着要借用皇后的车盖抖抖威风，借以刹皇后锐气。仁宗明白这是僭越礼制，大臣们不会善罢甘休，皇后也不会答应，便推说“你自己去借借看。”没想到曹皇后竟然爽快地答应了！张美人乐坏了，仁宗一想不对，便严肃地教训她说：“国家文物仪章，上下有秩，汝张之而出，外廷不汝置。”意思是说，你用皇后车盖招摇出宫，公卿大臣不会放过你！张美人羞悔而罢。可见仁宗还算睿智，较为贤明，并没有爱屋及乌犯下娇纵和教唆美人的又一过错。

从宋史记载的这些宫廷秘闻中，我们可以想见，宋仁宗的确是一个多情种子，一生中对他第一眼就相中的张妃矢志不渝，虽然没有爱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但他敢于违背祖制和礼数，甘冒天下人非议，也要让张贵妃含笑九泉，生前办不到，死后也要了了这桩心愿，如此这样做派，也算是皇帝中的奇男子了，宋仁宗的爱情至上，很是让人佩服。可惜他是职业统治者，倘能对他治下的臣民，也能有这份疼爱之心并且励精图治，做为北宋时期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可能历史就会改写了。

历史虽非风花雪月般浪漫，却一样晓风残月般的冷俏。

宋仁宗强硬的为自己的所爱做出了一次艰难的抗争，多情自古空遗恨，宋仁宗的爱情就这样云消雾散了，或许，张贵妃不过是皇宫大院寂寞的皇帝心中一束短暂而跳动的火花罢了，娇纵恃宠的张贵妃值不值得宋仁宗爱恋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今人看来，爱情看似与皇家貌合神离，却与做为个体的皇帝有那么点让人唏嘘——甚至感动的意味存在。

10.宋史上最让人敬重的垂帘听政者

北宋中晚期，先后有四位太后从幕后走向前台，登上了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用垂帘听政的方式辅佐年青的大宋天子，这四位太后依次是仁宗朝的刘皇后，史传“狸猫换太子”的那位主角；英宗朝处变不惊老成谋国的曹太后，几十年以后，又有哲宗朝的高太后和徽宗朝的向太后，中国历史上比较荒唐、今古奇观的垂帘听政，仅北宋时就占了四位，这四位女人性格秉异，但都在北宋的政治舞台留下了她们叱咤风云的足迹。

其中，刘太后是熟女，曾经嫁给过一个银匠，被鬼迷心窍的真宗插足后从民间挖进皇宫，史传“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虽然来自民间，却属于既漂亮又有脑的智慧性美女，刘后权力欲望比较强烈，在真宗翘腿后，垂帘听政长达十二年，虽然屡次想效仿武则天，母仪天下，却最终因为大臣反对而无奈还政于仁宗。而哲宗朝的高太后，虽出身名门，操守清廉，却思想保守，尽复祖宗之法，使神宗变法成果化为乌有，虽被后人称做“女中尧舜”，却大多皆因其竭力维护封建伦常而被腐儒所推崇。而徽宗朝的向太后，最大的“功劳”是选择了一个轻佻的端王赵佶，直接为北宋培养了最后的掘墓人。只有英宗朝的曹太后，纵观其一生处变不惊，沉着冷静的应对之策，和端庄贤淑、多才多艺的独特品性，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让人敬重的垂帘听政者。

曹太后是宋仁宗的皇后，是开国大将史称北宋第一名将曹彬的孙女，因为出身于世家，所以从小就接受了非常传统和良好的家庭教育，皇家和武将联姻，属于一桩政治婚姻，但是曹氏从小就出脱的美丽非凡，为人沉敏机警，17岁就被送入宫中，18岁被册封为皇后。《宋史》评价她“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帛书。”曹后不仅善良温柔，而且知书达礼，落落大方，从她重稼穑，善养蚕来看，丝毫没有皇后那种飞扬跋扈和强烈权力欲的野心，且保持着难得的节俭操守，非但如此，她还是一位饱读诗书，在书法造诣上很有成就的贤淑女子，可谓才貌双全，可惜后世人只知道其人姓曹，而不知道她的具体名字。

曹后在宋史上虽然留墨不多，但件件事情做起来却惊天动地，游刃有余，反而衬托出她那种处变不惊、泰然处之的从容大度和沉着冷静，甚至很多事情的运筹帷幄让你难以想像居然出自于这样的一个文弱的女子之手。曹氏最为让人称道的是处置宫中侍卫叛乱的事件，庆历八年正月（1048年），南京驻兵纵火致灾，引起了曹后注意，当仁宗想出外观赏花灯与民同乐之时，曹后劝阻了仁宗，转眼过去了三天，深夜里，皇宫外，喊杀声骤起，宦官打开宫门，详看究竟，曹后一把抱住了蠢蠢欲动的仁宗，对其说“宫中夜惊，只怕是有人作乱，官家万万不可轻易出去”，而自己则披衣起来打探究竟，原来是禁军军官谋反，已经杀入宫中，并且将一名宫女胳膊砍下，当宦官谎称是乳母殴打小宫女弄出来的怪声时。皇后喝斥道：“贼在近杀人，敢妄言耶！”，情况非常危急，曹后处乱不惊，指挥若定，先是命令殿中值班军官守住殿门，然后令宫女和宦官准备水桶，防止叛军纵火焚烧，为了甄别敌我，曹后命令外出行动的宦官和宫女都剪掉一绺头发以示标识，谕之曰：“明日行赏，用是为验。”宫中之人在曹后鼓舞之下个个奋勇，争先效命，一场祸及萧墙的叛乱被曹后的临危不惧、布置有方所迅疾平息。

曹氏无愧于名门之后，自小培养了她武将世家的处变不惊和临危不惧，所以在面临突发事件时，她表现出了不同于一般女子的机警和干练。《宋史》上还载有一则有关她的足智多谋和政治智慧的轶事，“英宗方四岁，育禁中，后拊鞠周尽；迨入为嗣子，赞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悉敛诸门钥置于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韩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尊后为皇太后。”仁宗虽然宽厚，但非常不幸的是诸子皆亡，所以选择了宗室的赵曙为太子，曹后将其带入宫中，悉心抚育，1063年，仁宗突然驾崩，宫中一片大乱，许多宦官急着打开宫门，又是曹后挺身而出，非常冷静的说“此为非常之时，岂可轻易打开宫门？”她收缴所有宫门钥匙，严令宫中秘不发丧，然后请来太子，及至天明，才召来辅政大臣韩琦等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就连一代名将韩琦也不得不折服曹后在处理皇帝即位的头等国家大事中的镇静和智慧，他在看到曹后外秀慧中的韬略和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时，一边抹汗一边说：“刚才我敢乱发一言吗？”。

英宗即位后不到四天，就因突然患病而不理朝政，执政大臣敦请曹太后垂帘听政，在这段特殊时期，诸事纷杂，曹太后几乎全身心地投人到繁杂的政治事务中，每天都要批阅数十道中外奏章，而且从来不独断专行，总是耐心听取宰执的建议和意见，每每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下旨，即使与众臣意见不一时，也总是引经据典，慎重对待，且赏罚严明。曹后还知人善用，提升良臣富弼为枢密使，赏知州赵尚宽治河之功，免灵驾所过良田之赋，裁放宫女135人。后人赞誉：曹皇太后“垂帘听政；宫省肃然”。等到第二年英宗病好后，曹太后马上撤去珠帘还政于英宗，英宗深受感动。可见曹太后并不是一个权力欲望非常强烈的女强人，她一切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大宋江山社稷的稳固，且深谋远虑，他为英宗朝短暂的清明政局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尤其难得的是她对外戚的态度，在中国历史上因外戚干政而出现的宫廷流血事件数不胜数，曹太后深知此中弊端，她有一个胞弟叫做曹佾，长期任地方官，政声极好，英宗根据大臣建议，欲拜曹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相），但是曹太后却将这份诏书锁在宫中，不让下发。英宗反复说明，为曹佾升官不是因为他是外戚，而是因为其人确实政声甚隆，是唯才是举，为国家公利着想，曹太后才勉强同意了这项任命。曹佾是曹太后唯一弟弟，两人几十年都没有见面，英宗屡次劝告曹太后开恩一见，只有到了曹佾告老还乡时，曹太后才破例一见，在涕泪交加中，曹太后也不忘了宫中规矩，她告诫弟弟说“此非汝所当得留。”并即刻将弟弟送出宫外，而曹佾为官清廉，处处严格约束自己。神宗后来动情的对大臣说“曹王（曹佾袭封郡王）虽然亲贵无比，却端正谦恭，善于自处，真是纯臣呀！”曹家世代忠良，勤政惠民，留名青史者甚多。而这位曹佾，后来就被民间演义成了八仙过海里的曹国舅。

曹太后还有一件不为后人所知的大功劳，就是她援手救助了时为天下第一才子名满天下的苏轼，《宋史》载，苏轼以诗得罪，下御史狱，人以为必死。后违预中闻之，谓帝曰：‘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当苏轼祸从天降，人们都以为苏轼必死无疑时，是曹太后在病中伸出了援助之手，而且用最易打动神宗的亲情和孝道设法让神宗免了苏轼死罪，此中智慧用心良苦，最后神宗只是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并很快获释。曹太后为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也成全了大宋朝对待文人始终如一的宽宥之风。

曹太后在皇宫中45年如一日，恪守“母仪”清规，在与其他嫔妃相处时，时时谦让，处处低调，虽然在政治主张上趋于保守，暮年在神宗朝时反对王安石变法革新，但其辅助并佐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大节无亏，且高风亮节，垂范后世。就在救出苏轼这一年的十月，太皇太后曹氏逝世，时年64岁。谥法规定：“扬善赋简曰圣”，“聪明睿哲曰献”，她得到“慈圣光献”的美谥，可谓名副其实。纵观曹太后一生，其沉着冷静机警权谋无时不刻为宋室着想，她虽然垂帘听政，但是并不贪权和恋权，而是尽其所能，辅佐年幼的君主，直到年轻的君主能够独立的掌权秉政，她在后宫，从不恃权弄宠，而是谦和善良，勤勉政事，具有非常高洁的品性，拿曹太后与后世那个掌权祸国殃民的慈禧老佛爷相比简直如云泥之别，其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历史上最为让人敬重的垂帘听政者。

11.皇帝和词臣共享名妓的风流事

历史是个什么玩艺儿？历史绝非我们想像的那样一本正经，有时它充满玄机，充满了不可告人的秘密，有时它也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哭着闹着，撒泼着，然后没事了，破涕为笑，化敌为友，过后接着再闹腾。更有的时候，历史就像个无赖，在雪地上撒个野，起来后，拍拍自己身上的雪，屁事都没有，都是我们想复杂了。还有些时候它能腆着脸皮上房揭瓦坐地分赃，而有的时候，它也充满了调侃和幽默，以及滑稽和荒诞甚至无厘头，让你难以捉摸，更让你难以理解。

我总认为历史上的宋朝非常有趣，按流行的话说，叫做宋朝很好玩儿，它的的确确很好玩儿。比如仁宗皇帝每每听到宫外有叫卖声，就食指大动，可他只能端着皇帝的架子，却又不能随心所欲，想吃就吃。再比如真宗皇帝想封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做贵妃，可是宰相不同意，还一把火把诏书给烧了，皇帝竟然无可奈何只有认栽。宋朝的皇帝们很多都具有艺术家的气质，论起皇家书法和花鸟工笔画，那都是国际水平，超级大腕。非独如此，那些文臣们一个个都让世人刮目相看，实乃世之稀有品种，比如寇准、范仲淹和虞允文，虽是文人出身，不仅文章做得花团锦簇，而且打些仗来一点都不含糊，哪像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更让人惊叹的是在宋朝，即使是佞臣巨奸，像丁谓、王钦若和蔡京、秦桧那样的乱臣贼子，也仍旧文采飞扬，很有学问，可见即使是坏蛋，也得有坏蛋的资本和本事，否则你是无法兴风作浪，也爬不到那个高位上去的。

历史上如果非要选一个皇帝艺术家来，宋徽宗赵佶肯定会拔得头筹，并且牢牢占据排行榜榜首地位，其瘦金体书法和工笔花鸟画开了一代先河，这位阴差阳错投错胎的帝王，琴棋书画，诗词唱和、斗狗遛鸟，踢球游戏，无一不会无一不精通，虽然这位老倌的艺术气质绝佳，可是皇帝却当得实在太过差劲，不仅在靖康之难中丢失了大好河山，而且直接把自己送进了难民集中营，最后客死五国城。皇帝是做什么的？职业统治家，你得让你治下的人民衣食无忧，安居乐业才是正事，可是在宋徽宗的统治下却是民不聊生，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一幅末世乱象，可谓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也，宋徽宗也成为了统治者玩物丧志的最好注脚，元代名臣脱脱撰《宋史》徽宗纪，不由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可谓一针见血。

历史不容假设，当然如果徽宗不当这个皇帝，那么他一定是个风流才子，甚至可能会留下唐伯虎点秋香那样的风流韵事，即使偶尔犯点自由主义，声色犬马、偎红眠柳、恋恋风尘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你是皇帝，所以这一切都变了味，我们这位徽宗皇帝力比多过剩，什么都爱，爱文学、爱艺术、爱游戏、更爱女人，就是不爱国。可能是宋徽宗对宫室里的嫔妃玩腻了，审美疲劳，却偏偏喜欢上了风尘女子，宋徽宗对名妓李师师可以说是三千宠爱于一身，为此还不惜专门从皇宫里修了一条暗道，方便其与师师约会，道貌岸然的皇帝竟然不惜自降纡尊，夜夜笙歌，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村打加农野炮，那么李师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天生尤物呢？

李师师应该北宋时期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因为诸多宋人笔记里都曾经提到过她，传说李师师色艺双绝，通晓诗词音律，早年因为父亲牢狱身死而流落风尘，李师师因为身世的缘故，所以给人的感觉始终总是淡淡的忧伤，喜欢凄婉清凉的诗词，爱唱哀怨缠绵的曲子，常常穿着乳白色的衣衫，轻描淡妆，更让冶游狎戏的文人们心痒难禁的是李师师有一颗美人痣，这一切都让李师师以一种“冷美人”的形象，而让文人雅士大为传诵。当李师师的艳名传播到徽宗的耳朵时，徽宗按捺不住情欲的蠢蠢欲动，一日，徽宗便身着文士的服装，幕名而访，一夜风流缱绻如饮甘饴，自此神魂颠倒而情致加倍，当朝皇帝爱上了民间妓女的消息一如现在的官场小道消息，一夜传遍京师。史载，食不甘味的徽宗皇帝因为不能经常与师师共渡良宵而闷闷不乐，一日在团扇上写下了“选饭朝来不喜餐，御厨空费八珍盘”的诗句，手下一位揣摩徽宗心思的文臣应对“人间有味俱尝遍，只许江梅一点酸。”这一点酸其实就是暗指李师师。

宋人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记载了李师师和周邦彦的一段轶事，隐约说明了宋徽宗和大词人周邦彦共同追求名妓李师师，争当李师师情人的故事。这段轶事如下，说有一天，当李师师得知徽宗患了感冒，料想不会再来了，于是就单独约了周邦彦，周大才子不畏艰险冒着砍头的危险，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如约前来，却没曾想宋徽宗不顾龙体欠安而带病猎艳，得知皇帝要到，周大才子便狼狈的匿于师师床下。徽宗携新橙一颗，说是江南新贡，以讨好师师，而后颠鸾倒凤带病操作，周邦彦彼时在床下这感觉，五味杂陈，然后越想越不是滋味，遂隐喻成著名的《少年游》，词中写道“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不得不说，周邦彦这首词写得太好了，李师师爱不释手，也不知道师师是得意忘形呢？还是炫耀自己的歌技，当徽宗皇帝二次光顾时，师师竟然为徽宗弹唱此词，徽宗心想如此隐密之事，何人所知？后侦知为周邦彦所作时，不由妒由心生，大怒之下，便把周大才子赶出了京城。李师师虽然流落风尘，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当周大才子一不小心因词获罪时，师师冒着风雪为周邦彦送行，并把一首周新作的“兰陵王”词再次唱给徽宗听，当徽宗看到师师星泪点点、娇容憔损，特别是唱到“酒趁哀弦，灯映离席”时，已经是泣不成声，心疼梨花带雨的美人，竟然不由起了怜才之心，于是便赦免了周的罪名，把他召回，封他为“大晟乐正”，准他随时在李师师家走动。一对情敌居然划干戈为玉帛，还玩起了哥俩好，这真是宋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事情。

其实宋徽宗才是横刀夺爱的插足者，师师和周邦彦早就是老相好了，宋人陈鹄《耆旧续闻》中记载：“美成至注主角妓李师师家，为赋《洛阳春》云，‘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莫将清泪湿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欲知日日依栏愁，但问取亭前柳’”。从《洛阳春》中不难看出周邦彦对李师师的赞美和同情，并规劝她找个知心之人出嫁，以解愁苦。可见，二人友谊深厚，绝非一般的泛泛之交。陈鹄所说的美成是周邦彦的号，而角妓即歌妓也，其实这非常符合宋代歌妓和才子相交的实际情况，名妓和词人交好，很对双方胃口，妓以词红，词以妓名。但我一直怀疑，彼时周邦彦已经六十多岁了，师师怎能看中这个糟老头子，并且念念不忘，居然冒着拂逆龙鳞的危险搭救周大才子呢？

宋徽宗的结局我们早就知道了，其为自己的荒诞和嬉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位用脑袋创作，用屁股思考政治问题的混第十三君主江山不保，国亡后受尽屈辱和折磨而死。而周邦彦虽然被后人称作“词家之冠”，实际上也和“奉旨填词”的柳永并无太大区别，所不同的是柳永轻浮孟浪的多而已，柳词轻佻，而周词含蓄。在宋代，当代作家们出入烟花柳巷并不少见，著名词人秦少游也被李师师的清丽脱俗所打动，并且免费的为李师师作过词，打过广告。就连一代才女冠绝天下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对师师的身世充满了同情。至于后来《水浒传》里把二黑哥宋江也牵扯到李师师和宋徽宗之间，恐怕就有点牵强附会了。

清人传奇小说《琳琅秘室丛书》，交代了李师师最后的结局，当金人攻陷汴京后，大汉奸张邦昌为讨好主子，把李师师献到金主帅达赖之前，李师师在痛斥张邦昌之后吞金而死。这段传奇，很有可能是后人借师师之死讽喻徽宗。遥想身处冰天雪地中的宋徽宗，在饥寒交迫和金人百般凌辱之中，是否会追忆起似水流年，可否想到自己是在为昔日的荒唐和风流债而付出一生为囚的代价？《宋史》在评价宋徽宗一生的嬉戏和荒唐时沉重的写道，“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徽宗行为当为后世为人君者戒。

第三章 官场风云

1.凌烟阁功臣中最不靠谱的是谁

贞观十七年，即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44岁那一年，忽然怀念起过去自己那种刀头上舔血，驰骋沙场、浴血奋战的光辉岁月了；想起了打江山的不易，以及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哥们死得死，病得病，没死没病的好多人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去日无多的夕阳晚景了。为了缅怀和表彰这些在干休所疗养，和还在政坛上发挥余热的开国元勋们为大唐帝国做出的不朽贡献，便在皇宫三清殿旁的一个叫做凌烟阁的小楼上，让宫廷画师阎立本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如真人大小，以便流连怀旧，供后人瞻仰。

这就是响誉后世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这份名单是如何出笼的？或者换句话说，评选的标准是什么？此并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经过帝国上下层层筛选审批，经政治局常委们大讨论而得出来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帝国最高统治者皇帝李世民的个人意志。入选者大抵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李唐宗室以及亲属，且在革命初期做出重要贡献者。比如李世民的大舅哥长孙无忌，表哥赵郡王李孝恭，亲舅舅高士廉，以及叔父长孙顺德，妹夫柴绍。二是心腹幕僚，足智多谋之士和治世能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萧禹等人，三是李唐旧将，首义功臣，如段志玄、殷峤、刘政会、唐俭等，四是战功卓著，军事指挥能力出众者，如尉迟敬德、李靖、李绩、程知节、侯君集等人。

这里面有一个人无论怎样分，感觉都有点不伦不类，而观其人平生言行，当属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最不靠谱者，真不知帝国老大李世民当时是看走了眼，还是脑袋被门夹了，或者是非要凑成双数，胡拉乱凑了这么一位，此人就是郧公张亮。这位张爷，一生文不成，武不就，且行事乖张，劣迹斑斑，最大的能耐就是告密。新旧唐书对其评价都不高，言其外表敦厚而内心实怀诡诈，而且此人伪装易容术极其巧妙，就连一代名相房玄龄和军事指挥家李绩都被他忠厚的外表所蒙蔽，而极力在太宗面前推荐，可惜张亮却难当大任，有负重托。

张亮，郑州荥阳人，出身贫寒，世代务农为生，此人是瓦岗寨义军首领李密的部下，隶属于李绩，后来随李绩一块降唐。张亮人生中的第一次发迹得益于告密，在李密手下时，张亮仅仅是个侍从，类似仪仗队里的一个小官员，并未受到李密重用，李密第一次用异样欣赏的眼光打量他，是因为他揭发了义军中某位将领想要谋反，李密觉得张亮此人至诚至信，于是提拔重用为骠骑将军。张亮登上权力顶峰仍然源于他的告密，贞观十七年，张亮从京官调任地方长官，侯君集用言语相激，问他为什么会受到排挤？张亮反唇相讥说你都被排挤了，还替我抱得个鸟冤？侯君集说，你我都如此郁闷，不如一起拉杆子造反。张亮不置可否，返过身就把侯君集给卖了。好在皇帝李世民是个明白人，说你俩私下里说得话，老侯怎么肯认账？后来侯君集造反被诛后，李世民想起了张亮先前的话，优诏嘉奖，提拔其为司法部长，入朝参政。

告密是其所长，而带兵打仗则是张亮之短，很难想像，出身于义军将领的张亮统兵打仗竟然完全是外行，白跟足智多谋的李绩混了那么长时间，张亮的人生哲学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没有大树了咱就逃，逃得越远越好”，李绩一身都在关照这位不学无术的手下，没料到后来张亮竟然爬到了他的前面，所认非洲人吧，正宗黑人一个。早在李绩让其守郑州时，王世充来犯，张亮一见之下魂飞魄散，撒腿就跑，亡命于共城山野湖泊。李绩领命讨伐刘黑闼时，让其守相州，时刘黑闼大军进犯，张亮一看敌军旌旗遮天蔽日，兵锋甚锐，再次撒开脚丫子，撇下一城军民，弃城逃跑。这样一个打仗稀松，老玩越野赛的老兵油子还屡次独挡大任，不知是李世民还是李绩哪根弦抽筋了？

怂人有怂福，瓜人有瓜相，张亮这个人打仗虽然太次，但是狗屎运太好，于是就有了历史上最为搞笑的一次对外战争大捷。皇帝李世民想要做文治武功开天辟地的天朝大帝，于是下令讨伐近邻高丽，张亮这回脑袋清亮了不少，极力劝戒，谏议无效，于是自告奋勇担任北伐军大总管，管理军船事宜。这下，老张脑袋又不清亮了，自己几斤几两也不掂量掂量？大概是觉得跟着皇帝大树底下好乘凉可以混上个功劳，到了高丽建安城下后，张亮四下派出士兵出去打柴找吃食，营垒未固，忽然高丽一大队人马杀到，军中士兵张皇失措。张亮本性怯懦，真正冲阵临敌的场面几乎没有经历过，“无计策，但踞胡床，直视而无所言”，吓得目瞪口呆，傻了，这一次竟然连逃跑都想不起来了。他手下将士见到这种情形，反误以为张总管临危不惧，胆气冲天，都稳下心神挺身斗敌，其副手又及时赶到，鸣鼓奋击，竟大破敌军，这都什么事儿啊？好在李世民知道张亮打仗实在不行，也没责怪他，说到底不是还打了胜仗吗？

张亮男子汉大丈夫打仗不行，就是做别人丈夫也是一个戴帽的主儿，戴的什么帽？绿帽儿。早在张亮做地方官时，就喜新厌旧，抛弃了原配而娶了一个既霸道又凶悍的荡妇李氏，老夫少妻，张亮非常惧内，而这个李氏又养了一个以卖笔为生，能歌善舞的小白脸，看来这二人志同道合，卖的东西都一样，明眼人都知道李氏和此人私通，就张亮还傻乎乎的把这个小白脸收为义子，这个李氏不仅淫荡，而且喜欢巫术占卜之类旁门左道，还喜欢干预政事，把个张亮本来不佳的名声弄得更臭。

张亮成也告密，败也告密，最后竟死在被别人的诬告陷害上，早在他任相州地方官时，结交了一个装神弄鬼的歹人叫做程公颖，有一天，张亮看见相州地形龙盘虎踞，自个儿灌上了迷魂汤，就问程公颖，相州是个好地方，人言不出几年就有王者起，你认为怎样？吃人嘴软，程某人顺势奉承，亮公你躺下睡觉时隐约像一条龙，一定富贵无比。张亮还结交了另一歹人叫做公孙常，是个卖嘴皮子的，自言能够点化金银，炼制丹药，说张亮之命应合图谶。张亮还自以为事的认为自己臂上有龙鳞，理应做皇帝，按现代医学来解释，没准张亮手臂上得了牛皮癣，但手下这群马屁精都随声附和。结果贞观二十年，被陕西人常德玄检举揭发了，密告于唐太宗李世民说张亮蓄养义儿死士五百人，意欲图谋不轨。太宗一听极为震怒，下令司法部门调查此案，结果张亮手下的几个卖嘴的术士竹筒倒豆子全招了，于是张亮被问斩抄家，彻底玩完了。

张亮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最不靠谱的一位，既无军功，也无策略，唐史上说他擅长政事，其实是替主子爷帝国老大遮羞，瞧瞧，你这选的都是什么鸟人？关于张亮善政，新旧唐史上比较简略，大意讲的是他仍然沿用的是自己的看家本领，让手下人四处侦伺豪绅劣迹，然后密告而治罪。而他得以入选凌烟阁，最大的功劳是是靠告密，踩着侯君集的项上人头讨主子欢心。其二，靠得是他先前不错的人脉，房玄龄和李绩一直关照着自己这位老友，虽然他时时烂泥扶不上墙。其三，他是最早归降李世民的一批旧将，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只是这位不靠谱的老张，一生做得最大的不靠谱的事是不该养那么多的干儿子，不带功成名就后这样炫耀和摆谱的，你这犯得是哪门子昏癫？恰好犯了皇帝主子爷最大的忌讳。

其实说老张谋反，亦是欲加之罪，是皇帝李世民的杀鸡给猴看，既然张亮这么不靠谱，那就成全你，别再摆谱了，将你从凌烟阁上一笔勾销，李世民敲山震虎，剩下不多的几个功臣看见凌烟阁上自己的画像，那一定是战战兢兢的。自古功臣这顶高帽不好戴，所谓二十四名功臣，也叫功高震主的臣子，皇帝把你挂在那儿，或许并非是因为你功勋卓著，那是天天瞅着你，提防着你呢，说不定哪天没事找事就灭了你，不是吗？

2.谁是知恩图报终得善终的初唐名将

李绩，初唐名将，原名叫做徐世绩，字懋功，在《隋唐演义》和民间话本里又被唤做徐茂公，且被后世说书艺人严重歪曲成了一名羽扇纶巾，足智多谋的牛鼻子老道。其实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李绩文韬武略，威名赫赫，历事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为凌烟阁二十四名功臣之一，一生战功无数，曾为李唐夺天下打败了无数竞争对手，后又为大唐帝国保天下大破突厥人和高句丽人，一生出将入相，被李唐王朝倚为擎天支柱，是与卫公李靖比肩的初唐著名军事将领。

李绩生前两次被动改名，死后又遭两次命运捉弄，一会儿姓徐，一会儿姓李，没个定数。一次是因为高祖李渊赏识他，赐他以国姓李，另一次是为了避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改叫李绩。最难堪的是他虽然善终了，但却因后代造反，被武则天改李复徐，好在后来中宗李显又为他平了反，还了李姓，看来爹妈起名得有前瞻预见性，否则不仅费事还很麻烦，好在古代人不办身份证，少了许多繁琐的手续。李绩不仅军事指挥才能出众，更难得的是他超一流的个人品质，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记载着他许多人性的闪光之处。

李绩是个典型的富二代，但是他不坑爹，而且视金钱如粪土，年青时挥金如土，慷慨解囊，积极襄助江湖豪杰，他是瓦岗寨农民军首领翟让的铁杆心腹，但他站得高看得远，曾经力劝山寨版的大王翟让让出头把交椅，献与德高望众更有能力的李密，后来翟让与李密因领导权归属问题发生了窝里斗，自个儿差点成为了内部清洗斗争的牺牲品，但他对自己认准了的人和事绝不动摇，既对翟让仁至义尽，又对李密誓死效忠，难得的成为了天下所谓义军中众多背信弃义，不义之人中的珍品，我们且来看看历史文献中李绩究竟是怎样知恩图报的。

《旧唐书》载，就在旧主李密败阵，人生陷入低谷喝口凉水都塞牙的时候，这位自作聪明志大才疏又手气不好的李密，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怀疑投靠李绩以后，后者会挟私泄愤打击报复，走投无路之下还是不太心甘的投降了李唐王朝。彼时李绩还统领着李密的旧境，东至大海，南至长江，西至汝州，东至魏郡，这可是绝大的一笔政治资本，但是李绩绝不贪天之功，而是真君子名义士，李绩对手下说，魏公（李密）已归大唐，如果我自己上表向唐主献地，是自邀功劳而彰主公败绩，还是把土地人口军人数目造册，总启魏公，让魏公自献。高祖李渊闻听这件事后，认为李绩“感德推功，实纯臣也”。不仅优诏嘉许，而且加封李绩为曹国公，大将军，赐姓为李。后来李密谋反叛逃被杀后，李绩恳请唐朝容许他收敛旧主遗骸，并服重孝厚葬李密，朝廷上下交口称赞李绩忠义无比。

对差点错杀自己的旧主如此，对朋友也是赤胆忠心，仁至义尽。唐人刘餗《隋唐佳话》载，李绩与单雄信最初都是李密旧将，两人结为兄弟，后来李密兵败逃亡后，单雄信投奔了王世充，李绩投靠了李渊，单雄信勇力过人，武艺高强，李绩曾随同海陵王李元吉征讨王世充，李元吉自忖勇猛，在与单雄信战场过招时，被老单枪枪不离咽喉要道，急得李绩连连高呼，单兄单兄，此人是我主公，请枪下留情。单雄信放过了李元吉。后来王世充被平定后，单雄信行将就戮时，李绩愿以官爵财产换回单氏一条命，奈何前有过节，而被诏令不许。单雄信眼看小命玩完，就责怪李绩不肯出手相救，李绩泣泪而言，我与你情同手足，绝不敢偷生于世，只是因为身已许国，忠义难两全，我若死了，你的妻儿老小无人照应。道完肺腑之言后，李绩拔出佩刀从腿上割下一块肉，让单雄信吃下，以血肉明誓。老单死后，李绩如家人般照顾着他的家眷，千古义气传为后世美谈。

史载英国公李绩每次打了胜仗后，都会把军功归于手下，为兵将们请功封赏，而自己从不矜功请赏，还常常把皇帝的赏赐大部分送与手下将士，因此很得士兵爱戴，对士兵够意思，对自己的亲属也不赖。《隋唐佳话》记述，李绩当上了宰相后贵不可言，可是他的姐姐每次得病后，他都要亲自下厨熬粥给姐姐喝，有一次不小心，添柴烧火时把自己的胡须都烧着了，他的姐姐很是过意不去，就责怪他，家里有那么多仆人和婢妾，你又何苦要自己动手呢？李绩说不是有人还是无人这么个简单的道理，而是我看姐姐你已经年迈了，我也老了，我就是想给姐姐你煮一辈子粥，又能有多少次呢？无情未必真豪杰，像李绩这样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能把亲情看得如此重要实在难得，更难得的是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读到这样的故事，于冰冷泛黄的书页中也有一丝暖意。

李绩曾经对自己的一生做过如下评论，我十二三岁时为无赖贼，逢人就杀；十四五岁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岁时为好贼，上阵杀人；二十岁时为天下大将，用兵而救人生死。这是一个从年青时的冲动杀人，到身不由己杀人，最后动刀兵而救天下人的名将质的蜕变，也是一个勇于担当责任的男子汉大丈夫成熟的表现，正是因为李绩如此知恩图报和至纯至信，所以太宗李世民非常信赖和看重他。有一次李绩外出征讨匈奴薜延陀部，大捷归来后，忽遇暴病，药方上讲治此病胡须灰可做药引，唐太宗听说后，自剪胡须，为李绩和药，九五之尊亲剪龙须，这可是至高无上的隆遇，古今罕有。

李绩不仅仁义至信，知恩图报，而且老成持重，政治上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譬如他在李世民“玄武门政变”中，就一直保持中立，不让自己卷入皇室的是非漩涡之中，与一帮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将有着本质区别。史载太宗将诛萧墙之恶，以匡社稷，问计于卫公李靖，李靖装聋卖哑，谋于英公李绩，李绩也再三推辞不置可否，两位雄才大略的军事将领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也许这就是李绩在凌烟阁上排名靠后的重要原因，不过依李绩与世无争的个性，未必不像开国元勋粟裕那样高风亮节，将排坐坐分果果的游戏看得很轻，这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后来高宗李治想立嫔妃武则天为皇后，问计于李绩，李绩深知这种事弄不好就会带来杀身之祸，因此对高宗说，此乃帝王家事，何必问于外人？可谓老谋深算，因此李绩一生礼遇隆厚，而没有受到任何挫折，既太宗之后，也深得高宗和武后赏识、信赖。

正是因为李绩难得而独到的个人品质和卓越的才干，所以唐太宗李世民才会把后事托付于他，《旧唐书》载，有一次君臣宴饮，李世民微醉之际，拉着李绩的手说出了掏心窝子的话，朕将以太子托付于你，你以前不负旧主李密，今日也不会有负于朕。李绩再三叩首，流泪效忠，李绩醉酒后，李世民亲自脱下身上衣服给李绩盖上。如此君臣际遇，世之少见。李世民死后，果真把江山社稷托付给这位股肱之臣，不过老李还是玩了个手腕，先是把李绩贬官调出京城，然后让帝国接班人李治将其调入身边，赐以恩遇，令其知恩图报。李绩也不负重托，73岁仍挂帅北伐，灭了天高皇帝远不服中原管教的“钉子户”高句丽，这是隋炀帝和唐太宗在世时都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

李绩治家严谨，教育子弟严格而苛刻，他曾在弥留之际，把自己的弟弟李弼召来，然后让自己的子孙悉数环绕病床前，临终告诫，我自感将不久于人世，你们不要为我悲泣，且听我约束，我见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位名相平生简朴勤俭，也仅能自立门户，可是他们死后，却有不肖子孙将他们的基业和英名败坏殆尽，我死后，弟弟你可入主我家，抚养孤幼，子孙中如有不成器，或者结交歹人者，尽可替我清理门户。这位一生极富人情味，知恩图报，忠义两全，品洁高尚的唐朝名将道完临终遗言后，驾鹤离去。

可惜李绩虽然算无遗策，还是没有算到他的孙子徐敬业后来会起兵造反，将他的临终嘱咐抛之脑后，也使他的徐姓子弟多被屠戮，而剩下的少数活下来的后代，也只能仓促逃到曾被他打败的外蕃境地耐以栖生，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充满了黑色幽默。

3.唐太宗手下武将中谁的武艺最高

幼年时候，痴迷传统说书艺人的《兴唐传》，对隋末英雄排行榜中武艺最高的前十位如数家珍，比如李元霸，这位号称隋末第一条好汉的大英雄擅使一对擂鼓瓮金锤，而第二条好汉叫做宇文成都，杀人的兵器是一条凤翅镏金镗，依次排列的则是裴元庆、伍天锡、雄阔海、伍云召、罗成等人，后来知道这些好汉们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好多都是民间艺人虚构的，属于市井文学范畴，当不得真。比如李元霸，史上确有其人，他是李渊的第三子，但很早就因病而死翘翘了。

但唐史中确实存在着英雄排行榜中的真实人物，且大多都被唐太宗李世民所笼络，李世民依靠着这群心腹爱将，在隋末乱世中捞取到足够的政治资本后，又依靠这些死党发动了血腥的“玄武门政变”，夺取了帝位，然后按照功劳大小，排位位，分果果，成全了凌烟阁上的所谓二十四名功臣。这其中给他扮演杀人武器的尉迟恭、程咬金、秦琼等都榜上有名，分列第七、第十九和第二十四位，这三位功臣虽然在评书《兴唐传》英雄排行榜中名次靠后，但却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不折不扣、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在民间享有盛誉，也是李世民在武将群中最钟爱的几个人。

凌烟阁功臣排名靠得是贡献大小，兼顾了亲情同时也掺杂了李世民个人喜好，而不是单看武艺高下和单打独斗能力，向来凭力气吃饭和成为杀人工具的都赶不上耍嘴皮子的，历来帝王论功行赏都是文臣占优而武将吃亏，所谓文韬武略，文总是靠前的。而武将中蛋糕分得最大的是鄂国公尉迟敬德，原因在于这位黑大汉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尉迟哥们儿在玄武门政变中表现的最为积极，一箭射杀了太子党最重要的支持者齐王李元吉，永绝了李世民心头大患，尉迟敬德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赤胆忠心，所以让李世民很感动也很放心。

老蔡俺根据野史记录，八卦一下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的战力，看看他们究竟谁的武艺最高？又是因何在凌烟阁中排名榜上有高下之分的？先看看秦琼秦叔宝，唐人胡璩在《谭宾录》中载，唐太宗李世民在当秦王时，率领手下这群猛人东征西讨，每次临敌掠阵，看到对方那些耀武扬威的骁勇战将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样子，就很不爽，回身发问，谁去给我把对方灭了？秦叔宝总是第一个跳将出来，心甘情愿充当“大杀器”，领命跃马，提枪而去（评书中说秦同学善使双锏，看来不靠谱），秦叔宝每次打仗都玩命，而且是单枪匹马玩命，见过不要命的，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秦同学所到之处，人马俱倒，对方只要是乱了阵脚，李世民就会挥师进击，每次旗开得胜，这一招屡试不爽。能被帝国老大看上眼，点将出阵，且能在千军万马之中取人吃饭的家伙如探囊取物一样，可见秦叔宝武艺是非常出众的。

秦叔宝战功赫赫，是李世民麾下最著名的“特级战斗英雄”，之所以在凌烟阁上排名殿后，表面上的原因是战场上拼杀奋不顾身，流血太多，而导致疾病缠身，唐朝一统天下后就再无带兵打阵经历，而是长期“休假性治疗”。老秦自己都曾经直言不讳的告诉别人，我从年轻时就开始了戎马生活，前后经历过二百多阵仗，屡负重伤，计算一下我出的血也有许多升了，又怎么能没病呢？在凌烟阁分果果的时候，秦叔宝已经病死五年之久了，一个死去的人和活人争什么？其实这里面还隐藏着一段惊天隐情，在所有正史上，唯有《旧唐书》载秦同学参加了李世民的玄武门“反革命暴乱”，而其他史书都无佐证，极有可能秦叔宝并未参加老李的那次不光彩的窝里斗，而是和英国公李绩一样保持中立，一身玩命的秦同学在老大最需要他玩命的时候没有踩上点儿，此前所有的玩命差点儿被一笔勾销，政治上的点儿不清，思想上的首鼠两端才是他排名最后一位的重要原因。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此前无论是在军功还是官职上都排名靠前的秦同学何以在凌烟阁上只是搭了个末班车呢？

《谭宾录》里还记载了另一位猛人程知节的战场轶事，初唐时，裴行俨（这位是《兴唐传》中排名第三的裴元庆原型）领兵与王世充交战，裴哥们也是一员虎将，闻见血腥味就兴奋，于是身先士卒冲进敌阵砍瓜切菜一时杀得性起，结果被敌兵一箭射中，翻落马下。这时，程知节奋不顾身杀入阵中，前去营救，不仅杀伤了大量敌兵，而且还击溃了王世充的军队。程知节抱着裴行俨，二人共骑一匹马回来时，被王世充的骑兵赶上，敌兵从后面一槊就刺穿了程知节，老程大喝一声，回手便把穿过身体的槊折断了，然后顺势一击，将身后那个刺向他的敌兵杀了，老程的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威猛和霸气让自己和裴行俨都免除了杀身之祸，胜利大逃亡回到了军中。

程知节参加了李世民组织的无数次战役，也是一员让敌兵闻风丧胆的勇将，旧唐书上说他善于使马槊（看来三板斧也不靠谱），曾在瓦岗军中与秦叔宝同为“内军”骠骑，能担任这个职务，其骁勇善战当与秦叔宝齐名。史载程知节归顺李世民后，与秦叔宝同时担任精锐骑兵将领，身着黑衣黑甲，号称“玄甲队”，是李世民主力军队中的王牌，战斗力十分惊人。程知节在凌烟阁中比秦叔宝排名靠前，且在足智多谋、文武双全的李绩之前，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站对了队，跟对了人，他唯恐落于人之后的自告奋勇参加了“玄武门政变”。《旧唐书》载，在事变之前，程知节还多次告诫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剪除手足之患。后来这一番“成熟”的政治表现果然成功的打动了李世民，且成为得力打手，在流血事迹中因表现抢眼，深受宠信。

最后说说尉迟敬德，唐人刘餗在《隋唐佳话》中载，鄂国公尉迟敬德，生性豪爽，作战勇猛，最擅长的功夫是空手夺白刃，每次打仗时，身先士卒，单枪匹马杀入敌阵中，敌兵每次举槊来刺，都被尉迟猛人巧妙避开，然后勇夺其槊反刺杀敌兵。当时海陵王李元吉对于此传闻很是不屑一顾，要想亲自验证一下尉迟同学功夫究竟怎样？又担心刀枪无眼，误伤无辜，就下令去掉槊尖利刃，尉迟敬德满不在乎的说，即使槊上有刃，也无妨。李元吉挺槊刺来，被尉迟同学施展武功绝技，空手夺槊，如是再三，李元吉颜面大失，忿忿不休而怀恨在心。由此可见尉迟猛人牛皮确实不是吹的，有着炉火纯青般的绝高武艺。

李世民征讨窦建德时，信心爆棚，对手下这位第一猛将尉迟敬德说，寡人手持弓箭，公用长枪相伴，虽百万之众其奈我何？既捧别人也抬高了自己，瞧瞧这话说得多满多大？不过这李世民还真不是吃素的，此二人艺高人胆大，径直驰往敌营，叩其军门而狂呼，我就是大唐秦王，与尔绝一死战，谁敢接战？这两个二百五竟然吓得敌方不敢出阵。后来在与窦建德排兵布阵时，李世民看见一位英俊潇洒的少年郎，骑着玉骢骏马，身着鲜艳铠甲，这心就痒痒了，指着骏马对尉迟敬德说，那少年骑着那匹宝马，太可惜了。其意不言自明，尉迟猛人请缨夺马，李世民假惺惺的说，轻敌者亡，以一马而损公，非我所愿。勇士尉迟敬德也是个人来疯，话音刚落，一马当先，杀入对方阵中，擒敌并获骏马而归。

论武艺高下，从唐人笔记中反馈的信息来看，尉迟敬德当为李世民战将如云中的第一猛将，也是帝国老大李世民心腹中最听话最爱表现的第一打手，单其空手夺白刃，且与号称武艺超群的李元吉当时比试的场景来看，四爷元吉当时肯定是下了死手，想灭了他们家二爷这位护驾神，结果最后却是李元吉在玄武门死于尉迟箭下，当真是天道循环。如此这般忠心耿耿，李世民不分封这位黑煞神一个大大成熟的果子才怪，长江后浪拍前浪，尉迟这一浪把先前勇冠三军的秦叔宝拍在了沙滩上，也把先他投靠李世民的程知节踩在了脚下。其实单论武艺高下，应该是尉迟敬德第一，秦叔宝第二，程知节第三。后来民间也需要保护神，而门神只能是两位，按照武艺高下，也就只能是尉迟和老秦入选了，这多少平衡和抚慰了秦大将军那颗略感不公平而受伤的心。

4.唐朝那些可爱的官员和好玩的事儿

唐朝官员可能是历代王朝中最可爱最好玩的一个群体，因为唐朝文化事业盛行，大小官员受汉文化熏陶，皆能出口成章，闲来文皱皱的吟上几句，既显得特有文化，而且风流倜傥尤显得有格调和品味。唐朝还是一个少有禁忌自由开放的社会，官员们个性十足，非常风趣，即使是在肃穆庄严的庙堂之上，也敢随时随地机智幽默的开涮一把，当然这与唐朝皇帝随和的品性有关，也与当时尚不古板僵化，扼杀人性的朝堂规矩有关。到了大周则天女皇的时候，告密之风大炽，人人自危，你就是想开玩笑，乐哈一把，恐怕也会被政敌攻讦，自是又当别论了。

唐太宗时候，有一天，这位皇爷心情大好，赐宴群臣，当时无以为乐，就让手下大臣相互吟诗取笑为乐，你说这皇帝咋就吃饱了撑得慌？喜欢搞群众运动，坐山观虎斗，人比人，气死人，人整人，害死人。大舅哥长孙无忌马上向大臣欧阳询开炮，出口就伤人，“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一切都源于这位欧阳询长得像一瘦猴，耸肩埋头，獐头鼠目的，假如赶一马车，还以为是无人驾驶呢。你说你长得这么寒碜，也敢出来混？欧阳询不干了，噢，就算我长得丑，你做为皇亲国戚也不该进行人身攻击呀。这位欧阳先生也是一个大有学问之人，立马就是一脱口秀“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看似简单的一句打油诗，然暗藏玄机，现代人可能听不懂，但老蔡俺给你解释解释你就知道欧阳询这句话的杀伤力有多大了。

长孙无忌是少数民族鲜卑人，鲜卑人喜欢头上扎一马辫儿，像满清时汉人恶搞的称呼“猪尾巴”，也叫“索头”。而“漫裆”，则更有讲究，唐朝时流行穿开裆裤，达官贵人和普通老百姓都一样，里面的裤头是开裆的，只有北方少数民族胡人才穿横裆裤，不开裆，又叫“漫裆”。长孙是朝中大臣，当然早就已经化胡归汉移风易俗了，这两个词都是嘲笑口无遮拦的长孙无忌出身于胡族，不知汉化的，词锋刻薄够辣够味吧。再者，长孙无忌身材臃肿，长相肥胖，联系上下诗句，除了讥讽这位皇帝的大舅哥出身让人看不起外，就差骂他“猪头”一个了。而后面两句，则暗讥此人说话不加思量，心中混沌，所以看起来像面团一样，徒有其表。果然，没等长孙无忌急，皇帝李世民先急眼了，哎，哎，你说啥呢？你就不怕皇后听到吗？打住打住。原来长孙皇后是长孙无忌的妹妹，更重要的是皇帝李世民祖上不也是从北地过来的吗？太宗这回没玩好，让手下人给揭了短自取其辱，还不好发火，纯属没事找啐。不过，这也就是李世民，换了别人，欧阳询的猴头恐怕就差摘下来当蹴鞠踢了。

文臣们吟诗作乐玩玩文化也就罢了，偏偏唐朝时武人也附庸风雅喜欢作诗，心甘情愿做孔夫子的老二，文吊吊一个。唐朝时有个大将军叫做权龙襄，这个人性情急躁，却自夸能诗善书，且看他在任沧州地方行政长官时所作的诗“遥看沧州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手下人想笑不敢笑，还恭维他，有才啊，真是有才。这位爷还很谦虚的说，不敢不敢，顶多押韵而已。还有一首诗为《秋日述怀》“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螂。”手下人看了半天，太深奥了，看不懂，就请他解释，这位权大将军说，你看啊，鹞子在房檐下飞，这鹞子不就值钱七百文吗？洗完衣服后挂在后花园，这不洁白如雪吗？吃饱喝足后在房中侧卧，忽然腹中内急，便去上厕所，回头一看臭屎巴巴上招来了不少屎壳郎，这不是家粪集野螂吗？手下人差点没晕死过去。看来大唐文化发展的方向有一点小小的问题，这种“权龙襄体”比今之“梨花体”不知能否分出高下？

还是这位权大将军，经常不按官场常理出牌，让手下人无所适从而哭笑不得，有一次他管辖范围内两个毗邻县为土地问题而发生了纠纷，权大将军大笔一挥，在文书上写道“两县争地盘，不是本州府不予裁决，既是两个县的事，按理应交付主管部门去裁判。”然后郑重其事的签上自己大名“权龙襄”。手下官吏说，老爷，按照官场惯例，是不需要署名的呀。老权说，不对，我若不写上我的大名，知道我是谁家的浪驴呀？老权这是显摆呢？还是自我矜夸处事得当？有一次，出生行伍的老权不知道什么是“忌日”，就问手下人，手下幕僚说父母死亡时，要告假在家，独坐房中不能出门。后来老权遇上了丧忧之事，便在房中一人静坐，不曾料想有只黑狗突然闯入，老权大怒，喝道“好个蠢材，冲破我的忌日！”于是重写书札，改为明天再作“忌日”。闻者无不笑翻。好一个有个性敢作敢为的权大将军，唐朝的流行文化和俗文化硬是让他给玩出了别样的味道，也给枯燥血腥的唐史添加上了如此轻松而明快的片段。

唐朝时有个官员叫做卢承庆，担任今相当于中组部部长一样的职务，专门负责考察较高一级官员的政绩和晋升，这个卢部长非常有意思，且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为所管辖官员作考察报告并写评语的。当时有一负责漕运督办粮草的官员，因运粮过程中遭遇大风灾害而倾船失米，卢部长恪尽职守，在他的人事档案中做如下批语，“临运损粮，考核为中等下”。这么以来，等于此人升迁无望，这个人看见自己的评语后，心如止水，表情平静，既不争辩也不慌乱，从容准备退下。老卢一看，此人真是好雅量，好气度，于是把先前评语改为“虽为损米，但非人力所及，考核为中等中”。此人见此评语，既没有露出半点笑容，也没有因损粮而有半点羞愧。老卢一看，此人不可貌相，胸中城府极深，于是又抓过笔，再次改为“宠辱不惊，考核为中等上”。卢部长虽然几度擅改评语，但也说明其官场浸淫之深，识人之明锐，气度之恢宏，虽然略有人治的嫌疑，由此亦可见唐朝在考察提拔官员方面，组织部门是有着很大的灵活性的。

即使是在高压恐怖的武则天朝，许多官员也一样嬉笑怒骂，暗中持反对和不合作态度，并且以无厘头形式表现出来，其个性展露无遗，颇堪玩味。且看这一则，则天女皇刚登基时，不但不自信，还怀疑臣子，总是担心大家不买她的账，所以令朝臣们互相检举告发，并给告密者以高官厚禄，于是天下大兴攻讦诬陷之风，朝廷的官员满额了，武则天就在正式官员名额之外设置了许多的诸如“里行、拾遣、补阙、御史”等职务，致使朝廷官员车载斗量，泛滥成灾。有一御史台正式官员，骑驴将入御史衙门，但是衙门口聚集了许多的“里行”，这些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之辈簇拥在门口，这位官员急中生智，下驴后猛抽一鞭，将驴赶往衙门口，冲撞了不少“里行”，这些人大怒，就把此人抓住，要打此人的屁屁，这位官员大呼其冤，言道，今日过错，全在此驴，能否让我先责骂我的驴再接受处罚？里行们答应了，这位官员牵过驴，破口大骂，你这牲畜！你有何本事？有什么技艺？既不学无术又精神空虚，还敢在御史台行走？这些靠告密而升任“里行”的家伙们听出了此人的指桑骂槐和含沙射影，一个个羞愧难当，四下一哄而散。

唐朝官员真是好玩儿，就连一代名臣，唐朝著名的政治家魏元忠在最艰难的政治环境中，也适时的幽了自己一默。魏元忠本名不叫元忠，叫做贞宰，不好听吧，你真宰谁啊？关于他的改名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女皇武则天当政时，魏元忠被酷吏罗织罪名下狱，在监狱里经过了非人的折磨后无时不盼望着劫后余生。话说这一天，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来了武则天的赦免文书，有一个小吏不等诏书到来，就急忙赶来报告老魏这天大的喜讯，魏元忠听完后，这一激动，拉住这位小哥的手老泪纵横，就问这位小吏，敢问小哥你叫啥？小吏回答，我叫元忠。多通俗多应景的名啊，老魏说，那好，从此以后我也就改名叫魏元忠了。

朝时，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还未盛行，等到官员们都被繁文缛节一样的理学所束缚后，官员们就渐渐变成了泥塑木雕一样的，供皇权观瞻操纵的玩偶，官员也就失去了人性中最可爱最好玩的东西，变得极不可爱甚至某些时候还有些可憎。当官就了不起啊？其实从古至今，人们还是喜欢那些有个性的官员，当然假如再为人民造点福，谋点利，那就更可爱了，甚至值得人民爱戴，可惜如今既有人性又有个性的官员还是太少了。

5.盛唐两位名臣为何在民间口碑俱佳

汉初“文景之治”有赖于两名治世能臣萧何、曹参，因而成就了“萧规曹随”的千古佳话；唐初“贞观之治”依旧是依赖于另外两名贤相房玄龄、杜如晦，也因此而留下了“房谋杜断”的天下美谈。无独有偶，唐玄宗开创的“开元盛世”也仍然少不了这样两位披肝沥胆、经世致用的一代名臣姚崇、宋璟的同心协力和励精图治，治世和盛世不仅都需要执政者的智慧，而且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历史实践证明，一个开明的君主，想要在任期内有所作为，恰恰在于他的不作为，只要皇帝不胡折腾，别想着去做什么千古一帝，老百姓的福祉就会实现，而只要做为帝国老大的皇帝选对了人，放心大胆的委任文官集团去高效运转，一般这个皇帝在史上评价就不会太差。很幸运，做为唐朝第九位帝王，玄宗李隆基在经历了前后三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武则天、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乾坤倒置，阴阳失调的纷争和朝野之间的一地鸡毛后，总算是认准了他的左膀右臂姚崇和宋璟，放手让他们大刀阔斧的去改革和创新，才成就了自己四十多年的太平天子和彪炳史册的“开元盛世”。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避唐玄宗“开元”年号讳，改名姚崇，此人少年时耽于游乐，却最终大器晚成。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他曾在扶立李唐归位，剪灭武则天男宠张氏兄弟中立下大功，后来李隆基除掉韦后和太平公主执掌帝位后，被启用为相，姚崇在任宰相期间，废除了武则天时期的十大流弊，在担任朝廷执政官三年间，实行了选贤任能、奖励清廉、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惩治贪官、爱护百姓的清明政治，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姚崇最大的特点是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因此又被时人称为“救时宰相”。

宋璟，字广平，少年时博学多才，尤擅长文学。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优秀政治家，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始官拜宰相。在担任宰相四年间，不畏权贵，力革前弊，奉公守法，不徇私情，非常好的延续了开元初期制定下的政策，其先后从事武宗、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帝。一生为振兴大唐呕心沥血，终于与前人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朝，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完成了缔造“开元盛世”的丰功伟绩。宋璟正直善良，为人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是史上有名的廉吏，因此又被时人称之为“有脚阳春”。

正是因为姚崇、宋璟承前启后不畏艰辛的开创了大唐盛世，才能够使百姓安居乐业，短暂的生活在政治清明之下，因此民间对于姚崇和宋璟两位贤臣十分推崇和尊敬，唐人笔记《朝野佥载》和《明皇杂录》以及《开元天宝遗事》中多有记载。姚崇之所以被称为“救时宰相”，皆在于他绝不拘泥于僵化而生硬的机制，而是能放宽原则灵活机智的运用，因时因地制宜，不断突破传统束缚而积极务实，他曾不无得意的询问手下，自己可否比得上管仲乐毅？手下人说管乐制定政策，起码得保持到他们死后，而你却能够灵活应对，可称得上是“救时宰相”，姚崇对于这个评价非常满意。

姚崇的政绩不仅体现在他任宰相时，他曾经受人构陷而被贬至荆州地区任地方官，三年任满后调离荆州时，万人空巷，当地的老百姓和和地方官吏皆痛哭流涕难舍难分，大家簇拥在他的马前，揽住缰绳，因人群熙攘而堵塞住了官道，姚崇感慨万千，为老百姓真心实意做事，哪怕事情再小，老百姓也会铭记在心。姚崇无奈之下依依不舍作别时，老百姓再三恳求，要求将他手中的马鞭和脚下的马镫留给当地百姓，以表达恋恋不舍之情和留作永久纪念，姚崇慨而允之。当地官吏将这一感人事迹上奏朝廷，玄宗下诏予以褒奖，号召帝国所有官吏向姚崇学习，并赏金千两。

姚崇不仅在民间口碑甚佳，即使皇帝玄宗李隆基对他也是一样尊重和隆遇不断。郑处诲《明皇杂录》载，唐明皇有一次在便殿，想召见姚崇和他讨论时务政事，可是天公不作美，自从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后，阴雨绵绵，地上积雨成灾，道路泥泞不堪，玄宗于是下令让宫中太监抬上步辇特召姚崇前来，当时姚崇为翰林学士，深为玄宗宠信，已经为中外所侧目，自古帝王即使再礼贤下士，也绝不会违背皇家规制，而姚崇之所以能够享受皇帝这种超规格待遇，是因为姚崇确有真才实学，能够帮助玄宗治理天下，思贤若渴，玄宗当然顾不得这些繁文缛节了。

而宋璟的“有脚阳春”称号，则完全得益于他的以人为本和爱民恤物、体贴下属和廉洁奉公，宋璟在广东任上时，革除了广东人用茅竹建房经常失火的做法，建议当地人用砖瓦盖房。在他当上宰相以后，他的远房亲戚参加国家干部考察选拔时，对考官暗示了自己与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得到照顾，宋璟知道后，特意嘱咐考官不要关照此人，终致他的亲戚没有当上朝廷命官。宋璟为相后，他曾经治理过的广州吏民为了纪念他的勤政惠民，打算为他立碑作传，宋璟坚决制止，并且非常谦虚的对皇帝玄宗说，“臣之治不足以纪”。

所谓“有脚阳春”是指其言其行，犹如长了脚的一缕春风，走到哪里哪里似春风煦物，倍感温暖。史载宋璟谢世后，安史之乱发生，唐玄宗逃到咸阳后，狼狈不堪而又黯然神伤，当时有一位非常贤德的民间长者就对玄宗说，臣犹记宋璟为相时，经常犯颜直谏，所以才有当时的太平盛世，但宋璟以后，朝廷多用奸佞小人，堵塞言路，陛下经常被蒙蔽，即使民间亦知今日之祸早有预兆。这既是对唐玄宗后期沉缅美色，用人不察的批评，也是对一代名臣宋璟高度的赞扬和深深怀念。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宋璟当宰相时，威信非常高，朝野之上人心归附，当时唐玄宗专设御宴款待朝臣，为了表彰宋璟对唐王朝做出的特殊贡献，玄宗让太监将皇宫中专用的金制筷子赏赐给宋璟，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奖励，因为按照旧制，金餐银具只能是皇家专有，民间是不能私造的。因此宋璟虽然接受了赏赐，但内心非常惶恐，不知所由，也不敢拜谢皇帝，玄宗和颜悦色的对宋璟说，之所以赏赐给你金筷子，不是赐你以金银，而是借筷子的光洁笔直，来表彰你的忠直和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宋璟这才下殿拜谢，接受了这份特殊的赏赐，并把它恭恭敬敬的供奉在相府，时时借以激励自己。

姚崇、宋璟之所以流芳百世，无论是在朝廷还是民间都能享有盛誉，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缔造了大唐最为辉煌的一页“开元盛世”，使大唐成为雄居一方的霸主而接受四方来仪，更重要的是他们高洁的品行，以及体恤民情，关注民生，惠民利民的政策。一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评论唐代宰相道：“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比焉。”

6.武则天时期流行给官员起绰号

给人起绰号，这事儿现在不流行了，人们似乎也不鼓励，尤其是机关单位，讲究的是尊姓大名，你要是一上班，就称呼同事什么王二麻子和李大嘴之类的，肯定会遭人白眼。可是起绰号这种事，在民间和朋友间却很普遍，似乎这样显得特别亲热和熟悉，比如老蔡俺就认为朋友们在很久以前给自己起的这个“蔡包子”的外号就显得很有点未卜先知，充满玄机，就像命里注定一样。因为俺姓蔡，俺家百合花姓包，还无独有偶偏生了一个儿子。一个简单的绰号涵盖了俺们一家，多荣幸，俺对这位独具慧眼的朋友，在此谢过。

给人起绰号在古代相当流行，尤其是在五代和唐宋时，比如后周太祖郭威年轻时就被人叫做郭雀儿，而宋太祖赵匡胤未发迹时被人唤作香孩儿，《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有浑名，基本上是符合宋朝时的社会流行趋势的。唐朝时，特别是在武则天当政时，女皇有时闲来无聊，就喜欢让手下大臣给她解解闷，讲讲外面那些新鲜和有趣的事儿，如此一来，那些拍女皇香屁屁的大臣们就信口开河的以取笑同僚的生理特点和行为特征来命名绰号，并以此来取悦女皇了。这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郎中（副部级）张元一，一个是左拾遗（监察部处级干部）魏光乘最喜欢给大臣们起外号，这些外号读来煞是有趣。

这两人是怎样给其他的官员起绰号的？最主要的一条是生理特征，其次是结合此人的行为习惯。比如唐朝著名大臣娄师德，就是那位以忍让著称而发明了“唾面自干”的主儿，此人长得五大三粗，看起来黑塔一般，特别像凶神恶煞的门神，而且一只脚有些瘸，张元一笑话他，起绰号为“行辙方相”（方相为古代避邪神），娄师德此时大概已做到了相当于国家副总理一样的高位上，老张如此促狭的捉弄他，凭借的是女皇武则天的哈哈一笑。而组织部长吉顼，因为身材高大，每次自我感觉良好，总是高高扬起他那细脖上硕大的头颅，竟被老张戏称为“望柳骆驼”，非常形象而逼真。

监察部副部长元本竦有点弯腰驼背，长得又黑又瘦，被好事的张元一叫做“岭南考典”，这是笑话人家像岭南蛮夷一样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而国防部长官朱前凝五短身材，经常不修边幅，官袍时常被弄得脏兮兮油污污的，老张讥讽此人为国宾馆钓鱼台的国家一级“掌勺大厨”。官员唐波因个子太矮，被称作“郁屈蜀马”，这是借四川马个子小且瘦弱而挪喻这位哥们儿。最让人捧腹的是给当代著名学者，专家教授马吉甫所起的绰号，因此人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所以唤作“端箭师”，你不是一直在那儿瞄准随时准备向敌人射出刻骨仇恨的一箭吗？还有更损的，汜水县县太爷苏征举止轻薄，被老张叫做“失孔老鼠”，找不到回洞的路了，那还不急得团团乱转的？

国家监察部官员魏光乘不好好搞你的反腐败工作，反而热衷于给朝中大臣起绰号，他把国防部长姚元崇叫做“赶蛇鹳鹊”，皆因老姚长得高大威猛，而且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来去匆匆，像一只捉蛇的鹳鹊；武办秘书长卢怀慎因为走路总是低着头，像是在地上寻找什么东西，老魏叫人家“觑鼠猫儿”，一只随时侦测老鼠伺机而上的猫咪。掌管女皇生活的官员姜皎，长得又黑又胖，老魏咋看咋不顺眼，总觉得像一头猪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于是给其命名“饱椹母猪”，一头贪吃贪睡肥头大耳的母猪，这可有点人身攻击了啊。

武办秘书齐处冲有个习惯，喜欢虚着眼睛看人，这位八成近视眼，不虚他看不清东西，这也成了老魏攻击的靶子了，被叫做“暗烛底觅虱老母”（慢点念，不然可就成歹毒的骂人话了），莫不成是在昏暗的烛光下寻找母虱子？这也太有点损人不利己了。秘书吕延嗣，大概中年以后头顶水土流失，有些谢顶，被称之为“日本国使人”，这个好，说明自唐朝时小日本就开始头顶剃发，活脱脱一海盗相。秘书郑勉大概喜欢喝酒，被称作“醉高丽”，一个整日里醉醺醺的高丽人。酷吏李全交，被老魏叫做“品官给使”，就是一个供人驱使的小太监，敢骂权势熏天的酷吏，老魏还是有点胆量的。

两个喜欢给人起绰号的官员，自个儿也没落得好，你喜欢嘲笑并取乐别人，别人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彼，结果被张元一叫做“望柳骆驼”的吏部侍郎吉顼，就给老张也顺手取了一个绰号，叫做“逆流蛤蟆”，什么意思？原来张元一长了一个大大的将军肚，估计海吃海喝脂肪过厚，此人腿脚又短，还偏偏像蛤蟆一样，肥肉太多，看不到脖子，而且眼睛往外鼓，简直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蛤蟆，还是一只讨厌的逆水而行，与大众为敌的癞蛤蟆，得，此绰号总算是解了朝中大臣们的一口恶气。

魏光乘的运气就不会这么好了，怎么说张元一也是奉女皇的旨意，所以可以随意品评大臣，你想啊，朝廷中，官员见面都以动物相称，或直接叫你绰号，女皇武则天那个乐呀，女皇可以乐，但其他人不行。而你小魏子，到底算哪头葱呀？你竟然也敢讥讽朝中大臣，如此放肆地品题朝士，而且口无遮拦，况且居然不惧像李全交一样酷吏们心狠手辣的手段，那么就有你的好果子吃了，监察官员魏光乘为他的一时嘴上痛快，喜欢给朝中官员起绰号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由京官贬到新州县挂职副县长去了。看来，这起绰号有时也隐藏着祸端，不可不慎啊。

7.唐朝官场上的那些荒唐事儿

讲几个唐朝时官场上的小故事。

◎当官有时也是一件体力活儿

唐朝那会儿，官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做官要做到五品以上才算官，五品以下，那就只有点头哈腰的命，得看领导的眼色过日子。五品是多大的官儿？按现在的理解也就是一正厅级。是啊，你想，就像现在的处级干部一抓一大把，你要是连个正职都混不上，放个屁兴许都没人搭理。而唐朝那时的五品以上高级领导干部，某种程度上也会实现“俸禄基本不用，原配基本不碰，庭院基本靠送，官轿基本私用”的四项基本原则，所以大家伙闷着头一门心思往上蹭。

很不幸，本文中的主人公甘子布，在女皇武则天当政那会儿，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七品芝麻官儿，要说这位甘兄，也算是博学多才之士，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就已经当上了左卫军里的一个参谋长，但论起官阶来，也就是一团级参谋，属于刚刚踏进官场门槛，不入流的那种。这位甘兄年纪轻轻起了个大早，却一直在这个位置上摔摸滚爬，就是升不上去，把这位老兄愁得呀，愁啊愁，愁就白了头，结果这一愁就愁出了病。

这一病，麻烦了，病得太不是时候了，因为这一年，女皇武则天要去嵩山封禅，依照以往的官场惯例，只要帝国老大去封禅，对于官员们来说，就有利好消息，大凡为帝国领袖歌功颂德，马屁拍得山响的，老大这一高兴，就会为官员们加官进爵，凡是屁颠屁颠跟着从龙去的，都能升官得实惠，这对于官瘾极大的甘子布来说，天赐良机。卧病在床怎么办？不怎么办，去，就是病死也得去。有些时候机会对于人生来说，只有一次，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创造机会？一个字，难，两个字，太难，三个字，难太太。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可以选择，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不知怎么选择。这位甘子布老兄打定主意，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个举动太有创意了，他把自己牢牢的捆在驴车上，不顾旅途颠簸，也不怕自己小命玩完儿，就这样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这辈子注定与你分离，一百头牛也拉不住的扈从女皇嵩山封禅。同志们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种视死如归，紧密团结在帝国领袖身边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女皇武则天感动之余，握着老甘的手，好同志啊，好同志的感慨不已。末了，嵩山封禅回来后，改年号了，叫“登封”（公元696年，河南登封县就是打这儿来的），然后签发政府任命文件，特旨甘子布恩加两级，为五品朝廷命官，甘子布终于抓住了这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当上了大唐帝国风光无限的正厅级官员。

后来怎么样了，不怎么样？甚至有点乐极生悲，玩过了，喜剧变成了悲剧。老甘经这一次千里迢迢的长途跋涉，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的，回到家里以后，病情加重了，重得让他再也下不了床了。亲戚邻居听说他升官的喜讯后，大家伙都跑来祝贺，但是老甘却病得气若游丝，连新官帽和新官服都穿不上身了，虽然还躺在病床上，但心里高兴啊，就把红色的新官袍盖在被子上，在大家伙“哥们儿，你真牛”的吹捧声中，两腿一伸，溘然长逝，看得出，即使是翘腿了，老甘内心里还是蛮得意的，毕竟混上了五品官秩，算是唐朝那会儿入流的官员了。

甘子布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唐朝，有时候，当官也是一件体力活儿，想往上爬，首先得把身体练得倍儿棒。否则在官场赌博，有时连自己的本钱，命也会输掉。

◎当官作秀千万别过了头

唐朝时有个官员叫做李庆远，虽然这个人官不大，大概也就是个四品官员，食禄六百石，但是却是官场上典型的潜力股，他是帝国下一代接班人太子的侍从官，专门负责太子爷的吃喝拉撒睡，仗着这层关系，所以谱儿很大，这个也很好理解，没见现在高级领导干部的秘书们都和领导走得很近，基本上都是领导肚子里的蛔虫，领导想什么他全知道。反正领导不便出面的事情一般都由秘书们摆平，李庆远也一样，所以起初太子对他很是信任。

领导虽然信任，但是这个李庆远为人却不怎么样，阳奉阴违，见了领导毕恭毕敬，背过领导却坏事做绝，还经常打着领导的招牌干坏事，所以，当时的帝国官员们评价他时，几乎把所有带贬义的词都用上了，什么为人狡诈，做人阴险，办事轻狂。总之，李庆远在官场上口碑很差。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有一些妒忌的因素，一般这种情况下，做为理智冷静的聪明人，领导身边的红人，你就应该低调再低调一些，学学人家娄师德大人，唾沫吐到脸上，擦都不擦，等待口水自动凝干，但是李庆远就做不来，大概小人得志都是如此。

这个李庆远在官场上上蹿下跳，到处扇阴风点鬼火，不仅炫耀自己的本事，到处传播一些小道消息，还仗着领导宠信，作威作福，当时就连执掌权柄的国家总理大臣们也看不惯他这副张狂的德性，但是又不能得罪他，谁知道他会怎样在太子面前搬弄事非？下届领导上台，还想不想混了？于是大家伙就带着嘲讽的口气称他为“要人”，明明这是一个带着引号，大家伙都心知肚明的称呼，李庆远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得意洋洋的以为大家都很崇拜他，竟然四处宣扬在官场上没有他办不到的事儿。

李庆远在官场上非常会作秀，虽然这个秀作得让人呕吐，并且很失败，但他就是乐此不疲。按照唐朝官场规定，国家总理大臣们在机关办公无暇回家时，后勤上一般招待吃工作餐，每次快要开饭时，李庆远就大摇大摆的进来了，大家伙虽然很烦他，但是也免不了虚情假意的请他入座吃饭，他却别有用心的安排自己的跟班躲在门外，一见他毫不客气的入座端起饭碗了，这位跟班就会按照提前约定，火急火燎的在外边扯起喉咙大叫，李大人，李大人，太子爷找你有急事。李庆远赶紧吐出口中的饭菜，两手一摊，很无奈的对众人说，哎，吃个饭都吃不安宁，多大点儿事？太子殿下就是一刻都离不开我。

聪明的人偶尔这么做一次，那是谋略。愚蠢的人经常这么做，那就只能败露，让人笑掉大牙。很不幸，李庆远就是这么愚蠢的一个人，无论是哪一个部门，他用的都是同一个招式，狗改不了吃屎的生搬硬套，那副小人得志的猖狂劲儿徒留笑柄，他还以为自己很高明呢？智商这东西，经常在权力发酵的过程中变得弱智。

李庆远把太子的宠信当做金字招牌四处挥霍，他的障眼法多少还是蒙蔽了不少跑官要官的人，找他办事的人越来越多，不管是别人请托送礼也罢，卖官鬻爵也好，他总是有求必应，他在享受权钱交易给他带来的巨大心理满足，更重要的是在官场上无时不刻的炫耀自己的办事能力，这种极度扭曲的灵魂让他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铤而走险的结果是帝国接班人太子逐渐看穿了他的狼子野心，这样下去，只会给未来的接班人带来负面影响，而使政敌多了攻击的借口，于是太子渐渐疏远了他。

按说李庆远应该有所警惕而收敛，但是他已经作秀作惯了，换句话说，官场作秀已经成为了他人生的一种变态的享受，他仍然我行我素的打肿脸充胖子，不知道巨大的危机早就降临，他已经被太子一脚踢出了核心利益集团，官场上的人都知道，就他还在自欺欺人，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他已经沦落到了偷偷溜进侍卫们住处偷吃饭菜的地步，可他还在那儿摆过去的谱儿，且瞧瞧这一次他又是怎样作秀的。

也许是吃白食吃惯了，一天不吃闷得慌，也许是他风光不再后经济越来越拮据，这一次，他又趁人不注意溜进侍卫食堂偷吃饭菜，可能是食堂饭菜早就馊了，也可能是侍卫们早就发现了他的鬼鬼祟祟，专门给他下了套搞了一场恶作剧，总之，到了晚上，李庆远腹痛如绞，脸上黄豆般的汗珠子噼里叭啦往下滚，同僚们关切的问他要不要去看医生？他弯着腰，大手一挥，不用不用。然后一脸满足的告诉同僚，唉，太子爷对我太好了，我说吃不下这么多的西瓜，他偏要让我吃，那就使劲吃呗，总不能辜负太子爷的一片好心啊。

话音未落，李庆远上吐下泻，吐出来的全是霉变的臭米剩饭，还有一些变质的韭菜。这下谎言不攻自破，李庆远狠狠的扇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周围的人哄堂大笑，再看李庆远，羞愧的恨不得地下裂开个缝儿，赶紧钻进去。

李庆远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官场上，作秀作过了头等于丢人，自取其辱。把别人当成傻子的人，其实自己最愚蠢。

◎想当官还需要点好运气

苦孩子魏征这一辈子不容易，瞧瞧他都给多少人当过高级打工仔？先是给反动派大隋朝当过御用文人，再给李密当过文字秘书，后来又给太子李建成当过参谋长，最后总算是遇到了赏识并器重他的太宗李世民，这个魏征最大的贡献是他不经意间，在历史上成就了最早的领袖语录——“唐太宗语录”（《贞观政要》）。成为了古代谏臣里最著名的人，和李世民君臣之间在历史舞台上演绎了出了一折完美的双簧戏。

戏要演得好，得配合默契，还得有叫好的观众，其次还得有上水平的娱记，此为缺一不可，否则魏征也就只能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所幸演出成功了。野史中的魏征，可不像青史中那么伟大，也不是那么清廉，他既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同时又玩弄权术，沽名钓誉，还有点畏妻如虎。人无完人，我倒更相信这另外一个血肉丰满，还带着点儿人格瑕疵的魏征。唐人张鷟在《朝野佥载》中就记载了一代名臣魏征所做的一件无厘头糗事。

话说贞观元年，魏征47岁那年，就在国家总理任上，做过一件不太靠谱的事儿。话说这一天，老魏在衙门日理万机，有些乏了，就倚在椅子上昏昏欲睡，这时，他手下有两个顾问团的高参大概属于那种抄抄写写的秘书郎，以为他们的长官老魏睡熟了，就在窗外窍窍私语，人家在那侃大山呢，魏征在这儿迷迷瞪瞪的偷听。

一人长叹一口气说，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是个小秘书，这社会不好混啊，看来我们的仕途问题就只能依靠里面这个老家伙发发善心了。

另外一人说，老兄，你错了，要想升官，别指望里面这个老家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能依靠老天偶尔开开天眼了。

老魏在里面听得清清楚楚，心里恼怒，噢，我这么大的一个官儿，这点事都办不成吗？我偏要将这件事办成，好让你们看看，是我这个老家伙成人之美，还是老天能成人之美？于是老魏马上披衣坐起，然后修书一封，专门委派先前那位说“由此老家伙提携”的秘书送往人事部部长手中，信里这样写道，请给送信的信使委任一个好官职。

这人听到首长让送信，赶紧一溜小跑进去，老魏拈须微笑不答，示意只管好好送信去吧。岂料此人接过信后，刚刚迈出老魏官邸，心绞痛发作了，痛得虚汗直冒，先前那位与他聊天的同事关切的问他，老兄，你怎么了？首长让送信，你瞧我这病早不犯，晚不犯，偏偏这个时候犯，你就代我走一遭吧。

这位先前说过成事在天的小秘书接过信后赶紧送往人事部长手中，第二天，任命文书下来了，任命此人为一好官。

魏征看到这个任命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于是就把这俩秘书召进来一问究竟，问完后，魏征长叹一声，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看来真是由老天决定，鬼神不欺呀。你瞧，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魏征，还有点儿人事组织纪律性没？这也太没原则了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官有时是需要点儿运气的，点儿背，你可千万别怪社会。

◎只要能做官可以不要脸面

武则天时期，国家监察部有个官员叫做李谨度，最早由一代名臣宋璟推荐。李谨度在官场打拼了好多年，好不容易才爬到了部长的高位上，可是这一年，他妈呜呼哀哉去世了，李部长躲在家里生闷气，老妈呀老妈，您为什么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这个时候说拜拜。要知道，古代官员们百善孝为先，老妈老爹死了，只有先脱下官袍，回家奔丧，而且一般要守孝三年，闹不好，这一去自己的官位就要被别人占先了。

想到这里，李谨度暗中给他妈祷告，老妈呀，不是我不孝，实在是因为我这个部长来得太不容易了，你行行好，千万别怪我。家里的告丧书信一封接一封，李部长都锁在了抽屉里，没事人一样，官照当，谱照摆。他的家乡里那些地方官员急了，大家伙都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他回来主持丧礼呢，更重要的是这么大一个京官，都趁着这个机会随礼巴结不是。于是地方官员快马加鞭把他母亲死了的消息快递给了国务院办公厅，这下李谨度没辙了，收到官方正式通知后，老李号淘大哭，李部长这不是哭他妈没了，而是哭他妈阴魂不散，好端端的非要纠缠他，还要把部长的位子给他弄没了。这么一个寡廉鲜耻的人，瞧瞧宋璟当初这啥眼神儿？

还有比李部长更无耻的，国防部副部长侯知一快到退休年龄了，国家元首武则天发布任免文书，让侯知一告老还乡，颐养天年。老侯急了，和组织上讨价还价讲条件，凭啥呀？我还年轻，还不到回家抱孙子的年龄，更重要的是咱经验丰富，还想干事还能干事。于是上书领袖表示不服，为了显示自己还年轻并且精力充沛，老侯在政府大殿上奔走跳跃，像个老猴一样上蹿下跳，嘴里不停地嘟囔着，我行我还行。

贪恋权位的还有一名叫做张悰的官员，这位父母死了，倒是回家去奔丧了，可是守孝期一满，就待不住了，不停地向国家上书，提醒帝国领袖我早到时间了，该官复原职了。人事部官员高筠母亲死了，亲戚们都劝告他赶紧丁忧发丧，这位倒不像李谨度那么虚伪，干脆来得更直白，高同学厉声嚷嚷道，你们这群衰人，他姥姥的，这不是害我吗？发丧，发什么丧？这是给我自个儿发丧呢。副部长张栖贞脑袋瓜子够使，就在他贪污受贿，被纪律检查部门就要实行双规的时候，赶紧上书，说什么他妈死了，他得赶场子回家奔丧。

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武周时期官场上大家伙儿都嘲笑这几个人，侯知一不服致仕，张琮自请起复，高筠不肯作孝，张栖贞情愿遭忧，这些都是官场上的败类，儒林中的名教罪人。为了这么一个诱人的官位，暴露出了人面兽心的丑陋嘴脸。

老鸹别嫌乌鸦黑，大哥别说二哥坏。上面的属于古代官场现形记，以现代人眼光看当代，是不是也有些眼熟？古代官场为什么这么诱人？因为做官可以掌握话语权，还可以拥有稀缺资源，更重要的是古代那些读书人不做官还能干啥？啥都干不了。从社会地位，等级秩序来说，做官都是上九流，是读书人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至于什么诗人，画家，隐士和富商等等，那都是做不了官以后派生出的，属于心灰意冷以后挖掘出的潜力。

尝到了这种滋味，你想让一个当官的人，再回到原点，做一个平头老百姓还有可能吗？

8.八岁时就当上京官的唐朝第一神童

盛唐时候，天下英才辈出，人才济济。元代辛文房所著《唐才子传》记载，王勃六岁善辞章；骆宾王七岁能赋诗；李贺七岁能辞章，名动京邑；王维九岁知属辞，工草隶，闲音律；李白十岁通五经，自梦笔头生花。这些都是当时名动天下的少年才俊，也是神童级的代表人物，这些才高八斗声名鹊起很早就展露才华的少年们后来皆成为一代文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但若要论起唐朝近三百年间第一神童来，却另有人选，此人叫做刘晏。

刘晏（公元718—780年），字士安，唐朝著名经济学家和理财能手，活跃于唐玄宗、肃宗和代宗以及德宗四朝政坛上。刘晏八岁被授为朝廷命官，这段话明白无误的写在正史《旧唐书》里。原话是这么说的“（刘晏）年七岁，举神童，（八岁）授秘书省正字。”为什么说刘晏是唐朝第一神童呢？在中国传统儿童教育启蒙读物《三字经》里有这样一段话，“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非常浅显的一段话，却给我们勾勒出了神童刘晏不俗的表现，并成为祖国的花朵——少年儿童们竞相学习的榜样。上下五千年，入选《三字经》的就刘晏这么一位神童，你说刘晏同学牛不牛？

在唐代文人笔记中，多有记载神童刘晏惊艳表现的文字，如《唐语林》、《明皇杂录》、《开天传言记》等等，且让我们来看看刘晏小时候那些让人匪夷所思的震撼级才艺表演。刘晏出生于士族官宦家庭，也就是书香门第，自幼天资聪颖，刘晏同学把先天的绝佳条件都用在了勤学之上，因而幼年就表现出了高人一等的才华，七岁时就被人举荐为“神童”，名噪一时。八岁时，唐玄宗封禅于泰山，手下文臣们争相进献贺词，刘晏小同学也一时技痒，抄起笔龙飞凤舞写就了一篇文辞华美，语句端庄典雅的《东封书》，玄宗于滥觞的贺表中发现了这篇精美的文章，见其作者为年仅八岁的刘晏，非常好奇，就让刘晏小同学当场颂读。

刘晏大大方方的走进帐殿，跪伏于地，用他那清脆悦耳的童音朗诵“吾皇英主，封祀东岳，告成功于吴天上帝，为万民把福，开元之礼，仁及天下，人情所望，人心所归……”玄宗龙颜大悦，八岁的孩子，相当于如今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却把一篇官样文章作得有模有样，这种天才级的表现就是让现代人也抓狂啊。玄宗既为刘晏小同学的文采所折服，又怀疑这么小的年龄莫非有人捉笔？于是就让宰相张说临时来鉴别刘晏同学能力的真伪。张说有心考教一下小刘晏的才思是否敏捷，就以围棋中“方、圆、动、静”为题对赋。张说出一赋为“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子”，刘晏小同学略加思索，脱口而出“方若行义，圆若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出口不凡，对答如流，满朝文武为之赞不绝口。

刘晏以他超凡脱俗的真才实学征服了唐玄宗，被时人称之为“国瑞”，即国家级神童。年仅八岁竟然被玄宗当场下旨亲授为秘书省太子正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呢？秘书省是唐朝管理国史的专业机构，而太子正字仅次于校书郎，专门修订藏书中的一些错误，相当于近代文史馆的副研究员级别，一个八岁乳臭未干的娃娃，竟然要修订史书中流传下来的讹误，而且名正言顺的还享有朝廷官秩，这也就是在唐朝，只要你有才有能力，不管年龄大小，都会被授以官职，这要是放在今天，八岁想当官，甭管官大官小，还是当朝一把手亲自任命的官员，你想都别想，就是有，估计也是伪造的年龄或者花钱买官糊弄人的。

小刘晏的表现还远不止此，因为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接触和学习历代图书典章，以及阅览许多秘不示人的皇家藏书，小刘晏的见识和能力突飞猛进，知识贮存量也越来越大。据《明皇杂录》记载，开元十五年，刘晏十岁时，唐玄宗在勤政楼罗列百伎，大宴宾客，小刘晏做为朝官也在宴请之列，后宫嫔妃们听说神童到来，也想一睹神童的风采，于是玄宗下旨特意把刘晏召上楼来，刘晏来到帘内，内有一贵妃大概觉得刘晏聪明伶俐非常好玩，就将其抱坐在自己膝盖上，史书上说刘晏长相狞劣，大概就是面相不佳的意思。于是贵妃为其施以粉黛，涂脂描眉，梳好头发，戴上头巾，生生把小刘同学打扮成了一个俊俏乖巧的小女孩儿。

玄宗见刘晏装束如此，也不由得心花怒放，于是戏谑的发问，小刘同学，你既然做了我的太子正字官员，正了几个字啊？刘晏童声童气的回答，天下的字我都校正过了，唯独“朋”字我没有正。这句话什么意思？朋友的朋字，月字是歪的，两月相并还是歪的，意思是现在的人交朋友也是歪的，交友不正或者交友不慎，与不正“朋”字，一语相关。还有一层意思，是指当时朝廷上下朋比为奸，朋党连结，祸乱朝廷，意在讽劝玄宗知人善用，谨防党祸贻害天下。不管怎么说，这些都证明了小刘晏谈吐的幽默和思维的敏捷，让玄宗非常惊奇和赏识，小小年纪竟然见解如此不凡，难怪世人皆曰刘晏为神童。

在宴会中，有歌舞和百技表演，当时出场的是一位叫做王大娘的表演“戴竿”杂技，所谓“戴竿”，又叫长竿表演，即面前树一百尺长竿，竿上树立着一座仙山模型，像人们传说中的瀛洲和方丈神仙所居之处，然后让一小童手执五彩棒翻越其上，载歌载舞，那么王大娘做什么？我们可以推想，王大娘很可能是手握、头顶或者口噙长竿，因此表演惊险刺激，冠绝古今。怀抱刘晏的贵妃看得眼花缭乱，十分高兴，于是就想试试这位天下第一神童的文采，让刘晏立即做一首吟诵王大娘的诗文，小刘同学才思泉涌，应声吟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神童就是神童，名不虚传，玄宗和贵妃大喜之下，当下颁发奖学金，赐给刘晏一支象牙笏和一件黄衣锦袍。

这位天赋异禀又勤奋好学的优秀少年，如此完美且震撼的表现征服了所有到场的文武百官，其事迹天下传扬。更难得的是，通常神童都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比如宋朝时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神童最难逃脱昙花一现的悲剧宿命，可是刘晏不同，他的才华和智识都转化成了治世的能力，刘晏在玄宗朝肃宗朝多任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官员，一度在代宗朝提升为宰相，并兼管财政。在刘晏任职期间，时逢“安史之乱”后朝廷经济萧条，财政困难，刘晏经世济用的进行经济改革，发展生产，开源节流，在漕运、盐政和平抑粮价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唐王朝在残阳夕照、暮鼓晨钟的现实困境下做出了突出贡献。

可惜，刘晏这位神童的最后结局比较凄惨，他功高犯忌，廉洁遭妒，被后来即位的唐德宗冤屈致死，他的死因还与同为经济改革家的杨炎有关，正是杨炎的谗言致使他被诏赐自尽，家人流放江南。史书记载，刘晏死时，家中所抄财物唯书两车，米麦数石而已。刘晏小时候是一位神童，长大后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好官，尤其了不得的是他的经世致用，在没有增加人民负担的同时，利用商品经济使唐王朝国库充盈，摆脱了暂时的财政困难，后来人们把他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如此也算没有辱没神童刘晏的名声。这样看来，不仅刘晏不止如《三字经》里描述的那样足以成为少年儿童们学习的榜样，更应该成为官场的道德楷模，值得现代官员们推崇和学习。

9.唐朝第一杀手不靠刀子靠嘴皮子

脸绿，面带菜色，那是饿的；脸黄，有病，疑似黄胆肝炎；脸红，要么害羞，要么就是高血压；而唯独唐德宗时国家总理大臣卢杞的脸色却是蓝色的，像美国好莱坞大片《阿凡达》里的精灵一样，泛着幽蓝光芒。在唐朝社会以貌取人的那些人眼里，卢杞长什么样，鬼就是什么样的。要说这位卢大人的长相也太寒颤了，既丑又恶，长得丑拜爹妈所赐，但心地险恶那就纯粹是自己后天所成了。

一生阅人无数的中唐名将郭子仪就非常忌讳卢杞的长相，卢大人登门拜访时，老郭总会提前通知自己那些貌美的侍妾，你们都下去吧，否则你们见了卢大人那副对不起人的长相，难免会取笑，而卢杞这个人面貌丑陋而心地险恶，他一定会记恨于我，有朝一日此人得势，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郭子仪看人的确是看到了骨子里，卢杞就是这样一个表里都始终如一的奸佞小人。要说这位卢大人也是名门之后，他爷爷卢怀慎乃是唐玄宗时著名的廉吏，一贫如洗却正直敢言，而他老爹卢奕也非等闲之辈，是死于国难的忠臣。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可是传统的遗传学到了卢杞这儿，发生变异了，这位卢杞能言善辩，却心胸狭窄，而且睚眦必报，以阴谋奸狠在唐史上留下恶名。

卢杞不能容人，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凡是有碍他执掌权柄的挡道者必置其于死地，他杀人的方式极其巧妙，用嘴而不用刀，杀人不见血，却又阴狠毒辣，让人防不胜防。他干掉的第一个对手是与其同为总理大臣的杨炎，杨炎是唐朝税制改革家，曾作“两税法”，是专家学者型官员，卢杞嫉妒其权高位重，他密告杨炎沿江修建家庙，把皇家王气尽数遮挡，此招之损，损就损在皇帝最怕的就是谁动了他的地气，有碍皇家运数，潜台词就是杨炎此人要密谋造反。果然这一招就要了杨炎的老命，杨炎被诏令贬黜至荒僻的海南，后被护送的太监缢杀而死。

不仅对自己的政敌如此，就是对自己的恩人卢杞该下手时也绝不迟疑，当代名臣颜真卿时为太子太傅，眼见卢杞玩弄权术，遮蔽圣聪，不肯依附于他，卢杞就时时为难处处陷害颜真卿。老颜对卢杞说，你难道忘了当初你父亲卢奕被叛军谋害后，我以舌舔你父亲脸面上的血这件往事了吗？卢杞马上就换了一副表情，起身长拜，而内心却切齿痛恨老颜敢当面顶撞他，抨击他恩将仇报。当时军阀李希烈谋反，卢杞想借李希烈之手除掉颜真卿，就对皇帝说，颜真卿是三朝元老，德高望重，可派他前往李希烈军中劳军，并说服叛军归顺朝廷。这一招更损，因为卢杞明知李希烈是虎狼之辈，这么做就等于是把颜真卿送入了虎口，依颜真卿之忠，肯定会触怒李希烈，果然不辩忠奸的皇帝下令老颜出使劳军，一代名臣颜真卿终被李希烈所杀。

不废吹灰之力，弹指一挥间搬掉了两位名望远在自己之上的朝廷重臣，卢杞还不满意，他要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要是阻挡自己通向权力巅峰的道路，谁就只能面临一个字——死。杨炎被卢杞整死后，德宗任命正直敢言的张镒与卢杞一起为总理大臣（同平章事），卢杞心里很不平衡，凭什么我栽树你乘凉？好不容易权力出现了真空，要填也是我来填，卢杞又算计上了张镒。德宗时期，军阀割据，经常是按起葫芦起了瓢，军事政变层出不穷，当时朱滔兵变，凤翔成了军事重地，朝廷打算委派大臣驻守，卢杞正担心张镒隆望正甚，皇帝倚重，恨不得马上拔去这个眼中钉，就对德宗玩了一个心眼，他对德宗说，凤翔这个地方的将领都很骄横跋扈，非得宰相威望可以服众，陛下你看我能不能前往镇守？德宗正在犹豫不决，卢杞马上又说，唉，我这个人长得太有特点了，有点对不起观众，三军将士未必肯服？我想陛下肯定会有重臣人选。果然皇帝派遣张镒出任凤翔军政长官，张镒被赶出朝廷后，不久就被杞党所害。

不仅这些有名望的大臣遭卢杞嫉恨，被他软刀子杀人，先后一命归西，即使是那些先前与他同一个战壕共同打击政敌的战友，他也过河拆桥，事后卸磨杀驴。首都长安市市长严郢先前与杨炎不和，两人臭味相投扳倒杨炎后，卢杞又觉得严郢这个人不靠谱，不能誓死效忠自己，于是诬告严郢伪造皇帝诏书，下狱治死。卢杞无所不用其极，阴谋陷害、排挤、打击和报复一切忠义正直大臣，为自己一手遮天创造条件。除掉了其他宰相后，卢杞知道按照惯例，皇帝还会提拔其他大臣为相，他就主动推荐了吏部侍郎关播担任宰相，他给关播的定位是只做不说，做也只能按自己意愿行事，是为自己一手控制的提线木偶。有一次，皇帝德宗召集大臣议事，卢杞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而关播也忍不住要发表意见，卢杞狠狠的瞪了关播一眼，看见卢杞那不寒而栗的目光，关播噤若寒蝉，赶紧收住话头。事后，卢杞对关播提出了严重警告，你的屁股到底该坐向哪儿呢？正是因为你这个人沉默寡言，我才引见了你，你怎么敢随便就发表意见呢？我既抬举了你，也可以灭了你。关播从此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卢杞还曾经不懂装懂插手军事，信口开河，用他的嘴皮子导演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流血事件。当时叛军朱泚围攻奉天城，鏖战多日，奉天岌岌可危。唐朝组织了一支援军前往救援，在进军路线上有两种选择，一种兵出漠谷，但地势险要，一旦被伏击则后果不可想象；一种走乾陵，可依靠丛林隐密行军。但卢杞坚持走漠谷，理由是兵出乾陵侵扰先帝陵寝，结果这个愚蠢的理由导致一万多士兵步入了死亡之谷，唐军被叛军伏击后，血流成河，溃不成军，导致救援行动彻底失败。

这个唐朝第一杀手杀人不用刀，依靠口中之舌不断行风作浪，让千疮百孔的唐帝国在德宗时期几乎就已经分崩离析，彻底完玩儿。卢杞最大的危害还在于治理国家时政策的轻率和随意性，臭招迭出。唐德宗时期，藩镇割据，唐帝国风雨飘摇，却又穷兵黩武，军事上开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德宗采用卢杞党羽们的建议，征收间架税和除陌税，这种税的性质相当于今之房产税和商品交易税，间架税是把天下房屋分为上中下三等，按质量和数量交税，上等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并派吏员核查，告密者可得五百；而除陌税，则从原来的一贯旧算二十，加征到五十，此法全国推行后，因与现实脱节，官吏们大肆舞弊，中饱私囊。结果，缴入国库的钱财反倒不及往日的一半，天下怨声载道，沸反盈天，对卢杞恨之入骨。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位遭致天下群情激愤，藩镇大员们纷纷上书弹劾的面丑心恶的家伙恶贯满盈了，政治生涯也到头了，被一脚踢到了澧州（今湖南西北部）任副县长（别驾），在忧惧交加中一命呜呼，消息传来，天下人拍手称快。就是这样一个仅仅动动口，双手就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做为他的主子爷德宗还念念不忘，德宗在与一代名相李泌论及宰相时说，卢杞这个人清廉强介，人家都说他奸邪，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李泌说，人们都明了他的为人而陛下不知，这就是卢杞奸诈狡黠之处，如果陛下早就已经觉察到了，那么又怎么会有“建中之乱”呢？不点名且毫不客气的批评了德宗认人不明，用人不贤的错误。

大奸似忠，大恶似伪，卢杞，这位长相既丑，心地又恶的唐朝第一杀手让我们领教了什么才叫杀人不用刀，什么又叫杀人不见血？玩嘴皮子的杀起人来远比用刀子杀人的其危害性更大，无德无才不打紧，要命的是有才却无德。不过让人诧异的是卢杞的儿子卢元辅后来却既有清行又有名节，为当时世人所推崇，而卢氏四代人中，就只出了卢杞这么一个异数，人的命，难道是天注定？真的是好生奇怪。

10.谁是唐朝最奢靡荒淫的第一巨贪

唐朝第一巨贪叫做元载，这个人是中唐时候的政治活动家，先后在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为官，曾经担任国家总理大臣即宰相十四年之久。元载字公辅，陕西风翔人，如同所有的贪官都殊途同归一样，元载从青年时代开始也走过了一条刻苦、打拼、投机、结党营私和最后身败名裂的人生不归路，探寻元载的人生轨迹，发现历史惊人般的相似，从他的身上依稀可以看到历史上最有名的大贪官明朝严嵩、清朝和绅等人几乎宿命般相同的过程和结局。

元载出生于官宦家庭，父亲虽然曾经担任过副司级干部，但比较清廉，因而家境贫寒，元载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博览群书，下笔成章。《旧唐书》载他第一次参加科考，竟然是步行前往，由此说明元载家里当时确实很穷。但他喜欢熟读道家方面的书籍，且过目不忘，因而道家理论水平高人一等，在天宝初年那个卖弄清谈和玄学的时代，他肯定想不到这一爱好竟然会成为他后来晋升仕途的一块敲门砖，因为当时的唐玄宗崇尚道教，在几次考试名落孙山之后，是这位帝国老大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玄宗下令全国海选精于道教的仕子，这一回苦孩子元载终于脱颖而出。

元载青年时代在官场上的打拼还是可圈可点的，他最初担任的是一个副县长的官职，曾经随同上司监督贵州的选举，显露出过人的才学，因而声名鹊起，后被调任国家司法部门担任法官，在这一角色上，元载干得应该是不错的，他明断是非，处理了不少的积案和疑案。可惜好景不长在，他所处的国家此时风雨飘摇，“安史之乱”的暴发，打断了他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爬的美梦，国家动荡对所有人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对元载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唐肃宗李亨即位以后，急于用干部，采取的是举荐的不同常理的办法，于是避难江南的元载担任了苏州副市长，在这个富庶的地方，因为办事干练，元载在干部奇缺的肃宗时代做上了京官，官不大，和他爹一样副司级，但是却是他在官场如沐春风，如鱼得水的开始。

“安史之乱”后，元载曾一度担任财政部官员，如果说他在官场发迹打出的第一张牌是个人能力的话。那么第二张牌就是善于揣摩皇帝李亨的心思，聪明机警，对答如流，皇帝非常赏识他。凭借着这股聪明劲儿，元载官运“亨”通，请注意，只要皇帝李亨满意了，你才能“亨”通，这种唯上不唯下的官场厚黑学让元载爬上了总领全国财政的高位上，因为总是和钱打交道，元载的贪官生涯由此开始发端。元载在官场打出的第三张牌是巴结权倾一时的奸宦李辅国，这是最实际最有成效的一招，李辅国原名叫做李静忠，因辅佐李亨登上皇位而被赐名为李辅国，此人深得皇帝宠信，因而居功自傲，他曾经很嚣张的对帝国老大李亨说，你就把宫中的事管好就行了，外面的事情交给我了。这也太牛了不是？

元载是怎样巴结上李辅国的？很简单，靠裙带关系，元载与李辅国的妻子元氏是同族亲戚，但李辅国是个太监，难道是净身前的？还是菜户名义上的？反正乱七八糟搞不清楚，凭借着这层关系，两人狼狈为奸。《旧唐书》载，李辅国想让元载担任首都市长，岂料元载的野心更大，根本看不上天子脚下这个重要官职，元载索性直言相告，做官就要做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李辅国正想借元载之力上下其手统领百官，于是趁着肃宗李亨病重，借机除掉了原任宰相，并假传圣旨，元载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当上了宰相。

肃宗李亨在位五年很快死掉后，代宗李豫即位，李辅国开始失势。按说这俩人穿一条裤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元载的宰相地位却没有丝毫动摇，皆因元载已经在官场上修练成精了，他的第三张牌还在延续，他又再次巴结上了领导身边最信赖的红人，一个叫做董秀的宦官。除此之外巩固他权力的另一件大事是他协助代宗除掉了专横跋扈，手握皇家近卫军权柄的大宦官鱼朝恩，等于是向这位新主子纳了投名状，这样就使不愿受制于人的代宗龙颜大悦，对元载越发的宠信，元载自己也认为是刺杀行动计划的第一功臣，是唐朝的擎天倚柱，这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腐败分子，欲望开始无限的膨胀和发酵起来。

为什么说元载是唐朝的第一巨贪呢？我们来看看元载嬗变的灰色人生轨迹，以及触目惊心的腐败“成就”。元载十四年执政期间，官场上流行着一条潜规则，想当官找元载。岭南军区司令徐浩想做京官，便用了无数的金银珍宝贿赂元载，元载来者不拒，很快这位徐司令走马上任。陈少游想保住自己官职，在官场上寻找靠山，每年进贡元载金银十万贯，于是这位在基层可着劲儿的胡作非为和鱼肉百姓，官位稳如磐石。野史中还载有一事例，更能说明元载的贪婪和权势已经到了何种惊人的地步。唐人张固在《幽闲鼓吹》中披露，当时天下都传闻想当官找元载，宣州有一老头变卖了所有家产，到京师贿赂元载，也想在晚年风光一把。元载收受了钱财，但是发现这个老头确实不适合作官，就给了老头一纸便函，上面亲笔题名“元载”二字，老头千里迢迢进京求官，却得到了这么一个不值钱的东西，顿时火冒三丈，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于是惘然若失返归，到达幽州地界时，试着把这张便函投到政府衙门，幽州行政长官一看，此乃元载亲笔题名，不敢怠慢，好酒好肉伺侯着，老头走时，赠与绸缎一千匹，老头这下开心至极，总算是没有竹篮打水一场空。

元载一面把持朝政，一面大肆中饱私囊，他用不义之财营造了极其豪华的住宅，其占地面积竟达大宁、安仁两里，规模之大，难以想象，他名下拥有十几处别墅，其恢宏状观，闻所未闻。唐人苏鹗《杜阳杂编》载其奢靡程度古今罕有，他的私邸以香草捣烂入土，涂壁，奇香四溢。以金银为窗户，内设悬黎屏风。屏上雕刻前代美女，以玳瑁水犀装饰，用珍珠点缀。卧室内悬挂紫绡帐，冬暖夏凉。平日里把玩珍宝，皆出于帝王之家。堂前有池，以文石彻岸，池中种有大如牡丹的苹阳花。元载最喜欢的宝物叫做龙须拂，以水晶为柄，红玉为钮，置于堂中，蚊虫不侵。元载平日食不厌精，所食皆燕窝鱼翅，且每不重样。元载还有婢女上百人，侍妾数十人，这些人金罗绸缎，其装束远远超过皇帝宫中嫔妃。元载虽然是一个很怕老婆的人，但是内中却有一宠妾叫做薜瑶英的，仙姿玉脂，肌香体轻，竟然赛过赵飞燕，据说此美女体态轻盈，不胜重衣，元载为其求龙绡玉衣，并为其歌舞和媚态迷惑，以致荒于政事。

如同大多数贪官一样，夫唱妇随，元载的妻子王韫秀也是一个贪婪成性，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女人，而他的三个儿子则一个比一个不成器，都是诞生于权力发酵过程中的纨绔子弟，元载的政见大多来源于妻子的枕边风，王氏不仅蛮横忌妒心强，而且还不时干预朝政。三个儿子在外大开方便之门，贪污受贿，买官卖官，还蓄养了无数的二奶三奶，把大量的钱财花费在她们身上。元载喜欢流行音乐，家里养着许多音乐艺人，其轻歌曼舞余音绕梁的美妙声乐即使皇宫中也很难听到。更为可耻的是元载和他的儿子们还有一样共同的爱好，喜欢父子同场欣赏优伶们的露骨下作的色情表演，没准还共同交流探讨一下心得，如此恣意放纵的生活，成为腐败分子元载每日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

面对元载专擅弄权，结党营私，中枢瘫痪，朝廷公然贿赂，政治一团糜烂的现状，代宗李豫决定整肃朝纲，元载终于迎来了腐败到头的一天。这一天是大历十二年三月的一天，即公元777年，代宗忍无可忍之下，命令手下大将军将正在宰相衙门办公的大腐败分子元载逮捕法办，同时将其党羽和妻儿收监，元载在铁的事实面前低下了他曾经不可一世的头颅，对于这一天，元载其实是有预见的，如同许多的贪赃枉法者一样，他们知道腐败一旦开头，自己是收不住手脚的，到最后都是由别人进行清算，元载对所指证罪行供认不讳。他的妻子王氏和三个儿子都被判处死刑。

在元载被逮捕，唐朝警察照例抄家时，除了无数的金银绸缎和见所未见的奇珍异宝外，史书上留下的最有名的例证是，仅胡椒就在元载家中搜出了八百担，相当于今之六十多吨，胡椒因来自于西域，当时非常人所有，即使明朝还有用胡椒充当官员薪俸的事例，因此当知胡椒在古代的名贵。抄家单上还注明元载家中有钟乳五百两，钟乳为当时所配性药之必不可少原料，由此可知元载父子荒淫好色和穷奢极欲到了何等程度？好玩的是唐代宗李豫后来把元载的钟乳竟然分割赏赐给了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这是警示呢还是恩典？

元载行刑前，按照官场旧例，行刑官问他最后想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时，这位心如死灰的大贪官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只求一刀毙命，愿得快死矣”。这位身前志得意满，享尽荣华富贵，死后却无法带走一丝一毫权力和钱财的大贪官，带给家族和后代的是满门抄斩和祖坟被毁，元载生命的最后一刻，所想的肯定是躬耕农亩，含孙弄饴，颐养天年，只是这样一种普通人最常见的生活对于大贪巨恶来说，近乎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求了。

11.贵族们的骄奢淫逸毁掉了大唐盛世

无疑，大唐帝国最好的时候是“开元盛世”，那个时候，国力强盛，人民富足，给贵族们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奠定了丰裕的物质基础。再加上玄宗李隆基对王室贵族眷顾有加，隆遇不断，只要你政治上能够表忠心，站稳立场，紧密团结在帝国老大周围，即使生活奢侈，私生活糜烂，平日里大搞权钱交易什么的腐败问题，玄宗李隆基基本上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而这些贵族们也清楚知道，即使中央再搞什么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也不会剥夺他们的特权，因此开元年间，帝国上下豢养了一大批的寄生虫，贵族们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人间天堂。

唐朝贵族们在奢靡享乐方面的创意可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玄宗的大哥宁王李成器，本来是最有希望PK皇帝继承人的不二人选，但是这个人政治上很成熟，审时度势、激流勇退，而把声名如日中天的老三李隆基扶上了皇帝宝座，而自己则心甘情愿做个富贵王爷，宁王自此沉迷于穷奢极侈的享乐之中，不问政事。玄宗的这个大哥宁王可能是史上最早发明口香糖的人，因为骄贵且自视甚高，宁王每次在与宾客们高谈阔论之时，事先总会咀嚼一块沉香和麝香混合的东西，以此清洁口腔，清新口气，因此每次开口发言之时，香气四溢，满室芬芳。此谓典型的贵族作派，颇有魏晋名士之风。

而宁王宫中，则金碧辉煌，烛光璀璨，所有的殿堂帷帐前，都罗列着用名贵木材雕刻的栩栩如生的矮小女婢，并用彩绘装饰，手执华灯，王府上下通宵达旦，灯火辉煌，此谓之为“灯婢”。喜好雅致生活的宁王尤为喜欢声乐，其风流作派，其他诸王望尘莫及，比如春天到来时，宁王会命人在后花园中，以红丝线为绳，上面密密麻麻缝缀上金色的铃铛，然后系于花梢之上，每次鸟鹊云集，飞到后花园上空时，宁王就会下令王府花匠扯绳响铃以惊扰之，让这些鸟儿们不能凭空飞抵花丛中，以免糟践了自己心爱的名贵花草，这个惜花的功夫可谓下得精巧，其他的皇家贵族们也纷纷效仿。

玄宗的二哥申王李成义也是一个颇识时务的人，在继大哥李成器放弃皇位争夺权后，也及时跟进，毫不犹豫的掐灭了自己做皇帝蠢蠢欲动的火苗，乐得做一个衣食无忧富贵温柔乡里的安乐公，此公于醉生梦死之中发明了许多独具匠心的享乐方法。其一叫做“醉舆”，申王每次喝得酩酊大醉时，就会让宫婢用彩色织锦编造成一个大兜子，然后命令众婢女抬归寝室。其二叫做“妓围”，每年到了寒冬腊月，风雪苦寒难耐之时，申王就让自己那些宫婢乐妓们围坐在自己身边，靠这些女人们身上的热气取暖而抵御寒气。其三叫做“烛奴”，申王每次与诸位王室贵族和妃妾们聚餐欢宴时，就会让童仆们穿上富贵明艳的绿衣袍，系上随风飘动的衣带，手执龙檀木雕刻的烛柄，排列于宴席两侧，因为养眼而且排场浩大，京城富贵之家争相效仿。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还记载，这个申王是个大胖子，估计是衣食无忧，肥吃海喝造成的重度肥胖症。由于大腹便便，肥肚子垂至小腿，因此申王每次出门都要用彩色的布条把肚子兜着。每年到了夏天，则热得像狗那样不停的喘着粗气。唐玄宗李隆基知道后，就赏赐给他南方的两条几尺长的不咬人的白冷蛇，让他手握着就像冰棍一样。申王的胖肚子上还有好几道肥褶，夏天的时候，正好把这两条蛇盘绕在褶缝里，于是也不觉得烦燥和炎热了。以冷血动物蛇来解暑，此蔚蔚奇观也可谓是中国贵族第一人了。

岐王李范，是唐睿宗的第四子，玄宗的大弟弟，此人名如其人，很有文艺范儿，喜欢文学青年，擅长书法，工于诗词，经常与一帮文人雅士赋诗饮酒，是贵族沙龙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因为特文艺所以其雅好也别具一格，岐王在宫中，经常于青脆欲滴的竹林中悬挂晶莹透亮的玉片儿，每夜微风拂来，玉片儿随风相触，发出清爽悦耳的叮叮当当之声，即知此夜有风，因而命名为“占风铎”。此可为贵族中最早流行的风铃了。岐王还有玉鞍一面，乃稀世珍宝，每年冬月就会拿出来享用，不管天气多么严寒酷冷，岐王坐于其上，全身暖洋洋的，异常舒服。大凡文艺青年都喜欢美色，岐王也不例外，这位荒唐的王爷御寒之法可谓旷古奇闻，每年的冬天手冷了，不烤火，而是把手经常伸进妙龄女子的怀中借以取暖，而且还起了一个很通俗的名字，叫做“暖手”。

三位王爷如此荒唐孟浪，皇帝的外戚也不含糊，竞相在享乐方面攀比和大搞发明创造，杨贵妃族兄杨国忠，取暖方法既别出心裁又豪奢浪费，此人发明了“凤炭”，即把烤火用的碳碾成粉末状，然后用蜜搅拌，以模具做成双凤形状，每年冬天降临时，先以白檀木铺于炉底，然后燃于炉中，这种精致的寓居生活也只有这样做派的贵族才能想得出。杨国忠靡费巨大，还曾经用非常名贵的沉香木建造楼阁，以檀香木建造栏杆，以麝香、乳香与泥土搅拌融合而砌成墙壁，每年春天牡丹花开之时，就会大宴宾客于此阁楼之上，即使皇室禁苑之中沉香阁，亦不及杨家公馆这座雄伟而壮丽。

不独如此，杨国忠自恃有贵妃照应，用度极尽奢靡，每年春天踏青之时，都会在巨大而豪华的马车上披挂彩色的丝帛，仿佛一座宏伟壮观移动的彩楼一样，上面载满各类擅长器乐的婢妓，从府邸浩浩荡荡一路丝竹声乐驶来，惊艳游园，惹得路人争相观看。这位耽于淫乐的国舅爷还效仿申王的“妓围”，每年冬天，遍选体态丰腴，身大体胖的美婢团团环绕在自己身前，以遮风挡寒，靠这些女人的体温而取暖，还取了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号，叫做“肉阵”。

有了这位杨家老大的引领作用，杨氏那些纨绔子弟们个个不甘落于人后，这些京城大少们仗着官二代、富二代的身份极尽荣华富贵，在贵族之中盛行着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其排场之大耗费之巨让人瞠目结舌，杨家子弟们每年春天时遍求天下奇花异草，然后种植于木槛中，放在以板为底，以木为轮的古拙豪华马车上，让手下人牵引着四处游荡，随时驻足观赏，并命名为“移春槛”。盛夏之时，杨家阔少们会在北地长途跋涉取运大冰，然后使匠人琢冰为山，放置在宴席之间，寒气侵人，坐中宾客虽有醉酒者而胆气俱寒。为了结党营私，杨家阔少们还把这些极寒之冰命匠人雕刻成凤兽形状，装饰以金环彩带而送给王公大臣。而到了每年的元宵佳节之时，就会点亮上千盏灯烛，恍然如白昼，围于楼阁殿堂之旁，可惜这种点亮工程只是贵族们炫富的一种本能，而京城之中老百姓是沾不上光的。

因为杨贵妃得宠于玄宗，因此她的姐妹们也一荣俱荣，这些贵妇人们也极尽豪华奢靡，以及放荡的贵族生活。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有一颗硕大的夜明珠，将其摆放在厅堂之中，不需要点亮蜡烛而光照一室，今人所见的唐人张萱所绘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就可从中一窥这位唐朝上流社会贵妇人的骄奢、淫逸的贵族生活，以及当时杨氏一家势倾天下的霸道。杨贵妃还有一个姐姐叫做韩国夫人，这位有样学样，韩国夫人曾经放置了百枝灯树，此树以现代方法计量竟高达20多米，像一座火树银花的灯山，元宵佳节之夜，京城百里之内一片光明。

上行下效，富足的唐朝社会到处都是拜金主义和享乐之风，当时长安城中，那些游手好闲的少年郎们每到春天来临，就会呼朋唤友，三五成群，结伙野游，每个人都牵着自己心爱的马儿，装饰上黄金打造的马鞍，铺上锦锻织成的坐垫，来到花树下，使仆人捧着浓郁甘冽的美酒，随时驻足观花而畅饮。每年到了盛夏时分，长安城中的富家子弟，在林亭内植画柱，以锦锻遮为凉棚，遍邀长安城中的名妓前来打情骂俏，且美其名曰“避暑盛会”。而长安城中的妙龄美少女们，也步出深闺芳阁，遇名花而设榻为席，脱下五颜六色的各式花裙，搭建成彩色的帷怅，尽情欢乐，这种奢华之风遍及盛唐天下。

成由勤俭败由奢，蠹虫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一点一点的腐蚀着大唐帝国的基座，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安逸和享乐使唐朝人忘了忧患和危急，无论历史上多么富足强盛的朝代，当他的帝王和他治下的贵族社会以及底层民众都盲目的沉浸在盛世的喧嚣和人为的海市蜃楼之中时，这个王朝离分崩离析和破败就已经不遥远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清醒的诗人一厢情愿的呐喊，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则是打破所有沉浸在繁华盛世美梦中的警世钟，唐朝由盛转衰的各种原由很多，无疑过度奢靡和享乐是重要的诱因，又有哪个朝代吸取了这个教训？想起了小杜那句古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第四章 名人轶事

1.一代名臣房玄龄为何畏妻如虎

房玄龄，唐朝开国元勋，史上最负盛名的宰相之一，大唐盛世“贞观之治”最重要的缔造者。《旧唐书》上说他“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房玄龄是典型的文臣谋士，出身于书香世家，十八岁就中了进士，并与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哥俩好，一见如故，从此成为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肚子里的蛔虫，李世民心里想什么，他全知道，因此成为李唐王朝开国之初政坛上首屈一指，呼风唤雨的人物，是成为千古一帝的李世民一生中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当他随着尚未发迹的秦王李世民东征西讨之时，每平定一地，别人都会抢掠金银钱财，而他却留心谋臣良将，棋高一招的为蛰伏待机而起的李世民贮存人才。史上著名的“玄武门政变”，与太子党李建成扳手腕的血腥军事冲突中，房玄龄是最重要的幕后策划人，堪称政变发动的总导演之一而居功至伟，所以房玄龄深得李世民信赖，而其所推荐的人才亦都十分感谢房的知遇之恩，并誓死报效，可见老房在太宗李世民集团中的人气指数之高。史上有“房谋杜断”一说，首先有谋才有断，因此房玄龄的地位应在与其同名的另一良相杜如晦之上。

就是这样一位智识高超、功勋卓越、地位显赫的人中翘楚，却在史上留下了著名的“怕老婆”一说，传说“吃醋”一语便来自于他那位妒嫉成性，凶悍刁蛮的原配夫人卢氏。这里面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唐代文人刘餗（su）在《隋唐佳话》第二卷中披露，房玄龄的原配夫人卢氏非常霸道，而且嫉妒成性，老房妻管严在朝廷上是出了名的，但卢氏对老房关心备至，尤其是衣食住行方面照料的非常精心。有一次太宗宴请群臣，老房喝得二高二高的，经不住同僚们的挑拨，就吹嘘老婆对自己如何如何好，而所谓的惧内其实子虚乌有。太宗趁着酒兴，就想和老房开个玩笑，于是赏赐给他两位国色天香的美女，这一下，老房感觉牛皮吹得有点大了，骑虎难下，顿时酒也醒了，头摇得拨浪鼓一样坚辞不要。太宗发了狠劲，说老房你不就是怕夫人嫉妒，担心跪槎板吗？这两个美女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别怕，不就腰肌劳损吗？朕给你撑着腰呢。

瞧瞧，这唐太宗李世民可真好啊，体贴入微，他知道帝国的男人都喜欢啥，国家给有功之臣发美女，可惜现在身为国家公务人员却没这等好事。天上一下子掉下来两个林妹妹，砸得老房眼冒金花，愁云惨淡。老房怀着心事回到家，嗫嗫嚅嚅的把事情给夫人复述了一遍，卢夫人沉着脸一言不发，老房这心里可就犯嘀咕了。没多久，说话算数的太宗就让皇后将卢夫人召进宫，两口子给卢氏做思想政治工作，皇后苦口婆心的说道，夫人啦，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老房都这一把年纪了，也该有个小三、小四的了，你怕啥？谁还能动摇你的位置？何况这是皇帝的恩宠，别人求还求不来呢？不管皇后怎样舌灿莲花，卢夫人就是不松口。

这下，惹恼了一边察言观色的太宗李世民，皇爷心想，这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可惜这娘们儿怎么就这么不明事理，朕咋给老房交待？也会让群臣笑掉大牙的。太宗黑着脸警告卢夫人，今个儿这事必见分晓。夫人你呢？要是不妒嫉，那么尚可保命，如果妒嫉，只有死路一条，你就看着办吧？卢夫人一点不怕这种阵仗，梗着脖子气壮山河，妾宁妒而死。乖乖，自己的幸福自己捍卫，这卢夫人可真有点革命新女性的驾势。太宗气坏了，给身旁的太监使了个眼色，太监捧来了一杯酒，考验革命新女性的非常时期到来了。太宗说，那好，懒得和你费口舌了，你就饮下这杯毒酒吧？太宗想着这性命攸关的事，卢氏总得掂量掂量吧？却没想到这卢氏二话不说，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什么味道？农夫山泉有点甜？哦，不对，酸，酸掉大牙。原来这酒杯中盛满了白醋。唐太宗这下彻底没辙了，其实心里很佩服卢夫人的这股倔劲，于是仰天长叹，一段唱腔脱口而出，这个女人不寻常啊，朕贵为皇帝尚且害怕这样的女人，更何况老房房玄龄呢。女人“吃醋”一说打哪来的？就是打这儿来的。

一代名臣房玄龄果真如唐人刘餗所记载的那样怕老婆吗？未必。与其同时代的另一唐代文人张鷟（zhuo）在《朝野佥载》中，却把唐太宗赏赐两名美女的事情记在了唐初兵部尚书任瑰的头上，这个桥段就更有意思了，说任瑰的夫人不仅嫉妒还很凶残，居然把这两位美女剃成了光头，成尼姑了，我让你美？摸着个光头美女啥感觉？后来的事情则发生得一模一样，太宗赐“毒酒”，此妇人一干而尽，弄得太宗没奈何，收回成命。很有可能，任瑰的名气没有房玄龄大，久而久之，以讹传讹，这就言之凿凿安在了房玄龄头上，反正这一干君臣都玩儿戏法升天了，死无对证，你说这房玄龄冤不冤也？

当然，这么说，并不足以让各位看官们心服。在《朝野佥载》中，张鷟接着暴料，房玄龄这哥们儿年青的时候，穷困潦倒，那时候还未攀上李世民这棵大树，身子骨也不怎么结实，有一次得了重病，差点就死翘翘了，就在七魂已去了六魄的时候，还想着自己漂亮的结发妻子卢氏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于是就心怀叵测的试探卢氏，说我已经快不行了，夫人你年少貌美，不可辜负了大好青春，我死后，你可千万不要为我守寡，你可选择一户好人家嫁了就是，只是希望你要好生照顾我的后代家人。卢夫人悲痛欲绝，泪流满面，什么话都没有说，转身进了内室，做了一件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决绝之事，这位妇人居然一狠心把自己的一只眼睛剜了下来，并借此明誓，说郎君，你放心，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会从一而终，这一辈子都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你就安心养病吧。

一只眼睛比任何的海誓山盟都管用，卢夫人用她果敢而让人尊敬，稍带着有点恐怖的行为，这个场面老房做梦都没有想到，谁让自己嘴臭呢？房玄龄心如刀割，并且感激涕零，这会儿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于是打这儿起，房玄龄这一辈子总觉得亏欠了结发妻子，自此终身待之以礼，不敢存任何非份之想，夫妻琴瑟调和，百头偕老，两人终得善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算房玄龄在外人看来畏妻如虎，谁又能想到其中的似海恩情呢？而房哥们儿的怕老婆，未必不是一种深深的敬意和大爱无悔。（一辈子守住这位痴情的独眼龙夫人，老房自作自受，可算是有情有义的好男儿了）。可惜的是这样一位名臣贤相，后来却因为儿子房遗爱的“谋反罪”牵连死后不得安宁，且被唐高宗赶出配享之殿，当然这是后话了。

2.毁琴散诗留下千古绝唱的唐代诗人

现代社会因为有了网络，稍有点异类行为的人，想不出名都难，所以网络上有了奇丑无比的凤姐，搞怪的犀利哥等等。古代的传媒远非现代这样发达，但是却也同样具有现代传媒的特点，比如青楼女子传唱某位文士的诗稿，就有可能使这位风流才子名声大噪，柳永、周邦彦如是也。也比如某位文坛名宿推崇某位后辈的文采华章，就有可能让这位后起之秀一夜之间闻名遐迩，如欧阳修之对苏轼和曾巩。更有言谈举止放浪形骸却又有真才实学者，用某种另类行为而名满海内，如嵇康和祢衡。相比较而言，在古代一个人想红，想红透大江南北，腹中没有点真本事，还真难，但是有了真本事，想要为天下人所知，也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

本文的主人公初唐诗人陈子昂其采用的方法可谓震古铄今，匪夷所思，让你想都想不到。提起陈子昂，很多人都会想到他那首流传千古的名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登幽州台歌》，与其说是一首诗，不如说是诗人的某种物是人非的感慨，更通透的一点来说，是诗人某种人生触底的反弹，理想在现实的破灭后幻象中所发的牢骚，这牢骚一发可就发大了，大的让后世人摸不着北，还让后世人产生了许多高雅古朴的想像和意境，其实了解了陈子昂的生世，再理解这首诗，就感觉诗人心中充满了苦楚和伤感，更有一言难尽的尴尬，正是在吟完了这句千古牢骚之后，不满屈阶俯身甘做幕僚的陈大诗人方愤而辞职，回乡养老。

陈子昂，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汉族，梓州射洪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进士出身，历仕武则天朝麟台正字、右拾遗。陈子昂出身于一个经营井盐的富豪之家，父亲是一个初通文墨的乡绅，常给道观捐款，并得以在道观辟有一个读书台，因为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陈子昂自小潜心攻读，博览群书，学问日进，由于他对经史子集熟练于胸，所以科举考试的跃龙门之路比较通畅，二十四那年就中了进士。在诗名和仕途之路上，大诗人更看重的是衣锦还乡的乌纱帽，而诗文不过是进身晋级的敲门砖，虽然陈子昂也被当时的方家赏识，比如京兆司功王适看了其《感遇》诗，就断言：“此子必为天下文宗”。但是因为陈子昂初出茅庐，客居京师十年，并不为天下人看重。

后世才女张爱玲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出名要趁早”，想必客居京师却又无所事事的陈子昂心急如焚，在他的理想中，登庙堂之高，以才学辅佐帝王才是人间正道，所以陈子昂为出名而不惜做出了一项自我推销的非常之举，堪称士林千百年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特典范。唐李亢所著《独异志》补佚里有一则关于陈子昂非常之举的隐密趣闻。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记室。后拜拾遗。归觐，为段简所害。

陈子昂家室富有，以这种不惜千金而特立独行的方式，隐喻世人，独知千金胡琴而不知我有比胡琴更有价值的才学？这种以胡琴为饵而毁琴暗中推销自己的方式，真是煞费苦心，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子昂果然在京师洛阳诗名大振，但是陈子昂并非甘心仅仅做个响誉士林的诗人，他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仕途，当诗名响亮而仕途依然黯淡时，陈子昂不惜铤而走险，犯颜直谏，为此他为女皇武则天上了一封《谏灵驾入京书》，文章洋洋洒洒，辞藻华丽，可见陈子昂是有真才实学的，武则天是非常爱才的，一个骆宾王都让其感慨和心动，何况一个竭尽忠诚的新秀，女皇破例召见陈子昂，但见陈大才子对答如流，才思敏捷，于是女皇封了陈一个中书省麟台正字官职，相当于内阁秘书。陈子昂投其所好，一发而不可收拾，再上谏书，也许其理想是当一个魏征那样的谏臣，但骨子里邀宠的味道是很明显的，结果再中女皇心思，官职也升为右拾遗，从八品上，副科级别。

这样的升迁自然满足不了陈子昂内心的欲望，因为陈大才子非常自负，认为自己满腹经纶，且经世济才能够安邦定国，于是倾其全才，先后为女皇上了无数道谏书，其中《谏开告密书》和《为政条奏八科疏》很有见地，他以为知人善用，爱才如命的女皇能够实现他为政的满腔抱负，可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却被女皇分派到武攸宜军中任管记，随军北伐契丹，一个幕僚，一个让其看不到前途的颠沛流离的任命，让其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迷茫和动摇。史载“子昂褊躁无威仪，然文词宏丽，甚为当时重”，大概也不算冤枉了这位大才子，因为他的某些做法确实和文人的稳重以及沉稳不符，性格上的急功近利也为时人所非议。

陈子昂虽未被列入初唐四杰中人，但其在仕途幻灭的过程中，为唐初文风的探索却堪称为一座不朽的里程碑，针对文学方面初唐的浮艳诗风，他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陈子昂的诗，风格朴质而明朗，格调苍凉激越，文学成就最高的当为《感遇》诗三十八首。后世人没有披露他在朝廷时是怎样得罪武则天的近臣武三思的，他在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登幽州台歌》后，辞职返乡，接着厄运接踵而来，先是父亲病故，接着他被武三思的爪牙县令段简找了个借口，收系狱中，半月以后，“忧愤而卒，时年四十余”，这位毁琴散诗而幻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唐初大诗人，在心灰意冷中孑然逝去，徒留幽州台上的千古绝唱……

3.因一首臭诗而断送仕途的唐代诗人

说起唐代诗人孟浩然，都知道他是继陶渊明和谢灵运后，盛唐时开一代田园山水诗派之先河的大家，他和王维合称为“王孟”，其诗歌成就虽不如王维境界广阔深远，但亦具有独特的艺术造诣，孟诗清新自然，恬淡飘逸，多为田园和隐逸、行旅之作，为时人和后世诗家喜爱。

然孟浩然的一生，始终徘徊和纠缠在求官和归隐之中，是一位不甘隐居却又不得不归隐终老的诗人，所以孟诗多有愤世嫉俗之作，多少影响和淡化了他的艺术成就，其与少年得志、历经宦海风波而深谙官场潜规则而后大彻大悟的王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这也可能是二人艺术成就高低立下的一道分水岭。孟浩然壮年时曾经游学吴越，后又到长安谋求官职，可惜屡试不中，直到四十多岁时，于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举座皆惊，纷纷为之搁笔。按说孟浩然似乎有着看得见的锦绣前程，然却因“当路无人”和碰上了“官场软钉子”而不得不终老山林。历史上对孟浩然仕途的失意语焉不详，孟浩然因何怀揣诗歌这块金字闪闪的敲门砖，却又怏怏而归息隐山林，且对官场始终有着一种难舍难分却又耿耿于怀的怅惘情结呢？

真实的历史可能藏于蛛丝马迹之中。宋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有一则关于孟浩然的故事似乎揭开了这个秘密。文载，唐襄阳孟浩然，与李太白交游。玄宗征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弹冠之望。久无消息，乃入京谒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对，因从容说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见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赐对，俾口进佳句。孟浩然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意不悦，乃曰：“未曾见浩然进书、朝廷退黜。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缘是不降恩泽，终于布衣而已。

孟浩然初意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山水诗人，其青年时代的一切努力和诗文成就，仍然是期待得到达官贵人的青睐而跃上龙门，这对盛唐时代的读书人来说，无可厚非，即使潇洒如诗仙李太白也依然希望能够步入仕途一展抱负，何况布衣小子孟浩然，但是孟浩然所谓希望愈大，失望也就愈大，何况已经步入壮年？所以难免既对友人迟迟不推荐自己而充满怨气，同时对皇帝也犯下了意气用事的酸儒之病，他竟然负气的对皇帝说“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什么意思？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在嗟怨皇帝不识天下英才，对皇帝的遗珠之恨深感委屈，还是牢骚满腹，遣责世态炎凉？可怜孟浩然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一生创作了那么多清丽脱俗、时人传诵的佳句名诗，偏偏在皇帝召见时吟诵了这么一首臭诗，就连皇帝也不无调侃的对其说，你怎么不吟诵你那首天下传承的名句“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呢？（《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可见唐玄宗并非没有听到孟浩然的大名，否则怎么会随口读出孟的得意之作？而且玄宗本意对孟也是充满了好感的，可是谁会用一个满腹怨气，挟私泄愤，不谙世事的读书人呢？换作你是领导，也绝不会提拔这样自视甚高，却又不感恩图报的手下人。孟浩然为他的轻狂和侮慢付出了一生的代价，至此彻底失去了庙堂之上一展才学的终极抱负，问题是孟浩然至死都心有不甘，他做不到李白那样的达观和浪漫，虽然此后隐居山林，依然与当时的达官显贵比如张九龄、王维等人来往密切，可是一个被当朝皇帝否定的诗人，谁还能襄助其一臂之力呢？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难以考究，但依孟浩然的书生个性和对官场的念念不忘，和此后深入骨髓的愤世嫉俗倒有几分吻合，且与才子皇帝唐玄宗的秉性相符。但是笔者却有一个疑问，即时间、地点、情节可能不会错，有点离谱的是事件发生的人物，即李白很可能被作者孙光宪张冠李戴了，举荐孟浩然的和当时在场的人物比较可信的是王维，孟和王交谊甚笃，且二人惺惺相惜，而且王维发迹较早，二十岁时就中了进士，很快就在朝中暂露头角，按照当时孟浩然和李白、王维二人生平年谱计算，问题更加显而易见，李白是天宝元年因玉真公主和贺知章引见而进宫谨见玄宗的（一说是玄宗宠信的道士吴祯引见），这一年是公元742年，而这一年，做为诗人的孟浩然早就已经离世两年了，李白怎么可能把孟浩然纳于私第且举荐给玄宗？而王维一直在朝中作官，历任右拾遗直至做到给事中这样的重要官职，经常陪伴在皇帝左右，因而王维举荐孟浩然的可能性更大。

孟浩然比李白和王维年长十多岁，他的清新咏物诗句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并得到时人的倾慕。李白称颂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杜甫礼赞他“清诗句句尽堪传”，王维曾画他的像于郢州亭子里，题曰：“浩然亭”。能得到当世诗坛名家如此高的评价，且和同世诗人文章唱和，这可能是对失意于官场的孟浩然于文学成就上最好的慰籍吧。最后就连孟浩然的死因也极具传奇性，公元740年，时诗人王昌龄游襄阳，拜访孟浩然，两人相见甚欢。可是孟浩然背上长了毒疮，经过长期治疗已经快要痊愈了，但是孟浩然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纵情宴饮，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引发了背上毒疮而溘然长逝，可见孟浩然此人终究还是诗人本性，率性而为，不拘小节，依这样的个性，或许没有做官对于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幸还是不幸？唐朝的许多大诗人和文学家都是遁着这样一条轨迹而名动天下的，比如苦吟派诗人孟郊和缠绵悱恻的明艳诗人代表李商隐，谁又能否认，当初的仕途未进登龙无术而潜心诗词，才成就了文学史上的高山仰止，不是命运的误打误撞呢？假如侪身官场，无非多了一些庸碌的官僚而已，成为孱弱的体制下苟且偷生的蝼蚁之辈，而于璀璨的中国文学史上则少了几块熠熠生辉的壁玉。

4.唐朝科举考场上最有名气的枪手

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自隋朝设立以来，至唐朝渐趋完善，特别是经武则天和唐玄宗的特殊贡献以后，科举考试俨然成为了天下才子的“试金石”，成为了成千上万读书人“鲤鱼跳龙门”的希望和寄托所在，犹如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门的这一边，人头攒动，苦海无涯，门的那一边，是一条通向成功并且用鲜花和织锦铺就的幸福道路，一旦金榜题名，即可光宗耀祖，功成名就，颇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踌躇满志，所以天下读书人削尖了脑袋似的往里挤。

虽然唐朝的科举考试比较完备，防范考试作弊的手段和方法也日趋完善，但是晚唐期间却有一个人，凭借自己的才学和机敏，在这种非常严肃且被统治者认为神圣庄严的科举考试中却屡屡善于搅局，弄得考官们十分狼狈，而其人却因为自己这种荒诞不经的举止行为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致终生不仕，抑或是因为这种违反相关考试规定的唐突行为触犯了唐王朝的大忌，而被打入另册，上了历届考官的黑名单，虽然才高八斗，却被人永远的踩翻在地，零落成泥，永不录用。此人就是晚唐时期有名的花间派词人，后世婉约派的开山鼻祖唐代大诗人大词人温庭筠。

温庭筠，字飞卿，与李商隐齐名，时人号曰“温李”，也许是冥冥中的某种巧合，温李两人同样都是仕途上的不成功者，却又同时在文学成就方面享有盛誉。老温这个人很早就以词赋出名，但此人一生放浪形骸，不受羁束，具有传统文人比较清高和蔑视权贵的孤傲气质。据说是初唐宰相温彦博的后代，年轻时为苦求功名，也曾下过一番狠功夫，才思尤为敏捷，无论是《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有记载。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晚唐科考律赋，八韵为一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时，老温不急不躁，叉手一吟便成一韵，八次叉手即可完成八韵，人送外号“温八叉”，老温此举不在三国时神童曹植七步成诗之下，是士林中公认的第一等大才子。

有关温庭筠才华横溢才思敏捷且出口成章的轶事，宋人笔记多有记录。与他齐名的李商隐曾有一联句云“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下句，老温不假思索对曰“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唐宣宗曾经赋联，上句为“金步摇”，未觅下句，便差人遣未第仕子对答，老温脱口而出“玉条脱”，宣宗大为高兴，传令嘉奖。又药名有“白头翁”，温庭筠以“苍耳子”作对。此虽为雕虫小技，却也说明了温庭筠才思敏捷，“温八叉”之名确非浪得虚名。

老温还有一个别号，人称“救数人”，也许是多年科举未第，老温的心态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开始有点游戏人生的意思在里面。史书载温庭筠先后有多次科考舞弊的行为发生，一次是在宣宗朝，唐宣宗朝试宏词时，老温有点不屑一顾，也可能是卖弄自己才学，或者对自己满腹才学得不到皇帝青睐而犯了文人的自由主义，竟然不顾皇帝的权威，替他人作赋，后被皇帝侦知，旋即被贬。像温庭筠这样满腹经纶的才子，居然三番五次未能通过唐王朝的“国考”，一半是因为当时官官相护的原因，一半可能就是因为他考场上的恶行了，但是老温作弊从来不是为自己而是甘当他人枪手，这就让人奇怪于他的荒唐行径了。

宋人笔记载温庭筠士行有缺，缙绅薄之。很有可能是老温这个人对科举考试已经心灰意冷而有另起炉灶想法，最有可能的是以自己的才学为他人舞弊甘当枪手而念起了生意经，把科举考试当成了自己勤“捞”致富的手段，倘如此，温庭筠可能是中国考试制度下第一个“试”场经济的受益者。温庭筠因为多次为他人作枪手代拟策赋而声名狼藉，闹得满城风雨。但同时他又学富五车，若论起才学和才思来当时天下无人可比，所以就有惜才怜才的考官赏识他，在老温四十一岁这年，春闱大试，考官沈询有心成全他，特召温庭筠于帘前试之。虽然有沈询的严密防范，温庭筠还是在考场中神不知鬼不觉的帮了八个人的忙，自然这次搅扰场屋的事件又一次让他名落孙山。老温在考场上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帮了八个人的？史书没有记载，但据此可以想像温庭筠出手的机敏和迅疾，那不是一般的牛啊，简直是神乎其技。

虽然是才子，但是老温的品行却实在不敢恭维，唐朝取士虽然并非德才兼备，但没有录取他，也不算冤枉了这位温大才子。除了考场上为他人作嫁衣，老温为人做事也有让人非议之处。唐宣宗喜欢唱《菩萨蛮》，宰相令狐绹为了讨好皇帝就把温庭筠所作新词呈上，并严戒老温千万别泄露，老温当面答应，背后就告诉了别人，于是令狐绹非常愤恨温庭筠让其出丑。非独如此，老温对待自己的这位恩公，表面上客气，内心里却非常看不起，曾作“中书堂内坐将军”讥讽令狐绹不学无术，文人的清高和小聪明让老温的脑袋里注满了水，不遭人忌恨被人穿小鞋才怪呢？

温庭筠恃才自傲，两个鼻孔往上，一般人是瞧不上眼的。孙光宪著《北梦琐言》载温庭筠有一次因其狂悖曾对当朝皇帝宣宗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诋毁和污辱，惹得龙颜大怒。宣宗喜好微服私行，得遇老温，老温不识龙颜，傲然问到“公非司马、长史之流？”宣宗答“非也”。又问“得非大参、薄尉之类？”，宣宗再答“非也”。本来宣宗听说老温才学出众，素有好感，可是温大才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贬低皇帝，皇帝也忍无可忍了，后来下诏斥责温庭筠“孔门素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补焉？”温庭筠徒有满腹锦绣文章，却因不羁性情，罕有适时之用。宣宗人称小太宗，是晚唐一位非常难得且有作为的帝王，其对温庭筠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温庭筠的政治前途由此被最高统治者判处了死刑，其后来竟然流落于江湖，不久即死。大凡才子不如意者，皆有德行之微末，或故作清高状目中无人，或讥讽朝政狂悖世情，温庭筠虽然做为一代诗词宗师，但其嬉戏人生的态度以及失意后搅扰考场的荒唐，终不可取。纵观温庭筠的一生，其成也才学，败也才学，最终还是故作聪明害了他，文人固然不拘小节，但是由小节处却可看出大节，任谁也不可能把一束带刺的玫瑰捧入手中，任其扎伤手指。与其说温庭筠是封建朝廷的不合作者，不如说其始终就找不到自己的人生定位，而奉若圭臬的诗词大作，不过是寄情山水的闲情雅志而已，这也可能是历代文人在仕途上最终一无所成的命门之所在吧。

5.宋史上敢焚烧皇帝诏书的一代名臣

自古以来，皇帝诏书是皇权的象征，见诏如见皇帝本人，这位胆敢逆龙颜，焚皇帝诏书的大臣是宋真宗咸平初年上位的中书门下平章事，即真宗朝任相六年的大臣李沆。李沆，字太初，河北人氏，因公忠恤国，勤勉政事，为人刚正，博雅厚望，死后被真宗谥为“文靖”，又被后人称之为“圣相”，一个“圣”字足可见李沆在历史上的评价之高，这对中国历史上如过江之鲫的宰辅来说可并不多见，纵观宋史，李沆的确当得上“圣相”称谓，其并非是浪得虚名之士。

李沆是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同榜之中还有两位后来赫赫有名的宋代名臣，即后来相继为相的王旦和寇准，一榜之中三个宰相，这在古时候的科举时代极为罕见，当真是“满朝读书人，尽是朱紫贵”。李沆最早为宋太宗所赏识，在通判潭州任上因政绩才干突出被简拔为右补阙，知制诰，这是一个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官职，可谓已入权力中枢，宋太宗还因为李沆清贫，为官一任欠了不少钱，特意赐钱三十万给李沆还息。

李沆一直很受太宗器重，先后授翰林学士和参知政事（副宰相），太宗为什么对李沆信任有加呢？原因在于太宗的即位有先天缺陷，自己有“烛影斧声”的心病，迫切需要提拔一批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官吏，其次李沆确实优秀，从来不人云亦云，很有政治主张和见解，李沆在结识君王之际，时刻履行着宋代士大夫的责任，不忘“风规”教育君主，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李沆从未任过地方大员，所谓基层领导经验欠缺，可是仍然不妨碍他的提拔，也没有得到朝中非议，可见李沆在士大夫阶层中的为人和口碑是相当不错的。

后来因为天降大雨，连绵百日，形成了洪涝灾害，在天示异象情况下，宋太宗借机调整“天人关系”对权力中枢重新洗牌，所有的执政人物被集体罢免，当然所谓的“天警”不过是一场政治秀，是在野的政治力量抨击朝政的绝佳机遇，李沆虽被罢官，但是宋太宗对其并无恶意，下放基层仅一年就被召回朝廷，委任李沆为太子宾客，辅助未来的君主三太子元侃即后来的真宗赵恒，这是李沆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命，为其后来执政宰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太宗确实对李沆用心良苦，李沆是太宗非常放心的顾命大臣。

公元997年，太宗驾崩，真宗即位，彼时真宗已经30岁了，但是宋真宗从小战战兢兢活在父亲太宗的阴影之下，对王权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宋太宗这个人一生玩弄权术，是帝王里非常有名的“三只手”，因为自己的皇帝来路不正，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政治，一手抓兵权，还脑后留了一手以防备自己的儿子阴谋篡权，三只手的老子非常可怕，太宗先后找茬废除了长子元佐和次子元僖，后来在其病重其间才册封了三子元侃为太子，当听到天下人称太子为“少年天子”时，老子竟然吃起儿子的醋来了，老大不高兴，幸亏寇准当时在旁边劝说才勉强保住了太子地位。

正是因为太宗对权力欲望太强，导致了真宗的物极必反，真宗不是一个强权的皇帝，早在李沆太子宾客任上，真宗就对李沆言听计从，新皇帝上位自然对自己的府中旧僚要重用，李沆在真宗和执政集团的共同选择下，担任了宰相。真宗时代是一个承平天下的时代，李沆的作为是一种平平静静的作为，首先真宗是新一代受正规教育成长起来的帝王，李沆的教育作用非常重要。再者，李沆执政六年之间，天下太平，既无兵戈之争亦无强权倾轧，李沆是治世之能臣，发挥了文人集团的最大优势，以德教化，所以李沆对后世的意义以及在宋朝的作用不可低估。

李沆创立了宋朝宰相执掌军事的先例，因为宋太祖的陈桥兵变，所以对军权采用的是制衡权力中枢的方法，宋朝设立了主管军事的枢密院，一般军事问题执掌中书省的宰相是没有办法知晓和参赞的，这就造成了文官政治对军事问题的一无所知，一旦发生战争，势必造成中书省和枢密院的相互掣肘，这对强化全国执政集团权力和集中朝廷人财物应对战争是非常有害的，真宗因为信任李沆，所以军事上的事情都要枢密院知会中书省，征求李沆意见，久而久之，形成了军事问题中书省和枢密院共同决断的常规，可别小看这个变化，假如没有李沆开创的这个中书主兵成例，后来寇准的澶渊之盟后大刀阔斧的主持军政就毫无可能。

李沆虽受真宗宠信，但是并不飞扬跋扈，宋史中记载，丞相李沆经常以四方水旱盗贼以及不孝恶逆之事奏闻真宗，真宗每闻不悦，别人问李沆为什么用这些事烦恼君主呢？李沆说人主少年，当知天下疾苦，不然血气方刚，自然会陷入声色犬马之中。李沆是在用这种方法让真宗时刻警醒，保持住忧患意识，此识此见，比稍后的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要早许多年，何况李沆是对皇帝直言相谏。李沆的这种强化君王忧患意识的做法，直到南宋时，仍然为后世文人士大夫所借鉴。

非独有如此的远见卓识，李沆还以自己的光明磊落和虚怀若谷深深影响着真宗，真宗曾经问李沆，“别人都经常给我打小报告，而你却没有，为何？”，李沆则回答，“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夫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李沆用自己的行为举止启示真宗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从一开始就杜绝奸佞小人的谗言。宋史载真宗欲使自己的嫡亲驸马都尉石保吉使相，曾数次三番征求李沆意见，李沆大义凛然的说，提拔官员当有提拔官员的规定，此人不过是皇亲，没有一点功劳，岂可因一人而招致天下非议。直截了当的拒绝了真宗的裙带关系。

李沆虽然六年贵为宰相，但是一生清贫节俭，从其入仕后仍负巨债就可看出其绝不与俗流合污的高尚情操，李沆为相尊崇的是《论语》中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圣人之言。史载，“公为相，治居第于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即使是这样的宅院，也已经墙垣毁损，破败不堪。李沆还知人善用，同年进士寇准曾多次举荐丁渭（溜须典故出处之人），李沆一直不采纳，寇准十分不解，跑去问李沆，李沆笑而不答，逼急了，淡淡一笑，说他日后悔，你当想起不用他的原因。后来丁渭也当了宰相，被后人称为一代“罔上弄权”的奸相，寇准吃了此人大亏，才想起李沆看人的确是看到骨髓里了。

李沆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焚毁皇帝诏书，《宋史》记，李沆为相时，真宗曾经夜遣使臣手持皇帝诏书，欲以某氏为贵妃征求李沆意见，李沆对着使者焚烧了诏书，同时上奏皇帝，认为此举不可，于是，皇帝只能作罢。手焚皇帝诏书，这可不是古代官僚谁都有勇气能够做到的，也是历朝历代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李沆却以斩钉截铁的方式告诉皇帝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自然李沆曾经是真宗太子宾客，背景比较特殊，但同时也说明真宗非常敬畏李沆，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

李沆为相期间，虽然深受皇帝宠信，但是并不恃宠弄权，《宋史》中对李沆的评价是“沆性直谅，内行修谨，言无枝叶，识大体。居位慎密，不求声誉，动遵条制，人莫能干以私。”李沆卒于景德元年，时五十八岁，真宗如丧考妣，哀恸至极，亲赐谥号“文靖”，并为此“诏特择日举哀”，相当于现在全国降半旗，举国哀悼的超高规格，此前也只有开国功勋赵普和曹彬曾经享受过，李沆在丧事上的规格，也开了宋朝宰相的先河，并让后来的宰相们沾了光，李沆死去多年后，真宗还援引李沆的循例，后来的继任宰相王旦看到真宗勤于政事，以及奸臣丁渭的弄权，不由感慨，“李文靖（李沆）真乃圣人也”，一代圣相李沆开创了宋朝真宗时期的承平景象，并为后来的宰辅专政奠定了坚实基础，纵观李沆为政一生，实无愧于“圣相”之称。

6.宋史上含冤千年被误读的一代名将

小时候，听说书大师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时，对奸臣潘仁美残害忠良，见死不救，致使杨老令公撞死李陵碑，后又乱箭射杀求取救兵的杨七郎的民间演义版故事悲愤不已，同时对潘仁美这个乱臣贼子切齿忿恨。这个潘仁美在宋史上确有其人，不过他的真名叫做潘美，历史上的潘美是北宋的开国元勋，是一个劳苦功高、战功赫赫的当世名将，而绝不是演义中那个挟私泄愤，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小人。民间扬杨贬潘的理由并不成立，而潘美蒙冤含垢的历史隐情现在看来，尤为让人同情。

潘美，字仲询，河北大名人。此人年轻时风流倜傥，素有大志，他曾经对同乡人王密说，后汉气数已尽，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是吾辈人求取功名的大好时机，如果碌碌无为终将遗恨终身。当时后周柴世宗任开封府尹，潘美投身于世宗手下。潘美初露锋芒并奠定他的军功一战为世宗时著名的“高平之战”，此战为五代十国时期最为重要的一次战役，是后周军队与北汉和契丹联军至为关健的一战，以北周大获全胜而告终。“高平之战”有两个显著的历史特点，一是经此役后中原王朝历经劫难而由弱转强。二是以赵匡胤和潘美等人为首的武将集团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潘美是北宋的开国元勋，其对北宋的卓越贡献仅次于大将曹彬。其一，潘美是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拥护者，潘美的作用不同于赵匡胤手下的亲信将领石守信等人，他是柴世宗一手简拔的有功之臣，是经略西北的一方诸候，所以他的倒戈对赵匡胤得天下的合法性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赵老大被禅让当上了皇帝时，首先就想到了潘美，赦命他前去慰问后周执政。

潘美的第二件大功劳是说服后周重要将领归顺。当赵老大很不厚道的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得到天下后，后周的那些勋臣和旧将们是很不服气的。老赵也乖巧，很艺术的派遣曾在后周颇有人望的潘美晓喻天下，安抚人心。当时的陕西督帅袁彦，重兵在握，十分凶悍，且宠信小人，很想与北宋分庭抗礼，潘美凭借着其过去督军西北与袁彦的私交，深入龙潭虎穴，硬是用三寸不烂之舌说动袁彦来降，消除了赵老大心头最大的隐患。

潘美一生南征北战，戎马倥偬，创立了北宋时期武将的不世战功，他的第三件大功劳是驰骋疆场平叛，先是随着太祖平定了淮南李重进的叛乱，扬州平定后，潘美留任巡检，担负镇守抚慰重任，因功授任泰州团练使。当时湖南叛将汪端已被平息，但人心还很不稳定，于是太祖任命潘美为潭州防御使，可见太祖是非常信任潘美的。当时的岭南刘鋹多次进犯桂阳、江华，潘美率兵出击，赶走了刘鋹军。

潘美的第四件功劳是平定湖南西部溪峒一带野蛮的獠人，安疆拓土，为国家稳定做出贡献。自从唐代以来，这些獠人经常侵扰边疆，是当地老百姓的一大祸害。潘美计将安出，穷追猛打，捣毁了獠人的巢穴，并多有斩杀和捕获。在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中，潘美采用的是极其灵活的武力剿灭和安抚的双边策略，对其余裹挟加入战争的獠人则适当加以慰问和安抚，蛮獠部落从此安定下来，可见潘美还是一位善用计谋有着远见卓识且名副其实的儒将。

奠定潘美在宋史上做为一代名将的最大功劳则是平南汉、收南唐、灭北汉，其所向披靡，功勋彪炳。开宝四年，潘美在多次击败南汉刘鋹的军队后，挥师南下，攻陷广州，擒获南汉主刘鋹，并解送京师，值得一提的是潘美在战争中因势利导，采用了针对敌军弱点的火攻法，将南汉军队一把火烧了个丢盔弃甲，体无完肤。开宝五年，土豪周思琼聚众负海为乱，潘美率兵平之，岭南遂安。七年，潘美与曹彬一起举兵讨伐南唐，当时作战用的舟楫并未准备齐全，将士们都有瞻前顾后的思想，潘美下令曰：“美受诏，提骁果数万人，期于必胜，岂限此一衣带水而不径度乎？”遂挥师涉水而过，大败吴师，后经采石矶和金陵大战，屡败南唐大军，收复金陵，使得以李煜为主的南唐降服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将征北汉，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一鼓作气平定了并州。接着征伐范阳，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班师以后，又命令潘美以三交都部署，留守屯军以捍北边。三交西北三百里，其地名叫做固军，其地险阻，为北边咽喉。潘美潜师袭之，遂据有其地。因积粟屯兵以守之，从此后这个地方渐趋稳固，人民安居乐业。

潘美的另一大战功是对辽国作战，胜多败少，而且每每临敌，身先士卒，披坚执锐。当潘美巡抚代州时，辽兵万骑来犯，潘美衔枚奋进，大败辽兵，被朝廷封为代国公，八年，改授忠武节度使，进封韩国公。因为宋太宗的即位，有“烛影斧声”的嫌疑，所以急于取得文治武功的成就，以堵天下人之口，所以其不顾大宋刚建立的家底薄弱而大举讨伐辽国，这次又是久负盛誉的潘美做急先锋，潘美果不负重望，宋史上说其独拨寰、朔、云、应等州，可见潘美外战也是行家。

可是正是因为这次对辽作战军事和思想上的准备不充分以及统帅部的急功近利，导致了征辽事业的功败垂成，也使潘美在民间蒙上了妒贤嫉能的恶名。那么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当时征辽有三路大军，一路为勋臣曹彬率领，后因粮草不济而行动迟缓，战略上已经落于下风，而中路由田重进率领的大军已经被辽兵击败，只有潘美所率领的西路军一路势如破竹，连战连捷，并且攻克了辽人四个州。当时皇帝下诏让这四个州的百姓内迁，潘美军负责掩护，恰在此时，辽兵突然大举进攻，潘美手下勇将杨业建议派兵佯攻，掩护军民撤退，可是监军王侁却反对杨业建议，执意要求杨业迎敌，杨业号称万人敌，以士可杀不可辱的绝决果敢而负气迎敌，结果却在陈家谷口战死，导致北伐事业严重受挫。

宋朝时使用监军掣肘统帅是一个大大的弊端，这些监军口含天宪，且作威作福，大多与前敌将领互生龉龃，实不可取，然这是宋朝自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防范武将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如此，潘美仍然按既定计谋伏兵谷口，后被监军王侁勒令撤兵，杨业之死，原由不全在潘美也，但宋太宗仍然降罪于潘美并连贬三级，这段历史公案被后世演义成了潘美的见死不救和陷害忠良，潘美何其无辜也。

潘美戎马一生，晚年因监军的掣肘而使北伐大业功败垂成，心中忧愤，一年多以后，便病死于太原，终年六十七岁。纵观潘美一生，战功赫赫，在北宋开国时期，能与其比肩的武将寥寥无几，死后潘美与大将曹彬一起配享太庙，这份殊荣，并不是所有的开国勋臣都能得到的，由此也可说明潘美在宋史上极其显赫的地位。顺便说一句，在宋史上，潘美位于列传第十七位，比杨业的三十一位高出许多，潘美被演义成奸邪小人的后世评价，基本上属于无稽之谈。而他的女儿，那位被演义版评话本中被丑化的潘妃，其实是个温良敦厚的贤妃，真宗继位后，被封为章怀皇后，而其子也并不是演义版中那些个纨绔子弟潘龙、潘虎、潘豹，其子皆恪守臣节，公忠体国，潘美还有一侄子潘惟吉，其勤勉聪敏，声誉非常之高，曾扬名中外。因历史上一次战役而遗恨千年，否定其他战功，且祸及子孙，被后世极度丑化，这对潘美这位北宋名将是极不公平的，也是潘美生前恐怕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7.宋史上宦海沉浮五起五落的传奇人物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曾经两度为相，先后五次进入朝廷中枢机构，旋升旋贬，五次被赶下政治舞台，一生中的成败比燕子三抄水还多了几水的传奇人物，此人就是宋太宗、真宗两朝的一代名臣寇准。寇准在历代的正史上都被人褒之以忠臣面目，一生百折不挠，即使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也始终抱着一种向前进，向前进，积极进取的乐观心态。其成于不俗的远见卓识和非凡的才能，但毁于一生桀骜不驯的性格。寇准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澶渊之盟”，这是一个后世人应该重新品评的盟约，此条约的缔结奠定了大宋近百年的和平和安宁，而且开启了真宗朝短暂的繁华景象。

但是寇准也有一个被后人所诟病的缺陷，他是中国官场几千年以来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异类，他的个性，他的特立独行，以及他的缺乏城府，甚至包括他的少年得志，以及不谙官场潜规则的率性而为，都像是一种宿命。他一生为官，政治上却显得极不成熟，注定了一生多舛的命运，寇准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还在于他每次处于政治生命的低谷时，却又总能拨云见日，但是每一次重见天日后没多久却又重蹈覆辙，寇准何以每次总要跳进同一条河里呢？寇准的宦海沉浮对于今天官场上的人们其实有着更多的启迪作用。

且让我们翻开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追循寇准那反反复复的一生来试图寻找某种轨迹和潜在的答案吧。寇准在诗中云“十九中高第，弱冠司国章”，有宋一代，十九岁高中进士，可谓凤毛麟角，寇准少年得志，被授为巴东知县，后转任成安知县，在基层锻练的这数年中，寇准颇有政绩，也说明这个少年的确是有能耐的，简言之，以官府的诚信取信于民，因而吏治清明，所以很快就被朝廷提拔，呈现在寇准面前的是一条金光大道，而在担任三司度支推官时，在君臣际会中，寇准奏答合体，很快就被太宗所赏识。

寇准为人耿直，因少年得志又锋芒毕露，他的犯颜直谏在史书上是非常有名的，宋史《寇准传》里记载，“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在强权政治下，寇准才不管你皇帝的权威呢？他该干啥照干不误，即使是皇帝他也敢揪扯衣服，事情商定后才放手，这一方面说明了寇准的倔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寇准的恃宠恣肆，因为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干出，寇准的出人意料和所作所为缘于皇帝的宠信，但是这样的刚愎自用和固执同样施用于同僚身上就显得太过稚嫩了。

那么寇准一生中在中枢权力机构上的五起五落究竟缘于何种原因呢？第一次是他在任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任上，由于寇准率性而为，难免与同事出现隙缝，而寇准这个人是不太注重与同事的友好相处的，所以自然就中了暗箭。史载，寇准与其上司知枢密院事张逊不合，数次与之争论，而且一点都不给这位上司面子，有一天，寇准回家途中，被一群疯子高呼万岁，很可能这是对手的陷害，张逊抓住这件事上奏，因太宗皇位来历不明，非常忌讳这样的事情发生，而寇准和张逊又在朝堂上互揭私底，皇帝一怒之下，两个人都被罢官。

第二次是在寇准担任参知政事任上，这个官职相当于副宰相，权力很大，寇准性刚，众人皆知，所以上至宰相下至朝臣都让着他，然而寇准不知收敛，反而在人事任命方面非常专权。按说寇准对官员的提拔，遵照的是唯才是举原则，然而封建朝代官员提升是有潜规则的，依照惯例得按资排辈，寇准此为伤害了一大批排着队等着提拔的老资格官员，而这些人都有着错综复杂的政治联姻关系，结果在执政集团的联合下，寇准被斥为“除拜专恣，实准所为也。”但是寇准认准的理儿，九头牛都拉不住，其在朝堂之上不依不饶，据理力争，这下，连皇帝都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太宗恼怒寇准的不知乖巧，一怒之下再次贬官。

第三次是在寇准担任最高权力机构宰相任上，经过“澶渊之盟”，寇准名声大震，其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功高震主的寇准并未意识到危机的来临，反而大权独揽，在人事任免上，仍然不吸取前次教训，“喜用寒俊”，而且排斥南方人，大概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人生箴言，寇准常常邀请高级官员到他的府邸通宵达旦畅饮，授人以把柄。寇准的政敌一直在寻找可能的机会来打击他，最歹毒的一招是佞臣王钦若对真宗所言“孤注”说，说真宗是寇准在澶渊所用的最后一张牌，所谓御驾亲征，实则是置君王于死地，孤注一掷，寇准无爱君之心，这次离间使真宗对寇准有了很大的心理戒备，后来寇准的政敌一起发力，终于使之再度被罢官。

第四次是在寇准重新担任枢密院使任上，但这次同样任职很短，不到一年就被罢官，罢官的原因还是寇准的性格使然，寇准虽屡升屡贬，但是个性从来没有丝毫改变，不仅到处树敌，而且毫不讲究政治策略，就连推荐他的宰相王旦，寇准都不领情，而且数次三番找人家麻烦。在当时的政坛上，寇准的能力举世公认，但是寇准的刺头形象不仅小人不喜欢，君子也难以接受，似乎连真宗也对寇准的性格吃不准，用他吧，到处招致非议，不用吧，人才怪可惜的。寇准心胸狭隘，又过于偏执，大概属于那种无心伤人却又伤人很重，让人记恨一辈子的那种人，寇准从哪儿跌起，又从哪儿爬起，结果爬起来后又从原来的地方再次跌倒，一身不改其衷，虽是性情中人，但是绝对不是一个成熟而老道的政治家。

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寇准重新担任宰相的职位上，寇准此次为相，是在真宗末期，中央政治已经开始出现了混乱，帝后权力之争近乎白热化，但是寇准还是那样我行我素，自以为事，寇准虽然作为政治家，但是短板很多，除了前面所述，其用人不察和知人不明也是其另一大弱点，他分不清那些是他的同盟哪些是他的政敌，就算被人恶意中伤了，他也找不出真正的敌人。寇准是个耿直之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而后期他最大的政敌乃是他曾经举荐过的丁谓，丁谓这个人善于见风使舵和欺上瞒下，曾经和寇准同事时，因寇准喝汤时胡须沾上了汤水，丁谓用手拂之，寇准嘲笑，“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一句玩笑话，却让小人丁谓切齿痛恨，由此种下了祸根。寇准这一次被罢相的最重要原因是他是太子党，与后党集团斗争中不能审时度势，而被丁谓一伙彻底踩翻在地，最终被贬为雷州司户，而这一次，这位政坛上的不倒翁，终于没有能够再次翻过身来，62岁时客死于天涯海角。

纵观寇准一生，大节始终无亏，这也是历朝历代都尊寇准为一代忠臣的直接原因，寇准之所以能够每次被打翻在地，又重新回到权力中枢，与太宗和真宗对其的赏识和器重分不开。史载，真宗能够顺利的当上皇帝，正是寇准对太宗的直言相谏，所以真宗一朝，寇准始终能够得到重用，但是寇准的性格却为其招来了麻烦，甚至对一向佑护他的皇帝带来了拖累，寇准无疑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最适合的角色可能还是诗人和书生，但是历史造化，却让他攀上了权力的巅峰，一个百折不挠的书生一辈子都想维持他的本色，这在封建朝代只会给他带来惨痛的失败。政治就是一个酱缸，你不被它改变，就只能接受命运注定的结局，而你想以自己的性情来改变它，却是一厢情愿，门儿都没有。

寇准的悲喜剧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其在政治上，不圆滑，不矫饰，不深沉，无机变、无权谋、无城府，在生活上，性豪奢，多自由，情奔放，是一个充分享受生活的人，这样的人非常真实和自然，但是作为政治家却都成为了他的短板和缺陷，封建官场不需要个性和独特，它所扼杀的是人的天性，皎皎者易污，峤峤者易折。自寇准以后，像这样的一辈子不改初衷，真君子假小人的性情中人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而我们看到的都是长袖善舞的政客和投机取巧的读书人，政坛上更多的是势利小人，而真正的书生秉政，则日益式微。真性情的政治家则近乎绝迹，即使偶露峥嵘，亦难逃悲剧命运，寇准的宦海沉浮，让今人掩卷沉思，不胜嘘唏。

8.谁是历史上被误读的一代奸臣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无论是在元朝名臣脱脱所著的《宋史》上，还是在野史稗传，甚至在民间的戏台和现在的影视作品中，似乎都被牢牢的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称之为揽权误国的一代权相。这位被太学生陈东上书，称之为“六贼之首（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后世人称之为“粉面奸臣”的北宋权臣，就是曾经先后四次为相，秉权长达17年之久的蔡京蔡大官人。蔡京一门荣耀，其堂兄乃名闻天下的大书法家，被后世人称之为“苏、黄、米、蔡”的蔡襄，其弟蔡卞，曾拜尚书左丞，其子攸、壝、绦，攸的儿子蔡行，皆至大学士，视为执政，蔡氏一门在当时俱为显赫，权倾朝野。

笔者无意对已有历史公论的蔡京翻案，但是却疑惑于后世之人对蔡京的研习很少见之于文牍，而且许多评论似欠公允，且大多流于俗同。在通读《宋史》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历史夹缝中的蛛丝马迹，历史是不能用阶级这种方法论来看待和研究的，对于奸臣无限放大其污点，而对于忠臣则努力缩小他的缺点，为贤者讳，为尊者讳，而对于小人则打翻在地还踩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种简单以凹凸镜的方式来研读历史的错误做法，将让我们对许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产生误解，甚至部分遮盖了历史的真实。历史绝对不是后人想像的那样一目了然和脉络清晰，而是充满了山重水复和人性交锋中的是非曲折，孰是孰非？错综复杂。

蔡京有两个很不为人所注意的疑点，一个是其官场之沉浮和仕宦之坎坷，一个先后四次为相的人，本身就充满了争议，有人欣赏有人反对，有人力捧有人打压，既说明了统治阶层政治斗争的残酷，也说明了蔡京其人的极不简单，虽然数次三番跌入人生谷底，但他每一次却又能咸鱼翻身，其凭借的绝不仅仅只是八面玲珑和政治投机，恰恰说明了其在北宋末年的政治格局中是一颗非常重要的棋子，也说明了这个人非常有韧劲，百折不挠，政治上相当成熟，否则绝对不会在党争非常激烈的北宋末期一次次爬上权力的巅峰，这是怎样一个让人臧否的人物呢？更为让人讶异的是一个被时人称之为“六贼之首”的权臣奸相，何以在其身死三十五年之后，又和彪炳史册的大英雄岳飞一起被朝廷诏书所平反昭血呢？

蔡京，字符长，福建人，熙宁三年以状元身份及第，被授地方官，调钱塘尉、舒州推官，恰是在任钱塘县尉时，蔡京大展鸿图壮志，兴修农田水利，造福乡梓。当时，正是王安石风起云涌轰轰烈烈大搞变法图新之时，在政治上，蔡京是王安石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为响应王安石“农田水利法”的号召，蔡京在莆南主持修建了古代最为完整的大型水利工程木兰陂，同时代莆人方天若在《木兰水利志》里详细记载了蔡京和其弟蔡卞这一重要史实，当时由于朝廷岁不敷出，财政枯竭，蔡京在屡请朝廷下诏支持其大刀阔斧改革时，凭借自己个人的影响力先后得到十四大家捐助的钱财，共计募捐七十万缗，遂建成木兰陂，木兰陂遗址今在莆田市区西南5公里的木兰山下，木兰溪与兴化湾海潮汇流处。木兰陂是著名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全国五大古陂之一，至今仍然泽被后世。

也许正是因为在地方上的卓著政绩，又为当时执掌中枢的变法派人物王安石等人赏识，蔡京屡屡迁官。在任京官时，蔡京还有一次出使辽国的重要差使，凭借着其过人的才识和胆魄，这次出使辽国的差使办得不错，他与其弟卞同时被拜为中书舍人，同掌书命，一时隆誉无比。不久蔡京改龙图阁待制并执掌开封府。这个期间，朝廷人事发生了巨变，王安石等人的急刑竣法，招致反对党和在野党的群起攻之，保守派中坚人物司马光上台，并且恢复了差役法。蔡京在开封任上，“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为司马光所赏识，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后世人据此说明蔡京是一个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政客，其实从差役法实行的效果来看，无疑于蔡京的做法更有成效，与其说蔡京是一个左右逢圆的小人，不如客观的说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宋朝时变法派和保守派交替上台，政界一时变得热闹非凡，蔡京因为是坚定的变法派，所以数度旋升旋贬，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也因为在政界中目睹了太多的官场之怪状，其心灵开始发生了裂变，并且无所不用其极的往上攀爬，为后人所不耻的是他与《宋史》传中列举的奸臣章惇和童贯的交往，章惇是王安石变法时重要的支持者，也是“熙宁变法”后期又一重要代表人物，关于变法派和保守势力之间的残酷争斗，一直是一段历史公案，因为保守派大多是正人君子，比如司马光、欧阳修之流，而变法派为达目的，多不择手段，君子小人合流，所以《宋史》力挺正人君子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而将以章惇为首的变法者妖魔化，多少似乎有点欠失公允。

宋徽宗为什么数度重用蔡京？一是想延续神宗的变法而增强国力，企图励精图治有所成就，所以在诏书上曾经对蔡京言明内心的真实感受，“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最高统治者的决心溢于言表，这对于立志改革的蔡京来说如沐春风，所以不管蔡京后来的变法怎样走了板，或者怎样带来了与其愿望相反的负面效果，终其一生，蔡京的变法意识都从未有过动摇。早在章惇犹豫不决时蔡京就曾经挺身而出讲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二是因为与徽宗的特殊交情，蔡京此人，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文赋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徽宗与蔡京的交情与艺术上的巨大共鸣是分不开的，惺惺相惜，有了徽宗的信任和赏识，蔡京开始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宰相生涯。

蔡京的变法主要是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这是他早在任户部尚书时就已经洞窥了的朝廷财赋枯竭的原因之一，为了强力推进保证变法成功，蔡京开始结党营私，同时假传圣命，改革政事，都省置讲议司，自为提举。凡所设施，皆由是出。废除隋唐以来科举制，令州县悉仿太学三舍考选，建辟雍外学于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于天下。在榷江、淮七路建立茶市。尽更盐钞法，凡旧钞一律不得使用，这是蔡京变法里最招致富人非议的一点，那些富商巨贾曾经家财万贯，一夕之间化为乌有，很多富户投水和自缢。蔡京对于持不同政见者，不遗余力的进行打击和迫害，当时的元祐党人诸如司马光等人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可是蔡京仍然一个也不放过，刻石为碑，上书奸党立于文德殿门。蔡京的所作所为，终于招致天下恶意，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的一意孤行，喜恶全凭皇帝一念之间，朝廷争斗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蔡京在数度致仕，数次复用中渡过他一生忠伪难辩的仕途生涯。

蔡京最让人不耻的是为了巴结皇帝，满足徽宗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之雅兴，大兴花石纲，专门索求奇花异石等物，运往东京开封，这些运送花石的船只，每十船编为一纲，从江南到开封，沿淮、汴而上，舳舻相接，络绎不绝，故称为花石纲。这种劳命伤财只供一人玩乐的做法，使民生凋疲，天下大乱。花石纲这样的历史罪证简单归结于蔡京身上恐怕值得商榷，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蔡京很有可能是最高统治者徽宗的替罪羊。当然另有阿谀奉承之人借其过生日时耗费钱财，设立“生辰纲”，天下沸反盈天，导致战乱不断，则可能是古典小说《水浒传》的一家之言，《宋史》上并无实据。客观的说，北宋末年，宋朝就像一个毳毳之年随时翻身待毙的老人一样，先是用刚猛迅急的变法，以金石和大力金刚丸为补药，接着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耗干精气神，奄奄一息的北宋还经得起几次这样的折腾？

纵观“粉面奸臣”蔡京的一生，其人初入政坛时未必就是坏得流脓的反面人物，其在基层官吏任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还是为底层民众带来了福祉，而后在变法和保守派铁壁合围下能够坚定不移的以改革派自居，以王安石的得力干将和拥护者继任，扎扎实实的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使社会矛盾得到缓和，财政收入得到增加，天下农田水利设施得到补强，其无论是在主观还是客观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至于后期结党营私、中饱私囊，使劲折腾大宋天下，也非其一个人的错，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蔡京摊上了一个公子哥们一样穷奢极欲贪图享乐的皇帝，一味迎合皇帝胃口，当为荣华富贵所惑，像北宋末年那样外忧内患的格局，既使蔡京纵有回天之术恐怕也无济于事，蔡京做人和做官并非就是历史上所标注的那样完全失败，其人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能这就是他做为改革派，时隔35年之后被评反的一个重要原由吧。

顺便说一句，蔡京、蔡卞和蔡襄书法同出一门，集当时天下之大成，后世只知有襄，而无论京、卞是很不公平的。而蔡京此人为人豪爽果敢，其在执掌中枢权力机构时，重用舒亶，屡次下令平叛黔贵不毛之地，西收湟川、鄯、廓和夜郎等地，为开疆拓土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南宋人叶适说：“宋财赋之入比唐增倍，熙丰以后又增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王夫之亦称：“方腊之反，殴之者朱动花石之扰，非新法迫之也。”这可能是后世贤明士大夫对一代奸臣蔡京少有的公正而中肯的评价吧。

9.谁才是宋史上最牛的人

宋史上最牛的人是谁？是开国皇帝赵匡胤吗？非也，老赵再牛，最后也让他们家老二赵光义一把斧头当柴劈了。是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带头大哥岳飞吗？非也，北伐的关键时候岳爷头脑发热，干涉人家皇帝接班人的隐私权，结果让主子爷高宗赵构和政敌奸臣秦桧俩口子给构陷，风波亭上秘密杀害了。是在政坛上玩翘翘板五起五落的名相寇准吗？也非此人，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寇老西一世聪明，却在这件事上跌了个大跟头，结果晚景凄凉，郁郁而终。宋史上最牛的人另有其人，此人叫做邵雍，字尧夫，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11年），死于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77年），死后谥号康节，所以世人又尊称其为康节先生。

康节先生缘何是宋朝最牛的人？且听俺慢慢道来。首先康节先生出生时就天示异兆，有一天，他爸他妈野外踏青，忽然在云雾中就看见了一只大黑猿，他妈心有所动，这就怀上了。这个故事可信吗？反正历代帝王和先贤都是这样既非人工授精，又非夫妻交媾而横空出世的。他妈生他时寒鸦满院，大家都说是好兆头（因寒鸦反哺），更奇怪的是这孩子一落地，就与众不同，长发拂面，还有牙齿，而且张口就能叫妈。七岁时在庭院中玩耍，能从蚁穴中窥见天日，见到流云浮动，而他妈看了半天，什么都木有。（这孩子有可能是外星人）。

康节先生稍大一点时，游学天下，有一次来到山西地界，忽然马失前蹄，康节先生坠入万丈深渊，随行的人都以为这下神童肯定报销了，但寻至山崖下，但见康节先生完好无损，只是跌坏了一顶旧毡帽，而马儿却气绝身亡。神童就是与众不同，康节先生少年时就会倒背佛经，师从东方大儒李挺之时，三年不设床位，昼夜吟诵苦读，宋史上说其“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康节先生一生成就最大的是《周易》，年轻时就把易经全文写满房屋，每天吟诵数十遍，在反复吟诵中茅塞顿开，洋洋洒洒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感言，悟出了前人所未曾悟出的神奇之道。

康节先生学问既成，名声大噪，始有内圣外王之美誉，神马意思？此为比肩五百年才出的圣人和隐逸山林的鸿学硕儒，堪称宋朝最有学问的人，你说牛不牛？更牛的是康节先生在仁宗和神宗朝，先后多次婉拒朝廷征召，说不做官就坚决不做，绝不像王安石等人沽名钓誉、待价而沽，人家这是真正的与统治阶级持不合作态度，一生游悠山林，教授学徒，贬卖黄老之学。先是仁宗朝名臣富弼推荐他做官，他回答：“愿同巢、许称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时。”其次是大名士文彦博倾慕他，推荐他做官，再次被婉拒。到了欧阳修做宰相时，再次邀请他出山为朝廷效力，他赋诗一首，诗中云“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自有林泉安素志，况无才业动丹墀。”既谦逊又态度坚决的拒绝了朋友们的美意。

康节先生的学问究竟有多大？竟然如此牛气哄天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拂逆朋友们的好意，一生处江湖之上而不居庙堂之高？别的学问咱不论，康节先生最大的成就在于卦算，每算必中，百分之百的概率，让人神乎其技，时人还不称之为牛人，而是惊为天人。也许你听说过这样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梅花异数》，而这本神秘充满奥妙的卜算之书传说就是康节先生所著。这是一部以易学中的数学为基础，而以易学中的“象学”进行占卜的书，康节先生依靠这种卜算方法屡试不爽，名动天下。

关于康节先生神乎其神每卦必中的事情宋史上记载很多，我们不妨来看看其最有名的几件。有一次，康节先生偶然观赏梅花，只见两只鸟雀争占一枝而双双坠地，觉得很奇怪，因此占了一卦，算出当天晚上会有一位妙龄女子攀折梅花，园丁不知原因，追逐女子，致使该女子摔了一跤，跌伤了大腿，但不至于有太大危险，后来事情发生果然一如所料。还有一次，冬季黄昏酉时左右，康节先生正拥火炉而坐，听到有人叩门。起初敲一下，继而又敲五下，而且说要借东西。康节先生让此人别说出来，让他儿子起卦推测，看看要借的是什么，儿子按照他的指点打了一卦算出是锄头，康节先生纠正说是斧头，后来验证果然如此。

康节先生既能通过卦算预知乾坤阴阳，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也多半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更别说是在宋朝时人们认知水平不高的时候，因此天下人都把他当做神仙一般看待。康节先生并非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是他通过自己睿智的观察和卦算，知道世事如浮云，政治上的变法派也好，保守派也好，不论怎样折腾都不能最终施惠于民间，因此早早就断了自己的仕途念想。但他也并非就不关心政治，比如有一次他和一位客人走在天津桥上时，闻见杜鹃声，就惨然不乐，客人问他为什么忧愁？康节先生说，不出两年，皇帝就会重用南人为相，南人自会照顾南人为官，这些人多半会无事生非，天下将陷于乱象，而北人将会处于困苦之中。后王安石“熙宁变法”果如是。

康节先生虽处江湖之中，不想闹出太大动静，但是名声太大了，朝中的达官贵人竞相与其交好，其所居住在洛阳的三十多间房屋乃洛阳市市长亲自为其修建，而当时的大名士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程颐、程颢、张载等退居洛阳时，经常登门拜访求教，这些名士们都想以丰厚的聘金礼结先生并延揽门下为幕僚，但康节先生都婉言谢绝了，而这些人平日以与其结伴游山玩水为第一幸事。就连一向刚愎自用自视甚高的王安石在耳闻目睹了康节先生的道德文章后，也击节感慨“邵尧夫之贤不可及矣”，自叹弗如。

康节先生居住在洛阳时，遇到比自己年长者则以礼拜之，年龄相同者则与之交为朋友，年少者则以子弟待之，深得人心。《邵氏闻见录》载：“每次外出，人皆倒屣迎致，虽儿童奴隶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争具酒馔，问其所欲，不复呼姓，但名曰：‘吾家先生至也’。”康节先生做为宋朝时一名大隐于市的高人，真正与底层民众打成了一片。康节先生既知鬼神不测之术，又忠厚之风闻于天下。就连市井中的游手好闲之辈也深为叹服，异常尊敬康节先生，他的言行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洛阳城里民间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要知礼义廉耻，做了坏事，没有人能够瞒得过邵先生。

就连最后康节先生的死也充满了神秘色彩，熙宁十年即公元1077年，这一年康节先生六十七岁，先生偶染小病，昏昏沉沉中南柯一梦，梦见五彩的旌旗遮天蔽日，无数黄鹤和大雁从空中飞来，引导他行走在乱山之中，并且与他的旧友司马光和吕公著依依分别于一只驿亭之中，在这难舍难分之时，忽然看见亭壁上大书四个大字“千秋万岁”。康节先生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于是告诉家人，不必用医药延续生命。果不久，这位一生卜卦无数，且屡试不爽的世外高人驾鹤西去，康节先生死后备极哀荣，万人空巷，十里长街世人争相祭奠。

纵观邵康节先生平凡而奇异的一生，虽然始终一介布衣，但在官场和民间俱得人脉，甚至死后皇帝还为一个持不合作态度的隐士亲赠谥号（哲宗元佑年间），可见做学问和做人都是很成功的。宋史上还有谁能像康节先生一样在当时留下如此绝佳的口碑？还有谁能像他那样得到民间如此隆重的礼遇？而他留下的卦算之法——梅花异数，后世再也无人参透的了，他如迷一样来，又如迷一样的去，他不是宋朝最牛的人？还有谁能配得上？

10.《水浒传》中老种小种经略相公是谁

《水浒传》中多处提到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比如鲁智深、王进、杨志都曾谈到过，而《水浒传》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节中，牛人鲁达就对纹身男史进说过这样一段话，“……洒家听得说，他（王进）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而暴力男鲁达在三拳玩完了屠夫镇关西后，宋朝110警察赶到小种经略相公府衙时，小种经略相公官官相护，包庇鲁达时，也说这暴力男鲁达原是他父亲老种经略相公手下军官，在这里虽任提辖，犯了过失杀人罪，但也应该让他父亲老种经略相公知道。

那么，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究竟是谁？施耐庵的《水浒传》三分实七分虚，北宋时，确有老种和小种经略相公，此二人为父子关系，老种经略相公叫做种谔，小种经略相公叫做种师道，父子皆为北宋御边名将，父亲种谔（1027—1083年），生存于宋仁宗和宋神宗年间，今河南洛阳人。种家世代贤良，其父种世衡名气尚在老种、小种之上，为宋代种家将开山之人，宋朝世家将领不少，譬如杨家将、种家将、岳家将等，前人对后人影响力非常深远，也可看出，宋朝虽重文轻武，但在传统文化熏陶下，拥有忠君报国思想的世家子弟仍然络绎不绝。

老种经略相公种谔因其父推荐，子承父业担任延安青涧县令，年轻时其军事才华就已经显露，史书上最值得称道的是以计迫降西夏绥州将领嵬名山，这段事迹宋史有载，当时西夏大将嵬名山弟弟夷山请降种谔，种谔一面上报知州陆诜，一面飞奏朝廷，陆诜认为投降可疑，始终不赞成种谔接下来的军事行动，而种谔则兵贵神速，不待朝廷下令就派兵潜入绥州，围住名山大营，嵬名山猝不及防，手忙脚乱，种谔命夷山导入劝降，名山无可奈何之下，只有举众投降，共计收复降将300人，兵士万余名。种谔接管绥州后，坚壁清野，高筑城墙，击溃了闻讯赶来的西夏大军，种谔不听上谕，擅自采取行动，被陆诜弹劾，好在不久陆诜就因治边无力而被免职。种谔后因军功升任鄜延经略安抚副使，攻克米脂城，败西夏援军八万余人。种谔在经略陕北延安抵御西夏期间，被后人称之为老种经略相公。

宋史上有名的“宋夏永乐之战”，成为了种谔一生中为人诟病之处，其实，这场战役种谔早就有预见。神宗年间，由于多次征夏收效甚微，延州（今延安）守将沈括（《梦溪笔谈》作者）建议沿横山山脉筑堡，将西夏拒之以荒漠以西，种谔非常赞同沈括意见，便向皇帝上书“兴功当自银州始”。神宗皇帝于是派遣手下人勘查地理，此人唯恐首功被沈、种所得，便另辟蹊径，建议皇帝修建永乐城拒守抵寇，种谔认为永乐之地，依山无水，军队缺少饮用之水，一旦敌兵压境，将会军心溃散，不战自乱（多像马谡的街亭之战），皇帝不为所动，听信谗言修建了永乐城。结果正如种谔预见的那样，西夏调集全部主力围攻永乐城，城中因无饮用水，军民多渴死，城破人亡，宋军大败，而种谔也因坐视不救而被牵连，后郁郁病死。

小种经略相公种师道，北宋末期著名军事家，因迁居长安，是为长安人（今西安），生存于1061—1126年，宋英宗和钦宗年代，小种初任文官，因有谋略后改任武职，小种是宋徽宗亲自提拔的青年将领，然因多年在奸臣童贯手下，郁郁寡欢，仕途上不尽如人意。在童贯征辽大败而归的战役中，唯小种保全了有生力量，避免了宋军更大损失。曾经因在节度使任上，不满蔡京所为被污为元佑党人而被贬职，这一冷冻就是十年之久，后起用为都指挥使，知渭州，而在渭州任上，即《水浒传》中所言“小种经略相公”。宣和元年，即1119年，在甘肃境内奉徽宗命修建了苇平城，小种在军事上颇有建树，历史上最有名的为“葫芦河之战”。

“葫芦河战役”仍为宋夏之战，当时小种主持修建的苇平城还未竣工，西夏闻讯来犯，小种列阵葫芦河（今宁夏清水河），摆出一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战架势，然后暗中分出一支军队绕袭西夏后军，扬言宋军援军已至，趁着西夏人惊惶失措疑虑不决之时，掩军前后夹击，西夏人大败。六月再破夏军。宣和六年，鉴于宋军屡败于辽人，而金人势力越来越大，于是建议联辽抗金，被朝廷拒绝并遭弹劾而被免职。次年十月，因金兵大举攻宋，朝廷实在难以找到德高望众的军事将领，复起为京畿、河北方面军大员。小种为救京师率一万余众，号称百万，虚张声势，击鼓而进，金人不知虚实，移师自卫，京师危机遂解，后因反对割地求和再被贬谪。八月，金人再度大举侵宋，又复官。

纵观小种一生，朝廷一旦危机就想起了他，而危机一旦解除又卸磨杀驴，而北宋末年，四大奸臣当道，徽钦皇帝政治上昏庸，北宋长期以来重文轻武的现实终于结出了恶果，因为军事上的孱弱，北宋既辽人欺凌之后，复又被雄起的金人掳掠，小种不顾六十多岁的高龄而奔波于繁忙的军务之中，终于油尽灯枯，以六十六岁病卒军中，北宋末年赖以支撑的军事上的大树终于轰然倒塌，而北宋上最耻辱的一页“靖康之耻”，在小种死后不到半年时间猝然降临，小种没有尝到国破家亡的深耻大辱，也许是对这位名将一生不幸而冥冥中的另一种回报吧。宋史评价种师道“善察形势，沉毅有谋”也算中肯之言。

种家一门英烈，祖孙三代都有贤名，其历史上真实的事迹远比坊间流传的杨家将更为生动而可信，老种经略相公种鄂的父亲种世衡宋史有传，《儒林公议》中记载着种世衡建城拓边的事迹，陕西的清涧即为其在任时命名，清涧原名叫做宽州，因种世衡带领军民于此筑地得清泉而命名。种世衡善抚士卒，每当官兵得病，必遣其子亲口尝汤药，所以手下感恩，多衔草结环以命相报，种世衡死后，就连他的敌人西夏的许多重要将领也亲往吊唁，而清涧当地民众人皆画像以祠之，当官当到这个份上，没得说，让世人景仰。其子古、谔、诊皆将材，关中称之为“三种”，其孙师道、师中皆北宋末年重要军事将领。

另须指出的是小种经略相公种师道知渭州任时，是在公元1116年，而在这个时间里，他的父亲老种经略相公种谔早就已经死去23年了，而《水浒传》中的宋江起义发生于宣和元年即公元1119年间，老种和小种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分别任职于延安和渭州，莫非作者施耐庵先生会穿越时空隧道或者乾坤大挪移，而把相差近20余年的事实搬回在小说里？而《水浒传》第二回合如笔者前言所说，小种经略相公为了回护鲁达，说什么教他父亲知晓此事，当是痴人说梦，是向他已经升入天堂的父亲托梦？还有，难道23年前，鲁达就已经在他父亲手下任军官了，鲁达鲁智深的造化未免也太神奇了吧？

第五章 疑史探秘

1.不自由的唐太宗为何成就了贞观之治

“治世”胜于“盛世”，因为大凡“治世”都发生在建国初期，君主克己奉公，励精图治，努力为后世帝王做道德楷模，在这个阶段内，百姓能够获得一定的休养生息政策，短暂的享受安居乐业的幸福时光。而“盛世”，则帝国发展已经到了峰值和项点，各种社会矛盾掩盖于盛世繁华之中，这个时候的人们穷奢极侈，享乐主义盛行，“盛世”其实就是一个拐点，所谓盛极而衰，盛世之后的动荡和乱世也会接踵而至，俗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就是最好的总结。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贞观之治”的缔造者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雄主，“唐宗宋祖”一说绝非浪得虚名。而“贞观之治”之所以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除了唐太宗个人所具有的帝王品质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君权和相权的制衡，也就是说皇帝本人不能为所欲为。纵观古代历史，大凡帝王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这个帝国肯定折腾的精尽人亡，天下大乱。相反，古代帝王若是安分守己，无为而治，放手职能部门各行其责，反倒会出现清明的政治景象，初唐大抵也是如此，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的不自由，反倒缔造出让后世称道的“贞观之治”来，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和不可思议。

唐太宗李世民究竟是怎样的不自由？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中有许多精彩的记载，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唐帝国CEO，李世民岂止不自由？简直算得上活得很憋屈，凡是他想率性而为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以失败告终，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他妈，但在李世民身上，成功他妈从一而终，坚决不改嫁，因为他总是失败再失败，没有丝毫成功的可能，当然还得感谢李世民失败后的深刻反省，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没有得到满足而大发淫威，荼毒天下，要知道皇帝一生气，后果很严重。所以唐初朝廷上的大臣们还得托李世民这种从谏如流的洪福，遇上一个好皇帝不容易，遇上一个想发脾气而发不得的皇帝更不容易，从而演绎了一段君臣风云际会的历史佳话。

贞观中，大臣褚遂良负责为李世民的私生活写传记，史书上叫做编写《起居注》，李皇爷很想一睹为快，因为他知道这是一项非常影响他光辉形象的大事，谁知道手下臣子怎样在书里编排他呢？可是褚老师就是不让他看。太宗套近乎，不让看也行，那么能不能把那些见不得光，摆不上台面的事情不写进去呢？褚老师一脸严肃的说，那不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凡是你的善恶都要详细记载，要让后世帝王借鉴从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太宗不高兴了，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就不怕我撤换了你。手下另一大臣刘洎梗着脖子回答，没用的，即使褚老师不记载你的劣迹，天下人也会记载的。太宗一声叹息，唉，我花银子养着这些读书人，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呢？但自始至终，太宗没有撤换这些中央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

显然李世民不仅武略没得说，文韬也有两把刷子，还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帝王。或许是歌舞升平久了，也或许是温柔乡里浸泡得有些乐陶陶了，这位爷爱上了写诗，写诗没错啊，但李皇爷喜欢作艳诗，嘲风弄月，李氏“梨花体”先河一开，文人们竞相效仿，为了帝国文化艺术事业大繁荣，太宗下令全国推行艳诗“梨花体”。这下，大臣虞世南急了，陛下呀，你的诗虽然做得好，但是非常不雅呀，哪有帝王做这种艳体淫词的？您小资一下可以，但是此风切不可倡导呀，否则帝国上下靡靡之风盛行，有损我大唐国威，你要全国推广，请恕我绝不奉诏。太宗说为什么俺想玩玩文化，你就这么多费话呢？虞世南说昔日梁简文帝喜欢艳诗，天下风行，这种风花雪月的“宫体诗”使梁朝文化事业受到很大损失，民风也随之变坏，陛下不可不防啊。太宗想了想，心虽有不甘，但觉得虞老师所言有理，于是赏赐无数，放弃了普及艳体诗的想法。

文化玩不成了，李世民就想整治官场风气，肃贪。苦心孤诣想出了一招，这个招术被现代人命名为“钓鱼执法”，其实唐太宗李世民才是这个有些阴损招式的最早的发明创造者。当时有人告发中央各部委手下那些办事人中多有贪污受贿者，太宗就找来心腹之人密谋授意，让这些人故意去衙门里散发钱财，看谁上钩？果然管理刑部的一名官员就中了“钓鱼执法”的道儿，太宗暗中得意自己的方法奏了效，就下令将贪污受贿之人喀嚓灭掉了事，以儆效尤。屠刀都举起来了，可是落不下去，因为有人反对。大臣裴矩理直气壮的说，陛下你用财物诱惑别人，使人上钩，还要将上钩之人处死，这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必定让天下人陷于道德争论之中啊。太宗想了想，觉得自己这个法儿确实有些损人不利己，于是反对有效，废除了曾令自己沾沾自喜的“钓鱼执法”。

做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国之主，李世民的权力可谓大了去了，那么蔽护几个手下人总该可以吧，但是就连这点特权也让手下人喊“NO”而办不到。有一次，太宗带着嫔妃巡幸九成宫，回京时宫中之人借宿在湋川县政府招待所，这伙人刚住下不久，大臣李靖、王珪也来了，湋川县县太爷不敢怠慢，赶紧让手下人把招待所腾了出来，而让宫中之人移宿别处，这些宫女太监们感到非常委屈，于是回去后就秉告了太宗，太宗一听勃然大怒，打狗还得看主人不是？这也太让我跌份，没面子了。原话是这样说的，这些人胆敢巴结作威作福的李靖，而轻视我的手下人，活得不耐烦了。于是下令严惩湋川县一帮官员，大臣魏征不干了，赶紧上谏，李靖等人是陛下的股肱之臣，而宫人，则是皇后奴婢，李靖外出，依据官场规定，官吏奉公行事，而宫人住县级招待所则不合定制，以此治罪，天下人谁能信服？太宗想给手下人出气，结果让魏征这么一说，彻底泄气了，于是下令不再追究。

不仅如此，只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心血来潮自己想干的事情，总是被大臣们像门板一样给撞了回来，这边太宗矫情的喊道，我要，我还要，那边总有一些不太开眼的大臣扯着喉咙嚷嚷，反对，坚决反对，末了，还给英明神武的皇爷李世民同志正儿八经的上课，给他摆事实，讲道理，直到皇帝李世民无可奈何的放弃。你瞧瞧李世民这皇帝当得有多窝囊？比如太宗喜欢打猎，人事部部长唐俭就面无表情的劝告他，陛下以神武平定四方，难道复逞雄心于一野兽乎？唐太宗脸一红，于是罢猎。再比如太宗想大兴土木，建一想清福的宫殿，手下谏官就批评他不如隋炀帝，直比桀纣。太宗爱惜自己名声，只有忍痛割爱，俺不干了行不行？再比如太宗想外出避暑，巡幸九成宫，手下大臣就拿父子亲情劝导他，你老爸尚且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你自己却自找阴凉处所，就不怕别人议论你不合伦理孝道。太宗害怕天下人指责他忤逆不孝，只有打消念头，在酷暑流金岁月中战天斗地。

当然史书不乏对唐太宗有诸多溢美之词，但唐太宗却也有许多过人之处，比如他的纳谏如流和闻过即改，他知道手下的大臣谁真正为他好，谁真正为帝国事业呕心沥血，所以他能够对自己的随心所欲及时叫停，虽然他也恼怒他也彷徨，但毕竟没有因为谁违背他的心愿而大加鞭挞，正是因为唐太宗的一言一行拘于朝廷一些忠直大臣的劝戒和疏导之下，拘于为政之道和朝廷议法，正是因为人主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才造就了大唐初期的“贞观之治”，因此，唐太宗李世民的不自由和政治上的看似不作为，实际上是大唐治下普通老百姓的福份，可惜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却“杯具”性的被后世历代统治者所忽视和丢弃。

2.武则天为何要宠信酷吏实行白色恐怖

越是专制社会，越喜欢攻讦告密者；越是君主独裁，越喜欢任用酷吏。借以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维护皇帝威权，汉、唐无不如此。而到了武则天的大周时期，酷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朝廷的鹰犬和高级打手们为了效忠主子，狐假虎威，大兴冤狱，为罗致罪名无所不用其极，创造性的发明了许多令人谈之色变、触目惊心的酷刑。中国古代在刑具方面的发明蔚为大观，似可居世界之首，那一幅幅血淋淋的人间地狱图让人胆战心惊。这些牛头马面、权势熏天的酷吏们都发明了哪些酷刑？天纵睿智的武则天又为何会宠信酷吏，实行白色恐怖，搞得天下人人自危呢？

大周朝法院审判官索元礼，本来就是胡人，冷酷好杀，武则天恰好就看上了他这一点，所以委以重任，时人称其为“索使”，为勾魂索命使臣。索元礼每次在审讯人犯时，就高叫，“来呀，取我的铁笼子”，这只铁笼子是一只仅容头颅入内的特制刑具，然后用一块上粗下锐的木楔子不断楔进犯人头部，如此反复，则使人犯脑浆迸裂。他又发明了“凤晒翅”，即让犯人背上面下，以横木锁住手脚而转动机关，使人骨裂筋折，求生不得，求死不成。还有一招，将人犯悬于大梁之上，然后在人犯头上缚一绳索，下坠重石。索元礼不仅发明创造了许多让人闻风丧胆的刑具，还与另一著名酷吏来俊臣合编了一本书，叫做《罗治经》，这是一本荼毒后世的书，内中有大量如何与领导和谐相处溜须拍马的秘诀，还有如何罗织罪名，无中生有的诀窍，当为中国最早的厚黑学，此人可算是最具职业操守的酷吏了。据说，就连一代名相狄仁杰看后，也惊出了一身冷汗，而女皇武则天看后也不得不惊叹此人心思之缜密和心机之可怕。这个索元礼很有意思，后来失宠于武则天被关进天牢后，拒不认罪，狱吏高声断喝，“取公铁笼来”，索元礼吓得屁滚尿流，赶紧认罪伏法。

当时，还有三个监察官员，分别叫做李嵩、李全交和王旭，京城中人称“三豹”，李嵩叫做“赤黧豹”，李全交叫做“白额豹”，王旭叫做“黑豹”。此三人狼狈为奸，都是蛇蝎心肠，残暴而冷酷，视人命如草芥之徒。李全交专门罗织罪名，但凡看谁不顺眼，随便给你安上一个罪名，就可能让你一夕之间身陷囹圄，身死家亡，官场人送“人头罗刹”，又叫做“鬼面夜叉”。每次这个人审讯囚犯时，就会用特制的木枷将犯人头颅牵引向前，瞧着人犯痛苦不堪的样子，此人大为得意，称之为“驴驹拔橛”；而将人犯带着枷锁倒悬于树，称之为“犊子悬车”；将人犯用两只手捧着枷具，枷上不断加砖，称为“仙人献果”；而将人犯缚于高木之上，枷锁反向拘之，称之为“玉女登梯”。李全交就在花样翻新，不断折磨人犯的过程中获得心理上的极大满足。而另一位阴毒残忍之人王旭，既是酷吏，又很贪色，但凡是他所看上的良家女子，都会掳掠到家，只要是稍不顺从，就会命人用绳索勒住其女阴部，命令手下人弹竹相击，妇人无不疼痛难耐，生不如死。

大周时期，但凡酷吏总是能够得到武则天的信任，也是最为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的一个特殊阶层，所以人人效仿，争先恐后的获取武则天的欢心。御史侯思止本来只是一个卖饼子的小商贩，按照官场规定，就算是有了功名也只能授为五品官员，但此人居然敢于在朝廷之上当着武则天的面公然要官，请求做监察御史一职，武则天说“老周爱卿呀，你不识字，咋做呢？”周商贩恬不知耻的回答：“獬豸（音谢志，古代一种能识善恶忠奸的神兽）也不识字，只要能为陛下识别忠奸，我不怕得罪任何人，识不识字又有什么关系呢？”，武则天一听，大喜，这又是大周朝一只听话的吧儿狗，于是，赶紧把御史一职拱手相赠。这个姓周的家伙上台以后，大兴冤狱，制造了大周朝无数的冤假错案，因为不识字，每次审讯犯人时，就告诉囚犯，你不必书写供词，只要给我认罪伏法即可，否则就把你交给来俊臣，或者孟青棒，让他俩收拾你（此二人皆为名闻一时的酷吏）。就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居然能够得到武则天青睐，不过，此人最后还是因为贪赃枉法而被主子爷（爷还是婆呢，难煞俺了）武则天斩首示众。

上行下效，大周朝的地方官员也都任用了一些酷虐之人，如瀛州刺史独孤庄，此公以嗜血和凶残闻名，有一次，他的手下抓住了一个盗匪，他以计诱之，说你小子要是一个勇士，就敢作敢当，如实把同伙招供出来，我就可以放了你。此匪竹筒倒豆子，全招了。手下的官员们都以为独孤庄必定会践行诺言放了此人。却不料，这位爷脸色一变，对盗匪说道，你不是勇士吗？岂不闻“勇士钩下死”这一古语，我今天就成全你。说完让手下取一铁钩来，此钩长约一丈，钩锋锐利，然后将此人倒挂于大树上，用铁钩勾住其脑，让壮士以绳索拽之，顿时脑浆四溢，惨不忍睹，这位魔王还洋洋得意的询问手下，这项发明如何？手下马屁山响。独孤庄还有一个嗜好，喜欢吃人肉，手下但凡有奴婢死去，他必派人前往割其肋下之肉以供食用。当时还有一个边防军将领叫做张仁亶的，也好酷杀。有一次一个突厥人跑来投奔他，老张先作檄文大骂突厥首领，然后把此文用锋利的小刀刻在来人后背上，以火炙之，此人疼痛难耐，日夜号哭，老张还将此人送还突厥大首领，突厥人深以为耻，以此酷虐小把戏，激怒突厥人，看来老张脑子里不只有水，还有肿瘤。

武则天为什么要实行白色恐怖，为什么会宠信这些酷吏？因为她深深知道，做为一个女人，做为李唐王朝曾经一个为人妇为人妻者，她的地位其实岌岌可危，在正统朝臣眼里，她只是一个僭位者，她的承继大统在旁人看来有夺取李唐江山的嫌疑，朝野上下人心不服，无论是当时的还是以后的政治对手都还很多，她不能容忍这些反对势力的存在，她需要人人自危，需要为虎作伥者把恐怖的高压政策进行到底，让反对派在战战兢兢中难以自保，并逐渐向她靠拢，她太需要在这张剑拔弩张的气氛中营造她的权威和地位了，而一旦宿敌廓清，她又显现出她的精明来，于是诿过这些酷吏，毫不犹豫的将这些天怨人怒的酷吏们一脚踢开，她的驭下之术得心应手，而倒霉的则是那些昔日呼风唤雨，飞扬跋扈的狗腿子们。于是，武周朝的酷吏们诸如周兴、来俊臣、丘神绩、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等等，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最后全都死得很惨，所谓“积恶之家殃有余”，这也算是冥冥中的一种报应了。

3.历史上谁对古城洛阳有着再造之恩

洛阳是千年帝都，牡丹花城，历史上一共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早，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城市，洛阳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内既是天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亦是全国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汉魏以来，特别是在武则天迁都洛阳且命名为神都以后，这里逐渐成为国际级大都市，在民族融合和中外交流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而彪炳史册的辉煌篇章。

然而在唐朝末年，洛阳却因天下动荡，军阀混战，特别是在黄巢起义和持续兵乱后，洛阳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浩劫，时“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外绝居人。洛城之中，悉遭焚毁（见《洛阳缙绅旧闻记》）”。一幅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凄惨景象，洛阳城的复苏和历史重建，仰仗于一位历史人物，此人就是历经唐、后梁、后唐，长期担任河南尹的张全义，虽历经动乱和朝代变迁，但其在洛阳任上一干就是四十年，这四十年里他造福洛阳乡梓的事迹不绝史书且让今人掩卷叹息，天若有情天亦老，神都洛阳不该遗忘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

张全义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在河南尹任上，又是怎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复原了洛阳城的繁荣？张全义，字国维，原名叫做言（一作居言），全义为唐昭宗所赐名，后梁太祖朱晃又改全义名为宗奭，至后唐庄宗平定河南后，又复其原名全义。老张这一生也真够麻烦，每伺侯一个主子，就连名字也得跟着改一回，仅此改名一事来看，老张的委曲求全就远非常人所能及，这也注定了他一生别无所求，就是活着能干事比什么都重要。的确，老张的祖上世代务农，他深深知道国之根本是什么？他早年做了一个小官，因不堪忍受县太爷的污辱，一气之下投奔了黄巢，因见黄巢军流寇本色，知不能成大事，转身又投回了唐王朝，一生中的见风使舵，保证了他的衣食无忧。按现在话说，老张这个人活得很现实，谁势大就跟谁，在动乱年代，活命最要紧，至于谁是谁非？在那个年代里，根本就没有评判的道德标准。

老张一生中做了多少个官？说出来吓你一跳，《旧五代史》说他历任太师、太傅、太尉、中书令，后封王（先封魏王，后封齐王），内外官历二十九任，仅在河南尹一任上就干了四十年，就在任河南地方官员时，老张做了一生中最正确的也是史书上最为人所称道的事。老张才到洛阳时，洛阳城中一片废墟，城中所存遗民仅百户，老张到洛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被毁坏的都城。洛阳原有三座小城，分别为北州、南州和中州（中州洛阳经此而来），但经军阀混战后，仅余残垣，他率领手下百余兵丁和所存残民，共保中州一城，接着修葺南州和北州城，用了五到七年的时间，才逐渐恢复了洛阳城的壮观景象。

紧接着大力发展生产力，老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保证了农田生产的有序发展，他于手下不满百人的兵丁中选择十八位有用之人，命之为屯将，每人给他们发一面旗子，一道榜令，命其在洛阳十八个县中招募流民，在被毁坏的田野中耕种，流民渐归。然后又从百余名手下中，再选十八人，命之为屯副，如果有流民归来，以安抚绥靖为主，除杀人者外，其余犯奸作科者仅加杖刑略施惩处，在老张的治理下，废除了严刑竣法，且没有赋税，流民络绎而归。老张再从麾下另行选择十八人，命之为屯判官，仅一两年时间，十八屯将每屯增加至千户，农业生产已呈蓬勃发展之势。

有了耕种的田地，治下民众不愁吃穿，老张又在农闲时分挑选部分农户，教他们弓矢枪剑和行军布阵进退之法，如此教化数年后，每屯增加户数多者达六七千，其次为四千，最少的也有三两千，而且募得农闲时分麾下兵将约两万余人，这部分增长的军事力量，有效的保证了境内的安定团结和治安维稳局面，每每有盗贼横行即行缉捕。在老张的励精图治下，洛阳城内恢复了过去的繁荣景象，在这段时期，城内人口激增，人民安居乐业。老张用法刑宽事简，休养生息，远近流民蜂拥而至，洛阳城在乱世中呈现一枝独秀的清明景象。

非独如此，老张的亲民惠民形象也深得人心，比如某家百姓今年养蚕和种田成绩突出，只要离都城不太远，老张必将亲力亲往，去后即召集其家老幼，亲自以示慰问和关怀，并且赐之以酒食茶业等彩礼，男人赠之以布匹，女人赠之以裙衫，当时因民间崇尚青衣，老张就亲自为那些女人奉送上青衣。每到一家，则对其家的新蚕新麦仔细观察，若觉得其家收成较好，即喜笑颜开，甚至民间亦流传出这样一句话：“大王虽然喜欢声乐美色，但很少能见到他笑，唯有见到好的蚕麦，才会绽放出真诚的笑容”。

老张对耕种和农田建设非常重视，事无巨细都会亲自查验，每到秋天时就会外出，看到好庄稼和耕田里没有杂草时，就会驻足不前，让手下人围拢观察，且令手下人找来田主好心慰劳，并赐之以衣物。如果看见耕田中杂草丛生，耕地青黄不接时，就会立即召来田主，聚焦众人责骂之。如果苗荒地生，问清原由知晓是因为没有耕牛或者人手不够才导致田荒时，就会令人请来其耕者邻居，斥责道“此人少牛，众人为何不相助呢？”邻人都会自认理亏。自此，洛阳附近，只要是少牛或者家中人手不够者，都会得到别人援助。农户家家都以勤勉农事为第一要务，所以家家衣食无忧，丰年有积蓄，旱涝无饥民。

张全义在洛四十余年，心忧农事，每次遇到洪涝灾害和大旱之年需要祈祷天地时，必沐浴更衣，食素，且必恭必敬至祭祀之处，神态安祥祷告天地。也许老天对于这样一个关系民生的人格外垂青，所以在大旱之年他每次祈雨时老天即依其所言，给足了他的面子。洛阳所存龙门广化寺无畏师塔，即张全义依别人所言修建，老张每次到那里祭雨时都虔诚的祷告“今少雨，恐伤苗稼，和尚慈悲，告佛降雨。”每次老天都会非常慈悲的降下雨来，以至于当时的民谚都流传“王祷雨，买雨具”，老张人神相通，鬼神难测，让人惊呼其技。通过老张夙兴夜眠，殚精竭虑的多年苦心经营，洛阳城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再度恢复了他的繁荣与鼎盛。

洛阳城不该遗忘这样一个在历史对其有着特殊贡献的人，否则洛阳城很有可能像历史上其他的名城一样毁于兵燹和战火之中而籍籍无名，虽然这个人在乱世之中非议不断，比如他一生中的反复无常，和过分的委曲求全，以及在朱温的淫威下，家中妇女尽皆被朱温污辱，他却甘当缩头乌龟，反以洛阳励精图治后的富足资助朱温夺取天下。张全义并非如他的名字那样全义，在乱世之中，他的污点固然很多，但单以其对洛阳战后的恢复来看，他足以在历史上留下一席之地，而现在的洛阳人也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人，他对名城洛阳是有着再造之恩的。

4.黄巢的千古生死之迷

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披露了一则惊天秘密，原文如下“《唐史》：中和四年六月，时溥以黄巢首上行在者，伪也。东西二都旧老相传，黄巢实不死，其为尚让所急，陷太山狼虎谷，乃自髡为僧，得脱，往投河南尹张全义，故巢党也。各不敢识，但作南禅寺以舍之。予数至南禅，壁间画僧，巢也。其状不逾中人，唯正蛇眼为异耳。老人言：更有故写真绢本尤奇，巢题诗其上云：‘犹忆当年草上飞，铁衣脱尽挂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凭阑干看落晖。’为李易初取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邵博是在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关于唐末黄巢大起义中的男一号冲天大将军黄巢这哥们儿并没有死，《唐史》所记有误，唐中和四年即公元884年，黄巢被叛将尚让所逼迫，走投无路之下来到泰山狼虎谷，急中生智下玩了一招金蝉脱壳，剃发为僧，皈依佛门了。而时任节度使的时溥所献黄巢首级，乃是造伪也。黄巢脱身以后，来到了河南洛阳，投奔河南尹张全义，而张某正是黄巢旧时宿将，因形势所迫早就投降了唐王朝。张全义以南禅寺为黄巢安身处，曾经有人见寺中画僧，状若黄巢，而所题诗句，颇有点像一代枭雄的凌厉文风。

那么正史上对于黄巢之死又是怎样记载的呢？《新唐书》所载黄巢死于自刎，言道黄巢兵败狼虎谷后，四面楚歌、穷途末路之下，对他的外甥也是当时义军的重要将领林言说，你可以以我的头颅去换取荣华富贵，而林言不忍杀害黄巢，于是黄巢自刎而死。然《旧唐书》的记载却截然相反，言道“巢将林言斩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州”，看来，黄巢之死与林言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林言到底又是何许人也？林言是黄巢外甥，也是他的卫队队长，黄巢曾将500余名骁勇善战的死士组织成控鹤军，而林言正是这支队伍的带头大哥。可惜林言在持黄巢首级投奔时溥的途中，却遇到了凶残成性的沙陀人，沙陀人落井下石杀害了林言和他的部下，并将其与黄巢首级一同进献给了驻守武宁的唐朝方面军司令时溥。林言既死，关于黄巢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也就成为了千古之迷。

就在正史和野史纠缠不清，历史学家挠头不止时，时间到了1900年的近代，在敦煌莫高窟，一个叫做王道士的人在一堆散发着腐烂霉变的残卷经书中，发现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在一份叫做《肃州报告黄巢战败等情况残卷中》，明白无误的记载着黄巢兵败的死因，上面写道：“其草贼黄巢被尚让杀却，于西川进头。”历史学家据此推测，黄巢其实是被手下降将尚让在乱军中将其杀死。

这个结论是否可靠？尚让何许人也？若论义军中的资历，尚让尚且在黄巢之上，因为起义军最早的发起人即为王仙芝和尚让以及其兄长尚君长，在王仙芝死后，黄巢继任义军首领，而尚让俨然是黄巢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也是黄巢军中的第二号人物，非但如此，尚让对于黄巢的影响力也是非常之大的，既是黄巢的左膀右臂，也是黄巢实质上的军师，还是其政治纲领的代言人。在黄巢打下长安后，曾分封四位宰相，尚让为首席宰相，为黄政府之CEO。在钱易的《南部新书》中就有相关记载，“黄巢入青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其悖也如此。”据此看来，尚让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他明确指出了义军是为了天下生灵，而不似李唐王朝的横征暴敛和腐败无能，以开动舆论宣传机器而不遗余力鼓吹黄巢义军的“义”以笼络民心。

尚让看似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但是却屡遭败绩，军事指挥才能稀松平常，其先后在中和元年，即公元881年，率五万义军大败于风翔，损兵折将两万人，又在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以十五万之众与沙陀人李克用战于梁田陂（今陕西渭南东），遭遇败绩，损失数万人，黄巢末年军事上的被动，与尚让的屡战屡败至关重要。公元884年5月，黄巢在今河南中牟西，遭沙陀骑兵突袭，又损失了万余人。在此危急关头，尚让却让沙陀人吓破了胆子，率手下万人投降了唐王朝武宁节度使时溥。历史早就证明，一旦亲如手足的兄弟反目成仇，那是会用更加歹毒而残忍的有效手段，调转枪口疯狂的屠杀自己的同胞兄弟的，尚让也不例外，他随唐将李师悦步步为营，充满杀机的追击黄巢至狼虎谷。接下来的一切，似乎印证了历史学家的推测，就是这个叫做尚让的杀害了黄巢。

然历史总是充满波谲云诡，唐代学者，新罗人崔致远所著的《桂苑笔耕录》中记载的信息说明，唐将时溥是引诱黄巢起义军当中投降的将领把黄巢杀死的，这与尚让杀死黄巢的结论产生了明显歧义。因为从时间上推算当时尚让早就已经投降唐廷，而时溥不可能再用引诱的手段腐蚀拉拢尚让，而黄巢也不会傻到对早就背叛自己的尚让毫不设防，任其宰割。崔致远的文字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因为他与黄巢同处于一个时代，且为韩国历史上倍受推崇的一代儒宗，可信度和史料价值极高。那么从这条信息中可以证实，黄巢确实死于降将之手，最有可能杀死并得到他首级的是他最信任的侍卫队队长，也就是他的外甥林言。

关于黄巢之死，敦煌残卷所言不足为信，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黄巢死于山东泰山附近的狼虎谷，这点多种史料记载趋于一致，相信不会有错，那么泰山距肃州，也就是今甘肃酒泉相差很远，肃州地方官员何以得知黄巢为尚让所杀？难道是此前河南中牟一战后尚让在联军的追击中就已经趁乱杀了黄巢？这种可能性不大，若黄巢已经伏首，唐王朝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东进赶尽杀绝了，还有黄巢若在中牟之战或者其后的大小战役中已被杀死，那么杀死他的尚让早就威名震天下了，何以没有任何官方资料记载和地方志披露？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唐王朝的雇佣军传言而以讹传讹，而与沙陀首领李克用合兵进击黄巢的是另一支雇佣军，即长年驻扎在甘肃的党项人，他们的军队最高指挥官是拓跋思恭，这样就很好解释了，党项人和沙陀人以为与叛军尚让一起击败了流窜在河南的黄巢军，并且认为黄巢已经伏首，肃州地方官员不辩真假，飞马上报朝廷，这种失败推诿而取胜则纷纷争功的情形历史中多次出现，结果则是黄巢率溃军边打边撤而后东进以退守山东。

在宋人钱易的《南部新书》中，有寥寥数语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文载“中和初，黄巢将败。有谣云：‘黄巢须走秦山东，死在翁家中。’巢死之处，民家果姓翁。”相对于传统史家所言，我更相信民谣，历史的真实很有可能隐藏在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民间谶言之中，一如《推背图》和《烧饼歌》，这是一种依靠正常思维定势难以解释的历史现象。那么，黄巢最后的结局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黄巢率领已经败退的溃兵在泰山东狼虎谷再次被唐军合围后，眼见突围无望，于是带领林言等心腹卫士来到了一户姓翁的山民中，黄巢前思后想万念俱灰，依其执拗性格，黄巢是至死也绝不会投降唐军的，那么接下来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在翁姓山民中自刎身亡，一种就是他被手下叛将所杀，而杀死他的很有可能就是他依为心腹的外甥林言，而割下他的首级就是为了邀功请赏获得生路，可惜此后林言又被沙陀人所杀，黄巢之死的线索也就嘎然而止。

那么，又为何有那么多的宋人，如邵博、张端义和刘是之等会在他们的笔记中言之凿凿的相信黄巢并没有死，而是削发为僧，隐姓埋名过起了隐居生活了呢？试想，像黄巢这样自负满满，翻手云覆手雨，叱咤风云了数十年的英雄豪杰，在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为波澜壮阔而惊心动魄的战争生涯后，他还有什么是拿不起放不下的呢？他又怎么会隐姓埋名，过着一种和风细雨似宠辱不惊的生活，这也太不符合乱世枭雄的性格了，黄巢绝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也不是一个能够醍醐灌顶终于大彻大悟的人，相反他是一个非常狂傲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偏执的人，让他像个耗子一样的活着，比死还难受。联想到明末农民起义中的李自成，也被后人说是并没有遇害于湖北九宫山，而是出家当了和尚，这里面其实寄托着民间对于起于青萍之末的枭雄一种委婉的寄托和哀思吧。可怜宋朝的这些酸儒们竟然会奉民间传说为圭臬，不惜浓墨重彩以讹传讹，而给真实的历史蒙上了一层人为的神秘的面纱。

5.唐朝为何会制造出许多民间才女

唐朝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女人们的地位并不像其他历史时期显得那样低下，不仅皇家女子们可以自主择婿，而且百姓家的女儿们也可以有条件的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做出比较独立的选择，那些皇家的公主们一生再嫁，乃至三嫁早就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当时的社会舆论也不会对这样的富二代私生活给予过度的关注，我选择我幸福其实与其他人何干？那时即使是民间的女子们也深深感受到了盛唐文化的熏陶，女性们所表现出的睿智亦令今人叹为观止，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强盛，对于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有多深远。

唐朝政治家史学家杜佑之孙杜羔（其另一孙为著名诗人杜牧），曾娶妻刘氏，这个刘氏是个大才女，可惜我们无从知道她的名字。刘氏善于做诗，更希望丈夫能够出人头地，只是这个杜羔让人很失望，连续多年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这一次眼看报考国家高级公务员又榜上无名，怏怏而回，快到家的时候，刘氏做了一首诗，托人送给杜羔，诗中这样写道“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诗中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老公是个好老公，很有才学，可是为什么你年年却考不中呢？你不好意思回来，我更不好意思见你，你要回家还是等天黑以后再回来吧。杜羔见诗，羞愧难当，扭头就回，回去后发愤努力，居然来年得以高中，刘氏的劝学诗收效显著。就在杜羔这个小王八羔子在京城春风得意，夜夜笙歌，乐不思蜀时，刘氏又做了一首诗托人寄去，这首诗更有意思了，“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刘氏不道自己的相思之苦，也不劝告杜羔提气养精神悠着点来，而是用讽喻的手法暗示杜羔别忘了糟糠之妻，杜羔见诗如见人，回心转意，将夫人接到京城，恩爱一生。唐朝的才女咋样？够麻够辣够味吧。

如果说才女刘氏用自己的兰心惠质再造了一个模范丈夫的话，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崔氏就更好玩了，她用冷幽默的手法拿丈夫开涮了一把，让人忍俊不禁。话说唐朝时有个姓卢的子弟，大半辈子仕途无望，好不容易在迟暮之年混上了一个校书郎的职位，也就是负责皇家校勘典籍的秘书匠。晚年娶妻崔氏，这个崔氏是个闷骚型的才女，喜欢做诗，但自与老卢结婚后就气不顺，大概老夫少妻为自己一朵鲜花插牛粪上心有不甘吧。一日老卢自讨无趣，让崔氏以彼时心情述怀，崔氏不做他想，张口就来，“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较晚，不见卢郎年少时。”你不就在我面前吹嘘你年少时多有才吗？可惜那时我生之较晚，恨不相逢年少时，如今只能以嫩草填充你这头老黄牛了。崔氏不仅有才还很诙谐，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可惜了卢氏的大好青春只能陪伴这个油尽灯枯的半老头度过风烛残年了，让今人老蔡都深感痛惜。

唐朝的女子们不仅有才还很胆大，为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不惜铤而走险，更不怕时人的流长飞短和街谈巷议，实在让人刮目相看。武则天时的著名宰相吉顼在年少未发迹时，他的父亲吉哲在任冀州长史时为他讨了一门好亲事，想要娶的是南宫县县丞崔敬的女儿，但是崔敬却不大乐意，不想高攀这门亲事，吉哲以副省长的权势要胁崔敬这位副县长，官大一级压死人，崔敬无奈只好饮恨答应，当迎亲日到来花车抵达时，崔妻抱着女儿痛不欲生，大哭道：“我们家的门户很低，不想高攀吉郎”，而崔敬的女儿则躺在床上坚决不起来。这时让人非常震憾的一幕出现了，却见崔敬的小女儿一个箭步出来，径直踏上花车，扬长而去，崔家合府上下目瞪口呆。吉顼后来拜官入相，很有经邦治国才干，首倡唐室返政之议，诛杀酷吏来俊臣，规劝武则天的宠男二张，在当时留下了许多值得彪榜的政绩，而崔氏小女也为自己的绝决而果敢的慧眼识英才，而得到了她所应该得到的幸福生活。

在宋人钱易的《南部新书》里还记载了一个搞笑的类似情形，虽然此女未能得到她梦想中的才子，但足以说明当时的女子们对于自己的幸福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选择权的。唐朝时那个镇压黄巢起义的宰相郑畋有一个小女儿，自小熟读诗书，是个新派文艺青年，非常喜欢大诗人罗隐的诗，是罗大诗人坚定不移的铁杆粉丝，铁杆到什么程度了？非罗隐不嫁。田畋这个小女儿属于非典执拗性人格，父母为她的婚事操碎了心，虽然登门求亲者络绎不绝，然此女一概不见，有一天，罗隐到田府拜见，田畋让小女儿隔帘相看，此女一视之下，大失所望，罗隐的长相与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形象相差太远，此女转身而退，终生不再读及罗隐诗歌，当时的读书人都拿此事取笑，讽刺这位宰相女儿以貌取人，此为唐朝版的“爱情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趣闻轶事。

关于兰心惠质的唐朝女人们有关事迹在野史中的记载很多，那时的文学女青年比比皆是，上至上官婉儿，徐贤妃，下至鱼玄机、薜涛、李季兰等等，这些才女的事迹人们知之甚多。而当时的官员关图也有一妹，文学造诣很高，能诗善书，关图不无得意又惋惜的对同僚说“我家里有一进士，可惜不能报考高中矣”，这位民间才女籍籍淹没于史海之中。再比如大文学家大诗人政治家张说的女儿，嫁给了卢氏子，其女为给其舅求官而回娘家向张说请托，张说时任宰相，因顾忌裙带关系而给人制造口实，张说并不答话，而暗中以手指指向支撑床头的乌龟（古代以龟支撑床头以求吉利），并顾左右而言他，其女心中自明，归家而告其舅，“老舅你很快就会就任詹事”，事后果不其然。唐詹事为三四品官，掌内外众务，纠弹非违，总判府事，很有权柄。而张说女竟然能从其父所指物事中预见其舅所任官衔，其洞察力可谓惊人。

唐人张固在《幽闲鼓吹》中有一则关于贤妇人的记载，侍郎潘炎在唐德宗时任翰林学士。受到极为深厚的恩宠。他的妻子是刘晏（唐著名经济理财家）的女儿。有一次京城的市长有事要见潘炎，一连几天未能见到，便向守门人赠送了三百匹细绢。夫人知道此事后，对潘炎说道：“哪有身为大臣，连市长（京尹）想要见面都要送给守门人三百匹细绢的道理！官场的可怕与身居高位的危险由此可知。”她急劝丈夫潘炎辞去官位。儿子孟阳刚被任命为户部侍郎时，夫人非常担忧，对他说：“以你的人才而得侍郎职位，我真害怕有灾祸临头啊！”户部衙门再三催促孟阳上任，夫人便道：“不行，不能马上就位。你先把你的同学同辈请来聚会一下，由我观察观察再说。”儿子便将交往深厚的同僚都找了来，客人来到后，夫人垂下帘子在一旁仔细观察了一番。聚会结束后，夫人高兴地对儿子说：“他们都是和你一类的人，用不着担忧了。”夫人问及坐在未位的那位身着惨绿衣服的少年是谁，孟阳答道：“那是补阙杜黄裳。”夫人说：“这个人跟别人都不一样，将来一定是位有名的卿相。”杜后来果任宰相，因力主削藩壮大唐朝中央集权而成为名相，刘氏女以自己的聪颖和见多识广而相夫教子成为了唐朝时的一段佳话。

唐朝为什么显得特有文化？为什么会出现开放的社会？拥有相对自由的民风？可能在于一是唐朝实现了对外开放，人民生活相对富裕政治稳定。二是生产力较为发达，人民享乐思想盛行。三是民族融合，兼收并蓄，汉文化得到了有机补充，这点至为重要。正是因为唐朝深受中化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影响，而成为了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比较开放的朝代，在盛唐文化的潜移默化以及宽松的政治环境影响下，唐朝的女子们才在相对自由的生活层面，拥有了其他朝代女子所不能具备的特殊文化氛围，而使自己耳濡目染，变得知书达理，见解不俗，无论是民间还是庙堂，都出现了一大批兰心惠质的才女，而在长达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表现的如此迥异而大放异彩，唐文化的映射和渗透力对于社会，对于民众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今天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启示作用的。

6.宋朝时北方为何会流行“鬼婚”

这世上有鬼吗？没有，鬼存在于活着的人心里，人死万事空，可是心里有鬼，那就真是有鬼了。鬼婚，又叫冥婚，或者阴婚，通俗的说，就是活着的人给死人婚配。中国古代素来重男轻女，而鬼婚，则多为给已成年却未曾婚配就死去的男子找婚配对象，而所找女方或为死者，或为活人，以死者俱多。当然也有个别家境殷实的富户，也会主动给死去却未曾婚配的女儿找女婿。这个习俗据说从先秦时就已经流传开来，到了宋朝，则在北地山西一带尤为盛行。

鬼婚的婚礼仪式和活人相似，宋人郭彖在《睽本去》中载：“晋俗，男女年当婚娶，未婚而死者，命媒互求之，谓之‘鬼媒’，鬼亲后的两家来往如姻娅。”也就是说鬼婚也得秉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会备足彩礼聘金，需门当户对才行。而结为鬼亲的男女双方家庭，一如两家姻亲，也会经常走动。

宋人康与之在《昨梦录》中对于鬼婚习俗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读来颇让现代人心惊胆战。鬼婚，为北地习俗，青年男女到了应该婚嫁而未婚却死去者，两家命媒人互求而谓之“鬼婚”，男女双方家庭把已死的儿女生辰八字详细备帖，以父母之命请善卜筮者焚香卜算，如果生辰八字相符，则双方家庭立刻置办冥衣，男方需备好衣帽鞋袜，女方则准备好布裙霞帔，生活必需品则一应俱全。此时媒人就会到男方墓前，以酒水和各色杂食水果祭奠，请男方完婚。并在墓前并排设上两个座位，在座位后面各立一面一尺余长的小幡布，当媒人未祭奠时，两面幡布岿然不动，祭奠完毕后，请男女双方共饮合欢酒，完成婚配仪式，男女双方若满意自己阴间的对象，则二幡微微而动，不满意，则两面幡布不为所动。很显然，宋人老康在写这则旧闻时加上了自己的臆测，这与当时世人相信鬼魂之说相契合，而且好像也找到了立论的依据，不过这种活灵活现的叙述让今之人读来未免毛骨悚然。

还没完，老康接着介绍。鬼婚还有另一种模式，即死时男女还很年幼，没有到婚配年龄，尚没有接受到正规的学历教育，太过稚嫩，像这种情形下，就会将先生却已死去的男方姓名书写下来，像还活着一样聘请先生使其接受教育。女方则作为冥器充当保姆和使婢，等到一定时间，男方冥数到了，再给他们成婚。完成这桩鬼婚后，还有更恐怖的呢？据说就有家庭成员晚上做梦，梦见新媳妇回来拜见公婆，或者女婿回门拜谒岳父。如果不这样做，后果就更可怕了，则死去的青年男女会作祟，做出一些丑恶行迹而被当时人称之为男祥女祥鬼。

老康也在文中隐喻，鬼婚的盛行和当时借机敛财的“鬼媒”是分不开的，做完鬼婚，男女双方家庭都会用财物酬谢做鬼媒的媒婆，所以这些招摇行骗的“鬼媒”们经常走街串巷，到处打听哪里有刚刚死亡的青年男女，以做“鬼媒”生意而大肆敛财以谋生计。

宋朝时为何北地会流行鬼婚？原因在于中国古代非常重视成人礼，男子20岁而冠，要行“冠礼”戴上帽子，表示已经成人了。女子15而笈，要行“笈礼”，结发加笄即发髻上插上簪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做为成年人，如果没有结婚，死后是不能享受后人祭祀的，而死前未婚，没有立后，死后也是不能进入祖坟的。其次，未婚而死的人，在生者看来，非常凄惨可怜，古代人视死而生，出于怀念和哀悼也会给死者婚配的。再者，中国古代对于婚姻观的重视远盛于其他民族，饮食男女乃人之大欲也，生前既然没有享受天伦之乐，死后在阴间就只能采取补救措施了。还有一种可能，中国传统社会的葬礼往往成为炫耀宗族或家庭力量以及家属和宗族间相互攀比争斗的一种机会，而鬼婚多为有权有势，财大气粗的富户，故而借鬼婚以炫耀家族势力。另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古代人是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人死后都会转世，让一个没有婚配没有后代的人转世，生者内心是不安的，古代人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者当然希望死者婚配以后再转世，下辈子自然子孙后代无忧，寄托了活着的人对于死者的美好愿望和祝福。

那么鬼婚为何在宋朝时流行于北地呢？这是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然笔者认为，虽然北宋之前这块辖地曾长期被少数民族沙陀人占领（后唐、北汉都曾建立政权），但是这种丧葬文化应该与沙陀也即突厥文化关系不大，仍然是华夏民族一种古老的习俗，否则就无法解释先秦时就已经出现了鬼婚情形，极有可能缘于华夏部落某一种古老部属沿习已久的风俗，可惜这个判断尚需要更加详细的考古资料佐证（当然也希望有识之士指正）。

当然现代人知道这只是一种虚妄之说，鬼婚毕竟是一种陈规陋习，是一种古老而迷信的婚俗，是扭曲的丧葬文化，也是现代婚姻观中的糟粕。然自宋朝至今绵延上千年并未绝迹，清徐珂所著《清稗类钞》里就有相关记载，由于鬼亲也有丰厚的嫁妆，所以男方往往争着与富户的女儿结鬼亲，并为此不惜打官司。而到了现代，屡见新闻媒体披露各地愈演愈烈的“鬼婚”闹剧，有时为了结下一门鬼亲，不惜花费上万甚至几十万元的彩礼钱，而且为结鬼亲大动干戈抢尸的丑剧也多有发生，这种丑陋而扭曲变形的婚姻观，不免让古人贻笑大方，而让号称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亦为之蒙羞。

7.宋朝时是如何防止考生做弊的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大凡经历过十年寒窗苦的学子们大概于此都有感触，称之为刻骨铭心恐怕亦不为过，老蔡俺在今年教师节来临之际，有事偶待客，无事乱翻书，这一页竟然翻到了宋朝时的科举考试上，宋朝人真是有趣，为了防止考生作弊，竟然绞尽脑汁，创造性的发明出了许多颇有新意的玩艺儿，直如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考官们如此煞费苦心的为国家选拔有用之士，使宋朝诞生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政坛文化人，也把宋朝文官制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朝崇文抑武，儒道兼用，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延袭了隋唐的科举考试制度，科举考试至宋朝日臻完善，两宋主要考试科目，说起来吓人一跳，足有三十多种名目。但是终宋一朝，以进士科选人最多，进士科主要考诗赋、论、策、论语、墨义、春秋等，宋朝科举考试分为乡试、省试和殿试，乡试大概算做考生们冲刺更高一级的入选资格考试了，而省试则为中央级别的统一考试，因由礼部主管，而宋朝的礼部称之为尚书省，故称之为省试。而殿试，不过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复试，只有经过殿试，皇帝亲自甄别出人选，挑出状元、探花、榜眼等一干才子来，才算真正的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读书人人生理想。

正是因为宋朝取消了门阀制度，下发了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凡是读书人均可通过自己努力，经过正规的考试途径实现“鲤鱼跃龙门”的夙宿，真正体现“学而优则仕”的用人原则，所以天下的读书人才会削尖了脑袋似的往科举考试这张大网里撞。《宋史？文苑传》描述“下至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宋代的大名士吕蒙正、欧阳修、范仲淹等均出身寒微，然而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如愿以偿的通过了国家统一组织的招干考试（科举），而成为了国家栋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天下读书人皆千军万马的奔向（科举）这坐过去了，就注定会艳阳高照春风得意的——独木桥。

既然科举考试可以改变一个读书人一生的命运，自然考试作弊就成了读书人实现梦想的终南捷径，宋朝的官员们为了防止考生们花样繁多的作弊手段，发明创造了许多后世一直延用的考场规矩和法则，这些带着宋朝鲜明烙印的制度名称今人读来饶为有趣，其中最重要的大概要算做“锁院”、“弥封”、“誊录”、“别试”等制度了。

“锁院”制度，针对的是“请托”之风。相当于现在的“托关系，走后门”，按照规定，一旦皇帝指定官员担任考官，就必须将此人封闭起来，锁入贡院之中，使此人与外界音讯隔绝，防止考生与考官私下里达成协议而徇私舞弊。现代各类考试仍然沿用这一方法，不过宋人早就有过评论，要想根绝此种舞弊，考官的素质是第一位的，依今之通讯设备之发达，要想完全控制住考官，只怕更难。即使是在宋朝，一旦考官确定，若有心传递消息，考官往往延误到贡院的时间，只需简单的一个时间差，就足以泄露天机，野史《鹤林玉露》就曾批露，大名鼎鼎的宋轼就干过类似的糗事，只不过机关算尽太聪明，便宜了他人而已。

“弥封”制度，针对的是“窝私”之弊。就是糊住考生姓名、乡贯，决定录取卷后，才拆弥封。据说是宋太宗淳化年间采用了一位负责考试事务的小官陈靖之建议，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在校对姓名，对号打卷时，难免会有考官的助手们借机泄露姓名，并进行拆换。更有在密封试卷的过程中将整个试卷进行调换的，“先将直本白卷寄封弥、誊录吏贴收藏，入试却请备卷。吏贴受嘱，专俟钓卷，全篇誊上。其元纳备卷，却行毁匿，遂无稽考”（《宋会要辑稿？选举》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往往防不胜防的是内外勾结，为了蝇头小利而铤而走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宋朝又别出心裁的发明了“誊录”制度。

“誊录”制度，针对的是“以字识人”之弊。相当于现在的考生在考卷上做标记，与考官暗通款曲，宋朝规定考生交卷后，“由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这招可以有效防止因书法漂亮者考官的个别厚爱，也可以堵绝小聪明者事前约定标识，但并非就无懈可击，当时就有宋朝大臣指出，在誊写过程中，有善写者，也有不善写者，还有传抄过程中给人把关键文句抄掉的，要求提高誊写人的待遇和素质问题。然誊录流产继而灭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誊写的强度太大，你想啊，成千上万的考生，光誊写就会让这些文案小吏们头昏眼花而筋疲力尽的，因此，此法到了后来，只有走走样子，糊弄糊弄皇帝老儿了。

“别试”制度：针对的是“亲疏内外有别”。宋朝为了给下层人士提供公平的考试、参政机会，自宋太宗时开始推行“别头试”。“别头试”又称“别试”，即为主考官的应试亲属及权贵子弟别置考场，另派考官考试的制度。“别试”制度有助于避免权贵舞弊，使科举制度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正性。但皇帝和设计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怕歪歪和尚念错了经，“别试”制度最大的问题是考官的公正性，这也往往是考官在面对这些权贵子弟时最为头疼的事。

尽管宋朝设置了许多防止作弊的看似有效的防范措施，但是根本不可能根绝作弊之法，因为迈入仕途的诱惑太大了，你想想啊，既没有门槛设置，而宋朝的官俸又是历朝历代最丰裕的，一旦踏上仕途，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官途坦荡，白衣卿相并非做梦，而且一旦做上了官员，只要不是太过分，基本上在私生活方面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皇帝对于士大夫又是十分敬重并谦恭有礼的，即使你偶尔犯了路线方针方面的大错，大不了就是个免职或者贬谪，而宋朝的大小官员都有两把刷子，大不了咱悠游江湖，乐哉诗歌唱和，开拓视野，陶冶情操罢了。所以宋朝越是防止作弊，作弊手段越是五花八门，《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云：“至理宗朝，奸弊愈滋。……举人之弊凡五：曰传义，曰换卷，曰易号，曰卷子出外，曰誊录灭裂。”不止宋朝，就是到了现代，高考作弊不也越来越高科技，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吗？考试制度只要存在一天，相生相伴的作弊手段就不会灭绝，甚至其发展还远在考试制度之上。

当然，宋朝皇家招干也并不是只有科举考试这一条路，但无疑这条路是相对公平公正的，宋朝时也采用过名臣贵勋逐级推荐的方法，但这条路只限于资历和名望都达到鼎盛的人物，不过，即使这些人物能够立足于朝廷，也为当时通过正规渠道科举考试而当上国家官员的那些仕宦人物们所瞧不起，虽然皇帝可以赐其为同进士出身，就是相当于进士出身，但即使别人不笑话你，你自己也会觉得颜面无光。不管怎么说，宋朝还是给读书人创造了一条公平竞争的路子，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可以名正言顺的踏上仕途，终宋一朝，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两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而这其中通过考试选拔出的白衣卿相和杰出人物数不胜数，诸如薛居正、吕蒙正、寇准、王钦若、吕夷简、范仲淹、文彦博、王安石、李纲、文天祥等等。

8.究竟是谁在向北宋名臣范仲淹泼粪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还是一位大刀阔斧的改革家，宋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就是他首倡的，不仅如此，老范在戍边过程中，军事上也多有建树，最终使雄心勃勃的西夏人在边境上终无所作为，使宋夏恢复了和谈，危如卵翼的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为大宋子民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做出了突出贡献。后代的大儒在论及宋朝人物时，多以范仲淹为第一。

今人知道范仲淹，缘于他给后人留下的千古传诵的名篇《岳阳楼记》，以及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为一个北宋时期的官僚代表，能有这样深刻的忧国忧民思想，实在是难得，简直可以媲美国人今天挂在口头上的“为人民服务”了。即使是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其生前死后，也多遭人毁誉，有关范仲淹的这段公案出现在北宋梅尧臣所作的《碧云瑕》一书中。

文中的范仲淹与我们熟知的那个为政清廉，刚直不阿，体恤民情，力主改革的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判若两人，原文这样写道：范仲淹喜欢结交群小，这些人为其摇旗呐喊，又善于笼络一些小有名气的人为其羽翼，故而声誉日隆，在其结党营私下，一步步走上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官拜参知政事（即宋朝宰相）。宋仁宗即位后，对于手下大臣非常熟悉，也知道范仲淹并没有多大本事，颇有些瞧不起他。为了考察范仲淹的能力，皇帝亲自给他下了一个套，私下里让其面赠治国方略，看看他究竟有无真才实学。范仲淹以策论进献皇帝，果然言之空洞，一无所长。皇帝御览之后，冷笑数声“不过老生常谈，官样文章而已”。于是下令范仲淹把中枢位置让出来，把他贬谪到河东任陕西宣抚使，此后多年不曾起用，其先后辗转邓、青、杭三州任地方官，范仲淹在地方任职期间，专事野游（古代驴友），不务正业，其执政方略实在荒谬可笑。之所以落魄到如此地步，是因为他自认为做了国务院总理（执政）以后，皇帝讨厌他平日做派，所以不再招揽群小，笼络名士，没有了这些人的鼓噪呐喊和想办法出主意，其不学无术的丑恶行径得以完全暴露出来。

说实话，习惯了青史上范老的正人君子形象，猛然看到这段文字，着实让人吃惊不小，不会吧？老范同志竟然在当时同为名臣、诗人、文学家的梅尧臣眼里会是这样一个猥琐不堪、不学无术的官场混混，这还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则为治世之能臣的范文正公吗？俗话说，揭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在《碧云瑕》这本宋人笔记里还有更猛的暴料，说范仲淹少年时代家庭非常贫困，为了摆脱困境，颇有心计的小范结交了当时财大气粗的官员范仲尹并自命为其族弟，互为援手。范仲淹在及弟中举之前，本名朱说，自此改朱为范。后来做了谏官，因攻击当时朝廷的重臣吕许公而获罪，范仲尹也遭到贬逐。范仲尹因为在宰相衙门探听消息，私下透露给范仲淹，因此手握重权的吕许公将其贬为最低职级官员，仲尹自此家道中落。此人原本非常富有，但已经被范仲淹挥霍无度给糟蹋光了，自范仲尹贫穷后，范仲淹再无接济之心。

梅尧臣何许人也？竟然对范仲淹如此鄙薄，像这样触目惊心的攻讦之词竟然堂而皇之的流传于世上，且范文正公的后代们也不以为忤，要知道老范了得，他的儿子更不是孬种，老范的儿子范纯仁后来也做过当朝宰相。梅尧臣，字圣俞，人称宛陵先生，北宋著名诗人，与范仲淹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二人并没有同朝为官，梅尧臣一直做的是主簿、县令等低级官职，直到50岁时才被宋仁宗赐为同进士，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职三品，相当于现在的部委副部长），并参与编撰《新唐书》，此人为人诚厚，为官清廉且亲民惠民，在地方任职期间很有政绩，其诗词创作亦具有极高声望。梅尧臣入值中央时，范仲淹已经因新政失败而被免职贬入基层任市长一级官员。按照梅尧臣人品与行事风格，似乎不该与范仲淹这位在朝在野都有极高声望的名臣发生龃龉，更有可能的是两人应该惺惺相惜才对。

难道事出有因？果然，《碧云瑕》一书流传在世面上时，宋人王至就曾经为梅尧臣和范仲淹打抱不平过，王认为此书是当时无良读书人魏泰伪作，这个叫做魏泰的读书人，从小喜欢斗勇逞强，曾经在考试时因对考官不满，拳脚相向，差点把监考的老师给打死，按照大宋律法，此人终身不得被录用。但这个人喜欢博览群书，很是有些小聪明，善于用歪点子故而“邪才横溢”，尤喜欢伪托当时名人作书（此人和当今借名人作伪书的三流作家们行径如出一辙），曾经假借武人张师正之名作《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等，所以王至认为《碧云瑕》一书为魏泰伪作，魏泰以个人的喜怒而诬蔑陷害前贤，假名梅尧臣，毁及范仲淹，因此天下人皆不服也。王至还认为，当时的范仲淹与欧阳修以及梅尧臣（梅是欧阳修推荐给仁宗的）同为朝廷效力，政见虽不同，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交往，然梅尧臣之后，其子孙再无做官者，似乎是因为与范仲淹政见不同而导致梅的泄私愤，所以魏泰借假梅尧臣而欺世盗名也。

不过这种说法很快就受到了宋徽宗时代的文人邵博质疑，邵博在他那本后世流传甚广的《邵氏闻见录》中说，王至的出发点是好的，假如此书真是魏泰所作，那么范公可以免受不白之冤，而梅尧臣也可以不失为君子。但是因为梅尧臣很早就认识范仲淹和欧阳修以及文彦博等人，并且当时的社会影响力不相上下，唯独梅一直没有发迹，不能排除他没有怨恨之意，我这里有诗为证，梅在范仲淹死后所写的那首《闻范公讣诗》中写道：“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俗情难可学，奏记向来无。贫贱常甘分，崇高不解谀。虽然门馆隔，泣与众人俱。”邵氏接着写道：“夫为郡而以酒悦人，乐奏记、纳谀佞，岂所以论范仲淹？尧臣之意真有所不足邪！”，邵氏言之凿凿此《碧云瑕》一书就是梅尧臣所作。

孰是孰非？到底当时是谁在向北宋名臣范仲淹泼粪？后世史学家有过定论，认为魏泰是北宋诬蔑小说的代表者，《碧云瑕》一书应该确认为魏泰假借梅尧臣之名伪作。但笔者总认为这个结论下的有些仓促，也不足以理服人，而王（钅至）所言亦为孤证。当然邵博也是一家之言，运用的是逻辑推理的方法，也并非完全让人信服。然在后世稽录的野史书目和古代小说目录中，《碧云瑕》的作者梅尧臣赫然在列，这就说明梅魏作者之争，“版权”归属在史学界仍然有着较大分歧。

看似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真正的答案了。笔者倒是倾向于《碧云瑕》一书极有可能就是梅尧臣所作，不能因为魏泰一次、两次、三次作伪书，就定性第四次一定就是此人借假梅之手而作《碧云瑕》。假如早就有人考据无误的做出准确定性，那么此后元、明、清所录该书就应该还梅尧臣清白，而标注上魏泰之名，可是恰恰相反，没有哪位编者为梅尧臣做出平反的举动。其次，梅尧臣虽与当时名宿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兴趣相投，但政见却完全不同，范仲淹是坚定不移的改革派，而欧阳公和梅氏是保守派，政敌之间的相互攻讦司空见惯，依欧阳修个性做不出来，但梅尧臣未必就不会做。再者梅的经历很有可能让他对范仲淹相当不满，范时为执政，却不能在政治上提携梅，直到范被贬黜，欧阳修才将其举荐给皇帝，而此时梅已经五十岁了，这个年纪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恐怕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心中这份懊恼和不满早就已经郁积已久了，再看看两人后代间的差距，范的几个儿子在仕途上都是一帆风顺，最有名的儿子范纯仁后来做到了宰相的职位，而梅的后代却不能靠其荫佑，再无出头之日，这就是邵博所说的原因之一。还有，从范仲淹死后梅的表现来看，梅尧臣对范仲淹是不太恭维的，内心里也是不大认可的。还有一个文人间的潜规则作祟的原因，记得黄仁宇先生对海瑞的那段公允而有名的评价，“古怪的模范官僚”，梅尧臣不是吗？虽然他在任地方官时对当地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文人相轻的毛病绵延中国历史几千年，未必就不会出现在“古怪”的官僚梅尧臣身上。当然这是老蔡俺的一家之言，尚需要史料佐证。

公允的说，梅尧臣也好，魏泰也好，对于范仲淹的诬蔑和泼粪举动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范仲淹两岁时，时任徐州当地驻军司令秘书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姓朱的村民，范仲淹也改叫朱说（悦），长大后有出息了才换回自己的姓名，在范仲淹贫穷时，是一个叫做范仲尹的中层官员接济了他，此后范被皇帝仁宗赏识而平步青云，直到当上宰相，在入仕的过程中，范仲淹不乏结交一些对他有用和有过帮助的人，谁还没有几个智囊呢？于是这件事就成为了政敌们攻击的口实，比如当时的著名人物王安石就曾经批评过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当然范仲淹绝不是一个尸位素餐不学无术的官场老油条，相反他雄才大略，一心想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上疏仁宗的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国家弊政，也拉开了庆历改革的序幕。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我注意到，范仲淹对吏制改革可谓苦心孤诣，他提出“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和“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这就自上而下杜绝了一些依靠举荐和沽名钓誉之人攀升仕途的希望，触犯了像梅尧臣这样来路不名又非常难堪的人和王安石这样以退为进的人，难以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而古代文人货与帝王家才是唯一的正确的选择。而梅尧臣一生科举无望，直到50岁时才被皇帝赐了个同进士，这种难言之隐，绝非一洗了之那样简单，难道正是因为这个简单而特殊的原因，而招致了北宋时的大才子梅尧臣萌发了对名臣范仲淹的嫉妒羡慕恨，而不惜矫作《碧云瑕》一书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历史的真实有时让人意想不到，或许本来就很简单。

9.历史上真实的宋江究竟因何而降

施耐庵的《水浒传》根据民间流传的梁山好汉故事，把坐头把交椅的老大宋江描写成了一个仗义疏财、急公好义、爱国忧民、忠肝义胆的乱世英雄，在他巧取豪夺的掌握了梁山的革命领导权后，奉行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等待招安”的改良主义路线，在其两败童贯、三败高俅之后，梁山革命根据地发展到鼎盛的阶段时，那种执拗的顽强的生长在这个旧知识分子内心的忠君报国思想，使他走上了一条受招安，投降大宋王朝的似乎正本清源的道路，也把众位梁山好汉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历史上确有宋江起义，《宋史》上也曾经明白无误的记载过。宋江起义大概发生在宣和元年至三年间，即公元1119年至1122年，起义主要涉及的地域是在太行山及山东、江苏北部一带，起义和唐末黄巢军一样，具有流寇性质，指东打西，战无定策，风卷残云，哪儿黑哪儿歇，并非具有固定的根据地。起义中心地带虽是水泊梁山，但此地并非易守难攻，梁山只是一个类似丘陵地带的地方，当代散文家古清生曾经在笔下描绘过这个地方，给笔者的影响很深，所以很难想像，宋江在这个狭小的，并非倚险可守的地方能够长期驻扎且数支进剿的官兵始终无功而返。

宋江究竟因何而降？宋江起义的结局历史上真实的记载是其严重受挫后投降，说明白点，就是在大宋王朝重兵围剿下兵败溃散，无奈之下举旗交械投降。而并非象《水浒传》中所描写的那样，是因朝廷累累举兵无果，宋江大败官兵主动受招安而降。这位大败宋江的北宋将领叫做张叔夜，宋史有传，是北宋末年一位赫赫有名的忠臣良将。《宋史.张叔夜》本传中这样写道：“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这段文字虽短，却透露出宋江起义中的许多重要信息，一是起义规模虽小，但战斗力惊人；二是起义大军东奔豕突，居无定所；三是宋江浮海而来，水陆并进；四是劫掠珍宝，收获颇丰。同时也说明了名将张叔夜用兵方面的足智多谋，这段导致宋江战败投降的真实场景应该是这样子的：宋江惯于流动作战，外出劫掠归来，面对小股官兵挑衅，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不料却中了张叔夜诱敌之计，当伏兵四起，战船被烧时，队伍斗志顿消，队形立散，官兵敢死队在战斗中俘获了宋江的副手，宋江眼看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只有举兵投降。

那么，宋江兵败投降以后，命运究竟如何？迄今为止这还是史学界的一段公案。《续资治通鉴长编》、《皇宋十朝纲要》、《大宋宣和遗事》等多部史书都明确记载宋江投降后随官兵前往镇压方腊起义，这也就是施耐庵所著宋江征方腊损兵折将的出处。但也有的史学家考证宋江并未征方腊，而是被另一名将折可存在镇压方腊起义后一并剿灭，宋江遇害身亡。然折可存宋史上并未有传，而是在近代1938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中有过记载。还有民间传说，张叔夜受降宋江后，担心其贼心不死，留下终究心腹大患，而将宋江等三十六条好汉杀害埋于白虎山下，而成为“好汉茔”。

这段扑朔迷离的公案其实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线索，假设宋史张叔夜的记载可信，那么宋江兵败张叔夜并投降后，很有可能被派往童贯军中效力，而此时的折可存为童贯军中第四将，随同镇压方腊，眼见同为起义军的方腊之悲惨下场，宋江军中的三十六位好汉未必不会再度蜂拥宋江揭竿而起，折可存因与宋江同征方腊而被朝廷上谕前往镇压不是没有可能，宋江也因此被害。这个说法当然还得有赖于更多史料佐证，但无疑此说最为合理，也是唯一能够解释张叔夜和折可存遗留史料中言之凿凿的记载的，无论怎么说，宋江从起义到失败，仅仅一年多时间，在投降宋朝后不久小黑哥就非正常的死亡了，至于怎么死的？迷雾团团，施耐庵最后的交待是因受奸臣排挤而饮毒酒身亡，临死前还拉上了几个兄弟垫背（像《投名状》一样兄弟之间也不可信啊），也并非没有可能。

所谓《水浒传》中的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是作者施耐庵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而杜撰的，宋江起义是由以三十六条好汉为主的骨干力量组成的，这三十六条好汉《大宋宣和遗事》中有着详尽记载，尽管《遗事》为宋无名氏所作，为讲史话本，有小说家一言之弊，但因与宋江起义年代相距较近，文中仍然有许多可信之处。《水浒传》里的许多场景，譬如杨志卖刀，晁盖等八人智取生辰纲，宋江怒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等都有非常仔细而传神的描写，所不同的是杨志等十二位指使（宋代低级军官）先是到太行山梁山落草为寇后与晁盖、宋江合兵一处，《遗事》中对宋江的结局也有交代，仍为将门之子的张叔夜元帅招诱宋江等三十六人归顺大宋朝，宋江后因征方腊有功而被封为节度使。

《大宋宣和遗事》一书中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如下：

智多星吴加亮玉麒麟卢进义

青面兽杨志混江龙李海

九纹龙史进入云龙公孙胜

浪里百跳张顺霹雳火秦明

活阎罗阮小七立地太岁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

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

小旋风柴进金枪手徐宁

扑天雕李应赤发鬼刘唐

一撞直董平插翅虎雷横

美髯公朱同神行太保戴宗

赛关索王雄病尉迟孙立

小李广花荣没羽箭张青

没遮拦穆横浪子燕青

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

铁鞭呼延绰急先锋索超

拼命二郎石秀火船工张岑

摸着云杜千铁天王晁盖

这三十六人之中，许多人的姓名和江湖绰号在后来施耐庵写作《水浒传》时起了变化，而且梁山好汉中其实并没有女性，之所以加入了三位江湖女侠（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也可能是为了让梁山好汉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因晁盖早死，众人便推呼保义宋江做了头领，凑足了三十六天罡之数。在《大宋宣和遗事》一书中，明白无误的写着，宋江聚义的地方是太行山梁山泊，而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却把水泊梁山地理位置定位于山东省梁山县境内，而在中国地理图上，我始终没有找到太行梁山所在，难道二者并无矛盾，此地为太行余脉延伸至鲁西南处？此为存疑，期待有识之士能够解答。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心目中仅有两个好官，一个是宿太尉，另外一个就是本文中所说的张叔夜，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这位北宋末年名将的生平事迹，张叔夜（1065-1127），字嵇仲，永丰（今江西广丰）人，为人刚正，嫉恶如仇，因抗辽军功而累迁至枢密院院事（宋军事机构长官），时奸臣蔡京当道，张叔夜官场三起三落。靖康年间，金兵围困京都，张叔夜组织军民在京畿地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保卫战，后因寡不敌众被金兵俘获，在随徽、钦二帝北迁途中绝食而死，其人品性可谓一生高洁，死亦得其所。

梁山好汉的故事代代相传，自宋、元至明清，流传版本众多，脍炙人口，甚至后世还衍生出《水浒后传》来，梁山英雄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形象千百年来不知打动了多少读者？他们豪侠仗义、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英雄壮举，成为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读者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尽管小说家言与历史的真实有着一定的出入，但这丝毫不影响《水浒传》这部古典名著成为中华文学史上最为灿烂夺目的奇葩，而作者施耐庵也同样堪称中国最为伟大的文学家之一。

10.宋朝的高考状元郎究竟有多牛

随着高考阅卷渐近尾声，各省高考状元郎陆续出炉，这些天之骄子们随即引发了海内外名校争抢人才资源的明争暗斗，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更是一场残酷而惨烈的交锋，为现代人才博弈论增添了新的注解和内容，抢夺高考状元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名利双收，意味着超强的竞争力。于是各大高校使尽浑身解数，竞相承诺许愿，各地高考状元郎真正成为了稀缺资源，像唐僧肉一样被争来抢去。老蔡想起了《天下无贼》中黎叔的一句话，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

不独现代高考状元郎享受着这种被人顶礼膜拜的特殊待遇，即使是在中国古代，状元郎们也一样大受朝廷和民间青睐，而读书人想要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和抱负，最直接和最有效应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一旦金榜题名，则意味着前程似锦，荣华富贵，直至实现自己终极的理想信念。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个朝代，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儒家教化目标，这就是宋朝。

北宋时期，国家政务院里的高官大多来源于读书人，担任宰相、副宰相职责的国家中常委一二把手里科举出身者高达90%，到了南宋，这个比例只会更高。宋朝继隋唐发明科举考试后，把国家录取高级公务员的这项制度发展得更趋完备和规范。北宋的两位老祖宗，太祖和太宗虽然出身行伍，但对读书人可谓欣赏有加，关怀备至。一则因为他们不太相信勋臣旧将，那些戎马一生的赳赳武夫，总怕他们再度上演自编自导的陈桥兵变，把赵姓江山变了姓。二是因为他们深知守成年代，不能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因此给了读书人一个绝佳的发展上升的空间和挺身跃龙门的巨大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不同于以前历朝历代，对于科举考试高中者即授实职，也就是说，一旦你金榜题名，国家就会给你一个大大成熟的桃子，让你跃上龙门后衣食无忧。这在隋唐时候是无法想像的，即使你科举高中，也得历练一二，然后根据你的现实表现得授实职。宋人田况在《儒林公议》中有过记载，“宋太宗临轩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二郡符，迁擢荣速。”就是说，国家元首赵老二亲临放榜现场，凭窗伫立，高喉咙大嗓门嚷嚷：“我宣布，凡高中状元及前五名者都外放各地任通判”。通判是个什么官儿？副省级，一州之长的副手，老赵可真舍得啊。不止如此，凡高中外放者都被朝廷记录在案，而且升迁异常迅速。

宋朝对于读书人真是好，所以爱拼才会赢，天下读书人削尖了脑袋似的往科举考试里钻，而宋朝对于读书人科举考试的门槛设计也是比较低的。比如北宋初年，太宗就亲自担任国家高级公务员招录领导小组组长，接二连三对读书人进行大规模的笔试和面试，想要像唐太宗一样把天下读书人尽行罗致彀中，其求贤若渴心态极为迫切，史载“太宗每临轩试士，中第者不下百人”，但是这种皇帝直接面试的办法虽然也能罗致人才，但良莠不齐，滥竽充数者也不少，当时就有人议论此非选士之法，大臣王禹偁上书直言，要求太宗还是把为国家选仕的职责交给教育部门。

宋朝高举中第的状元郎，一般不出十年就会进入权力中枢执掌权柄，成为朝廷新贵，并做为政务院的一二把手发号施令，奇怪的是这种火箭式的窜升之道早已被常人所认可，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反认为理该如此，可见宋朝的社会风化对于读书人来说真是宽松异常，且极为难得。仅太宗至仁宗朝50多年间，就先后有王曾、吕蒙正、李迪、宋庠等一代名相皆为如假包换的状元郎，其次担任参知政事和枢密使等宋朝重要领导人的还有如下状元郎，杨砺（北宋首位状元）、王嗣宗、苏易简、陈尧叟、张观、蔡齐、王尧臣、冯京等，这些人要么工于诗词文章，要么在政务上多有建树，为北宋文官政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北宋的状元郎有多牛？从他们担纲朝廷重任并为北宋初做出的政清人和的贡献中就可以看出来，国家没有亏待他们，而他们则以天下为己任，很好的履行和发挥了在其位谋其政的重要职责。不独如此，状元郎的身份和地位在社会上也是极为显赫的。宋人田况在《儒林公议》中非常详尽的写出了这种场面，每次状元及第后，则朝中公卿百官无不为之注目，即使权力至尊无上者也为之动容。按照旧例，状元要游街示宠，自崇政门出东华门，围观者遍布大街小巷，人们摩肩接踵，观者如堵，锦鞯绣毂，追逐争先，甚至有登屋顶而从上往下鸟瞰者。平头老百姓人人钦羡，欢呼声震动京城。

针对状元郎这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尊崇无比的壮观景象，不免就有失意者以酸葡萄的心理发出置疑声，时有洛阳人尹洙，因为好古文和精通兵法，平时自视甚高，桀骜不驯，尤喜与人争论，他就持一种异议，尹洙曾经说过“状元及第，比大将军拥兵千万，收复幽燕，驱逐强敌于沙漠中，凯旋归来，献捷于太庙，还要更加殊荣光耀千百倍”，由此也可看出状元郎在宋朝时那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特殊荣耀，当真是十年寒窗无人知，一朝成名天下闻。宋朝时的状元们比今天披红挂彩，领着当地政府重奖的那些高考状元们牛多了。

由于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在宋代社会受到了极高的重视和推崇，所以在宋朝，人们评价一个家族的兴盛程度的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家族有几个考中科举的男子和几个嫁给科举出身者的女子。如此一来，宋朝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即“榜下捉婿”，皇帝殿试后，即行唱名，宣布状元归属，紧接着是为科举高中者举行宴会，从唱名到宴会这段过程中，当时的富户和官宦之家就会竞相观望和打量这些新及第的读书人，从中挑选自己满意的人选，行情好时，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

不仅富户要抢新科状元，以期光大门户，就连当时的高官之家也不放过这个为自己女儿挑选东床快婿的绝佳机会，宋人笔记中多有这种现实版的记载，比如宋仁宗时，颇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叔父张尧佐看中了刚及第的状元郎冯京，就派人把他拖到家中，并冒称是皇帝的旨意，还摆出了丰厚的嫁妆，而冯京只是“笑不视，力辞”。当时的富豪之家甚至拿出千万缗的彩礼钱来取悦和诱惑状元郎，以期钓得金龟婿。宋人在择婿方面有时是饥不择食的，只要你是新科高中者，有时连人品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名人寇准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当时人品很差的高清，而不管不顾此人的声名狼藉和当时仕子们的嘲笑。

还有更搞笑的，在宋元语林趣话中就记载有一位叫做韩南老的福建人，殿试时已经七十多岁了，随着其及第高中而蜚声乡里，许多人都认为他非常了不起，想与他拉上关系，甚至有一富者竟托媒人前来求亲，想把年轻貌美的女儿嫁给他。韩南老觉得可笑，遂吟一首打油诗作答，诗云：“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着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搞笑归搞笑，由此也可看出宋朝时文人士大夫的地位之高，尤其是高考得中者状元郎那种前无古人的尊崇感和优越感。

与今人不同，宋朝是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状元郎凤毛麟角，不像今天，各地自主招生，古今含金量不可同日而语。在宋朝做个状元郎既实惠又牛皮，简直是一件风光无比的美事，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宋真宗赵恒所说的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和颜如玉的终极理想，而一条由国家铺就的阳关大道随之为你展现，昂首阔步走在这条洒满阳光的仕途之路上，郎里个郎，要多惬意有多惬意。由此可见宋朝的状元郎有多牛？其远比今之学子们拽多了。

第六章 民间八卦

1.唐朝那些风华绝代才子们的奇闻轶事

宽松的政策，开放的社会，使唐朝诞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星河灿烂的诗人，据有关专家统计，仅《全唐诗》就收录了2339名诗人4万多首唐诗，这些大诗人们活跃在唐朝的各个时期，独领绝代风骚，让现代人高山仰止。除了诗人们谱写的华彩乐章以外，唐朝因为继承和完善了隋朝的科举制度，使天下读书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抱负，文官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读书人能够济济一堂，尽情施展绝学和才华，盛唐出现了文化复兴的征兆，也涌现了许多才子们不为今人所知的逸闻趣事。

唐末五代人王定保所著《唐摭言》中记载了多位才子让人瞠目结舌的绝活，让人叹为观止。大家都知道，王勃是个神童，六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妙笔生花，把诗歌辞赋作得行云流水，花团锦绣，就在他溺水身亡的那一年，即27岁时一时技痒，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篇《滕王阁序》，王勃之死其实是是天妒其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王勃还有一个哥哥，叫做王勮（读作据），此人也是一个天才少年，20岁时就已经金榜题名，成为负责太子饮食事务的官员了，高宗开耀年间，被提拔为给皇帝撰写诏书的秘书郎。有一次，皇帝的五个儿子同一天被册封为王出就封国，就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有关部门却忘记了提前准备册封诏书，等到百官听宣来到朝廷后，才想起坏事了。就在几个总理大臣面面相觑，惊惶失措时，王勮面带笑容挺身而出，各位大人，不必担心，看我的好了。王同学马上召来五个小书吏，让这五人一人一个书案，一人手执一枝笔，自己摇头晃脑，口占分写，不到一柱香的功夫，五纸诏书已成，难得的是每道诏书都文采斐然，语句端庄典雅，满朝官员为之叹服。王同学凭着他敏捷的才思，被加授为中科院文学所院士，并兼任人事部常务副部长。王家几兄弟都是当时的大才子，但结局都不太好，王勮与其弟王勔后因所交非人，受谋逆罪牵连，早早死于非命。

诗仙李白也有一段经典趣闻，唐玄宗开元年间，诗人好不容易得到道士吴筠推荐，被风流帝王唐玄宗召至长安，供奉于翰林院中，但这个才华横溢的主儿眼看自己只是附庸风雅的帝王喜见文化盛世的一个摆设，所以心灰意冷、放浪形骸，天天与酒结缘，整日里醉醺醺的。有一次，玄宗李隆基给他布置了命题作文，要他撰写《白莲花开序》，还要他做十首不同内容的《宫词》，这位玄宗朝第一大诗人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天天醉里看花，喝得昏天黑地，玄宗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见李白呈上一文半纸，就吩咐他最宠信的太监高力士前去催促，老高跑去一看，坏了，李白醉得一塌糊涂，老高端来一盆凉水兜头浇下，然后把李白带到玄宗面前，玄宗索文，李白满不在乎的说，多大一点事儿？至于耽搁我饮酒吗？然后于御前索笔，文不加点，倾刻间，序言和十首宫词一蹴而就，让喜爱才子佳人的唐玄宗惊呆了。曹植七步成诗，但与李白相比却相形见绌，李白是谁？是诗仙而不是人，神了。

文化名人温庭筠，就是每次考试都想着作弊，把考场当成市场，最早形成考场产业，以获取最大利润，喜欢充当考生们枪手的那位主儿。每次作文都无暇打草稿，而是端坐在书桌前，做起文章来就把手在袖子里笼一笼，然后一吟就成了，考场人送外号“温八吟”。另有一说，说温大才子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晚唐科考律赋规定，八韵为一赋，每次考试，押官韵作赋时，老温不急不躁，叉手一吟便成一韵，八次叉手即可完成八韵，人又送外号“温八叉”。与之相仿的是另一个才子叫做段维晚的，这个人作起文章来辞藻华丽，以机智灵敏名闻于世，这位段公子更有意思，科举考试考律赋时，喜欢吃煎饼，每次只要吃一个煎饼，一韵即成，八韵竟然要吃八个煎饼，而文章出来后则字字珠玉，让人拍案叫绝，这位段公子的怪癖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除了文化名人，民间也有一些毫不逊色的才子，让人惊叹于其下笔千言，才思泉涌的神奇。据《封氏闻见记》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四川广汉有一个小官吏叫做张陟，此人自言有一特长，能够在各种考试中作万言命题作文，到了中书省（唐代中央决策机构）考试这一天，张陟来劲了，在众目睽睽下开始炫耀自己的绝学，他征得宰相同意，让工于书法的三十个小吏在庭中环绕一圈，执笔而坐，而自己则身处圈子中间，然后让主官命题，张陟略加思索，依题而做，口授笔写，如此周而复始，到了午后，三十人诗笔俱成，张陟依文数字得七千余字，就这还不满意，非要坚持做到万言。一旁赞不绝口的宰相赶紧制止，七千字已经足够了，又何必万言呢？张陟的事迹轰动了朝野上下，朝廷马上下旨赏赐绸缎布帛，然后将这位优秀人才收于国子监广文馆中，时人送雅号“张万言”。

还有更了不得的，开元时期，山西上党那儿出了一个神童，叫做常敬忠，你瞧瞧，不但这名儿起得好，皇帝一见就喜欢，本事也不小，十五岁就通过了明经考试而及弟，过了几年，五经更是烂熟于心，于是向朝廷毛遂自荐，说自己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凡是自己读过一遍的文章，都可口述千言。皇帝下诏让中书省进行测试，燕公张说问他，学士你一遍能诵千言，十遍能诵万言吗？常大才子对曰，这个没有试过。张说找出一本平常人很难见到的古书，令其通读十遍后背诵出来。常大才子席地而坐，聚精会神研读眼前这本书，每读一遍就用手指画地而记，读过七遍后，弹地而起，说可以背诵了。张说有点不相信，坚持让他通读十遍。常大才子说如今我七遍已行，又何必非要十遍呢？张说于是拿着书，对照着检查有无差错，常大才子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开背了，背完之后，居然与张说手中古书不差一字，当时在场的人都惊为天人，无不感慨和欣羡。测试结束后，皇帝赐绿衣一件，赏赐钱物无数，令其为东宫太子属官，专门侍讲《毛诗》，也许是常大才子太有才了，在后来的一百天里，竟然三度改官，皇帝隆遇不断，但也正是因为他太有才了，为同辈中人所嫉妒，早早就被人下毒害死。

唐代书法家柳公权虽然以楷书著称于世，但此人同时也是一个才思敏捷的大诗人，《唐摭言》中披露了他的一则趣闻。唐武宗李炎在位时，对宫中一位嫔妃非常不满，一直想找个机会给收拾了，这一天心血来潮召来了柳公权，面带愠色的对老柳说，朕将降罪于此嫔妃，但是有个条件，如果你能作出一首让我满意的诗文来，我可赦免此妃无罪。这叫什么事？武宗皇帝真是闲得蛋疼，你的嫔妃关柳才子何干？老柳一想，这究竟是考究我的学问呢？还是寻机找事，总不会怀疑我给皇帝戴绿帽子吧？不过这救人一命是好事啊，于是欣然同意。武宗一指御前数十幅蜀锦，就题在这上面吧。柳公权稍加思索，口占一绝，提笔一挥而就，“不忿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柳才子这是在代那位失宠的嫔妃诉说心声啊，果然武宗一见之下，大喜，赶紧让宫妃拜谢柳公权救命之恩。这一出叫什么？应该叫做“才子赋诗救佳人”。

元代辛文房所作《唐才子传》几乎将唐朝最负盛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才子们事迹都收录其中，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名垂后世的恢宏篇章为我们再现了唐朝文化事业的兴盛和繁荣，唐朝为何会涌现出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才子们？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唐朝社会的开放以及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强盛，当然也离不开科举制度促使天下读书风气盛行，尤其是科举中诗赋的硬性规定。当然民族融合，兼容并蓄也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政治上的宽松和言论的自由，以及帝王的个人喜好和士大夫阶层的兴起。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说到底，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才是文艺复兴的根本原因和前提条件。

2.唐朝那些传奇女子们的轶闻趣事

唐代文人笔下记载了许多聪明睿智女子们的轶闻趣事，这些女子们有的出身于名门望族，有的出身微寒而流落于江湖。有的深明大义且具有远见卓识的睿智眼光，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而消灾弥祸；有的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情巧妙脱身，避免被豪强污辱而名节受损；还有的刚正不阿不惜以决绝的态度维护自己的尊严。唐朝文人们巨笔如椽，在大量的笔记中为我们再现了大唐时期社会各个层面的女子们绝代风采，立体式描述了那个特定社会环境下女子们的真实生活场景，隐隐从中透视出唐朝社会一幅丰富多彩的世象浮世绘。

◎机智避灾祸

武则天时，太仆卿（九卿之一，管马政）来俊臣位高权重，深得女皇宠信，朝廷官员们唯唯诺诺，既怕他，又不敢过分亲近和疏远他，因为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得罪了这位以罗织罪名而著称的酷吏。这位酷虐成性的“弼马温”曾经发明了最荒诞最简单的告密法，即在午门外，用石碑刻上百官姓名，然后投石击打，哪块石碑倒下，就依碑索名，让手下人密告哪位，所以朝廷之上人人自危，这种天怨人怒的过分做法无疑玩火自焚。可是当时的林业部部长侯敏却处处讨好，苛意巴结来俊臣，以期借此避祸。他的妻子董氏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这位贤惠而聪明的妇人经常劝告丈夫，老公啊，来俊臣这个人，国贼也，别看他现在得势，毕竟会兔子尾巴长不了，一旦事泄身败，做为他的余党必定会引来杀身之祸，你可千万要敬而远之，不可自陷是非之地。枕边风吹得多了，侯部长一想有道理就逐渐收敛了自己的奉承之心，对来俊臣若即若离，这种不咸不淡的态度惹怒了权倾一时的来大官人，于是侯同学被贬到了涪州（今重庆涪陵）一个叫做武龙的小县任县长，巨大的落差让侯同学立马就草鸡了，垂头丧气的，就想乞求皇帝弃官归家。董氏估摸着这一上诉，必定会惹怒睚眦必报的来俊臣，弄不好连命都保不住，赶紧制止丈夫的鲁莽行为，并好言相劝，快走，千万别再上诉，离开这个险恶之地。两口子晓行夜宿，好不容易赶到涪州，一路上所闻所见让董氏忧心忡忡的，原想避祸，但涪州武龙也非久留之地。董氏心生一计，到了州府，投具名刺时，故意错题了一纸文书。州官看完后勃然大怒，他姥姥的，连自己的名帖都题不好，还能当县官？于是拒不盖印放行。侯同学长叹短吁，郁闷至极。董氏笑着说，既来之，则安之，权且住下，为何要急着上任呢？这一住就是五十多天，这期间，忠州叛军攻破了武龙县城，杀害了原任县长，并掳掠了其家上百口人，而侯同学全家因为没有北上而得以保全。再后来，来俊臣积祸有余，终被朝廷下令除死，而所附余党尽皆发配岭南，侯同学又得以免祸，全家过上了安宁小康的幸福生活。

刁德一参谋长说阿庆嫂，这个女人不寻常。侯同学的这位妻子着实让人刮目相看，有能力，有智慧，让人非常诧异的是董氏的远见卓识和未卜先知，她能够通过自己的冷静观察和缜密分析，逻辑推断出合情合理的发展态势而消灾弥祸，这样的贤内助可遇而不可求，妇有时并不以夫荣，而夫有时则以贤内助而幸，并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独善其身，董氏给现代官场上的太太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巧脱性侵扰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唐朝女子更是冰雪聪明，她用自己的智慧铤而走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既避免了自己身死被污，在为自己赢得尊严的同时也保全了家人的安全。话说唐德宗年间，宗室滕王非常荒淫好色，但凡朝中大臣只要其妻美貌，滕王无不淫遍，这个恶棍每次都用同一招术，假借王妃召唤，只要百官家眷进入滕王府，即行无礼举动。当时，时任小秘书的崔简妻子郑氏刚到京城，滕王听说这位女子貌美如花，于是心痒难禁，故技重施，马上命手下人借王妃之名召唤，这下小白脸崔简慌了手脚，不去吧，以滕王之淫威必定没有好果子吃，去吧，摆明了羊入虎口，必被滕王污辱。看着夫婿举手无措的茫然，郑氏挺身而出，一脸凛然的告诉丈夫，别担心，昔日晋惠帝（史上著名傻瓜皇帝）的妃子，尚不惧怕北方胡人的淫威，如今天下太平，朗朗乾坤，天理昭昭，滕王就敢光天化日之下行此奸邪之事吗？于是郑氏就随着王府下人前往滕王府，等到郑氏抬脚刚刚迈入暖阁之时，滕王就迫不及待的扑了上来，郑氏急得大喊大叫，王府左右仆从匆忙作答，这是滕王殿下。郑氏不屑一顾的说，胡说，怎么会是大王？大王怎么会做如此禽兽不如的事情？一定是家中奴仆狗仗人势。滕王欲火中烧，屡次三番扑向郑氏，郑氏急中生智，顺手脱下一只鞋子痛击滕王头部，然后毫不畏惧的扑上去，在拉拽撕扯中抓破了滕王脸面，顿时滕王脸上血流不止，动静越闹越大，惊动了深闺中的王妃，王妃怒气冲冲的赶来，滕王眼见事情败露，自认理亏，心有不甘的放还了郑氏。郑氏以死抗争保全名节，全身而退，反弄得滕王灰头土脸的，那些听闻此事的百官妻女们，两下相比较，无不羞惭万分。

◎宁死不受辱

唐朝时还有一民间女子叫做玉英，长相姝美，随同犯罪的丈夫被流放至荒僻的海南儋州，好不容易小俩口长途跋涉到了南海边，却被海盗所抢掠，而丈夫不幸被杀身亡，海盗们见玉英长得漂亮，就起了邪念，想一拥而上。玉英擦干眼泪，从容不迫的对盗贼们说，我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一人不足以服侍众人，你们可以推选出一位公认的英雄豪杰，我一定会好好服侍他的。海盗们被玉英的冷静所震慑，于是就请玉英换衣妆扮。玉英巧施淡妆，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趁众贼不注意，一个箭步冲向船头，厉声喝道，我是好人家的女儿，怎肯受你们这帮贼子污辱，不如投身大海，死了干净。说完毫不畏惧，纵身投入了大海，而船上的一帮海盗则面面相觑，同时无不为这样忠烈的女子所折服。

◎母教子清廉

不独官场民间有这样忠贞节烈的女子，还有像监察御史李畬的母亲这样深明大义的妇人，李母早年寡居，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平常里就一直教育儿子做个清正廉洁的好官。有一次御史衙门送来李畬的禄米，李母打发走下人以后，发现所送官俸中多出了三石粮食，就问李畬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小李子面对母亲的质问，毫不在意的说，这是官场旧制，给御史发放的禄米斗斛都是尖尖的，从来不刮平。李母又问送米需要付出的脚钱是多少？小李子得意洋洋的回答，给御史送米，还用给脚钱吗？李母闻言勃然大怒，狠狠的将小李子修理了一番，然后让儿子将多余的禄米送回去，脚钱也一一照付，小李子找到管粮食的官员，依律论罪，其他的御史们看到这一幕则一个个面有愧色。正是因为李母对儿子的严格要求，所以造救了李畬在唐史上为官清廉的名声。

穿越时空隧道，我们可以看到唐人笔记下的许多女人们聪明睿智的一面，唐朝虽然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但是做为一个女人的底限和原则依然需要固守，唐朝女子冰清玉洁，冰雪聪明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唐朝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女人们的另一面。大唐盛世的锻造依靠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和大唐王朝治下底层民众的配合，亦是中华传统道德的某种潜移默化。女人们也是支撑社会发展的基石，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唐朝这些独具特色的女人们对于今之趋潮女性是否也有着某种榜样和启示作用呢？

3.唐朝妒妇警示小三上位如何心狠手辣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适度的嫉妒催人奋进，可以让女人变得更加可爱。而过度的嫉妒，因妒生恨，因妒生怨则会使女人之间出现你死我活的争斗。古代宫廷之中，因嫉妒而狂暴，因嫉妒而残忍，因嫉妒而血腥的女人大有人在，且酿成了古代后宫中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史上三大女强人吕后、武则天、慈禧即是此种权力欲极强，妒由天生并因此在后宫中掀起腥风血雨的可怕女人。即使是在古代普通家庭，男人三妻四妾，女人们争风吃醋的闹剧也无时不在上演。就算是现代女性，借助微博还时不时流露出一股醋劲和酸意，前不久，娱乐圈中的两大美女姓霍的和姓黄的交恶骂战升级，就隐约可见为了争宠，不惜撕破脸皮的妒妇作派。

老蔡俺看着微博上的两位美女大打口水战，争当妒妇怨妇的情形，就想到了唐代文人笔下的几则妒妇故事，但愿能对现代女性起到一点警示作用。第一个故事：河南嵩阳杜昌的妻子柳氏是个远近闻名的妒妇，昌哥们儿有一个婢子叫做金荆，有一天杜昌沐浴更衣后，让婢子金荆给他理发，不想却被柳氏看见了，柳氏醋意大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冲进厨房拾起一把菜刀，将金荆的两个手指头剁了下来。没过多久，柳氏外出，被一狐狸咬伤，两个手指头无故脱落。杜昌另有一小妾唤做玉莲，流行歌曲唱得好，杜昌时常击节赞叹，柳氏妒火中烧，竟然把玉莲的舌头喀嚓一下给割下来了。后来柳氏无缘无故的口舌长疮，脓血不断，疼痛难忍，急忙烧香拜佛前往禅师处忏悔，禅师告诉柳氏：“夫人，你的忌妒心太强了，先前截断别人手指，所以你的手指也失去了，后又割掉她人舌头，今天你活该得到上天惩罚，舌头也将不保，但是你有悔过之心，或许还能补救。”柳氏叩头如捣蒜，求禅师救命，禅师让其大做道场，七天后，令柳氏张口，禅师念起咒语，从柳氏口中取出两条一尺多长的蛇来，蛇出，柳氏口舌完好如初，自此后，柳氏老老实实低头做人，不复再妒。

柳氏口中这两条蛇很有意思，它代表着忌妒之心人皆有之，控制不好，伤了别人，也会重创自己。这个关于柳氏因果报应的故事很明显有点悬疑，不过故事在当时却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它告诉世人做人要本分，安分守己。因为妒忌之心可以毁掉别人，也能毁灭自己。只是被柳氏所伤的那两名女子太悲惨了，而柳氏丈夫杜昌则是个软弱的妻管严，像柳氏这样的凶悍妇人怎不扫地出门？

接下来的第二个故事，更有意思了，因为因果循环、轮回报应到了无辜的下一代身上，而让嫉妒的母亲一辈子背负内心的愧疚。贞观中，濮阳范略有妻任氏，也是一个既妒且悍的泼妇，范略喜欢一婢，任氏一怒之下将这名婢子的鼻子割了下来。稍后，任氏怀孕产下一女，无耳无鼻，是一怪胎，此女长大后，偶遇这名被割掉鼻子的婢女，大概是奇怪两人相貌怎会如此相似？这名婢女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描述了一遍，二女抱头痛哭，自此后，此女深恨其母，终生不复与任氏搭话，而任氏自知罪孽深重，然悔之晚矣。

武周时广州某地有一位副县长胡亮跟随长官周仁轨前往征讨少数民族，战争结束后顺便掳掠了少数民族首领的小老婆，回到家后宠爱异常，他的妻子贺氏不干了，心里恶狠狠的念叨着，让你花心，让你薄情。趁胡某上班不在家的时候，用烧红的铁钉子将这位美貌非凡的女人眼睛烙瞎了，此女亦是一个烈性女子，随即上吊自杀了。后来贺氏有孕，产下了一条小蛇，双目无睛。贺氏吓坏了，赶紧请来得道高僧询问，僧人说，夫人你曾经用铁钉烙了别人的眼睛，心肠恶毒，所以得到报应，这条蛇就是被烙女。你好生伺养着这条蛇，就可以逢凶化吉，否则将会大难临头。贺氏胆战心惊的养着这条蛇，不敢让丈夫发现，一两年后，此蛇渐渐长大，贺氏每天都把它藏在衣被中。忽一日，丈夫胡亮不经意间掀开被子，见到一条大蛇，大惊失色之下一刀斩杀。贺氏马上两眼俱枯，再也不能视物，夫妇追悔莫及。这个故事颇有点《聊斋志异》的味道，唐代文人的想像力实在丰富。

第四个故事，唐朝有关妒妇的官司还打到了冥司，这种玄幻的手法寄托了时人惩恶扬善的迫切心情和朴素道德观，那时的人们对于因果循环和报应之说深信不疑。话说湖北荆江有个枝江县副县长张景江，喜欢小老婆，其妻杨氏非常嫉妒，有一天，景哥们外出办事，杨氏妒火中烧之下失去了理智，索性一刀把这位姿色出众的小老婆给杀了，然后毁尸灭迹，抛于厕所，张副县长回来后，杨氏撒谎说，你这位宠妾水性杨花，和别人私奔了。这位被冤杀的宠妾死不瞑目，一缕冤魂径直飘往冥司，见了冥司判官，就把自己的悲惨身世哭诉于前。说来也怪，自从杀死了自己的对手后，杨氏就得上了一种怪病，久医不治。冥司托梦给张某告诉了他前因后果，张某省悟，再三质问之下，杨氏承认了所作所为，冥司判官让杨氏于厕中取出残骸，焚香祷告，厚加殡葬，然而冤死的鬼魂却始终不肯放过杨氏，一个月后，杨氏暴卒。

辜鸿铭曾经有段名言，为男人三妻四妾公开辩护，说男人妻妾成群就好像一个茶壶，正好配上几个茶杯。你说这茶杯多了，相互间又怎能不磕磕碰碰？唐代文人笔下的妒妇一般来说，都是正室，即明媒正娶的元配夫人，这就很说明一个问题，随着女人年老色衰，男人总会喜新厌旧，妒妇们的心理扭曲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随着逐渐失宠，她的家庭主妇地位和经济掌控能力也会随之削弱，妒妇心理形成与男权社会休戚相关。在封建社会里，畸形的婚姻制度导致家庭失去和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妒妇也是一种牺牲品。只是到了现代，因受现代婚姻法限制，富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导致小三上位，以及娱乐影视圈的潜规则影响，无数妒妇再度上演一幕幕闹剧，则又当别论了。

女人为情嫉妒让人同情，但是过分的嫉妒却会毁灭一切。女人的嫉妒正如男人的花心都是与生俱来的，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女人的可悲和无奈之处。

4.唐朝的吝啬鬼形象堪比世界四大名著

“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是大唐帝国繁华的两个峰值，除此之外，唐朝并非全是歌舞升平和雍荣华贵，也非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的奢华，而是在危机四伏中生息延续。唐朝社会百味杂陈，世象浮生，各色人物在唐朝文人笔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世界名著中有著名的四大吝啬鬼形象，如阿巴贡、泼留希金、夏洛克和葛朗台，而唐朝文人笔下的吝啬和贪婪之人亦不遑多让，这些生活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世俗中人，被唐代文人刻划的入木三分，读来呼之欲出，令人不禁莞尔。

唐朝时有一个叫做夏侯处信的人，做官做到了荆州地区的副长官。有一天，家里来客了，夏侯长官命令仆人准备饭菜，仆人素知主人秉性，不敢擅自做主，就趴在主人耳边请示需要和多少面，夏侯处信说，两个人两升面就可以了。仆人进去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出来，客人眼见宴请无着落，于是借口有事先走了，夏侯先生急忙喊仆人住手。仆人屁颠屁颠的从厨房里跑出来，说面已经和好了，夏候先生指着仆人的鼻子骂到，你就不会慢点吗？机灵劲都跑哪去了？敢情这位夏侯爷只说不练，玩空手道。还没完，夏侯老爷沉思片刻，对仆人说，你把它全都烤成饼吧，等老爷我下班后回来吃。仆人噘着嘴面红耳赤的下去了。还是这位夏侯老爷，平时非常吝啬，但老小子有个特殊嗜好，爱吃醋，莫非小家子气的人都爱吃醋？但这位爷吃醋也喜欢吃独食，平日里总用一只瓶子装上一升醋，专门留着自己吃，家人连一滴都别想吃到。有一天，仆人告诉他，老爷，醋没了。夏侯老爷将瓶子倒转过来，使劲控，勉强控出几滴，然后用嘴吸进去了。夏侯老爷在钱财上从不相信任何人，凡是上街买东西，都必须亲自付账，别人想从他那儿抠出一个大子儿，门儿都没有。瞧瞧这位，像不像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大师莫里哀笔下爱财如命，吝啬成癖的阿巴贡？

南阳有一个人，家里非常有钱，但是却非常吝啬。冬至那一天，他的女婿提着礼品回来看望老丈人，他只准备了一瓶酒，几片獐子肉。女婿恨老丈人准备的食物太少，举起酒瓶一口就喝干了。老头非常惊讶，不得已又打开了一瓶酒，女婿负气又干了，如此添了好几瓶酒，老头心疼的不得了，就生气的对女儿说，瞧瞧你丈夫这德性，简直就是一个浪荡子，因为好喝酒，所以你们家贫穷，可千万别在我这里打什么主意。结果等他死后，几个儿子争夺财产，长子被杀，钱财里生出祸端来。当时还有个大官叫做裴璩，做官都做到了宰相一级，却非常吝啬，能从别人遗弃的骨头缝里榨出油来，他在江西做地方官的时候，家庭应用的各种器具，全都是新做的，他都放在屋里存放起来，舍不得用。每次请人吃饭，他舍近求远，舍新求旧，从不用自己的餐具桌椅，而是专门到别的官员家里去借，上官登门谁又敢不借？瞧瞧这两位，活生生的守财奴，与俄国文学大师果戈理的名著《死魂灵》里处心积虑的吝啬鬼泼留希金有什么区别？

说起狡诈凶残的守财奴和吝啬鬼，唐人张鷟在《朝野佥载》中有着这样详细而传神的记载，有个名叫夏侯彪的人，是个食肉动物，素喜荤腥，但是他吃肉，别人连汤也别想喝。有一次他吃的肉食生了虫子，但他舍不得丢掉，因为送客人出门，仆人就偷吃了一块肉，他回来发觉后大发雷霆，想了一个非常恶毒的歹招儿，捉来了一大堆苍蝇让仆人当他的面吃下去，仆人不堪忍受这种污秽，恶心难耐，就把吃的肉全吐了出来，你不是想吃肉吗？吃苍蝇吧，至于我的肉，你得一点不剩的给我全吐出来。无独有偶，当时安南的驻军司令邓祐是韶州人，家里非常富有，有奴婢上千人。家里面好吃的东西他都留着自己吃，独食吃惯了，接待客人时也不肯拿出来。他的孙子贪嘴，偷吃了一只鸭子，邓祐煞费苦心的安了个擅自破坏家产的罪名严加处置，他下令仆人打了他孙子二十鞭子。广州还有一个中级军官叫做柳庆的，他自己单独住一个房间，所用的东西和吃的食物都放在卧室里，有个仆人私自拿了一小撮盐，柳庆将他用鞭子抽得浑身是血。上述这些狡黠、凶残的贪财者与英国杰出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塑造的夏洛克其贪婪本质别无二致。

唐末著名诗人韦庄其吝啬程度也让人叹为观止，虽然书读得多，诗写得好，但是却吝啬到了数米下锅、称柴烧火的地步，如果家里烤熟的肉少了一片，他立即就能觉察出来。他八岁的儿子死了，妻子准备让儿子穿着平时的衣服下葬，韦庄却说，死人何需盛装，太可惜了。于是将衣服剥了下来。然后用一领旧席子将儿子的尸体裹了出去，掩埋完儿子，他又将席子拿了回来，做父亲的薄情寡恩到这种地步，实属少见。如果说韦庄因为家境贫寒尚可以宽恕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位，贪婪吝啬的就让人捧腹了。山东密州（诸城）有个军政长官叫做郑仁凯，有一次，他的仆人来告诉他鞋子磨破了，央求他给置办一双。郑仁凯却说：别急，我替你找一双鞋。一会儿，看门人穿着新鞋走过来。郑仁凯厅前的树上有一窝啄木鸟，郑仁凯灵机一动，叫看门人上树去掏小啄木鸟。看门人脱了鞋子光着脚爬上树去，郑仁凯使个脸色，让小仆人穿上看门人的鞋赶紧溜掉。看门人下来以后只好光着脚走路，郑仁凯却露出了有恩于别人的得意神态。上述之人这种对吝啬的执着和疯狂，堪比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笔下的典型吝啬鬼葛朗台。

唐代文人用自己的笔记体小说为我们记载了许多贪婪吝啬者的可鄙形象，唐朝虽然物华天宝，开放程度极高，但同样也是一个社会万花筒，小人物也占据着一席之地，历史远比现实丰富，社会也远比闭门造车而生动，世界名著中的著名吝啬鬼形象更是无一不能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对号入座，只是后世那些玩笔杆子的却不能写下一部世界范围流传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今人之汗颜是否有些愧对先人？而诺贝尔文学奖始终与中国作家失之交臂，文学界又反思了多少？

5.唐朝那些人鬼情未了的风流韵事

宋人笔记中，屡屡记载着一些有关唐朝时发生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虽然荒诞不经，但口口相传，或者以讹传讹，或者道听途说，再或者以当时的认知水平根本就无法解释，因而留下了大量神秘而灵异的故事，这些故事中隐隐潜藏着唐人的独特的风俗和民情。今人读来，颇感新奇。更有意思的是读过这些故事后，竟然发现颇有点像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以及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的野狐禅说，难道蒲、纪二人师承唐宋笔记？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宋人笔记中留存着大量关于女鬼的传说，是否符合唐朝时女性地位低下的实际情况？或者隐隐契合了“狐媚偏能惑主”的一种对女性的不满，其春秋笔法似乎颇有些直指大周皇帝武则天的嫌疑。

宋人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中记载了不少此类故事。且看这一则，唐中和年间僖宗在位时，有一士人叫做苏昌远，其居住于苏州姑苏台属地一个离官道十里左右的小庄内，吴中水乡，菱角荷花掩映，忽见一妙龄女郎，素衣红脸，容颜绝丽，看上去明目皓齿，聪明非凡，仿佛神仙中人。于是苏哥们儿见色起意，动了邪念，日日与其相狎，把小庄变成了幽会之所。苏生久惑其色，沉缅于温柔乡中难以自拔，便以随身佩戴的玉环相赠美人，结纳殷勤。忽有一日，见槛前白莲花开，惊艳异常，于是俯而观赏，见花房中有一物，仔细观之，乃所赠玉环也。苏生随手折下花枝，其妖竟然气绝身亡。可叹苏生与之日久生情，居然辣手摧花，像这样的艳遇，也不过是文人士大夫的一时所好和淫心大动而已，可怜这位花妖，就这样惨死于露水情人之手。

无独有偶，还有另一宗怪异之事，昭宗文德年中，有一小京官张生，寄宿在姑苏台，因少年轻狂，经常于一文士院中往来，为一美人所惑，与其肌肤相亲，耳鬓厮磨之际，忽然身体不适，感到有些不对头，便四下寻访病因。时有一吴姓道士名曰守元，对其说，你有不祥之气。并且授其一符，张生以符试之，果然发现与其相好美人乃一冥器婢子，仿佛今人为死去之人棺椁旁所立女童，其背后所书“红英”，住在空房里的柱穴之中，张生焚烧道士所赠之符，其妖登时气绝而亡。上述两则故事，妖气四溢，似乎代表了红颜祸水的传说，同时说明当时的社会对男女之间野合的一种禁忌，并不鼓励男女逾越道德关防。但是这样的故事尤其是发生在武则天的大周之后一百年间，似乎代表了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正统理念，未必不是对武后僭越礼制的一种嘲讽，而于归位大统的李唐王朝则是一种意识深处的肯定。

虽然人鬼殊途，但是宋人笔记中也不乏感天泣地的人鬼情未了的爱情故事。唐僖宗逃亡蜀中时，有一进士叫做李茵，在颠沛流离中逃亡山中贫民家，偶遇一宫女，此女唤做云芳，乃宫中侍读也，才思敏捷，素有诗名。与李茵同行诣蜀，一路上详细叙述了宫中之事，让人颇感惊奇的是这位女才子在宫中时曾经将自己的诗作置于红叶之上，随水流飘出宫外，早在民间名声大炽。待二人行至绵州时，巧遇到了识得此女的宫中内官田大夫，田反问云芳缘何流落于此？逼令其上马，与自己一起前行，李茵虽难舍难分心中惆怅，但无计可施。官娥云芳与李茵日久生情，情爱甚笃，居然在前面的驿站中自缢而死。其鬼魂追及李生，具道相思之苦。没过几年，李茵患上了重病，有道士说李生面带邪气。云芳在冥冥中告诉李生，人鬼殊途，为了李生，自己只好如一缕青烟告辞而去。

这是一则颇似蒲松龄笔下《聂小倩》的故事，把人鬼之间的情爱演驿的缠绵悱恻，荡气回肠。在那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时代，人们把按部就班乏善可陈的美好婚姻寄托于人鬼之间，不正说明对于爱情的渴望和对于幸福的无尽追求吗？宋人笔记中还有一则类似的故事，唐昭宗龙纪年中，有一士人唤作柳鹏举，游玩于杭州，忽天降大雨，柳生避雨于伍相庙中，见一女子怀抱一五弦琴，自言其是钱大夫家女仆，柳生与其邂逅后，两人一见钟情，遂相约私奔，柳生将其藏于船中，时为衙役所捕，其女誓死不返，自缢而死，柳生大为悲痛。忽一日，其女却到柳家自诉离别之苦，柳生非常惊奇，女仆倾诉衷肠，并告诉柳生，此为魂魄，因心中割舍不下柳生，所以前来而不久即将离去。柳生的际遇，忽然就让我想到了张国荣的歌声，“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痴痴梦幻中心爱，路随人茫茫……”

有痴心女鬼对于爱情忠贞不渝的故事，自然也有负心汉愧对痴心女子的故事发生。唐朝时尽管妇女解放运动大有发展，女人可以做官，也可以骑马和打球，甚至社交和婚姻也有了更多的自由，但是更多的女子依然逃不出达官贵人玩弄的命运，其身世和遭遇仍然可堪怜惜。即使在笔记体传记中，亦不乏有真人真事，唐朝时有一位大才女叫做鱼玄机，是著名的晚唐诗人，咸通年间，经好朋友温庭筠撮合，嫁给了补阙李亿为妾，后因年老色衰，被李亿厌弃，鱼大才女曾作过有名的闺怨词，“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看来即使才女也得不到丈夫的体贴和爱怜。鱼玄机后来不得已出家做了咸宜观女道士。宋人笔记中载其因作诗“蕙兰销歇归春浦，杨柳东西伴客舟”而怀疑其曾作过娼妇，当是生活所迫。鱼玄机的结局后来很惨，因妒杀女婢绿翘被捕入狱而后被京兆尹温璋处死，可怜一代才女竟然香消玉殒落得如此下场，究其死因，实缘于被丈夫薄幸后的性情大变。

唐朝的两性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泛的，所以宋人笔记中留下了许多有关唐人的风流韵事，虽然有人称之唐为“脏唐”，汉为“臭汉”，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独具风骚的历史时代，那时社会的开化程度远非今人所想像，“唐”是中国历史上对于世界影响最深最广远的朝代，要不怎么会有遍及世界的“唐人街”和今天仍然长盛不衰风华绝代的“唐装”呢？虽然宋人故妄言之，今人似可姑妄信之，从这些似乎荒诞不经的故事中，堪可领略大唐时代的风华和彼时社会的风士人情，古人倦夜长，对于这些极富想像力的文字，实令今人目眩神迷，可惜今人作品中少了这许多幽古隐迷的文风，在历史的深处，究竟还隐藏着今人多少不知道的神秘和惊奇呢？

6.宋代文人笔下的禽兽情义无价

宋人江休复在其笔记《醴泉笔录》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唐末昭宗李晔在位时，眼见藩镇势力逐步壮大，唐帝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作为傀儡皇帝，昭宗一言一行都得看大军阀、混世魔王朱温的眼色行事，于是昭宗在寂寞空虚的日子里就以豢养猴子，玩猴和流连猴戏聊以度日，也许是日子久了，人猴之间有了感情，也许是因为昭宗身边都是朱温耳目，连个值得信赖的亲信都没有，昭宗就把一只最喜欢的猴子当做心腹看待，给它穿上最鲜艳的衣服，让它侍立于自己的身边装模作样，甚至给这只猴子加官进爵，并赐其封号为“孙供奉”。可怜这位末二代皇帝，整日里提心吊胆，因为人心叵测，居然把一只禽兽当做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后来政治野心极大的朱温干脆撕下了自己温情脉脉的面纱，残酷的杀害了唐昭宗和他的儿子哀帝李柷（zhu），自己登极做了后梁太祖。就在朱温对外宣称自己是受了禅让而坐上了皇位的登极大典上，这位篡党夺权的哥们儿不知是犯了哪根神经，还是为了表示对前朝皇帝喜爱的这只禽兽的假惺惺尊重，居然在大摆宴席，接见前唐臣子们以示尊荣的喜庆日子里，将这只猴子也做为贵宾牵引到自己身旁安位落座，这只颇通人性的猴子扫视了一眼殿堂，瞧见经常座在龙椅上的主子爷换了别人，立刻就从坐位上弹起，神情激愤，奔走号泣，并且数次三番作势欲扑向朱温，以剥夺其身上色彩明艳的龙袍，朱温大惊失色之下杀心顿起，命令手下人将此猴斩首示众。

禽兽尚且恋主，猴子有时比人强，前唐一干大臣们面对猴子大闹宫殿的情形皆面面相觑，在这只疯狂的猴子面前，众人无不愧疚汗颜。可怜唐昭宗穷途末路赴难之时，那些食唐禄享唐俸的大臣们都只顾自保，贪图荣华富贵，而无人为前朝尽忠尽节，恰恰是一只猴子给前朝贰臣们上了一堂无比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猴子殉节而死，也不枉唐昭宗宠爱一时。猴子能做到的，为什么人不能做到？因为人性远比猴性复杂，人为自身往往考虑的太多。作者借这只猴子颂扬了北宋时期世人所欠缺的忠义气节，也使这只猴子“流芳百世”，而这只猴子亦在清初反证了晚明重臣洪承畴和士大夫钱谦益等人的贪图富贵和卖主求荣，且成为其终生寝食难安的一个心结。而明代吴承恩笔下出现的那位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美猴王，未必不是缘于唐昭宗这只猴子的启示。

无独有偶，宋人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也记载了类似两则有关禽兽重情重义的趣闻。话说有一关中商人，偶然于陇山之中得到了一只鹦鹉，这只鹦鹉会说人话，商人非常钟爱，但是有一天，商人因事被牵连含冤入狱，数日后才得返还家中，心中犹忿忿不平。鹦鹉对他说，郎君你不要因怨生恨，你只不过在狱中呆了数日，就觉得失去了自由，生不如死，而我呢？被囚禁于笼中已经数年了，又奈之如何呢？商人被鹦鹉所言感化，虽然极其舍不得把这只聪明伶俐的鹦鹉放归山林，但还是携带着鸟笼赶往陇山中，挥泪忍痛割爱送归。自此以后，每逢商人与朋友从陇山经过时，这只非常重情义的鹦鹉必定会闻声而来，栖息在枝头，轻声问侯：郎君别来无恙否？以此感谢商人对自己的放生情义。

当时，在泸州南部的地方驻军中也有人饲养了一只秦吉了（八哥，因多产于秦地，故时人唤做秦吉了），日子长了，这只鸟儿也会说人话，非常讨人喜欢，鸟的主人以奇货可居，拒绝出让，在众多的买家中有一位少数民族的首领企图以伍拾万钱买下，主人见钱眼开，蠢蠢欲动，索性就把自己想法直言相告这只鸟儿，说你不要怪我，因为家境实在贫寒，没有办法只得卖掉你以换取钱财。这只鸟儿听完后，哀鸣数声，对主人说，我乃汉禽，实不愿去往夷狄中。话声刚落，刚烈的鸟儿竟然撞笼而死。作者邵伯温叹息到，这世上有许多读书人枉读圣贤之书，而忘恩负义、卖主求荣，甘心认贼作父，以投靠异帮而苟全性命，其所作所为还不如一只重情重义的鸟儿，可悲复可叹。

邵伯温生于宋仁宗嘉佑两年即公元1057年，而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四年即1134年，历北宋五代帝王，先后经历了宋朝的承平年代和北宋末年靖康之耻的国破家亡，其心灵受到了极其强烈的震撼，因此对北宋灭亡多有清醒的思考和认识，其在邵氏闻见录和后录中多有真知灼见的言论，其人年轻时曾因上书言事而受到了权臣奸人的陷害与打击，然位卑未敢忘忧国，文中的鹦鹉和秦吉了看起来更像是神鸟，充满了智慧和情义，作者不过是借助禽鸟鞭挞了北宋末年屈膝求和、卖主求荣的谄媚小人的丑恶行径，以及现实中的宋高宗的投降主义国策。猴子也好，禽鸟也好都是理想的化身，以物讽今，是对世人最好的启迪和明示。

唐末相貌最为丑陋的诗人罗隐曾经对前文中所说的唐昭宗那只钟爱的猴子写过一首诗，诗中云：“何故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比较罗大诗人一生十多次不弟，铩羽而归的落寞心情，隐隐可见诗人的酸葡萄心理，人类又有什么理由去笑话禽兽？其实猴子和人一样，都希望得到眷顾，猴子为温饱，而世人为权贵和荣华，但对比这只忠义两全不惜以死明志的猴子，人的所作所为有时竟异于禽兽，亦令禽兽而不齿。在历史的风云变换中往往最聪明的人类，反而在危难到来之际以求自保而自啮同类，于人性与兽性的交锋中阐释的不过是人生的一副灰暗变色的杯具而已。

7.古代侠客怎被身怀绝技的悍妇羞辱

古代许多皇帝崇武尚勇，逞强斗狠，但以此在史上留下赫赫武功，名垂后世的人却并不多。刘秀算一个，其带领云台二十八将纵横天下，驰骋疆场，依靠武力打下了东汉江山；李世民算一个，他与瓦岗英雄、绿林豪杰义结金兰，南征北战，最后依靠军人力量搬掉了走向皇位的绊脚石；而赵匡胤赵老大也算一个，其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嘴里哼唱着周杰伦的“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兮！”，手中哨棒上下翻飞，指东打西，完全倾倒了身边的一大批兵哥哥，并因此发动陈桥兵变，抬腿毫不客气的坐上了龙椅。

古代，不仅出身行伍的皇帝们喜欢尚勇之辈，而且民间也崇尚武力，许多行侠仗义的豪杰其英雄事迹散见于历代文人雅士笔下，甚至巾帼不让须眉，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们也一样身怀绝技而又深藏不露，小隐于野，一旦牛刀小试，则让人大开眼界而叹为观止。北宋有一个叫做调露子的化名文人在其笔记《角力记》中就讲了这样一个非常有趣，可堪玩味的民间故事。

话说唐懿宗咸通年间，首都长安有一个叫做张季弘的军人，勇猛善战，力大无比。有一次路过一个地方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与一位赶着毛驴背着柴草的村民狭路相逢，道路狭窄而不能通过，张季弘发起怒来，提起毛驴的四脚，奋力掷过水渠，围观的众人无不大惊失色，赞叹其好神力，是谓当世猛男也。后来此人在效力于湖北襄阳时，有一天晚上借宿一家旅馆，听见旅馆里一位老婆婆对她的儿子说：“恶人马上就要回来了，赶快去准备茶水饭菜，不要招惹她，免得她发脾气。”说完后长叹短吁，非常忧愁，而且看上去异常胆怯。张猛男好奇的询问，老婆婆告诉他最近儿子娶了一个媳妇，此妇非常刁钻凶悍，无人可治。猛男搭言，一般的媳妇见了公婆都很畏惧，他是新媳妇，怎么就敢这样不明事理呢？老婆婆说，你不知道，这个媳妇强壮好勇，无人可敌，她周围的人都很怕她，以致于越发凶悍。张大猛男一股豪气上升，笑道，其他的事情我不敢保证，但是若要论起武艺勇力，别怕，我当为你们撑腰，设法除去凶妇。老婆婆听完这句话，拉着儿子就下跪磕头，大英雄呀，你要能做得此事，替我母子俩除去恶妇，虽然我家穷困，也当尽力酬谢。张季弘一腔热血，豪气干云，单等那恶妇归来。

叙述至此，列位看官，这位叫做张季弘的猛男、大勇士正在做一件行侠仗义的大好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自己的功夫整治忤逆不孝的恶妇，想来非常解气，可是不然，孰不知事情的发展非常出人意料，甚至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消息传开以后，四乡八邻的村民们都聚拢了过来，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新媳妇背着一捆柴走进家门，其相貌看上去并未有任何异常。这家旅店后园里有一块大青石，张猛男单坐其上，放驴鞭于身旁，摆摆手招呼妇人过来，一脸正气的问道，你是这家主人的新媳妇？我在长安时就听说你有些力气，为什么不好好孝顺公婆服伺丈夫呢？你怎么敢如此大逆不道？妇人不惊不慌的答道，你这个莽汉好没道理，你又不了解我的家事，我虽然才嫁过来，但是也不敢不好好服伺婆家，自然是家里人嫌弃厌憎我。老婆婆在一旁仗着张季弘撑腰，便插话，你就别在这里强词夺理了。新媳妇一边辩解一边列举一些已经发生过的家事说明原由，并反问张大猛男，这些事难道都是我的错吗？最让这位抱着侠义之心扶贫济弱的季大勇士忐忑不安而又惊慌失措的是，此妇每举一事例，就用中指在张季弘所坐石头上画一道符标注之，随手作痕，深达数寸。敢情这是一位身藏不露又身怀绝技的女魔头哇，张大猛男自忖毫无胜算，想起自己的自不量力，顿时冷汗嗖嗖直冒，神情骇然，坐立不安，嘴里只有喃喃自语，自我解嘲般的说道，你说的这些也有些道理。然后借口内急，灰溜溜躲进客房，关门假睡，天明即不辞而别。

即使行侠仗义，也得调查清楚不是？没准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或许婆媳之间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隐情，婚姻如穿鞋，夹不夹脚只有脚指头知道。更何况清官难断家务事，张大猛男不自量力，莽撞行事，徒留笑柄。即使行侠仗义，也得有真本事才行。像金庸笔下，一个梅超风，一招九阴白骨爪就让号称名门正派的全真七子吃尽了苦头。现代家庭里的爷们儿实在应该庆幸，庆幸你家的媳妇不会分筋错骨手和九阴白骨爪，否则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要不你练就几招九阳真经来试试？只不过走火入魔的机会比较大，弄不好，像电影《大腕》里最后破产的那几位爷一样，神经发作，来个自欺欺人，一辈子活在大丈夫说话算数，说不敢上就不敢上的悍妇欺凌之下。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崇武尚勇笑话的绝不只有这位没有自知之明的季大勇士，历史上号称武宗的皇帝一大串，什么梁武宗、唐武宗，明武宗等等，死后谥号还都离不开“武”字，然观其生平，哪一件可称得上是“武”字？只不过是穷兵赎武的“武”而已，历史上最搞笑的是明武宗朱厚照，自封什么大将军、太师等等，居然还让王阳明老夫子和他玩什么“捉放曹”，将宁王朱宸濠逮起来再放一次，供其带领大军剿灭，赫赫武功一人独享，皇帝也玩一把三国杀罢了。其实宋人笔记里屡屡见到记载崇武尚勇的侠义事迹，恐怕也是对于宋朝重文轻武的现实一种无奈的喟叹吧。

8.纵容红杏出墙甘戴绿帽子的古代男人

中国古代元、明时，官府规定娼家男子戴绿头巾。而绿帽子一说，出于封演《封氏闻见记》，文中说清朝时李封为延陵县太爷时，对那些有罪却不处罚的人，令裹碧头巾以侮辱之，时吴人以着此装为耻。后因之称其妻有外遇者为“戴绿头巾”，今演化为“戴绿帽子”。古代皇家之中，老子给儿子戴绿帽子，或者儿子以其道还治老子比比皆是，而达官贵人中，闺闱内更是秽不可闻，家室之中丑事不断。然与之相比，南唐时韩熙载所为尤其让人难以理喻，命其为古代妇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恐怕也不算是冤枉了他。

近读宋人郑文宝的《南唐近事》，发现了这则很有意思的记载。文中的主人公韩熙载是五代十国时南唐宫吏，曾任吏部员外郎和中书舍人，韩熙载非常博学善于著文，但生性放浪，不拘小节，属于典型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无酒喝凉水的性情中人。老韩属于北人入南，祖居辽宁昌黎，因其父为政治牺牲品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所杀，而避祸迁居江南，南人婉约细腻，而北人粗犷豪放，韩熙载特立独行之事多见于宋人笔记。

最早知道韩熙载这个名字，大多人缘于南唐大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此画现藏于故宫博物馆中，画面中的老韩纸醉金迷，纵情声色，画家技法精湛娴熟，画中人物栩栩如生。真实生活中的老韩才高气逸，狂荡不羁，他能大把大把的撒银子彻夜狂欢，也能穷得只剩下遮羞布后理直气壮的恳求南唐后主李煜赏赐。史载老韩放旷不羁，所得俸钱，都分给了他的妻妾，自己生活窘迫无着落了，就下令自己的门生身穿破烂的衣服，背着竹筐，手执牙板，边走边唱，于他的姬妾所住之处乞食，时人尽皆笑翻。

由此可见老韩为性情中人，也是行为艺术家，其平生不惧权贵，性格诙谐，时同僚宋齐丘权势熏天，但此人自认文章华美，盖世无双，好为人做墓志铭，经常让老韩抄写，老韩每次承担此事时，都用纸绢塞住自己鼻孔，别人问他何故，其傲然作答：“文辞既秽又臭”。时有文人魏明好作诗词，多而滥且不合格律，曾经携新近所作诗文登门造访，老韩推辞道，近日老眼昏花看不清楚。魏明回答，您老眼花，还是我给你读吧。老韩毫不客气的说，耳聋加剧，忌讳听闻。

老韩不仅狂放，捉弄人的本事也天下第一。史载天朝大国北宋遣使陶谷通好南唐，但陶谷自恃上国贵使，根本不把南唐放在眼里，老韩心生一计，命妓女秦弱兰假扮驿卒之女每天扫地端饭，自然也少不了眉目传情以色勾引，可怜陶谷被美貌所惑，居然上了钩，遂成好事。陶谷也是一文人，得意之下竟然作诗“好因缘，恶因缘，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过了几天，后主设宴款待，陶谷一如既往的神色倨傲，老韩让秦弱兰当场以陶谷所作诗词唱歌劝酒，陶谷目瞪口呆，当时就蔫了，灰溜溜的北归交差，陶谷后来仕途无望，追根溯源，皆因栽在男女情事上。

用妓女的色相打击不知天高地厚的对手，老韩可谓把握人性弱点的高手。但对自己的女人，老韩也一样不上心，真正把三国时刘备的妻妾如衣服，朋友如手足的教诲发挥到极致了，北人豪放，豪放到自己的妻妾红杏出墙也不生气，而心甘情愿戴上绿帽子，不以为耻，反而大度的一笑了之，老韩的豁达让人费解。《南唐近事》记载，“韩熙载北人，仕江南，致位通显，不防闲婢妾，有北齐徐之才风。侍儿往往私客，客赋诗有云‘最是五更留不往，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熙载亦不介意。”

做为男人，最怕戴绿头巾。连《水浒传》里那个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还捉奸呢，可是老韩却熟视无睹，堪称妇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一个闲婢妾的“闲”字，说明此妾已失老韩旧爱，既失旧爱，又有什么理由阻拦别人寻求新欢呢？做为老韩的婢妾，内心里肯定忌讳老韩发现自己的秽行，但是当老韩熟视无睹的一笑了之时，更可堪怜的是这位婢妾，因为自己的男人已经麻木到不在乎她的行为了，婢妾的胆子越来越大都是老韩给纵容培养的，未必就不是婢妾的破罐子破摔，既然不在乎，就别怪我荒淫无度。侍儿往往私客，可见并非只是简单的一两次露水孽缘和苟合，更应该让老韩脸上挂不住的是，奸夫偷情后的得意忘形，居然还做诗词刺激老韩的肾上腺，连这个都不介意，老韩还是不是个男人？

可见南唐时李煜治下的民风，因为风流皇帝诗词淫艳，民间对于此类事情大概早就已经司空见惯，女人耐不住寂寞，男人偷香窃玉，大概也就算不上是什么伤风败俗秽乱之新闻。单就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名画来鉴赏，就可以看出老韩空有一腔抱负，却只能终日纵情声色，与宾客作长夜之饮。画中的其他人物如状元郎粲、和尚德明等，都是老韩的常客，老韩蓄妓之用意就很有可能是用作来招待朋友的，而在醉生梦死中的老韩虽放浪形骸，然始终可见画中的老韩双眉紧锁，难掩内心忧忡，老韩是在以恣肆汪洋的娱乐态度掩盖内心里的失落和事业上的受挫感。

而此时的南唐，全国上下早就已经沉缅于风花雪月之中，已然危机四伏而成为北宋赵老大觊觎的肥肉，老韩已经在政治舞台上丧失了话语权，国事尚且如此，哪里还顾得过来家事？红杏出墙自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韩虽然是个男人，但男人梦里亦是身外客，我给不了你温暖，但绝不会干涉你自己去寻找温暖。何况南唐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是老韩无能，而是皇帝太弱，老韩在南唐虽然还算得上是个清醒的人，但奈何皇帝根本不用他的治国保国策略，当整个国家都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在情色的回光返照中等待夕阳西沉的时候，老韩还能干什么？

老韩有北齐徐之才之风，此为何意？原来早在老韩纵容婢妾偷情而甘戴绿帽子之前，早就已经有了妇女性解放运动的更早先驱者，此人叫做徐之才，乃南北朝时一代名医，就是在整个中医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尤精于妇科，但可笑的是其名声亦毁于妇人。徐之才是南人北居，曾在北地任官时，娶妻为魏广阳王妹，大奸臣和士开闻知徐妻花容月貌，遂奸淫之，徐之才每次遇到即行避开，放手让和士开自得其乐，还自掩其丑的解嘲说“恐为少年笑”，老徐不是妻管严，也是窝囊废，他娶得可是金枝玉叶，自己还是皇亲国戚呢，事实上更有可能的是妻子偷人，而自己却佯装不知道，甘当缩头乌龟罢了。

徐之才可能是迫于权势，而不惜牺牲声誉维护自己的富贵。而韩熙载则是听之任之，根本就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事情理应都该让男人气短，男人一生中最怕的是自己的女人给丈夫戴绿帽子，这种事都能忍，还有什么不可忍的？但这两人却不愠不火，当真算得上大千世界里的千古奇观了，倘若间接而不无挪谕的说，此二人都对古代妇女性解放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真不知道是在讽刺他们，还是在褒扬他们？

还有更精彩的呢，唐玄宗时那个依靠裙带关系而上位的宰相杨国忠，某次外出公干，不甘寂寞的妻子与人干柴烈火的好上了，大概那时节育措施跟不上，等他回来时，妻子已经怀上了，这位不知羞耻的妇人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老公呀，你走后，我是茶饭不香，日思夜想，天天与你在梦中相会（大概梦中也神交），结果就不知不觉的怀上了”。这分明就是巧舌如簧，做贼心虚，是个男人一个大耳光就过去了，结果怎样？杨国忠对了一句更精彩的话：“老婆呀，你好辛苦哇，这都是你我二人情深深雨朦朦，感情太好所致”。我靠！瞧这绿帽子戴的！是个男人都为之气结。

9.古代神汉是怎样忽悠当世名将的

田重进，幽州人，生活在后周和北宋初年，此人不仅生得仪表堂堂，雄伟奇质，而且武艺高强，是北宋开山舵爷赵匡胤麾下能征惯战的骁将，也是看似忠厚，实则狂野的政治流氓家赵老大陈桥兵变之得力打手，先后跟随宋太祖南征北战，在北伐契丹，西征北汉中，屡立功勋，先后担任过几个重要藩镇的军分区司令员和步军总司令等职务。田重进生涯最辉煌一仗当属北伐契丹时，其巧用计谋，伏兵飞狐城南口，擒获契丹骁将大鹏翼及其属下三千余人，斩首数千级，俘获以万计，挥师北进四十里，连下飞狐、灵州等城，接着进攻蔚州。当时北宋开国第一名将曹彬督师不力，宋太祖又命田重进驻军定州，稍后，老田大开杀戒，率手下军将攻入辽国境内，攻下岐沟关，杀得辽兵哭天喊爹，然后裹挟着战利品雄纠纠气昂昂凯旋而归。

田重进宋史有传。纵观宋朝三百多年军事上的孱弱，和对周边少数民族胜少败多的战绩，老田在世时，当称北方敌国的克星，其军事上的才能和成就尚在名将杨业之上，而在征讨契丹人的战役中，更是战功显赫，就连太祖甚为依重的曹彬和潘美在外战上与之相比也不遑多让。史载，老田一武夫也，不太爱读书学习，赵老大当时还未发迹，只是一介藩王，因喜爱其忠勇耿直，经常以酒肉等小恩小惠相赠，重进坚拒不受，使者提醒他“这可是晋王赠与你的，为何不受？”田重进昂首挺胸答道“你代我谢谢晋王，我只知道天子，不知道什么晋王”，太祖知道此人忠直，所以自始至终对田重进隆恩浩荡。

如此一位北宋初年世之少有的名将，也许是书读少了，也许是连年征战，晚年因寂寞所致，竟然崇尚起了神道之教，相信这世上居然有着点金之术和长生之道，结果被所谓的神汉所忽悠，留下了千古笑柄。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时有一兵痞，姓张，经常穿着道士服装，因其颈项间多雕篆，大概是宋人大多喜欢刺青，这位呢？喜欢在脖子上玩花鸟艺术，所以人称张花项。此人为投田重进所好，自言有法术，懂得点石成金和长生不老之术。田重进深信不疑，这位张花脖子呢？又拉上了一同道之人引为援手，两人骗吃骗喝，还骗钱财，老田呢？大概被驴一脚踢肿了脑袋，只要是张花项所要之钱物，毫不吝惜，悉数奉上。

花脖子骗子张很长时间都没有施展法术，自己也担心事情败露，便信誓旦旦的对老田说“泾州城军队里有一人，是我二人的师傅，太尉你若能把他请来，则法术可成，你也可用长生不老之药”。老田想这有何难？遂发牒文到泾州，要求泾州军把此人派遣过来，泾州守军以没有王命，不敢发还，可见宋朝当时的军籍管理是很严格的。老田发威了，对泾州军下话，老子有病，没有此人就医不好我的病，赶紧放人。看来老田确实有病，还病得不轻。那边守将出主意，唯有将此人出了军籍才能放行，经此周折，此人到了重进府中，老田喜不自禁。花脖子刁难不成，又生一计，对老田说“此人来了，太好了，可是我俩得同去山中采一味所缺之药，今年八月就可大功告成。”当时已是六月，老田已在花脖子身上花费钱财无数，花脖子心知八月，就是明年八月也办不到，心生畏惧，就想见好就收密谋设计，赶紧撒脚丫子潜逃。

这个花脖子张道行虽浅但骗人的法术却非常高明，接下来的事情忽悠的一代名将晕头窜脑，让人窃笑不已。花脖子平常不喝酒，大概害怕喝高了，得意忘形之间行迹容易暴露，这一日天色已晚，张花项酩酊大醉而归，老田十分惊讶，第二天，老田声色俱厉的问他“尊师从来都不喝酒，昨天怎么会醉成那样？”花项微笑作答：“我确实不喝酒，但是昨天在街市上遇到了仙人。”说完后，向西望空而拜。老田问“仙人是谁？现在在哪儿？”花项神秘作答“仙人乃吕洞宾”。北宋人皆知吕洞宾是神仙，所以花项才这样说道。老田又问：“仙人都说了些什么？”“见到吕洞宾后，他招我到街市饮酒，我说我不会喝酒，神仙说但喝无妨，必不会醉，我就和他喝了二十多杯，他又问我如今何处栖身？我说在太尉你家。神仙说我早就听说过太尉此人，太尉是一武将，却做如此好事，这个人此生有长寿之命，但是却有小病，我应该去拜访他，用药为他疗疾。”老田听到此处，大喜过望。“我只是一个粗人，何消神仙下凡？”又问“神仙什么时候下凡？”花项对曰“这个月的十五号，三更必至，吕神仙说他不想多见人，希望太尉于东边射箭处设置帏帐，备好新席，在静室中点燃香烛，准备鲜果好酒，太尉你还要沐浴更衣，穿戴周正，于深夜等候，神仙必来。”老田喜形于色答曰“谨遵教诲”。

十五号很快就到了，老田命人在东边依前言陈设到位，帷帐坐席，一应簇新，然后点燃香烛，穿戴整齐，神态恭敬的望空祷告，等待神仙下凡。过了一会儿，三更已至，神仙还没有来，老田又取香烛点燃，望空再拜，时老田身宽体胖，又染上了风寒，弯腰鞠躬十分艰难。这一晚，天气炎热，拜了又拜，大汗淋漓，衣衫皆湿，虽然狼狈异常，却丝毫不敢懈怠。过了一会儿，已经四更天了，神仙还是没来，老田不停的焚香祷告，无数次引颈望天，心里就有些打鼓了，已经四更五点了，老田的疑心越来越重，禁不住问手下人，花脖子张现在何处？来人禀报：“尊师房门大开，却不见人，而屋内所有财物搬运已空，花项妄称奉钧令已经骗开了东门，携带所有财物逃走了”。老田羞愧难当，怀恨嗟叹：“无良汉，无良汉”。如梦方醒的田大将军现在知道这是一群骗子了，谁让你起初笃信不疑，好吃好喝款待呢？老田搬起石头自个儿砸自个儿的脚，纯属自作自受，从此以后再不相信什么法术和道行了。

时人有一首匿名诗专门嘲笑这位一代名将，“铅作黄金汞作银，爇梁奸幸转灾新。一朝诳惑田重进，半夜攀迎吕洞宾。呆汉出门时引领，黠儿得路已潜身。惟称三个无良汉，笑杀长安万万人。”骗子能够大行其道，不在于其骗术有多高明，而在于被骗者有非分之想，被骗之人可怜亦有可恨之处。古人崇道佞佛之人络绎不绝，因受客观条件限制，认知水平低下，被江湖术士所骗似事有可谅，情有可原。但今之人呢？古有张花项，今有李一道长，古有一代名将田重进，今有明星大腕和无数善男信女，还不一样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今人又有什么理由去笑话古人的愚昧和痴心妄想呢？

10.古代甘心买春供丈夫淫乐的传奇女子

中国古代的女子，最大的心愿是嫁一个好丈夫，并且得以明媒正娶，为元配正室。一般来说，做为正室的女人，对于丈夫的花心肯定是既妒且恨的，内心里一定希望自己的丈夫三千宠爱于己一身，虽然古代男人不乏三妻四妾，但是对于丈夫的乱爱，即使不是醋劲大发，至少也是心中幽怨很不待见的，更有甚者，巴不得将情敌置于死地。但是本文中的女主人，却是一个大大的另类，只要自己的老公高兴，她可以变着法子的为自己的老公买春，她的爱情宣言是“老公老公我特别爱你，给你一千个美女我也乐意”。

别晕，这样的幸福不会降临在你我头上。那么，这位心花怒放，幸福的像花儿一样的，睡着了都会笑醒的男人究竟是谁？他是唐末的太子少师姓李名肃，唐正史里有传，但比起他的这位夫人，他却是籍籍无名的一个小人物，她的夫人也就是本文中的女主人公，则是唐末天下动乱中，曾经是一代枭雄后来委曲求全的齐王张全义的女儿，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可惜却没有留下名字，我们不妨称其为张美眉。在宋人张齐贤所著《洛阳缙绅旧闻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张美眉和丈夫各居一院，李肃院内有姬妾数十人，夫人亦有数十人，这位张美眉知道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所以经常令手下的侍女潜入丈夫院内入侍，遇到那些有违丈夫心意的，或者侍寝怠慢不周的，张美眉就会下令召其回来痛打这些侍女的屁股，而另选其他的美少女取而代之。

这位张美眉脑子是否有水？或者就是一无盐似的丑八怪？她就不怕别的女人夺了她的专宠权？或者说张美眉天生就是一性冷淡？非也非也，书中记载，张全义对这位爱婿恩宠有加，先是将贤懿夫人所生女儿许配给了李肃，结果此女数年夭亡，后又将自己姬妾所生女儿即张美眉嫁给了李肃，这位张美眉聪慧异常，而且多才多艺，音乐女红，无不精通，生得是如花似玉，如神仙姐姐一类的人物。但凡是个花瓶，任由花心丈夫摆布也还说得过去，但是此女却非常贤明且知书达理，尤其尊老爱幼，而且治家甚严，难道其为丈夫买春送春还真是出于真心，爱情至上？世上的爱情都是自私的，排他性的，难道爱情真能与肉体之间的两情相悦截然隔离？究竟这位聪明的张美眉是怎样想的？

再或者她的郎君李肃就是一丑八怪，无法刺激这位花一样美人的雌性激素？错。书中分明写到齐王张全义喜爱李肃俊异，张李之配，郎才女貌，天造地设。而张美眉对于夫君也不是一般的爱，这位张美眉心机太深了，深得让现代人自愧弗如。比如每次李肃过生日时，张美眉就寻访通晓音律的年轻漂亮的女子，饰珠披翠，打扮得花枝招展，捧着美酒祝寿，顺便把这些漂亮的女子像玩物一样奉送给李肃，但其却又绝对不给这些乘虚而入的女子任何机会，以取代她在李肃心目中的至尊地位，她可以找一千个理由说服李肃女人都是红颜祸水，婢妾过多，有伤身体，然后躲在暗中观察，将与李肃经常同房的女人收归自己院落，为了一绝后患，稍晚一点，就把这些女子嫁出了事。

张美眉的驭夫之术实在了得，而且揣摩男人的心理也天下无双，她能够做到举案齐眉，琴瑟调和，也能做到察言观色，进退自如，知道怎样才能把男人的一颗花心捏在自己手心。每次李肃从朝中归来，张美眉就巧饰粉黛，穿戴整齐在中堂之侧等候，令手下小厮打探郎君何时入门，每次见面，待如宾客。李肃若是面露困倦之疲态，张美眉一见之下，立时退入后堂，不再多言；如果相见后李肃面态从容，张美眉就下令鼓乐齐鸣，欢迎丈夫归来。待丈夫落座后，张美眉倾其家里所有的新鲜果物和美酒为丈夫洗尘，而且将自己为讨丈夫欢心而所做的前事合盘托出，这样乖巧而聪颖的老婆谁人不爱，谁人不敬？自此，李肃对张美眉是既爱又怕，不敢有丝毫的慢怠之意。

这个女人不简单，也太不简单了，比起现代女人的一哭二闹三上吊花活多多了，且招招致命，让男人俯首听命难以造次。非独如此，张美眉简直就是李肃命中注定的贵人，李肃后来在当盐官时，因手下作乱，佯许作乱分子以库中十万余贯钱财消弥祸乱，叛乱平定后，斩杀十余人为首者，因前与人有隙，被人以盗用官库买名而告官，朝廷于是逮捕了李肃并囚之大牢，情况危急，张美眉乘着步辇直趋朝门，见到执政大员后，如泣如诉，哀怨凄苦的诉说李肃遭受的冤屈，左右闻之，无不动容，执政大员当时回马入朝，以雪李肃之冤，当时的皇帝听到这件事后，非常惊奇，称呼张氏为“贤妇人”，李肃因其妻的冒死果敢而得以免去一场牢狱之灾。

张美眉佳人救才子并非只有这一次，她不仅冰雪聪明，而且大智大勇，许多时候都表现的巾帼不让须眉。史载这位奇女子还有一件更为让人称道的事情，唐末后晋时，北戎降王东丹忽然死于非命，且已被北戎侦知，李肃被朝廷派遣护送东丹灵柩至北地，李肃终日惶惶不安，知道此去九死一生，夫人知道后，派侍者请丈夫入内，问道，“是不是你领受了不称意的差使？”李肃泪如雨下答道“某已老，男女小”，夫人对曰“就是陷入万劫不复的死地，你也不应该像男女小儿辈一样啼哭呀”，李肃言“朝廷让我护送东丹灵柩，东丹被人谋害，北虏已经知晓，此去无疑羊入虎口，难以生还”，夫人说“不然，为君计者，北虏贪财，我房内尚有金银珠宝可得数十万，你可尽赂戎王左右，说不定还能得到厚礼回赠”。李肃到了北戎后，一切尽依夫人前言，果然北虏君臣大喜，厚赠他名马百余匹，绸缎百余匹，衣服器皿无数，李肃不辱使命，回来后还被朝廷升了官，而这一切，全凭夫人张美眉一个妇道人家的远见卓识。

李肃虽为朝中大员，但他这一生，全仗了夫人张美眉的纤纤弱手援助，一句话，这个非典型性男人像个吃软饭的，而且这一生都吃定了自己的老婆张美眉。当时有个叫做赵思绾的，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生性残暴喜吃人肉的两脚兽，思绾时为李肃手下副镇守使，犯了事，因李肃回护而免罪，思绾到李肃处谢过。李肃归家后，夫人张美眉问他“赵思绾这个人生性庸贱，你又为什么要免去他的过失，既免了又何必再见他呢？”李肃答“本来我不想说，但是夫人问我就明说了，思绾这个人，虽是贱类，观其相貌，乱臣贼子也，但是其恶迹未曾彰显，不便除去”。夫人说“既然不能除去，不如以小恩小惠笼络他，不要让他衔怨怀恨”。自此，张美眉经常让人把思绾的夫人请到家中，厚赠钱物。后来，李肃告老还乡归于雍城，而赵思绾果然反叛作乱，把雍城里的仕宦贵族尽行屠杀，只有李肃全家得以幸免。

张美眉实在是古代的一位奇女子，就连作者张齐贤也不无感佩的称赞道，妇人的贪财和妒忌乃是人之常态也，以不妒忌、疏财者都是一些很难做到的事，何况是在乱世。而我们这位张美眉却能以雪丈夫之罪，免全家之祸，往日那些举案如宾者，何人能够做到？此乃大贤也！

其与那些饰粉黛，弄眉首，蛊惑其夫，以盗富贵者，岂可同日而道哉！张夫人的事迹，可为女训、母仪者甚多。

可惜的是，这位传奇女子在史上并未留下她的名字，而她对夫婿所作的那些事，是因处动荡年代而从父亲身上学到的委曲求全而耳濡目染之，还是她的有心为之，深谙人性的弱点？她太懂得欲取先予的道理了，比如先让李肃心安理得的享用送上门的春色，然后自己再合盘托出这一切都是缘于自己的策划，而让对方心甘情愿坠入自己所设计的彀中，让丈夫羞愧中全身心的投入自己的怀抱。或者因为她的母亲只是一个侍妾，而深深的影响了她的一生，从小就懂得生存和如何自我保护的道理。此中隐情，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11.古代男子惧内惨被老婆修理的囧事

封建伦理下，人们普遍认为古代女子应该具有“三从四德”的优良品质，在那个貌似男权社会的时代里，一般女子的社会地位远逊于男子，如果妻子符合所谓的“七出”条件，丈夫可以不需任何法律手续，一纸“休书”了事。所以在传统观念中，人们认为古代的女子都是很悲惨的，即使不是男人的玩物，也一样不会得到社会和家庭的同情和尊重。其实在任何时候，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每个家庭的幸福和不幸都是不同的，也是相对的，外人是根本无法知晓和理解的。而古代女子也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总是处于“水深火热”中，偶尔还是有凤姐那样自信满满的时代新女性的。

古代对于悍妇的称呼早已有之，比如宋洪迈《容斋随笔》中有“河东狮吼”之说、宋人笔记中有妒妇朱氏嫁给陆慎言后人称“胭脂虎”的事例、水泊梁山那个做人肉包子的孙二娘被江湖唤做“母夜叉”，另有悍妇被称之为“冠子虫”等等，而古代的家庭和现在一样，夫妻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焉能知道在那个时候，家有悍妇，人家就一定会不幸福？不过古代悍妇折磨起丈夫来，种类繁多，花样迭出，非常给力。哪像现代人，夫妻之间要么冷战玩背靠背，要么就会使个小性子做做充气娃娃，最后顶多只会使一招，跪搓衣板，这样的悍妇也未免太没有创意了。

宋人陶谷所著《清异录》载有这样一则轶闻，河北有一儒生叫做李大壮，非常畏惧他的老婆，老婆说一，他不敢说二，当然老婆说二，他就只能说Two（不对，四六级英语还没传入），男人虽然看上去百依百顺，但偶尔也会执拗一次，每当此时，可怜的壮壮就会被他的老婆斥责和修理，每每令其正襟危坐，首先要态度端正，其次才家法从事。壮壮的老婆通常在其发髻中放上一个灯碗，并点燃灯火，壮壮同志彼时只能屏声静气，如枯木所做的一只木偶，心甘情愿接受体罚，可惜东窗事发后，被时下的邻居们讥称为“补阙灯檠”。一个大老爷们的作用和照明用的灯台差不多，壮壮的女人修理不听话的丈夫其手段可真是不寻常。天下姐妹们且看，老蔡俺从古书中找出的这招点油灯之法，可资借鉴，改日修理起你自己家那位，千万别客气，不过可别一时嘴快，出卖了俺。

古代男人怕老婆的事例很多，从古至今，没出息的男人都一样，千万别告诉俺，怕老婆就是爱老婆，早没新意了。古代怕老婆的故事，今人读起来特别有意思，比如这一则，《清异灵》中载礼部侍郎康凝，是非常有名的怕老婆之人，有一次他的妻子病了，医生开了一个病方，需要用乌鸦入药，当时天寒地冻，积雪尚未融化，有点千山鸟飞绝的意思，康侍郎据实相告，心肝儿，要我的心可以，要鸟儿的没有。其妻大怒，你的那颗黑心可以下药吗？说完，就一个大耳刮子扇过来，吓得康官员屁滚尿流，不得已，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袖（吓得），只得去郊外寻鸟，千辛万苦，老康好不容易用粮食作诱饵捕获了一只乌鸦。眼瞧见康官儿这副狼狈相，同乡刘尚贤戏谑道“圣人以凤凰来仪为祥瑞，而你倒好，用一只乌鸦来免祸，可称作黑凤凰了。”可见这怕老婆和心疼老婆同出一辙，康凝的老婆驭夫实在有方，幸福的像花儿一样，可怜老康这哥们如果此法用在老妈身上，足可入古代二十四孝了。

还有更好玩的，有一个叫做扈戴的人，也是一个有名的怕老婆的主儿，没有考取功名时，每次外出，都要向老婆请示汇报，他老婆呢，当然非常担心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怕花花世界迷失了自己的老公，所以每一次就滴水于地，指着水渍说，仔细看着，水未干时必须回归，否则，哼哼，那哼哼呢有着让戴老板心升畏惧的东西。如果去的地方稍远一点，他老婆就会点燃一柱香，然后给某处掐上一指印，让他记着，以为回家之验。这一天，戴老板参加一个party，酒过三寻，估摸着离老婆双规的时间差不多了，就想逃离酒桌。朋友们心知他的秘密，故意捉弄他说，戴老板你是害怕泼出去的水干了，香印过了界，会受到老婆大人的惩罚，我倒有一个主意，我们每人就依这件事撰一联，然后请你喝一杯，如何？众人都叫好，内中有一人捧着酒瓮吟到“解禀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着老戴喝了一杯。另一人道“细弹防事水，短爇（音ruo，燃烧的意思）戒时香”，接着是“战兢思水约，匍匐赴香期”，另有人道“出佩香三尺，归防水九章”，还有人接道“命系逡巡水，时牵决定香”，老戴咣咣咣，连饮六七巨觥，醉得一塌糊涂，被众人扶上马后，这群狐朋狗友还不依不饶，吵吵嚷嚷着“如果遵夫人怪罪老兄你回去迟了，你只说被水和香劝酒所留住了”。这群衰人，以其老婆之道还治其人，戴老板是一个多么听从、服从、盲从，以及记得、忍得、舍得、等得老婆的“新三从四德”之类好丈夫，可惜交友不慎啊，回家还得接受老婆爱朋友，但更爱老婆的爱情主义残酷再教育。

古代男人怕老婆并非是错，不过在一个男权社会里，怕老婆还真得有点雅量。唐人裴谈就曾经为自己怕老婆如此遮过丑，这位裴哥们儿说男人怕老婆有三种情况：“少妙时，视之如生菩萨，安有人不畏生菩萨？男女满前，视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及五十、六十，薄施妆粉，或青或黑，视之如鸠盘茶，安有人不畏鸠盘茶？”哈哈，看着似乎是很有道理，为怕老婆者做注释，但我怎么看却像是有点讥讽自己老婆人老珠黄时如梅超风一样的妖怪扮相，假如这段话被他那个视如猛虎的老婆知道，裴哥们儿恐怕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还是现代学者胡适之说得好，“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民主”。老胡也是一个非常怕老婆的人，当其和伴娘曹诚英暗结珠胎时，他的那位母老虎江冬秀敢拿起两把菜刀闹革命，誓死捍卫自己的婚姻，当然扯远了，打住。在中国古代，怕老婆的远不止上述几位平常人，更有名气的还有刺客专诸，无论他横的楞的多么不要命，老婆一唤，立马草鸡。还有非常有名的房玄龄，魏征等，知道吃醋怎么来的？就是打房哥们儿那儿来的，更大腕更明星还有隋文帝杨坚、明太祖朱元璋等等，在古代夫权、族权和神权三权鼎立下，怕老婆没准还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呢？

附：典籍史料

《旧唐书》　　　　（五代）　　刘昫等编

《新唐书》　　　　（宋）　　　宋祁、欧阳修等编

《宋史》　　　　　（元）　　　脱脱等编

《朝野佥载》　　　（唐）　　　张鷟

《次柳氏旧闻》　　（唐）　　　李德裕

《贞观政要》　　　（唐）　　　吴兢

《大唐传载》　　　　　　　　　佚名

《大唐新语》　　　（唐）　　　刘肃

《东观奏记》　　　（唐）　　　裴庭裕

《独异志》　　　　（唐）　　　李亢

《杜阳杂编》　　　（唐）　　　苏鹗

《封氏闻见记》　　（唐）　　　封演

《开天传信记》　　（唐）　　　郑綮

《明皇杂录》　　　（唐）　　　郑处诲

《隋唐佳话》　　　（唐）　　　刘餗

《唐阙史》　　　　（唐）　　　高彦休

《唐国史补》　　　（唐）　　　李肇

《幽闲鼓吹》　　　（唐）　　　张固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西都杂记》　　　（唐）　　　韦述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开元天宝遗事》　（五代）　　王仁裕

《邵氏闻见录》　　（宋）　　　邵伯温

《北梦琐言》　　　（宋）　　　孙光宪

《南部新书》　　　（宋）　　　钱易

《清异录》　　　　（宋）　　　陶榖

《洛阳缙绅旧闻记》（宋）　　　张齐贤

《南唐近事》　　　（宋）　　　郑文宝

《大宋宣和遗事》　（宋）　　　无名氏

《昨梦录》　　　　（宋）　　　康与之

《虏庭事实》　　　（宋）　　　文帷简

《醴泉笔录》　　　（宋）　　　江休复

《角力记》　　　　（宋）　　　调露子

《碧云瑕》　　　　（宋）　　　梅尧臣

《儒林公议》　　　（宋）　　　田况

目录

CONTENTS

前言

中国历史之神话篇

1.中华文明

2.一斧开天地

3.创世纪的神人

4.九乌尽死，堕其羽翼

5.碧海青天夜夜心

6.三皇的传说

7.五帝的传说

8.人神不扰，各得其序

9.逐鹿之战

10.首德于木，百王之先

11.尝百草之实，教民食五谷

12.以石击石，钻木取火

13.构木为巢，以避野兽

14.以人为本，任人唯贤

15.三过家门而不入

16.先蚕圣母

17.娥皇女英泪洒斑竹

18.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19.中华民族的象征

20.送子神兽

21.非晨露不饮，非嫩竹不食

22.权衡三界，统御万灵

23.女仙之宗，养育万物

24.阴功济物，玄德动天

25.人生在世，乐生而畏死

26.高真所据，仙王所理

27.真人治之，得道之所

28.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29.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

30.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31.万里长城筑怨，千秋片石铭贞

32.生不同衾死同穴

33.哀而不怨，艳而不俗

34.凤凰台上忆吹箫

35.斩鬼使者

中国历史之文化篇

36.“中国”名称的由来

37.历史上中国的别称

38.历史上“支那”一词的由来

39.远古的信仰

40.云南元谋人

41.陕西蓝田人

42.周口店“北京人”

43.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

44.坐钧台而朝诸侯

45.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46.武王伐殷，岁在鹑火

47.力排众议，万世之基

48.炮烙之刑

49.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50.厉王止谤，国人暴动

51.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52.断机教子

53.孟母三迁

54.狡兔死，走狗烹

55.因仁爱失战机

56.骊山烽火换美人一笑

57.尊王攘夷，一匡天下

58.城濮之战，退避三舍

59.蔺相如护璧使秦

60.低一头能免一刀

61.楚王称霸，一鸣惊人

62.孔子周游列国

63.九流十家

64.礼崩乐坏

65.蜂出并作，各引一端

66.讲武堂里学打仗

67.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68.变古之教，易古之道

69.鸡鸣狗盗出函谷

70.愿者上钩

71.孙膑以此名扬天下

72.纵横家所宣扬的外交军事政策

73.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74.千古一帝

75.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76.焚诗书，坑术士

77.世界第八大奇迹

78.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79.大秦的致命一击

80.约法三章

81.短长肥瘦各有态

82.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83.中国后宫专政第一人

84.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85.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86.宁折不弯

87.青梅煮酒论英雄

88.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89.苏武流胡节不辱，雪地冰天十九年

90.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

91.以复古为解放

92.仁心待人天下归心

93.小子安知壮士志

94.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95.挟天子以令诸侯

96.后发制人，以少胜多

97.欲见贤而不以其道，岂可召乎

98.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99.木牛流马

100.交兵不假挥长剑，已破英雄百万师

101.魏蜀吴阵营三分

102.分久必合

103.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04.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

105.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106.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107.佛国梁朝

108.短暂的统一

109.保闾制度

110.玄武门之变

111.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112.显赫于青史，影响于后世

113.房谋杜断

114.从历史到神话

115.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116.请君入瓮

117.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

118.想做奴隶而不得

119.饭局上的兵权交接

120.庆历新政

121.烛影斧声

122.澶渊之盟

123.山河破碎遭劫难

124.一门忠烈

125.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126.元祐更化

127.精忠报国，还我河山

128.帝国的没落：蒙古四大汗国

129.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130.诛齐黄，清君侧

131.海上史诗

132.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133.一身傲骨，不吐刚茹柔

134.萨尔浒之战

135.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

136.袁崇焕的守墓世家

137.冲冠一怒为红颜

138.少年康熙人小鬼大

139.雍正是篡改遗诏才继位的吗？

140.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141.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142.少数民族管理机构

143.三藩之乱

144.平服回疆

145.清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

146.清朝对西藏的管辖

147.土司制度

148.改土归流

149.挽大厦之将倾，救民众于水火

150.当天朝遭遇帝国

151.一场腐败的“乌托邦试验”

152.师夷长技以制夷

153.国殇

154.103天的政治改革运动

155.扶清灭洋

156.亚洲的觉醒

157.袁世凯的“皇帝”梦

158.亡国“二十一条”

159.大清帝国土崩瓦解

160.辛亥革命第一枪

161.民族、民权、民生

162.闹剧始末

163.“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164.九·一八事变

165.二万五千里红色征途

166.民族存亡下的大义抉择

167.永不忘却的国殇

168.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69.吹响集结号

170.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171.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172.古人道德规范

173.百善孝为先

174.明尊卑，知礼义

175.中华文化之根

176.俗世百相

177.真实或虚幻

178.以仁待友，知己无价

179.老马识途：不用扬鞭自奋蹄

180.唇亡齿寒

181.孙武练兵斩美姬

182.张良拾履，圯上受书

183.顺者昌，逆者亡

184.陷之死地而后生

185.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86.无为而治的典范

187.星落五丈原

188.扶不起的刘阿斗

189.此间乐，不思蜀

190.一举成名天下知

191.开各国变法之先声

192.图变法深察民情，建武卒巩固边防

193.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194.两汉王朝的人口控制

195.吕不韦的投资眼光

196.八卦和六十四卦

197.智者的哲学

198.儒曾是一种职业

199.法家是一帮刻毒之人吗

200.孔子的“无所苟而已”

201.“历物十意”

202.“辩者二十一事”

203.公孙龙的“白马非马”

204.庄子的“辩无胜”

205.“濠梁之辩”

206.荀子的“三惑”说

207.荀子的“成相”

208.两刀论法

209.演连珠

210.白虎观会议

211.“境界形上学”

212.魏晋名士

213.魏晋时期的药与酒

214.“眼中有色”和“心中有色”

215.鹅湖之会

216.“月印万川”

217.“理一分殊”

218.王艮遇见王阳明

219.龙场顿悟

220.王阳明格竹

221.戴震的科举路

222.章太炎与康有为

223.近代儒学的困境

224.王国维谈哲学的可爱与可信

225.胡适的“小心眼”

226.北大的“哲学门”

227.“哲学”一词的传入

228.“九州”的由来

229.历史上台湾称呼的演变

230.中国各朝代名称由来

231.年号

232.谥号

233.庙号

234.陵寝号

235.历史上的避讳

236.历史人物的名字和别号

237.姓在历史上的区域分布

238.姓和氏有什么区别

239.“亲亲”和“尊尊”

240.皇位的传递

241.世袭制的四种方式

242.后妃制度

243.珠帘背后的操控者

244.宦官

245.外戚专权

246.古代中央官制的演变

247.古代地方官制的演变

248.清朝官员品级划分

249.帽子上的尊卑

250.战国时期官制

251.秦汉三公九卿制

252.宋代二府三司制

253.宋朝官员的俸禄和祠禄官

254.汉代之前官员考核制度

255.汉代官员考核制度

256.隋唐官员考核制度

257.宋朝官员考核制度

258.明代官员考核制度

259.清朝官员考核制度

260.清代官员铨选制度

261.明代内阁制

262.古代博士制度

263.古代的大学士

264.古代爵位

265.天生贵族

266.古代官员的俸禄

267.汉代人才选拔制度

268.以武功戡祸乱

269.古代异地任职制度

270.古代官员是终身制吗

271.上古公文

272.皇帝颁发的公文名称

273.古代官员上书的名称

274.古代衙门之间来往公文

275.晚清军制

276.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277.中国行政区划演变

278.古代判案方式

279.三堂会审

280.私设公堂

281.绍兴师爷

282.我国最早的刑法

283.中国古代监狱

284.礼法互补

285.父为子隐

286.孔融非孝

287.十恶不赦

288.株连九族

289.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290.五刑：墨劓剕宫辟，笞杖徒流死

291.捕拿盗匪，快手擒贼

292.诛心

293.枷锁

294.夏商周时期的学校

295.私学的产生

296.孔子如何收学费

297.古代的大学

298.贡生和监生

299.宋代书院

300.私塾

301.乡试

302.会试

303.殿试

304.连中三元

305.严格的思想预控

306.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建立

307.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308.取士次第之状

309.深紫浓香三百朵，明朝为我一时开

310.夜来新惹桂花香

311.闻达之路唯文章

312.知书识礼读书人

313.学富五车

314.文房四宝

315.纪传体

316.纪事本末体

317.编年体

318.实录

319.洛阳纸贵

320.儒家文化经典

321.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

322.《清明上河图》

323.以线立形，以形达意

324.中国货币演变历程

325.中国地名中的阴阳

326.中国地名中的南北

327.居丧守制

328.华夏族谱

329.古代家族制度的演变

330.炎黄子孙的寻根情结

331.古代家族经济组织

332.治平之先，在于齐家

333.谨守礼法，以光先德

334.宗权盛衰的印记

335.古代帝王陵寝制度

336.野蛮葬俗

337.《仪礼》中的丧礼

338.丧服的等级

339.古代对死的不同说法

340.生生不息

341.孔子传人世袭封号

342.玉玺

343.官印

344.私印

345.闲章

346.金石学

347.吴昌硕和西泠印社

348.笔

349.墨

350.宣纸

351.砚

352.文木裁成体直方，高斋时半校书郎

353.笔架

354.拓片

355.唐太宗和《兰亭序》

356.董其昌和绘画“南北宗”论

357.谢赫和绘画“六法”

358.中国现存古籍

359.简牍

360.马王堆帛书中有哪些书

361.郭店楚简

362.中国图书装帧演化

363.刻在石头上的佛经

364.雕版印刷

365.活字印刷

366.韦编三绝

367.十三经

368.二十四史

369.经史子集

370.“十通”

371.乾嘉汉学

372.我国古代报纸

373.中国第一部版权法

374.近代中国翻译的外国科技著作

375.严复翻译《天演论》

376.文以载道

377.饮中八仙

378.唐传奇

379.苏门六君子

380.苏轼与豪放派

381.柳永与婉约派

382.明代文学前七子

383.明代文学后七子

384.公安派

385.竟陵派

386.明代艳情小说

387.李宝嘉和《官场现形记》

388.吴沃尧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389.刘鹗和《老残游记》

390.曾朴和《孽海花》

391.《红楼梦》的魅力

392.“红学”的派别

393.林纾的翻译

394.新文化运动

395.鲁迅的小说

396.鸳鸯蝴蝶派

397.最早推理小说

398.过招皆鸿儒，群殴无白丁

399.让水墨动起来

400.应用文的雏形

401.我国最早的标点符号

402.中国第一部字典

403.五声

404.七音

405.十二律

406.三分损益法

407.“黄钟”和“大吕”

408.楚辞和音乐

409.宋词与音乐

410.“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411.声无哀乐

412.中国古代乐器的发展

413.铿锵金石寻古韵，绵延丝竹道今声

414.木有相思文，弦有离别音

415.缨以金彩，络以翠藻

416.泣泣私语细诉衷肠

417.龙吟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

418.嵇康和《广陵散》

419.唐代管理音乐的机构

420.“五音不全”指哪五音

421.工尺谱

422.广东音乐

423.江南丝竹

424.《二泉映月》

425.风风火火舞九州

426.凤阳花鼓

427.《梅花三弄》

428.《阳关三叠》

429.中国第一支军乐队

430.中国第一座民族音乐家铜像

431.中国古代十大名曲

432.中国古代最早的音乐学校

433.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音乐机构

434.中国现存最早的军乐队

435.中国最早的对外音乐文化交流

436.中国最早的器乐演奏比赛

437.中国最早的说唱音乐

438.守望千古绝唱

439.吴侬软语的说唱艺术

440.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

441.国韵生香

442.京剧的脸谱

443.四大名旦

444.四小名旦

445.唱念做打显风采

446.颦笑吟唱尽展芳华

447.发于内而形于外

448.丑中生美，庄谐共生

449.袅袅越音承百年

450.相约今年酬社主，村村齐唱采茶歌

451.中国戏曲之母

452.同光十三绝

453.川剧变脸

454.常香玉与豫剧

455.民间艺术瑰宝

456.古代游艺场所

457.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458.拍电影常说的杀青是什么意思

459.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

460.古人的素质教育

461.围棋与烂柯山

462.象棋

463.围棋《十诀》

464.华庭观赏，万人瞻仰

465.唐代马球运动

466.龙舟竞渡

467.《易筋经》是武功秘籍吗

468.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

469.中国奥运会第一个金牌获得者

470.小球推动大球

471.用哲学解读天命

472.相由心生

473.中国星象命理

474.五行相生相克

475.道教守护神

476.道教节日

477.四大道教名山

478.四大佛教名山

479.佛教节日

480.佛祖西来

481.三法印

482.四圣谛

483.三宝

484.戒定慧之所熏修

485.十二因缘

486.六道轮回

487.顿悟成佛

488.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489.佛教的戒律

490.观音的原形

491.笑口常开，大肚能容

492.“南无阿弥陀佛”的意思

493.大乘

494.小乘

495.佛教在中国的三个分支

496.藏传佛教中的活佛

497.鸠摩罗什和佛经翻译

498.出家人和居士

499.老子化胡

500.禅是一枝花

501.公案

502.机锋

503.呵祖骂佛

504.敦煌壁画中的佛经故事

505.庙里佛像的摆法

506.四大菩萨

507.四大金刚

508.上朝峨眉、下朝凌云

509.中国历史上的历书

510.北宋历法改革

511.二十四节气

512.二十四节气缘起

513.老皇历

514.漏刻

515.日晷

516.圭表

517.香篆钟

518.暮鼓晨钟

519.海市蜃楼

520.古人如何预报天气

521.七月流火

522.伯阳父地震说

523.中国古代关于彗星的记录

524.僧一行对子午线长度的测定

525.我国最早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

526.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527.十八般武艺

528.中国古代兵器

529.明代的火箭

530.中国十大兵书

531.兵书为什么长期被列为禁书

532.打家劫舍还是杀富济贫

533.中国使用石油的历史

534.“孔方兄”一词的由来

535.当铺的演变

536.洋行

537.买办

538.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539.古代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

540.汉字“东南西北”的形成

541.“紫禁城”的来历

542.藏族人民崇高的礼品

543.乌鸦为何被视做不祥之鸟

544.中华第一鼎

545.汗青指什么

546.中国原始岩画

547.文物

548.盗墓

549.古蜀千古之谜

550.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茧

551.沙漠中的庞贝

552.古代东西方对话之路

553.“礼仪之邦”

554.《礼记》中对洗澡的描述

555.古代厕所一般建在猪圈旁

556.《诗经》对床的描写

557.孔子“席不正不坐”

558.唐代开始流行椅子

559.北方的火炕

560.南方的怀炉

561.照亮“时光隧道”

562.木匠之祖

563.算盘的使用

564.阿拉伯数字传入前，中国如何计数

565.算经十书

566.《墨经》中的自然科学

567.泥范铸造

568.铁范铸造

569.熔模铸造

570.“五行”说

571.古代铜镜的制作

572.最早的指南针

573.天坛回音壁的声学原理

574.宋明时期的航海

575.炼丹炉与古代化学

576.《考工记》与中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法

577.《尔雅》与中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法

578.《云林石谱》和中国古代矿物岩石研究

579.江南制造总局

580.丹青百幅千般景，都在新年壁上逢

581.华彩乐章中的昙花一现

582.雨过天晴之美

583.哥者为尊，冠绝当世

584.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585.温柔恬静中的旷世风华

586.大唐遗韵，盛世华彩

587.青花瓷起源

588.饺子的来历

589.包子的来历

590.馄饨的来历

591.豆腐的来历

592.年糕的来历

593.蜡烛的起源

594.“伙计”的来历

595.“幌子”的作用

596.“商人”的由来

597.镖行天下

598.“一日三餐”的由来

599.结婚贴“囍”的由来

600.“上北下南”的由来

601.“百货店”的由来

602.传统文字游戏

603.芳草拾翠暮忘归

604.岁岁新桃换旧符

605.民间信仰文化

606.对此欢终宴，倾壶待曙光

607.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

608.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609.万户家中缠米粽，三闾庙外吟君赋

610.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611.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612.应节献佛矢心虔，默祝金光济众普

613.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614.东方的狂欢节

615.水花放，傣家狂

616.节日与爱情

617.中国古代的名片

618.云南八怪

619.中国古代食具的发展历程

620.古代食具分类

621.中国古代酒器

622.筷子的历史

623.筷子的演变

624.满汉全席

625.古代制盐方法

626.五谷杂粮

627.茶茗久服，有力悦志

628.陆羽和《茶经》

629.万世医宗

630.岐黄之术

631.中药麻醉

632.望闻问切

633.针灸

634.推拿

635.养身方术

636.五禽戏模仿了什么动物

637.中国古代的“六礼”

638.官媒

639.私媒

640.远嫁的公主

641.陪嫁

642.填房

643.门第婚

644.财婚

645.冥婚

646.食色，性也

647.“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648.已婚妇女从夫姓

649.畸形婚嫁的剪影

650.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651.东晋太尉郗鉴为女择婿

652.女大当婚，男大当嫁

653.续旧好而订婚盟

654.胜者抱得美人归

655.海选意中人

656.女子的成人礼

657.半副鸾驾

658.天地情，父母恩

659.不打不闹不热闹

660.奇特的婚俗

661.来生缘

662.飞檐走壁的爱情

663.古代休妻标准

664.青楼文化现象

665.中国妇女什么时候开始缠足的？

666.客家妇女不缠足

667.能为掌上舞

668.古代男人也穿裙子

669.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

670.幼儿园的产生和发展

671.中国古代车的起源

672.《诗经》里的交通工具

673.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74.明清时期的轿车

675.古代对船的各种称呼

676.苏湖熟，天下足

677.鸿雁传书

678.大清邮政的建立

679.三山五岳

680.天下第一关

681.中国九大名关

682.关东的历史称谓

683.少数民族地名的含义

684.中国四大高原

685.五湖四海

686.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687.不尽温柔汤泉水，千古风流华清宫

688.三峡工程

中国历史之人物篇

689.春秋五霸

690.战国七雄

691.战国四公子

692.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693.东施效颦惹人厌

694.中国古代的美男子

695.中国哲学之父

696.千古圣人，万世师表

697.人生本如是迷茫

698.人性本恶

699.亚圣

700.纵横家之鼻祖

701.中国最好的说客

702.浮游尘埃之外

703.法家理之集大成者

704.一代兵师

705.帝国丞相

706.霸才有主

707.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708.风骨不似世间人

709.一代女皇

710.不爱江山爱丹青

711.存天理，灭人欲

712.呕心沥血编通鉴

713.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714.留取丹心照汗青

715.女真英雄

716.金兀术：“搜山检海抓赵构”

717.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718.“大有为于天下”

719.三代国母世无双

720.清末权臣

721.师夷长技以制夷

722.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723.蜡炬成灰铸史诗

724.智圣

725.七步成诗

726.从神童到名士

727.七子之冠冕

728.轻官忽禄，不耽世荣

729.走不通归隐路

730.和而不壮

731.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

732.竹林七贤

733.不为五斗米折腰

734.驰骋壮志，抒写悲愤

735.亘古男儿一放翁

736.一字值千金

737.诗魔

738.诗仙

739.诗圣

740.诗鬼

741.诗佛

742.诗豪

743.天下谁人不识君

744.七绝圣手

745.边塞诗人

746.无端思华年

747.文以意为主

748.语淡而味终不薄

749.文起八代之衰

750.壮志未酬身先去

751.醉翁

752.博辩宏伟

753.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754.淡泊沉静

755.孤芳陋群妍

756.文丽而思深

757.绝俗重韵

758.肥仙

759.博辩俊伟，绝人远甚

760.世间岂谓无英雄

761.冷眼观世态

762.一身多谜

763.蒸不烂、煮不熟，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

764.情寄高远

765.姓名香贯满梨园

766.名闻天下，声振闺阁

767.桂冠诗人

768.人民艺术家

769.乡土文学之父

770.新文化师表

771.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

772.草圣颠张

773.以狂继颠

774.书圣

775.一变古法

776.心正则笔正

777.才绝、画绝、痴绝

778.画圣

779.情系生民，念切实用

780.怪才

781.不装巧趣，皆得天真

782.画山画骨更画魂

783.师法自然而高于自然

784.不知出身在尘寰

785.青藤画中圣

786.一代风流仕女画家

787.搜尽奇峰打草稿

788.丹青妙笔

789.风流才子

790.文笔遍天下

791.精丽艳逸，无惭古人

792.以力振古法为己任

793.技融中西，名垂画史

794.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795.才情贯日月

796.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797.文同三闾，孝齐参骞

798.静若幽兰自芳华

799.独创璇玑图

800.咏絮之才

801.崭绝清巧

802.天才女校书

803.最成功女外交官

804.一舞剑器动四方

805.风雅之声，流于来叶

806.巾帼压倒须眉

807.断肠处别有情怀

808.誓择博学好古，为旷代逸才者之

809.峨眉性比男儿烈

810.脉学介导者

811.外科之祖

812.医圣

813.药王

814.药圣

815.精仪揭天地，科圣著千秋

816.目尽毫厘，心穷筹策

817.水经有注，禹贡同功

818.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819.天涯织女

820.巧夺天工，开物成务

821.水利设计大师

822.中国铁路之父

823.中国航空之父

824.打破中国贫油论

825.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826.朝游碧海而暮宿苍梧

827.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创造了亚洲

828.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829.清初传教士

830.宫廷画师

831.最后的秀才

832.现代新儒家

833.东方毕加索

中国历史之著作篇

834.瑰丽的史诗

835.朝闻道夕死可矣

836.礼从宜，使从俗

837.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838.青梅煮酒话春秋

839.得其利者生，失其利者死

840.谋略与雄辩宝典

841.王国维的治史通识

842.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843.知史先识字

844.集名家之大成

845.鉴于往事，资于治道

846.嘉惠学林，功在千秋

847.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

848.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艰

849.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850.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

851.文不甚深，言不甚俗

852.虽名为志怪，实记人间变异

853.以夸张诙谐的想象折射社会百态

854.几乎无事的悲剧

855.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由来是一家

856.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857.晚清官场百态

858.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859.意存劝诫，不为风雅罪人

860.帝国末日的山水画

861.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862.世界最早验尸专著

863.中华养疗大典

864.不治已病治未病

865.东方药物巨典

866.古今家训之祖

867.一位传统政治家的传世教子经

868.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

869.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870.富国必以本业

871.佛学大辞典

872.六月飞雪慰孤魂

873.命运的悲怨和无奈

874.“道义”与“人性”的抉择

875.可师可法而不可即

876.千载恩怨

877.人有其性情

878.天若有情天亦老

879.有情人皆成眷属

880.丑陋人性的再现

881.语带烟花，气含脂粉

882.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883.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884.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见宝

885.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886.题诗风筝寄与天，巧得红丝月下牵

887.如捻青梅窥少俊，似骑红杏出墙头

888.喜怒相间着英豪，观照苍生显节操

889.天长地久有时尽，此誓绵绵无绝期

890.精忠报国动天地

891.匹夫有重于社稷

892.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文”

中国历史之城市篇

893.沉淀历史的现代都市

894.紫塞明珠

895.中国雕塑之都

896.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

897.东方威尼斯

898.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

899.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900.名士之乡

901.古代“东方第一大港”

902.瓷都

903.东方耶路撒冷

904.千年帝都，牡丹花城

905.夷门自古帝王州

906.近州无高山，所有皆陵埠

907.楚汉名城

908.南海之滨的东方明珠

909.山水甲天下

910.天府之国

911.十三朝古都

912.中国革命的摇篮

913.历史在这里转折

914.花枝不断四时春

915.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

916.安放心灵的圣地

917.中国第一水乡

918.神州水乡第一镇

919.醇正水乡，旧时江南

920.春秋的水，唐宋的镇

921.追忆似水年华

922.水市千家聚，商渔自结邻

923.大都市里的小水乡

924.一帧淡墨疏笔的小品

925.风雨两岸情

中国历史之建筑古迹篇

926.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927.殿宇之海

928.天下江山第一楼

929.世界屋脊上的明珠

930.大宅门

931.四合院格局与文化意义

932.黄土高原上的奇特建筑

933.老上海风情

934.深巷重门人不见

935.华夏民居第一宅

936.江南园林的建筑特色

937.中国园林之母

938.人间天堂，园林之城

939.一座山庄，半部清史

940.风韵独具西子瘦

941.廊腰缦回，檐牙高啄

942.举锸为云，决渠为雨

943.坟墓下的“王国”

944.神州第一街

945.皇家祭坛典范

946.天安门的设计

947.宋代立交桥

948.赵州桥的历史

949.“万园之园”圆明园

950.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

951.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

952.水浸松木千年在

953.“地下长城”

954.美丽的建筑语言

955.藏尽天下书

956.藏书之东渡

957.南浔遗韵

958.专贮《四库全书》

959.流动着的千年故事

960.古代中国的伟大工程

961.万古衣冠拜素王

962.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

963.天下第一家

964.曼陀罗佛国世界的中心

965.象征着民族的团结

966.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

967.小布达拉宫

968.吉祥的礼赞

969.施仁政于远荒

970.乾隆家庙

971.拜请钟馗，中榜得魁

972.圣城中的圣殿

973.诗圣著千秋，草堂留后世

974.一路苍翠，巍巍雄魂

975.楼阁峥嵘住地仙

976.依顺自然诗意栖居

977.黄龙流连的地方

978.西双版纳的园林式住宅

979.西藏最大的园林

980.草原上的温馨小屋

981.满山遍野长蘑菇

982.兀自美丽

中国历史之民族风情篇

983.匈奴的兴衰

984.鲜卑和慕容家族

985.女真和金朝

986.契丹和辽国

987.党项语言的文字

988.少数民族史诗和口传文学

989.少数民族的歌节

990.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

991.一枝独秀百花园

992.东南亚的一颗艺术明珠

993.彝风彝韵溢芬芳

994.濒灭的湘西巫傩文化遗产

995.原生态戏剧文化

996.藏在深闺无人识

997.夺目的民间艺术奇葩

998.藏文化的“活化石”

999.大理三月街

1000.宝岛明珠

前言

从2006年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开始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品三国”，于丹在《百家讲坛》中解读《论语》，到随后的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以幽默犀利、灵活多变的授课语言向学生们传授历史知识，从而被誉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2009年出版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系列丛书更是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史学爱好者的热烈追捧，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告诉我们：读史，在今天已成为现代人必修的一门时尚课。

中国有句老话：“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唐太宗也曾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古代埃及亦有名言：“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由此看来：读史，是为了借鉴古人得失成败、荣辱兴衰的经验和教训，使人明事理、启智慧。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即便任取一端，穷尽毕生精力，也不过是管中窥豹。多少先辈钻研一生尚不能穷尽中国历史的所有领域，要想短时间了解这么悠久而繁复的历史，谈何容易！我们提纲挈领地归纳整理出1000个国人应知必读的历史常识，让读者用最短的时间，享受一次历史文化的饕餮盛宴。

本书以知识性和趣味性为出发点，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各个领域最基础、最有意义和最为读者关注的1000个中国历史常识，涵盖内容广泛，从远古神话到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人物、著作、建筑古迹、民族风情、城市历史……不一而足。每个知识点短小精悍、字字珠玑，将史学容于百字之中，活脱脱绘就了一幅千姿百态、活灵活现的历史众生相图，迎合现代读者快节奏的生活及迅捷掌握信息的阅读需求，帮助读者开阔历史视野，悟出人生的道理。

在编著本书时，编者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结合最新的研究与发现，力求客观、生动地将多种经过专家学者分析论证的观点展示给读者。

编者

中国历史之神话篇

1.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因受到历史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2.一斧开天地

——盘古开天辟地

盘古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神，据民间神话传说，古时盘古生在黑暗团中，他不能忍受黑暗，用神斧劈向四方，逐渐使天空高远，大地辽阔。他为不使天地重新合并，继续施展法术。每当盘古的身体长高一尺，天空就随之增高一尺，经过18000多年的努力，盘古变成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而天空也升得高不可及，大地也变得厚实无比。《广博物志》卷九行《五运历年纪》这样记载：“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盘古生前完成开天辟地的伟大业绩，死后留给后人无穷无尽的宝藏，成为中华民族崇拜的英雄。

3.创世纪的神人

——女娲补天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用黄泥造人，子民安居乐业。后来共工与颛顼争帝位，不胜而头触不周之山，导致天柱折、地维绝、四极废、九州裂，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洪水泛滥，大火蔓延，人民流离失所。女娲不忍人类受灾，在天台山顶堆巨石为炉，取五色土为料，历时九天九夜，炼就了五色巨石将天补好。天是补好了，可是却找不到支撑四极的柱子。情急之下，女娲只好将背负天台山之神鳌的四只足砍下来支撑四极，又将天台山移到东海之滨的琅玡。至今天台山上仍然留有女娲补天台，补天台下有被斩了足的神鳌和补天剩下的五彩石，后人称之为“太阳神石”。从此，天地定位，洪水归道，烈火熄灭，四海宁静。

4.九乌尽死，堕其羽翼

——后羿射日

传说后羿生活的时代，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它们一起放出的热量烤焦了大地。森林着火了，烧死了许多人和动物；河流和大海也干涸了，所有的鱼都渴死了；出外觅食的人们被太阳活活地烧死了，人们在火海里挣扎着生存。这时，有个叫后羿的年轻人，他是个神箭手，箭法超群，百发百中。他看到人们生活在苦难中，便拉开了万斤力弓弩，搭上千斤重利箭，射掉了九个太阳。为了避免万物得不到阳光的哺育，他留下了最后一个太阳，从此，这个太阳每天从东方的海边升起，挂在天上，温暖着人间，禾苗得以生长，万物得以生存。

5.碧海青天夜夜心

——嫦娥奔月

传说嫦娥是后羿的妻子，后羿射日有功，到西王母那里去求来了长生不死之药，交给嫦娥保管。逢蒙听说后前去偷窃，偷窃不成就要加害嫦娥。情急之下，嫦娥吞下不死药飞到了天上。由于不忍心离开后羿，嫦娥滞留在月亮广寒宫。广寒宫里寂寥难耐，于是她就催促吴刚砍伐桂树，让玉兔捣药，想配成飞升之药，好早日回到人间与后羿团聚。

6.三皇的传说

“三皇”的称谓仅是一种传说。三皇之称初见于《周礼·春官·外史》。在史料上的传述和在民间的传说多种多样（至少有七种），其中最为流行的当属《史记》中所载的李斯之说：即三皇为“天皇”“地皇”“泰皇”，和《古微书》中记载的三皇“伏羲”“神农”“黄帝”。此外，汉朝的纬书中称三皇为天皇、地皇、人皇，是三位天神。后来在道教中又将三皇分为初、中、后三组。初三皇具人形。中三皇则人面蛇身或龙身。后三皇中的后天皇人首蛇身，即伏羲；后地皇人首蛇身，即女娲；后人皇牛首人身，即神农。

7.五帝的传说

五帝有五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宓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少昊、颛顼、帝喾、尧、舜；黄帝、少昊、颛顼、喾、尧。其中第三种说法最为流行，意指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的天神，东方太昊，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中央黄帝。另一种解释为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五位圣王，以第一种与第四种说法较为常见。

8.人神不扰，各得其序

——绝地天通

传说蚩尤“带领众神和山精水怪与黄帝作对”之乱后，又殃及地上生民，使得人间恃强凌弱，众者暴寡，酷刑泛滥，杀戮不止。后来，黄帝的继承者颛顼对天地间的秩序进行了一次大整顿。他命“重”（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托天，奋力上举；令“黎”（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按地，尽力下压。于是，天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于除了昆仑天梯，天地间的通道都被隔断。颛顼还命令“重”和“黎”分别掌管天上众神事务及地上神和人的事务。此后，天地间神人不经“重”“黎”许可便不能够随便上天下地了！

9.逐鹿之战

炎黄会合后，一次著名的大战发生在黄帝和蚩尤之间：蚩尤带兵伐黄帝，两军见于逐鹿。蚩尤有81个兄弟，他们个个兽身人面，铜头铁臂凶猛无比，擅长制造刀、弓弩等各种各样的兵器。黄帝请来龙和其他奇怪的猛兽助战。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令天女女魃，雨止；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经过许多次激烈的战斗，黄帝先后杀死了蚩尤的81个兄弟，并最终活捉了蚩尤。

10.首德于木，百王之先

——伏羲氏

在太古时代，雷泽生雷神，雷泽就是古代的太湖。雷神是人头龙身，只要他一鼓动腹部，就会产生天雷，他住在太古时代的吴西，而吴西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淮水、泗水以南地区到浙江省湖州、嘉兴一带。雷神在太湖的旁边留下了巨大的足迹。华胥到太湖游玩时踩到了雷神的巨型足迹，从而感应受孕，不久便生下了伏羲。伏羲落地时便显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样子，为人面蛇身。长大后，他因为超人的能力和智慧，又具备圣德而成为一代明君。

11.尝百草之实，教民食五谷

——神农氏

传说神农一生下来就是个“水晶肚”，五脏六腑全都能看得见，还能看得见吃进去的东西。那时候，人们经常因乱吃东西而生病，甚至丧命。神农为此决心尝遍百草。据《拾遗记》记载，一天，一只周身通红的鸟儿衔着一棵五彩九穗谷，飞在天空，掠过神农氏的头顶时，九穗谷掉在地上，神农拾起来埋在了土壤里，后来竟长成一片。他把谷穗在手里揉搓后放在嘴里，感到很好吃。于是他教人们开垦土地，种起了谷子。可是，五谷和杂草长在一起，草药和百花开在一起，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谁也分不清。神农氏就一样一样地尝，最后选出了稻、黍、稷、麦、菽五谷，所以后人尊他为“五谷爷”“农皇爷”。

12.以石击石，钻木取火

——燧人氏

远古人“茹毛饮血”，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熟食，是人工取火的发明者。在远古蛮荒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也不知道用火。到了黑夜，四处一片漆黑，野兽的吼叫声此起彼伏，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由于没有火，人们只能吃生的食物，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燧人氏是新石器初期河套附近一个母系氏族，他们以打猎为生，当击打野兽的石块与山石相撞时产生火花。燧人氏受到启发，于是发明了钻木取火。燧人氏不仅发明了人工取火，而且最早教人熟食。

13.构木为巢，以避野兽

——有巢氏

有巢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发明居所的英雄，也称“大巢氏”。上古之世，人们穴居在野外，居无定所，常受野兽侵害。有巢氏教人们构木为巢，在树上建筑房屋，既可挡风遮雨，又能躲避禽兽。人们欣喜无比，纷纷效仿，从此由穴居过渡到巢居。后来，人们拥立这位圣人为王，号“有巢氏”。

14.以人为本，任人唯贤

——尧舜禅让

传说黄帝以后，在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出现了尧、舜、禹三个著名的领袖。尧在位70年后，年纪大了，于是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议，讨论继承人的问题。他的儿子丹朱很粗野，好闹事。有人推荐丹朱继位，尧不同意。后来大家都推举舜，说他德才兼备，尧很高兴，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并考验了三年才将帝位禅让给舜。舜在位期间完善了社会管理制度，深受大家爱戴。舜老的时候也仿照尧召开继位人选会议，民主讨论。大家推举禹来做继承人。舜晚年时身体不好，依旧到南方各地去巡视，竟病死在去苍梧（今湖南境内）的途中。舜死后，禹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尧舜“禅让”的历史传说，反映了原始公社的民主制度。

15.三过家门而不入

——大禹治水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四方部落首领都推荐鲧。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鲧临死前嘱咐儿子“一定要把水治好”。禹新婚仅仅四天，还来不及照顾妻子，便为了治水到处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他带领群众凿开了龙门，挖通了九条河，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16.先蚕圣母

——嫘祖

《史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神话传说中把她说成养蚕治丝方法的创造者。相传四川省盐亭县嫘祖山的嫘祖穴是嫘祖的出生地。少年嫘祖在摘桑葚时偶然发现桑虫结的黄茧，便摘来含在口中玩耍，由于唾液浸泡加热溶解了胶质，她无意中顺手理出了茧中的丝线。用手一摸，还挺结实，聪明的嫘祖顿生编织蚕丝以代替兽皮、树叶做衣服的念头。后来，嫘祖将野桑蚕变为家养，又发明了一些缫丝的工具。从此，开启了西陵部落衣着文明时代，结束了穿树叶、披兽皮的生活方式。

17.娥皇女英泪洒斑竹

娥皇、女英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尧帝的两个女儿，也称“皇英”。尧帝晚年时将其首领的位置禅让给舜，并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为妻。舜执政39年以后，曾到长江一带巡视，不幸死在苍梧之野，葬于九嶷山上。娥皇、女英闻此噩耗，一路寻觅到九嶷山，泪如雨下，眼泪渗进了竹子里，凄婉动人的“湘妃斑竹”就此诞生。舜死后，娥皇、女英痛不欲生，便跳入波涛滚滚的湘江，化为湘江女神，人称“湘君”（娥皇）、“湘妃”（女英）或“湘夫人”。

18.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山海经》记述了一则故事：上古时期炎帝最疼爱的小女儿女娃去东海游玩，溺水身亡。她的精魂化作了一只小鸟，花脑袋、白嘴壳、红爪子，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所以，人们便叫此鸟为“精卫”。精卫痛恨无情的大海夺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了报仇，去西山衔来石子和树枝，一次又一次投到大海里，想要把东海填平。后世人们也常常以“精卫填海”比喻志士仁人所从事的艰巨卓越的事业。为了纪念她，人们在东海边上立了个古迹，叫做“精卫誓水处”。

19.中华民族的象征

——龙

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灵异神物，亦乃万兽之首。传说其虎须鬣尾、身长若蛇、有鳞似鱼、有角仿鹿、有爪似鹰，能走亦能飞，能大能小，能隐能现，能翻江倒海、吞风吐雾、兴云降雨。前人将龙分为四种：有鳞者称“蛟龙”；有翼者称为“应龙”；有角者称“虬龙”；无角者称“螭龙”。关于龙的起源，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考证，人们认为龙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是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崇拜，因而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

20.送子神兽

——麒麟

麒麟也是中国四大神兽之一。它有牛尾、鱼鳞，足为偶蹄或五趾，角上覆盖着软毛，一般为白色，是毛类动物之长。麒麟一般为家庭的象征。在民间艺术中，常常有一个小孩骑在麒麟上，站在云彩中，并且小孩手中会拿着一朵莲花，表示连生贵子。另外麒麟不踏任何活物，甚至连小草在内，所以它与头顶上的角一起被视为美德的象征，当有明君出现时，就会伴有麒麟出现。孔子曾说：“麟之至为明王也。”麒麟在人们的画中表示一种良好的祝愿。

21.非晨露不饮，非嫩竹不食

——凤凰

我国的学者认为凤凰起源于风神，因为“凤”字起源于“风”字。有的则认为凤代表男性，凰代表女性。有的学者将凤凰看做是“阳鸟”，与南方有着联系。同时它的身体据说象征着人的五种美德：头代表德；翅代表义；脊为礼；胸为仁；肚象征信。在中国神话中，凤凰为百鸟之王。一般龙是作为皇家最有权威天子的象征，凤凰就与龙相配而处于女性的角色，故而皇帝穿龙袍，皇后戴凤冠。

22.权衡三界，统御万灵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全称“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是道教中最高级的神明之一，地位在三清尊神之下，但是神权最大，是三清之化身。他乃三才主宰，总执天道，掌天地人之均轴。传说农历正月初九为玉帝诞辰，道教宫观要举行金箓醮仪，称“玉皇会”，参加醮仪的道士和道教信徒都要祭拜玉皇大帝，行“斋天”大礼，以祈福延寿。

23.女仙之宗，养育万物

——西王母

根据古书《山海经》的描写：“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意思是说：西王母的外形像人，却有豹子一样的尾巴，老虎一般的牙齿，很善于长呼短啸，头发蓬松，顶戴盔甲，是替天展现威猛严厉及降临五种灾害的神祇。）她住在“昆仑之丘”的绝顶之上，有三只叫做“青鸟”的巨型猛禽，每天为她叼来食物和用品。也有学者认为，历史上西王母确有其人，可能是一位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女首领。

24.阴功济物，玄德动天

——东王公

东王公，又称“木公”“青提帝君”“东华帝君”。究其源，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楚地信仰东皇太一神，又称“东君”，即为神化了的太阳神（太阳星君），此为东王公之前身，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男神。道教创立后，将东王公纳入神系，称其主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王公焉。

25.人生在世，乐生而畏死

——神仙和长生不老

中国神话传说中神仙指经过不断修炼、不断领悟，心灵境界达到某一种超脱的状态，肉体得到了升华，具有一定的道、一定的超能力、一定的神位的人。中国的神仙主要是由佛教与道教组成的。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无形无象，而又生育天地万物。道散则为气，聚则为神。神仙既是道的化身，又是得道的楷模。神仙以济世度人为宗旨。道教以长生不老为仙人的标志。道教中又有专门炼丹服药（包括炼内丹）的流派，目的也是为了长生不老。

26.高真所据，仙王所理

——洞天

洞天，道教语，指神道居住的名山胜地。洞天就是地上的仙山，它包括十大洞天、36小洞天，构成道教地上仙境的主体部分，中国五岳则包括在洞天之内。历代道士多往其间建宫立观，精勤修行，留下不少人文景观、历史文物和神话传说。《天地宫府图》云：“十大洞天者，处大地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包括王屋山洞、委羽山洞、西城山洞等。“36小洞天在诸名山之中，亦上仙所统治之处也。”包括福建霍桐山洞、山东东岳泰山洞、湖南南岳衡山洞、陕西西岳华山洞等。

27.真人治之，得道之所

——福地

福地指神仙居住之处。道教有72福地之说，亦指幸福安乐的地方，旧时常以称道观寺院。太上曰：“其次72福地，在大地名山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得道之所。”包括地肺山、盖竹山、仙磕山等。在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中，“福地”一词是美丽、幸福之国的同义语，也作为长眠之地的象征；“到福地去”即“到极乐世界去”或“到天国去”，是“死亡”的委婉说法。

28.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八仙是民间广为流传的道教八位神仙。八仙之名，明代以前众说不一。有汉代八仙、唐代八仙、宋元八仙，所列神仙各不相同。至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始定为：铁拐李、钟离权（汉钟离）、吕洞宾、张果老、曹国舅、韩湘子、蓝采和、何仙姑。相传，八仙自王母蟠桃大会醉别而归，途经东海，但见白浪滔天，吕洞宾提议八仙各投一物过海东游，表现仙家本事。铁拐李有铁杖及葫芦，汉钟离有芭蕉扇，张果老有纸叠驴，蓝采和有花篮，何仙姑有莲花，吕洞宾有长剑，韩湘子有横笛，曹国舅有玉版。他们随身所携带的法器各有妙用。

29.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

——张天师和龙虎山

汉末张陵创教，自称太上老君降命为天师，故世称“张天师”，其教亦称“天师道”。传说张陵神通广大，有龙虎护法，以符除“五毒”碎瘟消灾，以五雷驱“五鬼”霹妖镇邪，其形象一般为身着道袍，五雷出手。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20公里处贵溪县境内，是道教正一派的祖庭。东汉中叶，正一道创始人张陵曾在此炼丹，传说“丹成而龙虎现，山因得名”。

30.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牛郎织女

传说牛郎是一个放牛娃，一天，天上的织女偷偷下凡间沐浴，与牛郎相识，于是和牛郎成了亲。他们生了两个孩子，生活十分恩爱。但是王母娘娘知道后十分恼怒，就把织女强行带回了天上。牛郎想起老牛临死时说过披上它的皮可以上天，就披上牛皮背着孩子去追织女。眼看就要追上了，王母娘娘用金簪画了一道银河，两人隔河相望，却无法相会。时间长了，王母娘娘被他们的忠贞爱情所感动，就允许牛郎织女在每年七月初七的时候，踏着鹊桥相会，这也就是七夕节的来历。

31.万里长城筑怨，千秋片石铭贞

——孟姜女寻夫

孟姜女是秦朝时候的女子，她嫁给了范喜良，过着夫妻恩爱的生活。可是秦始皇要修万里长城，到处抓人做工，范喜良也被抓了去。过了一年又一年，别人都有信寄回来，范喜良却始终杳无音信。于是孟姜女决定千里寻夫。她跋山涉水，历尽艰难，终于到达了长城。孟姜女到处询问范喜良的下落，后来却得知他早已累死了，尸骨埋在了长城下面。孟姜女悲恸欲绝，放声大哭。她哭了三天三夜，哭得天昏地暗，只听“轰隆”一声，竟哭倒了长城。爱人已经死去，悲怨的孟姜女最后投海而亡。

32.生不同衾死同穴

——梁祝化蝶

“梁祝化蝶”说的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动人故事。祝英台本是妙龄女郎，女扮男装，出外求学。在求学期间，祝英台深深爱上了同窗梁山伯，梁山伯却始终不知她是女子。后来英台接到家书，要立即返回，二人依依惜别。后来梁山伯从师母处得知真相，却为时已晚，英台已经被强行许配给别人。梁山伯悔恨交加，一病而亡。英台出嫁途经梁山伯坟前，突然电闪雷鸣，坟头裂开，英台顺势跳进坟墓，只见一对彩蝶从中飞出，翩翩起舞，这就是二人的化身。由这个凄婉的传说编写而来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已经成为20世纪的音乐经典了。

33.哀而不怨，艳而不俗

——白蛇传

白蛇传的故事发生在南宋初年。杭州的许仙清明节上坟时，邂逅了由白蛇修炼而成的白素贞与由青蛇修炼而成的小青。许仙与白素贞两情相悦，结为夫妇，过着恩爱的生活。镇江金山寺住持法海知道后，决心除妖。他设计使白素贞露出了原形，又软禁了许仙。白素贞请来虾兵蟹将，水漫金山寺，但最终不敌法海，后来被法海用金钵压在西湖雷峰塔下。小青趁机逃走，潜心修炼法术，终于救出白素贞。

34.凤凰台上忆吹箫

相传战国时期，秦穆公有个小女儿，因自幼爱玉，故名“弄玉”。弄玉不仅姿容绝代、聪慧超群，更是精通音律，尤擅吹箫。一天夜里，她梦见一位英俊青年，极善吹箫，愿同她结为夫妻。穆公按女儿梦中所见，派人寻至华山明星崖下，果遇一人，羽冠鹤氅，玉貌丹唇，正在吹箫，此人名萧史。使者引至宫中，与弄玉成了亲。一夜两人在月下吹箫，引来了紫凤和赤龙，于是萧史乘龙，弄玉跨凤，双双腾空而去。后人修建了引凤亭和玉女祠以示纪念和祝愿。

35.斩鬼使者

——钟馗

钟馗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驱鬼逐邪之神。传说他是唐初终南山人，生得豹头环眼、铁面虬鬓、相貌奇丑，但很有才华且不惧邪祟。他凭借过人的才华在科举考试中一路过关到殿试，但唐明皇无法容忍他的丑陋，便取消了他的录取资格。于是性格刚烈的钟馗选择了死。那次考场冤案后不久，唐明皇患病无法安睡。一天深夜梦到小鬼骚扰，忽见一个蓝衣身影从天而降，一把抓住小鬼，吞下肚去。唐明皇惊醒过来，怪病从此不治而愈，梦中蓝衣人正是钟馗。于是唐明皇请画家绘制钟馗神像，悬挂皇宫内外，以求祛邪保平安。自此钟馗名声大噪，成为名扬天下的捉鬼大神。

中国历史之文化篇

36.“中国”名称的由来

据《辞源》记载：“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我国其他地区称为四方。”

“中国”之名最先出现在公元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上。

“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辛亥革命。公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中国”，英文为“China”。从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把“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37.历史上中国的别称

九州，相传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冀、兖、青、徐、荆、阳、豫、梁、雍。赤县神州，《史记·孟子荀子列传》战国邹衍言：“中国名曰赤县神州”。神州，《中华大字典》言：“神州，中国之别称。”始于战国后。海内，《辞源》“四海”条注：古人以为中国四周皆是海，所以把中国叫做海内，外国叫海外。华夏，《史记·夏本纪》言：“禹封国号为夏”。《左传·定公十年》言：“夷不乱华。”夏原为国号，华原为国名。后称华夏为中国。中夏，《后汉书》言：“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函夏，《汉书》言：“以函夏之大汉兮，彼曾何足与比功。”晋朝张景阳《七命》言：“王猷四塞，函夏谧宁。”此外还有九牧、九区、九域等称呼。

38.历史上“支那”一词的由来

关于“支那”一词有不少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起源于印度，印度古代称中国为“chini”，据说是来自“秦”的音译；第二种说法认为自大秦起中国的丝绸就远销世界各地，而其中一种叫做“绮”的丝绸最为著名，“支那”就是古时波斯文“绮”的音译；也有学者认为欧洲人把中国叫做“China”，“支那”是“China”的音译。可见“支那”曾是对中国的尊称。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后，“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色彩，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公元1930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交部断然拒绝接受“支那”一词，使“支那”这一辱华之称走向了终结。

39.远古的信仰

——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发生在氏族公社时期的一种宗教信仰现象。图腾系印第安语，意为“属彼亲族”。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有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一般以动物居多。作为氏族图腾的动物（如熊、狼、蛇等），是该氏族的神圣标志，照例为该全族之忌物，禁杀禁食，且举行崇拜仪式，以促其繁衍。图腾主要出现在旗帜、族徽、柱子、衣饰、身体等地方，还反映在舞蹈、建筑等多个领域里，各个国家、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图腾崇拜。

40.云南元谋人

元谋人，因发现地点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定名为“元谋直立人”。伴随元谋人牙齿出土的，还有17件石制品，经研究鉴别，属旧石器，其类型包括尖状器、刮削器和砍砸器。在同一地层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炭屑和一些烧焦的骨头，并且在有炭屑的地方都伴有动物化石，属共生哺乳类动物化石，有40余种，距今170多万年，是中国乃至亚洲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这就说明，元谋人不仅会使用自己制造的工具从事狩猎及采集活动，而且还会用火烤食他们所获取的猎物，开始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41.陕西蓝田人

蓝田人是中国的直立人，通常被称做“蓝田猿人”，学名“直立人蓝田亚种”。生活的时代是更新世中期、旧石器时代早期。公元1964年发现于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命名为“蓝田人”。蓝田人的生活年代是距今110万年前到115万年前，年份较北京人早数十万年，因此他们在体质形态上有不少差别。早期的蓝田人为西安最早的居民。

42.周口店“北京人”

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之间。北京人的平均脑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脑量为1400毫升），据推算北京人男性身高为156厘米，女性身高为150厘米。北京人属石器时代，是最早使用火的古人类，并能捕猎大型动物。北京人的寿命较短，据统计，68.2%死于14岁前，超过50岁的不足4.5%。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公元1953年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附近建成了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43.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

——夏

禹晚年的时候，也像尧和舜那样召开部落首领大会，想找一个贤能的人做自己的继承人。大家都觉得皋陶最合适。但是，皋陶没过多久就病死了，于是大家就又推荐了皋陶的儿子伯益。但是，禹的儿子启心里却非常不服气，他觉得天下是他父亲禹辛辛苦苦得来的，是他父亲的财产，如果父亲死了，财产就应该由他来继承。于是，启就发动了一场动乱，杀了伯益，然后召开部落联盟大会，宣布自己即位称王，建立夏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就这样产生了，选举贤能的“禅让”制度也被父死子继的“家天下”制度所代替。

44.坐钧台而朝诸侯

——少康复国

少康是中国夏朝的第六代王。第二代夏王太康被东方一个诸侯国有穷氏后羿所伐，后羿废黜太康后，立太康弟仲康为王，仍由后羿专政。仲康不甘心做傀儡，忧闷成病而死。仲康的儿子相继位，后来后羿的宠臣寒浞发动政变，篡夺王位，相被迫自杀。相的妻子是有仍国诸侯的女儿后缗氏，带着身孕逃回有仍国，生下了少康。少康初懂人事，母亲就告诉他祖上失国的惨痛经过，叮嘱他日后要报仇雪耻，复兴夏朝。从此，他发愤图强，立志夺回天下。少康自幼历尽苦难，复国后勤于政事，讲究信用。在他的治理下，天下安定，文化大盛，各部落都拥戴他，夏朝再度兴盛，史称“少康中兴”。

45.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夏桀亡国

夏桀是夏代的第十六位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继位后，大兴土木，荒淫无度。夏桀认为自己的统治将会永世不竭，他把自己比做太阳，希望与日月齐辉。百姓诅咒他说：“你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跟你一起灭亡。”夏桀的残暴引起了诸侯的普遍不满和反抗，终于于公元前1766年被商汤所灭。

46.武王伐殷，岁在鹑火

——武王伐纣

商朝末年的时候，统治非常昏暗。商朝的最后一个国君商纣王，成天只知道自己奢侈享乐，根本不管百姓们的死活。这时，渭水流域兴起了一个叫周的强国。周文王一心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他不但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发展与邻国的关系，而且礼贤下士，重用人才。周文王死后，周武王即位。武王在姜尚等贤臣的帮助下，把周国治理得更加兴盛。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进攻商纣王，双方在牧野（今河南省境内）展开大战。周武王得到了各个部落和百姓的拥护，战胜纣王，商朝就这样灭亡了。从此，周朝建立，定都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境内），历史上称为“西周”。

47.力排众议，万世之基

——盘庚迁殷

商朝从建国到灭亡，历经五百多年，前期屡屡迁都。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十九个王。太甲以后，商朝历代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过着腐化的生活。盘庚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他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国家不能再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想通过迁都来挽救商朝的衰亡。可是，大多数贵族贪图安逸，都不愿意搬迁，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盘庚软硬兼施，终于完成了迁都的计划，渡过黄河，搬迁到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在那里整顿商朝的政治，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以后二百多年一直没有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者“殷朝”。

48.炮烙之刑

炮烙之刑起源于商朝末年，是为了镇压反抗者所设置的一种残酷的刑罚。《史记·殷本纪》载：“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即在铜柱上涂油，下加炭使热，令有罪之人行其上，辄坠炭中活活烧死。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的始祖西伯在向商献洛西之地时，曾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纣王不得已答应了。西伯的意见顺乎人心，所以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后来武王举起伐纣的旗帜，终于灭商兴周。但是，炮烙之刑并没有随着纣的灭亡而绝迹，它被后世的一些暴君酷吏继承下来。

49.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被称为“周公”。在周文王时，他就很孝顺、仁爱，辅佐武王伐纣，封于鲁。周公没有到封国去而是留在王朝辅佐武王，为周安定社会、建立制度，武王崩，又佐成王摄政。周公唯恐失去天下贤人，洗一次头时，曾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一顿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周公为周王朝的发展呕心沥血，直至逝世，终天下大治。“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是曹操的《短歌行》中的句子，告诉我们只有礼待贤才，才能使天下人才心向往之。

50.厉王止谤，国人暴动

国人暴动，又称“彘之乱”，是公元前841年发生在西周首都镐京的以平民为主体的暴动。西周自周成王、周康王之后，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到周厉王，为了改变朝廷的经济状况，实行“专利”政策，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进入谋生，还禁止国人谈论国事。周厉王的高压政策，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公元前841年，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周厉王下令调兵遣将。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国人都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周厉王带领亲信逃离镐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今山西省霍州市），并于公元前828年病死于该地。

51.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战国时候，楚灵王喜欢在上朝时看到臣子们个个腰细如杨柳。如果有些人天生身材苗条、腰肢较细，还会受到楚灵王的夸赞，很快得到提拔和重用，从此便官运亨通，平步青云。朝廷里的官员为了赢得楚灵王的欢心和宠信，特别注意节制饮食，每天限定吃一顿饭。有些大臣还在每天早晨起床穿衣时，长长吸一口气，然后紧收腹部，将气憋住，勒紧腰带。这样整天折腾，大家经常饿得头昏眼花，都变得面黄肌瘦，弱不禁风。许多人甚至无法站立，往往需要扶住墙壁才能勉强站立起来。至于那些宫女们，为了讨好楚灵王，更是经常忍饥挨饿，生怕腰身变粗，一时间此种做法蔚然成风。《资治通鉴·汉纪》曾记载：“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52.断机教子

孟子小时贪玩，读书很不用功。有一天，他放学回到家里，母亲问他学习进展如何，他回答还是老样子，并流露出漫不经心的神情。孟母深感忧虑，遂将孟子叫到跟前，断然操刀割断织机上纺了一半的布匹。母亲的举动使孟子迷惑不解，他“惧而问其故”，母亲回答：“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不以离于祸患也。”母亲的一席话使孟子深受触动，自此，他“旦夕勤学不息，祖师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成为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53.孟母三迁

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他从小丧父，靠母亲倪氏日夜纺织维持生活。倪氏是个勤劳而有见识的妇女，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读书上进、早日成才，为此，她多次择邻而居。孟家原住在乡下一块坟茔旁，门口常有哭哭啼啼、吹吹打打的送葬人路过，孟子便模仿，孟母认为这样下去不利于儿子成长，就将家迁到了城里。城中虽无墓地，但处于市井闹市，叫卖喧嚣声不绝于耳，孟子于其间耳闻目染，又开始模仿。孟母认为这样还是不利于儿子的成长，于是将家又迁到了城东的学宫附近。学宫附近环境高雅肃穆，读书声不绝于耳，孟母决定在此安定下来，让孟子接受学校文化的熏陶，以成大器。

54.狡兔死，走狗烹

——文种和范蠡的不同选择

在越王勾践兴越灭吴的过程中，文种和范蠡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两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范蠡认为越王勾践长相“长颈鸟喙”，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于是功成身退，辞官归隐。据说他改名“陶朱公”，因为善于经营成了大富翁。后来他写信给大夫文种，提醒他“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劝他也归隐田园。但文种自以为有大功于越国，不信勾践会害他，不肯离去。后来勾践果然听信谗言，令文种自杀，将他葬在会稽的西山。今天在绍兴城内的府山上还有文种墓。

55.因仁爱失战机

——宋襄公

宋襄公，子姓，名兹甫，为宋国君主，于公元前650年至公元前637年在位。春秋中前期宋国国主，是颇有作为的政治家，并以仁义见称。公元前638年，楚宋争夺霸主之位，决战于泓水。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宋军已占有利之地。当楚军开始渡河时，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宋襄公以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为由拒不同意。楚军渡河后开始列阵时，公孙固又请宋襄公乘楚军立足未稳之际发起进攻，宋襄公又称“不鼓不成列”。直待楚军列阵完毕后方下令进攻，由于楚军实力强大，宋军大败。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奉行迂腐的仁义，导致覆军伤股，为天下所笑。

56.骊山烽火换美人一笑

——烽火戏诸侯

周幽王，中国西周末代君主，其在位时，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政局不稳。幽王自得褒姒以后，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褒姒虽然生得艳如桃李，却冷若冰霜。周幽王发出重赏，谁能诱发褒姒一笑，赏以千金。虢国石父献出“烽火戏诸侯”的奇计，周幽王便同褒姒并驾游骊山，燃起烽火。诸侯一队队兵马闻警来救，至时发现平安无事，又退兵回去。褒姒见兵马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往往，不觉启唇而笑，幽王大喜，却因此失信于诸侯。公元前771年，犬戎兵至，幽王再燃烽火，诸侯不再出兵救援，幽王被杀。西周遂亡。“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史记·周本纪》）意思是说，褒姒不喜笑，周幽王为了她一人的笑，天下百姓再也笑不起来了。

57.尊王攘夷，一匡天下

——齐桓公九合诸侯

齐桓公是齐国的第十六代国君，他任用管仲为相，推行政治、经济改革，采取“尊王攘夷”的策略，北伐山戎以救燕，平定狄乱以助邢、卫，解周王室之祸，定周襄王之位。特别是在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鲁、宋等八国军队，征伐南方的楚国，迫楚订盟，阻其北进，奠定了霸主地位。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与会者有鲁、宋、郑等国，周天子派人前往，赏赐给齐桓公祭庙所用的福肉、红色的弓箭和自己乘坐的车，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这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巅峰。

58.城濮之战，退避三舍

春秋时候，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亡十几年。经过千辛万苦，重耳来到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有大作为，便以国君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楚王问他将来怎样报答自己。重耳说，如果将来晋楚交兵，晋国将“退避三舍”。四年后，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公元前633年，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兑现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90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59.蔺相如护璧使秦

——完璧归赵

战国时期，赵国的惠文王得到天下闻名的和氏璧。秦昭王听说这件事，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信，说愿意用十五座城换取和氏璧。赵王恐秦有诈，就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蔺相如把璧交给秦王，却不见秦王提城池的事，就对秦王说：“这块璧有斑点，让我指给你看。”秦王把璧递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拿到璧后退到柱子旁对秦王说：“你根本不想用城池交换。你要是逼我，我就连头带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秦王无奈，只得拿出地图指出要交换的城池。蔺相如又提出让秦王斋戒五天以示郑重，却暗中派人将和氏璧送回赵国，到了交换的时候，秦国只有先将城池交出才可换得和氏璧。最后秦王毫无办法，只好让蔺相如回国，再也没有提和氏璧的事。

60.低一头能免一刀

——负荆请罪

蔺相如因护璧有功，后又在渑池会上立功，赵王便封他为上卿，职位高于廉颇。廉颇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赵国立下许多大功。蔺相如一介文人，就靠一张嘴，反而爬到自己头上去了。因而他多次扬言要羞辱蔺相如。蔺相如听说这件事后，故意回避，不愿与廉颇正面交锋。手下的人都愤愤不平，蔺相如对他们说：“秦王不敢进攻我们赵国，就因为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如果我们俩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秦国必然乘机来打我们。我之所以避着廉将军，为的是我们赵国啊！”廉颇听说后非常惭愧，他脱下战袍，背上荆条，到蔺相如门上请罪。从此，两人结为生死同盟的朋友，同心协力保卫赵国。

61.楚王称霸，一鸣惊人

楚庄王，楚穆王之子，公元前614年继位。登基三年，不发号令，终日郊游围猎，沉湎声色，并下令：“有敢谏者，杀无赦！”大夫伍举冒死进谏，请庄王猜谜语：“有鸟止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不久，庄王罢淫乐，亲理朝政，任用贤良，扩充军队，使楚国出现一派国富兵强的景象。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北上，在周的直辖区耀武扬威，并遣使问象征王权的九鼎之轻重，大有取周而代之的气势。公元前594年冬，楚、鲁、蔡、许、秦、宋、陈、卫、郑、齐、曹、邾、薛、鄫等十四国在蜀（今山东省泰安市西）开会结盟，正式推举楚国主盟，楚庄王遂成为称雄中原的霸主。

62.孔子周游列国

历史上被奉为“圣人”的孔子，是中国一位有深远影响的教育家。他的学说和思想一直被看做是治学为人的标准。孔子出生时，周室已衰，礼制崩解，他遂以重建一普遍秩序为己任。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行程数千里，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可他依然自信极坚，毫不动摇。他曾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在他68岁那年，他的弟子冉有得到季康子的赏识，在冉有的建议下，鲁国派出特使将孔子从卫国迎回，孔子终于演完了他周游列国的悲壮一幕。

63.九流十家

九流十家是先秦至汉初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掉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64.礼崩乐坏

礼崩乐坏是对东周时期典章制度逐渐被废弃的一种形象描述。在春秋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出现了与周礼要求不相融的局面，王室衰落，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对天下诸侯的领袖地位，各地的割据势力普遍地无视、践踏西周初年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经济上井田制逐步解体，出现了土地所有制及相应的赋税制度，如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相地而衰征等；政治上一些强大的诸侯开始建立直属于君王的郡县制，不再对土地进行分封。各分封诸侯间征战不已，周天子无力阻止；各诸侯、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十分普遍；作为奴隶制度基础的分封制和宗法制遭到严重破坏，长子继承制度多不能施行；一些有权势的卿大夫在征战中势力壮大，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卿大夫出的局面。

65.蜂出并作，各引一端

——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论，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此外，还有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等各思想界争奇斗艳。

66.讲武堂里学打仗

——纸上谈兵

战国时期，赵国大将赵奢有一个儿子叫赵括，从小熟读兵书，谈起用兵的道理来头头是道，自以为天下无敌，甚至连他父亲也不放在眼里。但赵奢却很担忧，认为儿子不过是纸上谈兵，并且说：“将来赵国不用他为将则罢，如果用他为将，他一定会使赵军遭受失败。”果然，公元前259年，秦军又来犯，赵军在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县附近）抗敌，此时赵奢已经去世。廉颇负责指挥全军，使得秦军无法取胜。秦国使反间计，派人到赵国散布“秦国就是怕让年轻力强的赵括带兵”“廉颇不中用，眼看就快投降啦”的言论。赵王信以为真，派赵括替代了廉颇。赵括到任后，死搬兵书上的条文，到长平后完全改变了廉颇的作战方案，结果40多万赵军尽被歼灭，他自己也被秦军箭射身亡。

67.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卧薪尝胆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自己也伤重身亡。阖闾之子夫差继位后，厉兵秣马，于两年后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俘，被送到吴国做奴隶，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吴王夫差以为他真心归顺，就将他放回越国。勾践回国后，立志报仇雪恨，他用柴草为褥，并在屋内悬挂一只苦胆，每天吃饭前先尝一口苦胆，以此磨砺意志，告诫自己勿忘耻辱。经过多年励精图治，终于国富民强，于公元前482年，发动复仇战争，大败吴军，俘获吴国太子。夫差自杀，吴国被越国吞并。自此，越军横行江淮一带，诸侯尽来朝贺，勾践的霸业完成。于是迁都琅玡，称霸中原，成为春秋霸主的最后一位。

68.变古之教，易古之道

——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可是“胡服骑射”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许多皇亲国戚的反对。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国民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赵武灵王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69.鸡鸣狗盗出函谷

“鸡鸣狗盗出函谷”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广揽人才，门客众多，号称宾客三千。一次，孟尝君出使秦国，秦昭王听信谗言，将其扣留，准备找借口杀掉他。孟尝君门客中有能狗盗者，偷来狐白裘献给秦昭王的宠姬，让她说服秦昭王放弃了杀孟尝君的念头。孟尝君连夜逃到函谷关，正是半夜，按秦国法规，函谷关每天鸡叫才能开门。门客中有人会学鸡叫，听到第一声啼叫，附近的鸡都跟着叫起来，关吏只得开门放行。天亮了，秦昭王得知孟尝君一行已经逃走，立刻派出人马追赶。追到函谷关，孟尝君早已脱身。就这样，孟尝君靠着鸡鸣狗盗之士逃回了齐国。

70.愿者上钩

——姜太公钓鱼

吕尚，姜姓，字子牙，被尊称为“太公望”，后人多称其为“姜子牙”“姜太公”。中国历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曾在殷纣王朝中做官，后因纣王暴虐荒淫离开。当时西周文王姬昌施行仁政，大得人心，于是姜太公便来到了周的领地渭水之滨，终日以钓鱼为生，实则观察世态变化，寻找大展宏图的机会。据说，姜子牙钓鱼用的是直钩，鱼当然钓不上来，所以才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说法。太公奇特的钓鱼方法，终于传到了姬昌那里，姬昌意识到这位钓者必是贤才，于是亲自前往磻溪拜请太公，向他请教治国安邦之策。后来，姜太公辅佐文王兴邦立国，还帮助文王的儿子武王姬发灭掉了商朝，被武王封于齐地，实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愿望。

71.孙膑以此名扬天下

——马陵之战

战国中期，位于中原地区的魏国逐渐强大起来，不断对邻国用兵。公元前341年，魏惠王派庞涓联合赵国引兵伐韩，包围韩都新郑（今属河南省）。韩昭侯求救于齐。齐以田忌、田婴、田盼为将，孙膑为军师，攻魏救韩。这场战争实质是齐、魏两国争夺中原霸权的一场战争。

孙膑深知敌我力量众寡悬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便决定采用欲擒故纵之计，诱庞涓上钩。他设计“逐日减灶”示弱之假象，诱敌进入已设伏的马陵，齐军大败魏军，庞涓自刎，魏太子申被俘。史称此战为“马陵之战”，称孙膑的战法为“减灶之计”。此战后，魏国由盛转衰，孙膑却因善于用兵而名扬天下。

72.纵横家所宣扬的外交军事政策

——合纵连横

合纵连横简称纵横，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战国中期，齐、秦两国最为强大，东西对峙，互相争取盟国，以图击败对方。其他五国也不甘示弱，与齐、秦两国时而对抗，时而联合。合纵连横的实质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拉拢小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合纵就是南北纵列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国，阻止齐、秦两国兼并弱国；连横就是秦或齐拉拢一些国家，共同进攻另外一些国家。当时最著名的纵横家有苏秦、张仪和公孙衍等。

73.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刺秦王

秦王嬴政重用尉缭，一心想统一中原，不断向各国进攻。燕太子丹曾在秦国为人质，秦王待太子丹并不友善。后太子丹逃归燕国。荆轲原为卫人，喜欢读书击剑。燕太子丹从秦国逃归，招纳天下勇士，计划行刺秦王，以求报作为人质受制于秦国之耻。田光推荐荆轲与太子结识。太子丹待荆轲若上宾，“士为知己者死”，荆轲决心以死相报。时有秦将樊於期得罪秦王逃在燕国避难。秦王灭樊九族，正悬赏樊於期的头。樊於期为报仇拔剑自刎。公元前227年，荆轲带燕督亢地图和樊於期首级，前往秦国刺杀秦王。荆轲在献燕督亢地图时，图穷匕见，刺秦王不中，被杀。

74.千古一帝

——秦始皇

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姓，赵氏，名政，秦庄襄王之子。公元前247年，秦王政13岁时即王位，因年幼朝政由太后和相邦吕不韦及嫪毐代为掌管。公元前238年，秦始皇22岁时开始“亲理朝政”，除掉吕不韦、嫪毐等人，重用李斯、尉缭。公元前230年～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39岁时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途中驾崩于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市）。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将大臣议定的尊号改为“皇帝”。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75.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秦统一六国

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既是战国末期最后一场诸侯兼并战争，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场封建统一战争。公元前237年，秦王嬴政罢黜吕不韦，亲自执政，开始谋划吞并六国的战争。其作战的总谋略是由近及远，先取赵国、魏国、韩国，再取燕国、楚国、齐国。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用了十年的时间，相继灭掉了北方的燕、赵，中原的韩、魏，东方的齐和南方的楚六个国家，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五百余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国家。

76.焚诗书，坑术士

——秦始皇焚书坑儒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当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六国史书，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秦始皇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460余名术士坑杀，即为所谓的“坑儒”。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方士的一次坑杀而已。《史记》记载的侯生、卢生非议始皇的话，始皇知道后大怒，认为“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说明秦始皇主要坑杀的乃方士、术士，并非儒生。

77.世界第八大奇迹

——兵马俑

秦始皇陵兵马俑以其宏大的规模和丰富的文物而轰动世界，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公元1974年3月29日，临潼县晏寨乡西杨村农民杨志发在打机井时，刨出一块兵马俑的陶片，接着又挖出了许多陶俑残片、铜镞、铜弩机和砖等。随后，秦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迅速组建并开始发掘。公元1978年，国家拨巨款建起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兵马俑坑内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青铜兵器，种类齐全，工艺精湛，尤其是青铜剑表面经过铬盐氧化处理，可以防锈抗腐蚀。

78.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大泽乡起义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没有重视休养生息。二世继位后，宦官赵高把持朝政，实行了更加残暴的统治。公元前209年，征发闾左900人屯戍渔阳，陈胜、吴广为屯长。行至大泽乡，为大雨所阻，不能按期到达。按照秦法，过期要杀头。陈胜鼓动戍卒说：“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广大农民“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踊跃参加起义队伍。当起义军进据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时，陈胜自立为王，国号“张楚”。后来起义军内部也发生分裂，陈胜、吴广分别被部下谋杀。其他的剩余起义军和刘邦、项羽的军队联合，终于在公元前206年推翻了残暴的秦朝。

79.大秦的致命一击

——巨鹿之战

巨鹿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秦朝末年，诸侯割据，军阀混战。公元前208年，秦军上将军章邯打败楚地反秦义军首领项梁后，认为楚地已不足忧，遂率20余万秦军北上攻赵，围困赵王歇于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赵王派使者向楚怀王求援。项羽主动请缨，率军六万余北上以解巨鹿之困。公元前207年，项羽率领全军渡过漳水，命令全军破釜沉舟，只带三日粮，以示不胜则死的决心。经过九次激烈战斗，大败20万秦军，使秦军受到严重损失，并迫使另20万秦军不久投降。而项羽则确立了在各起义军中的领导地位。经此一战，秦朝名存实亡。

80.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就在项梁和项羽在会稽起兵的时候，刘邦也在沛县一带举行起义，楚怀王曾与二人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先入主关中，但他并没有被秦宫的豪华陈设所诱惑，他知道夺得人心才是争夺天下的资本。于是，刘邦还军灞上，与关中父老约定：“杀人的偿命，伤人和盗窃财物的按情节论罪。”秦朝原来的严刑酷律，现全部予以废除，并且保留原有地方官吏，士农工商继续从事旧业。百姓们听了都热烈拥护，纷纷取了牛羊酒食来慰劳刘邦的军队。由于坚决执行约法三章，刘邦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为他日后称王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

81.短长肥瘦各有态

——环肥燕瘦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观，汉代的赵飞燕与唐代的杨贵妃一瘦一胖，却都是世人公认的美女。

赵飞燕原名宜主，她身材苗条，体态轻盈，舞姿如小燕迎风飞舞，甚至可以在人手掌上跳舞，这也是“飞燕”这个名字的来历。后被汉成帝立为皇后，平帝即位后，被迫自杀。与赵飞燕相反，唐代的杨玉环即杨贵妃是以丰满之美而闻名天下的。唐朝国力强盛，推崇雍容之美，杨贵妃正是这种美的典型。杨玉环得到唐玄宗的宠爱，其亲属也权倾朝野。后来在安史之乱中被杀，葬身红尘。

82.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楚汉之争

公元前207年，刘邦、项羽相继率兵入关，推翻秦王朝。按照原来楚怀王的约言“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先入咸阳，理应王关中，但项羽自恃功高，遂自行分封天下，佯尊楚怀王为义帝，并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刘邦采纳萧何的策略，在汉中招揽人才，治理巴蜀做根据地。公元前206年，楚汉战争爆发。公元前203年底，刘邦会合诸将，合围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项羽走投无路，拔剑自刎，上演了一场悲壮的“霸王别姬”。项羽死后，刘邦很快平定楚地，不久建立汉王朝，正式登上皇帝宝座。

83.中国后宫专政第一人

——吕后篡权

吕后，名雉，汉高祖刘邦结发之妻，秦时单父县（今山东省单县）人。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封吕雉为皇后，生汉惠帝刘盈及鲁元公主。刘邦死后，吕雉砍断刘邦宠妃戚夫人手足，挖眼熏耳，用药使之变哑，置于厕中，名曰“人彘”，毒死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对其他刘氏诸王亦加残害。惠帝为人仁柔，不满吕后所为，弃理朝政，吕后便执掌大权。惠帝七年，刘盈病死后，吕后“临朝称制”掌握朝政大权八年，成为中国皇朝历史上第一个独揽国家大权的女人。吕后在其称制的八年期间，继续执行汉高祖以来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为汉初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享年62岁。

84.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文景之治

西汉初年，经济萧条，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灭亡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80年～前157年），汉高祖刘邦中子，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57年～前141年），文帝太子，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十六年。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在汉朝统一王权的统治下，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采取与时代相应的统治政策，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因而促进了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

85.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建议：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这种大一统思想非常赏识。武帝又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两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虽然这样做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86.宁折不弯

——祢衡击鼓骂曹

“击鼓骂曹”的故事发生在曹操的家宴上。三国时祢衡饱读诗书，但恃才傲物。曹操本想让他效力，但他对曹操嗤之以鼻，对曹操手下的各个文武百官也是鄙夷不屑。曹操十分生气，想羞辱他，于是命他当鼓吏，在举行宴会时当众表演。祢衡便装而来，曹操又呵斥他不换新衣，祢衡遂将衣服全部脱下，赤身裸体，擂了一通鼓，大声斥骂曹操，然后才穿上了新衣。曹操反被祢衡羞辱，怒火万丈，但又不愿落个杀害贤人的恶名，只好将他送出门去，后来借黄祖之手杀了他。

87.青梅煮酒论英雄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大；刘备虽为皇叔，却势单力薄，于是每日在住处后园种菜，以为韬晦之计。一日，曹操请刘备赴宴，二人对坐，青梅放在酒樽中煮着，酒过三巡，曹问刘备，你说当世谁算得上英雄呢？刘备装作胸无大志的样子说了几个人，都被曹操否定。曹操此时正想看刘备是否想称雄于世，于是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两个！”刘备一惊，手中拿的筷子掉到地下。正巧此时雷声大作，刘备从容地低身拾起筷子，说雷声的威力竟然这样大。于是曹操认为刘备是个胸无大志的人，从此再也不疑刘备了。

88.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按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有个州的太守叫做田登。他蛮横霸道、飞扬跋扈，因为名字叫做“登”，于是命令全州的百姓说话时都不许说“登”或者“登”的同音字，甚至连“点灯”也不许说。如果谁不小心说了这些字，轻则暴打一顿，重则会被投入大狱。于是全州的人都把“灯”叫做“火”。

元宵时节，按照传统的风俗，要放三天焰火、点三天花灯来庆祝节日。于是衙门就张贴告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看了此告示，老百姓挖苦说：“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89.苏武流胡节不辱，雪地冰天十九年

——苏武牧羊

苏武，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人。汉武帝天汉元年，他以中郎将之职奉命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要求臣服单于。匈奴劝降不成，遂将他流放到边远的北海（今贝加尔湖）。苏武在终年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北海受了十九年的折磨，直到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匈奴壶衍鞮单于新立，遣使者欲与汉朝亲善。汉朝要求匈奴释放苏武，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苏武等九人由汉使迎接回国。他在匈奴持节不屈，被后世视为坚持民族气节的典范之一。

90.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

——昭君出塞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原为汉宫宫女。公元前54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南迁至长城外的光禄塞下，同西汉结好，曾三次进长安入朝，并向汉元帝请求和亲。昭君17岁时被选入宫待诏，汉元帝时，元帝答应呼韩邪单于提出的和亲要求，决定从宫人中挑选一个才貌双全的宫女作为公主，嫁给呼韩邪单于，王昭君深明大义，主动“请行”。昭君出塞，实现了匈奴人民向往和平的愿望，呼韩邪单于封她为“宁胡阏氏”，后来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全境，从而使匈奴同汉朝和好达半个世纪。

91.以复古为解放

——王莽改制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人（今河北省大名县东），汉平帝祖母元皇后的侄儿。王莽代汉前，其声名已十分显赫，连皇帝、太后都对他恩宠有加。他早年勤奋好学，虔诚地信仰儒学，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儒家盲从者。他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至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王莽代汉后所得的天下，是一个腐朽不堪的烂摊子，为了新朝的长治久安，他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制度改革。但在改制中，王莽食古不化、竭力复古，致使农民起义和西汉宗室旧臣反对新朝的斗争不断发生。更始元年（公元23年），王莽政权终于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彻底崩溃。

92.仁心待人天下归心

——光武中兴

刘秀，东汉的开国皇帝，谥号“光武”。他领导舂陵等起义军，扫灭新莽，绍续汉业。他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并安抚周边少数民族。光武帝统治期间，东汉的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了大大发展。铁制农具的改进、牛耕的普及、水利工程的广泛修建使生产技术大大提高；冶铁技术的改进使铁的产量大为增加；精美的铜器、漆器、丝织品反映出高超的手工业工艺；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在他当政的中、后期乃至明帝时期，出现了一个“马放牧，邑门不闭”“四夷宾服，家给人足，政教清明”的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东汉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历史上称之为“光武中兴”。

93.小子安知壮士志

——班超通西域

班超，字仲升，汉族，汉扶风平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人，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和外交家。张骞通西域后，西域的一些主要国家都与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但西汉末年，王莽倒行逆施，西域诸国纷纷与汉朝断绝了往来。光武帝即位后，汉朝再次强大起来，西域诸国都想与汉朝恢复关系以摆脱匈奴的控制。公元73年，东汉王朝发动了一次对北匈奴的大规模反击，班超以假司马的身份第一次出征。这次战役中，班超初显才华，击败北匈奴军一部，立下了战功。窦固欣赏班超的才能，上书朝廷，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两次出使西域，历鄯善、于阗、疏勒三国，不辱使命，成功地使得三国断绝了和北匈奴的关系，归顺于东汉王朝，使西域重新与汉朝连为一体，被阻隔了几十年的丝绸之路也得以再次畅通。

94.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黄巾军起义

东汉末年，由于豪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权，政治极端腐败黑暗，加上自然灾害相继不断，使农民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农民起义连续不断。张角，太平道创始人，利用某些宗教观念和社会政治思想，组织群众，约于公元168年～172年初传道。公元184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自称“天公将军”，率领群众发动起义。因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志，史称“黄巾起义”。起义持续进行了20多年，最终被残酷镇压。公元192年，起义宣告失败。黄巾军英勇善战，战果辉煌，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

95.挟天子以令诸侯

公元196年，被董卓劫持到西安的汉献帝在董卓死后回到当时的首都洛阳。由于此时的洛阳已破败不堪，曹操便果断地采纳谋士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把献帝从洛阳接到了许县，并对献帝给予物质保障和适度尊重。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采取的一次著名战略措施，这项战略措施的背后暗含着曹操荡平乱世、实现国家一统的愿望，正是这一措施的实行使曹操吸引了大批人才，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统一了北方。

96.后发制人，以少胜多

——官渡之战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袁绍击败公孙瓒，占有青、幽、冀、并四州之地。建安元年，曹操把汉献帝挟持到许县，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春，袁术在寿春（今安徽省寿县）称帝。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名，进讨袁术。建安四年6月，袁绍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南下进攻许昌，试图依靠军力优势，打破曹操的政治优势。双方各有胜负，于官渡对峙。同年10月，袁绍谋士许攸投降曹操，建议曹操奇袭乌巢烧其辎重而成功，袁绍军溃败。官渡之战，曹操以两万左右的兵力，出奇制胜，击败袁军十万，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97.欲见贤而不以其道，岂可召乎

——三顾茅庐

汉末，黄巾事起，天下大乱，曹操坐据朝廷，孙权拥兵东吴，汉宗室豫州牧刘备听徐庶和司马徽说诸葛亮很有学识，又有才能，一心求贤的他亲自前往南阳卧龙岗请诸葛亮出山。他前后一共去了三次，头两次诸葛亮都避而不见，但他没有灰心，又第三次去拜访诸葛亮。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诚意打动，就在茅庐中和他共同探讨时局，分析形势，设计如何夺取政权统一天下的方略。刘备大为叹服，愿以诸葛亮为师，请他出山相助，重兴汉室。此后，诸葛亮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帮助刘备东联孙吴、北伐曹魏，占据荆、益两州，北向中原，建立蜀汉政权，形成与东吴、曹魏三国鼎立的局面。

98.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公元208年，曹操率领83万大军驻扎在长江中游的赤壁，企图打败刘备以后，再攻打孙权。刘备采用联吴抗曹之策，与吴军共同抵抗曹操。诸葛亮和周瑜都认为“欲破曹公，宜用火攻”。周瑜用反间计让曹操杀死曹军中熟悉水战的将领蔡瑁、张允，叫庞统假作献计，骗曹军把战船连在一起，又使“苦肉计”让黄盖去诈降曹操。黄盖在船中装满了容易燃烧的物品。可要向北岸曹军放火，必须依仗着东南风才能办到。当时正当隆冬季节，天天都刮西北风。周瑜忧急成病，卧床不起。诸葛亮预测到近期肯定会刮东南风，遂让周瑜在南屏山修筑七星坛，登坛祈雨。到了预定的日期，果然东南风大作，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把曹营的战船烧得一干二净，兵马损失不计其数。赤壁之役，曹操吃了败仗，从此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局势。

99.木牛流马

木牛流马最远可追溯到春秋末期。据王充在《论衡》中记载，鲁国木匠名师鲁班就为其老母巧工制作过一台木车马，且“机关具备，一驱不还”。三国时诸葛亮也曾发明木牛流马，用其在崎岖的栈道上运送军粮，且“人不大劳，牛不饮食”。南北朝时，祖冲之又再造了木牛流马。书中木牛流马的介绍是：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着于腹，载多而行少，独行者数十里，群行者20里。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可惜的是，各类古籍中对木牛流马的制作工艺都没有详细的记载，木牛流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运输工具呢？是否真的存在过？千百年来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争论不休。

100.交兵不假挥长剑，已破英雄百万师

——赤壁之战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欲吞并江南。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7月，亲统大军十余万南征荆州，企图先灭刘表，再顺长江东进，击败孙权，以统一天下。面对当时严峻的局势，刘备、孙权决定联合抗曹，11月，孙刘联军与曹军对峙于赤壁。曹操将战船首尾相连，结为一体，以利演练水军，伺机攻战。周瑜采纳部将黄盖所献火攻计，并令其致书曹操诈降，曹操中计。黄盖择时率蒙冲斗舰乘风驶入曹军水寨纵火。曹军船阵被烧，火势延及岸上营寨，孙刘联军乘势出击，曹军死伤过半，遂率部北退，联军乘胜扩张战果，孙刘两军分占荆州要地。

101.魏蜀吴阵营三分

——三国鼎立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被迫退据北方，重新积蓄力量；孙权在长江中下游的势力得到巩固；刘备得到两湖大部分地区，后来又得四川。这样，三个军阀的势力相当，但任何一方又都不具备统一全国的条件。曹操的儿子曹丕在洛阳废汉献帝，自称皇帝。刘备和孙权也先后称帝称王。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了。

三国鼎立局面是东汉末年以来军阀混战的结果，也是从分裂割据走向逐步统一的过渡阶段。三国鼎立期间，虽然兼并战争仍旧继续进行，但是，由于三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都比较重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这就为日后的统一准备了物质条件。

102.分久必合

——三国归晋

晋朝皇族的源头为河内司马氏，其中司马懿具有政治及军事才略，在曹魏后期抵御蜀汉北伐及平定辽东，成为了魏国重臣。公元249年发动高平陵事变，司马氏开始专政。在司马懿去世后，其子司马师及司马昭逐渐巩固司马氏的势力。公元263年司马昭为了建立赫赫军功，命钟会、邓艾及诸葛绪率军伐蜀，蜀汉主将姜维阻敌于剑阁，最后邓艾经阴平直袭涪城，进逼成都。刘禅投降，蜀汉灭亡。司马昭去世后，其子司马炎于公元265年篡位，曹魏灭亡。司马炎建立晋朝，是为晋武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279年12月，司马炎决定进攻东吴，于公元280年逼近建业，孙皓投降，孙吴灭亡，全国重新大一统。西晋统一仅37年，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时期中的短暂统一，所谓“昙花一现”。

103.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三国时代魏末，魏王朝渐渐大权旁落。战功卓著的司马懿与魏宗室为权势明争暗斗。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诛灭曹爽集团，从此魏国的实权为司马氏掌握。司马昭总揽大权后，野心更大，总想取代曹髦。他不断铲除异己，打击政敌。年轻的曹髦知道自己即便做“傀儡”皇帝也休想当长，迟早会被司马昭除掉，就打算铤而走险，用突然袭击的办法除掉司马昭。一天，曹髦把跟随自己的心腹大臣找来，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我不能白白忍受被推翻的耻辱，我要你们同我一道去讨伐他。”曹髦亲自率领左右仆从、侍卫数百人去袭击司马昭。谁知大臣中早有人把这消息报告给了司马昭。司马昭立即派兵阻截，杀了曹髦。后来，人们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来说明阴谋家的野心非常明显，已为人所共知。

104.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

——八王之乱

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分封宗室27人为同姓王，每个王都有自己的军队。武帝死后，继位的惠帝生性痴傻，皇后贾南风又生性酷虐、多权诈，她担心大权旁落，便设计毒死了太子。赵王司马伦以此事为借口，带兵进京，捕杀了贾后，废黜了晋惠帝，自立为帝。文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不服，起兵攻打洛阳，展开了皇族之间残酷的混战、杀戮。战乱长达16年之久，七个王被杀，只有东海王司马越还在，由他操纵朝政。晋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晋惠帝中毒而死，司马越另立司马炽为帝，即晋怀帝，自掌大权。“八王之乱”至此方告结束。

105.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淝水之战

西晋末年的腐败政治，引发了社会大动乱，中国历史进入了分裂割据的南北朝时期。在南方，晋琅玡王司马睿于公元317年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称帝，建立东晋，占据了汉水、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在北方，由氐族人建立的前秦国先后灭掉前燕、代、前凉等割据国，统一了黄河流域。苻坚雄心勃勃，欲一举荡平东晋，统一南北。公元383年8月，苻坚率90万大军从长安南下，同时又命裴元略率7万水师从巴蜀顺流东下，向建康进军。东晋王朝在强敌压境时，以丞相谢安为首的主战派决意奋起抵御，谢安之侄谢玄率领8万“北府兵”沿淮河西上，迎击秦军主力。前秦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是人心不齐，且远途行走、人困马乏，谢石、谢玄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大败秦军。淝水之战中，晋军以8万士兵击败前秦87万大军，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

106.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是封建等级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的门阀制度，萌芽于东汉后期，魏晋南北朝时达到鼎盛。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阀”，右边的叫“阅”，用来张贴功状。后人就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阀阅”“门阀世族”“士族”。东汉时期，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门生、故吏为了利禄，甚至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大官僚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隋唐时期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当政者大力打击门阀士族，为提拔寒门之士，而采用科举制度。科举的兴起，促使了门阀制度的没落。古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描写的就是这种大姓豪族。

107.佛国梁朝

梁武帝活了86岁，一生在位47年（公元502年～549年），可谓“以佛法治国”。在他统治后期，佛教几乎被抬至国教的高度。他不但修造了大量佛寺、佛像，而且还翻译和撰写了大量佛教著作，亲自召集佛法大会讲经说法（据《南史》载，梁武帝前后举办大会16次之多）。最为显著的一例是他曾三次舍身同泰寺。他的大臣们“前后用赎身钱至三亿万”才把他赎回。据统计，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2846所，僧尼82700余人。所以诗人杜牧有《江南春》叹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108.短暂的统一

——隋

随着南北朝在政治、经济上的逐步衰落，身为北周辅政大臣的杨坚于公元581年2月迫使年轻的周静帝让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年号开皇，建都大兴，他就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登基后，果断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改革，巩固了隋朝的统治，并于开皇八年（公元588 年）12月攻占了南朝最后一个朝代后陈的都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宣布了南朝的灭亡。至此，长期分裂的中国又复统一。隋文帝崇尚节俭，能以身作则，隋初形成崇尚节俭的社会风气。隋文帝在位20多年的统治，史称为“开皇之治”。文帝死后，太子杨广即位，年号大业，为隋炀帝。他即位后，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开凿运河，不断向外扩张，以致民怨四起，起义不断。公元618年3月，隋将司马德戡、宇文化及乘“骁果军”骚动的机会于江都发动兵变，缢弑隋炀帝，结束了隋王朝短暂的统治。

109.保闾制度

隋文帝即位之初，为了加强政府对户口的制度，进而扩大税源，就制订了保闾制度。保闾制度规定，县以下五家为一保，五保为一闾，四闾为一族，设置保长、闾正、族正等职务，分级对户口进行检查。公元585年，杨坚又下令整顿户籍，要求各州县按照户籍上的资料逐户核对，对谎报年龄以逃避课役的情况，一经查出，其保长、闾正、族正等都要受到处罚，对于不实的户籍情况，朝廷鼓励民间互相检举。同时规定，自堂兄以下都必须分居，另立户籍。这些措施完善了封建的户籍制度，既打击了豪强的势力，也使国家的赋税大大增加。

110.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是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间皇位继承权之争的总爆发。世民和建成、元吉同为高祖原配窦皇后所生，建成为长子，世民次之，元吉排行第四。唐高祖即位后，立建成为太子，太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联合对世民不满的齐王元吉排挤李世民，李世民在危急时刻决定背水一战，先发制人。武德九年（公元626年）6月，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经玄武门入皇宫，埋伏在临湖殿附近，射杀了准备入朝的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然后奏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并派亲信“宿卫”高祖，迫使高祖接受了既成事实。三天后，高祖立世民为太子，诏令军国庶事一切委太子处决。同年8月，高祖传位于太子世民，自称“太上皇”。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

111.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唐代长安城皇宫内三清殿旁有一小楼，名为“凌烟阁”。唐朝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诸多功臣，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24位功臣的画像，是为《二十四功臣图》，比例皆真人大小，画像均面北而立，太宗时常前往怀旧。阁中分为三层：最内一层所画为功勋最高的宰辅之臣；中间一层所画为功高王侯之臣；最外一层所画则为其他功臣。这二十四功臣为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恭、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勣、秦琼。

112.显赫于青史，影响于后世

——贞观之治

隋后期，炀帝的改革引起关陇贵族的不满，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军阀间接造反，最后李渊篡隋自立，并逐步消灭各路军阀。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了唐朝，定都长安，是为唐高祖。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政变，史称“玄武门之变”。政变之后李世民即位，次年改元“贞观”。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故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在位23年，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113.房谋杜断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唐代初年名相。

杜如晦，字克明，凌烟阁24功臣之一，中国唐初名相。

唐朝初年，唐太宗善于任用能人为之服务，经常听从大臣的意见。一次他与文昭商量事情，房玄龄感慨地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等到杜如晦来到时，杜如晦立即分析房玄龄的计谋做出决断。他们两人合作得十分融洽，人称“房谋杜断”。

114.从历史到神话

——玄奘取经

玄奘（公元602年～664年），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人，俗姓陈，名袆。世称“唐三藏”，意谓其精于经、律、论三藏，为法相唯识宗创始人。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因感各派学说分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从凉州出玉门关西行，历经艰难抵达天竺。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名震五竺。贞观十九年（公元646年），经历了17个春秋，玄奘携带梵文经书357部回到长安。随后在弘福寺、慈恩寺翻译佛经，译书75部，1335卷，并著有《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

115.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开元盛世

唐玄宗治国初期，以开元为年号，励精图治，经济方面打击豪门士族，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打击佛教势力，淘汰僧尼；发展农业。外交方面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使国家得到进一步统一。由于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唐王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唐代人口增长到5290余万人。唐代的商业亦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更为繁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装来来往往，十分热闹。此时，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全盛的阶段，史称“开元盛世”。

116.请君入瓮

武则天的两名大臣周兴和来俊臣是当时有名的酷吏，成千上万的人冤死在他们手下。有一次，周兴被人告密说其伙同丘神责力谋反。武则天便派来俊臣去审理这宗案件。

来俊臣请周兴到家里做客，他们一边议论案子，一边饮酒。来俊臣对周兴说：“有些囚犯再三审问都不肯认罪，有什么办法使他们招供呢？”周兴说：“这很容易！拿一个大瓮，用炭火在周围烧，然后让囚犯进入瓮里去，什么罪他敢不认？”来俊臣就找来一个大瓮，按照周兴的办法用炭在周围烧着，来俊臣站起来对周兴说：“有人告密说你谋反，请老兄你自己钻进这个大瓮里去吧！”周兴非常惊慌，当即磕头认罪。

117.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

——安史之乱

开元之治晚期，朝政先后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节度使安禄山拥兵边陲，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突厥等20万大军，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玄宗在长安陷落前，仓皇出逃，到马嵬坡，随行的将士发生哗变，杀杨国忠，又迫使他缢死杨贵妃，他最后逃到成都。公元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唐军乘机收复长安、洛阳等地。公元759年，史思明率13万人进攻，唐军大败。史思明在邺城（今河南省安阳市）取胜后杀了安庆绪，称“大燕皇帝”。后史朝义杀死其父史思明。公元762年，唐军再次收回洛阳，史朝义出逃中被迫自杀，其部下将领全部投降，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唐朝从此由盛转衰。

118.想做奴隶而不得

——黄巢起义

黄巢为曹州冤句（今山东省菏泽市）人，世代贩盐为业。幼年读过诗书，学过骑射，科举不第。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很不满，决心要改变现实。公元874年末，濮州（今河南省范县濮城）私盐贩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省长垣县东北）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布檄文，指斥唐政府“官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黄巢亦聚众响应。起义军在攻克洛阳之后，于公元881年进入唐都长安。唐僖宗逃奔成都。黄巢在长安即帝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以尚让等为宰相、朱温为诸卫大将军，立起农民政权。公元882年唐军进行反攻，朱温叛变投唐，长安防线崩溃，战斗失利。公元884年，黄巢在泰山狼虎谷自刎，起义失败。

119.饭局上的兵权交接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从唐晚期藩镇割据和自身陈桥兵变总结出经验，即武将恃功拥兵自重会直接影响自己的统治，于是接受赵普建议，解除武将兵权。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祖召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宿将饮酒，劝谕他们释去兵权，这是消除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太祖又宴请节度使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劝使其罢镇改官，以消除藩镇割据的隐患。因为是在酒席上作出了决策，所以史称“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还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

120.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庆历年间的一次改革。宋仁宗时，官员数量骤增，土地兼并加剧，国内危机不断加深。与此同时，辽与西夏军队不断对宋侵扰，岁币和军费开支有增无减，国家财用入不敷出，因此，官僚士大夫中不断有人提出革新主张。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9月，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条改革方案，称为《十事疏》。其目的在于谋求整顿官僚机构，增强北宋国力。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等人的革新主张，着重对吏制、职田、科举、学校、赋役等进行改革。但因新政触犯了一些贵族官僚的特权，所以遭到激烈反对。革新派范仲淹、富弼、余靖、尹洙、欧阳修、苏舜钦等被诬为朋党，遭到排挤。新政施行仅一年，即以夭折告终。

121.烛影斧声

公元976年，赵匡胤一夜之间猝然离世。他的死因颇为蹊跷，正史中没有他患病和死亡原因的明确记载，《宋史·太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也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他的死因，成了历史上一宗离奇的悬案。历史上有“烛影斧声”的传说，相传赵匡胤病重，赵光义立即进宫，入宫后不等通报径自进入太祖的寝殿。史载赵光义进入宋太祖寝殿后，但遥见烛影下晋王赵光义时或离席以及“柱斧戳地”之声，赵匡胤随后去世。21日晨，赵光义就在灵柩前即位，改元“太平兴国”。由于这个事件没有第三人在场，因此一直以来都有赵光义弑兄登基的传说，但是无法证实，成了千古疑案。

122.澶渊之盟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复瓦桥关（今河北省雄县旧南关）为名，亲率大军深入宋境。宰相寇准反对迁都退让的主张，坚决请求皇帝亲自率兵征讨辽军。澶州跨黄河南北为二城，宋真宗率军到达黄河南岸后不愿过河，禁军统率高琼用鞭子驱赶给宋真宗抬轿的卫士。当宋真宗的黄色龙旗插上澶州北城时，宋军欢呼之声在方圆数十里内都能听得到。士兵阵前掀动付弩，射死出帐督军的辽军统率，宋军士气受到鼓舞，重挫辽军。第二年，宋真宗在有利的条件下接受了《澶渊之盟》。条约规定：双方撤军，各守疆界；北宋每年给辽银绢等钱物，史称“岁币”。

123.山河破碎遭劫难

——靖康之变

北宋末年，强大的金国大举南下，妄图借灭掉辽国之余威，一举占领北宋。金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北宋都城东京，宋徽宗退位，长子赵桓在12月13日继位，后庙号“钦宗”，年号“靖康”。后由于军民的坚决抵抗，金军被迫退兵。但北宋王朝不思振作，主战派受到压制。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8月，金太宗又出动大军进攻北宋。软弱无能的宋钦宗对金军百依百顺，割地赔款。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春，金军扣押了宋钦宗、宋徽宗，并把他们押送到了金营。金太宗下令废掉宋徽宗和宋钦宗，把二帝连同其皇后、妃子、公主以及亲王、大臣等三千多人押送到金国当奴隶。这样，北宋王朝灭亡了。这次事变发生在北宋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

124.一门忠烈

——杨家将

杨继业，北宋名将，被誉为“杨无敌”，史载其“军纪严明，屡建战功”，他曾收复云、应、寰、朔四州。在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北伐中，被奸臣所迫，不幸受伤被擒，“不食三日而死”。杨继业子孙继承先辈遗志，为保卫国家安宁，人民安居乐业，英勇善战，保家卫国，因此杨家将成为历代人民传颂的民族英雄。宋元之际，民间艺人把杨家将的故事编成戏曲，搬上舞台。到了明代，民间文学家又把他们的故事编成《杨家将演义》《杨家将传》，用小说、评书的形式在社会民间广泛传播。

125.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江西临川人，字介甫，晚号半山，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公元1069年，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筹备变法。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由于新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因此在每一项新法的推行过程中，遂无一例外地都遭受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宋神宗逝世之后，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此前的新法便在元祐初期全被废止，变法以失败告终。

126.元祐更化

元祐更化是指宋代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在元祐年间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春，宋哲宗即位，其祖母宣仁太后执政。宣仁太后是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将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接着新法大部分被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耗散殆尽。与此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敦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敦屡加击逐，直至其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宋哲宗的不满。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

127.精忠报国，还我河山

——岳飞抗金

12世纪初，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在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建立了金国。金在攻灭辽国之后，又将兵锋指向北宋王朝，金兵接连南下攻宋。而以宋徽宗、宋钦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不仅腐化没落，而且懦弱无能，致使宋军接连败退，金兵攻城略地、长驱直入。

岳飞和他所率领的“岳家军”因纪律严明、战功显赫深受人民爱戴，成了南宋抗金斗争的中流砥柱，接连大败女真，收复失地。就在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朝廷连下十二道金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岳飞的抗金战斗至此被迫中断。公元1142年，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于临安大理寺狱中。公元1162年，宋孝宗时诏复官，谥“武穆”，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岳飞一生念念不忘北伐中原，他曾书写下流传千古的豪词——《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128.帝国的没落：蒙古四大汗国

铁木真经过长期征战，统一蒙古各部，于公元1206年被推为全蒙古的“汗”（皇帝），尊称为“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后来，他的子孙继续向外征战，并以分封领地为基础，建立了四大汗国。分别是：察合台汗国，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建立，统辖今阿尔泰山至阿姆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新疆的天山南北麓等地；窝阔台汗国，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建立，拥有今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钦察汗国（俄罗斯编年史称“金帐汗国”），成吉思汗之孙拔都建立，统领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的广大地区；伊利汗国，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建立，统辖今高加索山脉和里海以南的地区。

129.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明朝建立

朱元璋，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屡立战功，受到郭子兴器重，郭子兴病故后统率郭部。公元1356年，占领集庆，改名为“应天府”。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击败各路农民起义军并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改元“洪武”。

明朝上承元朝、下启清朝，是以汉族为主，推翻蒙古族统治者而建立起来的汉族复兴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君主制王朝。

130.诛齐黄，清君侧

——靖难之役

由农民起义领袖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他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王室。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首先削除势力最大的燕王。燕王朱棣得知消息后于公元1399年以“清君侧之恶”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发动靖难之役，最终占领了南京，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靖难之役历时四年，以朱棣胜利而告终。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继续使用“洪武”纪年，次年改元“永乐”。永乐元年，朱棣登基，是为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后，改革中央行政机构，建立厂卫，继又迁都北京，使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131.海上史诗

——郑和下西洋

郑和（公元1371年～1433年），原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31年的励精图治，农业、手工业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出师），都为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使得扩大海外贸易往来成为迫切的需求。于是，明成祖朱棣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自公元1405年至公元1433年，郑和受朝廷派遣，率领规模巨大的船队七次出海远航，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友好和平的交流，传播了华夏文明。

132.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戚继光抗倭

明初，倭寇开始对中国沿海进行侵扰，沿海居民深受其害。在倭寇长期为患之时，明朝军队中涌现了抗倭名将戚继光。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又号孟渚。山东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人。他治军有方，严格军事训练，将士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戚家军”于浙、闽、粤沿海诸地抗击来犯倭寇，历十余年，大小80余战，终于扫平倭寇之患。嘉靖末年，比较有远见的官僚纷纷建议政府解除海禁，发展海上贸易。到明穆宗隆庆时，明政府开始取消“海禁”，准许对外通商。这无疑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正常的海上贸易和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

133.一身傲骨，不吐刚茹柔

——海瑞罢官

海瑞，明代著名政治家，字汝贤、国开，自号刚峰，后人称其为“海青天”。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海瑞任诸暨知县，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曾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户部主事海瑞买棺材、别妻子、散童仆，以死上书，劝说世宗不要相信陶仲文这帮方士的骗术，应振理朝政，因而激怒世宗，诏命下狱处死。直至同年12月世宗驾崩，穆宗即位，才奏请释放海瑞出狱。他的传说故事，后经文人墨客加工整理，编成戏剧《海瑞罢官》，全剧主要颂扬了海瑞执法严明、为民申冤除害、不畏强暴的刚正不阿的精神。

134.萨尔浒之战

萨尔浒之战，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关键性一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为了实现向外扩张的野心，乘明王朝腐败而又摇摇欲坠之机，开始攻打抚顺城，书写“七大恨”诉告天下，揭开了明朝与后金萨尔浒之战的序幕。在这次战争中，努尔哈赤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正确作战指导，六七万后金军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在五天之内，将分四路而来的近十万明军击退。此战之后，明由轻忽自大变为软弱妥协，消极保守的战略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直至最后清叩关而入，明朝灭亡。

135.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

——清朝建立

清朝（公元1636年～1911年），又称“大清”，简称“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公元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公元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清摄政王多尔衮指挥清军入关，打败大顺农民军。同年，清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的统治者。

136.袁崇焕的守墓世家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人，明朝著名将领，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中进士。努尔哈赤率军南侵，明军大败，袁崇焕遂投笔从戎。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袁崇焕率军一万战胜努尔哈赤13万人马，名震四海。但是崇祯即位后，皇太极运用反间计，使崇祯认为袁崇焕是内奸，将其凌迟处死，并将他的头挂在旗杆上示众。袁崇焕死后，跟随他多年的佘义士冒死偷回人头，埋在了自己家的院子里，并从此辞官不做，隐姓埋名。临死时，留下遗训：后世子孙不许做官、不许读书，也不许再回广东老家，要世世代代为袁崇焕将军守墓。从明末至今将近400年间，佘家共有17代人为袁崇焕守墓，袁崇焕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佘家的忠义共同感动着后人。

137.冲冠一怒为红颜

陈圆圆，原姓邢，名沅，字圆圆，又字畹芬，明末清初苏州名妓，母亲早亡，从姨父姓陈。能歌善舞，色艺冠时，时称“江南八艳”之一。崇祯时外戚周奎欲给皇帝寻求美女，以解上忧，后来田畹将陈圆圆献给崇祯。当时战乱频发，崇祯无心逸乐。陈圆圆又回到田府，后被吴三桂纳为妾。相传李自成攻破北京，手下刘宗敏掳走陈圆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遂引清军入关，在一片石攻破李自成，陈圆圆复归吴三桂。诗人吴梅村为她作《圆圆曲》：“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138.少年康熙人小鬼大

——智擒鳌拜

清圣祖康熙，名爱新觉罗·玄烨，清朝第四位皇帝。鳌拜是清朝的开国元勋，曾随皇太极征讨各地，战功赫赫。顺治去世，遗诏命鳌拜与内阁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共同辅佐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鳌拜擅权自重，日益骄横，开始走上专权的道路，到康熙14岁亲政时，仍把持着权力不放。康熙自幼才华出众，他挑选一批有勇力的少年侍卫在宫中练习布库，即摔跤，鳌拜上朝也不回避。鳌拜以为那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不以为意。康熙八年五月，康熙与索额图密谋，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又使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在鳌拜单独入朝时，由布库少年突然将其擒拿下狱，宣布鳌拜30条罪状。但念鳌拜资深年久，屡立战功，且无篡弑之迹，康熙对他宽大处理，免死禁锢。

139.雍正是篡改遗诏才继位的吗？

雍正是如何获得皇位的是清初一大疑案，民间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雍正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私改成“传位于四子”。但有学者认为这种传说完全是讹传，因为按照清政权的规矩，重大的文书都必须“满汉合璧”，就是既用汉文又用满文。应该说，雍正无法同时篡改满文与汉文。

第一历史档案馆里保存有当年的遗诏，从遗诏内容看，康熙指定的继承人正是后来登基的雍正皇帝。另外，有学者认为，从康熙晚年的一些言论和举动，比如连续两年派雍正去祭天，可以推测出当时他对继承人已经有所定夺。如果康熙真的要指定皇十四子为继承人，就不会在自己晚年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还派他到西北去做大将军。

但有学者认为，康熙生前不会有指定太子的亲笔遗诏，现存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康熙遗诏一定是雍正年间伪造的。

因此，雍正怎样取得皇位的依旧是一大悬案。

140.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郑成功收复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朝末年，荷兰人趁明王朝腐败无能，霸占了台湾，修建城堡，向台湾人民勒索苛捐杂税。台湾人民不断反抗，遭到了荷兰侵略军的镇压。

郑成功（公元1624年～1662年），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福建南安人，明朝平国公郑芝龙的长子。青年时代参加了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在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他组织民间武装和清兵战斗，为了驱逐荷兰殖民者，建立抗清根据地，郑成功决心收复台湾。公元1661年4月，郑成功令长子郑经防守厦门，率战舰120艘，将士25000余人，在金门料罗湾誓师东进收复台湾。经过激烈的海战，郑军击沉荷军主力舰“赫克托”号，收复了“赤嵌楼”。在近一年的争夺中，荷军伤亡近2000人，损失惨重。公元1662年2月1日，荷兰侵略军被迫投降，被侵占达38年之久的台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

141.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文字狱

文字狱，是指旧时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故意从作者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迫害文人，以排除异见。文字狱历朝皆有，但清朝最多，由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著名学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叙清世祖得天下之正，被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几遭陷害。文字狱摧残人才，造成社会恐慌。许多人不敢过问政治，思想禁锢，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142.少数民族管理机构

——理藩院

理藩院是清代管理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清以前历代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只设官员兼管，不设专署。清于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设蒙古衙门，由承政、参政主管，后改称“理藩院”，属礼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改置尚书、侍郎；十八年，定官制同六部，理藩院尚书亦入议政之列，设录勋、宾客、柔远、理刑四司。雍正时定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乾隆改设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理刑六司。咸丰十年12月（公元1861年1月）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前，兼办对俄外交事务。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9月，改为理藩部，清亡遂废。

143.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是清康熙年间平西、靖南、平南三藩王，借口清政府的“削藩”之议而发动的反清战争。清廷入关之后，因为八旗兵力不足，为了对付农民起义军和南明小朝廷的反抗，不得不依靠明朝的降官降将充当前驱，从事招抚及武力镇压。在明朝降将中，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四人替清朝出力最大，所以均受封为王，形成了三藩。三藩各拥重兵，久据数省。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康熙帝下令撤藩，将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撤除。三藩遂起兵反清，三藩之乱爆发时，康熙帝仅20岁，他虽年轻，但机智过人。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胆略，出色地指挥了这场大规模的平叛斗争。公元1678年，吴三桂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一场席卷十省、长达八年的三藩叛乱终于被平息。

144.平服回疆

在公元17世纪初，中国天山南麓、新疆塔里木盆地形成了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部落，称为“回部”，人民大多信仰回教。回部有大、小两个和卓，一个叫“布拉尼敦”，一个叫“霍集占”，二人是兄弟俩。明朝末年，和卓掌握了政治和宗教的权力。清高宗平定厄鲁特的時候，大小和卓两兄弟带领军队抗拒。在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征服回疆后，此二人就成为了人质。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朝击败噶尔丹的达瓦齐后，二人被释放，乾隆让他们二人负责管理伊犁、叶尔羌地区。为加强在回疆地区的控制，清朝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同时还严禁宗教干涉地方政务。另外，乾隆还减轻当地赋役，开展军屯，当地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

145.清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

参赞大臣是清代职官名。因地理及民族特点，置于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外蒙古科布多、新疆伊犁、新疆塔尔巴哈台、新疆乌什等地，辅佐将军办理军务。清代新疆伊犁将军下设参赞，又在塔尔巴哈台、乌什等处各设参赞大臣，等级略次于将军，皆由皇帝特旨指派。掌参赞军务，综理政事；另外，战时往往临时置参赞大臣，辅佐统帅，助理军务，分统军队。清末于东三省总督、西藏办事大臣及驻外使节下也置参赞大臣。专用满族官吏，为满官缺，不许汉人补任。乾隆末年，地方事务的管理主要由参赞大臣负责，尤其是晚清时，参赞大臣的重要性已经高于伊犁将军。

146.清朝对西藏的管辖

清朝对西藏管辖的三大有力举措是册封制度、驻藏大臣和金瓶掣签制度。

册封制度：清朝初年，五世达赖来京朝贺，顺治帝隆重接待并正式赐予他“达赖喇嘛”的封号；后来，康熙帝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并赐以册印；从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正式固定下来，以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

驻藏大臣：公元1727年，清政府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与达赖和班禅共同管理西藏；驻藏大臣的设置，标志着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的加强。

金瓶掣签制度：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达赖、班禅转世的监督和任授权力。

147.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亦称“土官制度”，是利用原部落的统治基础，任命其头领为朝廷官员，并可世代承袭、世守土地、人户，即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统治方式。统治者推行土司制度，其目的是“以夷治夷”。土司制度相传始于元，明代为土司全盛时期，明末清初土司制度走向衰落，清王朝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使土司制度走向终结。清代土司的职衔分文、武两种，文职隶于吏部，武职隶于兵部。土司的承袭方法是按照嫡庶近亲的顺序严格排列，不得任意逾越，并需上报有关部院稽核批准。土司按规定必须缴纳贡赋，遇到战时亦有征发，但数额和范围比起明代来大大地缩小了。

148.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就是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由中央王朝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这种政策事实上前代已有实行，明代把它定名为“改土归流”。清雍正、乾隆时期开始在西南地区大规模地推行。公元1726年，雍正帝采纳了大臣鄂尔泰的建议，“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在滇、黔、桂、川、湘、鄂六省大量委派流官代替土司。对自动交印的土司，政府加以赏赐，或给予官职。对抗拒者加以惩处，没收财产，或将其迁徙到内地省份安置。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设立保甲、屯兵，推行统一税制，建立学校、兴科举、修道路，使清朝统治深入到边远偏僻地区。尽管少数地区还残存着土司制度，但影响大大削弱，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彻底废除。

149.挽大厦之将倾，救民众于水火

——林则徐虎门销烟

公元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在与外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英国遂用鸦片来冲击中国的贸易市场，由于鸦片输入的急剧增加，使中英两国的贸易地位完全改变，造成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道光帝于公元1838年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关防，全国禁烟。林则徐于公元1839年3月到达广州。林则徐与邓廷桢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下，整顿海防，严拿烟贩，惩处受贿卖放的水师官弁。公元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虎门销烟成为打击毒品的历史事件。虎门销烟开始的6月3日，民国时被定为不放假的禁烟节，而销烟结束翌日即6月26日也正好是国际禁毒日。

150.当天朝遭遇帝国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已腐朽不堪，皇帝专横独断，骄妄自大，一般封疆大吏愚昧闭塞，官场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对外“闭关锁国”，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英国当时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祥地，继公元17世纪40年代最早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公元18世纪英殖民主义者又率先实现“工业革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

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消息传至英国，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在女皇维多利亚的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军事行动，并于公元1840年～1860年，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51.一场腐败的“乌托邦试验”

——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战时军费和对外赔款全部都加到了百姓身上。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农民的反抗风起云涌，尤以两广和湖南斗争最为激烈。

公元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领两万多名群众在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军队称作“太平军”，洪秀全被拥立为“天王”，初步建立了革命政府。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于公元1853年1月克武昌，3月占领南京，把南京改为“天京”并作为都城。太平军建都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了男女平等的政策，禁止买卖妇女和女婢。对外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否认不平等条约，禁止贩卖鸦片，反对外来侵略。就在太平天国全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导致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最终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152.师夷长技以制夷

——洋务运动

随着太平天国和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政府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面对这种局面，以总理衙门大臣奕欣、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新洋务派提出为抵御外侮、维护清廷的统治地位，引进西洋先进技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

洋务运动历时三十余年。公元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至此宣告破产。

153.国殇

——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在公元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公元1894年7月末～1895年4月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由于公元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史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并于公元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屠杀，血洗全城。战后双方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方向日方割地赔款，中国清政府因此背负沉重外债，国力日趋衰退，而日本因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国力、军力迅速强盛，并逐渐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之路。

154.103天的政治改革运动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清光绪年间（公元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和管理，发展资本主义。但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同年9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六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新政从开始之日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又称“百日维新”。

155.扶清灭洋

——义和团运动

公元1898年，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本来是山东一带的民间习武组织。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不断加深，义和拳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发展成了反教会、反侵略的爱国组织。公元1899年，义和团首先在山东省平原县发动起义。他们在朱红灯的率领下，四处打教会、烧教堂，与同教士狼狈为奸的地方官作对。义和团的势力不断壮大，震动了清廷和列强。公元1900年6月，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合军队向北京进攻。清政府被迫向八国联军宣战，但清政府抗敌决心并不坚定，而且义和团组织松散，武器都比较落后，抗击战争失败，北京陷落。为了向列强求和，清政府出卖了义和团。他们宣布义和团是“拳匪”，并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与外国军队联合绞杀了义和团。

156.亚洲的觉醒

——辛亥革命

孙中山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公元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公元1905年，又成立了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公元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责任内阁，其中多数成员都是皇族。这个内阁一上台，就出卖铁路修筑权。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很多省都发生了保路运动。当时，湖北一带聚集着很多革命党人，他们建立了大大小小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当地新军文学社是其中主要的两个。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领导机关，准备发动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夜之间，武昌城就被攻占。随后，各地纷纷响应，全国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到11月下旬，全国25个省区中，已有15个省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迅速崩溃。由于这一年是中国旧历辛亥年，历史上把这次革命称为“辛亥革命”。

157.袁世凯的“皇帝”梦

——复辟丑剧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公元1912年2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公元1913年3月，袁派人在上海暗杀宋教仁，又向帝国主义乞求借款，发动反革命内战，镇压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公元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经过长期准备，袁世凯认为条件已经成熟，遂即着手帝制复辟活动。于同年12月12日发表接受帝位申令，正式接受推戴。13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封黎元洪等128人爵位，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下令改公元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在元旦登基。袁世凯卖国称帝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各地掀起讨袁战争。袁世凯不得不在公元1916年2月25日下令缓办帝制，撤销大典筹备处，3月22日又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袁世凯从称帝到取消帝制，总共经历了83天。

158.亡国“二十一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公元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直接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绝对保密。1月至4月，袁世凯一方面命外交部同日本谈判，一方面暗中逐步泄露内容，希望获得英美支持抗衡日本。中国的谈判代表多次拒绝要求中的部分内容，迫使日本作出让步，中国国内亦出现反日情绪。日本则以武力威胁中国。至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于9日前答复。5月9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来5月9日被全国教育联合会定为国耻日，称“五九国耻”。

159.大清帝国土崩瓦解

——清帝退位

公元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清廷被迫起用闲置回家的袁世凯，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一方面利用清廷的武力要挟革命党人议和妥协；另一方面以革命势力逼迫清帝退位，清帝退位诏书答应实行共和后由他任大总统。隆裕毫无主见，唯有抱着宣统帝痛哭流涕。袁世凯软硬兼施，并以“优待条件”为诱饵，逼迫清帝退位。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连发三道懿旨，宣布大清皇帝辞位，实行立宪共和国体制。这三道懿旨的颁布，标志着268年的大清王朝统治的覆灭，以及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结束。

160.辛亥革命第一枪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前夕，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起义。公元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随后，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公元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161.民族、民权、民生

——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主要包括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它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遗产。

162.闹剧始末

——张勋复辟

张勋原是清朝的江南提督，统帅江防营驻扎南京。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进攻南京，张勋负隅顽抗，战败后率溃兵据守徐州、兖州一带，继续与革命为敌。民国成立后，他率领他的“辫子军”仍然效忠于清廷。公元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三千辫子兵，借“调停”之名于6月14日进驻北京，解散国会，逼走黎元洪。7月1日，张勋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张勋把黎元洪赶下台后，段祺瑞便在天津发表讨张的通电和檄文，组织起讨逆军，7月12日攻进北京城内，“辫子兵”一触即溃，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告退位，复辟丑剧仅12天便破产了。

163.“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公元1924年6月在广州创办，建校时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史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建立以来，以孙中山的“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组成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大革命为目的，一方面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一方面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军校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

164.九·一八事变

公元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9月18日，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八百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65.二万五千里红色征途

——长征

红军长征（公元1934年10月～1936年10月），公元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因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保存实力，中国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公元1934年10月10日晚6点12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共86000人，分别自瑞金、鄠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公元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县会合，长征结束。长征历时两年，辗转14个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谱写的英雄史诗。

166.民族存亡下的大义抉择

——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杨虎城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被蒋介石拒绝。公元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事变后，在中共和苏联共产国际的努力下，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67.永不忘却的国殇

——南京大屠杀

公元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日军对无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长达六个多星期的血腥屠杀。日军在疯狂杀戮的同时，还大肆奸淫妇女，大规模的抢劫、焚烧和破坏。据不完全统计，集体屠杀中国军民19万余人，零散杀害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达15万多具，被屠杀总数达30万人以上。这30万中国人排起来，可以从南京连到杭州；这30万中国人的血，凝起来有1200多吨。然而数字远远不止30万，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抗战胜利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

168.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省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中国共产党辖下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公元1941年1月4日，国共合作抗日期间，驻在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的一支部队共约9000余人，奉国民政府之命北上到日寇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到达茂林一带时，突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共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因寡不敌众，除突围2000多人外，300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其余被俘。蒋介石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向新四军其他部队进攻。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169.吹响集结号

——百团大战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华北地区发展壮大，日军在公元1939年夏季，集中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发动大规模扫荡，推行“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迫击战，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袭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按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但战役发起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百团大战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170.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清朝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代表在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亦译作皋华丽号）上与英国签署《江宁条约》（又称《中英南京条约》），使中国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遭到了破坏，损害了中国领土的完整。通商口岸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中心。巨额赔偿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71.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火烧圆明园是人们说惯了的一个说法。其实，火烧圆明园的真正概念，不仅是火烧圆明园，而是火烧京西皇家三山五园，焚毁的范围远远比圆明园大得多。圆明园是一座珍宝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博物馆，收藏着许多珍宝、图书和艺术杰作，也是一座异木奇花之园，名贵花木多达数百万株。完整目睹过圆明园的西方人把其称为“万园之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组成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0月6日，占领圆明园。从第二天开始，军官和士兵就疯狂地进行抢劫和破坏。英法侵略军把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为了销赃灭迹、掩盖罪行，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大火连烧三昼夜，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废墟。

172.古人道德规范

——三纲五常

在封建社会，为了对道德规范和人伦关系进行严格约束，遂产生了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三纲五常维持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定格了社会的规范。

173.百善孝为先

——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是元代郭居敬编录，由历代24个孝子从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遭遇行孝的故事集而成。24孝包括24个故事，分别是：孝感动天、戏彩娱亲、鹿乳奉亲、百里负米、啮指痛心、芦衣顺母、亲尝汤药、拾葚异器、埋儿奉母、卖身葬父、刻木事亲、涌泉跃鲤、怀橘遗亲、扇枕温衾、行佣供母、闻雷泣墓、哭竹生笋、卧冰求鲤、扼虎救父、恣蚊饱血、尝粪忧心、乳姑不怠、涤亲溺器、弃官寻母。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宣扬儒家思想及孝道的通俗读物。

174.明尊卑，知礼义

——男左女右

在中国历史上，“左”和“右”不仅表示方位，还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政治上，曾经尊右而卑左。豪门贵族被称作“右族”，官员得罪了权贵被贬职常称作“左迁”。在军事上，曾视“左”为大、“右”为小。在生活上，人们常歧“左”而尊“右”，南方人称“右手”为“大边手”，称“左手”为“小边手”。后来男尊女卑的思想意识也与左右联系了起来。“男左女右”竟成一种习俗被固定并千百年流传下来。“男左女右”在医学上表示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在社会风俗上是划分区别的一种秩序安排。

175.中华文化之根

——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是对从先秦到西汉时期各个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总称，诸子是指称流派的代表人物，百家是指称各个流派。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但是在史书上有名可查的只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一些主要流派及一些后来很难查考的流派如医、技、兵等家。

176.俗世百相

——三教九流

在中国古代，“三教九流”原指三种宗教和九个流派。三种宗教指儒教、道教和佛教，九个流派按《汉书·艺文志》的划分，分别指称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后来“三教九流”这一概念指称有所泛化，是对各种宗教类别、学术流派的一种俗称。另外，“三教九流”旧时也泛指社会上各色人物或各种行业，但含有贬义。

177.真实或虚幻

——庄周梦蝶

在《庄子》的内篇《齐物论》中，对“庄周梦蝶”作这样的描述：“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谓‘物化’。”庄子梦蝶作这样的描述意指庄子梦醒之后反思，不知道一切是庄子做梦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为庄子。可见，在庄子的梦觉之时，作为认识主体的庄子与作为认识客体的蝴蝶的区分全然消失、变为一体，主体进入了一种“无我”的精神境地。

178.以仁待友，知己无价

——管鲍之交

“管鲍”，是指公元前7世纪中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和鲍叔牙，管仲辅佐齐国公子纠，而鲍叔牙侍奉公子小白，为了夺权，管仲曾射杀公子小白，但仅射中衣带钩。后小白夺得王位，即齐桓公，管仲被囚禁。鲍叔牙极力向桓公推荐管仲，于是，桓公任管仲为相，鲍叔牙甘居其下，二人辅佐桓公，成为诸侯盟主。管仲曾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179.老马识途：不用扬鞭自奋蹄

“老马识途”出自《韩非子·说林上》。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应燕国的要求，出兵攻打入侵燕国的山戎，相国管仲和大夫隰朋随同前往。齐军是春天出征的，到凯旋而归时已是冬天，草木变了样。大军在崇山峻岭的一个山谷里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虽然派多人探路，但仍然弄不清楚。时间一长，大军将会困死在这山谷。管仲想：既然狗离家很远也能寻回家去，那么军中的马尤其是老马，也会有认识路途的本领。于是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我认为老马有认路的本领，可以利用它在前面领路，带引大军出山谷。”齐桓公同意试试看。管仲立即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它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大军就紧跟着它们，最后终于走出山谷，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

180.唇亡齿寒

——虢国之悲

“唇亡齿寒”出自《左传·僖公五年》。春秋初期，晋国邻近有虞、虢两个小国。晋献公为了拓展疆土，决定南下攻虢，但虞国为晋攻虢的必经之途。晋献公害怕两国联合抗晋，于是采用大夫荀息各个击破之计，先向虞借道攻虢，再伺机灭虞。周惠王十九年（公元前658 年），晋献公派荀息携带美女、骏马等贵重礼品献给虞公，请求借道攻虢。虞国的贤臣宫之奇劝国君不要借路给晋国，说“唇亡齿寒”，如果我们借路给晋国去打虢国，那么虞国紧接着就会遭殃。但虞公贪利，又被荀息花言巧语所迷惑，答应借道，还自愿作攻虢先锋。周惠王二十二年，晋又故技重演向虞借道。虞臣宫之奇用唇亡齿寒的道理劝谏他虢亡虞必亡，但虞公拒不听劝。十月，晋军围攻虢都上阳，十二月破城灭虢。后晋军班师暂住虞国休整，乘虞不备，发动突然袭击，俘虏虞公，灭了虞国。

181.孙武练兵斩美姬

孙武初来吴国时，经伍子胥引见，以兵法13篇觐见吴王阖闾，吴王看过兵法后非常高兴，命令他在后宫小试兵法，选派180名宫女让其训练。孙武把宫女分列两队，在练兵场上进行操练，由阖闾的二名宠姬担任队长。可是宫女们视练兵为游戏，孙武重申军纪。第二次操练时，宫女依然我行我素，尤其是两位队长，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孙武喝令执法官立即将两个队长斩首示众，吴王见孙武要斩两名宠妃，急忙派人前往上前阻止，但孙武毫不留情，他说，“我既受命为将，就要按军法办事，否则就是对大王的失职。”说完立刻派人将两名宠妃斩首，然后重新任命队长擂鼓操练。此时，情况才大变，宫女们都迅速地站好队列，表情严肃、动作准确，再无一人敢不遵从号令，训练终于收到了满意的效果。

182.张良拾履，圯上受书

传说，张良在下邳一座桥上遇一皓首老人，登桥时一只鞋坠落桥下，他便冲张良说：“小子，去把我的鞋捡来！”张良一听，不由想动怒，可仔细一瞧，这老人有七八十岁的高龄，便心生怜悯，下桥把老人的鞋捡起。老人又跷起脚，对张良说：“给我穿上。”张良想索性好人做到底，便屈腿帮老人把鞋穿上。张良以礼待人，赢得了这位老人“孺子可教”的首肯。又经过几番考验，这位老人交给张良一本书，嘱咐道：“你读透此书，将来可为帝王之师！”说完飘然而去。这位老人就是传说中隐身岩穴的高士黄石公，此书便是《太公兵法》，张良勤读不辍，果然成为奇才谋士，辅佐刘邦夺得了天下。

183.顺者昌，逆者亡

——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相传赵高试图要谋朝篡位，为了试验朝廷中有哪些大臣顺从他，特地呈上一只鹿给秦二世，并说这是马，二世说：“丞相错了，把鹿当做马了。”赵高说：“这确实是一匹马啊！陛下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问一问群臣。”群臣或言鹿或言马，事后，赵高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纷治罪，甚至满门抄斩。现比喻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184.陷之死地而后生

——背水一战

“背水一战”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命手下大将韩信领兵攻打赵国。赵王带了20万大军在太行山的井陉关迎击。当时，韩信只带了12000人马。为了打败赵军，他将一万人驻扎在河边列了一个背水阵。另外派2000轻骑潜伏在赵军军营周围。交战后，赵营20万大军向河边的一万汉军杀来。汉军面临大敌，后无退路，只能拼死奋战。这时潜伏的那2000士兵乘虚攻进赵营。赵军遭到前后夹击，很快被韩信打败。战后有人问韩信：“背水列阵乃兵家大忌，将军为何明知故犯？”韩信笑着说：“兵法上不是也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

185.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8月，经过韩信训练后的汉军战斗力大大增强，刘邦决意挥师东进。韩信献“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和之前张良的战术不谋而合。韩信命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装作要从栈道出击的姿态麻痹敌军。雍王章邯接受项羽的密令堵住汉中，把刘邦关在偏僻的山区，此时闻知汉王派众将率领士兵修复栈道，大笑说：“300里栈道尽在悬崖峭壁上，何年何月能修成？多么蠢笨的主意呀！”于是毫无戒备。章邯怎么也没想到，汉军的主力在刘邦和韩信的带领下，离开南郑，出褒中，沿着古时的一条山路，向西北挺进，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渭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章邯中计惨败，驻守关中东部的司马欣和北部的董翳也相继投降，号称三秦的关中地区于是一下子被刘邦全部占领了。

186.无为而治的典范

——萧规曹随

公元前193年夏，相国萧何病重，汉惠帝亲自来慰问，并请教萧何谁可做他的继承人，萧何向惠帝推荐了曹参，萧何死后，曹参被召往长安继萧何在中央任丞相。曹参接替萧何为相后，完全按照萧何所定的规章行事，不作任何改变修改。凡有人向他提意见，他就请那人喝酒，直到那人喝到酩酊大醉，不能开口才罢。惠帝知道后有些不满。曹参知道后，问惠帝：你的才能比你父亲如何？惠帝说不如。曹参又问：我的才能比萧何如何？惠帝说：似乎也不如。曹参说：这就对了。他们两位定下的规章，我们这些不如他们的人，岂可自求表现，随意变更。曹参在朝廷任丞相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提高。他死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

187.星落五丈原

——孔明魂断

五丈原位于岐山县城南约20公里，南靠秦岭，北临渭水，东西皆深沟，五丈原位于八百里秦川西端，宝鸡岐山县五丈原镇境内。公元234年，诸葛亮屯兵五丈原与司马懿对阵，魏将司马懿深知诸葛亮神机妙算，在渭河北岸固守，不敢贸然出兵。双方在五丈原相持百天不战，诸葛亮不得不引诱魏兵入葫芦沟作战，并放火烧断谷口，欲大败魏将司马懿，未料一场大雨，魏军死里逃生。同年秋天，诸葛亮病死军中，蜀军败退。当司马懿进兵诸葛亮指挥作战的地方时，看到蜀军阵地之险要，惊叹道：“天下奇才也。”据说，诸葛亮去世时，一颗明星从天而降，由此得名。

188.扶不起的刘阿斗

三国蜀后主刘禅小名阿斗，为人懦弱无能，不思振奋，整天只会玩乐。刘备临终托孤，命诸葛亮等大臣辅政。刘禅本来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全靠诸葛亮掌管着军政大事，诸葛亮死后，虽然还有蒋琬、费袆、姜维一些文武大臣竭虑扶持他，百般辅佐他，可终归还是一个碌碌无为之人，不但没有建功立业，反而葬送了蜀国江山。后来，人们常用“扶不起的阿斗”比喻那种懦弱无能、没法使他振作的人。

189.此间乐，不思蜀

“此间乐，不思蜀”出自《三国志》。刘备死后，刘禅继位，即刘阿斗。刘禅昏庸无能，公元263年，蜀国被魏国所灭。刘禅投降后，被送往魏国都城洛阳，晋公司马昭封他为安乐公，设宴款待。司马昭当着刘禅的面故意安排表演蜀地的歌舞。跟随刘禅而来的蜀国旧臣都很伤感，而刘禅却嬉笑自若。司马昭见状，便问：“你思念蜀吗？”刘禅答道：“不想念，我在这里很快乐。”旧臣郤正闻听此言，连忙悄悄对他说：“他要是再问您，可以流着眼泪回答，‘祖先的坟墓远在蜀地，我每天都很思念那里！’晋公就会放您回蜀的。”刘禅听后，牢记在心。酒至半酣，司马昭果然又发问，刘禅赶忙把郤正教他的话学了一遍，只是欲哭无泪。司马昭听了，说道：“咦，这话怎么像是郤正说的？”刘禅吃惊地说：“确实是这样的。”司马昭及左右大臣全笑他如此愚蠢，从此再也不怀疑他。刘禅就这样在洛阳安乐地度过了余生，传下了这令人捧腹的“乐不思蜀”的典故。

190.一举成名天下知

——毛遂自荐

“毛遂自荐”出自《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毛遂为卫国人。曾在赵国平原君门下为食客。战国时，秦军在长平一线，大胜赵军。秦军主将白起，领兵乘胜追击，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大敌当前，赵国形势万分危急。平原君赵胜，奉赵王之命，去楚国求兵解围。平原君把门客召集起来，挑选20个文武全才一起去。经过挑选，最后还缺一个人。门下有一个叫毛遂的人向平原君自我推荐说：“听说先生将要到楚国去签订‘合纵’盟约，约定与门客20人一同前往，现在还少一个人，希望先生就以毛遂凑足人数出发吧！”到了楚国，毛遂把出兵援赵有利楚国的道理，作了精辟地分析，说得楚王心悦诚服，答应马上出兵。后楚魏等国联合出兵援赵，迫使秦军撤退了。平原君回赵后，待毛遂为上宾。

191.开各国变法之先声

——李悝变法

战国初期，各个国家纷纷掀起变法运动。魏国国君魏文侯任用李悝为宰相，实行变法。李悝也是这一时期第一个进行变法的人。据说，他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学生。李悝在任相期间，得到国君的信任和同僚的支持，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李悝认为统治者要想富国强兵和稳定社会秩序，必须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所以，他提出“尽地利”的主张。要求尽可能地开垦荒地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他还提出，国家在丰年购入粮食，储存以待荒年卖出，用以稳定民食，这个措施叫做平籴。实行平籴旨在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他的重农思想，任人唯贤的精神，不仅使魏国称雄于诸侯，而且成为整个封建社会中每个王朝治乱振兴的基本国策。

192.图变法深察民情，建武卒巩固边防

——吴起变法

战国初期，楚国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楚声王竟至为“盗”所杀。而此时北方三晋正在兴起，国力强大，对楚步步进逼，楚国处于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在楚国内忧外困之时，中原的政治家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吴起变法，旨在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是任用贤能，裁减冗官，废除贵族的世卿世棣，明法审令，禁止私门请托等。吴起改革七年，冲破了旧贵族的反对，使楚国很快壮大，造成“诸侯患楚之强”的态势。但是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病逝，以阳城君为首的旧贵族立即发动叛乱，包围王宫，乱箭射死了吴起。吴起虽被害，但他的变法和李悝一样，都给后来实施改革的商鞅以深刻的启示。

193.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商鞅变法

秦国在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山东齐、楚、燕、赵、魏、韩这六个大国。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秦孝公死后，受到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惨遭“车裂”而死。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诸侯国，为最终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

194.两汉王朝的人口控制

——编户齐民

为保证赋役制度的实行，西汉政府实行极严密的户籍制度，实行编户齐民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人口，剥削农民。规定凡政府控制的户口都必须按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目一一载入户籍，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为“编户齐民”。编入户籍的民户，主要是广大农民，但也包括无爵位的地主和小官吏，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自耕农。编户齐民具有独立的身份，依据资产多少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兵役。“齐民”即所有的百姓在法律面前都是地位平等的。

195.吕不韦的投资眼光

——奇货可居

战国时候，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的京城邯郸做生意。偶然遇到正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王孙异人，吕不韦立刻想到在异人的身上投资会换来难以计算的利润。随后，吕不韦买通监视异人的官员，结识了异人，表示愿助他回国成为太子。异人非常高兴，表示有朝一日成为国君，必将与吕不韦共享天下。吕不韦立即带了大量财宝去到秦国求见太子，安国君十分宠爱华阳夫人，说服没有生过儿子的她认异人为子，并通过她要求安国君派人将异人接回秦国，改名子楚。此后，安国君答应华阳夫人要求立子楚为太子。几年后，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做了国君，即秦孝文王。孝文王即位一年后死去，子楚如愿以偿，继任国君，称为秦庄襄王。封吕不韦为丞相。自此后他所买下来的奇货，终于换得了无法估量的名利。

196.八卦和六十四卦

“八卦”在《周易》中由阳爻“-”和阴爻“——”两个基本符号构成，每次由三个爻构成了一个“卦”。阳爻“-”和阴爻“——”每次由三个爻上下组合，总共有八种情形，于是形成了“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六十四卦”在《周易》的《经》部分，由“八卦”中每两卦重叠搭配建构而来。每卦的构成部分是标题、卦画、卦辞、爻辞。标题指示卦辞、爻辞的意蕴，卦画由六爻组成，卦辞表明题意，爻辞则是解释六爻的含义。“八卦”每卦有三爻，于是“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由下而上为“初六、九二、九三、九四、六五、上六”。后来人们就是运用《周易》中的“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变化来推演与预测人事、自然和社会。

197.智者的哲学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孔子最为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义；庸，有平常、常道、用等义。中庸合称始于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以“中庸”为最高的美德，但没有阐发。后人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不仅认为“中庸”是一种美德，而且还是道德修养和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言语、行动要追求折中、适中，调和、适度、恰如其分，不偏向任何极端，追求对立两端的统一和中和。

198.儒曾是一种职业

据《汉书·艺文志》引其《别录》说，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于“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其特征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以道为高。按儒的原初本意——柔来看，早期的儒就是术士，他们精通所在地区多年形成的丧葬礼仪。因此，久而久之便形成相对独立的职业。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菲薄，既无固定的财产收入，还要看主人的眼色行事，故而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

199.法家是一帮刻毒之人吗

在现实的政治策略中，儒家和法家也有根本的不同。儒家敦仁义教化，而法家强调“抱法处势”和权谋。这种不同的根源在于儒家和法家对于人性理解的不同。韩非子认为人心都是追求利的，他说棺材铺的老板希望人死和车铺的老板希望人们发财，并非是他们的道德品质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产品卖出去而获得利润而已。由此，韩非推论出对亲情的否定。所以，法家提出的方案是要法、术、势兼备。也就是说，既要用严刑峻法，让人们害怕，又要用各种手段，让别人抓不住把柄。关键是要运用权威，让人们服从。法家提出的这一套方案，被儒家认为是薄情寡义，因而也被看做是刻毒之人。

200.孔子的“无所苟而已”

“无所苟而已”是孔子围绕如何“正名”而提出的在言语谈说时不能丝毫马虎的要求，出自《论语·字路》：“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对于“无所苟而已”的具体内容：

一是“辨物之理，以正其名”。二是“言必有中”。三是“言而有信”。四是“慎于言”。五是“礼以行之”“矜而不争”。六是“不失人，亦不失言”。七是“情欲信，辞欲巧”。

孔子“无所苟而已”的言语谈说态度与要求，符合现代言语交际行为中的合作原则，即量的准则（充分准则）：提供的信息不多不少；质的准则：不说假话，不说没有充分根据的话；关系准则：所说的话与谈话的目的有关；方式准则：有序，清晰，简洁；态度准则：要有礼貌。现代言语交际的合作原则是逻辑的，而孔子的“无所苟而已”的言语谈说的态度既是逻辑的，也是伦理的。

201.“历物十意”

“历物十意”是战国中期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约公元前370年～前310年）的违反常识的十个辩题。分别是：①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②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③天与地卑，山与泽平。④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⑤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⑥南方无穷而有穷。⑦今日适越而昔来。⑧连环可解也。⑨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⑩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历物十意”贯穿了用整体论的观点来观察万物。“历物十意”的实质内容在于看到了同一事物的正反两方面，从两方面作分析，下结论。

202.“辩者二十一事”

“辩者二十一事”是惠施与当时的辩者热烈辩论的21个命题，分别为：①卵有毛。②鸡三足。③郢（楚国都城）有天下。④犬可以为羊。⑤马有卵。⑥丁子（无尾的青蛙）有尾。⑦火不热。⑧山出（有）口。⑨轮不碾地。⑩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黑）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辩者二十一事”所贯穿的也是用整体性的观点来观察万物，认为一切局部的事物情况，都是相对的、可变的、流动的。

203.公孙龙的“白马非马”

“白马非马”是春秋战国时期名辩学派代表人之一的公孙龙的著名论辩。公孙龙（约公元前325年～前250年）是战国末年赵国人，善于论辩，“白马非马”是公孙龙名垂史册的主要辩题，其基本论点是：“马”指的是马的形态，“白马”指的是马的颜色，而形态不等于颜色，所以白马不是马（白马非马）。这个辩题片面夸大了事物对立属性之间的绝对性，片面夸大了个别与一般之间的对立性，因此是一个诡辩。

204.庄子的“辩无胜”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是战国时期宋国人，道家代表人物。

“辩无胜”所提出的问题是关于“是非”及“是非”的标准问题。庄子认为世上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标准因人而异，是非之间无差别。“辩无胜”应该说是庄子先秦以来在取法标准上的主观性的批判，它从反面促进了古代名辩学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天批判、破除现代“辩无胜”，树立法的观念，也有着积极的现代启示。

205.“濠梁之辩”

惠施与庄子是一对辩友，两人经常为各自的学说主张进行激烈的富有哲理且又充满情趣的论辩。其中，最为著名的论辩是“濠梁之辩”：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濠水）梁（河堰）之上。庄子曰：“儵（tiao 白鲦鱼）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这就够了）。”庄子曰：“请循（追溯）其本（开头的话题）。惠子曰：‘汝安知鱼之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濠梁之辩”是千古奇辩。在这则论辩中，双方都在斗智斗巧，辩才均为无与伦比，但各自的逻辑毛病还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206.荀子的“三惑”说

荀子主张“君子必辩”，希冀以大儒之辩止息百家之辩。为此，为了“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他对先秦其他诸子的许多学说主张进行了批驳。在这种批驳中，荀子对先秦以来的“乱名”现象进行了归类，将其称之为“三惑”，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分别提出了“禁之”的办法。

一是“用名以乱名”；二是“用实以乱名”；三是“用名以乱实”。

在批驳完这三种关于“名”的谬误后，荀子继而说道：凡是偏离正道而擅自制定的荒诞说法和怪僻之言，没有不是不类同于这三种谬误的。所以，贤明的君主完全知道谬误与正确之间的区别，只是不屑与他们辩论罢了。

207.荀子的“成相”

“相”是古代一种由舂米或筑地的劳动工具发展而成的打击乐器，用来击节说唱，又称做“舂牍”。“相”遂成为古代民间流传的说唱歌谣体裁，所谓“成相”就是演唱相歌。公元197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发现了一篇与荀子所做格式基本一致的“成相”，说明这是古代民间的说唱词。

208.两刀论法

两刀论法是韩非运用矛盾对立现象辩难的一种论辩方法，其形式是由一个包含两个选言判断和两个假言判断构成的假言选言推理，常用于论辩。即论辩的一方提出一个断定事物两种可能性的选言前提，再由这两种可能前提引申出对方均难以接受的两个结论，使对方在两种可能的选择中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

209.演连珠

连珠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别具特色的推论形式。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就已经具有了连珠的痕迹。但连珠的形式始创于韩非，一般是“先列其纲而后著其解，谓之‘连珠’”。

如：“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免除徭役的人多了），复除重则贵人富。苦民以富贵人，起势以借人臣，非天下长利也。（结论）故曰：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结论）”（《韩非子·备内》）

210.白虎观会议

汉章帝时，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在白虎观讨论儒经异同的一次会议。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但由于诸经分派分支太多，儒家哲学内部产生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派。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共议，上亲制临”。东汉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图谶纬书等迷信东西结合起来，完成了东汉国教的形式。至章帝时，承袭前人，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试图钦定结合儒学经典与谶纬迷信。会后，章帝命班固把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典籍公布，影响深远。

211.“境界形上学”

——玄学

魏晋玄学的创立者，应该首推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当时谈玄，何晏（时为吏部尚书）因其政治地位成为核心，但在理论上，最出色的则是王弼。在生活态度上，士人们不再恪守儒家的礼制名教，世风的变化最终反映在生活情趣与生活态度上。正统思想失去约束力，人们的生活追求也更加丰富、更重性情、更具个性。士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人生的价值。玄学发展到最后，但凡世族之人，皆以清谈、服食、放纵、任情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每天香茗数盏、美酒盈樽、口谈玄奥、言如珠玑、轻裘缓带、宽衣著体、手执麈尾、不鞋而屐，看起来很飘逸的样子，这已成为名士的必备行头和特征。而清谈的主要内容包括评人物臧否、论名教自然、谈本末有无、味体用之辨等等。

212.魏晋名士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许多人往往浮现出放浪形骸的印象，但除了众所周知的“竹林七贤”以外，更多的人则是以注重人为修饰为特征，以阴柔美为风尚的。在中国文化中，对于男人的形象，一般地说以仪容魁伟为重，对于相貌本身倒不是十分注重。但在魏晋时期则是异数，对于相貌和形态的关注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在大多数时代被视为病态的癖好，在魏晋时期却是互相夸耀的资本。一个人的风度仪表，自汉末以来一直被视为是一个人的社会道德和人格魅力的重要标志。士人们注重仪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关注这一点，并将之作为重要的谈资。

213.魏晋时期的药与酒

由于神仙信仰在汉代的流行，所以通过服药而企求长生的方术也成为一种流行。魏晋时期更为流行的一种服食药品是寒食散。

服药之后会产生发热现象是魏晋时期流行宽大衣服的重要原因。在当时的养生热中，对于神仙飘逸形象的思慕固然是宽衣大氅的原因之一，而酒作为一种精神性的饮品，在魏晋士人那里更多地被赋予了他们的理想，因而饮酒也成为一种境界。刘伶专门写了一篇《酒德颂》以攻击那些拘礼之人，认为他们无从了解酒后“静而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酒之麻醉性在这里被转换为对于某种秩序的否定和某种意义的解构，酒已然成为名士之标志。

214.“眼中有色”和“心中有色”

北宋程颢、程颐为亲兄弟，人称二程，为北宋诸儒之冠，有道学正传之誉。一天，二程同赴宴，座中有女乐。小程一见，不悦，拂袖而去；大程则谈笑自若。回家后，小程责怪大程。大程答道：“昨日我是眼中有色而心中无色，今日你是眼中无色而心中有色。”

215.鹅湖之会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6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俩与朱熹会于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第一次面对面的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

216.“月印万川”

“月印万川”本是佛教中一个命题：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具体地说，唯一的月映现在一切水中，一切水中映现的月都包括在唯一真正的月中。其哲学含义为，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都来源于同一本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217.“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概念之一，由程颐提出，朱熹系统论述。朱熹把“理一分殊”作为其理一元论哲学的重要命题，认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的，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个理一的体现。即：“自上推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归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天地之间，人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分未尝不殊也。”

218.王艮遇见王阳明

王艮是明代哲学家，明代哲学家王守仁（阳明）的弟子。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之用”，主张从日常生活中贯彻儒家伦理道德，将儒学平民化。王艮在投王阳明门下之前就有自己的思想，当他遇到王阳明时便与之争论，认为自己的学说比王阳明的更好。争论后，王阳明对他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于是王艮拜王阳明为师。过后不久，王艮认为不能轻易认输，于是又找王阳明辩论，结果王阳明还是让王艮输得心服口服。

219.龙场顿悟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是集心学之大成者，创立了阳明学派。“龙场顿悟”是阳明心学思想宗旨确立的重要标志。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谪贵州龙场（今贵州修文县城）任驿丞。在龙场期间，他常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并“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一日，“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年谱》）这就是后人盛称的“龙场顿悟”。

220.王阳明格竹

王阳明曾与同学钱友同论“格天下之物”。程朱理学主张：“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脱然自有贯通处。”换言之，每天专心地参究一种事物，达到心与物的界线消失、天地人一体的境界，进而产生对天理的感悟。于是，王阳明和钱友同决定用这种办法修身。两人都曾到庭院去“格竹子”，即面对竹子仔细地参究，以体会其中的道理。结果，两人均以失败告终。

格竹失败，一方面使王阳明对朱熹的格物论充满了失望和怀疑情绪，对朱熹学说产生质疑和挑战；另一方面，又顺理成章地成为王阳明在精神探索过程中寻求新的格物方式的一次机遇，王阳明格竹后来转化为他探求和选择新的精神方向时的动力源泉。

221.戴震的科举路

戴震是清代思想家，安徽休宁人。戴震博闻强记，精通古音，对经学、语言、历史、天文、地理、数学、水利等均有精湛研究，但他的科举路走得却很是辛苦。他28岁时才补诸生，40岁时才举乡试中举人，后六次考进士，都因思想与程朱理学不符而落第。多年后乾隆修《四库全书》，特召任纂修官，命与会试中试者同赴殿试，被乾隆赐为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222.章太炎与康有为

在章太炎的自编《年谱》中，提到他因为反对孔教的主张和康有为的弟子们发生过冲突。不过章太炎之所以反对康有为，除了政治立场的差异之外，多少夹杂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门户之争的意气成分，但他主张批评应在学术范围内，而不能借助权力罗列罪名。不过在康有为尽力将孔子构造成改制之教主的时候，章太炎则尽量将孔子“去魅”，将其描述成一个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一个不成功的政治家。在章太炎眼里，孔子是一个没有勇气、善于钻营的人。他消除了人们在攻击孔子时的心理障碍，为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的彻底抨击提供了心理基础。

223.近代儒学的困境

自汉代以来，儒家一直处于一种独尊的地位，但是，近代以来儒家面临着复杂的局面，与此同时，西方的知识体系，则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下，儒学在尽其可能地吸收西学的成分，最典型的如康有为，甚至将春秋中的“三世说”和君主立宪相结合，试图用基督教教会的方式而使儒家成为国教，如此等等。但是，儒家的独尊地位最终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特别是晚清以西方为榜样的社会改革，日益侵蚀着儒家思想的价值空间。儒家的“亲亲尊尊”观念被平等和自由所取代。这种变化使儒家思想不再成为确立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同时它也失去了制度化的保障，而成为无根的“游魂”。

224.王国维谈哲学的可爱与可信

王国维（公元1877年～1927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著名的历史、文学、哲学学家，自视甚高的王国维，在体会哲学的纯粹性的同时，也承受着哲学研究所带给他的苦恼，这种苦恼一部分来自于不同哲学观念之间的矛盾，于是，便有了哲学“可爱”与“可信”之间的矛盾。“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尽管王国维只在短短的几年内从事哲学研究和翻译，但他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梳理中国哲学所进行的开创性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元20世纪初中国哲学研究的雏形。

225.胡适的“小心眼”

胡适可以说是公元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他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确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如果就中国哲学而言，其后的著名学者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显然影响更大。胡适在用英文写成的冯著《中国哲学史》下卷的书评的结论中说：“在结论中，我要指出：这本哲学史，尤其是第二册，长篇累牍地引了许多选择不精、消化不良的原始材料。这些材料即使是中文，大部分也是看不懂的，有些简直是完全不知所云，无论译者如何忠实，英文翻译也是完全不可读的。”

后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出版，胡适也依旧觉得不行，“我颇想借一席之地，把《中国思想史》的英文简本写完付印。前些时候曾见冯友兰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见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

很显然这两条评论带有明显的先入为主的色彩，可以视为是胡适的“小心眼”。

226.北大的“哲学门”

北京大学哲学系始建于公元1914年，是我国高等学府中最早成立的哲学系。创建之初为北大文科哲学门，亦称“中国哲学门”，公元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历史上，著名学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熊十力、唐钺、邓以蜇、汤用彤、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冯定、陈康、贺麟、沈有鼎、洪谦、张岱年、胡世华等先后在这里执教，培养了数代中国最优秀的哲学家，使这里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摇篮。

公元2000年5月4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创办一份专业学术辑刊，其名称就为《哲学门》，其宗旨是学术性、原创性和批判性。它的创办预示着中国哲学界正在走出漫长的译介和评述期。

227.“哲学”一词的传入

中国本无“哲学”一词，它是舶来品。其最早的译名见于艾儒略的《西学凡》（公元1623年），这是对中世纪以来欧洲大学所设学科和所授课程的大概介绍。其中的理科之学称为“理学”，即“裴禄所费亚之学”（Philosophy）。这里，对西文“哲学”一词既有音译，也有意译。近代早期将Philosophy 译为当时通用的“科学”（Science），译名“格致学”或“格学”，或许是为了强调科学的地位。如《格致汇编》（公元1877年）和《心灵学》（公元1889年）都是如此译。近代另一重要哲学译名是“理学”、“性理学”，如《性学举隅》（公元1898年）。严复早年译著也多用“理学”作为哲学的译名。现在我们所用的“哲学”乃取自日本的汉字译名，是由日本明治初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西周提出的。

228.“九州”的由来

大禹治水期间，考察了全国的地形和水势，他把当时所能掌握的土地划分为九个行政区域，就是九州，分别叫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中国分为九州，是中国领土初具规模的一个象征，氏族部落这种社会形态已经逐渐消失，多部落融合的华夏民族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前身。

229.历史上台湾称呼的演变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春秋时期，称台湾为“岛夷”；先秦时，称台湾为“瀛洲”；秦灭汉兴，称台湾为“东鯷”；三国时，又称台湾为“夷洲”；隋唐至宋朝时，称台湾为“流求”；元朝时，又称台湾为“琉球”；明朝初期，称台湾为“东番”，明朝中期，台湾又有了“大湾”、“大员”、“台员”之称；明朝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浮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公元1662年2月1日，民族英雄郑成功打败了盘踞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者，次年改台湾为“东都”，后来，其子郑经又改东都为“东宁”；公元1663年，康熙帝派施琅进击台湾，恢复台湾名称；公元1684年清政府设立台湾府，“台湾”名称沿用至今。

230.中国各朝代名称由来

我国历史悠久，朝代更零星纷繁。

朝代的名称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大致有五个来由：来自部族、部落联盟的名称；来自创建者原有封号、爵位；源于创建者政权统治的区域；源于宗族关系；寓意吉祥。如：

汉：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以后刘邦击败项羽，统一中国，国号称“汉”。汉朝前期定都长安，后期定都洛阳，故从都城上有“西汉”和“东汉”，从时间上有“前汉”和“后汉”之分。

蜀：刘备以四川为活动地区，蜀指四川，其政权即称“蜀”。历史上也称“蜀汉”。汉指东汉的继续。

隋：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随国公”。隋文帝后袭用此封爵，称为“随朝”。他认为“随”有走的意思，恐不祥而改为“隋”。

辽：辽原称“契丹”，改为辽是因居于辽河上游之故。

元：据《元史》记载：“元”的命名，是元世祖忽必烈定的，取《易经》上“大哉乾元”句中的“元”，有大、首等意思。

231.年号

年号是指用于纪年的名号。中国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还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几个年号重叠使用。也有政权自己不建年号，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还有许多年号在不同时期重复使用，例如建元就有五个时期在使用。新的国君继位时一般需要重新使用新年号，但前一代皇帝逝世的那一年不可改元，在第二年的时候才可以改元。一个皇帝在位时，也可以进行多次改元。年号的字数一般为两字，有少数三字、四字乃至六字者，比如王莽的“始建国”，武则天的“万岁通天”，西夏景宗的“天授礼法延祚”。明清两朝，基本上都是一个皇帝一个年号，因此也常常用年号来称呼皇帝，例如康熙帝。中国历史上的年号，据统计数目在数百以上。

232.谥号

谥号是我国古代统治者或有地位的人死后给他另起的称号，如“武”帝、“哀”公等。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称为“谥”或“谥号”。谥号的字数，从一个字开始，发展到后来用多个字，是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个概括的评价，算是盖棺定论。有褒的美谥、怜的平谥、贬的恶谥三种。美谥如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等；恶谥如厉、灵、炀等都含有否定的意思；平谥如怀、悼、哀、闵、殇等，有点同情的意味。

233.庙号

庙号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庙号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太祖、唐高祖、宋太祖等；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等，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也有褒贬之意。如：太祖、高祖等开国立业，世祖、太宗等发扬光大，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道宗等好玄虚，穆宗、敬宗等功过相当，光宗、熹宗等昏庸腐朽，哀宗、思宗等只能亡国。

234.陵寝号

陵寝是皇帝死后安葬的地方，其名号一般是根据去世皇帝生前的功过和世系而命名。开国皇帝之陵一般称为“长陵”，其后诸帝则应依其事迹和世系来命名，诸如康陵、定陵、显节陵、高平陵等。也有以所在地命名的，如汉文帝的霸陵、魏文帝的首阳陵、孙权的蒋陵等，但这种情况很少见。为皇帝建陵以后，还要在“陵旁起邑，置令、丞、尉奉守”，有时还要迁徙人民去居住。陵寝所在地逐渐变为县治，陵寝号变为县名，而其原有的意义则逐渐为人淡忘。

235.历史上的避讳

古人在写文章或说话时，不直接写出或讲出君主或尊长的名字，甚至连同音的字也不提到，以表示尊敬之情，这叫做“避讳”。皇帝为天下至尊，他的名字天下人都要避讳。另外，父母长辈的名字后代要避讳，老师的名字学生要避讳，上司的名字下属要避讳。

古代避讳主要有缺笔避讳、同义字或同音字避讳、完全避讳等多种形式。缺笔避讳是将要避讳的字少写一笔；同义字避讳是指把需要避讳的字改为意思相同或者相近的字，如秦始皇名“政”，秦代就用“端”代替“正”，把正月改为端月；同音字避讳是指用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替代避讳的字，如元明时期的赵元，因为明代开国皇帝名朱元璋，所以他就改名为赵原；完全避讳就是将避讳的字跳过，不读不写。

另外，避讳的形式还有拆字，就是将避讳字拆开来，只用其中的一部分。还可以在原来字的基础上构成新字，如孔子名“丘”，于是古人就在需要用“丘”字的时候改为“邱”字。

236.历史人物的名字和别号

今天人们一般只有姓和名，而古人则既有姓和名，又有字，还有别号。

古代规定男子20岁、女子15岁为成年，此时要取字。字或者由自己取，或者由别人送。古时一般只有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才有字，而地位低下者只有名无字。字与名之间的关系有三种：第一，名与字的意义相同或相近，比如汉代人班固字孟坚；第二，名和字的意义相反或相对，比如唐人韩愈字退之；第三，名与字的意义相关，如孟子名轲，字子舆，“轲”与“舆”都是车子的一部分。别号又简称“号”，别号不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取起来比较自由，能够反映出个人的志趣。古人有的以地名为号，如宋代诗人黄庭坚号“山谷道人”。有的以室名为号，南宋诗人辛弃疾在江西修建了稼轩，所以他号“稼轩居士”等。

237.姓在历史上的区域分布

中国的姓氏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性。据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袁义达研究，中国的同姓人群在地区分布是不均衡的，在北方地区，以王姓为第一大姓，约占人口的9.9%，其次为李、张、刘等姓；而在南方地区，则以陈姓为第一大姓，大约占人口的10.6%，其次为李、黄、林、张等姓；在南北过渡型的长江流域地区，李姓则是第一大姓，大约占人口的7%，其次为王、张、陈、刘等姓。另外，在中国每一个省区中，都有一些姓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其他省份，比如山东的孔姓、山西的董姓和郭姓、内蒙古的潘姓、东北三省的于姓等。

238.姓和氏有什么区别

今日说到姓和氏，人们往往将它们作为一个概念。但在先秦时期，姓和氏有着严格的区分，并不能混淆。

姓源自于母系社会。中国最早的姓，大都是“女”字旁，如：姜、姚、姬、姒、妫、嬴等，表示这是一些不同的老祖母传下的氏族人群。姜、姚、姬等，就连“姓”字本身也是由“女”“生”二字合成的。姓的起源比较早，是氏族的族号，形成后也相当的稳定。而“氏”的产生则在“姓”之后，是按父系来标识血缘关系的结果，是由姓所衍生出来的，这只能在父权家长制确立时才有可能。春秋末年以后，姓与氏的界限逐渐模糊，到现在更是成为含义相同的两个字了。

239.“亲亲”和“尊尊”

“亲亲”和“尊尊”是中国礼文化中最核心的两个概念，“尊尊”涉及君尊臣卑的国家政治制度，“亲亲”涉及亲疏远近的血缘宗法关系，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西周社会以宗子、宗孙和姻亲等血缘关系为纽带，亲缘关系是社会的基础。所以，要维护宗法关系最要紧的是坚持长幼相谐，尊卑有序，也即维护“亲亲”和“尊尊”。“亲亲”和“尊尊”成了儒家思想中两条万古不易的伦理原则。

作为礼文化的本质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伦理原则，“亲亲”和“尊尊”在追求社会阶级之间的秩序和和谐，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稳定上起了重要作用。

240.皇位的传递

中国古代，皇帝临死之前要把皇位传递给继承人，皇位的传递有严格的原则，即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立男不立女、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嫡长子继承制是封建礼教中最基本的宗法原则，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宗法姻亲关系之中。王国维认为皇位传子制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皇位的传递是我国宗法制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关系到皇权的延续和王朝的稳定与兴衰。

241.世袭制的四种方式

预立太子：皇位世袭制中最正统的方式，即沿用宗法制度嫡长继承、顺序嗣位的原则，皇位由正后所生的长子继承，如长子早死，有子即立其子，无子再由嫡次子顺序继承。只有在正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庶生的长子。皇帝无子则依照亲疏顺序选立继位人。

密定皇储：皇帝在自己诸子中物色、选择继承人。皇帝将选中的继承人的名字及有关诏旨写好密贮，等到临去世前或去世后，才将密旨公布，被选定者立即登位，一切嫡庶兄弟尽列臣位。

内禅于子：皇帝依然健在而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嗣。

逼宫夺位：法定继承权之外的子嗣或皇族为了夺取皇位，用武力逼迫皇帝退位使自己登基。唐朝玄武门之变即是典型的逼宫夺位。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成功地登上了皇帝宝座。

242.后妃制度

古代帝王妻妾成群，为便于管制，必须确定名分，遂有后妃制度。后妃制度又是一种特殊的婚姻家庭制度，它与一般普通家庭的婚姻制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只局限和发生在帝王、显贵之家。周代确立了其以帝王为中心，依照尊卑等级秩序，由帝王的正妻（后）及众姬妾（妃）组成的一套等级森严、名分职责严明的后妃制度，后妃制度不仅满足了皇帝的各种私欲，而且是培育皇位继承人，使皇权世代相传的重要保障。

243.珠帘背后的操控者

——垂帘听政

“垂帘听政”的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皇后、皇太后临朝听政，处理国家大事，因在宝座前设帘遮蔽而得名。故简称“垂帘”。最早的“垂帘听政”，要数战国时期的赵太后。赵太后听从触龙的讽谏，把幼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求得齐军帮助，解了赵国之危。历史上著名的“垂帘听政”还有唐朝时的武则天、北宋的高太后、辽国萧太后、清朝的慈禧太后等。特别是慈禧，她通过垂帘听政之途，操纵同治、光绪两朝皇帝，掌握清朝朝政达48年之久。

244.宦官

宦官又称寺人、阉人、内监等。太监本为官名，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宦官称“太监”，是隋唐以后的事，地位较高的内监就被称为“太监”。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隋、唐有大监，“大”或作“太”，亦与宦者无关。明内廷有十二监，主官均称太监，由阉人担任，主官以下宦官，无太监之名。清始以太监加诸所有宦官，宦官与太监遂为同义词。历代宦官有敛财弄权者如赵高、高力士；有成就终身者如蔡伦、郑和；甚至还有被追认为皇帝的宦官——曹腾。

245.外戚专权

外戚亦称“外家”“戚畹”，指帝王的母族、妻族。史书《外戚传》和《后妃传》记载，外戚是通过婚姻与皇室结成的外姓亲属，包括后妃系统的亲族、皇家公主的夫族，实际上是一种直接依附于太后、皇后、皇帝宠妃、公主的裙带政治集团，史称为“戚党”或“后党”。由于外戚的权势恶性膨胀，便会有许多文臣武将前来趋附，结成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历史上，帝王年幼时，外戚往往干政擅权，甚至有改朝篡位者，如西汉末的王莽与建立隋朝的杨坚。

246.古代中央官制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官制从秦代起才有了比较严密的制度。中央机构，自秦汉时代有“三公”、“九卿”；魏晋时，改秘书令为中书监、令，地位虽不很高，职务则很重要；隋唐时代确立了三省分权制度，三省的长官为宰相；五代时又设枢密院，首长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至宋代遂开“中书、枢密对掌文武二柄”的先河；金代改中枢机构为尚书省，首长是尚书令，率以皇族和外戚充任；明清时期实行内阁制，内阁大学士们为“辅臣”，首席的称为“元辅”或“首辅”，品阶相当于宰相。清朝雍正年间设立军机房作为临时指挥机构，雍正十年改为“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乾隆时期演变为军机处，官员为军机大臣，专为处理军务，可不经内阁直接面见皇帝，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废军机处，成立了所谓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满汉各一人。

247.古代地方官制的演变

地方机构，秦代时是郡县二级。郡的行政长官为“守”；主军事的为“尉”；掌监察的为“监御史”，简称为“监”。这是中枢机构的缩影。其边郡或不设守，而以尉行守事。一郡辖若干县，大县的长官称“令”，小县的长官称“长”，各有尉掌治安工作。郡守及县令、长之下都有丞。秦代以后，2000余年来的地方官制不外郡县两级，变动并不大。

248.清朝官员品级划分

——顶戴

清朝官员冠服配饰制度，用以区别官员品级的帽饰。一品为纯红色，二品为杂红色，三品亮蓝色，四品暗蓝色，五、六品为白色，七品及以下为金色。革职或降职时，即革除或摘去所戴顶子。

249.帽子上的尊卑

——花翎

清朝官员冠服配饰制度，花翎是垂拖于清代官帽后的孔雀尾翎，标示等级与荣誉，分一眼、二眼、三眼，三眼最尊贵，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状的圆，一个圆圈就算做一眼，除贝子、固伦、额驸因其爵位戴三眼花翎。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戴双眼花翎外，品官须奉特赏始得戴用，一般为单眼花翎。

250.战国时期官制

战国时期，就中央机构来说，在秦国开始确立了丞相制度，“丞相”之“丞”与“承”通，“丞相”就是承君王之旨，辅理国政的意思。丞相明确表示出了君王的威权，同时“国尉”、“将军”等称号也出现了。就地方机构来说，秦、魏等国已确立了郡县制度，在内地称县，县有令，以民政为主；边地则称郡，郡有守，以军事为主；守和令在当时并不见得有上下之分。战国中期以后，有些郡，人口增多，生产随之增长，因而民政也重要起来，这才将郡内划分为县，至此，郡辖县的制度才确定下来。到战国末期，内而中央，外而地方，秦国的官制，大体上已接近统一以后的情形。

251.秦汉三公九卿制

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制为秦王嬴政接受李斯建议所制，以皇帝为尊，下有三公，分别为太尉，管理军事；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并理国家监察事务。九卿对丞相负责，按其职能，行使权利。九卿其实并不止此数，但按韦昭所说的“汉正卿九”，用秦时的官名分别为：奉常，掌管宗庙祭祀和国家之礼；郎中令，负责皇帝禁卫；卫尉，负责皇宫守卫；太仆，负责皇帝车马；少府，负责皇帝财政；廷尉，负责司法；典客，负责外交和内部少数民族事务；治粟内史，负责粮食和财政；宗正，负责皇室事务。

252.宋代二府三司制

宋代为了加强对内控制，以掌管政务的中书门下和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共同行使行政领导权，并称为“二府”，为当时最高国务机关。二府制的特点就是文武分权。另外，又将财政大权从宰相手中分割出来而设置了三司：度支、户部、盐铁掌管全国的财政，长官是三司使，亦称“计相”。这些措施使得军、政、财三权分立，互不统属，宋代把中央集权强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253.宋朝官员的俸禄和祠禄官

宋代官员的俸禄，除了俸钱、禄米之外，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薪炭、马匹刍粟乃至仆人的衣食等等。对于高官来说，俸禄尤其优厚。仁宗时，朝廷还正式颁布了《禄令》，对各级文武官员的俸禄作了详细规定。宋朝官员还有“职田”，依官阶高下可得田四十顷至一两顷不等。朝廷对于退休的官员，为了让他们能继续享有丰厚的物质待遇，往往给他们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义，使他们可以借此领取俸禄，一般称为某某宫使、提举某处某宫某观等，人们叫它祠禄官。

254.汉代之前官员考核制度

古代的考核，又称为考绩，是对在职官吏的官德、政绩和功过的考核。我国古代对职官的考课制度始创于西周，西周时期，实行了一些初步的考核制度。具体考核内容为，“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春秋战国时期将各地的垦田赋税、刑罚治安、武器装备、财政支出、户籍数目、属吏治状以及监狱在押人犯等情况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内容。秦统一全国后，制定了《课律》等法令，在《语书》《为吏之道》中明确提出良吏、恶吏的“五善”“五失”的考核标准，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检验，以杜绝贪污。

255.汉代官员考核制度

汉代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西汉对官吏考核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纵向的，中央考核郡、国，郡、国考核县，县考核乡、里、亭。这是上下级的层层负责制的考核，称为“上计”制度。二是横向的，是中央各部门及地方的郡、国、县的长官对所属僚佐的部门负责制的考核。

256.隋唐官员考核制度

隋唐时期，官吏考核制度已日臻完备。唐代对官吏的考核主要是“德”、“行”两个方面。“德”包括官吏的品质、道德修养以及对君主的忠、信、笃、卫等；“行”包括官吏的能力大小、守职的勤惰、政绩的好坏等。“德”的标准是“四善”：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简称“德、慎、公、勤”。这“四善”是对全国所有官吏而言的标准。“行能”政绩的考核标准有27条，称之为“二十七最”。这27条标准是针对各种不同业务、不同部门的官吏而言的。

257.宋朝官员考核制度

宋代对官员的考核通过磨勘与历纸两种办法进行。“磨勘”一语在唐代对官员的考课、复验中已经使用，宋朝定为制度。宋朝规定，文官三年一磨勘，武官五年一磨勘，视考核成绩决定升降，这就促使官员们多是因循守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仅凭资历升官。

所谓历纸，是要求官员在工作中随时自记功过上交长官，同时上级长官也随时记录下属的得失以定优劣。这种做法是强调掌握本人平日的具体表现。宋朝这些制度类似于今天公司对员工的考核和评估。

258.明代官员考核制度

明代的官吏考核分“考满”与“考察”两种。“考满”是指在官员任期内定期举行的考核。具体规定是，任满三年举行第一次考核，称初考；满六年举行第二次考核，称再考；到九年一个任期举行第三次考核，称通考。每次“考满”根据官员的实际表现，分别给予称职、平常、不称职的评定，以决定对官员的处理，或升级，或留任，或降职。

259.清朝官员考核制度

清代基本沿袭明代的考绩法，但把“考满”改为一年一考，三考为满。对“考察”作了“四格八法”的规定。“四格”是才（能力）、守（操守品德）、政（政绩）、年（年资）。“才”分“长、平、短”，“守”分“廉、平、贪”，“政”分“勤、平、怠”，“年”分“青、中、老”。清代的“四格”基本照顾到了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就形式而言，已比较全面。“八法”与明代相同，即贪、酷、浮躁、才力不及、罢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病。凡属这八种人，都要被清除，以保证官吏队伍的素质。

260.清代官员铨选制度

诠选是清代的选官制度。清代举人有“大挑”的规定，即举人连考三次不中者可以参加挑选。参考的次数后来改为连考六次，后来又改为四次。因此在清代，落第举人一般经过十余年就有被挑选的资格，只是具备资格不一定能被挑中，而且选中后也不能立即赴任。被选中的举人先得在吏部挂号排队，等待分配，届时到部里抽签决定去向。这种选任方法就叫做“铨选”。

261.明代内阁制

明初官制基本沿袭元朝，有中书左右丞相等官。明洪武年间废中书省，由皇帝直接处理国政，而指派翰林院等文翰机关选调几个官员掌草拟诏谕，加以殿阁大学士头衔，于是有了内阁制。内阁实质上是皇帝的秘书处，最初只承旨办事，明成祖时稍参与机务。明仁宗以后，特别是到明英宗初年，内阁学士们多是四五朝元老，官位很高，加之皇帝幼小，他们权势大增，俨然成为宰相。由于明太祖曾有“子孙不许设置丞相”之诏，后人为了避免违制之罪，所以称大学士们为“辅臣”，首席的称为“元辅”或“首辅”。

262.古代博士制度

博士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制度，源于战国时期的齐国而形成于秦汉时期。“博士”一词首见于战国时代，最初并非是一种官名，只是对博学士人的称谓。战国末期，为适应统一战争日益加剧的社会局面，各国不得不礼贤下士以确保统治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齐国、魏国等国都设置了博士官。秦朝承袭战国传统设立博士制度，当时博士多达70人。汉代初期继承了秦朝的博士制度，人数和秦朝相仿。博士制度由汉代历经魏、晋、隋、元、唐、宋，一直到明清时的国子监博士，长达两千多年，源远流长。

263.古代的大学士

大学士是官阶。明太祖废丞相，以大学士当顾问，至明中叶遂以大学士为内阁长官，起草诏令，批签奏章。官职虽较低，但实握宰相之权。清代，大学士堪称文臣之极，与太师、太傅、太保同为正一品。乾隆时期把大学士具体化了，定出三殿、三阁、大学士之制。三殿为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为体仁阁、文渊阁、东阁。每一大学士分别有殿阁之衔，如文华殿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著名奸臣和珅在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实授后，所兼殿名即为文华殿。因大学士办公处在内阁，中书居东西两房，大学士居中，所以大学士又称“中堂”。

264.古代爵位

中国古代有君主授予贵族和功臣爵位的制度。它是历代君主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而实行的一种封建等级制度。爵位是表示贵族或功臣身份、地位的称号，分为不同的等级，有些爵位可以世袭。贵族和功臣受爵后通常可得到食邑或相当数量的财富。封爵制度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中有相当大的发展变化。

265.天生贵族

——贝勒

贝勒是满语“天生贵族”的音译。在清朝，贝勒是仅次于王（亲王和郡王）的爵位。清朝一般只有爱新觉罗氏才能封王。王爷则有亲王和郡王之分。清朝的爵位是这样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辅国将军。

266.古代官员的俸禄

俸禄即官员的“薪水”。我国古时历代俸禄制度不一样。汉代官员分为十六个等次，当时称为“秩次”，用“石”来表示。官员的俸禄按其秩次给以谷物。隋代开始实行官品制度，官分九品，每品又各分正、从，共十八级。京官俸禄开始以官品为标准来定。唐代官品变为九品三十级，京官、地方官全按官品定俸禄。宋代的俸禄按官阶定，官阶当时称为“散官”。元代初期官员没有俸禄，后来虽然有俸禄，但非常少。明代确定俸禄的依据不再是散官，而改为官品。明代九品十八级，俸禄据此分为十八等。清代的俸禄“按品颁发”，每品的正、从在俸禄上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俸禄只有九等。

267.汉代人才选拔制度

——察举制

察举是汉代自上而下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察举，原为选拔之意。最早始于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的求贤令，其后朝廷屡诏公卿郡国察举贤才。察举的科目有两种：孝廉和茂才。孝廉即孝子廉吏之谓。孝与廉是古人非常推崇的两种德行，尤其是孝，更是被作为天下之本。所以，孝廉首先成为察举的常科，也是汉代入仕的主要途径。茂才，又作茂材，是汉代的另一种察举常科，西汉时原作秀才，到东汉时因避汉光武帝刘秀的讳而改为茂才。“茂”有美的含义，“茂才”即是有“美才”之人，即优秀人才。

268.以武功戡祸乱

——武状元

我国古代科举考试武科殿试第一名称为武状元。武举制度创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但在整个科举历史中，武科考试很不受重视，五代十国和元代甚至都不设武科，直到南宋以后，武科考试才逐渐系统化、制度化。清代沿袭明制而采取文武并重的办法，武科在清朝达到了鼎盛。武科与文科一样，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在文科考试之后的下月进行。考试分内、外场。外场分一场和二场，一场考马射，合格者再试二场，即步射、硬弓、舞刀等武艺。外场通过以后，继续内场，内场原试“策论”，后改默写“武经七书”。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中试无定额，中试者称为武生、武举人、武贡士和武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称为“武状元”。

269.古代异地任职制度

我国古代为防止官员结党营私等弊端，规定地方首长的属籍回避制与三年一届任满轮换制度，也即所谓的“仕宦避本籍”制度。中国是家族宗法制社会，家族极易形成强大的地方自治，从而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为了防止家族势力垄断地方权力，封建王朝厉行官员任职回避原则，实行“流官”制。异地任职制度有利于防止家族势力的膨胀、抑制腐败。

270.古代官员是终身制吗

中国古代官员不是终身制。古代史书中把官员退休称“致仕”“致事”“致政”等。早在商周时期，历史文献中即已有“致仕”之说，秦汉时期则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制度，发展到唐代时期，此系统更趋完善。中国古代官员任职制度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七十致仕”的规定，即官员不论官职高低，一律70岁退休。据《通典》卷三三《职官·致仕官》载：“年七十以上应致仕。”

271.上古公文

上古文书按其载体可分为结绳公文、陶片公文、甲骨公文、金文公文、石刻公文、简策公文、缣帛公文等九大类。结绳公文：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以结绳的办法记事。陶片公文：以陶片为载体的公文，产生于远古时代。甲骨公文：又称“殷墟书契”“甲骨卜辞”。甲骨文书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金文公文：殷周时代刻铸在铜器上的记载当时社会历史事实的铭文。石刻公文：刻在石头表面的重要公文和关于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活动的记载。简策公文：殷商至汉写在竹简、木牍上的公文、私契等。缣帛文书：缣帛是一种丝织品，卷起来的公文叫做卷。始于春秋，到两汉时期出现了大量使用缣帛作载体的公文。

272.皇帝颁发的公文名称

春秋战国以前君王颁发的公文有训、诰、命、令、玺书。“训”指国君教导臣下的文辞，“诰”指教告众民，昭告诸侯，禁戒、受命之辞。王言同称命，“令”小于“命”，“玺书”是帝王诏敕的别名。秦代皇帝颁发的公文有制、诏。制：古代王言为命，秦始皇改命为制。汉代皇帝颁发的公文有策书、敕。策书是汉朝命令中的一种。魏晋有赦文。赦，释为舍。唐宋以后凡有赦免，都要行文。隋唐有敕书。宋代有敕榜。清代规定的诏令文书文种名称有谕、诏、诰、敕。谕是告之使晓谕，最早见于《左传》。按清制，皇帝特降的命令为谕，由于臣下奏请而批复的文书称为旨。诏、诰、敕与前同。

273.古代官员上书的名称

中国古代官员上书的名称多种多样，主要有奏疏、章、表、状、蕂、谏书、上书、封事、折等。“奏疏”是秦汉时臣僚给皇帝上书用的文种，称为奏疏。“章”是用于谢恩的文书。魏晋至隋唐一直沿用，到唐代以后才废除。“表”与“章”性质相同，始于汉代，用于陈情。“状”是陈述的意思。“蕂”，也作笺、蕂表。东汉时，上书皇后、太子、诸王多用笺记。“谏书”是臣下向天子进谏的奏章。“上书”也称做“上言”“上疏”“上奏”“奏书”。“封事”是汉代奏陈秘密事项，防止泄露，用黑色口袋，贴上双重封条呈进，称为封事。“折”是明清两代的上行公文。明清以后，才开始有折。上书皇帝的称奏折，上书上司的称手折。

274.古代衙门之间来往公文

公文是历代封建官府之间往来行文使用文书的统称，也有人只把这类文书称为公文，古人通称之为文移、文牒、文案、公牍。如移书，春秋时的官吏通书函往来，称为遗书，又称为贻书，后转作移书，魏晋以后称为移，唐用于诸司自相质问，名称不一，故总名“公移”以概括。清朝用于武营往来和州县相交涉公事。

275.晚清军制

——绿营

绿营是清代国家的常备武装力量，包括八旗和绿营。清朝在入关以前，主要依靠由满族人编组的八旗兵的力量。公元1664年入关“问鼎中原”后，为了弥补八旗兵员之不足，又建立了由汉族人组成的汉兵。这种军队以绿旗为标志，故称“绿营”，也称“绿旗营”，简称“营兵”。八旗兵大部分用来卫戍北京，小部分驻防全国某些要地，绿营兵则遍布全国各地。

276.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八旗子弟

八旗是清代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女真人牛录制基础上建立。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初建四旗：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和正红旗，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增设四旗：称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和镶白旗。规定每300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旗（满语为“固山”）。满族人按八旗制分隶各旗，平时生产，战时从征。后来人们所统称的八旗子弟，多是指满族八旗的后人。清末，许多八旗子弟由于有优裕的生活条件，养尊处优，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故“八旗子弟”一词有了贬义。

277.中国行政区划演变

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地方行政单位是县，至春秋早期其含义已与邑类似；较之县稍晚出现的是郡；秦统一六国后，废分封，行郡县，使郡县二级制得到正式的实行；西汉时由于刺史制度的实行和演变，郡的行政级别已降为二级，州则升至一级行政区；从东汉开始至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制；西晋后，州的数量也大大增加；隋唐五代，都府制代替了州郡县三级制，开始设置节度使；两宋，开始实行道路制；元代实行源于魏晋时期行台制度的行省制，由行省、路、县三级政区组成；明代，省级行政制度日趋完善，洪武九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行省取消，但习惯上仍称省；清代，总督、巡抚成为地方实官，实行省、府、县的三级行政区划。而边疆地区则实行不同于内地的行政区划，如东北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蒙古设乌里雅苏台等；民国时期，增设四特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四地；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划分为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两个特别行政区共计34个行政区。

278.古代判案方式

古代典型的判案方式是商朝的“神判”。商朝人信奉鬼神，因此创造了“神明裁判”的制度。大量的审判由卜者占卜向神请示并做出判决。卜辞由从事占卜的贞人解释，而贞人的解释是要秉承王意的，因此，可以说，国王和司法官的意志起着决定的作用。到了西周，审判已经注意运用证据，主要是依据口供。为了确定口供的真实性，西周采取了“五听”方法，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通过这种察言观色的方法来判断证据。这是奴隶主阶级经过长期的审判实践总结的结果，是心理方法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为后世所借鉴。

279.三堂会审

三堂会审也叫做“三司会审”，是明朝的一种审理制度。明朝中央司法机关有“三法司”，即刑部、大理寺和督察院。刑部负责审判工作，大理寺负责复核和驳正，他们都要受到督察院的监督，然后奏报皇帝。督察院不仅监督法律执行，还可以参加审判。凡是在遇见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时，三法司都会联合审理案件，因此叫做“三堂会审”。“三堂会审”最初的模型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尽管三法司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会审的最后裁决权和批准权还是属于皇帝。

280.私设公堂

公堂，是指古代审理案件的场所以及审理过程，只能由专职官吏参与审理活动，并代表统治阶级进行裁断。私设公堂，是指非专职官吏私下以强行手段非法对百姓拘禁并进行所谓的治罪。属于违法的一种活动。

281.绍兴师爷

绍兴具有培养师爷所需的特有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条件。绍兴师爷是总称，它是明清时期封建官制和当时的人文环境所结合的产物。开始于明朝，盛行于清朝，在辛亥革命前没落。绍兴师爷是中国封建官衙幕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但是，它不是官职。从事师爷的一般是不能取仕之士。做师爷要先经过三年的“幕学”，学习研究策略，提供计谋和撰写官方文件。绍兴师爷作为清朝地方政府的幕僚群体，是靠学缘、地缘和某种亲缘来维系的，反过来，这种维系又进一步巩固了该群体的专业性和地域性。师爷的策略往往具有左右行政首脑的效果，因此，他们的地位在当时是举足轻重的。

282.我国最早的刑法

我国最早的刑法可以追溯到夏朝。“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没有立即制定完善的法律，多是将氏族习惯上升为国家形态的习惯法。夏朝的法律笼统地被叫做“禹刑”，它指的是夏朝所有的法律。但是从夏朝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开始，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坚持“以刑为主”的法律体系。所以，夏朝的法律里包含了最初的刑事法律规范。后人有“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的说法。

283.中国古代监狱

中国古代的监狱名称繁多，在夏朝的时候称“圜土”，在商朝时叫做“圜土”“囹圄”，在周朝叫做“嘉石”“司空”“圜土”“囹圄”等，在秦朝时，中央一级的称做“廷尉狱”，地方一级的叫做郡、县狱。汉代以后多叫做“狱”，明朝开始称“监”，到了清朝，才开始用“监狱”这个合称。到了唐朝，监狱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监狱组织系统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完备体系，各级关押不同的罪犯。宋朝的监狱制度基本沿用唐朝的制度但又有变化。明朝的监狱组织自中央到地方已经系统化。清朝的监狱体制基本同明朝，总管监狱的是刑部下面的提牢厅。清朝除中央、地方系统设置监狱外，还设有多种特殊监狱。各级司狱官和行政兼职管狱官相结合，形成了严密的监狱管理系统。

284.礼法互补

礼法互补是始于周朝的一种古代法律制度，即礼与刑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它们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联系表现在：一方面，礼是刑的基础和渊源。礼最先是以祭祀等形式出现的，一直到西周，经过先前的不断发展，就成为西周习惯法的基础。另一方面，从广义上讲，礼是广义上的法，周礼是由国家制定，是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这就让礼具有了严肃性和强制性。所以，礼是与法并用的，也具有规范的性质，可以视为法。但是，礼与法又是有区别的，首先，礼的规范重在预防，“礼禁未然之前”（《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刑主要是事后惩治，“法施已然之后”（同上），“出礼则入刑”。礼需要刑的保证才能得以实施，刑贯彻的就是礼的精神，先礼后刑，德主刑辅。所以古人又说：“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

285.父为子隐

孔子明确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父为子隐”，意思就是尊亲可以隐匿卑幼的犯罪行为而不告发。儒家学说把“父为子隐”称为“仁”，把“子为父隐”称为“孝”，这些“仁孝”的伦理道德观念自汉武帝后被正式上升为“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就是指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了犯谋反、大逆以外，都可以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不负刑事责任，而且还可以在刑罚上得到减免。根据这一原则，卑幼首匿尊亲长的不负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卑幼，除了死罪上请减免以外，其他的也是不需要负刑事责任的。“父为子隐”就是“亲亲得相首匿”原则里面包含的一个内容。

286.孔融非孝

三国时期，孔融因与曹操的见解不和而被杀害。非孝罪是曹操编造的杀孔融的理由之一，是针对孔融的忤逆之言所定之罪，是以言论定罪。非孝不是不孝，而是对当时伪孝的非难。其中有些言论，即使在今天这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都难以让人接受。如其所言：“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非得借助激烈的反问句式，以起到颠倒人伦的作用。对于奉行以孝治天下的中国，孔融下面的一个见解更让古人瞠目结舌。他鼓励人们，在饥馑的年代，为了使素不相识的人可以活下来，不妨让父亲去死。方法是：将仅剩的一碗活命饭送给路人，而不是同样奄奄一息的老父。曹操于是顺势定了他的“非孝罪”。

287.十恶不赦

“十恶不赦”出自《唐律疏议》，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在隋朝定型，并为后世的唐、宋、明、清各代所沿袭。唐律规定“十恶”是“常赦所不原”的重罪，即犯“十恶”者，不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还不得享有法律规定的赦免、议、请、减、赎等优遇。《北齐律》确立了封建统治者认为的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罪，称“重罪十条”。隋朝的《开皇律》吸收了北齐的“重罪十条”，经过了修改后，正式定为了“十恶”罪，以便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十恶”是：“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隋书·刑法志》）唐律沿袭了此规定。

288.株连九族

株连九族指封建时代一个人犯罪，罪及亲属族人的残酷刑罚。古籍中对九族的解释不尽相同。如王应麟在《小学绀珠》的说法是：“九族者，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己之同族也。”郑玄注《尚书·尧典》说：“九族，上至高祖，下至玄孙，凡九族。”清初学者刘继应在《广阳杂记》卷一认为：“（诛）九族始于隋炀帝。”在封建社会，株连九族是非常严厉和残酷的刑罚。

289.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出自于《礼记·典礼上》，是西周礼和刑适用的阶级原则。“刑不上大夫”指的是刑罚不针对大夫以上的奴隶主贵族，而是指向平民、奴隶和异族。理由是大夫等贵族都能遵守礼法，刑罚不用去约束他们。所以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的“刑以治野人”“刑以威四夷”之说。即使大夫等贵族犯罪了，有关定罪量刑的内容也不会规定在刑书中，而且为了维护贵族统治者的尊严，他们在审理程序和量刑上都会享受特殊的待遇。“礼不下庶人”指的是奴隶主所特有的特权以及他们所能享有的祭庙、宴会等礼仪对平民和奴隶而言都不得享受。所以，这种礼不是针对庶人的。但是，庶人也有庶人的礼，但他们的礼仅限于用于辨明其身份或让其尽义务。概而言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原则体现了西周统治者分而治之的统治思想，体现了礼和刑的阶级性。

290.五刑：墨劓剕宫辟，笞杖徒流死

奴隶制时期五刑包括墨（在额头上刻字涂墨）、劓（割鼻子）、剕（砍脚）、宫（毁坏生殖器）、大辟（死刑），从夏代开始逐步确立，西周时期写入吕侯编著的《吕刑》。封建五刑分别为笞、杖、徒、流、死，最初在隋《开皇律》中作为刑罚体系得以体现，随后由《唐朝律疏》（《武德律》《永徽律》《唐律疏议》）进一步完善，标志着中国刑罚制度的重大进步。以上几种主刑都是针对男性犯人而言的。对于女性犯人，五刑则是指：刑舂（施以黥、劓等肉刑后押送官府或边境军营，服晒谷、舂米之劳役）、拶刑（夹手指）、杖刑、赐死、宫刑。

291.捕拿盗匪，快手擒贼

——捕快

捕快是负责缉捕罪犯、传唤被告和证人、调查罪证的衙役。捕快执行公务要出示他们的腰牌，抓人要有通缉罪犯的“海捕文书”或者是州县长官签发的牌票。在各类衙役当中，捕快最为危险和辛苦。他们必须在限定的时间里破案，否则就要遭受皮肉之苦。因此，一般人都不愿意当捕快。而且，捕快的社会地位很低，如清朝法律就认定其为贱民，子孙三代都不得参加科考。不过，捕快往往容易从当事人那里捞到好处，他们持“腰牌”执行公务，经常会拿此牌去讹诈当事人，牟取不当利益。

292.诛心

秦代已经有“原心定罪”的运用，发展到汉代时，出现“论心定罪”原则。《盐铁论》中所说的“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这就是指根据一个人的主观心理来定罪量刑，如果犯罪动机很明显，则不论既遂与否都要一律从重处罚；相反，如果一个人的主观动机是善的，即使达到了犯罪效果，也会得到从轻或免除处罚。

293.枷锁

枷是实施枷号刑的一种器具，一般用锁把枷锁住，俗称为枷锁。枷号重量有十几斤到几十斤不等，最重的可以达到150斤，如果一个罪犯戴上150斤的枷号，往往在几天之内就会死掉。我国明初创设了枷号刑，该刑就是让罪犯戴枷在监狱外或者是官府衙门前示众，使其遭受羞辱痛苦的刑罚。刑期不等，有几个月的、半年的，甚至永远的。枷号刑有断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等等种类。明代枷号很盛行，皇帝、宦官等经常滥施枷号刑，惩治他们认为有罪的人。

294.夏商周时期的学校

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代贵族为培养自己的子弟，就开始建立了教育机构。据古籍所载，夏代可能已有了“庠”“序”“校”三种尚未完全发展成学校形式的非专门的教育机关。殷商时已有学校教育制度，有“庠”“序”“校”和“瞽宗”四种学校。“庠”“序”是从夏代继承发展而成，其教学内容更为扩充。西周继承了夏商的学校教育制度，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官学体系。据古籍文献记载，西周官学可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周天子所在的王城和各诸侯国的国都，分小学与大学两级。小学在城内宫廷中，大学在南郊。王城的大学称为辟雍，诸侯国的大学称为泮宫。乡学则按地方行政系统，州、党设庠，闾里设塾或校。乡学的优秀生可升入国家。当时，文化知识和书籍文献都为官府所垄断，民间是没有的，所以说“学在官府”。只是在周后期，统治开始动摇，民间才开始兴起了私学。

295.私学的产生

公元前8世纪以后，周王朝的统治逐渐衰微，礼崩乐坏，诸侯国逐渐强大，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制度也随之变化，国家对“官学”的控制力逐渐丧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私学渐渐兴起。

在私学早期的创办者中，孔子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孔子在30岁左右开始在民间创办私学，孔子之后，私学得到广泛发展，尤其是到了战国时期，学者们都利用私学来传播各自学派的学术文化，扩大各自学派的影响，是私学高度繁荣的时期。

296.孔子如何收学费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他开创了“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

那么，孔子怎么收学费呢？《论语·述而》记载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修”就是10条干肉，不算多，凡送10条干肉作学费的，他都收为弟子。这样就破除了等级、地域等界限，扩大了教育范围。比之“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教育，孔子的“有教无类”，这点学费就更显得微不足道了。

297.古代的大学

——国子监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社会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其名称始于隋唐时期。隋文帝建立隋朝之后，在中央建立国子寺，隶属于太常。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不再隶属太常。国子监作为一种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后代中央官学的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唐朝，唐高祖于开国之初即建立了国子寺，唐太宗贞观（公元627年～649年）初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重设司业一人。从这时起，真正的比较稳固的中央官学管理机构国子监，才确立了它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到了宋代，国子监开始只是一个无关宏旨的政府部门，负责教授官品较高的贵族子弟。明代国子监的管理目标是培养德才兼备、以德为重、文武双全、以文为主的人才。这个管理目标是宋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确立的。清代的中央学校也为国子监。为了管理和教学的便利，国子监在监官设置上，对明代建制做了一些改动，学生来源也因民族范围的扩大而有所变化。

298.贡生和监生

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中成绩优秀或资格优异的生员（秀才），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意思是把人才献给皇帝。明朝有岁贡、选贡、恩贡和细贡；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清代的贡生，又别称“明经”。

在国子监中肄业的学生统称监生。其名称始于唐代。明清时期入监途径有很多，主要来自于考试，或由皇帝特许，有举监、贡监、生监、恩监、荫监等名目。生员入监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朝初年，监生与科举、举荐同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不胜枚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但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299.宋代书院

“书院”这一名词始于唐朝，最早出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年～741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了。最早的书院都是官方创立的，在只是作为朝廷藏书、校书的处所，并非教育士子们的教育机构。后来才逐渐有了教育的职能。到清末废除科举制度，书院才改为学校。

书院的全盛时期是在宋代。宋朝初期，自唐末以来的长期动荡、混乱、分裂局面渐趋结束，从而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书院教育也就慢慢复苏。关于宋代的著名书院，一直有所谓“四大书院”之说。但“四大书院”具体指哪四所却众说纷纭。其所涉及的书院，除了徂徕书院外，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睢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六所书院，都是较多为后人所提到的，我们把它们都看做是宋代声名尤著的六所书院。

300.私塾

我国古代社会，国家只承办高等教育，初等教育多由民间自办，称为私塾。私塾（即小学）也叫做学塾、蒙馆、冬校、家塾、杂字校等，是中国古代私学的一种常见方式。明清时期的蒙学就以私塾为主。

私塾一般在较大村落或大户人家设立。各类私塾规模不等，学制因人而异。教学目的一为实用，一为做官。私塾的教师称先生，多为当地文化、德行较高的童生、落榜秀才、贡生或是退职官员。

私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即所谓“三、百、千、千”教材。

近代兴办普通教育之时，国家无力一切求新，对大量存在的私塾，采取改良政策，这就极大地加快了新型普通学校的发展速度，也为私塾找到了转轨变型的最合适的道路。

301.乡试

明清两朝科举的基本制度和考试程序大体是一致的，其中以进士科考试最为重要。进士科正式考试共分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三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考期多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闱指考场）。乡试的正副主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京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

乡试发榜在九月，此时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乡试榜为“桂榜”。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乡试中举叫做乙榜，又叫做乙科。

302.会试

会试是乡试高一级的考试，其中会试是带有决定性的考试，而殿试只定名次，不存在落榜的问题。

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会试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丑、辰、未、戌年。考期多在春季的二、三月。故此会试又称“礼闱”、“春闱”。参加会试的是全国的举人，录取名额少则几十人，多时可达四百余人。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名叫做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称为“杏榜”。

会试的主考官，在明朝前中期多以翰林官充当，明末又多以内阁大学士担任。

303.殿试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是最高一级的考试。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0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殿试名义上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因此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明清两朝的殿试都只考策问一场，出榜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若干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二、三甲的第一名都称做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做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即为“金榜题名”。

304.连中三元

科举制度称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为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以清代为例，旧时科举考试全过程是从府、州、县基层开始，叫做童试。赴考者叫做童生，考中之后叫秀才，第一名叫案首。正式较高级别的国家考试叫做乡试，在省城进行，赴考人是各地的秀才，考中之后称举人，第一名是“解元”；再高一级是会试，在礼部举行，赴考者是举人，考中之后称贡生，第一名是“会元”，第二至五名是“经元”；殿试则在皇上的金銮殿举行，皇帝亲自主持，赴考者是贡生，考中之后称进士，此殿试的第一名为“状元”。接连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考中了第一名，称“连中三元”。

305.严格的思想预控

——八股文

八股文是公元15世纪～19世纪明、清两朝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非常讲究形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其立论必须根据宋朝朱熹的《四书集注》的解释，组织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八股文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体制，是要“代圣贤立言”，全文一定要效仿哪位圣贤的口气来说，并要符合朝廷的意旨，并且以朱子所注“四书”为准绳，不准发挥自己的思想，所以有人称八股只是“敲门砖”（指只是求官的途径）。因为八股文文中有四联，两两相对，好比人有两股，所以叫做八股；明清时期由八股取士，八股文的僵化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奴化、禁锢了知识分子。直到近代戊戌变法，八股文才随着科举制度的停止而被废弃。

306.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建立

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是北洋大学堂。公元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后，变法之声顿起。当年，天津中西学堂改办为北洋大学堂，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就此诞生。公元1903年，北洋大学堂改名为北洋大学，主要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公元1951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定名为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堂成立几年后，公元1898年戊戌变法，京师大学堂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和综合大学，也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另外，公元1920年前后产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国立综合大学东南大学，它与上述的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一起成为早期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此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相继发展为中国早期高水平的现代国立大学，南开大学则是中国早期第一所高水平的私立大学。

307.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状元

殿试在唐代已有，至宋初才成为定制。唐武则天时，试贡举之士立于殿前，门下省长官奏状，名次最高者置于最前，因而称为状头，也叫做“状元”。自宋代起，沿用旧称，以殿试第一甲第一名为状元。

308.取士次第之状

——榜眼

科举殿试一甲第二名称“榜眼”。北宋初期，殿试录取的一甲第二、三名都称榜眼，意思是指榜中双眼。明、清两代专指第二名，第三名称“探花”。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309.深紫浓香三百朵，明朝为我一时开

——探花

科举殿试一甲第三名称“探花”。唐代进士曲江杏园初宴，称“探花宴”，以同榜俊秀少年进士二三人为探花使，遇游名园，探采名花，探花之名始于此。宋代又称探花郎。南宋以后，才专指殿试一甲第三名。元、明、清三代沿袭不改。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310.夜来新惹桂花香

——进士

进士意即贡举的人员。唐代科目中以进士科最被重视。明、清两代，始以进士为考中者的名称。凡是举人（乡试考中者）经过会试考中者为贡士，由贡士经过殿试录取者为进士。

311.闻达之路唯文章

——举人

举人原指被推举之人，为历代对各地乡贡入京应试者的通称。明、清两代，为乡试考中者的专称，作为一种出身资格。中了举人叫“发解”“发达”，简称“发”，习惯上俗称为“老爷”。

312.知书识礼读书人

——秀才

秀才别称“茂才”。本系优秀人才的通称。汉代以后，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南北朝时，最重此科。唐代初期，设秀才科，后来渐渐废去，仅作为对一般儒生的泛称。明太祖曾采取荐举的方法，举秀才数十人，任以知府等官。明、清两代，专门用来称府、州、县学的生员，习惯上也称为“相公”。

313.学富五车

学富五车的典故，源自《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惠施是战国时哲学家，很有才学，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据说惠施是个博学的人，道术很多，他读的书简要用五辆车子拉。后来人们便以“五车”“五车书”“书五车”“五车竹简”“惠车”等来表示对饱学之士的称赞。

314.文房四宝

笔——毛颖、管城子、管、毫、毛锥子、中书君。

墨——陈玄、松滋侯、龙宾、龙香剂。

纸——褚先生、麦光、赫蹄、滑砥方絮。

砚——陶泓。

315.纪传体

纪传体，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史实。纪是帝王本纪，列在全书前面，传是其他人物的列传。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中国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及其他史书，都依照《史记》体例，以纪传体编纂而成。

316.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纲的中国史书体裁，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者是南宋的袁枢，他的《通鉴纪事本末》就采用这种体例。纪事本末体，既不同于编年体之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之以传人为主，而是以记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它与编年体、纪传体，合称为古代三大史体。

317.编年体

编年体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因为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以编年体纪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国。由周代史官于公元前841年前后创体，《左传》完善其体例，荀悦《汉纪》创断代编年体，司马光完成通史编年体。其他的编年体史书，还有纲目体、起居注、日历、实录、东华录等。断代编年史，是写一个封建王朝兴亡的历史著作，如东汉荀悦《汉纪》、明谈迁《国榷》等。编年体通史著名的有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

318.实录

编年体史书体裁的一种，一般以皇帝的谥号或庙号为书名，如唐《顺宗实录》或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也有以某一王朝命名的合刊本，如《明实录》《清实录》等。实录按年月日记述当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灾祥等，并依次插入亡殁臣僚的传记。据《隋书·经籍志》，最早的实录是南朝梁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和谢昊（吴）撰《梁皇帝实录》，前者记梁武帝事，后者记梁元帝事。唐朝以后，继嗣之君让史官据前朝皇帝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编撰实录，历代相传，沿为定制。至清末光绪朝止，撰有大量实录。元以前实录多已散佚，仅存唐韩愈撰《顺宗实录》、宋钱若水、杨亿撰《太宗实录》残卷，明、清各朝实录基本保存下来。

319.洛阳纸贵

在西晋太康年间出了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左思，他曾做一部《三都赋》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奇，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印刷术，喜爱《三都赋》的人只能争相抄阅，因为抄写的人太多，京城洛阳的纸张供不应求，一时间全城纸价大幅度上升，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2000文、3000文，后来竟倾销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抄写这篇千古名赋。现比喻作品风行一时，广为流传。

320.儒家文化经典

——十三经

十三经即汇集儒家经典之丛书，为《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13部书。经，为书籍之通称，先秦时已有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汉时《乐》经亡佚，其余五部立于学官，定为五经，成为集中体现官方统治思想的经典。此后经之意被理解为人们所当遵循之恒久不易的法则。

321.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

——六艺

所谓“六艺”有两种概念，一种是指《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种课本。但更多的是指六种为古代儒家所推崇的学识技术，即：礼、乐、射、御、书、数。

“礼”是奴隶社会行为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乐”是音乐、诗歌、舞蹈等。“射”指射箭。“御”指驾车。“书”指写字。“数”指计算，是对人思维分析能力与综合能力的操演训练。

322.《清明上河图》

在我国保存下来的许多古代名画中，有一幅奇画《清明上河图》，它的作者是北宋画家张择端。这幅画是一幅长卷，宽20多厘米，长5米多。画中展现的是北宋京城的风光景物与人们的生活习俗。只见街道纵横，房屋稠密，路上车水马龙，店里生意兴隆。画面上，茶坊、酒楼、肉铺、布店直到医药门诊、马车修理、看相算命、理发修面，真是各行各业应有尽有。男女老幼各种人物画了500多个。《清明上河图》的绘画功力深厚、造型细致逼真，真实地描绘了我国北宋时期的都市生活，犹如一部图片百科全书，在我国的书画遗产中极为罕见，它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堪称国宝。

323.以线立形，以形达意

——工笔画

工笔画是与“写意画”相对的概念，是中国画的表现手法之一，注重形似，画法工整严谨，用笔细腻准确，被广泛运用于中国的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中。工笔画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是作者对客观对象细致的观察和入微的描绘。它所描绘的对象以逼真的形象，以细腻的描写手法取胜。

324.中国货币演变历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5000年之久。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汉武帝时，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由于铁钱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公元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

325.中国地名中的阴阳

在我国地名中，很多第二个字为“阴”“阳”字样，尤其是“阳”字的为多。地名里的阴阳，是有一定讲究的。在古代，人们根据日照现象，称山南为阳，山北为阴。相反，称水北为阳，水南为阴，许多乡镇的名称就是这样形成的。如华阴是因其在华山的北面，江阴是在长江的南面，衡阳在衡山的南面，沈阳在沈水（今称浑河）的北面而得名。由此可见，这些带“阴”“阳”的地名，前一字是指傍某山或某水，后一字是指其位置。掌握这个规律，遇到“阴”“阳”字的地名，一般可追索出其地理位置。

326.中国地名中的南北

在我国地名中还有很多第二个字是“南”或“北”字样，一般以水或山的南北位置命名，比如“河南”“河北”分别在黄河南北；“湖南”和“湖北”则是以在洞庭湖南北的方位命名。“岭南”，则是在五岭山脉以南。

当然也有不以山水位置命名的，比如“云南”，最初是汉代的一个县名。相传汉武帝时有“彩云”见于今风仪一带，派人追踪“彩云”至此，因置县于“彩云”之南，故名“云南”。以后，云南这一名称即被沿用为行政名。

327.居丧守制

——“丁忧”

古代官员如果父母去世了，就需要向上级报告，要求去职回家服丧，叫做丁忧。丁忧是孝道的表现，在我国古代历来有详细的规定。比如宋代的丁忧制度就明确规定官员在获悉父母去世时应该奔丧，但必须履行一定的程序，即首先要向朝廷相关部门申请，批准后才能服丧。武官由于职守的重要还有特别的规定。武官的申请出中书下御史台，经过验实后才能决定是否能奔丧，如果是边界军事要地，则必须等候替代的武官到位后才能离任奔丧。

328.华夏族谱

——百家姓

谈到中国的姓氏，人们往往会提起《百家姓》。《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时间最长、流传范围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百家姓》是北宋初年钱塘（今浙江杭州）的一个书生将中国的一些主要姓氏进行组合、排列所编撰的启蒙读物。虽然名为《百家姓》，其实并不仅仅是100个姓，其中收单姓408个，复姓30个。后来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从字面上看《百家姓》并没有实际内容，但是由于它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像一首四言诗，“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蒋沈韩杨……”读起来朗朗上口，适于诵读和记忆，所以很快传播开来。

329.古代家族制度的演变

我国家族制度萌生于殷商后期。至西周初年，经过周公的总结与创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法制度。其制度依照宗族血缘关系的不同，将其严格区分为大宗与小宗、宗子与别子等尊卑贵贱各种等级，核心是设立宗子与实行长子继承制。这种制度既是规范家族制度的原则和办法，同时也是当时政治统治的基本制度，周天子依宗法之制分封建国，从而使这一制度十分盛行。

我国古代的家族制度以强烈的宗法等级性与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导致一般民众的宗法社会心理，这种心理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宗法的政治心理。孔子曾经对中国家族制度作过最简约的概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330.炎黄子孙的寻根情结

——家谱

家谱又称为族谱、宗谱、家乘等，目前存世的中国家谱计有五万多种，其中又有两万多种家谱流落海外。家谱是记载本族世系及其相关内容的历史图籍，其内容涉及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族规礼仪、人物传记、艺文图志、风土人情等。

中国家谱最早可追溯到周代，秦统一天下后，原有的王侯将相失去世袭势力，社会格局重新划分，即“秦兼天下，划除旧迹，公侯子孙，失其本系”。制谱有了其必要性。不过先秦时，家谱体例简单，一般只按世系先后记述宗族人名和交代人物关系。汉代以后，家谱不仅记世谱，而且记姓氏起源及官职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制定家谱为官方掌握，官方的重视使得修谱之风盛行。隋唐时期，修谱继续为官方掌握。在唐代中后期，民族大融合，门第更替，谱学得到进一步发展，且私家修谱逐渐流行。到了宋代，中国家谱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明清时期，私家修谱蔚然成风，家谱的形式结构、内容也更加完善精密。一部体例完备的家谱大约包括谱名、谱序和凡例等30多项。

331.古代家族经济组织

——族田

族田是宋代以后属于某一宗族所共有的土地。每个宗族一般都有一定数量的公有财产族田，它是族权的经济基础。族田分两种：一种是由一个家族拨出一部分土地，征收地租，专做该家族祭祖开支的祭祀田，也叫做祭产、祀田，这种祭祀田一般数量不大，但极为普遍；另一种是由族内为官者、殷富者捐置或合伙捐置，用以接济贫穷、赈恤孤寡及协济族人读书应试的赡族田。这类族田又称义田、义庄。义庄原指掌管族田及租米分配的机构，后来不加区别，义庄和赡族田成为一个族姓土地的通称。

332.治平之先，在于齐家

——族规

族规是家族祠堂所订的约束族人的祠规。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宗族必定有其充满儒家伦理纲常的规、约、训、范。一般来说，训范之类的规定，多从抽象的伦理方面要求族人，起教导作用；而规约之类的规定，则是要求族人的具体行为，法规、祠规多是此类，体现了祠堂一定的司法权力。但二者并非截然分开，可以统称为族规。

333.谨守礼法，以光先德

——族长

族长是宗族祠堂的最高领导者，一般由家族德高望重的长辈担任。族长权力很大，他可以依据族规惩处族人，甚至可以处死族人。

334.宗权盛衰的印记

——祠堂

祠堂又称宗祠、家庙公堂。祠堂里供奉祖先的牌位，是祭祀祖先的场所。祭祖为尽孝道，使族众团结在冥冥中的祖先之下，祭祀以昭穆世次为序，是一次尊卑等级关系的演习。祠堂又是处理宗族事务的地方，由各种人员组成，组织严密，类似国家机构，可以看做是“宗族的朝廷”。一般的祠堂由族长负责，族众繁衍，下设房长（或支长、分长）分别管理族众，凡遇大事由他们在祠堂举行联席会议处理。一般强宗大姓皆有祠堂。

335.古代帝王陵寝制度

中国古代的帝王陵墓包括陵墓及其附属建筑两部分，合称为陵寝。历代帝王对陵寝都十分重视，3000余年来逐渐发展出一套严格的陵寝制度。夏、商时基本上比较简单，实行“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埋葬制度；秦始皇好大喜功，陵园按照都城宫殿的规划布置，规模宏大；西汉开始，帝王陵墓除了掘地起坟之外，还可以“凿山为陵”；唐代建都西安，地势依山背原，“凿山为陵”特别盛行；宋代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代初期的制度，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明朝朱元璋恢复了预造寿陵的制度，并且对汉唐两宋时期的陵寝制度做了重大改革；清朝除了在陵冢上增设了月牙城外，陵寝制度基本上沿袭明代。每座帝陵附近一般都附有皇后和嫔妃的园寝。清东陵和清西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墓群。

336.野蛮葬俗

——殉葬

人死后陪葬的分人殉和物殉两种。

人殉即用人陪葬。中国的人殉兴于殷周时期，至秦代依然有大规模的人殉。秦二世在埋葬秦始皇时，就曾下令始皇宫内没有子女的宫女全部殉葬。为了防止泄密，参加修建墓葬的工匠也都被活埋在墓里。秦汉以后因其过于残忍而基本改用假的偶人或器物。明代初期，人殉曾再度发生。至明英宗时，下令废止人殉。但清朝初年，满族仍实行人殉。

物殉即以器物陪葬，至今在某些地区依然风行。

337.《仪礼》中的丧礼

《仪礼》又名《礼》《士礼》《礼经》《礼古经》，或称《礼记》《古文礼》，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十三经之一，对中国礼仪制度影响极大。在《仪礼》一书中，有一半篇幅讨论了与丧礼有关的各种仪节，其中《士丧礼》《既夕礼》等篇则专门记载了古代士人死后，他们的子孙为其操办丧事的礼仪。丧礼是极为复杂的仪礼，根据“士丧礼”，人属纩时，必先有招魂复魄之举，由人持死者的衣服，登屋面，呼喊三次死者的名字。招魂无效之后，丧家才开始办丧事。所以，丧葬礼仪一方面表现了纵向的封建等级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横向的宗族联系。

338.丧服的等级

——五服

五服是我国古代人们居丧期间的服饰制度。由于居丧者与死者的血缘关系有远有近，有亲有疏。因此，在居丧期间所穿的丧服也就有所不同。这些丧服在古代共分五等，因而叫做“五服”。五服的具体名称为：斩衰、齐衰（zhi chui）、大功、小功、缌麻。不同亲疏的人居丧时所穿服饰不同，服饰的颜色样式也不一样。

339.古代对死的不同说法

据《礼记·曲礼下》载，“天子死曰崩”。“崩”专用于指天子的死。“诸侯死曰薨”，“薨”专用于指诸侯王的死。“大夫死曰卒”，“卒”专指大夫或相当于大夫及其以上的高级官员的死。另外还有亡、故、卒、弱、逝、殁、殪、毙、殂、徂、殒、捐背、捐馆、殂落、徂落、殂谢、徂谢、迁化、怛化、疾终、长逝、永诀、永别、永眠、长眠、就木、故去、溘逝、效死、效命、授命、圆寂、归寂、示寂、入寂、入灭、灭度、夭折、夭亡、短折、早世、早逝、早死、中殇、殇等许多说法。

340.生生不息

——息壤

我国古代神话《山海经》里提到了一种神奇的泥土，只需有一点点，就会如酵母发面、核子裂变般生长不息，这就是“息壤”。传说舜在位的时候发生大洪水，舜派遣鲧治理。鲧偷息壤采取“水来土掩”的办法治理洪水，结果失败被杀。鲧死后，他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洪水。禹采用疏导的方式，治水十三年，终于解决了问题。息壤，是古人对大禹有效治理洪灾险情（即现在所称的“管涌”）的神秘称谓。息者，乃平息之意；壤者，则泛指治理此处管涌的填充之物。息壤，简而言之，就是指平息管涌险情的土壤（沙石土填充物）。

341.孔子传人世袭封号

——衍圣公

衍圣公是宋代时期宋仁宗赐给孔子嫡长孙的封号。自汉代开始，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孔子后裔开始加封，汉高祖刘邦封孔子的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汉元帝将孔子的第十三代孙孔霸封为“关内侯”。魏晋南北朝时期，孔子的思想继续得到尊崇，孔子后裔仍有封爵。唐代，孔子后裔地位进一步提高，唐高祖封孔子第三十代孙孔德伦为褒圣侯，唐玄宗将孔子后裔的爵位由“侯”升为“公”。宋代更加尊崇孔子，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被封为衍圣公。这个封号一直持续到清末，前后持续了32代，有41人袭封。与此同时，孔子后世嫡系长孙居住的府第也被称为“衍圣公府”，简称为“圣公府”“圣府”等，民国后改称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简称“至圣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称为“孔府”。

342.玉玺

中国人用印信来表示信用，最早可追溯到周朝。秦统一以后，规定皇帝用的印叫玺，臣民所用只能称为印，而且不能用玉质的。自此，玺便成为皇权的象征。据说秦始皇帝取蓝田玉，刻而为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自秦始皇开始刻制后，历史上各王朝维系其封建独裁统治的象征物“宝玺”或是传承或是重刻，直至清亡都是如此。《玉篇》曰：“玺，天子诸侯印也。”可见玺对中国封建时期历代帝王的重要意义。

343.官印

官印包括皇帝的玉玺、御宝，各级朝官官印，地方行政官印，各级机构品官官员之印，军事机构军官官印，低级机构之印，诸侯割据政权印，少数民族政权印和农民起义政权之印等。官印纽式经历了以简向繁过渡，又以繁趋于简的演变过程。我国古代印文篆法，隋唐以前以小篆阴文为主，印文排列疏松散漫，不规整。从隋唐时起开始采用篆体阳文，印文布局讲求对等对称，纵列字数相等，若官称机构名称出现不等分的奇数，就在“印”字前加一“之”字，以构成偶数或等分的奇数。官印尺度和材质方面的等级区别，从古代一直沿袭至今。官员品级的高低主要以官印尺寸和质料来区别。官职越高，官印越大，权力就更大。

344.私印

私印在秦以前已经出现，印文有朱文，也有白文。秦的私印有长方形、正方形、椭圆形和圆形，制作中多用凿制，体积都很小，俗称“秦小印”。秦私印的印面也有界格，笔画都很秀美，字体也显得随意而又不失章法，布局和谐统一。汉私印，数量很多，形式也比较丰富，尺寸比汉官印略为小一点，文字和材质都基本一致。魏晋时代的私印大多为2～4厘米见方，印文大部分为汉摹印篆。今天的私印印文多用朱文，形式也很丰富，依个人兴趣和爱好形成不同的风格特点。

345.闲章

闲章称“闲印”“闲文印”或“诗文词语印”。由秦、汉刻有吉祥文字的印章（吉语印）演变而来，是一种最具艺术特质的印章类别。一般用来刻印诗词和成语，俗语、名言、趣话等也可以入印，摆脱了印章的实用性，以追求艺术性为目的。印文有时是印主有感而发的心情寄语，或者偶得的人生感悟，从中可以隐约见出其思想情感、人格气质甚至处世态度。

346.金石学

金石学诞生于公元11世纪的北宋中叶，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而“考古学”这一名词，是近代从欧洲文字中翻译过来的。在西汉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人开始研究古代的文字、铜器等，但因研究者较少，也没有形成一门学科，更没有相关著作问世。北宋年间，统治者恢复了礼制，重视经学的发展，从而出现了对古物品的收集、收藏和研究的热潮。金石学也就是在这时应时而生。元代的金石学成就很少，到了明代，因为文字狱的盛行，金石学得到一定的发展，但专著不多，这一时期问世的《格古要论》是中国早期的文物鉴定书。进入清代，金石学进入了兴盛阶段。乾隆在位年间，曾根据宫中所珍藏的古器物，命人撰写了《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学在清代的复兴和进一步发展。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吸收了西方近代的考古学，并在传统金石学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的近代考古学。

347.吴昌硕和西泠印社

吴昌硕（公元1884年～1927年），初名俊，后名俊卿，字苍石、仓石、昌石等，号缶庐，浙江安吉县人。吴昌硕被认为是清代最后一位古典艺术大家，其诗、书、画三者皆精，均集各家之长，并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流传下来的篆刻作品有《朴巢印存》《缶庐印存》《苍石斋篆印》《篆云轩印存》《齐云馆印谱》《削觚庐印存》《铁函山印存》等多种印谱。

西泠印社是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由丁辅之、王裼、叶为铭、吴隐等创办于浙江杭州孤山的研究篆刻的学术团体，因地处泠山附近而得名。吴昌硕还曾被同道推举为“西泠印社社长”。

348.笔

笔是文房四宝之一，又称“毛锥子”“龙须友”“毛颖君”等，是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基本工具。中国毛笔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古今注》记载，笔是由秦代人蒙恬发明的，其实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出现了毛笔的雏形。从殷墟陶纹残片以及甲骨文上的朱色、墨色字迹推断，当时已经开始把毛笔作为书写工具了。

毛笔的种类很多，概括地说，大致可以分为“柔毫”“硬毫”和“兼毫”三种。毛笔中的上品要数发源于我国浙江省吴兴县善琏镇的湖笔和产于安徽省宣城地区泾县的宣笔。湖笔因产地原属湖州府而得名，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349.墨

墨是书法绘画的用品，可分为三类，即“松烟墨”“油烟墨”和“油松墨”。墨在我国同样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述古书法纂》记载，早在周代周宣王时已经有正式的墨了。到了东汉时期还出现了较大的制墨作坊，而且宫中也设置了掌管纸、墨、笔和封泥的官员。三国时代，长安韦诞（仲将）以善于制墨而著称，被人们誉为“仲将之墨，一点如漆”。到了唐代，制墨的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选料上更加精益求精，在造型上也更加讲究，出现了“剑脊龙纹圆饼”“双脊鲤鱼”“乌玉块”等。南唐时奚超、奚廷圭父子被李后主（李煜）册封为墨官，并赐给他们“国姓”李氏。从此之后，“李墨”便驰名于天下。宋代宣和年间，李墨的产地歙州改名为徽州，“李墨”之名也就随之更名为“徽墨”。

350.宣纸

中国书画所用的纸以宣纸为主。宣纸的品类繁多，按性能用途可分为生宣、熟宣和半生熟宣三种。生宣吸水性能较强，适合写意花卉、写意山水和书法创作。熟宣吸水性弱，适合画工笔山水和工笔花鸟。半生熟宣适合兼工带写的画法，也可用于书法。按照原料来分，宣纸还可分为皮料、绵料、黄料；按照尺幅规格划分，可分为3尺、4尺、5尺、6尺、8尺、一丈及丈二等，还有狭长达数丈的手卷，短的称为横披，一尺左右的称为册页，扇面装裱成册页后叫做扇册。

宣纸的产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期是生产宣纸的极盛时期，以出产于安徽省宣城地区的为最佳。

351.砚

砚，俗称砚台、砚池等。好的砚石以石质坚润细腻为上，如此磨出的墨才能浓且润。在砚的众多品类中，以产于广东肇庆端溪的端砚为最佳，能“下墨”，也能“发墨”。所谓能“下墨”，指的是砚质不滑且出墨快，磨出的墨汁均匀细腻、无杂质；所谓能“发墨”，指的是砚质不粗糙，墨于砚台中随笔旋转而不损毫。除端砚外，安徽歙县出产的歙砚，以及山东出产的鲁砚和甘肃出产的洮砚都较为著名。

砚的原型为西安半坡原始公社遗址出土的石砚磨器。到了汉代，砚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有石砚、陶砚和漆砚，造型也极为生动。唐代的砚，比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歙砚和端砚，研究砚的著作也层出不穷，如《砚史》《砚谱》《砚录》《砚林拾遗》等。

352.文木裁成体直方，高斋时半校书郎

——镇纸

镇纸是文人写字、作画时用来压纸张，使之平稳不动的文具，也叫做“纸镇”“文镇”“书镇”或“镇尺”，是中国传统的文房用具之一；笔架，又称“笔格”“笔搁”或“笔枕”，是古人书案上不可或缺的文具。

镇纸多为长方条状，因此也把它叫做“镇尺”，大多以铜、铁、玉、石、竹、木、瓷等材质制作而成。

镇纸起源于古人对玉器和小型青铜器的欣赏和偏爱，经常把它们放置于案头并随手拿来压纸，日久天长，它也就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房工具。

传世的镇纸作品中，玉质的最多，南北朝时期的辟邪镇纸、宋代河图洛书玉镇纸、元代的牧马玉镇纸等都是精致的玉镇纸作品。

353.笔架

笔架是写字作画时用来架置毛笔的一种工具，以防弄污其他物品。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笔架了。笔架制作的材料以玉石、陶瓷、象牙为主，形状式样也很多，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山形、龙形、牌坊形、圆伞形、卧形等。上乘的笔架多以孔雀石、鸡血石、寿山石等制作而成，价格都比较昂贵。

354.拓片

拓片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种将宣纸贴于画像石、碑刻等的表面，并用墨拓印以记录图纹和文字的方法，它是保存古代画像石、碑刻等重要文献资料的主要形式之一，黑白对比比较强烈，易于辨认出其中所包含的图像和文字。

拓片是记录中华历史成就的重要形式之一。现在流传于世上的、最古老的拓本是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的唐太宗李世民的《温泉铭》孤本。我国的国家图书馆现藏有拓片共23万多件，有历代甲骨、青铜器、石刻、画像石、画像砖等，数量十分庞大，内容也丰富多样。

355.唐太宗和《兰亭序》

《兰亭序》是东晋右军将军王羲之51岁时的得意之笔，记述了他与当朝众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雅集兰亭、修稧事也的壮观景象，抒发了他对人之生死、修短随化的感叹。文章清新优美，书法遒健飘逸。被历代书界奉为极品。宋代书法大家米芾称其为“中国行书第一帖”。王羲之因此也被后世尊为“书圣”。《兰亭序》原稿一直为王羲之视为传家之宝，为王氏后代收藏，传至王羲之第七代时，被唐太宗李世民智取。唐太宗李世民喜爱书法，尤爱王羲之的字。曾在民间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常临习，对《兰亭序》真迹更是仰慕，他听说王羲之的书法珍品《兰亭集序》在辨才和尚那里，由此引出一段唐太宗骗取《兰亭序》的故事，据说在唐太宗死时《兰亭序》作为殉葬品永绝于世。关于《兰亭序》真迹去向，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356.董其昌和绘画“南北宗”论

中国绘画史上的“南北宗”论，是明朝以董其昌等人为代表人物提出的划分绘画宗派的方法。相传禅宗五世祖有两个弟子，分别叫做慧能和神秀。慧能主张顿悟，而且创立了顿然觉悟而成佛之法，因行于南地而成为“南宗”；神秀则主张渐悟，创立了历尽劫难而出生死之法，因行于北地而成为“北宗”。根据南、北两大宗派画家的画风，“南宗”的画大多为士大夫随兴书法的作品，比较讲究文学气质和个人修养的发挥，所以又被称为“文人画”；而“北宗”中大部分是为当代皇家画院所供养的画家，他们的画十分讲究技巧的运用，因此“北宗”画又称为“院体”，也常被人们贬为“工匠画”。

357.谢赫和绘画“六法”

谢赫（公元479年～502年），南齐时代人，是我国杰出的绘画理论家和当时著名的肖像画家。谢赫著有《古画品录》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画论，而且他在《古画品录》序中还提出了“六法”，成为中国古代创作、品评美术作品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谢赫在提出“六法”论时说：“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虽图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摹写是也。”“六法”提到的六个方面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但是其中最受历代画家重视的是第一条“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位居“六法”之首，是绘画的最高境界，而其他的法则只是实现这最高境界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已。

358.中国现存古籍

所谓古籍，是指辛亥革命以前的人所撰写的著作，以及后人经过整理而成的各种本子。我国古籍种类繁多、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但由于各种原因，有很多古籍在流传中散失了。据潘寅生在其《中国古籍整理工作述略》一文中提到40年前杨家骆先生曾据历代书目作过一次统计，认为自两汉至清代，已出版古籍达181755部、2369046卷。但传存至今的还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在40多年的古籍整理工作过程中，为了弄清楚古籍存藏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及有关学术团体多次进行了不同程度、不等规模的文献调查。目前，一般认为现存古籍8万～10万种，收藏单位主要是各类型图书馆和博物馆，其中省级以上公共图书馆总藏量约占60%左右。收藏100万册以上者有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收藏50万～90万册的约有十多个图书馆。地区分布以京津和江浙一带为最。

359.简牍

——书的原型

简牍是我国最早的书的原型。简牍制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制度。中国古代以经过整治的竹、木为记录文献的载体。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简牍文献流行于先秦，两汉时期最盛，直到东晋末年才被已发明四五百年的纸质文献所取代。简牍作为主要的文献形式在中国使用的时间长达千余年，已知最早的简是湖北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竹简，最晚的是新疆罗布泊古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吐鲁番晋墓所出晋简。

360.马王堆帛书中有哪些书

马王堆帛书是汉代文献最具意义的发现。公元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的29件帛书，共计12万字。帛书内容有重要学术价值，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依《汉书·艺文志》分类，六艺类的有《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诸子类的有《老子》甲、乙本及卷前卷后佚书和《九主图》《皇帝书》；兵书类有《刑德》甲、乙、丙三种；数术类有《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出行占》《木人占》《符箓》《神图》《筑城图》《园寝图》和《相马经》；方术类有《五十二病方》《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另外，还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三幅地图。它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又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

361.郭店楚简

郭店楚简是公元1993年冬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的战国时期的竹简，虽数经盗扰，仍幸存有800余枚。其中有一小部分无字简。

经学术理论界数年研究得知，郭店楚简分为两部分：道家著作2种4篇，儒家著作11种14篇。此材料填补了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段空白，为解读先秦哲学史上的许多谜团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362.中国图书装帧演化

卷轴装：中国传统书册装帧形式，是用若干张纸粘连成长幅，用木杆作轴，也有用金、玉、象牙、瓷作轴的，从左到右卷成一束，唐以前即出现；经折装：将长卷一反一正地折叠起来，使之成为长方形的一叠，然后在这一叠长卷的前后各加一张硬纸保护，初见于唐末；散叶：以散叶上下夹以板片，再用绳子捆扎串结；蝴蝶装：简称“蝶装”，又称“粘页”，是早期的册页装，大约出现在唐代后期，盛行于宋朝，元代沿用，到明代被淘汰；包背装：把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文字面向外，把版口作为书口，将书页的两边粘在脊上，再用纸捻穿订，外加书衣绕背包裹，大约起于南宋后期；线装：装订方法是书页正折，文字向外，版心为书口，把包背装的整封面换为两张半页的软封面，分置书身前后，把它连同书身一起打孔穿线订，清代中叶以后，我国逐渐采用了机械化的新式印刷术，随着印刷术的变化，产生了现代图书主要装帧形式——平装和精装。

363.刻在石头上的佛经

北朝以来有将佛经刻于石上，称为石经，以使佛法永存，防止佛经被毁。佛教的石经有以下四种形式：摩崖石经：即刻自然崖岩上的石经。代表是山东泰山经石峪所刻的《金刚经》和泰山东南徂徕山映佛岩所刻的《大般若经》；石柱石经：即刻在石柱上藏于洞中。代表是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刻石；经幢石经：即刻在经幢上的石经。它盛行于唐代，上面主要雕刻各种陀罗尼经咒，大多为汉文，也有刻梵文与其他文字的；碑版石经：即刻于碑版，镶嵌在寺院墙壁或贮藏在山洞中的石经。代表有杭州西湖孤山的石壁《法华经》、北京西郊八里庄摩诃庵藏明代刻于汉白玉的64块《金刚经》石板等。

364.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径行印刷的技术。具体来说，首先是请书法很好的人把要雕刻的文字、图像写在纸上，再把该纸反贴于版上，轻轻平按，使纸上内容移到木板上，接着在板上依字样或图样进行雕刻；其次，印刷时在版面上刷上油墨，然后在版面上覆盖纸张，用干净的刷子均匀地刷过，使印版上的图文清晰地转印到纸张上。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尚未确知，学术界一般将其开始定于公元7世纪间。

365.活字印刷

众所周知，活字印刷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据史料记载宋仁宗庆历年间，平民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其方法。其制作程序为：先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统一的单字，用火烧硬，使其成为胶泥活字，然后把它们分类放在木格里，一般常用字备用几个至几十个，以备排版之需。排版时，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一个个从备用的木格里拣出来，排进框内，排满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烤。等药剂稍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待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时，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敷上纸，加上一定压力，就行了。印完后，再用火把药剂烤化，轻轻一抖，胶泥活字便从铁板上脱落下来，下次又可再用。

366.韦编三绝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喜欢研究《易经》，相传曾作《十翼》共十篇用以阐明《易经》义理。由于翻看《易经》的次数太多，以致把连结竹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韦”就是熟牛皮条。古时以竹简书写，再以熟牛皮编起来称“韦编”。“三”则是虚指，谓多次。后人以“韦编三绝”喻读书勤奋、刻苦治学。

367.十三经

十三经即汇集儒家经典之丛书。为《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部书。经，为书籍之通称，先秦时已有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汉时《乐》经亡佚，其余五部立于学官，定为五经，成为集中体现官方统治思想的经典。此后经之义始被理解为人们所当遵循之恒久不易的法则。

368.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被奉为“正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的概称。它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共3249卷，4000余万字，整个编写过程长达1900多年。其中，除“通古今之变”的《史记》为通史外，其他各史都为断代史。魏晋南北朝时，称《史记》《汉书》《东观汉史》为“三史”，唐代以后，因《东观汉史》失传，补入《后汉书》《三国志》，称为“四史”，又称“前四史”；其后增加《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合称“十三史”；宋代又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五代史书》（即《新五代史》），合称为“十七史”；明代时又加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称为“二十一史”；清代加入《明史》，清乾隆四年又加入《旧唐书》《旧五代史》，合称为“二十四史”。

369.经史子集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四大类别，统称“四部”，分为经部、史部、子部和集部，又可分为甲部、乙部、丙部、丁部。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包括《易经》《尚书》等。史部有各种体裁历史著作，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包括《国语》《史记》等。子部是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诸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集部收集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等的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等著作，分为楚辞、别集、诗文评、诗词五类。有《楚辞》《诗品》等。

370.“十通”

“十通”，是《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这十部政书的总称。唐代杜佑撰《通典》一书，专就历代典章制度分门别类地，系统、全面而又概括性地编撰成我国最早的一部专史巨著，开创了史书的新体例。出版之后，一直为历代学者视为不朽的名著。此后宋郑樵撰为《通志》，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连同《通典》合称“三通”。清乾隆时加入官修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以及《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合称“九通”。公元1935年再加上《清续文献通考》，总称为“十通”。

371.乾嘉汉学

清代雍正、乾隆两代，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和利诱两手政策，残酷的文字狱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脱离政治、逃避现实，钻进古书堆中，兴起对经书的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和古代典章制度的考据。复兴的这种汉学，经学史上称为汉学，亦称“朴学”“考据学”，因其盛行于清代乾隆、嘉庆两朝，又称为“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两支，稍后，又有扬州学派。乾嘉学派重视考据、训诂，学风平实、严谨，以经学为中心，衍及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史籍考订、方舆地志、天文历算、金石乐律等各个方面，通过校勘辑佚古代文献，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学术进行了系统地整理与总结，业绩卓著，超越以往，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372.我国古代报纸

“邸报”又称“邸抄”“朝报”“条报”“杂报”。据历史记载，汉代的郡国和唐代的藩镇，都曾在京师设“邸”，其作用相当于现今的驻京新闻机构，重在传达朝政消息，凡皇帝谕旨、臣僚奏议以及有关官员任免调迁等都是邸吏们所需收集抄录的内容。“邸报”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后遂张贴于宫门，公诸传抄，故又称“宫门抄”“辕门抄”，这实际上就是最早的一种新闻发布方式。现在存世最早的是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的敦煌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现藏于英国伦敦，它是最早的汉文报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之一。

373.中国第一部版权法

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12月18日，清政府颁布了《著作权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版权法。这部法律虽然是封建政府制定的，但是却是以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版权公约“伯尔尼公约”为蓝本，同时参照了各国的现行法律。这部版权法的制定是为了防止盗版翻印，保护作者和出版商的利益。公元1903年5月，廉泉与著名翻译家严复分别上书，要求清政府保护作者和出版商的利益，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要求版权的第一声呼吁。公元1904年4月6日商部表态，同意“由本部酌定版权律”。公元1905年初，商部拟出了版权法初稿，送交学务处审核。公元1907年，学务处又将版权法的修改稿移交民政部，如此数度转手，直到公元1910年才最终完成。

374.近代中国翻译的外国科技著作

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特别是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成为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的主要译书机构。译书是同文馆的重要活动之一。公元1883年以前，该馆师生共译各种外国书籍22种，包括：法学，如《万国公法》《公法便览》等；经济学，如《富国策》；外国历史，如《俄国史略》《各国史略》等；物理学，如《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等；化学，如《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等；数学，如《算学课艺》；天文学，如《天文发轫》；生理学，如《全体通考》；外交知识，如《星轺指掌》；外国语文，如《英文举隅》《汉德字汇》等。在自然科学技术的译述和介绍中，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375.严复翻译《天演论》

严复（公元1854年～1921年）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公元1877年～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该书认为万物均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变化，生物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进化演进的。联系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

376.文以载道

“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对文学作品中“文”与“道”关系的一种概括。最初的说法是“文以明道”。文以明道的思想在《荀子》中已初见端倪，在其《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荀子把“道”看做客观事物的规律，又把儒家的“圣人”看做客观规律的体现者，总理天地万物的枢纽。因此，要求文以明“道”。汉代的扬雄进一步提出遵循自然之道的问题，并认为儒家的圣人及其经书能够最好地体现自然之道。唐代古文运动为了反对六朝文学的绮靡之风，曾把“文以明道”作为理论纲领。宋代理学兴盛，理学家们不是重“道”轻“文”，就是将“文”与“道”对立起来。明清时期，反理学的斗争十分激烈，李贽对于“假道学”的批判，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大力反对形式主义的作品，主张明道致用。

377.饮中八仙

“饮中八仙”指唐代八位喜爱饮酒的文人，他们是贺知章、张旭、李白、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焦遂。

这八位文人之间并没有深厚的友谊或密切的交往，他们举杯豪饮也并非在同一场合，饮酒的寄托也各不相同。古人把这八位文人作为“饮中八仙”并提，可以看出当时文人是爱好饮酒的。而且这八人都极有代表性，其中既有亲王、宰相，也有诗人、画家，还有僧人、道士，他们真实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图景。这种狂放不羁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情感，对于当时诗歌的内容和风格都有很大影响。

378.唐传奇

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内容多传述奇闻轶事，后人称为唐传奇。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萌芽阶段，大多是记述神灵鬼怪的志怪小说，少数是记叙人事，如《世说新语》，但只以上层人士的谈吐轶事为题材。这个时期的小说一般篇幅短小，文笔简约，缺少具体的描绘。唐传奇产生之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内容上除了记述神灵鬼怪，大量作品记载人间的各种世态，人物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反映的社会画面比过去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比较浓厚。在艺术形式上，篇幅加长，“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趋于成熟。

379.苏门六君子

“苏门六君子”是后人在“苏门四学士”外，把陈师道、李焉列在“四学士”之后，合称“苏门六君子”。陈师道是江西诗派的重要成员，先后学习过黄庭坚、杜甫的诗，也曾受过苏轼的指导。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五言、七言律诗较出色，有的诗感情质朴，如《示三子》；有的恬淡有味，如《绝句》；有的华美绚丽，如《放歌行》。散文也较有成就，有《后山集》《后山诗话》。李焉少年时就受到苏轼的称赞，说他“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他的诗以山水、行旅、酬赠、题画为内容，风格雄健奇丽，七言古诗、绝句较出色。散文说古论今，条理通畅，很有逻辑性。《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师友谈记》是北宋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作品。《德隅斋画品》评论唐、五代和宋的名画，考证作者、阐发画理，见解精辟。他的主要作品集有《济南集》。

380.苏轼与豪放派

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创始人。豪放派的特点，大体上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来写词，善于运用典故，不受音律束缚，气势恢弘雄放。作为豪放派的始创者，苏轼突破了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现存的作品来看，苏轼对词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都有所创新。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雄健激昂，达观潇洒。在语言和音律上，苏词也有新意。苏词语言大多吸收诗赋词汇，并把口语融会其中，不仅激扬顿挫，而且清新质朴，改变了以往词人镂金错采的风格。苏词还时常突破声律的限制，追求自由无拘的形式。

豪放派主要作家除苏轼外，还有同时代的王安石、贺铸等。

381.柳永与婉约派

柳永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婉约”词是宋代词派，婉约，指和顺婉转、柔美含蓄，主要是就语言风格而言的。婉约词多写离情别绪、个人际遇；语言圆润细腻，讲究音韵格调，结构深细缜密，风格清婉绚丽。

柳永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柳永用俗语填词，首开俚词先河；其二，柳永是长调的倡导者。

柳永作词很多，现存于《乐章集》中的词近二百首。柳词的思想内容，一部分是抒发失意文人的感慨情绪，另一些词描写歌女舞伎的闲愁别恨，“寸心万绪，咫尺千里”。柳永作为婉约派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拓展了词的题材领域，完善了词的艺术形式，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382.明代文学前七子

“前七子”是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七位文学家，为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徐桢卿。前七子不满“台阁体”千篇一律的文风，倡导复古，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受到推崇和响应。但由于思想片面，背离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走上了盲目尊古甚至模拟剽窃的道路。

383.明代文学后七子

“后七子”是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七位文学家，为李攀龙、王世贞、谢桧、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他们推崇前七子，效法汉魏、盛唐，提倡格调，拟古风气比前七子更严重。

前七子和后七子之间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他们前呼后应，在明代文坛上形成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取代了“台阁体”的地位，统治文坛百余年。

384.公安派

公安派是明万历年间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他们籍贯湖广公安（今属湖北），因此称为“公安派”。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一直被“前七子”和“后七子”所把持，他们的复古论调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公安派就是作为前后七子的反对派出现的。他们提出“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主张文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猛烈抨击模拟抄袭的恶劣风气。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是该派的中坚力量和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385.竟陵派

公安派之后，以钟惺、谭元春为主要代表的竟陵派也举起反对前后七子的旗帜。钟、谭都是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因此称“竟陵派”。竟陵派在反对模仿剽窃、崇尚性灵等方面，与公安派观点大致接近。但他们所理解的“性灵”与公安派有一定差异，他们认为“性灵”是古人诗词中“幽情单绪”“孤行静寄”的精神，同时又认为公安派的作品俚俗、肤浅，因此倡导“幽深孤峭”的写作风格，刻意追求字意深奥，以达到求新求异、不同凡响的效果。竟陵派雕琢字句、艰涩隐晦的创作特点由此形成。

386.明代艳情小说

明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成熟时期。从嘉靖以后，小说得到迅速发展，创作十分繁荣。艳情小说又称世情小说、闺情小说、言情小说，一般以家庭生活为题材，讲述人情世态，反映社会现实。艳情小说的出现，有其社会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在经历了唐代的全盛之后，从宋代开始，实际上已经在逐步走向衰微。到明代更是强弩之末，表面的繁荣兴盛隐藏着深刻的危机，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伦理道德，都在逐步走上末世的道路，社会风气衰颓堕落，淫荡之风甚嚣尘上。这些都是艳情小说产生的客观历史环境。明代流传下来的艳情小说不多，万历年间出现的《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专门描写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是艳情小说的开山之作。

387.李宝嘉和《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公元1867年～1906年），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常州人。李宝嘉曾在上海编撰《指南报》，创办《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后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主编《绣像小说》。李宝嘉创作小说的目的在于揭露时弊，洗刷污浊，改进政治，推动社会进步，他还主张学习西方文明。《官场现形记》以官场为对象，着重揭露各种官僚的“龌龊卑鄙”“昏聩糊涂”，集中暴露晚清官场的污浊，吏治的败坏和统治集团的腐朽，反映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现实。它的问世促进了人们对清王朝腐朽本质的认识，并掀起了谴责小说的创作高潮。作者大量运用夸张手法，文笔生动，但人物缺少典型性，描写过于渲染夸张，措辞也较浮浅。

388.吴沃尧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沃尧（公元1866年～1910年），字小允，号茧人。广东佛山人。曾主笔《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主编《月月小说》，创办过学校。吴沃尧痛恨清政府的腐朽、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憎恨惧洋媚外思想，主张开化、进步和维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九死一生”为线索，通过主人公20年间的遭遇和见闻，广泛揭露了从公元1884年中法战争到公元1905年左右清末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作品写了200来件“怪现状”，除官场外，还包括商场、洋场等，展示了当时的政治状况、社会风尚、道德面貌和世态人情，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广。但由于题材庞杂，结构略显松散。

389.刘鹗和《老残游记》

刘鹗，字铁云，江苏镇江人。致力于数学、医学、水利等实际学问，是中国第一个研究甲骨文的人。曾协助官员治理黄河，在总理衙门任职，参与外商对华贸易和近代实业，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曾赈济灾民。反对苛政扰民，主张创办实业，使民众摆脱贫困，国家走向富强，属于洋务运动的务实派。《老残游记》描写一个被人称为老残的江湖医生铁英在游历中的见闻和作为，小说的突出之处在于揭露了过去文学作品很少揭露的“清官”暴政。所谓“清官”，其实是一些“急于要做大官”而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

390.曾朴和《孽海花》

曾朴（公元1872年～1935年），字孟朴，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曾参与维新运动，致力于实业，精通法语和法国文学，创办杂志《小说林》《真善美》，对革命运动持同情支持态度。《孽海花》最初由曾朴的好友金天翮写了六回，其余内容由曾朴续写。小说以洪钧和赵彩云为线索人物，展现了清末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情况，对封建制度的黑暗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予了一定的揭露和批判。全书写了200多个人物，从最高统治者慈禧、光绪，到官场文苑的达官名士，到下层社会的妓女、小厮，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书中角色大都影射现实人物，使人读来耳目一新，在当时影响很大，选材、结构、语言等方面也独具特色，鲁迅称赞说“结构工巧，文采斐然”。

391.《红楼梦》的魅力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全书120回，前80回为曹雪芹所著，后40回由高鹗续写。小说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要线索展开全书的情节，通过描绘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由盛到衰的过程，广泛深刻地展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和黑暗，同时也展示了新的进步思想和进步力量的萌芽。

自问世以来，《红楼梦》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它的无穷魅力源于对中华文化和艺术的高度浓缩。对于一部小说，读者首先关注的是它的艺术魅力和美学效果。《红楼梦》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书中诗词曲赋、酒令灯谜、诔赞偈语以及书画、戏剧、工艺、建筑、园林、服饰、丝织、烹饪、医学、巫术无所不包，众多的艺术样式和丰富的学科知识与小说的情节内容互相渗透交相辉映，造就了这部百科全书式作品的独特风貌和不朽价值。

392.“红学”的派别

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从它问世之日起就已经开始，“红学”就是在研究和评论《红楼梦》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学批评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体系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派别，主要有点评派、索引派、评论派和考证派几大派别。点评派是红学中最传统的派别，主要以脂砚斋为代表。索引派产生于公元19世纪，是历史比较长的一个派别。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于公元1917年出版，是一部影响很大的索引派专著。评论派的开端为公元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问世。考证派是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红学派别。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跋〈红楼梦考证〉》是考证派的开山之作，开辟了红学的新时代。后继的吴世昌、冯其庸等也都是很有影响的红学家。

393.林纾的翻译

林纾（公元1852年～1924年），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号冷红生，晚年称蠡叟、补柳翁、践卓翁、长安卖画翁。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年轻时博览群书，能诗文、善绘画，有狂生之称。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第一部进入中国的西洋小说，一时间风行全国，备受赞扬。紧接着林纾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在近30年的翻译生涯中，他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介绍过美、英、法、德、俄、希腊、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国的作品。

林纾其实并不懂外文，全靠笔录别人的口译，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尽管如此，林纾仍然翻译了40余部世界名著，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394.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为公元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公元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395.鲁迅的小说

鲁迅，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小说集有《呐喊》《彷徨》。《阿Q正传》揭示了当时农村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脱离群众及其不彻底性。《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性命运，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又一次有力控诉。《孔乙己》以简洁、单纯的构思和纯练、精粹的语言，塑造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形象，揭露科举践踏人生、毁灭人性的罪恶。《药》也是愤怒地揭露“吃人”的封建制度的名篇。鲁迅的小说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鲁迅先生学习西方小说结构经济、灵活、多样的优点，打破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单一的形式，创造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态。

396.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是近代小说流派，发端于公元20世纪初叶的上海“十里洋场”，辛亥革命失败后开始兴盛。

鸳鸯蝴蝶派以“游戏笔墨，备人消遣”为主要宗旨。他们的期刊、小报曾标榜“本杂志不谈政治，不涉毁誉”“有口不谈国家……寄情只在风花”，他们的作品也大都以“消闲”“遣愁”“排闷”“除烦”为目的。

鸳鸯蝴蝶派是一种以迎合有闲阶级和小市民的庸俗口味为目的的都市文学。后期向健康的通俗文艺过渡，张恨水的小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发生的变化，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397.最早推理小说

世界上最早的推理小说是我国明代的《包公案》，收集了一百多个故事。小说记录了宋朝年间河南开封的“铁面包公”断案的故事。包公这个人断案如神，不畏强权，从不徇私枉法，所以百姓亲切地叫他“包青天”。他的身边还有七侠五义，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在他们的帮助下，包公惩治了一个又一个恶霸，一次又一次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在四百多年前就能写出这样的推理小说，是很不简单的。

398.过招皆鸿儒，群殴无白丁

——红学

人们习惯地把《红楼梦》研究称为“红学”。“红学”一说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清乾隆以后，讲求“经学”的风气日盛，许多学者都埋头研读经书。据传，独有松江人朱昌鼎不肯趋附这种风气，偏喜欢读小说，对《红楼梦》特别精熟。一天，一位朋友来看他，问他为什么不钻研“经学”，他回答说：“我也研究‘经学’，不过我的‘经’比别人的少一画三曲。”（他所说的“经”是繁体“經”）朋友听后，不明白他的意思，他笑着解释说：“‘经’字少一画三曲不是个‘红’字吗，我研究的是‘红学’。”此后，人们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

399.让水墨动起来

——国画

国画以其独特的艺术性和绚丽的民族光彩，矗立在世界绘画艺术之林。大致可分为人物、山水、花卉、禽鸟、走兽等种类；有工笔、写意、水墨等技法形式；有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露等表现手法；有壁画、屏障、扇画等画幅形式。

400.应用文的雏形

——甲骨文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于公元1898年被古董商、金石学家王懿荣所识别，之后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大规模挖掘，至今已收集十几万片，其中单篇文章最长者达百余字，可以看出应用文雏形。在总共十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4000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2500多字。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商朝的人皆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所以甲骨文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401.我国最早的标点符号

我国古时候没有标点符号，文章读起来很吃力，甚至容易被误解。到了汉朝才发明了“句读”符号，语言完整的一小段为“句”；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的一小段为“读”（音“逗”）。

宋朝使用“”“”来表示句读。明代才出现了人名号和地名号，这些就是我国最早的标点符号。

402.中国第一部字典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人许慎写的。

全书共分540个部首，把部首相同的字排列在一起。每个词下面先解释含义，再分析字形，最后辨别读音。全书一共收录了9553个字。在解释字义的时候，涉及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制度、礼仪、世间人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403.五声

五声是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的合称，也称五音。五音的五个阶名分别是一宫、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分别对应于简谱中的1（do）、2（re）、3（mi）、5（sol）、6（la）。我国几种传统的音阶形式，无论是古音阶、新音阶、清商音阶，还是五声音阶或六声音阶、七声音阶，其中都包含这五个音级。在同一个五声音阶的音列中，分别以各音作为主音时，就构成不同的调式，此时即根据主音的阶名来命名调式。例如以宫音为主音时，就命名为宫调；以商音为主音时，就是商调。

404.七音

七音是七声音阶及其七个音级的总称，或称为七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产论乐：“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论乐：“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七音、七律，都是七声音阶的意思。七音的七个阶名分别是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徵、五徵、六羽、七变宫，变徵近似于简谱中的4（fa），变宫近似于7（si）。可见七音是由五声演变而来的，传统乐学理论将五声称为正声，把随音阶形式的差别而改变位置的另外两个音（四变徵、七变宫）叫做二变，变徵是徵的低半音，变宫是宫的低半音。

405.十二律

“律”在我国古代乐学中指乐音的音高标准，也指乐音的有关法则或规律。十二律是中国古代乐律学名词，是以黄钟律为标准音而创建的一套律制。中国历代所谓的“定律”，一般指确定黄钟一律的音高，并以此为标准，推算其他各律的律数。因此，历代的黄钟律就是历代的标准音高。十二律从黄钟标准音起，按照一定的生律法，在一个八度内连续产生十一律，使每相邻两律之间都成半音，这十一律加上作为标注音的黄钟律，合称为十二律。十二律的名称由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十二律的单数各律称“阳律”或“律”，双数各律称“吕”，合称“律吕”。

406.三分损益法

三分损益法是我国古代生律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所生的各律，形成一种律制，称为“三分损益律”。三分损益法按照震动体的长度来进行律学计算。以L代表具有一定张力的一定弦长，去其1/3，即“三分损一”，可以得到L上方五度音弦长L'（L'=L×1/3）。

对弦长L'增长其1/3，即“三分益一”，可得到L'下方四度音弦长L''（L''=L'×4/3）。

按照三分损益法生律的次序，求上方五度之律，称为“下生”；求下方四度之律，称为“上生”。如果按照《吕氏春秋·音律》的方法，从一律出发，下生五次、上生六次，就可以得出十二律。

407.“黄钟”和“大吕”

“黄钟”是十二律的第一律。按中国历代所谓“定律”，一般指确定黄钟一律的音高，并以此为标准，推算其他各律的律数。因此，历代的黄钟律就是历代的标准音高，这个标准音高依据朝代的不同会有所变化，但不管如何变化，黄钟都是十二律中声调最洪大响亮的。《史记·律书》：“黄钟者，阳气踵黄泉而出也。”也是这个朝代音乐创作的标准和起点，可见其重要性。

“大吕”是十二律的第二律。《汉书·律历志》：“大吕：吕，旅也，言阴大，旅助黄钟宣气而牙物也。”可见和黄钟相比，大吕的音调要相对低沉一些，甚至是作为黄钟的衬音而出现的。

于是“黄钟”“大吕”后来就演变为高雅庄重的意思，尤其是用来形容代表一个国家的优秀文学、音乐作品。

408.楚辞和音乐

楚辞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汉代的人有时简称它为“辞”或连称为“辞赋”。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它受到《诗经》的某些影响，但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还是在南方土生土长的歌谣。楚地早有歌谣，据刘向《说苑》记载，约公元前6世纪有《越人歌》和《楚人歌》。到了战国中期，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现于楚国文坛后，楚辞才形成一代文学样式。

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骚》并称，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特别是屈原的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浓郁的感情、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但由于年代久远、朝代更迭等诸多原因，楚辞的曲调和配乐已经失传，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保存下来的楚地音乐的歌词。

409.宋词与音乐

词，又称长短句，是合乐的歌词。词虽然是合乐的歌词，但和汉魏以来古乐府不同，它是隋唐时期音乐革新的产物。此外，词又称“长短句”“诗余”。长短句歌词在唐代兴起的时候，还未能与诗相抗衡，进入宋朝以后，却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诗坛、乐坛，并迅速发展成为一代文学。

宋以前词人填词，要求合乎音乐腔调，又要求合乎一定的格律，如字数、平仄、句式、韵位等。格律的规定和音乐的腔调是相关联的，它是通过合乎格律来达到合乎音乐的腔调。但格律又有相对的独立性，许多词人只懂得格律不懂音乐，他们只是按照格律填词，这样就导致了音乐与词逐渐相脱离的道路，也就无人演唱了。词逐渐成为一种单纯的诗歌形式了。

410.“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阳春白雪”是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传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神奇秘谱》在解题中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宋玉曾著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个典故说明了不同的欣赏者之间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存在着巨大差异。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欣赏的人就越少。“阳春白雪”现比喻高深的、不通俗的文学艺术，而“下里巴人”泛指通俗的、普及的文学艺术。

411.声无哀乐

“声无哀乐”是三国时曹魏文学家、音乐家、思想家，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他的音乐美学论著《声无哀乐论》中提出的观点，这是他音乐思想的基本点。这个论点用嵇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也就是说，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情感是主观的存在，两者并无因果关系。音乐主要是好不好、美不美，和人的哀或乐无关；人的哀或乐主要是人有所感受，进而表达出来，和音乐并没有直接关系。

嵇康的“声无哀乐”实际上就是要坚持音乐的艺术性，坚持音乐对人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412.中国古代乐器的发展

中国古代乐器种类繁多，周代时，人们依照制造时所使用的不同材料，将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称为“八音”。“八音”分类法延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到清末民初才被民间兴起的“吹、拉、弹、打”四大分类法所代替。四大分类法产生于民间艺人的乐器演奏实践，它从演奏方法入手，以乐器的演奏特征为依据和标准进行种类的划分。这种分类方法由于通俗易懂而具有形象性，因此自近代产生以来得到广泛的采用。按照四大分类法可以将中国古代乐器大体上划分如下：

吹奏类乐器：埙、箫、号筒、长尖、海螺、吐良；单簧类，巴乌、笙、芦笙等；双簧类，笛、管子、唢呐等。

拉奏类乐器：京胡、二胡、马头琴、根卡、瓦琴、锯琴等。

弹奏类乐器：古琴、琵琶、三弦、阮、古筝、冬不拉、口弦等。

打击类乐器：钟、磬、铜鼓、锣、钹、木鼓、梆等。

413.铿锵金石寻古韵，绵延丝竹道今声

——编钟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槌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国就有了编钟，不过那时的编钟多为三枚一套。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套编钟的个数也不断增加。古代的编钟多用于宫廷的演奏，在民间很少流传，每逢征战、朝见或祭祀等活动时，都要演奏编钟。在中国云南、山西和湖北等地的古代王侯贵族的墓葬中，曾先后出土了许多古代的编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发现的曾侯乙编钟，它是目前中国出土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编钟，被誉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

414.木有相思文，弦有离别音

——琴瑟

二者皆为弹拨乐器，现代称古琴或七弦琴，据文献记载，伏羲发明琴瑟。琴与瑟均由梧桐木制成，带有空腔，丝绳为弦。琴初为五弦，后改为七弦；瑟25弦。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许多杰出的琴家，著名的有师旷、师襄、孔子等，汉代有司马相如等，魏晋有嵇康、阮籍等，宋元有郭楚望等。古代的礼仪活动中常以琴瑟配合演奏，其深邃的艺术境界、精湛的演奏技巧使人陶醉。

415.缨以金彩，络以翠藻

——箜篌

箜篌是古代弹拨乐器，又叫做坎侯、空侯。主要有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三种形制。

箜篌盛行于汉、唐时代，在石窟壁画、浮雕中时常可以看到。文人在诗词中也经常描述演奏箜篌的技巧及其音乐效果。到宋代时，仍有箜篌、小箜篌、凤首箜篌等多种形制存在。明代以后箜篌逐渐较少使用，以至于失传。近年来人们参照古代文献记载和现代竖琴的构造原理，设计试制了新型箜篌，以雁首作为装饰，因此称为雁柱箜篌。

416.泣泣私语细诉衷肠

——琵琶

琵琶又称“批把”，最早见于史载的是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意即批把是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向前弹出称做批，向后挑进称做把；根据它演奏的特点而命名为“批把”，大约在魏晋时期，正式称为“琵琶”。在琵琶流传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著名的琵琶曲目，如《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

417.龙吟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

——羌笛

羌笛是笛子的一种。笛子是管乐器，指的是竹制直吹的洞箫。我们今天所说的笛子，是由古时候称为“横吹”的管乐器发展而来的。笛子被称为吹管乐之王，从古到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古时候制作笛子的原料，有竹、木、铁、玉石等。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汉族和少数民族中间自古以来广泛流行着名目众多的横笛，羌笛就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种。

羌笛流行于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以及黑水县一带的羌族聚居地区。羌笛音色高亢清越，略有悲凉感，多用于喜庆丰收和逢年过节时的庆典，也用在劳动之余的娱乐活动，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年男子向姑娘求爱时，也时常用羌笛吹曲来表达爱意。

418.嵇康和《广陵散》

“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标题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这是我国古代的一首大型器乐作品，它萌芽于秦、汉时期，其名称记载最早见于魏应璩《与刘孔才书》中的“听广陵之清散”。到魏、晋时期它已逐渐成形定稿。随后曾一度流失，后人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发现它，再重新整理，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广陵散》。琴曲的内容据说是讲述战国时期聂政为父报仇，刺杀韩王的故事。

据载，嵇康生前独爱此曲，后因得罪当时的统治者司马氏被下令处死，临刑前他最后弹奏了这首千古绝响。

419.唐代管理音乐的机构

唐代管理音乐的机构称为教坊，又称为乐坊，是教习音乐歌舞的场所，专门培养歌舞艺伎，同时也负责杂技的组织和训练，是一个功能比较健全完备的官方机构。教坊最初是在唐初武德年间由唐高祖开设的，隶属太常寺。武则天在位期间（公元684年～704年），教坊曾一度改名为云韶府，唐中宗初年（公元705年）恢复旧称。唐玄宗爱好俗乐，将俗乐引入宫廷。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将教坊重新进行规划和设置，分为内教坊和外教坊。这些教坊都由宫廷委派内监担任教坊使，不再隶属于太常寺。此外，玄宗在长安西北禁苑内设梨园，这个由他亲自训练的音乐团体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内外教坊和梨园实际上取代了太常寺而成为当时真正的音乐中心。

420.“五音不全”指哪五音

“五音不全”的“五音”本指“五声和七音”词条中的“五声”：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但作为乐理学名词，“五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它可以用来泛指各种音乐。如《道德经》十二章说道：“五音令人耳聋。”《吕氏春秋·适音》中说道：“五音在前弗听。”这里的五音就不是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的合称了。此外，在传统音韵学中，“五音”被借用过来，与喉、齿、牙、舌、唇五个发声部位相配，以此来表示不同的发音。这种相配的方法历代有所不同，沈括《梦溪笔谈》中的配法比较符合口腔中的发音部位的特征及其发音原理，他是这样相配的：唇音宫、舌音商、牙音角、齿音徵、喉音羽。

421.工尺谱

工尺谱是我国传统的记谱方法，约产生于隋唐时期，因为用“工”“尺”等字记录和书写唱名而得名。它的历史悠久，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写本“唐人大曲谱”，其所用的谱式是唐以来的燕乐半字谱，这是工尺谱最早的前身。到明清时期，工尺谱最终成型并在民间和艺术界通行。一般说来，通行的工尺谱所用的谱字有10个，如陈振孙《乐书》“篥”条注说：“今教坊所用（篥），上七空（即前七孔）、后二孔，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字谱其声。”按后来通行的工尺谱字为上、尺、工、凡、六、五、乙，相当于现在简谱记法中的do、re、mi、fa、sol、la、si，工尺谱的传统书写方向是竖行由上向下，自右而左，也有仿照简谱的样式横行自左向右书写的。

422.广东音乐

广东音乐是民间器乐乐种，也称为粤乐，流传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它的前身主要是清末粤剧的过场音乐和用于烘托表演的小曲，以及民间的小调谱，如《一锭金》《柳青娘》《梳妆台》等，广东音乐大多是器乐小品，结构短小，一气呵成。在兴起初期就有职业乐队，在创作方面，广东音乐除了发展传统曲目外，还不断有演奏家进行创作，主要代表人物是民国初年的严老烈、何柳堂、罗倚云等。不仅如此，在众多的广东音乐爱好者的推动下，群众性的音乐社团纷纷成立，如“济隆”“素社”“钟声慈善社”，等等。职业乐队的出现和音乐社团的成立，为广东音乐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创造了条件。

423.江南丝竹

丝竹音乐指主要由竹乐器和弦乐器组合起来演奏的音乐，古代称之为“清乐”“细乐”等。丝竹音乐起源于汉魏时期相和歌“丝竹更相和”的乐队伴奏形式，后来经过隋代、唐代歌舞大曲和宋代清乐、细乐的传承与演变，到清代，丝竹乐队逐渐形成规模，许多地方都有风格不同的丝竹乐队。如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冷枚等绘制的《康熙御赏万寿图》中就有丝竹乐器演奏的场面。在演奏中，江南丝竹大多注重音量适中、曲调柔和、乐音圆润，特别强调合奏的柔润音响与精致细腻的演奏风格的有机结合，以使江南丝竹能更好地表现愉快、欢乐的情绪。

424.《二泉映月》

《二泉映月》是一支二胡独奏曲。“二泉”是指江苏无锡的惠山泉，人称“天下第二泉”。当年我国著名音乐家杨荫浏去江苏采集民间音乐，听说了华彦钧的音乐才能，于是找到了华彦钧，并为他录音。当华彦钧充满激情地演奏完一首乐曲之后，杨荫浏被深深地打动，问起这首乐曲的名字，华彦钧回答已记不清楚，后来杨荫浏便以“二泉映月”为乐曲命名。乐曲将人引入夜阑人静、泉清月冷的意境，一个盲艺人用弦音向人们倾诉他坎坷的一生。

425.风风火火舞九州

——秧歌

秧歌是我国一种民间舞蹈形式，起源于插秧耕田的劳动生活。它又和古代祭祀农神祈求丰收、祈福禳灾时所唱的颂歌、禳歌有关，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农歌、菱歌、民间武术、杂技以及戏曲的技艺与形式，从而由一般的演唱秧歌发展成为民间歌舞，至清代，“秧歌”已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为了区别，人们常把某地区或形式特征冠于前面，如山东的“鼓子秧歌”、河南的“军庄秧歌”及“陕北秧歌”“满族秧歌”“高跷秧歌”等；而南方的“花鼓”“花灯”“采茶”等，都是从“秧歌”中派生出来的形式。

426.凤阳花鼓

凤阳花鼓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歌舞，流行于安徽，最早产生于凤阳，因此称凤阳花鼓。有凤阳“一绝”和“东方芭蕾”之美称。历史上凤阳地区灾荒不断，许多人家离开家园，以打花鼓唱曲为生，凤阳花鼓又成了贫穷讨饭的象征。其中有一首著名的《凤阳歌》，歌中唱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根据清代的记载，早期花鼓“音节凄婉，令人神醉”。早期花鼓类似腰鼓，略大，后来为了外出卖艺携带方便，便将腰鼓改为偏小的手鼓。

427.《梅花三弄》

《梅花三弄》是中国十大古曲之一，明朱权编辑的《神奇秘谱》记载此曲最早是东晋时桓伊所奏的笛曲，后由笛曲改编为古琴曲。梅花，志高洁，冰肌玉骨，凌寒留香，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这种反复的处理旨在喻梅花在寒风中次第绽放的英姿、不曲不屈的个性和节节向上的气概。

428.《阳关三叠》

《阳关三叠》是唐代歌曲，现在存有琴歌谱。这首曲子是根据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发展而来的，诗中有“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并且在歌曲中反复了三次，因此名为《阳关三叠》。自唐宋以来，这首歌曲曾有过多种唱法，现存的琴谱有三十多种版本，共六种类型。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最初见于明代的《新刊发明琴谱》（公元1530年），经过清代的《琴学入门》的加工后，一直流传至今。

429.中国第一支军乐队

公元1899年，袁世凯在天津接受了德籍顾问的建议而组建。这个乐队大概20个人，所用的乐器和外国队伍中的铜管乐队一样，曾为慈禧演奏。

430.中国第一座民族音乐家铜像

公元1982年11月27日，上海音乐学院塑立的该院创建人萧友梅的半身铜像。萧友梅，公元1884年生于广东中山县，公元1901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附中，兼读于东京音乐学校；公元1912年赴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公元1920年回国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艺专任教；公元1927年在上海筹建国立音乐学院（即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并任教授、教务主任、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萧友梅组织了“抗日救国会”，鼓励全校师生创作爱国歌曲。他创作的《国耻歌》《国难歌》等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

431.中国古代十大名曲

中华古韵，向有十大名曲一说。这十大古代名曲分别为：先秦琴师伯牙的《高山流水》，汉魏时期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明朝的《平沙落雁》，古曲《梅花三弄》，楚汉战争时期的《十面埋伏》，古乐曲《夕阳箫鼓》后编成丝竹乐曲《春江花月夜》，历代传谱的《渔樵问答》、汉末汉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汉代的《汉宫秋月》，春秋时期晋国师旷的《阳春白雪》。

432.中国古代最早的音乐学校

西周时期的“大司乐”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当时统治阶级很重视音乐，把音乐看作是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大司乐”作为周朝的音乐机构，掌握着音乐教育和执行礼乐的职能，它的培养对象主要是王室和贵族的子弟，也有一些是从民间选拔出来的优秀音乐人才。

433.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音乐机构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所设立的乐府。“乐府”如同现代的歌咏团，协律都尉是该机构的最高业务领导人。乐府专业工作者将从赵、秦、楚等地区收集来的地方民歌进行整理、加工，然后由协律都尉谱成新曲，教给乐人歌唱，供宫廷帝后王妃、公侯将相等人欣赏。“乐府”最繁盛时人员达八百多人，他们大多是一流的音乐家、文学家和民间艺人。这种音乐机构是汉代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背景下，文化相随发展的产物。

434.中国现存最早的军乐队

中国现存最早的军乐队是清华大学军乐队，始创于公元1916年，至今仍活跃在业余管乐界。

435.中国最早的对外音乐文化交流

中国最早的对外音乐文化交流发生在西周周穆王十三年（约公元前989年）。当时，周穆王亲自率领一支庞大的歌乐队西行，一直到达与黑海相连的黑湖，全程往返约17500多公里。这支乐队每到一处，就与当地的部落首领互赠礼品并举行盛大的演出。现在的傀儡戏、皮影戏、杂技等，就是那时传入我国的。他率领的这支庞大的歌乐队成为我国最早出国访问的音乐团体。

436.中国最早的器乐演奏比赛

唐朝贞观元年间（公元785年～805年）在京城长安举行的琵琶比赛是中国最早的器乐演奏比赛。当时，长安的东街和西街搭起了两座彩楼，在东街彩楼上的琵琶手是来自西域的康国人康昆仑，他是宫廷琵琶演奏家，号称“琵琶第一手”；在西街彩楼上的是化妆成少女的琵琶演奏家段善本。据《忆乐府杂录》中记载，比赛开始后，康昆仑弹了一曲《羽调录要》后，段善本立即移到“枫香调”弹奏，结果康昆仑为段善本的弹奏所倾倒，乃拜段为师。

437.中国最早的说唱音乐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的《成相篇》是中国最早的说唱音乐。《成相篇》的音乐形式取材于民间说唱和歌谣，共分三个乐章。“相”是一种由舂米或筑堤的劳动工具发展而成的打击乐器，用以击节说唱。“成相”是当时民间流传的一种说唱、歌谣形式，后来发展成诗歌形式。全篇四句一韵，按一定的节奏朗读，无固定的曲调，其节奏类似快板。作品大多宣传为君治国之道，间杂有历史故事，对当时的现实也有所批判。

438.守望千古绝唱

——说书

说书是中国曲艺的一个类别。最早关于“说书”的文字记载是在汉代刘向所著的《烈女传》中，说书艺术因地方不同，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种类，如四川评书、湖北评书、苏州平话等，影响比较大的说书形式为以北京为中心在北方地区普遍流行的“评书”和以江苏扬州地区为主流行的“扬州平话”。表演说书艺术时，以说书人的口气进行演说的，叫做“表”；模仿书中人物音容笑貌的，叫做“白”；评说书中人物作为的，叫做“评”。说书的艺术技巧主要有“开脸儿”“摆砌末”“赋赞”和“垛句”四种。说书艺术的表演形式非常简单，只需一人或坐或立，或设桌案，以一把折扇和一块醒木作为道具即可。发展到20世纪以后，很多说书艺人连桌案、折扇等也不用了，只是一人站着进行说演。

439.吴侬软语的说唱艺术

——苏州评弹

苏州评弹又称“评弹”，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合称。评话只有说没有唱，说演的题材大多为历代的英雄和侠义公案，主要剧目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等，风格豪放粗犷，故又被人们称为“大书”；弹词有说有唱，以家族风波和爱情故事为主，主要有《白蛇传》《珍珠塔》《三笑》等，题材小，风格相对较为柔和，所有又被人们称为“小书”。

苏州评弹演出的类型主要有长篇评弹、中篇评弹、短篇评弹和评弹选回。长篇评弹是苏州评弹的主要类型，可分为几十段甚至数百段，每段称为“一回”。故事中的高潮部分，称为“关子”。中篇评弹一般分为三四回，而且往往是评话演员和弹词演员同台演出，有说有唱。

440.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

——相声

相声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全国各地。一般认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形成。是以说笑话或滑稽问答引起观众发笑的曲艺形式。它是由宋代的“像生”演变而来的。到了晚清年代，相声就形成了现代的特色和风格。主要用北京话讲，各地也有以当地方言说的“方言相声”。在相声形成过程中广泛吸取口技、说书等艺术之长，寓庄于谐，以讽刺笑料表现真善美，以引人发笑为艺术特点，以“说、学、逗、唱”为主要艺术手段。相声的表演方式，最初有两种，在帷幕中表演的相声称“暗春”，公开表演的相声称“明春”。到了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后只有“明春”一种在继续发展。相声的形式共分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三种，同时涌现出一大批相声表演艺术家，如朱绍文、周德山、侯宝林、马季等。

441.国韵生香

——京剧

京剧亦称“京戏”，清乾隆末期四大徽班进北京后，于嘉庆、道光年间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相互影响，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并吸收了一些民间曲调，逐渐融合发展，至今已有将近200多年的历史。京剧耐人寻味，韵味醇厚，公元2010年11月16日京剧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442.京剧的脸谱

京剧脸谱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京剧形成后，逐渐形成的。京剧脸谱在形成过程中吸取借鉴了徽、汉、昆、秦、各剧种经验，在戏曲脸谱中用色最多，一般来说，红色的代表忠勇、正直；黑色的代表勇猛、直爽；白色代表奸诈、狠毒、阴险；油白色代表自负、跋扈；蓝色的代表刚强、骁勇；绿色的代表顽强、侠义；黄色的代表凶暴、沉着；灰色的代表老年枭雄；紫色的代表智勇刚义、刚正威严；金银色代表神、佛、鬼怪、精灵，各具妙用，以丰富想象和夸张的手法，突出剧目中复杂的人物形象，出现于舞台上。通过脸谱的造型和颜色、图案，开宗明义地告诉观众人物的性格和道德伦理，好坏、忠奸、愚智，这样的划分使得舞台上的人物形象清楚明白，便于欣赏。

443.四大名旦

“四大名旦”是对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位著名京剧男旦角的合称。四大名旦的称呼来源于公元1927年由北京《顺天时报》发起的选举著名旦角的活动，起初为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徐碧云、朱琴心等六人，被称为“六大名旦”。后来，随着朱琴心、徐碧云的先后辍演，也就成为“四大名旦”。梅、尚、程、荀等四人拥有各自独立的剧目，而且具有各自的风格特征，为繁荣中国的京剧舞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444.四小名旦

“四小名旦”是继“四大名旦”之后，公元20世纪30年代又一批著名的京剧旦角。他们是李世芳、毛世来、宋德珠和张君秋。“四小名旦”演艺超群但风格各异——李世芳唱做俱佳，有“小梅兰芳”之称；毛世来深得“花旦大王”筱翠花的真传，擅演《十三妹》等剧；张君秋博采众长，创立了“张派”艺术；宋德珠工刀马旦、武旦，以武功和“出手”见长，世称“宋派”。

445.唱念做打显风采

——生

生是戏曲表演行当之一，泛指净、丑之外的男角色。生的名目最早见于宋元南戏，指剧中男主角，清以后衍化为老生、小生、外、末四个支系。按其扮演人物属性、性格特征和表演特点，大致可分为老生、小生、外、末、武生、娃娃生等类。“生”字本意指生疏，过去老生是各行当之首，也就是整出戏成败的关键，要求生角的演出必须老练娴熟，故反其意名为“生”。

446.颦笑吟唱尽展芳华

——旦

旦是戏曲表演行当之一，女角色的统称。源于歌舞、百戏。魏之“辽东妖妇”，隋之《踏谣娘》，唐之“弄假妇人”等，都是扮演妇女作戏剧性表演的节目，为旦的前身。按扮演人物的年龄、身份、性格及其表演特点，大致可分为正旦、花旦、贴旦、闺门旦、武旦、老旦和彩旦七个类型。“旦”本意指旭日东升，是阳气最盛的时候，女性属阴，故反其意名为“旦”。

447.发于内而形于外

——净

净是戏曲表演行当之一，俗称“花脸”，主要扮演性格、品质或相貌不同于一般、有突出特征的男性人物。黑脸大多是表现正直、勇敢或鲁莽的人物，白脸大多是表现奸险狡诈的人物，紫脸大多是表现沉勇果敢的人物，黄脸大多是表现性格残暴的人物，蓝脸大多表现勇猛顽强的人物。净，分为文净和武净。一般有黑脸、老脸、奸白脸、架子花脸等。“净”本意指清洁，而净角都是大花脸，看起来很不干净，故反其意名为“净”。

448.丑中生美，庄谐共生

——丑

丑是戏曲表演行当之一，俗称“小花脸”“三花脸”。可分为文丑、武丑两大支系。文丑中又有袍带丑、方巾丑、褶子丑、茶花丑、老丑等。一般扮演插科打诨比较滑稽的角色，要求丑角活泼、伶俐、聪明。十二生肖中，牛为丑，而牛性笨，故反其意名为“丑”。

449.袅袅越音承百年

——越剧

越剧是浙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起源于绍兴地区嵊县，由当地民歌发展而成，主要流行于江浙、上海一带。因嵊县一带是古代越国所在地，故将此剧种称为“越剧”。越剧早期为“落地唱书”，是嵊县一带农民敲着竹板、笃鼓演唱的一种山歌小调。公元1906年春节期间，嵊县农村六名说唱艺人首次化妆登台，唱腔仍以“落地唱书调”为主，只用笃鼓、檀板按节拍击打，的笃之声不断，故被称为“的笃班”，又名“小歌班”。

450.相约今年酬社主，村村齐唱采茶歌

——黄梅戏

黄梅戏是安徽地方戏曲戏种之一，流行于该省中部，因主要曲调由湖北黄梅传入而得名。黄梅位于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处，在旧时代，它是荒州穷县，有不少以卖艺为生的民间艺人，走街串巷，摆场说唱。大约在清朝乾隆年间，民间艺人们以大别山的采茶歌、推歌和江湖上流行的渔歌为基础，创造了一种民间歌舞小戏采茶调，因其婉转流畅，优美动听，易学易唱，很快便传播开来，深爱大众喜爱。

451.中国戏曲之母

——昆曲

昆曲，又称“昆剧”，清代以前被人们称为“昆山腔”“昆腔”，清代之后才被称为“昆曲”，有着400余年的悠久历史，是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也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昆曲产生于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公元1522年～1572年）的江苏昆山，明万历初年，昆曲很快流传到江苏、浙江等地，并进入北京成为宫中大戏。从此，昆曲进入了繁盛时期，优秀的剧作家、新作品不断涌现，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从明代晚期开始，昆曲开始走向衰落。

452.同光十三绝

同光十三绝是指清代同治、光绪时期的十三位昆曲、京剧著名演员，在光绪年间被画师沈蓉圃绘制成彩色画像。画中有生、旦、末、丑四种角色，没有净角，据说这是因为画师不善于勾画净角，而并非当时没有净角。“同光十三绝”为程长庚、卢胜奎、张二奎、杨月楼、谭鑫培、徐小香、梅巧玲、时小福、余紫云、朱莲芬、郝兰田、刘赶三、杨鸣玉。

453.川剧变脸

变脸是川剧表演的特殊技巧之一，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绝技，它将人物内心中不可见的抽象东西变成具体可见的东西。川剧的变脸来源于传统戏《归正楼》，剧中表现了具有侠义心肠的盗贼贝戎劫富济贫，却不料遭到官兵追捕，最后以变脸之术脱身的情景。变脸绝技的兴起之初，演员用纸壳制作面具，后来改用草纸，将这些脸谱依次粘贴在演员的脸上，临场时以折扇或者点起烟火作掩护，把脸谱分别揭掉。脸谱一般为三张，最多的达到九张。

变脸的手法大致可以分为抹脸、吹脸和扯脸三种。此外，变脸还有运气变脸、面具变脸。

454.常香玉与豫剧

常香玉（公元1923年～2004年），原名张妙玲，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被人们誉为“豫剧皇后”，她以一出豫剧《花木兰》中“谁说女子不如男”的经典唱腔红遍中国大江南北。她原习豫西调，后在演出中逐渐融豫东、祥符各调于一炉，并广征博采，收各家各派及一些姊妹剧种之长，大胆创新，开豫剧唱腔改革之先河。公元20世纪40年代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常香玉首次出演了抗日时装戏《打地主》，开创了豫剧编演现代剧的先河，显示了她作为一位爱国艺人的民族气节。

455.民间艺术瑰宝

——皮影戏

皮影戏，发源于我国西汉时期的陕西华县，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由人配音的活动影画艺术，有人认为皮影戏是现代“电影始祖”。皮影较多使用牛皮、羊皮、驴皮、猪皮等制成，其中牛皮是目前中国市场上应用最广泛的材质。制作时，要先将皮子泡制、刮薄、磨平，然后将各种人物的图谱描绘在上面，用各种型号的刀具刻凿后，再涂抹上颜色。制成的皮影高的达55厘米，低的有10厘米左右。一个皮影人，要用五根竹棍操纵，艺人们不仅手上功夫绝妙高超，嘴上还要说、念、打、唱，脚下还要制动锣鼓。元代时，皮影戏曾传到各个国家，这种源于中国的艺术形式，迷恋了多少国内外戏迷，人们亲切地称它为“中国影灯”。

456.古代游艺场所

——瓦肆

瓦肆萌芽于隋唐，兴盛、成熟于两宋，是随着宋代市民阶层的形成而兴起的一种游乐商业集散场所。瓦肆又称“瓦舍”“瓦子”“勾栏”等。取名“瓦舍”，是勾画其特征，与建筑无关。宋朝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也说：“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而“肆”则指的是店铺、手工业作坊，如酒肆、茶肆等小店，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解释说：“瓦舍，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而叫“勾栏”则是因为在娱乐场所周围装有一些木栏杆或苇席之类的东西，内设几个棚座，供江湖艺人演出杂剧、舞乐、木偶戏、皮影戏、武术杂耍、踢球等，也有讲述各种历史故事的“说话”。瓦肆历代都有发展，场所由原来的不固定到逐渐固定，规模由小到大，娱乐项目由少到多。宋朝宫廷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中的高台画面，显示出正在上演杂剧的情景。

457.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公元1905年，由北京丰泰照相馆的创办人任景丰拍摄，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影片是一部无声的黑白京剧影片，且没有剧本，前后共拍摄了三天，摄影师由刘促伦担任。它将传统的中国京剧与现代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虽然制作粗糙，但是它毕竟是中国人拍摄电影的最初尝试，并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58.拍电影常说的杀青是什么意思

“杀青”一词来源于先秦时代，人们在竹简上写字，但是竹简表面是油质的，不容易刻字，而且容易被虫蛀，所以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竹简放到火上烤，这道工序就叫“杀青”或“汗青”。后来到了秦代，人们用毛笔在竹青上写字，就免了刀刻这道工序，所以定稿的时候只需要削掉竹青，在竹白上写字就行了，这一道手续也叫“杀青”。杀青就意味着定稿。现在人们也常用杀青指一部电影拍摄完成。

杀青还是绿茶加工制作的第一道工序，把摘下的嫩叶加高温，抑制发酵，使茶叶保持固有的绿色，同时减少叶中水分，使叶片变软，便于进一步加工。

459.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

田猎活动本是原始人类早期的一种主要生产活动，也就是围猎。后来逐渐演化成为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娱乐享受和练兵阅兵活动。田猎是先秦王室贵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方面，集娱乐、健身、军事训练于一体。西周时期把田猎作为校阅军队的手段，在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每季都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田猎活动。田猎野生动物时也有“时禁”。这种“时禁”是为了保护幼小和怀孕的禽兽以及尚未孵化的禽卵，反对斩尽杀绝式的狩猎。目的是保证野生动物种群能够正常的生长延续。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年代里，不少有识之士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从而直接推动了军事体育的发展。田猎的军事演习色彩也越来越浓。军事训练与狩猎活动高度结合起来，既增强了体质、提高了武艺，又使军事训练的内容丰富多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魏晋以后，田猎活动就主要以娱乐为目的了。

460.古人的素质教育

——射御

“射”指射箭，“御”指驾车，是古代十分受重视的两种技术。夏商时期的学校非常重视习射教育，到了西周，更是把“射”“御”列为学生的必修课。贵族奴隶主的子弟，13岁“学乐、诵诗、舞勺”，15岁“舞象、学射御”。射御既是军事技术的训练，也是体力的锻炼。“御”是驾驶战车的技能。西周时期的战争，以战车作战为主，一国武力的大小，常以战车的多寡为标准，所以有“千乘之国”的说法。当时传授的驾车技能叫做“五御”，也就是五种驾车的方法或礼节，即“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这五种驾车控马的基本技术，是适应车战的需要，体现了由浅入深、由易而难、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

461.围棋与烂柯山

围棋源于中国，相传围棋之根在烂柯山。烂柯山得名于一个传说，据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云：古时山下山交村有一名叫王质的樵夫，上此山砍柴，遇见两童子下棋，王质放下斧子观阵，一盘棋下完，王质发现斧把烂了，很觉惊奇，当他带着斧头回到村里，已无人认识，告之姓名，都说数百年前仿佛有此人。原是“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后人遂将“烂柯”作为围棋的代名词，烂柯山亦被誉为“围棋仙地”。

462.象棋

中国象棋具有悠久的历史。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关于象棋的正式记载，早期的象棋，棋制由棋、箸、局等三种器具组成。两方行棋，每方六子，分别为：枭、卢、雉、犊、塞（二枚）。棋子用象牙雕刻而成。箸，相当于骰子，在棋之前先要投箸。局，是一种方形的棋盘。比赛时“投六箸行六棋”，相互进攻逼迫，制对方于死地，在当时是象征当时战斗的一种游戏。经过近百年的实践，象棋于北宋末定型成近代模式：32枚棋子，黑、红棋各有将（帅）一个，车、马、炮、象（相）、士（仕）各两个，卒（兵）五个。南宋时期，象棋“家喻户晓”，成为流行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

463.围棋《十诀》

由于唐代统治者对围棋的重视，使围棋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获得更快的发展。因此，唐代棋手多如星云，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推王积薪。

王积薪在当时之所以名震天下，不仅是因为他棋艺高超，而且还在于他根据前人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套围棋理论，总结出围棋《十诀》。这《十诀》为：

1.不得贪胜；2.入界宜缓；3.攻彼顾我；4.弃子争先；5.舍小就大；6.逢危须弃；7.慎勿轻速；8.动须相应；9.彼强自保；10.势孤取和。

围棋复杂多变，而王积薪仅仅以这10条，40字，极其简练、准确而又通俗地概括了围棋实战中的战略和战术；总结了全局和局部、进攻和防守中的一些重要原理。有了这10条，便可把握住围棋实战各个阶段的关键之处。

464.华庭观赏，万人瞻仰

——蹴鞠

足球运动在中国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据史料记载，在当时的齐国和楚国，被称之为“蹴鞠”的古代足球颇为流行，是民间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

唐代时，蹴鞠仍是一项很普遍的运动，但是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以前的球是用皮作面，里面填充毛发，而唐代的球却是充气的了。出现了带球门的踢法。历经汉代和唐宋时期的不断改良和发展，“蹴鞠”活动不但在民间不断兴盛，甚至成为王宫贵族的崇尚。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足球诞生于英国。足球运动在英国的历史也很久远，相传中世纪的英国人就已经开展了足球活动。公元1490年，英国人正式把这项活动定名为“足球”。

465.唐代马球运动

马球是一项骑马持杖击球的体育活动，球状小如拳，以草原、旷野为场地。游戏者乘马分两队，手持球杖，共击一球，以打入对方球门为胜。有人认为马球最早源于公元前525年的波斯，后传入中国。三国时曹植的《名都篇》中有诗曰：“连骑击鞠壤，巧捷推万端。”说明至少在汉末马球已经存在了。马球盛行于唐宋元至清代始衰落，主要流行于军队和宫廷贵族中。据文献记载，唐代的历朝皇帝如中宗、玄宗、穆宗、敬宗、宣宗、僖宗、昭宗都是马球运动的提倡者和参与者。据文献记载，当时相邻的渤海、高丽、日本等国都有与唐王朝进行马球竞技的描述。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便桥会盟图》（辽陈及之绘制），有一专门描绘唐、突厥两国进行马球比赛的场面。

466.龙舟竞渡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在木船身上画上龙首、龙鳞和龙尾，这就是龙舟的最早雏形。龙舟竞渡的习俗，相传是为了拯救战国时溺水的爱国诗人屈原。其实，在屈原未投江之前，我国各地就有了龙舟竞渡这种水上运动了，只是大多不是在端午节举行的。到了唐代，端阳竞渡，比前代也有很大的发展。唐代竞渡的船只，被称为“龙舟”，在船首建起龙头，船后竖起龙尾，船的两侧刻画龙纹，气势非凡，壮观豪华。到了现代，龙舟运动更加发扬光大。公元1984年，国家体委决定把它列为全国正式比赛项目，并在广东省佛山市举行了全国首届“屈原杯”龙舟赛。

467.《易筋经》是武功秘籍吗

“易”是变通、改换、脱换之意，“筋”指筋骨、筋膜，“经”则带有指南、法典之意。《易筋经》就是改变筋骨的方法。易筋经包括内功和外功两种锻炼方法，各有十二势。易筋经内功采用站式，以一定的姿势，借呼吸诱导，逐步加强筋脉和脏腑的功能。大多数采取静止性用力。呼吸以舒适自然为宜，不可迸气。

《易筋经》的内容包括了练习所能达到的理想效果和具体的练习方法两方面的主要内容，对武侠小说影响最大的是其中的内壮神勇、外壮神力的说法。从道光年间开始的武侠小说提到《易筋经》，渲染的都是《易筋经》中所说的练成后的这种神奇功用。

468.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

容国团（公元1937年～1968年），中国男子乒乓球运动员，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南屏乡（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在比赛中，他战术运用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中国乒乓球近台快攻的技术风格，就是在总结了他的技术经验之后，由原来的“快、准、狠”，发展为“快、准、狠、变”。公元1959年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先后战胜各国乒坛名将，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中华体坛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

469.中国奥运会第一个金牌获得者

许海峰（公元1957年～），安徽和县人，著名射击运动员，公元1986年在第二十三届洛杉矶奥运会上获男子手枪六十发慢射冠军，成为本届奥运会首枚金牌得主，同时也是中国奥运会历史上的首位冠军得主，打破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纪录。公元1995年，他收枪执教，出任国家射击队女子手枪组教练。公元2000年，在第二十七届悉尼奥运会上，他的弟子陶璐娜在女子气手枪项目上获得首金，并获得运动手枪项目的银牌。从此以后，许海峰被人们称为“金牌教练”。公元2003年被国家体育总局任命为“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470.小球推动大球

——乒乓外交

公元1971年，第三十一届乒乓球赛举行期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曾向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表示，在比赛结束之后，希望到中国访问。4月6日，比赛已接近尾声，毛泽东主席断然改变原意，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我国。4月14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等国乒乓球代表团。公元1972年4月11日，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从此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使中美和解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公元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终于走向了正常化的道路。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访轰动了国际舆论，被媒体称为“乒乓外交”。

471.用哲学解读天命

——古代占卜

原始民族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并不常见，必须以人为的方式加以考验，占卜的方法便随之应运而生。“占”意为观察，“卜”是以火灼龟壳，就其出现的裂纹形状，古人认为可以预测吉凶福祸。中国占卜数术主要有三种：卜法、筮法、梦占，若单纯以立卦而占卜来说，常见的大约有：周易卜卦（也叫象数易）、梅花易数及文王圣卦（也叫六爻）三种。

占卜是我们古老民族的一种世俗文化，我们准确地认识占卜，将占卜赋予理性认识，这对我们研究华夏民族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72.相由心生

——相面术

相面术最早产生于氏族社会，完善于春秋战国时代，其主要作用就是通过察看一个人脸部的某些特征来判断对方的命运吉凶及身体状况。相术中有句话叫做“相由心生”。这句话本出自佛教经典《无常经》，佛曰：“世事无相，相由心生。”相学中“相”的意义一般是指面相，也指整个相貌，相由心生即是说有什么样的心境，就有什么样的面相，一个人的个性、心思与作为可以通过面部特征表现出来。随着科学发展，相术逐渐沦为伪科学。然而，近几年，心理学家开始重新探索面相与人格之间的关系，一些研究成果让人们得以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古老的相面之术。

473.中国星象命理

——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是古代术数家用十二个动物配十二地支的纪年方法，排列顺序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后人以一个人生于某年就肖某种动物，如子年生肖鼠，卯年生肖兔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十二生肖”。十二地支为何与这十二种动物相配和按如此顺序排列，一种说法认为是根据动物每天的活动时间确定的，一种说法认为十二生肖起源于图腾。古人认为，一个人的生肖属相对人的婚姻、丧祭等日常生活中的事情都有影响。

474.五行相生相克

五行相生相克理论认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隋代萧吉在《五行大义·论相生》中解释了五行相生关系，而对相克关系未作阐述：“木性温暖，火伏其中，钻灼而生，故木生火；火热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即土也，故火生土；金居石依山，聚土成山，津润而生，山必长石，故土生金；销金亦为水，所以山石而从润，故金生水；水润木能出，故水生木。”在五行相生之中，同时寓有相克，在相克之中，同时也寓有相生。这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一般规律。如果只有相生而无相克，就不能保持正常的平衡发展；有相克而无相生，则万物不会有生化。所以相生、相克是一切事物维持相对平衡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在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基础上，才能促进事物的生化不息。

475.道教守护神

——四灵

龙、凤、麒麟、龟，合称为“四灵”，是我国古代吉祥的象征。

龙：“龙”为四灵之首，是想象出来的神物。在君主专制社会里，龙是皇帝的象征。

凤：“凤”也是想象中的一种神物。它头顶华美的头冠，身披五彩斑斓的羽毛，大概系由孔雀、雄雉等美丽的鸟类复合而成。

麒麟：“麒麟”是人们想象中的另一种神物。它遍体鳞甲，形态似鹿，在古代书画中可见其形象。

龟：龟是四灵中唯一存在的生物。在古代，它的身价很高。由于其寿命长，是健康长寿的象征。

476.道教节日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道教界依各自宗派不同，各敬本宗之祖师，但对道教共同崇尊之神的诞生节日，都是很隆重的。道教节日可归纳如下：三清节；三元节：即正月十五日上元天官节、七月十五日为地官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水官节；三月初三日王母娘娘圣诞，俗称“蟠桃会”；二月初六日东华帝君圣诞；三月十五日张天师圣诞；六月二十四日关圣帝君圣诞；九月十七日财神圣诞；十月初三为三茅真君圣诞；十二月十二日王重阳祖师圣诞；五腊节：正月初一日天腊，五月初五日地腊，七月初七日道德腊，十月初一日民岁腊，十二月初八日王侯腊。三会日为农历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正月二十八日文昌圣诞；二月初二土地神圣诞；正月初九日玉皇圣诞；四月二十八日药王诞辰；四月十四日纯阳祖师诞辰。

477.四大道教名山

四大道教名山分别是四川的鹤鸣山、江西的龙虎山、湖北的武当山、安徽的齐云山。

478.四大佛教名山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分别是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峨眉山。相传四山分别为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故又称“四大道场”。

479.佛教节日

佛教里的节日主要是纪念佛和菩萨的生日或成道日、涅槃日等。每逢这些节日，佛教徒要集会或举行庆祝活动，这对民间风俗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重要的有（以下日历均指农历）：正月初一，弥勒佛诞生日；二月十五日，释迦牟尼涅槃日，即涅槃节；二月十九日，观音菩萨诞生日；二月十一日，普贤菩萨诞生日；四月初四，文殊菩萨诞生日；四月初八，释迦牟尼诞生日，即佛诞节；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成道日；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即盂兰盆会、中元节；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萨涅槃日；九月十九日，观音菩萨出家日；十一月十七日，阿弥陀佛诞生日；十二月初八，释迦牟尼成道日，即腊八节。

480.佛祖西来

初祖达摩自西天来中土传禅法，究竟意思如何？其根本意思即是究佛祖之心印也。《五灯会元》（赵州章）曰：“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云：庭前柏树子。碧岩十七则曰僧问香林：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林云：坐久成劳。”同二十则曰：“龙牙问翠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微云：与我过禅版来。牙过禅版与翠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

481.三法印

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印、诸法无我印、涅槃寂静印。诸行无常是说一切世间法无时不在生住异灭中，过去有的，现在起了变异，现在有的，将来终归幻灭；诸法无我是说在一切有为无为的诸法中，无有我的实体；涅槃寂静是说涅槃的境界，灭除一切生死的痛苦，无为安乐，故涅槃是寂静的。凡符合此三原则的，便是佛正法，有如世间印信，用为证明，故名法印。

482.四圣谛

四圣谛又名四真谛，或四谛法，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说明人生多苦的真理，人生有三苦，八苦，无量诸苦，苦是现实宇宙人生的真相；集谛的集是集起的意思，是说明人生的痛苦是怎样来的真理，人生的痛苦是由于凡夫自身的愚痴、无明和贪欲、嗔恚等烦恼的掀动，而去造作种种的不善业，结果才会招集种种痛苦；灭谛是说明涅槃境界才是多苦的人生最理想、最究竟的归宿的真理，因涅槃是常住、安乐、寂静的境界；道谛是说明人要修道才能证得涅槃的真理，道有多种，主要是指修习八正道。此四圣谛概括了世间、出世间的两重因果，集是因，苦是果，是迷界的因果，故而称为世间的因果；而道是因，灭是果，是悟界的因果，所以也称为出世间的因果。

483.三宝

三宝指佛宝、法宝、僧宝。一切之佛，即佛宝；佛所说之法，即法宝；奉行佛所说之法的人，即僧宝。佛者觉知之义，法者法轨之义，僧者和合之义。

484.戒定慧之所熏修

——舍利子

舍利子也译为灵骨，或坚固子，是由修戒定慧之功德结晶而成。最初是佛涅槃后，其身火化留下的晶莹透彻的晶体，以印证佛的功德无量和佛法的真实无碍，以及佛的证悟无虚。后来凡有大德高僧成就功德的身后都有舍利子为证道之物，以警醒世人。

485.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又名十二有支，或十二缘起，是说明有情生死流转的过程。十二因缘是无明（贪嗔痴等烦恼为生死的根本）、行（造作诸业）、识（业识投胎）、名色（但有胎形六根未具）、六入（胎儿长成眼等六根的人形）、触（出胎与外境接触）、受（与外境接触生起苦乐的感受）、爱（对境生爱欲）、取（追求造作）、有（成业因能招感未来果报）、生（再受未来五蕴身）、老死（未来之身又渐老而死）。以上十二支，包括三世起惑、造业、受生等一切因果，周而复始，至于无穷。

486.六道轮回

轮回，译为轮转、流转。轮回的原始思想产生于古印度婆罗门教，而佛教则发展了这一理论，谓“轮回”的主体是虚妄的“执持识”，“轮回”的动力是“业感”，“轮回”的结束是“解脱”。佛教认为，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即在“六道”中轮回，循环往复，如车轮旋转不息，造善业得乐报，如天、人两道，造恶业得苦报，如地狱、饿鬼、畜生等“恶道”。正如《观佛三昧经》卷六所说：“轮回六趣，如旋火轮。”“六趣”即“六道”，是生死轮回的六个去处：地狱、饿鬼、畜生、天、人、修罗。俗语中常用“六道轮回”。

487.顿悟成佛

顿悟就是顿时领悟，当下领悟。这是取得禅悟的一种方式。中国禅宗的最重要的一个门派南宗认为：见性即可成佛，无须长期修行，醒悟是个人的体验，无须外在的言词说教；同时认为人的根器悟性不一，上等根器者可获顿悟，渐修法门乃中下根器者所设。顿悟成佛的学说在禅学鼎盛期（晚唐、五代、北宋）成为禅学主流，对当时及后世的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488.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立地”是唐宋时的口语，犹言立刻，当下。这是一个佛教用语，谓停止作恶，立成正果。后成为一句劝人改恶从善的俗谚。如清朝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夫佛法广大，容人忏悔，一切恶业，应念皆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汝不闻之乎？”原来，在宋代的禅宗“灯录”中，已经广泛引用这句俗谚了。佛教认为杀生属于应受地狱报应的最大恶业之一。放下屠刀就是不杀生，亦泛指不造一切恶业。不造一切恶业，就能得到种种福报，进而摆脱轮回，直至成佛。禅宗好谈立地成佛，同慧能所传顿悟之法有关。

489.佛教的戒律

五戒十善戒乃至二百五十戒等，防止佛徒邪非的法律。梵语尸罗，译为戒，防非止恶的意思。梵语优婆罗叉，译曰律（净影），梵语毗尼，译曰律（南山），法律之义。汉灵帝建宁三年，安世高第一次翻译出了佛经中关于戒律的二卷内容。于是便有了比丘的诸种禁律。魏朝时天竺三藏昙摩迦罗到许洛。在嘉平中与昙谛译《四分羯磨》及《僧祇戒心图》。这是中国戒律之始。以后就形成了中国的律宗，到唐朝义净大量翻译律宗经典后，律宗在中国得以流行。

490.观音的原形

南北朝以前，观世音菩萨的造像都是男性打扮，唇上还蓄有小胡子。因他常常化现三十二相下世救人，释迦牟尼佛称赞他神通广大，让他化现女身下世寻声救苦，开发善根。她曾化身为提篮观音为众生教诵《普门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法华经》。所以唐宋以后，寺院和居家就供奉女子之身的观音。但是据传说，观音变化为女子身时，也有一个小小的缺憾，就是他忘了把脚变成小脚，故而女身观音都是以大脚出现的。

491.笑口常开，大肚能容

——弥勒佛

弥勒佛是菩萨名，华译为慈氏，现住在兜率天内院，是一生补处菩萨，将来当于住劫中的第十小劫，人寿减至八万岁时，下生此界，继释迦牟尼佛之后，为贤劫之第五尊佛。

492.“南无阿弥陀佛”的意思

“南无阿弥陀佛”也译为归命无量光觉，无量寿觉。归命于无量寿觉及无量光觉。净土门称之为六字名号。归命，即众生一心仰赖阿弥陀佛，众生的信心。无量寿觉或无量光觉，是佛助一切众生行体成就。众生之信心与阿弥陀佛助众生之行体都具足于此六字内。此谓机法一体之南无阿弥陀佛。真言之口传以此名号为陀罗尼，为金刚界五佛。善导《观经疏》曰：“言南无者即是归命，言阿弥陀佛者即是其行，以斯义故，必得往生。”观无量寿经曰：“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

493.大乘

大乘，梵语为摩诃衍，即菩萨的法门，以救世利他为宗旨，最高的果位是佛果。大乘从凡夫修到成佛，立五十二个阶位，即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十信是由十住中的第一发心住内，分开另立的，若将其缩入发心住内，则只有四十二位。其中十住、十行、十回向，称为三贤，仅算是资粮位，十地称为十圣，才是修习位。论时间，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

494.小乘

小乘，即是声闻缘觉的法门，以修身自利为宗旨，其最高果位为阿罗汉果及辟支佛果。声闻乘修四谛法，自凡夫至阿罗汉，论时间，速者三生，迟者六十劫，其修行的方便有七，得果有四。缘觉乘修十二因缘，自凡夫至辟支佛，论时间，速者四生，迟者一百劫，其修行重在悟证，悟所到处，便是证所到处，故无明显的位阶可言。

495.佛教在中国的三个分支

佛教在中国分别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或南传上座部）三大系统。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一些学派和宗派。汉语系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藏语系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此外还有希解、觉宇、觉囊、夏鲁等几个小派。其中格鲁派的规模最大。巴利语系佛教主要有润（又分摆罢、摆孙两个支派）、摆庄、多列（又分达拱旦、苏特曼、瑞竟、缅坐四个支派）、左抵四派。

496.藏传佛教中的活佛

藏语称为“朱古”，意思是化佛示现的肉身。通常称大喇嘛圆寂后根据转世制度取得寺庙首领地位的继承人为活佛。始于公元13世纪的噶举派噶玛噶举的噶玛拔希。活佛的名字前面，一般应加上寺院或家庙的名字，如东嘎寺的活佛洛桑赤烈，全称叫做“东嘎·洛桑赤烈”；又如多吉才仁当了热振寺的活佛后，他的名字便是“热振·多吉才仁”。对于有僧职的大喇嘛，人们日常简称或尊称时，再不是他的名字，而是寺院称号了。如“东嘎活佛”“热振活佛”等。凡活佛圆寂后，寺院上层通过占卜等仪式，寻觅活佛圆寂的同时出生的若干婴童，从中选定一个“灵童”作为他的转世，迎入寺中继承其宗教地位。

497.鸠摩罗什和佛经翻译

鸠摩罗什（公元344年～413年），音译为鸠摩罗耆婆，又作鸠摩罗什婆，简称罗什。东晋时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译有《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维摩经》《华手经》《成实论》《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首楞严三昧经》《十住经》《坐禅三昧经》《弥勒成佛经》《弥勒下生经》《十诵律》《十诵戒本》《菩萨戒本》《佛藏》《菩萨藏》等。有关翻译的总数，依《出三藏记集》卷二载，共有35部，297卷；据《开元录》卷四载，共有74部，384卷。

498.出家人和居士

佛教徒有四众之分，细分则有七众弟子之说。四众指的是出家男女二众和在家男女二众。出家的男性名为“比丘”；女性名为“比丘尼”。比丘是梵文，义为乞食，又有破恶、净命的意思。尼是梵语中女声。俗称比丘为僧人。僧是梵语“僧伽”之略，义为众，凡三比丘以上共处就称为众。出家人除了有沙门之称，在俗语中也叫做和尚，或者尼姑。在家男众称为“优婆塞”；在家女众称为“优婆夷”。优婆塞是梵语，义为清信士，又作近事男，表示他们是亲近奉事三宝的。优婆夷义为清信女或近事女。俗称在家佛教徒为“居士”，这是梵语“迦罗越”的义译，原指多财富裕的人士，转而为居家修道之士的称呼。

499.老子化胡

中国佛道之争的一次历史事件，简称“化胡之争”。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一度被视为黄老神仙术的一种；佛教也自附于黄帝、老子，以图与中国传统信仰相结合，得以传播。东汉后期，社会上出现了“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化胡成佛之说，以宣传佛道同源论或老子转生论。汉末三国时，化胡说广泛流行。但其时佛教在中国已有一定影响，因而在佛教理论著作《牟子理惑论》中开始出现了反对化胡说，甚至认为道不如佛。

有人根据东汉以来种种老子化胡传说，造《老子化胡经》，南北朝之世，道教徒均据此与佛教互争短长。直到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诏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书尽行烧毁，《老子化胡经》首在焚毁之列。佛道老子化胡之争告一段落。

500.禅是一枝花

传说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说，梵王至灵山，以金色波罗花献佛，请佛说法，世尊拈花示众，并不说法，一时百万人天，皆不解其意，独迦叶尊者，破颜微笑，所以当时佛就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从此佛因传以涅槃妙心，而成为禅宗的起源。其中拈花一笑也就成为了禅宗的标志。而以花代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理显证。

501.公案

公案本来是指官府司法断案的典型案例。禅宗将这个词借用来表示祖师大德言论行为案例。作为断定宗门内孰对孰错、谁是谁非的标准。我们可以这样说整个禅宗的思想传播没有禅门公案是不行的。因为这类公案不但记载了高僧大德们的丰业伟绩和独特的言行思想，而且正是通过此类记录，才使不能用语言直接说明的禅义得以用语言文字说出。不过，公案与机锋一样，形式非常多变，有灯录（将六祖慧能思想传播下去的语言形式）和历史记录。

502.机锋

机锋是一种比喻。“机”是指古代德弓弩上的机牙，“锋”是弓箭的头。“机锋”是用来比喻禅师们对学徒的一种独特的教导佛法的方式，他们往往通过极为震撼的或锋锐的方式让其学者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准确地理解真意。这一方式也是对学徒们语言和才智的应变能力的高度要求。从表面上看机锋体现了禅师们对语言的高超驾驭能力，从思维上看则展现了一副灵活机智、生动活泼而又高深奥妙的理论传授和交流。

503.呵祖骂佛

唐朝时朗州德山院的宣鉴禅师，一日上堂说：“我这里，佛也没有，法也没有，达摩是个大胡子，十地菩萨是担粪的汉子，等妙二觉是破戒的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的枷锁，十二分教是点鬼簿账，擦屁股的手纸，佛是老糊屎橛。”后来又有一僧问韶州云门山文偃禅师：“佛是什么？”文偃答道：“干屎橛”。他又一次曾说过：“释迦初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四周各走了七步，眼睛向四方看了看，便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当时我若见到，一棒打杀与狗子吃，以图天下太平。”这都是提醒世人：凡有相者，皆是虚妄，纵是经典佛像，或圣或贤，既落形迹，皆属生灭，并不是正常如实之道。

504.敦煌壁画中的佛经故事

敦煌壁画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题材主要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本生故事以及佛菩萨像等。所谓经变，就是指把佛经变成形象化的图画。由于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绘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本生故事则是释迦牟尼佛的前生故事。比较著名的是尸毗王的本生故事，它讲述了释迦牟尼前世当尸毗王时的善举，并以这些故事来教化众生。

505.庙里佛像的摆法

中国的寺院一般是分为如下的几部分：先是山门，次是天王殿也称前殿，接着是正殿或大雄宝殿，最后是法堂，此外在前殿和正殿的中间，以进山门的方向为准，则左手边是西配殿或祖师殿，右手边是东配殿或伽蓝殿。山门殿内塑两大金刚力士像。到了天王殿朝山门的是大肚弥勒佛，弥勒佛背面的是韦陀菩萨，左右两边是四大金刚，正殿中一般供养着三尊佛。正中的是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有文殊和普贤菩萨胁；左为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胁有日光和月光菩萨；右为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胁侍为观音和大势至菩萨。还有供养竖三世佛，正中为现在佛释迦牟尼佛，左边为过去佛燃灯佛，右边为未来佛弥勒佛。一般主尊两侧都有“胁侍”，即左右近侍。释迦牟尼佛的近侍，一种配置是老“伽叶”、少“阿难”两大弟子；另一种是两位菩萨。殿内东西两侧，近世多塑十八罗汉像。佛坛背后常塑一堂“海岛观音”，或尽供一菩萨像。

506.四大菩萨

四大菩萨有时指文殊、普贤、观音、地藏，但有时却将地藏换为弥勒。文殊是文殊师利的简称，菩萨名，以大智著称，与普贤常侍于释迦如来的左右。普贤菩萨于佛教四大菩萨中，以大行著称。观音全称观世音。菩萨时常观察世人称念他的名号或痛苦的声音而去垂救，故名。地藏菩萨，因他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故名地藏。常住地狱拔苦，因有“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之愿，故以大愿著称。弥勒菩萨，华译为慈氏，现住在兜率天内院，是一生补处菩萨，将来当于住劫中的第十小劫，人寿减至八万岁时，下生此界，继释迦牟尼佛之后，为贤劫之第五尊佛。

507.四大金刚

四大金刚为佛经所称帝释的外将，分别居于须弥山四埵，各护一方，因此亦称护世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身白色，持琵琶；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执宝剑；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持羂索；北方多闻天王，身绿色，执宝叉。寺庙山门两旁多塑四大天王像，俗称四大金刚。

508.上朝峨眉、下朝凌云

——乐山大佛

乐山大佛雕凿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汇流处的岩壁上，为弥勒佛坐像，是唐代摩岩造像中的艺术精品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佛像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713年）开始动工，中间被迫间断两次，经三代工匠不懈努力，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前后历经90年时间才完工。大佛顶上共有螺髻1021个，发髻用石块嵌就，两耳以木为之，全身布满排水系统，对保护大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00多年来，乐山大佛阅尽多少世间变迁，经历多少朝代更迭，依旧肃穆慈祥，心旌不摇。

509.中国历史上的历书

“历书”是按一定历法排列年、月、日、节气并提供有关数据的书。它反映了自然界的时间更替和气象变化的客观规律，对农业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有重要指导意义。春秋末期，出现了《四分历》，古代历法出现了新的进展。《太初历》用夏历，以寅月为正月，并把闰月安插在没有中气的月份之中，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历法。东汉刘洪的《乾象历》使传统历法的基本内容更加完备，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法体系已经形成。南北朝时期，祖冲之编制了《大明历》。隋代有刘焯编制的《皇极历》。唐朝一行在编算《大衍历》时发现视差对交食的影响同地理纬度、太阳和月亮在天空中的视位置有关系。《授时历》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从元代颁布开始，历经整个明代，一直到清初的360多年中，使用的历法实际上都是《授时历》，只是名称有所变化而已。

510.北宋历法改革

北宋历代皇帝对历法改革都比较重视，但他们的目的主要出于政治需要，而不在于积极发展科学事业。因为历法是否正确，除了与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有关外，还与统治阶级的命运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历法与天象相吻合，正好说明朝廷的统治与天意是一致的。天象预示一切。北宋时期由于经常受到北方的辽和西夏的侵扰，国势较弱。又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农民不断举行起义，因此统治阶级特别迷信于天象，总是希望能从天象中窥探出“天”的意向。正由于这个原因，历法才受到北宋历代皇帝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时期的历法改革活动。

511.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根据太阳一年内的位置变化以及所引起的地面气候的演变次序，把一年365.25日的天数分成二十四段，分列在十二个月中，以反映四季、气温、物候等情况，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为了便于记忆，人们编出了歌谣：“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512.二十四节气缘起

二十四节气是以太阳历为基础，根据观察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从黄经0度起，每15度为一节，每月一个“中气”和一个“节气”，全年分为十二个“中气”和十二个“节气”，以后合称为节气。二十四节气按天文、气候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赋予有特征意义的名称。即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的独特创造，起源于黄河中下游，春秋时期已运用圭表测日影，定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有二分、二至、四立、雨水、惊蛰、小暑、白露、霜降等节气名称。到西汉《淮南子·天文训》中始有二十四节气全名。

513.老皇历

历代皇帝都很重视历法。公元9世纪初，唐朝曾下令，历书必须经皇帝亲自审定后才能颁布，并且规定了只许官方印制，不准私人印制。从此，历书就成了“皇历”。关于“皇历”一词，据说与宋太宗有关，宋太宗每年到了岁末，都给文武百官各送历书一本。这本历书里刻有农历日期节令，以及在耕作种植方面的普通知识。因为历书是皇帝所定，故此叫它“皇历”。“皇历”中所记的历法，一般都是以一年为限，第二年变更，如果拿去年的皇历来查今年的历法，就是错误的。因此，“老皇历”就是指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意思。

514.漏刻

漏刻又叫漏壶。漏壶主要有泄水型和受水型两类。早期的刻漏多为泄水型。水从漏壶底部侧面流泄，格叉和关舌又上升，使浮在漏壶水面上的漏箭随水面下降，由漏箭上的刻度指示时间。后来创造出受水型，水从漏壶以恒定的流量注入受水壶，浮在受水壶水面上的漏箭随水面上升指示时间，提高了计时精度。

刻漏的最早记载见于《周礼》。已出土的文物中最古老的刻漏是西汉遗物，共三件，均为泄水型。其中以公元1976年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出土的青铜漏壶最为完整，并刻有明确纪年。

515.日晷

观察一年中正午日影的长度能够定节气，而观察一天中日影方位的变化可以定一天中的时刻，用于这种观察方法的就是日晷。

日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水平放在地面上、刻度不均匀的地平式日晷。另一种是日晷面与赤道面平行的、刻度均匀的赤道式日晷。考古学家曾经先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南和河南洛阳金村发现了两块正方形的石板，石板中央有一个深圆孔，可插类似晷针的东西。外有一大圆，圆周上有69个小孔，等间距排列，孔间间距为圆周长的百分之一，标有1至69个数字，并以细线与中央大圆相连。另有31个空位置。根据推测该石板是一种使用百刻制的赤道式日晷。晷针在石面上投下影子，影子不停地移动，每移一格就是百刻制中的一刻。

516.圭表

将一根木杆垂直地插在地上就形成了表。可别小看了这根简单的木杆，它可是中国最古老的天文仪器。古人用它不仅可以确定南北方向，还可以测定节气与时刻。土圭是最古老的计时仪器，是一种构造简单，直立于地上的杆子用以观察太阳光投射的杆影，通过杆影移动规律、影的长短，以定冬至、夏至日。

由于土圭的构造简单，不易掌握，所以逐渐发展为圭表。早先的表和圭是单独的两件仪器，土圭是一种玉制的尺子，长约一尺五寸，用来量度表影的长度。对于居住在北半球的人来说，中午表影总是在表的正北方向，于是古人就用石头从表基开始沿着中午的表影砌一水平的圭面，并在上面刻上刻度。这样人们就可以直接从水平圭面上读取表影的长度，圭与表也就合二为一了。

517.香篆钟

据宋代学者薛季宣说，除日晷刻漏之外，有一种香篆钟于公元12世纪中叶在中国流行。荷兰高罗培著《狄仁杰断案传奇》中，记述了唐宫计时用的香篆钟为梅花形黄铜盘，盘子内梅花五瓣，各缭绕着一圈盘香，用以计时焚薰，称为“五孕祥云”。

518.暮鼓晨钟

在中国许多的古城中，都有钟楼和鼓楼，如北京、西安、南京等。而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旅游点的钟鼓楼在古代的主要作用是报时。

北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流传了600多年，为古代都城报时，每日始于暮鼓，止于晨钟。依时定更，以更报时是有严格规定的。“铜壶滴漏+鼓+钟”的报时机制成为了帝都报时文化的一条主线。

作为一种常规性的报时方式，一般在佛教寺庙也采用暮鼓晨钟的方式。

519.海市蜃楼

蓬莱海市蜃楼的最早记载见于我国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异事》，而我国《列子》《山海经》《史记·秦始皇本纪》等古代典籍对蓬莱海面上出现的海市奇景都描述成是海上仙山、神仙居所，让古人为之神往。现代科学解释，海市蜃楼是海面上的光在密度分布不均匀的空气中传播时发生全反射而产生的。夏季海面上的下层空气温度比上层低，密度比上层大，折射率也比上层大。蓬莱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使得夏季的蓬莱成为“海市蜃楼”现象的高发区。

蜃景不仅能在海上、沙漠中产生，柏油马路上偶尔也会看到。蜃景的种类很多，根据它出现的位置相对于原物的方位，可以分为上蜃、下蜃和侧蜃；根据它与原物的对称关系，可以分为正蜃、侧蜃、顺蜃和反蜃；根据颜色可以分为彩色蜃景和非彩色蜃景，等等。

520.古人如何预报天气

历代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了解到不少天气变化规律的知识，这些知识大量反映在天气谚语上。在唐代，民间天气经验的书籍中，最有名的是黄子发的《相雨书》。元末明初娄元礼《田家五行》就是大量集中当时流行在太湖流域的韵语和非韵语的天气经验的专集。明末徐光启所著的《农政全书·占候》，进一步整理和补充了《田家五行》的天气经验，并且大量删去了一些明显的迷信糟粕，在纯洁天气谚语上，起了一定作用。元明两代还出现了海上天气预报的著作。当时人们曾经把水手和渔民的天气经验用五言和四言的韵语表达出来。在明代张燮《东西洋考》一书中就有这个内容。例如：“乌云接日，雨即倾滴”“迎云对风行，风雨转时辰”“断虹晚见，不明天变；断虹早挂，有风不怕”等等。

521.七月流火

《诗经·豳风·七月》里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之说。

火，指心宿，指大火星，即东官苍龙七宿中的心宿。不是火星，火星在中国古代称为荧惑。七月相当于公历的八月，流火是说大火星的位置已由中天逐渐西降，表明暑气已退。

522.伯阳父地震说

伯阳父是西周宣王、幽王时的太史。他身处的时代正好在宣王中兴之后，西周的种种制度弊端和人性的贪婪都呈现出来，周幽王二年，发生大地震。他认为：“天地之气，不失其序”，“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他认为天地之气运行有一定秩序，阴阳二气失调便产生地震。

哲学史家把伯阳父视作伟大的思想家，因为在中国哲学史上，伯阳父最早提出“阴阳”的范畴，也是最早解释地震现象的人。

523.中国古代关于彗星的记录

彗星也是古人很早就注意到的一种天象。最早的比较可靠的彗星记录当属《春秋》中的：“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据后人考证，这也是世界上对哈雷彗星最早的记录。虽然我国是最早记录哈雷彗星的国家，但是最早对它进行系统研究并计算出它运行规律的人却是英国天文学家哈雷，为了纪念他，人们将这颗彗星命名为“哈雷彗星”。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行平均周期是76年，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末的2000多年，共出现并记录的有31次。

524.僧一行对子午线长度的测定

僧一行，本名张遂，（公元683年～727年），唐代天文学家，汉族，邢州巨鹿人（今河北省邢台市），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青年时剃度为僧，法号一行。唐玄宗即位后，请一行进京主持修订新历法。为此，一行对天文现象进行了认真的观测和研究。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他发起和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活动，根据所测量的数据，计算出南北两地相差351里八十步（唐朝尺度，合现代长度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个数据就是地球子午线的长度。他是世界上最早准确测量子午线长度的人，比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尔·花刺子密于公元814年进行的实测早90年。

525.我国最早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

太阳黑子是太阳光球层上出现的暗斑点。因其温度要比周围光球低1000℃～2000℃，从而与光球相比成为黯淡的黑斑，所以被称为“太阳黑子”。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的黑子记录，是西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所见的太阳黑子现象，载于《汉书·五行志》：“成帝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一记录把黑子的位置和时间都叙述得很详尽。事实上，在这以前，我国还有更早的黑子记载。在约成书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的《淮南子·精神训》中，就有“日中有踆乌”的叙述。踆乌，也就是黑子的现象。而比这稍后的，还有：“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四月……日黑居仄，大如弹丸。”（《汉书·五行志》）。从汉代到明代的1600多年间，我国史书的太阳黑子记载超过一百次。

526.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和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我国之所以成为文明古国的标志之一，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这些伟大的发明曾经影响并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527.十八般武艺

“十八般武艺”之说，初见于宋代戏文《张协状元》，泛指各种武艺，并非固指武艺的18种内容。后世有关其内容的说法有多种。

综合历代“十八般武艺”的内容，删去重复，共包括下述种目。

属抛射兵械的有：弓、弩、箭矢、铳。

属长兵器的有：戈、矛、枪、棍、殳、杵、杆、杖、棒、斧、钺、戟、大刀（长杆）、耙头、扒、挝、铲。

属短兵器的有：剑、刀（短柄）、锏、钩、镰、锤、拐、环。

属软兵器的有：鞭、链、流星、绵绳套索。

属徒手的武艺，统称为“白打”。

历代各种“十八般武艺”说所指的这些种目，反映了中国古代武艺的概貌，但并未包括武艺的全部种目。

528.中国古代兵器

中国古代兵器，种类繁多。南宋华岳编于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的《翠微北征录》中称：“臣闻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明代谢肇淛撰《五杂俎》和朱国桢撰《涌幢小品》中，记“武艺十八式”为：弓、弩、枪、刀、剑、矛、盾、斧、钺、戟、鞭、锏、挝、殳、叉、耙头、绵绳套索、白打。

前十七种是兵器名称，第十八种是徒手拳术。由于“十八般武艺”是指使用兵器的技艺，由于多是兵器名称，久而久之，便演化出“十八般兵器”一说。具体说法有八九种之多，较为常见的说法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镗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

529.明代的火箭

在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中，火箭的含义比较广泛，如点燃箭头，靠弓弩发射的竹箭也称为火箭。真正的火箭是在火药出现后才发明的。火药武器从唐末到宋初开始使用，到了明代，中国火箭发展进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出现了很多种类的火箭，除了单级火箭，还发展了各种集束火箭、火箭弹和原始的多级火箭，史书中对各种火箭的制造、应用、配备和发射剂原料配比及加工制造等都作了详尽的叙述。在当时的水、步、骑兵中火箭武器已作为必备的武器，甚至还有专门的火箭部队，有关火箭武器的使用、布阵、作战技术和管理也都有条例规定。人类有记载第一个尝试用火箭飞天的人就是中国明代的万户。为了纪念他，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万户山”。

530.中国十大兵书

《孙子兵法》，春秋末孙武所著；《孙膑兵法》，战国时齐国孙膑所著；《吴子》，相传战国吴起所著；《六韬》，传说为西周吕望所撰；《尉缭子》，传说为战国尉缭撰；《司马法》，春秋时司马穰苴撰；《太白阴经》，唐代李筌所撰；《虎钤经》，宋代许洞所撰；《纪效新书》，明代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寇时撰写；《练兵实纪》，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撰写，被称为我国古代十大兵书。

531.兵书为什么长期被列为禁书

我国历史上的禁书，上自先秦，下迄清末，约在3000种以上，归纳起来有十类。其中，《孙子兵法》是兵书的代表作，曾在先秦和唐、宋时期先后三次被查禁。兵书为什么长期被列为禁书？大致原因在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兴办武学存有矛盾心理，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战争逼近，就整军经武，学兵书战策，但又视兵家谋略为诡道和危道，对功臣战将存有戒心，战时调兵遣将都是临时授以兵权，并有皇帝控制的御玺办合符手续。平时，兵书是禁书。一旦战胜，就修文教、废武备。西周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汉初的杀功臣，唐代中后期的偃武修文，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等，都是历史事实。如宋朝抑制军事思想的发展，不让个人发挥军事才能，兵书也就成了禁书，一度“孙、吴之书禁而弗学”，不准武臣研习兵书。

532.打家劫舍还是杀富济贫

——绿林好汉

西汉新莽末年，广大农民在王莽暴政的逼迫下，无法耕桑，难以生存，不得不起而反抗。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组织了荆州饥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曾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号称“绿林军”。因此，后世就把聚众山林，武装反抗封建统治、铲除恶霸土豪的人称为“绿林好汉”。由于“绿林”一词的泛化，后世也把那些群盗土匪习称为“绿林好汉”。

533.中国使用石油的历史

中国最早关于石油的记录源于《易经》：“泽中有火”“上火下泽”。“泽中有火”是对石油蒸气在湖泊池沼水面上起火现象的描述。古代使用石油的记录应该是1800多年前的《汉书·地理志》：“高奴，有洧水，肥可燃。”这里提到的可燃烧的液体就是石油。最早采集和利用石油的记载大约是在1700多年前，是南朝范晔所著的《后汉书·郡国志》。书中谓之“石漆”。所谓的“石漆”，即指石油。而我们现在通用的“石油”这个名称，是我国北宋时著名的科学家沈括起的。他还发现了可以用石油来制墨。在明代，石油还是中国古代最早使用的药物之一。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石油可以“主治小儿惊风，可与它药混合作丸散，涂疮癣虫癞，治铁箭入肉”。由于石油有燃烧“遇水不灭”的性能，后来则被大量用于军事方面。

534.“孔方兄”一词的由来

“孔方兄”作为钱的谑称，来源于西晋鲁褒的名文《钱神论》。文中写道：“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由其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钱而已！”因此，“孔方兄”便成了钱的别称，流传至今。

535.当铺的演变

当铺又称“典当”“当店”“押店”等，是以收取实物作为抵押，进行借贷融通的信用机构。具体做法是按借款人提供的质押品的价值折扣后发放贷款，定期收回本金和利息。典当业始创于南齐时代，由寺院经营当铺放款，称“质库”。新中国成立后，旧的当铺停歇。改革开放后，成都在公元1988年又出现了新中国第一家当铺。

536.洋行

洋行是近代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建立和经营的企业商号。公元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建立第一家洋行。鸦片战争前，洋行发展规模较小，势力也不大。除少量棉、毛、丝、茶的正常交易外，主要靠贩卖鸦片牟取暴利。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为外国洋行扩展到工矿业清除了障碍。外国洋行在中国的开办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公元1894年以前，主要是从事商品输入，以及为其服务的航运、金融、加工修理和通商口岸的公用事业。甲午战争之后，投资工矿业的洋行迅速增加，并且规模都较大。有的组织企业集团以垄断中国市场为主，有的则从原料到加工到销售自成系统。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外国洋行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537.买办

“买办”一词出现于明朝，当时是指专司宫廷供应的商人。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买办指的是受雇并代理外商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鸦片战争前，广州负责对外贸易的十三行就设有买办。此时，买办分为两类，一类为居间贸易的商船买办，一类为负责管理外国商馆的内部事务的商馆买办。买办一职由政府严格控制，这时的买办属于封建性的买办商人。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人可以自由雇佣买办。从此，买办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成为接受外商雇佣领取工资、佣金的外商“代理人”，并从中获取利润。在洋务运动中，买办商人与洋务官僚相结合，投资创办近代工商业，成为我国历史上一支特殊的阶层。

538.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山西的票号

票号又称“票庄”“汇票庄”“汇兑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一种金融信用机构。明清时期，地区间的商业清算多依赖“镖局”运送现银，既存在不安全因素，也浪费资源。后发现利用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商号办理汇兑更加安全节省。所以在乾隆、嘉庆年间，山西商人利用自己商号及分支机构开展汇兑业务，率先由兼营转为专营。最早的一家票号是公元1821年创立的山西平遥“日升昌”，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形成“祁太平”三帮。这时，出现山西人独占一大新兴行业的局面，通称“山西票号”。

539.古代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

——市舶司

市舶司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唐玄宗开元年间，广州即设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这就是市舶司的前身。市舶使的主要职责是检查出入海港的外商船舶、征收关税、收购政府专卖品等，也涉及到外交事务。唐代充当市舶使一职的，多是皇帝的心腹宦官。此后的宋、元、明三代都沿袭设置。两宋时期，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海外贸易得到了空前发展。政府一方面多次派使臣赴海外招徕外商；另一方面于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当时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管理舶商，征收舶税，收买舶货，实行“禁榷”，并招待外商。至元代，元政府制定了整治市舶司的法则。在公元1314年，又修订颁布新的市舶法则22条。明确了市舶司的职责范围，加强了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控制。明朝则沿袭前朝之制，市舶司管理海外诸国朝贡和贸易事务，隶属于布政司。

540.汉字“东南西北”的形成

古人凭借自然景象辨认四方，并创造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字。东：日在木中，意思为旭日初升。旭日初升的地方就是东方了。南：南字的外框是木字的变形。即草木承受南面充足的阳光，枝叶就长得繁茂。所以，向阳处就是南方。西：西字古形是鸟在巢上。即太阳西沉而鸟归巢栖息。“鸟归巢”就成了方位字“西”。北：古代写成两人相背。宫室多坐北朝南。背面就是北面。北（背）也就成了北方的“北”。

541.“紫禁城”的来历

故宫就是旧时的皇宫，它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称——紫禁城。

在我国古代，人们把天上的星座分为三垣，位于三垣中间的叫紫微垣，是主宰世界万物的天帝居住的地方。人间的皇帝号称是天子，他居住的宫殿就被喻为紫微垣，称为“紫宫”。这里门禁森严，是绝对不允许老百姓随便接近的禁地，因此被称为“紫禁城”。

542.藏族人民崇高的礼品

——哈达

哈达是一种礼仪用品。献哈达是藏族和蒙古族人民的一种传统礼节，拜佛、祭祀、婚丧、拜年以及对长辈和贵宾表示尊敬等，都需要使用哈达。哈达类似于古代汉族的礼帛，以绫、绸、丝等原料制成，纺得稀薄透明，按颜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象征纯洁的白色哈达；一种是五彩哈达，颜色为蓝、白、黄、绿、红。蓝色代表蓝天，白色是白云，绿色是江河水，红色是空间护法神，黄色象征大地。佛教教义解释五彩哈达是菩萨的服装，所以，它只在特定情况下才用。“哈达有价情无价”，它代表着最真诚的感情，寄托着最美好的祝愿。

543.乌鸦为何被视做不祥之鸟

乌鸦叫凶是中国民间最流行的动物禁忌。俗信以为乌鸦是凶鸟，遇之不祥。有人认为，乌鸦兆凶观念的产生，可从两方面得到说明。其一，乌鸦是杂食性鸟类，嗜食死动物。乌鸦与尸体的这种缘分，逐渐在人们的思维中倒因为果，形成鸦鸣兆凶、兆人亡的观念；其二，乌鸦兆凶观念的现实依据，便是它啄食粮食的“劣根性”。群鸦飞至的后果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的减少。

544.中华第一鼎

“中华第一鼎”是因中国目前最高、最重的鼎而得名。鼎高9.9米，直径4.6米，重100吨，由汉白玉雕刻而成，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鼎。该鼎由民营企业家梁晓华出资建造，又称云鼎，于公元2002年11月7日在北京密云县建成揭幕。云鼎的建成表达了密云人民和全国人民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心愿。

545.汗青指什么

汗青的起源要追溯到纸张发明之前了，那时古人记事要用“竹简”，即用上好的竹镌刻事情和文章，此一片片的竹即称“竹简”。竹简的制作并不简单，首先要选择上等的青竹，称其为“青”；然后，削成长方形的竹片，再用火烘烤一片片的青竹，一方面是为了便于书写，另一方面也为干燥防虫。烘烤之时，本来新鲜湿润的青竹片，被烤得冒出了水珠，像出汗一样。这道烘烤青竹的工序就叫做“汗青”了。“汗青”的原意是青竹出汗的工序，后渐渐成了竹简的代名词了。从出土的古代竹简来看，长的竹简常用于书写儒家经典；短的竹简常用其记载诸子事迹及史传。因此人们又将其代称竹简所记载的“史册”了。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中就有家喻户晓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546.中国原始岩画

原始岩画是远古时代凿刻或绘制在山崖岩壁上的图画。最早著录岩画的文献是公元5世纪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其后在一些历史文献和地方志中，也有零星的记载。

岩画的分布区域极广，目前，我国已有12个省（自治区）的40个以上的县（旗）发现了岩画。岩画内容丰富，能表现出当时人们各种生产生活的活动场面。如描写狩猎的，有的猎人身旁有狗相随，说明当时狗已被驯养；舞蹈有手拉手的圆圈舞，也有手持牛角的围猎舞和手持盾牌的战争舞。战争的画面在人群之中有持弩而射的，又有倒地而死的。岩画年代，经放射性碳元素断代测定为距今约3000年，同时在岩画分布区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处，这些事实大体上可以证明岩画应当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中国原始岩画在构思上天真纯朴，反映出人类童年时代某种幼稚的想象和美好的愿望。

547.文物

文物，旧为礼乐、典章制度的统称。《现代汉语词典》中，称文物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一般包括：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群、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各时代有价值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公元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保护文物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

548.盗墓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加之有着厚葬的习俗，因而有着丰富的地下文物。盗墓即指非法挖掘坟墓，盗取殉葬之物，是文物遭受破坏和流失的一种主要途径。墓葬中文物一般保存较好且多精美，却不易得到保护，故成为盗取文物的主要对象。盗墓现象古代已有，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自春秋时期始，由于厚葬风气的兴起，盗墓现象日渐盛行，历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经久不息。近现代时期，盗墓活动更加严重，著名的如孙殿英盗窃清东陵。新中国建立后，颁布了《中国文物保护法》，加大了对盗墓活动的打击力度，盗墓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549.古蜀千古之谜

——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市西约8公里处的中兴乡，在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过程中，引出许多难解之题。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三星堆文化看似非常突然地出现在川西平原上，并形成繁荣而奇特的古代文明。三星堆文化到底是怎样形成的，目前还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第二谜，三星堆遗址上的古代居民的族属是谁？关于这一点，目前有氐羌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是什么？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目前也是众说纷纭。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怎样产生的？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又突然消亡？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祭祀坑年代和性质是什么？第七谜，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究竟是文字、族徽、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

550.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茧

——千年不锈越王剑

越王剑公元1965年冬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内棺中，剑通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剑上用鸟篆铭文刻了8个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这把青铜宝剑穿越了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但剑身丝毫不见锈斑，且依然锋利无比，闪烁着炫目的青光，可以一次划破20多层复印纸，经考证，此剑是越王佩剑之一，素有“天下第一剑”“青铜剑之王”的美誉。

551.沙漠中的庞贝

——楼兰古国

在负有盛名的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上，曾经有一座著名的楼兰古城。昔日绿草遍地，车来车往，门庭若市的繁荣古城在公元4世纪以后，却突然神秘地消失了。

楼兰古城位于罗布泊西北边缘，处于东西交通要道，汇集了东西方文明的精华。不但可以看出楼兰城的军事力量和状况，以及各屯区农业生产、水利与生活的一些情况，而且还可以了解到楼兰城内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有关的情形。这里曾经是一个商旅云集的贸易中转站。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造成楼兰的消失呢？考古学家们推测这可能是当时的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水源日益不足，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最终而导致了楼兰文明的覆灭。

552.古代东西方对话之路

——丝绸之路

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纷纷东来。他们把中国的丝和纺织品，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往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又把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输入中国内地。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553.“礼仪之邦”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家，被称之为“礼仪之邦”。“礼”是规，是天地自然之道，也是治国之法规、律条，是治乱之本；“礼”也是德，是一种道德修养。“仪”是矩，是准则，是治国和做人的尺度；“仪”也是与“礼”融合在一起的种种仪式的总称。“礼仪”，其实就是道德的规范。

中国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首先，中国制礼的历史悠久；其次，礼制仪法非常完备；再次，礼仪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权力关系、家族血缘关系、人际交往关系、婚嫁丧葬、迎宾待客、行为举止、言行应对等等，无一不有礼仪可循。礼仪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理念和思维特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554.《礼记》中对洗澡的描述

洗澡，在古代称为沐浴，沐指洗头，浴指洗身子。洗头用“潘”，洗身用“汤”，均加有不同的原料，如香料或者药材。《礼记》中记述了当时人们定期洗头、洗澡的习惯，《内则》篇提出“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的要求；并有疮疡应沐浴的论述，《檀弓》篇即有：“头有疮则沐，身有疡则浴。”说明当时的人们已认识到沐浴对疮疡有治疗作用。《内则》篇还特别指出洗澡所用的浴巾上下身要分开，男女分室洗浴，“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另外，人死后要给死者洗头和擦洗身子，剪指甲和修胡须。从《礼记》中对洗澡的规定可以看出，洗澡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清洁卫生，也是作为一种礼仪，一种社会公德。譬如祭祀祖先和神灵、上朝谒见、会客等等，都要先焚香洗澡，以表示虔诚和尊敬。

555.古代厕所一般建在猪圈旁

厕所在古代称“溷厕”“溷轩”“溷藩”等。“溷”有浑浊、肮脏、污秽之义，引申为污秽物、粪便；家畜的小围栏也称“溷”，如猪溷。厕所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在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遗址，当时的厕所只是一个土坑。殷商时期，人们已开始注意环境卫生，并实行了人畜分离。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牛栏、猪圈和室内除虫的记载。从西周到春秋，厕所多与猪圈并排，而且一旦“某个坑”被放弃，就会用一个奴隶去填坑。于是厕所是“臧”（古代对奴仆的贱称），转为“脏”，建在猪圈一旁的传统就一代代延续了下来。

556.《诗经》对床的描写

床是睡卧用具，最初多用于坐，后兼作卧具。古代的床是用竹片或木板制成的带矮足的卧榻。《释名·释床帐》说“人所坐卧曰床”，“长狭而卑者曰榻”。约在商周时期，榻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时期榻逐渐演进成为床。《诗经·国风·豳风》说“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小雅·北山》说“或息偃在床”。这说明高出地面，用作睡觉的床的出现和使用是很早的，但还不是很普遍；能睡床的应该是地位尊贵者或者是家中受到重视的人，就如上述《诗经》中描述的生出男孩，男孩得睡床；生出女孩，女孩得睡地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床才逐渐成为睡觉休息的专用卧具。

557.孔子“席不正不坐”

“席不正不坐”出自《论语·乡党》：“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春秋时代人们的坐卧用具大多为席，古代人坐时很讲究礼仪，严格区分长幼贵贱等级尊卑，孔子推崇礼，故如果坐席排位不按礼仪，入坐便有失体统，违背礼教。《礼记·曲礼》还有对席坐朝向的记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表明席坐很重视面的朝向，南北向的席，以西方为上座；东西向的席，以南方为上座。坐席不当，有违礼仪，“割席而坐”“割席断交”的事情就会发生。

558.唐代开始流行椅子

古代人席地而坐，没有椅子，只有作为卧具的床，我国古代椅子出现在汉代，它的前身是汉代从北方少数民族传入的胡床。胡床是一种高型坐具，后来的椅子就是在胡床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汉末年，出现了一种称为“交椅”的轻便坐具。所谓交椅，是指前后两腿交叉，交接点作轴，可以折叠的椅子。椅子的出现，使人们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俗。唐代，有靠背的椅子才开始出现，在高元珪墓壁画中已出现了有靠背的椅子的画像，这样，椅子才从胡床的名称中分离出来，直呼为椅子，并开始在民间流行。

559.北方的火炕

火炕在北方寒冷区域的使用，至少在两千年前就开始了。从考古资料看，火炕应该是龙江先民沃沮族人的伟大发明。火炕结束了龙江先民们以“穴居”来防御严冬的时代。在东宁县团结村挖掘的沃沮族遗址中，被考古学家称为“低火墙”或“烟道大墙式”的就是早期的火炕。火炕随着北方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逐渐成为北方人民在寒冷的天气取暖御寒的主要方式。隋唐时，渤海人和高丽人已开始普遍使用多洞的“长炕”。辽金时女真人的火炕结构已经与今天北方农家的火炕没有差别了。火炕的传播，女真人功不可没。金代女真人在占领华北后，实行大量的移民，加之两次轰轰烈烈的迁都（燕京、开封），女真人把火炕带到了华北，以山东、河北为最，改善了北方人民的生活环境，提高了人们抗御风寒潮湿的能力。

560.南方的怀炉

怀炉也叫做“热宝”“暖手器”等，但更多的还是称为怀炉。怀炉是在一个容器里装上一些材料如木炭、酒精、煤油等通过燃烧产生热能的一种生活用品，有些小到可以揣在身上取暖，故名“怀炉”。怀炉作为一种取暖用具，普遍使用于南方是因为南方的气候较之北方的气候要暖和得多，即使在冬天也不用像寒冷的北方烧火炕来取暖，况且怀炉同北方的火炕比较而言，体积小，可方便携带，可随时随地使用。南方的怀炉不仅广泛适用于寒凉时节日常生活中的御寒保暖，还利用它来辅助一些如寒症、腰痛、关节痛等病症的康复。

561.照亮“时光隧道”

——油灯

油灯是人类文明历史中起源较早、延续和发展时间较长的生活用品之一。油灯起源于火的发现和人类照明的需要。据考古发现，在距今约20万至7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北京人已经开始将火用于生活之中，而最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成型的灯具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灯具见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周礼》中也有专司取火或照明的官职。灯作为照明的工具，实际上只要有盛燃料的盘形物，加上油和灯芯就能实现最原始的功用。中国古代的灯具就使用的燃料而言，分膏灯和烛灯，膏灯就是后世所称的油灯。

562.木匠之祖

——鲁班

鲁班，姓公输，名般，鲁国人，“般”和“班”同音，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鲁班的发明创造很多。据《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不少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创造的，如曲尺、墨斗、刨子、钻子，以及凿子、铲子等。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名师巨匠，把他尊为我国土木工匠的始祖。目前，为推动我国工程质量水平的普遍提高，公元1987年由中国建筑业联合会设立“鲁班奖”。

563.算盘的使用

关于算盘的来历，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据说我国当时就有了“算板”。古人把十个算珠串成一组，一组组排列好，放入框内，然后迅速拨动算珠进行计算。东汉数学家在《数术纪遗》中载：“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可见汉代即有算盘，但形制于近日不同。公元1299年朱世杰在《算学启蒙》里记载了有关算盘的《九归除法》。公元1450年，吴敬在《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里，对算盘的用法记述较为详细。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画有一算盘，可见，早在北宋或北宋以前我国就已普遍使用算盘这一计算工具了，十五世纪中期，《鲁班木经》中有制造算盘的规格。由于算盘普及，论述算盘的著作也随之产生，流行最久的珠算书是公元1593年明代程大位编辑的《算法统宗》。

564.阿拉伯数字传入前，中国如何计数

据考证，至少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我国古人的算筹记法就已经相当完备了。这种表示数字的方法，无疑是走在世界的前列。我国古代也很重视记数符号，最古老的甲骨文和钟鼎文中都有记数的符号，不过难写难认，后人没有沿用。到春秋战国时期，生产迅速发展，为适应这一需要，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筹算。筹算用的算筹是竹制的小棍，也有骨制的。按规定的横竖长短顺序摆好，就可用来记数和进行运算。随着筹算的普及，算筹的摆法也就成为记数的符号了。算筹摆法有横纵两式，都能表示同样的数字。

565.算经十书

“算经十书”是指汉、唐1000多年间的十部著名数学著作，它们曾经是隋唐时候国子监算学科（国家所设学校的数学科）的教科书。十部算书的名字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

“算经十书”中用过的数学名词，如分子、分母、开平方、开立方、正、负、方程等等，都一直沿用到今天，有的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

566.《墨经》中的自然科学

《墨经》指《墨子》一书中，由战国末期的后期墨家所撰写的《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的合称。在《墨经》中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几何学理论的雏形。如把“圆”定义为“圆，一中同长也”。意思为：圆有而且仅有一个中心，从圆心到圆周上任何一点距离相等。这与古希腊欧几里得的提法基本一致，但比欧氏要早一百多年。在《墨经》中还有许多几何命题，如两条平行线之间等距、三点共一直线、同圆的半径相等、矩形四角皆为直角等。《墨经》中还论述了物理学的内容，有力学、声学和光学等，最早提出“杠杆原理”“浮力原理”“成像原理”等。

567.泥范铸造

从近年考古发掘来看，夏代已经能熔铸青铜。最初的铸型是使用石范，由于石料不容易加工，又不耐高温，在制陶术发达的基础上，很快就改用泥范，并且在长达3000多年的时间里，在随着近代机器制造业的兴起采用砂型铸造以前，它一直是最主要的铸造方法。我国在商代早期就有了泥范铸造，商代中期达到鼎盛时期。用泥范铸造大型和特大型铸件，工匠们创造出了像司母戊鼎（2011年3月改名“后母戊鼎”）、四羊方尊等旷世珍品，从唐宋时期起，有很大发展。沧州五代时期的铁狮、当阳北宋的铁塔、北京大钟寺的明代永乐大钟，都是世界闻名的巨大铸件。

568.铁范铸造

铸型材料从石和泥、砂改用金属，从一次型经多次型又改进成为耐用性更高的所谓“永久”型（就是金属型），在铸造技术的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元1953年河北兴隆铁范的发现，证明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用白口铁的金属型浇注生铁铸件。这批铁范包括锄、镰、斧、凿、车具等类共87件，大部分完整配套。

除铁范外，战国时期和汉代已经用铜制金属型铸造钱币（如传世和出土的五铢铜范等）。

569.熔模铸造

传统的熔模铸造一般称失蜡、出蜡或捏蜡、拨蜡。它和用来制造汽轮机叶片、铣刀等精密铸件的现代熔模铸造相比，无论在所用蜡料、制模、造型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但是，它们的工艺原理是一致的，并且，现代的熔模铸造是从传统的熔模铸造发展而来的。

公元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尊盘和公元1979年河南淅川出土的楚国铜禁，经研究，都是失蜡法所铸，说明中国在春秋时期已经发明了这种技术。

570.“五行”说

“五行”说始于夏朝，流行于商朝，到了西周发展为“五行元素说”。把水、火、木、金、土五种基本物质当成组成世界万物的原始材料。《尚书·洪范》则明文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更加清楚地表明中国古代原始“五行”说，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关于物质组成的假说。它不仅具有朴素的元素概念，并具有物质相互转化的观念。

我国原始“五行”说发展到了春秋时代，又出现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即：水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些观点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因素，“五行”说虽被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家神秘化，但它的合理因素，一直被保存下来，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数、医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571.古代铜镜的制作

铜镜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生活日用品，用以照面。在铜镜未流行前，人们用铜鉴盛水照面，故镜又称“鉴”。铜镜的合金成分主要是铜、锡、铅，其中铜为65%～72%、锡为22%～25%、铅为3%～8%。宋代以后的铜镜中还有锌的成分。铜镜的制作要通过制范、浇铸、刮削、研磨、抛光、开光等工序。先制成坯子，再将坯子放入模子中印出所需要的花纹，最后再把加工成型的镜坯放到火炉中进行加温烧制。在镜坯中加入铅可以降低烧制时所需要的温度。铅的含量越高，烧制需要的温度就越低。这不仅简化了铜镜加工的难度，使制作变得更容易，同时也有利于提高铜镜制作的工艺水平。铅的加入、制作工艺的发展、生产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铜镜的普及，使铜镜从原来贵族才能拥有的奢侈品逐渐成为一种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普通日用品。

572.最早的指南针

——司南

古人认为磁和铁的关系就像慈母和儿女一样，所以他们管这种石头叫做“慈石”。古人利用磁石的指极特性制成最早的指南针——司南。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写的《论衡》书中有“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记载，经过考证并复原勺形的指南器具，磁石的南极（S极）磨成长柄，放在青铜制成的光滑如镜的底盘上，再铸上方向性的刻纹。这个磁勺在底盘上停止转动时，勺柄指的方向就是正南，勺口指的方向就是正北，这就是传统上认为的世界上最早的磁性指南仪器，叫做司南。其中，“司”就是“指”的意思。

573.天坛回音壁的声学原理

明代建成的天坛中有一处建筑名叫“回音壁”，围括皇穹宇和东西配殿的高大的圆形围墙，周长193.2米，直径61.5米，墙高3.72米，厚0.9米，如果两个人分别站在院内东西配殿后的墙下，均面部朝北对墙低声说话，可像打电话一样互相对话，极其奇妙有趣，这就是“回音壁”得名的由来。

天坛的回音壁是利用声波反射原理，具有独特声学效果的建筑物，成为中国利用声学原理设计的四大奇妙的回音建筑之一。为什么会有这种奇妙的现象呢？原来，这是声学原理在建筑上的巧妙运用。因为围墙是圆形的，且又磨砖对缝，墙面十分光洁，再加上围墙顶部盖有檐瓦，声波不易散失，便可沿着圆墙连续反射传递而产生回音了。

574.宋明时期的航海

宋代以后，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一般用于航海，朱彧的《萍州可谈》中，即有“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的记载。

在南宋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即有中国海船使用罗盘定向导航的记载。罗盘针应用于航海，说明我国导航技术在宋代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南宋时，广州、泉州、杭州都是大商埠，当时和我国通商的有50多国，阿拉伯人、波斯人、罗马人纷纷由海道到我国通商。那时，通商的税收占国库总税收的1/20，如果没有指南针的发明就不可能有这样繁盛的海上通商贸易。

至明代，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较宋代又有所发展。据《西洋番国志》记载：“砍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将天文导航、罗盘导航、陆标导航、测量水深和水质等导航手段结合起来，从而使航海技术又向前大大发展了一步。

575.炼丹炉与古代化学

“丹”即“丹砂”，是中国古代方士的术语，也是道教的道术之一。原指将朱砂放于炉火中烧炼，以制“长生不死”丹药。晋代葛洪的《抱朴子·金丹》对“还丹”的化学反应有一个概括：“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成丹砂。”这不但开了我国古代化学之先河，而且也开了现代化学之先声。古代炼丹的方法一般为火法，所谓火法，就是像《西游记》中太上老君用火烧炉子，直接加热的方法。火法大致包括煅、炼、炙、熔、抽、飞、伏等方法。炼丹要用药物，这些药物大半是化学上的化合物。在长期的实验中，人们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化学物质。所以，恩格斯曾经说过：“化学以炼金术的原始形式出现了。”

576.《考工记》与中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法

先秦时代的人们在虫、鱼、鸟、兽等古老的传统分类认识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把动物概括为大兽和小虫两大类。它最早反映在春秋末年齐国记录的官书《考工记》中：“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鳞者。”反映了古代的动物分类认识：分动物为大兽和小虫两大类，而大兽又分为“脂”“膏”“臝”“羽”“鳞”五类。

两千年前，人们把动物分为大兽和小虫。大兽相当于现在分类学上的脊椎动物，小虫相当于现在分类学上的无脊椎动物。这是我国古代传统分类认识的一次飞跃。这一古老的分类认识，一直是我国古代分类学的基础。直到明代，李时珍把动物药品分为“虫”“鳞”“介”“禽”“兽”“人”等类，基本上还是承袭了《考工记》中所反映的分类方式，但是在排列次序上却表现了动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顺序。这又是一大进步。

577.《尔雅》与中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法

用草、木、虫、鱼、鸟、兽等来概括整个动、植物界的种类，这是我国最古老的传统分类认识。这一分类认识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中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出来。

《尔雅》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解释词语的著作，它大致是秦汉时期的学者所编撰，编辑了春秋战国时期至秦汉旧文，增添修改而成。全书共19篇，其中最后七篇分别是《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和《释畜》，这几篇不仅著录了590多种动物和植物，指出它们的名称，还根据它们的形态特征，纳入了一定的分类系统之中。从它的篇目排列次序来看，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动、植物的分类认识。例如，书中把植物分为草本，木本两大类；木本又分为乔木、灌木和檄木（相当于现在的棕榈科植物）三种类型。在动物分类方面，《尔雅》在前人分类研究基础上，分动物为虫、鱼、鸟、兽四类，还进一步提出动物分类的定义，如“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这种解释，至今沿用。

578.《云林石谱》和中国古代矿物岩石研究

《云林石谱》为北宋杜绾所著，大约成书于公元1118年～1133年，是我国古代最完整、最丰富的一部石谱，全书约14000余字，所描述的石头有116种，详略不等地叙述了其产地、采取方法、形状、颜色、质地优劣、敲击时发出的声音、坚硬程度、纹理、光泽、晶形、透明度、吸湿性、用途等。这116种石头中，按性质分，有比较纯的石灰岩、石钟乳、砂岩，有含锰质或铁质的石灰岩或砂岩；有比较纯的石英岩、玛瑙、水晶；有叶蜡石、云母、滑石、页岩；有比较纯的金属矿物和玉类，还有化石。除上述内容外，还介绍了各种岩石的用途，如造假山，制研屏，制砚以及其他器具、玩具等。还介绍了当时工人加工石材的方法。

579.江南制造总局

公元1865年，李鸿章购买了上海虹口“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美商旗记铁厂。他将这座能够修造轮船枪炮的工厂与原来丁日昌、韩殿主持的两所炮局合并，成立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产品，一是枪支，二是大炮，三是弹药，四是钢铁，五是造船。公元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第一号火轮船竣工，这是中国自造的第一艘大型机器轮船。江南制造总局共造船十艘，此后停造轮船，专门修理南、北洋各省船舰。另外，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于公元1868年6月建成开馆，甲午中日战争前曾是中国最大的译书机构，是传播近代自然科学最主要的阵地，徐寿、华蘅芳均成了该馆重要的译书人员。

580.丹青百幅千般景，都在新年壁上逢

——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是中国著名的传统年画之一，它因产地在天津市西南的杨柳青镇而得名，广泛流传于中国的北方。杨柳青木版年画创始于明朝崇祯年间，当时是以门神、灶王、天师为主要内容的单色木版画。杨柳青木版年画的题材广泛，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生活故事、世俗风情、戏曲小说、娃娃仕女、山水花鸟等，还有一些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题材、带有新闻性质的题材等，使得这些年画不仅具有艺术欣赏性，还有历史借鉴价值。在技法上力求达到绘画的效果，刻画精细，着色也鲜艳亮丽。

581.华彩乐章中的昙花一现

——汝窑

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古瓷以州定名，五代至晚清宝丰为汝州属地，故称汝瓷。前后不足20年，窑址至今没有发现。为“五大名窑”之首。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俗称“芝麻支钉”，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器、物本身制作上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制作规整，造型庄重大方。器形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汝窑瓷器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釉色。后人评价“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可见汝窑烧制的青瓷确有独特魅力，被人们推举为五窑之首，名副其实。

582.雨过天晴之美

——官窑

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更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

583.哥者为尊，冠绝当世

——哥窑

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

584.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钧窑

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县（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氧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585.温柔恬静中的旷世风华

——定窑

定窑为民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

586.大唐遗韵，盛世华彩

——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在汉代绿、褐釉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彩陶工艺品。主要由黄、绿、白三色釉彩涂胎，也有二彩、四彩的，但总称唐三彩。它汲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

唐三彩的造型丰富多彩，一般可以分为动物、生活用具和人物三大类，而其中尤以动物居多。常见的出土唐三彩产品有三彩马、骆驼、仕女、龙头杯、乐伎俑、枕头等。

现今所见的出土唐三彩，大量的都出于盛唐时期，其烧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代表了唐三彩烧制的最高水平。但从晚唐开始，唐三彩的制作逐渐走向衰落。如今，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唐三彩的工艺被重新发掘出来了。

587.青花瓷起源

从商代开始，中国已经出现了原始瓷器，成熟的瓷器则在距今1900多年前的东汉已经流行。“青花”是在唐朝还是宋朝出现的，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据近年来的新资料看，有专家认为青花瓷应起源于唐代。从釉下彩工艺和钴料彩绘这两个要素看，唐代已经出现了青花瓷。宋代和元初都有釉下钴料彩绘的青花瓷，但它们都不是那种足以取代青花瓷统治地位的元代景德镇透明釉的青花瓷。另外，唐代青花也有考古实物出土。自从公元1975年在扬州唐城遗址发现一片白釉蓝彩瓷枕残片后，古瓷研究者相继发现一些唐代类似“青花”的器物：如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藏的唐代白釉点蓝彩三足罐；美国波士顿泛美艺术馆藏的青花花卉纹碗等。

588.饺子的来历

饺子是中国最有特色的一种食品，在14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食物，逢年过节的时候人们都离不开饺子。

饺子源于古代的“角子”。早在三国时期，曹魏的张揖《广雅》一书中，就提到这种食品。根据考证，饺子是由南北朝至唐朝时期的“偃月形馄饨”和南宋的“燥肉双下角子”发展而来的。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饺子”的来历和“医圣”相关。相传东汉末年的“医圣”张仲景在建安初年（公元196年）任长沙太守，后来瘟疫流行，张仲景辞官还乡，决心为百姓治病。他在回乡路上见穷苦百姓衣不遮体，许多人冻坏了耳朵，于是用羊肉、辣椒和切碎的祛寒药材，包成像耳朵样子的“娇耳”下锅煮熟，然后分给来治病的穷人。人们吃后，顿觉全身温暖，两耳发热，治好了百姓的冻伤，后来人们开始效仿，“娇耳”逐渐被称为“饺子”。

589.包子的来历

包子最早应该在五代时期就已经出现。有关包子的最早记载见于五代和北宋的史料之中。陶谷《清异录》记载，五代后周的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闾阖门外张手美出售“绿荷包子”。王栐《燕翼诒谋录》中说宋真宗在他的儿子（后来的宋仁宗）出生的时候，赐包子给臣下。《鹤林玉录》记载北宋蔡京的太师府内，有专门做包子的女厨。所以中国的包子可能开始于公元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河南开封可能就是包子的发源地。

590.馄饨的来历

馄饨是中国出现比较早的食物之一，形如弯月，比饺子的出现更早一些。对于馄饨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汉代，汉代杨雄在他的《方言》中说“饼谓之饨……或谓之馄”。而“馄饨”这一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有混沌之形。据说“饺子”就是由馄饨发展过来的，它的历史应当比饺子更早。

591.豆腐的来历

豆腐是我国的一种古老传统食品，也是我国古代最为独特的饮食文化发明之一。豆腐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豆腐，其主要根据是清代汪汲《事物会原》中的“腐乃豆之魂，故称鬼食，孔子不食”。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豆腐产生于汉代，是由淮南王刘安发明的。传说他曾与八位老翁在深山中炼丹求道，期间偶然制成豆腐，刘安因之被尊为豆腐制作的鼻祖。

592.年糕的来历

民间“年糕”的来历是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段历史分不开的，年糕最先从苏州开始传播。春秋战国时期，战火连年，吴国国君阖闾为防敌国进袭，修筑了一道坚固的城墙，认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就纵情欢乐。吴国的重臣伍子胥深感忧虑，嘱咐身边的随从“倘若我有不测，吴国受困，粮草不济，你可去相门城下掘地三尺取粮”。吴王阖闾死后，他的儿子夫差继承王位，听信谗言，赐伍子胥自刎。后来越王勾践为了报仇，举兵伐吴，将吴国国都团团围住，吴军困守城中，炊断粮绝。伍子胥的随从带领大家到相门外挖地取粮，挖到地下三尺的时候，发现筑城的砖是用糯米造的，糯砖救了全城老百姓。此后，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用糯米粉做“城砖”来供奉伍子胥。后来流传于各地，称为“年糕”了。

593.蜡烛的起源

蜡烛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火把。原始人把脂肪或者蜡一类的东西涂在树皮或木片上，捆扎在一起，成为了照明用的火把。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出现的蜜蜡可能是今日所见的蜡烛的雏形。公元1825年，法国科学家舍夫勒尔等人生产出了石蜡硬脂蜡烛，并获得了专利。石蜡硬脂蜡烛的出现，在人类照明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后来，有人在北美洲发现了大油田，于是可从石油中提炼出大量的石蜡，较理想的蜡烛因此在全球得到了普及和推广。

594.“伙计”的来历

“伙”通“火”或“夥”，原意指同灶起火的人，意指合作共事的人。其含义有三种：一是搭伙经商，彼此是伙伴关系的人。这种关系按《吕氏春秋》之记载，最早可上溯至春秋时期。管仲和鲍叔共同到南阳做生意，双方共同经营、共同出资、利润均分。二是受人雇佣的劳动者。清初小说《豆棚闲话》中所说的“大小伙计，就有百十余人”，就是此类。三是指从出资者获得资本，独立经营，按期缴纳一定利润的人。近似旧中国的“掌柜”。

595.“幌子”的作用

幌子是我国早期出现的一种广告形式，起招揽生意的作用。在《晏子春秋》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君使服于内，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这句话就足以证明，至少当时已存在幌子这样的广告形式。“垆”作为店铺幌子的原始形式，出现在两汉时期，为以后的店铺装饰起了开创作用。幌子的造型一般取自于商品或服务的形象，简洁明晰，在商业贸易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596.“商人”的由来

“商人”一词与商朝密切相关，商人之“商”源于商朝、商族之商。商本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商朝正式建立于约公元前17世纪汤灭夏之时。商朝人“通川谷，达陵陆”，与周边各方国及边族人民的交通贸易活动发达，形成“殷人（商后来定都于殷，故其民被称殷人）重贾”的风气。而周朝人重视农业，便形成做买卖人为商人的印象。随着时间推移，商人作为买卖人的称呼便流传下来，后世称经商者为“商人”。

597.镖行天下

——镖局

在古代，水陆交通都极不方便，但是，随着经济的发达，交易越来越频繁。为了维护交易中银货的安全，将它们平安地送到目的地，以此为业务的镖局应运而生。镖局产生的具体年代不详，有学者认为是公元17世纪产生于晋商的资金通融活动中。其中比较著名的镖局有：创建于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的山西平遥同兴公镖局；京城五大镖局之一、创建于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的源顺局等。镖局到了较发达的时候，大致有信镖、票镖、粮镖、银镖、物镖和人身镖六大镖系。进入民国，时局混乱，官府逐渐以军警武装押运钱物。镖局相继衰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598.“一日三餐”的由来

现代人都习惯于一日三餐，实际上秦汉以前人们一天只吃两顿饭。由于农业不发达，粮食有限，即使两顿饭也要视人而待。汉代以后，一日两餐逐渐变为三餐或四餐。并且，三餐开始有了早、中、晚饭的分称。

如今，人们常用“一日三餐”之词来表示对时光的不同情感，其中包括惜时者的感慨。

599.结婚贴“囍”的由来

相传王安石年轻时去京师汴梁赶考，途中看见一户姓马的员外在门楼上挂着一副上联：“走马灯，灯马走，灯熄马停步。”一时对不上便记在心中。到了汴京，主考官给王安石出了个下联：“飞虎旗，旗虎飞，旗卷虎藏身”，王安石灵机一动，把途中所遇那半副联语对了出来，考官赞叹不已。返程路过马员外家时看到之前的对联还在，就顺口将考官的下联吟出，员外大喜，执意将女儿许配给他，就在王安石大婚之日，恰逢官差来报“王大人高中”，喜上加喜，王安石提笔在红纸上写下一个“囍”字贴在门上，从此，每当举行婚礼，人们都会贴上红“囍”字，表达美好祝愿。

600.“上北下南”的由来

我国古代宫殿都是坐北朝南的，帝王的座位设在北方，面向南方。因帝王是一朝之长，万人之上，所以帝王坐在北边，北就为“上”。而坐在南边的群臣则为卑下，南就称“下”了。后来又带进了人们的实际生活。比如看地图时，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即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601.“百货店”的由来

乾隆皇帝在位时，经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有一次来到江南一个小镇，看有家店铺招牌是“万货全”。心想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个究竟，于是就进了铺子。货架上的货是挺全的，乾隆沿柜台走了两遍，对小伙计说：“我买把粪叉子。”小伙计连忙拿了几把往柜台上一放，乾隆边摇头边说：“我要的是金粪叉子。”小伙计转身回到柜房对掌柜的说：“有位客人要买金粪叉子。”掌柜的听了连忙出来赔笑说：“这金粪叉小店确实没有。”乾隆说：“你这不是万货全吗？”掌柜的一听明白了，让小伙计快把招牌摘了，说：“那就请您给起个字号。”乾隆说：“你这儿虽没有万种商品，可百种总是有的，就叫‘百货全’吧！”于是这家“万货全”就改成“百货全”了。此后，凡是卖日杂的商店就都叫百货商店了，御赐的名字也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602.传统文字游戏

——猜灯谜

灯谜也叫做“灯虎”，原指在花灯上贴谜面以供猜射的谜语。我国的灯谜源远流长，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词”和“隐语”，这是灯谜的雏形。到了汉代，“隐语”开始分化为两个方向，一类是以描写特征为主的事物谜，一类是以文字形义为主的文义谜。到了魏代，则称为“谜语”。隋唐时期随着诗歌的兴盛，诗谜大量出现，并成为主流。从宋代开始，一些文人学士常在元宵之夜，将谜条张贴在各种花灯之上，吸引行人来猜，“灯谜”名称由此产生。

603.芳草拾翠暮忘归

——踏青

踏青，又叫做春游、探春、寻春。古代踏青作为一种风俗，虽有一定的时间，但出门踏青时间不都是一致的，一般为清明前后。现今踏青已不顾及清明与否，成为以娱乐为主的春游活动。宋代诗人吴惟信诗有：“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有学者认为踏青插柳的风俗与唐高宗李治在渭水举行袱禊，送柳枝给群臣以驱邪有关；有学者则认为踏青插柳的风俗与歌妓清明时折柳簪发悼念宋代诗人柳永有关；还有学者认为这种风俗与纪念神农氏有关，后发展为插柳以辟邪。

604.岁岁新桃换旧符

——贴春联

春联也叫做“门对”“春贴”“对联”“对子”。贴春联作为一种春节习俗，是从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桃梗”演变而来的。据《淮南子》上说，桃符（即桃梗）是桃木刻成的，上面刻着灭灾降福的咒语，一年一换。五代后蜀皇帝孟昶在过春节时心血来潮，令人将桃树削片，他提笔在上面题写了联句：“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春联了。至于春联这一名称的正式诞生，则在明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金陵后，不准在桃木板上题字，而改在红纸上，并传令公卿士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在除夕时下旨：“公卿士庶之家，须写春联一副，以缀新年。”从此，“春联”之名才通行，沿袭至今过年时，各家各户都要贴春联，“总把新桃换旧符”了。

605.民间信仰文化

——行业神

三皇：农业、塑像、说书、医药等业的祖师。

神农田神：粮农、中医药业、成衣店的祖师。

神农帝君：农耕、面粉业的祖师。

轩辕圣帝：衣帽、理发、纺织、蚕丝、医药等业的祖师。

至圣仓颉：刻字、文书业的祖师。

先师孔子：教育业的祖师。

文星：读书人、文官保护神。

文昌帝君：文人及造纸、书坊、印刷、雕版业的保护神。

北斗星君：梨园戏曲业的保护神。

二郎神：戏曲、杂技业的祖师。

画圣吴道子：绘画、油漆业的祖师。

公输般：土木瓦石等建筑业的祖师。

太上老君：冶炼、铸造业的祖师。

葛天师：炼丹、化银业的祖师。

土地正神：陶瓷、砖瓦窑业的祖师。

煤窑之神：煤矿店的祖师。

白虎之神：开山劈石、制磨业的祖师。

白衣观音：碾玉、珠宝、皮影木偶业的保护神。

紫微正照：景泰蓝业的祖师。

刘海真人：钢铁业的祖师。

哪吒：涤带绒线、编绳业神。

玉皇大帝：道家、甘蔗制糖业的保护神。

真武大帝：星象占卜业的神。

姜太公：巫师、占卜算命业的祖师。

地藏王菩萨：巫婆、阴阳师保护神。

药王孙思邈：医药业的祖师。

扁鹊叔和：医药业的祖师。

葛洪张仲景：颜料、染布、医药业的祖师。

神医华佗：外科业的祖师。

马神：骡马业、贩运业保护神。

牛神：农耕、牛马贩养业保护神。

猪栏之神：猪畜业保护神。

三义之神：屠宰业的祖师。

车神：车夫、贩运业的祖师。

仓神：粮仓米面贩运业之神。

黄道婆：弹棉、丝织业的祖师。

太乙真人：鸡鸭蛋保护神。

天师真人：盐业保护神。

太白酒圣：酒家保护神。

陆羽茶神：茶叶茶坊业的祖师。

杨四将军：水运、渔业的祖师。

张果仙人：收生婆、求子嗣、儿童保护神。

关公：军武及镖局的祖师。

达摩祖师：武师、医足业的祖师。

尉迟恭：铁炉匠、冶炼业的祖师。

赵公明：钱铺、银行之神。

十八罗汉：盗匪行帮的保护神。

秦琼：捕快衙役业祖师。

606.对此欢终宴，倾壶待曙光

——守岁

人们把每年农历最后一天的夜晚叫除夕，并把它作为长一岁的界日（指虚岁），而这个晚上又是旧岁将过，新年到来的一夜。人们举家欢庆，彻夜不眠，围坐守岁，辞旧迎新，以求新的一年里大吉大利，这一习俗即谓除夕“守岁”。除夕守岁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

607.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

——春节

春节又叫阴历年、农历新年、农历年、旧历年，俗称“过年、大年、过大年”。春节的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古时春节曾专指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后来改为正月初一为农历年的开始，即为岁首。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而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廿三、廿四的祭灶，直到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有的是正月十九）结束，有些地方甚至到整个正月，均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漫长的历史岁月使年俗活动内容变得异常丰富多彩，春节的好多活动如贴春联、贴年画、贴“福”字、剪窗花、蒸年糕、包饺子、守岁等。

608.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清明节

清明节是我国汉族的传统节日之一，为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时间约在每年的阳历4月5日前后。古时清明前一天为“寒食节”之说，相传起于春秋时期晋文公悼念介子推“割股充饥”一事，后逐渐清明寒食合二为一。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实，扫墓在秦以前就有了，但不一定是在清明之际，清明扫墓则是秦以后的事。到唐朝才开始盛行。《清通礼》云：“岁，寒食及霜降节，拜扫圹茔，届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芟剪草木之器，周胝封树，剪除荆草，故称扫墓。”并相传至今。公元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节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09.万户家中缠米粽，三闾庙外吟君赋

——端午节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字有“初始”的意思，因此“端五”就是“初五”。而按照历法五月正是“午”月，因此“端五”也就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端午”。《燕京岁时记》记载：“初五为五月单五，盖端字之转音也。”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一说是为纪念屈原；二说是纪念孝女曹娥；三说源于纪念伍子胥；四说源于民族图腾祭祀等。这一天必不可少的活动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等。

610.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中秋节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据史籍记载，古代帝王祭月的节期为农历八月十五，时日恰逢三秋之半，故名“中秋节”。关于中秋节的起源，大致有三种：起源于古代对月的崇拜；月下歌舞觅偶的习俗；古代秋报拜土地神的遗俗。中秋节这一天人们都要吃月饼以示“团圆”，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作为家人团圆的一大象征。

611.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二九相重，称为“重九”。又因为在我国古代，六为阴数，九是阳数，因此重九又叫做“重阳”。重阳节又是“老人节”。重阳节人们佩带茱萸登高、吃花糕，因“高”与“糕”谐音，故把节时所吃的糕点叫做“重阳花糕”，寓意“步步高升”；还要赏菊饮菊花酒。农历九月，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登高眺远，使人心旷神怡，于是登高也就成为一项很好的健身活动。重阳节赏菊饮菊花酒，有人认为起源于陶渊明，有人认为饮菊花酒可以延年益寿。

612.应节献佛矢心虔，默祝金光济众普

——腊八节

农历十二月八日为腊八节，古代称为“腊日”，俗称“腊八节”。从先秦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据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成道之日也在十二月初八，因此腊八也是佛教徒的节日，称为“佛成道节”。民间有食腊八粥的习惯，腊八粥也叫做八宝粥，相传腊八节是佛祖“成道”之日，佛寺要仿效牧女献糜的故事，取八种香谷和果实如红枣、莲子、核桃、栗子、杏仁、松仁、桂圆、榛子、葡萄、白果、菱角、青丝、玫瑰、红豆、花生等等总计不下二十种，制粥供佛，故名“八宝粥”。

613.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祭灶

祭灶是一项在我国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我国春节一般是从祭灶揭开序幕的。民谣中“二十三，糖瓜粘”指的即是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的祭灶，有所谓“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说法，也就是官府在腊月二十三日，一般民家在二十四日，水上人家则为二十五日举行祭灶。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人们称这尊神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传说他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被作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

614.东方的狂欢节

——火把节

火把节是彝族、白族、纳西族、拉祜族、哈尼族、普米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火把节在凉山彝语中称为“都则”即“祭火”的意思。火把节的原生形态，简而言之就是古老的火崇拜。彝族认为过火把节是要长出的谷穗像火把一样粗壮。后人以此祭火驱家中、田中鬼邪，以保人畜平安。节庆期间，各族男女青年或点燃松木制成的火把，到村寨田间活动，边走边把松香撒向火把照天祈年，除秽求吉，或唱歌、跳舞、赛马、斗牛、摔跤，或举行盛大的篝火晚会，彻夜狂欢。

615.水花放，傣家狂

——泼水节

傣族泼水节又名“浴佛节”，傣语称为“比迈”（意为新年），西双版纳德宏地区的傣族又称此节日为“尚罕”和“尚键”，两名称均源于梵语，意为周转、变更和转移，指太阳已经在黄道十二宫运转一周开始向新的一年过渡。泼水节一般在公历四月中旬，傣历六月，为期三至五天，每逢节日，都要进行泼水、丢包、划龙舟、放高升、拜佛、赶摆等活动，泼水节期间，还举行丢包等活动。青年男女通过丢包寻求伴侣，表达爱慕之情。泼水节是全面展现傣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综合舞台，是研究傣族历史的重要窗口。公元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16.节日与爱情

少数民族节日活动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既展示了民族文化、民族风情、民风民俗的舞台，又为青年男女进行社交活动和谈情说爱提供了场所和机会，如云南白族的“三月街”、云南傣族的“泼水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彝族的“火把节”“赛歌会”、京族的“哈节”等。甚至有些节日就是专门为青年男女进行社交、谈情说爱而设的，如贵州苗族的“姊妹节”、云南哈尼族的“姑娘节”、湖北土家族的“女儿会”、青海土族的“花儿会”、云南、广西壮族的“歌圩节”（云南称为“花街节”）、海南黎族的“爱情节”、台湾高山族的“背篓会”、贵州侗族的“情歌送饼日”、贵州仡佬族的“赞姑节”、闽浙地区畲族的“歌会”等。过节时，青年男女唱歌对歌、舞蹈饮酒、娱乐戏耍，青年男女相互结识，结交为友，寻觅意中人，最终结为情侣，成就一桩美好婚姻。

617.中国古代的名片

中国古代的名片称为拜帖或名帖。旧时把访问别人时为恭敬起见而投递的柬帖称为拜帖。名帖，始于汉代，最早是用削平的木条写上姓名、里居。两汉叫做“谒”，汉末称为“刺”。后把木制的名帖改用纸制，称为“名纸”。六朝时简称为“名”，唐代叫做“门状”。宋代还别称“手刺”“门刺”。明清时期曾叫做“寸褚”“红单”。据清代赵翼考证，西汉时没有纸，削竹木为刺，上书名姓，叫做“名刺”。后来还用大红绒线在织锦上绣字为“名片”。拜帖或名帖根据所拜的人的身份不同、不同的场合而有许多种类，拜访者要根据与被拜访者的关系，在拜帖或名帖后签名。

618.云南八怪

“一怪”为“斗笠反着戴”。这是云南傣族的一种习俗，斗笠是用竹和“竹衣”编织而成，帽檐往上翻，戴在头上很美观，而且可避免雨水流到身上受风寒。“二怪”为“姑娘四季把花戴”。云南气候呈多样性，云南人生活在花的王国里。许多云南姑娘不仅把花插在头上、戴在身上、贴在脸上、包在指甲上，还把各种各样的花绣在帽子上、头巾上、衣服上、裙子上、裤子上、鞋子上。“三怪”为“四季同穿戴”。云南大部分地区海拔较高，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全年气候温和，所以“四季如春”，“四季同穿戴”。“四怪”为“粑粑卖钱把房盖”。“丽江粑粑”“喜州粑粑”是云南的特产。丽江、喜州一带许多村民就是靠卖粑粑盖起了新房。“五怪”为“豆腐烤着卖”。用火盆、炭火烧烤盘上的豆腐块。颜色变黄后，放在碗里，拌上佐料，吃起来非常鲜美。“六怪”为“鲜花当蔬菜”。在昆明菜市场，一背篓、一麻袋地卖花，人们大包小篮地买。回家后，用水将花泡上几天，照样用油盐炒后食用。当地人说，鲜花当蔬菜很有营养，还能美容、清热治病等。“七怪”为“鸡蛋用草拴着卖”。云南多山，坡陡谷深，山路崎岖，乡里人把鸡蛋用草拴着，携带方便、安全可靠。“八怪”为“竹筒当烟袋”。云南竹多，取竹做烟筒在民间很普遍。

619.中国古代食具的发展历程

我国食具的发展有四个阶段：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代、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元明清时代。新石器时代是中国古代食具的发生及初步发展期，这一时期出现的陶器是食具的主要形式，主要的器形有碗、钵、盘、盂、勺、杯、盆等。这一时期还以骨牙等来制作一些食具，主要是筷子和叉等。夏、商、西周、东周时期是我国古代食具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出现，使食具的制作以陶土为主发展到以青铜为主。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漆器制造开始发展，玉制食具也已经有所发展。战国时期出现了银制的食具。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铁质食具比较普及。唐宋元明清时期，瓷器大量进入饮食领域。明清的瓷器造型规整端庄，雍容肃穆，工艺严格考究，图案缜密繁华。

620.古代食具分类

储藏具：储藏具主要用来储藏食物原料和食物成品，包括瓮、罐、仓、瓶、壶、菹甖等。

盛食具：盛食具是进餐时候用来盛放食物的器具，相当于现在的餐具，主要有以下的几种：盘、盆、碗、盂、缽、豆、敦、俎、案等。另外，还有既可以作为炊具又可以作为食具的鼎、鬲、甑等。

取食具：取食具是指用来摄取食物进餐的器具，包括匕、箸、刀、叉等。

621.中国古代酒器

在中国古代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内，酒器的制作技术、酒器的外形以及材料都有不同的变化。新石器时期的酒器：早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期，我国已出现了形状类似于后世酒器的陶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罐、瓮、盂、碗、杯等酒器。酒杯的种类繁多，平底杯、圈足杯、高圈足杯、高柄杯、斜壁杯、曲腹杯、觚形杯等都已经出现。商周时期我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酒器品种繁多，按照酒器的用途可以把酒器分为：盛酒器、饮酒器、煮酒器、贮酒器四种，此外还有礼器。商周时期的酒器用于盛酒的种类很多，主要有尊、卣（yǒu）、盉（hé）、方彝、罍（léi）、兕觥（sì gōng）、酒樽、缶、瓿、壶、觥、豆等，温酒器是饮酒前用于将酒加热，配以勺，便于取酒。温酒器主要有酒樽等，圆口，三足，酒樽有时候也用于饮酒。

622.筷子的历史

筷子是中华民族最有特色的餐具，筷子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被称为“箸”，“筷子”的称呼是明代以后出现的，之所以“箸”被称为“筷子”，可能与“避讳”的习俗和“谐音”有关。按明代《菽园杂记》中说：吴地的百姓忌讳说箸，因为吴地是以行船为生，船“住”了就没有生意；同时，船都是木头制造的，害怕虫“蛀”。所以改称为“快子”，后逐渐被称为“筷子”。清代“箸”和“筷子”两个称呼都使用。

623.筷子的演变

制作筷子的材质随着时代的不同呈现出一些变化。竹木是制作筷子的最早材质，夏商以后经过琢磨的牙筷和玉筷开始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铜筷和铁筷，后来因为铜筷和铁筷容易被氧化，产生铜锈和铁锈，铁筷和铜筷进而被银筷取代。隋唐时期出现精致名贵的金筷和银筷，金筷和银筷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般平民家庭没有资格和权利使用金筷和银筷。到了明清两代，筷子的材质上主要是竹木筷镶银。筷子的形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呈现其各自的特点。隋唐以前，筷子都是圆柱形的，比较单调。隋唐以后，筷子开始工艺化，其形状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已经由原来单调的圆柱形到上粗下细的圆柱形，首有孔相接。宋代以后，筷子上部的形状由原来的圆柱形变为方形，而且开始出现了纹饰。明代以后筷子上部形状有方形、六菱形、八角形等，为生产更精美的工艺筷奠定了宽广的基础。

624.满汉全席

满汉全席起兴于清代，是集满族与汉族菜点之精华而形成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华大宴。乾隆甲申年间李斗所著《扬州书舫录》中记有一份满汉全席食单，是关于满汉全席的最早记载。清入关前，饮食还不太讲究，入关后很快就在原来满族传统饮食方式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原南菜（主要是苏杭菜）、北菜（山东菜）的特色，建立了较为丰富的宫廷饮食。

据说满汉全席共108道菜，既突出了满族菜点特殊风味：烧烤、火锅、涮锅等几乎不可缺少的菜点，又展示了汉族烹调的特色，扒、炸、炒、熘、烧等兼备。有学者认为满汉全席其实并非源于宫廷，而是江南的官场菜，从现在可得的文字资料分析，满汉全席应源于扬州。

625.古代制盐方法

盐的生产在我国已经有五六千年的悠久历史，古代制盐的方法是和它的存在状况联系在一起的。采取晶盐：在河床和海床或者湖床直接寻找盐的结晶。海盐的制取：依靠日晒和自然蒸发的方法来析取盐。宋元时期出现了“晒曝成盐”的晒盐方法。明代海盐的生产，晒盐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广，明朝永乐年间，我国开始废锅灶、建盐田，改蒸煮为日晒。清代海盐的生产有煎有晒。池盐的制取：早期池盐的生产方式是采用太阳暴晒，自然结晶，然后捞采。隋唐垦畦营种法的成熟，改变了池盐“天然即成”的原始方法。元代普遍采用垦畦成盐、人工种晒的方法。清代池盐已经全部采取晒制的方法。井盐的制取：中国井盐生产开始于战国末年，劳动者凿盐井，采卤制盐。西汉时已经可以凿百米深的盐井，魏晋南北朝时期天然气被广泛用于煮盐，唐代使用木桶采汲卤水，北宋发明了冲击式凿井法，明代井盐钻井技术进一步提高。公元1912年，由欧阳显荣等工匠研制成功立式蒸汽汲卤车，使中国的制盐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626.五谷杂粮

五谷杂粮是对粮食作物的通称，五谷主要指主食，杂粮则主要指辅食。

“五谷”名称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论语·微子》中即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话。但五谷究竟指哪几种作物，答案却不是唯一的。《周礼》中的五谷指“麻、黍、稷、麦、菽（豆）”；《孟子》中的五谷指“稻、黍、稷、麦、菽”；《管子》中的五谷指“黍、秫、菽、麦、稻”；《楚辞》中的五谷指“稻、稷、黍、菽、麻”；而在近代编成的《辞源》上，五谷为“稻、黍、稷、麦、豆”。“五谷”说之所以出现分歧，是因为当时的作物并不止于五种，而各地的作物种类又存在差异。“五谷”说之所以盛行，应该是受到五行思想的影响。笼统说来，五谷指的就是几种主要的粮食作物。

627.茶茗久服，有力悦志

——中国茶

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茶叶最早是用茶来入药的，《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事儿毒，得荼而解之。”荼就是指茶。唐玄宗开元年间编辑《开元文字音义》时，才将“荼”字始变作“茶”。茶叶的饮用，最晚当在西汉以前，茶已成为筵宴饮品中的佳品。南北朝时期，无论平民帝王，都有不少嗜茶的，饮茶之风盛行。唐代以后，饮茶更为普遍，在陆羽的《茶经》问世以后，饮茶成为社会各阶层都盛行的一种社会风气。宋代时期，西禅师归日本，将茶传去扶桑。明朝时期，我国茶开始销往荷兰、丹麦等国。清朝康熙年间，我国的茶开始销往英国，并受到英国上层社会的欢迎。到了现代，中国茶的种类已经形成六大类别，即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花茶和砖茶，其中以绿茶和红茶最为畅销。

628.陆羽和《茶经》

在茶的发展历史上唐代的陆羽和他所著的《茶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陆羽，复州竟陵人，自号竟陵子。在他21岁时，开始了对茶的考察游历。前后历时26年，以实地考察茶叶产地32州所获资料和多年研究所得，写成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研究著作《茶经》。故后世尊他为“茶圣”和“茶神”。《茶经》对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茶叶历史、产地、茶的功效、栽培、采制、煎煮、饮用等都作了十分详细的论述，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茶书。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十节，7万多字。按《茶经》所述，中国古代的茶道，到唐代中叶的时候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自《茶经》问世后，“饮茶益盛”。

629.万世医宗

——中医

中医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的基本理论体系是阴阳五行说；诊断疾病是四诊：望、闻、问、切；分析疾病主要是八纲辨证：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个方面去归纳概括病变的部位，印证双方力量的消长情况。

630.岐黄之术

“岐黄”是岐伯与黄帝的合称。

黄帝原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一个氏族的首领，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正因为黄帝氏族是华族的始祖，它的文化对华族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所以历代人们都以自己是黄帝子孙为荣，而且为了追本溯源，也常把一切文物制度、著作冠以“黄帝”以取众。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主要部分是以黄帝问、岐伯答的体裁写成的，所以本书名为黄帝，仅是托名而已。故后世有称中医学为“岐黄之术”的说法。

631.中药麻醉

我国中药麻醉的经验和知识颇为丰富，古代小说中有许多关于蒙汗药的描述，古代中医文献中也有相当多使用麻醉中药的记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麻沸散。按古代文献记载，至少在2000多年以前，中医学中已经应用麻醉药了。汉代末年（公元2世纪初），华佗已把“麻沸散”应用于腹腔大手术中。据说猎人使用的“麻药”是用曼陀罗种子、草乌和天南星制成的，华佗把这种“麻药”和酒拌成散剂，并且取名“麻沸散”。至于麻沸散到底用什么药合成，年久失传，现已无从查考。

632.望闻问切

望闻问切是中医诊断疾病的方法。望是观察病人的发育情况、面色、舌苔、表情等；闻是听病人的说话声音、咳嗽、喘息，并且嗅出病人的口臭、体臭等气味；问是询问病人自己所感到的症状，以前所患过的病等；切是用手诊脉或按腹部有没有痞块。叫做四诊。

四诊是中医运用视、听、嗅、触等感官功能以及与病人交谈，全面了解和系统掌握各种信息，从而指导临床治疗。四种诊断方法各有其独特作用，必须综合运用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

633.针灸

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合称，它是一种“内病外治”的医术，是通过经络、腧穴的传导作用，以及应用一定的操作法，来治疗全身疾病的。传说针灸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伏羲发明了针灸，他“尝百药而制灸针”，而据古代文献《山海经》和《内经》，有用“石篯”刺破痈肿的记载，以及《盂子》：“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说法，再根据近年在我国各地所挖出的历史文物来考证，“针灸疗法”的起源就在石器时代。而针灸疗法最早见于战国时代问世的《黄帝内经》一书。“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便是指灸术，其中详细描述了灸针的形制，并大量记述了针灸的理论与技术。

针灸是一门古老而神奇的科学。公元6世纪左右，中国的针灸学术开始传播到国外。公元2010年11月16日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34.推拿

推拿是指运用手、指的技巧，在人体皮肤、肌肉组织上连续动作来治病，这种方法，有时也叫做按摩疗法。古代称推拿为按摩，是我国起源很早的一种治病防病的养生术。在还没有中药汤剂给人治病的时候，就已有用推拿的方法给人治病。推拿技术发展到今天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隋唐时期，甚至出现了按摩博士、按摩师等职位。推拿疗法的理论依据是中医脏腑经络学说。推拿疗法是适用于各个年龄段如老年、青年、儿童、妇女的治疗方式，副作用少，应用范围广泛，可作为一种普遍应用的自我保健方法。

635.养身方术

“导引”：古代用来保健与治病的一种方法，具体内容包括后代所说的气功和体育疗法两种形式，是我国传统的卫生保健、祛病延年的体育项目。它主要由肢体运动配合呼吸控制及按摩等组成，所以又叫做导引行气术。服气：“行气”，是指吸纳大自然中的清新之气，以求延年益寿的方法，又叫做“食气”，它是一种主要以采集日精月华、松涛流泉等自然精气，来更替体内浊气为主的呼吸吐纳运动。

636.五禽戏模仿了什么动物

“五禽戏”是我国传统的体育健身术，其内外兼练、体用兼备。

据考证，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人模仿鸟兽运动之形来健身治病。如《庄子》中就有“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的记载。西汉马王堆三号墓内的帛画导引图有一些动作就是模仿动物的形态和姿势的。后来，东汉末年的医学家华佗总结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理论，创编了《五禽戏》。

五禽戏的内容主要包括虎戏、鹿戏、熊戏、猿戏、鸟戏。如虎之威猛、熊之沉稳、鹿之温驯、猿之轻灵，鹤之轻翔舒展，都属于刻意模仿。

637.中国古代的“六礼”

中国古代把婚礼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古称“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即男家将聘礼送往女家，又称纳币、大聘、过大礼等。纳征多以鸟兽为礼，上古时聘礼须用全鹿，后世简代以鹿皮。到了宋代，茶叶被列为聘礼中的重要礼物，几乎成为不可或缺之物。从此，民间即称送聘礼为“下茶”“行茶礼”或“茶礼”；女子受聘，谓之“吃茶”或“受茶”；所谓“三茶”，就是订婚时的“下茶”，结婚时的“定茶”，洞房里的“合茶”。婚姻“六礼”后来经司马光、朱熹等人简化合并，但宋代盛行的茶礼却为元明清各代所承袭。

638.官媒

“官媒”是指在特殊情况下由政府设置的官方媒人，是代表政府行男女婚姻之事的机构，负责在一定情况下的男女婚姻的缔结，又可以称作媒官、媒氏、媒互人等，最早出现在西周。据《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即婚配）”，“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30而娶，女20而嫁”。如古代长江下游吴越地区，一些贫穷人家的男子没有钱成婚，地方官便筹集资金等为他们寻找对象成婚。

另外，当时的官媒，除了为年轻人安排嫁娶外，还要帮助鳏夫寡妇重新组织家庭，并整合他们的财产。

639.私媒

私媒指在民间以给人做媒并取得报酬而生活的人，或者自己有职业和一定的收入而兼职做媒人的人。专职做媒人的多由年老的妇女担任，而兼职做媒人的则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在西周私媒就已出现，唐以前官媒盛行，唐以后私媒逐渐盛行。民间对媒人的称谓有很多，比如媒婆、媒妪、牙婆、红媒、大红媒、月老、红娘等。

640.远嫁的公主

——和亲

在中国历史上，和亲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据史书记载，早在周襄王时期就有和亲事件，此后汉唐直至明清，和亲之举不绝于书。和亲作为一种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或可暂时推迟战争的爆发，或可表示对对方的友好，又能促进和亲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和交流，往往被统治者不断使用。历代的和亲都是将一些公主或宗室之女远嫁异乡，有些和亲公主担负起民族友好使者的形象，如王昭君，不但能够“从胡俗”，而且自己毕生致力于匈奴与汉朝的安定团结，被尊为“宁胡阏氏”；而有些和亲公主由此郁郁寡欢，如西汉第一位远嫁乌孙的刘细君，最后老死乌孙，终生不曾归汉。

641.陪嫁

陪嫁，一般是指女子出嫁时，女方派人跟从女子随嫁到男方，以便在男家伺候嫁娘。

陪嫁最初指的是古代的媵。所谓媵就是指“送”，即送女子出嫁之人。周代继续沿袭商代的这种媵臣制，并且发展为媵品制。所谓媵品制，指一女出嫁其姊妹也跟随她出嫁给同一个男子的制度。

大概从战国后期以后，这种嫁女需要陪媵的习俗就渐渐没有了，但是陪送丫鬟、奴仆的现象却作为陪媵的一个转化形式而一直保留到近代，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封建制度渐渐消失。

642.填房

填房，按照《辞源》的解释，就是旧时女子嫁人做后妻叫做填房。男人死了妻子再娶女子作为正室叫做续弦，而能成为填房的女子一般是没有结过婚的。填房，在人们看来不是一件很好的事，一般都是家境不好或自身条件不好的女子才会去做填房。因此，过去人们会对女子做填房表现出不屑。

填房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姐姐死了，妹妹顶替姐姐担负妻子的职务而嫁给她的姐夫，这也叫做填房。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土家族还有这种填房婚。

643.门第婚

门第婚是以等级婚姻为典型特征。他们以血统、门第、出身当做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及身份价值的尺度，婚姻也竭力保持血统的纯化。比如，魏晋时期我国的世族之间依据政治地位、社会名望和家庭势力结成比较稳定的婚姻关系。各名门大户为了保住他们的显贵门第，便以婚姻为重要的条件，在朝廷中形成血统和姻缘相结合。皇族也以和名门大姓通婚为荣，庶族地主更以能娶名门之女为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门第婚的极盛时期。出身于建康乌衣巷的高门大族王氏家中的“书圣”王羲之，被也是一代名门氏族的郗鉴相中的“坦腹东床”的故事，就是门第婚的典型。

644.财婚

财婚是指以资财作为缔结婚姻的重要因素，或者以财物作为价金购买妻妾等。它以“纳征”为婚姻缔结的条件，《礼记·昏义疏》有：“纳征，纳聘财也。”《礼记·曲礼》也有：“非受币不交不亲。”说明当时的男女从提亲到结婚都需要货币。我国最早的财婚出现于两汉三国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逐渐形成风俗。早期的聘礼都是生活的必需品，汉朝的时候，聘礼已经非常高。《汉宫仪》上说：“皇帝聘皇后黄金万斤。”元、明、清时期的聘礼也都很高，民间男女结婚都需要大量的财礼。这些高昂的聘礼使得很多人不能承受，有的甚至会倾家荡产。

645.冥婚

冥婚又指冥配，是中国婚俗的一种特殊形式。冥婚之俗在周朝时已经有了。《周礼·地官·媒氏》中有“禁迁葬者，与嫁觞者。”曹操的儿子曹冲少年而死，曹操聘甄氏的亡女，和他的儿子曹冲合葬。冥婚在我国的元、明、清等时期也都存在。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个别冥婚情况出现。除了上述这些婚俗，魏晋以后在民间婚姻中还存在几种影响很大的婚姻形式，主要有指腹婚、童养媳等婚姻形式，影响很大。

646.食色，性也

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食色，性也”是孔子说的，其实不然。这句话最初是由告子说出来的。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们喜欢进行学术辩论。告子在和另一位比他小很多的学问家孟子辩论时，提出一个观点就是“食色，性也”。他的意思就是说，吃饭和男女这两件事情，是人的本性。这个故事出自《孟子·告子上》。孟子则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人性本善。《礼记·礼运篇》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也认为饮食和男女，是人的本性。古代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见，在中国古代最初并不主张禁欲主义，而是承认人类物欲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强调要认真地对待这些事情。

647.“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是孔子《论语·阳货》中的一段话，人们据此认为孔子歧视女性，但是人们往往没有完整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还有后半句。它的原句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是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根据，也是“女人与小人”难养的理由和表现。孔子所言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并非所有的女子与小人都难养，只是“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女子与小人”难养，即指亲近就会不逊，傲慢、怠惰，而不亲近他们就会有怨恨的“女子和小人”。“女子”在这里是一个泛称，不是一个全称。

648.已婚妇女从夫姓

今日无论男女，各有各的姓氏，然而古代是男权社会，妇女社会地位较低，在出嫁之后要从夫姓。女方嫁到男方家之后，需要将丈夫的姓放在自己的姓之前，比如“刘王氏”，即是说女方姓王，男方姓刘，是姓王的嫁给姓刘的为妻。已婚妇女从夫姓的习俗的形成大约在汉魏之际，到南朝末期已经成为社会上普遍遵守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规定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妇女结婚后有权利继续使用自己的姓名，这是在保护已婚妇女的姓名权，消除对妇女的偏见。

649.畸形婚嫁的剪影

——童养媳

童养媳是旧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婚姻形式，是指男家在儿子尚年幼时，就为他领养或者说买一个年幼的小女孩为养女，等她长大后与其子结婚。东汉末年至三国时就已经存在童养媳的事实，只不过没有“童养媳”这个名称罢了。童养媳的由来估计是从周代的媵妾制演变而来。周代诸侯娶一国君的女儿，那么她的侄女或妹妹就会陪嫁到男家。其中，侄女或妹妹尚在年幼的时候就陪嫁的不在少数。当她们长大后，很有可能被诸侯或国君看中而纳为妻妾。这就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童养媳。

650.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婚俗体现，指婚姻是由父母做主并通过媒妁来缔结婚姻。“父母之命”指在儿女的婚姻过程中，一切与对方交往上的事情，都由父母出面解决，婚姻由父母做主，父母对儿女的婚姻具有决定权。“媒妁之言”指在婚姻过程中，与对方认识和交涉的有关事情，主要是听取媒人的意见，依靠媒人在其中周旋。从“媒”字的本意看，意思是谋合；“妁”字也有“谋”的含义，同时也有“酌”的意思。媒妁就是对两家两姓的男女进行谋合、斟酌，促其合成两姓之好。

651.东晋太尉郗鉴为女择婿

——东床快婿

在两晋时期，名门大姓为了保住自己的显贵门第，往往实行门阀婚姻。因此那时的婚姻特点就是士庶互不通婚，只有同一阶层的人才能结婚。东晋太尉郗鉴到名门王家为女儿选婿，王府的几位公子听说之后特别高兴，一个个都在悉心打扮自己，正襟危坐，都希望自己被选中。唯有20岁的王羲之还像平常一样坐在东边的竹床上，神清气闲地练习毛笔字。恰好这天天气比较炎热，他就热得解开了上衣，露出了肚皮。他还一边写字，一边抓冷馒头吃。没想到郗鉴对那些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毫不在意，居然只看中旁若无人的王羲之，于是，最后便将女儿许配给了他。后来人们就把“东床快婿”“东床坦腹”作为女婿的美称，或称呼他人的女婿叫“令坦”。

652.女大当婚，男大当嫁

——招赘

招赘，即女子不出嫁，招男子入住女家为婚的婚姻形式，称入赘、招上门、招亲、倒插门。

这种婚姻形式在中国古代也流行很久，如《史记·滑稽列传》中在介绍淳于髡时，说淳于髡，齐之赘婿也。商鞅在秦国变法时，也曾下令“家贫子壮则出赘”，鼓励贫穷家庭的儿子去做上门女婿。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招赘”也有所表现。如《西游记》中，孙悟空打趣八戒的时候就说：“计较甚的，你要，便教师傅与那妇人做个亲家，你就做个倒踏门的女婿。”过去，赘婿常受歧视，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低下。新中国成立后，入赘这种婚姻形式得到社会的认可，从法律上也给予了相应的保护。现在，农村中很多地方仍然有招赘女婿上门的情况。

653.续旧好而订婚盟

——指腹为婚

指腹为婚是中国旧时包办婚姻的一种独特形式，又称指腹婚或胎婚。旧交或要好亲友的两家主妇同时怀孕时，由双方父母做主，指定怀胎的两家婴孩出世后如果都是男孩或者女孩就让他们（她们）结为兄弟或姐妹，如果是一男一女就结为夫妻。他们长大后不管同意与否，由双方父母择日完婚，谓之“转屋”。指腹婚在东汉初年就已出现。到南北朝时，在士大夫之间就已经流行指腹婚了。自宋金以后，指腹婚已经渐渐成为习俗。元代更为盛行，这在元代的戏曲杂剧中经常见到。所以，元朝中期制定了一条法令，禁止指腹为婚。明代继承元代的这条法令，也禁止指腹为婚。清代虽然明令禁止指腹婚，但是形同虚设，指腹婚仍然很盛行。

654.胜者抱得美人归

——比武招亲

比武招亲是中国古老的一种公开招亲的方式，一般是通过比武来展示应征者的才华武艺，从而使父母能够在众多的应征者中为女儿挑选满意的良婿。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武术传统，所以，比武招亲在古代就受到很多人尤其是学武之人的青睐。比武招亲有两种情况：一是女子不露面，应征者互相比武，结果由女子父母代女子做主决定选择优秀者，二是女子本人会武术且武艺高强，她就摆下擂台，来招一个比她的武艺还高强的夫君。

655.海选意中人

——抛绣球

抛绣球是中国古代传统择婿方式之一，现仍在广西百色、柳州、南宁、河池等地区广泛流传。壮族抛绣球的习俗，宋、元时代就已有之，最早记载于两千年前绘制的花山壁画上，但当时用以甩投的是青铜铸制的古兵器“飞砣”，并且多在狩猎中应用。后来，人们将飞砣改制成绣花布囊，互相抛接娱乐。到了宋代，逐渐演变成壮族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方式，其盛况如日中天甚为流行。用古兵器“飞砣”命名的五色彩囊，便是后来的绣球了，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的记述更为明显：“男女目成，则女爱砣而男婚已定。”

656.女子的成人礼

——开脸

开脸，又称“拉面”“净面”“绞面”，是一种颇为古老的民间风俗，是将麻线或棉线套在双手指上，齿咬线结，把线绷直，缠绞脸上的汗毛。按习俗，女子只有在出嫁时才可以“开脸”，而未婚女子是不能“开脸”的，故有“黄毛丫头”之说。开脸标志着一个女子的姑娘时代的结束和媳妇生涯的开始。

657.半副鸾驾

——花轿

花轿，也叫喜轿，是传统中式婚礼上使用的特殊轿子。一般装饰华丽，以红色来显示喜庆吉利，因此俗称大红花轿。轿子原名“舆”，最早记载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说明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轿子了，而把轿子运用到娶亲上，最早见于宋代，后来才渐渐成为民俗。古代花轿的种类及样式繁多，因各地的习俗、贫富及主人的身份而略有不同。普通人娶亲用的一般是二人抬的花轿，罩轿子的帷子都选用大红色的彩绸，并绣有富贵花卉、丹凤朝阳和百子图等吉祥图案，缀以金、银色，以烘托热闹喜庆气氛。富贵之户常用四人抬的大花轿，轿子的装扮与二人抬的相差无异。到清朝末年，在当时的上海等大城市，许多女子已不肯坐花轿，改用马车等车辆了。民国初期，由于从日本输入的人力车比较轻便快捷，遂在民间广为使用，轿子逐渐被取代。

658.天地情，父母恩

——拜堂

拜堂又称“拜天地”“拜花堂”，这是婚礼过程中最重要的大礼，过去全国各地都有这种风俗。拜堂是婚礼的高潮阶段，其仪式非常隆重而严肃。因为各地风俗不同，拜堂的具体礼仪也不同。拜堂这一礼俗的最初兴起于古人的交拜礼。东汉末年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在“青庐”里行交拜礼，然后结为正式夫妻；在晋朝时夫妇交拜就更加受到重视；北朝时从天子纳后到平常百姓娶妻都行交拜礼；至隋唐时期夫妇仍然行交拜之礼；宋代新娘在进门后要先参拜祖先，向祖先昭告有新人成为家庭的成员，祈求他们的保佑，并行其他的礼仪之后才回房行交拜礼；元明两代之后就形成了较完整的拜堂程序和过程。

659.不打不闹不热闹

——闹洞房

新婚之夜，亲戚朋友进入洞房，对新娘百般戏谑，称为闹洞房，又称“闹新房”“闹房”“戏新娘”“暖新房”“弄新妇”“戏妇”“谑亲”等，它是中国男女成婚时亲朋好友对他们表示祝贺的一种礼俗，其目的都是使婚礼喜庆热闹，同时祝一对新人幸福、欢乐、美满。此习俗源于汉朝，兴盛于近现代，在汉族地区广泛盛行。关于闹洞房的由来，民间认为是防止妖魔鬼怪进入洞房。闹洞房时，平辈的、晚辈的亲戚朋友，不分辈分高低，男女老幼都可以到洞房参与逗闹新郎、新娘。

660.奇特的婚俗

——抢亲

抢亲又叫做掠夺婚或抢婚，是一种古老的婚姻形式，它是男子通过运用暴力抢劫手段将女子掠夺为己有并结成婚姻，而不管女方是否同意。抢婚在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母系氏族崩溃的时代就已经产生。早先的抢婚具有暴力强制性，到了后世才成为象征性的表演。现代社会中自由婚姻增多，因此，抢婚实际上已失去它原来的意义。但抢婚作为婚礼的仪式依然保留，多见于我国西南云、贵、川、藏等省、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另外，抢亲所需的花费和彩礼少，因此多为贫寒家庭所采用。

661.来生缘

——打背牌

花溪地区有高坡苗族自治乡，这里有一种酒俗是苗族青年男女婚恋必不可缺的民俗风情，苗族聚居，一寨一姓，同宗同族同姓是不允许成亲的。男女青年相爱，但是又不能违背父母定下亲事，于是就有了“四月八打背牌”活动。其方式和内容是：由姑娘把亲自刺绣的黄背牌（一件女性上装的衣着饰物，呈条状，长1米左右，宽约60厘米，中间开岔，两端绣有特定图案，黑底白线或黄线，缀满银铂或海葩，穿戴时由头顶上自上而下，分别罩于前胸和后背）赠送后生，让其以箭射穿，然后男子保留这块背牌，把自己的手帕送给女子，此后两人继续回去各自娶嫁，不再往来，是现世婚姻不美满的苗族男女，寄托对失去的爱情的思恋。现在，这种风俗已渐渐成为旅游活动中的表演节目，不再有原来的意义。

662.飞檐走壁的爱情

——走婚

走婚是摩梭人的一种婚姻模式。摩梭人是母系社会，在日间，男女很少单独相处，只在聚会上以舞蹈、歌唱的方式对意中人表达心意。男子若是对女子倾心的话，在日间约好女子后，会在半夜的时候到女子的“花楼”（摩梭成年女性的房间，独立于祖母屋即“家屋”外），但不能于正门进入花楼，而要爬窗，再把帽子之类的物品挂在门外，表示两人正在约会，叫其他人不要打扰。然后在天不亮的时候就必须离开。

走婚在摩梭语中叫“色色”，意为“走来走去”，走婚的男女，没有经济联系，一旦发生感情转淡或发现性格不合，随时可以切断关系，因此感情自由度较婚姻关系更纯粹，但也因此而使得男女关系较为平等，男性称女情人为“阿夏”，女性称男情人为“阿注”。

663.古代休妻标准

——七出

“七出”又叫做“七去”或“七弃”，是古代离婚的条件，也即离婚的法律依据。“七出”形成于西周末年，作为礼制中的一部分，到汉唐时编入朝廷的律令。《大戴礼记·本命篇》说：“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在中国古代，男子有休妻的权利，女子却无离婚的自由。妻子只要沾上其中的一条，便可被丈夫随意休掉。因此，“七出”也就成为丈夫抛弃妻子的方便借口。

664.青楼文化现象

青楼，原本指的是显贵人家的闺阁，也就是大户人家住的房子。后来随着妓女的产生、发展，青楼逐渐成为妓院的代名词。因此，所谓青楼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与青楼相关的文化现象或者在青楼中产生的文化现象。在古代的诗、词、曲等文化中，青楼文化现象有很多，可以说青楼文化现象是古代诗词曲发展的推动因素之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古代妓女的艺术才华和聪明才智以及文人墨客的留恋声色有关。

古代的妓女大多数色艺俱全，尤其是在唐代，妓女的等级地位划分不是以色作为衡量标准，而是以技艺为主，其次才看色貌如何。因此她们用以谋生的更重要的是艺，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自然成了她们迎来送往的资本。又由于她们沦落风尘往往是被生活所迫，因此，在沦落风尘之后她们仍然会保持着浪漫的向往，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同时也就成为她们感物伤怀的寄托所在。

665.中国妇女什么时候开始缠足的？

古代女子缠足到底始于何时，并无史籍可考。缠足始于何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始于南朝潘妃；有的认为始于南唐窅娘；有的甚至认为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在古乐府的《双行缠曲》中有：“新罗绣行缠，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独知可怜。”表明缠足自汉代前后就已形成了，并且在这时有了尖头鞋以及早期的、自发的缠足，而后缠足才逐渐成为习俗。

666.客家妇女不缠足

有关客家妇女不缠足的记载，屡见诸于文献史籍。如《清稗类钞·风俗类》中说客家妇女“向不缠足，身体硕健，而运动自由，且无施脂粉及插花朵者”。在清代之前，妇女缠足是普遍现象，但在客家地区却难得一见，连富有之家都是如此。缠足往往被视为婚嫁的障碍。客家妇女不缠足，以“天足”为美，乐于做“大脚蛮婆”，若有极个别缠足者，反倒会嫁不出去，终身要做“老姑婆”。究其原因：一是地处山区，出门远走不便；二是有碍于上山下田干活。由于特殊需要，在客家人眼中，妇女能干与否较之相貌重要，所以，有些地方干脆把儿媳妇称为“薪臼”，表示既要会砍柴，又要会舂米。

667.能为掌上舞

——三寸金莲

三寸金莲跟我国古代妇女裹足的陋习有关。中国古代女子缠足兴起于北宋，当时的人们普遍将小脚当成是美的标准，而妇女们则将裹足当成一种美德，不惜忍受剧痛裹起小脚。过去的女孩一般在五六岁时开始缠足，其方法是用长布条将拇趾以外的四个脚趾连同脚掌折断弯向脚心，形成“笋”形，人们把裹过的脚称为“莲”，而不同大小的脚是不同等级的“莲”，大于四寸的为铁莲，四寸的为银莲，而三寸则为金莲。三寸金莲是当时人们认为妇女最美的小脚。

668.古代男人也穿裙子

在我国的历史上，人们几乎一直都在穿裙，形制则较为简单。东汉刘熙的《释名》中有：“裙，群也，连接群幅也。”所谓连接群幅，就是古人将二尺二寸幅宽的织物连接起来成筒状。上古的服装式样主要是上衣下裳。古代的“裳”，指的就是下衣，即裙子。一直到魏晋前后，裙子都一直是男女同用的服装，只是中间出现了一些式样上的小变动。

从唐代开始，裙子逐渐成为女子的专用服装，而男子则是以袍靴为主要服装。但是，在正式的朝贺或祭祀大典上，我国古人仍然是以上衣下裳为朝服，也就是说男子仍穿着裙子。一直到清代，朝服还是上衣下裳，仍然是有裙子的。

669.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

——凤冠霞帔

以凤形饰冠的风习由来已久，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凤冠的名称则最早出现在晋人王嘉的《拾遗记》中。把凤冠确定为礼服，并列入冠服制度则是宋代以后的事情。不同的时期凤冠有不同的制作标准，如北宋凤冠，冠上饰有九翚四凤，另有首饰花九株，小花若干株，冠下附两博鬓。

霞帔，又叫做霞褙，形状似彩练，以狭长的布帛做成。上面绣有花卉、云、凤。穿霞帔的时候把它从领子后面绕披到胸前，下面垂一颗金玉珠子，其穿法类似于今天的披肩的穿法。中国古代，“凤冠霞帔”一直被妇女视为最大的荣耀。

670.幼儿园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第一个幼儿园的诞生是在公元1903年。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在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策划下，湖北巡抚端方在武昌阅马场寻常小学堂内设立了中国第一所幼儿教育机构——湖北幼稚园，聘请东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的户野美知慧等三名日本教师任教，首开了中国幼儿公共教育的历史先河。公元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定幼儿教学机构为蒙养院，随后北京、湖南、江苏、上海等地的蒙养院纷纷诞生。在中国幼儿园教育的发展中，陈鹤琴、陶行知等先驱者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671.中国古代车的起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国家之一，相传在黄帝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从自然界得到启发，知道应该怎样制作车了。而新石器时代随着手工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创制出许多轮转工具，如纺线用的纺轮，制陶用的陶车和琢玉用的轮形工具等等，又为制作车创造了先决条件，最初的“车”是把圆木垫在木橇之下，其上载物，借人或牛而使圆木滚动来移动木橇。少昊时就已经开始用牛拉车。《史记》则记载，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而按《续汉书·舆服志》记载，夏朝已经有了专管车旅交通、车辆制造官员，叫做“车正”，这时候的车基本是双轮、独辕，车厢是方形或长方形，并开始了用马拉车。至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装饰考究的车，春秋战国时，车战是战争的主要形式，由此推进了造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由独辕车发展至双辕车。并且车的种类日益繁多，用途日益专门化了。

672.《诗经》里的交通工具

《诗经》中有非常多的诗歌涉及到车马。《诗·小雅·出车》描述的就是如何推出战车，奔赴战场。战车在《诗经》中叫做“戎车”。《诗·小雅·采薇》载：“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即四匹公马拉的战车。《诗·小雅·六月》中的“元戎十乘”，就是指战车十辆，在《诗经》中，打猎用的车叫做“田车”，如《诗·小雅·车攻》的“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就是说“田猎车子已修好，四匹公马强又壮”。《诗·小雅·吉日》是记述周宣王择日选车马行猎，其中也有“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句。《诗经》中还有用来载运使节的车，如《诗·小雅·四牡》的“四牡騑騑，周道倭迟”；《诗·小雅·皇皇者华》中的“我马维驹，六辔如濡”。《诗经》中还有迎亲的车马，如《诗·小雅·鸳鸯》《诗·小雅·车辖》等篇中，以“四牡騑騑，六辔如琴”，描写了迎亲时的欢快。

673.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驷马”是指古代用四匹马拉的车子。古时用四匹马拉的车子是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原出于《论语·颜渊》：“驷不及舌。”是讲卫国有个大夫，叫做棘子成。有一天，棘子成对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就够了，干吗还要有文采呢？”子贡说：“您这样说是不对的。四匹马拉的车子，也追不回已经说出口的话。本质和文采是同样重要的。让我拿皮草来举例解释吧！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它们的区别，既在本质，也在文采，如果把这两类兽皮，拔去上面有文采的毛，那虎豹皮，看来就像犬羊皮了。”比喻一句话说出口后，就是用最快的马车也难以追赶上，不能再收回了。因此说话要深思熟虑。

674.明清时期的轿车

明清时代的车多用一匹或两匹骡子挽行，统称为“骡车”。但为区别乘人的车与载物的车，又有“大车”“小车”之分。乘人的车为小车，因其有棚子、围子，形如轿子，所以习惯上称之为“轿车”。轿车都是木制的，轿车的形制是由辕、身、梢、篷、轴、轮几大部件组成。车棚是由木格组成，并不能遮风挡雨，所以往往还要包一层布围，以避风雨。这种布围称车围子。不上围子的轿车，叫做“光架子骡车”，一般不能上街，只有处决犯人时，才乘这种车去刑场。所以，再破敝的轿车也要上个围子，铺上垫子。辛亥革命之后，随着人力车和汽车在我国的出现，轿车数量日渐减少，多为乡村中地主豪绅拥有，以妇女乘坐为主。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也有人使用这种轿车。

675.古代对船的各种称呼

中国舟船发展史绵延数千年，最早创制的水上交通工具是筏子，这是一种用树干或竹子并排扎在一起的扁平状物体。古时也称筏子为“桴”“泭”，或“箄”。编木为筏之后，又有“刳木为舟”的独木舟。但筏子与独木舟都还不是理想的水上交通工具。在独木舟的基础上，人们创制出新型的船——木板船。木板船的问世，在我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商代。舟船的出现原本是人类为了满足载货、运输和生产的需要，但在奴隶制社会的夏、商、周时期，舟船和马车一样，也成为战争的工具。战舰虽是从民用船只发展起来的，但由于战舰既要装备进攻武器，又要防御敌舰攻击，所以，其结构和性能均比民用船只要优越得多。自明代起，浙、闽、粤沿海的小型海船多采用鸟船船型，以求速快。至此，我国古代四大航海船型全部出现并定型。

676.苏湖熟，天下足

——漕运

漕运即漕粮的运输，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远在秦汉时代，我国史书就已经有了关于漕运的记载。

我国古代的各封建王朝，大都建都在西北和北方的城市，而附近地区所产的粮食，不能满足京城的需要。因此，把其他地区征收的粮食调运到京城，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漕运在我国历史上形成过一套较完整的制度，并有相应的一套管理系统。

677.鸿雁传书

古代驿站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传递官府文书。一般老百姓传递信息，只有托人捎带，然而辗转传递，缓不济急，且易延误遗失。我国古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鸿雁传书”一类的故事。

“鸿雁传书”是中国古老的民间传说，因为鸿雁属定期迁徙的候鸟，信守时间，成群聚集，组织性强。传说苏武牧羊曾把书信缚在雁足之上带回祖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鸿雁传书”。所以，信又有了“鸿雁”的称呼。今天人们依旧把鸿雁作为邮政通信的象征。这也可见老百姓通信的困难。

678.大清邮政的建立

公元1861年，各国驻华使馆采取自派专差传送文件的办法，因感到不便，便要求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收代寄邮件。后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推给海关办理，而当时海关的总务司（相当于今天海关总署署长）英国人赫德，对中国的邮权早已垂涎三尺，便于公元1866年移交海关兼办邮政。公元1878年7月发行了第一套大龙邮票；并于公元1879年将所办邮局命名为殖民地色彩的“海关拨驷达”（拨驷达是英文邮政——POST的译音）。公元1896年3月20日，光绪皇帝正式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总理衙门委任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负责大清邮政官局事务。公元1897年各邮局正式对外办理业务。虽将海关拨驷达改称为大清邮政官局，但邮政大权仍然操纵在英法等外国人手中。公元1905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直至公元1911年海关才将邮政移交给邮传部。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大清邮政”改为“中华邮政”。

679.三山五岳

“三山”指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

“五岳”是我国的五座著名大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

680.天下第一关

山海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15公里，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要塞，被誉为“天下第一关”。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在这里设山海卫，徐达见这一带“枕山襟海，实辽蓟咽喉，乃移关于此，连引长城为城之址”，次年12月筑起了山海卫城。卫叫做山海卫，关叫做山海关。

681.中国九大名关

我国的九大名关为山海关、居庸关、紫荆关、娘子关、平型关、雁门关、嘉峪关、武胜关、友谊关。

山海关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是万里长城的起点，有“天下第一关”之称。

居庸关旧称军都关、蓟门关，在北京市昌平县西北部，为长城要口之一。

紫荆关在河北省易县紫荆岭上，为河北平原进入太行山的要口之一。

娘子关在山西省平定县东部，建于唐朝初，平阳公主曾率娘子军驻此，故此得名。

平型关在山西省繁峙县东北边境，邻接灵丘县，是长城要口之一，抗日战争初期的平型关大捷就发生在此地。

雁门关在山西省代县北部，是长城要口之一。

嘉峪关在甘肃省嘉峪关市以西，嘉峪山东南麓，是长城的终点，自古为交通要塞。

武胜关在河南省信阳南部，为大别山隘口之一。

友谊关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西南，又称大南关、界首关，为中国通往越南的交通要道。

682.关东的历史称谓

关东，战国至唐时期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三国指虎牢关以东，《三国演义》中，曹操、袁绍等18路诸侯伐董卓时，就自称关东联军；秦汉时期指函谷关以东；明代以后，东北地区俗称“关东”，指山海关以东的地方，直到当代仍在民间盛行。所谓的“闯关东”就是指其他地区的移民进入东北。新中国成立后，这个称呼逐渐淡化。

历代对东北行政区划不一，名称种种，而形成一个具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却是经历了千百年的沧海之变，最终跻身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林，成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83.少数民族地名的含义

我国有许多少数民族语的地名。这些以少数民族语命名的地名都有自己特定的含义。

“包头”，蒙古语，意为“有鹿的地方”。

“呼和浩特”，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市”。

“乌兰浩特”，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城市”。

“乌鲁木齐”，蒙古语，意为“优美的牧场”。

“克拉玛依”，维吾尔语，意为“黑油”。

“阿克苏”，维吾尔语，意为“白水”。

“白云鄂博”，蒙古语，意为“宝山”。

“呼和陶勒盖”，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山头”。

“西双版纳”，傣语，意为“十二千田”（十二个美丽富饶的坝区）。

“哈尔滨”，满语，意为“晒渔网的场子”。

“拉萨”，藏语，意为“圣地”。

684.中国四大高原

我国有四大高原，即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

青藏高原位于我国西南部，面积占全国1/4，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

内蒙古高原位于我国北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祁连山麓，海拔一般在1000米左右。

黄土高原西起祁连山脉东端，东到太行山麓，北面大约以古长城为界与内蒙古高原为邻，南到秦岭。

云贵高原主要位于云南省东部和贵州省大部分，地势明显表现为西高东低，海拔从2000米下降到1000米。

685.五湖四海

五湖，说法不一，一般指洞庭湖，鄱阳湖，太湖，青海湖，洪泽湖。据《史记河渠书集解》所载，五湖，湖名耳，实一湖，今“太湖”是也。

四海，《礼记祭义》中说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横四海。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溥，普遍。四海，即东海，西海（今黄海），南海，北海（今渤海）。

686.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天府之国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但是“天府”最早指的不是四川，而是八百里秦川腹地的秦国。发明者就是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天府原本是一种官职的名称，他是为“天子”掌握“府库”的官员。这个官职在周天子时设过。后来，秦朝时蜀郡“省长”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有了成都平原的富庶，“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了中央王朝的主要粮食供给基地和赋税的主要来源，再加上盆地在冷兵器时代具有易守难攻的特殊战略地位，因而避免了历史上很多次战争的破坏，得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既有山川俊美的自然风貌，又有秀冠华夏的历史人文，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名人文豪竞相辈出。自然、人文与社会风俗多种景观相生相依造就了得天独厚、品位极高的天府之国。

687.不尽温柔汤泉水，千古风流华清宫

——华清池

华清池，位于西安东约30公里的临潼骊山脚下北麓，是中国著名的温泉胜地，据历史记载，这里的温泉大约发现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代。西周的周幽王曾在这里修建离宫，汉代曾在这里建造帝王贵族的行宫，唐代建有富丽堂皇的“华清宫”。“华清池”由此得名。唐玄宗每年都会携带杨贵妃到此过冬沐浴，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写的就是这里。经历代战争，原来的建筑都已毁塌。现在的建筑都是按照历史记载的布局于公元1959年重建的。

688.三峡工程

三峡水电站，又称三峡工程、三峡大坝，位于中国重庆市到湖北省宜昌市之间的长江干流上。大坝位于宜昌市上游不远处的三斗坪，并和下游的葛洲坝水电站构成梯级电站。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最大型的工程项目。在长江三峡建造大坝的设想最早可追溯至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先生，他在《建国方略》一书中认为长江“自宜昌以上，入峡行”的这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江上游频发洪水威胁长江中游城市，党中央领导因此下决心修建这项工程。三峡水电站公元1992年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公元1994年正式动工兴建，公元2003年开始蓄水发电，公元2009年全部完工。

中国历史之人物篇

689.春秋五霸

春秋时期，周天子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天子反而依附于强大的诸侯。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权，互相征战，争做霸主，关于春秋五霸历史上存在很多种说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认为先后成为霸主的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春秋五霸应该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这一派人的依据是：称霸的主要标志是“会盟”诸侯，而完成这一重要仪式的有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楚庄王旅、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这五位诸侯，所以真正的春秋五霸应该是他们。

690.战国七雄

战国初期，秦国、燕国实力较弱，比较强大的是晋、齐、楚、越四国。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号称“三晋”，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策命三晋为诸侯。齐国自公元前481年田氏子杀齐简公，专齐政，形成“田氏代齐”的局面。但此时齐实力暂时弱于三晋。楚国虽向东方略地扩展，但其北上与三晋争夺郑却遭受失败。越国灭吴后曾强盛一时，进入战国后因长期内乱，公元前333年，为楚所败。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格局逐渐形成，史称“战国七雄”。

691.战国四公子

中国战国时代末期秦国越来越强大，各诸侯国贵族为了对付秦国的入侵和挽救本国的灭亡，竭力网罗人才。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养“士”（包括学士、策士、方士或术士以及食客）之风盛行。当时，以养“士”著称的有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因其四人都是王公贵族，时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

692.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说的是我国古代的四位美女。

西施，春秋末期，越国称臣于吴国，国难当头，西施以身许国，被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吴王沉迷美色，荒废国事，使越国用足够的时间养精蓄锐，反攻吴国。王昭君，公元前54年，王昭君请求出塞和亲，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象征给匈奴带来和平和安宁。貂蝉，东汉末年司徒王允的歌女，后成为司徒王允离间董卓、吕布父子的棋子，使董卓与吕布反目成仇，加速了汉末军阀战乱时代的结束，促成了一代雄才曹操、刘备、孙权等人的崛起。杨玉环，唐玄宗李隆基的贵妃，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天宝十五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玄宗西逃四川，杨贵妃在马嵬驿死于乱军之中。

693.东施效颦惹人厌

春秋时代，越国有一位美女名叫西施，无论举手投足样样惹人喜爱。西施心口痛，皱着眉头从街上走过，都有很多人向她行“注目礼”。同村一个丑妇人看见西施这个样子，觉得很美，回去时也捂着胸口，皱眉蹙额，从街上走过。村里的富人看见她这副模样，都紧闭着大门不愿出来；穷人见了，带着妻子儿女，远远避开。这个丑妇看到西施皱眉的样子很美，却不明白她皱眉的样子为什么美。所以她不管怎样模仿，都没有西施美。

694.中国古代的美男子

人们形容男子容貌俊美，常常会说：“美比宋玉，貌如潘安。”宋玉和潘安是古代的两名著名的美男子。

宋玉是战国时期楚国人。《昭明文选》中《登徒子好色赋》一文说宋玉“为人体貌娴丽，口多微辞”，长得漂亮，口才又好。他邻居家有位少女，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竟然暗恋宋玉三年，可见他的魅力了。

潘安即西晋人潘岳，字安仁，小字檀奴。他长相帅气，又很有气质，深得时人的喜爱。潘岳年轻的时候经常坐车出去游玩，不少妙龄少女见了，竞相围观，还紧紧地跟着他，把水果丢进车子，一天下来常常满载而归。

除了宋玉和潘安，中国古代还有不少美男子，如子都、卫珓、嵇康、高长恭等。

695.中国哲学之父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晚年在陈国居住，后出关赴秦讲学，不知所终。老子遗留下来的著作，仅有《五千文》即《老子》，也叫《道德经》，是道家的主要经典。

696.千古圣人，万世师表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

孔子3岁丧父，随母亲颜征移居阙里，并受其教。15岁立志于学。及长，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他虚心好学，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30岁时，已博学多才，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其思想核心是“仁”。

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经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编成《论语》一书，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

697.人生本如是迷茫

——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战国时代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县）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主张“无为”，著作有《庄子》，亦称《南华经》，道家经典之一。

《庄子》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研究价值。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为后世传诵。

698.人性本恶

——荀子

荀子（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名况，战国末期赵国人。战国末期，经历了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局面之后，在学术思想上逐渐出现了融合百家、总结诸说的趋势。荀子广泛地涉猎了诸家学说，批判地总结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在政治上，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王制》），“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在哲学上，提出了“明天人之分”的观点，以“制天命而用之”，断定了人定胜天。他反对性善论，首创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主张以“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去“化性去伪”，强调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郭沫若在《十批判书·荀子批判》中曾评价说：“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学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

699.亚圣

——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现在山东邹城市）人，是孔子之孙孔彶的再传弟子。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散文家、政治家，是著名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故《孟子》提出了“仁政”学说和“性善”论观点，坚持以“人”为本。南宋朱熹将其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元朝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其思想与孔子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700.纵横家之鼻祖

——鬼谷子

鬼谷子，相传是战国时期楚国人，本名王诩。生前隐居于清溪鬼谷，在山中采药或修道，自称“鬼谷先生”，后被世人称为“鬼谷子”。鬼谷子为纵横家所宗，生平写《鬼谷子》一书，而其弟子不乏众人，最为著名的要数战国时期的辩士苏秦和张仪。鬼谷子及其弟子们倡导的是一些谋划权力的策略，言谈论辩的方法，不为正统所称道。唐代柳宗元就曾批评说：“鬼谷子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陷坠。”（《辨鬼谷子》）

701.中国最好的说客

——苏秦

苏秦（公元前337年～前284年），字季子，东周洛阳轩里人（今洛阳东郊太平庄一带），战国时期韩国人，相传为鬼谷子的徒弟，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提倡合纵。公元前292年，齐、赵、秦三国鼎立，竭力争夺宋国土地时，苏秦向燕昭王献策，企图借助秦、赵之力攻破齐国，由他作为燕的特使派到齐国，以助齐攻宋为名，做间谍工作而达到破齐的目的，后因其反间计泄露，被车裂而死。

702.浮游尘埃之外

——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约前278年），名平，字原，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起初受到楚怀王的信任，位至左徒，他主张改良内政，联齐抗秦，但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上官大夫等人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一再遭到放逐。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中国民间五月初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

屈原虽然在政治生活上郁郁不得志，但作为诗人，他给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等二十多篇不朽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宝库的珍贵遗产。

703.法家理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

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是战国时期（公元前275年～前221年）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战国晚期韩国（今河南省新郑；郑韩古国在今天的河南新郑）人，汉族。原为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苟卿。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术思想，同时又吸取了他以前的法家学说，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今存《韩非子》55篇。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704.一代兵师

——孙膑

孙膑，战国时军事家，齐国阿（在今山东阳谷）人。孙武后代。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诳他到魏，处以膑刑（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接回，被齐威王任为军师，马陵之战，身居辎车，计杀庞涓，大败魏军。著作有《孙膑兵法》，久已失传。公元1972年银雀山出土，1.1万余字。

705.帝国丞相

——李斯

李斯（？～前208年），姓李，名斯，字通古，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年轻时在乡村做管理文书的小官，后来，随荀卿学习，当任廷尉。在秦始皇统治期间，李斯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才能，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被任命为丞相。他建议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又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之后又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和车轨等方面作出贡献。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706.霸才有主

——陈琳

陈琳（？～217年），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淮安县东南）人。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后为袁绍幕僚，官渡之战后依附曹操，先后任司空军师祭酒和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瘟疫流行，与刘桢、应玚、徐幹等染病去世。陈琳诗、文、赋都擅长，散文风格尤其雄放，笔力强劲，很有文气，朝廷文书很多出自他的笔下。作品有诗歌《饮马长城窟行》、散文《为袁绍檄豫州文》《为曹洪与世子书》等，辞赋有《武军赋》《神武赋》等。

707.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

曹操（公元155年～220年），即魏武帝，汉族，字孟德，小名阿瞒、吉利，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和诗人。在政治方面，曹操消灭了北方的众多割据势力，恢复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观沧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龟虽寿》等不朽诗篇。

708.风骨不似世间人

——杨坚

杨坚（公元541年～604年），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隋朝开国皇帝，庙号高祖，谥号文皇帝。

在中国历朝历代中，他被公认为是才智最高的皇帝，也是最为仁慈的圣皇天子。后人一般将隋文帝的大治誉为“开皇之治”。

他的诗以绝句见长，著有《贺知章集》。其书法善草隶，纵笔如飞，传世书法作品中，墨迹有草书《孝经》、石刻《龙瑞宫记》等。

709.一代女皇

——武则天

武则天（公元624年～705年），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14岁被唐太宗选入宫内为才人，太宗死后入感业寺削发为尼，高宗时又被召入宫中封为昭仪，公元655年立为皇后。高宗多病，武则天替他处理政事，逐渐掌握大权，高宗死后，中宗继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后废中宗立睿宗，公元690年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年号为“天授”，史称“武周”，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皇帝。她执政50年，既有政绩也有弊病，死后在自己墓前竖起一座无字碑，意为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710.不爱江山爱丹青

——宋徽宗

宋徽宗（公元1082年～1135年），名赵佶，北宋皇帝。宋徽宗治国无方，在政治上虽然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但是在中国的绘画史上，他却是一位杰出的画家。宋徽宗的艺术造诣很深，能书善画，无所不工。他的书法师黄庭坚，对书法中的正书、行书、草书都很精通，而且他还独创了“瘦金体”，更是在宋代的书法家中独树一帜。宋徽宗最擅长的是花鸟画，主要以宫廷里的奇花、异草、珍禽为题材，对人物、山水画也有一定的造诣，画风精工富丽，又具有清淡的笔墨情趣。他还创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完备的“画院”。宋徽宗即位之后，首先对宋初设立的画院制度进行了改革，把画院变成科举制度的一部分，称为“画学”。

711.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

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字元晦，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他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受到排挤与宁宗的猜忌，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宁宗更是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71岁。

712.呕心沥血编通鉴

——司马光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地区夏县）人。幼时“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广为流传。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是他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294卷，通贯古今，《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编辑完成。

在政治观点方面，司马光主张法制永远不变，其政治思想比较保守。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宋哲宗元祐一年（公元1086年）为相，8个月后病故，追封为太师温国公。因而后人称他为司马温公。

713.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仲淹

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即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皇佑四年（公元1052 年）。范仲淹，字希文。和包拯同朝，为北宋名臣，政治家、文学家，吴县（今属江苏）人，少年时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对当时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陕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卒谥文正。

714.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

文天祥（公元1236年～1283年），男，汉族，吉州吉水（今属江西吉安）人，原名云孙，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浮休道人，民族英雄。著《文山全集》，名篇有《正气歌》《过零丁洋》。宋理宗宝祐时进士。官至丞相，封信国公。临安危急时，他在家乡招集义军，坚决抵抗元兵的入侵。后不幸被俘，在拘囚中，大义凛然，终以不屈被害。他晚年的诗词，反映了他坚贞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战斗精神。风格慷慨激昂，苍凉悲壮，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有《文山先生全集》《文山乐府》。

715.女真英雄

——完颜阿骨打

完颜阿骨打，即金太祖，金朝的创建者。他从小酷爱骑射，力大过人，且为人豁达大度，颇具组织和领导才能。辽代时，女真为辽朝统治。辽代中后期，以完颜部为代表的女真族逐渐崛起，奋起反抗并推翻辽王朝的残酷统治。辽天庆三年（公元1113年），接替兄长乌雅束为都勃烈极（部落联盟长）开始“力农积谷，练兵牧马”，扩充军队，增强女真的军事实力。翌年，被辽授予节度使。逐步统一邻近部落，势力渐盛。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族各个部落，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攻打下了辽国的北方首都上京。然后入侵并占领了宋朝的大部分土地，后建立了大金政权。他在位期间，定制度，立刑法，造文字，加强皇权，对女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716.金兀术：“搜山检海抓赵构”

完颜宗弼（？～1148年），金朝名将，开国功臣。本名斡啜，又作兀术。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子，宋金对峙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金世宗于当世之时就慨叹“宗翰之后，唯宗弼一人”。后人评论认为兀术强于宗翰，“颇有武元（完颜阿骨打）遗风”。

金建国后对辽战事频繁，金兀术异母兄宗峻、宗干、宗望、宗辅都是金军重要将领，骁勇善战，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自幼年时期，他就随从阿骨打起兵反辽。公元1121年12月，金太祖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反辽战争，金兀术初次披甲，随从叔父完颜杲出征。屡立战功。金灭北宋后，赵构逃往南方建立南宋。金兀术领兵追赵构，跨江河，越天险，破关隘，捣城池，搜山川，入大海，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时间之短、战线之长、地域之广，都出人意料，金人称之为“搜山检海抓赵构”。此战不仅大大振奋了金国朝野，也使金兀术一战成名。

717.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公元1162年～1227年），孛儿只斤氏，名铁木真，蒙古族。世界历史上最伟大和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公元1206年，被推举为蒙古帝国大汗（后被尊为元朝开国皇帝），统一蒙古各部落。在位期间，多次发动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黑海海滨，东括几乎整个东亚，建立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之一。成吉思汗征战一生，公元1227年7月，在蒙古军围困西夏首都时，病逝于今宁夏南部六盘山（一说灵州），终年66岁。

718.“大有为于天下”

——忽必烈

忽必烈（公元1215年～1294年），早在藩王时期就想“大有为于天下”。他一生征战，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正式即位为皇帝，并开始南下攻打南宋的计划。公元1279年，在厓山海战中，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宋帝赵昺跳海而死，南宋亡。忽必烈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元。在位期间，建立行省制，加强中央集权，使得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他也曾多次派兵侵略邻国，但多遭失败。同其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是蒙古民族光辉历史的缔造者，是蒙古族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公元1294年正月，忽必烈在元大都病逝，追谥“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

719.三代国母世无双

——孝庄皇后

孝庄文皇后（公元1613年～1688年），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之妃，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封博尔济吉特氏为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生皇九子福临，尊庄妃为皇太后，史称孝庄文皇后。公元1643年，皇太极逝，福临继位为顺治帝，迁都北京，尊孝庄皇后为太后，以皇叔多尔衮摄政，顺治年幼，为了消除多尔衮对帝位的威胁，孝庄太后按满族“兄死则妻其嫂”的习俗，毅然下嫁多尔衮。顺治死后，玄烨即位，号康熙，尊称孝庄为太皇太后，在她的支持下，康熙八年，康熙一举粉碎了鳌拜集团，夺回了政权。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太皇太后逝，享年75岁，康熙帝遵照遗嘱，将祖母安葬在了遵化的东陵附近。

她一生经历了四个朝代，辅佐两位幼年皇帝一统江山。康熙曾评价她：“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敦有今日成立。”

720.清末权臣

——荣禄

荣禄（公元1836年～1903年）清末大臣。晚清军事家、政治家。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辛酉政变前后为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所赏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命荣禄为留京办事大臣。不久又赴诏西安行，赏黄马褂，赐双眼花翎、紫缰。公元1902年1月，荣禄随慈禧太后返京，加太子少保衔，转文华殿大学士。公元1903年荣禄病死，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721.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的问题上，他写出了一本名著——《海国图志》。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他为了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并主持汇编《四洲志》一书，记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林则徐把《四洲志》的全部资料送给好友魏源。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魏源编写《海国图志》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侮，振奋国威。

722.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

林则徐（公元1785年～1850年），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等，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他雷厉风行，在虎门公众销毁没收的鸦片237万斤，取得禁烟运动的胜利，名震中外。林则徐生平爱好诗词、书法，著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使滇吟草》《林文忠公政书》《荷戈纪程》等。

723.蜡炬成灰铸史诗

——司马迁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奋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巨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724.智圣

——东方朔

东方朔（公元前161年或前162年～前93年），字曼倩，平原厌次县（今山东省陵县神头镇）人。他博学多才，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自己的观点，“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但因性格诙谐，滑稽多智，常在武帝面前谈笑，被汉武帝视为倡优之类人物，始终不得重用。东方朔一生著述甚丰，写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封泰山》《责和氏璧》《试子诗》等，后人汇为《东方太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725.七步成诗

——曹植

曹植（公元192年～232年），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曹操之子，三国时期曹魏诗人、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植自幼颖慧，10岁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落笔成文，深得曹操的宠爱，但他不拘礼法，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在与兄长曹丕争储斗争中占了下风。曹丕称帝后，他受曹丕的猜忌和迫害，屡遭贬爵和改换封地，曾七步成诗，逃脱曹丕的迫害。曹丕死后，继位的魏明帝曹叡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一直不得重用，最后郁郁而终，公元232年曹植逝世，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726.从神童到名士

——孔融

孔融（公元153年～208年），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任少府，因不满曹操的作为而被免职。好士待客，声望很高，遭到曹操忌恨而被杀。孔融是东汉末年的名儒，为建安七子之首。他的文章以议论为主，大多针对时政直抒己见，风格典雅，善于引古论今和运用巧妙的比喻，因此很有气势。曹丕曾盛赞孔融为“扬（雄）、班（固）俦也”（《典论·论文》），把孔融和扬雄、班固列为水平相当的同一类作家。主要作品有《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等，诗有《折杨柳行》《临终诗》等五首。

727.七子之冠冕

——王粲

王粲（公元177年～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人。早期依附刘表，但没有被重用。曹操南征荆州时转到曹门下，赐爵关内侯。王粲是“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的，是唯一封侯的人，很受曹操信任，和曹丕、曹植的关系也很密切。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在随军途中病逝。王粲天资聪颖，精通数学、棋艺，熟悉前代典章礼仪，经常参与朝廷奏议和制度拟订。他很看重文学的社会功用，作品比较能够反映时代风貌，偏重写实风格。刘勰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龙·才略》）主要作品有《七哀诗》《从军诗》等，抒情小赋也很出色，《登楼赋》流传很广。

728.轻官忽禄，不耽世荣

——徐幹

徐幹（公元170年～217年），字伟长，北海郡（今山东昌乐附近）人。建安初年受曹操召见，先后任司空军师祭酒掾属、五官中郎将文学，几年后因病辞职。曹操后来又授以上艾长，徐幹以病推辞。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染病身亡。徐幹少年时勤奋好学，闭门潜心研读典籍，从不随波逐流。他的文章以“清玄体道”著称，语言比较朴实，但旨意深远，而且逻辑性强。主要作品有诗《室思》《答刘桢》等；辞赋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有《玄猿赋》《漏卮赋》《橘赋》《齐都赋》等，刘勰曾把他和王粲并举为魏朝的“赋首”。另外有《中论》，是一部有关伦理及政治的散文论集，也是“七子”中唯一保存至今的专著。

729.走不通归隐路

——阮瑀

阮瑀（？～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少年时拜师蔡邕。建安初期阮瑀为躲避徭役而隐居，曹操赏识其才气，先后授以司空军师祭酒和丞相仓曹掾属。阮瑀擅长章表书记，与陈琳齐名。传说他曾在马背上草拟致关西军阀韩遂书，写完后呈给曹操改定，曹操竟不能增减一字。他的作品文气流畅，舒卷自如，《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最受人称颂。他的诗在“七子”中格调最为凄凉低沉，主要有《驾出北郭门行》《七哀诗》《失题》等。另外有《文质论》，反映了他“意崇敦朴”、重质轻文的文学观。

730.和而不壮

——应玚

应玚（？～217年），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东南）人。建安年间先后为丞相掾属和五官中郎将文学，和曹植关系密切。应玚的诗歌音调舒缓柔和，情感悲切忧伤。他的赋或咏物，或咏怀，刻画精致、想象丰富、形象生动，表现了作者的文学素养和运用文字的功力。总体上看，应玚的作品语言风格趋向平和，比较注重藻饰，文采斐然。与“七子”中的其他人的雄壮悲凉相比，应玚的风格是别具一格的，前者犹如山中之瀑布，而应玚的文字则如山涧中一股清新的溪流。

731.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

——刘桢

刘桢（？～217年），字公幹，东平（今属山东）人。建安年间曹操授以丞相掾属，与曹丕、曹植来往密切。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染病去世。刘桢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特别是五言诗的创作方面，曹丕曾说“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他的作品气势激扬，意境峭拔，与王粲合称“刘王”，也有人把他同曹植合称“曹刘”，都是针对其作品的气势而言。但他创作的弱点是辞采不够丰富，钟嵘在《诗品》中说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代表作有《赠从弟》三首等。

732.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国的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他们放荡不羁，不拘礼法，常聚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中酣歌纵酒，故称竹林七贤。

733.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

陶渊明（约公元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公元405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81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前后五次，历经13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自此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

734.驰骋壮志，抒写悲愤

——辛弃疾

辛弃疾（公元1140年～公元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

他一生坚决主张抗金，但所提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晚年一度起用，不久病卒。他是南宋时期著名词人，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

735.亘古男儿一放翁

——陆游

陆游（公元1125年～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自幼好学不倦，12岁即能诗文，他在饱经丧乱的生活感受中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20岁时与表妹唐琬结婚，后被其母强行拆散，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最终走到了“执手相看泪眼”的地步。

政治上，陆游一生力主北伐，在仕途上不断受到当权派的排斥打击，中年入蜀抗金，长期的军事生活丰富了他的文学内容，作品吐露出万丈光芒，成为杰出诗人。死前曾作《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最能表现陆游创作精神的代表作。

736.一字值千金

——王勃

王勃（公元649年～675年），字子安，唐代诗人，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乾封初（公元666年）为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随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公元672年）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或三年（公元676年），王勃南下探亲，渡海溺水，惊悸而死。其诗力求摆脱齐梁的绮靡诗风，文也有名，著名的《滕王阁序》就出自他之手。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

737.诗魔

——白居易

白居易（公元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诗人，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今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71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又自号乐天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等极为有名。

738.诗仙

——李白

“诗仙”指唐代诗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少年时代学习范围很广，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著作和其他一些奇书，喜爱剑术骑射。天宝元年，被唐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成为玄宗的文学侍从。当时正值玄宗后期，李林甫把持朝政，政治黑暗，贤能之士屡遭排斥迫害。李白性情豪放耿直，不对黑暗势力阿谀奉承，遭到诋毁，被迫辞官。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李光弼率军讨伐安史叛军，北上从军杀敌，半路因病返回，第二年在安徽病逝。李白的诗保存下来的有九百多首，散文60多篇，还有若干词作。

739.诗圣

——杜甫

“诗圣”指唐代诗人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又称杜少陵、杜工部。祖籍襄阳（今属湖北），7岁开始学诗，20岁出游，四年后回洛阳考进士，没被录取，之后漫游于山东等地，并在洛阳和李白相识，结下深厚的友谊。唐玄宗天宝五年，杜甫到长安求职，前后十年，由于权臣当道一直没被录用，最后得到一个参军的职务。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经历了许多磨难，直到唐肃宗上元元年以后，得到好友严武的资助，才在成都浣花溪畔筑起草堂，过了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安史之乱平息后，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使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不久严武突然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举家迁往夔州，不到两年又辗转于公安、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漂流。唐代宗大历五年冬，杜甫病逝于长沙与岳阳之间的湘江上。

740.诗鬼

——李贺

“诗鬼”指的是唐代诗人李贺，字长吉。祖籍陇西，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家居福昌昌谷（今河南宜阳），后世称李昌谷。李贺十五六岁时就精于乐府诗而与他的前辈李益齐名。公元807年～808年，李贺到洛阳拜访韩愈，韩愈回访时，李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李贺父亲名晋肃，“晋”和“进”同音，与李贺争名的人就说他应该避父讳不考进士，韩愈作《讳辨》鼓励李贺应试，但李贺最终没能金榜题名。后来做了三年奉礼郎，郁郁不得志。在京城时，李贺与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等人结为密友，常一起出游，一个小家奴背着破锦囊骑驴跟随，李贺路上写的诗就投进囊中。李贺一生体弱多病，后来辞官回家，27岁时病逝。

741.诗佛

——王维

“诗佛”指的是唐代诗人王维，字摩诘。祖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祁县），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王维少年时就富有文学才华。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考取进士，因故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被擢升为右拾遗。两年后，张九龄罢相，王维受到牵连，被迫出使塞上，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回到长安。安史之乱时王维被叛军俘获，被迫担任伪职。安史之乱后，王维官降三级以治罪。唐肃宗元年（公元758年）间再度起用，先后任给事中、尚书右丞，人称王右丞。王维的父亲去世较早，母亲信奉佛教，佛教信仰对王维的思想和诗歌创作都有极深的影响。因此，后世称王维“诗佛”，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提。

742.诗豪

——刘禹锡

“诗豪”指唐代文学家、政治家刘禹锡，字梦得，自称“江南客”。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他是匈奴后裔。刘禹锡自幼好学，熟读儒家经典，浏览诸子百家。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考中进士，两年后任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唐顺宗即位，推行改革，刘禹锡当时是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多，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而失败，唐顺宗被迫退位。刘禹锡由此开始了长达22年的贬谪生涯，先后在朗州（今湖南常德）、连州（今广东连县）等边远地区任刺史、司马等职，所到之处，访问民间疾苦，受到人民爱戴。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刘禹锡回朝任主客郎中，历任苏州、汝州、同州刺史，政绩突出。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擢升为礼部尚书，第二年病逝。

743.天下谁人不识君

——高适

高适（公元700年～765年），汉族。字达夫、仲武，唐代边塞诗人，沧州（今河北省景县）人，盛唐时期“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与岑参并称“高岑”。天宝八载（公元749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十一载，后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辞官，安史之乱后，曾任淮南节度使、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节度使等职，官至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世人又称“高常侍”。代表作《别董大》《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等。

744.七绝圣手

——王昌龄

王昌龄（公元698年～756年）字少伯，汉族。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他的边塞诗气势雄浑，格调高昂，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开元十五年中进士，补秘书省校书郎，调汜水尉。后因故遭谪岭南。开元二十八年为江宁县丞。天宝七载又贬为龙标尉。安史之乱爆发，他返回江宁，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王昌龄的诗以三类题材居多，即边塞、闺情宫怨和送别。代表作有《出塞》《闺怨》《芙蓉楼送辛渐》等。

745.边塞诗人

——岑参

岑参（公元715年～770年），河南新野人，生于湖北江陵，唐代著名诗人。他生活在唐代盛期，但不愿以文章换取功名，而向往到边塞去建功立业。度过了六年艰苦的军旅生涯，他的许多优秀诗篇就是这时创作的。

他不愧为盛唐时代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其诗与高适齐名，并称为“高岑”。他的代表作是《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和《天山雪歌》等名诗。他的诗歌题材很广泛，而其中边塞诗占数量很多，而且质量很高。他有《岑嘉州集》传世，《全唐诗》中收录其诗400余首。

746.无端思华年

——李商隐

李商隐，男，汉族，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著名诗人。婉约派，他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或博爱县），诗作文学价值也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后因婚姻卷入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身。

747.文以意为主

——杜牧

杜牧（公元803年～853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注重军事，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七绝龙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

748.语淡而味终不薄

——孟浩然

孟浩然（公元689年～740年）唐代诗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早年隐居故乡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韩朝宗为襄州刺史，约孟浩然一同到长安，为他延誉，但他不慕荣名，至期竟失约不赴，终于无成。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至幕府。不久，仍返故居，他一生徘徊于求官与归隐的矛盾之中，洁身自好，不乐于趋承逢迎，耿介不随的情操，为同时和后世所倾慕。他的诗歌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题材不宽，多写山水田园和隐逸、行旅等内容。代表作有《秋登万山寄张五》《过故人庄》《春晓》等。

749.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

韩愈（公元768年～824年），字退之，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25岁中进士，29岁登上仕途，却在功名与仕途上屡受挫折。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诗文上他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文学创作理论上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韩愈还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能逆当时的潮流，积极指导后进学习，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特别重视教育和培养年轻作家。代表作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750.壮志未酬身先去

——柳宗元

柳宗元（公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称“柳河东”。任礼部员外郎等。古文运动得到柳宗元的积极响应，他重视文学的实际社会功能，强调严肃的写作态度。他的散文很有特色，除政论外，还善于用寓言来讽刺、抨击丑恶现象，由《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组成的《三戒》，通过三种动物的描摹来嘲讽现实，语言犀利生动，篇幅短小但波澜起伏，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古文运动开启了文坛新风气，在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宋代欧、苏、曾、王六大家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巩固前人成果，建立了一个统治文坛1000多年的新传统。

751.醉翁

——欧阳修

欧阳修（公元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官至刑部、兵部尚书，谥号文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提倡简约自然的文风，强调文章的社会功用。在诗、文、词、赋及经学、史学等方面都有成就，以散文著称。他的散文大多内容充实、平易自然、流畅婉转，构思曲折严密。《朋党论》《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名作。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他还提拔了王安石、曾巩、苏氏父子等散文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为振兴北宋文坛培养了中坚力量。

752.博辩宏伟

——苏洵

苏洵（公元1009年～1066年），字允明，号老泉，眉州（今属四川）人。任秘书省校书郎。苏洵主张文章要“言当世之要”，他了解社会现实，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以古为鉴。他的散文以政论为主，切中时弊，语言犀利，具有雄辩的说服力。《六国论》《衡论》等都是名篇。

753.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苏轼

苏轼是宋代大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鼓励革新独创，并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辟了新天地。他的政论雄辩滔滔，笔势纵横，见解新颖，不落窠臼；叙事文借事寓理，文意含蓄，发人深思；游记不仅描摹真切，而且善于寓情理于景色。叙事纪游的散文艺术价值最高，如前后《赤壁赋》《石钟山记》《书刘庭式事》等，都是广为传诵的名作。

754.淡泊沉静

——苏辙

苏辙（公元1039年～1112年），字子由。官至尚书右丞，曾出使契丹，谥号文定。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注重内心修养，更强调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知识。他擅长政论和史论，文章多针对时弊，纵横古今，气势不凡。《六国论》《三国论》等都是名篇。此外，他的赋也很出色。

755.孤芳陋群妍

——曾巩

曾巩（公元1019年～1083年），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任实录检讨官等。曾巩很赞同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但他更重视阐发义理。基于这种观点，他的文章自然淳朴，立论精确，论证严密，条理清晰。他擅长议论文和叙事文，代表作有《上欧阳舍人书》《道山亭记》等。

756.文丽而思深

——秦观

秦观（公元1049年～1100年），字太虚、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人。北宋文学家。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的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他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号称为“苏门四学士”，颇得苏轼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辞。20岁，作《浮山堰赋》。24 岁，作《单骑见虏赋》，为世人所重。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等。

757.绝俗重韵

——黄庭坚

黄庭坚（公元1045年～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进士，因不拥护新政而受到排挤，多次贬官，仕途坎坷。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首，政治态度与苏轼相近，不赞同王安石变法，但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为人很有操守。黄庭坚的诗具有超迈的见识和襟怀，在当时很受赞誉，与苏轼并称“苏黄”。他还擅长行书和草书，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代书法四大家”。

758.肥仙

——张耒

张耒（公元1054年～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进士，任临淮主簿、寿安尉等。张耒13岁能写作，游学于陈州，受苏辙重视，从学于苏轼。张耒以诗歌成就最高，作品多写田野风光、稼穑艰难和民众疾苦。如《田家》《海州道中》，歌咏乡土风物和农夫苦乐；《悯农》《劳歌》《大雪歌》则对农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诗风平易、流丽、通畅，有白居易的风范，尤其是写景抒怀诗，真醇自然，清新可人。他开创了南宋诗人学习唐调的风气。但部分作品锤炼不够，比较粗糙。他的文章渊源于三苏，文理并重、平易自然，苏轼称赞他的文章“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他的主要作品集有《柯山集》《拾遗》等。

759.博辩俊伟，绝人远甚

——晁补之

晁补之（公元1053年～1110年），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仕途坎坷，多次被贬官。晁补之早年就深受苏轼嘉许，赞叹他的文章“博辩俊伟，绝人远甚”（《晁君成诗集引》）。他散文成就最高，风格温润典雅，豪迈流畅，张耒曾称赞“晁论峥嵘走珠玉”。他的散文《新城游北山记》《拱翠堂记》等，或即景抒情，描摹真切，或借事寓理，夹叙夹议，都可以看出苏轼的影响。他的词风格与苏轼相近，写景咏物之外，还多写贬谪生涯和田园风光，有的词风格雄峻，气势不亚于苏轼。

760.世间岂谓无英雄

——吴承恩

吴承恩（公元1501年～1582年），字汝忠，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吴承恩自幼聪慧，喜读野言稗史、志怪小说，但科考不利，大约40岁才考取了贡生，后因看不惯官场黑暗，愤而辞官，返归故乡。晚年以卖文为生，71岁开始执笔写《西游记》，历时七年，贫老而终。

761.冷眼观世态

——吴敬梓

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字敏轩，清代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时间，直到他49岁时才完成。

762.一身多谜

——曹雪芹

曹雪芹（？～1763年），名霑，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祖籍辽阳。曹雪芹可确定的最远的祖先是籍贯东北辽阳的曹世选。

曹家是一个书香世家，有很高的学问和文化修养。曹雪芹出生时赶上了曹家最后的一段繁华，并且从小耳濡目染，受到家学的熏陶，诗、词、曲、赋、画无所不能，又从祖父留下的藏书中汲取了广博的知识，从而为《红楼梦》的问世打下深厚的基础。

763.蒸不烂、煮不熟，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

——关汉卿

关汉卿（公元1220年～1300年），号已斋叟。大都（今北京）人，生平没有详细记载，后人根据史料推测他可能是元代太医院的一个医生。关汉卿是元代前期杂剧界的领袖人物。《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明代臧晋叔《元曲选》说他“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他还和当时的杂剧家、散曲家和戏曲演员交往亲密，这些都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他的剧作深刻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是元代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一面镜子。《窦娥冤》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描写一个弱小无依的寡妇窦娥反抗强暴宁死不屈，却被诬陷杀人，最后冤死的故事，强烈控诉了统治者的残暴和封建制度的罪恶。

764.情寄高远

——白朴

白朴（公元1226年～1306年），字仁甫，号兰谷。隩州（今山西河曲县附近）人。白朴自幼聪慧，喜爱诗词曲赋，终生没有参政任职。他的杂剧《梧桐雨》取材于唐代陈鸿《长恨歌传》。全剧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为主线，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及唐朝由盛到衰的过程，结构层次严谨，词曲华美，富有诗意。最后一折以唐玄宗听雨打梧桐声结尾，渲染悲剧气氛，衬托唐玄宗凄凉的内心世界，非常成功。该剧对洪昇的《长生殿》影响很大。《墙头马上》是白朴的另外一部杰作，取材于白居易新乐府《井底引银瓶》，塑造了敢于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婚姻的男女青年形象，尤其是李千金的形象，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

765.姓名香贯满梨园

——马致远

马致远（约公元1250年～约1321年），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曾任浙江行省务官，晚年退隐山林。马致远是享有盛名的戏曲家，他的杂剧《汉宫秋》最有影响。作品取材于汉代王昭君和亲的历史故事，揭露了帝王的昏庸，抨击了朝中文武大臣在侵略者面前的怯懦无能，成功地塑造了王昭君这一爱国者的形象，这一形象对后世戏曲影响很大。《汉宫秋》有较高的艺术成就，结构紧凑，抒情色彩浓烈，词曲苍凉幽深，贴切地表达了人物的心情。此外，他的《荐福碑》《三醉岳阳楼》《三度任风子》等剧反映了当时官场的黑暗。

766.名闻天下，声振闺阁

——郑光祖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附近）人。生卒年不详。曾任杭州路吏。郑光祖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倩女离魂》，取材于唐代传奇《离魂记》。剧中王文举与张倩女经父母指腹为婚，倩女的母亲因为文举没有功名，不许二人完婚。文举赴京应试，倩女魂魄相随。文举得官后二人同返故里。倩女灵魂和身体合一，与文举成亲。全剧塑造了一个敢于违背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生活的女性形象，抒情气氛浓厚，心理刻画细致，文笔流畅，婉转动人，对汤显祖的《牡丹亭》有一定的影响。

767.桂冠诗人

——郭沫若

郭沫若（公元1892年～1978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公元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幼年入家塾读书，公元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公元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公元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公元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768.人民艺术家

——老舍

老舍（公元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

老舍一生勤奋笔耕，创作甚丰。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集《赶集》等。其《骆驼祥子》问世后蜚声文坛，标志着老舍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达到了他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曾先后被译成十几种外文。40年代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等，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贫血集》《月牙集》，以及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等。

769.乡土文学之父

——沈从文

沈从文（公元1902年～1988年），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但有部分苗族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等。

770.新文化师表

——胡适

胡适（公元1891年～1962年），原名胡洪骍、嗣糜，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胡适是著名的现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称于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胡适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一生曾扮演了许多角色：“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与高深研究的倡导者。自“五四运动”以来直到逝世，胡适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关注着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前途，致力于自由、民主、法治与科学的精神和制度的建立与落实。

771.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

——季羡林

季羡林（公元1911年～2009年），字希逋，又字齐奘，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772.草圣颠张

——张旭

张旭，生卒年不详，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曾官至金吾长史，故人称张长史。根据《新唐书·文艺传》中记载：“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

张旭精通楷书，草书最为出名。他的草书线条饱满厚重、笔势肆意放纵、开创了草书的新局面，被称为“狂草”。“狂草”千变万化，写成又会让人感到气势磅礴，比较利于书法家抒发自己的个性，为人们所喜爱，对后世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张旭本人也被后人誉为“草圣”。唐文宗时曾下诏令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同称为“三绝”。他的传世作品不多，刻石《郎官石记序》是现存唯一的楷书作品。

773.以狂继颠

——怀素

怀素（公元725年～785年），字藏真，本姓钱，长沙（今属湖南）人。怀素自幼出家为僧，但是他聪慧好学，精通梵文。

怀素擅长草书，他的书法继承了张旭的特点，但又加以新的变化。在注重气势的同时，也讲究布局的疏密、虚实、大小的对应，线条瘦而有力度，富有弹性。怀素晚年的书法风格逐渐变得雅致而丰润，具有一种出神入化的神韵。《宣和书谱》中称其“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怀素的传世作品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墨迹《自叙帖》《苦笋帖》和《食鱼帖》等。

774.书圣

——王羲之

王羲之（公元303年～361年或公元321年～379年），字逸少，琅玡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后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他不泥于古，不背乎今，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受到后人的推崇。代表作品有：楷书《黄庭经》《乐毅论》，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兰亭集序》《初月帖》等，其中，《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他自己也被后人誉为“书圣”。

775.一变古法

——颜真卿

颜真卿（公元709年～784年或公元709年～785年），字清臣，汉族，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唐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中国唐代书法家。

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蘸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他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代表作《颜勤礼碑》《东方朔画赞》《颜氏家庙碑》《争座位帖》《祭侄文稿》等。

776.心正则笔正

——柳公权

柳公权（公元778年～865年），字诚悬，中国唐代书法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擅楷书，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他的书法初学王羲之，后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形成了自己的柳体，其书结体紧密，笔画锋棱明显，如斩钉截铁，偏重骨力，书风遒媚劲健，后世有“颜筋柳骨”的美誉。传世墨迹有《送梨帖题跋》，碑刻有《金刚经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德碑》《平西郡王李晟碑》《羲阳郡王苻璘碑》《魏公先庙碑》等。

777.才绝、画绝、痴绝

——顾恺之

顾恺之，东晋晋陵郡人，他不但是杰出的画家，而且还是伟大的绘画理论家。他绘画作品的存世摹本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其理论著作现存的有《论画》《魏晋时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三篇。

778.画圣

——吴道子

吴道子擅长道释人物，画天女、仙女也极生动。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画家，不仅创作了众多壁画，而且也画了许多卷轴画，还擅长雕塑。画圣是唐代画家吴道子的誉称。他画技高超，擅长佛教和道教人物画，亦善画鸟兽、草木、台阁。他曾在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两地寺庙、道观作壁画300多间，人物景致极尽变化，但绝无雷同之处。他笔下的人物端庄秀丽，线条流畅，衣褶飘逸，立体感、动态感极强，有“吴带当风”之誉。代表作有《天王送子图》。

779.情系生民，念切实用

——蔡襄

蔡襄（公元1012年～1067年），字君谟，福建仙游人。宋仁宗时期的进士，曾任翰林学士等，为北宋时的名臣和大书法家。蔡襄的书法结构严谨，讲究法度，继承了唐代书法的精神，又注重古意，注意在作品中体现作者的气质与个性特色。所以，蔡襄的书法在当时被誉为当世第一。《宋史》中记载：“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说明宋仁宗对蔡襄的书法非常推崇。蔡襄传世的作品不多，主要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谢赐御书诗》《持书帖》《茶录》《自书诗》等。其中《茶录》为其平生得意之小楷书，可以说是他的小楷中最为优秀的作品。字体遒劲有力，恪守法度，然而又不拘于法，活泼而沉着。

780.怪才

——米芾

米芾（公元1051年～1107年），字元章，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中岳外史，人称“米南宫”“米襄阳”。官至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米芾的书法风格在“宋四家”中最为全面，笔法变化也最为丰富，又因其善取百家之众长，故人称“集古字”。米芾的书法以行书成绩最为突出，他以晋人的书法为根基，又吸收了唐代书法大家的优点，形成风貌俊美的个人特色。他敢于自称“刷字”，无非是因为其书法下笔疾速，笔力遒劲，潇洒自如的风格特征。米芾的传世作品有《向太后挽辞》《蜀素帖》《苕溪诗帖》《拜中岳命帖》《虹县诗卷》《草书九帖》《多景楼诗帖》等。

781.不装巧趣，皆得天真

——董源

董源（？～约962 年），五代南唐画家。一作董元，字叔达，江西钟陵（今江西南昌）人，自称“江南人”。董源不仅以画山水见长，也能画牛、虎、龙及人物。作为山水画家，董源也是不专一体的，最有独创性而且成就最高的是水墨山水，现存世作品有《夏景山口待渡》《潇湘》《夏山》《龙宿郊民》等图，其中《潇湘》图被画史视为“南派”山水的开山之作。

782.画山画骨更画魂

——范宽

范宽生于五代末，陕西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因其性情宽厚，不拘成礼，时人呼之为“宽”，遂以范宽自名，他重视写生，常居山林之间，危从终日，早晚观察云烟惨淡、风月阴霁的景色，虽风寒月霁，也不停止。宋人论他的作品，大多气魄雄伟，境界浩莽，善用“雨点皴”和“积墨法”，以造成“如行夜山”般的沉郁效果，衬托出山势的险峻硬朗，元朝人汤垕星评价称“范宽得山之骨法”，但是米芾认为范宽用墨过浓，“土石不分”。流传至今的代表作品有《溪山行旅图》《临流独坐图》《雪山萧寺图》《雪景寒林图》等。

783.师法自然而高于自然

——李唐

李唐（公元1066年～1150年），字晞古。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人，北宋末南宋初画家，擅画山水，变荆浩、范宽之法，用峭劲的笔墨，写出山川雄峻的气势。晚年去繁就简，创“大斧劈皴”，所画石质坚硬，立体感强。他画的山水画对南宋画院有极大的影响，是南宋山水新画风的标志。兼工人物，初似李公麟，后衣褶变为方折劲硬，并以画牛著称。存世作品有《万壑松风》《教子图》《清溪渔隐》《长夏江寺》《采薇》等图。

784.不知出身在尘寰

——黄公望

黄公望（公元1269年～1354年），中国元代画家、书法家，本姓陆，名坚，汉族，平江常熟人。工书法，善诗词、散曲，50岁后始画山水，师法赵孟頫、董源、巨然、荆浩、关仝、李成等，晚年大变其法，自成一家。其画注重师法造化，常携带纸笔描绘虞山、三泖、九峰、富春江等地的自然胜景。以书法中的草籀笔法入画，有水墨、浅绛两种面貌，笔墨简远逸迈，风格苍劲高旷，气势雄秀。著有《山水诀》，阐述画理、画法及布局、意境等。有《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丹崖玉树图》《天池石壁图》《溪山雨意图》《剡溪访戴图》《富春大岭图》等传世。

785.青藤画中圣

——徐渭

徐渭（公元1521年～1593年），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中国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文长，一向颇有些自负自傲，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然而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中年因发狂杀妻而下狱七载，晚年靠卖字画甚至卖书卖衣度日，终于潦倒而死。他是我国大写意画的宗师，最擅长花卉画，用笔放纵，水墨淋漓，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和韵律感，极为人们所珍视。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等。

786.一代风流仕女画家

——陈洪绶

陈洪绶（公元1598年～1652年），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浙江诸暨市枫桥镇陈家村人。明末清初书画家、诗人，擅画人物，陈洪绶在人物画上的成就，壮年时已由“神”人“化”，晚年则更炉火纯青，愈臻化境。造型怪诞、变形，线条清圆细劲中又见疏旷散逸，在“化”境中不断提炼。直到近代，陈洪绶的作品还受到鲁迅的极力推崇。他的作品数量很多，流传下来的有《九歌图》《西厢记》《鸳鸯冢》《水浒叶子》《博古叶子》等，著作有《宝纶堂集》《避乱草》《筮仪象解》等。

787.搜尽奇峰打草稿

——石涛

石涛（公元1630年～1724年），本姓朱，名若极，广西全州人，明末清初的“清初四僧”之一，中国清代画家。石涛工诗文，善书画。其画擅山水，兼工兰竹。石涛作画构图新奇，无论是黄山云烟，江南水墨，还是悬崖峭壁，枯树寒鸦，都力求布局新奇，意境翻新，尤其善用“截取法”以特写之景传达深邃之境。对清代以至现当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传世作品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淮扬洁秋图》《惠泉夜泛图》《山水清音图》等。著《苦瓜和尚画语录》，阐述对山水画的认识，提出一画说，主张“借古以开今”“我用我法”“搜尽奇峰打草稿”等，在中国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788.丹青妙笔

——沈周

沈周（公元1427年～1509年），号启南，别号石田，58岁后又号白石翁，人称白石先生，苏州人。沈周出身诗画世家，一生吟诗作画，淡泊名利，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他博学多才，在文学、书法、绘画等方面都很精通，其中绘画的造诣最为深厚。

沈周对山水和花鸟画最为精通，也能画人物。他的山水画多以南方的山、水及园林为描写题材，表现出宋代文人的闲情逸致和当时文人书画结合的特色；也有以传统的三远景色表现高山流水的作品。他还能从多方面模仿古人的画法，并加以自己的创造，具有独特的韵味。

沈周著有《石田集》《客座新闻》等，传世的绘画作品有《仿董巨山水图》《沧州趣图》《卒夷图》《墨菜图》《卧游图》等。

789.风流才子

——唐伯虎

唐寅（公元1470年～1523年），字伯虎，更字子畏，号桃花庵主。别号六如居士，意思为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他的人生经历坎坷，博学多才，能书善画，被誉为明中叶江南第一才子，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是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大画家。

唐寅性格放荡不羁，但却才华横溢。他的诗赋超群，书法师承赵孟頫，功力颇深，而且他的画造诣也很深厚，能绘出具有不同韵味的山水画，也能画精巧细致的人物、仕女，作真实而笔法洒脱的写意花鸟。能体现唐寅画风的山水画作品主要有《春山伴侣图》《落霞孤鹜图》《葑田行犊图》《步溪图》《夏雨归牧图》等。虽然他的山水画成就最大，然而流传最为广泛的却是他的美人仕女画，主要的作品有《孟蜀宫妓图》《秋风执扇图》等。唐寅的主要代表作还有花鸟画《枯槎鸲鹆图》《雨竹图》等。

790.文笔遍天下

——文征明

文征明（公元1470年～1559年），原名壁，字征明，后以字行，改字征仲，号稀奇山、衡山居士等。在当时他的名气很大，号称“文笔遍天下”。文征明出身于宦官家庭，早年也曾参加过几次科举考试，但均未被录取，54岁时被推荐为翰林待诏，故又人称“文待诏”。

文征明擅长诗文，精通书法，绘画造诣也很深，山水、人物、花卉、兰竹等无一不工。山水画大多以江南风景为题材，也有许多人物画和水墨花卉画，笔法纯熟，风格秀丽。文征明著有《莆田集》，主要的绘画作品有《雨余春树图》《影翠轩图》《洞庭西山图》《绿荫清话图》《绿荫草堂图轴》《松壑飞泉图》《石湖诗图》等。

791.精丽艳逸，无惭古人

——仇英

仇英（公元1509年～1551年），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今属江苏）人，长期住苏州。仇英出身工匠，开始时是漆工，后来跟周臣学画。他以卖画为生，善于临摹古画，而且深知民间爱好，作品雅俗共赏，得到当时诸多文人画家的欣赏。

他绘画的题材也很广泛，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人物肖像、苏州山水、花卉、风俗等等，擅长工笔、青绿、写意等多种画法。主要作品有《金谷园图》《汉宫春晓图》《右军洗砚》《文姬归汉图》等。

792.以力振古法为己任

——扬州八怪

扬州八怪是指在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在江苏扬州出现的从事艺术活动的八个代表画家的总称。按照习惯的说法，他们是金农、黄慎、郑燮、汪士慎、李方膺、高翔、罗聘、李鱓八位书画家。扬州八怪文学、书画修养都很深厚，而且思想、性情等各方面也都有很好的修养，在他们的作品中却表现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体现出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他们都较擅长写意泼墨的表现手法，同时他们也懂得基础的重要性。扬州八怪的作品通常是取材平凡，画却不平凡，他们以山水、花鸟或者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蔬菜瓜果等题材，又以不同于他人的手法加以描绘，显示出他们丰富的精神内涵，也表现出他们创作的通俗化倾向，形成一种雅俗共赏的绘画风格。而且他们漠视官场权贵，性格大都桀骜不驯，再加上他们标新立异的观点，在各自的作品中也就体现出了怪、丑、奇、乱等特点。

793.技融中西，名垂画史

——徐悲鸿

徐悲鸿（公元1895年～1953年），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宜兴人。少时刻苦学画，后留学法国。抗日战争期间，屡以己作在国外展售，得款救济祖国难民；并参加民主运动。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建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在绘画创作上，提倡尽精微，致广大；对中国画，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擅长油画、中国画，尤精素描。人物造型，注重写实，传达神情。曾创作《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寓有进步思想的历史画。所画花鸟、风景、走兽，简练明快，富有生气，尤以画马驰誉中外。

794.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齐白石

齐白石（公元1863年～1957年），现代书画家、篆刻家。原名纯芝。字渭清，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别号借山吟馆主者、寄萍老人等，湖南湘潭人。早年曾为木工，后结交当地文人，学习绘画、诗文、篆刻、书法，靠为人写照、卖画、刻印为生。60岁后，画风突变，重视创造，融合了传统写意画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擅作花鸟虫鱼，亦画山水、人物。论画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见解。篆刻初学浙派，后多取法汉代凿印，布局奇肆朴茂，单刀直下，劲辣有力。能诗文。建国后，他对书画、篆刻的活动，益见勤奋。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795.才情贯日月

——班婕妤

班婕妤，西汉楼烦（今山西宁武）人，班固祖姑，有《自悼赋》等作品传世。

796.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卓文君

卓文君，汉代才女，西汉临邛（今四川邛崃）大富商卓王孙女，貌美有才气，善鼓琴，新寡家居。丧夫后许多名流向她求婚，从穷书生司马相如的一曲《凤求凰》中领会到他的才华和情感，一心相爱。司马相如家里一无所有，卓文君随他私奔后，就开了个酒铺，文君当垆卖酒，相如则作打杂，不怕人讥笑。后来司马相如终于成名天下。而文君夜奔相如的故事，则流行民间，并为后世小说、戏曲所取材。

797.文同三闾，孝齐参骞

——蔡文姬

蔡文姬（约公元177年～？），名琰，原字昭姬，晋时避司马昭讳，改字文姬，陈留圉（今河南开封杞县）人，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之女，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蔡文姬被掳到了南匈奴，被左贤王纳为王妃，生了两个儿子。在匈奴，她饱尝思念家乡的痛苦。12年后，曹操统一北方，想到恩师蔡邕对自己的教诲，用重金赎回了蔡文姬。蔡文姬一生悲苦，“回归故土”与“母子团聚”始终不能两全。文姬归汉后，嫁给了董祀，并留下了动人心魄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悲愤诗》被称为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

798.静若幽兰自芳华

——左棻

左棻，西晋齐国临淄（今属山东）人，左思之妹，今传有《啄木鸟》等诗。

799.独创璇玑图

——苏惠

苏惠，十六国的前秦武功（今属陕西）人，曾把对丈夫思念之情，写成《回文璇玑图》诗，织锦寄夫，为回文诗之首创。

800.咏絮之才

——谢道韫

谢道韫，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有《登山》诗。

801.崭绝清巧

——鲍令晖

鲍令晖，南朝宋时东海（今山东苍山县南）人，鲍照之妹，有《十离诗》等作品。

802.天才女校书

——薛涛

薛涛，唐朝女诗人，长安人，创制“薛涛笺”，后人将她的诗辑为一册，名《薛涛集》。

803.最成功女外交官

——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约公元623年～公元680年），汉族。原名李雪雁。唐朝皇室远枝，她聪慧美丽，自幼受家庭熏陶，学习文化，知书达理，并信仰佛教。公元640年奉唐太宗之命和亲吐蕃。文成公主对吐蕃贡献良多，在她的影响下，汉族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工艺陆续传到吐蕃；她带来的诗文、农书、佛经、史书、医典、历法等典籍，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汉藏两族的友谊有了很大的发展。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备受尊崇。

804.一舞剑器动四方

——公孙大娘

公孙大娘，是开元盛世时的唐宫第一舞人。善舞剑器，舞姿惊动天下。以舞《剑器》而闻名于世。她在民间献艺，观者如山。应邀到宫廷表演，无人能比。她在继承传统剑舞的基础上，创造了多种《剑器》舞，如《西河剑器》，《剑器浑脱》等。世事浮云，以公孙娘子盛唐第一的技艺，最终结局却是流落江湖，寂寞而终。然而，她的盖世技艺是与中国历史上的两座文化高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因为她，我们才有幸看到了草圣的一卷绝妙丹青，才有幸读到了诗圣的一首慷慨悲凉的《剑器行》。

805.风雅之声，流于来叶

——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公元664年～公元710年），又称上官昭容。唐代女官、女诗人、唐中宗昭容。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上官仪孙女。祖父和父亲被害时始出生。因母亲郑氏是太常少卿郑休远之姊，母女才得免死，被配入皇宫内庭。自幼才思敏捷，诗词出众，14岁就为武则天掌诏命，参与政事，是武则天文笔上的得力助手，代朝廷评品天下诗文。曾建议扩大书馆，增设学士。临淄王（即唐玄宗）起兵，与韦后同时被杀。后人称其为“巾帼首相”。

806.巾帼压倒须眉

——李清照

李清照，南宋济南（今属山东）女词人、诗人，号易安居士，今传词集《漱玉词》。

807.断肠处别有情怀

——朱淑贞

朱淑贞，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女词人、诗人，今传词集《断肠词》。

808.誓择博学好古，为旷代逸才者之

——柳如是

柳如是（1618年～1664年），女诗人，浙江嘉兴人。本名杨爱，后因读宋朝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改名柳隐，字如是，又称河东君，丈夫为明清侍郎钱谦益。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卓》与尺牍。

809.峨眉性比男儿烈

——秋瑾

秋瑾，浙江绍兴人，号鉴湖女侠，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作品有《秋瑾集》。

810.脉学介导者

——扁鹊

扁鹊（约公元前407年～前310年），本名秦越人。因其医术高明，热心为民治病，人们便满怀敬意地称他为“扁鹊”。他按照长桑君传授的方法治病，并且不断实践、研究，逐渐成为妙手回春的名医。他还广收门徒，带着他们周游列国，为民治病，名满天下。

扁鹊一生的医疗实践对祖国医学有着突出的贡献。扁鹊行医向来精益求精，十分注意从不同角度仔细诊断疾病，望、闻、问、切、针灸、推拿等诊断和治疗方法往往都要用到。扁鹊就是我国脉学的创始人。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扁鹊立传，并指出：“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扁鹊不仅是切脉圣手，也是望诊行家。扁鹊与齐桓公的故事就反映了他望诊水平的高超。

811.外科之祖

——华佗

华佗（公元145年～208年），沛国谯州（今安徽省亳县）人，号元化，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名医。华佗对各种疾病的诊断有着丰富经验，他善于察颜望色，诊脉十分细致，并不拘泥于前师的法则，能够依据病人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华佗最精通的是外科。首创了用酒送服“麻沸散”的全身麻醉术。更不寻常的是，华佗根据自己细致观察，在古代导引术启发下，创造了一套模仿虎、鹿、熊、狼、鸟等五种动物动作的医疗保健体操——五禽戏。

812.医圣

——张仲景

张仲景（公元150年～219年），河南南阳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称为“医圣”。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其中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813.药王

——孙思邈

孙思邈（公元581年～682年），出生于西魏时代，为唐代著名道士，医药学家，在药物学研究方面，孙思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药物的采集、炮制到性能认识，从方药的组合配伍到临床治疗，孙思邈参考前人的医药文献，并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证心得，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据传孙思邈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他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及前代医学理论，为医学和药物学作出重要贡献。后世尊其为“药王”。

814.药圣

——李时珍

李时珍（公元1518年～1593年），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李家世代从医，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历时数十年，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的编写。全书约有20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一万多个，附图1000多幅，为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815.精仪揭天地，科圣著千秋

——张衡

张衡（公元78年～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张衡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科学家，他的成就涉及到天文学、地震学、机械技术、数学乃至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

张衡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他还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并且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和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他观测记录了2500颗恒星；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地表演天象漏水转浑天仪；第一架测试地震的候风地动仪；还制造出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飞行数里的木鸟，等等；张衡共著有科学、哲学和文学著作32篇，其中天文著作有《灵宪》和《灵宪图》等。

816.目尽毫厘，心穷筹策

——祖冲之

祖冲之（公元429年～500年），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人。他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天文、数学方面的书籍，勤奋好学，刻苦实践，终于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祖冲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求出π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

817.水经有注，禹贡同功

——郦道元

郦道元（？～公元527年）字善长。汉族，范阳涿鹿（今河北涿鹿县）人。北朝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仕途坎坷，终未能尽其才。他博览奇书，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道，后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考察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撰《水经注》四十卷。文笔隽永，描写生动，既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不仅开创了我国古代“写实地理学”的历史，而且在世界地理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不愧为中世纪最伟大的世界级地理学家。

818.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沈括

沈括（公元1031年～1095年），中国北宋科学家。字存中，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沈括一生撰书多种，据《宋史·艺文志》载，其著述有22种155卷，其中《梦溪笔谈》的科学内容丰富，见解精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科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819.天涯织女

——黄道婆

黄道婆（公元1245～公元1330年），宋末元初知名棉纺织家。又名黄婆，黄母，汉族。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华泾镇）人。出身贫苦，少年受封建家庭压迫流落崖州（今海南岛），以道观为家，劳动、生活在黎族姐妹中，并师从黎族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元代元贞年间重返故乡，由于传授先进的纺织技术以及推广先进的纺织工具，而受到百姓的敬仰。在清代的时候，被尊为布业的始祖。

820.巧夺天工，开物成务

——宋应星

宋应星（公元1587年～公元1661年），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末清初科学家。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他考中举人，但以后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五次跋涉，见闻大增，他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他在田间、作坊调查到许多生产知识。《天工开物》完成于1637年，总结了各个生产领域的知识，是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也是保留我国科技史料最丰富的一部书。

821.水利设计大师

——郭守敬

郭守敬（公元1231年～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人。元代天文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曾领导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郭守敬根据观测的结果，于公元1280年3 月，制订了一部准确精密的新历法《授时历》。这部新历法设定一年为365.2425天，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运行时间只差26秒。国际天文学会组织将美国在月球上发现的一座环形山和太阳系国际编号为2012的小行星，均以郭守敬的名字进行了命名。

822.中国铁路之父

——詹天佑

詹天佑（公元1861年～1919年）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他还是中国最早的一位工程师，原籍安徽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出生于广东南海县。公元1872年，年仅12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了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公元1878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中学的课程，考取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道工程学，公元188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并于同年回国。

詹天佑这一生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成功地修建了京张铁路。公元1905年，担任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总工程师。这条路穿山越岭，全长200多公里，工程非常艰巨。他亲自勘察，选定路线，又与工人一起，采取各种措施，解决隧道工程中渗水、塌方等困难。经过四年艰苦奋斗，终于在公元1909年9月全线通车。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1/5。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

823.中国航空之父

——冯如

冯如（公元1883年～1912年）是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制造者和飞行家。广东恩平县人。在他12岁时，因生活所迫，随亲戚赴美国旧金山谋生。他“目睹美国工艺发达，心向往之”。于是冯如白天工作，夜晚读书，历时十年，而对机械及电学极有心得。受美国莱特兄弟创制飞机且飞行成功的启发，又受日俄战争的刺激，公元1907年冯如得到华侨资助，设厂研制飞机，几经挫折，终于于公元1909年9月21日，亲自驾驶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在美国奥克兰市附近的派得蒙特山丘上试飞成功。辛亥革命后，冯如被广州军政府委任为广东革命军陆军飞行队长。公元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表演飞行时，因飞机失速下坠而殒命。后冯如遗体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被追授陆军少将军衔，被尊为“中国始创飞行大家”。

824.打破中国贫油论

——李四光

李四光（公元1889年～1971年），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幼时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公元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李四光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公元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825.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竺可桢

竺可桢，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他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和首批气象台站，并在台风、季风、气候变迁、农业气候、物候、自然区划等方面有开拓性的研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成为当时培养地学英才的摇篮。以求实精神领导浙江大学工作，培育了多方面的人才。长期领导中国科学院工作，积极倡导并组织和参加中国地学、生物学、天文学、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及自然科学史研究等多方面工作，主编了《中国自然区划》《中国自然地理》等丛书，是我国地理学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

826.朝游碧海而暮宿苍梧

——徐霞客

徐宏祖（公元1586年～1641年），明末江阴（今属江苏）人，字振之，号霞客。他少年好学，喜读奇书，博览古今史籍、图经地志。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徐宏祖21岁时，放弃科举仕途，受母亲鼓励，不避风餐露宿之苦，不惧葬身丘壑之险，开始遍游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山水，考察自然地貌、水文气候、植被动物、风俗习惯、经济状况等。

徐霞客是世界上对石灰岩地貌（又称喀斯特地貌）进行大规模考察，并作详细记录和深入研究的第一人。他横穿云南，对金沙江、澜沧江、丽江等诸水流实地调查勘测，写成《溯江纪源考》和《盘江考》，详细论证长江和盘江的水源，肯定金沙江为长江上源。

徐霞客一生足迹遍及华东、华北、东南沿海和云贵地区计16个省的无数山川。前后30多年，游历不断，写游记不辍。这些游记经后人编辑成约60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这本书不但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被后世誉为“千古奇书”。

827.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创造了亚洲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公元1254年～1324年），意大利威尼斯人，世界著名旅行家、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后口述写成《马可·波罗游记》，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马可·波罗游记》第一次把东方介绍到欧洲，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828.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利玛窦

利玛窦（公元1552年～1610年），原名叫Matteo Ricci，生于意大利东部的马切拉塔（Macerata）城。利玛窦是第一个成功进入中国传教的西方教士，他改变以往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方式。他改穿儒服、学习汉语，入乡随俗，融入中国社会，成功地打破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隔阂。加上他学识渊博，又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著名的学者结交，与各级官吏的关系处理得也不错，使天主教被官员广泛认识。利玛窦为以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开辟了有效的活动方式。而他的合译、翻译及其他的著作，在中国和欧洲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829.清初传教士

——汤若望

汤若望（公元1592年～1666年），字道未，原名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国科隆人，公元1611年加入天主教耶稣会。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来华，抵达澳门。起初在北京学汉语，后到西安传教。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经明臣徐光启推荐被召至北京译书，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并筹办了一所相当规模的科学图书馆。又监铸大炮，传授用法。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汤若望将浑天仪、太阳象限仪、望远镜等三种天文仪器呈献给清朝统治者。次年，又整理成《西洋新法历书》，被摄政王多尔衮更名为《时宪历》而颁行天下，后被清帝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外国官员。

830.宫廷画师

——郎世宁

郎世宁（公元1688年～1766年），原名Joseph Castiglione，出生于意大利的米兰，公元1707年加入耶稣会，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9月到达广州，同年12月进入北京，入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成为一名宫廷画师。康熙皇帝非常欣赏郎世宁的才华，命他学习中国画技法。在雍正年间，郎世宁曾为雍正皇帝画过多幅画像，但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命郎世宁为他的首席宫廷画家，使得郎世宁有机会为乾隆皇帝留下了不同题材的画幅，有乾隆皇帝的画像，如《弘历射猎聚餐图》《哨鹿图》等；有反映后宫生活的画幅，如《亲蚕图》等；有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画卷，如《万树赐宴图》《阿玉锡持矛荡寇图》等。

831.最后的秀才

——任鸿隽

任鸿隽（公元1886年～1961年），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晚清末科秀才，后就读于重庆府中学，再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公元1908年赴日本留学，化学家、教育家，辛亥革命元老，我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留学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公元1911年武昌首义后归国，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为全国政协委员。创建了我国最早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

832.现代新儒家

——冯友兰

冯友兰（公元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一生勤勉，著述宏富，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抗战爆发后，他从前期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转到“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写成的以《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833.东方毕加索

——张大千

张大千（公元1899年～1983年），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下里巴人，斋名大风堂，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无论是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都无所不通。早期专心研习古人书画，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代表作《长江万里图》《爱痕湖》《石涛山水》等。

中国历史之著作篇

834.瑰丽的史诗

——《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共305篇，因此称《诗》或《诗三百》。到汉代，《诗》被朝廷奉为经典之一，《诗经》的名称由此出现并沿用至今。其内容按照作品性质和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3部分。

“风”指“国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大多数是民歌。“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共105篇，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多数是西周时的作品，主要叙述祖先的史迹和武功，用于诸侯朝会；“小雅”74篇，大部分是周室衰微之后的政治讽喻诗，用于祭祀和宴饮，其余属于歌谣，表达了对于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民的同情。

“颂”是统治阶级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835.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836.礼从宜，使从俗

——《礼记》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共49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儒家学者的著述，传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编纂，唐代“十二经”出现时，确立了作为儒家经典的学术地位。《礼记》49篇的内容比较芜杂，但对“礼”的阐述却是共同的主题。关于什么是“礼”，书中提出了四个命题，即礼是“物之致”“义之实”“政之本”“事之治”。围绕“礼”这个主题，《礼记》内容可分为3个方面：一是注解，主要是对《仪礼》进行注释并考证古礼；二是实践，主要是记录儒家弟子的言行杂事以为范例；三是论述，即对“礼”的理论性论述。《礼记》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价值导向，中华民族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礼记》起了重要的作用。

837.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周易》

古代对“周易”一词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周易》是周代占筮之书；一种认为《周易》是讲变化的书。按现代学者刘大钧在其《周易概论》中认为，具体地说，“周”字有二意：其一指周普、普遍，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其二指代号，即周朝。从《周易》内容看，包含着变化的思想：如卦爻辞中，《乾》卦从初爻到上爻，“龙”有“潜”“见”“飞”“亢”的变化；《泰》卦中有大小、往来、平陂、往复的变化；行筮时运算而显示出数的变化等。现在我们说的《易经》是由《经》和《传》构成的，所以说《周易》是一部逐步形成的著作。

838.青梅煮酒话春秋

——《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长篇讲史小说，蔡元放作。全书起自周幽王被杀，平王东迁，止于秦始皇统一。叙述了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多年的历史故事，对腐朽黑暗的政治和统治者的昏庸荒淫，多有揭露与抨击。语言朴素自然，人物形象刻画细致。

839.得其利者生，失其利者死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作者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孙武，大约成书于春秋末年。该书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人们尊奉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历代兵学家、军事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的谋略宝库，在世界上也久负盛名。公元8世纪传入日本，公元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29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840.谋略与雄辩宝典

——《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相传是西汉末年刘向根据战国史书编辑的，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策。共33卷，共497篇。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约12万字。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就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等，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841.王国维的治史通识

——《殷周制度论》

《殷周制度论》是我国著名古史研究专家王国维晚年的力作，撰写于公元1917年。文章认为，周朝之所以定天下，是因其制度开始的，周人之制度异于商者有三：其一是立子立嫡之制度；其二是庙数之制；其三是同姓不婚制。王国维断定，周朝的典礼为“道德之器械”，周礼是“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然尊尊、亲亲、贤贤此三者，治天下之通义也”。在文章中，王国维考证出我国历代皇位的“传子之制”始于周朝，并充分肯定了这一制度的历史进步性，认为其可以达到平息争斗，使社会稳定的目的。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还进一步考证了中国宗法制度产生的原因，认为其本在于“嫡庶之制”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是我国古史研究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842.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

《史记》由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共130篇，有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526515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843.知史先识字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是许慎花了22年精心编撰而成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它系统诠释了汉字的起源，正文14篇，叙目1篇，收入正文9353字，重文1163字，合计为10516字，全书解说用字133441字，首创540个部首编排法。可以称得上是集经、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这本书上溯造字之源，下辨隶、行、草、篆的递变规律，是阅读古代典籍，以及研究古代文字的重要依据，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上的第一部字书大典。《说文解字》归纳了汉字构成和使用的方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即所谓的“六书”。许慎还发明了汉字的部首，通过部首的归纳，把成千上万纷繁复杂的汉字编排整齐。使后人能够按照部首，方便快捷地查找所需要的单字。

844.集名家之大成

——《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是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之一，清代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编选，有近800首古文。《古文观止》所选之文上起先秦，下迄明末，大体反映了先秦至明末散文发展的大致轮廓和主要面貌。其中包括《左传》34篇、《国语》11篇、《公羊传》3篇、《礼记》6篇、《战国策》14篇、韩愈文17篇；柳宗元文8篇、欧阳修11篇、苏轼文11篇、苏辙文3篇、王安石3篇……共220篇。本书入选之文皆为语言精炼、短小精悍、便于传诵的佳作。选文标准基本上兼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当然所谓思想性是以不违背封建正统观念为基准的。

845.鉴于往事，资于治道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治平三年（公元1066）奉命设书局继续编撰，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完成，历时19年。《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历史上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

846.嘉惠学林，功在千秋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至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才全部完成。《四库全书》耗资巨大，是“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体体现。《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按照经、史、子、集4部分类法编纂，每大部又分若干类。经部有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类；史部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召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类；子部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类；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典5类。全书除收录中国历代各种典籍外，还有朝鲜、越南、日本以及印度和明清之际来华的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述。中国近代由于战乱不断，《四库全书》的多份抄本在战乱中被毁，现《四库全书》中最为珍贵的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现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

847.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

——《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是由清王朝召集张玉书、陈廷敬等众多学者集体编纂，依据明代梅膺祚《字汇》和张自烈《正字通》两书加以增订，成书于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它是《说文》系字书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分12集，用子丑寅卯等12地支标名，每一集又分上、中、下3卷。收字以“不悖古法，亦复便于楷书”为原则，共收47035个字，按214个部首的顺序排列。除正文之外，还有集中收录冷僻字的“补遗”和“备考”两卷。《康熙字典》吸收了历代字书编纂的有益经验，又集中了传统字书编纂中规模最大的30人编写队伍，加上是御敕纂修，问世后影响巨大。

848.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艰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代官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解缙、姚广孝等奉敕编撰。始纂于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五年完成。全书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订为11095册，约3.7亿字。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遭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余者寥寥无几。

新中国成立后，多方搜集整理。到公元1959年为止已收集到《永乐大典》原本215册，加上复制副本等，共得730卷。

849.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红楼梦》

《红楼梦》是清代乾隆年间诞生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这部巨著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主线，描写了以贾家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大家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表现了封建的婚姻、道德、文化、教育的腐朽、堕落，塑造了一系列贵族、平民以及奴隶出身的女子的悲剧形象，展示了极其广阔的封建社会的典型生活环境，曲折地反映了那个社会必然崩溃、没落的历史趋势。作品还歌颂了贵族的叛逆者和违背封建礼教的爱情，体现出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贾、林、薛之间爱情婚姻悲剧的社会根源。

850.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

——《水浒传》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它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851.文不甚深，言不甚俗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东汉末年，宦官当权，民不聊生。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时期及以后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三国演义》刻画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场场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

852.虽名为志怪，实记人间变异

——《西游记》

《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了真经，修成了正果。《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

853.以夸张诙谐的想象折射社会百态

——《镜花缘》

《镜花缘》是清代中期出现的一部较为优秀的小说。作者李汝珍，直隶大兴人，即今北京人。他自幼聪明好学，通古知今，在音韵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镜花缘》共一百回，所写故事发生在武则天时代。全书主旨是通过颂扬女性来反对当时男尊女卑的坏风气。作品的精华在前半部分，写唐敖、林之洋游历几十个海外奇国，通过对各国风土人情的描写，讽刺了当时的黑暗现象，寄寓了作家的社会理想，尤其突出的是要求提高妇女地位的思想。《镜花缘》中的女性不再是爱情故事的主角，而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这在古典小说中是破天荒的。

854.几乎无事的悲剧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是一面封建社会的照妖镜。它通过对封建文人、官僚豪绅、市井无赖等各类人物无耻行为的真实生动描写，深刻地揭露了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强烈地抨击了罪恶的科举制度，并涉及了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社会风气等等，客观上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否定、鞭挞科举制度，谴责官僚集团，揭露封建礼教，同情人民群众，揭露封建礼教，同情人民群众这样一些内容，使《儒林外史》成为一部具有进步民主思想的名著。

855.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由来是一家

——《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是一部以商周之争为线索，幻想的神魔小说。殷商后期，朝政昏乱，传至纣王，更是荒淫无道。于是天意决定兴周灭商，由女娲娘娘派遣狐狸精妲己出来祸乱商朝。元始天尊则派遣姜子牙下山，助周亡纣。于是以元始天尊、老子等及其同门子弟与西方佛教尊祖为一方，与通天教主为一方，展开斗法、斗阵大战，最后是由双方的同一师祖渹钧老祖出面，平息了战争，周武王登基，建周家八百年基业，姜子牙登台封神。全书也在一片凯歌声中结束。

856.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在他40岁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后不断有所增补和修改。“聊斋”是他的书屋名称，“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全书有短篇小说491篇。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多数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封建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

857.晚清官场百态

——《官场现形记》

公元19世纪末，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遭到镇压，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民族危机加剧，民怒沸腾。一些知识分子忧愤交加，以笔为武器抒发情感，产生了许多谴责形式的小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官场现形记》。该书以暴露清朝官场黑暗腐朽为主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展示了清廷官员上自中堂、巡抚、总督，下至道台、知县、统领、典吏等一幅百丑图。这群吸血虫对内作威作福，巧取豪夺，草菅人命，残害百姓；对外奴颜婢膝，投降卖国。全书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貌。另外，作者对农民起义持否定态度，诬蔑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这些方面都体现了作者的时代局限性和改良主义思想。

858.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三言

冯梦龙编的“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3部小说集的总称。《喻世明言》变称《古今小说》，但“古今小说”实为“三言”的通称。“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著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859.意存劝诫，不为风雅罪人

——二拍

中国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作者凌蒙初，刊于明代崇祯年间，每集40篇，共80篇，内有一篇重复，一篇杂剧，故实有拟话本78篇。“二拍”的内容大致包含四个方面：爱情与妇女问题、商人与商业活动、官吏及其活动、社会险恶与世风颓废。反映了中国17世纪正在崛起的城市市民阶层的普遍要求与思想情感，从中折射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时代精神。

860.帝国末日的山水画

——《老残游记》

《老残游记》系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全书共20回，作品通过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在山东行医时的所见所闻，暴露了当时官场的丑闻。被鲁迅先生评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内容丰富，意蕴深邃，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内外影响巨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

861.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金瓶梅》

《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约在隆庆至万历年间，兰陵笑笑生著。全书描写了西门庆的一生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史，并以西门庆为中心，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一方面反映官场社会，展开了一个时代的广阔图景，彻底暴露出人间的肮脏与丑恶，揭露了北宋中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具有较深刻的价值。

862.世界最早验尸专著

——《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法医学专著。它比欧洲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早了350多年。《洗冤集录》是宋代著名的法医宋慈编写的。《洗冤集录》共有5卷53条。内容包括法医检验的重要性及具体的步骤、疑难伤亡现象的辨别、真假伤痕的剖析等。《洗冤集录》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官府的重视。这部书作为尸体检验的蓝本，在司法的检验中，起过重大的作用。

863.中华养疗大典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书，大约成书于公元1～2世纪，又称《本草经》。《本草经》所记载的药物，植物类占大多数，有252种，动物类有67种，矿物类有46种，总数为365种。该书最早对药物进行了分类，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三类。《本草经》还简要记载了药物的出产地点、别名、形态、药性和治疗功能等，初步概括了药物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总之，《神农本草经》总结了我国早期药物学，在医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1000多年来，许多中药学著作中的内容取材于《神农本草经》，它为中药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864.不治已病治未病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巨著。原书编成于西汉，收集、编辑了春秋至西汉的医学著作，因流传中有亡佚，后人在整理、注释时又将西汉以后的医著伪称《内经》原文补充了进去，所以现在看到的《内经》不是原书，而是经过西汉以后，特别是唐宋医家补充过的。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这部巨著对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现象，以及诊断治疗方法，结合当时自然科学成就，进行了客观分析，建立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针灸和摄生等学说。

《内经》系统而全面地总结了我国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近两千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各科实践。

865.东方药物巨典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我国明朝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医药学巨著，李时珍大约从公元1552年开始重新修订“本草”。以近30年的时间，终于在公元1578年编写完成了《本草纲目》这部中国医药学史上的皇皇巨著。

《本草纲目》共52卷，记载了1892种药物。全书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和人体附着物等十六部分，每一部又分为若干类，如草部分为山草、芳草、陉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和杂草等11类；禽部分为水禽、原禽、林禽和山禽4类。该书在药物分类上强调“析族、区类、振纲、分目”，按照“从微至巨”、“从贱到贵”的原则进行分类，体现了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论观点。

《本草纲目》最主要的贡献是纠正了历代“本草”相沿的许多讹误，研究和补充300多种药物，汇集当时民间流传的有效药方8000多个，绘制1000多幅药物图，系统地整理和总结了当时我国医药学发展的新成就。

866.古今家训之祖

——《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是由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精心撰就的家训专著。颜之推因战争曾历仕梁、北齐、周、隋4朝。《颜氏家训》行世时间为题署的北齐时所作。其大致内容如下：其一，不慕虚名，注重实际本领。“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其二，知足常乐，洁身自好。如《知足》篇：“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止，为立涯限尔。”其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如《省事》篇：“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其四，安身儒流，不入行伍。明确指出读兵书经略，行纵横说诱，终是“陷身灭族之本也”。

867.一位传统政治家的传世教子经

——《曾氏家训》

《曾氏家训》是由清末一代大儒曾国藩所作。曾国藩一生共写家书千余封，内容主要从3个方面论述其家训思想。一是持家，其原则是“尚勤”“崇俭”和“倡和”；二是治学，其原则是“立志”“有恒”和“专一”；三是修身，其原则是“不忮不求”和“戒嫌贫爱富”。

868.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击一猛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

869.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天演论》

《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并且也是达尔文学说的忠诚拥护者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天演论》实际上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论文。该书认为万物均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变化，“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生物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进化演进的。联系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严复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将循优胜劣败之公例而亡国、亡种！《天演论》揭示的这一思想，结合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西方哲学思想，使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如获至宝，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870.富国必以本业

——《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这部书是徐光启毕生从事农业试验、研究和搜集整理农学资料编著而成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集大成的著作。《农政全书》分成《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等12部分，共60卷、60多万字。对农具、农业技术、土壤、水利、施肥、选种、果木嫁接等各方面都有详尽的记录，其中对于番薯和棉花的种植技术与经营方法，作了重点的介绍。《农政全书》可以说是我国明代一部农业百科全书。

871.佛学大辞典

——《大藏经》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丛书，又名《一切经》《契经》《藏经》或《三藏》。内容包括经、律、论三藏。“经”包括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后来增入的少数佛教徒——阿罗汉或菩萨的说教在内；“律”包括释迦牟尼为信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论”包括关于佛教教理的阐述或解释。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7种系统。此外还有过契丹文《大藏经》的刻造，但尚未发现传世的刻本。

872.六月飞雪慰孤魂

——《窦娥冤》

《窦娥冤》是关汉卿最著名的代表作，描写一个弱小无依的寡妇反抗强暴宁死不屈，却被诬陷杀人，最后冤死的故事。窦娥的冤案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它强烈控诉了封建制度与民为敌的残酷现实和统治者的罪恶，表现了封建社会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剧中窦娥对天地的诘问引起人们对封建社会的现实秩序与传统观念的怀疑，从而把窦娥悲剧的意义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873.命运的悲怨和无奈

——《汉宫秋》

《汉宫秋》以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揭露了帝王的昏庸、朝政的腐败，抨击了文武大臣在侵略者面前的怯懦和无能。作品取材于汉代王昭君和亲的故事，参考了民间传说以及历代诗歌对王昭君的咏唱，并结合元代民族压迫的严酷现实，成功塑造了王昭君这一爱国者的形象，对后世戏曲影响很大，“汉明妃”的形象可以说是在马致远笔下基本定型的。

874.“道义”与“人性”的抉择

——《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取材于《左传》《史记·赵世家》等书，讲述春秋时晋国奸臣屠岸贾谋害忠臣赵盾，赵家300余口满门抄斩。义士程婴为救出赵盾的襁褓，献出自己的幼子顶替赵家孤儿。20年后赵氏孤儿生擒屠岸贾，报了血海深仇。这部悲剧语言精练，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戏剧冲突扣人心弦，在戏剧史上影响很大，有不少剧种改编上演。18～19世纪时有英、法等多种译本，并登上欧洲戏剧舞台，受到世界瞩目。

875.可师可法而不可即

——《琵琶记》

《琵琶记》是高则诚根据《赵贞女蔡二郎》剧目改编而成的。陈留郡人蔡伯喈进京赴试考中状元，被牛相国招为女婿，妻子赵五娘却在家忍饥挨饿侍奉公婆。公婆去世后赵五娘弹着琵琶沿途乞讨到京城寻夫。高则诚在这里把背亲弃妇的蔡伯喈改写成不忘父母和发妻的人物，将重婚行为归咎于客观，并以一夫二妻团圆作结局，显然违背了原剧，但赵五娘的遭遇确实反映了封建家族制度下妇女的悲惨命运。

876.千载恩怨

——《雷峰塔》

《雷峰塔》源于民间白蛇传的传说，方成培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作品讲述了白蛇为报恩化成人形嫁给许仙，夫妻恩爱，却被法海强行拆散，白娘子被压雷峰塔下的爱情悲剧。改编后的《雷峰塔》增加了水漫金山、断桥相会等重要场次，故事情节更加完善，白蛇的形象更加完美，法海则成为破坏他人幸福的恶势力的代表人物，作品的思想性得到提高。

877.人有其性情

——《李逵负荆》

《李逵负荆》写的是在梁山附近开酒店的王林的女儿满堂娇，被冒充宋江、鲁智深的恶棍宋刚、鲁智恩抢走。李逵听说后不加分辨就怒斥宋、鲁二人，还立下军令状，同宋、鲁一起下山找王林对质。真相大白后李逵负荆请罪，并除暴安良将功折罪。作品细节描写生动，人物心理也刻画得很细腻，成功塑造了李逵的英雄形象以及嫉恶如仇、豪爽天真的性格特征。

878.天若有情天亦老

——《绿牡丹》

《绿牡丹》是吴炳的重要作品，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富于斗争精神的新型女性形象——车静芳。她不仅才貌双全，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的女性，为了获得真正的幸福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最终得到了理想的婚姻。作品明确提出以才情为标准的婚姻价值观，强调婚姻应建立在男女双方才情相投、两情相悦的基础上，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作者还将爱情主题与深刻严肃的社会问题相融合，用犀利的笔触和辛辣的语言，揭露了晚明科举制度的弊端。

879.有情人皆成眷属

——《西厢记》

《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代表作，描写了崔莺莺和张生冲破封建门第的束缚，争取婚姻自由最后终成眷属的故事。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以及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婚标准。全剧对男女主人公的心理变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并围绕崔、张的爱情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有机智伶俐、侠肝义胆的红娘，具有豪爽和叛逆性格的火头僧人惠明，代表封建家长势力的崔母等，这些人物群的刻画在戏剧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西厢记》是元代杂剧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880.丑陋人性的再现

——《看钱奴》

《看钱奴》取材于干宝《搜神记》中张车子的故事，写穷困的打墙人贾仁求神拜佛，得到财主周荣祖家的藏金而一夜暴富。周荣祖则因父亲不信佛，毁寺庙修住宅，以致应考落第沦为乞丐，将儿子长寿卖给贾仁。20年后贾仁死，家财归还周家，周荣祖和儿子团圆。剧中的细节描写夸张而富有生活气息，对守财奴贾仁的刻画入木三分。但郑廷玉宣扬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作成就。

881.语带烟花，气含脂粉

——《娇红记》

《娇红记》是孟称舜根据元代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讲述王娇娘与申纯相爱，婚事却屡次遭到间阻。最后因为帅节镇逼婚，王娇娘和申纯双双殉情而死。作品揭露了封建家长制的残酷，歌颂了青年男女对自由婚姻的追求。该剧在《西厢记》《牡丹亭》之后，把爱情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882.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中山狼》

《中山狼》是一部寓言式的作品，讲述东郭先生救一只中箭逃命的狼，自己反而差点被狼所害，最后被一个猎人搭救的故事。作品通过对狼的本性的揭露，骂尽一切负国家、负父母、负师友的无耻之徒，同时嘲讽了东郭先生的迂腐，富有寓意。

883.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桃花扇》

《桃花扇》是孔尚任的代表作，写的是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作品以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为背景，叙述侯、李两人一见钟情定下终身，又惨遭离乱波折，最后双双入道的爱情悲剧，展现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评价了南明朝的历史，艺术地总结了这一段历史教训，唤醒了潜在的民族意识。《桃花扇》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结构布局巧妙，情节紧凑，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语言既有戏剧的表演性又富有文采，达到了戏剧性和文学性的统一，是清代戏曲的压卷之作。

884.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见宝

——《幽闺记》

《幽闺记》又名《拜月亭》，写的是王尚书之女瑞兰和蒋世隆在逃避战乱的途中患难与共并结为夫妇，王尚书回朝后将两人强行拆散。后来王尚书做了宰相，要把女儿嫁给新科状元，瑞兰不愿意，状元也一口回绝。为难之际，被王夫人认作义女的蒋瑞莲认出新科状元正是自己的哥哥蒋世隆，有情人再次成眷属。作品赞扬了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樊篱，追求爱情和幸福的青年人，同时也讽刺了封建家长的丑恶嘴脸。

885.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玉簪记》

《玉簪记》取材于《古今女史》，写南宋时陈娇莲与母亲在躲避战乱的途中失散，娇莲入金陵城外女真观为道士，法名妙常。观主的侄子潘必正应试落第，寄居在观中，两人互相爱慕，被观主发现，强令潘必正再次赴考。潘、陈二人在舟中泣别，互赠定情之物。后潘必正及第授官，回到金陵与妙常成婚。

886.题诗风筝寄与天，巧得红丝月下牵

——《风筝误》

《风筝误》是李渔最有名的喜剧。书生韩世勋在风筝上题诗，纨绔子弟戚施放风筝，风筝线断，被詹府才貌双全的二小姐淑娟拾到，重新题诗后再放，由此引出一连串误会与巧合，牵出了韩世勋、戚施与詹府两位小姐两桩相互对比而又相互纠葛的婚事。该剧取材于家常俗事，但不落俗套，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并且语言生动明朗，曲调科白都能较为恰当地表达人物的感情。

887.如捻青梅窥少俊，似骑红杏出墙头

——《墙头马上》

《墙头马上》是白朴的重要作品，写裴少俊奉父命从长安到洛阳选买奇花异草，骑马经过李家花园，和李世杰之女李千金隔墙答诗。两人相约时被发现，私奔到长安，在裴家后花园住了七年，生下一子一女，被裴少俊父亲裴行检发现，强令裴少俊休妻并留下孩子。千金回到洛阳，父母亡故。裴少俊考中进士后去接千金回家，裴行检夫妇也过来恳求，在一双儿女的哭求下，千金才与裴少俊正式完婚。

888.喜怒相间着英豪，观照苍生显节操

——《救风尘》

《救风尘》是关汉卿杂剧中有代表性的喜剧，写的是妓女赵盼儿营救同行姐妹宋引章的故事。汴梁妓女宋引章年轻不谙世事，受纨绔子弟周舍的欺骗，不听赵盼儿苦苦相劝，一心要悔掉与秀才安秀石的婚约。周舍把宋引章骗到手后便拳脚相加百般凌辱，宋引章写信求赵盼儿相救，赵盼儿亲自赶到郑州，运用计谋使周舍休了宋引章，并控告周舍强占有夫之妇，由此救出宋引章。

889.天长地久有时尽，此誓绵绵无绝期

——《长生殿》

《长生殿》是洪升的代表作，讲述了唐明皇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作品围绕李、杨的爱情和安史之乱两条线索来组织材料，对历史素材加以精心选择和剪裁，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和概括，使事件和人物的描写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天宝年间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表现了一代盛世王朝走向没落的命运。

890.精忠报国动天地

——《精忠旗》

《精忠旗》是冯梦龙根据旧有的传奇修改的一部戏剧，讲述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精忠报国，屡建奇功，却被奸臣秦桧陷害最终被杀的历史故事，歌颂了岳飞的慷慨大节，体现了将士和人民对他的爱戴。

891.匹夫有重于社稷

——《清忠谱》

《清忠谱》是李玉的重要作品，写明末天启年间苏州市民反对魏忠贤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而进行的一场斗争。剧中揭露了阉党集团的残暴统治，描绘了群众斗争的热烈场面，塑造了具有坚贞气节的周顺昌和见义勇为的颜佩韦等五义士的生动形象。该剧对戏剧矛盾的处理比较集中，突出壮烈的斗争场面的描写。

892.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文”

——《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作者说，这些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文”，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1927年，鲁迅在广州重新编订，添写《小引》《后记》，并改名为《朝花夕拾》，共10篇。前5篇写于北京，后5篇写于厦门，全书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既描写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对师友诚挚的怀念，真实地书写了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前后作者所经历的生活，每一篇都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角，是了解与研究鲁迅早期生活、思想和当时社会风貌的重要艺术文献。

中国历史之城市篇

893.沉淀历史的现代都市

——北京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北端。全市面积16808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43.5米，人口约1200万。北京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它作为城市的经历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就在现在的北京地区建立都城，名称叫做“蓟”。秦、汉和三国时期北京地区是中国北方的重镇。西汉末年王莽在北京地区建立了大燕国，北京的别称“燕京”由此而来。南宋时期的辽在北京地区建立了陪都，金正式建都于北京。以后的元朝、明朝和清朝的都城均建立在北京。

894.紫塞明珠

——承德

承德旧称“热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南临京津，北靠辽蒙，市区年平均气温8.8℃，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承德历史悠久，早在殷周即为出戎、东胡（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居住。汉武帝时属新设的幽州。清朝属直隶省，公元1928年改为热河省。公元1955年改为承德市。承德旅游资源得天独厚、风格奇特。公元1994年位于承德市的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

895.中国雕塑之都

——大同

大同位于山西省最北部，总面积14112.56平方千米。大同历史悠久、地势险要，为三晋北方之门户、首都北京之屏障，曾为一代京华、两代陪都、四朝重镇。大同区位条件比较优越，交通通信较为便利，矿产资源颇为丰富，工业基础比较雄厚。它是中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尤其盛产煤炭，有“煤都”之称。大同历史古迹独到，北魏年间的云冈石窟最负盛名，它与敦煌的莫高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大同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在它山脚下还有中国构筑得最奇特的寺院——悬空寺，背倚绝壁，凌空而立。

896.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

——南京

南京简称“宁”，古称“金陵”，也曾称建业、建康、石头城等，现为江苏省省会，是长江下游西部的中心城市。南京位于江苏省西部，市区面积860平方公里，人口300多万，辖区跨长江南北两岸，包括玄武、白下、秦淮、建邺、鼓楼、下关六城区，雨花台、栖霞、浦口、大厂四郊区，以及江宁、江浦、六合、溧水和高淳等市县。南京从公元前472年越国大夫范蠡筑城算起，至今已有近两千五百年历史，先后有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等王朝在这里建都，曾是“六代帝王国、三吴佳丽城”的金粉之地，史称“六朝”。此外，南唐、明（洪武）、太平天国，以及中华民国政府也曾建都于此。因此，历史上称为“六朝胜地、十代都会”。

897.东方威尼斯

——苏州

苏州年平均气温15℃～17℃，平均降水量近1076.2毫米。苏州是座绵延了两千五百余年、深蕴吴文化的水乡古城，春秋时期的吴王阖闾建都于此，筑阖闾城，其规模位置迄今基本未变，为世界罕见。苏州自古以来就是东南沿海的工商大都会，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诗吟苏州：“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意谓苏州的繁华要超过扬州，赶上长安。600年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曾盛赞苏州是“名贵之大城”。如今的苏州是经济发达、国际交往繁荣密切的开放城市，已被国家列入长江三角洲沿海经济开放区，现代工业已成体系，对外贸易，外经合作，迅猛崛起，并先后与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的一些地方缔结了友好城市。

898.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

——扬州

扬州历来是水陆交通枢纽，南北漕运的咽喉，苏北的重要门户，是一座具有2480多年历史的古城。扬州市西郊，六朝以来即为风景胜地，原名炮山河，一名保障河，清乾隆时，围绕着长春岭之北，又名长春湖。清代诗人汪沆有诗云：“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瘦西湖之名遂著。在离瘦西湖不远有蜀岗山，山上寺院遍布，有“江南第一灵山”之称。扬州的其他著名景点有“城市山林”美誉的何园，四季假山著称的个园。明代的文昌阁“辉耀街衢”。扬州还有举世闻名的大运河，横跨于瘦西湖上的大虹桥，隋炀帝、康熙、乾隆等皇帝留下的行宫遗址等，扬州的美景数不胜数，实是江南的瑰宝。

899.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杭州

杭州是中国的七大古都之一，已有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古称钱塘、临安，吴越、南宋先后建都于此，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国际风景旅游城。早在公元13 世纪，便被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杭州尤以西湖秀丽迷人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近年来，杭州又新建国家旅游度假区，新辟景点杭州宋城、中国茶叶及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等。杭州还是我国主要的丝绸产地，种植茶叶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张小泉剪刀、西湖竹筷和绸伞、五星记扇子等为地方特色产品。

900.名士之乡

——绍兴

绍兴位于中国浙江省中北部地区，杭州湾以南，是一座具有水乡风光的著名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朝，大禹为治水曾两次躬临绍兴。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建都绍兴，卧薪尝胆，时称“越池”。汉代置都稽州，隋朝改称吴州，唐朝又改称越州，南宋时改为绍兴府，沿袭至今。绍兴是出名人的地方，巾帼英雄秋瑾、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一代伟人周恩来、文学巨匠鲁迅等，都是绍兴人的骄傲。多年来绍兴以它那绮丽的水乡风光闻名于世。绍兴共有229座古桥，这些别致有趣的纤桥、拱桥、平桥、廓桥形成了一整套蕴含着丰富文化的人文景观，为绍兴赢得了“桥乡”的美称。

901.古代“东方第一大港”

——泉州

泉州历史悠久，素称“海滨邹鲁”，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泉州海上交通发达，早在唐代，即为中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宋元两代进入全盛时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启锚地，为“东方第一大港”，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呈现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泉州山川绚丽，人文荟萃，文物古迹星罗棋布，现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国家自然保护区各一处，文物保护单位50多处，其中国家级12处，省级37处。众多名胜古迹使泉州赢得了“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的赞誉。

902.瓷都

——景德镇

景德镇素称瓷都，位于江西省东北部。辖区乐平市、浮梁县、昌江区、珠山区，人口140万。此地东晋设镇，古有新平、浮梁等名称。北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烧制御器，器质精良，世人赞誉，此时得名“景德镇”，沿用至今。明代时与河南朱仙镇、湖北汉口镇、广东佛山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这里制造陶瓷的历史悠久，唐代制瓷业已比较成熟，宋代即成为全国的重要产瓷区；元代为全国制瓷技艺最高的窑场，元王朝在此设立了“浮梁瓷局”；明朝以来，一直是全国的瓷业中心，明清两代制造皇宫用瓷的官窑均设于此。景德镇瓷器造型优美，品种丰富，风格独特，瓷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景德镇瓷器艺术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903.东方耶路撒冷

——曲阜

曲阜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北负泰岱，南引凫峄，东连沂蒙群山，西俯平野千畴，泗水北枕，沂河南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曲阜是古代东夷族部落居住中心，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主要地区，亦是周代东方的礼乐之邦，春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孔子诞生于尼山，成长于阙里，设教于杏坛，出仕于鲁都，归葬于泗上，在曲阜留下了众多活动遗迹，因而曲阜也称“东方圣城”。

904.千年帝都，牡丹花城

——洛阳

洛阳北临黄河，南依洛水，城市的兴起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从公元前21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起，先后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因这里曾墨客骚人云集，故有“诗都”之称，牡丹香气四溢，又有“花都”的美誉。洛阳有非常丰富的人文景观，其中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洛阳古墓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墓群。此外还有二程墓、白园、关林等一大批历史遗迹。洛阳的自然风光同样引人入胜，“天津晓月”“龙门山色”“洛浦秋风”“马寺钟声”等洛阳八景风格不同，景色秀丽，使人流连忘返。

905.夷门自古帝王州

——开封

开封市位于河南省东部，自然条件优越，交通十分便利。开封历史悠久，是中国的七大古都之一，有“七朝都会”之称，古称大梁，又称汴梁，简称汴。根据史籍和考古发掘，早在新石器时代开封就有先民活动，而建城的时间可追溯到夏、周。迄今为止，开封建城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从公元前364年魏国国都迁至大梁（今开封）始，先后有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七个朝代在此建都，素有“七朝古都”之称。开封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一页，尤其是北宋时期曾盛极一时。当时城郭宏伟，交通发达，商贾云集，商业隆盛，人口逾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都市之一。清朝的开封为河南省署，是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国时期，开封仍是河南省会。开封的仿古建筑群风格鲜明多样，宋、元、明、清、民初各个时期特色齐备，除原有的龙亭、铁塔、相国寺等古迹外，新建的宋都御街古朴典雅，再现了北宋京城的风貌。开封还是著名书画之乡、戏曲之乡，历史上曾产生过“苏、黄、米、蔡”四大书法派系，又是豫剧祥符调和河南坠子的发源地。

906.近州无高山，所有皆陵埠

——江陵

江陵又名荆州城，位于湖北省中部偏南，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西部，南临长江，北依汉水，西控巴蜀，南通湘粤，古称“七省通衢”。荆州城内的古建筑很多，著名的有太晖观、元妙观、开元观、掷甲山、点将台、落帽山、画扇峰等。太晖观是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湘献王朱柏所建，主体建筑金殿屹立于高大平台之上，飞楼涌殿，华拱画梁，顶覆铜瓦，雄甲荆楚，向有“小金顶”“赛武当”之称。

907.楚汉名城

——长沙

长沙也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据考古发掘，这里早在7000年前就成为人类聚居地，传说中的炎帝、舜帝均归葬于古长沙。长沙之名始于西周，夏商时期，长沙属古三苗国；春秋战国时期，为楚国南方重镇和主要的粮食产地。秦统一中国后，设长沙郡，为全国36郡之一，郡治设湘县（现长沙），这是长沙正式列于全国行政区划之始。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封功臣吴芮为长沙王，立长沙国；三国时期长沙属吴国；隋、唐两代几度改称潭州；宋代长沙属荆湖南路；明代改为长沙府；清代为湖南省治；公元1922年定为湖南省会。

908.南海之滨的东方明珠

——广州

广州又叫做“五羊城”“穗城”，是中国华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广州由于北依九连山脉，南向伶仃洋，左有罗浮山，右有青云山，中有九连山—南昆山为龙脉，整个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再加上从化温泉、白云山风光和珠江三角洲田园风光，广州成为一个山秀、水清、人杰、地灵、最美的祖国南方大城市。清代南粤诗人屈大均曾以“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的诗名来形容它的美丽。广州一年四季如春，繁花似锦，除夕迎春花市闻名海内外，又有“花城”的美誉。广州也是一座历史古城，已有2800多年的文化历史。隋唐五代时期，广州就是世界著名的港口，一直到宋朝，都保持着全国第一大港的地位。经过2000多年的变迁，广州已发展成为一个多功能的综合性的现代型大都市。

909.山水甲天下

——桂林

桂林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壮、苗、瑶、侗等28个少数民族占全市总人口的8.5%左右。秀丽的山水与浓郁的民俗风情相结合，使原已妩媚的山水更有了几分生动，也使纯厚的民俗风情增添了几分清丽和脱尘。桂林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其中有以甄皮岩为代表的丰富的史前历史文化，以灵渠为代表的秦代水利文化，以靖江王墓、王府为代表的宏伟壮观的明藩王文化，以摩崖石刻和山水诗词为代表的异彩纷呈的山水文化。桂林市现有国家、自治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9处，历代文人墨客赞美桂林山水的诗赋和佛教造像，遍布山壁岩洞，其中“桂海碑林”“西山摩崖石刻”等最为著名。

910.天府之国

——成都

成都历史悠久，2500年前的周朝古蜀王开明九世就在此建都，取“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意，而名成都。以后，随着历史发展，成都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五次成为封建割据王朝的京都和农民起义建立“大蜀”“大西”政权的国都。早在汉代就享有中国“五大都会”的殊荣，唐代盛名天下，号称“扬一益二”，即仅次于扬州的全国经济中心。西汉时，成都的蜀锦驰名天下，故有“锦城”之称。五代后蜀主孟昶时，在城墙上遍植芙蓉，又称为“蓉城”。晋代诗人左思曾由衷地称它是“既崇且丽”，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也都曾无限深情地讴歌过这座风姿独具的城市。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成都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911.十三朝古都

——西安

西安是世界著名古都，历史上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3个王朝在西安建都。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汉末赤眉、唐末黄巢和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曾在西安建立过短暂政权；现代史上发生过著名的“西安事变”。这给古城西安留下了大量文化遗产，其中不少是稀世国宝。其中，有碑林，大、小雁塔，钟楼，半坡遗址，明城墙等。还有汉城、唐城、阿房宫、未央宫、长乐宫、大明宫等古遗址及华清池、秦始皇兵马俑坑等。革命纪念地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旧址。西安历史上还曾是最大的商贸中心，又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912.中国革命的摇篮

——延安

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黄土高原中部，东临黄河。延安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在历史古迹方面有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保护单位——轩辕黄帝陵，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子长钟山石窟等；在自然景观方面有黄河壶口瀑布、全国最大的野生牡丹群和花木兰故里万花山等。延安还是革命圣地，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特殊位置，现存革命旧居140多处，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旧址凤凰山，以及宝塔山、枣园、杨家岭等地。

913.历史在这里转折

——遵义

遵义天生就有秀绝天下的山水景色，公元1935年1月，著名的遵义会议在这里举行。遵义拥有优美动人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独特的文化艺术特色。有一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四个省级风景名胜区，近千处文物点，其中，有遵义会议会址，有被称为“生物活化石”的国家级桫椤自然保护区，有被誉为“神州又一奇观”的赤水十丈洞瀑布，等等。遵义还是闻名遐迩的国酒之乡，远在汉代，这里便酿出令汉武帝誉为“甘美之极”的佳酿。今天，以国酒茅台酒、董酒为代表，包括习酒、湄窖、珍酒以及习水大曲、鸭溪窖酒、长寿长乐补酒在内的一大批名优酒饮誉海内外，使遵义赢得了“中国酒文化名城”的美称。

914.花枝不断四时春

——昆明

昆明是云南省省会，地处云南省中部，地势北高南低，城区坐落在滇池盆地北部。市中心区海拔1891米，年平均气温15.1℃，鲜花常年不谢，草木四季常青，故以“春城”称誉海内外。昆明是中国十大重点旅游城市之一，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最著名的自然景观有滇池和石林等，城中还遗留着不少古代文化瑰宝，有大观楼、金刚寺等著名古迹。昆明的名优特产种类繁多，主要有云南白药、云南围棋、斑铜工艺、香精香料等名优产品和过桥米线、油鸡棕、汽锅鸡、玫瑰大头菜、滇式糖果糕点等风味食品。

915.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

——大理

大理是一座千年古城，唐代的南昭国、宋代的大理国都曾将大理作为都城，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给大理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大理面临洱海，背靠苍山，至今仍保持着纵横交错、棋盘格局式的街道和雄伟壮观的南北城楼，城楼上“文献名邦”四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最初东西南北各有城门，上有城楼，后毁。城内民居石墙青瓦、门窗雕龙画凤，显得古雅质朴。从苍山流下来的清泉穿街过巷，从千家万户门前流过，实为“家家流水，户户养花”。城西北的崇圣寺三塔和城西南的弘圣一塔，巷山脚下的元世祖平云南碑和一年一度的三月街，更使古城显得别有一番情趣。

916.安放心灵的圣地

——拉萨

拉萨是西藏自治区首府，是一座具有1300年历史的古城，位于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北岸，海拔3650多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其地势由东向西倾斜，气候属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年日照时数3000小时以上，故有“日光城”美称。“拉萨”在藏文中为“圣地”或“佛地”之意，长期以来就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金碧辉煌、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是至高无上政教合一政权的象征。在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兼并邻近部落，统一西藏后，就从雅隆迁都逻姿（即今拉萨），建立吐蕃王朝。拉萨的水质和大气非常干净，是中国污染最少、环境最好的城市。

917.中国第一水乡

——周庄

周庄古镇位于苏州城东南38公里，有着近九百年的历史，有着丰富的文化蕴涵。西晋文学家张翰，唐代诗人刘禹锡、陆龟蒙等曾在此居住；周庄也是元末明初江南巨富沈万三的故乡；周庄还曾留下柳亚子、陈去病等人的足迹。在周庄，大都市里早就消失的茶馆、茶楼在周庄依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大城市中很少看到的古桥、石井，在这里也依然与小镇浑然一体；老街、老屋、砖雕门楼完好无损，古风犹存。著名画家吴冠中曾撰文说“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海外报刊则称“周庄为中国第一水乡”。

918.神州水乡第一镇

——甪直

甪直位于苏州城东南25公里的昆山市，唐代诗人陆龟蒙（号甫里先生）曾隐居于此。明代村落聚镇故名甪直。古镇占地面积约1平方千米，保护区面积为4平方千米，地理位置优越，镇内河网交错，碧水环绕，桥桥相望，景色美好，有“神州水乡第一镇”之称。居民依水而居，前街后河，出入全凭水路，故有“水巷小桥多，人家尽枕河”之说。“上”字形河道如玉带环绕全镇，河旁为条石垒成的驳岸。驳岸上雕凿着许多精雅别致、形态生动的揽船石，图案有蝙蝠、立鹤、卧鹿、狮子滚球等，还有一些与古镇历史人物、名人诗文相关。这些揽船石形式丰富，图案的雕刻手法多样，既古朴庄重、典雅美观，又饶有趣味、耐人寻思。

919.醇正水乡，旧时江南

——同里

同里镇有“三多”，其一是名人多。自宋代至清末年间，同里镇先后出过状元一名，进士42名，文武举人93人。同里镇的著名人物还有南宋诗人叶茵、明代画家王宠、清朝军机大臣冯桂芬、书画家陆廉夫，辛亥革命著名人物陈去病、著名教育家金松芩、文字家范烟桥、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王绍鏊等。其二是明清建筑多。据镇志记载，公元1271年～1911年，镇上先后建成宅院38处，寺、观、宇47座。其三是水多、桥多。镇上有各朝代的古桥四十多座，有南宋诗人叶茵建造的思本桥、元代的高观桥等。

920.春秋的水，唐宋的镇

——西塘

西塘在唐、宋时期就已形成村镇，到了元、明时期，西塘凭借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经济基础和水道之便，发展成一座繁华、富庶的大集镇，窑业、米市、食品、制陶业等行业日益兴旺。古镇现存的许多古宅大院，都是古镇先人当时致富后的结晶。西塘古镇在春夏秋冬、晴阴雨雪的长久年代里，始终呈现着一幅“人家在水中，水上架小桥，桥上行人走，小舟行桥下，桥头立商铺，水中有倒影”的不断变幻的水乡风情画。西塘古镇的文化气氛也很浓厚，历史上曾出过19位进士。

921.追忆似水年华

——乌镇

乌镇位于浙江省桐乡市，街道上清代的民居建筑保存完好，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工艺精湛。当地的居民至今仍住在这些老房子里。乌镇从公元1998年开始发展旅游业，目标是使乌镇保持100年前的老样子。乌镇古镇的文化气氛也很浓厚，历史上这个小镇曾出过64名进士、161名举人。镇东的立志书院是茅盾少年时读书处。

922.水市千家聚，商渔自结邻

——南浔

南浔建镇已有745年历史，明万历至清代中叶为经济繁荣鼎盛时期。据《江南园林志》记载，南浔“以一镇之地，而拥有五园，且皆为巨构，实为江南所仅见”。南浔自古以来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书香不绝。明代时就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仅宋、明、清三代，南浔就出了进士四十一名。著名的名胜古迹有嘉业藏书楼、刘墉的庄园小莲庄、张静江故居、张石铭旧居、百间楼和宋代古石桥等。其中的嘉业藏书楼是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为清代秀才刘承于在公元1920年～1924年修建，藏书最多时曾达到六十万卷。现在是浙江省图书馆古籍书库。

923.大都市里的小水乡

——朱家角

朱家角位于上海西郊的淀山湖之滨，面积有2.7平方千米，为周庄面积的三倍多。其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从6000多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和4000多年的崧泽文化到3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就有人类活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已形成村落，名朱家村，至明万历年间正式建镇名珠街阁，又称珠溪，曾以布业著称江南，号称“衣被江南”，而成江南重镇。如果说九百岁的古镇周庄小巧精致，似小家碧玉，千年古镇朱家角则气势磅礴，具大家闺秀的风采。

924.一帧淡墨疏笔的小品

——安昌

安昌也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典型江南水乡古镇，其老街、拱桥、乌篷船、店铺、古朴的老人和孩子……千年岁月，明清风貌，至今保存完好，三里长街依河而建，姿态各异的石桥，青石板铺就的街路，错落有致的翻轩骑楼，古老凝重的台门，幽深僻静的弄堂，素有“碧水贯街千万居，彩虹跨河十七桥”之美誉。现在的安昌古镇虽经千年岁月，明清风貌至今保存完好，有许多古镇人家依然保持着许多旧时的生活传统习俗。

925.风雨两岸情

——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上对台湾的称呼有近十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派一万官兵到达“夷洲”（台湾），汉代的“东鲲”，隋代的“琉求”，明代万历年间在公文中出现“台湾”。“台湾”名称的由来，是和它的开发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台南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区，因此对台湾的称呼最初起于对台南区的称呼。最初在台南一带居住的拉雅族在介绍台湾时称为“Tayan”或“Tai-An”，荷兰人拼为“Taioan”，从大陆来的移民则读作“Tai-Oan”。因此，由于读音不同，把台南一带称为“台员”“大员”“大圆”“大湾”等，以后由闽南话的“台员”转音为“台湾”，一直沿用至今，所指地区也由台南一地扩及整个台湾地区。

中国历史之建筑古迹篇

926.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万里长城

中国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冷兵器战争时代的国家军事性防御工程，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根据历史记载，战国以来，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最早是楚国，随后，齐、燕、魏、赵、秦等国同样基于防御的目的，也开始修筑自己的长城。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著名大将蒙恬北伐匈奴，把各国长城连起来，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遂称“万里长城”，这就是万里长城名字的由来。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主要是明长城。

927.殿宇之海

——北京故宫

故宫又名紫禁城，明朝皇帝朱棣在夺取帝位后，决定迁都北京，便开始营造这座宫殿。其始建于公元1406年，至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落成，历时14年。在元大都宫殿的基础上兴建，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主要建筑是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宫殿建筑均是木结构、黄琉璃瓦顶、青白石底座，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画，建筑造型宏伟壮丽，庭院明朗开阔，象征皇权的至高无上。至公元1911年清帝退位约500年间，先后共有24位皇帝曾在这里居住，并对全国实行统治。

928.天下江山第一楼

——黄鹤楼

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国家旅游胜地四十佳。相传始建于三国时期，历代屡毁屡建。现楼为公元1981年重建，以清代“同治楼”为原型设计，楼址仍在蛇山头。主楼高49米，共五层，攒尖顶，层层飞檐，四望如一。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前人流传至今的诗词、文赋、楹联、匾额、摩崖石刻和民间故事，使黄鹤楼成为山川与人文景观相互倚重的文化名楼，素来享有“天下绝景”和“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

929.世界屋脊上的明珠

——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历世达赖喇嘛的冬宫，也是过去西藏地方统治者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从五世达赖喇嘛起，重大的宗教、政治仪式均在此举行，同时又是供奉历世达赖喇嘛灵塔的地方。

“布达拉”系舟岛，是梵语音译，又译作“普陀罗”或“普陀”，原指观世音菩萨所居之岛。布达拉宫俗称“第二普陀山”。

布达拉宫海拔3700多米，占地总面积36万余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3万余平方米，主楼高117米，共13层，其中宫殿、灵塔殿、佛殿、经堂、僧舍、庭院等一应俱全，是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建筑群。

930.大宅门

——北京四合院

四合院是以正房，倒座，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平面布局的传统住宅的统称。在中国民居中历史最悠久，分布最广泛，是汉族民居形式的典型。其历史已有3000多年，西周时，形式就已初具规模。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宫殿、庙宇、官府都使用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而且各地的民居也广泛使用四合院。在各种各样的四合院当中，北京四合院体现了四合院建筑形式的主要特点。

北京四合院由大门、影壁、倒座、正房、厢房等若干单体建筑组合而成。其结构都属于中国传统建筑的木构架体系，甚至有些砖石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模拟木构建筑，并由不同的典型式样代表户主的身份地位。

931.四合院格局与文化意义

北京四合院规模小的只有一院，多数有前（外）、后（内）两院。

一般外院横长，大门开在前左角，即东南角。进入大门，迎面在外院东厢房的山墙上筑砖影壁一座，与大门组成一个小小的过渡空间。由此西转进入外院。大门之西正对民居中轴的南房称“倒座”，作客房；外院还有男仆室及厨房、厕所等。从外院进入内院的中门，通常是一座被称为“垂花门”的小门屋，施悬山“勾连搭”顶（即前后两个双坡顶相接），标志着由此进入内宅。在垂花门后檐柱处常设门扇，称“屏门”，作用类同仪门，平时关闭，人由门前左、右廊道绕入，遇大事或贵客到来时才开启。以中门间隔内外，不仅保持了内院的安静，同时也含有宗法礼制的意义。

932.黄土高原上的奇特建筑

——窑洞

窑洞是中国北方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民居形式，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是在窑洞中生存、繁衍和壮大起来的。窑洞分土窑洞、石窑洞、砖窑洞、土基子窑洞、柳椽柳巴子窑洞和接口子窑洞多种。土窑洞是利用黄土的特性，挖洞造室而成，一般深七至八米，高三米多，宽三米左右，最深的可达20米。窗户有两种：一种是一平方米左右的小方窗；另一种是约三至四平方米的圆窗。土窑洞的特点是冬暖夏凉。

居民们修建新窑洞有不少讲究。首先是要找人看风水，择地形。选择挖窑洞的地方土质十分重要，必须是黏土。窑洞要向阳，背靠山，面朝开阔地带。为了美化居室，不少人家在炕围子上作画。这就是在陕北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炕围画”。外看颜色鲜艳，内观则明快舒坦，有一种独特的光、色、调相融合的形式美。

933.老上海风情

——弄堂艺术

弄堂是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与上海市民的生活密不可分。上海的弄堂有着强烈的空间艺术特征。这种空间艺术特征首先表现在弄堂中不同层次的空间序列上，即从街面到总弄再到支弄最后入户这样一种空间组织方式。它将居民的居住空间有序地分隔成公共空间（街道）、半公共空间（总弄）、半私密空间（支弄）和私密空间（住宅内部）这样几个不同的层次，但又将这些不同层次的空间有机地组织在一个有序的系列中。这种空间组织方式，由于对外相对封闭，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地域感、认同感和安全感，使得整个弄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区。对内，这种空间组织方式又能带来一种浓烈的邻里感和社区感。

934.深巷重门人不见

——安徽民居

安徽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其中又首推安徽徽州的民居。徽州各地的民居住宅、祠堂、厢宇、牌坊、亭、塔、墓等建筑上的许多构件和局部，都饰以精美的石雕、木雕、砖雕。常见的有牌坊、石狮、石马、座门、门窗、栏杆等。古时候，徽州的民间建筑艺术相当发达，建房有别具一格的传统旧俗。农村建房很讲究“风水”，认为房屋的大门忌对烟囱，立门对烟囱，就在大门楣上挂上镜子和剪刀，谓之“解煞”。也忌讳门前行走的大路走向对准大门。总之，徽州古民居以马头墙、天井、斗拱以及砖雕、木雕、石雕等为鲜明特色，风姿绰约，在我国古代建筑流派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935.华夏民居第一宅

——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是清代民居建筑的集大成者，由历史上灵石县四大家族之一的太原王氏后裔——静升王家于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所建，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以上。现以“中国民居艺术馆”“中华王氏博物馆”开放的高家崖、红门堡两大建筑群和王氏宗祠等为主，共大、小院落123座，房屋1118间，面积4.5万平方米。

高家崖、红门堡两组建筑群东西对峙，一桥相连，皆为黄土高坡上的全封闭城堡式建筑。其总的特点是：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层楼叠院，错落有致，气势宏伟，功能齐备，基本上继承了我国西周时即已形成的“前堂后寝”的庭院风格。再加上匠心独具的砖雕、木雕、石雕等，装饰典雅，内涵丰富，实用而又美观，兼融南北情调，具有极高的文化品位。

936.江南园林的建筑特色

江南园林属于私家园林，大都是古代的封建文人、士大夫及地主经营的。一般以苏州园林为代表，大多面积较小，以精取胜。它善于把有限的空间巧妙地组合成千变万化的园林景色，充分体现了我国造园的民族风格，并广泛吸取了中国山水画的理论，如拙政园、网师园等。

与皇家园林的庄严豪华以及威严不同，江南地区的私家园林多建在城市，并与住宅相连，占地甚少，小者一二亩，大者数十亩，但是也更讲究细部的处理和建筑的玲珑精致。

937.中国园林之母

——拙政园

拙政园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朝时为大弘寺。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代弘治进士、明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后将其买下，聘著名画家、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文征明参与设计蓝图，历时16年建成，得名于晋朝《闲居赋》的一段话：“筑室种树，逍遥自得……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有朴实之人在自家花园为政的巧意。拙政园中园的建筑物名大都与荷花有关。王献臣之所以要如此大力宣扬荷花，主要是为了表达他孤高不群的清高品格。拙政园，这一大观园式的古典豪华园林，以其布局的山岛、竹坞、松岗、曲水之趣，被胜誉为“中国园林之母”。

938.人间天堂，园林之城

——苏州园林

中国东部江苏省的苏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素来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苏州古典园林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期吴王的园囿，私家园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晋的辟疆园。以后历代造园兴盛，名园日多。明清时期，苏州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地区，私家园林遍布古城内外。到清末，苏州已有各色园林170多处，现保存完整的有60多处，对外开放的园林有19处。

939.一座山庄，半部清史

——承德避暑山庄

承德避暑山庄是清朝皇帝为了实现安抚、团结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而修建的一座夏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建成于乾隆五十五年，历时87年。占地564万平方米，环绕山庄蜿蜒起伏的宫墙长达万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最大的特色是园中有山，山中有园。它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在总体规划布局和园林建筑设计上都充分利用了原有自然山水的景观特点和有利条件，吸取唐、宋、明等历代造园的优秀传统和江南园林的创作经验，并加以综合、提高，把园林艺术与技术水准推向了空前的高度，成为中国古典园林的最高典范。

940.风韵独具西子瘦

——瘦西湖

瘦西湖位于扬州市西郊，原名“保障河”，又称“长春湖”，在清代康乾时期即已形成基本格局，瘦西湖景区现有御码头、五亭桥、西园、冶春园、绿杨村、卷石洞天、西园曲水、四桥烟雨、虹桥、长堤春柳、叶园、徐园、长春岭、琴室、木樨书屋、棋室、月观、梅岭春深、湖上草堂、绿荫馆、吹台、水云胜概、莲性寺、凫庄、五亭桥、白塔晴云、二十四桥景区等景点。瘦西湖园林以自然风光旖旎多姿著称于世。四时八节，风晨月夕，使瘦西湖幻化出无穷的天然之趣。丰富的历史文化，使瘦西湖如醇厚的佳酿，常看常新，品味其中，回味无穷。

941.廊腰缦回，檐牙高啄

——阿房宫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它的前殿叫做“阿房”，所以当时人们称它为“阿房宫”。

据记载，秦代阿房宫，“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但前殿尚未竣工，秦始皇便死去。他死后，秦二世继续营建。相传，阿房宫大、小殿宇共700余所，一天之中各殿气候不尽相同。秦始皇生前把从六国掠夺来的珠宝、美女深藏宫内。他巡回各宫室，一天住一处，死时还未把宫室住遍。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据传大火三个月不熄。

如今的阿房宫仅保存一处建筑夯土遗址，东西长2500米，南北长1000米，高20米，占地26万平方米，当地人称“始皇台”，位于今西安市西郊赵家堡和大古村之间。

942.举锸为云，决渠为雨

——郑国渠

郑国渠是公元前246年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兴建，约十年完工。修筑郑国渠本是战国时期韩桓王采取的“疲秦”策略。他以郑国为间谍，派其入秦，游说秦国在泾水和洛水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真实目的是要耗竭秦国实力。秦王任命郑国主持兴建这一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韩国“疲秦”的阴谋败露，秦王大怒，要杀郑国。郑国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王认为郑国说得很有道理，同时，秦国在水工技术上也需要郑国，所以仍然对郑国加以重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全渠完工，人称“郑国渠”。从此，关中变成沃野千里，秦国也因此更加富强，并最终实现统一。

943.坟墓下的“王国”

——始皇陵

秦始皇陵位于距西安市30多公里的临潼县城以东的骊山脚下。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从13岁即位时就开始营建陵园，由丞相李斯主持规划设计，大将章邯监工，修筑时间长达38年，因工程之浩大、气魄之宏伟、埋藏之丰富而著称于世。秦始皇陵地下宫殿是陵墓建筑的核心部分，位于封土堆之下。《史记》记载：“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异怪徙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陵园以封土堆为中心，四周陪葬分布众多，内涵丰富、规模空前，除闻名遐迩的兵马俑陪葬坑、铜车马坑之外，又新发现了大型石质铠甲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以及陪葬墓等六百余处，数十年来秦陵考古工作中出土的文物多达十万余件。

944.神州第一街

——长安街

长安街在公元1267年元朝大都落成时称“顺成街”，仅为南城墙里一条极普通的街道，经过70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一条很宽的大街。公元1262年，忽必烈宣布以琼华岛为中心，广建宫殿城池。公元1267年新城建成，长安街的前身——顺成街随之落成。公元1419年，明成祖在扩建北京城时，将南城墙移到今日正阳门东西一线，原城墙被拆毁。于是这条顺成街被扩建成皇城前面宫廷广场的两翼。今天的长安街以天安门为中心，东至建国门称“东长安街”，西至复兴门称“西长安街”。整条街全长6.7公里，横贯北京城。路面宽阔平坦，在全国首屈一指。因此，人们都称之为“十里长街”。

945.皇家祭坛典范

——天坛、地坛

坛是中国古代主要用于祭祀天、地、社稷等活动的台型建筑。一般祭祀祖先多在室内，这种室被称为“庙”；对神的祭典仪式多在露天的一座高台上举行，该高台即称为“坛”。天坛与地坛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祭天、祭地仪式的地方，分别位于北京城中轴线的南、北两个方位。天坛、地坛的主体建筑分别采用圆形和方形，来源于“天圆地方”之说。按照古代“天阳地阴”的说法，现存天坛所用石料的件数和尺寸都采用“阳数”，即奇数；地坛坛面的石块数则为“阴数”，即偶数。

946.天安门的设计

天安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设计者是明代一位杰出的匠师，姓蒯名祥，人称“蒯鲁班”，苏州府吴县香山人。燕王朱棣继位后，决心迁都北京。公元1417年，蒯祥和大批工匠被召到了北京，承担皇家建筑的施工任务。那时的蒯祥还不到40岁，年富力强，身手不凡，不久就被任命为“营缮所丞”，相当于现在的设计师兼工程师和施工员的工作。蒯祥不但能迅速完成设计任务，也能较好地领会皇帝的意图，因此得到皇帝的信任，发挥了巨匠的作用。蒯祥死后，承天门经过了多次维修。到了公元1651年，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将承天门改名为“天安门”，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

947.宋代立交桥

世界上最古老的水陆立交桥是太原晋祠圣母殿前的鱼沼飞梁，建于宋代，造型独特。

我国最早的立交桥则是绍兴“八字桥”，此桥也建于宋代，虽已经历了近800年的风雨及天灾人祸，至今仍保存完好。“八字桥”是一座梁式石桥，位于现绍兴市东南八字桥直街东端和广宁桥直街交汇处，宋代的匠师们非常聪明地利用了这里的天然条件，设计时把桥址选在三河交点的近处，正桥架在南北流向的主河上，净跨45米，桥高5米，桥洞宽3.2米，全部用花岗岩条石砌成，在每个望桥柱上都雕刻着极为优美秀雅的覆莲形浮雕图案。桥的平面布置也独具特色，架三桥、跨三河、通三街，但整体是一座桥，不但解决了水陆交通问题，而且建桥时不拆屋、不改道，和周围原有的环境自然地融会在一起，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极为优秀的范例。

948.赵州桥的历史

位于河北赵县境内的安济桥，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桥。因赵县古称“赵州”，所以又称“赵州桥”。又因大桥为石砌而成，故当地俗称“大石桥”。赵州桥的建筑年代，过去认为建于隋代开皇至大业年间（公元595年～605年），又据考查认为可提前至隋文帝时代的开皇十一年至十九年（公元591年～599年）之间，由隋朝工匠李春建造，距今已有1400多年，是中国现存最著名的一座古代石拱桥，被誉为“华北四宝之一”。它是一座单孔弧形敞肩坦拱石桥，全长64.4米，拱顶宽9米，拱脚处宽96米，跨径37.02米，弧矢723米。主拱两端靠桥头的两个小拱跨径381米，由28道石拱券纵向并列砌筑而成。在桥两端的石拱上，辟有两个券洞，这种结构叫做“敞肩拱”，是世界桥梁史中的首创。

949.“万园之园”圆明园

圆明园，是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又称“万春园”）组成。三园紧相毗连，人们习惯上统称圆明三园为“圆明园”。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是在康熙皇帝赐给皇四子胤禛的一座明代私园的旧址上建成的。胤禛登位为雍正皇帝后，扩建为皇帝长期居住的离宫。乾隆时期再度扩建，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竣工。后来又在园的东侧辟建长春园，在园的东南辟建绮春园，作为附园。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全部完成，构成三位一体的园群。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七月，英法联军一万多人逼近通州，清军在八里桥一带与其展开激战，惜败，英法联军进至北京城下。疯狂的英法侵略军绕道至西北部的圆明园，大肆抢掠园内的金银财宝，并将所有能搬得动的珍贵文物劫走。最后，英使额尔金下令焚毁圆明园。圆明园，这个曾荟萃了中国名园胜景和物产精华、珍藏着大量文物珍宝和古籍文献、建筑，融合了中西不同建筑风格的“万园之园”，在侵略者的一炬之下，从此成为消失的世界宫殿。

950.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

——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岷江上游成都灌县城西，是战国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父子为治理水患、造福于民率众兴建的闻名于中外的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是目前世界上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水利工程，它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

951.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

——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开凿最早，又是世界最长的人工河。它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流经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和浙江等六省市，全长1794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十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

早在24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国在扬州开凿“邗沟”，这是京杭大运河最早的一段，它实现了中国历史上长江与淮河水系的首次沟通，从而成为中国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长河。此后京杭大运河不断开凿，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对中国的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和长城一样，它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

952.水浸松木千年在

——灵渠

古运河灵渠位于广西兴安县，全长34公里，开凿于公元前219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越岭运河。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为了适应进军岭南的需要，命令一位名叫史禄的官员主持开凿了兴安运河，使中原的军城粮草能由长江入洞庭、溯湘江、过灵渠，进入岭南珠江流域。灵渠的开凿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不仅帮助秦始皇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政治理想，同时也加速了岭南地区的开发。兴安运河之所以被称为“灵渠”，是由于其建造和设计上的科学与灵巧。

953.“地下长城”

——新疆坎儿井

新疆吐鲁番地区因干旱少雨，农业完全依靠灌溉。当地人民在长期与干旱的斗争中，发明了世界闻名的“坎儿井”灌溉工程。它实际上就是从山脚引水的地下暗渠，联结竖井，利用自然倾斜的地势把水引出地面。这种工程避免了露地水面蒸发的缺陷，实属适应干燥气候特点的一个创举。据统计，吐鲁番盆地现有坎儿井1100多眼，盆地中70%的耕地由它灌溉。坎儿井的发明使吐鲁番盆地既有充足的热量，又有丰富的地下水，农业发展的前途无限广阔。

954.美丽的建筑语言

——“钩心斗角”

“钩心斗角”一词最早出自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形容阿房宫建筑漫回钩心、垒砌斗角的统一均齐、对称严谨之美。“钩”是钩挂、钩住的意思，指屋顶建筑构件之间相互牵引或连接；“心”是指宫室房屋建筑的中心部位；“斗”是碰撞、接触的意思；“角”是指房屋的檐角。钩心是屋檐的两个部件以特殊的角度连接在一起，斗角是两个建筑各自的两个屋檐距离很近，互相穿插。这样，凭借传统榫卯结构术，巧妙地把许多木头组合成一个上翘的飞檐三角，即为“出翘”，是中国古代建筑元素之一。现在人们用“勾心斗角”比喻用尽心机、明争暗斗、互相倾轧。

955.藏尽天下书

——天一阁

天一阁是明代私家藏书楼，誉为中国藏书“第一楼”，位于宁波城月湖之滨，由明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创建，距今已有430多年的悠久历史，素负“南国书城”之盛誉，是亚洲现存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阁名取义于汉郑玄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表“以水制水”之意。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范钦的重孙范文光在天一阁前增筑假山园林，使天一阁更具江南园林特色。公元1982年天一阁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56.藏书之东渡

——皕宋楼

皕宋楼是我国近代社会比较著名的藏书楼，由浙江陆心源创建。皕宋楼藏书丰富完整，内容涵盖经、史、子、集。据《皕宋楼藏书志》著录，其所藏古籍共有1111部，其中来自明清收藏家的有409部，占皕宋楼藏书的1/3，其余未著录藏书来源者占多数。皕宋楼藏书为天一阁的两倍，其中宋、元刻本多达600条种。所藏之书最引人注目的是近200部的宋版书，所以取名“皕宋楼”，“皕”即“两百”的意思。后因陆心源长子陆树藩经商失败，导致藏书全部外卖日本，至今藏于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

957.南浔遗韵

——嘉业堂藏书楼

嘉业堂藏书楼是我国近代规模最大、藏书最丰富的私家藏书楼，位于南浔镇南西街万古桥西，与江南名园小莲庄毗邻。嘉业堂藏书楼因末代皇帝溥仪题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和赏赐“抗心希古”匾额而得名。建于公元1920年～1924年，由号称“江浙巨富”的刘承干创建。藏书楼现藏书以宋刊《史书》《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四部史书最为珍贵，号称“镇库之宝”。

958.专贮《四库全书》

——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年～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图书馆。为藏巨典《四库全书》，清朝共建有七座楼阁储存，以文渊阁最为壮观，位列七阁之首。阁为三层楼房，依浙江宁波天一阁规制，外观若二重，阁前有池，引御河水，楼外有直房，阁内上下全部存放书籍，全阁有103架，共6144函，36275册。文渊阁设文渊阁领阁事总管全阁事务，又设文渊阁直阁事，具体负责阁内图书管理事务。文渊阁的《四库全书》于公元1948年年底被国民党政府运往台湾，现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959.流动着的千年故事

——敦煌壁画

敦煌石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位于甘肃省敦煌县城东南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的河谷中，南北大约长1600米，现共有石窟552个，是世界现存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存有从北凉至元朝制作的壁画共12万多平方米，造像2450多尊。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规模巨大、技艺精湛。飞天是敦煌壁画中出现最多的形象之一，也是敦煌壁画中最著名的形象，甚至可以说是敦煌艺术最显著的标志。在500多个石窟中，几乎每个窟中都绘有飞天的形象，出现了4500多个造型。经历了千余年的岁月，向人们展示了不同时代的特色和民族风格，具有高度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给予人们美的享受。

960.古代中国的伟大工程

——海塘工程

海塘，又称海堤、海堰，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巨大工程之一。我国海塘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动力条件，在不同的岸段修建类型、结构各不相同的海塘。其中钱塘江河口的海塘自然条件最复杂、工程最艰巨、建筑最宏伟，最能反映我国海塘各个不同时期的工程水平，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岸工程之一。

相传早在秦代，杭州湾畔即有海塘的兴筑。有史可考的则始于晋代。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

江浙沿海地区，除钱塘江海塘以外，还有着极其浩大的海塘工程。江苏沿海金山、松江、奉贤、南汇、川沙、宝山、太仓、常熟八县均筑有海塘，绵延250多公里。

961.万古衣冠拜素王

——孔庙

孔庙坐落在曲阜城内，其建筑规模宏大、雄伟壮丽、金碧辉煌，为我国最大的祭孔要地。相传孔子死后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将其故宅改建为庙。此后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孔子，扩建庙宇，到清代，雍正下令大修，扩建成现在的规模。

962.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

——孔林

孔林又称“宣圣林”“至圣林”，位于曲阜城北约1.1公里处，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后，其弟子将孔子葬于此，随着其后裔附葬者不断增加，林园面积逐渐扩大，到明代晚期，已扩大到120万平方米，到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3年），林地面积已到196万平方米。孔林现有林墙周长5591米，总面积183.33万平方米。建有大门、二门和石桥，大门外有林道，内有甬道。林内有历代石仪85对，墓碑400座，乔木42000余株。2400年来，林内树株经历代种植、保护，松柏苍郁，古木参天，形成了一座人造大园林。

963.天下第一家

——孔府

孔府又名“衍圣公府”，位于曲阜城中，紧邻孔庙，是孔子嫡长孙世袭衍圣公的衙署和府第，有“天下第一家”之称。

孔府始建于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衍圣公设置官司署，特命在阙里故宅以东重建府第，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孔府得以再次拓广，嘉靖年间重修，清代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修。

经多次扩建重修，孔府成为前堂后寝、衙宅全一的庞大建筑群。衍圣公的主要职责是奉祀孔子，护卫孔林、孔庙，宋以后陆续增加了管理孔氏族人、管理先贤先儒后裔等职责。孔府是中国传世最久、规模最大的封建贵族庄园，同时还设有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拥有部分政权职能。

964.曼陀罗佛国世界的中心

——普宁寺

普宁寺是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仿西藏三摩耶庙修建。寺内平面布局分为前、后两部分，四进院落，以金刚墙为界，前半部为汉族迦蓝七堂式，后半部为藏族三摩耶庙式，主体建筑贯穿于中轴线上，呈纵深对称格局。主体建筑大乘之阁内供“千手千眼”佛，佛高达22.28米，腰围15米，使用木材120立方米，重约110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金漆木雕佛像。大佛体型高大、比例匀称、纹饰细腻、雕刻精美。寺庙后半部主要建筑还有四大部洲、八部小洲、喇嘛塔、日月殿等。

965.象征着民族的团结

——安远庙

安远庙建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形制上仿建新疆伊犁河畔的固尔扎庙，又称“伊犁庙”。主体建筑普度殿，外观四层，实际三层：一层供绿渡母；二层供三世佛；三层供大威德金刚像，并存放乾隆习武打猎的甲仗等。楼顶是重檐歇山，黑琉璃瓦覆盖。黑瓦覆顶在寺庙建筑和皇家建筑群中是极为罕见的。

966.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

——普乐寺

普乐寺建于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全寺建筑为汉藏结合式，西部依照汉族寺庙样式由山门、天王殿、钟鼓楼、配殿、正殿组成，东部为藏式建筑。主体建筑旭光阁，重檐圆顶，类似北京天坛祈年殿，阁内须弥座上置大型曼陀罗模型，由37块材料组合而成。“37”表示释迦牟尼37种学问，曼陀罗上供双身立姿铜质佛像一尊。阁内顶部置圆形藻井，龙凤图案，龙凤藻井中心雕金龙戏珠。藻井采用层层收缩的三层重翘重昂九踩斗拱手法，雕工精细，金光闪闪，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967.小布达拉宫

——普陀宗乘之庙

普陀宗乘之庙始建于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历时四年建成，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庙宇，因仿拉萨布达拉宫而建，俗称“小布达拉宫”。这座寺庙内大小建筑约60处，殿堂楼宇，星罗棋布，依山傍水，巧于利用地势和景物衬托，布局灵活，又不失庄严肃穆。主体建筑大红台，通高43米，台中央万法归一殿是主殿，殿顶部高出群楼，殿顶都用鎏金鱼鳞铜瓦覆盖，金光闪闪，富丽堂皇，极其雄伟壮观。底部因三层群楼合围，影阴暗，光照对比鲜明，造成了森严肃穆的气氛，是宗教建筑上的瑰宝。

968.吉祥的礼赞

——须弥福寿之庙

须弥福寿之庙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仿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修建，供六世班禅居住、讲经用。其前部为汉族形制，后部的大红台是全寺的主体建筑，沿袭藏式风格。大红台中心建有三层大殿——妙高庄严殿，殿顶覆盖着用一万五千两黄金制成的鱼鳞状鎏金铜瓦，四条殿脊共匍匐着八条鎏金铜龙，每条铜龙重约一吨，做工精细，栩栩如生，腾空欲飞。殿内正中供着宗巴喀，稍北供释迦牟尼。六世班禅曾在此为乾隆讲经，并把从西藏至热河途中的每一个对乾隆的祈祷、祝福记录献给乾隆，乾隆在此回敬礼物40余件，并题“宝地祥轮”匾额。

969.施仁政于远荒

——溥仁寺

溥仁寺是外八庙中出现最早的庙宇，建于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3年）。这一年是康熙60大寿之年，蒙古各部王公贵族前来祝寿时，纷纷要求建立寺庙，以示祝贺。于是康熙在山庄外武列河东路建庙两座，题名为“溥仁寺”（俗称“前寺”）和“溥善寺”（俗称“后寺”，现已不存）。溥仁寺采取汉族寺庙样式，正殿名“慈云普荫”，内供迦叶、释迦牟尼、弥勒三世佛，两侧有十八罗汉。后殿名“宝象长新”，内供九尊无量寿佛。

970.乾隆家庙

——殊像寺

殊像寺建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仿山西五台山殊像寺而建。位于普陀宗乘之庙西侧，是一座汉族形式的庙宇。寺内正殿为会乘殿，殿内供观世音、文殊、普贤。两侧各一座楠木万寿塔，内供无量寿佛。

971.拜请钟馗，中榜得魁

——魁星楼

魁星楼始建于清代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原楼立于半壁山之巅，是一座三间硬山布泥瓦殿，当时香火鼎盛，为进香往来方便，还在半壁山下建立码头、茶棚等。魁星楼主要观赏景点分布在广场苑区、宫殿区、园林绿化区等三个区内，有龙门、中斗宫、七十二福地、荣仕乐真殿、弘文殿、魁星主楼、承天台、聪明泉、环山栈道等。其中弘文殿内选录了我国历史上有影响的68位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名人，选其一生中精华一点，以图像及简要文字刻于碑上。碑刻上方还有仿红木大型情景木雕画，记录我国古代“悬梁苦读”“凿壁借光”等刻苦读书的典范11例。殿内还有魁星文化特色碑16块。整组雕刻构成一幅启迪后人、激发进取、光彩照人的历史画卷。魁星主楼，供奉魁星像，取独占鳌头之上欲点明榜首的一瞬间。

972.圣城中的圣殿

——拉萨大昭寺

大昭寺位于拉萨的寺院，又名“祖拉康”“觉康”（藏语意为“佛殿”），始建于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是藏王松赞干布为纪念尺尊公主入藏而建的，现在大昭寺内供奉的是文成公主从大唐长安带去的释迦牟尼佛像。

大昭寺殿高四层，整个建筑金顶、斗拱为典型的汉族风格。碉楼、雕梁则是西藏样式，主殿二、三层檐下排列成行的103个木雕伏兽和人面狮身，又呈现尼泊尔和印度的风格特点。寺内有长近千米的藏式壁画《文成公主进藏图》和《大昭寺修建图》，还有两幅护法神唐卡的明代刺绣，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供奉的密宗之佛中的两尊，为难得的艺术珍品。

藏族人民有一个“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的说法，大昭寺是西藏现存最辉煌的吐蕃时期的建筑，也是西藏现存最古老的土木结构建筑，开创了藏式平川式的寺庙布局规式，成为藏式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

973.诗圣著千秋，草堂留后世

——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成都西门外的浣花溪畔，是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

公元759年暮冬，杜甫因避安史之乱流亡到成都，次年春，在友人严武的资助下于风景秀丽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茅屋，便是他诗中提到的“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成都草堂。他在这里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留下诗作240余首，如《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千古绝唱。

974.一路苍翠，巍巍雄魂

——中山陵

中山陵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它坐落在江苏省南京市东郊钟山东峰小茅山的南麓，西邻明孝陵，东毗灵谷寺，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层层上升，气势宏伟。

公元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生前希望安葬在钟山的遗愿，灵柩暂停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内，在南京钟山修建他的陵墓。中山陵的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由陵墓样稿得奖者、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施工。从空中往下看，中山陵像一座平卧在绿绒毯上的自由钟。山下中山先生铜像是钟的尖顶，半月形广场是钟顶圆弧，而陵墓顶端墓室的穹隆顶，就像一颗溜圆的钟摆锤。整个大钟含有“唤起民众，以建民国”之意。

975.楼阁峥嵘住地仙

——土家楼

土家族生息在湘、鄂、川、黔四省交会的武陵山区，分布地域达30个县，总面积超过海南省。

土家民居建筑的特征是井院式木栏吊脚楼。吊脚楼作为古老的建筑形式，旧称“干栏”“阁栏”“麻栏”等，自古流行于百越族群地域。

土家族居于古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原接触的前沿，因此土家吊脚楼饱含着文化交融的信息，是巴、楚两大文化直接交融的结晶。楚建筑曾深刻影响汉以后中国官室传统和生活方式，土家吊脚楼是楚建筑的活化石，具有文化研究的价值。

976.依顺自然诗意栖居

——湘西吊脚楼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特有的建筑，湘西吊脚楼也是如此，它属于古代干阑式建筑的范畴。“体量较大，下屋架空，上层铺木板作居住用”（庄裕光《干阑建筑》）的一种房屋。这种建筑形式主要分布在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地区以及山区。因这些地域多水多雨，空气和地层湿度大，干阑式建筑是底层架空，对防潮和通风极为有利。

湘西吊脚楼建筑形式自由，可临水，也可依山傍谷，或就建在田坝边，稍稍开凿修砌，选上好木料支撑起一座座或者一排排的吊楼来，旁边饰以几丛茂林修竹，省时简工，温馨而有画意。这种楼飞檐翘角，三面环廊，“吊”着几根八菱形、四方形刻有绣球或金瓜的悬柱，壁板漆得光亮光亮的，并嵌有花窗，通风向阳。花窗也往往用意极深，镂有“双凤朝阳”“喜鹊恋梅”等图案，古朴而秀雅。

977.黄龙流连的地方

——侗族村寨

苗岭南麓，溪流遍地，沟壑纵横，流水淙淙。当地侗胞，依山傍水，修建房屋。由于深受山区地形和潮湿气候的影响，几乎都建干阑式吊脚楼。楼下作猪牛圈，楼上作起居室。南侗地区盛产杉木，民居建筑体积较大，房屋高度很不一般。在竹木掩映的侗寨中，面阔五间、高三四层的庞然大物比比皆是。侗族村寨多依山傍水，聚族而居，大的村寨有数百户，小的二三十户。侗族村寨多干阑式的木楼，有二三层的小木楼，也有四五层的木楼。

三江、龙胜等地的侗族村寨，几乎寨寨都建有雄伟壮丽的鼓楼，这是侗族人民娱乐和集会议事的场所。侗寨还有风雨桥、风雨亭等著名建筑。

侗寨建房有一个规矩，即围绕鼓楼修建，犹如蜘蛛网，形成放射状。鼓楼是团结的象征，是侗寨的标志，在侗民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其附近还配套有侗戏楼、风雨楼、鼓楼坪等，构成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俨然侗寨的心脏。

978.西双版纳的园林式住宅

——傣族竹楼

傣族主要聚居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和德宏州的平坝地区，村寨多临江河湖泊，住宅通常每户一座竹楼，竹篱环绕，果树、翠竹掩映其中，环境十分优美。傣族人民居住竹楼的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了。这种建筑非常适合南亚热带雨林的气候。竹楼用木料（或竹子）穿在一起连接而成，为四方形，夏季四面通风，冬季阳光充足，具有夏凉、防潮、防水、防震等特点。楼下做牲畜厩、仓房、粮食加工、堆放杂物、存放农具和交通工具之用，楼上住人。建造新房是傣家人生活中的大事。当选好的木材从树林里抬进村里时，村民都要吹号迎接，泼水祝福。盖房子时，全村人都会来帮忙。届时，主人要准备丰盛的酒菜招待来帮忙的村民和来祝贺的亲戚朋友，整个气氛就像过节一样。

979.西藏最大的园林

——罗布林卡

罗布林卡位于西藏拉萨西郊。始建于公元18世纪40年代（达赖七世），是历代达赖喇嘛消夏理政的地方，藏语意为“宝贝公园”，是西藏人造园林中规模最大、风景最佳、古迹最多的园林。全园占地36万平方米，由格桑颇章、金色颇章、达旦明文颇章三组宫殿建筑组成，每组建筑分为宫前区、宫区和森林区三个部分。西部是幽静的森林区，东部是金顶石墙的宫殿。宫殿共三层：一层是经堂，前面有一个600平方米的石板院子；二层有罗汉殿、护法殿和达赖阅经室；三层是达赖接见僧俗官员的地方。园中树木茂盛，花卉繁多，更有亭台池榭、林竹山石、珍禽异兽点缀其间，宫前长廊和室内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980.草原上的温馨小屋

——蒙古包

蒙古包在《史记》《汉书》等汉语典籍中，被称作“毡帐”或“穹庐”。在蒙文史籍里被称为“斡鲁格台格儿”，意为“无窗的房子”。

蒙古包的形制是草原上一种呈圆形尖顶的天穹式住屋，由木栅、撑杆、包门、顶圈、衬毡、套毡及皮绳、鬃绳等部件构成。

木栅蒙语称“哈纳”，是用长约两米的细木杆相互交叉编扎而成的网片，可以伸缩，几张网片和包门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圆形的墙架，大约60根被称作“乌尼”的撑杆和顶圈插结则构成了蒙古包顶部的伞形骨架。牧民们用皮绳、鬃绳把各部分牢牢地扎在一起，然后内外铺挂上用羊毛编织成的毡子加以封闭，一个精巧美观的蒙古包就建造完成了，体现了最简洁的手法和最省料的工艺相结合的极富表现力的创造。

古代蒙古族牧民必须随着水源、牧草不断迁移，蒙古包的结构特点充分适应了这种游牧生活，各部分之间的连接精巧方便，建造、拆卸、运输都很容易，并且美观实用。

981.满山遍野长蘑菇

——哈尼族的蘑菇房

哈尼族居住在向阳的山腰，依傍山势建立村寨。村寨一般为三四十户，多至数百户。哈尼族的蘑菇房状如蘑菇，由土基墙、竹木架和茅草顶组成。屋顶为四个斜坡面。房子分三层：底层关牲畜、堆放农具等；中层用木板铺设，隔成左、中、右三间，中间设有一个常年烟火不断的方形火塘；顶层则用泥土覆盖，既能防火，又可堆放物品。房屋建筑以土、石为主要墙体材料。屋顶有平顶的“土掌房”和双斜面、四斜面的茅草房。因地形陡斜，缺少平地，平顶房较为普遍，既可防火，又便于用屋顶晒粮，空间得到充分利用。别具一格的蘑菇房，即使在寒气袭人的严冬，屋里也是暖融融的；夏天屋里却十分凉爽。蘑菇房以哈尼族最大的村寨红河州元阳县麻栗寨最为典型。

982.兀自美丽

——开平碉楼

开平碉楼位于广东省开平市，源于明朝后期，随着华侨文化的发展而鼎盛于公元20世纪初，是融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华侨乡土建筑群体，现存1833座，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文艺长廊”。

开平碉楼主要用于防匪、防涝及居住，其建筑风格既有中国传统的硬山顶式、悬山顶式，也有国外不同时期的建筑形式、建筑风格，如希腊式、罗马式、拜占庭式、巴洛克式等，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开平碉楼为多层建筑，远远高于一般的民居，便于居高临下地防御。碉楼的墙体比普通的民居厚实坚固，不怕匪盗凿墙或火攻。碉楼的窗户比民居开口小，都有铁栅和窗扇，外设铁板窗门。碉楼上部的四角，一般都建有突出悬挑的全封闭或半封闭的角堡（俗称“燕子窝”），角堡内开设了向前和向下的射击孔，可以居高临下地还击进村之敌，同时，碉楼各层墙上开设有射击孔，增加了楼内居民的攻击点。公元2007年6月，开平碉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我国的羌族、藏族等民族也有形态各异的碉楼。

中国历史之民族风情篇

983.匈奴的兴衰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重要游牧民族之一。它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其名始见于战国，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动长达700年之久，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各部，势力强盛，汉初，不断南下攻扰，武帝时，对匈奴转采攻势，多次进军漠北，匈奴受到很大的打击，势力渐衰。东汉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分裂为二部，南下附汉的称为“南匈奴”，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南匈奴屯居朔方、五原、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等郡，东汉末分为五部。西晋时，曾先后建立赵、夏、北凉等国。北匈奴于和帝时为东汉和南匈奴所击败，部分西迁，后日渐衰落。

984.鲜卑和慕容家族

鲜卑是我国古代民族之一。秦末汉初，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部分群众退居鲜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中旗西），故而得名“鲜卑”。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匈奴被汉朝与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族联合击败西迁，鲜卑籍呈扇形南迁和西迁，填补匈奴人留下的空白，并且逐渐强盛起来。西晋时期，鲜卑各部继续内迁，加速封建化过程。两晋与十六国时期，鲜卑中分衍出的各部相继兴起，东部鲜卑分为慕容、段氏、宇文三部，此外，还有乞伏氏和拓跋氏，都一度建立雄踞一方的政权。唐代初叶被吐蕃灭。

通过鲜卑的发展源流可见，慕容氏自鲜卑分衍而出，关于名号，一说认为是他们向汉人学习，带步摇冠，而鲜卑人称“步摇冠”为“慕容”，正切合汉语“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的说法，故采用“慕容”为名号。另一说认为慕容是鲜卑语“富”的意思。鲜卑联盟瓦解后，慕容家族自成一部，逐渐兴起。十六国时期，其后裔先后建立政权：慕容皝建前燕、慕容垂建后燕、慕容德建南燕、慕容冲建西燕。慕容部不仅建立了四燕国，而且前燕、后燕都曾一度控制关东广大地区，在“十六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985.女真和金朝

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公元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起始更名“女真”。辽代又称“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金朝时重称“女真”，到公元17世纪初建州女真满洲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到其子皇太极时期已基本统一女真各部。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农历十月十三日清太宗皇太极颁布谕旨改女真族号为“满洲”，“女真”一词就此停止使用，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汉、朝鲜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

986.契丹和辽国

契丹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少数民族，契丹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原是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击败了剌葛、迭剌等人，于公元916年即皇帝位，成立了契丹国（契丹于公元938年改国号为“辽”，公元983年复称“契丹”，公元1066年仍改为辽）。从公元926年到947年，辽开始了对中原地区扩张。辽圣宗继位后，由其母萧太后摄政，于圣宗统和四年（公元987年）发兵攻宋，大败宋军。此后，辽国连年发兵攻宋，至圣宗二十二年，辽国攻至澶州城下，与宋真宗签订了“檀渊之盟”，辽、宋两国从此相对安定下来。公元1101年，辽天祚帝即位，此时随着女真族的兴起，辽国的统治逐渐受到威胁。公元1115年，金兵攻占辽国重镇黄龙府，随后又与宋朝订立“海上之盟”，共同抗金。金兵在几年的时间里，占领了包括东京辽阳府在内的大部分辽国土地，公元1125年，金国俘虏了逃亡中的天祚帝，辽国自此灭亡。

987.党项语言的文字

——西夏文字

西夏文是我国古代西夏党项羌族使用的一种文字，又称“蕃文”“蕃字”。公元11世纪西夏主李元昊称帝，命大臣野利荣仁创制。于公元1036年颁行，在西夏境内与汉文同时流行。公元1227年西夏国灭亡之后，党项羌人后裔仍有人使用。一直使用流传了约500多年，此后渐湮没，成为一种死文字。直到公元1804年清代史地学家张澍回乡养病，才将其重新发现。

西夏文属表意文字类型，共有6000多字。因仿汉字而创，故笔画、结构仿汉字，形体方整，用点、横、竖、撇、拐、拐钩等笔画组字，但笔画繁复。字体有楷书、行书、篆书、草书四种。至今留存的西夏文文献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西夏文的创制与使用，对西夏国统治的确立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988.少数民族史诗和口传文学

就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汉族文学是其主体，但各少数民族文学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谜语、谚语等作品，构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宝库。

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宝库极为丰富。学者采集到的有影响的神话作品有彝族的创世长诗《阿细的先基》《查姆》《勒俄特依》、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创世纪》、瑶族的《密洛陀》、侗族的《侗族祖先哪里来》、苗族的《苗族史诗》《苗族古歌》、哈尼族的《奥色蜜色》、佤族的《西冈里》等。其中大部分神话作品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叙述了原始人类对宇宙开辟、人类起源、自然万物生成、民族起源等的认识和解释。

英雄叙事诗也是少数民族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称“英雄史诗”。在这些史诗中，最为人称道的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这三部史诗被列入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其中《格萨尔王传》是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约计长达一百多部。

989.少数民族的歌节

我国少数民族节日众多，其中，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歌节。歌节以壮族为代表，以苗、侗、京、布依族的此类节日居多。广西防城县京族每年农历六月初十或八月初十盛行盛大的“哈节”，又称“唱哈节”，意为“精神听歌”，可意译为“歌节”。其来历是为纪念一位以歌声动员群众反抗封建压迫的歌仙。广西壮族的三月三称为“歌墟节”，其来历是为纪念歌仙刘三姐，她是对歌活动的创始者和传播者。歌节的活动中心是各地的歌墟塔棚，对歌的程序是见面歌、邀请歌、盘问歌、爱慕歌、盟誓歌、送别歌等。云南花街节从农历三月三始，每隔一日换一个街场，节期三天。参加者一般有五六千人，多时上万人。云南石宝山歌会是在农历七月二十八至八月一日在剑川石宝山举行，多以对歌为主。

990.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经了几千年的分化与融合，由原来众多的民族群体逐渐形成了现在的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少数民族分布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少数民族的分布概况大致如下：

东北、内蒙古地区主要有满、蒙古、朝鲜、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7个民族，此外还有部分锡伯族、俄罗斯族、柯尔克孜族。

西北地区（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区）主要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裕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兹别克、塔塔尔、俄罗斯、蒙古、藏、满、达斡尔等18个少数民族。

西南地区（指西藏、云南、四川和重庆等省、市、自治区）主要有藏、门巴、珞巴、彝、白、哈尼、傣、傈僳、佤、拉祜、景颇、布朗、纳西、普米、阿昌、德昂、怒、独龙、基诺、羌、壮、苗、土家、回、蒙古、布依、水、瑶、满等族。

中东南地区（指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海南、台湾等省、自治区）主要有壮、苗、布依、瑶、土家、侗、水、毛南、仡佬、黎、畲、高山、京等民族。

991.一枝独秀百花园

——白剧

白剧是白族戏曲剧种，流行于云南西部的大理、云龙、洱源、鹤庆等县的白族聚居区，又名“吹吹腔”。据尚存实物资料推算，白剧在清代乾隆年间就已有演出，并在光绪年间达到全盛。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专业剧团，公元1960年正式定名为“白剧”。传统剧目有《血汗衫》《大明血汗衫》《牟伽陀开辟鹤庆》《双猴挂印》等，新中国成立后创编的有《苍山红梅》《望夫云》等。

992.东南亚的一颗艺术明珠

——傣剧

傣剧是傣族戏曲剧种，流行于云南德宏、保山、临沧等傣族聚居区。傣剧是在傣族民间歌舞、民间文学及其他民间表演艺术基础上，吸收、借鉴汉族戏曲艺术发展而成。其唱腔源于傣族民歌，借鉴傣族宗教叙事歌曲的表现手法，形成基本声腔，即戏调，分为羽调式和徵调式。传统剧目有《千瓣莲花》《红莲宝》《娥并与桑洛》《十二马》等，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有《婚期》《波岩三回头》等。

993.彝风彝韵溢芬芳

——彝剧

彝剧是彝族戏曲剧种，流行于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彝族聚居区。彝族的民间说唱艺术盛行，每逢节日、放牧时，都要边歌边舞，祭祀时要请毕摩唱民族“创世纪”。彝剧正是在这些民间传统艺术的基础上于公元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彝剧采用民间舞蹈中的舞步和身段，形成具有浓郁舞蹈风格的特色，但未形成完整的表演程式和严格的行当分工。剧目往往取材于民间叙事诗和故事或者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较有名的剧目有《阿佐分家》《曼嫫与玛若》《半夜羊叫》等。

994.濒灭的湘西巫傩文化遗产

——苗剧

苗剧是苗族戏曲剧种，又叫做“苗戏”或“苗歌剧”，流行于湖南、广西、贵州等苗族聚居区。公元20世纪50年代在苗族民歌、舞蹈等基础上形成。依分布地区可分为湘西苗剧和广西苗剧。来自苗族民歌和民间器乐的苗剧音乐，往往据剧情需要加以选用，以苗族民歌“高腔”“平腔”和巫师音乐为主要唱腔。较有名的剧目有《友蓉泮依》《哈迈》《边寨之夜》《征服鬼山》等。

995.原生态戏剧文化

——布依戏

布依戏是布依族戏曲剧种，流行于贵州兴义布依族居住区。起源于清乾隆时期，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布依戏以本民族的八音坐弹戏为主，吸收土戏、板凳戏、布依彩调等民间戏曲、曲艺逐渐形成。剧目据取材不同分为正戏和杂戏。正戏据汉族剧目或民间传说改编，如《王玉莲》《八仙过海》等；杂戏则是根据布依族民间故事改编，如《一女嫁多夫》《金猫和宝瓢》等。正戏唱曲用布依语，自报家门等用汉语；杂戏则唱白都用布依语。

996.藏在深闺无人识

——壮剧

壮剧是壮族戏曲剧种，流行于广西西部、云南富宁、广南一带。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已有演出，以其语言、音乐唱腔及流行区域的不同而分为北路壮剧和南路壮剧。北路壮剧起源于民歌、唱诗和板凳戏，表演时生、旦都拿扇子边唱边说、边舞边唱。传统剧目有《卜牙》《文龙与肖妮》《牛郎》等。南路壮剧在民间的“双簧戏”基础上发展而成，常以“呀哈嗨”为衬腔，故而又名“呀哈戏”。主要剧目有《解臼》《请客》《双状元》等。

997.夺目的民间艺术奇葩

——侗剧

侗剧是侗族戏曲剧种，流行于贵州、广西、湖南等地的侗族聚居区，是由侗族民间说唱艺术“嘎锦”和“摆古”发展而来，始于公元19世纪初。相传黎平的侗族吴文彩创编了第一部侗剧——《梅良玉》。侗剧唱腔取材于各种侗歌，也采用了一些汉族典调，主要有平板、哀腔等。较著名的剧目有《珠郎娘美》《莽岁榴妹》《美道》等。

998.藏文化的“活化石”

——藏剧

藏剧是藏族戏曲剧种，流行于西藏以及四川、青海、甘肃等地的藏族聚居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戏曲中，产生较早、流传甚广的剧种之一。据称公元14世纪，藏剧就发源于原始宗教仪式与当地土风舞相结合的哑剧跳神，并于公元17世纪从宗教仪式中分离出来，趋于成熟。主要分白面具派、蓝面具派以及独角戏形式，主要剧目有《文成公主》《诺桑王子》《朗萨雯波》等。

999.大理三月街

“大理三月街”是云南省大理地区白族的传统节日和街期，又名“祭观音街”“观音街”或“观音市”。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大理古城西点苍山中和峰下举行。在三月街期间，云南省内及邻近的各族人民盛装参加，除物资交流外，还举行赛马、射箭等多种传统文艺体育节目，并有不少青年男女相约于此谈情说爱。

1000.宝岛明珠

——日月潭

日月潭又名“双潭”，过去称“水社湖”或“龙湖”。潭中有一小岛，此岛以北湖形如日轮，以南似新月，所以才称为“日月潭”，位于阿里山以北、能高山之南的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是台湾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堪称明珠之冠。在清朝时即被选为台湾八大景之一，有“海外别一洞天”之称。

日月潭湖周长35公里，水域900多万平方米，为台湾省最大的天然湖泊，也是我国少数著名的高山湖泊之一。其地环湖皆山，湖水澄碧，湖中有天然小岛浮现，圆若明珠，形成“青山拥碧水，明潭抱绿珠”的美丽景观。清人曾作霖说它是“山中有水水中山，山自凌空水自闲”；陈书游湖，也说是“但觉水环山以外，居然山在水之中”。300年来，日月潭就凭着这“万山丛中，突现明潭”的奇景而成为宝岛诸胜之冠，驰名于五洲四海。

目录

CONTENTS

赞誉

开普勒大事记（1571-1620）

历法说明

序言

简介

第一章 卡塔琳娜的生活

第二章 路德教会宫廷

第三章 女巫之年

第四章 开普勒的策略

第五章 家人的应对策略

第六章 灵魂运动

第七章 审判继续

第八章 其他女巫

第九章 卡塔琳娜的监狱生活

第十章 开普勒回来了

第十一章 最后的辩护

第十二章 审判结束

第十三章 开普勒的梦想

后记

推荐阅读

参考文献

赞誉

尤林卡·罗布莱克的《天文学家的女巫案》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从多方面生动展示了伟大科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当开普勒的母亲被指控犯有巫术罪入狱后，这个家庭究竟经历了什么？审讯过程如何改变家庭现状？书中对此做了生动详尽的描述。这本书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开普勒，带我们进入他独特又独立的思想世界。

安东尼·格拉夫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没有什么比“扣人心弦”“振奋人心”更能形容这本书。书中讲述了卡塔琳娜·开普勒被指控巫术罪后，儿子约翰尼斯·开普勒为她辩护奔波的6年经历，以崭新的视角带我们了解开普勒和他的家庭，了解当时的社会和文化。卡塔琳娜至今仍被当作17世纪的女巫，书中的她凭借强大的心智和聪明的头脑在残酷社会中得以生存。她的儿子——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在她入狱时不断为她辩护，开普勒一生虽然孤独贫苦，但却关心家人，善于交际，在追求宇宙和谐和公正的道路上不屈不挠、乐观向上。书中描绘了当时人们对卡塔琳娜的指控、威胁和监禁，一览无遗地展示了符腾堡路德教会的生活环境、商业活动、法律程序和政治统治。当时社会的希望与恐惧在作者尤林卡·罗布莱克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

尼古拉斯·贾丁（剑桥大学教授）

本书带你走进了17世纪真实的德国，了解当时的思想变迁，体会人们的梦想与恐惧。书中讲述的事令人震惊——著名科学家开普勒的母亲怎么会是女巫，她为何要被审判？作者罗布莱克生动直白的记叙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审判如何摧毁一个家庭，让我们知道巫术是如何存在、又为何令人们如此胆寒。她让我们了解开普勒探索“日心说”时的强大心理源泉，对新时代来临前科学家们如何思考、如何探索自然奥秘给出了新的解读。我很久没有读到如此引人入胜的书了。

林德尔·罗珀（牛津大学教授）

献给

弗朗西斯科

开普勒大事记（1571-1620）

历法说明

1582年前，世界上通行的历法是儒略历，但缺点是约每128年就有一天的误差。随着时间推移，累积误差越来越大，到了1582年误差天数达到十天。于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在1582年颁布格里历，即现行公历，命令把1582年10月5日改为10月15日（有十天被删除）。当时德国天主教地区开始采用公历，但包括符腾堡在内的大多数新教地区仍采用儒略历，这导致了德国天主教地区和新教地区出现了十多天的误差。

序言

本书讲述了约翰尼斯·开普勒（1571-1630）的故事。作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开普勒捍卫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为了纪念开普勒的杰出贡献，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开普勒-22b“行星、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和“开普勒号”太空货运飞船。在纽约、罗马和巴黎都有开普勒大街。开普勒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不仅在数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还在光学、天文学和宗教学领域享负盛名。菲利普·格拉斯在其歌剧作品《开普勒》中向世人展现了开普勒努力平衡信念和理性的过程。尽管描写开普勒生平的小说不胜枚举，但他最吸引人的一个特点仍待挖掘，这也会重塑我们对于开普勒和他所处时代的看法。

* * *

1615年12月9日，开普勒和家人居住在上奥地利州首府林茨市。刚过完44岁生日的他正准备同家人一起庆祝新年。在当时，新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人们在这一天会给自己的赞助人和朋友送去问候和礼物。就在这时，一位信使给开普勒送来一封三个月前寄出的信，开普勒一眼就辨认出信封上的字迹是妹妹的。这位德高望重的哈布斯堡王朝数学家迅速拆开了已破旧不堪的信封，信中写道，他们年迈的母亲卡塔琳娜·开普勒被诬陷为女巫，虽然母亲立即以诽谤把这些人告上法庭，但指控母亲的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就连当时德国符腾堡公国的地方长官也参与进来，事态非常严重。信中所述之事是当年8月发生的，但妹妹并未立刻告知他，这让开普勒勃然大怒。他同时敏锐地意识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图1）。

符腾堡公国莱昂贝格小镇的24名目击者将出庭作证，其中一名目击者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教师，和开普勒还是校友。这名教师抱怨那个不识字的寡妇，也就是卡塔琳娜，总缠着他，请他帮忙读开普勒从布拉格寄来的信（开普勒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御用数学家）。他还称卡塔琳娜会神奇地从一扇关着的门里穿出来，要求他帮忙写回信。据说，有一天这名教师在去往教堂的路上被卡塔琳娜拦了下来，她恳求道：“我家地窖存有一坛美酒，您一定要来品尝，以感谢您对我的帮助。”该教师抿了一口酒之后发现自己的双腿开始疼痛，后来疼痛加剧，必须拄着拐杖才能走路，到最后完全瘫痪了。

开普勒在其巨作《世界的和谐》一书中，自信地把自己比作解读宇宙的理想人选。他宣称上帝从创世纪起已经等待了六千年，现在终于等到了能够懂得他神圣造物计划的“真命天子”。1620年8月7日凌晨，也是该书出版一周年的日子，睡梦中的卡塔琳娜被女儿叫醒，说莱昂贝格地方长官正带着人来逮捕她，让她赶紧藏起来。当他们发现卡塔琳娜时，年满七十三岁的老妪全身赤裸，躲在床下，身上还盖了一个大箱子。地方长官随即下令把她关进监狱。从指控到最后的审判，卡塔琳娜的案子持续了六年，而开普勒正处在事业的巅峰。

同年，开普勒准备亲自为母亲进行法律辩护。而在当时，没有一个公众知识分子愿意面对此种困境。开普勒搁置手头的一切工作，打点好自己的书籍、著作和仪器，举家从林茨迁到了德国南部的莱昂贝格小镇。尽管开普勒在随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想尽办法去救出母亲，但就连他最要好的朋友也认为他的母亲在劫难逃。1

图1：约翰尼斯·开普勒肖像，出自让·雅克·博萨德的《肖像图集》（1650-1654），根据雅各布·冯·海登1620年的雕刻创作而成。

版权所有——剑桥大学图书馆

* * *

这种悲观情绪合情合理。在那个年代，人们非常害怕女巫，而且大肆屠杀她们。众所周知，准确统计被处死的女巫难上加难，就算是最保守的估计，死亡人数也大得惊人。1500至1700年间，欧洲审判了约73000名“行巫术”者，处决了40000至50000人。从1560年至“猎杀女巫”运动结束，德国共处决了约22000至25000人。在德国遭到指控的人中，四分之三为女性。德国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弗里德里希·斯皮很早便对“猎杀女巫”运动进行抨击。他在1631年匿名出版的著作中写道：“人们认为德国女巫数量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所以德国随处可见女巫被活活烧死。”2

卡塔琳娜是个没文化的寡妇，家里不算穷，常年生活在信奉路德宗的小镇。她和成千上万的德国妇女一样，不得不在晚年接受审判。卡塔琳娜坚决否认对自己的指控，辩解称从未想过用毒酒去谋害朋友和邻居。这种指控就像传染病一样在镇子弥漫，开普勒一家也不例外。

母亲的入狱会危及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开普勒对此心知肚明。而且他的很多主张和当时的主流思潮格格不入，其中之一便是尖锐的教派对立。当时的新教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创立的路德宗，另一派则是法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创立的加尔文宗。两派之间的仇恨有时毫不亚于新教徒对天主教的憎恨。两派在教义中严格规定，教徒终身不得改变自己的信仰。开普勒出生在一个路德宗家庭，但在十几岁时，他开始对路德宗的一个教义持怀疑态度，即上帝无处不在，而信徒在分享圣餐时能更真切地感受到上帝的眷顾。所以成年后的开普勒拒绝签署路德宗信仰宣言《协和信条》（1577年制定）。因此，很多人都认为开普勒背叛了路德宗，是加尔文宗的支持者。现在大多数基督徒对类似教义之争会一笑了之，但当时在开普勒的家乡符腾堡，神学家们却告诫他要意志坚定，不要背叛教义。正因为开普勒的“荒唐举动”，他的母校图宾根大学从未给他提供过任何职位。

1612年鲁道夫二世去世后，开普勒在宫廷的前景黯淡无光。鲁道夫二世统治时期对异教思想非常包容，但其弟马蒂亚斯继任皇位之后，虽然保留了开普勒皇家数学家的职位，让他继续观测行星运动，但马蒂亚斯却用武力强制所有人信仰天主教。因此，身为新教徒的开普勒不得不离开布拉格，前往奥地利林茨市。

多亏当地贵族的资助，从1612年起，开普勒得以在路德教区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任教。此外，他还兼职测量上奥地利州山脉和村落的工作（他对这份差事极不情愿）。即使来了林茨，开普勒仍声名远播，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甚至在1616年邀请他前去任教。但开普勒怎么可能接受这一邀请呢！他深知罗马教廷时刻监视着那些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意大利学者们，巴不得多抓几个“异教徒”到宗教裁判所里。乔尔丹诺·布鲁诺，这位曾在多米尼克教会进修的数学家，被罗马教廷判为“异端”，并在1600年被烧死在罗马广场。但他的“宇宙无限”学说却让开普勒极为震惊。开普勒公开撰文支持的伽利略·伽利雷也因迫于罗马至圣圣部的压力，于1616年2月被迫宣布放弃“日心说”的信仰，并且不再以任何形式支持、传播和维护“日心说”。开普勒在其著作中写道，地球本身是有灵魂的，是有血有肉的。这种书过不了多久就会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列为禁书。3

1616年1月，开普勒在写给莱昂贝格地方法官的信中表明，自己深爱着母亲卡塔琳娜，她已是垂暮之年，过不了几天好日子了。他还承认自己担心母亲是受到别人蛊惑才发表过激言论，这正好给了那些半吊子法官折磨她的借口，她甚至会因此丢掉性命。从信中能看出开普勒对自己和母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情绪：

这些人厚颜无耻，除了无端指控我的母亲，还想把我拖下水，说我收藏了违禁艺术品。我不知道这帮人是不是吃错药了，要把我15年来在皇家工作的心血毁于一旦，还想置我母亲于死地。4即使在当时，此种表述也极为罕见，字里行间透露出开普勒的焦虑之情。他担心这次审判不仅会摧毁自己辛苦得来的一切成就，还会让母亲永无翻身之日，所以开普勒用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作保，请求能回到符腾堡亲自为母亲辩护。接下来，他将从朋友、赞助人及他的支持者那里寻求帮助，直到他最终打赢这场官司。

简介

在本书介绍的那个时代，几乎人人都相信女巫和魔鬼的存在（图2）。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起，研究巫术的学者就试图去解释“猎杀女巫”运动的高潮期（1580-1650），整个社会人们的精神变化。自然气候骤变导致多年来冬、春两季异常寒冷，夏季阴冷潮湿，因此那几年的粮食接连歉收。开普勒预测1595年冬天会出现极寒，果不其然，那年冬天，奥地利牧民放牧回家后鼻子冻得通红，好像轻轻一擦就会掉下来，他们的四肢渐渐失去知觉，最终悲惨地死去。1而当年毁灭性的雹暴天气不但使得建筑损毁、生灵涂炭，也令农田蒙受了巨大损失。16世纪人口的激增使资源更加短缺、就业更加困难，物价飞涨、饥荒爆发、瘟疫和疾病肆虐。

在一些地区，人们互相怀疑对方会巫术，这种可怕的想法蚕食着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身体接触或最普遍的礼物交换，例如一个苹果、一块蛋糕或一杯酒，都能造成伤害。邻居、家人、朋友或当地的雇工都可能是女巫。女巫们在安息日当天一起参加魔鬼的“黑弥撒”。16世纪大量的画作和文章把女巫固化成一个骑着扫帚的丑陋老巫婆：嫉妒年轻女子的容貌，热衷于让孕妇流产，在安息日和魔鬼疯狂共舞，进而激起人们对女巫的恐惧。2

图2：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早期雕刻作品（11.4厘米×7.1厘米），创作时间约1500年。雕刻中老女巫反骑山羊，正施法召唤恶劣的天气。

版权所有——大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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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实的史料研究让我们知道了迫害是如何加剧的。在紧邻符腾堡的一个信仰路德宗的小镇，有处决60多名女巫的记录，这也是1562年至1564年间首次大规模处决女巫的例子。3当时一名叫约翰·威尔的医生对此极为震惊，他声辩道，那些女巫被魔鬼欺骗了，她们通常只是意志消沉罢了，恰当的药物治疗就能恢复。她们并非自愿同魔鬼签订契约（威尔医生对此深信不疑），魔鬼的威胁让她们惊恐不已，最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灵魂，所以不应该用世俗的方式去惩罚她们。不过，在1569年至1575年间，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一直因为粮食歉收忙得焦头烂额，因此无暇顾及威尔医生的呼吁。4

“猎杀女巫”运动在1580年至1599年间大规模爆发。在德国天主教特里尔教区，有上千人被指控。特里尔教区面积很大，且只有两处庄稼歉收。被迫害者人数众多，有男有女，来自社会各阶层。当地的副主教彼得·宾斯菲尔德是继海因里希·克雷默后首个撰写如何审判女巫的手册的。他认为讯问官的主要工作是在法庭上审问女巫，诱导她承认罪名，或者用设计好的问题去套她的话。在宾斯菲尔德看来，罪犯供出的人都该看作同谋，应抓起来严刑拷打。这种审判手法让更多人受到牵连。5

与此同时，当时一位名叫让·博丹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却强烈反对约翰·威尔的观点。博丹认为，女巫团体非常危险，她们为男性巫术大师们卖命，而政府应采取行动，烧死女巫，拯救家园。6在洛林公国，“猎杀女巫”运动也开始加剧，1580年至1630年间，其中每十年就有多达300人被控施展巫术。令人震惊的是，多达80%的受审者被处死。一名总检察长曾说，他审过的男男女女都可以用极可怕的巫术去伤害他人，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证据。7

“猎杀女巫”运动开始20年后，一位博学多才的耶稣会会士马丁·德尔里奥于1600年写了《魔法调查》一书。这本鬼神著作影响力极大，内容翔实，记载了很多骇人听闻的轶事。其中一个故事详细记录了一名医生只有十个月大的女儿差点命丧黄泉，起因是有人一直暗中把骨头和芫荽子等“恶毒的东西”放在女儿的襁褓中。医生曾两次请驱魔人到家中驱魔，但他的妻子却怀疑整件事是因为宝贝女儿长得乖巧伶俐、惹人喜爱，遭到了恶毒的老女人的嫉妒而从中施法作祟。马丁·德尔里奥、让·博丹和彼得·宾斯菲尔德三人观点一致，都认为法官要行使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权利，毫不留情地消灭邪恶的女巫们。8

但在德国或欧洲其他国家，并非所有人都赞成武力解决女巫问题。从16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德国巴伐利亚州女巫被处决的数量越来越多，激起了当地后来持续几十年的争论：处决女巫和抓捕女巫供出的同伙是否必要和公正？很多人谴责受审的女人们后来“歇斯底里”地推翻自己的供词（因为供词大多由刑讯逼供得来）；另一些人则抗议称上帝会亲自惩罚那些“想要变成女巫的人”。女巫能否伤害他人、变形、骑扫帚飞行都没有定论，也无从得知她们的怪异行为是否为精神病所致。9

不过，符腾堡那些德高望重的神学家们一致认为，卡塔琳娜和儿子开普勒是虔诚的信徒，他俩深知诸如雹暴、地震、闪电、霜冻、洪灾以及饥荒等自然灾害都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并非女巫所为。基督徒在遇到自然灾害时应该反省并忏悔自己的罪恶。1613年5月，一场毁灭性的飓风摧毁了农田和葡萄园。飓风刚过，图宾根大学的神学家约翰·格奥尔格·西格瓦特就告诫大家，只要每个人都忏悔自己的罪恶，那么严厉的上帝也会体现出仁慈的一面，就像暴雨后会出太阳一样。西格瓦特还问道，为何作为宇宙“主宰”的上帝能够容忍女巫的存在？其实上帝只不过被魔鬼的把戏欺骗了。魔鬼能“洞察自然变化”，预知上帝何时会惩罚人类，然后指使忠心耿耿的女巫用魔药去迷惑他们。这蒙骗了很多女人，让她们认为是自己的巫术导致了自然灾害。10

路德宗的牧师们认为，女巫虽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因为怀有害人之心，遭到处决也是理所应当的。尽管如此，牧师们仍劝诫人们：“世界末日之时，主的终极审判会到来，好人会得到公正的回报，坏人则被投进地狱。”这一观点得到了图宾根大学法学教授们的认可。由于在处理女巫问题上的谨慎态度，符腾堡地方法庭在1560年至1750年间仅审问和迫害了600名男女“行巫者”，处决了197人。虽然处决人数仍然不少，但这和其他地区比起来要少得多。1561年至1670年间，德国西南部另外350个地区共处决了3200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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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年至1617年，德国物价飞涨，同时掀起了第四次“猎杀女巫”运动高潮，上述大多数处决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大规模的迫害也将波及开普勒一家。这期间最臭名昭著的要属德国天主教小镇埃尔万根的两名刽子手。他俩专门负责严刑拷打女巫，并且活活烧死了上千人。埃尔万根离卡塔琳娜居住的地方不到100公里，在1611年至1612年间处决了约300男女“行巫者”。“行巫者”的家人也遭到逮捕，理由是怀疑巫术可以遗传。12从此可以看出，“猎杀女巫”运动已成失控的态势，谣言、告发和严刑逼供都能成为迫害的依据。所以即使在对女巫相对宽容的符腾堡，一些指控的影响极大，不能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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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重新审阅卡塔琳娜的审判时，能由此窥探当时符腾堡公国及莱昂贝格小镇里的居民生活。卡塔琳娜的案子是德国历史上保存最完整的女巫审判案。由于她著名儿子的介入，这次审判的记录资料有两大捆之多，1820年在德国国家档案馆发现时仍保存完好。此外，卡塔琳娜生活的地方也有翔实的记录。通过以上史料，我们就可以更完整地了解到卡塔琳娜的生活和信仰。我们要了解那个时代人们如何赚钱养家、志向何在；如何处理邻里纠纷；如何创造鬼神的故事以及如何制药。正如一位评论者称，那里没有一个居民会无缘无故地“癫狂”，也没人会生活在“弗洛伊德的幻想世界中”。目前市面唯一一本关于卡塔琳娜审判案的英文书这样写道：“莱昂贝格小镇的法官们的偏见源于路德宗和天主教的教义，他们以此来控诉卡塔琳娜。”目前没有任何史料显示法官愚昧不堪、无法了解当时的科学，所以上述论断完全在虚构历史。13莱昂贝格小镇不仅有丰富的档案资料，还有完整的女巫审判记录，这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中世纪早期人们的生活，其中当然包括开普勒一家的生活。这也让历史学家有机会通过第一手资料研究卡塔琳娜，了解她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和家人及社区对她的影响，而非仅仅依赖别人对她的评价，即使评价来自其大名鼎鼎的儿子开普勒。现存的大多数资料中，一派认为卡塔琳娜是悲壮的受害者，另一派认为她其实是一个恶棍，一些人甚至暗指她是女巫。我希望读者们读完本书后能批判性地看待以上的种种定论，并且能知道这些定论的依据来自哪里。

图3：雕像中的女人肩部轮廓分明、全身青筋暴起、胸部下垂、腹部的皮肤因松弛而皱在一起，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体现了沉迷于自然之美的艺术家对年老母亲身体的一种探索。梨木雕像、部分着色，高15.9厘米，创作于德国南部，创作时间为1520年至1525年。

版权所有——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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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卡塔琳娜的生活和对她的审判意味着重塑人们对开普勒的认识。那些仅仅认为开普勒是大天文学家的人只看到了表面，实际上如果只用非黑即白的是非观去看问题，把人区分为理性和非理性、宗教和魔法，那么将无法感知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对开普勒及其同时代的人的巨大影响。因为只有认识到这种影响才能解释为何开普勒的某些思想和他母亲是相通的。

母子俩都认为：世间万物，不论是树木还是繁星，和人内心是相通的。不论是微观还是宏观世界，人的本性和地球的生物以及整个宇宙都是相互交织的。最重要的是，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世间万物，包括人的本能，都体现了造物主的痕迹。受此启发，开普勒开始观察雪花，痴迷于它稳定而规则的六角形晶体；他甚至还记录下孩子们把肥皂泡吹出一个近乎完美的球体。他把地球比作分娩中的母亲，因为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地球居然也能创造出完美的晶体。上帝创造的世界绝非千篇一律、死气沉沉，而是千变万化、五彩斑斓。上帝也赋予人类一种直觉，能够快乐地复制整个世界。因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类才能模仿几何学发明舞步和歌曲。音乐的八度音阶甚至能够打动那些愚昧的人类。14因此所有人类，无论社会地位、性别、年龄，都需要理解并遵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法则。15

开普勒拥护的一系列观点却不被魔鬼的拥趸或反基督教的人所看好。和自己的母亲一样，开普勒在任何困境下都不会抱怨是魔鬼或女巫在作祟（当时很多人认为世界已经腐朽不堪，魔鬼和女巫横行肆虐），而是认为世界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只会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完美。16魔鬼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不和谐”因素。毫无疑问，开普勒最关心的是如何去解释自然原因，或者什么让人类变得邪恶，绝不会立刻联系到上帝或魔鬼的能力上。17

开普勒非常痴迷于宇宙星座，并在1606年发表了著作《蛇夫座脚部的新星》，该书详细记载了1604年发现的一颗超新星（开普勒当时认为是一颗新的恒星），其特别之处在于它的位置离火星、木星和土星的合点非常近，而此时这三颗星正好位于射手座内。开普勒满腔热情地宣布这颗超新星对他所处的时代产生了积极影响。月亮和其他行星以外的宇宙是变化无常的。开普勒一方面欣赏机械钟的精准，另一方面又批评它缺乏变化。和机械钟不同，如果人能够积极适应所处时代的各种可能性，那么上帝创造的世界就会是动态的、令人惊讶的、发人深省的和多变的。

开普勒著作的理论依据是：地球本身是一个活体，在分析其他天体时可以参考地球内部的变化。开普勒坚持地球的自然发生说，认为一些动植物能从沼泽和泥潭中自我进化为更高级的物种，而非种子发芽或卵生。树木的汗水变出了体型独特的毛虫，女人的汗水（人们曾戏称女人的汗水更加湿润）变出了各种跳蚤，大片的水域变出了新的海怪，广袤的土地变出了独特的蝴蝶。开普勒认为，超新星的发现同时意味着天堂也在清除陈旧的东西。这颗超新星是物理原因形成的，此前从未有过。上帝创造的一切都富于变化，激励着一切生命体不断成长、不断完善自身，并在掌握更多知识的基础上继续前进。18

开普勒把自然法则和天体运动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在规则中发现了不规则。这一突破性的发现解释了沿着固定轨道运行的行星也会出现不规则运动的情况。开普勒已经准备好挑战当时人们对宇宙学的认知。传统观点认为圆形轨道不受磁力影响，比椭圆轨道更完美，为了反驳这一观点，他在1607年写道：“你们认为椭圆轨道就没有匀速运动了吗？我们走着瞧！”19

开普勒突出的关于动态演化和智慧灵活性的非凡理念，与宇宙的变化促使人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概念密切相关。《蛇夫座脚部的新星》向人们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成果。这和神灵启示下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相吻合。开普勒写道，合作更容易把人们召集到一起，法律和稳固的政府让现代公共秩序取代了中世纪的野蛮行为。军事技术和军事策略得到了长足发展；欧洲的海上探索提升了航海技术，进而创造了更多的财富、贸易，也坚定了对基督教的信念。随着学者取代僧侣，教育在大学和教堂内得到极大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古代知识的理解。机械技术包含了更多的领域，变得更加精确，在诸如航海、建筑、工程以及印刷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都是知识不断发展的结果。开普勒写道：“各个行业每年所出版的著作要比过去几千年出版的总和还要多。”借助人类的发明和文字的传播，开普勒兴奋地总结道：“今天已经出现了新的宗教和法律体系，帕拉塞尔苏斯提出了新的医学疗法，哥白尼也提出了新的天文学观点。”开普勒断言：“我深信人们最终会发现世界是充满生机的，而上面所说的这些了不起的成就最终都会证明这一点。”超新星的发现和懂得如何响应它的人们正在改变这个世界。20

对开普勒来说，新的哲学观点让他更深入地了解到地球和宇宙的关系，这种关系将以全新的、激动人心的方式造福人类。“新”成了开普勒的口头禅。当时很多学者都担忧世界即将毁灭，末日审判很快就会到来，而作为学者的开普勒却不相信这类流言蜚语。相反，他提出了一套清晰详尽的理论，从文化和政治进步入手，告诉人们整个世界正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他曾在1604年写道，自己的光学研究成果和“发现了新的海洋”一样重要，都可以用来造福人类。21新发现不仅改良了现有仪器，对国家也有益处。例如欧洲在航海上的进步促进了其在波罗的海的贸易，进而降低了欧洲的粮食价格。22如果科技的逐渐发展能够建立在理性方法、经验观测和坚定信仰的基础上，那么科学家们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这个世界，统治者们可以制定出更合理的政策，人民也能够更加安居乐业。23这种积极向上的观点和同时代的一些宿命论者有着天壤之别。比如，一位名叫丹尼尔·沙勒的路德宗牧师，从1595年开始就不断宣称世间一切都处于衰退之中：地球寿命缩短、光线变暗、土地越发贫瘠、河里的鱼越来越少、石头和铁变得松软，整个世界将最终走向毁灭。24路德宗信徒约翰·阿恩特是一名畅销书作者，他对自然哲学非常感兴趣。但即便是他也认为人类变得越来越邪恶，末日审判将会摧毁这个污秽不堪、如同监狱一样的世界。路德宗信徒非常赞同教派创始人马丁·路德对末日启示录的观点：罗马天主教教皇就是圣经中所预言的“反基督者”，是令人害怕的魔鬼的同盟，是世界毁灭的罪魁祸首。

在开普勒的那个时代，虽然路德宗神学认为现世非常悲惨，对人性持悲观的态度，但是也有很多具有远见卓识的智者，如开普勒、精力充沛的新教诸侯和诸侯的妻子们，他们不仅包容各种思想，同时积极在帝国自由城市推行创新和改革。很多诸侯都对知识能够造福社会深信不疑，并对此大力支持。身为一个年轻的数学家，开普勒认为符腾堡是知识分子的乐园，他们可以在此尽情实验和实践，并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在符腾堡，公爵夫人西比拉·冯·安哈尔特专注于发展草药医学，她的丈夫腓特烈一世公爵则资助炼金术士们研发新的疗法并且投资了一个温泉。以上的实践性学习让他们对重生有了新的、积极的认识，即可以通过使用如矿物质、植物、水和地热等地球资源来增强体质、延年益寿。这和中世纪人们的思想相比有了极大的进步。中世纪普遍认为自从人类堕落后，触怒了上帝，给自己的现世生命带来了痛苦。所以开普勒的观念受到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影响，特别是很多热衷于机械和自然知识的妇女。开普勒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只有男性才懂得科学实验的封闭世界中，这也最终让他理解到母亲卡塔琳娜是如何学会治疗的，进而在辩护中称母亲之所以能治病救人是她自己不断学习的结果，这一切是光明正大的，完全符合基督教的信仰。

开普勒在符腾堡的朋友们都积极向上、雄心勃勃、创意无限，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开普勒和一位年轻的路德宗牧师威廉·席卡德合作紧密，而这名牧师最终也成为图宾根大学的一名天文学教授。席卡德不仅掌握了诸如希伯来语和埃塞俄比亚语等多门外语，还为开普勒提供了关于天体现象的最富有创意的设计。他的第二位朋友约翰·瓦伦汀·安德烈埃也是路德宗牧师，同时出版了一本关于如何在城市中推进乌托邦生活的书籍，并在公国中的一个小镇上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他还有一位朋友是图宾根大学的法学教授，名叫克里斯托夫·贝佐尔德，是那个时代公认的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一名虔诚的路德宗信徒。贝佐尔德为自己巨大的藏书室订购了用现代西班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撰写的各学科前沿著作，这让他得以翻译意大利哲学家坎帕内拉的著作。坎帕内拉在当时被视作异教徒而遭到关押，开普勒却对他的思想非常感兴趣。25

图4：威廉·席卡德木刻作品，内容选自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旨在表现宇宙的活力。该书的现代版本删除了插图，理由是科学著作不应该包含此类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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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学术上看，修改开普勒的著作让其看起来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是费力不讨好的。即便如此，我们透过开普勒的视角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符腾堡确实存在进步和不断变化的潮流，而在以往的资料中，为了描绘一个受到宗教信仰和国家监督束缚的公国，常常忽视这些潮流。开普勒极力希望自己的著作得到出版，甚至有时候自己贴钱也在所不惜。经过不懈努力，他的著作终于出现在了法兰克福的书展上。但在意大利就没这么幸运了，他的书在那里只有从个别书商那里才买得到，而书商往往把他的书藏起来，只卖给知名顾客。虽然信仰问题导致开普勒无法得到图宾根大学的青睐，但他却可以指望和多名该校教授合作。他拼死维护家族荣誉，并能够聪明地利用当时的法律制度为母亲辩护。符腾堡的政治都是围绕着等级代表会议开展的，而会议的代表们总认为所有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所以大力支持法律公正。开普勒从小就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并将此作为他哲学思想的基石。

在德国的公共领域、教育和法律领域强调这些可能性为德国的制度和人们的辩论注入了活力，这也解释了社会最终是如何变革的。261700年，德国几乎没有人被指控为巫师，因为人们已经在抗争司法不公的战斗中获得了胜利。虽然开普勒从未公布过自己的辩词，但是他通过赋予自己法律义务进而尝试去仔细分析母亲的案子，这在当时尚属首例。

开普勒是如何实现这一壮举的呢？他当时虽然声名远播，但地位还没有高到动动嘴皮子就能够处理好母亲的官司。他在不利局面和争论中能最终打赢官司，靠的就是其强有力的论证和一丝不苟地挨个应对别人的驳斥的精神。在给母亲辩护时，他大量使用了这些技能。开普勒声称控方并没有有力的论证，而试图把指控变成可靠的证据是完全错误的。他需要不断和对手斗智斗勇，虽然这可能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但他已经准备好如何应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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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开普勒可以把我们带到伽利略的时代，看到在阿尔卑斯山的背面，那里的人是如何辩论和维护正义的。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儿子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营救被诬陷为女巫的寡妇母亲的故事。通过本书可以重新认识德国的女巫审判。在“猎杀女巫”运动达到高潮时，可谓风声鹤唳、人人自危。1619年有两名女性遭到处决，而到了1687年时，居然还有一个男人遭到控告，理由是和之前的两名女性有血缘关系。有关嫌犯的谣言有时会持续数年，这让很多家庭战战兢兢、承受极大的压力。27如果家中某一女性成员受审，那么其余男性成员的行为就显得至关重要，他们可以选择落井下石，也可以极力营救。如果卡塔琳娜的孩子们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团结一致、共同对外，那么至少是令人欣慰的。但实际上面对母亲的不幸和审判的压力，儿女的反应各不相同。例如，开普勒在1619年刚出版了《宇宙的和谐》时还没有选择为母亲辩护，他当时甚至突然宣称这一切都是母亲“咎由自取”。当指控转为审判后，他最小的弟弟克里斯托夫内心也充满了矛盾，开始对母亲的清白存疑。身为工匠的克里斯托夫在当地还小有名气，为了避免名誉受损，他自私地放弃了对母亲的支持，退出了辩护。面对卡塔琳娜的遭遇，亲属们除了表现出怜悯和关爱，还伴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恐惧、自我否定、罪恶感以及羞耻感。母亲被指控为女巫，儿女不同的反应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幕剧中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角色，更混杂了幻想和憧憬。也许我们能从卡塔琳娜和开普勒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家人中有依靠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的，有不离不弃的，也有狠心抛弃的。卡塔琳娜的审判能让我们认识到亲属的本质：亲属就是爱着你的爱、痛着你的痛（不论是实际感受还是在精神上支持）。28

接下来将为您首次讲述一个关于巫术和开普勒一家令人悲痛的故事。

第一章

卡塔琳娜的生活

卡塔琳娜·开普勒生活在16世纪德国符腾堡公国。符腾堡地处中欧心脏地带，是当时德国西南部最大的公国，西部紧邻黑森林山脉和法国，东部和东南部高耸着斯瓦比亚汝拉山，山下的博登湖紧邻奥地利，并一直延伸到内陆。西部边界流淌着莱茵河，东部和南部边界流淌着多瑙河，符腾堡的犯人常遭刽子手斥骂，被流放时得横渡其中一条河。不仅如此，发源于施威宁根的内卡河流经符腾堡中部，可通航，先后流经路德维希堡、巴特坎施塔特和图宾根。符腾堡首府斯图加特约有9000居民，紧邻巴特坎施塔特，而图宾根拥有著名的图宾根大学，始建于1477年。

符腾堡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栽种了大量葡萄园和其他水果，小城镇和乡村星罗棋布、相互交织，城镇居民和农民贸易往来频繁。贵族在当时是没有参政权的，只有当地选出的等级代表们才能前往斯图加特，参加由公爵主持的议会。议会的主要任务是就政府债务、对外战争、公国税收诸事进行商讨并做出决定。公国保障每个公民享有公平审判的权利，作为回报，每家每户都要为公爵劳动，将粮食收成的十分之一上缴，公国还要征税和对大部分土地征收地租。1534年，符腾堡开始传播路德宗，此后，一直是德国冗杂的政治和宗教组织中较大的一支。公国法的条款越来越多，每周日的布道结束后，牧师们都会当众宣读，内容涉及性、赌博、舞会和饮酒等。以上所有的措施都是为了增加税收、巩固政权、加强人们对路德宗的信仰、保护公国不受天主教军队的侵略和上帝的惩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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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琳娜·开普勒就出生在这个宗教纷争、强调秩序的年代。她自称出生于1547年，而父亲却说她生于1550年。2过去人们常靠出生那年发生的大事来记住自己的生辰年，这从某种程度说，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父亲对卡塔琳娜说她出生那年出现过“冰雹灾害”，卡塔琳娜也对自己的儿子说她出生那年爆发了施马尔卡尔登战争，在她出生后的第三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为了捍卫天主教，率领西班牙士兵占领了重兵把守的邻近小镇。

卡塔琳娜出生在斯图加特以西17公里的埃尔汀根村，父母都是农民，经营一个叫“太阳”的旅馆。父亲名叫梅尔基奥·古尔登曼，据说是一个虔诚且受人尊敬的人。他担任该村村长近20年（1567-1585）期间，保留着村里所有上缴公爵的账本，账本记录了来自公用土地、森林和放牧的收入以及所有罚款。此外，父亲还负责组织社区大大小小的会议和解决邻里纠纷。

卡塔琳娜的家对面有一座规模宏大、造型优美的教堂，始建于1487年。路德宗的牧师们给教堂会众们布道时，鼓励人们积极向善，因为万能的上帝最终都会战胜邪恶的魔鬼。动植物、人的躯壳和灵魂都是上帝的创造，只不过人总会有恶念，需要每天通过祷告忏悔自己所有的罪恶，虔诚地信奉上帝。上帝像父亲一样，通过极端天气、饥荒或者战争等惩罚来管教他所爱的人。上帝还会进行单独惩罚，比如让人生病或者悲痛，以此让他的子民虔诚地生活。人们需要先经受苦难才能获得精神慰藉。3

埃尔汀根村没有学校。自有记忆起，卡塔琳娜每天早上会穿着亚麻衬衫及裙子到旅馆和田间帮忙。那时人们的观念是，孩子长到十二岁就应该去干活让自己不饿肚子，到了十四岁分享圣餐后，就应该摆脱童稚、变得成熟。没有档案能够证实卡塔琳娜离家出走或者她妈妈早逝，这和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不合。4在埃尔汀根，像她这样十几岁的女孩儿要会做很多事：打扫卫生、饲养牲畜、放牧、割草、摘葡萄、晒制干草、生火、锄地、播种、收粮食、修剪葡萄藤、准备饭菜、从糠皮中拣选出小麦、晒豌豆、采草药、做饭、烤面包、缝纫、纺纱、编织、修理、洗衣，以及处理开支、服务顾客、打点仆人等等。要想在未来做一个勤劳的妻子，以上很多技能都是必需的。如果卡塔琳娜耍脾气不去做事，父母则很可能会殴打她，因为当地人都认为溺爱会毁了孩子。

图5：木刻作品，描绘了符腾堡农民收割庄稼的情形，选自约翰·鲍欣的《药泉的新疗法》（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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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信奉路德宗的年轻妇女一样，卡塔琳娜深知要想生活稳定、受人尊敬，就要建立自己的家庭。当时已经没有女修道院了，人们也看不起单身女性。婚后，作为妻子的她需要承受分娩的痛苦、掌管家务，和丈夫共同劳作以及用稳定的夫妻生活拴住丈夫。结婚前要考虑对方的家庭、身体状况和居住地，但两人情投意合也很关键。结婚需要父亲的同意，而父母也希望女儿婚后多和娘家联系，最好能在他们年老后有女儿照顾。马丁·路德希望信徒们能早日结婚，以免掉入罪恶的深渊，但在现实生活中，非上层社会的女性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一信条，她们都是到了成年后才谈婚论嫁，很少有十几岁就结婚的。

卡塔琳娜二十岁出头时，遇见了一个叫海因里希·开普勒的年轻人。海因里希的父亲叫西博尔德·开普勒，是相邻帝国自由城市魏尔德尔斯塔特的一名商人，刚刚担任市长，在当地以及周边威望很高，并有参加德国政治首脑峰会的资格。海因里希的祖父也是市政官员，且担任过市长。据说开普勒家族的祖先曾是一名勇士，为皇家立过战功，家族成员都引以为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曾在1564年赐予过他家一枚盾徽——盾徽上有一名黄头发的守护神，身穿红色外衣，双手放在一块盾牌上，头戴一顶黄色高尖帽，帽檐粘有一蒲式耳的苍鹭羽毛，帽上有一个金色皇冠，周围是金色的点缀。5开普勒家族申请一直沿用这枚盾徽，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带着，以凸显家族威望。

1571年春，卡塔琳娜离开父母，嫁入了显赫的开普勒家族。她和丈夫、公婆一起住在一栋半木结构的小房子里。房子坐落在魏尔德尔斯塔特市集广场，海因里希每天帮父亲做生意，卖一些亚麻、棉花、蜡烛和门锁。6同年12月27日凌晨1点30分，卡塔琳娜早产诞下一名男婴，又瘦又小、身体虚弱。当时外面霜冻逐渐消散，雪停了，开始下起小雨。当天正好是福音使徒圣约翰的庆日，所以夫妻二人决定给儿子取名约翰内斯，希望他能健康平安。7两年后，卡塔琳娜又诞下一子，洗礼时取名海因里希，随父名。

大多数女性婚后会生多个孩子，除了哺乳孩子外，每天还要与丈夫和公婆共同劳作。符腾堡的习俗是：子女结婚时父母都会拿出彩礼或嫁妆，儿子女儿都一样，有的会给钱，更常见的是给几片牧场、葡萄园、农田、牲畜和生产工具。因此，为了供养家庭，妻子不得不在夫妻共同拥有的田地里从早忙到晚。她们几乎不休息，就算怀孕也要割晒干草或干其他重体力活。此外，法律规定女性婚前无须去当学徒，因此很多活儿都不用干；但婚后如果嫁给工匠，就需要帮丈夫干活，边学边做，还要帮着卖东西、讨债等。换句话说，妻子也是丈夫的同事。家家户户都愿意让妻子干活，因为不用付工钱，不过妻子也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8

然而，海因里希是个不安分的人，根本无心扩大家业。于是他在二十七岁那年应征入伍，加入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军队出征佛兰德斯，镇压企图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加尔文主义者。在那个宗教纷争的年代，路德会教徒去攻击加尔文主义者非常常见，而海因里希参军却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信念。他向往冒险，想摆脱一成不变的生活，而且对丰厚的佣金也垂涎欲滴。那时的荷兰为了降低征兵、训练和军备费用，长期雇佣大批军队。9对那些雇佣兵来说，金钱的诱惑要比体验异乡的经历更大。例如，一个来自斯图加特的雇佣兵叫布克哈德·施蒂克尔，家庭十分富裕，佛兰德斯战役后随军到过意大利、科孚岛，最后在北非修筑堡垒，营救即将被土耳其人侵占的港口城市拉古莱特。1570年，二十九岁的海因里希记录了自己的士兵为了三十四个月的佣金，与当时身处荷兰、作风强硬的西班牙总督阿尔瓦公爵讨价还价的过程。最终士兵们前三个月领到了天鹅绒或者丝绸的衣物，后面领的都是现金。10

卡塔琳娜并不希望丈夫为了打仗而抛妻弃子。1575年，丈夫离家一年后，卡塔琳娜让一个朋友帮助照看幼子，独自一人来到佛兰德斯。此次她就一个目的——把丈夫拉回家。她当时也许质问过丈夫为何留她独自一人在田间劳作，还要整天和不喜欢自己的公婆相处。而且当时未婚随军妇女常常和军人发生不正当关系。卡塔琳娜好说歹说把丈夫拉回了威尔，但是没多久她的丈夫再次参军，第二年秋天才回来。与此同时，年幼的开普勒被天花病折磨得疤痕累累，被猩红热弄坏了双眼。

到了1575年，海因里希才有意买房安顿下来。夫妇俩带上孩子，来到了邻近的莱昂贝格小镇。他们在那里购置了3公顷的田地和1.7公顷的牧场（大小相当于两个足球场）。两年后，他们花了100弗罗林币的大价钱买了公民身份，从此一家人便可使用社区资源，而海因里希也有了选举本地贵族代表的权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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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琳娜和丈夫选择在莱昂贝格小镇安家落户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这里离两人的家乡都不远，且离符腾堡首府斯图加特仅13公里；其次，当地人口密集，住了1000人，都信仰路德宗；最后，小镇修建在高原，四周都有围墙，只留东边一个进出口，围墙下是宽3米、深10米的沟渠，整个小镇易守难攻，非常安全（图6）。卡塔琳娜一家刚迁到此处时，符腾堡公爵将小镇古老的城堡作为自己狩猎时的落脚处，老旧的公共建筑也翻新成了文艺复兴的风格。该镇哥特式风格的教堂也换上了漂亮的塔楼，内部也很快翻新。城中心三角形的市集广场位于一个斜坡上。1566年，一个来自图宾根的石匠在广场的水井上修了一尊石像——一个身材修长、手拿盾牌的骑士，盾牌上分别刻着公爵和莱昂贝格镇的纹章。1580年，该市扩建了市政厅，重新铺设了街巷。

许多工匠在自家工作，离市集广场也不远，所以小镇总是熙熙攘攘，到处是做工的声音，弥漫着各种味道。有时会看见刽子手们押着男女罪犯们穿过市集广场，向东边上城区城门外走去。罪犯头戴大铁架锁，刽子手一边走一边用鞭子抽。129月葡萄成熟时正是一年一度的赶集日，来自意大利、荷兰的商人，做木偶的、卖香料的、做皮带、帽子和包的小贩们，以及其他工匠都汇聚到这里。13只有到了冬季才会杀猪卖肉。集市每周三开放一次，每次都会吸引当地的商贩，一些药贩子也会借机宣传最新的疗法，并趁机售卖治疗石。当地的男基督徒们每年都会在广场上向公爵宣誓效忠；女人们则每天结伴去井边打水（图7）。

图6:16世纪末到17世纪重建后的莱昂贝格小镇重建图（手绘）。作者：埃里希·纳芙拉蒂

版权所有——莱昂贝格城市档案馆

卡塔琳娜一家人住地势较高的集市一端，周围住的是富人，房子又大又高，修得和市政厅一样。他们的邻居里有三个家族都被圣罗马帝国皇帝授予了纹章，家族的男人们不仅在法庭和市政厅里办公，还做生意赚钱，而且经常和妻子一起充当富人和穷人孩子的教父母，据说有些家庭的教子女有50多个。很显然，这正是海因里希所向往的生活方式，然而，他一直没有成功开创自己的事业，也没能当上市政官员，穿上那身深色的羊毛长袍。

卡塔琳娜家还有另外三个邻居，分别是舍特林家族、贝塞尔家族和德雷埃尔家族。他们的显赫家世并非因皇帝嘉奖，而是通过经商和借款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比如说住在市集广场1号的贝塞尔家族，地窖里待售的藏酒多达15000瓶。14这些家族的男人世代都在莱昂贝格市政厅和法庭工作。科恩家族也很有钱，因为家族成员一直在市政公文办公室任职，这可是公国的核心行政机构。该机构职员的工资和他们所填写的表格挂钩，所以科恩一家想出了名目繁多的表格：出售不动产、存货、婚姻合同、遗嘱、法庭记录、税额查定、借贷、市政记录以及大大小小的注册表。科恩一家除了舞文弄墨外，还卖葡萄酒。有一个叫雅各布·科恩的人——就是后来卡塔琳娜案件的记录人之一——不仅给自己的大房子加了一个尖塔，修筑了螺旋式的楼梯，好好装饰了一番外墙，而且还托人给大门装了一个全新的砂石门框。要知道当时当地的房子大都采用砖木结构，门上挂一把大铁锁，门前是破旧不堪的木梯，所以这些仿城堡样式的建筑在当时的镇上鹤立鸡群，体现了主人尊贵的地位。15

图7：莱昂贝格市集广场，右一是市政厅（约建于1480年），中间是1566年修缮后的水井。卡塔琳娜在市政厅的第二层遭到了审问。

摄影：克里斯托夫·罗布莱克

路德教会的牧师们告诫教堂会众：高洁的生活比拥有豪华的房屋更能取悦上帝。因为社会上层人士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所以平时阔绰一点儿也无可厚非。16于是，富人们以慈善捐赠的形式，开始花大价钱在市政教堂里修建精美的墓碑，避免自己死后被葬在山脚下的门外。杰里迈亚斯·施瓦兹是当地的一名石匠，专门制作木刻碑和简单的石刻碑，做好后常常把碑涂黑，模仿大理石的材质，最后刻上镀金铭文，内容一般是希望逝者重生之类的话。当六十三岁的塞巴斯蒂安·德雷埃尔死后，家人把墓志铭刻在了教堂墙壁的正中心。墓志铭透露出积极向上的气韵：“望圣德的主能够让此人重生”。此外，碑文下刻上了他本人的画像，穿着时髦的短裤，拿着一顶大礼帽（图8）。17

莱昂贝格小镇的居民有大约四成都是工匠，这些人中有九个裁缝、八个织工、七个木工和六个面包师。所有工匠的报酬极其低廉，为了养家，他们还得自己种庄稼、养家禽、开旅馆、做生意，或者去城堡打零工。因为当地山坡上不适合种植谷类作物，所以为了填饱肚子，大多数小镇居民还得喂养牲畜，种植燕麦、斯佩尔特小麦、大麦、少许黑麦和普通小麦以及制作葡萄酒。那时面包和蛋糕的口感与现在大有不同。用斯佩尔特小麦发面很快，做出来的蛋糕和面包有坚果的味道，非常容易消化，蛋白质含量也高于正常小麦做的面包和蛋糕。人们还常喝燕麦粥，因为饱腹感非常强，干体力活时也不会觉得饿。喝肉汤和其他汤的时候会配点小面团。除了面包和谷物，当地人还吃鸡蛋、黄油、奶酪、蜂蜜和果酱。就肉类来说，当地人会吃兔子、野禽（因为允许当地人狩猎）、进口的小牛肉、镇上河里的鱼，还有冬天才有的猪肉。日常吃的蔬果有卷心菜、洋葱、豌豆、大豆、蘑菇、生菜、苹果、梅子、梨、莓果和坚果等。水果有的是野外摘的、有的是小园子种的。除了斯佩尔特小麦和燕麦一年四季都有，大多数食物都是季节性的，豆类食物和一些水果会晒干储存。粮食收割完后，每个村都会用车送17000公升到伯爵的宫廷作为什一税（旧时付给圣职人员和教会的农产品）。剩下的粮食都会储存在粮仓，以免潮湿生霉。18

盐的价格很贵，尽管人们有时候做菜时会用草药代替盐，但最喜欢的还是加一点猪油。加入猪油后菜的味道十足，这对常吃粗茶淡饭的当地人来说非常美味。就算生活艰苦，人们在谈论起食物时仍神采奕奕。农忙时节在田间吃午餐时，不管是用晒干的苹果片就着葡萄酒，或是面包蘸着牛奶，大家吃得都很满足。女人们会把专门烤制小蛋糕的工具当作礼物，相互赠送，尤其是到了2月底，人人都在忘情享受狂欢节，相互赠送更多的礼物。到了年末，当地居民常常邀请亲人和朋友一起吃个便饭，通常有汤和面包配卷心菜，再丰盛点的就有“鸡蛋蛋糕”（一种煎蛋卷）配上符腾堡州最常见的低度果酒。

图8：墓碑碑文，死者是莱昂贝格富人塞巴斯蒂安·德雷埃尔，享年六十三岁。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把牙签当作珠宝来陪葬。墓碑制作者：杰里迈亚斯·施瓦兹。

版权所有——莱昂贝格城市档案馆摄影：卡琳·穆勒

符腾堡州一直是著名的葡萄酒产区。当地的葡萄酒不仅在多瑙河沿岸销售，还作为外交礼物进贡到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符腾堡州最好的葡萄品种长在斯图加特北部陡峭的梯状斜坡，位于雷姆斯河河畔和穆尔河河畔。葡萄成熟后先用脚踩或者木块压，压榨出汁后装入木桶储存。和井里的水相比，人们更爱喝低度的廉价葡萄酒。

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方式很脆弱，虽然不能养活更多人，但还是可以有效避免饥荒。莱昂贝格小镇60%的家庭饲养牲畜，养奶牛的占大多数。奶牛几乎成了家里的一分子，牛棚一般不会在旁边单独修建，而是修在房子的底层，每天都有人喂养；每头牛都起了名字，人们也觉得奶牛很漂亮。到了冬天，马具商斯特尔会在牛棚垫一层枯枝为奶牛取暖，而卡塔琳娜会亲手从仓库里把稻草抱出来为牲畜取暖。19每头奶牛在草场喂养时一天能产五六升奶，但到了冬天草会枯死，食物会减少，产奶量也会下降。20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杀牛的，因为奶牛每天都能产奶，且牛奶中含有丰富的营养，而杀牛后肉却不能长时间保存。牛奶汤也是很常见的菜肴，这就是为什么英语会说“吃牛奶”而非“喝牛奶”。当地人把小牛当作自己孩子那样照顾，对牲畜病情的关心不亚于对自己病情的关心。妇女们最常见的嫁妆就是一头奶牛，价钱可是一头猪的四倍。21小牛和奶牛的健康也许是当时人们最关心的事情了。

为了避免过度放牧，地方法官会详细记录每个家庭的牛羊数量。当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采取轮牧制，让一部分牧场土壤得以恢复。超载放牧会导致牲口抵抗力下降、染上疾病，且无法提供足够的奶、肉和粪便。粪便的养分可以滋养土地，如果没有足够的粪便，土地会变得贫瘠，进而影响粮食产量。森林中禁止放牧，当时取暖、煮饭、洗衣、做工和建筑等都少不了木材，而牛羊会把幼树幼苗当作食物，进而影响树木的生长。只有猪可以在森林中放养，因为大多数猪吃得很糙，几乎无须照料，而且猪肉能在冬季为人提供足够的营养，猪油也被当地人视为美味，因此可以让它们在森林中吃一些掉落的橡子。人们还会用长竿打落树上的橡子带回家喂猪，因为橡子中所含的丹宁酸能让猪保持健康。22人们一直以来都小心翼翼地维系着大自然的平衡，希望能一直在此自产自足，而不想因无节制的索取而导致资源枯竭。同时，人越多意味着税收越多，公爵本人也越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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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莱昂贝格的居民们过着秩序井然的生活。每天清晨，人们开始喂养奶牛、打扫牛棚，然后到公共牧场放牧。截止到1582年，当地共有225头奶牛，550只绵羊。从圣约翰日到圣劳伦斯日的七周里，人们正忙着剪羊毛、挤牛奶。23同时，人们还会喂养小鸡、山羊、猪、狗、马、鹅，还有牛等。截止到1623年，猪的数量达到了213只。每到周五，几乎每个家庭的女人们都会把面粉和水调匀，搓成面团，等面团发酵膨胀后便开始烤面包。面包的香气弥漫整个小镇。教堂每逢周三、周五有一次布道，每逢周日有两次，这也意味着女人们通常要错过周五的布道。为了让众人都去参加，布道当天还会关闭城镇的大门。每到大斋首日（复活节前40天），当地的青少年都会向公爵敬献一个蛋糕，而公爵也会回赠20升酒供他们开怀畅饮。人们平时的娱乐还包括跳舞、参加葬礼或婚礼等。每到圣灵降临节，人们会在教堂门口栽桦树，庆祝万物复苏的春天。分享圣餐能进化心灵，所以教区每年都会举行10到12次圣餐礼。那些受尊敬的人一般会参加很多次，并进行自我忏悔和宽恕别人的罪过。一年中从未分享过圣餐的人会被认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没有祈求上帝的帮助，无法将自己的愤怒转化为爱。莱昂贝格小镇会记录并公告这类人。

小镇四周坚固的城墙能抵御外敌入侵。每个身体健康的男子都要有一件武器和至少一套盔甲，以便组成小镇民防，截止到1589年，民防兵共有155人。城门有专人看管，冬季晚8点后或者夏季晚9点后会实施宵禁，以至于在1600年一位医疗理发师抱怨夜晚要出急诊时却不能出城。24巡夜的士兵非常负责，很少有人能蒙混过关。每当快到宵禁时间时，他们会大声唱道：

那些仍坐着打牌或辛劳工作的人啊，

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赶紧回家，

睡个好觉！

有一次，一个熟练工和外地朋友喝完酒后，嬉皮笑脸地对着守卫吼了一声“遵命！”结果遭到了严厉的斥责。1620年，类似情况还有很多，比如一位鞋匠在冬天9点后才把木头拉回自己家里，一位毛皮制造商的姐夫赌博后晚归，以及路德维希·维斯沙伊德尔在宵禁时打鼓等都受到了严厉的斥责。25除了巡夜士兵，49个处理当地事务的公共办公室也需要招人，工作包括监督工匠做工、牧民放牧等。公共办公室的职员大多是已婚男性，而且每年都会换人，就职时需要宣誓不会徇私枉法。其中仅有一个办公室招女性，而且只招中年妇女，当地每年有14名母亲宣誓入职或继续留任。

这个阶段当地的文盲率大大下降。1541年，莱昂贝格不仅下调了学费，还为穷人提供资助。二十年后，符腾堡在教育扶持方面，在当时的德国规模最为宏大，而且倡导每个孩子都应接受教育。1580年起，莱昂贝格的女孩也开始读书写字，学习路德宗的教义，为在十四岁左右分享圣餐做准备。分享圣餐后，就认为她们正式成年了。学校教育主要开设宗教课程，位置就在教堂旁边。

完成基础教育后，学校会鼓励有天资、聪慧的男孩攻读拉丁学院，毕业后争取获得奖学金，进入寄宿制学校。当时的寄宿制学校是德国大学的预备学校，学校设在遗弃的修道院内。平均每两年莱昂贝格就会有一个男孩考上大学，一般都是考入图宾根大学（一所路德教教会大学），顺利毕业后，地方法官会奖励他一些酒或一笔钱。截止到1611年，莱昂贝格已有至少13名贫寒子弟从大学毕业，专业大多是神学，因为当时法学专业学费更贵。比如，一个叫巴斯蒂安·迪尔林的穷人，死的时候只剩下很小一块葡萄园和半个房子的产权，但是他两个儿子却申请到了公爵奖学金并顺利完成学业。又比如另外两个考入图宾根大学的穷学生，一个比开普勒先入学，家里是制作绳索的；另一个比开普勒后入学，父亲是裁缝。26

尽管莱昂贝格小镇的居民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但也会有接触外界的途径。农忙结束后，差不多11月，小镇居民会到附近大城镇的集市卖东西，像小镇西边的普福尔茨海姆集市。女孩们到别处去当用人，男孩去当学徒。已婚男子也许会被叫到斯图加特和公爵一起猎鸟。男男女女们还会去洗澡疗养，拿不起钱的穷人也会有人资助。大幅印刷品上有时会登载远在美洲利沃尼亚的恐怖食人族，有时会讲述一起骇人听闻的罪行，这些都是居民布道日当天闲聊的好题材。流动的小商贩那里也有印刷品卖，每年秋季集会时总会有书报摊。那时的斯图加特已经有了很多书商。1573年，一个书吏的遗孀借了很多书给自己一个朋友，也是个寡妇；当时一个泥水匠拥有一本塞巴斯蒂安·明斯特的《宇宙志》，书中不但谈到了欧洲、亚洲、非洲的地理情况，还用木刻的形式记录了很多城市。大幅报纸的报道让更多人了解此事，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汉斯·克劳斯从1591年至1603年任职于地方议会，死后留下了17本书，都是关于宇宙学的。雅各布·哈尼施是一名森林管理员，甚至在死后给家人留下了24本书，大多是诸如西塞罗、奥维德和伊索等知名人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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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贝格小镇每个居民分工明确，生活一成不变，而海因里希身体里流着祖先英勇好战的血液，显然不想待在这里。1583年，公爵路德维希三世密令手下去搜查那些曾非法离境参军的人。他的手下共查到二十四人，来自莱昂贝格有五人，其中一人便是海因里希。这帮人中大部分穷困潦倒，想着一夜暴富。比如一个叫汉斯·布勃的守门人，1586年离家出走后再没回来过。汉斯的妻儿每周只能靠半个弗罗林币的救济艰难度日。这些人中还有一部分家境富裕，参加过意大利帕维亚战役，战后便回到家乡，谋个一官半职。海因里希在这帮人中尤为突出，因为他虽然财富不多，但却向往冲锋陷阵，哪怕最后战死也无所畏惧。

有好几次，丈夫参军后卡塔琳娜才发现自己怀孕了。开普勒六岁那年，有个弟弟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而父亲却不在身边。那时符腾堡婴儿死亡率特别高，尽管人们想尽办法保住母子，但是每1000个婴儿中至少有250个胎死腹中或因难产而死亡。原因是妇女长期营养不良，怀孕期间仍从事较重的体力活。妻子分娩时，丈夫几乎都会陪在身边。产后十四天妻子可以不用劳作，这段时间俗称“坐月子”。“坐月子”时，母亲们会睡在主卧临时支起的沙发床上，要么请月嫂照料，要么请亲戚，有时女性朋友也会来帮帮忙。当时的女人一生中很少有这种体验，感受到丈夫的宠爱、亲戚朋友的关心，并且认为充满了战胜恶魔的力量（当时人们认为妇女生产后容易受到恶魔的攻击）。

可是每次产子后，卡塔琳娜都得不到远在他乡的丈夫的关爱，自己还得在产后几天内带着孩子去教堂洗礼。开普勒婚后会惊讶地发现，照顾刚分娩的妻子是多么不容易。开普勒后来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同时邀请十五六名女性来家看望马上分娩的妻子，不仅要热情招待，还要笑脸相送，真快把人折腾死了！”开普勒的父亲从未以身作则。27

正如前面所说，海因里希每次打完仗后都会回家，但在1579年秋天回到家时脸上负着伤，那是火药爆炸造成的。回家没多久，莱昂贝格地方长官就以擅自离开小镇为由驱逐他，他们不得不卖掉房子。同一年，海因里希凭借高超的枪法在公国的射击比赛中夺冠，并赢得一面旗帜。他把这面旗帜献给了公爵，作为报答，公爵也奖赏了他。28卖掉房子后，开普勒一家搬出了市集广场，然后打算买一幢乡村旅馆，也取名为“太阳”，和卡塔丽娜父母的旅馆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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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有这么一句古话：“Wer nichts wird wird Wirt"，意思是“如果你找不到工作，那么就去开旅馆”。这句话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旅馆老板们的鄙视。当旅馆老板无须一技之长，非常适合海因里希这种想靠运气发达的人。旅馆老板中妇女居多，因为无须遵守什么行业准则。旅馆在公共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很多交易都是在旅馆那结实的松树桌或橡树桌前达成的。交易达成后，人们还会喝上几杯。旅馆是聚会、聊新闻、打纸牌、发牢骚和结识外乡人的好去处。旅馆老板则算得上是最吃得开的了。卡塔琳娜从父母那里学到：开旅馆也许还能赚点小钱，赢得尊重。这次开旅店是夫妻俩第一次做生意，不过仍需要耕种土地、干其他繁重的农活。开普勒后来回忆到，差不多十岁时就被父母叫去帮忙干农活了，而妈妈除了做饭、打扫卫生、酿酒外，还要常常和用人一起去收债。但他们目前居住的地方处在符腾堡公国边界，夫妻俩都没有认识的人。那时的外乡人，即使只是带一点点口音，也无法得到当地人的认同，更别说赢得尊重了。旅馆开张四年后，海因里希就遇到了麻烦。

德国很多旅馆都叫“太阳”，和其他国家一样，德国也很早就有了太阳崇拜文化，比人们意识到太阳是宇宙中心的时间更早。天主教的祭具圣体光，形似太阳，四周呈放射性线条，以表现出“圣体发光”的主题。通常为镀金银制品，正中开有一个透明的小窗，用于嵌入圣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也赞美太阳，认为它是上帝本体的代表。炼金术士确信点金石是由金父（太阳）和银母（月亮）共同孕育的。开普勒写道：“太阳比地球更美丽，这一点毋庸置疑。”开普勒还在其作品中透露出太阳比地球更高贵。29太阳和月亮有很强的隐喻意，在作家笔下，男性的血液如太阳般炙热、强大和高贵；女性的血液如月亮般冰冷、潮湿、阴柔。1578年，一本婚姻家庭类书籍中就提出，男性和女性在一起是完美的契合，书中这样写道：

男人如耀目的太阳，女人如温柔的明月，

女人是冰凉沉寂的夜晚，男人是正午炙热的阳光，

白天燃烧的太阳，到夜晚被明月温柔地抚拭，

如此沉静和谐，万事万物皆如此。30

然而现实中婚姻却非常脆弱，大家都知道看似牢不可破的爱情背后总会有争吵，更甚者——家庭暴力。路德宗几乎不允许夫妻离婚，宗教法庭对于婚姻纠纷的态度是极力掩盖施暴丈夫的罪行。宗教改革后，人们称赞婚姻是社会的基石，婚姻状况能够体现出国家政局、社会秩序和工作状态，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的评价标准，是判断基督徒是否受到良好教育的表现。夫妻不和如果被外人知晓，要么躲到异乡，要么要忍受周围人的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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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的中年妇女来说，最无法预料的就是还要生几个孩子。1584年年初，夫妻两人在乡村经营了一阵子旅馆后，最终还是回到了莱昂贝格小镇，买了一套房子安顿下来，房子挨着公共洗衣房（当地妇女洗衣的地方）和山脚下的城门。当时卡塔琳娜即将生下长女玛格丽塔。三年后，卡塔琳娜又产下一子，取名克里斯托夫。年满四十的夫妻俩发现又多了两个小孩需要照顾。1584年和1587年，海因里希和别人发生口角而受到地方长官的惩罚。311582年，开普勒以优异的成绩从拉丁学院毕业，升入符腾堡州最好的寄宿学校——阿德尔贝格教会学校（前身为阿德尔贝格修道院），之后升入毛尔布龙学院。在毛尔布龙学院就读期间，开普勒因天资聪慧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其中一个男孩非常妒忌，于是拿开普勒的父亲开玩笑。可是想要报仇的开普勒却换来一顿毒打。32

开普勒一直以来都以自己的姓氏为荣，但在写父亲的生平简介时却透露出对父亲的不满。他写道，在1589年，四十二岁的父亲遭遇意外，随后把气撒在母亲身上，接着再一次离家出走。据说父亲是一名军官，后来也有人说父亲死在了奥格斯堡附近，不管怎样，从此父亲便杳无音讯。那一年，开普勒和另外四人获得了图宾根大学神学院的公爵奖学金，并在10月5日被收录到学校名册中：约翰尼斯·开普勒（莱昂贝格）。33开普勒说奖学金每年只有6弗罗林币，只够请一个鞋匠、一个普通的裁缝和一个洗衣妇。为了筹集剩下的费用，他的外祖父还当掉了一块牧场。那时从神学院毕业需要花费200弗罗林币，而要想像德雷埃尔家的儿子们那样获得一个法学学位或博士学位，光靠奖学金和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可能。因此，开普勒根本没机会接触符腾堡上流人士，更不用说找个有钱有势的岳父了，毕业后只有当路德教牧师这条路。上学时，一些富家子弟的父亲常写信告诉孩子，只要在学校表现好，就会奖励额外的基尔德（荷兰货币单位）、金戒指以及意大利旅游。开普勒只能自食其力、努力学习、洁身自好。34

海因里希最后一次离家出走后，卡塔琳娜发现自己又有了身孕，这也是她怀上的最后一个儿子。这次分娩丈夫仍不在身边，算起来已经是第三次了，而和前两个夭折的孩子一样，最后一个儿子生下来几乎马上就夭折了。卡塔琳娜仍需要抚养玛格丽塔和幼小的克里斯托夫。1595年后，卡塔琳娜把年迈的父亲接到家中照看，母亲当时已经去世，父亲也时日无多。卡塔琳娜不仅要照顾父亲，还要再次独自一人劳作，得不到丈夫或者年长一些的孩子们的帮助。她已经习惯了自力更生，因为老大和老二从未帮过忙。开普勒一直体弱多病，而十多岁时他也不愿去田里干活，而是整天背诵最长的圣诗、学习希腊语语法、创作喜剧、沉迷于玩弄文字。在父母根据路德宗的《奥格斯堡信纲》对他进行宗教教育时，开普勒居然还让父母解释信纲中的某些观点。

卡塔琳娜从丈夫那继承了一栋房子、几块田地和牧场。1575年的税簿中记载，卡塔琳娜名下有五公顷田地，这在当地算得上是“中产阶级”了。1595年，卡塔琳娜用丈夫留给儿子开普勒的遗产，买下了四分之一部分的新房子。1600年，卡塔琳娜的父亲在去世前几个月立下遗嘱：“我非常感谢卡塔琳娜这五年来尽心尽力、无微不至的照顾，女儿的爱和无私的奉献让我感动不已，所以我把遗产都留给她。”35

1598年，也就是父亲去世的前两年，卡塔琳娜从一个葡萄园主那里买下了一幢小房子，把一家老小都迁了过去，沿着房前的路一直走就能到达教堂。买房花了330弗罗林币，在当时可算得上一笔大数目。房子一边紧挨着一个仓库，另一边住着工匠巴特林·艾贝林，同时也是卡塔琳娜指定的法定监护人。搬家后卡塔琳娜一家的日子要舒坦得多，但仍没有足够人手帮她插秧、犁田、收庄稼或晒制干草。然而她有钱的公公西博尔德却不愿接济卡塔琳娜一家，什么遗产都没留给她（图9）。36

不过艰辛的生活中仍有很多令人欣慰的消息。开普勒并没有成为符腾堡的一名牧师，而是在1594年即将毕业时，被推荐到奥地利格拉茨的一所教会学校当数学老师。开普勒的母亲、外祖父和祖父一直都希望他成为一名虔诚的牧师，所以开普勒还就此事向图宾根大学神学院的教授解释过。和成绩优异、思维敏捷的开普勒不同，弟弟海因里希到处给别人当学徒，先后师从裁布工和面包师，但都一事无成，不得已在十六岁时像父亲那样参军去了。由于其他家庭成员都没什么文化，所以当教授让开普勒去教数学，并且承诺开普勒能继续学习圣经、神学写作以及能得到牧师的教诲时，家里人都非常尊重这个决定。不过后来开普勒并没有得到牧师的指导，相反，他在1596年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并热衷于建立一个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学术圈。著作的问世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开始和伽利略一直保持学术联系，并在1600年受丹麦著名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邀请到布拉格担任其助手。布拉赫去世后，鲁道夫二世皇帝决定委任他为皇家数学家，年薪500弗罗林币。同年，开普勒迎娶了一位家境富裕的年轻寡妇。1602年，卡塔琳娜专程跑到布拉格去看望这个令她骄傲的儿子。

进入17世纪后，卡塔琳娜的生活有了改善。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不仅身体健壮，还能帮家里干活了。克里斯托夫当起了学徒，学习如何制作白镴器皿。这种器皿在当时非常珍贵，并且需求量在不断增加。十八岁那年，学到了手艺的克里斯托夫开始四处游历。他在哥哥开普勒的建议下，跨越了整个德国，并一直往北前行。他走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时已是身心俱疲。于是在1607年11月，他替开普勒把一封信和他的新作《蛇夫座脚部的新星》带给帕皮乌斯。帕皮乌斯是开普勒在格拉茨的学校任教时的校长。37

克里斯托夫安全到家后便安定下来，成了莱昂贝格小镇唯一一名白镴器皿制作大师。很快，开普勒一家又有了喜事。玛格丽塔长大后亭亭玉立，身边不乏追求者，但她一直洁身自好，直到1608年二十四岁步入婚姻殿堂是仍是处子之身。卡塔琳娜还曾多次亲自考察未来的女婿。例如，在1606年，她徒步到图宾根，专程去考察一位兴趣相投的远房亲戚，这可把玛格丽塔吓坏了，赶紧给开普勒写信。于是开普勒立刻给自己的老师马斯特林教授写信，请他帮忙查查那个亲戚的底细，包括职业、名声和信仰等。38最终，玛格丽塔选择嫁给了格奥尔格·宾德，一个她自己中意而且妈妈也认识的男人。格奥尔格是到莱昂贝格任教的，他的父亲是受人尊敬的牧师，家离莱昂贝格小镇不远，在符腾堡很有名望。现在，二十八岁的格奥尔格当选了霍马登村的牧师。霍马登村临近斯图加特，村里哥特式风格的教堂规格不大，但修得很漂亮，还配有牧师的住所。卡塔琳娜终于能够放心了，她知道这对夫妻未来一定能够受人尊敬，这段婚姻也会非常稳固。她曾希望开普勒能够成为一名牧师，虽然没如愿，但现在女儿嫁给了一个牧师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她相信女儿婚后的生活一定会比自己幸福。39

图9：卡塔琳娜·开普勒当时和父亲及孩子们居住的房屋类型。

摄影：尤林卡·罗布莱克

进入花甲之年的卡塔琳娜，虽然死了丈夫，女儿嫁人后也没人帮她写信、读报，但这却是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觉得可以独自享受生活，不用去为三个孩子操心，因为他们都事业有成、婚姻美满。符腾堡的各个社区中有10%~15%的家庭都是寡妇当家，但那个年代寡妇再婚十分罕见，不像鳏夫能轻易娶一个年轻的妻子。和卡塔琳娜一样，即便很难再婚，大多数寡妇还是能够自力更生，而且过得也不差，比如干农活、卖干草，或者通过合法放贷收取5%的利息。有的寡妇还经营磨坊，并在丈夫死后继承他们的手艺，就连治病术士也可以继承。

她们的生活历史上鲜有记录，目前能找到的唯一记载是符腾堡一位六十二岁的寡妇，她在丈夫死后不得不继续鞣制皮革，以养活膝下九个孩子。有记录的原因是1662年她因鞣制腐烂的狼皮受到法庭的训斥。寡妇们的日常工作还包括：出租奶牛等牲口、卖猪油、卖干草、纺羊毛、当洗衣工、当保姆照看孤儿以及开商店和旅馆。尽管寡妇们遭到同业公会的排斥、被剥夺了参与公共决策的政治权利，但她们还是为社会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所以那些把上了年纪的寡妇和游手好闲或者生活赤贫联系起来的人完全站不住脚。40

虽然卡塔琳娜的几个孩子都能自力更生，不过小儿子克里斯托夫还是会帮她干农活，女儿离她也不远，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帮忙。卡塔琳娜现在很富裕，也没有老人要赡养，更重要的是她本人身体还算硬朗。她有一个长她三岁的哥哥汉斯，是个富农，但1602年在家乡埃尔汀根去世了。1598年买房后，卡塔琳娜一直没搬走，不像原来那样和丈夫四处奔波。最重要的是，她现在觉得自己无须再为生活琐事操心了，也不用时刻盼着丈夫回家，或者丈夫回家后是否还会离家出走。即使是最不让人省心的儿子海因里希，也靠开普勒的关系在布拉格找到了工作。卡塔琳娜本可以安享晚年，但被指控为女巫后，美好生活一去不复返。

第二章

路德教会宫廷

17世纪前十年，一个被丈夫诋毁和抛弃的女人打破了莱昂贝格一成不变的生活。1608年，丈夫腓特烈一世刚去世不久，符腾堡公爵夫人西比拉就从斯图加特搬到了莱昂贝格，准备在此定居。皇室婚姻一般都掺杂着政治因素，但西比拉十七岁下嫁给丈夫时，两人却是情投意合。婚后，西比拉一共生下了15个孩子，存活下来的有10个。1593年，腓特烈一世刚继任符腾堡公爵，就表示自己不再爱妻子，转而移情别恋别的女人。不过，腓特烈一世对妻子仍抱有一种嫉妒心理，因此会想尽办法惩罚她，碰面时也不说话，只是传纸条。而西比拉也想尽办法让丈夫回心转意。丈夫死后，四十多岁的西比拉仍精力充沛。她显然希望在莱昂贝格开启生活的新篇章，而非在斯图加特孤独终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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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贝格是符腾堡比较重要的城镇。腓特烈一世抱负远大，手下对他忠心耿耿，但他对属地的代表们却缺乏耐心。1599年，符腾堡代表们在等级代表会议上慷慨陈词，抗议法律的不公正。代表们称审判外仍有暴力和折磨发生，抓到偷猎者后会直接绞死，根本不进行审讯。此做法不仅侵害了公民宪法权利，而且违背了圣经的内容：“所有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腓特烈一世对此立马反驳，称对代表们幼稚的想法毫无兴趣，他会按着自己的性子去处置那些和自己对着干的人。2

腓特烈一世酷爱修建宏大的建筑，同时也致力于经济和技术上的创新（图10）。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公国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和城防建设：兴修磨坊；改善供水；加大矿产和金属生产；提升红酒、丝绸和亚麻产量；培育新品种果树；发展畜牧养殖以及饲养蜜蜂。当代表们质疑公国和一家贸易公司合作建立大型纺织厂时，腓特烈一世恼羞成怒，称代表们的智商简直和木蛀虫一样低。3

身材矮胖、颇有阅历的腓特烈一世努力搞好和其他新教国家的关系，希望借此提升宫廷的格调、扩大符腾堡政权的影响力。公爵还向议会代表们施压，让他们出资组建一支常备军，以抵御天主教国家的入侵。4

腓特烈一世喜欢富丽堂皇的宫殿，他在此项上投入的心血比之前的公爵都要多，而各种欢宴的开支随之迅速攀升。1599年，他拿出自己的珍藏——许多拉丁美洲的皮斗篷、裙子和盾牌，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游行，仿照欧洲雕刻家特奥多雷·德·布里记录下的美洲游行。公爵本人假扮成浓墨重彩的“美洲”女士，前来访问长姐“欧洲”，而符腾堡则是这次访问里很重要的一站。公爵不仅张罗了许多仆人，有摩尔人、土耳其人和印第安人，安排了一个名叫“天真”的宫廷侏儒和许多杂技演员逗乐，还请来了英国指挥家约翰·普莱斯助兴指挥。人们在新修的豪华娱乐场内翩翩起舞，娱乐场的天花板上布满了宇宙的星座，门口的双层楼梯可直达精心设计的古典式花园。斯图加特的娱乐场和花园在当时德国文艺复兴建筑中出类拔萃。烟火师和工程师共同制作的烟花美不胜收，让人流连忘返，其中一种烟花燃烧后竟化成了熊熊燃烧的修道院和耶稣会会士的人形。5

图10：斯图加特公国娱乐场内饰一览。蚀刻版画（37.4厘米×51.4厘米），创作时间为1619年。公国娱乐场用于接待国际客人的大厅非常宽敞，采用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建筑风格，天花板画有捕猎的场景，上隅的两名女性分别象征名望和智慧，大厅四周画有地图。版权所有——大英博物馆

西比拉和腓特烈一世夫妻俩兴趣相投，都热衷此类游行盛会，而且对炼金术和医药学情有独钟。当时整个欧洲都痴迷于物质的化学性质，对化学反应带来的强烈视觉冲击兴奋不已，就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和其他赞助人也会亲自尝试分离金属的灵魂，甚至有一次在实验中发生剧烈的爆炸，把他们的胡子和眉毛都烧着了。6这是一个连统治者都沉迷于医学的时代。黑森-卡塞尔伯爵莫里茨（1572-1632）留下了五卷私人通信记录，全都是关于炼金术和医学的。莫里茨伯爵语言天赋极高，精通多种语言，在音乐上也硕果累累，在英国威望极高。此外，他不仅正骨技术一流，而且非常爱做实验，洞察力惊人，对人体和自然的观察都非常深入，并就此出了许多著作。1600年前后的许多统治者都接受新思维，学习归纳推理的方法，愿意通过实践、探索和长时间研究以及组建科研队伍让国家安定、富强。7

炼金术并非只是探索如何把基本金属变成黄金，其包含的一整套化学原理对现实生活很有帮助，比如改善健康、酿制啤酒、制糖、精制食盐，做染料、皮革、玻璃和生产火药等。8和别的地方一样，炼金术在符腾堡迅速传播开来。

1597年，斯图加特一位炼金术士订购了468千克硝石、843千克铅、935千克白铜和468千克锑矿石（一种有金属光泽的类金属），所有东西都直接送到斯图加特城堡旁的“老娱乐场”。这里光线充足，烤炉、蒸馏设备、记事本、笔、钟一应俱全，多年来这个喧嚣的地方一直是符腾堡最先进的炼金实验室。9

1603年，英国外交官斯宾塞勋爵代表詹姆斯一世授予腓特烈一世嘉德勋章。这枚勋章代表着至高无上的荣誉，腓特烈一世非常珍视。艾哈特·摄尔修斯是图宾根大学的教授，教授诗歌、演讲和历史，同时也是开普勒的老师。他特此赋诗一首，赞赏腓特烈一世授勋一事。他在诗中特别强调了在腓特烈一世的大力支持下，炼金术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只要药草选用得当，熬出来的药水能够让一个半死之人恢复活力；用炼金术炼制的盐和粉末也具有清除人体一切疾病的功效，甚至泥土、木材、石头和铁等上帝创造的自然物质都能炼制出一种“隐蔽油”，喝了它能延续人的寿命，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你的生死。简言之，炼金术被视为伟大的艺术，有了它，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只需要熔炉和赞助人出钱购买材料，炼金术的奇妙之处就会显现出来。10

截止到1608年，也就是腓特烈一世去世那年，“老娱乐场”里已经拥有一支21人的炼金队伍、14个便携式铜质熔炉和4个烤炉。这些人通过研究物质的组成以探索宇宙的奥秘，或者寻找“万能灵药”。11此外，腓特烈一世还在公国其他地方建立了小型炼金实验室。12尽管有人会借机骗取公爵的钱财，到最后甚至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成果，但是公爵和炼金术士们仍激动万分，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当时整个欧洲的统治者都痴迷于诸如炼金术的高深知识，所以开始雇佣博学的人为他们服务。13

炼金术起源于中世纪的修道院，腓特烈一世时期的炼金术是经过路德宗牧师们不断改进而形成的。因此，腓特烈一世的宫廷牧师卢卡斯·奥西安得和他的儿子约翰内斯才得以在1595年进入公国的炼金术实验室。炼金术要求知识精英们能够再次发现上帝在造物时的神秘思想和大量“隐秘的知识”，以此推动社会转型。14基督教对“超自然”的现象很感兴趣，认为整个世界因超自然的神力而充满活力，并且需要科学探究才能找到物质和精神的转换。精通古老的理论知识和最新的炼制技术，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炼金术士来说至关重要。正因如此，约翰内斯·奥西安得才敢打包票，称自己的同事康拉德·舒勒对实际操作一窍不通，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只知道挥霍公爵的金钱；相反，舒勒的助手虽然精通实验技巧，但是“没有任何理论基础”。15舒勒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唯一的愿望是在万能的上帝的指引下，协助门徒们为穷困之人送去福音。16

尽管存在竞争，做化学实验和观察实验似乎成了那个时代许多牧师每天不可或缺的事情，重要程度似乎超过了阅读《圣经》。17炼金术能让新教教徒们去处理实际的、有用的问题，让他们更加虔诚、富有远见，而不会去做一些伤风败俗的事情。对德国人来说，炼金术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避免教徒们染上过度饮酒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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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人们在符腾堡发现温泉，对于它给人体健康带来的好处兴奋不已。符腾堡南部边界的巴德博尔市发现了两个温泉和一个温泉出水口（图11、图12、图13）。工人掘盐时无意中发现了温泉和出水口，到了今天仍然富有大量矿物质。腓特烈一世立刻命令其御用建筑师海因里希·史克哈特在此地设计一个澡堂和一个公园，并让他的私人医生约翰·鲍欣前去分析水质及其作用后向他汇报。许多长期卧床患者开始接受硫黄水治疗法，而鲍欣在其报告中详细介绍了“符腾堡神奇浴室”，该报告风靡一时，拉丁文版本出到了第七版，德语版本出到了第三版。该报告特别提到了在挖掘过程中发现的化石，其形状令人叹为观止。鲍欣把工人们送去的蜗牛和贝壳化石看作“地球的肠子”。人们对化石的发现兴奋不已，认为其蕴含了上帝的伟大、多样、奇妙。化石和温泉的发现更加印证了一点：上帝创造的万物造福人类，非常不可思议。不过只有由腓特烈一世这样的统治者带头，领着一群博学、有独创性的能工巧匠去开拓创新，才有可能发现造福人类的方法（图14）。没多久，园丁们就开始种植从美洲运过来的烟草和土豆，在一个大大的日晷旁摆满了常绿植物黄杨，花盆上都刻着腓特烈一世的名字。

图11：巴德博尔的符腾堡“神奇浴室”图，详细绘制了温泉浴场和娱乐室。创作时间约1644年。

版权所有——符腾堡州立图书馆

图12：已知的最早描绘巴德博尔温泉浴场和腓特烈公爵花园的图画。图右侧描绘了正在进行娱乐活动的皇宫贵族以及工人们，图中间靠前的位置描绘了正在挖掘化石的人们。选自约翰·鲍欣的《药泉的新疗法》（1612）。

版权所有——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图13：巴德博尔发现的化石。开普勒和同时代的人认为化石的发现证明了自然界中很多不同形状的物质都是上帝以幽默的方式创造的。选自约翰·鲍欣的《药泉的新疗法》（1612）。

版权所有——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图14：观察自然的兴趣现在延伸到了昆虫身上——这本书中绘制了在符腾堡发现的甲虫种类，以及发现的时间和地点。选自约翰·鲍欣的《药泉的新疗法》（1612）。

版权所有——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在那个时代，这可算得上一件了不起的公共工程。不仅如此，公爵每年奖励6名符腾堡优秀公民和6名其他国家的穷人（有男有女）到温泉疗养。受邀者必须服从管理，并心怀感激和敬畏。公爵也允许天主教信徒享受这一待遇。公国各地去温泉疗养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被治愈的疾病私人医生鲍欣都一一记录在其著作中。1607年，有一本书专门记载了公爵及其骑士和官员们前往温泉的盛况，并详细记录了每个人身上的病状。从书中，一部分路德宗教徒开始满怀希望地看待这件神圣的事情。他们发现人们因为罪恶而遭受疾病的折磨，但上帝却创造出诸如温泉一样的东西来减轻这种痛苦，现世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18

在这种氛围下，很难相信在德国影响并不大的新教宫廷会让人民产生绝望的情绪。191601年，腓特烈一世甚至将自己建设的一个小镇弗罗伊登施塔特命名为“快乐镇”。该镇位于黑森林附近，房屋建设经过了精心布置，规模庞大的集市广场位于城中心，四周是带有拱廊的房屋和一座建筑考究的教堂。这个小镇就是当时社会变革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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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金术能丰富人的知识，积累丰富的经验并让人变得虔诚，这对那些受过教育但无缘大学的女性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西比拉担任公爵夫人期间，努力提高自己医药学和植物学的专业技能，可以说她是一个称职的公国国母。和其他公爵夫人一样，西比拉热衷于提纯各种物质以及通过蒸馏法研制新药。20公国药房是西比拉常去之地，药房负责人是一名妇女，下设一个职位，专门负责在特定时刻采摘植物，这种人称为“草药男仆或草药女仆”。从1601年至1608年，一个叫伊丽莎白·伯恩豪泽的妇女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21她不仅要技术熟练，还得懂占星学。此外，这项工作往往需要比正常人起得更早（当时人们通常5点起床，最迟不超过6点）。西比拉不仅收藏了海量的医学著作，还从嫂子埃莱奥诺雷那里得到了几百张药方。其中一段止痛药的制作方法如下：

如何止住剧烈的疼痛

需要在三四月间挖出植物的根部，

那时太阳和月亮的位置都在白羊宫。

必须在日出前将根挖出，很多人在三伏天挖根是错误的，

因为那时烈日当空，太阳正好位于狮子宫，而月亮则不见踪影。22

一种药通常包含10种原料，例如，治疗心脏的药水成分包括迷迭香、刚采摘的桂花、马郁兰、薰衣草、鼠尾草、发酵的蓟、姜花、康乃馨、红色月桂果、橡树上的槲寄生、切碎的鹿角（必须是3月份至5月份间捕杀的鹿）。为了能提升药效，有时甚至要去野外捕猎。瑞士植物学家康拉德·格斯纳的巨著《动物史》写道：“用狼的粪便和白葡萄酒混合后口服或把药敷在一只手臂上可有效缓解胃痛。”23制药时，各种原料混合后要蒸馏数次，然后晾干。当时认为仓促制作的药是没有效果的。埃莱奥诺雷厚厚的医学著作里收录了很多名人的药方，同时也包括了符腾堡的独门药方，如约翰·腓特烈公爵的“酒精洗脚法”疗法。由于人们日复一日的搜集并运用这些药方，这些方法渐渐成了权威。1600年，埃莱奥诺雷将这些药方搜集后出版，成为第一个出版此类书籍的女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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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真对待化学实验的每一个步骤，如对各种液体、种植、取材、混合溶剂以及尝试各种物质等都会认真观察，搜集实验数据并且进行对比。整个公国的男女们都参与进来。当时著名的思想家们都赞同“自然是具体的”——试验和观察——而不是概括性的抽象知识。医学改革家帕拉塞尔苏斯有大批追随者，这直接促成了16世纪药物化学领域的蓬勃发展。一些智者开始像屠夫、鱼贩、香料商、珠宝商或染工等人求教，学习他们各自的技能。在欧洲和亚洲，人们在药物中加入烧制过的赭色黏土。制药过程不仅要亲自动手，还要动用人的各感官，而材料包括不同种类的自然物质，有时还可以按照个人意愿加入人的尿液等。整个制药过程需要人们亲身参与，尝试加入种类繁多的自然物质，一些配方还可能从人的身上获取，比如尿液。对于来自新大陆的植物叶子，16世纪著名的植物学家康拉德·格斯纳为了了解其功效，不仅用鼻子闻，还乐于亲口尝试。25

不同地域的人们一直在相互分享草药的疗法。许多疗法源于古代，另一些在古法的基础上加入世界各地新发现的自然物质，推陈出新。人们将各种草药（包括根、茎、叶）用木刻的形式呈现，非常易于辨认，最出名的要算图宾根大学医学系教授莱昂哈特·福克斯关于药用植物学的论著。福克斯教授外貌出众、口齿伶俐，他鼓励“众人”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在自己的花园里种植上帝创造的草药，并且在自己的著作后面附上疾病名字的索引以方便他人。26新教徒把教育和创新看作是对自然多样性的颂扬，能带来快乐，而植物学和医学教育正好是其中一部分。福克斯教授也喜欢收录一些仅仅是好看的植物（图15），并非常热衷于收集各式各样有疗效的植物，比如来自印度和阿拉伯半岛的芦荟。芦荟当时已经在德国广泛种植，但一直生长得不好，从未成熟开花。

随着欧洲大陆人们频繁的流动，以及与其他大洲的贸易往来，各地的人对矿物质、动物和植物的兴趣与日俱增。和美洲的贸易进一步完善了欧洲人的知识体系。卡罗卢斯·克卢修斯（1525-1606）是当时欧洲植物学的权威，在荷兰全力栽培和研究当时西欧所没有的郁金香。他和多名不同国籍的妇女保持通信，向她们许诺不会让诸如玫瑰和康乃馨这样的“稀有物”灭绝。他在给一名贵族笔友回信时，不止一次给对方随信寄去好几个装满球茎、种子和其他植物根部的大篮子。27贵妇们为园艺和温室建造所深深吸引，那些新奇植物不仅为她们的生活注入了活力，也增长了她们在植物方面的知识。281614年，加尔文宗信徒腓特烈五世为自己的英国妻子伊丽莎白·斯图亚特修建了霍图斯·帕拉提乌斯皇家花园。花园位于海德堡陡峭的山坡上，是当时规模最宏大的花园。花园的设计师是著名的庭园建筑家萨洛蒙·得·高斯，他是一名法国工程师，也是胡格诺派的信徒，曾亲手教伊丽莎白绘画。他乐于给伊丽莎白分享其著作《动力与各种机器的关系》中所提到的讨人喜欢的——水和空气驱动的自动音乐播放机以及花园的其他特色，该花园是当时自然与艺术和谐的典范。

图15：蜂斗菜木刻作品（32厘米×20.5厘米），收录于莱昂哈特·福克斯的《植物的历史》（1542）一书中。欧洲近代早期常把植物的根当作药物。图中的蜂斗菜的根部粗长、白色、气味刺鼻、味苦。据书中记载，按照以往经验，把根磨成粉末状后和红酒一起服用会让人大量出汗，所以对瘟疫引起的发热有显著疗效。

版权所有——剑桥大学图书馆

约翰·阿恩特是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神学家，也是一名路德宗牧师，在1605年至1610年间出版了六部《真正的基督教》。他强调自然哲学家需要去追求天、地、海之间的“相似性与和谐”，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神圣信息的携带者。杂草和常见的花之所以可以入药，是因为它们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从它们身上也能体现出上帝的“爱、仁慈和万能”。29奥格斯堡贵族菲利普·海恩霍夫是远近闻名的艺术品商人，和很多人一样，他宣称自己还需继续领会约翰·阿恩特的思想，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世间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大山是上帝的“宝库”，大海是上帝的“食品储藏室”。此后，海恩霍夫开始认为自己贸易的东西都是来自上帝的，其中包括稀有的鹿角、珍贵的石头和海象牙。他曾开玩笑地说，自己的药材种类齐全，完全可以“开药房了”。30

对炼金术的热情逐渐变成了时尚，时尚的元素在符腾堡公爵夫人西比拉的全身像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画中，她成熟、优雅、面带微笑，让人印象深刻。她精心设计的发型既像光环，又像皇冠。发型和服装的设计凸显了西比拉的威严，所以后人在看到这幅画时会记起她“强健的身体，红润的气色以及如英雄般挺拔的气质”。31西比拉一直对穿着情有独钟，她有两个法国时装模特和一本时装书籍。她会穿着当时流行的大领子，领子上过浆，周围用精美的蕾丝和漂亮的珠宝点缀。上身穿一件奢华的紧身上衣，镶着植物，植物成有趣的几何图形，整个衣服的设计就像一个花圃。这种设计强调了西比拉把植物作为自己认知的基础，而且对她当好公爵夫人也至关重要。这种对植物的重视可在图16中的一个细节体现出来：西比拉左手拿着一块精美的手帕，她称其为“点心手帕”，手帕上绣着大量植物，图案大、色彩鲜明、形象逼真，同时代的人一看就能辨认出其主人。这些植物图案并非为了装饰，而是要体现当时的一种现象，即西比拉公爵夫人希望用植物来代替传统的执政图案。32

图16：符腾堡公爵夫人西比拉油画像（238厘米×136厘米）。

版权所有——巴登符腾堡州宫殿、城堡和花园遗产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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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丈夫去世不久，西比拉便从斯图加特搬到了莱昂贝格。但斯图加特城堡里著名的“娱乐场”让西比拉念念不忘，于是她让公国最著名的建筑大师海因里希·希克哈特（1558-1635）在莱昂贝格修建一座新的“娱乐场”。海因里希·希克哈特是当时德国著名的建筑师，也是一位有创造力的工程师，他随腓特烈一世周游列国，并在有生之年设计并建造了众多公共和私人建筑。希克哈特曾两次游历意大利，并对当地的教堂、宫殿、花园、桥梁、人工水道、喷泉和水井等建筑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摹和记录。不过，希克哈特一直在苦学拉丁文，先是学习一本名为《用一种新奇的方法学拉丁文》的语法书（1598年出版），一直学到七十岁，后又开始学习另外一本当时畅销德国的拉丁文自学手册（书商把这本手册吹得很神奇，称不管是公民还是农民，只要能读书识字，那么只要二至四周就能够彻底征服拉丁文，还能写出上百页没有语法错误的拉丁诗文）。尽管他在拉丁文上造诣不高，但他却对实践创新情有独钟，涉及的领域包括：弹道学、设计消防水泵和造纸机器、提升烤炉燃木效率、造、桥、导航、铸币、修建温泉、园艺和医药。多年来，希克哈特夫妻俩收藏了42本药草学和12本炼金术的书籍，其中一本书还对“如何消除巫师带来的伤害”给出了具体的建议。33

农民和工匠们不得不辛苦劳作，开垦莱昂贝格城堡背后贫瘠的荒地，将其变成一片长满果树、鲜花、灌木的乐土和布满水井的城堡菜园。34希克哈特的设计促成了这一神奇的转变，很快得到了西比拉儿子约翰·腓特烈公爵的认可。花园周围的中间修建了意大利风格的梯子，前方是开阔的草场、果园和田地。花园内栽种了各个季节的花卉，所以一年四季都是花香四溢。希克哈特将城堡花园设计成开放式的结构可谓一大创举。35

与此同时，西比拉在一楼的房间外还修建了一个阳台，方便她观赏花园，并能在花园漫步，近距离观察植物的生长。希克哈特还修建了两个大的四方形院子，每个院子都分成四等分，然后在其中修建花坛，花坛按照几何图形设计，设计风格轻松活泼。每个院子中心都有一个喷泉，四周各配上雅致的亭子。在最初的设计中，花园中轴线上会修建水池，但后来改成了方尖碑。方尖碑修在一个八角形水井的上面，分别刻有西比拉的纹章、一头狮子和一只海豚，寓意对全国人民的绝对统治和爱戴。在方尖碑旁种有酸橙、无花果和石榴，并在冬季时把这些植物移进温室（图17）。36

图17：西比拉公爵夫人花园近期重建图。

摄影：克里斯托夫·罗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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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禁会设想，西比拉在莱昂贝格居住的五年时间里（1609-1614），她是如何让这个小镇焕然一新的。西比拉精力充沛，富有教养。她自己雇用人，从卡塔琳娜儿子克里斯托夫那里定做餐具和浴盆，而且用稀有的物品招待家人和宾客，包括苏门答腊岛国王的装饰手帕、象牙、众多珍珠母制成的蜗牛和瓷器洒水壶等。37西比拉一手创建了药房，同时邀请自己的朋友——受人尊敬的寡妇玛丽亚·安德烈埃来帮自己打点。玛丽亚的亡夫雅各布·安德烈埃是一名路德宗的牧师，痴迷于炼金术、机械发明和艺术。雅各布一次次的实验几乎花光了家庭的积蓄，但他引起了腓烈特一世的注意，随即就让西比拉找来玛丽亚帮忙。和丈夫比起来，玛丽亚经验更丰富、处事果敢，井井有条，深得丈夫生前的崇拜。

玛丽亚的儿子约翰·瓦伦廷自称是《克里斯蒂安·罗森克鲁兹的化学婚礼》一书的作者（该书是中世纪末期的一个欧洲秘传教团蔷薇十字会的宣言之一）。书中宣扬的基督教改革理念影响深远。在母亲的影响下，约翰·瓦伦廷混合草药的时候引用了“山上宝训”的句子：“制作药草的人和学会信仰上帝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给予了开花所需的一切。”玛丽亚不赞成路德宗告诫式的布道，她希望将其变为更悦耳的音乐，大家通过欢快的歌颂自然来达到这一点，这也在保罗·格哈德的赞美诗句“放飞心灵、寻找快乐”中得到很好体现。这种歌颂植物、积极向上的赞美诗让信徒们对植物的热情越来越深。这种精神上的承诺让安德烈埃认为花的芳香能让人与上帝合为一体。38

1607年，西比拉任命玛丽亚为斯图加特宫廷的药剂师，而玛丽亚很快被称为“穷人的母亲”。玛丽亚的儿子后来回忆道：“整个春天，母亲都在忙着采摘药草、提炼药水；夏天，她会制作佐料；剩下的日子她会为穷人准备盐和药粉。”39后来，玛丽亚随西比拉一起搬到了莱昂贝格。40

在莱昂贝格，两个著名的寡妇一起研磨、调制和蒸馏从矿物、植物、动物以及人体提取的原料，其中包括温柏，自己种的柠檬，人的心脏，狼、狗和人身上提取的香脂（从被处决的犯人身上提取），“英格兰进口的糖”，金色纽扣以及“骷髅头上的七个小碎片”。41城堡位于格局紧凑的小镇的一端，和平民们的房子在同样高的地势，可以说也是莱昂贝格故事的一部分。西比拉重新装点了小镇教堂，挂上了23幅新画，放了一个马桶椅。她甚至还让希克哈特修建一条从城堡直通教堂的道路，方便这位身材高挑的公爵夫人盛装出席教堂的礼拜，她的位置设在二楼的阳台上。她还会帮助装点教堂。每当西比拉和玛丽亚两位贵人出现在公众场合时，都在向人们表示：她们自己可以过得很好，其他寡妇同样也可以。

但西比拉的新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她在1614年11月不幸身亡。人们立即用没药和“圣灵”的香脂油处理她的遗体，以便她能够在见到上帝时起死回生、重见光明。她身穿天鹅绒的衣服、躺在同为天鹅绒材质的床上。尽管仍在冬季，人们还是用各个季节的花制作成花环，摆成十字架的形式放在她的手上，把她每天诵读的祈祷书放在她身体右侧。整个木质棺材周围洒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谁喜欢都可以拿回去。42

第三章

女巫之年

从腓特烈一世去世到西比拉去世这些年，莱昂贝格发生的变化令人不安。1608年，符腾堡公国加入“新教联盟”的一个防御性军事同盟，成员国除了斯特拉斯堡、乌尔姆、纽伦堡等城市外，还包括普法尔茨选侯国和符腾堡等德国公国。“新教联盟”产生的各种开支都要从各公国45万公民那里征收。和其他镇一样，莱昂贝格的人口逐渐增加，但增加的人口大多是没有房产的穷人。到了1613年，该镇1000名居民里，纳税人仅有286人。此外，从1608年至1615年，粮食歉收导致物价飞涨。

腓特烈一世去世后，王位传给了儿子约翰·腓特烈。约翰·腓特烈本想试图讨好“新教联盟”的地方代表，但结果却由于加入该同盟而冒犯了他们。该不该和信奉加尔文宗的公国结盟，该联盟是否只防御不进攻，符腾堡等级代表、会议代表们和公国议员们对此都表示质疑。他们还对组建并供给规模如此庞大的联盟军队表示担心。以上问题都是“新教联盟”一直需要解决的问题。会议代表们不喜欢斯图加特宫廷急速攀升的开支，对偶尔口出狂言的约翰·腓特烈也没有好感。其中一份资料显示，新公爵曾嘲笑商人们笨头笨脑。

不仅如此，会议代表们曾要求这位周游各国的新公爵穿着传统德国服饰，以衬托其英勇气概，但遭到了拒绝。公爵本人更愿意紧跟当时的潮流，穿一些格格不入的服饰。新服饰以宽松舒适为主：直筒长马裤配上紧身上衣，脚穿胶鞋，头戴金边超大号毡帽，帽上插着鸵鸟毛，适合任何身材的人穿。当时的上层男士们都穿这种非常宽松柔软的织布和皮革制品。此外，男士们还会搭配手套、金光闪闪的袖子、金色的袜子、闪亮的银纽扣、蕾丝飞边和袖口，亮丽的丝带，显得非常奢华，但在进行娱乐性运动时，如气球运动（早期的排球），网球和槌球游戏，会把配饰脱下来。不仅如此，人们还佩戴各式假胡子和长长的假发，看起来非常休闲。从佛兰德斯到法兰克福，这股“法国”男装风潮席卷多国，特别受到各新教国诸侯的追捧，诸侯们迫切希望摆脱死板的西班牙服饰。1

约翰·腓特烈和父亲一样，也是国际精英的成员。他非常支持炼金术，称其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常人很难理解，而且会议代表们如果不思进取，不断诋毁炼金术士——他认为他们没有教养，无法提炼出金子，最终很可能会遭天谴——那么可能连门都入不了。通过自然和物质的转换，以及书籍，上帝给这位新公爵展示了他的无所不能。2从1609年至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的九年时间里，公爵没有召开过一次等级代表会议，而会议代表们被迫同意不断贷款，这些钱可能永远无法偿还。

斯图加特的宫廷正在举办史上最豪华的盛宴，旨在展现符腾堡王朝的至高权力，及其在德国的重要地位。3在这些年间，德国的新教公国加强了同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和同样信奉新教的英国的外交关系，一方面这一策略可以离间英法两国，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两国挑战西班牙的霸主地位，阻碍西班牙征服欧洲和美洲的计划。1613年，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五世迎娶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这一历史性联姻超越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之间的隔阂，巩固了两大欧洲新教国的联盟（图18）。这次联姻被认为是泰晤士河与莱茵河的交融，足够淹没下贱城市罗马城里“骄傲的台伯河”。4胸怀壮志的腓特烈五世很快被誉为“一头雄狮”，带领各国结束那寻求霸权、奴役人民并靠美洲银币发财的雄鹰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只有拥有战胜天主教统治的决心，才能够改变德国的命运，避免被贴上“西班牙的妓女”或“贪吃的意大利人”的标签，甚至更坏的情况是过着像印度殖民地的贵族和平民那样凄惨的生活。5

同年，符腾堡宫廷发布了一篇详细描述这次盛宴的文章，并将之翻译成英文，旨在讨好从英国下嫁过来的伊丽莎白·斯图亚特本人及其家族。6在尼古拉斯·希利亚德的画中，这位年轻的公爵夫人拥有一头飘逸的金色长发，双眼直视前方，身穿低胸装，看起来自信满满。为了取悦伊丽莎白，文章认为她的到来“受到了上帝祝福”，是这次盛宴“唯一的主角”。文章还记录了三位身着紧身低胸装的英国女士，称她们举止优雅，不知比男性强了多少倍，就像天空优于大地一样。符腾堡的朝臣们深信女性在英国地位非常高。7

即便如此，这场盛会仍赞扬了德国在枪械和印刷方面的进步以及其对教育和艺术的贡献。其中一个特点便是骑士们称很有必要统一德国，提出应该消除一切纷争和骚乱，认为对国家的热爱需要高于政治目的。8一个人打扮成魔鬼，身上套着绳子，象征着一个狂热的西班牙人，一个鲁莽的耶稣会会士以及托钵僧，他们和德国人格格不入，破坏了德国的和谐统一。9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一些充满英勇的骑士精神的人（他们极大地受到了反耶稣会会士和反西班牙人的宣传的影响）和希望保持国内和平的人之间的紧张气氛，凸显出一直以来在斯图加特宫廷内部关于是否加入“新教联盟”上的争论。10举办盛会在于体现一个政治目的：在避免内战的前提下重新统一德国。

然而，即便是最爱国的新教徒也深知整个欧洲各种势力纵横交错，德国不应该把自己孤立起来。鉴于德国国土面积相对较小，资源也比较匮乏，任何一次对西班牙的大型军事行动都需要其他国家的援助。他们意识到德国的统一只能靠英、法两国的帮助才能实现，因此符腾堡公爵要求在斯图加特宫廷内使用英语和法语，而非拉丁语。本杰明·伯恩豪森·冯·瓦尔梅洛德一直是约翰·腓特烈倚重的朝臣，同时也是一位国际外交家，在与法国人的谈判中为自己赢得了“最聪明的人”这一罕见评价。他和同事以及自己的线人保持着书信往来，这些人来自巴黎、布拉格、伦敦、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海牙。瓦尔梅洛德是约翰·腓特烈的首席代表，多次和英、法两国国王进行谈判。但这些谈判完全误解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政治意图，即在宗教斗争加剧时尽量避免战争。但1622年前，很少有人能明白詹姆斯一世其实希

图18：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和伊丽莎白·斯图亚特夫妇图。伦诺德·艾尔斯特拉克雕刻作品（26.3厘米×20厘米），创作时间为1613年至1614年。

版权所有——大英博物馆

望通过自己的儿子查尔斯迎娶一位西班牙公主，借此解决欧洲各国的纷争。11

为了给远道而来的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约翰·腓特烈特地修建了精美的人工洞室（里面还配有一台风琴），并专门令手下把数百吨重的海贝壳从印度和地中海运送到处于内陆的符腾堡。12他不仅雇用了一个洞穴工匠，还专门请威尼斯的船夫在他修建的人工河上撑船。他的收藏包含无数来自印度的奇珍异宝，其中最特别的是用水晶和各种宝石制成的饰品。当时在场的人都激动不已，认为这是自然和艺术的完美融合。他的收藏还包括：一张完整的人皮，异教之神，可以在天花板上挂着的鳄鱼、海龟和鱼的标本。13

我们再回到盛会上来。1616年，一场“四大洲的芭蕾舞”烛光晚会让观众赞叹不已。12名身穿德国民族服装的芭蕾舞者突然从用混凝纸浆制作的巨大方形人头里跳出来；接着，另一群舞者登台，她们跳着最新编排的库兰特舞，每人的法式舞服上都绣着400块玻璃镜，光彩夺目。演出一直持续到深夜。演出期间，客人们享用着来自德国和地中海地区的美食。其中一些美食纯粹为了博人眼球，旨在吸引任何一个拥有英雄主义情节的人，例如把食物做成一个站在山顶上的土耳其人，他抓住了一个基督教少女，而少女急需圣乔治的营救。141616年4月的盛会和政治会议一共持续了11天，这期间，德国最重要的新教徒公爵和所有客人一共消耗了100头公牛、480头牛犊和2000标准量的谷物，即34万升谷物。15

* * *

但是宫廷内花天酒地的同时，宫廷外普通公民的生活却非常艰苦，1615年的冬天尤为严峻。据奥格斯堡的艺术品商人菲利普·海恩霍夫描述，那年冬天符腾堡恶劣的霜冻天冻死了许多葡萄。为了抵御极寒气候，每天都有大量木材运往斯图加特。西比拉1614年去世后，莱昂贝格的药房也随之消失。16世纪，公爵曾颁布法令要求整个公国应有四个医生和药剂师，但莱昂贝格这个小地方却没能力去争取。16因此，在1620年发放救济品的登记中可以看到以下物品的开支情况：从普福尔茨海姆（距离莱昂贝格30公里）给住在老陶工妇女家的汉斯·柯普林家的小女儿玛丽亚送去了“两瓶男巫的精油”。17

总的来说，莱昂贝格的居民们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想不到别的方法来增加收入，以至于到了1619年，一些人终于开始抱怨，说小镇的发展“偏离了航道”，缺少贸易的机会。更糟糕的情况出现在1618年的冬天，公爵自己囤积了大量的橡子和许多森林放养的猪（那片森林专供公爵捕猎野猪）。此外，为了取悦其他公爵，还在格莱姆斯河上游修建了数个景观湖。小镇的门卫甚至受命对进入小镇的人进行搜查，防止私自携带橡子。要知道橡子是用来喂猪的，而猪肉可以在冬天为居民提供额外的营养，避免只吃粮食。18

尽管公爵为了打猎封锁了森林，当地经济也很不景气，但在那多灾多难的年头，符腾堡的居民过得还是不错的，至少比欧洲其他地区要好得多。小规模生产的农民在严格的公共监管下得以吃上足够的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燕麦、斯佩尔特小麦和蛋。19

公共监管和小农经济结合的方式也有好处，即莱昂贝格全镇仅有七八人靠救济度日。从1615年至1618年，一个被委托帮助穷人的人会定期收到救济物，包括面包和钱。类似情况还出现在两个寡妇、两名男人和两名已婚女性身上。1614年至1615年遭到极端气候影响时，小镇几乎一半居民要靠救济粮度日，不过幸好粮仓的存粮充足。约50至70名贫困儿童每天能吃两顿稀饭加面包。那时柴火要么低价出售给需要的人，要么免费送。

相比之下，莱昂贝格旁边的格尔林根镇有75人需要靠救济度日，就算当地一些“勤劳的”年轻夫妇也不例外。路德宗会认为，秋天过后，人类注定要靠辛苦劳动才能养家糊口、回馈社区、救济真正的穷人。虽然路德宗极度憎恶懒惰，但像“汉斯·弗兰克一家老小这种好吃懒做”的人也能得到救济，救济理由也非常勉强，即这种人也不应该挨饿。

此外，格尔林根还有许多寡妇需要救济，她们的情况也各不相同，例如：

雅格·韦伯的遗孀，有三个孩子

汉斯·沃格特的遗孀，有一个孩子

阿加莎·汉斯·索特的遗孀，老妪

……

斯蒂芬·科赫的遗孀，邪恶的少妇。20

1615年，格尔林根居民中除了75名赤贫的人，另外有超过100人抱怨“自己穷得过不下去了”。他们称自己本想通过售卖葡萄酒或田地度日，但根本没人买。

据莱昂贝格附近另一个小镇的记载，当地有许多没有土地的中年工匠，如“汉斯·赖施，四十岁，裁缝，一妻，六个幼小的孩子，没有土地”“菲利普·施维尔克，石匠，六十岁，一妻，两个成年的儿子，没有土地”。21在其他地方，类似的名单还包括那些跛足的人，20多年来一直生活穷困的人以及年纪过大的人（如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最后来看看同在符腾堡的海姆斯海姆镇，这里是除莱昂贝格外唯一一个审判女巫的小镇，当地的治安法官们在报告中抱怨“物价昂贵，生活艰苦”。不过海姆斯海姆很少发放救济，领取者仅有八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两个寡妇和一个女孤儿。22海姆斯海姆正好处于去往施派尔的商道上，截止到1607年共收取了469弗罗林币的通行费，相比之下，莱昂贝格的收入则没有那么可观，同年仅收取了148弗罗林币，通行费收入长期排在符腾堡几个市镇收入的末尾。23

因此，在最穷困的地区不会出现对巫师的指控，也不会随意将其当作诬陷他人的工具，女巫指控集中在海姆斯海姆和莱昂贝格这两个城镇化发展更快的地方。两个小镇虽然在那几年也过得十分艰苦，但仍能够避免跌入赤贫。莱昂贝格的救助甚至还包括医疗福利，如出资把一名生病的寡妇送到斯图加特看病，然后又送往古老的温泉疗养城巴特维尔德巴特市接受治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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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琳娜当然无须救济。不过在1614年冬天，也就是最困难的时候，她的儿子小海因里希突然回到家里，25年的军旅生活和布拉格皇家守卫让他一贫如洗，身患疾病。他不顾实际情况，要求母亲给他肉吃，但鉴于实际情况，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他恼羞成怒，怀恨在心，后来成为第一个公开诽谤卡塔琳娜是女巫的人。在1615年寒冷的2月，放荡不羁的小海因里希死在了居住在霍马登教区的妹妹家里。

虽然人死了，但“女巫”一词却被有心之人利用。同年8月，在那个炙热的夏天，卡塔琳娜面临女巫指控。指控源于一次私人聚会，他们中有卢卡斯·艾因霍恩、釉工兰博、釉工妻子厄休拉·兰博和厄休拉的哥哥。卢卡斯·艾因霍恩是莱昂贝格的地方长官，聚会的酒也来自他宽敞、凉爽的地下窖酒。艾因霍恩四层楼的府邸位于集市广场旁的富人区，是镇上最高的建筑，非常壮观（图19）。厄休拉和哥哥确信是卡塔琳娜的巫术让她酒后变成了跛子。据说其中一人曾发表意见：“一直等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随后，厄休拉要求：“那个开普勒家的女人必须在我死前解除对我的诅咒。”

到目前为止，莱昂贝格的地方长官们在当地都算得上富人，他们的仲裁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符腾堡的规定和改革。但五十岁上下的卢卡斯·艾因霍恩却和其他长官有所不同。这位1613年11月才上任的新长官在任职合同中阐明，自己将竭尽所能为西比拉公爵夫人尽忠。艾因霍恩任何事情都会先和西比拉本人或其管家商量，在得到指示后才会上报斯图加特的公国大臣。正式接纳新公民过程中如遇任何问题，他都会向西比拉汇报。他还奉命审查普通公民写给西比拉或她儿子的请愿书。艾因霍恩每个季度都会向西比拉上报收入情况，后者最终决定葡萄酒和粮食的定价。每一次地方庭审前，艾因霍恩都会询问西比拉是否想派一名代表旁听。和其他地方长官一样，艾因霍恩入职时宣誓：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和本人关系是否密切，我都会公正执法，永不接受贿赂，保护并扩大公国的收入，尊重和宣传符腾堡的法律。25

可以说艾因霍恩的一切行动都和西比拉密切相关。他对西比拉言听计从，从他的府邸步行至莱昂贝格城堡仅需一分钟。1614年11月，他刚上任一年后，西比拉就去世了，他们之间的联系随之中断，艾因霍恩也不再受到公爵夫人的控制。不仅如此，布尔克哈特·施蒂克尔也死于1613年，他早年参过军，之后一直担任公国最高地方长官，而且受人爱戴。于是，艾因霍恩一下子就获得了极大的权力。

图19：莱昂贝格地方长官宅邸，卡塔丽娜在这里被第一次指控为女巫。

摄影：克里斯托夫·罗布莱克

因此，西比拉去世后不久，艾因霍恩就准备大干一场。由于当时符腾堡长期面临粮食危机，所以他决定以此为由指控整个莱昂贝格的女巫，而地方法官也亦步亦趋。1615年12月，圣诞节前四天，莱昂贝格的居民观看了海姆斯海姆镇对四名女巫（其中包括一位母亲和她二十一岁的女儿）的处决。刽子手用剑割下她们的头颅，然后烧掉。艾因霍恩紧接着就抓捕了莱昂贝格的四名女性，理由是被处决的女巫们供出她们是同伙。1616年春，海姆斯海姆一位牧师的遗孀（八十三岁）遭到严刑拷打并被处决，随后又有两名女性养猪人被处决。26同年3月至5月，又有四人接受审判，其中两人被处决。艾因霍恩在其执政16年间（1613-1629），共判处了九名女性死刑，全都是以施展巫术定罪。九人中有七人死于1615年至1616年间。但似乎这些审判都没有依法上报给斯图加特的公国大臣。27在莱昂贝格的所有记载中，仅对另外三名因试行巫术而被处决的人有记录。艾因霍恩和另外一些人显然认为莱昂贝格今非昔比，希望以此恢复以往的安宁和秩序。

* * *

尽管仍有个别妇女因被指控和魔鬼签订了契约而遭到处决，符腾堡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处决女巫事件，因为当地的神学家公开宣称肉体的伤害对女巫没有作用。即便如此，对女巫的恐惧之情在这几年达到高潮。在距离莱昂贝格南部17公里远的辛德尔芬根市，另一位新任地方长官在1615年5月至1616年10月期间共监督了9起女巫审判案，有12名女性死亡，其中一人还是当地治安法官的妹妹。当地的刽子手刑讯逼供的运用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在拷问一名瘦小的老妪时，一开始称他的刑具神奇般地失效了，但经过多次尝试，那个老妪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8

此外，厄休拉·兰博的家庭在当地很有势力，所以艾因霍恩面对她的持续施压不得不做出回应。尽管路德教会认为女巫不会对人造成实际伤害，但一些有权有势的群体却不相信这一点，而他们的指控直接推动了整个符腾堡对女巫的审判进程。巫术常常用来解释灾祸、疾病、死亡，解释人为何误入歧途，以及发生的一些怪事。

厄休拉·兰博对自己的慢性病感到绝望。她出生于1568年左右，1590年和第一任丈夫莱昂哈特·霍尔茨结婚，婚后获得了莱昂贝格的公民身份（当时的公民身份可通过婚姻获取）。开普勒比她小三岁，当时也差不多快步入中年了。她的第二任丈夫是兰博。29两人刚结婚不久，厄休拉就和一个年轻的铜匠雅格·齐勒勾搭上了。两个男人还为此大打出手，结果都遭到了小镇当局的惩罚。30厄休拉之所以有势力，是因为他两个哥哥都是符腾堡的公职人员，所以和斯图加特宫廷的人有私交。1616年，哥哥厄休拉·乌尔班·克劳特林被任命为腓特烈·阿基里斯（公爵的弟弟）的私人医生，同时在图宾根兼职医疗理发师；31另一个哥哥是莱昂贝格的森林管理员。

森林管理员在莱昂贝格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因为当地的森林位于符腾堡中心位置，面积也是最大的。艾因霍恩和当地森林管理员相互熟悉。事实上，那次聚会的地点就是在森林管理员的家中，腓特烈·阿基里斯也在场。聚会后不久，他们就指控卡塔丽娜施行巫术。艾因霍恩和森林管理员一直都密切合作，共同经营森林以增加收入，同时打击偷盗、非法伐木和盗猎。他们还会统计森林中的鹿和数百只野猪的情况，为公国狩猎活动服务。在腓特烈五世执政的后期，来自该地区森林的收入几乎翻了一番，而对偷盗者的罚款也创下了历史新高。32

这些收益得益于地方政府极高的办事效率，而这又是通过牢牢控制官员任命实现的。由于艾因霍恩只对公爵效忠，而且也表示乐于对那些所谓的女巫用刑，这么一来，厄休拉就利用自己的人事网向这位地方长官施压。按照程序，抓捕卡塔琳娜应该先向当地法庭提出申请，然后再对疑犯进行正式审问，但艾因霍恩却在厄休拉的恳求下派人去家里抓捕卡塔琳娜，并直接把她带到了自己的府邸。

1615年夏日的一个下午，卡塔琳娜第一次知道了兰博对她的指控，而她的命运也从此改变。这位六十八岁的老妇人跟着艾因霍恩的信使，踩着鹅卵石街道，在炎热的8月向山上走去。在艾因霍恩宽敞的接待室等候时，她看到了失控的乌尔班对她咆哮着：“你这个恶毒的女巫，就是你对我妹妹下的毒，她现在简直是痛不欲生。你立即再施一次法，不过这一次是治好她的病。如果当时是你下的毒，那么你就知道如何解毒。”卡塔琳娜称乌尔班一边说着，一边去抽自己的宝剑。

据厄休拉一家人称（也没任何人对其产生过质疑），卡塔琳娜当时虽然吓得浑身发抖，但仍能抑制住自身恐惧，并为自己辩护道：“以这种形式对我的指控不仅非法，而且完全是无稽之谈。我都一把年纪了，受到保护的应该是我才对。我从未对厄休拉使坏，我怎么知道她的病该怎么治疗？上帝就是最好的医生，厄休拉的病完全是魔鬼在作祟。下次如果对我有任何指控，我希望是在法庭上，而不是私人住所。”33

艾因霍恩看情况不对，立刻告诫乌尔班暴力解决不了问题。乌尔班随即把剑收起来，然后猛的一下把自己的妹妹推到卡塔琳娜面前，请求她能够施法解除妹妹的病痛。最后看实在没办法，乌尔班绝望地说自己确定妹妹厄休拉中了魔法，因为他无论怎么治都治不好。最后，艾因霍恩结束了这场闹剧，把卡塔琳娜放回去了（图20）。

* * *

虽然是大白天，但在回家路上的卡塔琳娜却感到恐惧和愤怒，因为她无法还自己一个清白。她需要家里的男人们站出来，或者得到专门代表寡妇处理法律事务的男性公民的帮助。卡塔琳娜立刻把此事告知了自己二十八岁的儿子克里斯托夫和自己唯一的女婿格奥尔格。两人立刻向民事法庭提起诉讼，以诽谤罪控告厄休拉·兰博，避免谣言进一步疯传。

诽谤的指控在当时很常见，但卡塔琳娜的案子却有所不同，因为已经不是口头谩骂那么简单了。不过艾因霍恩对此的反应却令人生疑。不出所料，他拖延了听证会的时间，而与此同时开普勒一家却急切希望能够通过听证会摆脱施行巫术的嫌疑。克里斯托夫在埃尔汀根和几个年轻人发生了冲突，大打出手，随后，闹事者在1615年12月12日受到了惩罚。可以说，任何男人在家庭受到侮辱后都会和挑衅者发生冲突。

图20：地方长官艾因霍恩纹章，“艾因霍恩”有独角兽之意。

摄影：尤林卡·罗布莱克

1615年10月末，玛格丽塔写信寻求哥哥开普勒的帮助。开普勒直到11月末才收到这封信，并在1616年1月2日给莱昂贝格治安法官写了一封信。开普勒立刻通知自己的家人，认为母亲卡塔琳娜最好能离开符腾堡，到林茨来和自己住。

* * *

在随后很长的一段看似风平浪静的时间里，实际上艾因霍恩正在搜集更多指控卡塔琳娜的证据。1616年10月22日，他终于写了一封信呈给“身世显赫、待人宽厚”的公爵约翰·腓特烈。公爵和他的大臣们也是首次听说卡塔琳娜·开普勒的名字。在信中，艾因霍恩认为卡塔琳娜极有可能是个女巫，她不仅毒害了一名釉工的妻子，而且还伤害当地的孩子。如果是这样，那么卡塔琳娜就触犯了《加洛林纳刑法典》，该法典要求必须有数名目击者发现嫌疑人的可疑行为，并且嫌疑人没有良好的品格。艾因霍恩在信中还说，一个穷人散工的妻子最近抱怨卡塔琳娜故意打了自己十二岁女儿的手臂。当时这名女孩正帮助一个制砖工匠的女儿把砖和石灰岩搬到砖窑里，卡塔丽娜从旁边经过时打了她的手臂一下。随后，这名女孩感觉到手臂越来越疼，现在整只手都失去了知觉。虽然女孩的妈妈并未控告卡塔琳娜施行巫术，但却要求对此事进行初步调查。

艾因霍恩在搜集卡塔琳娜的“罪证”上可谓煞费苦心。他先确认了那名十二岁女孩的身体状况，然后又去审问卡塔琳娜。他要求制砖匠的女儿出庭作证，并让其父母一同出席。卡塔琳娜否认了指控，但制砖匠的女儿在事发时就立刻跑回家告诉了父母。那名受到伤害的小女孩信仰虔诚、心地善良，绝不是那种骚扰别人或撒谎的人。那对散工夫妻俩还有一个儿子，生前工作非常勤奋。现在夫妻俩也开始怀疑儿子是否被这个“开普勒家的坏女人”杀死了。

艾因霍恩在信中总结了他对卡塔琳娜的了解。他认为这个老女人有七十多岁了，丈夫28年前就去世了。出人意料的是，他还错误地推测卡塔琳娜认为自己的丈夫还活着。他长期以来一直怀疑卡塔琳娜是一名女巫。釉工的妻子指称卡塔丽娜四年前用毒酒迫害她，从此她就遭受着“非人般痛苦的折磨”，而且注定会死在卡塔琳娜的手上。艾因霍恩原本要在上周一审问目击者，但由于突然接到了散工的抱怨，所以推迟了日期。他本该先向公爵汇报这一情况，但却私自审问了卡塔琳娜，并威胁要把她关起来。

由于卡塔琳娜根本不承认这些无端指控，艾因霍恩不得不放了她，而卡塔琳娜立刻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了儿子克里斯托夫。克里斯托夫当时已经是莱昂贝格有名的白镴器皿制作工匠了。卡塔琳娜恳求自己的儿子不要听信地方长官的谗言。然而，据其他人说，正当克里斯托夫做好充分准备为自己母亲辩护时，艾因霍恩将新的指控告诉了他（这些指控很可能是编造的），他听后长叹一声，并向上帝发誓希望当晚就离家出走，离开莱昂贝格，还认为艾因霍恩应该秉公办事。当自己的儿子离开后，卡塔琳娜第三次找到艾因霍恩，恳请他暂时搁置一下这件事，不要立即将此事上报给公爵或者公国大臣。为此，卡塔琳娜许诺赠送给艾因霍恩一个精美的银杯，然后会离开莱昂贝格去住在霍马登教区的女儿女婿那里。34

艾因霍恩将卡塔琳娜的案子呈上去两天后，公国议员们就明确回复：“艾因霍恩必须把卡塔琳娜·开普勒抓起来关着，然后隔天就‘散工夫妇女儿’一案对她进行审问，要询问她为何离开莱昂贝格。当地牧师还必须判断她是否是个虔诚的信徒。”最后艾因霍恩再一次上报情况，并等待下一步指示。35

接到命令后，艾因霍恩立刻前往霍马登去抓捕卡塔琳娜，但却扑了个空。据一位刚到霍马登的人说，卡塔琳娜可能已经动身去林茨或布拉格投奔她儿子去了。鉴于散工夫妇的女儿现在身体非常虚弱，所以艾因霍恩立刻将此情况告诉了斯图加特的同事，希望他们立刻拦截卡塔琳娜。

接到报告后，公国议会立即下令逮捕卡塔琳娜，并要求把她带回莱昂贝格关起来。36但此时的卡塔琳娜已经没了踪影，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孩子们的支持。

第四章

开普勒的策略

如果说开普勒必须学会一项生活技能，那么一定是如何寻求帮助和如何驳倒对手。令人惊讶的是，他很早就掌握了这种技能。1594年4月，年仅二十三岁的开普勒来到奥地利小镇格拉茨。格拉茨面积虽小，但处处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典雅的拱廊建筑、城堡以及著名的为抵御土耳其人入侵而修建的要塞。开普勒曾登上了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麓、海拔1445米高的舍克尔山，山顶上能俯瞰匈牙利和土耳其全境。舍克尔山被誉为格拉茨“神奇的山”，据说只要往山洞里扔一块石头就会引发冰雹。事实上，在开普勒登山时还真遇上了冰雹天，他自己都怀疑是否触怒了“山神”。1

开普勒对气象非常感兴趣，认为气象让地球充满了活力，好像有机体一样。地球可以通过气流和浓密的水蒸气反映宇宙的变化。就像开普勒在著作《世界的和谐》中第五部分所述，人类放屁和地球出现地下火是一个道理。书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就像人的皮肤会长出毛发，地球也会生长出花草树木；就像人会长虱子，地球也出现了毛虫、蝉、其他各种昆虫和海怪；就像人类会分泌眼泪、黏液、耳屎以及淋巴上会有脓疱，地球上孕育了琥珀和沥青；就像人的膀胱用来排尿，地球的山峰里也能涌出河水；就像人要排泄难闻的粪便，要放屁（这些气体甚至能够燃烧），地球也会产生硫黄、地下火，会打雷闪电；就像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汗液会排出体外，地球也会产生金属和矿石，也会下雨。2

伽利略却对这种论调嗤之以鼻。

同理，宇宙也生机勃勃、活力无限。据历书记载，诸如放血这样的常规治疗和行星运动是有联系的。很多人也知道月相能够影响身体的疼痛。此外人们认为宇宙的出现是上帝给众生的启示，所以很多人都热衷于观测宇宙。开普勒原本在一所新教神学院给贵族的儿子们上课，然而他很快追逐着前人的脚步，开始为等级代表议会制作年历。该年历附有星象预言，除了能预测天气，还建议人们什么时候可以放血。在得到了额外报酬后，他在第二年又推出了新的年历，并继续申请资助。3

但开普勒的这一举动却让等级代表会议的代表们生疑，认为他在神学院太清闲了。在开普勒入职后的第二年，巡视员们发现开普勒班上最开始还有几个学生，但现在全都跑光了。对于这件事，开普勒努力向他们解释道：“从原则上讲，贵族命中注定学习高等数学。含着金钥匙出生意味着无须为了生活奔波，这就让他们渐渐对世俗事务不屑一顾，并且让他们充满了一种‘隐含的、特殊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会一直隐藏在年轻人身体里，当他们在解决复杂的方程式时隐藏得更深，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加，最终会被唤醒的。”幸运的是，巡视员们认同了开普勒的解释，认为年轻人逃课是因为对数学的厌恶。他们建议开普勒应该多开设几门其他学科的课程来吸引学生，同时认为应该表扬开普勒制作年历所做出的努力。4

随后，开普勒从格拉茨回到了符腾堡，并在那待了半年时间，工资却一分不少。他希望能在家乡找到一份工作，因为目前这里没有宗教和政治纷争。格拉茨的宗教冲突已有十多年了，并在1590年爆发了路德教反抗天主教的公民抵抗。从开普勒到格拉茨起，临近的上奥地利州就一直有农民起义，而这也引起了人们的恐慌。1596年，从小受到天主教耶稣会熏陶的斐迪南二世即将执政，他对天主教的狂热也是人尽皆知的。

为了打动并接近符腾堡公爵，开普勒制订了一个计划。首先，他专门为公爵制作了1596年的天气预测和星象运动情况，并因此得到了嘉奖；然后，开普勒成功争取到了能够每天在宫廷用餐的机会。当时宫廷每天用餐人数为700人，开普勒虽然还不能和职位最高的官员坐在一起，但总算有厨师专门为他服务。5在宫廷站稳脚跟后，开普勒开始不断申请赞助，并且很快成了公爵手下的一名天文学家。

因此在1596年2月，开普勒在给公爵的信中自信满满地写道：“经过大量艰辛的工作，上帝终于赋予了我异于常人的洞察力。”开普勒准备发表自己的成果，但是为了取悦公爵，他还想把成果刻在一个大的银质酒杯上，并用宝石代表不同的天体作为点缀。他在信里还附了一幅画，画中的杯子设计精美，优雅高贵。他将哥白尼“日心说”的观点融入到了杯子的七个手柄上。代表月亮的手柄装满了水，处于杯子中心的太阳装满“芬芳的生命之水”向四周辐射，从中心到边缘共有六个轨道。6土星手柄装“陈酒或啤酒”，火星手柄装“苦艾酒”。公爵夫人西比拉也非常中意这一设计，因为她本人花了大量时间提取利口酒，并不断完善酿酒工艺（图21）。

图21：开普勒设计的天文银质酒杯模型图，代表太阳的手柄和杯子中心相连；代表月亮和其他星球的手柄装满了不同类型的酒。杯子是开普勒献给符腾堡公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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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讨公爵的欢心，开普勒接下来为其写了很多首诗。同年7月，他认为是时候给公爵本人呈现一个非凡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即建造一个“人工宇宙模型”。宇宙模型尺寸巨大，以开放式的方式展现宇宙，作为点缀的星星不少于1022颗，非常壮观。7该模型旨在印证哥白尼的“日心说”完全符合上帝所创造的宇宙。

宇宙模型背后的核心理论出自开普勒的第一本著作《宇宙的奥秘》（1596年出版）。在图宾根出版后，他和图宾根大学的老师们一起把书寄给了当时的达官显贵和知名学者，甚至包括远在布拉格的第谷·布拉赫和罗马的伽利略。书中专门设计了一面精美的插页（印出这种插页在当时非常困难）来阐述宇宙模型，并在空白处写满了对符腾堡公爵的赞美之词，把他比作知识的拥护者（图22）。8腓特烈五世显然对此非常满意，随即赏了开普勒30弗罗林币。这是开普勒有史以来受赏最多的一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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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勒想解开的其中一个谜题就是宇宙中为何出现了“三位一体”。开普勒并没有胡乱地猜测，而是把太阳作为宇宙的中心，象征圣父，一切都围绕其旋转，其他恒星象征耶稣，恒星和太阳之间的空间象征圣灵。开普勒没有成为一个布道的牧师，而是成了探索自然的牧师作家（图23）。10

宇宙模型并非用狭隘的机械设计来展现其规则性。随着开普勒对宇宙了解的逐渐加深，他认为宇宙仿佛就是上帝用欢快和睿智的方式来摆弄多维立体几何和物理的产物。没有什么物体是随机产生的。如果太阳系六个行星之间的距离是不同的，那么一定是上帝用五个大小不同、形状相同的立方体测量的。因此宇宙中的不规则还得用几何的规则性解释。就像人类自己的形象是仿造上帝创造的，人类只需要足够的指导就能够了解这种令人愉快的规则。上帝赋予了人一种特殊能力，即去了解造物主创造出来的几何和数字世界的能力。

图22：设计精巧的“日心说”宇宙模型。开普勒首次献给公爵时以折叠式插页的形式附在他的著作《宇宙的奥秘》中。在模型中行星的轨道半径各不相同，表明离太阳的距离也不尽相同。整个模型分割为五个正多面体（柏拉图在其几何学中有过介绍），分别是立方体、正四面体、正十二面体、正二十面体和正八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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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四十五岁的迈克尔·马斯特林肖像画（1596）。他不仅是开普勒在图宾根上学时的教授也是他早期重要的赞助人，年龄和开普勒的母亲差不多大。开普勒年轻的时候曾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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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随之带来了一整套社会秩序的哲学问题。如果世界是规则的，那么政治和人的心智也应是规则的。和宇宙一样，自然也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的，所以自然也具有规则和不规则。规则能够带来清晰的例证和因果的分析及解释，而不规则带来了神奇、聚集、解密和更多的推测性解读。11

不过，这名年轻的天文学家要想在符腾堡宫廷占有一席之地，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想象力，更需要出版作品、内心虔诚、举止优雅。要想准确传达自己的想法，开普勒还需要成为一个匠人，不仅自身技能熟练，还可以和其他能工巧匠们交换意见，并从别人实际操作中的理性知识里获得灵感。开普勒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以便把自己的想法转换成实实在在的成果。拥有这些技能可比用拉丁文写一些高深的天文学书籍更能打动公爵。因此在写完《宇宙的奥秘》后，开普勒为了说服腓特烈五世出资建造一个金属的宇宙模型，他不仅花费了大量精力画出了模型图纸，而且还自己动手用机床加工了一个模型。公爵同意后，开普勒也花了好多年在德国南部去寻找合适的金匠和钟表匠。

开普勒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都对新奇的机械艺术富有极大热情，进而刺激了人们从宗教上解读为何上帝创造出了秩序井然的宇宙。开普勒并不满足于当一个数学家，他希望能涉猎其他的学科，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当时社会和政治因素对数学家有了更多的要求，所以开普勒也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为揭露上帝创造的宇宙和为统治者提供指导。12数学家和工匠们把他们的重心转向了建造复杂的机械、光学和声音模型。这些技艺在德国南部两个大城市奥格斯堡和纽伦堡非常流行，也让这两个地方成为世界技术发明和技术可靠性的中心。

开普勒把宇宙看作一个由上帝创造的机器，其实质和自己的宇宙模型相同。宇宙受到了“一种单一、简单的磁力作用”，和钟表的发条运动原理类似。这种物理原理之美可以用几何和数学的方式展现出来。13如果上帝也有机械大师的一面，那么那些水平极高的工匠们就能够更好地了解物理原理。于是开普勒便开始寻找到底什么才算得上当时最先进的机械设备，最终在1598年发现了天文钟，他立即将此报告给公爵。弗朗西斯科·图里阿诺为查尔斯五世建造了一座天文钟，黑森-威廉伯爵有一座，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还有一座更精美的。开普勒还提到了第二座斯特拉斯堡教堂天文钟，该钟于1574年完工，能够显示太阳和月亮的周期，计算日食和月食，在塔的顶部还有一个自动报时的公鸡，每天报时三次，以纪念圣约翰所受的折磨。14开普勒知道，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的工匠们每天都能制作出大量的此类机械钟（图24）。

在开普勒看来，这种非凡的制造技术正面临沦为荒谬的边缘，因为这些机器变得越来越昂贵，完全是为了炫耀，偏离了基督教教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在奥格斯堡为自己建造了一座价值30000弗罗林币的天文钟，要是老百姓知道了会怎么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送给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的机器甚至需要12个人才能抬起。最糟糕的要属一件由奥格斯堡的工匠制作，准备送给年轻的波兰国王的新年礼物。这件礼物展示了身体肥胖、喝得烂醉的罗马酒神巴克斯和同伴森林之神西勒诺斯一行边走边吹打着不同乐器的情形。15

这些东西完全把赞助费用错了地方。工程师们虽然竭尽全力，设计出这些最为奢侈的玩具，但没人能设计出自动运行并准确显示所有行星运动的天文钟，这令开普勒沮丧不已。他希望腓特烈五世把追求功名之心放在真正的科学上。要是钟表匠们能通过机械的方式来展示自然的运作，那将是非常了不起的。因此，开普勒希望通过自己的著作和模型向世人展示宇宙的运行规则和行星运动的原因。就好比突然出现的物种，观察自然有助于解释突然出现的天体变化和新的星体。开普勒称，有一种精神能够不断地把宇宙中多余的物质变成新的、有用的形态，让宇宙更加清爽。事实上，这种精神就是由宇宙的物质组成的，经过上帝的点化而获得生命。16所以开普勒一直把自己的推测和一种易懂的因果语言联系起来，并认为世间一切现象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而不像神秘的传统中认为世界充满了魔法、秘密和千禧年说。

为了提供有用的知识，开普勒努力证明可以把应用数学巧妙地运用到工程学上，并以此在道德上熏陶各个新教公国的宫廷。开普勒再一次发现近期的成果鼓舞人心。在1599年和1602年，阿德里安·德·弗里斯为奥格斯堡集市广场设计的两个喷泉完工，喷泉的复杂程度令人惊叹，但同时又非常优雅，样式分别是墨丘利和赫拉克勒斯。这种喷泉启发了开普勒，于是他花费数年时间去研究用水泵抽取泉水的设计，并先后向安哈尔特公爵奥古斯特以及鲁道夫二世征求了意见，最后才在1604年把这个精美的泉水钟献给腓特烈五世。17开普勒的这一成果让所有人眼前一亮，而这比撰写学术书籍影响力更大（即使书籍倾注了作者毕生所学知识）。开普勒从任职起就意识到：要想出类拔萃、事业顺利，不仅要成为一个能够解读宇宙的著名学者，还要有说服统治者的口才和出色的动手能力。18

图24：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天文钟。制造者托拜厄斯·施蒂默和康拉德·达西波迪斯及其他人于1571年至1574年间对该天文钟进行了修缮。天文钟体现了所有宗教和世俗世界对时间的描述形式，并通过自动装置取悦众人。底座上是一个天球仪，旁边是一只鹈鹕，天球仪随着钟表走动而转动，寓意上帝主宰着一切。木刻作品（52.1厘米×29.5厘米），创作时间为15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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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这些道理非常重要。早在1598年，当时格拉茨已经禁止路德宗在当地传道，所以开普勒意识到很难说服奥地利统治者支持自己修建路德宗的天文钟。19斐迪南二世下令在自己的领土清除新教徒，他的很多政令都受到了其母亲玛丽大公夫人和手下的影响。玛丽是一名激进的天主教徒，来自大名鼎鼎的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家族。

对开普勒、路德宗的学员以及所有新教诸侯国来说，这个消息是毁灭性的。例如在1599年，住在奥地利小镇艾森埃尔茨的矿工、劳工和樵夫们（他们曾攻击过罗马教廷大使，并自己搭建法庭审理了当地的一名行政长官）遭到了一支公国军队的袭击，该军队里有军人、农民以及从格拉茨招募的斯洛文尼亚和德国雇佣兵。很快，整个小镇被降级为村庄，被认为是异教的新教书籍和文献被统统扔到市政厅门前的绞刑架下烧毁，就连路德宗教堂也被摧毁了。斐迪南二世接着命令手下挨个清除路德宗教徒的墓地和整个施第里尔的路德宗教堂。20同年，玛丽大公夫人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儿子，我只是想问问你有没有找到新教的牧师们，我建议你发现一个吊死一个。”21

在格拉茨，开普勒本人亲眼看到了对所谓被魔鬼附身的女人们的驱魔仪式。当地牧师们称在对一个名叫玛丽亚·艾希霍恩的女人进行驱魔时电闪雷鸣，并将她身体中大大小小的魔鬼全都逼了出来。魔鬼的颜色各异，有绿色、黄色和火红色。对另一名叫凯瑟琳的妇女进行驱魔仪式长达数月，其中一个魔鬼化身为黑黝黝的甲壳虫从她嘴里钻出来，另一个魔鬼更狡猾，请求附身在艾森埃尔茨一名大逆不道的路德教牧师身上。22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公开反对宗教改革，而所有的闹剧都是天主教的耶稣会会士们和方济会修士，以及斐迪南二世母子俩一手策划的。玛丽大公夫人丧夫后一直住在格拉茨中心的城堡里。

从1598年起开普勒就一直有离开格拉茨的念头，但是之后在哪里找工作以及如何处置妻子芭芭拉的土地却一直困扰着他。芭芭拉为开普勒怀过两次孩子，但都夭折了。到1599年，开普勒担心大规模的瘟疫将席卷匈牙利，并宣称他是格拉茨第一个发现“自己左腿出现一个小十字架”的人，小十字架的颜色不一，有红色和黄色，从镜子里看位置刚好和耶稣受难时脚上被钉上钉子的位置相同。这一切都说明开普勒对自己的境况焦躁不安，害怕自己同其他新教徒一样，成为信仰的殉道者。另一些公民在手心上发现了血滴。由于开普勒在图宾根仍有200弗罗林币的债务需要偿还，所以他不断写信给母亲，让她将父亲留给自己的遗产转交给马斯特林。开普勒上学时就认识马斯特林教授，并且非常尊敬他。231600年8月，格拉茨当局勒令开普勒45天内离开，绝望的开普勒只好写信给马斯特林，恳求他为自己在图宾根大学谋求一个教授的职位，教不教数学或天文学没关系，工资低也没关系。就在马斯特林回信告诉开普勒无法满足他的要求时，开普勒及其家人已经动身前往布拉格了。尽管非常努力去争取，但开普勒仍没有收到来自符腾堡公爵的邀请，他的未来一片惨淡。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开普勒最终在一个天主教宫廷找到了工作。丹麦著名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其著名的黄铜假鼻子也很出名，而其真正的鼻子在一次决斗中被割掉了）在开普勒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邀请他到布拉格担任助手。于是在1600年10月19日，开普勒带着妻子芭芭拉、女儿里贾纳（和前妻所生）到达了布拉格，遥远的旅途让他们筋疲力尽。而就在两个月前，斐迪南二世下令烧毁了所有和路德宗有关的书籍，将格拉茨完全变成了天主教小镇，玛丽大公夫人也把当时开普勒任教的教会学校变成了女修道院。1601年10月24日，也就是开普勒到达布拉格刚满一年左右不久，第谷出乎意料地去世了，死因并非当时人们所推测的中毒而死（近期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更可能死于肾衰竭或膀胱破裂。第谷去世后，鲁道夫二世皇帝委任开普勒接替第谷的职位，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家数学家。开普勒很难想象自己能荣获这份殊荣，而此后他总会在自己的签名下加上：“皇家数学家”。

开普勒没有被幸福冲昏头脑，作为一个在天主教宫廷任职的新教徒，他自知处境非常危险。开普勒努力和图宾根的教授们保持联系，并在1601年请求马斯特林将其他教授的信转给莱昂贝格的母亲，因为他复活节的时候要回家一趟。不仅如此，开普勒还不断讨好符腾堡宫廷。约翰·腓特烈1608年继位后，开普勒立刻为他献上了一本书。书中详述了开普勒观察到了水星凌日的现象，并为此在布拉格城堡区到处寻找可靠的目击者。他在书的前言对腓特烈五世的去世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并对约翰·腓特烈爱才的做法赞不绝口。1609年，为了感谢开普勒所做的贡献，约翰·腓特烈赠予他一个价值15弗罗林币的镀了金和银的杯子，并派人送往布拉格。因为望远镜是两年后才发明的，所以开普勒当时观察到的并非是水星凌日现象，而是太阳黑子。24

在布拉格，宫廷斗争日益激烈，而开普勒也为自己的前景堪忧。在政治决策、担心被女巫施法以及被弟弟马蒂亚斯赶下台的多重压力下，鲁道夫二世变得越来越孤僻。从1601年起，鲁道夫二世一方面承受着来自外部让其下台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又深深地嫉恨弟弟夺权的行为。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下，开普勒于1603年开始考虑回到符腾堡。这期间，鲁道夫二世一直没有对开普勒近期的著作发表任何看法，甚至连续拖欠了他九个月的工资。开普勒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在符腾堡还有一点财产，母亲住在那里，公爵当年还给我发过奖学金。”25马蒂亚斯在1611年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后，开普勒立刻给约翰·腓特烈写了第二封请愿书，在信中他急切地希望公爵能够帮他追回2000弗罗林币的工资，并且表示非常愿意为公爵本人及其亲属效力，不论是充当哲学家、学者甚至是进军政界也在所不惜。此外，由于开普勒仍是莱昂贝格公民，而自己“亲爱的母亲”也居住在那里，他还向已经搬到莱昂贝格的公爵夫人西比拉写信，恳请她雇佣自己当她女儿的老师，条件是只要留点私人时间给他“思考和写书就可以了”。26

开普勒的两个申请都得到了斯图加特宫廷大臣们的支持，并马上把请愿书转给了图宾根大学。图宾根大学的一个委员会大力支持开普勒，并称将会把最好的职位留给开普勒。接着，大臣们让符腾堡宗教法院确认开普勒是否是一个虔诚的路德宗教徒。但宗教法院发现开普勒从学生时代起对圣餐的观点就和加尔文宗一致，认为圣餐只是一种宗教仪式，并没有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主的血肉不可能每个教堂都有。1609年，开普勒正式向公爵宣布，不会签署《协和信条》（当时所有在符腾堡教书的老师都必须签署），并且是出于自愿。因此，宗教法院认为开普勒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信仰更倾向于加尔文宗。如果请他当老师，他很可能会用加尔文宗的信仰潜移默化地毒害年轻的一代，所以，不能让他担任任何教师职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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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最艰苦的阶段，开普勒在寻求帮助时需要给自己预言家和数学家的头衔上再加上一个自然哲学家。在那个时代，一名学者不仅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还得对《圣经》有深入的解读，有雄辩的口才、创作诗歌的能力和语言机敏隽语的能力。开普勒上学时就接受过严格的修饰学和各种文体风格的训练，这相当于进入学术圈的敲门砖。对任何学者来说，拥有对文字的创造力意味着成功和美德。理想状态下，这些都是赞助人所看重的。赞助人也许还会写一首诗来表彰自己赞助的行为。28

开普勒在预言和著作上的贡献打动了很多主要新教国的诸侯，比如萨克森选侯克里斯蒂安二世、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和信奉新教的主要帝国自由城市的诸侯。29他在推销自己的同时通常还会附上一封谦恭的自荐信，向诸侯们表达自己乐于为其服务的意愿，并能帮助他们博得爱才和爱知识的好名声。

开普勒还保留了不计其数的好友录，里面有朋友亲手写的赠言以及格言、纹章和各自的肖像，这在当时非常流行。“人类担心的一切都是无用的”是开普勒的座右铭，他几乎总会精明地用这句话向人们宣扬人生苦短的思想。这句座右铭是谦逊的丰碑，足以反驳任何指控自然哲学家自私自利或追求持久名声的声音。

开普勒在向天主教权贵们推销自己时就是这么做的。他把做好的1597年的年历寄给一个未来的基督教主教，献词用金子撰写，压印在年历上。30他的第一本著作一发表，就会在多个副本上印上优雅的献词，或者自己出钱将副本装订得和成书一样精美。要是没能亲自监督整个装订过程以保证书的质量的话，他会后悔不已。当开普勒声名鹊起、著作等身，并当上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家数学家后，他就会把自己的著作赠送给那个时代最有权力的几个天主教徒。1604年开普勒发表了新作《天文学的光学需知》，他甚至给让他受苦受难的斐迪南二世也寄去一本。开普勒同时也非常小心不去冒犯耶稣会会士。耶稣会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创立，耶稣会会士多为博学之士，是推动天主教改革的重要力量。赫瓦特·冯·霍亨博格是开普勒众多权贵赞助人之一，他终其一生支持着开普勒的事业。赫瓦特是巴伐利亚宫廷大臣，和当时很多位高权重的耶稣会会士以及天主教徒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604年，他让开普勒立刻把新作《天文学的光学需知》赠送给奥地利萨尔茨堡大主教和富格尔家族的其中一个家庭成员，而且随书附上的信要非常精致。31如同赫瓦特的富商朋友一样，他在耶稣会的关系网也为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

对学者来说，到世界各处考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开普勒渴望游历意大利西西里岛，想去看看“非洲的山脉”，并且支持着一个热衷于研究印度日食和月食现象及印度星星的年轻助手。一个天主教通信者在给他的信中讲述了耶稣会会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32开普勒很快就独自设计出一套获取数据的方案。为了研究日食和月食现象以及“新天文学”，开普勒早在1605年就向欧洲各国的外交官、耶稣会会士、医生、律师和学者们发过问卷调查表。他称自己没能专心观测鲁道夫二世的皇家花园是因为工匠们并未提供正确的测量工具，而工作期间一群朝臣在旁边吵吵闹闹也让他无法集中注意力。33他认为天文学并不是一门抽象的理论学科，而是需要结合判断力和精密的仪器才能得出数据，光靠肉眼是无法观测的。34开普勒一直和朋友一起（如钟表匠海因里希·施托勒）改进望远镜，但一直未能达到理想状态。

总的来说，在那个研究资源匮乏、宗教冲突加剧、政治局势不稳定的时代，消息灵通和朋友众多是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那个时代，关于发现自然和理论观念的激烈争论激发了人们用写作的方式来表达对自然的看法。只要一谈到数学家追求科学，人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想到数学家们为了成功会不断地把观测、搜集以及保存的最新真实信息写到著作中，虽然这种做法从本质上来说很危险。为了方便交流和为自己辩护，他们需要把数据转换成文字，进而证明运用到的所有知识都是有用的，技术成熟的仪器值得赞助人投资以及自己的创新是有理有据的。开普勒正是在不断克服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成为一名著名学者（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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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的天文学家常借三个策略引起关注：第一，突破性的发现呼之欲出；第二，这些发现会影响所有人；第三，和发现相矛盾的观念最终将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很多怀疑论者却非常担心狂热者们会陷入自己的策略无法自拔，进而夸大策略的作用。一个英国牧师在1601年评论道：“宇宙就是归上帝管，我们不要去插手。”他清楚地观察到：“上帝为何要让人类和星星相隔千里，就算我们发明了星盘、标尺和象限仪，难道我们离宇宙就会更近吗？”35用最先进的天文仪器所做的论证可以作为一个有前途的策略，但也很容易失败。例如在1612年，当时正在布拉格宫廷停留的萨克森选侯国使者梅尔基奥·戈尔德斯特受邀和六名男士共进午餐，其中一人便是开普勒。餐后，开普勒邀请梅尔基奥用望远镜观察宇宙。但梅尔基奥对此感到非常厌恶，立刻汇报说：“开普勒夸口说自己在月亮上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据推测面积比地球大得多。他认为耶稣复活后所有人都会被安置到那里。”36

图25：木刻作品，内容源自开普勒的《新天文学》。开普勒正在计算包括有机物、“地球”元素、世俗的花朵和水果的距离，所有东西融合成了一个优雅的数学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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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怎样才能和圣经所契合，这个问题令人担忧。此外，即便天文学取得了重大发现，人们也会极大怀疑到底是哪些证据支撑了这些发现，特别是当时自然哲学家们要么相互抨击、恶言相向，要么互不理睬，忽视对方的成果。除了自然哲学家外，还有很多受过专业训练的从业者也对自然很感兴趣，特别是医生和牧师。他们开始不遗余力地发表自己对自然的看法。一时间，整个社会充斥着谩骂和诋毁。例如，一个牧师写道，那些地位低下的占星家们都是些“粗鄙的蠢蛋、荒谬的傻瓜、低贱的猪、独眼龙，对世界的认识和牛犊差不多”。37对行家来说，所有这些想法都只不过是“学者间的沟通方式，只是以恶言谩骂和相互讽刺这种令人困惑的方式进行的”。38

开普勒又一次展现了自己高人一等的智慧。不可否认，他至少有一次骂过他的反对者是库克罗普斯（独眼巨人），但是在他的主要拉丁著作中，他成功地找到了让自己激进的天文学观点变得让人信服的方法，表述也更加委婉。他不断训练自己，从恶意诋毁天文学的谩骂中找到突破口，然后小心地进行反击。这些技巧让开普勒能筛选支撑他观点的证据和解决一系列问题。他随后用毋庸置疑的口吻称：应该批判性地把证据放在历史的背景下去考证，同时还要考虑到文献学的知识。39

开普勒在1609年出版了《新天文学》后，他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体现在大量阅读上，还体现在和鲁道夫二世的宫廷大臣们的交谈之中。《新天文学》在序言里不断强调那些必须解决的大难题。该书提前预测了读者们的困惑并一一做了解答，杜绝了出版后读者去挑刺。开普勒为了避免别人会控告他为了出名而故意创造一些新的概念，所以他在书中详细说明了为什么无法用标准的数学算法去解决让人捉摸不透的火星运动轨迹。40他用优美而吸引人的文辞阐述了为什么自己的观点是最好的。最后，开普勒称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对真理的追求都是源于对上帝的信仰。

所以在开普勒三十岁出头的时候，已经具备了能提前准确判断对方的观点并在自己的论证中进行反驳的能力。他能够准确地找到对方的漏洞并先发制人进行反驳。这些学术能力对一个天文学家来说至关重要，能帮助他在遇到恶毒的控告时绝地反击。开普勒能写出读者们心中所想，并能够通过严密的方法和大量的论据去反驳对他的抨击，这些都将成为他赖以生存的技能。

第五章

家人的应对策略

卡塔琳娜最终将会承认用一个银杯贿赂公国地方长官的行为是错误的，这也是她犯的第一个错误。她贿赂这件事本身没错，因为这在当时应很常见，错就错在她试图买通艾因霍恩。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艾因霍恩不仅要在公爵面前证明自己，还想和兰博一家搞好关系。这个闪闪发光的银杯将会被当作证物一次次出现在法庭上，和其他证物比起来它是那么的耀眼，就像银器在莱昂贝格居民家庭财产中的地位一样。大多数人家里用的是：木质或厚黏土烧制的盘子、勺子和杯子；牢固的铁制盘子、勺子、蜡烛；黏土制作的油灯；有时也用绿色或白色的玻璃做水杯；用没有光泽的白镴做水壶、盘子、盐瓶、烛台或者半边胸甲。1不过白镴极易生锈、玻璃和黏土易碎、木头冲洗过后会开裂褪色，而银器则没有以上的缺点，脏了只需要擦拭一下就又能光亮如新。银器能保值，所以人们爱用其来代替货币。腓特烈一世的御用建筑师史克哈特的藏品中就有金银质的高脚杯、水壶和小桶，他把所有藏品都画在纸上，一共20页，并在每个藏品旁详细注明来历、是否已经售卖或是否要传给下一代（图26）。2

人们为了用宝石和植物交换时尚的银器，有时会走到很远的地方。1631年，一个来自富裕的塞尔家族的寡妇用镀金硬币、珊瑚和银箱子换取了一枚从地中海进口的宝石，据说能保佑持有者不被闪电击中。此外，一个工匠竟搜集了55颗治疗石和两颗镀银的狼牙（据说可以用来驱邪和治疗梦游症）。3但是新大陆的发现让银器价格进一步跌落，就算是莱昂贝格普通的工匠也能买得起银器了。例如，芭芭拉·席费尔在1577年搬到养老院后，她除了留给开面包房的妹妹和妹夫一小块土地，还赠给了他们一个银杯。41603年，陶工施托费尔·布林的家当有两颗镀银的狼牙、一颗镀银的宝石和四个银勺子，据说这些东西是他孩子的教父母赠予的，他为孩子争取到了巴登侯爵和黑森-卡塞尔伯爵莫里茨作为教父母。当时有钱人常常充当穷人孩子的教父母，并且用钱财和贵重的礼物来培养教子教女们的忠诚（图27）。5到了1610年，就连鞋匠都能为子女留下一头牛、两只猪和两个杯口镀金的高脚银杯。这些杯子也许就是他20年来在刑事法庭客串法官时的所得。6

图26：海因里希·史克哈特的藏品手册节选图。图中每个高脚酒杯旁都写明了赠予人及受赠场合。有趣的是，他忘记了最后一个酒杯的赠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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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艾因霍恩的前任地方长官马蒂斯·普吕德劳森收取的银器肯定不少。1621年，普吕德劳森在位于集市广场的家中收藏了各种树干，树干上吊着一串串镀金葡萄、一个手持盾牌的镀金勇士、一个镀金高脚杯、两块银镜、十四个银杯、一个银盆、一艘银船、一个银质盐瓶、九个银勺子和一对银质刀具。7当这名公国官员的教子教女或亲戚被告上法庭后，他会做何感想呢？这十四个银杯是不是受贿所得呢？他是否很可能已经卖掉了其中一些银杯呢？

卡塔琳娜把自己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银杯送给地方长官艾因霍恩，就是想让他行个方便，也许在当时大家都这么做。她先和艾因霍恩预约了见面时间，见面时并没有鲁莽地马上把杯子递过去，而是小心地盖在羊绒长衫下。艾因霍恩称她的两个孩子——克里斯托夫和玛格丽塔——分别送过自己类似的东西了。8通常来说地方长官都会心领神会，当作礼物收下了，而这次却成为她做贼心虚的行为。

既然能送银杯，就说明卡塔琳娜家境还不错，所以散工哈勒才会在请愿书中心安理得地要求卡塔琳娜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变现，用来补偿被她诅咒后的孩子。91616年12月初，在接到请愿书后，公国的议员们让哈勒去申请救济金。不过，议员们把卡塔琳娜所有的东西都清查了一遍，禁止她日后私自售卖其财产。卡塔琳娜现在被控为逃犯，为了弄清楚她到底是不是女巫，她只要一回来就会被立刻抓起来。10

图27：儿童玩具，上半部分为镀金银器，下半部分镶嵌了一颗狼牙，据说能抵御疾病。制作时间为17世纪，地点为德国南部。

版权所有——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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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琳娜去哪儿了呢？她现在多数时间住在自己的女儿那里，并把田地租给了小儿子。11父母们会提前把家里的财产以租赁形式转给儿女，这种做法在当时很普遍。但重新分配田地、牧场、葡萄园和菜地都会按部就班地进行，不会一下子全给出去，以保证符腾堡的父母们对已经独立了的子女的威严，这也进而造就了符腾堡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德。子女们知道遗产最终还是自己的，所以不会铺张浪费。父母会付钱给帮助耕种田地的儿女，或者把田地一部分收成留给他们。一个寡妇老了之后，儿女会定期给养老金，还会送上磨好的麦子、割好的草、晒好的干草和很多桶压榨葡萄酒。12

收割完庄稼，小儿子克里斯托夫就带上母亲从姐姐家里出发，一路东行，跨过符腾堡的边境，最终到达开普勒任教的林茨市。林茨是上奥地利州首府，位于多瑙河畔，距离北部的布拉格240公里。虽然林茨处在当时奥地利贸易路线上，但却没有到布拉格、格拉茨和维也纳的邮政业务，只有靠信使送信，价格按信的重量收费，非常昂贵。13开普勒在任教之余，还兼职测量奥地利州山脉和村落的工作（他对这份差事极不情愿），夸他是“当地的数学家”一点都不为过。

卡塔琳娜很可能会步行到林茨，因为她没法骑马，就算能骑也付不起钱（当时运货的马车是不能载人的）。为了安全起见，她一定会走繁忙的商道，从南部的斯图加特一直走到乌尔姆。到达乌尔姆后，卡塔琳娜一行坐船沿着多瑙河前行，穿过东南部的一片天主教城市，经过慕尼黑，最终从帕绍县进入上奥地利州。开普勒曾独自走过这条漫长的旅途，还在旅途中染上了虱子。14

尽管有小儿子陪着，但卡塔琳娜毕竟年岁已高，而且又是寒冷的冬季，这段旅程对她来说非常艰辛，也许骨子里不服输的精神让她咬牙走完了这段旅途。不过，她刚到林茨后就病倒了。她现在背井离乡，无法管理家里的一切事物，只好依靠家人去向符腾堡公爵约翰·腓特烈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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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掌权者不仅是要统治国家，还要处理日益增多的政务。受过教育的臣民要么将自己的请求写好后邮寄给统治者，要么直接呈给统治者本人（这种方式效果更好）。不过请愿必须以书面形式呈现，一来方便答复，二来方便存档。巴伐利亚州选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统治时期：1598年-1651年）是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支持天主教复兴运动。众所周知，他每天早上在去往慕尼黑教堂的路上都会处理“穷人们”的请求。很多农民为了能引起他的注意，会赶上好多天的路到这里来。女性请求者尤为突出，如果请求得到受理，她们还会支付一个圣殿每年做弥撒的开支，以此感谢圣母玛丽亚和其他圣徒对她们伸出援手。15因此，请求得到宗教和世俗机构的帮助渐渐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行为。

当自己的请求得到受理后，路德宗的妇女们一般会如何报答？釉工的妻子厄休拉·兰博给约翰·腓特烈公爵写了一封请求信。她在信中祝福公爵：“愿您的妻子和儿女永远幸福，我恳请万能的主保佑符腾堡在您的统治下永远富强。”她在最后署名时写道：“谦卑地等待您的及时回复，望仁慈的您能解决我的问题。您贫穷、疾病缠身的臣民——莱昂贝格厄休拉·雅各布·兰博的妻子。”16她如此热烈的恳求就是希望公爵能下令把卡塔琳娜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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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遭遇危机时，小儿子克里斯托夫已经二十八九岁了，母亲的遭遇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这种平静生活一直是他非常向往的，因为他在童年时代从未体验过。1612年，25岁的克里斯托夫迎娶了埃尔汀根村长的女儿。婚后，克里斯托夫的工作蒸蒸日上（截止到1626年，整个符腾堡31个小城镇中只有55个白镴器皿工匠）。17公爵夫人西比拉在他那里专门定制了浴盆，并支付了173弗罗林币，这让克里斯托夫大赚了一笔。181613年夏，当他妻子第一次怀孕后，克里斯托夫买下了集市广场上一栋房子的后半部分，房子正对着市政厅。巧的是卡塔琳娜和丈夫第一次搬到莱昂贝格时就住在克里斯托夫的对面。他想通过这次搬家再次宣布开普勒家族在莱昂贝格的社会地位。

购买房子需预先支付150弗罗林币，剩下的275弗罗林币按年分期支付。房子的另一个主人是一个年轻的制作白色皮革的皮匠，专为皮手套和皮鞋做保养。两位年轻工匠的店铺都设在房子一楼，专营奢侈品。二楼背面有一个接待室和两间卧室，窗外是一个谷仓、两个猪舍和存放动物粪便的地方，而皮匠则直接把动物粪便堆在了集市广场上。19不过这并不妨碍两人做生意。五年来，克里斯托夫夫妻俩和独生女都居住在这里，做盘子、烛台、大啤酒杯、浴盆、狼牙护身符等物件，甚至还制作过玩具。

克里斯托夫在为母亲洗脱罪名的同时，也表达了希望过上来之不易的稳定生活的愿望。1617年1月，霍马登牧师格奥尔格·宾德和克里斯托夫联名写了一封请愿信，希望通过斯图加特法院转交给他们仁慈的约翰·腓特烈公爵。信的内容很长，在开头就提到了卡塔琳娜遭到指控一事，并一步步为公爵叙述了整件事的过程。他们希望通过这封信向公爵传达开普勒家族的身份比兰博家族高贵得多的这一事实。

他们在信中写道，对于此事本不想通过打官司去报复兰博一家，毕竟大家都是同一个镇上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采取法律途径的。卡塔琳娜一开始对厄休拉的辱骂置之不理，认为她不过是发发牢骚。卡塔琳娜和家人们并不愿意在“打扫一个满是灰尘的壶时弄脏了自己”，也就是说不愿意和这种声名狼藉的人一般见识，所以一开始并没有以诽谤罪起诉兰博一家。但对方却不依不饶，最后没办法，只好通过法律手段来捍卫家族的荣誉。

接着，两人立刻就厄休拉·兰博的人品发难，称这个釉工的妻子是个淫妇，当地人对此一清二楚，没人喜欢她，她甚至还因从事非法性事被抓到监狱里。厄休拉身体健康，多次在众目睽睽之下出席别人的婚礼和教会义卖现场。即便她真的有病，肯定是滥交后误用药物导致的。厄休拉患病后不对症下药，而是去服用一些“邪恶的”违禁品。违禁品来自一些品格不端的人，比如斯图加特管理流浪汉的官员，或者是到处骗钱的庸医。

为了让请愿信更加令人信服，两人附上了更详细的信息。他们解释道，就在三天前，厄休拉让一个“到处跑的家伙”（指庸医）到家去给她开药，而这个庸医后来因到处行骗遭到了逮捕。厄休拉同样还咨询过一个在斯图加特和别的地方招摇撞骗的人，称自己能治疗驼背和甲状腺肿物，此人已经医死过多名患者。厄休拉在服了药后感觉心都快跳出来了，幸好她哥哥及时赶到，救了她的命。正因为她声名狼藉，所以卡塔琳娜一家才没有把她的指控当真，只是要求公国地方长官及时介入，让厄休拉停止诽谤。

后来之所以决定诉诸法律，原因是在地方长官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厄休拉和哥哥、丈夫以及地方长官艾因霍恩聚会时喝得酩酊大醉，之后把卡塔琳娜单独叫了过去，并没有男性法定代理人跟着。厄休拉哥哥当时的举动给卡塔琳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当开普勒一家准备以诽谤罪起诉兰博一家时，后者却和艾因霍恩串通一气，通过无理取消听证会日期来逃避制裁。

就在大家就听证会时间达成共识之际，散工哈勒和妻子在听证会开始前冒了出来。哈勒的父亲从事收购和屠宰老马的职业，夫妻俩品行不佳、爱小偷小摸，早些年还因此受到了惩罚。哈勒的妻子会魔法和医药，在当地人尽皆知。这一对声名狼藉的夫妇声称卡塔琳娜伤害了他们的孩子。艾因霍恩当即受理了他们对卡塔琳娜的指控，请求公国议员立刻下令逮捕卡塔琳娜。对于为何不自己亲自执行逮捕令，他解释说因为自己正在出席听证会，如果鲁莽行事会让别人认为是在偏袒兰博一家。卡塔琳娜的家遭到了查封，所有物品都做了记录。这可让开普勒一家名誉扫地、成为别人的笑柄。信中写道，就算要查封，屋子里最贵重的东西可都属于皇家数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的。

因此，克里斯托夫和姐夫在信中斩钉截铁地说道，兰博和哈勒两家人臭名昭著，他们的话没有可信度，而莱昂贝格的地方长官也不值得信任。艾因霍恩偏袒与他臭味相投的人，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让司法公正蒙羞。

两人进一步暗示，说整个社区都支持开普勒一家。散工夫妇女儿的手臂到底有没有问题，莱昂贝格的每个公民都怀有疑问。众所周知，那对散工平时挥霍无度，在糟蹋完家里的财产后便开始行窃，现在又秘密地和兰博一家勾搭上了。

信的末尾解释了卡塔琳娜出走的原因：离家出走并非做贼心虚，而是听从了自己的皇家数学家儿子的建议。她没有躲躲藏藏，而是光明正大地和儿子住在林茨，在那里接受治疗。她非常愿意回到莱昂贝格并出庭作证。开普勒一家的要求不过是通过法律途径妥善处理兰博一家的诽谤。20

他们在请愿信中把小镇居民区分为两类：一类人受人尊敬、明辨是非，而开普勒家族就正好属于这一类；另一类人不求上进、游手好闲、无足轻重，这类人根本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他们在信中只字未提如何报答公爵的宽厚仁慈，就连感谢的话也没有。这封长篇大论、论据充足的请愿信由宾德书写，字迹工整。不过他们忘记了，要想打动人，请愿信要简洁明了、礼貌用词，这在信件写作大全之类的书里都有详细的说明。

公国议员们对这封信的第一印象便是开普勒一家极力抹黑地方长官和兰博一家，他们不可能把信呈给公爵。21这封信写得莽莽撞撞，缺乏措辞和基本的礼仪，很可能帮了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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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是在1617年1月，公爵收到了另一封请愿信。信用浓墨书写，思路清晰，虽不如上一封工整，但信的开头却与众不同：

成就辉煌、出生高贵、魅力无限的公爵大人，您高贵的恩惠总能接纳我卑屈的服务。

我高尚的公爵！

开普勒的信措辞精妙，在信中将自己能得到皇家数学家的职位归功于公爵的支持，表示自己从未忘记用自己的数学才能为家乡尽一份绵薄之力。他强调自己对符腾堡皇室永远忠诚，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极力赞扬。他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除了要归功于当前的雇主，还要感谢符腾堡历代的公爵。

开普勒专门挑公爵爱听的讲，因为当时所有宫廷都热衷于博得一个赞助艺术家和学者的美名。这些话全都是阿谀奉承的吗？为了避免信的内容空洞无趣，开普勒聪明地附上了一份近期出版的关于《鲁道夫星表》的报告，报告中有一段强调了开普勒对于符腾堡历代公爵们的感谢。如何一面向公爵示弱，称愿意成为其卑微的手下，一面自信地推销自己的才能和影响力，开普勒用得得心应手。

开普勒在信中的论证力度一步步加深，他接着说自己的数学才能和无可挑剔的举止总会赢得许多德国和外国统治者的青睐，也希望约翰·腓特烈对他的态度和别的统治者一样。开普勒先谨慎地表述了自己的才能，然后对母亲的案子一笔带过：母亲受到恶意诽谤，但公国法院在没有听取任何证词的前提下就下令逮捕她。开普勒在信中并没有要求公爵本人出面去帮助自己的母亲，而是希望公爵能把他看作是符腾堡一名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在他受到嘲弄和辱骂时能出面维护。信中还说虽然目前因其他原因无法离开林茨，不过已经任命了一名辩护律师代表自己。他强调自己亲爱的母亲是清白的，采取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名誉、财产和免受牢狱之灾实属被逼无奈。22

从信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开普勒意识到自己的名声和与符腾堡公爵的良好关系危在旦夕。不过他的名声也能为其赞助人带来声望，即使《鲁道夫星表》（他最重要的工作）仍没有完整出版，但他完全可以投靠其他外国的赞助人。之所以没这样做，是因为开普勒相信母亲是清白的，那些对她的指控纯属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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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请愿书，开普勒还专门给公国副首席法官塞巴斯蒂安·法伯尔写了一封信。开普勒大概是在斯图加特或布拉格宫廷见到法伯尔的，后者当时作为“新教联盟”的代表在1609年向鲁道夫二世陈述联盟的利益。法伯尔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此后担任副首席法官直到1624年去世，被认为是符腾堡最能干的高官之一。开普勒敏锐地意识到法伯尔在母亲的案子中将发挥很大作用，因为他的办公地点位于斯图加特法院较高的楼层，负责主持议员法律案件的审理。上议院的人数从9人已增至20人，大多是律师出身，他们主要负责公国重大法律纠纷。对于疑难案件，法伯尔会不定期地在枢密院会议上和其他高级顾问以及公爵本人碰面并进行商讨。因为法伯尔19年来一直影响着公国的重要方针政策，所以开普勒才会去动用这层关系，即使对方帮不上忙，但至少保证自己的请愿书能呈到公爵手里。23

开普勒在给法伯尔的信中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绝望之情。到目前为止，开普勒一直声誉卓绝，但现在母亲的案子就像雷暴雨一般把自己的生命之船推向了危险的悬崖边（他这一生动的比喻事先经过了深思熟虑）。他接着写道，自己年老的母亲不过是口无遮拦罢了，像好奇和怨恨别人这些所谓的罪过，在莱昂贝格也是司空见惯，但单凭这几点就用这种残酷的方式冤枉她、迫害她，这是极不公平的。开普勒继续解释道，对自己母亲造成的所有伤害都转移到了自己身上。这封信清楚地表明，这个案子让开普勒家的男人们焦虑不安。先是自己的弟弟克里斯托夫，他和厄休拉·兰博起了争执，骂她行为不检点，母亲卡塔琳娜随后也加入辱骂的行列。但现在克里斯托夫害怕这一行为会惹恼地方长官艾因霍恩和地方议会，特别是在他刚获得当地公民身份之时；妹夫宾德也担心丢掉自己牧师一职。对于自己的弟弟小海因里希公开诋毁母亲的行为，他解释称是因为弟弟在当兵时染上了爱争吵的恶习。当地女人们的闲话则进一步抹黑了这件事。开普勒将这一切归咎于艾因霍恩的管理不当。最后，开普勒告知法伯尔他已分别在图宾根、斯图加特和莱昂贝格为自己和母亲指派了法律顾问。24

1月底，斯图加特法院收到了另一封请愿书，不过这一次是釉工兰博写的。他声称克里斯托夫不但帮助自己的母亲逃跑，帮母亲把家里的贵重物品藏起来，还威胁要起诉自己，让自己从此沦为乞丐。兰博悲痛地说道，自己的妻子目前卧病在床，根本无法劳作，所以不管怎样自己最终逃不过乞讨的命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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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年1月29日，三位公国议员开始处理这桩日益复杂的案子。开普勒的恳求起了作用，公国解除了对卡塔琳娜的逮捕令，并保证她在回莱昂贝格时不会受到威胁。回来后由艾因霍恩对她进行审问，弄清楚卡塔琳娜为何要伤害哈勒的女儿，为何要送银杯，为何当时要离家出走，但前提是不能关押她。审问完后，艾因霍恩将所有细节呈报给公国法院，并等待进一步指示。与此同时，克里斯托夫和宾德要照看好卡塔琳娜所有的财产。26

5周后，克里斯托夫和宾德抱怨仍未确定诽谤案听证会的日期。27对此，公国法院下令，无论卡塔琳娜是否在场，艾因霍恩都必须立刻举行听证会。28莱昂贝格的抄写员克恩是本案的特派员，现在正式向卡塔琳娜的法定监护人传达了听证会的时间。审判似乎即将开始。

在民事或刑事案件中，当时的女性需要由男性监护人代表其出庭。监护人会宣读所有的文件，将文件内容转述给被监护人听，并在庭审前获得被监护人的许可。卡塔琳娜第一位法定监护人是伯特琳·奥伯林，是她住在教堂巷时的邻居，也是艾因霍恩亲自指定的。她的第二个监护人是75岁的马具商法伊特·舒马赫，在当地势力很大。伊特·舒马赫在当地德高望重，不仅担任过一年的镇长（1615年-1616年），还从1585年起就担任刑事法庭的法官。他家境一直非常富裕，年龄比卡塔琳娜稍大些。1619年，他明显感到自己在处理公务时力不从心，所以要求退休。29但现在，他却出面担任卡塔琳娜的监护人，这和两人几十年的交情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宾得和克里斯托夫继续向艾因霍恩施压。他们在给公国法院的报告中称艾因霍恩以卡塔琳娜不能到场为由拒不审理诽谤案，他是目前一切混乱的罪魁祸首。30报告递上去的第二天，也就是1617年3月28日，十名公国议员联名写信，命令艾因霍恩立刻开始审理此案，卡塔琳娜再回来前可由其法定监护人带她出席。31不过，艾因霍恩仍没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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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年4月，身在布拉格的开普勒给女儿里贾纳写了一封长长的信。里贾纳是开普勒和第一任妻子芭芭拉所生，小时候一直住在布拉格，现在已经快三十岁了，搬到了别处。一家人刚到布拉格那段时间，开普勒还吩咐芭芭拉看管好女儿，让她待在家里缝纫。夫妻俩想给女儿找一个新教徒的丈夫，最好是容貌俊朗、一脸富贵相、性情沉静、为人开朗且有军人作风，而不是郁郁寡欢。321608年，里贾纳嫁给了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四世的一名代理人，随后便怀上了第一个孩子。开普勒常被刻画成一个不近人情的独居学者，但实际恰恰相反，他在给女儿的信中会给女儿讲述一些生活琐事，比如谁去世了、谁又想再婚了，以及里贾纳当时的朋友们现在的境况如何。开普勒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在朋友中很吃得开。因此开普勒才会知道优雅的奥地利贵族夫人波尔青嫁给了一位皇家大臣。开普勒曾去拜访过这位皇家大臣，不幸的是波尔青夫人已病入膏肓，她的小儿子和女儿也在三个月前离她而去。开普勒那时正忙于处理人情世故，常常和朋友相聚，或受邀参加朋友婚礼。

朋友和家人对开普勒来说至关重要。就在前一年的圣诞节，弟弟克里斯托夫刚把母亲送到布拉格，开普勒让他回程时顺道给住在林茨的里贾纳送去一个大包裹（也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当名人哥哥的跑腿）。开普勒给女儿推荐了一本助产的书，并嘱咐她不能沾啤酒，但要常喝红酒。他还说自己的妹妹玛格丽塔病得不轻，一只耳朵已经聋了，但即便如此，她还在照顾着自己不争气的哥哥小海因里希的大女儿。玛格丽塔虽膝下无子，但在目前的情况很难分神照看母亲。

照顾母亲的压力不单单落在约翰尼斯·开普勒肩上，而且同时也落在整个大家庭上。开普勒去布拉格宫廷汇报时，只好把重病缠身的母亲留在林茨的家里，凑巧的是开普勒第二任妻子苏珊娜再次怀孕。她之前生过四个孩子，有三个刚生下来就夭折了，存活下来的孩子已经两岁了，叫玛格丽塔·里贾纳，家人都叫这个小可爱——马希。但马希却身患绝症，六个月内渐渐失明了。开普勒在给继女的信中说，自己担心马希撑不了多久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陪母亲一同回到符腾堡。那样的话，他保证一定会在回符腾堡的途中专程去雷根斯堡探望她，并把自己一直保留着的“过去的物品”拿给女儿。33

开普勒于5月26日回到了林茨，并和随后赶到的助手格林加莱一起继续投入工作，此时苏珊娜还有一个月就要临盆了。苏珊娜在7月31日产下了一名女婴，她是这一辈中第一个和祖母名字相同的孩子。他们激动地写下了：“婴儿卡塔琳娜”。夫妻俩也想借此让卡塔琳娜高兴一下。他们请来当地的一个寡妇和一个名叫弗赖林·冯·赫伯斯滕的人作为孩子的教父母。但是小女儿刚出生才几周，她的姐姐马希在被严重的咳嗽折磨了一个夏天后，终于死于肺痨和癫痫，婴儿卡塔琳娜也没有活过六个月。34

虽然开普勒经历着新生命的喜悦和孩子去世的悲痛，但这些都没能阻挡他完成其伟大的研究。他本来决定在8月底亲自把母亲送到妹妹玛格丽塔那里，没想到母亲却在9月独自一人踏上了征途。与此同时，开普勒给约翰·腓特烈公爵写了第二封请愿信，信中再次强调了自己母亲当时来林茨并非畏罪潜逃。母亲实际上希望说服自己和她一同回到莱昂贝格，并作为其代理人出庭。为了表明自己的说法并非一面之词，开普勒说自己事先已做过周密的调查，不仅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了解过情况，还去请教过很多德高望重、办事公正的人，所有人都认为卡塔琳娜是无辜的，她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虔诚、有气节的基督教徒。开普勒在这封信中仍然坚决维护自己母亲的名声，使其免受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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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开普勒一直都在考虑到底是什么让控告女巫成为可能，他将自己思考的结果写进了给公爵的信中。开普勒的学术研究不仅体现在数学和观察上，而且还在于他能用文字解答对方的假设、分析对方的动机和原因，并借助历史重构的帮助。这些严谨的策略在其给公爵的信中和营救母亲的请愿书中都有体现。

开普勒接受过如何获取证据和修辞学的专门训练，并将此方法和一系列复杂的事实联系起来，通过自己犀利的文笔，他满怀信心地用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因去解释自己母亲为何遭到控告。一个年老的寡妇如何才知道自己被控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异端邪说和伤害他人的罪行呢？开普勒提出的第一个原因如下：

她这28年来不得不和身边的乌合之众斗智斗勇，而且一直都是独自作战。一个寡妇带着一群尚未成熟的孩子们，干活没人帮忙，没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有时候还被迫卷入一系列争吵、苦恼和争斗中。

开普勒将母亲的社会情况一五一十地写了下来，让公爵了解一个寡妇把两个孩子拖大已经很不容易了，同时还要努力保护自己的财产更是难上加难。自己的母亲在社区里生活时无依无靠，所以情感上受到了打击。

开普勒在信中接着写下了第二个原因，并且他也是首个把母亲容易受到攻击和新上任公爵准备审理对女巫的指控联系起来的人：

几年前，仁慈的公爵大人您上任不久，就开始抓捕并审判莱昂贝格的多名女巫。随后流言四起，迷信的人们，特别是女人开始对此事刨根问底，想知道镇上是否真的存在女巫。

第三个原因是那些产生女巫恐慌情绪的社区，“按照他们新潮、邪恶的观点，那些老女人们活得太久了，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孤僻，就像一句粗野的谚语说的那样：那些老女人赶紧死了吧”。

开普勒在请愿书中一直强调“那些老女人赶紧死了吧”这句谚语，这种辩护非常适合驳斥那些荒谬的“猎杀女巫”运动。他的论点并不牵强，灵感来自于一篇1594年呈递给奥地利政府的法律意见书，标题为“对揭露老女巫的新建议”。35该意见书的作者之一是图宾根大学教授约翰尼斯·哈尔布里特。当时并非每一次女巫审判都会事先声明被告的年龄，而指控又常常会持续很多年，因此受审人群中到底有多少是“老”女人，谁都不敢打包票说自己知道，不过被正式起诉的女人当中，似乎多达85%的女人年龄都超过了40岁。但40岁的女人和男人一样，那时的生活已经稳定下来了。不过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男人将在50岁时达到人生的顶峰，但到了70岁就算是步入老年了。然而对女人来说，过了40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正如一句通俗韵文说的那样：“50岁的外祖母，60岁的老太婆”。16世纪的图片和爱哗众取宠的廉价出版物开始把女巫固化成一个骑着扫帚的丑陋老巫婆，嫉妒年轻女子的容貌，还在安息日和魔鬼疯狂共舞，进而激起人们对女巫的恐惧。当时很多人都非常憎恨女巫，并且这种偏执的情感进一步转化为他们疯狂的行动。36当时人们担心这些老巫婆嫉妒别人的容貌、生育能力或者财富，进而有了害人之心。而经典文学对年老之人的描写常常充斥着鄙视之情，认为他们穷困潦倒、年老体衰、面貌丑陋——不过认为只有老女人才会带来厄运。从人生每个阶段的肖像画中可以看到，女人从70岁开始容貌就完全“看不下去了”。和这种看法类似的观点认为，尽管随着年龄的增加，女人的阅历会让她们变得“聪明”，但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却很难接受时间在她皮肤上留下刻痕，就算是变得幽默和优雅也无法弥补。由于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不高，所以一个高寿的女人似乎也会被认为是异类。37

所以开普勒认为，以上三个因素——当时社会对寡妇的敌对情绪、新公爵即将采取的行动和文化上对老女人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的恐惧——解释了母亲为何会受到折磨。这些不为大多数人察觉的原因对老女人来说是致命的，类似情况同样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开普勒不愧是一名杰出的智者，找到了德国迫害女巫的根源所在。

开普勒指出，自己的母亲已七十多岁了，几乎可算得上莱昂贝格最年长的女人。在此之前，她一直都享有良好声誉。但她有一次指责了厄休拉干出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和受到的公共惩罚，对方恼羞成怒，把事实当作恶意中伤。开普勒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在信中暗指兰博一家和哈勒夫妻俩暗中勾结，借此报复自己的母亲。38

鉴于此情况，开普勒解释称照看母亲来自“上帝的指示”，只是目前因工作在身，无法带母亲回莱昂贝格。而且冬季的多瑙河结了冰，船无法行驶。其次，鲁道夫二世皇帝要在二月份召见他，自己前往布拉格时母亲已病得很厉害，大家都认为她可能熬不过去了。由于听证会的时间一改再改，开普勒认为母亲不宜仓促回去，还是先养好病再说。开普勒极力强调公爵和公国议员们心怀善意，绝不会做出无故推迟听证会这一荒唐举动。他只是担心带母亲回去后还没有找到“受人敬重”的证人来证明她的清白。母亲一生做事都比较轻率，所以不能让她单独去面对敌人，而且由于她被禁止使用自己的财产，更要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开销。和往常一样，开普勒急于守护自己的财产。

开普勒虽然强调母亲的精神状况不稳定，但却坚持认为她的行为完全正常。母亲一直在和自己的监护人、镇长以及地方长官保持联系，汇报自己时而住在霍马登教区的女儿这里，时而去林茨和大儿子居住，而且这也不是她第一次去林茨了。母亲最关心的莫过于从大儿子那里寻求帮助，以应对莱昂贝格那些声名狼藉、靠救济度日的人。

开普勒在信的最后请求允许自己和母亲的法定监护人共同管理她的田产，在避免任何损失的同时还能支付她的生活和诉讼费。开普勒保证，如果兰博和哈勒两家人最后赢了官司，为了偿还赔偿金，自己愿意抵押一切可能的东西，并且出售自己的祖父、父亲和弟弟留给他的遗产。自己的这些遗产有一些仍为母亲所有，但在莱昂贝格1609年的记录中都写得清清楚楚。39他现在希望对兰博一家诽谤的起诉能尽快得到审理，并尽早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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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腓特烈看了开普勒的信后，下令让艾因霍恩允许卡塔琳娜的子女和法定监护人接手她的财产，用于支付她本人的生活和诉讼费。与此同时，如果发现任何声称受到过卡塔琳娜伤害的人，须立即上报公国法院。401617年10月8日，公国下发文件，要求卡塔琳娜的法定监护人出售她的房产，以支付她的开销，其子女共同商量如何用剩下的钱偿付开普勒先生借给其母亲的钱或其母亲欠他的生活费。41在当时，只有天文学家才配称呼为先生（Herr）。42

11月，开普勒称自己在一个月前就已经陪母亲回到了符腾堡，并且还抽空阅读了伽利略的父亲关于音乐理论的著作。当时恰逢宗教改革100周年纪念日，他在乌尔姆的朋友黑本施特赖特刚刚对一所拥有600名男孩的学校进行了改造，改造后对学生的学术要求更为苛刻。黑本施特赖特还宣布学校将举行为期一周的拉丁文演讲，以纪念给德国带来光明的马丁·路德。43

开普勒此时对庆典怎么也提不起劲。他的继女里贾纳就在10月死于难产，而由于兰博一家暗中操控，母亲的听证会又被推迟了。卡塔琳娜在符腾堡待了整整三个月，但仍一无所获。开普勒是个孝子，他强调自己的母亲真的经不起折腾了，无论是精神、身体还是金钱上。他心急如焚，称母亲这次“不仅会失去理智，还可能会失去生命”。兰博一家人深知年迈的卡塔琳娜非常愚钝，略施小计就能让她失去耐心，激起她的愤怒和辱骂。开普勒自费回到符腾堡却一无所获，这也是兰博一家人非常乐意看到的。图宾根最高法院曾下令，要求审理对兰博一家被控诽谤罪的起诉，但仍然不起作用。

开普勒对母亲的情况忍无可忍，决定冬季带母亲回林茨。为了帮助自己年逾七旬、深受折磨的老母，开普勒在请愿书的最后用他擅长的方式把约翰·腓特烈比作“寡妇的守护神”。请愿书的落款写得非常谦卑，希望能得到公爵的同情和恩惠：

您卑屈、顺从的仆人，公国的孩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家数学家约翰·开普勒。44

开普勒说自己的母亲只会在公爵要求时才会返回符腾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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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勒高超的写作技巧再一次征服了公爵的心。1617年11月，公国法院通知艾因霍恩，开普勒有权把母亲带回林茨，而且兰博如果再不出席下一次听证会或者试图拖延听证会的日期，将会被罚款10弗罗林币。任何判决都需等到公国法院复审了所有法律文件后方能公开宣告。45

1618年5月法院结束了预审，艾因霍恩在给公国法院的汇报中说道：卡塔琳娜并没有和儿子返回林茨，这让他感到惊讶。与此同时，厄休拉·兰博称有足够证据证明卡塔琳娜是女巫，并暗示有一次两人喝酒时，酒杯端错了，而卡塔琳娜却粗鲁地质问自己，说“不就端错了杯子吗，为何大惊小怪的”。就连卡塔丽娜的儿子小海因里希也说要在官员面前指控她，“因为母亲为了准备烤牛肉，居然是把一头小牛给骑死了”。其他证人的证词也大同小异。厄休拉接着说，卡塔琳娜现在住在霍马登教区，随时准备再次逃往林茨。《加洛林纳刑法典》第44条和第206条明确规定了逃犯及其财产的处理办法。厄休拉辩护称从诉讼开始到最后宣判，卡塔琳娜都应该关押在莱昂贝格的监狱里，这是她应有的惩罚。46

不过公国法院命令地方法庭必须和往常一样，在做出判决后把所有材料呈给图宾根大学法学院的法律专家以及斯图加特法庭，双方同意后方可公之于众。1618年夏，公国法院任命来自梅尔克林根的梅尔基奥·诺丁格主持当地的审判委员会。直到1619年10月，证词采集工作才全部结束，不过这份多达280页的文件将会让人们对卡塔琳娜的声誉产生怀疑。

第六章

灵魂运动

开普勒和母亲居住在林茨，等待着在莱昂贝格的审判，他非常担心母亲卡塔琳娜的性格，也担心他们母子俩的关系。母亲是个年迈的寡妇，难道她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为针对自己的指控负责吗？在此期间，开普勒一直忙于修订自己的作品——《世界的和谐》。当针对母亲的指控到了决定性阶段时，他成了第一批将心理学作为一门课程引入到书本中的人。在证人被审问之前，他还在《世界的和谐》中写道自己和母亲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他认为星象和遗传因素并不会完全决定人的性格，而社会因素、生理性别和个人道德选择才是判断母亲被指控的关键。他这么做是为自己的名誉而战，甚至是冒着抹黑母亲卡塔琳娜声誉的巨大风险。这起案件需要他靠情感和理智来解决。这也表明占星术确实对解释个人行为和强迫自己去查找个人差异的原因或影响他们行为的因素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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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人们往往通过占星术解释性格。占星学是精英教育中的日常课程，也是许多大学中的课程之一。开普勒也学过占星术及预测图宾根的天气，这些是数学课中的一部分，同样这些也是学习神学和艺术学的一部分。在开普勒学习期间，他继续为850多人编译了1170多个占星图集。尽管远近的人们给的委托任务能给他带来可观的额外收入，但他仍旧大范围收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的占星图和数据，以便研究。得知某人生病或死亡的消息时，他会更新自己的占星记录以证实自己的猜测。名人、普通人抑或命运悲惨的人（如一个女人因杀婴罪于图宾根接受裁决）的星象，其模式和起因都需要被进一步检查。1所以他常沉浸于分析众多不同的人物传记，对他人的身世尤为好奇。他绝不会将深奥的学术脱离普通生活，而是将学术信息当作实证观察的工具，以便通过星象运动了解人性。

图28:1618年色彩斑斓的彗星大报（41.4厘米×50.5厘米）。

版权所有——大英博物馆

数学家开普勒最初只是粗略地记录了家人的出生星象，在1597年从符腾堡宫廷返回格拉茨后开始编译。那时的开普勒还尚未结婚。这些私密笔记记录了其住在威尔士的祖母常满心嫉妒，还不断制造麻烦，而他的祖父西博尔德却渴望权力与财富。他父亲的星象反映了父亲不道德和粗暴的性格特点。母亲卡塔琳娜则被描述为喋喋不休、聪明能干但令人厌恶，但开普勒某种程度上还是同情她，因为她要自己应对公公婆婆和有虐待行为的丈夫。2自1589年，即母亲艰难的婚姻结束后，开普勒再也没有记录任何关于母亲生活的信息。但关于他亲戚的性格描述看起来很刻薄，比如他的一个同学表现不好，开普勒则认为他是个有疑心、吹毛求疵的人，即便那个人有着敏锐的判断力，仍给他冠以冲动、刻薄、暴躁、不礼貌等特征。3

然而，关于他父母的负面描述，开普勒并不认为是全面的评价，也不能反映他和母亲的关系。4但却反映了作为儿子，开普勒对父母的矛盾情感，这也是众所周知的。16世纪的占星学家卡达诺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主要由奶妈抚养长大，他在其自传中写道：他的母亲记忆快速，聪明能干，是个又矮又胖却又虔诚的女人，但她也是个急性子，没有父亲那么友爱。此类评价强调了性格分析中尤其严格的类型，而占星术也适合那些聪明的人群。开普勒将占星思考的重心放在关注某人的缺点和焦虑情绪上。这和同辈们去参加每周一次的布道以求严斥是一样的，布道中的习俗和占星术一样都是关注失败。相反，迷信占星术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其引人注目的心理想法，而这些心理想法最多能让他们接受理想与现实行为间的不完美和永久分歧，某种程度上也是倡导追求自我控制的人生观。5

开普勒那出众冗长的自我性格分析于1597年完成。奇怪的是，这篇分析全文都是用第三人称描述自己，“此人（开普勒如此介绍自己）注定生来解决智力难题，范围从史学、年代学到神学、诗歌及数学，他认为，它们的难易程度困扰了几乎所有人。”

开普勒当时是格拉茨一名年轻教师，仅二十六岁，当时还不是有威望的天文学家，却认为自己是聪明的“赫拉克勒斯”。他也遭遇过一些事。他抱怨自己的命运是他耿直的性格造成的，也意识到了他的社会期待和实际行为间的紧张关系，这让他倍感痛苦。如果把对他的描述换成第一人称，这些性格描述就会变为：“尽管我强烈渴求陪伴，但我还是克制住了。”此外，收藏东西的习惯也困扰着他：“我把我所有写过的纸以及别人给的各种书上的内容全都保留下来，好像以后还能用得到。”尽管他对自己有能力提出各种复杂的想法很满意，但他担心提出观点的方式可能会让人难以接受。

这种想法会迅速演变为更加深刻的自我批评：“手头太紧，经济紧张。”更令人困扰的问题来了，他如此好财是因为害怕贫穷吗？还是认为这是必需品且能用来赢得尊重？开普勒认为，第七星位图的水星使得他拒绝努力工作，幸运的是，这一情况由太阳的宫位平衡了。他还非常憎恨有规律地做事，所以常常在旧项目完成之前就开始新的项目，他坦白，他吹毛求疵的态度会有撒谎和欺骗的倾向。

他不够圆滑且渴望名声往往让事情更糟糕，为什么呢？开普勒通过窥视灵魂来审视自己：“我只在乎真正的名声吗？为何如此在乎？”而他担心的是“真正的羞辱”。这些表现让他进一步思考这些糟糕的特点为什么或怎么暴露出来的。但是，即便是一些好的特质如友好大方、开心快乐等也常常被他人误解。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年轻男子的不断自我审视，反映的是内心的躁动而不是清楚的自我认识。开普勒将校园时期的“敌人”都罗列了出来，他也在想为什么总将自己和他们联系起来。他记得自己曾和一名同学有过一段“纯洁的爱情”，他们没有任何亲密举动，但却有不断的激烈争吵。开普勒觉得自己就像一条被宠坏的家狗：迫切地想得到主人的肯定，但又常常对自己不满意，如果有人从他那拿走东西或让他不开心就会大叫或咬他们。

开普勒承认他会赞美那些他尊敬的人。他并没有与他人有过真正的主要矛盾，还常常为老人考虑。在他自我性格分析的最后一段，他用未完成的拉丁文写了一连串的问题：“这该如何解释？这又是怎么来的？”即便如此，对他来说还是很幸运的，他仍保留着这一沓纸质的自我分析，并没有勇气扔掉它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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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拉茨工作初期，开普勒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有野心的学者，他常用占星学术语来阐释自己的行为。然而，不久以后，开普勒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转变，他改变了对星相预测的看法。7

最详尽的星象预测会用到十二宫位来预测各种结果，预测范围从物质富足到发生疾病，从婚姻到他家可能会有多少个孩子。通常父母会付费为刚出生的孩子占卜，并向占星家询问关于孩子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特殊疾病会预测到精准年份，就像未来丈夫的职业已经决定了似的。开普勒收集到的占星图，包括一个匿名占星家为名叫艾莉诺娜的女孩的占卜，出现在他的图集里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俩是同一年出生的。这位匿名占星家对女孩粗略的性格评价如下：“我认为他的丈夫会自然死去，但他会去参军，而她自己不会有姣好的面容，且会患眼疾。”8

在布拉格，开普勒的作品开始强烈反对将占卜用作强硬工具来预测他人这一普遍做法，且基于他人的生活做预测是很愚蠢的。9同样，他也反对天堂最终选择有着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这一说法。

相反，开普勒逐渐对星象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有了兴趣，他并未考虑其他因素如人类选择，不同性格及个性。这些特征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受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及随机事件的影响。开普勒还认为人们的身体结构是天生的，还受行为的影响，如吃喝习惯。10

1611年，他写信给鲁道夫二世。鲁道夫二世多年来都没能做出正确的政治决定，还怂恿弟弟马蒂亚斯参与主权运动，并再也收不回自己的领土。信中说道：“我常怀尊敬之心告诉阁下，天象本身什么也做不了”。11鲁道夫二世应该采取对国家有利的政治措施，而不是请开普勒预测是否能靠宇宙变化赢得匈牙利战争。12鲁道夫最近不幸地听取了一些不好的星象占卜，他试着和弟弟一起改良局势，结果却越发糟糕。这事让鲁道夫更加不开心。开普勒认为天象刺激了那些积极响应的人。开普勒强烈建议皇帝要完全摆脱那些折磨人的地域分割，他需要采取政治行动而不是等待有利的天象。

开普勒进一步解释，恰当的占卜是基于正确的数据。他告诉鲁道夫，至于他的敌人奥斯曼帝国苏丹王，他也不能做出精准预测，因为他不知道苏丹王的生辰日期。开普勒现在觉得占星术要求准确性、全面性甚至可比较性，能做到这些的唯一办法就是观察由不同国家和历史上的天像引起的各种人类行为模式。13开普勒认为，占星术好比精湛的医疗实践，若能基于丰富的经验、大量的时间和正确的理解，那么占星术就属于合理的职业追求。只有庸医才会快速诊断，而一些攻击性的占星术有迷信甚至巫术的成分。只要占星术反映错误和不确定性，并能反映普通性格和个人差异的关系，占星术可能会慢慢变成职业科学。14

这一新的科学方法已变得透明公开，开普勒还将人类行为的离奇差异比作有着五片、九片或十一片叶子的水果或花朵。他的口号就是“与众不同”，他想了解有趣的物种差异。开普勒认为这些差异是上帝留下的未完成的作品，等待着运气和环境来重塑。15

1610年后，开普勒确信，人生的前四个月中，人的性格会深受天象的影响。和许多其他同辈一样，他也认为星射线给陆地（包括人类）注入精神“印象”。16因为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而上帝创造的全过程中都会赋予世间好的品质，比如人们都能感知音乐和谐与几何学。

一个人的灵魂也会受特殊星象的影响。然而，任何败坏的品行都源于人类作恶多端，扭曲了上帝的善意。这也是由于人们自人类的祖先堕落后普遍意志薄弱。然而，这也是生活选择和生活环境造成的，上帝也在帮助人们区分好坏。17没有任何邪恶的品质是先天决定的。乐观总结来看，自然赋予的性格才是驾驭生活的关键。

1610年，他认为，事情大体上都是按照上帝认为最好的方式发展。18即便是上帝，人类的能动性和环境间的相互影响也是难以掌控的。19而且，天象不是用来制服人类并日夜支配他们的。一个人越想变优秀，他就会越成功。20因此，人类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创造自己的命运。

同时，开普勒认为，孩子的品行基本是由父母决定的。开普勒在《世界的和谐》一书中写道，“父亲创造了儿子，儿子又创造了他的儿子，每个人都会和父亲有相似之处”。21此外，他还常常提到一个普遍观点，那就是女人在怀孕期间的想象力会遗传给胎儿，也会影响孩子的外貌和性格。人们通常认为母亲的想象力往往都是由极度渴望和极度害怕引起的。如果母亲非常喜欢吃草莓，那么孩子的脸上就会有个大红点；如果母亲曾受到畸形人的惊吓，孩子可能会跛腿。早期的医学化学家帕拉塞尔苏斯（1493-1541）受到新教徒改革的启发，将此概念拓展，他认为怀孕的女性是强大的创作家，很多她们之所见会影响胎儿。221600年后，帕拉塞尔苏斯的思想重获地位时，开普勒一直在追随这些思想，并确信孩子的外貌普遍受母亲的影响。1602年，他注意到孩子仍然保留了母亲的观念和感受，出生后两者混为一体（也就是占星术）。而一个人的好坏并不是由占星术决定的。231610年前，开普勒就认为孩子所受的教育是很重要的，虽然他从未详细探讨过不同教育和孩童经历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然而，所受教育和个人选择等因素同一个人的人生及道德选择是息息相关的。开普勒的占星说开创了社会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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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星象能完全影响人类性格的说法受到巨大挑战，是源于男性与女性间的根本区别。我们所谓的“性别”其实在占星术解释范畴内毫无作用，但却是象征体系的中心，通过象征体系，同辈们都能理解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界的许多数学、音乐、自然等实体都按“男性”和“女性”来划分。这绝不是事实上的中立世界。开普勒《世界的和谐》一书中指出，旋律和音效都要依靠音调。通过借鉴伽利略之父文森佐的作品，开普勒认为音乐中的音程是非常重要的。他赞叹道：“音乐也是要胆识，冲劲和勇气的，它就像个士兵，血气方刚，勇猛无畏。”

开普勒认为音调可以归为两性之一，归于第三类则不太恰当。主音阶和次音阶都有相应作用：就像妻子生来主要是受苦的，而男人生来是行动派，特别在生育这方面，因此次音阶都用来表示女性消极的特质，而主音阶用来表示男性积极的特质。24它们一个音高，一个音低。而大三度和小三度的区别不仅对应男女的身高差别，还对应性别中的灵魂力量差别。事实上，开普勒强调女性通常很自立，没有自我创造的能力，还要受苦。他也把女性想象成母鸡，“她就像母鸡一样在地上低着头，等待公鸡跳上他的背。这也是初级系统中的音调和音频频段从G调开始的原因。”25

和毕达哥拉斯（古希腊哲学家）一样，开普勒认为奇数代表女性，偶数代表男性。冷静、稳健是典型女性应有的特质，至少也是平静友好的。事实上，她们常常情绪不稳定，容易陷入脆弱、焦虑、悲伤中。就像小公鸡需要母鸡一样，开普勒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为避免无聊，男女要相应地混合在一起——男人会爱慕女人的美貌，女人也会受男权指导。26法国哲学家博丁认为勇敢无畏是男人最基本、最显著的品德，开普勒也赞成这一说法。

开普勒有着父权心态，他常常认为参军是一件有抱负的事，士兵则是无畏实干家的典型。我们无法找到关于开普勒和他父亲紧张关系的直接评论，除了一些理想化的说法，而他的父亲一直逃离家庭只为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尽管开普勒对推动宗教和平充满激情，但他对从军的积极评价反映的是他那个年代的主要人生信条，即继续复兴罗马和中世纪骑士理想。在为鲁道夫二世效力期间，他一直用军事隐喻来描述他的事业，只为渲染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并提醒鲁道夫尽快发薪水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或赞助新士兵以成功结束战争。1604年，开普勒自然希望鲁道夫在同残暴的奥斯曼暴政的长期对抗中取得胜利。27步兵大军替换了骑士后，骑士们仍被誉为杰出的社会人才。开普勒反思自己时，也会将自己大胆的想法类比于士兵的勇敢，在其自我描述中，他多次幻想自己是个勇敢无畏的战士，又很快陷入暴力的高贵遐想中：“好的战士不会受职业所迫，因为一旦他耗尽家产，就会不顾一切去参军。”但他心中有怒，若一直发掘狡诈、敏捷、冲动和突然袭击等特质，也许就不会缺乏好运。

然而，开普勒从小就知道自己无法从军，没法披上闪闪发光的铠甲以发泄愤怒或听从指挥。事实上，他的体格让他对男人和女人有矛盾看法。像母亲卡塔琳娜一样，他长得又小又瘦，甚至认为他那瘦弱的身体不适合运动，也不适合体力劳动。281591年，在学生戏剧作品展上，二十岁的开普勒由于其瘦小优雅的身姿被选中扮演抹大拉的马利亚，但他在图宾根集市广场上表演完就感冒了。甚至三年后，他和他的家人不得不承认他更适合当老师，而不是成为站在神坛上那刚硬、长满胡子、有着男子气概并且权威的牧师。

这些身体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明显。开普勒一生苦于疾病和视力衰退，有时也会怀疑自己的天文观测。291604年，他发现自己甚至认不出身着刚浆洗过的多层波纹皱领衣服的男子的脸，即便他在用不充分的理由解释光影运动是如何在眼里成像的。1612年他决定再娶，因为第一任妻子去世并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更让他考虑自己的身体和年龄状况。而开普勒首先考虑选择寡妇，四十三岁的他将自己视为一个男子气已过了巅峰时期并开始走下坡路的哲学家，能发挥的作用不多，且自己的身体天生虚弱无力。30他和其他媒人都很担心身材高大和体格强壮的林茨年轻女人是否有可能考虑与其配婚。31筋疲力尽的开普勒还在考虑第十位婚姻候选人，而这也是不止一次，他那又瘦又虚弱的身体和所谓的婚姻候选人的矮小但又肥胖的身材形成了鲜明对比。32最后，他选择了先前考虑过的女人，在候选人中排第五，是个名叫苏珊娜的女孩，她的父母生前是木匠。由于父母过早死亡，苏珊娜在收养孤儿的宗教学校接受正规教育。若要靠此增加他的财富、名誉和地位，这并不是战略性的联合（或配婚），但开普勒简短地写道，“她的外貌、举止、体型都是符合我的要求的”。33开普勒弥补婚姻与月食不谋而合，“天文学的精神是内在的”——天象会影响那些乐于接受新知识的人的生活，但不会决定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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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瘦弱的身体，开普勒常认为自己注定要成为一名学者。他觉得自己和女人不一样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平稳心态。他还认为自己的体液极其干燥（而女性则体寒，湿气重），所以他喜好干面包和干骨，他还觉得他后一段感情像“特殊的莱茵白葡萄酒”让他难受，因为里面掺有太多液体。年轻时期的开普勒就不喜欢身上有水，这一奇特的习惯在他那个年代很少见。这是他第一段婚姻中的存在的问题，1605年，他写过：“5月29日，我的妻子残忍地迫使我冲澡。”而开普勒却一直尽量保持身体干燥。他对自己的男子气概感到不安，也就意味着让女人涉及他的工作也会不安。作为一个男人，知识交流都会威胁到他立功后的名誉，更不用说从女性那儿得到实质性或有经验的帮助。不像其他自然哲学家，开普勒并不会和天生聪明的女人交换意见。他也不会把女儿培养成人道主义奇迹女孩，但托马斯·莫尔却是这么做的。相反，他的儿子路德维希能够译解塔西佗，而他还在担心儿子能去哪里接受最好的学习。开普勒始终认为女人的天性使她们没法理性地理解上帝的旨意。1612年，他说：“妻子是靠出生及行为举止来赢得名誉，她不能心不在焉地帮助丈夫。”开普勒幻想着他未来的名声，又立马说出了他的意思：我可能在他国或等我死后仍享盛名，但是我的妻子却不能和我同享名誉。34

作为一名学者，开普勒的大部分研究都在家展开。他常对第一任妻子芭芭拉感到不耐烦，特别是她在不合适的时间打断他的研究，只询问家务事。研究的大门就说明他们从事不同领域，开普勒常有意用拉丁文向客户阐释神学和哲学，以免那些恼人的想法给妻子造成困惑，特别是当时的她已经有点忧郁，更不会给她看外文书。35这对夫妻还在适应布拉格的生活时，芭芭拉就结识了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因为他的功劳而认识他，芭芭拉还和他们谈论薪水，带朋友在皇家公园里散步，并听到他动物园内的狮吼。芭芭拉还注意到第谷花园里的乐器，她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告诉开普勒所有的事。36开普勒希望她控制住好奇心而不是进一步发展好奇心。而鲁道夫尚未结婚可能意味着芭芭拉从未进过他的宫殿，也不可能看到他收藏的作品。这是一个特殊的男性宫殿——没有高贵的女皇打点宫殿，宫中只有一个情妇和一些色情画，开普勒也并没有在宫廷里看过有学问的女子。他对第二段婚姻的大量思考表明他看中女人的谦逊、朴素、勤于家务、节俭、有耐心、较好的外貌、健康，对孩子友爱的品质。这些品质比金钱和家庭声誉更重要，也不会给他的职业追求以及男性至上的观念带来麻烦。

作为已婚学者，开普勒仍履行路德义务，比如有个体面的家庭，暖心的爱情以及定期的性生活。37而真正信仰路德会的好妻子应该是包容的，顺从的，还能积极辅佐配偶。苏珊娜就有这些优点。她在婚姻中，不是完全逆来顺受，鉴于此，开普勒后来在其作品中引用了维吉尔的著名类比：“地球的发源地受到雨水的滋润就像一个快乐的女人的子宫，她得到爱抚通过合适的性生活满足了配偶。”38雨水就像男人的精液，但雨水需要落入肥沃的土壤。此般观察，让开普勒更加不赞同地球没有生命，也无任何创作的说法。知识实践和学术配偶的生活相似是通过有时限的文化想法和经历体现的。

和未婚的天主教徒伽利略（他养了个情妇）不一样，开普勒没有私生子，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独居过。他还是个男孩时，去了寄宿学校；上大学时和同学住一起；在图宾根大学当教授时，和教授及他们的妻子一起；最后又尽快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孩子要出生时或死亡时，在屋前玩耍或生病在床时，开普勒都在搞研究，而且只有一个单身男助理在帮助他。开普勒按照宗教学引导孩子，他熬过了妻子的疾病，却还要管理继女里贾纳的资金问题。他对到访的客人很热心。而除了他的工作研究所，家庭是开普勒生活的中心。

尽管开普勒住在远离莱昂贝格的地方，但他从未和自己的家庭断绝关系。他把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海因里希，他本可以选用外祖母的名字，外祖母曾给母亲卡塔琳娜贷款供开普勒学习。开普勒为亲戚撰写的占星图主要针对父系血统而不是母系血统。图集中不仅包括他的祖父，还有叔父或姑母及所有兄弟姐妹。39

他和母亲卡塔琳娜的关系很好，1602年，卡塔琳娜一路从莱昂贝格赶到布拉格来参观开普勒的新家。她很高兴自己成为祖母，也很开心看到瘦弱的儿子克服困难来到皇家城堡，并身着浆洗皱领的黑长袍。开普勒想过无数次要回到符腾堡，能离亲爱的母亲近一点。多年来，他只能给卡塔琳娜写信，并由姐姐玛格丽塔或当地校长为母亲宣读，她也会口述回信。玛格丽塔知道，她写信给弟弟告诉他母亲被指控为女巫时，她能指望得上他的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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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开普勒一直忙于研究，但他还是很可靠的。卡塔琳娜断断续续地在林茨避难，波希米亚叛乱也震慑了全国时，开普勒仍在努力创作他的五本重要作品。《世界的和谐》一书是献给詹姆斯一世的。开普勒认为应该召开议会重新统一教堂并恢复早期欧洲基督徒的纯洁与和平。他冒着被逐出教会的风险，一直同所谓的加尔文派做斗争。《世界的和谐》书中还提到我们所知的开普勒第三定律。多年来，开普勒终于完成了他五本单独的著作，但仍在书中增添新章节、例子以及观察结果。1618年12月，他第五本书的首页包括了天文学、玄学和“最齐全的天体运动的和谐”并在当地印刷，同时在开普勒熟知的专业领域推广（图29）。40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印刷其他四本书，直到1619年7月完成印刷出版。这四本书界定了成为自然哲学家更宽的范围。尤其这次，开普勒将知识视作统一神圣世界的表现而不是分离世俗的体系。第三本书的引言是引自希腊哲学家普罗克鲁斯的话，普罗克鲁斯曾认为是数学创造了人类行为和性格的秩序与和谐。数学是一门关乎伦理和变化的学科，进一步引导个人正确理解政治条例和措施中的规律。开普勒用政治话语结束了全书，所说的是规则的形式一定是和谐且有益的。最后用预示性的话语做总结：“若对耶和华有利，我不必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41

第四本书写的是开普勒的宗教自然哲学中的推理部分。这本书关于玄学，哲学和天文学，在书的首页有介绍。主要内容是讲述世界的和谐中的主要部分以及和谐的类型，尤其是解释宇宙射线是如何从天体传到地球的，以及分析宇宙射线对自然界、地表和人类灵魂的影响。42

书中写到，开普勒想要弄清世界和谐关系的特征并表明大地是有灵气的。开普勒反复说道，孕妇能将对人的印象和所见所闻传达给孩子这一点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片石——如有着不同质地的板岩、石英岩或砂岩——都用来仿制“士兵、和尚、牧师、国王”等众多不平凡的脸，好像大地可以看得到他们。同样的，宝石和水晶常用来仿制上帝创造的五种常见几何体。43

大地不仅能创造出精巧美丽的事物，它也会患病。它会呼吸，会消化。它连接着行星宏观世界并反映了四季的不断轮回。自此，开普勒自然地转向了占星学的介绍。他再一次反驳了出生时的天象会决定人的一生的观点。

和母亲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开普勒在占星学部分增加了一段令人吃惊的话，这在学术写作中是不常见的。他仍旧反对星象会决定人的一生，开普勒再也找不到更极端的例子来说明他和母亲的性格差异了，虽然他们有一些相同的特质。开头第一句仍旧指代模糊，其实是他脑海中的卡塔琳娜：“我认识一个女人”，他写道：

“她常坐立不安。但是她不仅没有学习课本知识的能力（对于女人来说不足为奇），还打扰了整个小镇居民，她是自己悲惨人生的作者。”

开普勒这般特殊指控后（图30），后面便表明他是在描写自己的母亲。这是有意谋划还是因为他修改文章时缺乏控制力，还是发现自己太情绪化？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只想表达他和母亲是不一样的，这也让他思考性别关系、社会权利和政治制度对人的影响。因此，一个人的性格并不是只能靠神学、玄学或宇宙哲学术语来解释，还得通过历史和社会现象来说明。性格和你是否是男性以及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有关，也和你的父母是否富裕有关。很多情况下，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因素，但是没有人这样解释。开普勒往往注重因果分析，常把复杂的问题压缩到几个关键点：

图29:《世界的和谐》卷首页，其第四部分讲述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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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选自开普勒《世界的和谐》一书，15~16行文字写了母亲是造成莱昂贝格莫名恐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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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令人羡慕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曾每天想象行星，她的婆婆也就是我的祖母，热衷于流行医学，母亲的知识也由她父亲亲自传授。第二，事实是我是个男人，而不是女人，占星家通过星象寻找性别差异是徒劳的。第三，我从母体里带来的身体状况，让我更适合搞研究而不是从事其他职业。第四，父母的财富有限，也就是说我没有地方可依靠。第五，适合搞研究的男孩们可利用学校资源以及学习长官的慷慨大方。44

有时，开普勒非常憎恨母亲，所以他决定远离母亲，因为他希望听众能阅读他的书，还声称母亲是她不幸命运的作者。与开普勒向公爵的请愿中的描述相反，卡塔琳娜某种程度上是表现得非常固执，有过错误选择和背离宗教的恶行，她也是她性别和环境下的受害者。同时，他还惊奇地发现开普勒家族的男人女人都对行医感兴趣。他经常觉得自己的身体情况和母亲的有着相似之处，但他的日常教育让他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塑造了良好的品质，而不是邪恶的品质。开普勒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以免卡塔琳娜在刑事审判中被定罪，这点来看他更有可能是个不一样的人。

* * *

1619年，他将他的权威著作送给高职位的官员和学者。每部分都涉及经文。1611年，符腾堡的牧师认为他可能引起了很多麻烦，为平息舆论，他在路德大学声称坚持着自己的宗教主张。事实上，开普勒现在自称是预言家，要为了人民的利益响应上帝提出的宇宙的和谐。45

他的野心再一次强调了为什么要远离母亲，只为尽量保护她。1619年4月和6月，开普勒收到了老朋友克里斯托夫·贝佐尔德的来信，他现在已经成为图宾根六个法律教授之一，他俩一直保持联系，开普勒还向他征询法律意见。贝佐尔德也认为开普勒母亲的审判是个重大案件。这次审判有很多可能的结果但却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办法。如果兰博一家想方设法不按照开普勒一家的要求将这起针对卡塔琳娜的民事诽谤案件变成妥当的刑事审判，图宾根大学的法律教授还有贝佐尔德自己很可能被问到如何展开这起案件。贝佐尔德向开普勒保证，他会立马联系公国议员拜德姆巴赫和公国副首席法官，确认是否可以阻止这起刑事审判。46

第七章

审判继续

贝佐尔德担心卡塔琳娜也许会因刑事审判而获罪。1619年11月9日，六名证人在早上8点全都到达了莱昂贝格市政厅，其中有五名当地妇女，她们是：裁缝的妻子、理发师的妻子、木匠的妻子、本尼迪克特·拜特尔斯帕赫的妻子和施尼特泽恩巴斯蒂安的女儿。她们每人都需要把右手放在胸前，以自己的灵魂、上帝和永生发誓，所述之言纯属实言并且无任何隐瞒，而唯一一名男性证人只需要伸出三根手指发誓即可。鉴于此次指控事关重大，克里斯托夫要求证人应该写下誓词，而不仅仅是口头发誓。他请求让斯图加特法院成员马蒂亚斯·希勒博士全程监督审判。即将开始的审判并非开普勒一家以诽谤罪起诉釉工妻子厄休拉·兰博，而是兰博一家要求对方赔偿1000弗罗林币。

兰博一家显然是有备而来，提前进行了法律咨询。釉工代表他“亲爱的”妻子出庭，对卡塔琳娜提起了49项指控。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指控都源自厄休拉曾在1613年受邀前往卡塔琳娜家里，在喝完酒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而兰博随后提出的新证据参照了《加洛林纳刑法典》，让人看了瞠目结舌。兰博披露，卡塔琳娜向住在魏尔德尔斯塔特的婶婶学习巫术。和有过犯罪前科的人交往本身就是强有力的证据了，如果交往的人是亲戚，那么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兰博一家人称，卡塔琳娜和自己的婶婶住了一段时间，知道她婶婶因行巫而遭到公开烧死。此外，她的二儿子小海因里希也深信自己的母亲为了给自己做烤牛肉，活生生把一头牛犊骑死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卡塔琳娜曾试图引诱一名年轻女子一起去参加“黑弥撒”（图31）。她此后试图教授巫术这件事同样触犯了法律。卡塔琳娜一次次无情地把丈夫赶出家门，只为了让他惨死沙场，而且还无端伤害他人，甚至动物。兰博一家称，卡塔琳娜曾畏罪潜逃，这又是罪加一等。1

图31：图中描绘了“堕落的”新女巫们成群结队，在荒凉之地举行“黑弥撒”的情形。她们坐在自己的草叉、龙和山羊上，相互教授魔法，灌输尽情享乐的思想。他们和魔鬼交媾，与猫、蛇、蟾蜍和猫头鹰共舞。在参加了多年的“黑弥撒”后，他们会和魔鬼一起回到地狱。单面大活页（23.5厘米×27.9厘米），制作时间约为1630年，根据之前的图画创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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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勒博士非常慎重地处理上述证词，并下决心要获取可靠的信息。他发现卡塔琳娜被戴上女巫的帽子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而《加洛林纳刑法典》要求时间必须是许多年才能被判有罪。希勒博士的主要依据是《罗马法》的六要素（嫌疑人、犯罪事实、地点、时间、动机、手法），因此他要求每一名证人都需要说出卡塔琳娜犯罪的具体日期和时间，以及具体的犯罪事实是什么。《加洛林纳刑法典》对折磨的判定要求至少有一个可信的目击者，而且只认为男性目击者是完全可信的（除非此男性和被告有过节）。

针对兰博提出的证据，开普勒一家向希勒提出了一长串问题，旨在挨个反驳对方的指控。因为开普勒婶婶是对方捏造出来的，所以开普勒一家反问对方卡塔琳娜婶婶叫什么？她何时被烧死的？他们还对兰博一家的名声提出质疑。首先，他们质疑了厄休拉·兰博的性事。厄休拉在结婚前和铜匠格奥尔格·齐恩厮混难道不是事实吗？釉工兰博明知厄休拉是个荡妇，当时还在蹲监狱，却义无反顾地娶她为妻，难道不是贪图钱财吗？厄休拉的淫乱导致她无法身孕，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接着，开普勒一家解释了小海因里希的行为。无可否认，他确实说自己的母亲是女巫，但当时的士兵爱出言不逊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他自己杀死了牛犊，反而控告自己的母亲把它骑死了。最后，他们对原告找来的几个证人进行了质疑，比如说其中一个马具商平常就爱夸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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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名证人当中，一名德国小学老师似乎最可靠。他称，卡塔琳娜在几年前一直缠着他，让他帮忙读大儿子开普勒的来信，并且要求他帮忙写回信。一天，他和妻子正在家中吃晚饭，卡塔琳娜突然从关着的门里走进来，让他帮忙写信寄到林茨去，不过信的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

不仅如此，卡塔琳娜在十年前还邀请他到家中为她读信。那是一个星期天，他本要去教堂的，而卡塔琳娜却不让他走，非让他喝一点自己酒窖上好的葡萄酒。由于他当时并不口渴，所以接过白蜡杯，抿了一口，但卡塔琳娜却执意要他多喝点。这时另一名妇女加入了他们，喝下了大半杯酒，但随后却得了重病，不久后就死了。而教师本人在第二天就感到大腿疼痛难忍，必须拄着拐杖才能走路，到最后完全瘫痪了。

一名叫多萝西娅·克勒布尔的女性的证词似乎也非常可信。她是地地道道的莱昂贝格人，长大后嫁给了当地一名神射手。她今年差不多三十三岁了，回答问题时也小心谨慎。她的回答令人吃惊，但对卡塔琳娜来说确实是致命的。她说五年前自己雇用了当地一名年轻的女裁缝。这名女裁缝之前刚给卡塔琳娜干过活，而后者曾劝她在家里过夜。当夜发生的事情令女裁缝非常不安，所以不得不向新雇主吐露心声。

克勒布尔完整转述了女裁缝的话。女裁缝说，“快到午夜时，卡塔琳娜从床上起来，在主卧里游荡。当时我也醒了，就问她为何走来走去？”卡塔琳娜回答道：“如果你成为一名女巫难道不开心吗？”并随后许诺给女裁缝带来无可估量的快乐和享受。卡塔琳娜对她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快乐和勇敢。”

克勒布尔接着一字不漏地转述这个奇怪夜晚所发生的事情。女裁缝对卡塔琳娜的问题很担心，她说：“如果你现在过度享受、纵欲无度，那么来世终究会遭报应的。”卡塔琳娜立刻打消了她虔诚的顾虑，说道：“根本没有来世，人死后就消失了，好比愚昧无知的野兽一样。”但是女裁缝仍然听从路德宗牧师的布道，《教理问答（手册）》课堂的内容和多年来在学校中学到的东西。她反驳道：“牧师们告诉我们，只要相信上帝、经过洗礼，就能获得永生。那些没有信仰的人都会遭到诅咒。”卡塔琳娜听后冷冷地回应道，牧师只有一个作用，就是保证社会安定，人们能和睦共处罢了。2

克勒布尔转述的故事令人惊讶，到底该如何解读呢？首先，没人认为克勒布尔在说谎，她所描述的故事让人们相信只有邪恶的人才会有如此行为。她发过誓，并被告知如果说谎将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按克勒布尔所说，卡塔琳娜说话时非常享受夜间的快乐，她攻击道德保守的女人，认为她们在生活中毫无快乐和惊喜——你可以想象，一个妇女，无论年龄多大，在遇见一个英俊的男人时都会忍不住卖弄风骚，这种想要又得不到的感觉既兴奋又痛苦。根据克勒布尔的描述，卡塔琳娜的说辞已经超越了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欲望所能容忍的范围，认为每个公民心中都心怀愤恨，不能和平共处，牧师的职责仅仅是维护和平。整个社会没有一点欢乐，人们被杜撰出来的宗教思想所束缚，每个普通公民都是潜在的杀人犯。这种社会思想深入人心、影响极大，激起了人们对女巫深深的恐惧。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里，如果没有巫术，普通人根本无法说出如此骇人听闻的话。

符腾堡很多居民都非常虔诚，希望能获得永生，并且诅咒那些不信仰路德宗或者从不忏悔自己罪过的人。牧师们通过布道解释为何上帝对教徒产生愤怒，以及为什么教徒们需要立即忏悔。因而教徒们普遍担心会遭到天谴，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集体，而且也能解释为何许多教区都决定应该永远规范每个人的行为。马具商重复道，“所有的惩罚和灾祸都来自主。”3人们祈祷能得到主的眷顾，但是每个人身上的罪恶却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莱昂贝格的小学老师吐露，自己以前从未向别人说起自己的遭遇，因为他怀疑卡塔琳娜是上帝派来惩罚他过去所犯下的罪过的。如果魔鬼能在地球上寻找代理人，那么上帝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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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中，儿子仇恨母亲受到的惩罚最重，因为罪过太大，几乎没人敢这么做。当然，圣经当中描述过许多兄弟姐妹之间相互憎恨的例子，败家子让家庭蒙羞的故事人们也常常听说，但没有任何一个故事是儿子恶意攻击自己母亲的，正如卡塔琳娜的二儿子所做的那样。

小海因里希是个非常苛求的孩子，对自己的兄妹也非常苛刻。开普勒详细描述了弟弟小时候的行为。从儿时起，小海因里希就患上了癫痫——当时人们最害怕的疾病之一。4如果某人突然痉挛或张力发作那么就被诊断为癫痫。癫痫患者有时会口吐白沫，拇指内翻。癫痫儿童就好比野生动物一样难以预测，并且常常让他们远离孕妇，因为人们认为癫痫会传染给胎儿。此外，小海因里希和其他许多癫痫症患者都有呼吸道疾病，疾病发作时很可能让患者窒息死亡。5癫痫儿童长大后很难找到工作或当学徒，就算小海因里希有幸当了学徒，也常常被师父拳打脚踢。

1589年，他们的父亲再一次离家出走，并再也没有回来。开普勒回忆道，父亲把小海因里希赶出了家门，并威胁把他卖了。6走投无路的小海因里希只好漂泊到了奥地利打短工，而且工作性质都很危险。他后来去匈牙利参军攻打土耳其人，战争结束后回到维也纳，靠烤面包和在街上唱歌卖艺谋生。1590年至1594年，开普勒和弟弟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后者一直在给别人当仆人，有时候无家可归，要么当街乞讨，要么打家劫舍，甚至还当过一支军队的鼓手。当他在科隆被一伙自称“小公鸡的羽毛”的强盗团伙打劫后，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家里。1593年7月，开普勒那时还留在家里，应该是帮母亲收割庄稼。在听了弟弟的遭遇后，开普勒极尽所能提供帮助。他给自己的祖父西博尔德写了一封信，简要说明了莱昂贝格的牧师已经和公国地方长官沟通过了，愿意为小海因里希提供职位。由于该职位至少需要八天才能最终定下来，所以开普勒急于让弟弟马上赶到魏尔德尔斯塔特市和祖父会和，这样一来，就算莱昂贝格最高地方长官认为小海因里希是个负担，也不会因此变卦。开普勒补充道，弟弟对母亲来说“一无是处”7.自己的母亲那时需要抚养六岁的克里斯托夫和九岁的玛格丽塔，开普勒当时还是个学生。当时正值收割季节，本来母亲的任务就很繁重，这时候根本无法去照顾一个年满二十岁却无所事事的儿子。

1597年，身在格拉茨的开普勒又一次出面帮助弟弟脱困。小海因里希14天前曾到布鲁克镇的一个客栈喝酒，并在那里过夜。但第二天早上离店时把自己的通行证遗失在了酒店一张靠窗的桌上。尽管他没有拖欠任何费用，而且也和往常一样向女佣支付了小费，但酒店并未归还他的通行证。在弟弟的恳求下，开普勒只好请求当地一位位高权重的朋友帮忙，以便让弟弟能够继续赶路。8

在布拉格，开普勒又一次帮弟弟谋得一个皇家卫兵的职位。因为当时开普勒说话很有分量，所以他替弟弟求职也相对容易。因此，这似乎是小海因里希一生中第一次在一个职位上待满了八年。他不仅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女儿。但在1613年，就在开普勒刚刚离开布拉格之际，小海因里希觉得自己身体非常不适、穷困潦倒，不得不寻求阿默尔巴赫女修道院的帮助。他希望开普勒能够给皇帝写信，为自己争取一些救济金。他后来改信了天主教，随着病情进一步恶化，被安排到一个修道院接受治疗。他的妻子可能死了或失踪了。但当他来到修道院时，僧侣却拒绝接待他。不难想象小海因里希当时的沮丧和愤怒之情。9

1615年，小海因里希把两个女儿送到了住在林茨的开普勒那里，然后独自回到了莱昂贝格。四十二岁的他感到疲惫不堪，常给别人抱怨当皇家卫兵时受到的冷遇。10他在一个很冷的冬天抵达了莱昂贝格，那正好是个周末，家家户户和往常一样都在制作下周的面包。消瘦的奶牛安静地站在寒冷的牛棚里。据面包师妻子回忆，卡塔琳娜曾在星期六晚上来她家借一点牛奶，理由是儿子回家了，非常想喝牛奶。由于当时家里没有足够的奶，她让卡塔琳娜去别的邻居家里试试，因为她看到那家人刚好买了新的奶牛。不过卡塔琳娜却坚持要向她借奶。最终，这位妻子不得不去挤奶，然后借给了卡塔琳娜。但是第二天早上，面包师妻子称自己家的牛犊生病了。经过埃尔汀根的牧牛人诊断，牛犊病得不轻。有人给她支招，让她炖一些草药给牛犊吃，并且把要药渣敷在牛背上。

一周后，面包师妻子正好在厄休拉·兰博家和面，听到厄休拉抱怨卡塔琳娜的酒让自己害了病。面包师妻子立刻把之前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好啊，卡塔琳娜常来我家串门，就在牛犊生病那天也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女人一直在骑它。”面包师妻子立刻向地方长官艾因霍恩汇报了情况。当卡塔琳娜知道自己的指控后，她愤怒地斥责这位邻居：“是你到处宣扬我把你家的牛犊骑死了吗？”面包师妻子有力地回击道，“当然不是我说的，但要真是你干的，我会用木头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这些证词说明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他们相互帮助，常常串门，在对方生病时给予关爱。他们还会帮助对方干农活，一起喝酒，但有时互相之间也会反目成仇。所以一点也不难想象像面包师妻子这样受人尊敬的人会殴打自己年老的邻居。

小海因里希向面包师妻子吐露，觉得自己母亲有点儿不对劲。面包师妻子立刻询问他是不是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烤肉和礼物（因为当时卡塔琳娜去她家为自己的儿子讨要过烤肉）。小海因里希听到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从此成了家里的害群之马，而这也是开普勒一直以来担心，且极力控制的。“是魔鬼吃了烤肉！”他惊呼道，并称自己母亲一直骗自己说所有给他的东西都是来自魏尔德尔斯塔特（紧邻莱昂贝格的）的祖父西博尔德那里，认为母亲忽视了自己一样。他一直希望得到母亲更多的关爱，但每次都让他失望至极。当面包师家的牛犊病死后，小海因里希认为肯定是自己的母亲“行为不端”造成的。112月17日那天，他在妹妹玛格丽塔的家中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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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女人背上女巫的名声，许多人就会认为她能变成各种生物。马具商的一个邻居指着仓库里一直蜷缩着的猫说这是卡塔琳娜变的。12一些男性称卡塔琳娜把丈夫逼走了。他们认为一个“勤俭持家、正直坦率的妻子会把自己的丈夫伺候得好好的，绝不会赶走丈夫”。13

很快，人们把对女巫的恐惧都怪罪在了卡塔琳娜身上。例如，一个屠夫突然感到一条大腿疼痛难忍，并且视线模糊，好似“眼前有一层霜一样”，就把这怪罪到卡塔琳娜身上，而当天卡塔琳娜仅仅是从他身旁走过而已。他相信给自己造成伤害的人就能够医治好自己，并且只要以上帝的名义当面请求此人的帮助就能成功。所以他喃喃自语道：“卡塔琳娜，再帮我一次吧。”紧接着，他用尿液冲洗了全身，并且把一块浸透了尿液的布搭在自己大腿上。那时人们认为尿液是大自然从人体内蒸馏出的珍贵液体。在完成以上治疗后，他称已经从卡塔琳娜的魔法攻击中完全恢复了，并急着在法庭上强调，他的康复主要归功于上帝的帮助。14

另一个在卡塔琳娜家和别处做工的裁缝同样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受邪恶的攻击。他每天起床和睡觉时都会为自己祈祷。当自己两个孩子病重之时，卡塔琳娜曾教他的妻子一些咒语，并且让妻子在满月之时站在教堂院子里对着天空说。15但这已经不是只有女人才知道的秘密了，他自己早就听说过这些咒语。路德宗教义包含了关于如何驱魔辟邪、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超能力去消灾避难的古代思想。祷告和宗教仪式能够打消人们之间的恶意，成为人们生存策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当这些人们常用的策略失效后，人们会感到更加恐惧，并且认为女巫身上的邪恶太重，连自己的咒语都无法破解了。所以这让卡塔琳娜成为众矢之的。这种怀疑一代代往下传，以至于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还能给众人说起25年前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关于卡塔琳娜的故事。她父母说，在1590年，就在丈夫海因里希刚刚离家出走之时，卡塔琳娜向护林员求助帮忙施肥。护林员当时确实太忙，所以拒绝了她的要求，但是后来又担心卡塔琳娜会心怀怨恨，可能已经把他的一只猪弄死了。16

卡塔琳娜由于两个大儿子多年来都不在身边，所以只好依赖别人的帮助。她没有马匹拉货，这意味着要向富人们求助。例如，八年前卡塔琳娜曾请求一名地区抄写员，让其用人帮忙拉一车干草，但遭到了拒绝。那名抄写员命令用人备好马，然后把干草拉到主人的马厩里。在半路上，刚走到牧羊人家里，那匹马突然变得非常虚弱。它在喝了井水后，舌头开始肿胀。不过几天后，这匹珍贵的马得到了上帝的帮助，奇迹般地好转了。把马生病怪罪到卡塔琳娜头上简直是无稽之谈，但这名抄写员却一直无法忘记这件事。17

那些没有从丧子的悲痛中走出来的父母开始寻找替罪羊。那个裁缝记得十年前当自己的孩子生病时，卡塔琳娜曾去拜访过他，并提出了医治孩子的建议。她弯下身子一直挨着孩子，其实就是为了杀死他们。他一直坚信应该折磨卡塔琳娜，直到她供认自己的“恶魔艺术”。18

另一个男人也同样深信卡塔琳娜做过坏事。五十多岁的纳图斯·居尔特林格发誓自己绝不说谎，就算把莱昂贝格的“天使之山”换成金子全都给他都没用。真相就是卡塔琳娜在集市广场上亲自告诉他，说邀请厄休拉·兰博到家里做客时，给客人喝的酒拿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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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证据认为卡塔琳娜是一个专业的医治者，收钱为病人开方子治病，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她曾有一次被别人认为是产婆，但是当地却没有任何记载证明她可以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和许多人一样，卡塔琳娜非常熟悉对当地许多草药和植物的疗效，以及在市场售卖的许多原料。随着年岁的增加，她这方面的经验也在增加，这在了解错综复杂的草药效果时是非常重要的。符腾堡的一些小镇上都有自己的药房，而许多专业的医生常会诊断更加复杂和顽固的病症。19例如，散工哈勒的妻子就付钱买了药方，然后按要求买齐了草药，熬制后连续九天拿来给儿子洗热水澡，在这期间儿子不能和外界有任何接触。20

问题是如何辨别药是否有用。如我们看到那样，开普勒赞同天文学和药物在本质上是相似的，都是归纳的艺术，需要观察、经验和分析。他写道，医师需要虚心向老妪们请教药草的疗效，但自己却需要甄别。专家们能观察症状，摸索疗法，并通过理性思维、经验积累去学习如何由表及里，找到疾病的根源。此外，合格的医学专家会研究同一种草药的不同特性，从而去了解事物的本质。占星家也会去请教田里的农民。就算这样，农民仍不会变成占星家，老妪也无法成为医师，除非老妪精通制药学。21

因此开普勒赞成外行专家丰富本学科的知识，并认为单个学科需要建立在常识上。和开普勒同时代的法国法学家雷内·肖邦甚至认为那些“田间劳作的农民老妇”比医学专家更厉害。罗伯特·波义耳则建议他的读者们“对观测和实验抱有更大的好奇心，向产婆、理发师、老妪、江湖郎中和剩下那些不识字的人学习”。22

人们每天都会向对方提供自己觉得有用的建议，不管是药草、谚语、护身符、石头或者只是触摸一下。卡塔琳娜也不例外，她在行医时同样会同情患者，并且对症治疗，比如运用“火石”把一个女性病人身体里的“热量”吸出来。（炼金术士巴西利乌斯·瓦伦丁在他的著作中极力赞同火石的疗效，这和现代医学的观点不谋而合。）23卡塔琳娜在其他时间里会先浸泡药草，然后把药草做成糊状，接着涂在双脚上或者身体其他部位，旨在疏通身体内凝结的血液或其他物质。24这种伽林式的疗法能够重新平衡身体内的液体，而且常常和被称为上帝帮助的精神要素联系起来。这些治疗也多半有效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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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卡塔琳娜却做了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她要求得到自己父亲的头盖骨。法律已经认定头盖骨是施行巫术不可或缺的物品，使用此物品的任何人都会被怀疑是女巫。询问官试图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据称，卡塔琳娜走进面包师家里后，对其妻子说：“拥有自己父亲的头盖骨是一件多么庄严的事情啊。”面包师妻子早前已经从挖墓者的遗孀那里得知，卡塔琳娜曾要求她丈夫为他挖出父亲的头盖骨，并给她送过去。她希望用来当作酒杯，并称有一个男人也曾这么做过。26一名叫汉斯·居尔特林格的证人听说这名挖墓者在家中修鞋的时候告诉自己的侄子，说卡塔琳娜准备把这个特殊的酒杯送给远在布拉格的儿子。27她猜想儿子会把银器嵌入头盖骨中，但是一听到挖墓者要想去当局告发她，就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当时莱昂贝格的挖墓者名叫马丁·哈勒，他回忆说18年前自己才15岁，那时正帮师傅挖一个鞋匠的坟墓，师傅告诉他卡塔琳娜曾找过自己，说如果把她父亲的头盖骨带来，将会重谢他，并且希望把头盖骨送到布拉格去。

卡塔琳娜为何会送出这个十分奇特的礼物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开普勒当时所处的时代，人们都非常迷恋神秘的东西。那时同时出现的还有人们理性测量形状、时间和空间的兴趣。鲁道夫二世的墓葬品里有一个银器，上面刻着“陛下的大脑沉睡在这里”，而其中最珍贵的三颗宝石戒指被支撑了矩形底座，中间刻着黄道十二宫的图案。28这位忧郁的国王着迷于富有魔力、充满神秘、聪明机智的东西，其中最能体现其奇怪而迷人的藏品要属意大利肖像画家阿尔钦博托的作品《翻转的肉头》（该作品把一个平凑出来的人头变成了两手托起的一盘肉）和纽伦堡金匠用稀有的犀牛角打造的容器（卖给鲁道夫二世的原因是该容器能够抵抗毒药）。鲁道夫二世最珍贵的藏品是一个独角兽的角。他一生收藏了许多奇珍异宝，他凭借此声称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知识，并用来体现皇家的威严。这些藏品大多数都能保佑人不受伤害。

那时的人们也和鲁道夫二世一样有着相似的兴趣。头盖骨常常是世俗之人追求虚荣的象征。同时代的静物画，如彼得·克拉斯的虚空派静物画，凸显了当时对头盖骨和各类人骨的追捧，以至于这些画家都必须参照实物作画，而非自己虚构。29人们仔细研究了头盖骨的构造，并用象牙惟妙惟肖地仿造出来。博学之人热衷于研究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如何用头盖骨当作酒器来祭祀英雄或祖先的。在威尔士，崇拜者们聚集到兰迪法恩村庄，一起饮用治愈之水。治愈之水来自所谓的6世纪圣埃利乌德主教的头盖骨里。30那个时代的人认为饮用来自头盖骨里的水能够保护自己，并赋予自己能量。

不仅如此，头盖骨还用于制药。莱昂贝格城堡的药房由西比拉和玛丽亚两位女士经营，其中一个抽屉里装着一个小袋子，袋子里装了七片头盖骨碎片。该药房还搜集了从死囚身上得来的脂肪。脂肪是药物的另一个成分，常被认为储存着人的生命力。1609年，莱比锡城的解剖学教室约阿希姆·坦尼克（1557-1609）向黑森-卡塞尔公爵莫里茨解释，当一个健康的人突然死亡后，其尸体能够算得上一个“相当珍贵”的木乃伊。坦尼克是帕拉塞尔苏斯的追随者之一，还写信和开普勒讨论过音乐和声的问题。他称木乃伊的完整组织具有治疗力量，能避免腐烂。31

这也说明当时德国的刽子手和他们的妻子同时也能治病救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获取这种具有魔力的尸体。约翰内斯·哈特曼（1568-1631）在1609年接受了马尔堡大学的邀请，成为该校化学药物方向的第一位教授。他称1615年一个刽子手曾向他售卖一个流浪僧的血液。他买下来后用来生产mumiaaurea（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生们常用来让人体再次焕发活力的一种药物）。32即便是僧侣，在他看来对新教徒也有一定的用处。

与此同时，宫廷中对各式各样的大口水壶、大酒杯、水罐、杯子和酒器的痴迷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些东西经常作为礼物赠予别人，所以宫廷大量雇佣技艺精湛的金属工，寻找精通设计的专家以及为这些物品制作新颖的底座。33卡塔琳娜在布拉格期间看到类似的物品并由此受到启发，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许多专业工匠会展示他们新颖的器皿，而住在新城镇的居民们也拥有许多只有在私人陈列柜里才有的珍品。34在后来的审判中，卡塔琳娜作证时称自己分别在一个住在图宾根的副主教家和另一户图宾根人家那里看到过用头盖骨当酒杯的情形，大概是她去看望还在上学的开普勒那段时间。她说在布道中也曾听到某种用头盖骨喝酒的仪式。35

挖墓者有时也会发现把头盖骨用作魔法用途的巫术现场：在1619年，一位符腾堡牧师汇报说一个挖墓者就发现了一个用墨水写有萨里斯和路西法的头盖骨，并特地用网格线做了记号。36卡塔琳娜肯定认为开普勒会喜欢头盖骨这个礼物，至于用来召唤魔鬼，显然绝无可能。开普勒和外祖父关系不错，断断续续住过一些日子，后来也给他寄过生活费，所以卡塔琳娜希望这个礼物能让儿子缅怀自己的外祖父，并且始终支持自己的母亲。卡塔琳娜的最终目的也许是以此让自己这个农民和布拉格宫廷扯上关系。当地人则对她的这个请求记忆犹新，因为莱昂贝格的居民从来不会去挖掘一个受人尊重的基督徒的坟墓，并把其骸骨变成装饰品。

* * *

上面所有的证词简直就是“一锅相互矛盾的粥”。一些人认为卡塔琳娜热情好客、乐于助人；而另一些人则说她固执己见、鬼鬼祟祟。有几名证人认为应该对卡塔琳娜刑讯逼供，给她点颜色看看，而另一些人则对自己的身体异样是否和她有关持怀疑态度。持怀疑态度的人用常识去判断事情的前因后果。比如，屠夫的妻子芭芭拉说丈夫身体出现异常那天，卡塔琳娜并未触摸过丈夫，而丈夫自己也承认那天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所以自己亦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在作证时都非常小心，避免掉入兰博一家希望把他们的经历变成证据的圈套。

有的证人甚至站在了卡塔琳娜这边。她的嫂子也是本地的一名寡妇，今年五十岁了。出庭作证时，她说卡塔琳娜的女仆曾给自己带去一些草药，她随后喂给了自家的牲畜吃。虽然很多牲畜都害了病，但也许是草药里面掉进去的昆虫导致的。其他人则认为至少其中一头牲畜被魔鬼触摸了一下。不过，每一头病畜在喝了“汤和水果”后也都痊愈了。她的嫂子并没有把此事怪罪在卡塔琳娜头上，因为认为卡塔琳娜根本没有动机。37艾格尼丝·维尔纳对于卡塔琳娜的丈夫因愤怒而离家出走心存疑虑。不仅如此，她还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丈夫应该瞒着孩子才是”。38所以整个小镇的居民都不应该去胡乱猜测他出走的动机。

另一位证人坚定地说：“只有上帝才知道真相。”她的话和路德宗牧师们多年来费心向教徒们的传道内容不谋而合，牧师们告诫道：与其怪罪别人——而且很有可能会错怪他人——不如反省自身的罪恶，完善自身的德行。末日审判之时，上帝自会区分上天堂和进地狱的人。汉斯·施密德的妻子阿波洛尼娅住在霍芬戈恩村，她说这么多年来每次去莱昂贝格，卡塔琳娜都会热情招待她，而自己从没有生过病。虽然现在已经五十岁的她会感觉呼吸短促，身体也开始肿胀，但这一切都不能怪卡塔琳娜，因为她俩很早之前就有往来。39普通人也能很好地鉴别这些证据，他们的详细审查让控告变得站不住脚，而这也为开普勒最后的辩护提供了支持。

至于厄休拉·兰博的名声，原来曾经有两个男人一起追求过她，后来其中一人离开了莱昂贝格。大家都注意到她没有生育，这让大家开始怀疑她的品行。因为当地人认为一名信仰路德宗的妇女应该保持拥有固定性伴侣，不能避孕，要体会分娩时的痛苦，并且好好抚养自己的孩子。当时人们认为所有女人都罪孽深重，而且缺乏理智，所以唯一能赢得大家尊重的方式就是靠自己良好的品行。无论言行、穿着、工作、做家务都必须小心谨慎。她们得辛勤劳作，为别人无私奉献。而兰博本人除了和丈夫一起干活外，找不出关心别人的例子了。

* * *

1620年1月中旬，这些相互矛盾的证词都送到了斯图加特法院。釉工兰博开始担心开普勒会拖延审判，让母亲继续待在女儿那里，直到这个“老村姑”老死家中。40公爵在3月底收到了以卡塔琳娜的名义写给她的一封请愿书，她本人希望自己的案子能够快速了结，尽管自己向上帝的祈祷微不足道，但还是希望以此得到仁慈的公爵的怜悯。请愿书最后的署名是：“谦卑的卡塔琳娜，莱昂贝格受到眷顾的海因里希·开普勒的遗孀”。41

第八章

其他女巫

卡塔琳娜在接受审判之初，欧洲的宗教和政治矛盾变得越发尖锐。普法尔茨的加尔文主义统治者腓特烈五世，在1619年秋天成为波希米亚的国王，他承诺要将波希米亚发展成抵御土耳其人的军事基督教“堡垒”（图32），然而，国王斐迪南二世誓死要为天主教徒们捍卫哈布斯堡的土地。两国之争给神圣罗马帝国不同信仰的地域合作带来了挑战。在路德教会这片领土上，耶稣会骗术、西班牙暴政以及加尔文派的阴谋使得人们的恐惧迅速蔓延，并且哈布斯堡王朝的完善机制，其目的是创建妥协、繁荣、诚信、公正的宗教文化，也遭到了威胁。1

在这种环境下，开普勒《世界的和谐》一书中可能有极小部分涉及政治问题。尽管勃兰登堡的牧师夏勒也是相信世界毁灭的教条辩论家，开普勒仍冷静、自信地坚持世界和谐说及无冲突的宗教行为，即使在波希米亚叛乱中也如此。2

现在这一世界和平的说法好像有磁力一样不断引来了麻烦。直到1619年6月，经验丰富的普法尔茨议员克里斯琴·冯·安哈尔特说服了大批新教徒去支持波希米亚与哈布斯堡之间的军事冲突。而符腾堡法庭已被分裂成不同的宗派，一批人仍旧忠诚于在维也纳的皇帝，却也害怕海德堡的加尔文教徒；另一批人则美好地幻想新教徒能力争上位，也希望通过英国、等级会议、法国以及德国新教徒的合作重新定义新的欧洲秩序；而第三派人则思考在德国的地盘里，如何利用哈布斯堡的弱点反击。然而，问题依旧停留在如何找到方法来解决共同防御。约翰·弗雷德里克公爵在4月曾写道，哈布斯堡会在战胜波希米亚后打击新教徒。3

7月，符腾堡第一次大规模征兵，招收了12000名雇佣军。很多人担心“西班牙君主制”会废除宗教和平协议。在政策急剧转变的情况下，毫无军事经验的约翰·弗雷德里克却认为克里斯琴·冯·安哈尔特乐意带领军队投入战斗。即便是公爵最信任的参谋塞巴斯蒂安·法贝尔也开始接受“西班牙暴政”的说辞，并认为如果新教徒能夺得波希米亚国的王位是“上帝的安排”。同时新奇神圣的想法也出现了，整个公国都在加强卫兵建设。毫无疑问，为防止哈布斯堡王朝入侵，腓特烈的领土是需要加以防御的。约翰·弗雷德里克还给英国外交官亨利·沃顿解释什么是“国家理性”，并告诉他不要“强迫陌生人成为他的邻居”。4

图32：腓特烈·巴拉丁选侯，波希米亚国王，身后是布拉格城。马特乌斯·梅里安雕刻作品（35厘米×26.3厘米），创作时间为16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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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德国都弥漫着对社会不稳定的恐惧气息，而在莱昂贝格也展开了进一步的女巫审判。卡塔琳娜的档案送到斯图加特等待最终裁决后不久，其他两个女人在莱昂贝格也遭到了指控。近三年来，这里都没有女巫审判的案件，而现在同一陪审团也警觉起来，并做好快速应述的准备。

1620年1月21日，三位莱昂贝格的议员和两位市民看到了刽子手拷问一个老寡妇的全过程。这个年老体弱的当地居民玛格丽塔·弗里希并没有承认任何罪行，但她对宗教的无知似乎令人担忧。文件中对于她遭受酷刑的过程只字未提，但至少为了吓唬她，刽子手一定在玛格丽塔面前亮出了他的工具。随后，刽子手可能还实行了真正的酷刑，给她上拇指夹或脚趾夹，或把她的手和脚绑在一起又推倒在放了绳子的地上，而绳子是和轮子连在一起的。那些被指控的女巫或罪犯会被吊在绳子上七到十五分钟，他们的身体将遭到严重的摧残。而不断拉扯罪犯，或在他们腿上施放重物，这样他们的身体在上上下下拉扯的时候会感到痛苦万分，这些更为残忍的酷刑在符腾堡却很少见。5

下午，刽子手（亨克——别人通常这么称呼这个刽子手）执行完本职后，玛格丽塔便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她坦白早在二十年前拾柴火的时候就有了邪恶的想法。当年，她和一个恶棍在辛德芬根森林深处有过粗暴的性爱，尽管当时玛格丽塔的丈夫还在世，但事后还发生过多次。这一行为不仅让他们身心愉悦，之后他们还常常在丛林里共舞。布莱克·卡斯珀尔正是她的追求者，他穿一身黑衣服，人高马大，却长着一双羊腿似的脚，由于当时沉醉在幻想之中，一段时间后，她只记得这些细节。布莱克怂恿玛格丽塔去陷害人们并且不要再信奉上帝，作为回报，他保证给她大笔财富、不错的交易和丰富的食物与饮料。于是他给了玛格丽塔一盒润滑膏让她涂抹到一根长棍上以便让她飞起来。玛格丽塔在安息日设宴并跳舞，在这里她认识了另外四个本地女人，其中有三个住在养老院，还有一个是老铜匠的妻子，她住在一个破房子里。润滑膏用完，她的夜间飞行也结束了。

按照法律要求，牧师、小镇书吏同时是地方长官的艾因霍恩要在第二天复述一遍玛格丽塔的供词，而她却否认部分细节且没有把那三个女人列在她捉弄的对象里，艾因霍恩此时也感觉到她是个执拗又邪恶的人。在监狱里又过了一晚，她却死了，即便是她的看守员，绰号叫“艾格尼丝骗子”的女人也不知道玛格丽塔死亡的原因。6

玛格丽塔死后被埋在一个绞刑台下，这个绞刑台设在莱昂贝格郊外的一座小山上，而1616年被火化的女巫们的骨灰早已融进了这片泥土。经过在海姆斯海姆的调查，发现埃尔汀根村的一个寡妇在行刑拷问期间没有坦白任何罪行便被释放，海姆斯海姆的一位陶匠的妻子在1617年也被拷问了，同样也没有坦白任何罪行。71620年，艾因霍恩和法庭人员一致认为玛格丽塔·弗里希有故意伤人致死的行为。若玛格丽塔没有死在监狱里，或许她会是莱昂贝格第一位要被火焚的居民，可能也是1616年的冬日危机后第一个被处死的女巫。

长官艾因霍恩负责整个莱昂贝格历史上至少四分之三的女巫的死刑判决，他的前任在1612年已对两个女人判处死刑，自1616年后艾因霍恩再也没有过分地追杀女巫。莱昂贝格小镇居民并没有被笼罩在恐慌的气氛中，事实上大部分当地女人都会被保护免受指控。而每次关于巫术的裁决都会牵扯到地方法官，从1620年开始，还要求有地方法官、牧师、书吏和公国议员参与裁决，因此所有的裁决都不是艾因霍恩说了算。当玛格丽塔讲述她想靠邪恶过上“幸福生活”的可怕故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尤其是她掌掴他人并致残废这件事上。

审判时没有一个亲戚为玛格丽塔陈情，即使住在她附近的儿子和妹妹也没出面。人们是因为她死去的丈夫马丁才知道她的，她是马丁口中的格丽塔，好像她仍旧属于他。有些人多年来对她心存怀疑，以至于不管她在莱昂贝格还是其他地方，一旦她进屋参观，孩子们都会被抱走远离她。即便是其他人不太确定她是女巫，开始少数人的怀疑后来也变成了“普遍的看法”。其实，玛格丽塔多年前就在抱怨自己没有受到公正对待，她也很明显地感觉到自身压力极大。经过审理发现她曾两次愤怒地掌掴一个二十岁的女仆，就因为女仆知道玛格丽塔的声誉不好。玛格丽塔还接触过一头奶牛，在赞赏奶牛多么美丽之后便疯狂用手拍打奶牛，随后奶牛看起来异常痛苦。她还怂恿她的监工喂猪吃她吃剩下的食物，同样地，这只猪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动物最后都痊愈了，而女仆却一时不能工作，但最终玛格丽塔还是给女仆提供了治疗头疼的有效偏方，就是用醋炖樱桃核再用纱布将其按压在头部。

是玛格丽塔给女儿施了魔咒还是她现在要带走女儿？女仆的父亲谨慎地验证自己的猜想，他并不知道寡妇玛格丽塔的不良声誉，他也不确定玛格丽塔是否是清白的。汉斯·内斯特勒律师告诉他玛格丽塔的妹妹嫁给了他居住在辛德芬根的弟弟。这位七十四五岁的律师成为莱昂贝格的居民之初就听到过很多怀疑玛格丽塔的声音，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年长的律师还是一个业余兽医，两个月前还被叫去医治汉斯·波依特许巴赫生病的马。虽然女仆一个小时内痊愈了，内斯特勒还是不确定女仆的病是否有自然因素，但他能确定莱昂贝格小镇上的动物是被施了巫术的。四个月后，欧泊威特的牛犊在一夜间都遭到了侵袭。他还亲眼看到监工的猪浑身颤抖，身体不断往地里钻且鼻子紧紧贴住墙，它的舌头也好像抹上了一层油。毫无疑问，这头猪也是遭到严重侵袭的，经过他的医治，这头猪在24小时内痊愈了。

这也说明了人们所谓的常识是通过不断分辨自己知道的和能被证明的事物之间的差别来获取的。有些人尤其小心谨慎，会将观察到的现象与自然或超自然的因素结合起来，还会彻底收集证据。很多人也会保留某人是否有女巫倾向的证据，年复一年地记录发生过的灵异事件，分析种种不同的迹象，直到进一步证明结果出现，他们才会公开自己的结论。

另一位莱昂贝格居民，现已八十三岁，他讲述到，53年前膝盖下方曾剧烈疼痛且整整持续了12个星期，不管是坐着，躺着还是站着都很痛苦。即便是这样，他也丝毫没有怀疑是玛格丽塔所为。而一位葡萄酒商雅各布·斯托尔，在审讯后，他只知道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和玛格丽塔的第一任丈夫一直是好友，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互相信任，有着特殊的朋友关系。某天，玛格丽塔的丈夫偷偷告诉斯托尔，他身上的男子气概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现在的身体极其虚弱。四个月后，玛格丽塔的丈夫就去世了。斯托尔当时处在深度的痛苦和压力之中，但他也没有怀疑朋友是被施了巫术或对玛格丽塔有半点怀疑。

70岁的当地长官米歇尔·斯托尔虽依旧保持小心谨慎的作风，但要证明玛格丽塔是否施了巫术而导致动物的疾病对于长官来说还是太难了。他的妻子发自内心地认为她不能说女仆的指控是否正确，因为风险太大。如果控诉是错误的，挑唆者很可能被起诉甚至入狱。证人也会时刻被警告，如果他们提供了假证词，在世期间会招来上帝的勃然大怒，死后会直接送到恶魔撒旦的手下。8

现已有六十岁的露西亚·德雷埃尔，出生在莱昂贝格小镇的一户富裕家庭，她更加怀疑玛格丽塔。她曾亲眼看到那个长期住在养老院的男人当众侮辱玛格丽塔，直接称她为女巫和野兽，玛格丽塔并没有反驳他，她只是说这个男人还犯不着让她收拾。对于露西亚·德雷埃尔来说，这一切看起来很怪异，因为人们通常会捍卫自己的好名声。

相反，养老院的厨师很快提供了证词，她说她平时一直忙于做饭，并没有太在意谣言。她如实地说道，在她二十三岁左右，当时已在这家养老院工作了6年的女仆生病后12周就回来工作了，她却得了病，且病情日益严重，而养老院里那个畜养动物的女仆却无任何不适。

那些所谓的女巫并不都是真正的女巫，其中有部分人是受害者。四十六岁临时工的妻子沃尔布加·哈勒，也是其中一位证人，她是带头指控卡塔琳娜是女巫的人。她立马陈词，一直以来，她都知道各种针对玛格丽塔的极度糟糕的猜测和谣言，但最终她提出了一条爆炸性消息：有一次，牧师家的女仆告诉她，玛格丽塔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进入教区牧师住宅中，并要求去看看牧师刚生完孩子还在修养中的妻子。女仆便起了疑心，因为从不会有人在星期天登门拜访，尤其是星期天到牧师家，于是女仆快速地将摇篮挪到卧室的角落，那样玛格丽塔就碰不到小宝贝了。玛格丽塔离开后，她又立马向熟人吹嘘，说她已经拜访了牧师的妻子还给她带了份礼物，所以她就得到了接近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的特权。哈勒断言“每个人”都怀疑过玛格丽塔的巫术。9

针对这些不同的证词，艾因霍恩和其他法官决定委托当地律师来拟订法律意见，而不再委托图宾根的大学法律系，这样不仅成本更低，案件审理也会更快更安全。那么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让刽子手带上行刑工具前来？莱昂贝格当地的法学博士菲利普·雅各布·威翰梅尔，一直被称为“正直、学识渊博的人”，他承认根据法律文献，仅仅是坏名声不需要动用酷刑，但他很坚定地认为玛格丽塔的这起案件不一样。玛格丽塔对牧师问的关于基本教条和宗教活动的问题一无所知（审讯中没有得出任何信息），在很多方面的行为也让人怀疑。而威翰梅尔却说，他并不关心这些在行刑下逼问的“尖锐的问题”是什么。10四天后，玛格丽塔去世了。

* * *

如果证人的证词有任何反对卡塔琳娜的部分，都会引发一系列比玛格丽塔案件中更令人担忧的指控。因为玛格丽塔从没有给过任何人食物和饮料，她也仅仅接触过一位女仆和两只动物，但他们通过治疗都恢复了。相反，卡塔琳娜却给人造成了永久伤害，她也承认了想要贿赂艾因霍恩，在问道是否为了她父亲的头骨而掘墓时，她表现得非常奇怪。如果玛格丽塔坦白了她和恶棍布莱克有过约定，那又怎么能说明卡塔琳娜没有做同样的事呢？玛格丽塔的案件是否表明行刑拷问下能得出真相，是否能保证整个社区都免受伤害呢？从那些隐瞒的邪恶秘密里套出真相又是否合理呢？

在艾因霍恩和法官看来，接下来的因巫术而遭处决的女人更加印证了自己的观点。11住在莱昂贝格西边的蒙海姆小镇上的莉娜·斯图布勒琳，于1620年1月26日接受审判，也就是玛格丽塔死后的几天以及卡塔琳娜的审判档案还在等待最终裁决的时候。莉娜被指控诅咒过一些没有帮她解决问题的村民，据说她知道如何通过天色变暗让天气变得糟糕，还曾威胁当地浴室老板要烧毁他的房子。依其申述，她在多年间伤害了很多人。1621年开普勒挑战过的公爵法官乌利齐·布罗尔毫不犹豫地对莉娜实施了酷刑。12

莉娜一开始否认了所有的指控，然而，在2月10日实施酷刑后，她坦白了一切。许多细节都让在场法官震惊了。她承认有一次她带着用于纺纱的亚麻从普福尔茨海姆走回家，路上第一次看见了恶棍和他的狗站在一颗橡树旁，那只狗有时会像个幽灵一样飘在空中。她又说道，18年前，她在村边的山上拾柴火时，一个英俊的男子靠近她，问她：“你想成为我的人吗？”莉娜只是小心翼翼地回答她需要点时间来考虑这一提议。而这个恶棍巴斯雷恩又出现了两次，第三次他就告诉莉娜她必须按照他的想法来做，她必须在半夜手拿蜡烛等他到来，事后要去攻击人们。有一天晚上，一道光像鬼魂一样出现在莉娜的房间，她用力将纺纱用的卷线杆扔向它，但从此她好像被恶魔附身了。有一次，她和女儿在城堡山上拾柴火，突然拿出来一块旧布，并告诉女儿，由于女儿表现得太差，想要用布勒死女儿。莉娜之后还会不断冒出一些离奇的想法。接着，她又看到了一大群男人和蒙着面纱、打扮精致的女人站在她的正前方，恶棍也在其中，恶棍还安慰莉娜，并说道他知道她并不是真的想勒死自己的女儿。

通过进一步听取莉娜的口供，书吏只是简洁地记录：“是的，她很后悔自己当初服从了可怕的恶魔。”在这18年间，莉娜和恶魔在她床上有过七次性爱。口供第六条中，莉娜透露曾让浴室老板的孩子生病致其死亡，在第七条中承认对一个男人有过致命攻击。接着她便讲到她和另外三个当地女人是如何在城堡山“变天”的，但这一举动被上帝阻止了，这一过程中，恶魔并没有给她润滑膏，所以她没有飞到任何地方。而另一个可怜的小女巫，要来回步行和她们会合。莉娜想通过巧妙地利用孩童的头发和在田间洒上女孩子的尿来变天，但这一行为仍然是徒劳。

莉娜还说道，她觉得自己受到了其他邪恶的女人的支配。又有一次在拾柴火，六七个来自邻村经验丰富的女巫也加入了她，并命令她按照她们的要求做。随后，她们的脸突然变成了黑帽子，然后又坐在树篱上。只有莉娜看到了她们惊人的转型。三小时后，她们告知莉娜一个月后，女巫们会在当地的森林里举办“皇家美食”的活动，因为她们要像德国政府一样召开政治首脑会议来统治整个邪恶帝国。同时莉娜也被告知不能将此次活动告诉任何人，但她现在也开始承认，她一直以来都是个“大女巫”。莉娜已经三年没有接受过圣餐了，当地牧师记录她已连续缺席多次，最后还是同意了她参加圣餐仪式，但牧师表示他不能强行往她嘴里塞圣饼。

1620年2月，刽子手用剑将莉娜·斯图布勒琳斩首，随后又将其尸体粉碎为灰烬。莉娜最后的话被记录在莱昂贝格刑事审判的判决“血书”里，她说道，她对隐瞒了事实的真相而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感到抱歉，并感谢他们先斩首而不是活活烧死的仁慈处置。13除了卡塔琳娜，她应该是莱昂贝格小镇接下来的八年中最后一个接受裁决的女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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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在街坊邻里传播的谣言和指控仅仅只是人们的闲话，即使关于某个人是否正直、公正、可信的言论都会在社区争得不可开交，但所有人也是通过地方法庭来摆平谣言和恢复和平，这就意味着当地政府的法律领域和法律机构深深铭刻在人们心中。每个人的声誉和家族中上一代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据说在1619年8月，莱昂贝格小镇的一个女人辱骂过染工家的一位家庭成员，而染工早在20多年前就去世了。名誉会对自己的家族、过去和未来都有影响，所以为家庭争取良好声誉变得尤为重要。

在一些情况下，社会地位并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下属也常使用法庭作为提出正式申述的渠道。比如说，一个仆人曾上诉，有个市民的儿子把帽子扔到了猪面前，不仅搞坏了帽子和猪圈，还拒不道歉。一向受人尊敬的石匠杰里迈亚斯·施瓦兹的妻子在1620年因羞辱一位男市民而遭到罚款。而每年的罚款都会记录在救济金一栏，当罚款变为慈善，也能让人们之间的敌意变为同情理解。卡塔琳娜从来没有被指控为羞辱他人，即便这种指控很常见。而在1620年，卡塔琳娜的法律监护人的妻子因为对另外一个女人和小女孩有过言语侮辱也遭到了罚款。14

当地法庭在1619年和1620年收到的救济金，给社区开了一个救济小窗口，而这个社区曾经历过紧张的资源和人际关系，也被卷入了“三十年战争”之中。总之当年的情况很复杂。在最糟糕的对抗时期，人们开始被指责为不人道，邪恶的。莱昂贝格小镇的铜匠雅格·齐耶海曾和乌利齐·布罗尔有过交集，牧牛人在1619年4月打了他的女儿，称他妻子为女巫还指控锻工伪造了三个便士硬币。最后，这个可怜的牧牛人因为没有钱支付罚款被关押在当地的宝塔下，但铜匠一家却保住了他们自己的好名声还得到了书面判决书。15

木匠和其他普通人通常支付了这类正规流程文件的复印件的费用，以此证明任何针对他们的侮辱言辞在法律上都是徒劳的。对于每本圣约书，押韵的条文要确保都写进书中，人们念起来才会充满力量。16而纸质文件也证实了矛盾是存在的。比如，纸质文件能帮助区分那些不断被指控为女巫的人是否是真的女巫，因为有些确实是女巫从而对别人做出了伤害，就像厄休拉·兰博反对卡塔琳娜一样。

当地法律实践提供保证且有很大的灵活性。而那些地位平等的普通人，有时只是通过法庭来维持和平。因此，在1619年10月，克里斯托夫在下级法庭争辩，他确定他只有最好的词形容斯托尔一家，那就是他们是“受人尊敬的，友善的好人”。克里斯托夫和年轻的汉斯·斯托尔有过小矛盾，斯托尔的表亲就是在座的一名法官，矛盾仅仅因为生气和喝了酒。而斯托尔一家相应地表示了对克里斯托夫的高度赞赏，而手写记录吵架内容时，事实上并没有说什么。17在这起案件中的解决办法就是保持沉默。

这段时间里，莱昂贝格受到了很多外部的压力，也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18市民们要求保证小镇大门的安全，由于“三十年战争”，当时非常危险。很多人因为经济下滑得更努力地工作。住在集市广场的缆索工被指控为在星期天的教会上搬酒。鞋匠、屠夫、鞍匠、缆索工以及面包师都在周日在街区售卖自己的商品，这也标志着工匠要增加工作时间和扩大分销来增加收入。有少部分人会在周五去教堂，尤其是工匠们，因为他们周末需要工作。施托费尔·施密德会在深夜点蜡烛打谷，但谷仓着火了，所有人都出来灭火防止火势蔓延。

莱昂贝格小镇在这些危机之年变得不太一样了。浴室老板栽种葡萄园失败了，其他人也一样，葡萄栽种需要大量劳动力但产量却和在田间所花的时间不成正比。1620年的冬天有大量树木偷盗的案件，一个住在破屋里的男人不幸地被抓到偷盗树木。还有另外一个人从别人地里偷了白菜，放在自己的马裤里带回家了。关税人员也上诉很多货物都不知道了去向。负责福利事业的人们抱怨每周从市民那收到的善款都是伪造的硬币，由于镀铜银币大幅度贬值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收到的钱几乎是无用的。有些个体户因为太过吝啬而被排除在外。石匠杰里迈亚斯·施瓦兹在教堂的两年间还是没有缴纳任何救济金。

当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暴政。“艾格尼丝骗子”也是莉娜·斯图布勒琳在狱中的监工，在莱昂贝格郊区行为不羁地舞蹈和弹奏乐器，而郊区常有亵渎行为发生。牧牛人和屠夫因为大声咒骂而大干了一架。发生在裁缝家的事日夜都在困扰着他们，毛皮商只是大声嚷嚷。很多家庭的生活都遇到了问题。汉斯·冯·萨克森海姆花光了所有自己和孩子的钱在赌博和暴饮暴食上。恩德里·弗兰肯抛下了他的妻子，因为她无法种植他们的蔬菜地。邻居抱怨杂草丛生。年老的米歇尔·雷尔特林格想要他的女婿替他还账。施托费尔·鲍尔打了刚生完孩子的妻子，他成天喝酒享乐，连孩子的衣服都买不起。马克思·基思里斯特曼的妻子像骂街的泼妇一样咒骂他人，希望她的丈夫在工作的路上遭遇车祸。基思里斯特曼狠狠打了她，最后他昏睡过去而没有像他希望的一样被捕入狱。劳伦兹·施波雷尔的大儿子得了麻风病，要与其他孩子隔离，就连临时工的工作也做不了。

有些案件实在太可怕，所以既不能保持沉默，也不是很容易解决。有种说法是市民或其亲戚和恶魔有过交涉的都是指控对象。在1619年10月末，铜匠齐耶海和他的妻子有一次来到了莱昂贝格的小镇大厅，而声誉良好的塞弗林·斯塔尔和他的妻子指控齐耶海曾说斯塔尔是恶魔之父。斯塔尔反驳道，如果齐耶海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他自己也是恶魔，他儿子也是没受过洗礼的。191620年，另一个男人完全喝醉了，狂怒地四处游荡，回到家还虐待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最后他大喊他的继母是个女巫，他的父亲应该在20年前被烧死。巫术当然不是女性犯罪的唯一理由，即使是在像莱昂贝格这样的地方，只有女性才会被正式起诉。所有人都把巫术看作是邪教，会让男人女人变得越来越像。这也是为什么开普勒和克里斯托夫在母亲卡塔琳娜等待审判期间如此脆弱。

第九章

卡塔琳娜的监狱生活

1619年，证人们纷纷到场为卡塔琳娜案件提供证词，克里斯托夫·开普勒透过一楼厚厚的圆形毛玻璃窗看到这些证人黑压压的身影大清早就从莱昂贝格集市广场来到了镇公所。他从这栋看不到任何风景的楼的后面搬到前面这块专有高地的前一年，他们的生活里里外外都受到束缚：房子前面是个粪堆，商品需在集市广场卸货，人们要从底层进入车间工作，动物则在房子后面储藏的工艺材料和农产品间走来走去。至少有两次，开普勒因为门口的手推车挡住了他到屋后面的通道而大发雷霆，立马破口大骂，最后他在当地法庭上遭到申斥。1开普勒一家仍旧和鞣皮工一家住在这栋房子里，而鞣皮工一家和他们的四个子女已经搬到了后屋。当鞣皮工家族还在不断壮大时，克里斯托夫和他的妻子多年来只有一个女儿。21618年名为安娜的女儿刚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直到1619年他们六岁大的大女儿艾格尼丝才有了一个妹妹，名叫玛格丽塔。难道克里斯托夫没有采用母亲卡塔琳娜的名字仅仅是巧合吗？

虽然克里斯托夫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中，但是他也收获了不少。尽管不断有人对卡塔琳娜介入调查，在克里斯托夫三十岁的时候，他作为一名白镴器皿工匠就承担了重要的公民责任。1618年，公爵意识到了为军事防御储备人才成了重中之重，他委派开普勒在周末为当地男人开展训练，且给他开工资（图33）。为了买火药以及使射击演习更加专业化，公爵约翰·弗雷德里克抵押了自己的财产。射击中仅仅是架枪和开枪就有多达20个分动作，而且还要练习打中移动目标。3约翰·弗雷德里克警告大家，如果符腾堡的男人不参加训练，在和哈布斯堡对战的危急时刻，那些可怜又没有作战经验的人们可能会遭到杀戮。当然，如果他不能召集到当地居民加入军事防御的队伍，他就要花高昂的费用在天主教徒中征收雇佣兵。4

这项训练军事人员的新任务关系到克里斯托夫和他父亲的职业（虽然他可能已经忘记了父亲海因里希，因为父亲在克里斯托夫两岁的时候就没了消息）。事实证明这项任务还是太艰巨，因为本地男人都缺乏纪律性，也毫无任何责任意识。1620年，班长克里斯托夫抱怨道，其中有一名男子嘲笑所有人在训练期间看起来很可笑，在他们前进和转弯的时候，每个人都像刽子手附身。5其实这种方式的身体控制对他们来说还是太陌生。克里斯托夫有一次大发脾气，狠狠地咒骂了那个男人，所以又遭到罚款。在法庭上，克里斯托夫重复说道，很多男人不仅逃避训练还找一些牵强的理由。而目前的情况就像其他新教徒所说，公爵已经意识到还是要继续依靠雇佣军，特别是当战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

克里斯托夫在家中开始照顾一个与他父亲和弟弟有着相似情况的男人，在1620年还照顾了一个受伤的士兵直到他身体好转，同年，还收留了一批在别处服满兵役的士兵。61620年春天，符腾堡公国的主要外交官最终了解到英国是不会给德国的新教徒任何军事支持的。尽管如此，至少在普法尔茨这片领土上，公爵约翰·弗雷德里克还是很坚定地要帮助普法尔茨的加尔文派，6月，他决定亲自上阵。7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克里斯托夫可能需要监管更多士兵。1620年8月，安布罗吉欧·斯宾诺拉带领25000名士兵从布鲁塞尔进军莱茵河，同时蒂莉将军在奥地利捣毁了新教叛乱者。同年11月，腓特烈五世在布拉格白山持续两个小时的战斗中失去了波希米亚国王的位置，斐迪南再一次胜利了。随后开普勒就听闻那些叛乱领头人遭到了残暴的酷刑，其中就有闻名已久的解剖学家和自然学家扬·杰森纽斯，在被斩首之前，他的舌头已经被割掉了。

同时，那年夏天，克里斯托夫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转变。斯图加特总督做了最终决定。1620年8月7日，克里斯托夫的母亲在斯图加特被捕入狱，随后送到莱昂贝格进行最初刑事审判，之前全家的苦苦哀求都毫无作用，此时的克里斯托夫感到非常绝望。似乎他现在只能想象，警卫很容易就能把他那牙齿几乎掉光、个子矮小、满头白发的七十三岁的母亲卡塔琳娜绑在链条或绳索上，从莱昂贝格的监狱押送到家门前的镇公所。

图33：木刻版画。左上角的民众正在接受跑步和射击训练。莱昂贝格的男人女人们忙着丰收和旅行，选自约翰·鲍欣的《药泉的新疗法》（1621）。

版权所有——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他用行动证明了他再也不能忍受这般耻辱了。他或许在1620年2月也亲眼看过莉娜·斯图布勒琳遭斩首和火焚。在德国，每件处决案件都会作为公共事件在当地政府开展，以此警告所有人，然后让他们为这些可怜的罪犯的灵魂祈祷。那么克里斯托夫能想象自己在人群中看着母亲的尸体躺在紧密堆叠的木头上等待火焚的景象吗？他立马给公爵约翰·弗雷德里克写了一封信，信中他骄傲地说道，他很荣幸地掌握了技巧，通过自己的名声付诸了实践。过去五年对他母亲的调查已经让他痛不欲生，而现在却担心人们公然蔑视的态度。克里斯托夫要求卡塔琳娜的审判换个地方开展。

莱昂贝格的法官以及艾因霍恩出于同情，同意了克里斯托夫的请求。通常罪犯审判开审时，镇公所都会响起特殊的钟声。法官却认为这一惯例是对白镴器皿工匠克里斯托夫的不尊重，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母亲在接受审判。对于开普勒一家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母亲在自己家乡并且还是在自家门口接受审判更糟糕的事了。法官强调，克里斯托夫一生中无大错，工作勤勤恳恳，在他多年漂泊的生活中，通过游历众多其他小镇和地区收获了精湛的手艺，他的妻子和他的家人都有良好的声誉，他妻子的父亲曾担任埃尔汀根村的村长27年之久。

斯图加特总理府的官员们都极其富有同情心，他们坦白，在一开始收到克里斯托夫关于给卡塔琳娜换个囚禁及审判的地方的请求时，就很同情他。8

* * *

玛格丽塔·开普勒在弟弟克里斯托夫写信之前，就已经给公爵写了一封信，当时她的母亲还被关押在斯图加特的监狱里。玛格丽塔也是一开始就担心这起刑事审判，这是她第一次以自己的名义上诉。她说她想保护自己的母亲，她看到斯图加特狱中的母亲感到非常震惊。“在这个漫长的法律程序中，兰博一家指控母亲的话我一句也不记得，但是我知道母亲一直引导我要敬畏上帝，要铭记美德，而她自己也是按照基督教精神来做的。”牧师的妻子玛格丽塔在信中坚定地写道。她请求将年老的母亲从最残酷的囚禁——斯图加特的“偷盗”塔中救出来。这个“偷盗”塔是德国厚墙砖造的监狱中的一个，楼道上用稻草铺盖，每顿只为女小偷和女强盗提供水、一点酒和燕麦粥。

玛格丽塔的请求很成功。在卡塔琳娜转移到莱昂贝格之前，斯图加特的官员要去找个条件尚可的监狱。而玛格丽塔和她的丈夫必须在早晨7点与斯图加特总督见面。

兄弟姐妹们都知道他们的母亲可能会面临严刑逼供。玛格丽塔一直站在母亲所在的牢房外面，不停地和她说话，直到母亲被监工带走进行最初的审讯。玛格丽塔告诉母亲：如果她确实做了一些不好的事，要如实交代，但要告知玛格丽塔和她弟弟以及在林茨的家人，但不要羞辱他们。他们都很担心余生在羞辱中度过。玛格丽塔鼓励母亲要经受住拷打盘问并想办法让母亲平静，玛格丽塔告诉母亲，即使遭到酷刑，这也仅仅是她人生中最痛苦的一个小时。卡塔琳娜多么希望女儿可以回来再和她说说话，但是监工斥责她，告诉她所有探监时间都需要征得公国官员的同意。随后，卡塔琳娜被问到想和女儿说些什么，她说道，她只想给女儿1弗罗林币（两先令）去买鸡蛋和食物，那样女儿就可以做饭了。事实上，她是吃不下监狱里“糟糕的食物”。9这也是为数不多的机会里听到卡塔琳娜说话。卡塔琳娜一向都坚持吃不错的食物——鸡蛋和燕麦以保持身心健康，这是很实际也明智的做法，她习惯吃这两样食物，这也是她如此长寿的原因。她仍然希望为自己的生活做主。

* * *

自7月底，斯图加特的官员都在逮捕卡塔琳娜。在晚春初夏时节，卡塔琳娜还和女儿玛格丽塔住在霍马登村，但卡塔琳娜还是喜欢独立，她自己照顾自己，为自己花钱。为了接受治疗，她还特意赶到乌尔姆市，但之后生病了，还在埃斯林根市度过了一段时间。卡塔琳娜痊愈后又回到了霍马登的牧师住宅中。卡塔琳娜的女婿宾德被这件事搅得心烦意乱，表示他再也不想看到她那张脸，他也将此告诉了卡塔琳娜。10即便这样，卡塔琳娜还是继续住在他们家。

在公国总理府内，在场的还有格罗尔、柯尔兹和罗施三位医生以及两位值得信任的官员达格克尔和斯奈普芬，他们都认为兰博应得到公正判决，而卡塔琳娜若不坦白任何事实，就应被逮捕和施于酷刑。11开普勒的一位重要政府联络员塞巴斯蒂安·法伯尔完全将心思放在战乱中，对开普勒的帮助少之又少。在下了逮捕令之后，斯图加特的官员最终在卡塔琳娜女儿家逮捕到了卡塔琳娜，那是8月的一个凌晨，毫无预兆地就被逮捕了。当官员敲门时，仆人叫醒了他们一家，告诉他们的老母亲被捕这一坏消息时，玛格丽塔还穿着一身长款亚麻罩衫，此时玛格丽塔告诉母亲让她藏在封闭的大衣柜里。卡塔琳娜通常在炎炎夏日睡觉时还盖着一床羽绒被，而此时年老慌张的卡塔琳娜一丝不挂地蜷缩在衣柜里，这也是看守员在搜房时立马找到她的原因。

待卡塔琳娜穿好衣服，全副武装的警卫先将她带到斯图加特后又送到莱昂贝格，8月11日在莱昂贝格，长官艾因霍恩和当地牧师展开了初次审判。和长官、牧师一同出席的还有三个法官（赛维林·斯塔尔、路德维希·比尔芬格和汉斯·乔斯汉森）以及新上任的公民书吏维尔纳·福伊希特。而卡塔琳娜长期以来的法定监护人不久前退休了，站在她面前的人大多数都不认识，所以大多数情况只能靠自己。新上任的牧师在检测卡塔琳娜对宗教信条的认识时，卡塔琳娜都表现得不错。在审判期间，她坦诚道，在魏尔德尔斯塔特，天主教和路德会是并存的，但她曾在天主教弥撒中收到过圣餐，还透露那个神父自己后来改变了信仰。但她坚决否认和恶魔有过任何交集。

接着，一大群本地的证人前来指责她。他们大多数是重复他们之前的证词，同时也补充了一些新细节。他们说到小镇上的部分居民见到她都会避而远之。在场的屠夫说道，多年前他就和克里斯托夫说过，如果有人要杀他们家人，一定要确保他母亲不住在附近。而在其他证人中的校长则被安排在审判室审问，因为他的脚已完全瘸了。那么是卡塔琳娜致其残废的吗？

年迈的寡妇卡塔琳娜在法庭中说到，屠夫的跛脚是血管阻塞引起的，她还知道屠夫曾经砍过一棵苍翠的大树，而这两者有着必然的联系。这棵树现在仍然枝繁叶茂，而他的跛脚，换言之，似乎是对他不道德的惩罚。她说人类和植物界是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一观念在全世界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他们并没有将人类视为单独的个体，也没有将一棵树视为潜在的样本。自然界处处充满了生命的力量，而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

卡塔琳娜很高兴地承认她已经给屠夫推荐过一篇祷告词，表示在法庭上还可以重述一次。祷告词尽管简洁生硬，但读起来朗朗上口，其中混合了基督教和民俗元素，主要是请求上帝保佑人们幸福安康：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上帝定会欢迎我。

你骑马向我们走来，

那儿站着一个人儿，等着你询问，

上帝啊，圣父，圣子，圣灵；

还有三位一体啊，

请赐予此人血肉与健康吧！12

卡塔琳娜是以一名祷告者的身份想到这段祷告词的，她也意识到路德教派是很反对迷信占卜的。随后，她声称，曾和三位“专家”（她儿子开普勒、住在林茨的牧师以及她女婿）谈论过精神上的问题，即这些言辞是否会冒犯上帝。这些祷告词并不一定能立马奏效，但确实值得一试。她记得她孩子生重病的时候做过祷告，但是一个儿子还是夭折了，但她始终相信祷告对于次子海因里希治疗癫痫病是很有效的。

然而证人们还记得海因里希的指控。此时卡塔琳娜继续讲起她这个可怜的孩子，多年后，她在家照看海因里希的小女儿，为保护孙女，她同一个侮辱孙女的本地男孩做过斗争。当她再次看到海因里希时，他已然成了个不虔诚的家伙，是他二十岁当了兵才变得这样，说话咄咄逼人。他们母子俩还争论过宗教的问题，卡塔琳娜告诉他不要转向信仰天主教，即便他曾在修道院寻求庇护和关心，这让海因里希非常生气。卡塔琳娜认为她儿子对她的指控绝对是不公平的。

卡塔琳娜在对峙17位证人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障碍或精神疲惫。尽管开普勒一直担心母亲会言语迟钝，但卡塔琳娜表达清晰，平心静气地陈述理由，能清楚地辨别他人所害怕的自然因素。卡塔琳娜说道，那些人壶里的部分饮料是隔夜或已被放置多天了，所以他们才长了皮疹，也就是他们身体出现了状况。她着重强调，她愿用灵魂担保，绝没想过要伤害任何人。她也坦率地表示她只对小镇上诋毁过她的人有过愤怒的讽刺，例如，有个男的称她为女巫，还说卡塔琳娜会变天。但这些只是口头话语。

审判全程中，都没有人为卡塔琳娜辩解，只有她自己回应各种指控。她的记性很好，她甚至记得多年前曾叫某人陪女儿玛格丽塔去为另一个男人买袜子和吊袜带，当时女儿还是单身青年。卡塔琳娜曾很明显地小心监管女儿的约会和花销，以防发生不道德的事，她还会不断确认女儿的路德信仰。即便是她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卡塔琳娜也习惯于自我约束。然而陪审团却坚决反对她，并利用她的自律作为把柄，来指责她是个冷漠又危险的人物。

陪审员近距离看卡塔琳娜时，发现她拒绝和证人有眼神交流，甚至在审判全程中，没有挪动半步，也没有流一滴泪。当她说到自己的丈夫即使遭到公爵的阻止，仍要前往荷兰和匈牙利打仗时，书吏记录下陪审团的猜测——她对丈夫的态度很差，以致她丈夫和她过不下去了。事实上，她的丈夫海因里希·开普勒并没有说过这番话。然而，现在陪审团主要质疑海因里希是否因为自己受到妻子虐待而走，而不像他告诉别人的那样。这也是司法不公的表现。

8月11日的汇报在精密安排的审判中结束了，旨在加深公国大臣们的不信任。据称，卡塔琳娜知道1616年在埃尔汀根村被指控为女巫的女人，但那个女人在行刑逼问中并无坦白，随后就被释放了。这个女人是个声誉败坏的小商贩，卡塔琳娜搬家期间，她俩就见过好几次。他们听说有人在这个女人遭受酷刑前，在莱昂贝格监狱塔外告诉她要保持沉默，不要供认任何罪行。现在他们认为卡塔琳娜和小商贩经常一起出现在霍马登或其他地方，一定是她俩有过这段秘密对话。13

* * *

审讯报告送至斯图加特的七天后，总督让艾因霍恩长官口头威胁逼供卡塔琳娜，看看她是否会招供。如果她仍未招供，艾因霍恩长官可正式指控她为嫌疑犯，并根据以下三个主要控诉对其施刑：一是她给众人喝的饮料让他们生病了；二是她曾想贿赂长官艾因霍恩；三是她想掘出父亲的头盖骨来做酒杯。14

克里斯托夫请求将其母亲囚禁和审判地换个地方的请愿信一周后得到了批复。总督决定将卡塔琳娜送到一个叫居格林根的小镇。居格林根位于莱昂贝格以南60公里处，紧邻海尔布隆市，这是卡塔琳娜从未来过的地方。居格林根的一位有丰富经验的长官约翰·乌利齐·阿尔伯，自1611年就在职，现由他负责这起案件。15艾因霍恩目前已把所有文件转交给同事阿尔伯，说明了这起五年前开普勒一家对峙兰博一家的民事案件是如何演变为针对卡塔琳娜的刑事审判的，他还附上了法律文件为实施的酷刑辩护。艾因霍恩还提醒阿尔伯没必要重述任何供词，因为所有证人都录了口供，还建议阿尔伯要与公国的总督一起完成审理。他坚信案件会有结果并以此完结此封信件。他在信中写道：“找到事情的真相比斯图加特的马斯特·雅各布或他的继承者的案件更重要，因为这个刽子手值得信任。”16最后他虔诚地附上，“永远把自己交付给亲爱的上帝。”

阿尔伯是莱昂贝格的律师威翰梅尔的妹夫，而威翰梅尔是负责审讯玛格丽塔·弗里希的人。厄休拉·兰博知道威翰梅尔和目前这个审理案件的律师是亲戚，对于她来说，也是出于这种原因，才竭力推荐居格林根作为此次审判的地点。厄休拉让其律师写信给阿尔伯，当然，她只是听从斯图加特的总督的决定。威翰梅尔确信阿尔伯会很乐意帮他。17

第十章

开普勒回来了

开普勒越来越没有耐心，他在1620年初夏给约翰·弗雷德里克公爵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爵将证人证词的完整记录给他，可以自己付费并自行去取。他也会对这些证词做出回应，因为他认为指控他那年迈的母亲几乎是“缺乏理由的”。1

8月7日，母亲被捕的时候，妹妹玛格丽塔就立马告诉了在林茨的开普勒。开普勒又给弗雷德里克公爵写了一封信，信中满是愤怒，他抱怨母亲卡塔琳娜住在霍马登期间，凌晨还在睡梦中就被捕了。他接管母亲的案件，就是为了尽孝，并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名声。开普勒认为，身为长子，有权利知道这起案件审判中作为法律依据的证词是什么。但是，目前由于战争，出行变得非常困难。不过，他还是打算尽快打包日用品，并在母亲审判期间，能和住在斯图加特的家人们在一起。在他到达之前，他希望公爵大发慈悲，能下命令将母亲换到一个条件尚可的监狱里并给她提供适当的营养品。他也会在审判期间一直支持母亲。对他来说，曾亏欠母亲，这么做可能是弥补的唯一办法。2

为兑现承诺，开普勒要尽快赶往符腾堡。他中断了目前的生活，打包了所有的日用品、书籍和科学仪器。他带着全家乘船出发，半途遇到了雷根斯堡善良的主人，然后租了一匹马前往乌尔姆，在乌尔姆和朋友黑本施特赖特待了一段时间，又一路向北前往斯图加特。到达斯图加特后，开普勒发现还要往北才能到达居格林根，且没有大路可走，只能问路前往，而他在居格林跟没有认识的人，也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直至9月底他才抵达符腾堡。开普勒首先要找一家旅馆安置他的马，再前往镇公所，还要去居格林根的监狱看望母亲。经过三个星期的关押，卡塔琳娜叫苦连天，她说她又冷又伤心，也很孤独，得不到任何安慰。而女儿玛格丽塔在那个月搬走了，因为玛格丽塔的丈夫宾德接管了他父亲的小教区，小教区位于斯图加特以东30公里处，坐落在埃斯林根至格平根的路段间。他们夫妻俩现在住在宾德从小长大的地方，也就是村子的正中心。宾德的小教区其实更像一个小教堂，夫妻俩冬季会在里面经营一个学校。由于路途遥远，玛格丽塔若要前往居格林根既耗时又费钱，而且她作为一家之妇，也没办法迁居别处或前往居格林根。而丈母娘在他家被捕前，宾德就对卡塔琳娜感到厌烦。直至卡塔琳娜在居格林根关押的后期，玛格丽塔和宾德都没有看望过她。

开普勒知道自己是家中唯一能帮得上忙且愿意支持母亲的人。他要求将母亲从残酷的监狱换到守卫的住处，并自费住到某个房间，希望收取的费用尽量低，但他们要给母亲女性和年龄的基本尊重，他并不奢望母亲还能得到更多满足。3

经过斯图加特总理府全体成员讨论，他们对这一要求做了回应。九个法官联名签署，要求派一名守卫日夜看守卡塔琳娜。4居格林根的地方官员阿尔伯显然不同意，他坚持认为要将卡塔琳娜拴住，并由两名守卫看守。开普勒觉得这样更费事，且没有必要，因为母亲身体虚弱，且年老行动不便。他担心冬天监狱里的情况会更糟糕，于是要求尽快开展审判。

开普勒还开始管理母亲的财务，因为母亲的财产仍被艾因霍恩管控。他认为应该拿点钱出来以改善母亲的狱中生活。5守卫却抱怨将自己的地盘用作监狱实在太小，他还有个年幼的孩子，如果卡塔琳娜住在这，他就得搬走。最后，还是决定让卡塔琳娜搬到居格林根镇门楼上的房间，并用铁链拴住，由一名守卫看守。

直至9月中旬，阿尔伯向上级汇报，开普勒探望母亲的次数太频繁，还进一步解释了派两名守卫看守的原因。一次午餐期间，卡塔琳娜向那个年轻的守卫要了点水，却还奚落守卫取水时没有把门打开，她苦号着，“唉，你真是个坏人，你一点儿都不信任我。”在阿尔伯看来，卡塔琳娜是想获得守卫的同情，以准备逃跑。还有一次，守卫给她拿晚餐时，问她在做些什么，据说卡塔琳娜这么回答的：“我能做什么？只是躺着啊。亲爱的，亲爱的，放我出去吧，我会给你100弗罗林币，如果我没给你这笔钱，也会给你能换取100弗罗林币的东西。”这个守卫和其他人心存怀疑，准备审问卡塔琳娜她是从哪里得到这笔钱的。卡塔琳娜显然在否认自己说过的话，但她只坦白了她在莱昂贝格的监狱里收到一名女囚犯的钱，且还是在女囚犯被裁决前。6

12月，开普勒认为，阿尔伯从母亲卡塔琳娜和守卫的对话中提炼出信息，并认定卡塔琳娜是邪恶的。开普勒知道年迈母亲在粗劣行为下说出的每句都是对她自己不利的。而且守卫用了很多木柴，卡塔琳娜的钱可能很快就会因为取暖而花光。7

自9月以来，阿尔伯想方设法要得到斯图加特总理府的同意，希望让莱昂贝格的威翰梅尔律师参与审判，因为威翰梅尔了解这起案件的背景。8阿尔伯还提供了一份关于案件的简明总结，提到一个令人惊讶的假设：一个寡妇应该是“孤独的”，然而，卡塔琳娜并未独自生活过。相反，她还经常旅游，参观他人住宅，甚至宴请宾客，这才是被指控的原因。阿尔伯列出了卡塔琳娜可能被害的所有原因，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对其审判的办法。9

和狱中的母亲详尽对话后，开普勒立马整理了一份简洁、有说服力、框架清晰的法律文件为母亲辩护。里面提到，因为母亲是个寡妇，所以一直经济自由。另外，兰博一家在街上诽谤她，谣言迅速传播开来，且情况危急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而在这之前，母亲都有着良好的声誉。事实是卡塔琳娜也谴责了兰博一家污蔑了她的良心。1609年，开普勒最近一次到达莱昂贝格时，他再一次确证了母亲的正当行为和良好声誉。卡塔琳娜没有任何因为不尊重他人的行为而遭到莱昂贝格当地法庭的罚款。像她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接受刑罚呢？10

事情有了离奇转机，受理卡塔琳娜案件的律师是宾德的弟弟。他立马要求解除律师的职责，因为他对开普勒非常熟悉，也很信任开普勒，在布拉格两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11即便是远亲，都知道开普勒不是孤独的学者而是家庭的主心骨。

即便开普勒是家庭的主心骨，但目前他和弟弟克里斯托夫的关系极其紧张。开普勒坦白告诉公爵，母亲在关押期间的大笔花销让弟弟克里斯托夫非常生气。克里斯托夫甚至认为开普勒回到符腾堡为母亲辩护是要把自己弄穷，因为卡塔琳娜的每个孩子都为各种花销提供了法律担保。

开普勒显然被这些断言激怒了。毕竟他才是完全改变自己生活、事业和家庭的人。11月底，开普勒已经在符腾堡待了两个月了，他应经感觉到自己在家乡声誉全无。内心孤寂的开普勒恐怕要尽快离开，在这里除了“责备，嘲笑和心寒”，没有产生任何效果。12那他又得到些什么呢？

12月11日，在圣诞节前夕，开普勒陪同母亲去了居格林根镇上的法庭，由阿尔伯宣布证人的证词，开普勒希望能尽快开展审判。开普勒一家重复着自己的证据，还质疑这起刑事审判的合理性。审问后，卡塔琳娜又被带回了她的房间，锁在楼上。她可能会这么过圣诞节——被关押在陌生的小镇上。

* * *

莱昂贝格和居格林根两地的法官最近在裁决女巫。1613年，阿尔伯主持了当地名叫玛丽亚·迈尔的寡妇的案件，当时的阿尔伯已经在职两年了。玛丽亚有两个孩子，她平时靠打零工养活自己和孩子，比如剪羊毛或做磨坊工。曾有人听到她抱怨很多女巫被埃尔万根天主教火焚，那她会屈服吗？在她被囚禁期间，她十五岁的儿子承认他和恶魔有过约定。恶魔有着丑陋的脸颊和双眼，有着乌黑的胡子和山羊似的腿，恶魔曾经教过他逮捕兔子。他们母子俩坐着干草叉飞向牛棚，玛丽亚在牛棚骑小牛，儿子则一直鞭打小牛直到它死去。玛丽亚还在一个婴儿的嘴上涂药膏并致其死亡。他们还参加了安息日活动，玛丽亚的女儿也一同参加。

听闻玛丽亚儿子令人困惑的阐述，阿尔伯和当地法官决定对玛丽亚实施酷刑。他们请来的刽子手最近在附近的小镇法伊新根参与了女巫审判，他还带来了特殊的行刑工具，若女巫一开始不坦白任何罪行，就会用上这些工具。这种逼迫女巫坦白的办法确实违背了皇家法典的条例。他们的行刑工具是“带按钮的绳”，是绑在头上的。玛丽亚在早上的审讯中什么都没有坦白，但在下午，两三次被绑在轮子上。阿尔伯认为这“并没有过分折磨她”。

不合法的行刑逼问颇有成效。玛丽亚很快就坦白了，她招供了两名同伴，还指出了多年来侵害人民和动物的罪犯，她说恶魔附身后，她就一直穷困、生病。有一天，她感觉到恶魔也在儿子体内，就像她能感觉到恶魔在她的嘴里。他们母子俩的身体和灵魂都归附于恶魔了。恶魔是打着市民、农民和黑狗的幌子来看他们。现在玛丽亚滔滔不绝，根本停不下来，书吏在一旁记下了35点阐述。她唯一否认的就是参加了安息日的宴请，她坚称她一生都“厌恶跳舞”。13

1613年1月18日，图宾根的律师们认为玛丽亚是女巫，要被火焚。他们尽量让死刑处决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在玛丽亚上身绑了一个装有火药的小包，所以只要一接触火苗，她的心脏就会被炸裂。14

1620年6月，即卡塔琳娜到达居格林根的前几个月，阿尔伯还调查了另一起针对安娜·豪赫的指控。安娜是个可怜的寡妇。这个女人打算什么都不坦白，阿尔伯也没有给总理府写信寻求意见，他和一名刽子手、两名当地法官自主决定要“坚定地处理掉她”。总理府容忍了他们的做法，也从未问起具体对她做了什么。行刑处置迫使安娜坦白了罪行，如十多年来多次侵害猪、牛犊、马、公牛和小孩。有时她会帮助他们，有时会致他们于死地，并且还有三个当地女人协助她。安娜说安息日上，有两个漂亮的舞者，而她在场几乎只是为另外一个女人举着蜡烛，因为她觉得自己又老又丑。

为进一步调查，阿尔伯还和远近的人们写过信或谈过话，这些人都是安娜提到的曾伤害过的人。结果却是，许多动物的主人认为信息不准确——比如，小牛死亡的时间和安娜所说的时间不一致。而且，安娜说，她先前和恶魔约定的时间快要到了，她绝不会屈服于恶魔，要彻底断绝和恶魔的关系。不到一个月，安娜的案件就审理完毕了，阿尔伯也向总理府提交了最终报告。报告中提到了安娜所坦白的和自己的调查结果不一致，但是安娜提供了其他线索，指出了居格林根其他五个女巫。1620年7月3日，六名法官以及总法官命令阿尔伯展开最后的审判。然而，卡塔琳娜到达居格林根的前几周，刽子手就堆好了准备火焚安娜的木柴。

阿尔伯和艾因霍恩一样，对逮捕女巫都不积极。阿尔伯告诉公爵，安娜指定的五个当地女人，只有一个值得调查，因为没有其他人说过那四个女人不好。而关于基夫林的妻子，他写道：

“她是个年老又可恶的女人，大家总是怀疑她。最近，她被大众指控为攻击了一匹马，而且，多年前她受到一群女巫的牵连，那几个女巫已经在斯特克海姆被绳之以法。”

这一流程符合皇家法典和符腾堡惯例。如果所谓的女巫本身名声败坏，她们就得接受检查。15总理府同意并下令审问基夫林的妻子，但没得到任何结果。可能在卡塔琳娜到达后，这起案件还在审查，也许基夫林的妻子已经在7月被火焚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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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莱昂贝格，整个秋天流言肆意。有人说卡塔琳娜被施酷刑了，最后被绳之以法。也有人说兰博一家可能遭到了重惩。因此，上釉工人兰博紧张了起来，为得到一些最新消息，他经常拜访法官艾因霍恩和他的律师威翰梅尔，所以在12月17日，威翰梅尔给阿尔伯写了一封信。那么阿尔伯会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吗？兰博用他男子风度担保他一定会对所有听到的消息保密，还保证好好报答阿尔伯的帮忙，17并一定会包庇任何腐败行为。

度过圣诞节，就开始了新的一年。1621年1月8日，开普勒、汉斯·古尔登曼、卡塔琳娜的侄子以及埃尔汀根村的牧师以证人的身份出席了卡塔琳娜审判。刑事审判的一开始就是审问他们，审判在莱昂贝格同时展开。1月16日，在居格林根一家客栈的房间里审问了其他证人，因为当地镇公所被其他人预定了。居格林根的律师约翰·吕夫，代表卡塔琳娜出席审判，而克里斯托夫却拒绝参加听证会。

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在莱昂贝格时，开普勒想知道证人必须宣誓的内容是什么，但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事情不会按照他的想法发展。和平时一样，证人们都会被警告，若是撒谎，就会丧失生命。开普勒认为他们的“生活和生命”“荣誉和情感”都受到了考验。

鉴于开普勒的再三请求，出席居格林根听证会上的证人郑重宣誓时，要举起胳膊伸出三个手指。他们要呼唤上帝、圣子和圣灵的力量，让他们说真话。否则，上帝和他的世俗权威会采取三种可怕的方式惩罚撒谎的人：将他们的手指或舌头当众切掉；会被逐出家乡；他们的灵魂会被打入地狱。

开普勒给每一位证人列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了证明兰博错怪卡塔琳娜而引起了一场荒谬的审判，开普勒一直在研究先前的证词副本，他犀利的眼睛主要关注的是不充分的证据。比如，他针对跛脚校长波依特许巴赫提了一些问题：“他怎么知道是喝了饮料才导致残疾的？难道不是因为他经常危险地跳来跳去或搬动重物？”

数学家开普勒通过和狱中的母亲聊天，对莱昂贝格的居民、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的习惯有所了解。开普勒现在才知道波依特许巴赫是在他生病后被授予校长职位的，之前，他从事大量体力劳动。而且开普勒的母亲和其他的男女一样，当她到烘焙师家让其妻子帮忙烤点肉，都被拒绝了。卡塔琳娜给开普勒提供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开普勒了解母亲表达情感或掩盖情绪的方式。没有任何面部表情是母亲的天性，无论开心或严肃，尤其是吵架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面部表情。她和别人吵架时，从不直视对方的眼睛，只看着他们的侧脸，因为她要尽量集中思想。母亲与挑衅她的人对峙时，表现得勇敢大胆。她经常通过手势和话语避开不公正的言论。开普勒说，从没人看母亲哭过。

开普勒是他们家唯一清楚这些事情的人，因为打小就看着父母争吵。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母亲卡塔琳娜的苦处，母亲的苦处主要体现在她糟糕的婚姻上。开普勒有时也会因为母亲某方面性格和她做斗争，但母亲的性格有时也会让他感到骄傲。开普勒打算撰写他们的占星图时，能在自己身上看到母亲的影子。1619年出版的《世界的和谐》中关于母亲的章节中提到了母亲住在他家期间，他急迫想要和母亲保持距离。而现在的母亲坐在石板地上，也可能是被铁链拴坐在椅子上，只能依靠他一个人。开普勒知道母亲日常生活的细节后，他更加感激母亲。他也很赞赏满头白发的母亲的韧性，因为她始终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前几年，她到集市广场很强劲地当面对峙一些居民，问他们为什么要传播谣言，指控她是女巫或“异类”。而在开普勒自己的生活中，他也会勇敢地面对对手。

尽管如此，开普勒内心依然矛盾，他以母亲的角度写文章时，不止一次谈到母亲年迈的身体是令人厌恶的甚至不人道的。守卫还借给了牙齿掉光的母亲一把损坏的小刀，让她把肉切成小块，不用嚼就能咽下去。一开始，开普勒认为母亲的身体特征是人们害怕和拒绝的主要原因。他曾读过的经典文学中提到女人体质下降是奇怪的现象，他还遇到过许多要照顾自己的老女人。他的妻子则是年轻、能生育、有朝气、有活力的。

开普勒对年迈的母亲身体很反感，但其他人并不这么认为，至少都没意识到她母亲的身体。莱昂贝格新晋牧师约翰·伯恩哈特·巴克认为卡塔琳娜的年龄和外貌并不是她被指控的原因，许多老人和外貌丑陋的人都住在这个小镇，但没有人被质疑有不道德行为。当地人们是根据她的行为做出判断，而非外貌。

巴克不顾开普勒的立场，在法庭上坦白他是支持兰博的。在巴克看来，兰博一家似乎是“好人”。厄休拉现在不能动了，巴克还去教堂看望了她。每次她吃救世主的身体，喝他的血时，巴克都会提醒她原谅她的敌人，但她还大呼上帝的正义和复仇。18即使这样，牧师表示理解而不是排斥她。厄休拉对其慢性疼痛感到绝望，只能反抗以示无能为力，并给帮助她的人施加压力。她怒气冲冲，但知道如何博得关注。19有人说她曾在窗子上大声喊叫，让她遭受如此痛苦的人就是卡塔琳娜，别无他人。满街都听到她的哀号声。

皇家法典的法律效力只对那些一直指控他人直至死亡的受害者有效——似乎厄休拉在床上都在谋划指控，好像临近死亡似的。塞维林·斯塔尔是三个非专业法官之一，出席了卡塔琳娜在莱昂贝格最后的审判，他也是兰博的邻居。四十一岁的斯塔尔经常听到厄休拉深夜的呻吟，听到她丈夫在安慰她。有一次厄休拉还疯狂乞求丈夫杀了她，因为她实在摆脱不了痛苦。她觉得自己被囚禁在自己身体里。斯塔尔常和兰博聊天，也对这对夫妻深表同情，但这并不影响公正审判。他也赞成牧师巴克的说法：不是因为卡塔琳娜的年龄引人怀疑，而是因为她经常往别人家跑。20

另一个法官证实了，卡塔琳娜在面对证人时，一直低着头或者看向侧边，眼神飘忽不定。她被证人的指控怔住了，但没有流一滴泪。神学家认为在神学里，这样是很可怕的，他们认为心灵要接受洗礼。路德教绝不是个理性的宗教，开普勒曾作为图宾根大学神学专业的学生，他听过雅各布·埃尔布朗和约翰·格奥尔格·西格瓦特的讲座与布道，他们主张是愤怒的上帝掌控着自然灾害，上帝想让子孙们哭着祈求饶恕，残酷无情的上帝想看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忏悔而留下的滚滚热泪。21悲伤也是人民和公民的本性。

眼泪也是母亲关心孩子的标志之一。瑞士的医生及人道主义作家托马斯·普拉特说道，自己和弟弟离开母亲的时候：“除了一次和母亲道别，我从来没看母亲哭过，她像男人一样勇敢大胆，但也性格粗暴。”普拉特和弟弟挣钱及安家前，经常流浪于德国。他们的母亲结过三次婚，最后还是成了个寡妇，独自带着年幼的孩子。普拉特说：

“母亲像个男人一样工作，所以可以抚养最小的孩子。她锄草，打谷，做着本该男人做的事，她还亲手埋葬了在瘟疫中死去的三个孩子，因为在瘟疫时期，要雇一个掘墓工的费用很昂贵。”

普拉特记得五年后回了一次家。母亲问的问题就只有：“是恶魔带你来的吗？”他在家待了几天就走了，留母亲在家锄草打谷。他从没将她的粗暴和自己对亲情的渴望，与母亲期盼得到长大成人的儿子的帮助联系起来。22

卡塔琳娜并不想按照法官的意愿何时及如何表达情感。尽管她是由名叫凯茜的审判官审理，审判官最后用众人熟知的话告诉她：“如果你骨子里是虔诚的，就让眼泪流出来吧。”卡塔琳娜回应道：“我已经哭过很多次了，现在我再也不会哭。”接着，她保证会在末日审判中报仇。23她感到生气但并不难过，她绝不会哭。也许，拒绝落泪是她在接下来的审判中保持尊严的方式。

第十一章

最后的辩护

1620年夏天，开普勒将林茨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打包收拾好，临行前，他让助理格林加莱用油画帮他画一幅自画像。画完后就立刻送到他最信任的朋友马蒂亚斯·贝尔纳格那里。马蒂亚斯在斯特拉斯堡传播政治思潮，以激发新一轮的政治改革，他还鼓励开普勒写自传。开普勒匆忙给这位朋友写了一张纸条，说那幅自画像在今后将有很大用处，但是目前确实没有时间写自传。1在今天看来，我们仅仅从这幅画中知道五十岁的开普勒长什么样，他那时候正忙于自己母亲审判的最后阶段，即将穿过那片被战争、疾病和贫困蹂躏的土地。这是开普勒成年后唯一一幅清晰的肖像画，另一幅肖像被刻在1627年出版的《鲁道夫星表》中粗糙的卷首插画上，这幅插画暗示了一个筋疲力尽、入不敷出且长时间在烛光下为国王工作的天文学家，他穿着肥大的睡袍，头戴一顶睡帽。

这幅自画像则展示了一个充满自信的开普勒，黑头发、精心修理的胡须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图34）。开普勒曾说过，自己的科研工作非常艰辛，所以在写作时会用轻快的文笔去掩盖，让读者觉得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从林茨这幅自画像中可以看到开普勒精心打扮了一番，好像要接受最高荣誉一样。事实上，诗人兼牧师约翰·多恩曾在1619年拜访过开普勒，并把他当作以唐卡斯特子爵为首的庞大外交使团的一员。使团受詹姆斯一世委托，目的是结束波希米亚战争。开普勒本人也非常努力地去争取和平。亨利·沃顿爵士是詹姆斯一世的外交官，甚至在近期还到林茨和开普勒见过面。他热情地给年老的弗朗西斯·培根写信，向其介绍开普勒发明的精巧的机器——一台能够更精准地测量土地面积的机器。开普勒在给爵士介绍自己的机器时面带笑容，详细说明了如何用它去更好地测量君主的领土，并且更合理地收税。2

图34：开普勒自画像，助手格林加莱于1620年画好后寄给了贝尔纳格。

版权所有——英国国家图书馆

自画像中的开普勒和真人一模一样，在介绍自己最新研究成果时表现得自信满满。他身穿紧身黑色天鹅绒长袍，脖子上围一圈白色飞边，袖口用精美的蕾丝点缀，金色腰带的正中是一颗珍贵的红宝石。这位皇家数学家右手插在腰间，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与众不同、机敏迷人的特质。如果开普勒或多或少认为时间夺去了母亲的容貌，那么这张图中的男人则正值事业的巅峰。由于他的助手不是职业画手，所以开普勒不得不摆了几个小时的姿势。

这几个小时站得也很值，因为这幅画把开普勒描绘得惟妙惟肖，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节——他的相貌、活力、姿态、服饰、发型和饰品——都能在这幅画中体现出来。几何学认为，比例均衡就是美。开普勒本人也认为外貌非常重要，所以在前往莱昂贝格时要盛装打扮一番。上层人士总是通过相貌和穿着去辨别谁正在追求更好的职位，追求的动力是来自竞争、私利、虔诚还是为了服务大众。沃顿公爵本人特别善于观察，就拿他对利奥波德大公的评价来说：此人身材匀称、皮肤白皙、面容姣好，算得上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最英俊的男人。他从不装模作样，但也没有丰富的面部表情，他的长相远比其穿着更吸引人。31620年10月，据说开普勒已经接受了沃顿的邀请，准备为英王效力。4

朋友贝尔纳格花钱雇佣佛兰德艺术家雅各布·范德海登把开普勒的自画像刻了下来，但该作品质量奇差，成了朋友们的笑柄，这让开普勒非常恼怒。5开普勒在这个雕刻作品中眼神游离、神情悲伤、面露稚嫩、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开普勒未能进入大学任教进一步说明了他不适应已有的基督教规范。6就在1619年夏天，符腾堡教堂理事会重申，除非开普勒真正从内心信仰路德宗，否则永远都不能享用圣餐。哈芬雷费尔是开普勒在图宾根上学时候的老师，以前一直是他的支持者。他在最后一次和开普勒通信时谴责他饱受“困惑的灵魂”之害，劝其放弃理性，重拾对上帝的信仰。他认为理智蒙蔽了开普勒的双眼。德高望重的神学家威胁说，如果开普勒仍然固执己见，那么他的灵魂也终将堕落。7到那时候，也许就会受到魔鬼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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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开普勒努力在公众面前把自己标榜为一个有教养、有理智的人，但在1621年4月，他又一次被母亲的刑事审判激怒，不得不努力压制自己的怒火。因为图宾根大学的法学教授们将最终决定是否对卡塔琳娜用刑，所以开普勒深知自己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是一个无能的政府让自己的家庭成了牺牲品。他准备公开抗议政府的行为。

正好，开普勒好友贝佐尔德的一个年轻学生约翰·莱昂哈德·布里奇维特邀请他到图宾根大学，参加自己的法学博士毕业典礼，并恳请开普勒能专门为其写一首诗。8布里奇维特已经得到了公国议会的一个职位，最近还娶了一位资深议员的女儿。当时公国议会的精英们更愿意“近亲繁殖”，进而减少了早期议会产生分歧的可能。布里奇维特的岳父乌利齐·布罗尔正好是公国大法官，此人是1620年莱昂贝格莉娜·施蒂布勒林女巫一案审判成员之一。布罗尔经常处理女巫审判，而且和一个叫雅各布·布罗尔的牧师关系还不错，而后者正好是开普勒一个远房亲戚。

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是当上大学法学教授的前提，同时也是担任政府部门许多要职的前提。但很多时候法学博士不过是精英家庭把财富重新分配到学术领域的一种仪式，对于富人来说都是皆大欢喜。目前只有康斯坦丁·瓦伦布勒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有详细记录。他在意大利各个城市和大学转悠了两年后，仅仅利用1607年8月和9月两个月为毕业做准备。为了把自己和两个仆人好好打扮一番，他首先精心挑选了一些奢华的布料如亚麻、丝绸和塔夫绸、许多华丽的扣子、一顶帽子和两双鞋子。他去理了发，买了一件珠宝，并让人把自己的刀、剑和随身携带的小叉子擦亮。他接下来的花费包括消费、礼物和庆典开销。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在授予学位的时，学生都会向学术评议会赠送皮手套，但瓦伦布勒却给他的父亲开了一张6弗罗林币的发票，他用4弗罗林币给自己的导师买了一块意大利顶级的天鹅绒，并且还附上了同样金额的现金。同时得到打赏的包括斯图加特修道院教堂的敲钟人、点燃“博士火炬”的看门人以及在塔楼上演奏的小号手在内的音乐家们。牧师收到了红酒，31弗罗林币和30十字币（旧时德国和奥地利的货币）赏给了提供庆典餐食的王冠酒店的老板汉斯·鲍曼，穷人们也会分得一点小钱。最后瓦伦布勒花了2弗罗林币把少得可怜的论文印出来，然后用四分之一弗罗林币装订好。他最后花在论文上的钱和其总花费200弗罗林币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9

开普勒对布里奇维特的作秀显然不感兴趣。不过，他决定用拉丁文写一封谴责符腾堡司法系统的信以激怒新上任的公国大法官和他的客人。他的信言辞尖锐，说奥地利才是自己的祖国（patria，西班牙文，意为祖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慷慨陈词，痛批符腾堡简直要把自己“活剥掉了”，就像一只死了的动物。因此，他觉得自己的悲痛和欢乐的庆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何要向他发出邀请？难道因为自己的家族有过辉煌的过去？还是因为祖父西博尔德曾担任魏尔德尔斯塔特市市长？抑或是自己的学术成就？

如果是这样的话，开普勒只好承认：天文学很可能在不经意间就得出一些错误结论，而自己却亲眼见证了法律成为利益集团维护自己的工具。听证会日期一拖再拖，对上级下达的命令敷衍了事，整个机构腐败猖獗。开普勒接下来用了一个含蓄的类比，把莱昂贝格的地方长官比作月亮，把约翰·腓特烈公爵和公国议会比作太阳。随着月亮不断缩小，反射的太阳光也越来越弱，直到最后光线完全消失。当最终出现日食的时候，一个好的政府也被黑暗腐蚀了。这些法律缺陷只是莱昂贝格腐败统治的冰山一角。10

开普勒这首非比寻常的谴责诗直击公国中央集权统治的弊端。理想状态下，公爵坐镇首都，地方长官在各地代他行使权力。但通常很难判断地方长官们有没有徇私枉法或秉公办案。11开普勒强调，如果公爵不能保证公国的法律公平，那么其统治下的国家将会走向黑暗和滥用权力的深渊。这些话对沉迷于搞外交政治的约翰·腓特烈无疑敲响了警钟。1620年8月至11月底，公爵带兵出征。公爵本人称他的国家流淌着“英雄的血液”，所以他本人也必须是一个合格、忠诚且狂热的爱国者。12等级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公国议员们急切希望他能够尽快回来处理本国政务。开普勒说的没错：符腾堡绝大多数女巫审判都发生在约翰·腓特烈统治时期（1608年-1628年），并且被审判的大部分人都被判了死刑，这充分显示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手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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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勒在1621年4月出人意料的爆发是故意的，同时也很容易理解：他实在没辙了。从1620年12月到1621年夏天，卡塔琳娜一直被关押在居格林根，而对证人的审讯早在1621年1月16日就结束了。开普勒主要居住在居格林根，他的朋友威廉·席卡德知道他确切的地址，常给他写信。另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约翰·黑本施特赖特则不太清楚他住在那里，所以也只能在信封上写下“请把这封信当面交给数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他可能住在莱昂贝格或居格林根，也可能在别的地方”。14到了11月底，开普勒离开了斯图加特地区，返回了雷根斯堡，陪伴在已有身孕的妻子身边，关爱他们的幼子西博尔德、前妻生的十几岁的儿子路德维希和女儿苏珊娜。

开普勒考虑过沃顿邀请他为詹姆斯一世效力一事，不过却无心接受。首先，去往英国的旅途危险重重，要“跨越大海，然后才能到达那个狭窄的岛”。他也放不下自己两个已经长大的孩子。他还盼望着十三岁的路德维希能够像他一样在学术上有所作为。他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并用图宾根奖学金支付其学费。再说了，他去了英国能干什么呢？同时，开普勒也放不下自己的家庭，因为当时林茨已经被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人占领了，这些人爱从老百姓中榨取钱财。15

苏珊娜已年满十九岁，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尽管战乱连连，她仍勇敢地从雷根斯堡走到林茨，为了获取父亲新书《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第四卷的副本。《哥白尼天文学概要》是开普勒为学者们写的一本开创性的教材，该书的理论依据来自哥白尼而非托勒密。在他搬家前在林茨匆促印刷了第一版。从1619年5月起，《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第一卷就被收入了罗马教廷的《禁书目录》。开普勒只携带了17本副本，而且都没有卷头插画和序言。到了那年最后两个月，开普勒曾试图让图宾根和乌尔姆的印刷厂帮忙出版第五卷到第七卷，但被对方拒绝了。16

开普勒准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完成最后一卷的写作，这都要归功于和迈克尔·马斯特林交谈中得到的灵感。马斯特林是图宾根大学的教授，曾教导开普勒说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关爱世人、非常仁慈，关心每一个胎儿的成长。研究自然能够让人更好地理解上帝。比圣经更神圣的是天堂。只有精通数学和物理的人才能了解自然，因为这些人的思想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17和其他自然哲学家一样，马斯特林之前曾当过牧师，和开普勒一样，也得过奖学金。他的签名是四个M的英文组合（Michael Mästlin Master Mathematician），即迈克尔·马斯特林大师级数学家，令人印象深刻。他同时也观察月亮的运动。即便如此，到了1609年，公国的顾问们仍觉得他“太老了”。图宾根大学的教授墙上，马斯特林双眼凹陷，白胡子也非常稀少。虽然只比卡塔琳娜小几岁，但他在图宾根天文学教授的位置上一直待到1631年81岁去世才让出来，这可让开普勒的朋友威廉·席卡德苦等了很久。开普勒在事业初期曾极力去争取老师的关注和关爱，但是到了1626年却把它说成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头，并在一年后调侃说他是图宾根大学所有系里唯一的老父亲。1620年的时候，对开普勒影响很大的老师里就只剩下马斯特林了，甚至连神学家哈芬雷费尔（曾在自己年近六旬时称自己为“老男孩”）和西格瓦特也都相继去世。马斯特林如果去世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图35）。18

在完成著作的同时，开普勒还急需为母亲拟订一份法律辩护。在小女儿寇朵拉于1621年1月出生后，开普勒离开了自己的小家庭。到了4月份，黑本施特赖特将写给开普勒的信寄到了图宾根的药房。195月21日，开普勒给贝尔纳格写信，告诉他自己将待在图宾根向更多人咨询如何打赢母亲的官司。他在信中让贝尔纳格给他寄一本81年前（1540年）出版的天文学著作。20从5月底开始，开普勒已经身在斯图加特了。到了8月，在他仅存的一封写给贝尔纳格的信中说自己这一年过得混混沌沌的，不过并没有在日期旁留下自己的居住地。与此同时，他的好朋友最近听到一条恶毒的谣言，说开普勒到了斯特拉斯堡却不来看望自己，这让他心烦意乱。但实际上，开普勒到达图宾根后就没有再往南前行了。

图35：图宾根大学教授墙上的迈克尔·马斯特林老年肖像，画于1619年（对比图23）。马斯特林和卡塔琳娜是同时代的人。

版权所有——图宾根大学档案馆

5月初，开普勒向居格林根地方长官阿尔伯正式提交了一份为母亲辩护的文件。到了月中，阿尔伯告诉开普勒说整个案子的卷宗仍在公国法院，自己也无能为力。所以开普勒只好奋力一搏，写信求助辩护律师希罗尼穆斯·加贝尔克霍弗，让其劝说相关官员继续审理本案。他在信中说道，自己的母亲已经在监狱里关了整整十个月。74岁高龄的母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不但财产快要保不住了，就连性命也快搭上了。21一个月后，阿尔伯亲口承认说卡塔琳娜开始变得非常急躁，不停地咕哝道对方一定是故意拖延自己的案子，请求能够尽快宣判，立刻结束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22

开普勒在审判最终阶段很少和外界通信，感到自己和外部断绝了联系，就算在林茨时也未曾有过这种情况。他过去曾把不同领域的书籍借给别人，但由于这些书籍都收起来了，所以开普勒不得不向席卡德的私人藏书馆借书。他甚至试图运用占星术去别处谋个职位，虽然他对占星术的态度非常矛盾。有一次，符腾堡公爵朱利叶斯·腓特烈希望就占星术疑问求助相关人士，帮助他把占星术写入编年史里以增加其后代的荣誉。开普勒得知后，立刻把富有远见的意大利作家托马索·坎帕内拉的一本禁书寄给了他。其中一人在给他的信中提到对世界和谐的看法和开普勒不谋而合。开普勒为了保持和符腾堡宫廷的关系，为公爵约翰·腓特烈献上了一篇关于日食的论文，并由此得到了价值23弗罗林币的金银镀金杯子的奖励。23

1621年夏天，由于母亲的审判仍没有动静，开普勒便旅行到了法兰克福，争取出版自己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一书。他身上除了新书的手稿外，还带着从席卡德那里借来的木版画，这与众不同的木版画上描绘着“烟雾缭绕的太阳”或“对布鲁尼无限主义的驳斥”。24《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可谓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第一部系统而全面的介绍天文学的书籍，该书首次引入了现代天体力学的概念。不过就开普勒看来，这部著作还最终解释了“大自然这本书——大自然是上帝造物时的一部分，上帝通过这本无字天书把他的精华和情感注入给人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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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勒之所以有这种超凡的自信，很大部分原因是他在图宾根朋友的支持。为了了解开普勒在经受了如此多束缚后对新知识和社会改革的看法，我们就不得不说说这些朋友。他们超前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图宾根，而是可能走在了那个时代整个欧洲的前沿。

威廉·席卡德（1592-1635）出生于一个木匠和木雕师之家，舅舅是符腾堡伟大的建筑师，修建了符腾堡的理想城市“快乐镇”。这里成了奥地利宗教流亡者们的避风港，其整体格局是一个正方形，就像天上的耶路撒冷一样。威廉在图宾根完成学业后成了尼尔廷根小镇的一名路德宗牧师，但他一刻也没有闲着，以极大的热情培养自己其他方面的创造力，如建筑、绘画、雕刻、天文学和希伯来语。1593年，年仅二十一岁的厄休拉·冯·符腾堡在丈夫路德维希公爵死后住进了尼尔廷根小镇的城堡。厄休拉积极为当地穷人制作药物，并且雇佣许多杰出女性当助手。她非常鼓励席卡德记录下自己的天文观测，并配上相关的图画，还向约翰·腓特烈公爵推荐这名青年才俊。席卡德对1618年出现的彗星做了细致的描述，并亲手绘制了精美的插图，后面还附上了符腾堡历次出现慧星的情况。他把这个报告献给了公爵本人，并在报告中附上了自己手拿精心制作的天文观测仪器的图画。席卡德在报告中反复强调，彗星是万能上帝拥有无限能力的体现。26席卡德那时刚当上图宾根希伯来语教授，但工资很低，于是公爵本人正式宣布给他涨工资。与此同时，多才多艺的席卡德除了精通水力学、防御工事、建筑设计和透视绘画法，他还凭借自己掌握的多种语言在外教学生，以此赚取额外的酬劳。开普勒表扬他是一个手脑并用之人。27他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生成知识的新方法（图36）。

此外，开普勒依靠最多的另一个朋友就是克里斯托夫·贝佐尔德（生于1577年）。他著作等身、家境富裕，并于1610年正式成为图宾根法学教授（图37）。开普勒和这两位中年朋友建立起了一个学术圈，他们极力谴责新教和天主教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且无谓的教义争论与到底谁才是正统宗教上面。他们认为，这些争论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何虔诚地信仰自己的宗教并通过回归早期基督教准则以培养促进基督教不同教派联合的思想。贝佐尔德的私人藏书库有将近4000份手稿和书籍，规模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这些书大多来自图宾根一个叫埃伯哈德·维尔德的书商和印刷商，此人交际甚广，有许多外国朋友，所以常常能拿到一些巫师写的禁书，为此他还在1622年面临指控。1625年，贝佐尔德宣称自然法则的关键是听从自己的良心。28

图36：威廉·席卡德肖像。他岁数比开普勒稍小，在卡塔琳娜审判案中一直支持并鼓励着开普勒。他多才多艺，把自己的哲学思想融入实践当中。他手拿象征仁慈的太阳的天文学仪器，除了做测量用，还用于木刻开普勒的著作（对比图4）。

版权所有——图宾根大学档案馆

图37：律师克里斯托夫·贝佐尔德肖像，朋友威廉·席卡德画于1618年。图的左边用寓言的形式描述了母亲的正面形象。

版权所有——图宾根大学档案馆

贝佐尔德的藏书不仅包含各个领域，而且都是最前沿的内容，其中有数百本关于天文学、数学、医学、历史、政治、地理、神学、东方语言学和现代文学的书，而且书籍作者大都是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人。他会在每本书上签名，并且写下“快滚蛋吧，撒旦——我的主，我永远和你在一起”，好像他的这些话能够净化每一本书似的。贝佐尔德的家好像位于姆兹嘎斯大街，他众多的藏书肯定把自己家里塞得满满的。那栋优雅的五层木质建筑住着图宾根最著名的教授们。房子坐落在内卡河畔，紧邻公国法官府邸。贝佐尔德在自己的图书馆里写出了大量的政治学和历史学著作，并且校对了诸如约翰尼斯·陶勒尔和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等神学家的著作。贝佐尔德阅读希伯来语著作，并在出版的书中借助圣经旧约里关于神授权力来批判当时的专制主义。1618年，贝佐尔德准备出版关于新世界和其居民起源的小册子，他特意咨询了开普勒的意见，并最终把这本名为《新世界》的小册子献给了开普勒。29此外，贝佐尔德也出版过民法著作。

贝佐尔德的妻子是开普勒的远房亲戚，她对丈夫的帮助也非常大。她本人和书商维尔德的私交甚好，而且痴迷于当时风行的德国诗歌。贝佐尔德非常欢迎那些思想开明且想要学习现代语言的学生。在他们心底深处，都急于找到如何才能在这个“危险的时代”变革社会和信仰的途径。30

约翰·瓦伦汀·安德烈埃（生于1586年）比贝佐尔德夫妇年轻得多，母亲玛丽亚是药剂师，父亲雅各布·奥西安得神父是一名炼金术士。31他是贝佐尔德家的常客，非常热衷于讨论其富有影响力的远见思想。多年来，安德烈埃都十分认同“新”发现的价值，而且还组建了一个兄弟会，专门传播诸如“新的动植物”的知识，并致力于发现“新公理”。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一个“坚固的新城堡和房子里”提升教会哲学和伦理学，以在地球上创造出和谐去抵御魔鬼所造成的任何不和谐之声。32他希望每一个小学生都能了解数以千计的植物名称及其特性，这样才能欣赏到自然的神奇。

安德烈埃把这些思想都融入1619年出版的《基督城共和国简介》一书中，该书描绘了一个路德宗的乌托邦社会，没有金钱、贫穷、森严的社会等级和贵族阶层。这本书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描绘乌托邦社会的书籍之一，时间比坎帕内拉广为人知的《太阳城》还要早——《太阳城》从1613年开始在图宾根是以手稿的形式流传的。33在弗罗伊登施塔特，公民的房子围成一个正方形，每家都有一个独立花园。社区的领头人必须德高望重、信仰虔诚、公正明理、学识渊博。对匠人的尊重巩固了学术的崇高地位，因为大家都认为匠人的知识来自实践而非书本。当地的自然哲学家们在七个工作间里进行“真正的化学实验”，试图分析出矿物质和金属的特质。他们自信地认为：“如果你不通过实验解决纠纷，如果你不好好利用仪器去提升和完善科学，那么你就一无是处。”34

安德烈埃牧师是一名机械钟表师，他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最早期的愿景：不断进步的科学研究和对上帝创造的万物感知的不断加深，构成了造福人类的新社会的基石。在安德烈埃超前的基督教城邦国家里包含：华丽的教堂，教堂里有一台美妙的风琴，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实验室、药房、解剖研究中心、自然历史博物馆、天文博物馆、光学和天文学仪器展览室，以及用与技术和视觉效果创作的艺术绘画工作室。他教学态度明朗，认为当前的高中不应该坚守以提升古典文学为重点的人文教育，而应该加入科学的学习方法。因此，他在寄宿学校开设了科学课程，面向每一个男女学生。当然，学校仍然会在个人卫生、言谈举止和宗教信仰方面严格把关。35

安德烈埃一直都把开普勒当成他新基督兄弟会的一员。他认为快乐主要源自花园，那里有植物的芳香、清新的空气、蜂蜜、药草和鸟鸣。置身其中，能让人心旷神怡，享受美妙的甘露和独特的魔音。最重要的是，各种植物能让置身其中的人们流连忘返、心旷神怡，好似看到了未来的永生。他写道：“人的一生好比花朵的生长过程：‘发芽、生长、绽放、凋零、枯萎。人死后又会有新的生命出现，循环往复’。年岁不会让人变得肤浅和堕落，对人没有威胁。”这段话解释了为什么在安德烈埃创建的乌托邦基督城中，老年男女在其中能活得畅快自然、活得有尊严，而且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帮助别人。虽然人们认为变老就如同生病，但从另一面说，变老代表着对生命更深刻的认识。老人们的观点往往比那些最“精妙的理论”更有用。36

1620年，安德烈埃在卡尔夫县担任要职，从而让他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这让他兴奋不已。卡尔夫地处符腾堡西南边陲，位于黑森林地区，最出名的属其羊毛制品。卡尔夫运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大规模生产羊毛制品，并染上各种炫丽的颜色，远销意大利和波兰等地。他还号召商人和其他市民共建一个基督教基金会，除了帮助其他项目外，还出钱建立一座公共图书馆、支付穷人孩子的学费、帮助病人。37为了壮大自己的基督城，安德烈埃邀请了贝佐尔德、开普勒、贝尔纳格和威廉·席卡德来帮忙。38虽然现实困难重重，但却没有人因此丧失了斗志。他们几个人靠着对一个新的领域——政治学——的热情和他们坚定的信念前行，当时开普勒上一辈的教授们都去世了：算上最近去世的两位教授——1618年去世的约翰尼斯·格奥尔格·西格瓦特和1619年去世的马蒂亚斯·哈芬雷费尔，开普勒这一代人的影响力正逐渐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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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勒此时肯定非常沮丧，因为本该大展拳脚之时却深陷母亲的审判泥潭之中。开普勒决定继续待在图宾根认真地为母亲写辩词，一来可以向贝佐尔德请教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并随时借阅他的藏书；二来可以和席卡德共叙友情。贝佐尔德之后宣称自己的律师代理费是8弗罗林币，但不久后就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图宾根律师，很可能是贝佐尔德本人，收到了多达40弗罗林币和审判文件。但直到现在仍不清楚贝佐尔德或那个律师在辩护中到底出了多少力。39因为开普勒全身心投入到母亲的案子中，所以他对此产生的愤怒之情也可想而知，这在他之前写的那封非比寻常的谴责诗中可以看出来：他在诗中提醒政府的律师们要履行自己的职责，避免滥用职权波及被告及其家人。中央政府怎能对腐败置之不理？

开普勒认为执政之道就藏在音乐、几何以及算术级数之中，这之中包含了对和谐和秩序的神圣解读。40他最近正忙于修改让·博丹的经典著作《国家六论》中存在的站不住脚的数学理论。他质疑这位法国学者试图通过几何和算术之间的媒介物定义公正，然后接着又把这个媒介物和政治及社会联系起来。在经验主义的风气下，统治者、贵族和民众身上的相应权利都是来自数字模型。

开普勒在其《世界的和谐》第三部分中尖锐的评论道，只有一个数学外行才会认为2、4、6、8的比例相同（因为4是2的倍数，而8却不是6的倍数）。这个结论让他得出了坐上至高无上宝座的人可能是国王、贵族或平民。为了公众的利益，应该用“精妙的和谐而非静态的数学法则”去管理国家。所以开普勒总结道：

我建议不去参考几何关系或均匀化算法，仅仅以一致性为标准采用和谐的比例。那些精妙的类比应该趋于和谐一致之下，只要在统治时坚持这两种形式的公正，那么将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国家的繁荣。41

开普勒和谐统治思想十分注重一致性，他的许多著作都体现了这一点。这是一种靠直觉的特殊技能，是从各种经历中潜移默化学到的知识，是了解复杂世界的一种天赋，同时也是在不同时代都能不讲排场、为大众谋福利的一种能力。42显然，我们很难去系统化这种技能，也无法将其和理智联系起来，更不能认为它和崇拜神秘有任何共同点。

因此，开普勒根本不支持博丹提出的君主世袭制，并指出贤君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他极力反驳博丹用数字4、6和7的关系来分别代表君主、贵族和平民。相反，开普勒认为应该用数字9代替平民（这样三个数之间的差就以2为基数依次递增1,9之后就应该是13），这样才不打破政治和谐，贵族在中间能够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虽然这么说，但开普勒并没有把贵族理想化了，而是承认了由律师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学的重要性，在这个体系中，“那些秉公执法、公正无私的法官们所做出的判决都该翻出来，让法律界的智者们重新细审一番”。43只有把法律制度化后才能实现公平——开普勒说这番话时脑海中肯定浮现出贝佐尔德的话，即所有的君主权利都应该接受皇家法庭和等级代表会议的审核。开普勒所构想的政治和博丹的想法大相径庭，后者曾在《国家六论》一书中呼吁只有顺从才能在乱世建立秩序，以及在《论女巫的魔鬼狂热》书中请求君主下令烧死所有女巫以拯救世界。44开普勒还明确指出了一些地方长官（其实就是在隐射莱昂贝格地方长官艾因霍恩）也许在自己的地盘当起了皇帝，并且敢于践踏法律。45

像开普勒这样的人会把司法公正当作一个政权合法性的体现。他在《世界的和谐》第三部中用预言的方式总结道：“我本人的确……应该在剩下的几部书中写出主的作品。”46开普勒在写给新上任的公国成员布里奇维特的谴责诗末尾写道，“愿你能得到主的精神和力量，在任期内找到永生之路”。47开普勒认为符腾堡统治者应该从他母亲的案子汲取教训，反思自己的执政。法官和统治者都是上帝用来服务人类的工具，这个案子会持续影响上帝对这些人的评价。

第十二章

审判结束

开普勒一直以来都对巫术本身和法律对巫师的规定非常熟悉。约翰·格奥尔格·哥德尔曼（1559-1611）是他的朋友，也是儿子路德维希的教父。哥德尔曼从小在符腾堡长大，曾被誉为早期处理巫术方面最伟大的新教法律专家。他在担任英国外交官期间，经常访问布拉格。116世纪80年代，女巫审判刚出现扩大趋势时，他就坚持认为在审判女巫时应该遵守《加洛林纳刑法典》，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审判女巫，不能把其作为特殊案子对待。任何对女巫的起诉必须有理有据，而且对嫌疑人用刑前必须有两名可靠证人的证词。哥德尔曼一再重申，路德宗认为上帝将在末日审判时把坏人打入地狱。每当民众高呼“杀死她们！”之时都会令他困惑不已。许多嫌疑人非常脆弱，即使是被冤枉的，但在刑讯逼供下也只好屈打成招。宣判前无论如何都应该征求法律专家的意见。2哥德尔曼在1591年发表过一篇关于魔法、巫术和女巫的论文，在第二年就被翻译成了德语，并多次出版。他在论文中宣称“黑弥撒”、操纵天气或者变形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些都不能成为法庭上判断女巫的标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需要征讨的女巫大军，只有个别女巫会危害人类，而她们往往都是一些“无精打采、愚笨无知的老女人”，她们往往意志不够坚定，容易被魔鬼蛊惑。因此，开普勒把女巫分为两类：一类人患有妄想症，她们虽然和魔鬼签订了契约，但是并不会造成任何危害，只要吃药就能好转，不应该被绞死；另一类人是真心实意要为魔鬼效力，签订契约后在魔鬼的帮助下四处害人，这种人虽然不多，但应该全都处死。31610年，住在德累斯顿的哥德尔曼给开普勒写信，希望从他那里借马丁·德尔里奥的《魔法调查》的副本，而从开普勒写给英王詹姆斯一世的信中可以看出，开普勒和哥德尔曼就英王对女巫的态度进行过讨论。英王当时认为只要把嫌疑人浮在水上折磨，就能确认其是否为女巫，这让两人都非常吃惊。詹姆斯一世还在1597年出版了《恶魔学》，并断言随着世界末日的到来，女巫越发猖獗。英王非常认同加尔文主义的观点——只有上帝的选民才拥有上帝的形象，剩下的人都是魔鬼的形象。女性不可能是上帝的选民，就像夏娃被毒蛇欺骗了一样，女性生来就很脆弱，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女巫和男巫的比例是20:1.詹姆斯一世认为漂浮刑法非常管用，因为流动的水不会受到女巫的蛊惑，神圣的洗礼之水能够净化她们。4

开普勒认真阅读过《恶魔学》一书，还很可能就其中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和朋友讨论过，朋友们都认为应该尽快解决这些争议。最值得一提的是赫瓦特·冯·霍亨堡（1553-1626），他是一名律师，虔诚的天主教徒，一名敏锐的天文学家、古典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和数学家。他多年来一直支助着开普勒。1590年，他被任命为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法官。在位期间，他一直反对“猎杀女巫”运动。十多年来，关于是否应该迫害女巫，赞成和反对派互不相让。他们为此甚至在1601年至1604年之间分别在慕尼黑宫廷和因戈尔施塔特的一所大学举办了一次国际论坛。5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审判女巫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加洛林纳刑法典》。那些主张对女巫毫不留情的人说那些怜悯女巫的法官和君主将受到上帝的惩罚。他们还坚持称只要女巫告发其同伙，那么就可以以此为据抓人并名正言顺地对其进行拷打。6最终，温和派取得了胜利，并且宣布巴伐利亚所有的女巫审判都必须遵守《加洛林纳刑法典》。耶稣会会士亚当·坦纳是温和派的核心人物，他提出了对女巫的公正审判的思想，并在多年后纳入他1627年发表的道德神学著作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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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年，那时开普勒还在图宾根准备辩护的策略，而上述的思想还没有以书籍的形式传播开。所以开普勒只好坚持一个特殊的审判程序——源自《罗马法》的公式程序。该程序要求所有庭审文件都必须以纸质形式呈现。这个策略可谓神来之笔，开普勒不仅能够得知控方的证据，而且还能从中找到漏洞。由于审问过于细致和烦琐，就连开普勒也无法继续对这个案子进行简要的分析。他在1617年的请愿书中写到了母亲遭到迫害的三个原因：当时社会对寡妇的敌对情绪、新公爵即将采取的行动和文化上对老女人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的恐惧。为了达到最佳辩护效果，开普勒现在需要利用法律推定让所有证人都变得不可靠。他在仔细研究了证据之后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事实。

这种以事实为导向的调查在学术界受到大力拥护。8开普勒所接受的教育培养了他应对复杂事实的耐心，审判文件中没有任何一个字会令他生厌。他一生都在和文字打交道，不管是文学领域还是科学领域，当时的人文主义者都愿意投入所有精力去一丝不苟地分析文献，并且当时流行的一种新风尚是从谜语、隐含的笑话、复杂的幻想以及预言式文字游戏中锻炼思维的灵活性。例如，伽利略就爱把字母胡乱排列，并且运用异位构词法来命名新发现。在1610年，他用Smaismrmilmepoetaleumibunenugttaurias这个单词来解释他观察到的土星的两颗卫星，两颗卫星离土星距离很近，颠覆了人们对土星的认识。9

开普勒能够从浩瀚的证词中找到矛盾之处，他也常用自己的这个能力去反驳学术上的对手。他在学到了实验和观测的新思想后，在遇到问题时会首先考虑：“谁”做出了思考？动机何在？是否有说服力？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最终结果如何？如果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需要对古代作者的内容进行评估，那么社会学家也需要对当代关于单一自然现象的科学论证进行评估，如对彗星的研究。

开普勒通过对证词严格审查来找到可靠的证词，这和他的学术习惯密不可分。自然学家常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道德水平决定了他说话的分量，比如说天文学家是一名经验丰富并拥有牢固社会地位的男性，那么就比一个穷困潦倒、自私自利且有道德瑕疵的女性更能让人信服。从古代就形成的人文科学和法律解释学的洞察力对自然历史学同样重要，这也解释了为何学术大家们的一言一行总能透露出一丝威严。他们的举止言谈、穿着，所写的文章、著作以及和如何与别人合作都能产生出一种信任，这种信任根植于他们的道德行为和学术成果之中，支持着他们不断创新。

在撰写文章时，自然哲学家会利用法律思维解决问题。在遇到复杂问题需要分辨谁对谁错之时，他们不会加入这场徒劳的争斗，而是通过合理的结论让大家达成共识。这种思维方式将“科学和学问绑定在一起、把数学和数字结合在一起”。10所以开普勒不满足于阅读庭审文件，还要耐心细致地听母亲倾诉，进而去了解母亲的世界，分析作为寡妇的母亲的独特行为。开普勒并没有从优越的生活一下子就跌到肮脏烦琐的刑事审判中，在科学领域多年的辩论经验让他具备了超凡的辩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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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勒在自己长长的辩护中首先对许多证人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这些在1月份接受调查的人大多太年轻，没有主见，他们口中对母亲的评价只可能是道听途说的。要想指控某个人，必须事先证明此人臭名昭著，但是必须有足够的可信的证据。开普勒在讽刺一名新上任的莱昂贝格牧师时说：“布克牧师的反映如此激烈，好似一个经验老到的审判官。”11他问道：“路德宗法庭和天主教法庭真的有区别吗？”这名年轻的牧师显然有私心，他曾拒绝给卡塔琳娜提供圣餐，反而专程把圣餐送到厄休拉家里，即便后者当时满怀愤怒。基督教教义要求其信徒原谅自己的敌人，但布克牧师和其他证人一样都充满了嫉妒和愤恨，都存有私心，所以他们的证词都不可信。

接着，开普勒说厄休拉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女人，她没有责任心、自私自利，还总爱惹是生非。像她这样一个颠倒是非黑白的人没有权利在法庭上接受询问。她服用了错误的药物，但把产生的副作用归咎于“杜撰出来的女巫身上”。接着，她利用自己强大的人际关系开始大肆传播谣言，蛊惑她位高权重的朋友们以及底层的平民。因此，对卡塔琳娜的民事诽谤起诉升级为刑事审判，导致卡塔琳娜现在因为一些模糊的指控而面临折磨。此类人命关天的案子需要经过法律彻底、严格的审查，而且要知道就算“最理智的男性”也会犯错误。开普勒用拉丁文应用了三位著名的法律评论者的话——“折磨嫌疑人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此外，开普勒称《加洛林纳刑法典》规定判处犯人绞刑必须有两名可靠的证人作证。按照法律专家的观点，所有可靠的证人都必须是男性，因为女性更易受到蛊惑，相信迷信、也更善变。12

这不是在为广大女性辩护，而是论证“好女人”和“坏女人”是不同的阶层，判断的标准就是女人的性道德。开普勒还认为，一般而言女性的心智要低于男性。为了给自己的辩护建立起事实证据，开普勒专门阅读了两位德高望重的男性证人的证词。老汉斯·波伊特许帕赫和马具商迈克尔·斯特尔两人在当地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他们和卡塔琳娜年岁相仿，对她的了解最为全面。（实际上，斯特尔目前住的房子正好是卡塔琳娜夫妇当时搬到莱昂贝格时居住的。）13这两人从未认为卡塔琳娜是个恶女人。他们的证词进一步支持了开普勒的论证：其他人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卡塔琳娜完全是受了厄休拉的蛊惑，而且这种恶毒的谣言在听证会开始后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就是为何卡塔琳娜仅仅是和许多人擦肩而过或者到家里去拜访，而这些人却把自己的病痛归于她使用了巫术。开普勒再一次引用了法律评论者的观点——上面的这些指控都不能构成可靠的证据，而且判断嫌疑人是否为女巫必须在谣言散播之前。14

开普勒一直在利用《加洛林纳刑法典》。他指出在本地受审的所有女巫中，没有一人供出卡塔琳娜，即便有几个遭到了非人的折磨。法典认为女巫的口供是非常强有力的证据。15他接下来严厉批评了这些非法的逼供。开普勒明确表示自己曾看过刑讯逼供女嫌疑人的文字记录：“所有的招供和供出同伙都是在极端痛苦、甚至死亡之下吐露的”。开普勒回忆道，其中一人在野蛮的折磨下，被拇指夹弄断了手指，这简直是耸人听闻。当时符腾堡最常见的合法折磨是把女人绑在轮子上拉扯，而非使用拇指夹。开普勒还说审问官员还通过非法途径询问卡塔琳娜是不是她的同伙。开普勒的这些信息是否来自莱昂贝格的老女人玛格丽塔·弗里希？弗里希与1620年1月在最终审问后很快死在了监狱里是否和她遭受的折磨有关呢？

开普勒进一步称，像母亲那样去别人家做客和女巫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任何别有用心之人牵强地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就会让那些年唠唠叨叨、不招人喜欢的老女人容易受到一些匪夷所思的指控。所以如果大众对女性行为感到焦虑，那么要想指控她是女巫，必须给出具体原因，否则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开普勒紧接着开始陈述辨别自然疾病和人为因素造成的疾病的重要性。为了让其陈述显得更具有权威性，他引入了大量医学知识。如果不是开普勒机敏地找到了这些细节，那么将会被法官忽视，所以说开普勒的这一次陈述可谓其运用修辞学的巅峰之作。开普勒反驳道，所有这些有魔法造成的神秘疾病都能用医学知识和常识解释：

……拜特尔帕赫的腿瘸了，巴斯蒂安·迈尔的妻子死了，女泥瓦匠大腿并不拢了，澡堂管理员的学徒胃不舒服了几小时，最后还呕吐了，施托费尔·弗里克的大腿疼了一两天，生活在格贝斯姆的已故牧师女儿腿又不好使了，丹尼尔·施耐德的孩子死了，哈勒的女儿觉得一只胳膊很疼，雅格·贝尔泽恩丢了一头母猪，奥斯瓦德·灿根丢了一头牛犊，迈克尔·斯特尔的奶牛病了，但随后又康复了……所有这些故事和事实都没有发现是女巫所为，而更像是一些精神不正常的女人干的。她们许多人会抑制自己的月经……血就会从别的地方涌出，常常会导致精神不正常和强烈的疼痛。许多女人年轻的时候月经时出血特别多，就像母马一样。但随着年龄的增大，她们发现自己无法生育（就像厄休拉那样），过渡失血和胆汁的流失将会伤害肝脏，进而导致严重的精神疾病。很多时候还会导致子宫发育不完全，所以厄休拉才会不育……同样的，还会导致慢性病和头痛。每天都有许多男女死于肺部疾病，更多的孩子死于其他疾病。你会发现周围有许多弯腰驼背、走路一瘸一拐的人。常常提重物或者跳跃的人，他们的脊柱则很容易错位。

开普勒解释道，大脑充血会导致下半身供血不足，甚至影响男性的生殖能力。16不过，开普勒并没有排除巫术造成的伤害，但他认为在上面这些例子中，疼痛都是阵痛，或者一开始就很严重，并非逐渐加重的。此外，针对厄休拉的病情，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她服用过药效强力的药物。开普勒还认为，她在卡塔琳娜家喝酒时也许是自己拿错了杯子，喝了卡塔琳娜给自己熬制的混合草药。而卡塔琳娜经常都会自己熬药喝，但也从未见任何副作用。其他证人也坦白他们的症状在遇到卡塔琳娜前就存在了，而且也没必要去提醒法官每天都会有许多奶牛和猪死亡。事实上，面包师家奶牛死亡时正当各地出现大肆屠宰牲畜的情况（图38）。

开普勒还要去解决自己弟弟对母亲的指控。他承认了自己对弟弟的焦虑，回忆说小海因里希十六岁时就离家出走，连学徒期都还没满。弟弟从小就去参军，当他十五年后再次回到家时，战争的经历让他更加难相处。他并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感谢自己母亲所做出的牺牲，反而责怪母亲让他饿肚子——其中一名证人也提到了这件事。他因此怀恨在心，辱骂自己的母亲是女巫，但这种言论并不能成为认定卡塔琳娜是女巫的合法证据，况且小海因里希从未就此事接受过审问。此外，卡塔琳娜还曾斥责儿子改信了天主教，从这一点也能说明她是一个虔诚的路德宗信徒。17

开普勒一一分析了对母亲不利的证词，并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自然疾病、内心的偏见、家庭纠纷或者就是自己运气不佳。开普勒推测，母亲在十年前曾当着给自己帮工的女裁缝的面，大声说“要是我是女巫就好了”，这完全是因为她觉得女巫没有疼痛感，而她当时正好被煎锅给烫了。开普勒每写完一段，就会引用几位法律评论者的话，警告称只要证人不可靠或者指控站不住脚，那就不能对嫌疑犯用刑。这种辩护在当时算是一项创举，他的法律论证和温和派对女巫的观点非常相似。

图38：选自开普勒最终辩词的手稿节选，带有页边批注。

版权所有——斯图加特国家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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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勒运用的另一个计策就是把任何指控都放到历史大背景下去考量，并把证人在作证时的年龄纳入考量范畴。按照他的计算，如果泽韦林·斯特尔的亡妻称自己25年前见到卡塔琳娜摸过一只猪，那么当时她只有七岁，所以她的话并不应该被法庭采纳。18开普勒单独提到了泥瓦匠的女儿，说她受洗礼时是1604年11月8日，那么作证时也只有十一岁，她的话也没有可信度。19同样的，开普勒还抓住了证词前后不一致的特点，比如证人第一次说卡塔琳娜摸了猪的左腿，后面却说摸的是右腿。

此外，开普勒还极力证明自己的母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业余医师。他并没有否认自己母亲为别人进行医疗指导，但他强调这种专业技能不仅是一种家族传统，也常常是一名女性人生经历丰富的一种体现。开普勒开始转变对母亲的看法，因为他知道这是捍卫母亲和他自己名誉的唯一途径。他没有谴责母亲对她岳母医术的极大兴趣——他在1619年出版的《世界的和谐》第四部中提到过这件令他惊讶的事情——而是强调母亲的药物能够很好治疗一种痛苦的皮肤疾病（即丹毒），这种皮肤病一般发生在面部和小腿。她曾治愈了丈夫的丹毒，并在去布拉格看望开普勒时和他的妻子芭芭拉谈到了丹毒的症状，因为当时芭芭拉正好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接着，母亲根据儿媳妇芭芭拉的情况和从开普勒岳母那里学来的知识，开始一系列的治疗实验。而开普勒现在则称自己的岳母是一个“诚实的名医生”。所以卡塔琳娜给泥瓦匠妻子的建议是建立在自己治愈病人的经验上的。20

因此，开普勒在辩护中称一名女性在长时间内积累的经验、洞察力和进行的实验以及从与更年长的智者谈话中获得的启发，这一切就算没有成为知识，也是其名声与信誉的基础。自然哲学家在证明自己的观点时也会运用相同策略。总的来说，开普勒的策略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自己的母亲——母亲的形象不再是年老、孤僻、没有文化和迷信，而是一个虔诚的公民，传承并发扬了可靠的医药知识，并且小心地为自己的身体调配草药。重塑母亲的形象之所以可行，就在于当时两位有影响力的女人：西比拉公爵夫人和助手玛丽亚·安德烈埃——她们因救济穷人和虔诚的医疗实践而广受爱戴。大多数女性制药学专家都信奉路德宗，而她们也开始把医学知识转化为书籍，让自然知识需要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的思想得到进一步验证，只要在实践当中心怀敬畏、不忘美德，那么就值得人们的赞赏。卡塔琳娜的行为和以上两位女性没有区别，尽管她没有文化，但她看病时从不收费，也没有变得自私自利。这些乐于尝试的女性开拓了一个新的社会角色——受人尊敬的医者，而开普勒现在正努力把母亲和这个角色联系在一起。21开普勒甚至询问过母亲每天喝的药酒都有哪些成分，最后得出母亲不过在红酒中加入了苦艾酒、受到祝福的蓟，有时还会加一点牛膝草。牛膝草因其活血利尿的功效而为人所熟知。以上所有的草药都是无害的。基于这些事实，开普勒再次将其作为反驳对方指控的证据：浴室老板“只是喝不惯酒里面一些药草的味道，但从未把自己的疾病归咎到药酒上”。

为了强调自己的母亲是信仰虔诚、乐善好施，不像厄休拉那样迷信、自私和贪婪，开普勒进一步称母亲给别人治病时口中会不停念叨，那其实是在向上帝祈祷，而不是对病人的赐福。他坚称所念内容不包含任何亵渎神灵的语言。但他最终也承认，里面所包含的任何迷信的语言，那也是从天主教传下来的，和巫术根本沾不上边。22这一观点是开普勒一直坚持的：所有语言必须放在正确的历史和社会大背景下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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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开普勒在辩护中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是：对于母亲索取她父亲头盖骨的行为，他如何放在历史背景下去解释？母亲这一行为不是明摆着想要获取施行巫术的工具吗？他在详细询问了母亲后，给出了以下的解释：母亲当时去墓地只是为了照看刚去世的外孙坟墓上的花环，怕别人在掘墓时弄坏了。这一举动明显符合虔诚的母亲心地善良、富于同情的性格。

当时母亲看到挖墓工正在挖掘自己父亲旁边的坟墓，她突然天真地希望把父亲的头盖骨用银器装饰一下。开普勒解释道为何母亲的这种想法合情合理。因为布道时会讲到死亡，而她曾听说把父亲或母亲的头盖骨当酒杯有助于对死亡的理解。实际上母亲曾见过有人这么做，而且听说世界上其他民族也会用头盖骨饮酒庆祝。但把父亲的头盖骨用于巫术却闻所未闻。母亲只想拿它当酒器，绝没有其他念头，所以单凭这一点就不能作为对她用刑的证据。此外，母亲是在白天像掘墓工提出的自己的想法，她也安然接受了对方的回绝。事实上，掘墓工在作证时曾惊讶于，审判中居然能把这件简单的事情搞得如此复杂。23

最后，开普勒还需要解释母亲贿赂地方长官艾因霍恩的事情。他在辩护中称自己年老的母亲非常虔诚，对于自己的指控她成天提心吊胆。她知道艾因霍恩一直都看她不顺眼，所以为了尽快了结诽谤案，她就把一个劣质的银杯送给了地方长官。开普勒同时声明，送银杯的目的并不是寻求包庇，而是希望能加速审判，进而更快进行到法律询问阶段。24至于母亲为什么不掉眼泪，开普勒解释道，有的人天生泪腺不发达，老了以后这种现象更为严重，所以并不能用掉不掉眼泪定罪。25

最后，开普勒在其宏大的结案陈词中打出了伦理牌：卡塔琳娜一生勤劳工作、含辛茹苦地把孩子带大，孩子们都以她为荣。到她这个年纪的人已经遭了太多的罪，她现在已经年老体弱，精神很不稳定。她的家境良好，自己一生中从未因任何行为不端受过惩罚。从1620年8月7日起，卡塔琳娜在长长的监禁期间受尽了折磨，她住在肮脏的监狱里，手脚戴着铁链，还时刻受到暴力的威胁。没有一项证据能够证明她——这位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最高贵的生物”——应该遭受折磨。26我们时代每一个人都享有法律平等和公正，这在《圣经》创世纪中有着明确记载。因为上帝创造人类时参照的是他自己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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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直到1621年8月21日才在居格林根重新开庭，地方长官阿尔伯把开普勒的辩词递交给了法官们，同时提交的还有符腾堡宫廷律师希罗尼穆斯·加贝尔克霍弗的控词。开普勒和母亲卡塔琳娜一同出庭，刚开庭他就要求立刻跳过最终指控这一环节，这让在场的人非常惊讶。加贝尔克霍弗律师的控词论证严密，应用了法学和神学评论员的拉丁原文，称毫无疑问应对卡塔琳娜用刑。她不仅造成了多起人畜伤害，还试图贿赂莱昂贝格地方长官以便在听证会前畏罪潜逃。他认为开普勒的辩词漏洞百出，企图削弱证据的可靠性，比如说他在描述其母亲贿赂艾因霍恩这件事情时就是这么干的。伤害发生的时候卡塔琳娜都在现场，所以嫌疑最大。此外，她还自己学习占卜，而且声名狼藉，就连自己的儿子都说她赶走了自己的丈夫。卡塔琳娜的证词前后不一，而让·博丹和其他人认为，就这一点就足以对她用刑了。律师还说卡塔琳娜不仅不敢直视任何一名反对者的眼睛，而且根本没有眼泪，这简直是罪加一等。她的行为不管是肉体还是精神上都是不人道的。

加贝尔克霍弗接着开始维护厄休拉·兰博的名声。辩方称厄休拉在23年前因和铜匠雅格·齐勒不正当的性关系而被捕入狱，这都是口说无凭。虽然没有证人亲眼看见卡塔琳娜施行巫术，但是那些年轻的男女证人们不可能凭空编造恶意的谎言。加贝尔克霍弗会时不时针对开普勒辩词中的疑问进行反驳，以此显示他对开普勒的每一个辩解都能举出反例。他接着宣称开普勒辩护中那些精心包装、令人怀疑的“借口”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到目前为止没有理由去怀疑法官们做出的判决，所以必须尽快对卡塔琳娜用刑。27

开普勒本以为自己掌握了就事论事、以理服人的艺术，但现在对方却指控自己的辩词中许多历史环境、内容和证据都是编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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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已经宣布了宣判日期，所以开普勒只有三四天的时间去完善自己的辩词。这份辩词在5月份时就已经初见端倪，但是他现在需要针对控方律师的论证进行反驳，他没想到控方的指控会如此严厉。为何公国法院会委派加贝尔克霍弗来处理本案？显然，政府官员们被战争搞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开普勒的请求。最后一次提交的这个辩词大部分内容仍然由指派给卡塔琳娜的居格林根律师约翰·卢夫执笔。当地另外两名抄写员也同时帮助誊写开普勒这封愤怒的手稿，最后用了64张纸才誊写完。开普勒又进行了仔细阅读，并加入了许多页边注释、补充了一些内容，修改了许多错误。最终，急于结案的开普勒在规定时间上交了最终辩词，时间是1621年8月22日。28

他首先对上次庭审时地方长官阿尔伯模糊审判程序表示不满，接着开始逐一反驳加贝尔克霍弗的质疑。开普勒认为，首先并没有规定不准给官员送礼，而即便母亲送了礼，也不能冤枉她是女巫，特别是当她前两次想要艾因霍恩请求加速审理诽谤案后都遭到了后者的拒绝。开普勒接着再次就艾因霍恩的缺点发难——详细描述了这位地方长官是如何变更听证会日期以便拖延审判的。随后，开普勒就证人可信度问题进行了阐释。从最后的辩词中可以看到，开普勒明显失去了耐心。极其愤怒的他也顾不上注意自己的言辞，他称其中一名证人是“一个谎话连篇的女人”；称拜特尔斯帕赫是“一个谎话连篇的男人、大白痴”；称“那名小学老师”简直比猪还笨。29开普勒再次声明，母亲被关押本身就算对她的惩罚了。母亲的不幸完全是兰博造成的。在邻近的辛德尔芬根，新上任的地方长官在1615年5月至1616年10月间煽动了19起对女巫的审判，对女巫的恐惧随即蔓延整个莱昂贝格。兰博甚至利用人们的恐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对卡塔琳娜进行了一次有预谋的诬陷。

开普勒对这些细节的讨论几乎都出现在了自己最终的辩词中。不仅如此，他还首次尝试运用修辞学技巧去证明控方律师的指控有多荒谬。过去的几个月里，开普勒列出了厄休拉喝毒酒的具体时间，并找出了相互冲突的证据。他将此如实呈现，以证明加贝尔克霍弗那些东拼西凑出来唬人的证据根本经不起推敲。对方诬陷母亲是女巫，但对于何时变成的女巫却前后矛盾：“8年、9年、10年、18年、20年、25年”，说什么的都有。任何数学家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数列是随机排列的，没有任何规律。30

开普勒接着用医学事实来证明厄休拉是一个道德沦丧、精神错乱的女人：非法性行为常诱发疾病，人们会用水银来予以治疗。这样一来，有毒的水银就会伤害大脑。似乎开普勒在过去几个月里还去调查了厄休拉年轻时在安斯巴赫市弗兰克尼亚镇的丑事。他说厄休拉当年和当地一个药剂师的学徒发生了不正当关系，并因此怀孕了。虽然她吃了学徒的药后流产了，但是留下了不孕的后遗症。31一个无法怀孕的恶毒女人去攻击一个受人尊敬的母亲本就被人所不齿，而开普勒的这个证据更是火上浇油。开普勒在描述两人的行为时，把母亲说成是一个好母亲，贬低厄休拉是一个邪恶的女人。母亲对自己富有魅力的女儿玛格丽塔看管得特别严厉，时刻提防那些追求女儿的年轻男子到家里来找她。32如果要说兰博对社会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也只能是和巫术有关，而母亲卡塔琳娜已经证明了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并且32年来一个人不仅要把孩子拉扯大，还要处理家中的各种问题。开普勒讽刺道，如果法庭能开庭审理对兰博一家的诽谤罪的话，那么对方将会“哭出血来”。33

开普勒专门针对对方攻击母亲念咒语一事做了反驳。他显然知道这些指控都是加贝尔克霍弗律师拼凑出来的。开普勒指出，当时一边治病一边祷告极为常见，以至于其中一些祷告被收入了奥斯瓦特·加贝尔克霍弗博士的文章里，该文章发表在《符腾堡德国医学》上，广受好评。辩方律师的一名远房亲戚从1598年起就是腓特烈公爵的宫廷医师，其物理学著作也出版过英文版。34开普勒认为，卡塔琳娜的祈祷都是一些充满诗意的句子（比如说“向太阳致敬”），而且呼吁出现“三位一体”，而非拥有魔鬼的力量。加贝尔克霍弗为了把迷信占卜说成是女巫的惯用伎俩，便引用了彼得·宾斯菲尔德的观点，这简直荒谬至极。要知道宾斯菲尔德是天主教特里尔教区的一名医生，同时也是狂热的恶魔学者。35

开普勒驳斥了诸如博丹等魔鬼学家的观点，这些人希望“快速处决”女巫。过去的事实多次证明，用神秘的罪行去威胁上帝所创造的人类是十分危险的。开普勒重申了，就算是最有智慧的人在遇到此事时也会犯错误。他称自己已经指出了母亲案子中所有证据和程序中存在的问题，而且符腾堡一直以来对女巫审判都采取谨慎态度。在所有法律评论者中，开普勒特地引用了约翰·灿格的话。约翰·灿格是一名路德宗律师，同时也是维滕贝格的一名教授，他在1593年发表的著作《关于折磨犯人的问题》中写道，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任何折磨都是“脆弱而危险的”。36这进一步证明了虽然开普勒和母亲两人现在因异端邪说遭到指控，但实际上他们的路德宗观念比一些著名的政府官员更正统。

8月22日，所有材料都移交到了图宾根法学院，卡塔琳娜是否受刑就要看教授们的决定了。也就在这个月，釉工兰博再一次指控开普勒一家故意把审判拖延到卡塔琳娜在狱中死去，因此要求宣判前对方应该支付300弗罗林币的赔偿金。37

* * *

在本案中，图宾根大学的六名法学教授工作效率极高，因为他们除了教书外，主要工作就是分析民事和刑事案件。图宾根大学隶属公国管理，1601年后人事任命以及所有活动都密切受到公国教堂和政府的管控。要想在大学保住自己的职位，思想正统和对公爵的绝对忠诚必不可少。新教教义从不鼓励异端思想。实际上，法学院更像隶属政府的一个高效代理机构。学校每次人事任命都需得到公爵本人的同意，每年还会有政府和宗教高官访问图宾根大学。从1644年起，符腾堡刑事案件每次宣判前都必须先得到法学教授们的同意。此前，教授们主要是在一些疑难案件中给出自己的看法以及决定是否该对嫌疑人用刑。教授们之前一直采用多位欧洲主要刑法学者的著作作为参考，但是到了1621年，这些著作明显无法解决日益增多的法律案件。他们在审理案子时一遍遍地引用这几本书上的内容。1602年至1648年，他们共审理了2460桩民事和刑事案件，卡塔琳娜的案子就是其中之一。只有28件案子（5.4%）以巫术定案，其中一名教授会先提出一个审判意见供大家参考，在经过讨论后所有人对此举手表决。通常情况下另外五名教授都会投赞同票。抄写员会工整地把最终决定抄一遍，装订好后附上索引，然后归档，随后再把原件分别寄给斯图加特法院和各地方长官。这一整套制度开创了法律界的先河。38

图宾根的法学家在对待巫术案时都相当谨慎，这和图宾根神学家们的观点不谋而合。法学家们在将近一半的案子中反对折磨，在同意用刑的案子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情况（30.7%）下会让刽子手把犯人绑在轮子上。对于那些不会哭的女性，他们一致认为不能作为指控她们的证据（尽管他们在1627年才开始第一次讨论此问题）。39他们坚持认为整个符腾堡地区都应该遵照合理的审判程序，而且证人只有发过誓后其证词才有法律效力。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需要按要求纪录。和嫌疑人有过节的人、名声不好的人、陌生人和孩子都不能出庭作证，没有根据的谣言也不能成为证据。40

但出乎意料的是，开普勒的好友贝佐尔德对女巫的态度非常严厉，他认为那些已经承认但并没有造成实质性危害的女巫也应该处死。这说明在他的信仰中，上帝创造的世界里不应该有崇拜魔鬼的人。和同时代许多人一样，贝佐尔德也认为女巫会对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尽管图宾根的牧师们几十年来认为女巫害人的能力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与此同时，贝佐尔德和其他同事一样，支持在审判女巫时应该小心谨慎，所有程序都必须依照《加洛林纳刑法典》来进行。贝佐尔德积极维护对犯人用刑的前提条件：一是确凿的证据，二是至少有两位有声望的证人的指控。41

在卡塔琳娜案中，最终的判决完全依赖于图宾根教授们对证据的评定。1621年9月10日，贝佐尔德和另外五名同事和过去一样，给阿尔伯送去了一份简短的格式文件，文件只有一页。教授们认为控方证据不足，而卡塔琳娜年岁已高，不适合用刑。不过在释放她之前还需要“用点技巧吓吓她”，把她带到刑讯室，刽子手威胁对她用刑，看她到底会不会认罪。但是刽子手决不允许对她用刑，哪怕是碰一下她也不行。42

这将是卡塔琳娜最后的煎熬。

第十三章

开普勒的梦想

不出所料，阿尔伯对图宾根大学给出的结果并不满意。他觉得仅仅恐吓卡塔琳娜无济于事，但是又觉得再去据理力争并不划算，因为送信过程还会出现花销。再说马上就是秋收季节了，除了采摘葡萄外，阿尔伯还有别的工作要做，他认为自己在田间和葡萄园的工作并不比办公室少。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结案，毕竟本案已经有了定论。所以当开普勒向他施压，要求提前公开母亲和刽子手见面的时间时，阿尔伯最终还是妥协了。

阿尔伯接下来要找人执行判决，不过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当时居格林根仍在就谁有权下令执行折磨、绞刑、火刑以及砍头争论不休。阿尔伯在犹豫到底是选择斯图加特的刽子手，还是附近一个从事收购和屠宰老马职业的人（此人不仅填埋死去和患病的动物，还顺便干一些折磨和砍头的“副业”）。最终阿尔伯选择了后者，并把此人从法伊欣根雇来处理此案。这个人原本应该在早上7点到达，但他却磨蹭到了正午，所以开庭时间也相应地推迟了。

刽子手们行刑前会先对犯人进行“口头折磨”，包括恐吓犯人如何对他们用刑。这种方法往往把那些女人们吓个半死，因此她们在监狱里会竭尽全力表现得虔诚和顺从，以此博得法官们的好感，避免遭到折磨。1

开普勒很可能已经从图宾根的朋友处得知，接下来的审判不过就是走个过场，所以母亲有必要知晓。这次卡塔琳娜面对的是一个临时找来的业余刽子手，所以她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不过，在纽伦堡的犯人们就没那么幸运了。在这个阶段，他们会被结结实实地绑在拷问台或者椅子上，观看传奇刽子手弗朗兹·施密特的“表演”。他会用最恐怖的方式描述自己的刑具，一边展示一边吹嘘自己的厉害，说就连最顽固的强盗也熬不过他的折磨。卡塔琳娜应该知道，只要咬紧牙根拒不认罪，那么就不会再受到折磨。2

9月28日清晨，一行人押着卡塔琳娜走出了塔门，前往市政厅。毫无疑问，这一瞬间她心里肯定五味杂陈。在阿尔伯准时宣读判决后（抄写员在判决中写明的宣判的具体时间），卡塔琳娜回答道：“我没什么可坦白的，因为我没有罪，就算你们想尽办法折磨我，把我的血管一根根撕扯破，我也无话可说。”

在场的人都无法忽视卡塔琳娜的声音：“我没有什么可忏悔，我什么都不知道”。卡塔琳娜为自己辩护时非常激动。她说自己永不可能是异教徒，永远站在上帝这一边，只有上帝的审判才是公正的。卡塔琳娜双膝下跪，祈祷上帝的保佑。她惊呼道，如果自己是女巫或者怪兽、如果自己和巫术有一丝关系，那么上帝现在就应该惩罚她。她坚称，“如果我是女巫，我愿意现在就死去，上帝终将会还我清白。”她继续说道：“圣灵将与我同在。我从未伤害过那些指控我的人，包括釉工的妻子和小学教师。”卡塔琳娜的陈述非常有说服力，她用自己的良心发誓：“如果想通过折磨而逼我就范，那么我只好承认，虽然这是谎话。”

许多女人在困境中能不屈不挠，奋起反击，而卡塔琳娜称得上这类女人的典范。她们祈祷上帝的保佑时都自信满满。她们常常引用路德宗牧师的布道——上帝在末日审判时不会放走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人类却常常会犯错。并非所有审讯官都吃这一套。1618年，符腾堡一名妇女在为自己做最后辩护时遭到训斥，让她不要装得“如此虔诚和友善”。当她得知自己将被刽子手折磨后，她绝望之下用狱中的床单上吊自尽，折磨的恐惧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3同一年，另一名叫玛丽亚·霍恩施泰因的妇女在最后的陈述中却表现得很好。她一边抹泪，一边宣誓自己绝对没有蛊惑那个婴儿。她还希望好心人能把婴儿的尸体挖出来，好让她抱在怀里。她说如果真的有罪，那么必遭天谴。上帝从未抛弃过她，并会随时传达他的旨意。她在辩护中痛哭流泪、哀叹不已，并且不断悔悟自己的罪恶，这极大地获取了人们的信任。与此同时，玛丽亚还决心和不公正战斗到底，她慷慨激昂地说，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绝不会忘记暴力和不公正带来的伤害，唯有这样才有脸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宗教赋予了女性抵御巨大压力的能力，同时也是她们维护家族过去和未来荣誉的有力武器。4

即便面对折磨的威胁，卡塔琳娜仍旧没有落泪。她承认有时会把草药送给别人，但是绝对没有想过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她从未伤害过任何人，至于厄休拉，她在搬到莱昂贝格时就已经患上疾病了，而那个小学老师的腿疾也源于以前跳沟渠时发生的意外。她不断地称，上帝会让人们从某个迹象中明白她是无辜的。就像玛丽亚以及其他女人，卡塔琳娜声称上帝将惩罚那些诬陷她的人。尽管地方长官、法官和刽子手不断地威胁她，并从中穿插一些问题来考验她，不过卡塔琳娜的回答前后一致，没有漏洞。最后，阿尔伯只好下令把卡塔琳娜放回牢里，此时开普勒应该在那里焦急地等待她。56天后，在恶劣的环境中被关押了14个月的卡塔琳娜终于走出了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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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就在审判结束几天后，莱昂贝格地方长官艾因霍恩就收到了卡塔琳娜被无罪释放的消息，而且莱昂贝格需要负担一部分其在审判和关押过程中产生的巨额费用。艾因霍恩当即向斯图加特法院提出抗议。卡塔琳娜无罪释放无异于会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污点，对他的信誉造成影响，而开普勒也会咬住这一点对他穷追猛打。不仅如此，莱昂贝格为何要负担一部分费用？为了响应公爵的号召向战争捐款，当地的民众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而卡塔琳娜完全可以变卖牧场和田产。她在整个地区已经名誉扫地，一旦回来，受害者无疑会找她寻仇。艾因霍恩和其他人仍固执地认为她长期以来一直利用巫术让人们患上不治之症，现在有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即将为此付出性命。要是之前的受害者每天都向他抱怨承受的非人般痛苦，那将是非常可怕的。艾因霍恩在请愿信末尾写道，自己和莱昂贝格顺从的公民们会在任何经济状况下为公爵大人贡献他们的财产，甚至献出生命，所以恳请公爵下令不要让卡塔琳娜回来。他希望这一席话能引起公爵的共鸣。6

开普勒的兄弟姐妹们设法弄到了这封狡猾请愿信的副本。他们向公爵申请重新开庭审理兰博家诽谤他们的案子，并以这封信为由反对心怀偏见的艾因霍恩主持审判。开普勒家这次变换了策略，声称公爵在战时依赖其臣民的忠心，那么他的臣民也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1622年4月12日，公国法院命令艾因霍恩把所有关于这次诽谤案的文件副本交由坎斯塔特或者图宾根的民事法庭审理。7但是艾因霍恩始终没有寄出这份文件。

就在艾因霍恩接到命令的同时，卡塔琳娜在4月13日去世了，享年七十五岁。目前没有留下她在狱中最后六个月的文字记录，也不知道那段时间对她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她的葬礼和墓地我们也是一无所知。似乎她在狱中用尽了自己最后的力气。10月初，开普勒或者妹妹玛格丽塔其中一人已经把母亲接到了罗斯瓦尔登小村庄，也许是徒步，也许雇了一辆马车一路颠簸着到达了目的地。卡塔琳娜总算和女儿、女婿一起搬到了新的乡村教区居住，最后也许是女婿宾得安葬了她。卡塔琳娜不太可能回到林茨，因为路途太遥远，她经不起折腾，而开普勒也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他暂时搬回符腾堡居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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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后，接下来开普勒就该处理遗产问题了。赚钱是开普勒一生中最关心的几件事之一，和寻找赞助人以及寻求朋友的帮助一样重要。开普勒手头一直都不宽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为生计发愁，而这位皇家数学家一直在向鲁道夫二世争取自己被拖欠的工资，所以钱对他来说永远都不是小事。他赠送自己的著作时希望别人能以金钱作为礼物答谢，而且每一个便士都不浪费、每一笔开销都有记录。他迎娶第一任妻子时看中了她的家境优越，迎娶第二任妻子则看重了她节俭的品质。每一笔开支他都尽可能索回，并仔细记录下所有债务。如果想象力足够充分，那么《鲁道夫星表》卷头插画所描绘的就是一只帝国雄鹰的嘴里正不断掉下珍贵的弗罗林币或泰勒。8卡塔琳娜的法定继承人包括目前在世的子女和儿子小海因里希的两个遗孤——安娜·玛丽亚和安娜。开普勒请了高等法院律师威廉·拜登巴赫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开普勒的要求如下：他离开林茨期间损失了400弗罗林币的工资，在来回的路途和吃住上面花费了300弗罗林币。9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弟弟克里斯托夫当时为了把审判从莱昂贝格转移到居格林根也花费了不少钱，所以他也准备争取遗产补偿自己。尽管在1621年3月他还试图为自己多争取一点财产（当时母亲仍在监狱中），但是他现在却称退出继承财产的争夺，可以说他做出了很大的让步，避免了和自己的亲人撕破脸。10克里斯托夫估计了一下，父亲的遗产有1000弗罗林币，母亲那里有3000弗罗林币，如果这些钱能够覆盖母亲入狱期间的饮食费用、整个案子的诉讼费用、玛格丽塔在家里照顾母亲的费用和开普勒的旅费，那就再好不过了。开普勒后来名正言顺地继承了母亲的不动产——五块田地，并且持有时间一直到1628年，这期间他还需定时支付夜间看守费。11剩下的四分之一牧场归玛格丽塔所有，用于补偿照顾母亲的开销，但开普勒如果想在任何时候收回牧场，那么她就要无条件归还。克里斯托夫最后仅仅分到了可怜的13弗罗林币。12

这次遗产分配并没有破坏家人之间的感情，反而增进了他们之间的亲和力。他们从情感和物质方面事先商定好了每人应得的部分。13战争时期的高通胀让开普勒一家很难凑齐卡塔琳娜狱中的费用。所以在1624年，开普勒还让妹夫宾德把审判最后阶段产生的费用还给阿尔伯，并且为小海因里希的两个遗孤留点钱。他还决定把自己的田产租给克里斯托夫，后者每年向玛格丽塔交租。一旦自己的儿子路德维希去了图宾根上学，玛格丽塔就会把租金全都给他。开普勒在处理此事时非常谨慎，并让自己在图宾根的朋友威廉·席卡德给儿子带话，严禁路德维希向自己的叔叔克里斯托夫要钱。开普勒怕克里斯托夫会以此为借口抢占自己的田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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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回到林茨的开普勒发现，自己很难再和家人像过去一样过上安定的日子。1621年秋，符腾堡的外交态度倾向于中立，公爵和大多数公国议员们重新认为，只要避免宗教信仰分化，那么整个帝国就不会分崩离析。波希米亚国王已经被赶下台，信奉路德宗的符腾堡不会为了帮助天主教夺回普法尔茨选侯国。符腾堡的外交策略再次倾向中立、统一和结盟。15

但是巴伐利亚军队仍占领着林茨，并继续在当地禁止新教徒的宗教活动。开普勒回到林茨的头几个月，发现朋友、熟人，甚至是他的敌人都在评论母亲的审判，这是开普勒早就料到的。例如，席卡德在写给贝尔纳格的信中表示，许多人都不相信开普勒的母亲能无罪释放。161621年11月，开普勒还要紧急回应来自第谷家人的指责，说他擅自把丹麦天文学家的观测结果和仪器带到符腾堡，那些东西可是无价之宝。开普勒马上站出来澄清，说自己小心翼翼地把这些东西锁在了一个箱子里，并且寄存在上奥地利州等级代表会议的办公地点，这才得以圆满解决了此事。17到了12月，斐迪南二世宣布继续任命开普勒为皇家数学家，他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尽管当时林茨奉行天主教，但是开普勒并没有被当地信奉新教的修道院学校解聘。

在那段时间开普勒很少和外界联系。1622年3月，开普勒收到了坏消息，两名图宾根大学教授因其反动新教观点遭到攻击，其中一人是贝佐尔德。直到1622年春末母亲去世后，开普勒才开始像从前一样继续自己的学术交流。他通过书信和学者们讨论学术观点，而且还为有潜力的国际学者做推荐，其中一位便是埃及人约瑟夫·阿布达坎教授，专攻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这段时间他的妻子苏珊娜再次怀孕。直到5月份他才想起写信感谢雷根斯堡的医生奥伯恩德费尔夫妻俩（开普勒在格拉茨时就认识了他们），感谢他们对自己家人的关照。他还给当地药房汇钱，补齐了欠下的药费。除此以外，开普勒似乎越发不愿与外界联系，甚至是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例外。他直到1623年8月才开始给贝尔纳格写信。1623年4月，身在图宾根的威廉·席卡德兴奋地宣布将把自己的研究重心从阿拉伯语转移到埃塞俄比亚语，同时还提到很想和久未联系的老朋友开普勒见一面。他称自己最近忙于一个创造性的项目，并且马上就要出成果。他随后就会把世界上第一台“计算钟”的设计图纸寄给开普勒。18开普勒离开林茨后流言四起，他直到1624年才写信予以驳斥。他到符腾堡的真实原因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无论是朋友、帝国议会还是他的助手，他只是说自己需要一年的时间去和家族敌人斗争。19

与此同时，开普勒开始写一本关于计算对数的著作，这个数学问题一直是他的兴趣所在。而他的不朽之作《鲁道夫星表》也即将收尾，所以他倍感压力。《鲁道夫星表》中包含复杂的行星轨道计算公式，印刷起来既费时又费钱，而当时战争疑云仍未消散，社会不稳定因素和通货膨胀不断增加，图书交易市场面临严重危机，所以这对开普勒来说又是一个考验。20为了快速进入状态，开普勒翻出了所有的手稿、不计其数的资料和存放在林茨各地的论文。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发现了自己几年前写完的一本著作：《开普勒的梦想》。这本没有出版的著作是他所写的最奇怪的著作之一。

* * *

《开普勒的梦想》所阐述的中心思想要追溯到开普勒的学生时代。他那时心血来潮，想写一篇充满幻想的小论文，讲述当人站在月球上时所看到的月球表面、地球和其他行星的样子。1593年，他把自己的突发奇想落实到文字上，完成了初稿。几年后，开普勒读到了普鲁塔克的《月亮上的脸》和琉善的《信史》，后者在书中有在月球停留的内容。

接着，开普勒和布拉格的朋友们进行了多次交流，讨论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创造性的想法。与此同时，他也在用望远镜观察月球后，非常赞同伽利略的观察结果：月球并非一个光滑的表面，它上面有成群的火山口和连绵的山脉。最终，开普勒在1609年将他的想法稍加润色，写成了一个关于宇宙不停运动的故事。他的灵感不仅来自于那个时代的科学新发现，还来自于对神秘事物的好奇，对文学作品的热爱和对已有线索的大胆猜测。一位评论家总结道：“赫耳墨斯神智学、魔法学和鬼神学是他捍卫哥白尼‘日心说’革命的基石。”21

站在桌前的开普勒思绪万千，他决定在该书叙述性的序言中加入一点“科学”的部分，给读者展现一个亦真亦假的世界。这一写作手法有助于重塑人们对梦境的认识：

本书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当事人和开普勒一样，是一名天文学家，生活在同时代的布拉格。他读了一本关于波希米亚历史的书，书中的主人翁是一个年老的女统治者，同时也是个经验丰富的魔术师，她正面临国内的一场暴乱。一天晚上，当事人进入了梦乡，他梦到自己正在法兰克福书展读书，书中的主角是生活在冰岛的杜拉库图斯。他的父亲是当地很有影响力的渔夫，活到了惊人的147岁。父亲去世时他才3岁，而他的女巫母亲也才刚刚去世。因此，杜拉库图斯根据父母的传奇经历写了一个离奇的冒险故事。据说父母有一次碰到一个狡猾的魔鬼，魔鬼给他们讲述了月球的地貌，描述了月球居民的特征，并告诉他们如何去月球旅游。魔鬼的讲述听起来匪夷所思。就在此时，布拉格狂风呼啸，暴雨溅在窗户上，科学家突然从梦中惊醒，而梦中的书也被水浸湿了。22

以上情节引人入胜，给读者展现了杜拉库图斯和其母亲菲奥尔斯希尔德非比寻常的关系。杜拉库图斯由母亲一手养大，下面是关于他们母子的故事：

菲奥尔斯希尔德靠卖小皮包给她的渔夫养家糊口，皮包用的是白色山羊皮，里面装满了草药和刺绣护身符。采草药的时间和地点都非常特殊，并且还有魔法仪式。虽然她总把儿子带在身边，但从未透露过包里装的什么。

杜拉库图斯随着年龄的增大，对皮包内物品的好奇心也越来越重。一次他实在没抵御住诱惑，用刀划开了皮包。当母亲发现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所以直接把儿子卖给了她的渔夫。杜拉库图斯随后登上了一条开往冰岛的渔船，任务是把一封信送到丹麦科学家第谷·布拉赫手里。

信送到后，杜拉库图斯就住在了岛上。他在那里不仅学会了丹麦语、观测天文现象和如何使用天文仪器，还观察第谷是如何同众多学生共同合作的。五年后，杜拉库图斯回到了冰岛。母亲非常后悔自己当时的决定，不过看到儿子成为一名天文学家，她还是感到开心。由于不适合在寒冷的冬天采集草药，菲奥尔斯希尔德决定陪儿子一起去寻找赞助人。母子俩交谈时一直在拿母亲所知道的天堂和儿子所听说的天堂做对比。菲奥尔斯希尔德对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感到骄傲，认为是“她唯一掌握的东西”。因为她认为已经把所掌握的知识传授给了自己的儿子，所以非常激动地说自己现在可以放心离开这个世界了。母亲希望了解自己儿子所学的一切知识，而已经长大的儿子也希望不断向母亲学习，并且开始询问母亲的老师和母亲所掌握的技能。

菲奥尔斯希尔德告诉儿子，世界上存在许多魔鬼，他们非常喜爱冰岛冬天昏暗的光线。菲奥尔斯希尔德和其中一个魔鬼关系最好。他非常温柔，要么带着菲奥尔斯希尔德去她想去的地方，要么详细地给她描述某些遥远的地方——菲奥尔斯希尔德非常害怕这些地方，所以不敢前往。不过，菲奥尔斯希尔德说如果儿子愿意，那么愿意陪着去其中一个令她恐惧的地方。杜拉库图斯听后非常兴奋，立刻答应下来，为了能马上启程，他请求母亲立刻召唤魔鬼。当时正值春季，菲奥尔斯希尔德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大声呼唤魔鬼，然后便和儿子安静地等着他的到来。正当母子俩用衣服盖住头时，一个陌生而低沉的声音告诉他们去拉瓦尼亚岛——一个离地面55000英里的地方。

前往月球需要四个小时。魔鬼并没有立刻带他们启程，而是在告诉他们去月球前应该遵守的规矩。魔鬼接着说，自己给菲奥尔斯希尔德所提供的信息和杜拉库图斯从书本上以及观察中得到的信息是一样可靠的。魔鬼首先向他们解释前往月球需要严格遵守以下几点：前往月球的名额非常有限，这些人必须对魔鬼忠心耿耿。魔鬼绝对不会考虑德国人，因为他们要么太胖、要么太脆弱。最佳人选包括那些成天在夜里骑着山羊或者扫帚的干巴巴的老女人，西班牙人，那些经常骑马而身材结实的人和乘船去新大陆并以干鳕鱼、大蒜和其它常人不爱吃的食物为生的人。这些人到了月球上会发现那里有高山、有宽阔的沟壑，当地的居民发育极快，但寿命不长，他们爱成群结队地在洞穴里漫步，躲避极端温度的伤害。

* * *

开普勒重述了女巫邪恶的形象，他笔下的女巫靠卖给水手们神奇的混合草药为生，她渴求了解宇宙的知识，而且获得了一个好魔鬼的信任。和一般女人一样，她深爱着自己的儿子，并且因为曾经有一次惩罚了他而心怀内疚。开普勒应该给布拉格的朋友们讲述过这个故事，甚至把自己的手稿给他们看过。1611年，和家庭教师们一起外出旅游的年轻贵族沃尔克斯多夫男爵带了一本这个书回图宾根。

母亲的审判结束后，开普勒回到了林茨。这次审判让他回忆起了这本书的内容，并决定把手稿整理后出版成册。他对这本书被图宾根所激起的负面影响非常愤怒，他对自己想象出来的读者们说道：

“‘你们会相信’：在图宾根大大小小的理发店里（特别是有人认为菲奥尔斯希尔德这个女巫的名字会给他们带来厄运的时候），人们都在评论我写的故事吗？实际上接下来的一年你会立刻在图宾根听到关于我的流言蜚语。”

开普勒写下面这段话时就好像和“自己的朋友们”述说：

“‘你们’对我的事情一清二楚，如果你们之前读过我的手稿，那么就更能理解最后一次去斯瓦比亚的理由。你们肯定会认同这本书以及人们恶毒的流言蜚语对我和我家庭产生的负面影响。”

开普勒清晰地认识到《开普勒的梦想》的手稿一直在伤害着自己和家人，所以他现在解释道：

流言只要传到了愚蠢之人的耳朵里，就会在无知和迷信的煽动下升级为诽谤。我敢肯定，如果我笔下的菲奥尔斯希尔德是个坏女巫，那么我的家人肯定能安然度过这六年，而我也不会在去年专程到斯瓦比亚一趟。

这件事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开普勒在故事中所塑造的人物能影响现实世界。开普勒接着说出了希望出版《开普勒的梦想》的原因：“我决定出版这本书，因为不仅能报复梦对我的伤害，还能惩罚我的对手们。”所有流言蜚语将会随着该书的出版消散殆尽。23

开普勒回到林茨后，生活渐渐回到了正轨。对自己无意中造成的母亲和家庭的遭遇深感内疚。与此同时，如果有人把他和母亲比作杜拉库图斯和菲奥尔斯希尔德，他都会非常愤怒，无论此人是无意还是蓄意为之。

他猜测流言的始作俑者就是乌尔班·克劳特林：厄休拉·兰博的亡兄。克劳特林曾被任命为腓特烈·阿基里斯（公爵的弟弟）的私人医生，同时在图宾根兼职医疗理发师。在把所有线索串起来后，开普勒认定克劳特林在看完自己的手稿后便认定卡塔琳娜是一个女巫，他接下来不断把这个思想灌输给妹妹厄休拉、莱昂贝格的居民，甚至是宫廷内的一些朋友。24在推迟出版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第五卷的献词中委婉的写道，对“这个我隐秘敌人的残忍行为”表示痛惜。25开普勒在寄宿学校上学时就体会到了敌意的杀伤力，而他在二十七岁时把他所有的“敌人们”都挨个写下来，数量多得可以和意大利天文学家卡尔达诺在自传中列出的敌人相提并论。敌意会让人们相互争斗，但是开普勒这次和敌人却一直未曾见过面。他很想知道这次胡乱的攻击是什么引起的，难道真的是自己的手稿所为？

流言四起后，开普勒一开始很可能担心别人指控他收藏违禁艺术品，自然哲学家给他带来的荣誉也将荡然无存。不过在回到林茨前，开普勒从未想过《开普勒的梦想》一书会对母亲的案子造成影响。26

母亲死后，开普勒在过去六个月所承受的巨大情感压力似乎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愧疚感和愤怒情绪。他曾在《世界的和谐》一书中写道，母亲的所有问题都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但是当母亲被冤枉入狱后，他却挺身而出，让母亲陈冤昭雪，把她从牢里救了出来。但是他在回到林茨后不久便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母亲去世后，开普勒瞬间感觉精疲力尽，他在这段时间似乎感觉母亲的一切问题似乎是自己，即她的儿子开普勒本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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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疚、自责和愤怒曾侵袭过开普勒，那段时间开普勒和第一任妻子芭芭拉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芭芭拉品性正直、美貌动人，总能给人带来欢乐，开普勒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子，但也常常会感受到巨大的挫败感。芭芭拉去世后，开普勒在1621年给一个女人写了一封特别的信。布拉格当时有很多人议论说开普勒曾在精神上折磨过自己的妻子，而开普勒认为这个女人怀有同样的想法。开普勒在信中写道：“芭芭拉是否受到了我高尚的品格和异教思想的影响呢？我有没有迫使她协助我进行繁重的天文学研究呢？”就在同一年，符腾堡的神学家们再次谴责开普勒满脑子都是“好奇的问题”和危险的洞察力。开普勒到底有没有把这封信寄给别人，至今仍是个谜，但他在信中描述自己的感受和婚姻时的确用了一些非常亲密和自我反思的词语。27

开普勒后来说因为自己对芭芭拉非常忠诚，并且深爱着她，所以那封信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但是由于鲁道夫二世一直拖欠自己的工资，这让他们的夫妻关系陷入了危机。开普勒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不得不向妻子借钱。雪上加霜的是，妻子在去世前一年常常生病，整个人也开始变得抑郁。妻子的记忆开始变得模糊，也常常容易发怒，不愿接受开普勒的任何建议。开普勒有时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妻子，全然不顾由此导致的夫妻争吵，他常常认真反省自己的这种行为。他把自己的婚姻描述为一种情感上的理解：每当他严重伤害了妻子的感情，从妻子的眼中看到了悲伤而非愤怒时，他会立刻制止自己的行为，转而变得更加体贴和耐心。但是这又让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妻子的折磨。芭芭拉曾当着一位朋友的面抱怨开普勒“令人恶心”地介入她的个人事务，如：“我花钱买衣服你瞎操心什么啊？把自己的书读好就行了。”

开普勒在信中还回忆了那段萦绕在自己心中的苦情岁月里发生的其他事情。他接着表达了自己充满着焦虑的幻想、内疚和对敌人的愤怒，这些情感在他母亲死后再次侵袭而来。他写道：“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魔鬼又给我安排了一个陷阱，想让别人怀疑我利用宗教思想或者甚至是加尔文宗对天佑的错误的认识植入妻子的头脑中，让她郁郁而终。”开普勒猜测大家都认为是他把妻子逼疯了。

写作能让开普勒感受到上帝的力量，也能够转移他的负面情绪。他总会用文字宣泄自己的愤怒，这反过来安抚了他的恐惧。文字给这位“毫无生气的”中年学者注入了能量，让他像战士一样坚强，或者让他变得像当年马丁·路德推行宗教改革时一样坚强，他们都是通过文字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开普勒不仅仅想要在学术上促进和谐，而且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都遨游在文字的海洋中，他们幻想文字可以实现愿望，可以伤害他人。就算幻想破灭了，文字至少还可以“扰乱”对手的心智——那时的学者很喜欢这句话。Sharpening one's pen在那时仍是字面意思，把羽毛笔削尖。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开普勒将想象自己从出版《开普勒的梦想》获得强大的能量，去报复自己的敌人，即便敌人克劳特林早已死去，而厄休拉·兰博也在1628年60岁之际离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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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勒为自己的手稿附上了许多脚注，以此惩罚敌人们，虽然这种形式有点独特。他的书将在1634年出版，不过那时他已经离世四年了。手稿里每一个句子都附上了许多脚注，解释每个句子的正确出处和1609年校对时候的灵感，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这种做法也是一种策略，以此掩盖故事中的母子俩和现实中的开普勒母子俩毫无瓜葛，书中的所有情节都来自本人布拉格期间的所见所闻。这本书脚注内容和正文内容相互独立，在之前出版的书中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部超文本著作。开普勒加入脚注仅仅为了证明正文内容的荒谬（图39）。

开普勒需要在脚注中明确指出启发他撰写此书的源泉来自哪里。事实上，开普勒写作时参考了许多不同体裁的文本，囊括了诸如古代哲学、现代游记和专门介绍偏远地区风土人情的人种志。但开普勒并不打算仔细核对每一条参考。例如，他在杜拉库图斯的超能力父亲的脚注中称，这个人物的原型是乔治·布坎南所写的《苏格兰历史》和奥克尼群岛的传说。据说群岛上的一个渔夫在150岁的时候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并且还生下了好几个孩子。事实上，布坎南在书中也糊弄了读者一把，他写道传说有一个人在100岁之际结了婚，并在140岁的时候仍能够出海。29

除了这些小插曲外，开普勒的脚注不仅展现了他博学的知识，还有许多内容是他和很多人交流后得到的。布拉格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弥漫着对神秘事物的狂热之情，而开普勒也受到了影响，并且不惧怕将其体现在书中。几十年来，宫廷内的学者们一直热衷于研究神秘的犹太教哲学。数字和希伯来字母是古犹太神秘哲学的关键所在。据说鲁道夫二世有一本希伯来书籍，他甚至专门写信给符腾堡腓特烈公爵说起这件事。开普勒也掌握了希伯来语。1600年前后，犹太智者们生活在布拉格犹太人居住区，在首席拉比犹大·勒夫·本·贝扎勒的领导下，有权势的犹太金融家和国际商界大亨处在其鼎盛时期。勒夫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智者，他不仅了解布拉赫的天文研究，而且致力于寻找和谐和普及教育。他1609年去世时，开普勒正在一边研读耶稣会会士马丁·德尔里奥关于魔法的著作，一边创作《开普勒的梦想》。30他在书中用了一个人们并不常用的希伯来语“Lebana”代表月亮，因为希伯来语不仅能更大地激起人们的敬畏之情，并且也是神秘艺术最爱采用的语言。311608年，开普勒甚至承认自己加入了一个“几何秘法”的小项目，不过他立刻补充道古犹太神秘哲学里的符号并不能解释自然哲学里的任何秘密，他加入这个项目不过是寻开心罢了。32在鲁道夫二世的宫廷和布拉格的上流社会中，对神秘事物的兴趣进而转移到了古代北欧的精神世界上。

图39:《开普勒的梦想》节选，数字12至25为脚注。

版权所有——大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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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勒的梦想》在简介中有一段话最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讲述了坐在十字路口的女巫菲奥尔斯希尔德是如何召唤那个温柔的科学魔鬼的：

妈妈独自走到最近的十字路口去召唤魔鬼。她叫喊了一声，只有寥寥数语，然后回到了我身边。她对着我伸出了右手，命令我安静等候，然后就和我一块坐着。我们刚刚用衣服盖住头（我俩之前定下的规矩），就听到身边传来了沙哑而模糊的声音。

开普勒为上面这段话加注了多达七个脚注。他解释道，天文学也包含了一些魔法仪式。这种仪式并非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休息、找寻灵感以及记录下来”。为了更好地解释上面这段话，开普勒讲述了他在布拉格的经历。他当时常常会“在某次观察时执行一个特殊的程序”。男男女女们会到一所屋子里观看他表演。他首先会把自己藏在一个角落里，遮挡住所有窗户，只留一个很小开口处当窗户，接着在墙上挂一张白色的床单。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才会把观众请进屋，观看自己的真空相机演示。他现在宣称：“这些都是我的仪式，都是我的惯例。”开普勒称自己的光学展示就像一个魔术游戏，他向读者们提出挑战：

你们也想与众不同吗？我会用白色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观众看得清楚的大写字母，字母是倒着写的（现在是奇迹发生的时候），而且是希伯来语。接着我把黑板倒置过来，放在屋外有阳光照射的空旷地带。此时，这些大写字母都投射到了旁边的白墙上。如果此时户外有风，那么屋内白墙上的字母就会不规则的来回摆动。33

人们可以利用灯光让希伯来语清晰可辨，所以眼见不一定为实。

开普勒接着承认道，甚至是自己故事中女巫在完成召唤仪式后伸出右手命令儿子保持安静的构想也来源自他在布拉格的经历：“我过去常常玩这种游戏，而当观众们知道这不过是个游戏后，他们会更加开心。”

开普勒在评论的最后还不忘奚落一下读者们，他解释了为何故事中的母亲和儿子在魔鬼出现时需要用衣服遮住头部：“我创作这个故事前不久，就正好经历了这个衣服盖住头的仪式（真是好神奇啊！）。那是1605年10月2日至12日，我和诺伊堡巴拉汀伯爵一同在鲁道夫二世花园的亭子露台处观测日蚀。”34我们把衣服盖在头上是为了遮挡阳光。所以，这并非是一个魔法仪式，不过是一个实用的策略罢了。一切都是作秀。

为了吸引赞助人，科学家们常常需要向观众们展示自己的成果，而开普勒和其他任何科学家一样，都会很乐意去满足来自观众们的不同需求。开普勒想通过奚落让读者们了解，魔法行为和深奥的自然哲学其实没什么两样。

不过，魔法中也不仅仅包含游戏。他在另一个脚注中称，科学家要想研究宇宙的奥秘，就必须去探索“地球的阴影”——地狱。为此，研究日蚀和月蚀的意义重大，即便人们认为这两种自然现象的黑暗是恶魔攻击地球造成的，会给人带来极大的不幸，但是观察者也会勇敢地去面对这一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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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勒认为邪恶的魔鬼和善良的魔鬼都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后者从来不用魔法害人，只是不断扩展知识。奥洛斯·马格努斯的著作《北方民族史》影响深远，书中谈到了魔法在北欧非常常见，开普勒在对此书批注时曾补充道：“善良的魔鬼非常喜欢北欧昏暗的光线和长长的夜晚。相对缩短的工作时间能够让人们更惬意地思考哲学问题，以至于符腾堡公爵朱利叶斯·腓特烈近期在北方旅游时惊叹于那里人们的‘博学’，他们随时准备把自己的哲学思想传授给陌生人”。36

开普勒现在把自己母亲同魔鬼交谈的事情解释为一个源自实际经验的寓言故事，是一种解释自然现象的科学研究。开普勒把魔鬼们叫作魔鬼（取自希腊语Daemon）。开普勒详细解释说，Deamon一词的词源是daiein，意为“知道”。37这种暗含的联系恰好证明了当时在鲁道夫二世宫廷出现的聪明和机智的思想，这种思想能区分智者和愚者。他进一步暗示只有图宾根的理发师无法看到这个词背后更深层次的意思。

《开普勒的梦想》最初手稿中的其他脚注都充满了讽刺和玩笑，并没有认真严谨地用历史学和哲学观点解读。当时的文人早就不再用此类脚注了，开普勒的脚注形式可追溯到1603年出版的一本笑话集，书中详细区分了笑话、诙谐的格言、辛辣的讽刺、难忘的趣事、滑稽的故事、恰当的言辞、粗鄙的谜语、荒诞的行为和下流的笑话。当时任何一本修辞类教科书都会教你机智地在晚宴和工作中让人们眼前一亮。38因此，开普勒也解释了自己对老师马斯特林开的玩笑（他认为老师肥胖的体格和敏锐的思维格格不入）：“一个人体重越轻，那么飞往天堂的速度就越快。所以胖子马斯特林能够一直留在地球，并且一直占着自己图宾根的教授职位。”39此外，开普勒还给一个医学博士学生写了一首诗，说他看起来就像一具行将就木的骨架。

也许是年代久远，今天的人并不能抓住笑话的笑点，但是从这些笑话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敏捷思维、勇于冒险，敢于嘲弄权威，并且以幽默的方式探索学术文化。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需要学写诗句和隽语，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这就是对人类社会的美的评论和见证。开普勒评论称，菲奥尔斯希尔德认为可以把自己所有的知识融入到一首小诗中传授给儿子，她本人的这种愿望和错觉却让许多读者难以分清真实和虚拟：

驾战车者渴望自己的马车，40

法官渴望判案。

白日里，你寻找的财富，

会在夜晚来到你的身旁。

在其他注释中，开普勒公开承认自己忘记了当时为何在布拉格写出了这些特别的文字。他为了说明为何当时会有这种思想，给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假设，或者直接批评自己当时的写作风格。41这种做法削弱了那些认为学术天才和科学是根植于有限客观事物的理想观点。他之前说过，一个自然哲学家需要接受未知事物和自己的错误，认为这是每个人需要在其一生当中慢慢学习的技能。此技能的习得和周围环境以及记忆有关，和任何客观事物和受到控制的事物无关。因此，开普勒能够在《开普勒的梦想》中创造出独特的时间、地点和经历的故事，离不开他的自我反思和运用历史观点的能力。42

开普勒一直在书中解释自己的观点是如何与其接受者一同进步的，他希望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得到读者们的反馈。此外，脚注中还暗示了不同的读者。许多情况下，他写的话就好像自己在和过去以及现在的同事进行对话一样：“我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文章，那就是你——最勤劳的克里斯托夫·贝佐尔德——在1593年亲手写的。内容参考了我的许多文章……”这段话的背景是他俩同在图宾根上学时候的情形。他还会请求那些和他共同见证过某些事情的人：“你记得吧，我的使者们。”开普勒攻击大学里和其他地方的无知者，认为他们仍然不相信哥白尼、伽利略和自己的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在实际观察和批判性阅读的前提下经过合理的论证得来的。

* * *

因此，开普勒证实了人类如何理解万物的独特方法。他认为不应该去维护基于数学确定性的机械的、纯理性的思想，应该鼓励把猜测和想家作为研究因果联系的重要一环。《开普勒的梦想》一书阐释了所有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知识都是源自地球上人类想象力的局限性：“因此，如果我们想象到达了地球以外的另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一切都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开。”43丰富的实践观察取决于仔细构造这种可靠性——开普勒在1604年重申，上帝把人放在一个旋转的地球之上，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的思想不要僵化。44批判性地阅读过去和现在的知识并将其置于历史条件下去解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结果都需要经过讨论，判断是否能存进人类福祉，以及能否赞扬上帝。因为人性总是自私的，所以很难区分到底是“宗教”多一些还是“魔法”多一些。开普勒由此开始怀疑任何“神秘的自主性的科学”，指出自然哲学家试图用成果展示说服公众时，他们也许用的是魔法的方法，而不是分析和纯粹的方式。45他甚至更极端地认为“科学一开始起源于迷信”，因为天文学就是来自对占卜的信念以及人类预言未来的需求。人类对生命的探索促进了人类对自然的探索——这种探索永远无法和情感隔离开。46

从《开普勒的梦想》中可以看到开普勒自己非常惧怕此书受到误解。我们还可以看到开普勒在书中所描述的故事很有可能会改变整个世界。坏的恶魔利用他的作品去伤害他人及其家人，然而他仅仅想利用自己的学识去取得和平、获得上帝创造人类时候的那种愉悦享受以及众所周知的名声和财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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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完成《开普勒的梦想》的修订外，开普勒在随后的几年中还努力完成并出版《鲁道夫星表》。1625年，他在母亲的审判后第一次回到斯瓦比亚和图宾根。到1626年，随着林茨对新教的压迫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普勒很难出门去各处取回自己的藏书。于是他和家人在11月离开了林茨，前往乌尔姆居住，并最终在乌尔姆出版了《鲁道夫星表》。尽管出版之路非常艰辛，但却点燃了他内心的热情——他在1627年4月给席卡德的信中写道，“出版机会难得，一定要把握住”。1627年9月，他终于完成了此书。

不过，开普勒因出版《鲁道夫星表》在那年冬天受到了布拉格的嘉奖，许诺他大量金钱，并承诺只要能改信天主教，就能继续担任皇家数学家。那一年，开普勒还见到了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耀武扬威的神圣罗马帝国大元帅和咄咄逼人的金融家。他最近刚担任了下西里西亚地区萨根公国公爵。华伦斯坦不遗余力的激化导致“三十年战争”的冲突，并且提出通过占领区获取补给军饷的全面战争理念，进一步延缓了战争结束的时间。开普勒曾经两次为华伦斯坦算过星象，也深知他的弱点。所以当这位元帅许诺雇佣请开普勒为萨根公国的学者，补齐鲁道夫二世欠他的所有工资，并且每年支付一笔相当数量工资的时候，开普勒爽快地答应了。开普勒一生中的大起大落都和他是否拿到酬劳有关。此外，萨根属于西里西亚地区，所以其宗教政策也相对能够接受。

开普勒和家人在1628年7月搬到了萨根，但是华伦斯坦很快就在自己的地盘实施反宗教改革运动，所以信奉新教的开普勒不得不再次请求公爵的豁免。48他在萨根的首要任务是安装一台印刷机。印刷机在1630年安装好后，开普勒立刻印刷了《开普勒的梦想》一书。此时，他的大儿子路德维希仍在新教大学学习医学。同年3月，他的大女儿苏珊娜嫁给了一个才华横溢、讨人喜欢的数学家巴尔奇。这名女婿正好可以给开普勒当助手。女儿的婚礼在斯特拉斯堡举办，开普勒的兄妹——玛格丽塔和克里斯托夫都出席了婚礼，而开普勒的好友贝尔纳格则忙前忙后。贝尔纳格在信中写道（他从不吝惜赞美之词），婚礼当天晴空万里，算得上是对开普勒家族的一次祝贺。这是卡塔琳娜死后开普勒家族成员难得的一次大团聚，除了开普勒本人没能从遥远的西里西亚赶过去。进入4月，年满五十九岁的开普勒又一次当上了父亲，他正忙着照顾自己的妻子，并且准备女儿洗礼的事宜。

当罗马帝国皇帝在9月暂时解除了华伦斯坦的职位后，开普勒再次为家庭的收入发愁。出版社那边欠了些钱，而且剩下的现金也不多了。于是开普勒决定独自一人去找寻华伦斯坦。他带上路费，拿上在华伦斯坦资助下写成的著作，然后便骑上一匹老马动身了。开普勒穿着耐磨的旅行衣物——一件黑色羊毛外套和长袍、一顶粗制衬料的帽子和呢帽、长袜、一条破旧的皮带、一双带刺的靴子、一把手枪、和一个火药罐。他最终在那年初冬抵达了信奉天主教的雷根斯堡。但是路途的艰辛击垮了身体虚弱的开普勒，他在高烧了几日后，在1630年11月与世长辞。死后被埋在了城墙外的路德宗墓地，墓志铭是他死前就写好的：“我曾测量天空，现在测量幽冥。”

开普勒死后，他的家人仍需要为生活奔波，而且还努力出版他的著作，包括《开普勒的梦想》。到1634年，开普勒的遗孀苏珊娜已是一贫如洗，她前往法兰克福书展，希望能把《开普勒的梦想》这本薄薄的、用拉丁文写成的书卖出去，尽管她对书的内容一无所知。书的扉页非常简洁，随后关于杜拉库图斯和菲奥尔斯希尔德的四页序言全都是小而紧凑的斜体字。此书的内容非常特别，甚至可以用怪异来形容，因为每一页都挤满了多达50条脚注。这篇关于月球的魔鬼科幻小说用大字体排版。这本书的印刷非常奇怪、算得上一件超凡脱俗的珍品，就像梦境一般。尽管开普勒的儿子路德维希为了将此书献给黑森-卡塞尔伯爵而加上了一段序言和献词，不过也不影响此书的整体效果。当时版本很少有传到现在的。49苏珊娜在1638年去世前还不得不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并留下了两个无依无靠的女儿。不过，开普勒的继子继女——路德维希和苏珊娜——寿命却很长，而且养育了很多儿女。现在，路德维希把父亲留下来的上千张满是符号、文字、图画和计算公式的图纸好好地保存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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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本书出现的其他人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1655年，釉工兰博在妻子厄休拉去世八个月后再婚，自己也于八十五岁那年去世。50公国地方长官艾因霍恩的任期一直到1629年，其间他还和克里斯托夫有合作，后者在1625年成为了莱昂贝格刑事法庭法官。克里斯托夫没有在地方法院任职的经历，也没有任何背景，甚至没有接受过抄写员的训练。法官一职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荣誉。这名白镴器皿工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了当地最德高望重的人，负责维护当地的秩序。不过，克里斯托夫在上任一年后便于1633年去世，享年46岁。他的独子西博尔德（1621年出生）将会接过父亲的手艺，成为一名白镴器皿工匠，并最终成为当地的镇长。51

1634年讷德林根战役结束后，符腾堡全境瘟疫肆虐，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战后符腾堡公爵外逃，帝国指挥官马蒂亚斯·加拉斯将军占领了莱昂贝格城堡。西比拉和马丽亚曾有一次在城堡中研制药物、治病救人。到了1635年，瘟疫让莱昂贝格人口减半。

当年所有和卡塔琳娜审判相关的人中，玛格丽塔的寿命是最长的（尽管她一生命运多舛），并且其晚年生活经历了一次最有趣的转变。她在开普勒去世前一年仍和他保持通信，并积极为他的大女儿做媒。52丈夫宾德死后，她搬到了邻近的斯图加特，改嫁给了另一个路德宗牧师格奥尔格·康拉德·迈埃克勒。迈埃克勒被誉为是符腾堡最著名的宗教诗人。

迈埃克勒（1574-1647）曾在图宾根学习神学，1610年担任牧师后一直尽心尽力地为自己的教区费尔巴赫服务。他一共为1583名儿童洗礼，主持了580场婚礼，不过也悲痛地在教堂记录册上记录了2566名死者，他谴责这些人都是死于“三十年战争”期间那场骇人的瘟疫。迈埃克勒上小学时就开始用拉丁文写宗教诗歌，并在长大后赢得了诗人的桂冠。作为奖励，他可以拥有自己的纹章。他在迎娶玛格丽塔前刚刚出版了自己的著作集，并在婚后继续创作诗歌。他享年73岁，去世时声名远播、受人尊敬。今天，我们能在费尔巴赫教区的教堂里看到他的碑文，描绘了他和四个虔诚的妻子，其中玛格丽塔是最后一个。

玛格丽塔为纪念亡夫迈埃克勒，专门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德文诗，诗中充满了宗教情感，描绘了自己在竖琴音乐的鼓舞下才克服了丧夫之痛，并且无限期待天堂的快乐。母亲卡塔琳娜为了最终获得正义而期待永生，但是她的女儿却把对死亡的期待化作诗歌，诗歌中充满了情感、力量和归属。上一辈人大都不识字，而玛格丽塔一生都在利用符腾堡学校提供的教育机会学习。在她六十多岁时，她的签名变成了“玛格丽塔·迈埃克勒，原姓开普勒”，足以看出她对开普勒这个家族姓氏的自豪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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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对德国宗教改革的威胁最大，因为在此之前，神圣罗马帝国对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天主教的包容，并在其辖区内每个地区都允许有自己的宗教信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虽然后来仍有战乱，但是德国境内此后再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54德国境内面积较大的地区开始逐渐加强了集权统治，要求地方官员办事遵循法律程序并保持警觉。不过很多地方官员还是不愿听从命令。这种情况在德国历史上一直出现，并且从另一面反映了过去人们追求正义的艰辛。

后记

在卡塔琳娜出生的地方——埃尔汀根村下车的时候，我毫无准备。看着一排排新修的半木质房子，屋外摆放着几盘大红色的天竺葵，心中感慨万千。我发现了卡塔琳娜的纪念碑，我是从当地审判历史中得知的。雕像（图40）塑造的卡塔琳娜是一个年轻、身材苗条的收割者。这是德国施瓦本格蒙德大学的艺术学教授雅各布·费赫勒（1884-1974）于1928年创作的作品，他擅长雕刻身材瘦长的哥特式女子。费赫勒一直在第三帝国任职，并承接纳粹党的公共艺术工作，同时，他的部分早期作品被纳粹人当作堕落的艺术排除在外。看到这个雕像让我非常激动，甚至联想到眼前的女人所做过的一些奇怪的事。

村子里的街道是德国南部中最漂亮的，村民们也为此感到骄傲。不远处就是莱昂贝格档案室，就在开普勒出生和长大的房子对面。我坐在档案室开始我的研究时，立即咨询是否有任何关于这座雕像的新闻报道。几个小时后，档案管理员把一份当地报纸放在我桌上，报纸的日期是1937年10月25日，内容是埃尔汀根牧师卡尔·史明克的演讲。史明克从1934年到1938年在该村担任牧师，这条街也是按他的名字命名的。1这是他倡导纳粹党接受公共社区的“新精神”留下的工程。为建一条又宽又漂亮的街道，当时还拆掉两座破房子和一个谷仓，交通也变得流畅。

史明克说，卡塔琳娜纪念碑是“农民和工人”社区的象征，是“工作与勤劳”的象征，是正直、自豪和强大的象征。牧师的演讲中提到这条街是全村人的记忆，它见证了瘟疫和战争期间的艰难困苦。雕像是为了记念女人多舛的命运。史明克欣赏卡塔琳娜好斗的天性，她的力量、独特的性格以及她对真理的热爱。他甚至认为她坚决否认女巫指控的做法也为结束在日耳曼的迫害指明了道路。2史明克在揭露真相前感叹道：“埃尔汀根的人们为这一盛举感到骄傲，村庄在变好，也是你们社区群体的里程碑。”3

图40：卡塔琳娜雕像。

摄影：尤林卡·罗布莱克

* * *

第三帝国对女巫颇有兴趣。许多作品把女巫受迫害上升为高度情感话题。他们用这些话题攻击天主教堂，只为重新建立北欧宗教，并为过去德国的“姐妹们”报仇，他们想象的“姐妹们”是金发蓝眼的种族、仪式和智慧的保护者。1935年，海因里希·希姆莱还专门分析了从资料室收集到的女巫术，于1944年出版。纳粹主义另一个分支则反对把女巫当成女英雄，他们认为这些女人是堕落的，是被迷惑的圈外人，他们被无情的日耳曼人逮捕。4

现代人对卡塔琳娜的看法也有分歧。基于审判记录的最早研究，德国学者认为在兰博案中，卡塔琳娜是清白的。最近，一位著名德国学者把卡塔琳娜描述为伟大的草药医生。5相反，一位美国的历史学家则认为卡塔琳娜是固执、奇怪、近乎疯狂的老太婆。6作家阿瑟·凯斯特勒写道：“卡塔琳娜变成了丑陋的小女人是故事的发展趋势，她的毒舌和令人怀疑的背景早就注定她是个受害者。卡塔琳娜是旅馆老板的女儿，由姑姑抚养长大，据说姑姑被绑在火柱上烧死，而丈夫则是一个雇佣兵，勉强逃离绞刑后死亡。”7而英裔美国人认为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卡塔琳娜是女巫。作者凯蒂·弗格森根据开普勒的早期描述，认为开普勒母亲是令人厌恶的人，弗格森总结道：“认识卡塔琳娜的人都视她为毒舌泼妇，她由姑姑抚养长大，姑姑被指控为女巫被火焚了。”8很多作品都认为卡塔琳娜的姑姑是女巫是历史事实，然而这一指控都是兰博一手谋划的，而在刑事审判中，法官并没有提到这点。1616年前，只记录了三起在魏尔德尔斯塔特的女巫裁决案，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女人和卡塔琳娜有关系。9这么说来，兰博恶毒的诋毁是存在的。

更令人困惑的甚至是慕尼黑开普勒委员会撰写女巫案的编辑最近决定将卡塔琳娜塑造成像女巫的女人。开普勒作品集早期编辑中，保留了所有审判记录，就能让读者有自己的判断，委员会决定只在开普勒全集里加入开普勒简明的辩护词。编辑坚称：“菲奥尔斯希尔德实际上反映了开普勒母亲的形象。卡塔琳娜鲁莽残忍的性格能在菲奥尔斯希尔德驱赶儿子这件事中体现。”10所以，即便卡塔琳娜支持开普勒关于女巫的文学创作这一说法成立，但事实是开普勒《开普勒的梦想》一书的后记中否认母亲和菲奥尔斯希尔德有任何关系。

对于英语国家读者，关于卡塔琳娜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当属约翰·班维尔的获奖小说《开普勒》。这本书中的卡塔琳娜是粗鲁的老女人，仍旧住在魏尔德尔斯塔特，她从事危险的职业——医生，她会用小黑壶煎药。她和女巫在满是猫味的厨房见面。外面的花园里有一只死老鼠。开普勒每次和妻子看望母亲时，都会将母亲神奇的艺术品藏起来，而卡塔琳娜还到处找装满蝙蝠翅膀的袋子。卡塔琳娜精神分裂，下巴也长了三缕灰毛。在她审判期间，这个粗暴的女人非常享受人们对她的“过分关注”。克里斯托夫很显然在否认母亲，而开普勒也很担心自己的名誉。他们的母亲被描述为可怕的，令人厌恶的，她可能是个女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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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本书里尽量拼合了所有真正的历史证据，这样就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并区分剧本中的说法。2009年，林茨被评为欧洲文明城市时，菲利普·格拉斯和编剧马丁纳·温克尔受任编写关于开普勒话剧，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开普勒的科学研究和信仰，开普勒的形象是个年轻小伙子，最后被战争毁掉。当然，他的生活，他的朋友和亲戚，和母亲在林茨的生活以及女巫审判都不在剧本内。这么做部分是为了和保罗·亨德米特的歌剧《世界的和谐》区别。亨德米特从1940年到1957年都在创作这部戏剧，其中包括了卡塔琳娜审判。他也整合了一些情节，里面的卡塔琳娜是个会巫术的女人，她想让开普勒用祖父的头盖骨喝酒，这样开普勒就可以从军；她也策划乌托邦式的试验：她希望通过炼丹术帮助人们摆脱贫穷和疾病。卡塔琳娜非常想得到儿子，正当审判结束，卡塔琳娜被释放的时候，开普勒否认她的想法还毁掉了她的梦想，而在她眼中儿子仍然是个高高在上了不起的人物。

然而我们知道，开普勒并没有自觉或稳定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他的朋友马图斯·瓦克尔在开普勒的屋外大喊着从老师那儿得知的消息，他听说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观察到木星的卫星了，这也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情绪，从开心快乐到羞辱和困惑。在开普勒第一次看伽利略的书时，甚至还有嫉妒和气愤。开普勒和瓦克尔克服了合作与竞争间的矛盾，开普勒《世界的和谐》中把爱情定义为一种在解决矛盾中变得越来越好的情感。12

因此，我的书希望通过开普勒的真实想法反映不常提及的或不常看到的个人经历和科学家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担心还是陶醉，都是开普勒情感的一部分。开普勒对女性有着矛盾看法，女人是给予生命的人，母亲也会影响后代。地球本身就是活跃的女性。既然占星术没有提到性别概念，开普勒开始仔细研究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以此来解释母亲的行为。他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心理学的先河。

通过他人看开普勒而不是直接认定他是心平气和的人的好处是，并不会显得他身世太悲惨。一定程度上习惯描写手法与对开普勒的艺术描写是相关的。他们说开普勒是混乱年代身世坎坷的人。在评论家看来，这种背景下，他在有限的空间，逃离到想象中的和谐世界避难。他的主要传记作者认为他是“不关心政治”的。13然而，开普勒看过他那个时期的许多积极充满希望的术语，希望为地球或者天体创造更多价值。他真正希望的是未来的德国不会有宗教战争，偶尔的不和谐过后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上帝都是用快乐的结局结束争吵。谈论政治科学生活的重心导致他在《世界的和谐》总结了自己对政治的看法。他很开心自己的书能激发人们对知识的渴望，通过改变人们的作风来贯彻天堂精神和反映社会状况。他的助手描绘中年时的他是：在知识研究、与好友交流、拿到国际文凭时都是轻松自在的。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出开普勒笑对人生，他对自己的乐观心态感到自豪。

开普勒的家庭生活也常常是忙忙碌碌，比如照顾每个孩子，接受教父教母的洗礼，处理社会关系，还要和社会保持联系。他经历过孩子死亡的悲伤，也能看着两个孩子慢慢长大直至成为成功的人，他们父子也还保持着联系。开普勒不管在学术界还是社会上都很受尊重，他也常常找到新的定位。数学家开普勒辛勤工作，只为获得自己想要的。尽管有各种限制，《世界的和谐》《鲁道夫星表》以及其他几本主要作品最终都出版了。他感到非常激动，因为他的作品明显包含了古人所知道的一切。而开普勒认为《鲁道夫星表》迎来了天文学的成熟期。这也是我们能记住他的原因。

当然，人人都有母亲，而母子关系包含着丰富的心理联系。伽利略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儿子在其审讯之前出生，她被称为妓女、老太婆或者“加布丽娜”，加布丽娜是阿里奥斯托著名诗歌《疯狂的奥兰多》赋予令人厌恶的丑陋年老的女巫的名字。发现伽利略在有客人来时也沉浸在他的研究中时，母亲就会试图引起他的注意，她还雇了一个间谍观察他是否去做弥撒或去情妇那儿。有一次，她还在伽利略的房子外抓到偷透镜的人，那个人说是要看遥远的地方。她1620年于佛罗伦萨去世了，享年82岁。前一年，伽利略在慕尼黑从事宫廷乐师的弟弟，给伽利略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听闻母亲可怕的行为并不觉得惊奇。他安慰伽利略：“但她年事已高，马上就会结束争吵。”母亲和儿子们的摩擦是伽利略传记中提到的。根据现存的四封信，一位传记作者还谴责伽利略的母亲，因为伽利略情感封闭，而母亲霸道狡猾的性格可能阻止了伽利略的婚姻。没有人去调查她的生活和观念来避免明显的偏见。14然而，男人在这一时期会选择如何处理和母亲的关系，这也关乎他们如何看待世界。约翰·瓦伦丁·安德烈亚非常羡慕母亲的民族精神和植物学知识，想象着她乌托邦社会里为老人服务的社会角色，他们会因为他们的经历受到尊敬（图41）。

开普勒对母亲也有矛盾情感，不仅是因为他清楚地了解母亲的身体和心理特征。我们也可以看到开普勒生活的很多方面掺杂着复杂情绪，经常和自己或第一任妻子有关。还要经常和母亲保持联系，而且他还要终身和妹妹保持联络。开普勒对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毫无疑问，毕竟母亲也曾给他提供资金支持他当牧师。卡塔琳娜抚养并支持她那极具天赋和为人热情的儿子，她去看望开普勒，还和他住上了一段时间。开普勒也尊敬母亲，一个目不识丁的寡妇在抚养两个孩子长大时，几乎没有家人帮助。他尤其欣赏母亲为女儿找到了令人羡慕的婚姻对象，让女儿嫁给了路德宗牧师。母亲年龄大，开普勒也把她视作需要被保护的人。同时，开普勒也担心母亲的前后矛盾，爱说话，喜欢争吵和虚弱的身体。

图41：大理石雕像（206厘米×65.7厘米），创作时间为1578年。该雕塑表现的是在当时社会，男人能够以艺术品表达对年迈母亲的尊重和感情，而没有把母亲的外貌变得理想化，从而把他们的创意作品变成了母子关系的感人写照。这是鲁道夫·斯瑞盖蒂为母亲卡桑德拉做的半身像，还题了悼念词：“鲁道夫雕刻此像以作为爱的献礼。”

版权所有——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为进一步了解当时人们的矛盾看法和感情经历，我想知道，像卡塔琳娜这样的女人是如何经历她的婚姻、孕期，抚养孩子和照顾年老的父亲的。据说她的父亲赞赏她是个有爱的、关心他人的人——她会向父亲表达爱意和关心，而父亲完全依靠她一个人。据说她从没有在地方法庭上争吵过，像其他人一样，其中也包括她那受人尊敬的工匠儿子克里斯托夫。没有证人看过她辱骂他人。我们知道她尽全力支持三个孩子，她在审判前也没和任何一个孩子争吵过。没有人认为她是女英雄。那为什么我们希望把她变成女英雄？

除了把她的愤怒当成无意义的“争吵”外。更重要的是知道她为什么愤怒，以及了解在当时社会是谁对女人的愤怒是否合法做出判断。有时，我们也可以试问是什么让她的生活变得艰难，而当时她所在的社会是否给她这个寡妇提供任何帮助，当时的她还要抚养孩子，而且还有个捣乱的孩子海因里希，大家都知道海因里希容易情绪失控。那么又有谁关心过她？也几乎没有人关心过她的情感需求，如担心、悲伤或被抛弃的复杂情绪；被逐出门或受到不公正对待；还是她想得到快乐和欢笑，都没有人关心她。而她真正有需要的时候，只能保持沉默。当时社会只重视那些会关心他人的女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让女人变好的特质，但同时，这些理想化的能力却不被那些有更好的品质和想法的男人重视，所以他们的粗心大意就可以被接受。那么女人被认为魅力不再，甚至生育能力下降时就被认为是奇怪的人类，女人们会如何处理这类问题？15

我这本书还谈到社会价值观大背景下的审判，以及在社会变革中该如何表达情感。任何要把像卡塔琳娜这样的女人塑造成完全消极的社会形象的人都要认真思考一番。像卡塔琳娜一样的女人坚决否认自己是女巫——这就意味着抵制名不副实的权威，即抵制她们被告知是无用的或有道德缺陷的。她们通常把上帝当作最高权威，认为她们在向权势讲真话时，上帝会理解支持她们。而那些保持沉默、不反抗、感觉被诋毁的人，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的折磨行为和心理。尽管卡塔琳娜是个年老被囚禁过的女人，也没有放弃过抵制。

在近十年中，历史学家开始重塑像卡塔琳娜这类普通人的社区生活。伯特兰·罗尔斯和马丁·盖赫还有弗留利的磨坊工梅诺乔在被调查前，是最了解微观历史学的人。16《天文学家的女巫案》这本书，通过带我们进入改革期的路德宗世界来填补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认识。通过查证当地的档案，这些基本的历史史实还原了我们对过去生活中所不知的细微情节，也让我们学会尊重广阔社会中的不同想法。对这一方法怀疑的人会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这些特殊的人群和审判的故事会如何告诉我们有关“沉默的大多数”？答案很明显：把他们放到广阔的背景中分析。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止是想更好地理解个人，也想更好地理解家庭、社区和时代。

推荐阅读

莱昂贝格和埃尔汀根保留了大部分当地特色。如果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输入“Luftportrait Leonberg”就可以看到一段关于莱昂贝格的简短精彩视频，视频的末尾片段完美再现了公爵夫人西比拉重建花园的场景。而乘坐公共交通就能从斯图加特到达莱昂贝格或埃尔汀根。

若想进一步了解巫术，我推荐阅读马尔科姆·加斯基尔的《巫术：简短介绍》（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其中提到开普勒案例，还可阅读沃尔夫冈·贝林格的《女巫与猎巫：全球历史》（剑桥：政体出版社，2004）。若要了解早期近代的巫术，可阅读罗宾·布里格斯的《女巫和邻居们：欧洲女巫、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哈蒙兹沃思：企鹅出版社，1998）以及林达·罗普的《猎杀女巫：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恐惧和幻想》（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艾莉森·罗兰兹撰写的文章合集《早期近代欧洲的巫术和男性特质》（贝辛斯托克：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9），关注的是审判中的男性。若想了解特定时期的自然哲学，各位读者可先阅读劳伦斯·M.普林西比的《科学：简明介绍》（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再阅读由洛兰·达斯顿和凯瑟琳·帕克2006年编写的《剑桥科学史（卷3）》。关于开普勒工作的书籍越来越专业，但是马克斯·卡斯帕的传记《开普勒》（纽约：多佛出版社，1993）以读者可接受的方式介绍了开普勒科学研究中的细节，读者也会有兴趣阅读。若要了解早期近代德国中的性别和女性研究，我推荐海德·文德尔的《男人是太阳，女人是月亮：近代早期德国的女性》（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以及艾丽莎·兰肯最近的作品《潘娜西亚的女儿：近代早期德国贵族妇女的治疗》（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3），书中探索了女人与药物以及自然哲学的联系。想要了解宏观历史，必须读乔基姆·惠利的《德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卷1）：马克西米利安对威斯特伐利亚的和平》（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要了解最近德国女巫的微历史，可阅读《朗根堡最后的女巫：德国村庄的谋杀案》（纽约：诺顿出版社，2009）以及乔尔·哈林顿的《忠诚的刽子手：16世纪动荡时期的生活，死亡，荣誉和羞辱》（纽约：法拉·斯特劳斯与吉鲁科斯出版社，2013）。

参考文献

序言

1. 引用较多的案例：据说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曾在1520年为一名女性辩护，详见维拉·胡伦斯，汉斯·伦德斯，“海因里希·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和巫术：重新评价”，十六世纪期刊，43/1,2012,3-18页。

2. 弗里德里希·冯·斯皮，《对审判者的忠告——一本关于女巫审判的书》，译者马尔库斯·赫利尔，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对女巫的描述详见沃尔夫冈·贝林格，《女巫与猎巫：全球历史》，政体出版社，149-158页；威廉·蒙特尔，《1500年-1600年欧洲大陆的女巫审判》；安克尔洛，威廉·蒙特尔，史密斯·克拉克，《女巫审判时期》，阿特龙出版社，2002,1-52页；布赖恩·莱瓦克，《近代早期的欧洲猎巫运动》第三版，皮尔森朗门出版社，2006,21页。

3. 帕特里克·博纳，《开普勒的宇宙学综合分析：占星术、机械和灵魂》，布芮尔出版社，2013,171页。

4. 克里斯蒂安·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64页。

简介

1. 《开普勒文集》，卷13,20页；马克斯·卡斯帕，沃尔特·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奥登伯格出版社，1930，卷1,16页，“给马斯特林的信”，1595年1月18日。

2. 林达·罗普，《猎杀女巫：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恐惧和幻想》，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第七章；查尔斯·兹卡，《巫术的外观：十六世纪欧洲的印刷和视觉文化》，劳特里奇出版社，2005，第三章。

3. “那块领地被称为维森斯泰希，怀疑者进一步发展了之前的反对言论。1508年斯特拉斯堡的牧师约翰·盖勒·冯·凯塞尔斯贝尔称女巫们认为其梦想可以成真”，详见第71条，引用自沃尔夫冈·贝林格所著《德国的巫师审判》，德意志袖珍出版社，1988,113-114页。

4. 参见埃里克·米德福特，“约翰·威尔对医学、神学和法律的看法”，《女巫审讯的恶作剧，对巫术的反对：从约翰·威尔到弗里德里希·斯皮》，哈特穆特·莱曼，奥托·布利编著，哈拉索维茨出版社，1992,53-64页。

5. 《魔术师和巫师的忏悔》，拉丁文原著作者为特里尔，1589；德语译本，波克出版社，1590,180页，“第5个决定”。

6. 博丹1580年的著作《巫师的魔术》于六年后被翻译为德语，并对当时德国的法官影响巨大。详情请见斯图尔特·克拉克所著，记录法官之间讨论的著作：《同魔鬼一起思考：近代早期欧洲对巫术的看法》，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最后一章，668-82页；让·博丹，《巫师的魔术》第四版，安东尼·哈希出版社，1598；克劳迪娅·奥皮茨·贝拉哈尔，《让·博丹的世界：16世纪国家的形成、权利和两性》，校园出版社，2006.

7. 罗宾·布里吉斯，《洛林女巫》，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51页，表2.1；尼古拉斯·雷米，《鬼魔崇拜》，译者蒙塔·古萨默斯，让·罗德可出版社，1930,1595年首次出版。

8. 马丁·德尔里奥，《魔法调查》，译者马克斯韦尔·斯图亚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0,252页，276页，关于法官的章节。

9. 沃尔夫冈·贝林格，《巴伐利亚的巫术迫害：宗教狂热和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执政动机》，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195页。

10. 约翰·格奥尔格·西格瓦特，《狂风暴雨中的启示》，西里欧出版社，1613,10-16页，18-21页，27页；埃里克·米德福特，《1562-1684德国西南部猎巫运动：社会和智力基础》，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第三章；萨宾·霍尔兹，《神学和日常生活：1550-1750图宾根神学家对生活和信仰的宣讲》，摩尔兹贝克出版社，1993,281-282页；本书是以约翰·格奥尔格·西格瓦特的布道为典型。开普勒非常虔诚的接受教诲，在图宾根大学期间跟随雅各布·黑尔布兰德教授学习神学，进一步加深了他的虔诚，详见夏洛特·梅休因著作《开普勒在图宾根：对神学数学的促进》，英国阿什盖特出版社，1998,57页。

11. 米德福特，《猎巫运动》，36-53页；桑克·洛伦茨，“介绍和研究状况：德国西南部地区猎巫运动”，《消除巫术和魔鬼：欧洲巫术及其对德国西南部地区的影响》，桑克·洛伦茨，施密特编著，托尔贝克出版社，2004,195-212页；1497-1750年对符腾堡人物的描述，详见安妮塔·雷斯，《符腾堡公国》，洛伦茨和施密特，《巫术》，225页。

12. 他们成为王子牧师，后成为王子主教在反宗教改革中的牺牲品。王子主教狂热的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驱除邪恶。一些人忍受不了折磨而招供自己和魔鬼签订了契约；被指控的男人和女人名单请见第166条，引用自沃尔夫冈·贝林格所著《德国的巫师审判》，德意志袖珍出版社，1988,252页。

13. 马克斯·卡斯帕，《开普勒》，译者赫尔曼，多佛出版社，1959,255页。该书谈到了一种狂热，但出版日期早于20世纪70年代对女巫迫害运动进行严肃研究的时候；这本严肃的著作是唯一一本用英语写成，声称能解决审判问题的书；詹姆斯·康纳，《开普勒的女巫：天文学家在宗教战争、政治阴谋和母亲的异端审判中发现宇宙秩序》，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4，引用见17页。本书作者并没有参考记录巫术和当时德国性别的文献原稿，而对整个审判的理解完全基于翻译。

14. 1605年，开普勒称他反对常见的说法：“我讨厌普通民众，使他们远离我”，也反对许多炼金术士傲慢地认为他们的会员制学习是“为智慧的孩子保留的”，《开普勒文集》，卷15,182页；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给赫瓦特的信”，1605年3月28日；开普勒与现实中普通人的关系更加矛盾。

15. 《开普勒文集》，卷15,235页；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给伦敦海登的信”，1605年10月，249页。

16. 博纳，《开普勒的宇宙学综合分析：占星术、机械和灵魂》，2页；这和他长期对亚里士多德的《论生成》和比利时16世纪自然哲学家科尼利厄斯·杰玛感兴趣有关，详见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1605年10月11日，250页；《开普勒文集》，卷15,258页；想要详细了解开普勒关于地球是有灵魂的观点详见齐格弗里德·沃尔加斯特，《德国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时期哲学思想1550-1650》，柏林学术出版社，1988,221-263页；福尔克尔·比亚拉斯，《约翰尼斯·开普勒》，贝克出版社，2004,99-119页；对女巫的理解详见克拉克，《同魔鬼一起思考》，321-324页。

17. 《开普勒文集》，卷14,422页；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给法布里修斯的信”，1603年7月4日，189页。

18. 给施蒂里亚州议员们的信中很好表达了人类活力的观点，1596年5月1日，这封信并没有收入《开普勒文集》，卷13；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35页，“给赫瓦特的信”，1605年3月28日；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233页；《开普勒文集》，卷15,187页。

19. 开普勒通过自然界和机械运动思考不规则确定性的灵感详见，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卷2,67页，马斯特林来信的旁注，1616年10月1日；关于椭圆，卷1,“给法布里修斯的信”，1607年8月1日，290页；《开普勒文集》，卷16,14页。

20. 尼古拉斯·贾丁，《历史和科学哲学的诞生：开普勒为第谷辩护驳斥乌尔苏斯》，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278页；更多评论详见《开普勒文集》，卷1,446-448页；整段文字在329-332页，评论在459-461页。开普勒关于野蛮入侵和虚伪道德可能导致的没落详见《开普勒文集》，卷1,208页；他的《鲁道夫星表》让鲁道夫二世成为继查理曼大帝后第一位用名字命名星座的皇帝，全文以此为中心，183页。对超新星的讨论详见帕特里克·博纳所著《近代早期宇宙学的变化和连续性》，斯普林格出版社，2011.

21. 1604年，约翰尼斯·开普勒，《开普勒说光学1604-1611》，罗尔夫·瑞克尔编著，哈里道斯奇出版社，2008,79页，“献给鲁道夫二世”。

22. 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一只满载玉米的萨尔马提亚舰队或者德国舰队从地中海出发，从此降低了粮食价格，贾丁，《历史的诞生》，278页。

23. 开普勒同时盛赞荷兰和西班牙；即便他本人的叙述尤为强调德国活版印刷发明人古腾堡，但是他和当时许多德国人一样，并没有把这项先进的发明和爱国联系起来。1619年新教徒通过改革领导爱国运动的假设，详见布鲁斯·莫兰所著《德国宫廷的炼金术：黑森莫里茨的神秘哲学和化学医学（1572-1632）》，斯坦拉出版社，1991,107-109页。

24. 托马斯·考夫曼，"1600年——本世纪德国路德新教解读”，《信仰与文化：下半个世纪路德新教的宗教改革》，摩尔出版社，2006,420-423页；随后关于特雷普的内容详情见达斯顿，施托莱斯所著《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阿什盖特出版社，2008,129-131页；福尔克尔·莱平，《反基督和最后的审判日：德国路德教关于世界末日的研究1548-1618》，摩恩出版社，1992；十七世纪关于路德宗多元论的讨论详见托马斯·考夫曼著作《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教堂关于路德宗忏悔文化的历史研究》，摩尔兹贝克出版社，1998,149页。

25. 弗朗切斯·耶兹的探索源于其著作《蔷薇十字会启蒙》，1986.

26. 约阿希姆·惠利，《德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卷2，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330-344页。

27. 符腾堡1619年执行死刑时的一份系谱图，详见安妮塔·雷斯著作《符腾堡公国》；洛伦茨和施密特的《反对巫术与魔鬼》，奥斯提菲尔登出版社，2004,235页。

28. 解释了马歇尔·萨林斯和爱德华多·德·卡斯特罗对亲属关系的定义，详见马歇尔·萨林斯的著作《亲属关系解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3,1页。

第一章

1. 最佳叙述来自沃尔特·鲁贝，《1457-1957斯图加特州议会：从等级代表议会到民主议会》，科莱特出版社，1957.

2. 关于这一点和随后关于家庭问题的信息，格尔德·文德尔在书中都做了详细核实，“约翰尼斯·开普勒的祖先和亲属”，《家谱年鉴》，卷19,1,1979,121-146页，此处为138页。我认为卡塔琳娜·开普勒说的没错，因为1547年阿尔瓦公爵率领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联军在莱昂贝格停留了三周。

3. 萨宾·霍尔兹，《1550-1750神学和日常：图宾根神学家关于生活和信仰的宣讲》，摩尔出版社，1993,“神学家反过来训练了整个公国的牧师”。

4. "1554年，她的父亲仍带着第一次婚姻后的子女，他于1585年再婚，但作为市长和旅店主的他在第一任妻子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单身的可能性非常小”：见文德尔，《家谱年鉴》。

5. 《开普勒文集》，卷19,313-314页。

6. 文德尔，《家谱年鉴》，122页。

7. 历史学家们也考虑了一种可能性，即海因里希和卡塔琳娜存在婚前非法性行为，并最终奉子成婚。但那时女人怀孕后外人并不能立马知道，所以那段时期就出现了各种解读。卡塔琳娜总说约翰尼斯是早产儿，这样才能保住她的声誉，而开普勒一生体弱多病的事实也证实了卡塔琳娜的话。

8. 希拉·奥格尔维在其著作中详细探索了符腾堡的这一点，《苦涩的生活：近代早期德国的妇女，市场和社会资本》，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9. 大卫·帕罗特，《战争生意：近代早期欧洲的军事企业和军事革命》，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89-91页。

10. 赫尔穆特·布赖梅塞尔，《施瓦本雇佣兵：施阿特林·冯·布尔滕巴赫和布克哈德·施托费尔斯的传记文学日记》，城市档案馆出版社，1972,117-144页，引用131页。

11. 沃尔克·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16世纪莱昂贝格城市社会史》，梅尔基奥尔出版社，1984,167号，1摩根=0.3316公顷。

12. 城市档案馆，A309,《血书》。

13. 这些人于1630年注册，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23页。

14. 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160页。

15. 安妮丝·泽利格·蔡司和沃尔克·特鲁根伯格，“幸福的结束和快乐的复活”，《雕塑家赫雷米亚斯·施瓦茨在莱昂贝格墓地作品的社会和艺术历史意义》，城市档案馆出版社，1998,46页。

16.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辛勤工作，满心欢喜地定期参加教堂活动，享受教堂提供的临时食物，而不是囤积个人财富”，萨宾·霍尔兹，《神学和日常生活：1550-1750年图宾根神学家对生活和信仰的宣讲》，摩尔兹贝克出版社，1993,225-229页。

17. 泽利格·蔡司和特鲁根伯格，《雕塑家赫雷米亚斯·施瓦茨在莱昂贝格墓地作品的社会和艺术历史意义》，1607,80页；大理石效应，101-102页；“反对真正的大理石”详见霍尔兹，《神学》，151页，关于黑尔布兰德。

18. 城市档案馆，市官方声明1579/80，格尔林根和海梅尔廷根，斯佩耳特小麦单价为100蒲式耳。

19.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17页。

20. 保罗·沃德，《近代早期德国的生态、经济和国家形成》，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68页。

21. 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57页。

22. 沃德，《生态》，81页；约翰娜·格兰纳夫，《森林里的猪：权力结构，法人秩序和生活经济之间的前现代的猪》，托尔贝克出版社，2008,270页。

23. 沃德，《生态》，74页，126页，“至少一半以上居民拥有奶牛，三分之一的人养猪，四分之一的人养羊，约五分之二的人没有饲养上述三种家畜”。

24. 城市档案馆，《法庭记录》，1600年10月，梅斯特·雅格·克里斯托夫。

25. 城市档案馆，《阿曼卡斯丹票据1620》；《沃格特法庭记录1619/20》。

26. 海因里希·陶依尔，B·维斯豪特，详见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调查20.

27. 卡斯帕，《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174页，“给赫瓦特的信”，1604年12月10日，详见卡斯帕和范·戴克所著《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208;《开普勒文集》，卷15,69页；对男人责任的描述详见尤林卡·罗布莱克，《近代早期德国的怀孕、分娩和母体》，过去与现在出版社，1996,84-110页。

28. 城市档案馆，《城市和票据》，1579/80，感谢伯纳黛特·格拉姆发现这条线索；之前的信息详见文德尔，《家谱年鉴》，123页，根据档案记录编写。

29. 费尔南德·阿林，《世界的诗意结构：哥白尼和开普勒》，柔恩出版社，1990,129-131页；开普勒引用写给赫瓦特的信，1605年3月28日，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234页；《开普勒文集》，卷15,187页。

30. 海德·文德尔，《男人是太阳，女人是月亮：近代早期德国的女性》，译者T·邓拉普，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205页。

31. 城市档案馆，《法院协议》，卷5,158页，本赫特·西格林；卷6,1587年1月12日，林哈特·霍尔茨。

32. 约翰尼斯·开普勒，《自我证词》，译者E·哈默，富罗曼出版社，1971,27页。

33. 《开普勒文集》，卷19,315页。

34. 费用和其他细节详情见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144页，183页；写给图宾根一名学生的信内容详见瓦尔特·路德维希，《16世纪父与子》，韦德曼出版社，1999.

35. 城市档案馆，《遗嘱》，274-276页。

36. 文德尔，《家谱年鉴》，139页。

37. 《开普勒文集》，卷16,97页，422页。

38. 《开普勒文集》，卷19,315页。

39. 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给马斯特林的信”，1606年3月31日，262页。

40. 宾得生平细节详见克里斯蒂安·西格尔，《新教符腾堡州》II，正文，卷2,1931年打字稿，353-354页；1606年有人曾怀疑他行窃，但并没有具体证据，显然也没有影响他的事业发展。

41. 城市档案馆，《税目表》，1614，卡塔琳娜·开普勒，195页。总体数目详见文德尔，《家谱年鉴》，210页；妇女情况详见奥格尔维，《苦涩的生活》；寡妇和清教徒不断增长的支持情况详见杰萨·伊根达尔，《早期现代寡妇：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校园出版社，2006.

第二章

1. 信件存放在城市档案馆第8室G60；保罗·萨奥尔，《1557-1608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一世：疯狂的改革者和彬彬有礼的独裁者》，德意志莱昂贝格城市档案馆，2003,164-72页；“寡妇们仍需得到权利和认可之际，妇女执政变得越来越坚定”，这部分内容详见妮娜·约翰森，《寡妇：公爵夫人伊丽莎白的工作1510-1558》，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社，2007.

2. 沃尔特·鲁贝，《1457-1957州议会：该国代表的民主议会》，恩斯特克莱特出版社，1957,262页，“人是根据神的形象创建的”。

3. 鲁贝，《1457-1957州议会：该国代表的民主议会》，263页。

4. 潘达洛斯的收藏详见哈罗德·库克，《物质交换：德国黄金时期的商业、医学和科技》，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116-130页。

5. 摘要见范恩，《国家的构建：符腾堡1593-1793》，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4,28-29页；乌尔丽克·韦伯·卡格，《“人间天堂”：斯图加特新的林中别墅：调查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托尔贝克出版社，1989；萨奥尔，《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一世》，129页。

6. 1591年一名意大利记者给主教的汇报，详见丹尼尔·尤特，《神秘的年龄：犹太人、基督徒和枢密院经济》，万登霍克出版社，2011,268页。

7. 布鲁斯·莫兰，《德国宫廷的炼金术：黑森莫里茨的神秘哲学和化学医学（1572-1632）》，斯坦纳出版社，1991,8页，11页，12页。

8. 内特斯海姆（1486-1535）最为出名的作品是《神秘哲学三书》，1531-1533页，详见威廉·帕克，《剑桥科学史》，卷4，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502页。

9. 塔拉·乌姆道儿，《圣罗马帝国的炼金术和权威》，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15页，127页；著名的曼图亚犹太人科洛尔尼于1597年被聘为宫廷炼金术师，并被赐予一个实验室，详见尤特，《神秘的年龄》，297-304页；安德里亚·黑克，《从炼金术士到探宝：符腾堡州的炼金术和迷信》，霍普兹斯塔德档案馆，2013.

10. 艾哈德·摄尔修斯，《魏尔·赖森感知描述》，图宾根出版社，1603，摄尔修斯·特鲁克雷，“什么是炼金术/非常喜欢这位先生吗？/为什么能够全变成金属/是的，大自然到处都有/非常分散/形态完美/比金子还好/盐和粉末已经备齐/用来治病救人/身体就像一扇门/除了地球、矿石、石头、动物和普通的精油/是什么去世了/诗人自己/和上帝的预约/这不正是辉煌的艺术吗？/值得伟人的青睐？”

11. 乌姆道儿，《炼金术》，124-125页，129页；万能灵药见萨奥尔，《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一世》，155页，和康拉德·舒勒在1605年的文章有关。

12. 乌姆道儿，《炼金术》，131页。

13. 尤特，《神秘的年龄》，24页；以及再次接受工作训练的不平常实验，因为一个炼金术士在皇家工作后失败后并不会当众绞死，萨奥尔，《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一世》，152页。

14. 自然哲学家中普遍比较突出的神学家的解释详见特雷普，《了解一切幸福：自然作为近代早期宗教研究的实践》，校园出版社，2009,467-474页。

15. 埃文斯，《鲁道夫二世》，283页；特雷普，《宗教、魔法和自然哲学家：15-17世纪炼金术》；莱曼和特雷普，《危机之后：17世纪欧洲宗教》，凡登霍克与鲁普雷希特出版社，1999,473-494页；卡斯帕·冯·格鲁耶尔，“炼金术、赫耳墨斯神智学和魔法”，《危机之后》，415-432页；奥西安得，舒勒和哈夫纳哈夫纳详见莫兰，《德国宫廷炼金术》。

16. 莫兰，《德国宫廷炼金术》，158页，167页。

17. 特雷普，《了解一切幸福》第一部分；“约翰·阿恩特作为一名路德宗牧师，拥护帕拉塞尔苏斯的思想”。

18. “在神奇的巴登符腾堡温泉，尊贵的弗里德里希公爵、高贵的骑士、官员们聚在一起（1607年5月9日）。从那时开始，不管任何人有什么疾病……”施莱，约翰，格黑布出版社，1607；萨奥尔，《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一世》，229-233页；新教教义和英格兰水疗详见亚历桑德拉·沃尔沙姆，《地形的改变：近代早期英国和爱尔兰的宗教、身份和记忆》，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566页。

19. 这尤其意味着反对布鲁斯·莫林极大影响力的争辩，他认为德国宫廷被一种厄运和压抑气氛所笼罩，进而促进了他们对炼金术的痴迷。

20. 来自符腾堡州的一个例子是海伦娜·拉克，她是一位著名纽伦堡医生的女儿，嫁给了纽伦堡传教士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当时德国路德教会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她的第二任丈夫是符腾堡的一位前主教。拉克一直和帕拉塞尔苏斯有联系，并被任命为符腾堡宫廷第一位药剂师。普菲尔斯提克，《仆人的书》，352页；艾丽莎·兰肯，《潘娜西亚的女儿：近代早期德国贵族妇女的治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3.

21. 普菲尔斯提克，《订餐书》，卷1,363页，“草药——男人和女佣”。

22. WLB,HBXI41,157页；西比亚自己的医学书籍记录在WLB Cod.Hist.Fol.1069.

23. 格斯纳，来自狼，CLV.

24. WLB,HBXI41,135页；兰肯，《潘娜西亚的女儿》，205-206页。

25. 幸子楠川，《描绘自然之书：16世纪人体解剖学和药用植物学的图像、文本和论证》，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2,155页；威廉·艾曼，“市场、披萨和村庄”，达斯顿，帕克，《剑桥科学史》，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210页；一片有趣的赭色黏土陶器，把手上有阿拉伯文字图案和植物装饰详见芳珂瓦，《鲁道夫二世：宫廷和城市》，泰晤士哈德森出版社，1997,505页。

26. 楠川，《描绘自然之书》，133页。

27. 弗洛莱克·伊哥芒特，"16世纪通信和自然历史：卡罗卢斯·克卢修斯的文化交换”，弗朗西斯科·贝当古，弗洛莱克·伊哥芒特编著，《欧洲1400-1700通信和文化交流》，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115-120页。

28. 最早的研究者是基思·托马斯，《人和自然世界：英格兰1500-1800态度的变化》，企鹅出版社，1983,226页；近期的大部分研究详见兰肯，《潘娜西亚的女儿》。

29. 第四本书是献给自然哲学的；关于通信的观念，详见约翰·阿恩特，《六部真正的基督教》，斯泰因科夫出版社，1930,564页；还可参见特雷普的“自然秩序和神的救赎：进代早期德国新教观念（1550-1750）"，详见达斯顿和施托莱斯，《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阿什盖特出版社，2008,129页。

30. 罗纳德·戈贝特，《菲利普·海恩霍夫和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的选择》，德意志艺术出版社，1984,362页。

31. 西奥多·胡姆，《关于莱卡特的基督教布道》，斯图加特出版社，1614,358页。

32. 路德维希宫家族美术馆由路德维希堡城堡管理。

33. 罗曼·詹森，“海茵里希·希克哈特的所有权”，详见罗伯特·克雷奇马尔，《针对海茵里希·希克哈特的新研究》，科尔海默出版社，2002,7-51页。

34. 描述参见伊拉斯谟·格吕宁格的著作《莱卡特讲道》，斯图加特出版社，1614年，59页。

35. 阿尔方斯·埃尔夫刚，埃伦弗里德·克卢克特，《文艺复兴时期希克哈特在莱昂贝格的花园和园艺》，克鲁科特出版社，1988,18页。

36. 阿尔方斯·埃尔夫刚，罗斯玛丽·慕增梅儿，“‘医药’，家庭和代表：公爵夫人西比拉和她的花园”，详见《巴登-符腾堡城堡》，2009,3卷，12-15页。

37. 维尔纳·弗莱施豪尔，《符腾堡斯图加特公爵艺术馆历史》，科尔海默出版社，1976,6页。

38. 约翰·瓦伦汀·安德烈埃，《基督城共和国简介》，译者爱德华·H·汤普森，克鲁韦出版社，1999,273页。

39. 约翰·瓦伦汀·安德烈埃，《讣告、自传书和宇宙》，译者F·柏林，弗洛曼-霍尔兹布出版社，1995,82-85页。

40. 罗曼·詹森和奥利弗·奥格，《绅士个性八百年》，绅士历史，卷6，黑伦贝格出版社，1999,203页。

41. 城市档案馆，斯图加特，G60目录C，西比拉公爵夫人；把之前的内容加入目录，记录于1615年2月23日。

42. 西奥多·胡姆，《关于莱卡特的基督教布道》，357页；《目录/命令和游行》，515页。

第三章

1. 雅各布·科恩的女儿是莱昂贝格的书吏，她的丈夫完整记录了此事，并保存至今。城市档案馆，《存货和部门》，1632年10月29日，莱雷尔。

2. 沃尔特·鲁贝，《1457-1957州议会：该国代表的民主议会》，科莱特出版社，1957,280页；亚当，《弗里德里希公爵统治下的符腾堡州议会1608-1620》，科尔海默出版社1910,270页。

3. 亚历山大·施密特，《爱国主义和宗教冲突：古王国的政治话语（1555-1648）》，布莱尔出版社，2007,331-350页。

4. 马格纳斯·呼得，《英格兰和库法尔茨在今后欧洲的权利（1608-1632）：忏悔——王朝——文化表达》，科尔海默出版社，2007,248页；在斯宾塞的诗中，描写欢庆的文本详见莎拉·斯马特，玛拉·韦德，《普法尔茨婚礼：新教联盟和宫廷节日》，哈拉索威兹出版社，2013.

5. 此类主题详见佩尔·施密特，《万能的西班牙君主：西班牙帝国在三十年战争的宣传》，斯坦拉出版社，2001.

6. 海德堡的努力详见呼得，《英格兰和库法尔茨》，159页。

7. 克拉普夫，瓦根克内希特，《斯图加特农场节日：17世纪宫廷文本和材料》，尼迈耶出版社，1979,6页，96页。

8. 《斯图加特农场节日》，100-102页。还可参考海伦·渡边-奥凯利，《凯旋展示：德国宫廷在欧洲的展示1560-1730》，曼恩兄弟出版社，1992,37-64页，“在新教联盟的盛会上”。

9. 《斯图加特农场节日》，333页。

10. 阿克塞尔·戈特哈德，《忏悔和国家理性：约翰·弗里德里希公爵统治下的符腾堡外交政策1608-1628》，科尔海默出版社，1992.

11. 戈特哈德，《忏悔》，19-22页，98-99页；帕特森，《英王詹姆斯六世和一世以及基督教团聚》，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

12. 弗莱施豪尔，《文艺复兴》，305-315页。

13. 《斯图加特农场节日》，351-354页；维尔纳·弗莱施豪尔，《符腾堡斯图加特公爵艺术馆历史》，科尔海默出版社，1976,33-47页。

14. 《斯图加特农场节日》，344页。

15. 《斯图加特农场节日》，348页。

16. 沃尔克·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16世纪莱昂贝格城市社会史》，梅尔基奥出版社，1984,26页，这些都在斯图加特、格平根、卡尔夫和比蒂格海姆。

17. 城市档案馆，《1620年武器箱法案》。

18. 保罗·沃德，《近代早期德国的生态、经济和国家形成》，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82-84页，208页。

19. 在这个领域非常实用，沃德，《生态》。

20. 城市档案馆，《城市和官方会议记录》，1615年1月27日，3页。

21. 城市档案馆，《城市和官方会议记录》，1615年1月24日。

22. 城市档案馆，《城市和官方会议记录》，1615年1月26日。

23. 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16世纪莱昂贝格城市社会史》，20页，表1.

24. 城市档案馆，《城市和官方会议记录》，1615年1月23日。

25. 城市档案馆，第5室G60，劳动合同，1613年11月，2页：“所以他应该首先去见前王子，见寡妇和他的王子们，接受导师的意见并纳入其报告”，5页，9-12页。副本见贝尔纳·黛特克。

26. 第四格嫌犯的命运还是个未知数。贝尔纳·黛特克从莱昂贝格城市档案馆能找到的最可靠的证据，详情见城市档案馆，《血书》，该书并没有详细记录罪行，仅有名字和审判记录。

27. 在城市档案馆A209和A309没有任何记录，只提到了刑事审判书。

28. 安尼塔·宾得，“从生到死都与火相伴……：辛德芬根的女巫审判”，记录在《辛德芬根老镇上隐藏的宝藏》，辛德芬根出版社，2013,427-446页，441-442页，这些确切的信息都来自当地城市档案馆。

29. 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16世纪莱昂贝格城市社会史》；早在1624年，当厄休拉年满57岁时，兰博一家被允许进入当地专为年老体弱之人建设的房屋和医院。

30. 城市档案馆，《埃尔汀根法庭记录》，1597年夏季。

31. 普菲尔斯提克，《仆人的书》，317页。

32. 保罗·沃德，《近代早期德国的生态、经济和国家形成》，215页；行窃记录详见该书330页。

33. 城市档案馆，《埃尔汀根法庭记录》，1615年10月12日。

34. 原始档案保存在城市档案馆，1055室，A209（一直到1621年2月13日）和1056室。我把这些材料和弗里希的书做过对比，并在本书中都有引用，《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65-366页。

35.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66页。

36.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67页。

第四章

1. “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在随后想到了石头能带来风暴”；博纳，《开普勒的宇宙学综合分析：占星术、机械和灵魂》，150页，和天气相关部分详见151页；《开普勒文集》，卷14,330页；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给法布里修斯的信”，1602年12月2日，177-178页。

2. 开普勒，《世界的和谐》，363-364页；卡斯帕把屁翻译为风，《和声》，259页。

3. 《开普勒文集》，卷19,57页。

4. 《开普勒文集》，卷19,8页；开普勒后来在1596年5月15日写给议员们的信详见，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35-37页。

5. 《开普勒文集》，卷13,74f.，1596年三月末；晚宴的数目详见尤特，《神秘的年龄》，300页，附上了炼金术士科洛尔尼的信，信件1597年才送达。

6. 《开普勒文集》，卷13,50-54页。

7. 《开普勒文集》，卷19,324页；卷13,83页，220页。

8. 《开普勒文集》，卷1,26页，27页；想要欣赏本书优美的语言最好去阅读原版而非目前能找到的译文：约翰尼斯·开普勒，《宇宙的奥秘》，译者邓肯，阿坝里斯出版社，1981.想要进一步阅读开普勒的作品，可参看罗伯特·S·韦斯特曼所著的《哥白尼的疑问：预测、怀疑和天体秩序》，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1,309-341页。

9. 《开普勒文集》，卷19,324-325页；开普勒会继续为虽然无用但却创意无穷的机器装置辩护，《开普勒文集》，卷8,218-232页。

10. 《开普勒文集》，卷13,222-223页，225页。

11. 尼克·贾丁，《为第谷·布拉赫申辩》；F·贝克曼，《开普勒杂记：纪念福尔克尔·巴拉斯65岁生日》，偌勒出版社，2005,135页，138页。

12. 还可参见亚当·莫斯利，《知识对象：16世纪宇宙学和天文学的数学和模型》；幸子楠川，伊恩·麦克林，《传播知识：近代早期欧洲的文字，图像和仪器》，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193-216页。

13. 开普勒在1605年2月10日写给赫瓦特的信中把天堂比作一个发条装置，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219页；《开普勒文集》，卷15,146页。

14. 西蒙·谢弗，《科学革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35页。

15. 《开普勒文集》，卷13,222页。

16. 开普勒认为生物学很重要的观点详见帕特里克·博纳，《开普勒的宇宙学综合分析：占星术、机械和灵魂》，布莱尔出版社，2013,12页，援引30页，“清澈的天空”在32页；1608年4月5日给布伦格尔的信中谈到了对精神形成过程的解释，详见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309页；《开普勒文集》，卷16,148页。

17. 《开普勒文集》，卷15,70页；《开普勒文集》，卷21,2.2,537-543页，687页；卷16,434-436页。

18. 霍斯特·布雷德坎普，《对古代机器的向往——艺术馆的历史和艺术史的未来》，维根巴克出版社，2000,41页。

19. 《开普勒文集》，卷13,225-226页。

20. 里贾纳·波特纳，《中欧的反宗教改革：施蒂利亚1580-1630》，牛津大学的出版社，2001,112-114页，158-164页；对其母亲重要的影响详见卡特琳·凯勒，《内奥地利玛丽亚大公（1551-1608）：哈布斯堡和维特尔斯巴赫》，波黑罗出版社，2012.

21. 凯勒，《玛丽亚大公》，110页。

22. 加布里埃·比奇勒，《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秘密：格拉茨的过去》，司多科出版社，2005,108-109页。

23. 《开普勒文集》，卷14,45页，“给马斯特林的信”，1599年8月29日；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113页。

24. 《开普勒文集》，卷19,7页，54页，345页；卷4,431页，81-89页；卷16,239-240页；开普勒要求给莱昂贝格写信的内容详见《开普勒文集》，卷19,161页；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151页，“给马斯特林的信”，1601年2月8日。

25. 《开普勒文集》，卷14,447页；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151页，“给赫瓦特的信”，1603年9月，191页。

26. 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给西比拉的信”，1611年3月19日，380页；《开普勒文集》，卷16,370-371页。

27. 《开普勒文集》，卷16,168-169页，1611年3月19日；371-372页，1611年3月19日；宗教法院的回复见465页；1609年开普勒的信详见240-243页。开普勒在接下来的日子经常和自己以前的教授哈芬雷费尔写信交谈。

28. 亚当·莫斯利，《支持天堂：第谷·布拉赫和16世纪晚期的天文学社区》，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29. 《开普勒文集》，卷19,344页。

30. 《开普勒文集》，卷19,7页，23页，325页。

31. 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给赫瓦特的信”，1604年11月9日，205页；《开普勒文集》，卷15,63页。

32. 例如部分，参见《开普勒文集》，卷17,801页，1618年10月20日。

33. 《开普勒文集》，卷4,422-425页。

34. 约翰尼斯·开普勒，1604年关于光学的文章，罗尔科·里克尔，《光学的文章1604-1611》，哈里多思齐出版社，2008,76页。

35. 堪博斯，详见基思·托马斯，《魔法的衰落和宗教》，企鹅出版社，1978,426页。

36. 《开普勒文集》，7/66，卷19,350-351页。

37. 卡斯帕，《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182页，梅尔基奥·舍费尔；这引发了费舍留斯医生对文章的评论，而开普勒也对其文章进行了回应。

38. “寻找手稿和公众口中的策略”，伊恩·麦克林认同马丁·穆尔索的话，详见《学问、商业、宗教：忏悔时代的经验书1560-1603》，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45-46页。

39. 最重要的分析详见尼古拉斯·贾丁，《历史和科学哲学的诞生：开普勒为第谷辩护驳斥乌尔苏斯》，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开普勒最终坚持通过对相关的实体中的一致命题进行因果和理论分析，建立了解决理论争端的标准，是一个取得进步的具体方法。

40. 詹姆斯·福勒克尔，《开普勒新天文学作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250-252页，后面是他的“结论”。

第五章

1. 城市档案馆，《库存和治愈书》，1615-1632页。

2. WAL,Cod.hist.fol.562,《海茵里希·希克哈特库存图书1631》，147-169页。

3. 城市档案馆，《库存和治愈书》，1615-1632页，1631年11月5日，卡塔琳娜·贝塞尔；巴斯蒂安·贝特尔斯巴尔；对该艺术品该兴趣可参见弗莱施豪尔，《文艺复兴》，215-216页。

4. 沃尔克·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16世纪莱昂贝格城市社会史》，梅尔基奥出版社，1984，米歇尔·施密德，约295页。

5. 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史托菲尔·布林，约54页。

6. 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沃纳·布鲁嫩菲尔斯，约51页。

7. 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马蒂斯·普铝得豪斯（1586-1613），约256页。

8.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01页。

9.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67页，城市档案馆，1616年11月29日。

10.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67页，城市档案馆，1616年12月2日。

11. 《开普勒文集》，卷17，约翰尼斯·施特劳斯给开普勒的汇报，1616年9月21日。

12. 大卫·赛伯伊，《内卡劳森的财产、生产和家庭1700-1870》，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260-271页，344页，421-426页。

13. 他向自己的继女提起这个问题，《开普勒文集》，卷19,470页。

14. 见赫拉·加德曼，“开普勒的旅程：旅行行程表”，F·贝克曼，《开普勒杂记：纪念福尔克尔·巴拉斯65岁生日》，诺勒出版社，2005,229-246页。

15. 因此，1628年一个巴伐利亚农民在自己女儿的腿被载着干草的运货车压伤后，答应给玛丽一英尺蜡。到了11月，母女俩爬到山上的神社表示感谢。雷纳特·布利克勒，“农民抗议和妇女请愿：1629年克里斯蒂娜·文德的请愿书”，尤林卡·罗布莱克，《近代早期德国历史的性别问题》，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186页。

16.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88-389页。

17. 维尔纳·弗莱施豪尔，《文艺复兴时期的符腾堡公爵》，科尔海默出版社，1971,258-259页。

18. 城市档案馆，7室G60，目录：“克里斯托夫·开普勒，给城堡制造浴缸”。

19. 城市档案馆，《1609-1643采购合同书》，fol.75a-76a.

20. 城市档案馆，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71页，1617年1月7日。

21.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71页，1617年1月7日。

22.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71-372页，1617年1月。

23. 相关信息参见普菲尔斯提克，《仆人的书》；范恩，《国家的构建：符腾堡1593-1793》，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4,60页。不幸的是，仅有1602-1603年的会议记录保存下来，范恩，《国家的构建》，84页。

24. 《开普勒文集》，卷17,213-217页；还可参见其他拥护者的评论，《开普勒文集》，卷12,329页；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卷2,79-86页。

25.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72页，1617年1月。

26.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73页。

27.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73页，1617年3月9日。

28.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73-374页，1617年3月11日。

29. 城市档案馆，《1619年时尚菜品》。

30.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75页，1617年3月27日。

31.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75页，1617年3月28日。

32. 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给布伦格尔的信”，1607年11月30日，305页；《开普勒文集》，卷16,87页。

33. 《开普勒文集》，卷19,469-472页。

34. 《开普勒文集》，卷19,356-357页。她死于1618年2月9日，详见开普勒在1617年的记录，也可参看贾斯特斯·施密德，《约翰·开普勒：他的照片和生活报告》第二版，特罗勒出版社，1970年，251页。

35. 例如，人们争论说虽然谣言和谴责总体上来说不构成抓捕的条件，但是调查表明孩子的控告总是正确的，约翰尼斯·迪林格，《“邪恶的人”：施瓦本奥地利和特里尔选侯国猎巫运动的对比研究》，译者为劳拉·斯托克斯，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2009,121页。

36. 林达·罗普，《猎杀女巫：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恐惧和幻想》，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第7章；查尔斯·兹卡，《巫术的外观：十六世纪欧洲的印刷和视觉文化》，劳特里奇出版社，2005；参见海德·文德尔，《男人是太阳，女人是月亮：近代早期德国的女性》，译者T·邓拉普，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16-84页。

37. 想了解16世纪的日记要通过古代文学的记载，参见赫尔曼·魏因斯贝格，《古代旧书》，该书可在网上找到，并在马修·伦丁的书中有所讨论，《纸片记忆：16世纪城市居民自己书写的历史》，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对妇女、年龄及巫师的讨论详见罗普，《猎杀女巫》，161页；卡斯帕·冯·格鲁耶尔，《通道和车站：近代和中世纪的生活阶段》，2010,200页。

38. 兰博的哥哥，医生，也是“算命先生”，咨询了魔鬼后反迷失了心智，认为自己妹妹的疾病是卡塔琳娜导致的。这段话那很难表述：“但是恶魔通过自己的各种手段，让预言家们自己决断。”

39.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81-383页，1617年9月1日。这表明当卡塔琳娜死后，开普勒的兄弟姊妹们各自分得了遗产，开普勒也争取到了自己的那部分。

40.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84页，敕令，1617年9月23日。

41.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84页，1617年11月8日。

42. 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

43. 《开普勒文集》，卷17,254页；关于黑本施特赖特和乌尔姆参看露丝·卡斯特纳，《劳夫韩德尔牧师：宗教改革周年庆的宣传册1617》，朗出版社，1982,56-63页。

44.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84页，1617年11月。

45.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86页，1617年11月22日。

46.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88-389页。

第六章

1. 《开普勒文集》，卷21,577页。

2. 《开普勒文集》，卷21,2.2,3页（西博尔德），11页（海因里希），有关祖母和对卡塔琳娜评论的信息（26页），施密德，《约翰·开普勒》，219页。

3. 《开普勒文集》，卷13,377-383页。

4. 马克斯·卡斯帕详细的评论也同样如此，但常常被忽视，详见他的著作《开普勒》，多佛出版社，1993,34页。

5. 详见安东尼·格拉夫顿，《卡尔达诺的宇宙：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占星学家的世界和成果》，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卡尔达诺对自己母亲的评价详见其自传，《我的一生》，译者J·斯通纳，纽约书评出版社，2002,9页。

6. 《开普勒文集》，卷19,7/30,328-337页；《约翰尼斯·开普勒——不证自明》，译者埃丝特·哈默，弗朗茨·哈默，弗洛曼出版社，1971,16-30页。

7. 《开普勒文集》，卷21,2.2,573页。

8. 《开普勒文集》，卷21,2.2,398页，1116页。

9. 《开普勒文集》，卷21,2.2,573页。

10. 更多例证详见《开普勒文集》，卷21,2.2,449页，459页。

11. 《开普勒文集》，卷21,2.2,440页：“所以为了证明这个事实，我们很多人都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和爱恋，和历史并没有什么关系。除了自己外，没人会在意你的尊严”。

12. 《开普勒文集》，卷21,2.2,441页。开普勒早期时候认为火星是鲁道夫皇帝的诞生，详见达内尔·鲁金所说的“天文奉献：献词中开普勒对新天文学和伽利略对星际信使”的描述，纽曼，格拉夫顿，《自然的秘密：近代早期欧洲占星术和炼金术》，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152页。

13. 事例详见《开普勒文集》，卷4,72页。

14. 《开普勒文集》，卷4,163页，179页，“科学稳定性”。

15. 《开普勒文集》，卷4,204页下半页；非常重要的一段话。

16. 《开普勒文集》，卷4,209-210页。

17. 《开普勒文集》，卷4,225页，230页。

18. 《开普勒文集》，卷4,231页。

19. 《开普勒文集》，卷4,232-233页。

20. 《开普勒文集》，卷4,234页。

21. 约翰尼斯·开普勒，《和声》，译者为马克斯·卡斯帕，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64页。

22. 海因茨·肖特，“帕拉塞尔苏斯在自然哲学，炼金术和心理学的交叉点的疗法”，详见皮特·迪尔格，哈特穆特·鲁道夫，《帕拉塞尔苏斯研究的结果和期望》，斯坦纳出版社，1993,38页。

23. 《开普勒文集》，卷14,325页；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给法布里修斯的信”，1602年12月2日，176页。

24. 开普勒，《和声》，165页。

25. 开普勒，《和声》，167页。

26. 开普勒，《和声》，181页。

27. 约翰尼斯·开普勒，《开普勒说光学1604-1611》，罗尔夫·瑞克尔编著，哈里道奇思出版社，2008,81页；在《新天文学》中有军事类比的另外一个贡献。

28. 约翰尼斯·开普勒，《不证自明》，弗朗茨·哈默，弗洛曼出版社，1971,48页。

29. 例证详见《开普勒文集》，卷4,114页，附有开普勒的评论。

30. 开普勒，《不证自明》，48页。

31. 开普勒，《不证自明》，52页。

32. 开普勒，《不证自明》，55页。

33. 开普勒，《不证自明》，55页。

34. 对洗澡的抵触，参见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给法布里修斯的信”，1605年10月11日，258页；《开普勒文集》，卷15,247页；以及在《不证自明》，42页中的自我评价。

35. 开普勒，《不证自明》，46页。还可参见加迪·阿尔贾茨，“约翰尼斯·开普勒的道歉：知识生产，自我代表和性别秩序”，详见赖希，罗伊科，《知识，量身定制：前现代欧洲的专家和专家文化》，奥尔登博格出版社，2012,215-249页；伊丽莎白·哈丁，《房子里的学者：黑尔姆施泰特的婚姻，家庭和早期现代大学的公民文化》，哈拉索韦兹出版社，2014.

36. 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卷1,154-156页。

37. 关于开普勒跌倒的讨论，详见《开普勒文集》，卷4,158-159页。

38. 开普勒，《不证自明》，257页。

39. 古尔登曼一家很难刻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前几代农民并没有记录自己每天活动的习惯。

40. 开普勒，《不证自明》，32页。

41. 开普勒，《不证自明》，195页。

42. 约翰尼斯·开普勒，《世界的和谐》，译者艾顿，邓肯，菲尔德，美国哲学会出版，1997,2页。

43. 开普勒，《不证自明》，260-261页；开普勒，《世界的和谐》，364-365页。

44. 《开普勒文集》；卡斯帕错误的英文翻译译本做了强调。

45. 开普勒在自己的思想中还介绍了保护人们的神灵或天使。当人做了不道德的事，走霉运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证自明》，273页。宗教法院的内容详见《开普勒文集》，卷16,464页。

46. 《开普勒文集》，卷17,184页，479页；335页，1619年4月25日；359页，1619年7月10日或20日；关于迟到也可参见191页，1616年1月21日。

第七章

1.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390-394页。

2.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05页。

3.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07页。还可参见迈克·斯托尔伯格，《智人：疾病与近代早期的个人经验》，柏和罗出版社，2003,50-51页。

4. 斯托尔伯格，《智人》，73-75页。

5. 《开普勒文集》，卷21,2.2,17页。

6. 《开普勒文集》，卷21,2.2,17页；卡斯帕，《开普勒》，多佛出版社，2003,35页。

7. 《开普勒文集》，卷13,6页。

8. 《开普勒文集》，卷13,153-154页。这封信最终没有送出，394页；开普勒在看格拉茨画自画像的时候也想起了自己的兄弟。

9. 《开普勒文集》，卷17,74-75页，134-135页，472页。

10.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04页。

11.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03页，格特鲁德·奥斯瓦尔德和家庭主妇。

12.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04页。

13.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04页。

14.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08页。

15.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11页。

16.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09-410页，芭芭拉·斯塔尔。

17.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12-414页，巴斯蒂安·伍尔特。

18.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12页。

19. 18世纪符腾堡的情况详见萨宾·桑德尔，《工匠：一个被压迫的职业的社会历史》，1989.

20.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17页。

21. 《开普勒文集》，卷4,179页，245页，247页。

22. 威廉·艾曼，“市场、披萨和村庄”，达斯顿，帕克，《剑桥科学史》，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218-219页，书中有更多的例子；波义耳详见哈罗德·库克，《物质交换，荷兰黄金时期的商业、医学和科学》，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414页。

23. 布鲁斯·莫兰，《德国宫廷的炼金术：黑森莫里茨的神秘哲学和化学医学（1572-1632）》，斯坦纳出版社，1991,45页。

24. 据称她同一个女人一起用了这么一块火石：详见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10页，芭芭拉·斯塔尔。

25. 还可参见斯托尔伯格，《智人》，36页。

26.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03页，奥斯瓦尔德·察恩的妻子。

27.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05页。

28. E·芳珂瓦，《鲁道夫二世：宫廷和城市》，泰晤士哈德森出版社，1997,601页。

29. 莫瑞泰斯·登·哈格，1630年，39.556厘米。

30. 亚历桑德拉·沃尔沙姆，《地形的改变：近代早期英国和爱尔兰的宗教、身份和记忆》，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555-557页。

31. 玛丽亚和西比拉的配料，城市档案馆，8室G60；坦尼克详见莫兰，《德国宫廷炼金术》，137-138页。

32. 莫兰，《德国宫廷炼金术》，64页。

33. 关于鲁道夫无尽的财宝，可参见芳珂瓦，《鲁道夫二世：宫廷和城市》。

34. 见詹姆斯·帕尔米特萨，《鲁道夫二世统治下的布拉格新城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每日中世纪出版社，1997,111页。

35.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09页。

36.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11页。

37.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12页。

38.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20页，1620年7月3日。

39.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19页，1620年3月20日。

第八章

1. 约阿希姆·惠利，《德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卷1，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496页。

2. 关于沙勒详见惠利，《神圣罗马帝国》，543页；开普勒对1618年彗星的观察记录详见马里昂·根德哈特，《彗星1618：古代和近代彗星文学德语知识》，哈拉索韦兹出版社，2006,180页。

3. 亚当，《弗里德里希公爵统治下的符腾堡州议会1608-1620》，科尔海默出版社，1912,273-276页，280-281页。

4. 阿克塞尔·戈特哈德，《1608-1628忏悔和国家理性：约翰·弗里德里希公爵统治下的符腾堡外交政策》，科尔海默出版社，1992,273-276页，280-281页。

5. 萨奥尔，《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一世》，141-142页。

6. 城市档案馆，《血书》，1620年1月19日。

7. 城市档案馆，149室A209，克里斯蒂娜·杜尔，1617年4月12日。“仍不清楚对她的审判，但她被处决的可能性极低。”

8. 例证详见1619年12月14日弗里希提供的例子，芭芭拉·贝特尔斯巴切。

9. 城市档案馆，56室A309,1619年12月14日。

10. 城市档案馆，289室A309,1620年1月1日，他的头衔详见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157页。

11. 城市档案馆，235室A309.

12. 城市档案馆，235室A309,1620年1月29日。

13. 城市档案馆，《血书》，1620年2月23日。

14. 城市档案馆，《1620年武器箱法案》。

15. 城市档案馆，《法庭记录》，1619/20,1619年4月24日。

16. 城市档案馆，《遗嘱》，1556-1616页。

17. 城市档案馆，《法庭记录》，1619/20,1619年10月17日。

18. 城市档案馆，《沃格特法庭记录》，1619末-1620.

19. 城市档案馆，《法庭记录》，1619/20,1619年10月30日。后年的记录仅仅提到了聚会气氛融洽。

第九章

1. 城市档案馆，《沃格特和法院协议》，1620年8月24日。

2. 城市档案馆，《购买书籍》，1609-1643,fol.751-776a，只在1619年2月1日得以进入。

3. 约阿希姆·惠利，《德国和圣罗马帝国》，卷1，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496页。

4. 亚当，《弗里德里希公爵统治下的符腾堡州议会1608-1620》，科尔海默出版社，1910,738-765页，引用746页。

5. 城市档案馆，《沃格特和法院协议》，1620年5月18日。

6. 城市档案馆，《沃格特和法院协议》，1619/20.慈善箱协议。

7. 阿克塞尔·戈特哈德，《1608-1628忏悔和国家理性：约翰·弗里德里希公爵统治下的符腾堡外交政策》，科尔海默出版社，1993,319-320页。

8.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35页，1620年8月26日；回复时间1620年8月26日。

9.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1620年8月15日。

10. 《开普勒文集》，卷18,39页。

11.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1620年7月24日。

12. “星期天，阳光明媚，欢迎我的上帝；康普斯特躲起来了，那是一个站立着的男子，扮演着上帝、父亲和儿子的角色；赐予此人鲜花，也赐予他健康。”

13.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1620年8月11日。

14.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34页，1620年8月18日。

15.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1620年8月26日。他一直负责到1634年，普菲尔斯提克，《仆人的书》。

16.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36页，1620年8月27日。

17.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36-437页，1620年8月30日。

第十章

1.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21-424页。

2.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1620年8月中旬，437-438页。

3.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38-439页。

4.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1620年10月4日，439页。对于这个法律文件，开普勒有权要求得到任何他需要但又丢失了的部分。

5.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39-441页。

6.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22页，1620年11月14日。

7.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53页，1620年11月24日。

8.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41页，1620年10月28日和1620年10月31日。公国法院要求他继续等待，因为作为律师的马蒂亚斯·希勒博士目前正在审理法律文件。

9.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33-434页，1620年7月4日。

10.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44-447页，1620年10月4日。

11.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47页，1620年10月18日，约翰·克劳斯。

12.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53页，1620年11月末。

13. 城市档案馆，1053室A209.

14. UTA,84/3,266页。

15. 萨奥尔，《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一世》，190页。

16. 城市档案馆，1057室A209.

17.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57页，1620年12月17日。

18.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68页。

19.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579页，汉斯·约瑟汉斯。

20.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77页。

21. 夏洛特·梅休因，《开普勒在图宾根：对神学数学的促进》，阿什盖特出版社，1998,112页。

22. 阿尔佛雷德·哈特曼，《托马斯·普拉特传记》第2版，施瓦布出版社，1999,58页。23.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81页。

第十一章

1. 《开普勒文集》，卷18,43页；关于马蒂亚斯·贝尔纳格（1582-1640）详见威廉·屈尔曼，《学者共和国：德国巴洛克时期后人文主义文学的发展和批评》，尼迈耶出版社，1982.

2. 开普勒对于“自然欢乐”的解释详见其《与星夜信使的对话》的前言，1610年5月3日，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343页；《开普勒文集》，卷18,42页。

3. 亨利·沃顿爵士，《生命、信件和诗歌合集》，罗伊克罗夫特出版社，1672年，291页。

4. 《开普勒文集》，卷118,50页。

5. 《开普勒文集》，卷18,68-70页，479页。

6. 斯蒂文·夏平，“科学王者”，达斯顿，帕克，《剑桥科学史：近代早期科学历史》，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184页。

7. 《开普勒文集》，卷12,302-303页；卷17,367-371页；他支持的加尔文主义认为圣餐是用来纪念耶稣受难前的最后一段晚餐，而非路德宗理解的圣餐是喝主的血，吃主的肉这种物质性的表现形式。

8. 他的曾祖父西博尔德育有一女，后来嫁给了布里奇维特家庭的一位总督，两人婚后的女儿又嫁给了贝佐尔德的儿子文德尔，“约翰尼斯·开普勒的祖先和亲属”，《家谱年鉴》，卷19/1,1979,125页。

9. 萨宾·霍尔兹，《教育和统治：17世纪科学化的政治精英》，莱恩费尔登-埃希特丁根出版社，2002；有关官员的资质详见67页，瓦恩布勒的介绍详见114-116页。

10. 《开普勒文集》，卷12,250-252页，413-415页。

11. 尤林卡·罗布莱克，“符腾堡早年国家政令和地方政府实践”，《史学研究日志》，24,1997,347-376页。

12. 阿克塞尔·戈特哈德，《1608-1628忏悔和国家理性：约翰·弗里德里希公爵统治下的符腾堡外交政策》，科尔海默出版社，1993,320页。

13. 萨奥尔，《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一世》，106页。

14. 《开普勒文集》，卷18,56页。

15. 《开普勒文集》，卷18,63页，274页。

16. 《开普勒文集》，卷18,480页。

17. 夏洛特·梅休因，《开普勒在图宾根：对神学数学的促进》，阿什盖特出版社，1998,135页，155-156页。

18. 雅各布·黑尔布兰德（1521-1600），马蒂亚斯·哈芬雷费尔（1561-1619），斯蒂芬·格拉赫（1546-1612），约翰尼斯·格奥尔格·西格瓦特（1554-1618）；呈送给公爵本人的评论详见1609年5月开普勒给符腾堡公爵约翰·弗里德里希信件的附件部分，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331页；《开普勒文集》，卷16,239页。

19. 《开普勒文集》，卷18,268页。

20. 《开普勒文集》，卷18,71页，480页。

21.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89-490页，1621年5月25日被公国法院受理。

22.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88页，1621年6月23日。

23. 《开普勒文集》，卷18,82页，1621年12月，城市档案馆，A256,B107,350r.

24. 卡斯帕，《开普勒》，297-298页；关于阐释详见伊莎贝尔·潘廷的“开普勒天文学概要：一本富有创造力的书籍的新篇章”，详见幸子楠川，伊恩·麦克林，《传播知识：近代早期欧洲的文字、图像和仪器》，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217-238页。

25. 尼古拉斯·贾丁，《历史和科学哲学的诞生：开普勒为第谷辩护驳斥乌尔苏斯》，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178页。

26. WLB,Cod.math.qt.43,《能力概述》，1619，前言里乌尔苏斯提到了鼓励，但文献中并未收录；威廉·席卡德，《简报》，弗里德里希·泽克，2卷，弗洛曼霍尔兹布格出版社，2002,124页；北里格纳·冯·克鲁森斯特恩，“三十年战争间的学者们——威廉·席卡德的信件”，详见阿尔夫·吕德克，赖纳·普拉斯，《学者的生活：现代知识的运用》，波黑罗出版社，2008,33-46页；霍斯特·莫德尔，“席卡德和开普勒的彗星著作”，详见F·泽克，《威廉·席卡德诞辰400周年》，斯坦纳出版社，1995,151-166页。

27. 席卡德第一次给开普勒写信是在1617年12月30日；席卡德的引用，《信件》，1/48,139页。

28. 前瞻性的观点详见罗伯特·冯·弗里德堡，“自然法法治：克里斯托夫·贝佐尔德索要自然权利去相信人们的需求”，历史期刊，53/1,2010,1-19页。

29. 《开普勒文集》，卷17,1618年11月3日，283页；贝佐尔德的作品参见《克里斯托夫·贝佐尔德——政治家概要》，译者为卡耶坦·科斯曼，莱蒂酋亚·勃姆，音塞尔出版社，2000,300-302页，310-316页。

30. 马丁·布雷希特，“克里斯托夫·贝佐尔德：阐述的尝试和方法”，虔诚与现代期刊，26/2000,11-28页，1614年贝佐尔德作为大法官的演讲题为“我们时代的危机”，18页；贝佐尔德，《政治家概要》，2000；马丁·布雷希特，《1586-1654约翰·瓦伦汀·安德烈埃自传》，凡登霍克鲁普雷希特出版社，2008,46-50页，170-173页；特雷普，《了解一切幸福：自然作为近代早期宗教研究的实践（1550-1750）》，校园出版社，2009,71-73页；乌尔里希·伯恩海默，“在宗教亚文化群背景下”，详见泽克，《威廉·席卡德诞辰400周年》，斯坦纳出版社，1995,67-92页。

31. 详见布雷希特，《安德烈埃》，寡妇玛丽亚详见卡尔·菲利普·孔茨，《散文著作》，1卷，洛浦出版社，1821,86-106页。

32. 约翰·瓦伦汀·安德烈埃，《蔷薇十字会》，罗纳德·艾迪霍夫编著，弗洛曼霍尔兹布格出版社，2010,143页，201页。

33. 克劳斯·贝内，《“天启”：早期现代耶路撒冷的乌托邦》，菲利普·冯·扎伯恩出版社，174页，181页。

34. 约翰·瓦伦汀·安德烈埃，《基督城共和国简介》，汤普森，克鲁韦出版社，1999,168-169页，关于植物的在213页和273-274页。

35. 布雷希特，《安德烈埃》，144-151页。

36. 安德烈埃，《基督城共和国简介》，273页和275页。

37. 布雷希特，《安德烈埃》，158-160页。

38. “按照这个顺序，威廉·席卡德在图宾根，马蒂亚斯·贝尔纳格在斯特拉斯堡，约翰尼斯·开普勒在林茨，丹尼尔·休温特在阿尔特多夫，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人。虽然当时这些人在德国过得并不算好，但作者认为他们仍然顽强地在战斗”，约翰·瓦伦汀·安德烈埃，《文集：讣告》，“约翰森·温斯特”，弗洛曼霍尔兹布格出版社，1995,754页；《开普勒文集》，卷17,853页；1619年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冯·夏伦伯格希望从开普勒那里借来《兄弟会传说》（该书已于1614年在卡塞尔出版），389页，484页。

39. 最佳重建细节的描述在《开普勒文集》，卷12,329-331页。

40. 希腊关于音乐和谐的观念参见温琴佐·伽利略，《古代和现代音乐对话》，克劳德·V·帕里斯卡，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263页。

41. 翻译并改写自开普勒为美国哲学会撰写的《世界的和谐》，1997,276页，和马克斯·卡斯帕的译本《和声》息息相关。反映新泰坦方法的论点详见阿维娃·托娃·罗斯曼在普林斯顿发表的哲学博士论文“远离冲突：开普勒在不和谐的世界中寻找和谐”，2012年1月，281-292页，获取地址：＜http://dataspace.princeton.edu/jspui/handle/88435/dsp018623hx767＞.

42. 翻译并改写自开普勒，《世界的和谐》。

43. 开普勒，《世界的和谐》。

44. 博丹1580年的著作《巫师的魔术》于六年后被翻译为德语，并对当时德国的法治法官影响巨大。详情请见斯图尔特·克拉克所著，记录法官之间讨论的著作：《同魔鬼一起思考：近代早期欧洲对巫术的看法》，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最后一章，668-682页；让·博丹，《巫师的魔术》第四版，安东尼德哈希出版社，1598；克劳迪娅·奥皮茨·贝拉哈尔，《让·博丹的世界：16世纪国家形成、权利和两性》，校园出版社，2006；安·布莱尔，《自然剧院：让·博丹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12页。

45. 开普勒，《世界的和谐》，266页。

46. 开普勒，《世界的和谐》，279页。

47. 《开普勒文集》，卷12,251页，415页。

第十二章

1. 这一描述详见克拉克，《同魔鬼一起思考》，519页。

2. 克拉克，《同魔鬼一起思考》，519页；约翰·格奥尔格·哥德尔曼，《更多邪恶的巫师》，巴萨义出版社，1591,58-60页。

3. 克拉克，《同魔鬼一起思考》，118页，519页；

4. 里奥著作的完整本两年前就已经出版了，他称路德宗教徒和所有异教徒一样，被魔鬼侵蚀了，并且开始毒害别人；克拉克，《同魔鬼一起思考》，535页；《开普勒文集》，卷16,1610年11月2日；马丁·德尔里奥，《魔法调查》，译者为马克斯韦尔·斯图亚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0,252页；给英王詹姆斯一世的信详见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1607年10月，331页；《开普勒文集》，卷16,103-104页；詹姆斯一世，《恶魔学》，达卡珀出版社，43-44页，81页。

5. 沃尔夫冈·贝林格，《巴伐利亚的巫术迫害：宗教狂热和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执政动机》，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181页，脚注252,241页，245页。

6. 贝林格，《巫术》，248页。

7. 贝林格，《巫术》，268-269页。

8. 对这一广泛主题更权威的探索详见理查德·塞让森，“证据和劝说”，达斯顿，帕克编著，《剑桥科学史》，132-175页。

9. 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屈光学》前言，1611年春，368页。

10. 格拉夫顿，《1450-1800文本的捍卫者：科技时代的学问传统》，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203页。

11.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94页。

12.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96页。

13. 市集广场，11，布勒，《莱昂贝格》，61页。

14.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96-497页。

15.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97页。

16.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98页。

17.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01页。

18.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04页。

19.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06页。

20.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02页。

21. 兰肯，《潘娜西亚的女儿》。

22.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05页。

23.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05-507页。

24.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08-509页。

25.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09页。

26.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09页。

27.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10-517页。

28. 开普勒凭借一己之力在诉讼阶段修改文书。第一稿辩词在fol.1r-21v,44r-49v；第二稿22r-43v；第三稿50r-64r,《开普勒文集》，卷12,330-331页。

29.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22页，527页。

30.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35页。

31.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35页。

32.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37页。

33.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43页。采用性别化的语言辩护策略，详见劳拉·库宁，“巫术的性别：德国巫术审判期间男女的辩护策略”，《德国历史》，31,3,2013,295-317页。

34.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38页；《开普勒文集》，卷12,332页；奥斯瓦特·加贝尔克霍弗，《物理之术》，艾萨克开昂出版社，1599.

35.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38页。

36. 约翰·灿格，《关于折磨犯人的问题》，莱曼出版社，1593,9页。

37.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489页，1621年8月23日。这个请求没有被批准。

38. 萨宾·霍尔兹，《教育和统治：17世纪科学化的政治精英》，莱恩费尔登-埃希特丁根出版社，2002，文献在227-229页，案例在237页，巫术百分比在439页。

39. 玛丽安·萨德，《对巫婆的审判和酷刑：17世纪到18世纪初刑事案件的法律》，区域历史出版社，2010,230页。

40. 萨德，《对巫婆的审判和酷刑》，241-250页。

41. 萨德，《对巫婆的审判和酷刑》，256-259页。

42.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48-549页；UAT84/5,462v-463v.

第十三章

1. 案例详见城市档案馆，661室A209；安娜·根特纳，1618年8月27日。

2. 乔尔·哈林顿，《诚实的刽子手：动荡十六世纪的生与死，荣誉与耻辱》，法勒，斯特劳斯，吉罗出版社，2013,57页。

3. 城市档案馆，A209,660页。

4. 城市档案馆，A209,581室，1618/9，这个时间点没有具体文件。

5.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50页。

6.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53页。

7.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55页。他们从未到这一步，仅有的一个假设便是艾因霍恩是否轻而易举地压下了上报的材料，尽管这些材料的复本存放在公国法院，并从未上报过。

8. 《开普勒文集》，卷19中许多文件都记录了这些情况，当然在那个时期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要了解开普勒在第一次婚姻中是如何管理自己的财产的，详见454-455页。

9. 《开普勒文集》，1622，卷19,369页；1621年林茨议会的一份会议记录暗示了开普勒尽管没在岗位上，仍然领薪水，《开普勒文集》，卷19,141页。

10. 1621年协商的具体情况详见城市档案馆，《1609-1643采购合同书》，220-223页，1621年3月10日。

11. 城市档案馆，《发票1623》和《监察人1628》。

12. 《开普勒文集》，卷19,371页，1622年12月10日。

13. 弗里希，《约翰尼斯·开普勒天文学著作全集》，559页，1624年5月10日。

14. 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卷2,1620年4月19日，“给席卡德的信”。

15. 戈特哈德，《忏悔》，473页。

16. 《开普勒文集》，卷18,83页。

17. 《开普勒文集》，卷18,80-81页。

18. 所有信件都收录在了《开普勒文集》，卷18.

19. 《开普勒文集》，“给克鲁格的信”。

20. 伊恩·麦克林，《学问、商业、宗教：忏悔时代的经验书1560-1603》，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222-223页。

21. 费尔南德·阿林，《诗意的世界：哥白尼和开普勒》，柔恩出版社，1990,279页。

22. 开普勒，《开普勒的梦想》，译者为爱德华·罗森，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7.

23. 开普勒，《开普勒的梦想》，40-41页；最早识别沃尔克斯多夫的情况详见40页，42页。

24. 传记数据详见《开普勒文集》，卷12,336页，32页脚注70.

25. 阿维娃·罗斯曼，“远离冲突：开普勒在不和谐的世界中寻找和谐”，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论文，2012,229页，脚注90;《开普勒文集》，359页，17页。

26. 详见本卷第4章。

27. 《开普勒文集》，卷17,643号；他谈到她对托拜厄斯·舒尔特斯大加赞赏的内容，1612年4月13日；1599年4月，在给赫瓦特的信中，开普勒仍谈到了自己从星系中得知了芭芭拉的命运，她心地善良，但是头脑过于简单、身材肥胖、郁郁寡欢。

28. 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兰博一家，约469页。

29. 开普勒，《开普勒的梦想》，43页，脚注58.

30. 关于勒夫详见埃文斯，《鲁道夫二世和他的世界：1576-1612思想史研究》，泰晤士哈德森出版社，1997,238-242页；安德烈·内尔，《16世纪的犹太思想和科学革命：大卫·甘斯（1541-1613）和他的时代》，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247页。

31. 开普勒，《开普勒的梦想》，53页。

32. 《开普勒文集》，卷16,158；卡斯帕，范·戴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件》，“给坦克尤斯的信”，1608年5月12日，312页。

33. 开普勒，《开普勒的梦想》，14页。

34. 开普勒，《开普勒的梦想》，58-60页。

35. 开普勒，《开普勒的梦想》，63页。

36. 开普勒，《开普勒的梦想》，49页。

37. 开普勒，《开普勒的梦想》，50页，脚注78.

38. 尼古拉斯·贾丁，“‘最能够理解’上帝的人：开普勒和他严肃的笑话”，详见克雷默，罗达兹克，《约翰尼斯·开普勒：从图宾根到撒格》，奥托·梅兰德汇编，可佩尼卡集刊出版社，2009.

39. 开普勒，《开普勒的梦想》，658页。

40. 开普勒，《开普勒的梦想》，49页。

41. 开普勒，《开普勒的梦想》，72页，脚注72.（这么巧都是72）。

42. 安东尼·格拉夫顿，《开普勒作为一个读者》，思想史期刊，53卷，1992,561-572页。

43. 开普勒，《开普勒的梦想》，85页。

44. 约翰尼斯·开普勒，《开普勒说光学1604-1611》，罗尔夫·瑞克尔编著，哈里道思齐出版社，2008,399页。

45. 蒂莫西·瑞斯，《现代主义的话语》，康奈尔大学，1982,150页。

46. 格拉夫顿，《作为一个读者的开普勒》，570页。

47. 阅读关于《开普勒的梦想》的其他材料，力荐伊丽莎白·斯皮勒的《科学，阅读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创造知识的艺术1580-1670》，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101-136页；瑞斯，《现代主义的话语》，140-167页；玛丽·贝恩·坎贝尔，《奇迹和科学：近代早期欧洲世界的幻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9,133-143页。

48. 开普勒的宗教立场详见尤尔根·胡博纳，《开普勒神学的正统与科学》，摩尔出版社，1975；英国的夏洛特·梅休因即将出版的著作《开普勒，宗教和自然哲学：神学传记》；以及关于超越了他个人忏悔的信仰，马克西米安·兰茨那，《约翰尼斯·开普勒：他是忏悔当道的世纪从不忏悔的男人吗？》，中欧历史，36卷，2003,531-545页。

49. 我查阅了英国图书馆1634份现存复本。

50. 沃尔克·特鲁根伯格，《城堡和郊区：16世纪莱昂贝格城市社会史》，梅尔基奥尔出版社，1984,469页。

51. 1628年，克里斯托夫也负责监管老人院；登记处的伯纳黛特·格拉姆热心地给我们提供了这条线索，莱昂贝格城市档案馆。

52. 梅希蒂尔德·莱姆克，《约翰尼斯·开普勒》，罗瓦特出版社，1995,138页。

53. 费尔巴赫档案馆，她写下了“59岁”，即便当时她已经年满65岁。

54. 参见托马斯·小布拉迪，《1400-1650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历史》，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347页，402页；所有的忏悔中，似乎路德宗教徒信仰更为多元化，详情见托马斯·考夫曼，《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摩尔兹贝克出版社，1998,142-145页。

后记

1. 之后从1948年到1953年去世他一直担任莱昂贝格市市长。在1954年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埃尔汀根大街。

2. 他提示说，这个由斯瓦比亚雕塑教授咨询了德国相关大师而建造的纪念碑，是在私人赞助下才得以完工的。艺术家雅各布·威廉·费尔勒实际上是在巴黎完成的学业，并受到了法国雕塑大师马约尔的影响。字典的一个词条称在纳粹德国时期他的作品被认为不能代表德国。

3. 《莱昂贝格居民的清单》，1937年10月25日，“埃尔汀根的过去与现在”。当地音乐学会“莱拉”仍然存在，虽然他们曾在庆祝场合演奏了序曲“斯特拉德拉”。

4. 天主教及其支持者认为基督教无法根除处决女巫有损德国传统的观点。所有观点和主要负责人的详细信息都在沃尔夫冈·贝林格所讨论的“巫术历史研究”中，详见桑克·洛伦茨，尤尔根·迈克·施密特，《消除巫术和魔鬼：欧洲巫术及其对德国西南部地区的影响》，托尔贝克出版社，2004,559-569页。

5. 布里奇维特，《约翰·开普勒的生活和工作——据新发现的手稿》，罗浮朗德出版社，1831；贝特霍尔德·萨特，《针对卡塔琳娜·开普勒女巫的审判》，海玛特伍莱茵出版社，1979；埃伯哈德·瓦尔兹，《约翰·开普勒：顺从的奴仆和莱昂贝格市民之子》，莱昂贝格城市档案馆出版，1994；安妮塔·雷斯，“莱昂贝格的女巫在燃烧”，详见雷娜特·杜尔，《修女，女仆或市议员》，莱昂贝格城市档案馆出版，1998,53-73页，269-272页。

6. 认为她难以相处，精神不稳定的信息详见詹姆斯·康纳，《开普勒的女巫：天文学家在宗教战争，政治阴谋和母亲的异端审判中发现宇宙秩序》，哈帕科林斯出版社，2004.这本小说表明了卡塔琳娜是一个意志坚强，百折不挠的妇女英雄，详见卡特雅·杜贝克，《卡塔琳娜·开普勒——对大天文学家女巫母亲的迫害》，派珀出版社，2004.

7. 亚瑟·凯斯特勒，《夜行者：人们对宇宙认识的变化史》，企鹅出版社，1989,232页。

8. 吉蒂·弗格森，《贵族和他的看门狗：第谷·布拉赫和约翰尼斯·开普勒——改变科学进程的奇怪搭档》，海德林出版社，2002,93页。

9. 魏尔德尔斯塔特市对女巫的狂热结束于约1625年，详见沃尔夫冈·舒兹，“你已经在生活上净化了我的心灵，现在可以带走我的灵魂”：魏尔德尔斯塔的巫术情况1560-1629,《故乡魏尔德尔斯塔：报告和通信》，51/2005/2006,7页。

10. 《开普勒文集》，12页，327-328页：“事实上，菲奥尔斯希尔德是开普勒母亲的原型，卡塔琳娜浮躁、铁石心肠的做法引起了菲奥尔斯希尔德对儿子的不满”。

11. 约翰·班维尔，《开普勒》，皮卡多出版社，1999,89-108页，169-173页。

12. 约翰尼斯·开普勒，《开普勒说光学1604-1611》，罗尔夫·瑞克尔编著，哈里道思齐出版社，2008,370-371页。

13. 马克斯·卡斯帕生于1880年，1948年完成了其成名作《开普勒自传》；开普勒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保持中立的性格可参见卡斯帕，《开普勒》，多佛出版社，1993.

14. J·L·海尔布隆，《伽利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2-3页，104-105页，153-154页；戴瓦·梭贝尔，《伽利略的女儿：科学、信仰和爱情的戏剧》，新闻出版社，1999,94页；大卫·伍顿，《伽利略：天空的守望者》，耶鲁出版社，2010,95页。

15. 我的思想尤其受到了卡罗尔·吉利根的启发，他的作品《加入文艺复兴》，政体出版社，2011；林达·罗普，《猎杀女巫：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恐惧和幻想》，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以及另一部作品《西方幻想世界的女巫》，弗吉尼亚出版社，2012.

16. 卡罗尔·金茨堡，《奶酪和蠕虫：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首次出版于1976年；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首次出版于1983年。

目录

CONTENTS

前言 神秘莫测的升迁

第一章 发现使命

第二章 特权集团

第三章 不断增加的压力

第四章 炎热的秋季

第五章 啤酒馆暴动

第六章 跌入低谷

第七章 叛国罪审判

第八章 历史的审判

第九章 重新安排世界格局

第十章 狱中老板

第十一章 圣经

第十二章 第二次机会

第十三章 东山再起

后记 尘埃落定

致谢

出版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德国人已从希特勒手中解放出来，但他们永远摆脱不了他。

——埃伯哈德·杰克尔

（Eberhard Jäckel）

历史学家，1979

希特勒是如何执掌大权的？这依然是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历史学家，2000

奥斯维辛是德国的伤口，永不愈合。

——加博尔·施泰因加特

（Gabor Steingart）

记者和出版商，2015

前言

神秘莫测的升迁

暴动的失败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运。1

——阿道夫·希特勒

1923年11月8日晚，伴随着即将降雪的天气，阿道夫·希特勒——一个以善于雄辩而著称的政客，走进了位于慕尼黑东南侧一间拥挤的啤酒馆。希特勒由三个保镖保护着，其中两个全副武装，他自己手里还拿着一把手枪。“他双目圆睁，看上去像一个醉酒的狂热分子。”当时还不怎么引人注目、身高5英尺9英寸（约175cm）的希特勒试图打断巴伐利亚州政府领导人的演讲。2但他无法让别人听清楚自己说什么。于是他便跳上一把椅子，举起手臂朝高高的方格天花板开了一枪。“安静！”他大喊道。有位目击者回忆说，3000多听众瞬间变得一片“死寂”。希特勒站在椅子上宣布了令人震惊的事变：

“民族革命已经开始了！啤酒馆已经被600名全副武装的人包围了！没有人能够离开这里。”

希特勒身后，在队长赫尔曼·戈林的指挥下，一排头戴钢盔的人把一挺重机枪拖进了啤酒馆大厅的入口处。

自此，阿道夫·希特勒发动的臭名昭著的啤酒馆暴动开始了。这场在德国被称作“暴动”的未遂政变仅在17个小时内就被粉碎。结果是：希特勒的15个手下和4名警察，另外还有1名旁观者被击毙。两天后，希特勒被捕入狱，他被关进了慕尼黑以西38英里的兰茨贝格监狱。从1923年11月11日到1924年12月20日，他总共被关押了13个月。

这场失败的暴动原本旨在推翻巴伐利亚州政府和德国政府。这次暴动对于刚刚崭露头角的纳粹领导人和他的小规模激进运动来说，是一次备受瞩目的失败行动。希特勒被关押在监狱的那段时间——几乎是1924年一整年——是他为在时机未成熟便急于夺取权力所付出的代价。他不仅把政治家所能策划参与的最大一次冒险活动搞砸了，而且颜面尽失，有些人斥责他是将追随者引向灾难和死亡的极端主义小丑。

然而，当希特勒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时，他已经将自己的屈辱和不幸转化为迈向成功的跳板。未遂的政变经过一番美化，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他毫不掩饰地要成为德国独裁者的计划来说，反而都是最为有利的事情。如果希特勒1924年没有在兰茨贝格监狱被关押一整年的话，他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一名脱胎换骨、重振雄风的政治家，也不会最终掌控德国，并把世界拖入战争，犯下大屠杀的罪行。希特勒的低谷期——1923年底至1924年底——按理说应该是他职业生涯的结束。但事实上这段时期却是希特勒脱胎换骨的关键时期，他从一个鲁莽的革命者转变成一位很有耐心的政治人物，对于掌握政权有着长期打算。

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希特勒是如何有效地利用了那次失败经历呢？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希特勒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他厚颜无耻地将那次持续一个月、广受关注的叛国罪审判法庭变成了临时政治演讲场所，把自己从一个慕尼黑啤酒馆暴动煽动者，包装成一个全民皆知的政治人物。对叛国罪的起诉本来可以使希特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远离政坛，从而使他领导的纳粹运动以及个人魅力销声匿迹。但事实上，这场审判不仅成为司法学家眼中令德国司法系统感到尴尬的一件事情，还被历史学家视为希特勒攀上权力巅峰的重要转机。

在兰茨贝格监狱最初的黑暗时段过去之后，希特勒把远离政治争端数月的时间用来学习、自我反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政治观点。在监狱里他有40名囚犯听众，他们都是参与那场失败暴动的犯罪党徒。他经常长篇大论地向他们宣讲自己所写所想的一些内容。但是他需要与世界对话，他迫不及待地要著书立说，要为他的追随者们写出他的政治哲学，要将他的信念和日益明确的信条永远变成印出来的文字。在漫长的日子里，他经常熬到深夜，不停地敲击一台小型便携式打字机，敲出了后来成为纳粹“圣经”的、带有自传体性质的政治宣言：《我的奋斗》。这本书在希特勒出狱后出版发行，很快成为希特勒自己领导的运动中备受尊崇的思想文化资本。希特勒自称他入狱的那段时间是“国家出钱让我接受大学教育”。3

他那一年所受的“大学教育”不仅改变了他的战略眼光，也改变了他本人。希特勒曾一度自我怀疑、失意沮丧（在暴动期间及事后，自杀和死亡这些念头总是反复出现）。但是希特勒却在监狱服刑期间转变成了一个过度自信的人，抱着一种坚不可摧的信仰，确信自己可以拯救陷入种种不幸境遇的德国。他将1923年11月9日那次自我毁灭性的进军行动重新塑造成为英雄壮举。希特勒从日常政治活动中全身而退，狡猾地让纳粹党内部内讧、厮杀。这样他便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使纳粹党起死回生，按着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纳粹党，将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出狱后的希特勒精神抖擞，以救世主自居，准备向高官要职一步步地迈进。希特勒暴动时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后来成为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曾直白地说：“先有1923年11月9日，然后才有1933年1月30日。”——那一天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4

在对阿道夫·希特勒所进行的大量研究中，重点一直是1933年至1945年第三帝国令人痛苦的12年。这可以理解。然而在这之前的14年（1919至1933年）却是了解希特勒政治崛起和纳粹噩梦的关键。历史学家海恩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写道：“希特勒是如何执掌大权的？这依然是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5这个问题如今继续困扰着全世界。甚至希特勒最亲密的心腹之一——汉斯·弗兰克，1946年在纽伦堡受审期间所写的忏悔回忆录中称，希特勒向权力的攀爬是“神秘莫测的升迁”过程。6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着要破解这个神秘的过程。一个失学的前陆军二等兵，只是嗓音生动、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异常坚定地相信自己就是德国救世主，后来如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领导数百万人的领袖呢？那位头脑敏捷，对历史和命运似乎胸有成竹、声音洪亮的小个子，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让数百万人为之倾倒呢？1923年，希特勒由于好大喜功，自以为是，远离了政坛。后来他在监狱牢房里又是如何脱胎换骨，最终平步青云，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呢？为了得到答案，我们将再次转动历史的魔方去寻找蛛丝马迹。

希特勒14年的奋斗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学徒”时期，即1919至1923年。当时这位新近自我发现的政治家正在适应环境，学习论战本领，文武并用，通过煽动性演说和暴力革命获取权力。希特勒曾经说过：“从1919年至1923年，除了革命，我什么都没有想。”7

第二个时期是1925年至1933年，通常被称为“战斗”岁月。这一时期起点的标志是：希特勒在当年暴动失败的同一间啤酒馆里重建了纳粹党。经过八年的激烈政治斗争，1933年，希特勒终于在柏林出任德国总理。

在两个奋斗发展时期之间便是1924年，也就是希特勒在监狱服刑的那一年。尽管这一年具有明显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纳粹历史上记录最少、最不为外界了解的一年。这一年也是希特勒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将前后两个不同时期联系在一起。1924年发生的一切，改变了希特勒的关注重点，坚定了他的信仰，为他跨越似乎是难以逾越的失败障碍，并扬眉吐气地东山再起做好了准备。这一时期正是本书的研究内容。

要想搞清楚希特勒在监狱中的彻底转变，必须先了解使他入狱的那场暴动。要想了解那场暴动，就应该先看一看1923年前10个月，巴伐利亚州失控的狂热政治局面。了解了那时的巴伐利亚政治局面，就等于拉开了20世纪20年代魏玛共和国奇异政治嘉年华的帷幕。

正是这些因素，为造就希特勒的那一年创造了必要条件。

第一章

发现使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希特勒。”

——伊恩·克肖爵士，1998^1

几个月来，慕尼黑谣言四起，疯传又要发生一次武装暴动。1923年秋季，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拥挤不堪的啤酒馆里和树木葱茏的室外咖啡馆，人们经常听到一个魔咒般的单词：losschlagen.2这个单词在德语里的意思是“进攻”、“打击”、“听任……发展蔓延”。每个人都想知道，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进攻行动。另外，巴伐利亚州的几股鼎足势力——由文官武将组成的执政三巨头这样一个奇特的领导班底——又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进攻行动呢？必须有人出手发难。希特勒希望向“罪恶巢穴”——柏林进军，推翻魏玛共和国政府。巴伐利亚议会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威廉·霍格纳回忆说，当时在大多数巴伐利亚人看来，希特勒的上述想法确实不错。他写道，在动荡不定的年代，可能会发生武装暴动已经成为巴伐利亚首府民众的一个“坚定信念”。3希特勒指出：“人们从房顶上发出呐喊，支持武装暴动。”4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年里，德国经历着国家巨变，社会动乱，整体时局每况愈下。战争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历史悠久的君主制纷纷倒台。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起，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千疮百孔。根据新的独立主权国家要求，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被重新划分，人口也发生变动、迁移。德国丧失了海外领地，被从大规模殖民活动中排挤出去。在俄罗斯，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夺取了国家政权。魏玛共和国——那是德国首次彻底实行民主制度的一次尝试——一直根基不稳，更换了7个首相，经历了9届政府内阁。5拥有400年悠久历史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政体在战后1918年，突然被从未经过检验的议会制所取代。此举并未得到右翼民族主义者、军方大多数官兵以及各部分政治精英的完全支持。就连共和国第一任国家元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总统也一直态度矛盾。这位社会民主党领袖曾希望在1918年11月恺撒·威廉二世退位后实行英国式君主立宪制，他反对共和国在政府最高统治职位上安插一个没有统一作用的世袭人物。“你根本没有权力宣告成立共和国”，他曾经对菲利普·谢德曼怒吼道。后面这位政治家在1918年11月9日那天从德国议会大厦的一扇窗户里宣告成立共和国。6

20世纪20年代初期，急剧崩溃的经济形势迫使一些社会群体渴望铁腕人物回归，甚至渴望恢复君主制。1923年是德国自1918年在一战中惨败后最艰难的一年。国内恶性通货膨胀已达到1美元兑换4.2万亿马克的惊人程度。7一条面包售价2000亿马克，一只鸡蛋售价800亿马克。一张剧场入场券，有时用钱买不到，必须用两只鸡蛋去换。更糟糕的是，人们的银行存款全部打了水漂。农民在大丰收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按着第二天就变得几乎毫无意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农产品。食品短缺引发了骚乱。面对着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形势，德国政府只是一味地印制更多的钞票，有时人们得用手推车载着大量钞票去购物。

势不两立的激烈政治纷争使德国国内四分五裂。左翼极端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右翼极端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一些种族主义派别）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中间还夹杂着无数其他派别组织。1920年，由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和沃尔夫冈·卡普领导的一次政变（后称为“卡普政变”）占领了柏林四天，赶在政府垮台之前将其从城中驱逐出去。那时政治暴力猖獗，敌对势力早在1919年就杀害了共产党领导人（当时被称为斯巴达克斯党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1919年至1922年之间，右翼团体总共实施政治谋杀达350次，进一步加剧了魏玛共和国初期那种“对暴力表现出的道义冷漠”的社会氛围。8有个被称为“执政官组织”的右翼恐怖分子小集团，杀害了签署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的德国政治家马提亚·艾尔兹贝格，以及德国外长瓦尔特·拉特瑙，后者是犹太人。

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甚明朗，这也加重了国内的不满情绪。根据1919签订的《凡尔赛条约》，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落入法国之手，上西里西亚地区划归波兰。为此，大部分德国人怨气冲天。再者，自1918年起莱茵兰地区主要由法国军队占领，随后不久，法国军队又占领了德国工业中心鲁尔地区。这进一步激怒了德国人。1923年1月比利时和法国的军队六个整编师^9（其中包括一些来自法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塞内加尔士兵）占领了生产烟炭和钢铁的鲁尔地区，包括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和埃森等重要城市。这次入侵是对德国未能支付战后赔款的正式报复行动。但是许多人认为，法国总理当时主要是寻找一个方便的借口，力图沿德国西部同法国、比利时与荷兰接壤地区划出一个缓冲区，同时又能进入德国煤田。这种带有侵略性质的重新划分疆土的举动遭到英国反对。由于大部分拖欠的战争赔款要以烟炭和实木电线杆等实物形式支付，所以有位英国政治家抱怨说：“自特洛伊木马时代以来，对木材的使用没有比这更耗损的了。”10

动乱不安的形势促成了适合开展革命、暴动和暴力活动的社会氛围。柏林政府号召对法国入侵者进行消极抵抗。工人们举行了罢工。有些德国人开展积极抵抗和破坏活动。一些人遭到逮捕、审判，最后被法国行刑队处决。有位名叫艾伯特·里奥·施拉格特的右翼人士，在从事破坏活动被逮捕后遭到枪决，成为国家烈士和纳粹英雄。德国人举行政治反抗虽然感觉良好，但是却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非常重要的工业生产几乎全部停滞，失业局面已经失控。为了弥补薪金和福利方面的损失，德国政府采取了增加货币印制发行量的措施，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恶性通货膨胀。柏林、汉堡、科隆和其他城市爆发了绝食抗议活动，迫使德国警察和军队向饥肠辘辘的德国人开枪镇压。

一战结束后，德国很快遣散了大批军队，致使劳动力市场上又涌进500多万人，其中许多人没有工作机会。但是他们全都在一项技能上受过训练，那就是对敌作战。他们有很多的作战理由。人们认为，由于受到无法控制的离心力的驱使，他们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均受到威胁。魏玛共和国的“正常状态就是危机”，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这样写道。11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中“唯一战争罪责”条款使德国人蒙受耻辱，让他们背负着在他们看来简直是灭顶之灾的125亿美元巨额战争赔款。即便是“黄金二十年代”（主要在柏林呈现出的先锋文化兴盛时期）初期，在德国许多地方，尤其在巴伐利亚，也被视为首都堕落颓废、四分五裂的证据。

对上述问题争辩最为激烈的地方就是在巴伐利亚。作为希特勒纳粹党的老巢以及其他许多持有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党派团体发祥地，巴伐利亚州是德国联邦中难以驾驭的变节者，他们不断提出特殊要求，拒绝接受国家裁决，扬言要分裂或部分分裂出去，独立发行货币，建立邮局和铁路网。巴伐利亚是仅次于普鲁士的第二大州，是魏玛共和国的眼中钉，德国的暴动之都。虽然巴伐利亚自称“自由州”，但是1918年以后却经历了起义动乱的时局。那一年由一位胡子蓬乱，名叫库尔特·艾斯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左翼示威游行，一夜之间就把巴伐利亚国的统治者赶出了王宫。艾斯纳在三个月之内试图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失败后，被杀害在慕尼黑的一条人行道上。大混乱局面接踵而至。使慕尼黑中产阶级感到惊恐的是，一个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掌握政权居然可达三个星期，只是后来被从巴伐利亚外面派来的右翼自由军部队采取暴力行动瓦解推翻。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斗争较量。

从那以后，巴伐利亚铁了心地倒向右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和潜在的革命者，比如希特勒及其反民主的纳粹党徒。那些革命者同时也持有反革命立场；他们拒绝承认1918年11月那场共和革命的合法性。“如果我作为一个革命者站在这里”，希特勒后来经常这样说，“我也会反对革命，反对（政治）犯罪。”希特勒与许多激进右翼人士将1918年的革命者称为“十一月犯罪分子”。12前线兄弟会（Frontgemeinschaft）中那些恼火的兄弟们（他们曾经在一战战壕里长期作战）认为，正是柏林市民在他们背后捅刀。“战场上永不言败”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的一位大英雄，一战著名战略家埃里希·鲁登道夫也从柏林搬迁到巴伐利亚，参加了顽固不化的种族主义政治活动。巴伐利亚甚至庇护过赫尔曼·埃尔哈特上尉，此人是被柏林政府通缉的“卡普政变”领导者。由于柏林政府中社会民主党人（保守的巴伐利亚人将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占有优势地位，慕尼黑也就成为支持德国、仇恨犹太人的各个种族主义运动派别流连忘返的地方。1920年推行强硬路线的保守派新政府宣布巴伐利亚将成为“秩序的堡垒”，成为和平体面的独特宜居之地。在左派运动席卷德国其余地方的困境中，这对于各个右翼派别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巴伐利亚与以往那样，仍然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对于希特勒而言，巴伐利亚犹如天堂一般。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在外省城镇林茨长大。但是19岁到23岁这五年的成长时期，他是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度过的，漂泊无定，是个失意的艺术家。希特勒两次被奥地利美术学院拒之门外，也没有获得高中毕业文凭。从1908年至1913年，他落魄到依靠为游客画明信片风格的风景画为生。他在维也纳大街上出售自己的画作，或者把它们卖给小门小户的艺术品经销商，主要是犹太人。13他穷困潦倒，漂泊无定，从廉价的共用单间搬到破烂不堪的单人房间，后来又搬到两个不同的男客收容所（其中一个由富裕的犹太家庭提供部分资金）。1909年秋季，他似乎成了一个流浪汉，在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和公园长椅上至少度过了几个凄惨的夜晚。后来他声称，结果“双手和双脚都冻伤了”。14也许由于这些贫困生活经历的缘故，希特勒将维也纳称为“我一生中过得最艰苦，但是收获也最全面的‘学校’”15。

在政治上，希特勒受到维也纳战前那些浮夸肤浅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政治活动的影响。那时维也纳这个城市里居住着一些生活优裕、地位稳固的犹太精英，还有不久前因逃避东方的迫害屠杀而来此谋生的大批贫困犹太移民。希特勒深受持有反犹太主义立场的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政治倾向的影响，也成为早年提出泛德运动的奥地利人——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尔的拥护者。舍纳尔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持有反犹太主义立场。他认为所有讲德语的民族均属于大德国臣民。他觉得讲德语的人虽然在奥匈帝国是统治阶级，但是他们正在被边缘化，因为他们在数量上不如捷克人、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多。希特勒则出于同样的思想意识，哀叹哈布斯堡王室“使奥地利变得斯拉夫化”了。16

那时年轻的希特勒20岁。他看到维也纳议会里议员们用多种语言进行辩论，令人难以理解，中间还夹杂着跨文化的高声尖叫。17此情此景让他感到非常震惊。他埋头阅读这个拥挤城市里的德国民族主义报纸，阅读劝人入伙的宣传手册以及极端主义者低级趣味的报刊，比如种族主义期刊《奥斯塔拉》（Ostara）。每当希特勒光顾“廉价的大众咖啡馆”时，他几乎肯定会购买或免费领取上述报刊资料。他对马克思主义怀有一种激进的敌意，将其称为“破坏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建立犹太人世界专制政府的工具”18。希特勒对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同样怀有敌意。他反对该党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劳工、团结巩固国际工人阶级力量上，而不是放在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事业上。不过希特勒后来声称，他从社会党人那里学会了将宣传手段和武力手段（“恐怖手段”）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策略。19在经过他所说的一年“静心观察”之后，希特勒把议会民主制斥为一种具有致命缺陷的政体，只能导致左翼人士的暴民式统治。“当今的西方民主制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这样写道。

希特勒随后开始厌恶所有左翼势力，并把犹太人同这些势力的影响和发展联系在一起。他声称自己内心中初次涌现的反犹太主义真实情感，是在维也纳大街上注意到一个东方犹太人时被唤起的——一个身披黑色宽袖长袍，满头黑发的幽灵。20当时只有盲人才有可能看不见维也纳到处都是的东方犹太人。上述说法颇有一些蓦然间有所发现的意味，为的是极力渲染希特勒的情感发展之路。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上面所说的那段情景是编造的，或者是从许多生活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许多人却接受希特勒的说法，即他那种政治上执着的反犹太主义立场是在维也纳开始形成的。21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以及1924年接受叛国罪审判时都表述了同样的看法。但是其他人认为，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持希特勒对有关事件的表述，正如历史学家奥斯马尔·普洛金格所说的那样，他的反犹太主义立场只能在一战后的慕尼黑变得“明显、激进、活跃”起来。在他们看来，希特勒对于自己在维也纳时期参与政治活动所做的不厌其烦的描述完全是捏造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同一个对真实境况做出反应的幼稚年轻人的虚假形象相呼应，并非是为了展现漫无目标的参战老兵寻找政治家工作的真实情况。按照这样的解释，用历史学家罗曼·托佩尔的话来说，希特勒只是把反犹太主义立场“当作现实政治环境中稳操胜券的一种筹码”。22不过这是后话。

1913年5月，希特勒在奥地利首都经历过五年艰苦卓绝的岁月，在他24岁生日收到一小笔遗产之后，他离开维也纳前往慕尼黑。希特勒要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梦想，生活在四周尽是高大的标志性建筑，到处洋溢着艺术创造精神的纯粹的德国环境中。他声称自己对慕尼黑的爱恋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23“（一战）以前那段时光是我的生命中最快乐最满足的时期。”24希特勒后来声称前往德国“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因为他不喜欢那个奥匈居民混杂的国家。但是动身前往慕尼黑对于希特勒而言，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当时他要千方百计摆脱奥地利当局，因为后者要求他从军服役。如果是那样，他就要在军队中服役三年，接着在预备部队干七年，然后还得在国民卫队再干上两年。

希特勒把慕尼黑当成了自己余生中真正的家乡。但是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希特勒再次面临着没有正式工作的困境。他重新拿起画笔画一些明信片和旅游景点风景画，再拿到大街上和慕尼黑喧闹的啤酒馆里出售。他再次居住在简陋廉价的转租房间里，又成了生活无望、事业无门的潦倒之人。后来，希特勒的运气甚至变得更糟。1914年1月，奥地利征兵委员会抓住了希特勒，要求他在林茨参军服役。甚至他还被拘留了一个晚上。希特勒一边求情，一边写信，企图逃避兵役。最后，他准备越过奥地利边界去萨尔茨堡报到。在那里使他如释重负的是：他体检不合格。当时这位面色苍白、身材矮小的阿道夫·希特勒，未来的战争制造者与大屠杀元凶，被当众宣布为“体质太弱”不适合当军医，也不适合扛枪打仗。25希特勒在其个人成长的岁月里经常遇到类似的事情。这一回又侥幸逃脱了可能使他终生默默无闻、无人惧怕的平庸命运。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另一次参军机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改变了希特勒的生活轨迹。1914年7月，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大街上，奥匈帝国王储弗朗兹·费迪南大公遇刺身亡，拉开了战争序幕。261914年8月，希特勒似乎也出现在慕尼黑音乐厅广场上，加入了那些对战争表现出狂热之情的数千名市民人群。他那张愉快的面孔在现场拍摄的一张聚众照片上被辨认出来。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张照片上的希特勒面孔事后经过伪造处理，意在为政治宣传制造舆论。27总而言之，希特勒同数百万德国年轻人一起参军入伍，摆脱了身无分文的漂泊者生活，开始了军人生涯。希特勒的入伍过程多花费了一天时间，因为作为一名奥地利人他需要得到巴伐利亚王室的同意才能应征入伍。据希特勒自己说，他给国王写了一封信，在24小时之内收到了明确答复。“国王陛下内阁府办事效率高。”希特勒这样说道。28关于这件轶事也有人持怀疑态度。但是无论怎样，希特勒很快应征入伍，在巴伐利亚军队服役，成为当时准备参战的德国武装部队的一名军人。这一次没有人认为他不适合当兵打仗。希特勒的生活再一次被一个事件、一封书信所改变，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希特勒。”历史学家伊恩·克肖这样写道。29

希特勒成了巴伐利亚第十六预备队步兵团的一名徒步传令兵，在西线战场的泥泞战壕里度过了四年艰苦岁月。他的任务是把上级命令从指挥部传送到前线。他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其中包括在比利时的伊普尔和法国的马恩肖的残酷战斗。在战壕和指挥部之间来回奔跑穿梭是一项极为危险的战地任务，中间可在后方指挥部放松歇息片刻（前线士兵辱骂传令兵是“后方来的猪”）。希特勒利用放松歇息的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据他自己说，他在背包里放了一本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别人经常看到他在仔细阅读历史书籍，或者背记历史事件日期。30他偶尔还以附近的农舍为题材画一些素描。据中士马克斯·阿曼（此人后来成了希特勒的出版商）透露，有些传令兵战友称他为“艺术家”。但是也有人认为他有些笨手笨脚。有位战友开玩笑说，希特勒在食品罐头工厂里也会被饿死，因为在传令兵中只有他不知道怎样用刺刀打开一罐军用食品。31一些战地照片显示，希特勒当年是一位相貌英俊、不苟言笑的年轻人，留着两撇有时向上捻着的八字大胡须，并不像查理·卓别林在电影里表现的那种短粗浓密、容易招人嘲笑的小黑胡。32但是，正如历史学家托马斯·韦伯指出的那样，在现存的全部六张战时集体照中，希特勒不是站在，就是坐在众人边缘——这正是他心目中自己作为局外人地位的形象写照。除了一只跳进战壕里追捕老鼠时被他捉住收养的宠物狗（名叫福克斯尔）以外，希特勒几乎没有亲密战友。33有些士兵称他为“孤独者”、“怪人”，因为他收发的邮件非常少。“没有任何人愿意给他邮寄表示关心慰问的包裹。”阿曼这样说道。34

但是在众人眼里，希特勒是一名作战勇敢、尽职尽责的士兵。他两次负伤，先后获得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尽管如此，他的军衔从未高过上等兵。据一位战友称，这是因为他不想离开通信传令部门这个小天地；还因为他并没有表现出一位军士应该具有的领导能力。35［早期有一场战斗损失惨重。战后许多士兵的军衔都得到了晋升。希特勒被授予Gefreiter（二等兵）军衔。但是Gefreiter这个军衔几十年来被错译成“下士”，实际上Gefreiter这个军衔并不包括“下士”那样的军士所承担的任何指挥责任，它只是由列兵晋升到上等兵这样一个军衔，同美军的情况一样。］36

据陆军史料记载，二等兵希特勒曾因中了英军释放的介子毒气，于1918年10月至11月在战争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住进陆军医院治疗。希特勒后来说，他当时患上了临时失明症，可是当德国投降的消息传到医院，他却大喊大叫起来（“我母亲去世后，那是我第一次大喊大叫”37）。“一切都白费了！”他怒吼道。38难以置信的是，希特勒还声称当他仍旧躺在病床上，对造成战败损失的“那帮卑劣罪犯”满怀刻骨仇恨时，他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政治家”。39尽管一些历史学家表示怀疑，但是上述说法美妙动听，后来又成为希特勒精心打造的领导者传奇的佐证轶事。1918年11月末，希特勒最后又回到慕尼黑，仍然在军队中，仍然没有明确目标。40他既无军外工作，又无可以推销自己的技能。他甚至连冒充的艺术家或明信片素描画家都不是。希特勒决定继续留在军队安稳的怀抱中。那是18岁以来他所知道的唯一可靠的家，一个保证他有饭吃、有房住的地方，而其他数百万士兵均已遣散复员。他滞留在兵营中，在主要的火车站担任警卫任务，在位于奥地利边境附近那座人员迅速减少的特劳恩施泰因战俘营地执行过临时任务。希特勒回到慕尼黑驻防地后，于1919年春季被选为“士兵委员会”候补代表。从理论上讲，这个委员会在巴伐利亚进行短暂残酷的苏维埃共和国实验期间接管了希特勒所在的通信传令部门。1919年6月，希特勒原本闲散的日子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次变化又是由外部运气而非主观信念所促成。几乎无所事事的二等兵希特勒被新成立的情报与宣传部门指挥官卡尔·麦尔上尉招至门下，成为一名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和陆军内部间谍。上级之所以成立麦尔领导的情报与宣传部门，是因为陆军高层担心在战后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病毒”会在士兵当中传播扩散。陆军——那时已被称为德国国防军，希望“防止士兵们接受革命思想”。41

为使新招募的特工人员有能力执行攻击马克思主义、在陆军中宣扬德国民族主义的任务，麦尔上尉将希特勒和其他几名士兵送到慕尼黑大学，学习为期一周的历史与政治课程培训。42其中一位大学教员名叫戈特弗里德·弗德尔，自诩为经济学专家，他所讲的那套理论深深吸引了希特勒。他把德国的不幸归咎于“贪婪的资本”——那是“犹太人金融资本”的代称。他谴责“资本奴隶制”，声称德国已经沦为国际（犹太人）“股票市场资本主义”的奴隶。这种观点对希特勒的平民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立场很有影响。另一位教员是保守派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教授，他在课后注意到希特勒以刺耳的嗓音十分活跃地给其他学员宣讲着学习内容。米勒对麦尔说：希特勒有演讲才能。43

希特勒非凡的演说天赋很快就以吸引人的生动方式显现出来，还引发了希特勒所说的改变他一生的顿悟。如果真的是这样——大多数历史学家深信不疑——那一刻便将一位没有明确人生目标的一战老兵从军人转变成崭露头角的演讲家；那一刻便使希特勒看到了自己未来的职业前景；那一刻也造就了政治家阿道夫·希特勒。

1919年8月，就在希特勒结束慕尼黑大学历史与政治课程培训班学习之后两个月，一次特殊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希特勒同其他几名毕业学员一起被派到离慕尼黑40英里的一个国防军兵营（当时被称为莱希费尔德兵营），向那里的官兵宣传灌输民族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思想。他们为那里的官兵举办了五天题为“公民权利与义务教育”的讲座。希特勒积极投身这项任务当中，并同主讲官一道承担了大部分宣讲任务。他宣讲的题目涉及德国被指控的战争罪责，“社会、经济与政治的热点话题”等方面内容。他在宣讲过程中体现出了十足的反犹太主义立场。“我把部队官兵都变成了民族主义者”，他后来这样写道。44他宣讲起来富有激情，再加上他对历史知识的概括掌握（即便是自学来的，有些肤浅），使他一时名声大噪。“希特勒先生是一位，请允许我这样说，天生受人欢迎的演讲家。”有位士兵在培训班结束时这样评价道，“他对政治信仰表现出的狂热投入，他的大众化演讲风格……很能抓住听众，让他们配合默契。”另一位士兵表示，希特勒是“一位精神饱满的优秀演讲家。……有一次，上课时间很长，没能按时结束。他问我们他是应该停下来，还是同意他接着把其余内容讲完。大家立刻表示同意。”45在莱希费尔德兵营，希特勒成了明星。

就连希特勒本人也对自己的能力与获得的成功感到意外。他一贯喜爱发号施令，坚持宣称当年在奥地利成长时，他指挥着同小伙伴的所有儿童游戏。“当年我是个小头目，一开始在学校表现非常好，但是我有些难以管教。”他回忆道。46他少年时期的朋友奥古斯特·库比泽克说，希特勒讲起话来喋喋不休，跟别人谈话时经常表现得盛气凌人。据库比泽克回忆，希特勒“喜欢讲话，讲起来没完没了”，但是同他谈话时，特别是在他们看过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以后，从来都是希特勒一个人在讲话。47当年那位跑步送信传令的小兵希特勒从未想到这些个性特点可以转变成一笔职业财富。而眼下在莱希费尔德兵营，希特勒认识到了他对别人的影响力。他发现了自己的个人特点——那就是自己的嗓音，这后来成为他政治生命中的一种可谓决定性的力量。“我能够演讲！”他这样写道，仿佛在描述天堂圣城的朝觐经历。虽然他声称早年凭直觉就知道自己有演讲才能，但是并不清楚其内在的价值。现在他认识到那是他可以说服影响别人的能力。在喧闹的慕尼黑政坛上，他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现在，他就要一鸣惊人，终成大器。48

一个月后，另一次侥幸巧合经历使希特勒在找到自己称心职业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麦尔上尉委派希特勒执行一项新的陆军特工任务：前去监视刚成立不久的一个政治团体——德国工人党。这个小小的“党派”在狂热的右翼富有组织——“极北之地”（Thule Society）的鼓励下建立起来。但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只拥有少数成员的讨论小组。它的早期领导者是对现实不满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铁路机工安东·德雷克斯勒^49，以及在政治上表现活跃的体育新闻记者卡尔·哈勒。

9月里的一个夜晚，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老城区一个不起眼的酒吧举行聚会，只吸引了80多名与会者到场。50当时在执行小间谍秘密任务（身着便服，而不是国防军军服）的希特勒对德国工人党形成的最初印象是：“既不好，也不坏，它只不过是在一个人人都想建立党派的时代成立不久的另一个团体。”51在聚会就要结束时，其中一个与会者站起来发表意见，表示支持巴伐利亚从德国联邦中分裂出去。闻听此言，希特勒禁不住怒火中烧。就像在未来的日子里经常表现的那样，当时希特勒鲁莽冲动的本能又占了上风。他把需要隐瞒真实身份的密探角色忘到九霄云外，立刻成为一位充满激情的舌辩之士。希特勒一展尖酸刻薄的语言风格，快速道出了自己的思想观点，猛烈抨击分裂主义，坚决捍卫德国和奥地利统一的大德国概念。他干脆利落地把另一个人的观点批得体无完肤。据他自己说，他将那个可怜的家伙像落汤鸡似的赶出了会场。52

希特勒不仅证明他可以富有激情地发表演讲，而且还表明他可以成为一位反应机敏、蛊惑民心的政治领导人。53他那副平平的相貌，谦逊的姿态，再加上极为苍白的皮肤和许多人记忆中那双“炯炯有神”、目光锐利的蓝眼睛，均为他满怀激情表达出的思想观点增添了非同一般的强烈感染力。54不管怎样，德国工人党的共同创始人德雷克斯勒被深深打动了。他随后紧紧抓住希特勒，把他自己写的一本40页宣言《我的政治觉醒》塞给了希特勒。德雷克斯勒邀请希特勒再回来看一看，并对另一位与会者说道：“那个人浑身上下都是嘴，我们真的可以好好利用他！”

就在那天晚上希特勒在酒吧里唇枪舌剑与对手进行一番理论之后，形势发展得非常快。第二天清晨，兵营里有些老鼠不停弄出一些响动，闹得希特勒无法再睡下去。于是，他在无事可做的情况下开始阅读德雷克斯勒送给他的那本小册子。那篇有些拖沓的文章从反犹太主义立场出发，谴责犹太人对德国人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猛烈抨击“大资本”，主张消除工人与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的阶级差别。作者的以上论点立即引起希特勒的共鸣。他后来回忆说，在阅读过程中“我看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前景再次生动地展现在眼前”55。但是，就在希特勒尚未来得及决定是否接受德雷克斯勒希望他回去看一看的邀请时，他收到了一张明信片，通知说他已经是德国工人党成员了。56希特勒随后用两天时间“痛苦地”思索着他所说的那个“可笑的”小俱乐部，然后再决定是否接其党员身份。“这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定”，希特勒后来写道，“现在已无回头路可走了。”就这样，希特勒终于有了党派依属身份，有了演讲平台，有了自己的政治基地。几年之后，他又将其打造成了20世纪欧洲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谈到派希特勒首次出席本党会议时，麦尔上尉后来有些沾沾自喜地声称他是希特勒的精神教父，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其实在精神方面扮演着启发激励希特勒的角色者另有其人。他就是生活清苦，享有很高声望的知识分子迪特里希·埃卡特。希特勒通过德国工人党遇到了埃卡特，他后来对希特勒产生了深刻影响。埃卡特被视为德国工人党独一无二的智囊人物，是一位放荡不羁的诗人，有时兼做新闻记者。他曾经翻译过亨利克·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并将其搬上舞台，一时名利双收。埃卡特是一位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出版一种反犹周刊，名为《浅易德语周刊》（Auf Gut Deutsch）。埃卡特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高额头，完全秃顶，在慕尼黑文学艺术家聚居地施瓦滨区的咖啡馆文化圈中堪称一位崭露头角的人物。尽管他酗酒、吸食吗啡（这使他55岁过早去世），却仍然被奉为反犹太种族主义运动的引路圣人。有一次他在谈到德国工人党这个刚成立的政治党派时说：“我们需要一位听到机关枪的‘嗒嗒’射击声还能面不改色的领导人。……最好是一位具有演讲鼓动能力的工人……当有人抡起椅子向他砸去时，他也不会退缩逃跑。他必须是一位单身汉，这样我们就可以赢得妇女的支持！”57以上这段话似乎描述的正是从前当过勇敢的跑步传令兵，而后来又对政治发生兴趣的希特勒，各项条件几乎样样不差。埃卡特终于认为他苦苦寻找的那个人正是希特勒。

希特勒本人后来常说，埃卡特很快成为其思想发展道路上的“北极星”，确立了他的反犹太主义信念，将他引荐给慕尼黑的波希米亚式自由社交圈和上流社会社交圈。埃卡特带着希特勒这位崭露头角的政治家第一次乘飞机飞往柏林，并将这位未来的独裁者引荐给社会名流，其中就有大名鼎鼎、腰缠万贯的钢琴生产商埃德温·贝希施泰因。贝希施泰因后来成为一位热情的资金赞助者。更重要的是把希特勒引荐给了他的太太海伦娜。当希特勒被关进兰茨贝格监狱时，她经常亲自去探望他（“真希望他是我的儿子。”她曾经这样说道）。58她还送给希特勒一个用皮革做成的打狗鞭子。希特勒一共从女性崇拜者那里收到三个这样的打狗皮鞭。每当他在慕尼黑市内到处走动，手里就拿着一个这样的皮鞭。

希特勒刚刚参与党派政治活动时，还遇到另一个机会，可以通过白纸黑字来展示自己新发现的雄辩鼓动之才。1919年9月，麦尔上尉收到了一封由阿道夫·杰姆里希写来的书信。此人也曾是慕尼黑大学历史与政治课程培训班的一名学员。他要求麦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给予更多的指导。麦尔将那封书信转交给希特勒（当时他还是陆军二等兵），指示他负责回信答复。

希特勒在接近1000个词的回信中写进了不少内容。他第一次用书面语言的形式表述自己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立场，阐明了一些重要观点。后来这些观点奠定了他那些反犹太主义政策的基础，其影响贯穿在他政治生涯各个时期，从平步青云，到大权独揽，再到建立第三帝国，实施大屠杀，直至1945年他在柏林秘密地堡里自杀前写完最后的《政治自白书》。

希特勒在回信中表述了一些在欧洲广泛流行的反犹太主义陈词滥调，尤其是巴伐利亚流行的种族主义思想。同时他的思想观点还带有逻辑分析特色和极端主义特点，这使他写给杰姆里希的回信与众不同。希特勒反对“带有感情色彩的反犹太主义立场”，因为他表示那样的立场是纯粹的个人情绪化立场，只能导致集体迫害，因此在政治上毫无意义。他选择的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理性的反犹太主义立场”，这种立场可以在制定政策上发挥作用。他声称，犹太教不是一种宗教，只是种族立场。犹太种族就好像生活在大多数种族文化机体上的一个蚂蟥，因为犹太种族的整个存在理由就是“围着小金牛跳舞”，为的是积累财富。他断言，魏玛共和国的领导人完全受制于犹太人的金钱；正是犹太人出资赞助针对反犹太主义运动（意指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党派）的不义之战。“犹太人的力量就是金钱的力量。这种力量以利息的形式在他们手里不断增长，迫使其他民族背上极为危险的枷锁。”在体现其早期将犹太人比喻为疾病和寄生虫这一倾向的书面文件中，希特勒曾经把犹太教说成是“种族肺结核”。他写道，对于这种威胁所做出的理性反应必定是“展开全面的合法斗争，取消犹太人的特权”。

希特勒在那封长信中继续写道，德国需要一次“复兴”，但是不负责的新闻界（指犹太人控制的报刊）使德国无法向前迈进一步。他断言，只有通过“领袖人物”的坚定努力，德国才能再次觉醒。由此可见他心中怀有的救世主情结。他对“犹太人问题”提出的简单解决方案令人胆寒地预示着20多年后陆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反犹太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完全彻底地消灭一切犹太人。”

通过其恶毒用心以及直言不讳的残酷措施，同时也可以从那封写给杰姆里希的书信中清楚地看出，到1919年末，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立场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甚至在希特勒登上官方政治舞台之前，那封书信也明确地反映出，一旦大权在握，希特勒会认真考虑实行的种种激进措施。现在希特勒已经30岁，正准备展开对高层权力的不懈追求。

第二章

特权集团

“从现在起，我要独自走自己的路。”

——阿道夫·希特勒，1922^1

“我演讲时必须要有一大群听众，”希特勒有一次对朋友这样说，“因为在都是好友的小圈子里，我从来不知道该谈些什么。“1919年10月的一个夜晚，他作为德国工人党的演讲者初次亮相，到场人数只有100人，但是他们却足以激发希特勒的雄辩之才。尽管希特勒当时不是最具吸引力的人物，但是在那个秋季夜晚，他慷慨陈词，激情似火，极大地提高了募捐活动的效果，巩固了他作为党内宣传人员的地位。从现在起，他要鼓动演讲，宣传造势。用他自己喜欢的话来说，他要成为“运动”的“鼓手”。当时希特勒还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股政治力量的领导人，只把自己视为摇旗呐喊、替别人招买兵马的小人物，为将来出现的党内铁腕人物、德国独裁者争取民众的支持，扩大影响。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当那位独裁者出现时，向他交出一支忠心效力的队伍。”2

1920年2月，希特勒作为一名严肃的大众蛊惑演讲者正式登场亮相。地点是慕尼黑赫赫有名的皇家啤酒馆。后来他在自己所写的那本矫揉造作的宣言式著作《我的奋斗》里，把那次亮相演讲赞颂为史诗般的英雄时刻。然而，其实际情形反倒有点平淡无奇。那次聚会的中心人物是另一位演讲者。在德国工人党的传单上甚至连希特勒的名字也没有。不过希特勒虽然是一位后备演讲者，却使大约2000名听众兴致高涨，群情振奋。即使在陈述该党那个高谈阔论又平庸乏味的二十五点纲领时，希特勒同样博得了支持者的欢呼喝彩，也引起了数百名社会党对手们的嘲笑奚落。后者专门为演讲而来，将此次聚会变成了激烈的政治集会。人们站在桌椅上互相大声指责。3在纳粹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差点爆发冲突之后，听众们离开了啤酒馆，在大街上继续高声辩论，谈论着希特勒和那次演讲，谈论着各种问题。一伙表示反抗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唱起了左翼歌曲——《国际歌》。希特勒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德国工人党引起了公众关注。“无论他们嘲笑，还是谩骂，这都无所谓，”他后来写道，“关键是他们提到了我们。”

听众越多，希特勒现场发挥就越好。他发现自己有能力同民众打成一片，有能力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一个伟大的演讲家能够与广大听众情感相通；他能够感觉到哪些话可以说到他们的心坎里，”希特勒这样写道，“他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是否被说服了。”4广大听众的热情关注和过分赞扬使希特勒大受鼓舞。这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后来深深影响了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有时“我面对着2000名听众发表演讲，其中就有1800人用敌人的眼睛看着我，”希特勒回忆说，“三个小时以后，我看到听众越聚越多，他们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因为他们被希特勒描述的政治恶行深深地激怒了。5虽说希特勒在文过饰非、夸张造势方面功夫一流，但是有关他成功发表长篇演讲的报道至少使上述说法具有一定可信性。

就在皇家啤酒馆举行那场极为重要的盛大集会之前，德国工人党内部对于预定这样大型集会场地是否明智曾经展开过激烈争论。该党创建者之一哈勒担心届时会有一半的座位空闲，整个活动看起来可能会失败。希特勒认为情况正好相反，事实证明他说对了。在希特勒那次演讲大获成功之后，德国工人党对于在大型场所举行群众聚会不再回避退缩。无论希特勒在哪里现身，他都是重要演讲者。他的大名只要出现在宣传海报上必定意味着群情激昂，甚至还有可能引发冲突。他屡次回到皇家啤酒馆，经常吸引到大批听众。1920年秋季，希特勒对着满场听众发表狂热演讲《为什么我们是反犹太主义者？》，被现场2000多名听众的喝彩欢呼声打断了50多次。6

在扮演“鼓手”角色期间，希特勒还不是德国工人党领导层。但是形势很快变得非常明朗：宣传鼓劲是该党的活动重心。德国工人党不参与竞选，不推出候选人，在任何委员会或官方机构没有自己的成员代表。它只是宣传造势，吸引大众，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而希特勒是该党头牌宣传鼓动名嘴。

随着希特勒吉星高照，卡尔·哈勒变得黯然失色。希特勒这位后来居上者大获成功之处正是哈勒的失意短板所在。因此哈勒大受刺激，退出了德国工人党领导班底。在希特勒的倡导建议下，德国工人党的名称扩展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语缩写为NSDAP.希特勒在该党原来的名称上加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语，旨在超越最初仅仅针对工人阶级的建党宗旨，希望引起更多阶层的共鸣。他力图从民族主义角度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内涵，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际概念。他不接受共产党人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希望树立全国性的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观念，捍卫私有财产，猛烈抨击“垄断资本”（经常被作为替罪羊）所造成的各种破坏性后果。在希特勒心目中，“国家（的）”与“社会（的）”是两个相同的公有社会概念。希特勒解释说：“‘国家’首先意味着在行动中体现出对（德国）人民的无限热爱。……‘社会’意味着……每个人都要为社会利益而效力，时刻可以为它献出生命。”7

哈勒辞职后，只有另外一位本党创始人德雷克斯勒横在希特勒与纳粹党最高领导的职位中间。在哈勒离开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希特勒终于坐在了那个位置上，尽管不无装腔作势与逢场作戏之举。希特勒非常反对同另外一个党派合并，在1921年7月他愤然离开领导层会议的会场，并在三天后提交了一份辞呈。德雷克斯勒和党内其他领导人在震惊之余意识到，他们要失去的不仅仅是本党最具吸引力的人物，而且还有他们的摇钱树。纳粹党大规模集会上的明星与吸引民众捐款捐物的重量级人物眼看就要脱离本党。仿佛为了更加高调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希特勒以自己的名义单独采取行动，几天之内在慕尼黑最大的室内场地——克朗马戏院，吸引了6000名热情听众。

希特勒的最后一张牌果然奏效。一周后，德雷克斯勒与本党其他领导人恳求希特勒重新回到纳粹党，对他让步，满足他“拥有独裁权力”，实行一人领导全党体制的极端要求。希特勒发动了一次内部政变，大获全胜。上述决定也标志着该党迈向元首制的一次战略性转变。这种原封不动的领导制度后来一直在纳粹党内部以及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的纳粹德国贯彻实施。在这种领导体制下，元首讲过的话被视为第一重要，不可改变，绝对可靠。这样便消除了任何内部民主权力或集体负责的可能性。各种建议和提案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讨论或争论，而是经常直接反映给希特勒，回馈之后便是定论，不可更改。发生在1921年夏季的这次权力交替标志着希特勒开始把纳粹党改造为元首党——元首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的党。这也是迈向希特勒个人崇拜的第一步。单身未婚，专心致志，执着不移，胸怀自己的使命感，希特勒除了政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

希特勒的领导才能主要体现在宣传鼓动方面，这方面的有关决策非常谨慎，极为出色。但是作为一位管理者，他表现得非常糟糕，随心所欲地在市内到处走动，经常忘记同别人的约会。闲暇时，他去自己喜爱的咖啡馆，喝两杯，或者到他新近收购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原名《慕尼黑观察家报》，希特勒收购后改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编辑部看一看。希特勒“精力充沛，好像火山一样存储着巨大能量，你永远不可能不让他出现在大街上”，一位密友这样回忆说。8希特勒在他居住的简朴公寓里起得较晚，经常在上午11点一边剃须或一边往早餐面包上涂黄油，一边召开当天的第一次会议。“大家从来都站着研究问题，”早期纳粹党成员赫尔曼·埃塞尔回忆道，他后来成为《人民观察家报》的总编，“他从来不给客人端上咖啡或茶水。他用一把刀剃须，后来有钱了，买了一个单面刀片专用剃须刀。他在剃须时总是割破皮肤，有时到了晚上还在流血。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9

希特勒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他的思想观点不仅仅对那些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工人阶级具有号召力，而且对于那些比蓝领工人高出一格，却担心自己地位下滑的小资产阶级民众也特别具有吸引力。此外，希特勒对于富有的保守人士，尤其是那些被一名观察者称为疯狂的“大街上的高等公民”的反犹太主义者也具有吸引力。10

除了演说平台和他掌控的党报之外，希特勒还着手打造一个真正的政治团体所拥有的其他重要外在标志。凭借对大众心理和激动人心的象征之物的精准把握，希特勒打造出以纳粹万字符、海量的旗帜和纳粹党制服为基础的本党标志性身份象征。万字符起初借鉴于印度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数百年来被各种宗教及其教派使用过。后来它又被极端日耳曼民族主义组织极北之地等种族主义团体改用为日耳曼民族至高无上的象征。经过仔细审察各种纸质草稿之后，希特勒亲自选定了纳粹党旗的三种颜色：红底色，白圆圈，正中央斜立着一个极为简洁的黑色万字符。同当时流行的各种复杂装饰的万字符相比，希特勒选择的极为简洁大胆的万字符图案无疑是广告天才的神来之笔。纳粹党旗具有强烈的号令装饰效果，即使在远处也易于辨认，必要时还能使人心生畏惧。希特勒这样解释他的选择结果：“红色代表作为纳粹运动基础的社会公正思想；白色代表民族主义信念；万字符象征着赋予我们的使命——为雅利安人的胜利而奋斗。”11另外，红底色也是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一种狡诈挑衅，因为他们认为红色归他们所有。希特勒认为，通过误导一些左翼人士走进用鲜红颜色广而告之的集会会场，纳粹党人就能够“摧毁他们的立场，进而同这些人士展开对话”。12

如同大多数活动在慕尼黑市的政治团体一样——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纳粹也建立了自己的“会场保卫组织”，其成员都是一些携带武器的粗野之人，在啤酒馆里既可以挑起，又可以阻止同竞争者或其他捣乱分子的争斗。这个武装保卫组织最初被称为纳粹党的“运动体操队”（Sport and Gymnastics Section），后来几经更改变成了冲锋队（Sturmabteilung），德语缩写为SA.1921年9月，在希特勒的参与领导下，冲锋队员戴着指节铜套，手持橡皮警棍，毫不含糊地展示自己的风采。他们袭击了一个名为巴伐利亚联盟的分裂主义团体会场，将其领导人奥托·巴勒斯蒂特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后来控告了希特勒，使希特勒因扰乱治安罪被判处监禁三个月，并于1922年夏季服刑一个月（然后便被假释）。

在建立冲锋队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征召一些不修边幅的人”，希特勒在描述一伙可以干卑鄙勾当的粗野之徒时这样说。有一位历史学家写道，由于一战结束后德国军队被迅速遣散，而且同一时期肆意抢掠的民兵组织发展较快，因此在战后这种“好勇斗狠，凶悍强硬”的社会亚文化人群中不难征召到上面提到的冲锋队新兵。13希特勒所说的这些“快活的无赖”将在一年多后发生的武装暴动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14那时，负责指挥他们行动的人物是纳粹党的一位新成员：赫尔曼·戈林上尉。

在1923年发动武装暴动之前，希特勒在那些年里一直不断地扩充实力，吸纳支持者，攀附权贵，以及招募啤酒馆里的一些彪形大汉；这些人后来分别成为希特勒手下的核心成员、个人随从和参加武装暴动的同伙。赫尔曼·戈林便是其中的一位核心成员。戈林曾是一战时期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击落过22架敌机，获得德国最高奖章“功勋奖章”。战后他在丹麦和瑞典干了几年私人飞行员和特技表演飞行员，然后返回德国，一直在寻找新的冒险机会。虽然后来被慕尼黑大学录取，但是爱好奢华、生活上大手大脚的戈林却对政治更感兴趣。他认为自己能在这方面出人头地，引人注目。对慕尼黑政界多次考察掂量之后，戈林最终选择了纳粹党。这倒不是因为该党纲领和政治立场对他有多大吸引力，而是因为他觉得，在一个小党内部他可以成为位高权重的人物。历史证明，这一步他走对了。

那一天，当爱好冒险的戈林走进失修的纳粹总部并当即表示尽心效力时，希特勒满心欢喜。没过多久，希特勒就让戈林负责领导不断壮大却又组织混乱的冲锋队。这位从前的德国飞行员很快把冲锋队打造成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武装力量。

也曾经是一战时期飞行员的另一位慕尼黑大学学生鲁道夫·赫斯已经看出了希特勒的意图。赫斯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市一个富裕的德国商人家庭。他深受以地缘政治理论而闻名的卡尔·豪斯霍费尔教授的影响。希特勒则通过赫斯的介绍，将豪斯霍费尔的受众融入他所制定的生存空间政策当中，为二战时间入侵俄罗斯提供借口。15赫斯相貌英俊帅气，但喜怒无常（“我是一个怪人，性格复杂多变”，他在寄给未婚妻的信中这样写道），是极北之地成员。另一位成员将极北之地描述为富有的“知识分子俱乐部，专门研究日耳曼人历史”。16在纳粹党内，赫斯的角色是希特勒的私人助理与秘书——这个角色后来使他成为希特勒在狱中最亲密的伙伴，再后来又使他成为纳粹党副元首。赫斯在慕尼黑大学读书时荒废学业，经常守候在纳粹党总部门外，千方百计地要使那位难以捉摸、行踪不定的纳粹领导人按着预定的时间出行。

希特勒的智囊团还包括马克斯·阿曼。此人是位退役军人，一战期间曾是二等兵希特勒在西线的中士指挥官。阿曼是位“粗人”，喜欢在啤酒馆里打架斗殴，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全权代理出版权威。希特勒任命他为《人民观察家报》业务经理和自己的著作出版人。《我的奋斗》一书让他们两人赚取了数百万马克。阿曼还担任第三帝国时期控制新闻界的铁腕强硬机构帝国新闻协会会长。

迪特里希·埃卡特是剧本《培尔·金特》的译者，做过希特勒的顾问，很懂得从各方面享受生活。除他以外，还有好几位才华出众的人士被吸引到希特勒这位激情似火的年轻演讲家身边，参加了他所领导的不断发展的政治运动。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是爱沙尼亚裔德国人，接受过俄罗斯教育，自视文采过人，后来成为纳粹党信徒，担任《人民观察家报》主编。希特勒读过罗森堡所写的反犹太主义论文《犹太人的历史足迹》，并深受其影响。那位秃顶、表情严肃的马克斯·埃尔温·冯·舒伯纳-里希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波罗的海沿岸文化背景的德国人。他为希特勒身边那一伙粗鲁浅陋的干将们增添了一丝温文雅致特色，既使希特勒多了一位谋士，又通过俄罗斯富有的境外移居者们的人脉关系为希特勒增加了资金来源的渠道。罗森堡和舒伯纳-里希特对希特勒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越发坚定地认为“有一伙犹太文学家”——比如列夫·托洛斯基和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是屠杀俄罗斯“三千万”共产主义受难者的幕后推手。希特勒反犹太主义立场越来越倚重于对俄罗斯恐怖案的反复揭露，倚重于阅读那本充满恶语毁谤的伪书《犹太人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有可能是罗森堡赠送给他的）。“那些血腥的犹太人用断头台替代了议会，造成了知识分子，最后还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灭顶之灾。”希特勒总喜欢这样说。17后来罗森堡在制定第三帝国非常严酷的种族法律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希特勒的个人喜好，正如他在政治上热衷于说服打动广大民众而非精英阶层一样，常常倾向于社会下层。希特勒在业余时间里参加慕尼黑市内各处的咖啡馆聚会时，经常带着他那位从前当过屠户的贴身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还有克里斯蒂安·韦伯，此人身体超重，以前做过酒吧保镖和马贩子。18有时为希特勒当司机，经常陪着他逛咖啡馆的那个伙伴皮肤浅黑，英俊帅气，名叫埃米尔·莫里斯，原来是德国北部的一位钟表匠（后来发现他有犹太血统，被从希特勒的核心集团中清理出去）。摄影师海恩里希·霍夫曼早就看出希特勒可以成为一座供他挖掘的金矿，于是便加入了希特勒的纳粹党。人们可以看到这帮快活的同党经常与不同的伙伴一起出现，主要地点是画廊大街皇家花园附近高雅的海克咖啡馆和市中心古老的诺玛雅咖啡馆（星期一夜晚这家咖啡馆为希特勒预留一个专用咖啡桌）。有时他们出现在舍林大街上离《人民观察家报》驻地只有几个街区的一家名叫“巴伐利亚酒馆”的意大利小酒馆里，那里也提供一些阿尔卑斯风味的菜肴。凡是对希特勒这伙同党观察过的人都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希特勒几乎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在高谈阔论。

希特勒身边的心腹成员中有一位来得较晚，但地位却很重要的人物——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他的父亲是一位德裔美国艺术图书出版商。他本人在哈佛大学读过书，由于身材高大（6英尺4英寸，193cm），下巴突出，一副儒雅派头，因而显得鹤立鸡群，与众不同。汉夫施丹格尔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绰号“普希”（Putzi，意思是“小男孩”）。1922年11月，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一位老朋友——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他亲自去听一次希特勒本人发表的演讲。史密斯当时是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副武官，去过慕尼黑，亲自会见过希特勒。每当有人提出一个简单问题，纳粹领导人希特勒都能针对问题发表一番完整的演讲，对此这位年轻的武官非常佩服，“就好像按下了留声机的开关一样”19。史密斯想要汉夫施丹格尔自己体验一下在现场听希特勒演讲是什么感觉。汉夫施丹格尔亲自听了一次希特勒的现场演讲，结果被深深地震撼了，他将那次演讲称为“大师级的表演，其中运用的各种暗讽和反讽手法在我听过的演讲中是无与伦比的”。在那次演讲之后，汉夫施丹格尔把自己介绍给希特勒，他们两人很快就建立了亲密关系。“你所说的95%我都同意，很想找时间同您探讨一下其余的内容。”汉夫施丹格尔这样说道。“我相信我们不会因剩下的5%内容发生争吵。”希特勒答道。20一开始情况就是这样。

汉夫施丹格尔不久便加入了希特勒的核心集团。由于他既有闲暇时间，又有经济条件，因此成为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主要随行伙伴。汉夫施丹格尔经常同希特勒在一起，所以同大多数人相比，他对于这位纳粹党领导人的清苦生活方式了解更多。他介绍说，希特勒在靠近弯弯曲曲的伊萨尔河的蒂尔斯大街上租了一个很小的房间，“好像一个衣衫褴褛的小职员一样生活在那里”。覆盖着油毡的地板上铺着几块破旧的地毯。但是在希特勒同房东共用的宽敞前厅里摆放着一架立式钢琴，可算是前厅里唯一的亮点。汉夫施丹格尔钢琴弹奏水平高超，有时就在前厅里弹奏一些曲目，对希特勒的个人品位有所了解。“我弹奏了一首巴赫赋格”，汉夫施丹格尔写道。希特勒“略带冷漠地点了点头”。但是当汉夫施丹格尔开始弹奏瓦格纳的乐曲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瓦格纳是希特勒喜爱的音乐大师和政治英雄。“我开始弹奏瓦格纳创作的歌剧《纽伦堡的歌手》的序曲。这回弹对了。这是希特勒喜欢的乐曲，他已把这首乐曲熟记于心，可用口哨外加具有奇特穿透力的颤音效果吹出这首乐曲的每个音符，而且绝不跑调。”毫不奇怪，希特勒对汉夫施丹格尔弹奏的哈佛大学那些历史悠久的战斗歌曲也很感兴趣，禁不住心潮激荡，最后竟连连叫好。21

汉夫施丹格尔同希特勒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位神通广大的出版商后来设法将1000美元借给了纳粹党。在饱受通货膨胀困扰的德国，这可是一笔巨款。《人民观察家报》有关人员用这笔款购买了宽幅轮转式印刷机，因此这份报纸就能够以更宽的幅面、更具吸引力的版式出现在读者面前。22汉夫施丹格尔还把希特勒介绍给上流社会，邀请他共赴晚宴，同潜在的支持者和捐赠者们建立联系，其中便有著名的艺术家族弗里茨·奥古斯特·冯·考尔巴赫家族。23包括希特勒内在的奥地利人特有魅力也随即显现出来。虽然希特勒有时表现得略显笨拙一些（有一次汉夫施丹格尔亲眼看到希特勒往葡萄酒里加糖），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位极受欢迎的人物，尤其受到女士们的欢迎。

除了钢琴生产商的妻子海伦娜·贝希施泰因以外，对希特勒痴迷的女士中还有一位由迪特里希·埃卡特介绍的富有的夫人，名叫爱尔沙·布鲁克曼。她是保守派出版商胡戈·布鲁克曼的妻子，他们在慕尼黑市的纪念碑区拥有一座大型豪宅。爱尔沙·布鲁克曼贵为罗马尼亚公主，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沙龙女主人。若能收到请帖参加她主办的社交晚会，那就是跻身于慕尼黑社交界的象征。希特勒收到过许多这样的请帖，成为她所举办的社交聚会上的稀奇人物。贝希施泰因和布鲁克曼两位女士常常设法将丈夫的现金送给希特勒，有时甚至采取拐弯抹角的方式把财产转到希特勒的名下。一天夜晚在柏林的豪华住宅里，埃德温·贝希施泰因拒绝了希特勒在晚宴中提出的新的捐赠恳求。他说资金短缺。但是正当希特勒告辞时，贝希施泰因的太太赶忙把自己易于变换成现金的一些熠熠闪光的珠宝塞到希特勒手里。后来她又把自己收藏的一些昂贵绘画作品慷慨地赠给了希特勒。希特勒从未公开地与女士有染，直到生命的最后两天依然未婚，但是他对许多女士有着近乎神秘的吸引力。

1922年秋季，有关希特勒政变的传言已经在慕尼黑传得沸沸扬扬（整整一年后，希特勒果然采取了行动）。这次政变传言之所以扩散开来，其原因并非是希特勒本人发表了什么言论，或者采取了什么行动，而是由德国境外发生的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所引发。1922年10月，本尼托·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党突然发动据说是一开始便“向罗马进军”的政变，继而接管了意大利政府。历史学家指出，那次进军只是象征性的，并无多大实际意义，最后以协商接管政府而告终。但是大进军的神话及其生动情景已经深入人心，尤其在德国，深深影响了像希特勒那样的未来革命者。希特勒把墨索里尼的大胆行动视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立即将进军罗马的概念转变成了德国版的向柏林进军。24希特勒梦想着把他身后在巴伐利亚的所有武装力量全都汇聚调动起来——强大的右翼准军事组织，国防军驻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师，再加上军事化的巴伐利亚警察力量，然后发动一场由慕尼黑向柏林的大进军，举行“全国起义”，夺取政权。他将领导一支军事力量和一场伟大的正义事业——他所向往的德国的“复兴”，直奔柏林城门，一路上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希特勒是一位坚定不移的一流宣传鼓动家和极其浪漫的人物。向柏林进军那电影画面般的生动情景强烈地影响并触动着上述两种本能品性。他不仅仅想要推翻魏玛共和国，而且还要大张旗鼓地取而代之——就像墨索里尼接管意大利政府那样。

希特勒也深受凯末尔·帕夏的影响（此人后来被称为土耳其国父）。当年凯末尔·帕夏从安卡拉外省基地成功发动政变，推翻了君士坦丁堡政府。希特勒在自己的政变企图中要把墨索里尼和帕夏的方法结合起来，在外省基地慕尼黑举行起义，主要行动目标直指柏林。

希特勒认为自己有理由对此番冒险出击计划感觉良好。就在墨索里尼大胆起事一周前，希特勒便已发动了一场厚颜无耻的侧翼行动。当时希特勒受邀率领一个小型代表团，以和平方式参加在巴伐利亚北部小城科堡举行的一次民族主义欢庆活动。但是，希特勒率领650名冲锋队员乘专列到达那里，基本上接管了科堡。他的武装部队猛烈袭击了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左派团体，第一次为希特勒赢得了使一座城市摆脱“红色恐怖的解放者”的名声。25那次亲身经历使希特勒忘乎所以，也使他的信心空前高涨。“从现在起，我要独自走自己的路。”26他这样振振有词地宣称道。

尽管希特勒没做任何准备，也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理由认为他随时要主动出击，但他已经明显开始认真考虑要举行包括进军柏林在内的暴动活动。271922年11月，希特勒在一次“讨论晚会”上对追随者们说：“墨索里尼向我们表明，在民族主义积极性的感染激励下，少数人也能干成大事。”此番言论足以使谣言四处扩散，而且随着1923年开始，巴伐利亚当局感到困惑。一旦灌输了进去，采取大胆行动这个念头便在希特勒的心头扎下了根。用一位对手的话说，就此变成了“无法改变的想法”。只要是希特勒心里所想的事情，几乎早晚都要付诸行动。

第三章

不断增加的压力

“如果希特勒沉迷其救世主情结而无法自拔，他会毁了我们所有的人。”

——迪特里希·埃卡特，1923

希特勒最后到年末身陷囹圄那一天——1923年——刚开始时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1月11日法国入侵鲁尔地区，柏林政府开展了灾难性的消极抵抗运动，促使法国部队对当地搞破坏活动的人进行血腥报复。德国渐渐陷入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当中，如临灭顶之灾。第二件大事也发生在1月，纳粹党第一届“全国”党代会预计于1月27日至29日在慕尼黑召开。希特勒同巴伐利亚当局因对大会计划持有不同意见发生了严重对抗冲击。希特勒宣布在一天之内举行12次游行和集会，每次都由他本人亲自发表演说。纳粹党同其他主要敌人——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可能爆发严重冲突，这使得维持社会秩序的军方与警方指挥官们深感震惊。指挥德国国防军第七师（被称为巴伐利亚师）的奥托·冯·洛索将军神情严肃，是一位巴伐利亚人，在普鲁士受过军事训练。同柏林相比，他更忠诚于慕尼黑，同属于普鲁士军官阶层的汉斯·冯·塞瑟尔将军统领着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这是一支师级规模的武装力量，包括步兵和机动部队。除了各政治敌对力量可能展开的街头混战以外，洛索和塞瑟尔最担心的就是希特勒有可能效仿墨索里尼不久前的做法，举行暴动。因此他们禁止希特勒举行12次集会。

这种禁令反而激起了希特勒全部暴烈本能和决一死战的自大狂热心理。在同巴伐利亚当局进行的激烈对抗中，希特勒扬言，如不取消禁令，在军方或警方企图使用武力阻止游行的情况下，他就要“出现在第一排游行队伍中，用身体挡住射过来的第一阵子弹”。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希特勒态度傲慢地补充说：“巴伐利亚政府将在两小时内消失。”1在同慕尼黑警察局长爱德华·诺尔茨会晤后，希特勒怒气冲冲甩袖离去时，又抛出一句具有典型个人特色的浮夸的历史隐喻话语，高声叫道：“让我们在腓立比战场相见吧！”2

在同洛索单独会面时，希特勒要求取消禁令并“郑重承诺”他根本不会举行暴动。3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郑重承诺作为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很受重视。在希特勒做出“郑重承诺”的基础上，洛索、塞瑟尔和警察局长诺尔茨做出了让步。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点权威脸面，他们要求希特勒只举行6次，而不是12次集会；另外还要求希特勒原计划在室外举行的冲锋队队旗的盛大祭旗仪式务必改在克朗马戏院室内举行。希特勒接受了这“半片面包”，然后便毫不在乎地按原计划进行一切活动。他一共举行了12次集会，并在克朗马戏院附近的马斯菲尔德室外阅兵场上检阅了6000名身穿制服的纳粹党成员。当局对希特勒的大胆妄为感到震惊，不过并未进行干预。希特勒面对国家的武装力量依然不屈不挠并能赢得胜利，一时众人皆知。洛索和塞瑟尔做出让步是希特勒在舆论宣传方面取得的重大胜利，这对于那些军人而言则显得有些尴尬。

希特勒的强硬姿态引起了一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泽克特的注意。德国这位职位最高的军人的司令部设在柏林。别看《凡尔赛条约》已将德国军人阶层大幅度裁减，可他仍然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当年《凡尔赛条约》将德国军队限制在10万人以内，军官只有4000名。这样一支军队平叛内乱虽然够用，却无力对邻国开战。部队规模不大，但是泽克特领导下的国防军还是赢得了“国中之国”4的名声。在政治动荡的时刻，随着政府受到来自不安分的准军事组织和叛乱武装的威胁，忧心忡忡的德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曾经问泽克特，国防军到底支持谁。这位不苟言笑，身穿笔挺灰色军装，戴着单片眼镜的将军回答说：“国防军支持我。”总之，泽克特是位手掌兵权的军官。5

1923年3月，泽克特听取别人意见，决定同那位曾使洛索和塞瑟尔大伤脑筋的老兵暴发户亲自见上一面。到达慕尼黑后，这位普鲁士军官一连四个小时耐心地，或者说冷漠地倾听希特勒再次胡言乱语大讲“十一月罪犯”和背信弃义的犹太人，宣称需要由一位伟大人物来接管政府。据当时在场的泽克特副官汉斯-哈拉尔特·冯·泽尔肖上校披露，当年从奥地利高中辍学的希特勒给面前这位德国职位最高的军官讲起了历史，把德国的命运同那些采取断然措施拯救自己的其他国家的命运进行了比较。希特勒振振有词，言语激烈。他对泽克特说：“我们国社党人（National Socialists）一定要把柏林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成员的尸体挂在路灯柱上。我们要让国会在烈焰中化为灰烬。当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时，我们会请您，将军阁下，领导全德国的工人们。”6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可是一个诱人的许诺。然而即使这位老牌的普鲁士将军赞成右翼政府，他也根本不想看到把人吊死在路灯柱上，不想听到那位气焰嚣张的啤酒馆政治家所讲的偏激言论。据泽尔肖透露，泽克特只是简单地回应说：“从今天起，希特勒先生，我们彼此之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后泽克特便动身前往柏林。7

到那时为止，希特勒作为一名抵抗资产阶级政客的强硬人物已经名声在外。按当地标准来衡量，纳粹党成员的数量增长迅猛，仅在1923年便从20000人猛增到55000人。每次在慕尼黑为希特勒的演讲做广告宣传时，墙头海报上总要写上“超大规模集会”这个词语。确实名不虚传。希特勒在演讲上经常预言一些世界大灾难，然后提出中肯的解决方案，这种做法直截了当地打动民众情感。因此希特勒在克朗马戏院里能够吸引6000名听众到场。

这些听众们急于想听到对于他们日益加剧的苦难所做的轻率解释，希特勒也清楚应该把责任推给谁。希特勒指责那些在背后捅刀的平民，特别是犹太人，称他们在1918年“出卖”了那些“前线战士”，使德国输掉了那场战争。他又将当前的德国政府和魏玛共和国宪法斥为非法。左翼共产党人与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顽固不化的君主主义者形成了德国政治中的两个极端阵营。在魏玛共和国众多反对这两个极端政治阵营的人士中，希特勒无疑是反对呼声最高的一位。他高谈两种相近的政治概念：“大首都”和“国际主义者”（意指所有那些提倡社会主义国际兄弟情谊的左翼人士）。他谴责法国和英国，嘲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那些没有实现的“十四点原则”是大骗局。他将战前的德国描绘得一片美好，同眼下的“耻辱与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8他总能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他认为：“政治煽动必须采用简单易行的手法。”9

希特勒善于感染激励听众，比其他政治家更能使听众产生感情共鸣。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他所采用的煽动手法，也在于他能够透过当时的政治问题看出背后的重大主题以及听众的各种心愿。他不仅可以同听众中的佼佼者一起谴责法国占领军、通货膨胀、失业和不可靠的政府，而且还触及涉及面更广的大问题：“伟大崇高感”。这种感觉在那些对自己无力控制的事情感到困惑，而且遭受其打击的人们当中常能引起共鸣。“德国民众的振兴问题不是经济复苏问题，”希特勒在党内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而是使民众重新获得一种内在情感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再次使国家强大起来，并由此获得经济福祉。”10希特勒利用德国民众的利益和潜力大做文章。他依靠的不仅仅是坚挺的马克与公平的工资。他谴责《凡尔赛条约》的种种暴行，怒气冲冲地抱怨有人“利用高利贷盘剥人民”，热情称颂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此时听众们觉得希特勒是在谈论他们自己，而不是在空洞地说教。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什么错误，无论将“战争的唯一罪责”推到整个德国头上有什么好处，但德国人作为独立的个体而言并不觉得自己不如法国人、比利时人，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人。他们的自尊被摧毁了，遭到了冒犯，但是希特勒的演讲却使他们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感觉自己是一个强大而高尚的民族。希特勒颇有心机地将纳粹事业标榜为“自由运动”。这一高明的攻心策略将希特勒的演讲变成了大众娱乐活动，而且带有宗教热诚的色彩，就好像宗教复兴运动者在帐篷里开会一样。超大规模集会的宣传海报上甚至还印有体现着消极宗教倾向的语句：“犹太人禁止入内。”

希特勒在演讲时不仅仅诉诸情感，他也时常发表各种见解，令听众点头称是。他将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反犹太主义思想理论杂糅在一起，颇为自得。其中既包含着匕首般的锐利气势，又体现出令人惊叹的历史记忆。希特勒写道：“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如何打掉敌人手中的武器。”希特勒特别乐于向他的对手以及那些折磨他的人讲道说理。他指出，政治家们“经常向那些赞同他们观点的听众发表演讲。但是那样做没抓住重点。最重要的是运用宣传和启发手段说服那些观点不同的人。”希特勒已经懂得争取那些独立人士的重要性。

希特勒这位啤酒馆里的传道者还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宣传鼓动手法。他利用令人振奋的音乐来为到场的人群调动情绪，利用波浪般起伏飘动的彩旗与制服营造一种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氛围。他故意像女歌唱家一样姗姗来迟，然后直接从听众中，而不是从演讲台后面走到台上。他开始痴迷刚刚采用不久、从墨索里尼那里学来的抬手式纳粹礼（墨索里尼则学自罗马人）。在没有广播、电视，没有沟通演讲者与听众设备的时代，这样取悦到场听众的手段可以有效地同听众建立情感联系，即便是暂时的。希特勒凭借其本身的才干，非常适合同大批人群建立一种发自肺腑的情感联系。他们回到家里时带有的那种愉快政治热情不会被第二天的电视、广播报道所冲淡，甚至也不会受到第二天报纸上刊登的现场照片的影响，因为那时几乎没有任何照片会被印出来。希特勒不许他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他懂得保持神秘的重要性，因此禁止任何人为他拍照。1922年当希特勒的未来朋友兼御用摄影师海恩里希·霍夫曼未经授权试图在大街上给希特勒拍照时，遭到了这位纳粹领导人保镖们的袭击，照片底片也被曝光。一年后，在1923年9月，全世界才通过美联社记者在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拍摄的照片第一次目睹了希特勒的真容。11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在磨练他的演讲风格：一开始语速缓慢，说古道今，接下来便是瓦格纳音乐般的高潮涌现，最后是夸夸其谈的演讲尾声。他对着镜子练习演讲（后来又对着霍夫曼的摄影机镜头），练就了一整套用来加强表达效果的生动手势与动作——比如伸出拳头，打出恳求的手势，额头上流下汗水时甩一下前发。汉夫施丹格尔认为：“他的演讲动作同击剑手的劈杀防守动作不相上下。”12最后，正如一开始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入场那样，希特勒在乐队高奏结束曲时穿过人群离开现场。他认为，如果留下来同听众一起论辩、探讨问题，有可能“彻底破坏数小时的辛苦演讲效果”。13人们来到现场，就是为了陶醉在那位仅凭粗略的笔记就可以讲上数小时的演讲者的雄辩口才当中，并听得忘乎所以。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

有位女士在1923年写道：“你无法想象当这个人开始演讲时四下里有多么安静。似乎数千名听众全都不再呼吸了。当他满腔怒火地抨击那些统治者们阻止他和他的追随者找‘十一月革命中的大人物’算账的行径时，现场爆发出一片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只有在他挥手示意听众保持安静，让他继续讲下去时，大家才平静下来。……阿道夫·希特勒对自己坦诚的国家社会主义观点坚信不疑，并将它很自然地传递给了听众。”14

历史学教授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早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政治公民”课程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希特勒的演讲天赋。他后来回忆起第一次看到希特勒在公开场合下发表演讲时的情景，那是1923年在大型的雄狮啤酒馆举行的集会上。

低沉的军乐声回响了数个小时，次要演讲者们的简短演讲也持续了数小时。他何时能来？难道出现了预想不到的情况？米勒写道：“谁也无法描绘在这种气氛中弥漫着的那种狂热情绪。突然间，在后门入口处出现了一阵骚动。紧接着便听到发号施令的声音。台上的演讲者话没说完就停了下来。每个人都跳了起来，行礼致意。听众们正在等待的那个人与其随从一起穿过欢呼的人群和飘舞的旗帜，健步走向讲台，右臂笔直地举起。他从我身旁走过，我看到的希特勒与我从前有时在私下里遇到的那个人截然不同。清瘦苍白的面容似乎由于怒火满腔而变得有些扭曲；凸出的眼睛里放射出两道寒光，仿佛在搜寻着必须征服的敌人。……我当时写下如下语句，‘疯狂、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做派，内心残忍，意志力坚强？’”15

1923年希特勒的行程安排紧张匆忙。他在整个慕尼黑到处发表演讲，去过皇家啤酒馆、市民啤酒馆、雄狮啤酒馆和克朗马戏院，甚至还在纽伦堡、拜罗伊特、奥格斯堡和雷根斯堡（全都在巴伐利亚州）等地举行的城外纳粹集会上发表过演讲。他在边境对面的奥地利萨尔茨堡也发表过一次演讲。希特勒这位不知疲倦的名嘴正在成为有史以来出场次数最高的政治演讲家，一生中写下的词句数量足以同最勤奋的作家相匹敌。16他日益强调、讲述着他的中心主题——犹太人。

希特勒在其演讲生涯的初期从迪特里希·埃卡特那里学会了如下这一技巧：他可以通过触动当时在欧洲，尤其在德国广泛传播的反犹太主义情绪来激励听众，调动他们的热情，屡试不爽。他每次猛烈抨击“犹太人的统治”和“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均能博得最热烈的掌声。17以《世界犹太人与世界股票交易所》《处在十字路口上的德国：犹太人的天堂，还是德国人民的国家》等题目为主题的演讲，总能吸引大批听众前来倾听有关所有苦难的根源——犹太人的诸多罪状。在题为《真相的“教唆者”》(The“Inciters”of Truth)的冗长演讲中，希特勒把战后德国的衰落归咎于犹太人。这篇演讲稿经《人民观察家报》特别刊印后售罄，于是再度刊印。18希特勒喜欢引用的反犹太主义思想文献资料包括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所写的《国际犹太人》（The Inter-national Jew）以及臭名昭著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即使希特勒很快了解到这是一部伪书，却仍然在演讲中引用书中的内容，声称其中包含有关犹太人的“内幕真相”。19

希特勒渐渐地将其日益激进的反犹太人理论发展成包罗万象的世界理论。历史学家杰弗里·赫尔夫写道：“希特勒及其同党……认为反犹太主义思想为世界历史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201923年希特勒提出了一套便于阐说、极为简化的老套理论，用以揭露犹太人的背信弃义行为（即有关“犹太人的道路”的理论）。希特勒采用了反犹太主义作家特奥多尔·弗里茨的许多观点，勾勒出有关狡诈犹太人的一套理论。按照希特勒的解释，数百年来犹太人迅速崛起，最后以不可阻挡之势完全征服了德国、欧洲和全世界。位于犹太人的道路起点的是一些“宫廷犹太人”（Hofjuden），他们是为贵族阶层服务的私人银行家，在欧洲取得了很有影响的地位。接下来便是“大众犹太人”（Vokesjude），他们提倡民主，在拥护“虚伪的人道主义”的同时，成为大家的朋友。21然而这些具有民主精神的善良犹太人后来又蜕变成“血腥犹太人”（Blutjude），即成为接管俄罗斯，实施血腥恐怖统治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成员。“犹太人实行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独裁政府。……他们没有成立议会，而是竖起了绞刑架。”22

历史细节暂且不提。希特勒的上述简要理论极大地满足了急于寻找替罪羊的一伙人的需要（另外也为《我的奋斗》一书中最有名的第二章“民族与种族”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使希特勒提出的臆想性反犹太主义历史框架得到进一步强化巩固的另一个观点是：德国人是受害者。他不仅仅把他眼中的奸诈犹太人描绘成仇恨目标，最终也描绘成种族灭绝目标，还首次将犹太人说成是侵略者，是对德国人构成致命威胁的死敌。希特勒对那些全神贯注的听众反复宣讲这套理论，为后来提出的一种说辞奠定了基础——使德国民众相信是犹太人迫使他诉诸战争（1939年在议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提前谴责犹太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认为是犹太人自己造成了即将临头的种族大灭绝。希特勒声称，如果“国际犹太人资本家”最终“使人类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结果将会“灭绝欧洲的犹太种族”）。

20世纪20年代初期，有一天，希特勒同汉夫施丹格尔在看完那部大受欢迎的电影《弗里德里希王》（Fridericus Rex，内容是歌颂腓特烈大帝）后慢慢地往家走。当时希特勒说的一句话把汉夫施丹格尔惊得目瞪口呆，同时也预示了希特勒在未来会大开杀戒。希特勒说他特别喜欢影片中年老国王扬言要杀掉王太子的那个场景。希特勒表示，一位领导者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绝不应该心慈手软。希特勒在后来的岁月里一再重申这一立场。“想要成就大业必须要采取严厉措施。”希特勒一边走一边对汉夫施丹格尔这样说，“即使我们在莱茵兰地区的城市有几十个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又算得了什么？如果能确保德国的未来，就是死10万人也无所谓。”“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汉夫施丹格尔写道。23

希特勒的扩张主义者天赋也开始显露出来。他宣称，纳粹非常希望看到包括全部讲德语的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波西米亚地区，特别是包括苏台德区在内的大德国的出现。他号召为德国民众争取更多的“土地和土壤”。这便是后来他制定的争取生存空间政策以及入侵俄罗斯的前兆。

希特勒在按着仓促的活动安排四处忙碌的同时，还特意抽出时间同汉夫施丹格尔一起驱车前往柏林，打算在短期内筹集资金。这次外出险些使希特勒极具破坏性的全盘扩张计划毁于一旦。汉夫施丹格尔开着一辆老旧的赛尔夫汽车，行驶到“红色萨克森州”莱比锡市附近时被共产党人设立的路障拦住了。希特勒早就以共产党人的大敌而著称。如果那些武装人员认出来眼前这位留着大胡须的小个子男人就是希特勒的话，希特勒最终有可能被捕，或者结果更惨。但是汉夫施丹格尔反应机敏，很会演戏。他拥有美国公民和德国公民双重身份，当时亮出了美国护照，用德语“装出一种恶狠狠的说话语调”（他后来这样写道）。他自称是重要的国际商人，把一语不发坐在后排的同伴称为他的“我的人”（仆人）。最后那些共产党人挥手示意让他们接着往前开车。24

1923年中期，希特勒不怕对外界亮出他的反民主极端观点。在一次接受美国《世界报》（The World）采访时，希特勒明确表示：“民主体制简直就是个玩笑。……历史一直是有组织的少数人创造的，他们夺取权力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在别处还写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当今议会体制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反对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提倡建立在领导者权威基础上的德国式民主。”25希特勒对《美国月刊》（American Monthly）发表评论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但却是犹太人的发明。任何健全的人绝不会是马克思主义者。”26

希特勒同执政势力之间的下一场较量发生在1923年5月1日，即传统的国际劳动节那天。希特勒与纳粹党得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计划在劳动节那天举行大规模集会的消息后，决定对他们进行阻挠、袭击。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党徒从国防军的军火库中取出了武器（在军方的特别安排下早就藏匿在那里），然后在每年举行十月啤酒节的大型场地“特蕾泽草地”上集合待命。但纳粹党徒被迫同他们的左派对手们保持较远距离，并最终被国防军和警察包围起来。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党徒迫于无奈同其右翼盟友一道退下阵来，又将武器交回到国防军军械库。这是洛索和塞瑟尔取得的一次胜利，却是希特勒在舆论宣传方面遭到的一次惨败，也是希特勒在举行暴动前那几个月里遭到的唯一一次失败。为了治愈心理创伤，希特勒来到了位于奥地利附近的贝希特斯加登小镇，那里是他喜欢的阿尔卑斯山区的隐居休养之地。他在那里一连居住了数周。

希特勒采用他喜欢的常用假名“沃尔夫先生”，居住在一家提供早餐和住宿服务的莫利茨小旅馆里。在一位目击者所说的“他的魔山”上，有一群信徒陪伴着他。27鲁道夫·赫斯在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书中说，这位领导人在山区休养很见成效：“看到他穿着短袖衬衣和旧皮裤，露着膝盖四处漫步，确实不同凡响。他看上去比以前好多了。”28

希特勒的追随者并不全都认同这种看法。当汉夫施丹格尔抵达贝希特斯加登的那家莫利茨小旅馆时，已经没有空闲的客房了。于是他只好同埃卡特住在一起。埃卡特这位慕尼黑的诗人似乎对希特勒的某些极端主义立场和哗众取宠的行为表现得比较冷淡。埃卡特看不惯希特勒在小旅馆的院子里一边转悠，一边把皮鞭抽得“啪啪”作响，向店主的迷人妻子炫耀自己对革命形势进行预测，慷慨陈词。希特勒高声叫道：“我一定要像耶路撒冷圣殿里的耶稣一样走进柏林，消灭放高利贷者！”

埃卡特向汉夫施丹格尔吐露：“阿道夫·希特勒在有的方面完全错了。他正在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自大狂。如果希特勒沉迷其救世主情结而无法自拔，他会毁了我们所有的人。”29

第四章

炎热的秋季

“今晚气球升空！”

——冲锋队，1923

希特勒隐身在山中的那些日子，后来被证明就仿佛是暴风来临之前的那一段温和宜人时光。1923年秋季，德国形势十分危险，战争一触即发。威廉·古诺首相领导的政府刚刚倒台，它所推行的消极抵抗政策遭到惨败。取而代之的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的立场为中间偏左的政府。通货膨胀继续狂胀失控，居然达到一美元兑换数万亿德国马克。有关内战的传言四起，甚至还有人说外国军队可能从东部（波兰与捷克军队集结在此地）和西部（法国和比利时军集结于此地）入侵德国。除了各种暗示表明如果德国开始分崩离析，法国军队将会大举入侵之外，法国驻德国大使皮埃尔·德·马尔热里对德国首相施特雷泽曼明确地表示：如果右翼独裁势力接管德国，法国将出面干预。这是遏制柏林发生政变的一个重要因素。1

就在巴伐利亚州的北面，图林根州（那里有连绵起伏的森林，也有魏玛市和爱森纳赫市等文化中心）和萨克森州（拥有莱比锡和德累斯顿那样的重要城市）形势动荡。他们刚刚把共产党人吸纳进联合政府中，这些共产党人想要举行起义独揽大权，并打算在德国发动共产主义革命。他们的计划直接得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支持，准备模仿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个计划被称为“德国十月”，足见其目标宏大，雄心勃勃。面对着这些严峻形势，泽克特将军与国防军准备进军图林根和萨克森，将共产党人赶下台。甚至还有传言说，要动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力量镇压邻近州的共产党人。总而言之，德国当时局势不稳，各派敌对斗争势力都在加紧活动。

在巴伐利亚，绝望的州政府任命了一位几乎拥有独裁权力的首席专员——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并期望以此来摆脱困境。这位专员古板迟缓，长着一张方形脸庞，蓄着向上翘的八字须。此人得到巴伐利亚州武装力量两大实力派人物的支持：一位是国防军的洛索将军，另一位是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的塞瑟尔上尉。1923年秋季，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这三位重量级人物实际上就是统治巴伐利亚的执政三雄。巴伐利亚是除普鲁士外政治上最重要的一个州（魏玛共和国有18个州和城邦）。军方领导人洛索和塞瑟尔认为自己处在孤立但强大的位置上。他们试图加强巴伐利亚北部的边境防卫力量，把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的赤色分子赶出去，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将非法的准军事组织直接并入国防军巴伐利亚第七师，使其实力增加近一倍。他们甚至还准备同柏林方面派来的国防军开战。

德国陷入混乱，希特勒则趁机浑水摸鱼。广大民众越是茫然失望，就越会对希特勒的极端主义思想做出反应。对于希特勒这位纳粹精英领导人而言，1923年秋季这个政治季节开局良好。9月1日，希特勒从山中修养地返回，恢复了活力之后，便出现在巴伐利亚第二城市纽伦堡举行的虚张声势的“德国日”集会上，同那位大受吹捧的鲁登道夫并肩站在一起。这两位怪人，一个是不动感情的冷漠将军，一个是令人难以捉摸、啤酒馆里走出的政治家。他们同普鲁士被废黜的17岁王子路德维希·费迪南共同站在检阅台上。2这位王子代表着德国已被废黜，但在某些地方仍受爱戴的皇家王朝。令人惊讶的是，有10万民众^3从台下走过，接受上述三位重要人物的检阅，听他们抒发民族主义情怀，表现出对魏玛共和国的憎恶。此时此刻，希特勒作为这场右翼运动中重要政治名人的地位已经不容置疑。在鲁登道夫将军的支持下，希特勒发表了激情慷慨、直截了当的演讲：“我们需要在德国再搞一次革命，不是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犹太人式的1918年革命，而是当今的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复兴德国的力量与伟大……我们需要革命，需要流血，需要独裁统治。……我们不需要议会，不需要现在的政府。”他振振有词地说道，充分表达出他对老朽过时的议会及其“软弱大多数”（这是他的口头禅）的蔑视。4他认为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是平庸无能的原则，会削弱强有力的领导团队。他完全蔑视议会民主，拒绝让纳粹党参加选举。他领导的党派是纯粹的革命党派，其唯一能够想到的执政之路就是推翻现存秩序。

第二天，9月2日，还在纽伦堡时，希特勒冲锋队就同两个立场强硬的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兵合一处。其中一个是由兽医学教授弗里德里希·韦伯领导的高地联盟（Bund Oberland），另一个是恩斯特·罗姆领导的海军战旗组织。罗姆脸上带伤疤，曾经是参加过一战的军官，也是非常活跃的国防军成员。他们在一起组成了战斗联盟，担任其军事最高统帅的是退役中校赫尔曼·克里贝尔。此人身材高大，长着一颗圆形脑袋，是一位冷酷无情的一战老兵。战斗联盟成立后便直言不讳地要求废除“可耻的”《凡尔赛条约》，推翻柏林政府。5不久，希特勒就被任命为战斗联盟的政治领导人。他在考虑采取重拳出击行动，同时大力扩充供自己调遣的武装力量。

上述发展势态只是炎热的政治秋季的开端。在这个秋季里，双方你来我往，争斗不休，两个月后以希特勒蓄谋夺权而宣告结束。在这盘棋展开对决的有三股力量：希特勒的队伍，包括准军事组织；巴伐利亚执政三雄——政治强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他们控制着国防军的巴伐利亚师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柏林国民政府，包括德国军队，不过其效忠对象常常不能确定。

9月26日，风云突变。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的新一届国民政府宣布，针对法国占领鲁尔地区所开展的失败的消极抵抗运动已告结束。此项决定引起持有种族主义立场的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同时也让卡尔坐在了拥有独裁权力的首席专员位置上。这位前任总督早些时候曾宣称巴伐利亚是“秩序的堡垒”。作为一位行事谨慎的官僚——“一个总是充分准备的人”，戈林这样抱怨道：卡尔的新职位执政权柄完全依靠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国防军的支持，也就是说离不开洛索和塞瑟尔的支持。因为他们彼此相依谁也离不开谁。这样一来他们就形成了虽说未经官方认可，但却是实际上的执政铁三角。

希特勒宣称，任命优柔寡断的卡尔是对种族主义运动的“沉重打击”。他还抨击施特雷泽曼政府撤除了消极抵抗政策。为抗议这些变化，他宣布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27日要举行14次集会，发表14次演讲。卡尔在刚刚获得独裁权力后采取的第一个官方行动是宣布巴伐利亚州进入紧急状态，自动禁止希特勒举行集会。紧接着这一强势措施之后不久采取的另一项措施却有利于纳粹党，他们将经常遭到诋毁的100多户“东方犹太人”驱逐出巴伐利亚。在柏林，施特雷泽曼将巴伐利亚各方采取的上述行动斥责为“原始落后”。6

于是柏林方面开始采取行动。9月27日清晨，施特雷泽曼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把全部执法交到了国防部长的手里。这就是说实际上交到了国防军参谋长泽克特手里。打个比方说，此时柏林和巴伐利亚均把枪口指向了对方。但是将近中午时分，充满火药味的对抗形势发生了变化。除了唇枪舌剑以及间接的武装僵持以外，又采用了公开侮辱的手段。希特勒领导下的《人民观察家报》在9月27日当期头版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施特雷泽曼-泽克特独裁者》（The StresemannSeeckt Dictators）的文章，谴责国民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是存心铲除种族主义运动的可耻行为。但是文章的攻击矛头却是指向个人。文章宣称，促使泽克特做出决策的因素是他的犹太人妻子所施加的政治影响。“她娘家姓为雅各布逊，她于1872年出生在法兰克福，出生证明上登记为犹太人。”文章提到，首相施特雷泽曼的妻子也是犹太人。7

实际上泽克特妻子只有一半犹太血统。但是对她指名道姓，更不用说随意议论其宗教取向，使这位将军勃然大怒。于是，他便开始反击，运用手中执法权力勒令《人民观察家报》停刊。他以国防军参谋长的身份命令巴伐利亚州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洛索将军查封希特勒的党报。洛索不仅是位出色的德国军官，更是一位忠诚正直的巴伐利亚公民。他拒绝执行查封报纸的命令。他的借口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卡尔不承认泽克特将军有权干涉巴伐利亚事务。结果泽克特立刻撤了洛索将军的职，但是洛索将军拒绝离开。这位巴伐利亚出生的将军以卡尔至高无上的权威为挡箭牌，拒不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卡尔宣布洛索和国防军第七师现在听他指挥，巴伐利亚“在这个关头必须充当真正德国民族性的围城”。8洛索宣誓效忠巴伐利亚政府，因而也就违背了效忠《魏玛宪法》的誓言。10月22日上午11点，整个巴伐利亚师开进了练兵场，每一位军人（他们几乎都是巴伐利亚本地人）都兴高采烈地宣誓效忠巴伐利亚州。9从现在起，洛索和第七师完全彻底地背叛了泽克特将军，在整个德国动摇了国防军的士气。10泽克特给艾伯特总统写了一封信，提出“可能爆发”内战的警告。11当时在萨克森为洛索效力的一名间谍写道，在德国一些地方唯一的问题就是：“巴伐利亚何时出兵进发？任何耽搁都被认为是危险的。”12

但是巴伐利亚执政三雄同柏林政府闹翻，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成为新盟友鲁登道夫的同党。相反，希特勒-鲁登道夫阵营在如何对待柏林政府这个问题上继续同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三雄做着斗争。希特勒打算宣布举行全国暴动，向柏林进军。但是他首先需要巴伐利亚国防军和执政三雄站在他一边。这看起来只是个把握时机的问题。希特勒那位才智过人的好友舒伯纳-里希特在9月里寄给希特勒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目前的大众心理是欢迎任何政治变革。这只是个寻找合适的心理时机，充分利用大众心理的问题。”13

对于希特勒而言，那个适合的心理时机就是现在。他已做好出击的准备。在墨索里尼进军首都罗马的榜样激励下，希特勒要在慕尼黑举行暴动，宣布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然后发起进军柏林行动，奔走379英里，推翻旧的国民政府。在舒伯纳-里希特的影响指导下制订的上述计划似乎绝对可靠。

然而，那不是执政三雄的计划。虽然他们也和希特勒一样希望德国能成立一个右翼权威政府，但是对于武装进军柏林，他们的态度非常矛盾。在执政三雄当中，洛索的态度最为矛盾。有一次他一拳砸在桌面上，高声宣称：“老天作证，我想进军柏林，我真的想进军柏林！”但是他又补充说，只有成功的机会为“51%”时他才会那样做。正是这样含糊其词的表白让说一不二的希特勒大为光火。有一点，执政三雄倒是意见一致：他们不想让脾气暴躁的希特勒参与领导任何进军行动或者在柏林的接管行动，甚至也不希望鲁登道夫站在他一边。执政三雄想要的并不是铁腕人物一手遮天的独裁统治，尤其像希特勒那样刚愎自用的铁腕人物。他们希望在柏林建立一个集体领导班底，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执政内阁（完全忽视了它同法国大革命的残酷过激行为之间的负面联想）。

希特勒手下那个充满幻想，风风火火的团队——经过战火洗礼的克里贝尔，戴眼镜的兽医学教授韦伯，脸上有疤痕的罗姆，面色阴沉的罗森堡，擅长密谋策划的舒伯纳-里希特，甚至还有穿着时髦的汉夫施丹格尔，都想大干一场。冲锋队那位生气勃勃的领导人赫尔曼·戈林眼睛里布满血丝。有一次在慕尼黑给巴伐利亚一带的手下小头目开会时，戈林制定了一个杀气腾腾的行动方案。他交代说，所有的各队头目都要在各自所处的城镇和地区准备一份名单，一旦暴动开始，列在名单上的人必须处决。“宣布暴动后，其中至少有一人立刻枪决，杀一儆百。”14

戈林并不是唯一一个预想在纳粹成功接管政权后立即实行恐怖统治的纳粹党人。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法官，秘密纳粹党人特奥多尔·冯·德弗德滕为希特勒制定了一份严酷的临时宪法，准备在暴动成功后取代《魏玛宪法》。届时，这部新宪法将突然终止民主体制，解散议会，以极端的独裁统治取而代之。此外，这部宪法草案还禁止所有的罢工与工会活动，解聘担任公职的所有犹太人，没收犹太人的资金与收藏品，把那些“毫无益处的消费者”，那些被视为“危害安全”的人强制送进劳改营或“集合营”（此为“集中营”的委婉说法）；中止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更为恶劣的是，这部宪法草案充斥着死刑威胁恫吓。它将适用于惩罚如下罪行：拒绝工作，参加非常聚会，拒不上交“在战争中通过使德国人民受苦受难而赚取的资金”——这最后一条矛头指向了所谓的犹太获利者。所有违法行为及其刑罚都将由审理轻罪的军事法庭在不到三天内处理完毕，不得申诉。冯·德弗德滕制定的这部宪法草案规定：“必须采用绞刑或枪决的方式执行死刑。”15

在整个10月里，希特勒的团队与执政三雄之间的争斗仍在继续。其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各方政治领导人争斗不休，战斗联盟准军事组织，国防军的老牌部队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之间却展开了高级别合作。为了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比如将法国入侵者从鲁尔地区赶出去（他们考虑过采取这一行动），遏制那些在图林根和萨克森州从事煽动民众活动的赤色分子，向柏林进军，他们知道必须相互配合，协调行动。战斗联盟准军事组织中武器装备最好的当属高地联盟。在其领导人韦伯被问及是否把他的重炮调到巴伐利亚北部边境的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那里时，他回答说：“好像是这样，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重炮。”考虑到战后德国对国防军在规模和经费方面的种种限制，上述说法比较可信。16

除了前面提到的共享武器装备这种情况以外，希特勒手下的武装人员还经常在国防军兵营接受训练，有时甚至还穿上国防军军装。战斗联盟所使用的武器存放在官方军火库。准军事组织的部队闲暇时同正规军一起操练。洛索命令巴伐利亚一带的手下指挥官做好准备，把来自所谓爱国联盟的准军事组织合并到他们的部队中去。由于整个事情明显违反《凡尔赛条约》，所以洛索在10月里要求举行一次“秋季演习”，向监督执行《凡尔赛条约》的同盟国观察员隐瞒其部队收编合并的实情。

就在执政三雄在进军柏林与和希特勒结成政治盟友问题上闪烁其词的时候，那些预谋叛乱的人正准备采取行动。11月1日，由韦伯在自己的公寓里安排的一次会晤中，希特勒对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总指挥塞瑟尔说：“时机已到。经济困苦使我们的人民感到绝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不然他们就会站到共产党人一边。”17塞瑟尔回答说，他明天要赶到柏林，看一看泽克特将军是否支持进军柏林或者使用武力接管政权的其他行动。他恳求希特勒不要单独采取任何行动，至少要等他从柏林回来。希特勒回答说：“塞瑟尔上尉，我会等你回来，但是到那时你必须采取行动，说服首席专员卡尔也采取行动。如果你回来后按兵不动，我必须独自采取行动。”18据有关人士透露，希特勒也收回原来讲过的不发起暴动的承诺。19

四天后，塞瑟尔回到慕尼黑。他汇报说，泽克特将军打消了进军柏林的想法。虽然这位老将军赞同由右翼执政内阁接管政权，但是只有走“合法道路”他才给予支持，即由艾伯特总统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发表相关公告。对于执政三雄而言，这等于证实了柏林领导班底的不可靠行事方式。洛索早就表达过同首都那帮人打交道时感受到的不满失望情绪：“如果柏林只剩下一些胆小如鼠的领导人，唯唯诺诺，不敢决断，只靠巴伐利亚无法挽救德国！”虽然言辞有劲，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20

当时，希特勒承受的采取行动的外部压力几乎到了无法抵御的程度。几个月以来，准军事组织和冲锋队的武装人员一直在准备参与军事行动——他们接受军事训练，接受思想灌输，让他们满怀希望在“驱逐柏林那帮当权派”、恢复德国民族自豪感方面发挥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作用。但是压力也来自内部。希特勒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各种需要极为敏感。

经过四年痛骂柏林的“十一月罪犯”，经过不断地预言即将临头的国家厄运，希特勒基本上再也拿不出任何可以夸夸其谈、高调渲染的话题内容了。由于严格禁止纳粹党参加选举（因为他反对议会制），除了啤酒馆里的争论以外，希特勒甚至使取得小胜的希望也变得极为渺茫。尽管纳粹党成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然而纳粹党既无法获得越来越多的选民支持，也无法拥有当选代表。这种政治僵局以及那种焦躁不安的个性，在希特勒心里触发了烈火般的行动冲动。

每当遇到高风险局面时，希特勒的本能反应几乎总是奋不顾身，知险而进。行动就是他的春药，他的兴奋剂，他的生命常态。全世界后来恐怖又悲伤地了解到，希特勒的急躁冲动往往压倒了其他所有需要考虑的大事。希特勒曾经使听众，也使自己亢奋激昂，在胸中唤起一阵阵狂热的期盼。他内心里那种日益膨胀的自我形象促使他奋进出击，果敢采取行动。近来他自比为马丁·路德、腓特烈大帝和理查德·格瓦纳——这些著名人物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他曾经说过：“我要战斗到底，永不迷失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一定要成为德国解放伟大运动的先驱者。”21在另一次谈话中，希特勒甚至自诩为后世拿破仑。洛索将军的参谋长奥托·弗莱赫尔（男爵）·冯·贝尔尚上尉说：“希特勒认为自己也会像当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向巴黎进军占领整个法国一样，最终以少胜多，取得全胜。他想要调动巴伐利亚的军队攻打柏林，而我们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我们拒绝这样的要求。”22

最后还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希特勒开始察觉到执政三雄也许会达成共识，一起行动，但是会把他撇在一边。无论通过政变还是谈判的方式，巴伐利亚执政三雄都有可能采取行动，奋力一拼，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德国政权。11月6日，星期二那天，希特勒的担心得到证实。当天最高执政官卡尔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个会议，邀请准军事组织的所有首领前来赴会，唯独没有邀请纳粹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意外。希特勒和戈林都没有出席会议。但是战斗联盟的领导人克里贝尔上尉、韦伯博士和其他人都出席了会议。卡尔心里清楚，他主持的会议一结束，他们就直奔希特勒。他表示，这次会议旨在全面遏制传言中的准军事组织，包括希特勒领导的冲锋队行动计划，防止他们过早地对图林根州的共产党人采取行动。23但是在执政三雄出席的这次会议中，卡尔却更加关注柏林：任何意在建立独裁统治的行动必须小心谨慎地进行准备，必须包括一些来自德国北部的铁腕人物。到那时为止，这些铁腕人物还没有被寻到。出席会议的一位名叫马克斯·库纳的人说：“关键是我们要在柏林建立一个民族主义政府，不受议会的干涉。独裁统治至关重要。必须同施特雷泽曼的政府斗争。从1918年革命及其影响中解放出来。摆脱工会和托拉斯。”24

为了完成柏林政权变更，卡尔对集聚在办公室的那群人说可以有两种选择：“正常途径”和“非正常途径”。正常途径贯穿着《魏玛宪法》第48条内容，允许总统艾伯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组建执政内阁。这似乎行不通，尤其是在塞瑟尔向冯·泽克特将军提议遭到拒绝的情况下。“所以准备采取非正常途径，”卡尔接着说道，意思是武装接管政权，“准备工作都已完成了。”然后，卡尔以戈林所称的永远有准备之人的口吻补充说道：“只能根据细心制订的统一计划采取行动。”而且这样的计划必须在卡尔本人的领导之下。他接着说道：“只有我有权发布开始行动的命令。”这位行政长官暗示在两周内有可能采取行动。25洛索补充说：“巴伐利亚师已经准备就绪。”26

所有这些细节在数小时之内便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他终于认识到卡尔已决心采取行动，但是还没有做好出击的充分准备。不过希特勒开始有一种不妙的挫败感。卡尔似乎在千方百计地让他一直等下去，让他无所作为。当天晚上在同舒伯纳-里希特和特奥多尔·冯·德弗德滕会面时，希特勒对他们说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希特勒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经过四年梦想革命之后，他们终于真的要闹革命了，这将使他们达到权力的顶峰。

首先，他们要在慕尼黑夺权。通过夺取巴伐利亚州的管理控制部门——政府、军队和巴伐利亚警察部队，希特勒就可以在巴伐利亚州建立一个权力基地。然后，他将宣布建立新国民政府，向德国首都进军。希特勒计划中的进军柏林行动是在模仿拿破仑，后者在1815年率领人马从意大利厄尔巴岛长途进军巴黎。他认为这将会引起一场“全国起义”。但是希特勒心里清楚，只有当他迫使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支持自己时，进军柏林行动才能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希特勒打算持枪抓捕巴伐利亚执政三雄，让他们共同谋反，敦促他们最终采取他们一直承诺的行动——进军柏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要“帮助他们纵身一跃”。克里贝尔上尉将这称为“把他们轻轻地推入水中”。这个计划大胆复杂，奇特又富有灵感，风险也很大。如果失败，其结果有可能是死亡。

在同舒伯纳-里希特和冯·德弗德滕会面之后，希特勒计划在11月10日、11日周末两天攻占重要部门，扫除障碍。希特勒对汉夫施丹格尔说：“那时办公大楼里的人员都不在办公室里，警察人数只有平时的一半，是正式发起进攻的大好时机。”27克里贝尔上尉建议，宣布战斗联盟的武装部队在星期六夜晚举行军事演习，部队在星期日上午开进厂里，高奏军乐曲，这在慕尼黑来说都是一些经常看到的场面。那时急行军的队伍就变成了政变部队，占领重要的政府机关大楼、警察局和通讯中心。但是正当希特勒和战斗联盟其他成员在星期三上午一同研究上述计划时，有消息传来，这极大地改变了行动时间表，使战斗秩序发生了变化，甚至有可能决定整个事件的结果。希特勒获悉，第二天，星期四夜晚，执政官卡尔也要在希特勒经常发表演讲的一家大型啤酒馆里发表演讲。卡尔几乎算不上是一位蛊惑人心的政客，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慕尼黑，啤酒馆既是人们就餐饮酒的地方，也是公共聚会场所。有位美国游客在1909年写道，虽然同慕尼黑的啤酒馆相比“其他地方很少有这样的民主特点”，28这种宽敞的啤酒馆也可以成为各个政治派别争吵动粗、发生激烈冲突的现场。抡起的啤酒杯不知打碎了多少人的头盖骨。喝啤酒就像20世纪20年代慕尼黑的政治一样，也是一种身体接触活动。在最近几年里，希特勒一直从这种对抗活动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但是星期四那天夜晚，却不会发生激烈的争吵。

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一些慕尼黑商人是这次啤酒馆集会的发起者。他们既表示支持卡尔，又是为了给这位新上任的执政官一个机会——抨击布尔什维克的威胁，阐述一下他的经济计划。因为到那时为止他的经济计划尚未能缓解巴伐利亚州的困境，29即使是啤酒和面包的价格也失控了。30这是巴伐利亚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政府本可以直接施加一些影响。出席卡尔演讲集会的最后一批请帖由专人负责发给了慕尼黑市的所有精英人物，包括商界人士、重要政治家、城市官员、议会议员、专业学者和顶级报纸编辑。巴伐利亚州长尤金·冯·科尼灵也将到场。他同意将执法权交给卡尔。即将参加集会的还有司法部长弗朗茨·古特纳、贝赫姆男爵、已被废黜但仍然广受尊敬的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皇室的代表索登伯爵。在商界精英中还包括工厂主路德维希·瓦塞尔曼那样的犹太人。巴伐利亚实业家协会向会员下发通知时还附有一句评语：“这次集会要成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31在这次集会上还可以看到各种机构团体之间相互对话的情景。

希特勒听说洛索将军和塞瑟尔上尉将前来参加集会，这着实令人高兴。在同一个房檐下，同一个酒馆里，同一段时间内，执政三雄将一齐到场，吸引热情的听众。希特勒最终可以按照他经常对汉夫施丹格尔提到的方针路线来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对民众做出妥协，让他们投身于我们的事业。”32那家啤酒馆就像一个等待大戏开演的剧场，而希特勒将成为舞台上的明星。星期三上午，希特勒把暴动时间从周末改为第二天星期四，11月8日。他必须迅速出击。

11月7日和8日这两天，希特勒及其最亲密可靠的同党正在紧锣密鼓地秘密做着行动前的准备工作。他们举行数次军事会议，在慕尼黑四处奔波。战斗联盟中各股武装力量，包括慕尼黑以外的许多武装力量，必须处于戒备状态，同时不让他们知道其中的原因。希特勒有充分理由高度保密，守口如瓶。一旦泄露暴动计划就可能全盘皆输。只有少数参与谋划的同党进入了秘密核心集团。其中就有罗姆，他是前一战陆军上尉（未来的冲锋队首领），现为准军事组织帝国战旗（Reichskriegsflagge）的领导者。罗姆接到命令，届时率领手下300人在施蒂戈尔梅耶广场那宽敞幽暗的雄狮啤酒馆里参加兄弟联谊晚会，饮酒放歌，等待希特勒手下的人从市民啤酒馆里发来信号。如果暴动一开始取得成功，当晚的秘语就是“Glucklich entbunden”（这是个迷人而又模棱两可的短语，意思是“婴儿顺利出生”，或者“甚感欣慰”）。罗姆组织的啤酒社交晚会届时就变成对慕尼黑的重要建筑发起进攻的军事行动。

即使就在发布上述命令的时候，希特勒也不知道洛索将军正在为了防范近期可能发生的武装起义暗中做着各种准备工作。11月7日，洛索命令巴伐利亚的所有国防军部队指挥官赶赴慕尼黑，对他们说“希特勒-鲁登道夫独裁统治者”一直在酝酿行动，命令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洛索还对这些指挥官说，他已经让希特勒明白：如果过早地举行暴动，“他就会调动巴伐利亚国防军对付希特勒”。他补充说：“我们不会参加这种疯狂的行动。”33

就在洛索让他的部队为防范暴动做好充分准备时，其他人则正在为希特勒的行动获得成功铺平道路。慕尼黑有一个重要的军事机构，那就是国防军陆军学校，专门培养未来的陆军军官。陆军学校坐落在布拉登堡大街一幢四层楼的高大笨拙的建筑物里，内设一个练兵场，共有大约500名军官学员。这是个充满年轻人的蓬勃朝气，又滋生民族主义情怀和纳粹立场倾向的地方。鲁登道夫和赫尔曼·埃尔哈特上尉（此人参加过“卡普政变”，担任过“执政官组织”首领）等人在这所陆军学校发表过演讲，吸引军官学员投身种族主义运动。鲁登道夫在一次演讲中称希特勒为“非常了不起的人”。34陆军学校军官格哈德·罗斯巴赫中尉是纳粹党秘密成员，毫无犹疑地通过面对面低声交谈的方式传播自己的政治信念。35罗斯巴赫所做的艰苦准备工作就要在暴动之夜初见成效。

11月8日，计划暴动那一天，希特勒穿行在慕尼黑市，千方百计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不惊动外界。冯·德弗德滕已经制订好一份接管慕尼黑电话交换中心的详细计划：六个人从皇宫街一侧的大门进去，从楼梯上去往右走，在二楼逮捕中心主管维尔德。36中午时，希特勒在《人民观察家报》拥挤的办公室里出现了，对主编罗森堡这位拥有波罗的海岸区域文化背景的散漫德国人说明即将发生的事情：“今晚，我们会发起攻击。”汉夫施丹格尔也在那里。希特勒吩咐这两个人晚上8点在市民啤酒馆同他见面，“别忘了把手枪带上”。

希特勒匆匆看望了赫尔曼·埃塞尔。此人也是希特勒的核心成员，有些不招人喜欢，作风霸道，人缘不好。但是希特勒认为他那种霸道作风可以派上用场。埃塞尔患有黄疸病，正在卧床养病。希特勒还是劝他离开病床参加行动。“今晚我需要你。”希特勒坚持这样说。埃塞尔是位优秀军人，随即振作起来，匆忙去雄狮啤酒馆同罗姆会合。

夜色降临，慕尼黑市的一些身穿蓝色警服的城市警察（为了同身穿绿色警服的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区分开来）注意到大街上出现了武装人员，有些头戴钢盔，在距市民啤酒馆不远的伊萨尔城附近的小广场上，以连为单位聚集在那里。有些武装人员是纳粹冲锋队员。一位名叫格奥尔格·阿尔邦的第十二区警官听到从旁边骑自行车路过的人说：“各位知道吗？今晚要出事！”到了6点钟，夜晚寒气逼人。警官安东·佐纳看到70个人身穿各色制服，其中不少人携带刺刀或匕首，跨过马克西米利安大桥向市民啤酒馆方向奔去。身穿街道便服的警官约瑟夫·波默尔注意到一些准军事组织成员分别在加特纳广场和科内利乌斯大街纳粹办事处集结。他听到有人说过两次“今晚气球升空”。37显然，希特勒一直放心不下的秘密终于泄露了。这些准军事组织知道了他们为什么集结待命。

慕尼黑市警方凭着令人惊叹的情报网络，一直对这样的活动进行着密切监视。他们往往在一夜之间就收到有关市镇上每一次重大政治集会的详细密报。这样的集会有时一个夜晚要举行数次。即便是在街面上巡逻的警察也受过专门训练，随时举报可疑活动。但是偏偏在这一天夜晚，他们的情报系统失灵了。警官波默尔在傍晚6点45分给警察总部的政治处打电话时，对方回话说：“别担心。纳粹党受到邀请参加（那个市民啤酒馆的）盛大集会。有谣传说今晚要出大事，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38由于事先得到这样的提示，多年来一直在回避这种毫无根据的暴动谣传的警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39然而，这一次天真的要塌下来了。

第五章

啤酒馆暴动

“我决不会让那些蠢猪把我带走，我宁肯先开枪杀了自己。”

——阿道夫·希特勒，1923年11月11日

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长着五短身材，经常表露出官僚做派，没有一点个人魅力。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谁也不会认为他能把大批听众吸引到啤酒馆里去。

然而在1923年危机四伏的境况中，慕尼黑的民众，就像在德国其他所有地方一样，非常渴望看到一线希望。因此，在这个寒冷很快就要下雪的11月夜晚，很多人都赶来了，要亲眼见一见卡尔。来的人太多，无法都挤进市民啤酒馆。说话直率的卡尔吸引了3000多民众，他们前来听他在匆忙组织的演讲中为自己的政府进行辩护。就连希特勒也大吃一惊。

当希特勒这位纳粹领导人乘坐一辆红色奔驰轿车于晚上8点30分来到啤酒馆大门时，他几乎无法进入啤酒馆。一队警察已经把门关上，向站在大街上不停吵闹的一群人解释说啤酒馆里已经人满爆棚了。有位站在讲台跟前的听众说：“已经拥挤到不可能跌倒的程度。”1

在讲台上，执政官卡尔冗长而单调地谈论着“国家权威”、“民族主义精神”和“行动的意志”。2到场的各位贵客，酒杯里斟满了啤酒，彬彬有礼地静听着演讲。

突然宽敞大厅的各扇门猛地一下全被推开了，一排身穿制服的武装人员闯了进来，手里的武器叮当作响。走在前面的正是希特勒，两眼放光，由于非常兴奋导致他的整个面部“严重变形”。他身穿双排扣长礼服，上面别着两枚一战期间获得的铁十字勋章。至于他看上去像什么，这要看问谁。有人说他像“戏剧中的男主角”；也有目击者称，他像“孤独的小个子服务员”。希特勒转过身对贴身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吩咐说：“别让我背后挨黑枪。”3

希特勒回忆说，现场听众非常拥挤，他必须“用拳头和肘部开路”才能走到讲台近前。执政官卡尔有句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了，站在原地呆若木鸡，脸上露出愤怒的神色。整个大厅里群情激奋，一片混乱。

“肃静！”希特勒喊道，“肃静！”大厅里一片呼喊声。希特勒跳上一把椅子，用手里的勃朗宁手枪朝着25英尺高的花格平顶天花板开了一枪。“肃静！”他又喊了一遍，“民族革命已经开始了！”

接下来“全场一片死寂”，有位现场目击者这样说道。希特勒吸引了全场听众的注意力。他高举着手枪警告说：“啤酒馆已经被600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谁也不准离开。如果你们不保持冷静，我就要派人在阳台架上机关枪！”许多听众觉得他们中间站着一个疯子。

就在希特勒训话时，赫尔曼·戈林率领一个排的士兵带着一挺重机枪占据了大门口，封锁了全部侧门。人们透过朝向花园的窗户可以看到头戴钢盔、手持卡宾枪的士兵。希特勒对慕尼黑这3000名精英人士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措施，把一次庄严体面（虽然有些乏味）的集会变成了大规模扣押人质的场面。卡尔吓得“浑身发抖，面色苍白”。4

希特勒站在椅子上继续大声喊道：“巴伐利亚政府已被推翻，国民政府已被推翻。目前正在组建临时政府。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兵营已被占领。国防军和警察部队正高举纳粹党旗向这里进发。”5

事实上，希特勒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带有夸张成分（他的部队没有600人，也许只有一半那么多），与事实不符（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兵营没有被占领），或者只是一种心愿（希特勒希望接下来组建新政府）。然而正像希特勒在其政治生涯中经常做的那样，他首先描绘自己的梦想，然后再千方百计用事实来填充空白。

除卡尔以外，大厅里最重要的两个人物是身穿制服的洛索将军和塞瑟尔上尉。他们坐在讲台近前，面带怀疑和愤怒的神色四下张望，无法保卫自己和别人。洛索听到门口一阵骚乱之后，头脑中闪现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左翼分子正在发动政变。“我从未想到拥有民族主义政治立场的人会袭击民族主义者的集会，”洛索这样说道，“我连随身武器都没带来。”

就在希特勒朝讲台走去时，警官洪格林格少校上前挡住了他，一只手伸进了口袋里。但是满眼怒火的希特勒反应更快。他举起枪顶住这位少校的头部，大喝一声：“把你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少校的手空着从口袋里抽了出来。6

执政官卡尔犹如一座雕像站在讲台前，手里拿着那份已被打断的演说稿，脸上没有显露任何表情。希特勒粗暴地对执政三雄说道：“先生们，我请你们跟我去侧厅走一趟。我会保证你们的安全。只需要10分钟时间。”洛索在近前注意到希特勒看上去“欣喜若狂”，忘乎所以。当希特勒促使执政三雄在冲锋队的押送下走向市民啤酒馆的侧厅时，洛索用德语对卡尔和塞瑟尔低语道：“Komödie spielen."这句话的意思有如下几种含义：“演戏”、“逢场作戏”、“演一出喜剧”。然而，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半是喜剧，一半是悲剧。

希特勒驱赶着执政三雄走向侧厅时，冲锋队首领戈林接管了大厅。焦躁不安的人群中爆发出阵阵表示愤慨和嘲弄的呼喊声。希特勒被嘲笑为无足轻重的叛乱者。戈林掏出手枪又向高高的天花板上开了一枪，制止了听众的呼喊声。戈林一边向聚集在大厅里的宾客保证纳粹党采取的行动不是攻击卡尔，而是“全国起义”的开始，一边要求听众们忍耐一会儿。7“再说你们有什么可担心的？你们还有啤酒喝嘛！”戈林说道。

在市民啤酒馆的侧厅里，希特勒面临着他这次非同寻常的行动中最棘手的任务：将这三位重要人质变成三位最密切的合作者。据一位现场目击者说，当时希特勒看上去仍然有些欣喜若狂的样子。“他浑身都冒汗了。”那位将军回忆说。确实如此，当希特勒一连两三个小时发表演讲时，最后总是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8那天夜晚，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大一次赌博冒险活动中，希特勒这位暴动领导人不一会儿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虽然戈林以平淡乏味的口吻保证说卡尔没有受到攻击，希特勒还是对那三位重要人士发出了威胁：“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活着离开这里。”希特勒将巴伐利亚称为“帝国政府的跳板”。继而又对他们交代了各自的新任职位：洛索将军将担任德国新一届国防部长，塞瑟尔担任全国警察总长，卡尔担任巴伐利亚州首席执政官。希特勒将担任“政治领导人”，没有说明具体工作。希特勒已经决定让鲁登道夫将军担任以冲锋队和其他准军事组织为核心的“国家军队”总司令。鲁登道夫将军是一战时期的英雄，曾经赢得比利时列日之战和东普鲁士坦能堡之战（此战迫使俄罗斯退出战争）的胜利。在许多德国人眼中，鲁登道夫仍然是备受崇拜的大英雄。他还是德军一战时期被人背后捅刀这一说法的主要鼓吹者，不诚实地宣称就在德军于1918年眼看快要取得胜利之时在背后遭到怯懦市民，尤其是社会党人和犹太人的出卖背叛。鲁登道夫的大名及其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足可以完美地遮掩希特勒自身履历的主要弱点——虽然他因在战场上表现勇敢获得两枚勋章，但他从来未取得军士军衔，也未受过良好教育。只是在暴动行动已经展开时，鲁登道夫没有出现在市民啤酒馆里。

在啤酒馆侧厅里出现的紧张僵局中，希特勒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接受分配给他的职位，”希特勒挥舞着手枪大声咆哮道，“否则就没有权利活下去。你们必须同我一起战斗，同我一起取得胜利，不然就同我一起死去。如果出现差错，我在手枪里留下四颗子弹。如果你们背叛我，三颗子弹留给你们这些合作者，最后一个子弹留给我自己。”说罢，希特勒突然举起勃朗宁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

自暴动开始卡尔就一直沉默不语，内心充满了“反感与仇恨”，此刻也终于开口说话了：“你可以逮捕我，你可以叫人枪毙我，也可以亲手枪毙我，是死是活已经无关紧要。”

希特勒一时无计可施。10分钟已经过去了，执政三雄并没有按着他事先策划的那样配合行事。他手中的王牌——鲁登道夫还迟迟没有到来（希特勒已经派舒伯纳-里希特前去接他）。他的暴力威胁、自杀威胁以及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呼吁，所有这些手段都没能打动他们加盟他的冒险活动。希特勒这位鲁莽冲动的暴动者只剩下最后一个武器，也是他最强有力的武器——那就是他的声音。

希特勒吩咐手下人把执政三雄看管起来，不允许他们相互交流，然后又回到了大厅，只见市民啤酒馆大厅里女服务员仍在忙着把一升容量的啤酒杯摆放到各个餐桌上。此刻又响起了一片呼喊声：“牛仔伎俩！”“墨西哥！”“南美洲！”希特勒又开了一枪，让众人保持安静。

这回希特勒又使出了看家本领。他站在大厅讲台上，看见黑压压的听众像地毯一样在前面铺展开来。他立时精神倍增，开始了演讲。他以平常那种福音传教士般的演讲风格，阐述自己想要建立由巴伐利亚人领导的新政府计划。他说时候已到，应该立即“向被称为柏林的那座无宗教信仰的巴别塔进军。我们必须动用巴伐利亚的所有力量……去挽救德国人民。”就在整整五年前，希特勒指出，宣布进行1918年革命时德国蒙受了极大的耻辱，“今天那种耻辱应该结束了”！9刚才还在嘲笑他的现场听众此刻热烈地高声欢呼（《慕尼黑报》称之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在另一个房间里，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正在为最后的选择而煞费苦心。”希特勒回忆说。“我现在问你们是否同意我提出的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案？你们可以看出来，我们不是受个人动机或个人利益的驱使，而仅仅是为了在最后时刻为祖国而战斗。”现场又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最后，希特勒又呼吁听众关注一下比较敏感的当地问题：“在一个自由的德国，也为自治的巴伐利亚留有一席之地。有一点我可以对你们讲清楚：今晚开始德国革命，不然明天拂晓我们全都会死去！”10

现场听众群情激昂。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希特勒的雄辩演讲就赢得慕尼黑现场大部精英人士的支持，其中包括刚才还不以为然地称他为“不成熟的领袖”的那些人士。“这是一次出类拔萃的演讲”，当时在现场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这样写道。“他仅仅说了几句话就使在场的听众改变了立场倾向，就好像把手套翻了个里朝外。希特勒离开大厅时，在场的听众一致赞同地对卡尔说，如果他参加希特勒的政变活动，就会获得每一个人的支持。”11

似乎故意晚到一样，就在这时，列日之战和坦能堡之战的雄狮鲁登道夫走进了大厅。随即人群中爆发出阵阵呼喊声：“注意啦！”“嗨尔！”尽管身穿便服，可谁都能认得出这位身姿笔挺的将军。他仅仅一露面，大家便都情不自禁地起身表示敬意。鲁登道夫穿过人群迈步向侧厅走去时，仿佛拥有光荣历史的正义德国已经铁定赞同这次暴动事件。

希特勒跟随鲁登道夫来到了侧厅。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刚才听到了热烈欢呼声，心里明白了现场听众的立场倾向。他们还在犹豫不定。鲁登道夫对执政三雄说道：“我和你们一样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吃惊。”12实情可能并非如此，但是鲁登道夫显然感到必须面对已经出现的新的事实。“木已成舟”，他说道，“重要的是祖国和种族主义事业。我只能奉劝你们和我们一起投身于这个事业中去。”

鲁登道夫两眼直视他那位德国将军同仁，然后说道：“好吧，洛索，让我们一起干吧。”洛索似乎觉得必须服从德国在世的最伟大军人发出的命令。洛索眼含热泪，咔嚓一下打了个立正，说道：“阁下的意愿就是我应该服从的命令。”13随即他们两人相互握了握手。塞瑟尔只是一名上尉，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也握了握鲁登道夫的手，这是典型的默认方式。

只有卡尔还坚持自己的立场。希特勒又催道：“事情已经做了，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外面的人群会“把你扛在肩上”，14希特勒最后这样开导卡尔说。这位含糊其辞的执政官终于找到了一个接受希特勒所委派的巴伐利亚执政官职位的途径：“先生们，到最后我们都是君主主义者。我接受（领导巴伐利亚的）执政官职位，为（已被废黜但有可能复位的）国王效力。”

从希特勒的情绪和表情看上去，他已由焦躁不安的革命者变成了兴高采烈的学校男生。他坚持说他们要把最新建立的联合团结关系带到公共舞台上去。有位现场目击者说，希特勒返回大厅时，“面带喜色”。显然，希特勒已经赢下第一个回合。

但是只获得这样的胜利还不够。希特勒需要将他的行动置于一定的历史情境当中，在更大的时间框架内体现其诉求，证明其意义。希特勒对现场听众慷慨陈词道：“今晚我要实现五年前的今天我所做出的承诺——那时我躺在一所陆军医院里，双目失明，受伤致残，长期不得安宁，也从未放弃。那时我就决心要一直坚持到‘（1918年）十一月罪犯’们被推翻，坚持到德国人民在当今多难德国的废墟上再次崛起，怀着民族崇高自豪感和巨大力量，怀着自由和欢乐。阿门！”

希特勒的话语再次博得暴风般的欢呼声，尽管这只是希特勒篡改历史的一个绝妙例证。使他暂时失明的毒气袭击从未使他受伤致残，此后他再也没讲过这样的话。大多数历史学家对于希特勒自称发誓要逆转不久前刚爆发的那场革命进程一事持有怀疑态度。他更有可能是在宣扬他已为自己编造好的一种神话。但是在市民啤酒馆中，当时无人知晓这一点。

鲁登道夫也帮着鼓动煽情，声称“深为当前这一重大事件所感动”，并准备再次披挂上阵，为国尽忠。“今天我们冒着最大的风险。……此时此刻是德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15鲁登道夫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几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其他人也以似乎是诚挚的态度做了简短发言，坚定表示要投身于这项新事业。他们彼此深切凝视着对方的眼睛，似乎怀着真挚的情感相互握手。希特勒显然深受感动，把自己的左手放在了他们握在一起的右手上。有些现场目击者将此情况比作16世纪促成建立瑞士联邦的手搭手的“吕特利誓言”（Rütlischwur）。泪水洒在了舞台上，也撒在了人群中。最后，现场的所有人齐声高唱“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über Alles）。据历史学家米勒回忆，当时在场的许多人“激动得根本无法歌唱”。

然而，最后出现的民族主义热情迸发与同志般团结一致的振奋场面，却掩盖了在这家啤酒馆及其他地方所展开的希特勒暴动的残酷一面。事前，戈林预测将发生大规模抓捕嫌疑人，有针对性的行刺威胁等情况。他说的话正在变成现实。逢场作戏已经结束。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又在监护下被护送回侧厅。现场听众可以离开了，只是有些人除外。冲锋队和其战斗联盟组织开始根据鲁道夫·赫斯从黑名单（由他和希特勒拟定）上读出的人名，把相应的人士从市民啤酒馆里的人群中拉出来。被抓捕的人士大吃一惊，在看守下被匆匆带去，押往楼上的一个房间成为人质。此后他们的命运再无半点音讯。这些人包括巴伐利亚政府及立法机关成员，甚至还有巴伐利亚州长尤金·冯·科尼灵。他们都是受邀出席卡尔演讲集会的客人。现在从理论上说他们全都失业了，他们的政府也已被废除。在有些情况下，比如在对待巴伐利亚皇室代表时还装模作样地以礼相待，一直到后来才真相大白：这位贵族成员已经成了人质。这些人质全被押送到保守派出版商尤利乌斯·勒曼的郊区别墅里。

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涉及犹太人时，根本谈不到以礼相待，只有粗暴虐待。工厂老板路德维希·瓦塞尔曼被纳粹党徒从人群中拉出来，单独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并警告他如果想逃跑，“就把他击毙”。两个纳粹党徒告诉他说，明天上午要在慕尼黑市中心广场——圣母广场上的市政厅前绞死他。16其他犹太人被从许多犹太人居住的高档住宅区博根毫森区的家中拖了出来。纳粹党人和战斗联盟成员从电话簿中或住宅门牌上找出疑似犹太人的名字，然后顺藤摸瓜，闯进住宅朝天花板放枪，恫吓住宅里的犹太居民。20多名犹太人在市民啤酒馆里被挟持为人质，其中有位74岁的老人同女儿们一起被押了进来。有位纳粹党徒建议把他们立即全部杀掉，但是戈林对他说：“我们无权处决他们。”

在慕尼黑市旧城区中心的伊萨尔河对岸，另一番掠夺与破坏景象在《慕尼黑邮报》（Münchener Post）报社全面展开。这家社会民主党报因经常直言不讳抨击希特勒及其纳粹而遭此劫难。《慕尼黑邮报》以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艾哈德·奥尔为主编，是早就觉察到希特勒的思想立场及其极端主义危险性的公开出版的少数报刊之一。《慕尼黑邮报》一贯谴责危险言论及其传播者以及相关的各种手段。希特勒将《慕尼黑邮报》视为“厨房毒药”，一有机会必须铲除而后快。当天夜晚，戈林派遣的由冲锋队约瑟夫·贝希托尔德率领的希特勒突击队怒气冲冲，大肆破坏，打烂了《慕尼黑邮报》报社的每一扇窗户，砸坏了每张桌子，毁掉或偷走了每一台打字机，捣毁了全部印刷机和排版设备。他们还打碎了备受该报尊敬的思想源泉的象征——奥古斯特·贝贝尔的半身雕像。奥古斯特·贝贝尔是1869年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之一。舒伯纳-里希特派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赫尔曼·弗布克来到主编奥尔在三楼的办公室里。“这里有满满一文件柜的文件！”弗布克幸灾乐祸地报告说。他收集了成捆的个人文件和政治文件，然后得意扬扬地送到仍在市民啤酒馆里的希特勒面前。17

捣毁报社还不够。纳粹破坏分子又强行闯入奥尔在慕尼黑的公寓。但是这位编辑早已听说要发生暴动，提前逃脱了。失去了攻击目标后，这些私闯民宅者（以希特勒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为首）对奥尔的妻子强拉硬扯，吓坏了他的两个女儿，最后带走了他的女婿。18

希特勒在市民啤酒馆里坐镇指挥，监督市镇附近暴动计划的具体实行情况。消息传来，至少有一处行动获得成功。在接到密语“婴儿顺利出生”（baby safely delivered）之后，罗姆率领手下300人直奔国防军地区司令部。这个司令部位于路德维希大街的林荫大道上，距巴伐利亚州图书馆很近，是洛索将军坐镇指挥的地方。手持帝国军旗组织的大旗，大踏步走在行进队伍前头的年轻人是罗姆先遣队的一名新成员，名叫海恩里希·希姆莱。他戴着一副眼镜，面无表情，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农艺师，狂热崇拜罗姆。后来他对希特勒也抱有同样的崇敬之情（此人在第三帝国期间成为冲锋队首领，也是纳粹大屠杀活动的主要实施者）。在国防军地区司令部，罗姆手下的人很快使洛索将军为数不多的卫队真认为他们在执行上峰命令接管大楼。他们在大楼四周围起了带刺的铁丝网，很快控制了重要地点的战略设施。

在其他地方，事情并没有进展得那么顺利。尽管他们拿下了洛索的国防军指挥部，但是收服慕尼黑国防军部队及其武器装备却没那么容易。这些国防军部队主要驻扎在慕尼黑西北边缘第十九步兵师第一营和工兵营的兵营里。当战斗联盟的武装部队到达那里并试图像罗姆手下那些人一样通过搬弄口舌控制兵营时，遭到了哨兵拒绝。后者称他们要执行自己已经接到的命令。哨兵的坚定态度对于扭转暴动局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遇到抵触始料未及，消息传到了市民啤酒馆。希特勒非常冲动地表示自己要亲自出马解决问题。他认为自己先前在市民啤酒馆里“像把手套翻个里朝外”那样改变了现场听众的抵触态度，这一回他也能够搬用三寸不烂之舌，以其雄辩口才说服满腹狐疑的国防军部队投入自己的怀抱。于是，他离开指挥岗位，穿过整个城区直奔兵营。临行前，他让鲁登道夫负责看管仍被拘押的“同谋者”——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这是命中注定的。

此举铸成大错。在鲁登道夫看来，希特勒的这三位新爪牙是值得尊敬的军官同仁和绅士（即使卡尔也在一战期间被任命为军官）。作为一名终身军人（青少年时就开始上军校），鲁登道夫接受的是普鲁士式的职责与荣誉原则教育，而非学习不择手段的肮脏政治鬼把戏。甚至在他参与鼓动数年的种族主义运动中，鲁登道夫更多的是作为一位父亲般的人物，而非参与具体行动的战术专家发挥自身的作用。政治游戏规则变化无穷，结盟也为了权宜之计。所有这些他一窍不通。当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要求恢复自由，保证履行他们作为新政府成员的职责时，这位老将军根本不怀疑其中有诈。于是他便释放了这三名人质。

与此同时，其他冲锋队部队和战斗联盟部队正在执行上级命令。有一个连怀着迷惑不解的心态向隶属于圣·安娜广场一个修道院的教堂进发。后来这些部队才算明白其中的原委。一个又一个士兵从教堂地下室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支卡宾枪。过了一会儿，他们站成一排，把武器传递给卡车上的同伴。总共从教堂地下墓穴里取出3000多支步枪，全都是巴伐利亚民兵组织非法藏匿在那里的。另一个藏匿武器的地方在大学附近被打开了。冲锋队从一所名为“宫殿”的兄弟会联谊会堂地下室里取出100多支步枪。这些步枪一周前由罗姆藏在那里。罗姆因为善于获取、藏匿武器，人送绰号“机枪王”。19

尽管事先做了各种准备，但是由于各股暴动部队彼此之间缺乏有效协调，未能再攻占任何地面目标。虽然他们在数量上优于政府军——暴动部队总共约有4000武装人员，而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仅有2600人，希特勒的部队仍然没有组织起另一次有效进攻。20即便是罗姆企图占领离指挥部只有几条街的卡尔行政总部，也遇到顽强抵抗。他没放一枪就撤回了部队。只有前警察局长及其代表（当时已投靠暴动集团）暂时成功控制了警察总部。但是不到两个小时，警察总部大楼又重新落入执政当局手里。他们随即逮捕了暴动分子。

希特勒已经来到步兵和工兵兵营。然而他那种被吹得天花乱坠的鼓动劝说能力此时也终于捉襟见肘，陷入困境。兵营警卫人员禁止他入内。希特勒承认失败，离开了兵营。返回市民啤酒馆后，希特勒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获悉鲁登道夫相信那三位人质的郑重承诺，已经把他们放走了。希特勒大发雷霆，骂个不停。鲁登道夫将军突然打断他的叫骂。“我不允许任何人当着我的面质疑德国军官的郑重承诺。”

逼人太甚，必有反抗，希特勒明白这一点。被释放的那三位人质很快就向他们的公众——向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宣布，他们发表的貌似非常诚挚的同希特勒暴动活动合作的言论无效。行动迟缓的卡尔需要的翻供时间比其他两位长一些。他采取了几个奇怪的措施，致使他手下的人摸不清他究竟站在哪一边。洛索走进兵营时有位高级军官提出一个挑拨性的问题，从而加快了洛索重新拥护官方立场的速度。“哎呀，将军，市民啤酒馆里的那个场面只是掩人耳目对吧！”洛索知道该怎样回答：“当然了，那都是逢场作戏。”洛索开始命令巴伐利亚的国防军部队向慕尼黑进军。针对希特勒暴动的战斗打响了。

将近午夜时分，慕尼黑的动乱局势在外界，首先在柏林引起反响。泽克特将军立刻得到发生暴动的消息，并迅速做出反应，调集柏林地区的多个部队参加行动。他准备必要时攻打巴伐利亚，这一举动最终可能会引发许多人所担心的内战。其他国家也注意到慕尼黑的动乱局势。《纽约时报》正准备在头版刊登通栏大字标题：“巴伐利亚发生反叛，拥立鲁登道夫为独裁者；据报道其拥护君主政体的军队正在向柏林进军；首都声讨叛国罪行，集结部队防卫自保。”上述新闻标题错误连篇，明显漏掉了希特勒，但是的确道出了形势的严峻性。本尼托·墨索里尼的驻慕尼黑特使甚至在卡尔第二次变更效忠对象之前还拜访过他，就发动政变和预期向柏林进军之事向他表示过祝贺。

另外还爆发了墙头海报之战。在大众广播时代到来之前的繁忙印刷时代，每个欧洲城市都办有许多报纸（慕尼黑市共有十多种报纸）。每天还可看到贴在公共场所墙壁上的大量海报和发布新闻披露各种事件的特别街头专栏。快印墙壁标语是一种重要的沟通交流手段，尤其适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希特勒领导的暴动早已为这种形式的战斗做好了准备。纳粹党人和战斗联盟推出一种快印宽幅印刷品，力图使慕尼黑市民相信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正式公告！”用黑色字母印刷的大字标题这样写道。“柏林‘十一月罪犯’组成的政府已被废除。临时政府已经成立。”然而，同暴动分子在全城到处粘贴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公民告示相比，上述那种直截了当宣告政权交替的形式显得了无生气。其中有一个公民告示把“国家特别法庭”宣布为“最高法庭”。该法庭对于未具体提及的“叛国罪”进行判决只有两种判决结果：有罪或无罪。“无罪意味着自由，有罪意味着死亡”，公民告示上这样写道。“在三小时之内执行判决，不得上诉。”21对于希特勒及其帮凶而言，即使三小时在用法律手段制裁“1918年十一月罪犯”时也显得时间太长了。当时已经拟定好的一项政令点了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名字，其中包括总统艾伯特，前首相沙伊德曼，把他们称为可以立即枪决的“不法之徒”。“每个德国人都有责任把他们交给国民政府，无论是死是活”，政令上这样写道。22

难以置信的是，希特勒及其夺权心切的暴动策划者们忽略了一条任何一场新的革命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占领通讯机构。尽管冯·德弗德滕早已制订好夺取慕尼黑电话电报交换中心的详细计划，但是并没有指派任何人负责指挥这一行动。因此，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可以同他们在慕尼黑以外和柏林的支持者们自由联络通话。甚至在最基层的机构——罗姆已经占领的地区军事指挥部内的交换台那里，参加暴动的武装人员竟然让军方负责管理电话通讯长达数小时之久。事后他们将为这种做法感到懊悔不已。

卡尔的政治外衣在一夜之间翻转了两次。为此他煞费苦心地要从历史上抹去前天晚上在市民啤酒馆里上演的那幕丑剧，尤其是最后那个群情激昂的场面：大家真诚地相互握手，非常动容地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他下令禁止慕尼黑所有报纸报道此事。有些报纸，比如具有民族主义立场的《慕尼黑最新报道》（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慕尼黑最大一家报纸，发行量达13万份），本来非常愿意遵守上述禁令，但为时已晚。两万多份第二天当期报纸已经印出，头版刊登的都是有市民啤酒馆事件的详细报道。另一份报纸《慕尼黑报》（Münchener Zeitung）只能在已经刊出的有关啤酒馆暴动及其影响的长篇报道上方插入一条执政三雄发表的最新声明缩略版内容。该报以醒目的字体引用了卡尔在当天晚上讲过的话语：“怀着沉重心情……为了我们可爱的家乡巴伐利亚和祖国德国的利益，我同意为皇室担任摄政官的职务。”历史是抹不去的。卡尔在那天晚上所扮演的矛盾角色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时常萦绕在他的心头。

市民啤酒馆里，黎明的曙光映照着一片充满绝望、有些狼藉破败的场景。“空气中弥漫着香烟烟气、夜晚的灰埃和疲惫的情绪，一些人围坐在餐桌旁，另一些人躺在拼在一起的椅子上。”一位名叫汉斯·弗兰克，参加暴动的年轻人后来回忆道。23希特勒早餐吃的是两个鸡蛋，一片肉馅糕，外加一些茶水。24鲁登道夫默不作声地坐着，“仿佛是一尊坐在宝座上发怒的战神”，啜饮着红葡萄酒，吃着早餐。25奇怪的是，讲台上摆着14605万亿德国马克^26。原来那是希特勒从两家政府指定的印钞厂中“征用”来的钞票。纳粹窃贼从一家犹太人老板的帕库斯兄弟印刷厂窃取了数笔资金后，及时地开了一张收据，但是从未偿还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资金。希特勒声称取走那些钱“是为了提示一下曾经没收德国人民价值数千亿金币财产的（1918年）那场革命”。27希特勒利用那些现金支付一些战斗联盟部队的军饷，大约每人两美元。每个士兵还领取两升啤酒（超过半加仑），这在巴伐利亚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啤酒馆乐台上一个准军事组织的乐队在直接命令下闷闷不乐地鼓噪出几支不冷不热的进行曲，试图提振士气，却已枉费一番功夫。

希特勒开始意识到局势孤助无力的严重性。前天晚上他还以感情用事的典型越权态度对鲁登道夫及其他暴动同谋者说：“如果这次成功那就好。如果不成功，我们都要把自己绞死。”政治和生命对于希特勒来说都是成则拥有一切，败则一无所有的冒险活动。他只根据大获成功或遭到惨败这两点思考问题。因为持有这种二元论世界观，希特勒经常讲一些非此即彼的话语，总是在大谈“只有两种可能性”。所以便有暴动最初那种兴致颇高的宏伟行动目标：在英勇的“全国起义”支持下向柏林勇敢进军，以及另外一种凄惨的局面：彻底失败，自杀身亡。眼下希特勒仿佛看到了无底深渊。除了罗姆目前毫无意义地占领洛索指挥部大楼以外，希特勒只有一计可施：陆军学校哗变。在罗斯巴赫中尉的率领下，几乎所有的军官学员都满怀热情地投身到他们了解到的祖国解放运动中去。他们把学校指挥官软禁起来，组建了一支可观的部队，被命名为“鲁登道夫团”。他们在军乐队演奏的乐曲旋律中顶着轻飘的雪花，穿过城区向市民啤酒馆进发。身穿整洁军服的帅气军官学员同啤酒馆里乱糟糟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在黎明时到达那里，接受了鲁登道夫的正式检阅和慰问。像以往那样，希特勒一眼就能看出那些军官学员都是被动的听众。他发表了激昂慷慨的简短演说。在最后举行的一个短暂仪式上，年轻军官们宣誓效忠鲁登道夫。然后他们再度出发。这次是试图攻占位于马克西米利安大街上的卡尔总部。

短暂的成功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希特勒、鲁登道夫和其他暴动领导者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围坐在一起，思考着自己的选择。有关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占领慕尼黑一带战略要冲的消息不断传来。距市民啤酒馆西边数百英尺伊萨尔河上的路德维希大桥也被他们占领了。这座大桥是连接市民啤酒馆和慕尼黑其他地方的唯一通道。有人建议朝相反方撤退到大约40英里外支持纳粹的罗森海姆镇。鲁登道夫愤怒地驳斥了这一提议。“这场运动绝不能作为阴沟里的街道垃圾草草收场。”他咆哮道。希特勒心里另有打算。作为一名宣传鼓动行家，他要打出最后一张底牌：争取公共支持。如果政变发动者们能够动员广大公众参与他们的事业，仅仅凭借人员数量优势和大众热情就可以逼退企图阻止政变的势力。这是希特勒进军柏林幻想曲的一个变奏曲。最好的出路看起来就是把事业交给人民大众，直接在慕尼黑中心发动人民大众。然而，巴伐利亚警察部队几乎肯定要进行抵抗，鲁登道夫的个人安全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可是当希特勒告诫这位将军应尽量躲避危险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要进军！”28

快到中午时，从乡村地区调集来的战斗联盟部队直接奔赴市民啤酒馆。随后在这家啤酒馆外面排成了一个长长的阅兵式队列。他们十二人或六人排成行，按照各自的准军事组织隶属关系组成三个连。联盟高地在右侧，冲锋队在中间，希特勒突击队在左侧。29他们大多数人均持有武器。希特勒声称当时下令武器一律退出弹药，不过其他证据表明此言值得怀疑。有一种武器肯定已经子弹上膛，后来还派上用场。那就是架设在行军队伍中间一辆卡车上的机关枪。卡车上插着所有参战的战斗联盟部队旗帜，满载着武装人员。有人还爬上了车顶。

除战斗人员外，行军队伍中起初还有许多夜间抓到的人质。戈林把这些不幸的人质安插在行军队伍中，将他们既视为人体盾牌，又视为打击对象。除了政府官员和夜里随意抓来的犹太人以外，戈林突击队在早晨突袭市政厅时还把身为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市长，以及七位身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市政会成员扣为人质，因为他们拒绝在市政厅塔楼上悬挂纳粹党旗。他们也被塞进了行军队伍中。“只要反对派开了第一枪，”戈林气势汹汹地说，“我们就处决这些人质。”这一命令很快又变了。“市政会成员的脑袋应该用枪托砸烂。”希特勒起初支持戈林的举措，但是鲁登道夫坚决持反对态度。他下令让人质离开行军队伍。30有些人质后来被突击队的贝希托尔德和莫里斯带到了慕尼黑城外的一片森林里，等待枪决。几个人质被迫脱下衣服交给逮捕他们的人，后者打算化装返回慕尼黑。这些人质最终都被释放了。31

中午，行军开始了。长长的队伍缓慢走出市民啤酒馆，活像一支步伐不协调的杂牌军。有些人穿着军装，另外一些人没穿军装。“他们看上去倒像一支送葬队伍，而不是行军队伍。”有位目击者这样说道。但是当老兵和新兵找到了自己的行军节奏时，他们的行军部队又变得整齐起来。走在队伍前面的是手持纳粹万字旗和其他旗帜的旗手，一路上不时地遇到一些小规模战斗。接下来现身的便是一些吸引眼球的重量级人物：希特勒、鲁道夫、舒伯纳-里希特、戈林、克里贝尔、韦伯博士和冯·德弗德滕。32希特勒后来声称，这些领导成员率领行军队伍前进的意图是一旦爆发枪战，他们也在首先遭到打击的对象之列。33这些重量级人物，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们将成为一大看点。正当他们站队时，舒伯纳-里希特挽着希特勒的胳膊说：“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走路了。”

结果的确如此。在路德维希大桥经过一番激战，迫使警察防线放弃抵抗，然后长长的行军队伍一路迂回进入内城。队伍沿着直通市政厅的狭小塔尔街道，来到了矗立着圣玛利亚雕像的著名的圣玛利亚广场。市政厅高高的塔楼上悬挂着巨大的钟琴。面对飘扬在市政厅顶部的纳粹旗帜，行军队伍感到非常欣喜。那是占领这座建筑物的突击队挂上去的。尤利乌斯·施特雷舍尔这位来自纽伦堡、颇能蛊惑人心的纳粹政客，正在对着一大群听众发表演讲。行军队伍此时高唱着各种爱国歌曲。34希特勒的如意算盘似乎正在奏效，人行道聚集的一伙又一伙人群正在不断地欢呼喝彩。希特勒信心大增，心里暗想：“人民大众支持我们。……他们随时准备同‘十一月罪犯’们清算旧账。”35广大公民对这次暴动正在给予支持，或者至少支持那些行进在大街上的2000名军人。“显然，旁观人群对希特勒抱有好感”，英国总领事在向伦敦政府汇报时这样说道。36

在向右转向市政厅时，鲁登道夫一时冲动之下决定向仍然被罗姆占领的国防军地区指挥部进发。鲁登道夫率领行军队伍左拐右拐，来到了布局有些散漫的皇宫一旁的王府大街。在鲁登道夫身后，行军队伍唱起了《啊，崇高荣耀的德意志》（O Deutschland hoch in Ehren)37。随着王府大街延伸到著名意大利元帅纪念堂旁边的音乐厅广场，行军队伍突然遭遇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组成的封锁线。这些警察与路德维希大桥上的警察弱兵不同，他们看上去不想屈服。但是暴动部队在此前顺利突破警察防线战绩的鼓舞下，没有放慢行进步伐。“在路德维希大桥打胜那场遭遇战后，我们甚至都没有考虑可能遭到州警察部队的阻击。”韦伯博士说道。38

“慢着！”一位警方指挥官看到手下人跪下来准备射击时大声喝道。行军队伍继续以持枪姿势大踏步前进。“不要开枪。”行军队伍里有人高喊。希特勒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原来一直紧随希特勒和鲁登道夫身后行走着。此时他跨步上前，用右手指着鲁登道夫，朝警察部队大声高喊：“这是鲁登道夫！难道你想要开枪打自己的将军吗？”39格拉夫回忆说，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他可以听到行军部队在歌唱《德意志高于一切》。后来战斗爆发了，一片大乱。

行军队伍和警察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一场近身搏斗开始了。行军士兵挥舞起安装有刺刀的步枪，警察则枪托与警棍并用。据指挥警方防线的中尉米歇尔·弗赖赫尔·冯·戈丁透露，当时有人开了一枪。“有个希特勒手下的人站在我左边只有半步那么近，用手枪朝我的头部开了一枪，”他回忆说，“子弹贴着我的头皮飞了过去，打死了站在我身后的霍尔韦格警佐。接下来还没等我下令，我的人就一起开了火。与此同时，希特勒的人也开火还击。只用了二三十秒的时间就变成了常规战斗。”

半分钟的暴力对抗使警方有四人丧生。希特勒的队伍里伤亡更为严重，站在身边的马科斯·埃尔温·冯·舒伯纳-里希特（此人为希特勒的智多星），胸部挨了致命一枪。如果再向旁边偏上两英尺，那颗子弹就会打中希特勒。舒伯纳-里希特倒下时，他的手臂还紧紧地挽着希特勒的手臂，这一举动使希特勒这位纳粹领导人猛地一下摔向坚硬的人行道上。希特勒肩膀严重脱臼。在同一伙人当中，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法官特奥多尔·冯·德弗德滕阵亡时，外套衣兜里还装有一份希特勒制定的新宪法；戈林大腿严重受伤；希特勒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多次挡住原本会击中希特勒身体的子弹，但是格拉夫最后幸存下来。除4名警察丧生外，希特勒手下13人阵亡，另有一名旁观者被乱枪打死。暴动结束了。希特勒已攻进了大门，但未能登堂入室，以失败告终。

鲁登道夫在枪林弹雨中毫发无损。枪战结束时，他直接走进警方阵地，被警方当场逮捕。这位自命不凡的德国军官里泰斗级人物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说道：“我决不会再尊重德国军官的军服了。”

在一些随从的帮助下，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赫尔曼·埃塞尔语）40、已经受伤的希特勒朝着行军队伍后面走去。此时队伍早已打散了。他被送上了瓦尔特·舒尔茨医生驾驶的一辆黄色小汽车上。这位医生同情纳粹党，他参加这次游行活动就为了应对一些这样的不测事件。41甚至就在舒尔茨开车把他最新收治的那位病人接走时（希特勒疼得呻吟不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林正在音乐厅广场附近的一幢房屋里接受一位犹太医生的治疗。也许正是这位医生救了戈林的命。后来戈林被秘密地带出慕尼黑，经过短暂逮捕并在巴伐利亚州阿尔卑斯山区住院治疗之后，逃到了有许多暴动参与者藏身的奥地利。

不知希特勒是否考虑过出逃奥地利。虽然前往奥地利明摆着不是什么难事，然而由于希特勒肩膀受伤，要想穿越林区或山区一些无人看守的边境地带也并非易事。即使希特勒动过出逃奥地利的念头，也很快就把它放弃了。奥地利毕竟不是他的逃亡之地，而是他的家乡故土。一旦回到家乡，再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更为不利的是，一旦逃亡到这个由从前的奥匈帝国脱胎而生的小小偏僻共和国，就有可能在政界让人遗忘掉这位自比为现代拿破仑的人物。

希特勒当时更有可能在考虑最后的流放——自杀，而非跨越边境的流亡。自杀一直是希特勒的二号预备方案。当营救他的医生驱车向南奔往阿尔卑斯山区时，希特勒要求他掉转车头驶向斯塔菲尔湖畔的乌芬小镇。希特勒知道汉夫施丹格尔不久前在那里购买了一幢别墅。舒尔茨医生上前叩门。开门的人不是汉夫施丹格尔，因为他也逃到了奥地利。开门的人是他的妻子。

海琳·汉夫施丹格尔给希特勒的生活带来过欢乐，也带来过烦恼。海琳这位绝色美人拥有德美混血血统。普希·汉夫施丹格尔当年在纽约五号大街上经营艺术图书家庭生意时，海琳同他相遇了（那时他常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用餐的哈佛俱乐部里吃饭）。汉夫施丹格尔把海琳带回到她的祖辈们生活过的国度。42在那段时间里，汉夫施丹格尔经常带着希特勒光顾慕尼黑上流社会场所，在慕尼黑邀请希特勒到他的家里吃饭。希特勒对海琳产生了一种特殊好感。有一次汉夫施丹格尔走进客厅时，发现希特勒把头枕在海琳的腿上还对海琳说：“我要是有你这样的人照顾就好了。”海琳轻轻地责备希特勒，挪开了他的头。后来海琳对丈夫发誓说希特勒不适合任何女人。“请相信我，他绝对是个性别特征不明显的中性人。”43

眼下海琳又有机会来照顾希特勒，至少是暂时的，她无法赶走一位遭受剧痛折磨的朋友。对于发生在慕尼黑的事情，她略有所闻。随后她将希特勒安置在阁楼上的一个卧室里。希特勒在那里盖着两张“英国旅行地毯”（汉夫施丹格尔上大学时买的两张厚毛毯）度过了两天两夜。海琳警告希特勒说，警察肯定会来找他。于是他打算安排其他富有一些的朋友（贝希施泰因夫妇）把他接走。然而星期日晚上警察赶到了。据海琳透露，本来已经非常沮丧郁闷的希特勒此时突然变得疯狂起来。希特勒“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拔出左轮手枪，高声喊道：‘这就算走到头了。我决不会让这些蠢猪把我带走，我宁肯先开枪杀了自己。’”海琳眼疾手快，从希特勒手里夺过手枪扔进了跟前的面粉箱里。希特勒由于肩膀脱臼，活动不便，只好放弃抵抗。他认定自己就要离开，也许要离开好长一段时间。于是他便开始写下一些指令，让海琳带给自己的同党。44其中一条最使人吃惊。对纳粹党来说极为不祥的一条指令是写给那位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人民观察家报》主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亲爱的罗森堡，从现在起由你来领导这场运动。”45

希特勒仍然穿着白色睡衣裤，疼痛的手臂上系着吊带，一枚铁十字勋章别在外套上。他走下楼梯，前去迎接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威廉分站的鲁道夫·贝尔维尔中尉。贝尔维尔中尉向希特勒道歉，但表示必须执行公务。有人说希特勒同贝尔维尔握手表示理解，还有人说希特勒怒斥了贝尔维尔。46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贝尔维尔总得为他的警车找一个司机，把希特勒送到40英里外的兰茨贝格监狱。他最终找到了一个在当地开卡车运啤酒的司机。这位司机表示愿意在星期六下午辛苦一趟，为警方开车。据警方报告透露，这位司机是“社会民主党人”。贝尔维尔让犯人上了警车，缓缓地把他带走，把他带入即将改变他的人生、改变他的政治策略和自我意识的1924年。

第六章

跌入低谷

“已经结束了！让他们看一看，离开我他们能干成什么样。

我要放弃了。”

——阿道夫·希特勒，1923^1

“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监狱看守奥托·卢克尔在描述希特勒到达兰茨贝格监狱的那个寒冷秋夜时这样写道，“暴风雨撕扯着屋顶，冲击着瞭望塔，使大门和铁窗不停地在摇晃，似乎要一怒之下猛闯进来。下面的牢房一片死寂，只能偶尔听到值夜的看守来回踱步的声音。”

如果曾经有哪一段历史篇章需要以黑暗的暴风雨之夜开篇，1923年11月23日，希特勒被捕入狱的那个夜晚仿佛就是那个开篇之夜。另一位监狱看守弗朗茨·黑姆里希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夜晚看不见星星，一种紧张不安的感觉笼罩着典狱长和看守们。”大约夜里11点钟，在这种紧张气氛中走进来一个心烦意乱、脸色苍白的人。他一言不发，左臂打着吊带，披着一件陈旧的灰色战壕风衣。2“由于深受刺激，他的面孔因彻夜不眠而显得疲弱不堪，上面甚至披散着一缕黑发。”黑姆里希写道。但这个穷困潦倒的人物却穿着一件双排扣长礼服，显得很不协调，他胸前仍然别着一枚铁十字勋章。3这套服装，他发动暴动时穿在身上，向音乐厅广场行进未果时穿在身上，逃到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家的别墅时仍然穿在身上。兰茨贝格监狱的典狱长奥托·莱波尔德和另外两个警官走在希特勒的身边。“他们的影子在前面的黑暗中不停地摇晃着。”其中有一位用链子牵着一条“猛犬”。监狱里静悄悄的，只能听到他们身后的铁门砰的一声关闭时发出的响动。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阿道夫·希特勒来到了兰茨贝格监狱。在接下来13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将成为他的栖身之家。

兰茨贝格监狱位于慕尼黑市以西36英里处，是一个现代刑罚机构。它坐落在曲折蜿蜒的高山河流莱希河畔的一个迷人小城镇里。这座中世纪风格的小城镇拥有必不可少的鹅卵石街道，汩汩流淌的喷泉（一度是村民们的饮用水源）。大广场上还有几家面包店和小酒馆。这个小镇原本同遍布这个地区的其他巴伐利亚乡村集镇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后来使莱希河畔的兰茨贝格监狱小城镇与众不同的是，在城镇边缘修建了一个州级监狱，而且附近还驻扎着一个国防军守备部队。在未来的岁月里，兰茨贝格将成为纳粹主义的温床，成为纳粹朝拜之地。而且使其蒙耻的是，这里也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系列奴隶劳工营的中心。

但是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兰茨贝格只是一个沉睡的小城镇，没有任何特殊名气。它那座一流的监狱早在1902年就投入使用，关押着500名犯人。别看这座监狱外面是一个褐色要塞式大门——两个带有洋葱头圆顶的塔楼中间修了一个拱门，监狱里面可是十足的现代景观，有意识地采用了美国最新式“圆形监狱”设计方案。四个高大侧翼（足有四层楼高）通过中心瞭望站连在一起，可以轻而易举地抵达所有的牢房。

不过也有一个特别之处。兰茨贝格监狱还有一个关押特殊犯人的专用侧翼，德语中称为die Festung，意思是“要塞”。所谓要塞根本就名不符实。它只是一幢具有1909年那个年代特点的长方形白色二层楼建筑，橘黄色瓦屋顶，通过一个走廊同监狱主体相连。这个建筑物原本用作监狱小型产业的生产场所，后来又变成关押政治犯的监狱。4“Festung”（要塞）这个名称最初来源于德国19世纪的一个传统：把政治犯、良心犯，以及一些贵族成员（比如参与决斗者）关进当地的要塞塔楼，在宽松的环境里给予“不剥夺荣誉的惩罚”（决斗当时是一种不能完全容忍的荣誉犯罪行为）。在现代社会这个名称被保留了下来，写进了法典，但是要塞塔楼早已弃用。阿道夫·希特勒就像20世纪20年代的其他许多政治犯一样，服刑时被“关押在要塞里”——最好译述为在保安措施最松懈的环境里“接受不剥夺荣誉的监禁惩罚”（在有些国家被称为custodia honesta，意为“不剥夺荣誉的惩罚”）。5关押希特勒的“要塞”看上去更像一个宿舍而不是城堡，只是这个宿舍四面墙壁厚达两英尺，窗户上还安有铁栅栏。“如果有人希望看到城堡上布满青苔，地下室潮乎乎那样的‘浪漫’景象，肯定会大失所望。”有位犯人这样写道。6

在兰茨贝格监狱，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讽刺情景正在等待着希特勒。此时关押在所谓要塞中的唯一犯人是安东·格拉夫·冯·阿科·奥夫瓦利伯爵。这位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贵族在他自以为是爱国主义的狂热举动中，于1919年在慕尼黑大街上枪杀了巴伐利亚州长库尔特·艾斯纳。阿科·瓦利（人们通常这样称呼他）刺杀了身为社会党人的州长，从而推波助澜引发了政治骚动，致使巴伐利亚在1919年4月被共产党人接管三周，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存在时间很短的共和国在恐怖的大屠杀中消亡，导致极端右翼运动高涨，培植了纳粹等政治党派团体。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阿科·瓦利因刺杀巴伐利亚州长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为终身监禁，接受不剥夺荣誉的惩罚。在兰茨贝格监狱要塞里，他占用着被视为适合监禁“高贵人物”的唯一一间牢房——“前厅专门有看守待的地方。”监狱看守黑姆里希写道。

就知名度而论，希特勒远远超过那位几乎被人遗忘的伯爵。希特勒的大名经常出现在慕尼黑与德国报纸头版上面。因此这位脸色苍白，蓄着粗短胡须的人物显然要比那位躺在五号牢房里的贵族更加名声显赫。7就像一位普通的有钱人被从旅馆最豪华房里赶出去，以接待突然光临的电影明星一样，阿科·瓦利“被从睡梦中毫不客气地拖了出去，安置在监狱医院里的一个单人间里”。卢克尔回忆道。这位从睡梦中惊醒的杀手被赶出五号牢房后骂个不停，高声叫道“如果有机会他一定要杀了希特勒，就像他当年杀艾斯纳那样，因为这个‘画家’学徒是德国最大的祸害！”黑姆里希写道。8不过希特勒还是占用了最好的房间。9

然而即使那个最好房间里面的陈设也比较简陋。五号牢房面积大约为9×12英尺，里面摆放着一张白色金属床，上面铺有床垫，备有几张毛毯。床头柜上配有台灯，还有一张小型写字台，两把木椅和一个衣柜。希特勒在夜间被关进了这间牢房。不过他看到的牢房门却是一扇真正的门，要比简易的铁栅栏更能守护个人生活隐私。10这个房间的最大优点就是有两扇朝里开的5英尺高的窗户，采光效果好。希特勒从窗前可以看到环绕监狱24英尺高的石墙，大约在75英尺开外。站在二层楼的瞭望位置上，希特勒可以看到石墙外面的一片片农田和微微起伏的乡村景致。他喜欢观看远处公路上奔驰的汽车，再次梦想着拥有一辆从眼前驶过的那样的豪华汽车。11毫无疑问，窗户上安装的铁栅栏又时常使他从这样的幻想中回过神来。从一张在晴天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安有铁栅栏的双层玻璃窗把网格状的影子投射在希特勒床铺上方的墙上，又在对面墙上反射出一个很大的画框，使关押他的牢房看上去好像三面都处在铁栅栏囚窗的包围之中。12也许这间牢房要比一般的牢房好一些，但它毕竟不是旅馆客房。

在那个狂风大作的夜晚，希特勒人还没到名气早已先到，这让整个监狱忙乱起来，做着各种准备工作。有关那次暴动情况已经陆续刊登在地方报纸上，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是什么人，知道希特勒和他领导的纳粹党能够制造出严重事端。“我们必须做好应付一切的准备，”典狱长莱波尔德告诫卢克尔和黑姆里希，“他的支持者们可能会劫狱。”考虑到那次暴动明目张胆、厚颜无耻的特点，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黑姆里希说道：“我们只有60名监狱看守，有些年纪较大，一支20人组成的保安小队，装备的都是一战时使用的武器。如果我们遭到由退伍军人率领的大批武装人员的攻击，我们这支人数很少的队伍实力太弱，无法守卫这座庞大的监狱。”13

正当他们为安全问题而犯愁的时候，典狱长莱波尔德吃了一颗定心丸，总算解除了烦恼。从慕尼黑打来的电话通知他说，国防军将接管监狱防务，负责看守希特勒，守卫要塞监牢。希特勒这位纳粹领导人非常重要，监狱方面的人员配备不足以担当看守希特勒的大任。没过半小时，监狱走廊里就响起了沉重的皮鞋声和铿锵作响的武器声。步枪、机关枪、钢盔，甚至还有手榴弹，由32人组成的兰茨贝格警备部队国防军小分队搬了进来。守卫监狱部队的指挥官是伊姆霍夫中尉，他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了同希特勒的单间牢房相邻的一个房间里。据卢克尔透露，同国防军警备部队直接联络的电话线也和他的指挥部接通，但是到夜里经常被切断。

尽管感到非常兴奋，但是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夜晚，监狱看守的主要任务是帮希特勒脱衣服。他那个脱臼的肩膀仍然使他痛苦不堪。“他感到极度疲惫，”黑姆里希说道，“他一口饭也不吃，一口汤也不喝，只是躺在那张小床上。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一杯水。于是我把装满水的一个大水罐放在了他的桌子上。把他牢牢地锁在室内之后，我就转身离开了。”

希特勒没有胃口，这不仅仅是由过度疲惫造成的。其中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抑郁绝望的心理原因。希特勒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等待着因自己犯下的罪行被枪决，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革命者那样，也像他后来大权在握时对待任何蓄谋政变的人那样。14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阵阵政治暴力，希特勒的那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失败感和政治崩溃的双重打击下，希特勒还在考虑自杀，这不足为怪。他活着的主要精神支柱——纳粹运动，看样子已经走到了头。

希特勒是个情绪波动很大、喜怒无常的人。在过去的三天里，他四次提到过死亡或自杀。眼下他那种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在监狱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身边围着一些企图从他那里获得证词的法官，这使得希特勒的脾气极不稳定。这位喜怒无常的犯人起初要求给他机会对那些调查者们发表正式声明，后来又要求把他所讲的事情经过记录存档。希特勒的主要目的是要报复那三个他认为是背叛了他的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可是当调查人员来到兰茨贝格时，希特勒三番五次突然闭口不语，“然后又再次表演，突然一阵阵大喊大叫起来。”有位官员这样描述道。15在准备审问时，希特勒的叫喊声“在整个监狱里都能听到”。16站在二楼审讯室外面的看守们甚至担心会打起来。希特勒既目中无人，又沮丧灰心，一开始就是个难以驯服的犯人。接着他又开始绝食。

起初，希特勒还吃一些黑姆里希端给他的饭菜，“但是肉食一点也没有碰”。希特勒早已是一名素食者。接受不剥夺荣誉的监禁惩罚的要塞犯人同监狱看守们吃一样的饭菜，不吃主体监狱里500名犯人吃的那种粗陋饭菜。但是有天早晨黑姆里希为希特勒送来早餐时，他发现前一天夜晚带给这位犯人的晚饭仍然放在桌子上，一点没吃。“希特勒先生，怎么了？”看守问道，“为什么不吃饭？病了吗？”

“别来烦我！”希特勒叫喊道，“我再也不吃饭了。”

典狱长莱波尔德吩咐黑姆里希仍然把每顿饭送到希特勒的牢房，直到把下顿饭送来时再把它带走。但是第二天早晨当黑姆里希把早饭送来时，希特勒勃然大怒。昨天的晚饭仍然放在桌子上，一点没吃。“希特勒像疯子一样冲着我狂喊乱叫。”黑姆里希回忆说。

“端走！”希特勒叫喊道，“不然我就把它摔到墙上！”

紧接着，希特勒又开始怒气冲冲地进行那种典型的政治抱怨，冲着黑姆里希高声大骂那些“骗子和叛徒”。随后，两人扯开嗓门比着高喊起来，黑姆里希扬言要对希特勒进行处罚。但最终他还是端走了希特勒一口没吃的饭菜。

一天又一天的绝食，使希特勒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他看上去“就像是受尽苦难垂头丧气的样子，脸也刮得不干净；听到我说的几句简短话语时，他露出了疲惫的微笑，显得毫无兴趣”，黑姆里希这样写道。17

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被取缔，报纸被查封，同党遭到逮捕追踪，或者过着流亡生活，这已经够糟糕了。但是一贯极为看重个人尊严的希特勒此时还面临着蒙受羞辱的厄运。他听说在暴动那个夜晚人们说他疯狂，喝醉了酒，是个自大狂。18除了那些狂热支持者以外，所有的人都在谴责他，嘲笑他。有时甚至他的一些支持者也这样做。赫尔曼·埃塞尔后来声称，让许多纳粹信徒勃然大怒的是：他们的领导人没有同自己的党徒一起继续留在音乐厅广场。19《纽约时报》表达了舆论共识：慕尼黑暴动毫无疑问消灭了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支持者。20驻慕尼黑的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菲不久就写道：“本身就不是德国公民的希特勒在监狱服刑期满之后有可能被从德国驱逐出境。”21历史学家奥斯马尔·普洛金格说：“希特勒这一回摔得不轻。在最初那几个星期里，人们还无法确定希特勒能否重返政治舞台。”22政治舞台上突然之间消除了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一直在散布的烟雾，也听不到他们的喧嚣呐喊。“纳粹党徽和冲锋队都不见了。希特勒这个名字也几乎被人们遗忘。”经常到德国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这样写道。23

随着自己的活动天地越来越小，前途日益黯淡无望，希特勒企图再次寻求耸人听闻的出路。在没有枪支、没有蔑视一切的进军行动、没有套索的情况下，希特勒选择了留给他的唯一武器：把自己饿死。他将惩罚自己，为了自己的事业，像殉道者一样去死。

在希特勒开始绝食几天之后，深感惊慌的监狱官员急忙把希特勒转移到监狱医院，不停派人监视，严格把希特勒同其他犯人隔离开来。希特勒只喝水，大部分时间都在安有栅栏的窗户旁边读书。他要求黑姆里希从监狱小图书室里给他带些书籍过来。24他说自己在重新阅读哲学家亚瑟·叔本华的著作时内心感到非常平静。但是他变得日益苍白脆弱，嗓音有些沙哑。黑姆里希开始注意到有一股奇怪的气味，一股“肯定是从他胃里冒出来的令人作呕的甜味”。25这股难闻气味非常刺鼻，黑姆里希在给希特勒递送包裹时必须屏住呼吸，以免感到恶心。一周过后，典狱长莱波尔德担心“他可能无法让那位最尊贵的犯人活下来受审”，于是这位典狱长吩咐医务人员准备给希特勒强行喂食“合成营养物”。德国未来的领导人此时就要被迫让人把一根食管从喉咙里捅下去。

然而就在同一天，即11月9日，兰茨贝格监狱教师，应用心理学家阿洛伊斯·玛丽亚·奥托决定看望希特勒。26“那是灰蒙蒙的周一上午，大约10点钟，我向医院走去，”奥托后来写道，“我打开房间的门，看到一位身材不高、目光阴郁的男人。他的外貌一开始让人感到非常失望。他看上去与普通人一样，不自然地把黑发梳在前额上方。……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凸出的颧骨和坚定有力的下巴；一张大嘴倔强地紧闭着，鼻子较宽，两边略微内缩。……他那双眼睛透露出敌意，两道剑光直向我射来。”

奥托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善的力量坚信不疑，27下定决心要突破希特勒的抵触心理防线。他心生一计：给希特勒这位怒气冲冲的囚犯带来了一份慕尼黑报纸。报纸上面刊登了一篇由希特勒以前的朋友所写的文章，指责这位纳粹领导人“沦为个人虚荣心以及自负情结的牺牲品”。奥托把具有保守倾向的报纸《巴伐利亚信使报》（Bayerischer Kurier）递给希特勒，并说道：“希特勒先生，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告诉监狱里的任何人我要来看你。谁也不会知道这次谈话的任何内容。你和我是同龄人，都经历过战争和苦难。我来看你是想和你坦率地谈一谈，希望对你能有些帮助，就像我对待每一个犯人那样。请你读一下你的老朋友写的有关你的文章吧！”28

希特勒读起了报纸，而监狱里的那位心理学家在那个狭窄的医院病房里来回踱着步子——“长10步，宽3步。”他回忆道。病房里一片宁静。

突然间，希特勒跳了起来，把那份皱皱巴巴的报纸猛地摔在桌子上。希特勒以他那独特的低沉而连续的喉音“R”尖声叫道：“这些德国人都是一群废物！一个国家居然有这样拙劣的借口！这样一群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你为了最伟大的事业把头别在裤腰带上拼死拼活地干，他们却背叛你！……不值得去做这样的牺牲。我厌倦了，不想再干了。已经结束了！让他们看一看，离开我他们会干成什么样。我要放弃了。我要是有一把左轮手枪，我就会抄起来。”

奥托惊得目瞪口呆：“（希特勒）嘴角泛起了白沫，两只眼睛骨碌碌地转个不停，眼白也湿润了。整个人情绪异常激动。”

不过奥托还是告诫说，如果他真想帮助人民大众解决就业和安定问题，而不是仅仅许下一些模糊不清的诺言，他就需要有耐心。但是奥拓的话并没有产生效果。“他再次大发雷霆，冲我喊叫道：‘德国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千方百计地帮助这个国家，呼吁他们重振尊严与荣耀。可是这些胆小如鼠的蠢货就是不听！谁想帮助他们摆脱卑躬屈膝的厄运，他们就出卖谁。历史已经反复地表明：凡是一心想要（为人民大众）谋取最好福祉的人，总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

奥托听着希特勒继续发怒。考虑到前不久奥地利霍亨索伦王朝覆灭的情况，奥托问希特勒是否在效仿错误的榜样。这一问便触及希特勒的另一个痛处。希特勒仇视奥匈君主制。于是他就专为奥托举办了一堂“长时间的私人讲座”，内容涉及历史、革命与榜样人物，从斯巴达、腓特烈大帝，一直讲到纳尔逊、加里波第。

希特勒的沉默被打破了。他又可以驾轻就熟地表现一番了。他无法放弃就历史和政治问题以权威口吻高谈阔论的机会。于是犯人和监狱教师便开始了一次颇为经典的谈话，说古论今，彼此论辩交锋。希特勒声称，他只尊重两个机构：一个是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部，另一个是梵蒂冈的枢机院。“那么你一定知道，”奥托说道，“普鲁士总参谋部用了多长时间准备打最近一次战争，也知道像加里波第和墨索里尼那样的革命者需要得到人民意志的支持。只凭口号，尤其是反犹太主义、反教权论那样的口号，不会使忍饥挨饿的民众走向街头，冲破路障。……你和你的追随者们为什么散布针对犹太人和教皇权威的仇恨呢？在政治上我们可能成为对手，但是如果你想要领导整个国家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可以同舟共济，相互支持。”

希特勒打断了奥托的话语，对奥托进行反驳，不过仍旧继续参与谈话。最后奥托表示，希特勒对那些“想法不同的人”所抱有的仇视态度是无法削弱的。“在他身上，我能够感觉到的是他那种对于某一思想意识恶魔般痴迷的变态心理。”希特勒内心里充满了“虚荣意识和蛮不讲理的教条主义思想”。奥托这样写道。但是第二天奥托获悉，希特勒已经停止绝食。

希特勒不再绝食是否同与奥托见面长谈有关，我们尚不清楚。被希特勒先前取而代之的纳粹党共同创始人安东·德雷克斯勒几乎同时看望过希特勒，声称“在同一个已经放弃生存希望的人经过1小时45分钟的斗争较量之后”，他终于说服希特勒为了纳粹放弃死亡的念头。另据普希·汉夫施丹格尔透露，他的妻子海琳——就是在希特勒被捕前从希特勒手里夺下手枪的那位女士——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她托人捎信说，她当时阻止他自杀不是让他以后把自己饿死。”29还有一位女士对希特勒也有一定影响，她就是舒伯纳-里希特的遗孀。她的丈夫在暴动队伍当天进入音乐厅广场时被射杀在希特勒身旁。她裹着严严实实的面纱，身穿丧服前去探望希特勒。她的到来意味着谅解，也使希特勒相信他的追随者仍然支持他。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在11月24日那天也探望过他，后来对黑姆里希说希特勒同意结束绝食。30

据看守回忆，希特勒吃的第一顿饭是一碗米饭。黑姆里希心想这位犯人又重新获得了“求生的意志”。只不过前一天有位前来探望希特勒的人说，希特勒的左臂“仍然不能使唤”。31但是希特勒又有兴趣向别人讲述他的思想，或者至少把他的思想写下来。律师洛伦兹给州检察官写信，要求允许给希特勒送去一本“韦伯编纂的德语词典，五卷叔本华的著作，还有纸张、自来水笔、笔筒和一支铅笔”。32

不久，希特勒又从另一位女性崇拜者那里受到鼓舞，信心大增。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1883年逝世）的英国出生的儿媳威妮弗蕾德·瓦格纳，在希特勒于数月前拜谒瞻仰位于拜罗伊特的瓦格纳旧居和墓地时，对希特勒一见钟情。威妮弗蕾德·瓦格纳同英国出生的种族主义作家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33一起，想尽办法表示对希特勒及其事业的支持。在希特勒暴动失败、身陷囹圄之后，威妮弗蕾德组织并发起了一次书信签名。那封过于动情的书信总共吸引了1000人的签名。“我们对您所怀有的炽烈的爱胜过以往任何时候。”那封书信一开始这样写道。威妮弗蕾德在信中附上了一封致“尊敬的、亲爱的希特勒先生”的个人短信（发表于12月1日），这种称呼比平时更显得亲近热情。她附上了一份由她的丈夫西格弗里德·瓦格纳（同他父亲一样也成了一名作曲家）创作的歌剧脚本《马林贝格的史密斯》（The Smith of Marienburg）。“如果这本小书能够帮助你度过一些漫长的时光，就算它尽了微薄之力。”威妮弗蕾德写道。34

希特勒结束了绝食，但仍然抵制审问。在遭到希特勒粗鲁拒绝的官员中就有巴伐利亚州检察官路德维希·施滕格莱因。此人专门负责起诉希特勒及其他被控犯有叛国罪，蓄谋用武力推翻政府的暴动参与者。施滕格莱因孤注一掷，决定派出那位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副手汉斯·埃哈德同那位纳粹党人会面。埃哈德当时36岁，比希特勒大两岁。他认为自己能够摧毁希特勒的沉默之墙。但是当这位副检察官带着他的速记员和打字员于12月13日来到时，希特勒仍然像以前那样顽固不化。“我不是罪犯，我不会让自己像罪犯那样受审。”他哼着鼻子这样说道。

据埃哈德后来回忆说，希特勒对自己的愤怒表现颇为自得，既质疑眼前这位官员到来的合法性，又拒不承认法院的司法权。希特勒表示，他不会对埃哈德披露暴动的任何细节，因为他想“只在法庭上……打出自己的王牌”。但是，那位生性敏感的埃哈德倒是首先打出了自己的一张小小王牌：他让速记员和打字员离开了要塞二楼的接待室。这位年轻的检察官在消除了官方及罪犯调查阵势之后，面对面同希特勒在一个小房间里单独相处，没有任何旁听者。现在他们两人可以直接交流了。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禁不住又要滔滔不绝大发一番宏论，他也的确这样做了。35

在上午和包括下午部分时间在内的五个小时里，阿道夫·希特勒与汉斯·埃哈德漫无边际、毫不掩饰地探讨了许多问题。在那次长谈中，希特勒至少在暴动事件上，在巴伐利亚执政三雄种种纠葛关系上，以及在他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应对未来审判的个人计划上，把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和盘托出，毫不保留。“我从未拿出一支铅笔或抽出一张纸来。”埃哈德回忆道。“希特勒渐渐地放开手脚，不再感到拘束。‘我在谈话时能够找到适当的词语，可是我一提笔来写却找不到适当的词语。’希特勒说道。他还说口授不适合他。但是我当时无法使他简洁清楚地回答一个毫不含混的明确问题。他一谈起政治就滔滔不绝。”

希特勒“讲起话来喋喋不休，吐沫乱飞，我就差撑把伞遮挡一下了”，埃哈德回忆说道。在希特勒那番废话连篇的长篇大论中，埃哈德终于能够归纳总结出希特勒在后来注定轰动一时的审判中有可能运用发挥的一些论点。36希特勒已经准备好自己的辩护词。首先，他认为人们不可能针对魏玛共和国那样的国家犯下叛国罪。因为在希特勒看来，魏玛共和国本身就建立在叛国基础上。希特勒认为，由社会党人领导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对德国人民的背叛。在他看来，以后的任何一次选举都没有使魏玛共和国合法化，因为他们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场革命是合法的吗？

但是希特勒的论点核心同他被指控的叛国罪无关，其矛头倒是指向他的“死敌”——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的叛国罪。毕竟他们一连数月同希特勒及其手下的战斗联盟串通勾结，密谋暴动，策划进军柏林。他们是十足的同谋。希特勒问道，如果他们真的反对他的事业，他们作为执政当局为什么没有在事发之前逮捕这个“危险的希特勒”？相反，他继续说道，“在他们心里”37，他们一直是暴动的参与者。希特勒甚至扬言要披露有关国防军计划动员进军柏林，甚至有可能进攻鲁尔区法军驻军的秘密细节。这位饶舌的希特勒正在表明自己的真实意图：他要人们以全新的观点看待对他的审判，让他的对手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受到惩罚。就眼下来看，他们届时将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

至于暴动的时间安排，希特勒向埃哈德透露，他感觉到了来自同党的压力。他心里明白，卡尔和洛索绝不会打定主意迅速出击。他还担心其他民族主义团体会以一些出格的行动抢了他的风头，“比如抓上十几个犹太人，把他们绞死”38。这种惊人言论充分暴露了希特勒漫不经心的残酷无情一面。

希特勒时刻准备战斗。即使受伤的左臂仍然困扰着他——他说用右手写字时，左臂疼得连一张纸用左手都按不住——这位受伤的纳粹领导人声称，一提到保护自己，使他的敌人活得“不痛快”，他就感到浑身是劲，“像野猫那样顽强不屈”。希特勒声称，他的审判陈述有可能采取备忘录的形式（尽管他不喜欢写作），将会“撕掉他的死敌脸上的假面具……迫使他们最终来到他目前的所在地，即被送进监狱”。埃哈德得以摆脱希特勒之后，立刻把全部谈话内容整理在纸上，结果整理出一份长达九页，共分六个部分，单倍行距的文件。后来这个文件被收入一本书里，成为了解希特勒审判情况、他的心态及其政治判断标准的重要资料。

在被关进兰茨贝格监狱五个星期之后，12月中旬，希特勒开始摆脱暴动失败后出现的抑郁状态，为出庭受审做着准备。崇拜者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探望希特勒，纷纷表示支持，使希特勒信心大增。虽然纳粹党已被官方取缔，遮遮掩掩转入地下活动，那些坚定不移的纳粹分子仍然狂热效忠，矢志不改。希特勒收到了成堆的邮件、包裹、礼物和鲜花。大量的圣诞“爱的礼物”，39主要是精美食品，源源不断地赠自威妮弗蕾德·瓦格纳那样的人士。12月初，有位探访者注意到有一个包裹寄自拜罗伊特，里面装着“一件毛料上衣、羊毛长内衣、袜子、烈性酒、烤干面包、香肠、书籍……”40

典狱长一开始就禁止希特勒把收到的过量糖果盒甜食送给其他犯人。因此他只好将多余的礼物捐给了附近的一家多明我会修道院，让她们施舍给穷人。那一年对于修道院的修女和会众来说是特别开心的一年。“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时候，那些来我们修道院敲门的‘贫穷徒步旅行者’最有收获，最开心。”一位修女这样对黑姆里希说。41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开始接待络绎不绝的探望客人。要求面见这位纳粹领导人的人非常多，因此监狱官方每次在来客到达之前都同希特勒协商确定让来访者停留多长时间。有时如果来客只是一位自称崇拜希特勒的过路人，只允许他们停留三五分钟的时间。如果来客是鲁登道夫将军那样的人物，希特勒的武装暴动战友，或者是同为即将举行的审判被告，探望时间则延长至四五个小时。与监狱主体牢房里那些每三个月的探监时间只有15分钟的可怜虫不一样，要塞监狱里的犯人，每星期可有长达六个小时的探监时间。据说希特勒经常超过这个时间限度。

最让希特勒精神为之一振的探望者既不是一位将军，也不是长着两条腿的其他任何一位信徒，而是他养的那只德国牧羊犬沃尔夫。希特勒的律师罗德曾向州检察官提出特别请求，询问是否可以带着希特勒的爱犬前去探监。他们一到，那只牧羊犬就以大动物特有的方式窜到了希特勒身上，也让黑姆里希听到了希特勒来到监狱以后发出的“第一阵开怀的大笑”。

虽然希特勒与家里人保持着距离，即便谈到自己的青年时代也很少提到他们，但大约在圣诞节期间，他的姐姐安吉拉来看望过他。她和希特勒在一起相聚有半小时的时间。“让我永远难忘。”她后来写道。她描述了一位显然是正在康复的男人：“他在智力和精神方面又处于最好状态。他也很健康。他的左臂曾经让他非常烦恼，但是现在也应该痊愈了。最近他得到的各方面支持，让人很感动。”42（另一方面，当鲁道夫·赫斯建议希特勒的妹妹鲍拉应该从维也纳来到慕尼黑，这样离得近，也安全时，希特勒显得“惊恐万状”。“他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坐在椅子上局促不安，用手抓挠着头发，”赫斯写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不！即使他爱她，她也会成为一个负担，束缚他的行事方式。”）43

兰茨贝格监狱变得忙碌起来。在获悉又有多名因暴动失败而被捕的犯人要押送过来后，典狱长莱波尔德开始在要塞监狱翻修扩建多间牢房。同时他将最新这批参与暴动的犯人关押在主体监狱的一个特别区域里。那里有一面临时修起的墙壁，牢房前面的通道上方修有天花板，防止他们与普通犯人接触。在严格隔离的环境里，他们仍然享有一些特权，比如他们的牢房门整天都可以敞开着。带有顶棚的通道成了他们的娱乐室和吃饭场所。由于天花板挡住了来自四层楼高监狱天窗的自然光，所以他们的生活空间一直是半明半暗。44

新到的这批监狱犯人中有迪特里希·埃卡特、尤利乌斯·施特雷舍尔、菲尔斯特·卡尔·菲利普·冯·莱德^45、巴伐利亚前司法部长罗斯博士，甚至还包括德国工人党的共同创始人安东·德雷克斯勒，当初是他第一个邀请希特勒参加他所领导的政治运动。46希特勒继续住在同其他参与暴动者隔离的医院牢房里。后者不断地烦扰黑姆里希，想要打探一些有关他们领导人的消息。黑姆里希严格遵守莱波尔德下达的命令，不透露有关希特勒的任何消息。新来的这些犯人感觉受到怠慢，对那位不幸的看守不断地大加肆扰侮辱。47不过对于这些犯人来说，牢房里的生活还算说得过去。他们的日常特权包括可以在监狱庭院和花园里活动几个小时，沿着长达500英尺的碎石路自由散步。12月22日，冯·莱德男爵在寄给子女的一封家书中写道：“有几位先生和我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整天聚在一起。我们的房间干净，住着舒适。对面是一个大厅一样的宽敞场所，我们可以在那里就餐，自由活动。房间里已经布置了一棵圣诞树。……我的朋友们都说饭菜丰盛可口。你看这里的生活还不错。”48

兰茨贝格监狱成为希特勒和埃卡特的共同栖身之地。不过他们从未在那里见面。作为希特勒最重要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导师，埃卡特比其他任何人更加卖力地向希特勒表明，反犹太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所具有的影响力。埃卡特经常被称为纳粹主义的精神领袖。勤于思索而且还吸食吗啡的埃卡特仍然在不断地抛出大量尖刻的政治批评意见。被捕当天，他还在写一篇反犹太主义的文章，题目为《从摩西到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与我的对话》（Bolshevism from Moses to Lenin:Dialogues Between Hitler and Me）。这篇文章有可能是根据他同希特勒的多次讨论整理而成，埃卡特称之为他写的“希特勒手册”。49但是在暴动发生几个月前，这两个人已经分道扬镳了。纳粹领导人希特勒不再把慕尼黑放荡不羁的种族主义运动明星埃卡特视为前辈贤者，甚至也不视为平起平坐的人。埃卡特已被排挤出希特勒的智囊团。暴动之夜，埃卡特是在他常去的一个酒吧（蝙蝠酒吧）里度过的，第二天早晨起得较晚。听到向音乐厅广场进军的消息后，埃卡特便加入进军的行列（只是乘车前行）。50将他抓进兰茨贝格监狱已经足够了，但是他并没在那里待上多久。他在被监禁十天之内身体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因此他被提前释放出狱。又过了数星期，就在圣诞节第二天，埃卡特病逝在他和希特勒都非常喜爱的高山小镇贝希特斯加登，终年55岁。51后来希特勒将《我的奋斗》第二卷献给埃卡特，以示怀念。

在狱中度过1923年的圣诞节，一定使希特勒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但是考虑到他那种不易动感情的个性，那段时间对于他来说算不上是一个特别难熬的季节。希特勒没有任何让他思念的亲密家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在暴动发生三周前，他在写信回复一位童年时期的老朋友时说：“就家庭来说，我家里目前只有我那条出色的德国牧羊犬。我没能使这种情况再向前发展一步。昨天的那个旧时头目到今天还是个头目，并没有变得文雅起来，也并不适合过平静的生活。”52

最为使人兴奋的节日时刻是一周后的新年前夕。午夜刚过，监狱教堂的嘹亮钟声便淹没在“令人毛骨悚然的连续爆炸声中”。据黑姆里希回忆，那一阵阵爆炸声来自监狱大墙外面。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立即采取行动，将守卫监狱的警察增加一倍。结果却是一场虚惊。据黑姆里希透露，原来是国防军兵营里的士兵高兴过头，把“多余的弹药”引爆，庆祝新年。

国防军引爆的烟火也许是一场虚惊，但是人们还是有理由庆贺1924年的到来，特别是1923年的逝去。新成立的德国共和国的第五个年头一直是极为动荡不安。1923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头一开始就发生了法国-比利时军队入侵鲁尔地区事件。到了秋季，局势跌入低谷，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希特勒发动武装暴动使国家和宪法遭到攻击。然后颓势就此止住。希特勒组织的拙劣暴动的失败标志着德国一个动乱政治时代的终结——紧张不安，极端暴力，近乎内战的局势，革命活动以及迅速加重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些统统消失了。就在希特勒被关进监狱时，德国开始进入一个疲惫不堪又安宁平静的时期，最终出现了复苏稳定的局面。

德国的东山再起首先同1923年10月中旬推行一种被称为地产抵押马克的新货币有关。这种新货币的基础就是被称为地产抵押银行的新建机构。新马克同已被彻底摧毁的旧德国马克的汇率为：地产抵押马克兑换10亿旧德国马克。在希特勒暴动失败后，货币开始重新赢得买家和卖家的信任，结束了通货膨胀局面。新的稳定形势很快又得到由美国牵头，旨在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的支撑。这个计划后来签署于1924年。随着货币趋于稳定，失业形势开始得到缓解。法国方面甚至暗示，他们有可能准备撤出鲁尔地区。当时还有议论说德国正在加入国际联盟。镇压纳粹暴动使巴伐利亚州的革命与暴动热潮受到很大冲击，避免了在1923年秋季看上去必定要发生的柏林-慕尼黑之战。甚至就连在1923年冲突中被牵扯到的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等人不久也有了出路。形势发生好转，德国看上去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

新的一年也给兰茨贝格监狱内部带来了变化。典狱长受命承接一项新工程，要把要塞建筑翻修改建成牢狱大楼，关押一大批参与过暴动的犯人。主体监狱里那片狭小的特别区域已不够用。另一道命令的执行难度更大：他要把要塞二楼改建成法庭。颇受期待的希特勒-鲁登道夫法庭审判将在兰茨贝格监狱大墙内举行。同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将在2月里一同受审的还有其他八位暴动领导者，包括克里贝尔上校、罗姆上尉、韦伯博士等人。在他们的审判结束几周之后，还要审判其他地位无足轻重的40名步兵。他们分别来自冲锋队和战斗联盟，被指控为叛国罪帮凶，并犯有其他各种罪行和过失，比如故意毁坏《慕尼黑邮报》报社设备器材、绑架人员、随意无礼对待《慕尼黑邮报》主编的妻子等人。由于无法知道在希特勒的进军队伍中何人开枪打死了四名警察，所以无人因此受到指控。

经历过街头战斗并且遭到惨败之后，希特勒眼下又在准备打一场法庭之战。希特勒似乎对危机情有独钟，每当被逼入困境，面临大敌时，往往能取得最佳反击效果。多年来，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据说无论是宽泛概念还是具体细节皆能过目不忘，了然于心，日益认为自己不可能有错。所有这些因素全都开始融入为一场法律（及政治）斗争而展开的思想过程中。这场斗争将把针对他的审判变成其意义超过司法审判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将成为一个平台，使他借机巩固自己的世界观，借机为自己企图推翻德国国家政府进行事后辩解，证明它合理无错。

为将要塞用作审判场所，典狱长迅速调集木匠和油漆工开始施工。推倒了原有间壁，设计出专供新闻记者和警察使用的房间，安装了一个较宽的木栏，将法庭上的旁听者同参与审判的有关人员隔离开来。在俯视要塞建筑和庭院的瞭望塔上，设有新的射击孔和机枪枪位。障碍物顶端安有带刺铁丝网，把要塞建筑同监狱医院隔离开来。运送建设器材的司机开始将监狱里的那条路称为“希特勒街”。黑姆里希写道：“要塞最终变成了军事意义上的要塞。”53

上述翻修改建项目还包括一个不同寻常的内容：莱波尔德心里明白，他可能需要为鲁登道夫将军留出一个专用空间。鲁登道夫先是被捕，并在暴动结束后凭借郑重的诺言得以释放。如果经审判获刑，就必须在监狱中服刑。但是即使他被判犯有叛国罪，包括检察官、法官和监狱官员在内，任何人也不敢把鲁登道夫当作凡夫俗子来对待。他必须享有更好的待遇。

经过一番思量之后，典狱长莱波尔德终于看到解决方案就在眼前：他要把自己那间宽敞的会议室腾出来供鲁登道夫使用。那间会议室设在办公大楼里，远离监狱里的乌合之众。随后工人们开始把会议室改建为专供将军使用的“两室牢房”，配备有必用家具。其中一间是客厅，供工作和接待客人使用；另一间是“卧室”，配有新近安装的拱门，上面吊着厚厚的门帘。莱波尔德甚至还专门安排一个监狱看守给鲁登道夫充当佣人，因为德国将军不能没有佣人。那位看守把自己最好的服装和漆皮皮鞋拿出来收拾整理一番，准备迎接终身可遇而不可求的光荣任务。54

在策划审判希特勒的背后，一个政治性的幕后故事正在渐次展开。希特勒及其同谋被控犯有叛国罪，他们蓄谋“用暴力手段改变宪法”，不仅想改变巴伐利亚宪法，更要改变德国宪法。55把他们放到全国范围内来衡量，他们触犯了1922年《共和国保护法》（the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public，此法是在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特瑙遇刺后通过的）。按着严格的司法解释，对希特勒等人的审判应该在萨克森州莱比锡市新建的州法院举行。一开始希特勒本人也赞同这一审判地点，认为他在那里可以得到比较公平的审判，尤其是让他势不两立的敌手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同他一样被控犯有叛国罪。他还认为，把审判地点移到莱比锡会使那些折磨他的人失去在巴伐利亚的影响力。但是巴伐利亚方面却先下手为强：司法部长弗朗茨·古特纳坚决不同意把被告转移到莱比锡市州法院候审，声称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这三位巴伐利亚人在穿过萨克森时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最后巴伐利亚人胜出：他们把暴动、监禁和审判全都作为巴伐利亚本州事务进行处理。他们要在自己的人民法庭前面审判这些被指控的叛国者。人民法庭是在1918年至1919年血腥动乱时期成立的迅速判决、惩罚罪犯的特殊机构。人民法庭到这时本应解散，但是为了审判希特勒等人特地保留了下来。

在兰茨贝格监狱，正当施工人员还为新修的法庭墙壁粉刷什么样的绿色油漆而争执不下时，他们的工作突然被停了下来。上级部门的意见是兰茨贝格监狱太小，举行审判时容纳不下多名被告、众多律师和来自德国各地的庞大记者团。也许有的新闻记者还来自国外。当时已经做出决定要在慕尼黑审判希特勒。因此，莱波尔德匆匆赶回来，忙着扩建监狱。

说到希特勒本人的准备状态，这位自学成才者做了一件自从遇到人生第一次挫折以后就一直做的事情：阅读。1907年10月，18岁的希特勒在维也纳被美术学院拒之门外，求学未成。

“对于我的朋友来说，重要的是读书，永远是读书，”希特勒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库比泽克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希特勒来到维也纳时带着满满四箱子书……我无法想象希特勒怎么会不读书。他的周围摆放着成堆的书籍。……每次出门，他经常在腋下夹着一本书……他宁肯抛弃大自然和开阔的天空，也不愿意把书抛弃……书就是他的整个世界。”56库比泽克曾经是希特勒在维也纳时的室友。他声称他的朋友希特勒读过德国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伟大经典作品，比如叔本华、尼采、歌德、席勒、瓦格纳、赫尔德、莱辛等人的作品，还读过各种德国英雄传奇故事和但丁的《神曲》57等作品。希特勒自称读过的书“数不胜数”，包括一家维也纳书店里的全部书籍，约500本。这为他的世界观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因为希特勒在发表演将时或是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几乎从未说明他的思想言论源于哪本书或哪个人，所以迫使全世界只能依靠二手线索来了解他读过哪些书，或受过何人影响。这样的线索包括一个列有200本书的清单，其中有卢梭、孟德斯鸠和康德等人的著作。这些书都是希特勒从居住在邻近城镇上的一位纳粹牙科医生私人藏书中借来的。后来还有一个罗列着42本书的书单，大部分是每个纳粹党人必须了解的反犹太主义书籍，其书名从1922年起便印在纳粹党成员卡上，包括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写的六本书和刚刚出版、长达495页的伪科学种族主义权威著作《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学》（Rassenkunde des deutschen Volkes），作者是汉斯·F.K.龚特尔，人送绰号“种族-龚特尔”。58另外，希特勒未来法律顾问，被占领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写道，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里阅读了可以搞到手的所有书籍，包括尼采、兰克、特赖奇克、马克思、俾斯麦和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等人的著作。59进一步凸显张扬这种读书神话的是一张罕见的希特勒照片。照片上只见在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里，他站在一个装满了大多数书的书架旁边，就连书架顶端也摞满了很多书。60

然而，与希特勒传奇的许多方面一样，希特勒广纳博采的学识智慧本身也存在着各种漏洞、缺陷和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外界对希特勒深入阅读的美誉一直存有严重质疑。历史学家伊恩·克肖指出，虽然希特勒“能够谈论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优点，这并不能证明他读过他们的著作”。维也纳历史学家布里吉特·哈曼认为，“完全值得怀疑”的是希特勒读过库比泽克提到的那些书籍。库比泽克的备忘录是事后写成的，一方面为了供纳粹党人阅读，另一方面也有捉刀代笔之嫌。哈曼认为，希特勒只是从“著名的‘德国先贤’”那里摘取了简洁精辟的言论，而其言论在希特勒频频光顾的廉价咖啡馆那里提供的小册子和免费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希特勒没有必要为了使自己看起来像一位文学专家就去阅读整整一本书。”哈曼这样写道。61

至于希特勒从那位纳粹牙科医生那里借阅的大部头书籍，那位牙科医生曾经说道：“希特勒在他的读书学习中显得非常仓促，目标不明确。他不可能领会理解所有那些内容。”历史学家斯温·菲里克斯·克勒霍夫质疑道，一位“学习成绩很差，读完八年级就离开学校”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下功夫阅读那些费时费力的书籍，并且还读得懂”？62

尽管存在着上述质疑，但毫无疑问，希特勒读过或者至少浏览过许多书籍（尤其是阅读卡尔·迈创作的描写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消遣性长篇小说）。希特勒的读书方式是从书中摘取一些适合发展自己的世界观，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的言论片段。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对世人讲述了“恰当的读书之道”。他坚持认为，读书“不是目的本身，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对他而言，那个目的就是为了确认证实他的偏见和以前拥有的信念是正确的。63希特勒推荐的读书方法是在“每一本书，每一份报纸和每一本小册子里”查找搜寻有关材料，“以增强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或清晰表述程度”。在同汉斯·弗兰克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希特勒宣称在兰茨贝格监狱读了所有的书之后，“我认识到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64。这在希特勒日益相信自己正确无误方面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在兰茨贝格监狱，希特勒当然也拥有一些书籍。汉夫施丹格尔在探望他的朋友希特勒之后说，希特勒的房间除了像“甜食、鲜花店”以外，还像“常见的小型藏书室”。黑姆里希把希特勒的房间形容为“学者书房”。希特勒拥有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崇拜者们赠送的礼物。在审判结束后成为希特勒最亲密的狱友和文书助手的鲁道夫·赫斯特别提到了三本书：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卡尔·豪斯霍费尔写的有关日本地缘政治的著作，还有作家埃尔温·卡里以笔名埃尔温·罗森发表的《美国人》（Amerikaner），这本书以妙趣横生的笔调描写了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

无论希特勒的阅读书单上包括哪些书籍，他已做好战斗准备，把一切都豁出去了。尽管他非常自信，但他心里清楚，如果这次不能一举成功，他的政治生涯就真的从此结束了。而且更为糟糕的是，还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他也有可能被判处10~15年中期徒刑，然后从政治地图上渐渐消失。另一种不妙的情况是，他可能被驱逐出境，流放到维也纳闭塞的地方，在那里憔悴忧戚，最后沦落为默默无闻的历史过客（考虑到希特勒在1921年殴打奥托·巴勒斯蒂特一案所受的假释处理仍然有效，另据1922年的《共和国保护法》，希特勒很有可能被驱逐出境）。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希特勒简直成了苦行僧似的人物，而且文思泉涌，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他不停地阅读。他还写了一篇长达60多页的暴动备忘录。65经典狱长允许，“希特勒让人给他送来了一台打字机”，黑姆里希写道。他本人也在城里替希特勒购买一些信纸。希特勒在写作时明显使自己处于非常愤怒的状态。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我正在将心中的愤恨倾注于我的辩护陈述当中。”66无论愤恨与否，崇拜者的过分赞扬使希特勒信心大增。“对希特勒过于动情的英雄崇拜，甚至奉若神明的顶礼膜拜，也许是他得心应手把控局面的重要原因”，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这样写道。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一位纳粹探访者写了一份报道，将希特勒比作耶稣。

希特勒开始将出庭受审视为另一次在啤酒馆亮相表现自我的机会。但是这次的亮相表现却是终生难忘的一次人生经历。希特勒在阅读、反思与写作的过程中认识到，有两个任务摆在他面前。一个任务是把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牵扯到暴动密谋活动中；另一个任务是通过宣讲他所提出的解决德国各种问题的宏大设想，让广大民众接受他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犹太主义政治观点，树立纳粹党形象。他还要以大无畏的战斗进取风格推销宣传自己。为此，他需要把法庭变成发表啤酒馆演讲、争取民众支持的地方。

希特勒也开始从个人角度构思辩护词，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体框架，把自己的命运同德国的命运融为一体。他的人生经历曲折坎坷，充满了偶然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发现和独立获得的见解。他认为这恰恰完美形象地反映出他所领导的运动和他的计划设想，体现出他对德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理解。他的个人觉醒，他对纳粹党的领导，将会成为暴动背后的感人故事，成为他清白无辜的佐证。不然就会成为他的最后挽歌。

如果处理得当，就算把执政三雄拉下水的企图没有得逞，动员民众支持的演讲将会挽救希特勒。这样，在避免使德国遭受马克思主义祸害的事业中，他就会以忠诚战士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至少在口头宣传上是这样。如果因领导暴动被判犯有叛国罪，那么在德国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立场的社会成员眼中，希特勒就将在荣耀的光彩笼罩下谢幕退场。那时他将成为一名殉难者。他将为自己写下墓志铭，而且是一篇光彩照人的墓志铭。对于把控法庭这个舞台，他已拥有一套近乎万无一失的行动策略。

1924年2月24日，希特勒被带上警车，在近四个月内第一次又慢慢地回到了他热爱的城市，回到了让他获得极大成功，也使他遭到惨败的舞台——慕尼黑。在慕尼黑，他被关押在已经改建为法庭的陆军学校。

法庭审判定于四天后开始。

第七章

叛国罪审判

“为什么不将对希特勒的审判列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审判？”

——奥托·格里特施内德，慕尼黑，2001^1

1924年2月26日，一个飘雪的星期二，对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叛国罪审判在慕尼黑开始了。

律师、记者和陪审团抵达了国防军原陆军学校，看到那里的情况酷似军事包围一样。为预防民族主义准军事武装力量发动暴力袭击，或者希特勒的狂热支持者举行游行示威，审判庭大楼四周部署了一支由头戴钢盔的国防军士兵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署组成的分遣队。这座粗陋不堪的黑砖建筑物被临时征用为巴伐利亚州人民法庭，同时也用作羁押希特勒和其他一些被告的临时监狱。2有位亲临审判现场的目击者称，“那天出奇地冷”，要靠跺脚、往手套里吹呵气取暖。士兵们在钢丝网和坦克障碍物围成的警戒线后巡逻。慕尼黑当地一些爱打趣的民众将这种军事封锁地段称为“占领区”——这是拿法国入侵德国鲁尔区一事来开玩笑。还有一些人将陆军学校形容为戒备森严的“罗马城堡”。3

这幢古老建筑曾经是19世纪巴伐利亚州一所军校所在地，后来又成为国防军军校大楼。检查哨要求每一个亲临审判现场的人必须在这幢古老建筑前面两次出示身份证件，接受武器检查。这里还专门腾出一个房间对女性进行搜身检查。《纽约时报》曾这样报道说：“那些一提到审判就无比兴奋的妇女们，完全没有想到所有人必须接受一次搜身检查然后才能进入法庭。她们的头发、帽子、钱包、袖套甚至袜子都被一一检查，看看里面是否藏有匕首、手榴弹、炸弹以及不符合要求的帽针等违禁品。”4

《纽约时报》并不是报道此次审判的唯一一家外国媒体。据一家瑞士报纸报道，除英国《泰晤士报》和法国《巴黎时报》外，还有将近50名外国记者到场。“那些天里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慕尼黑。”但对于德国人来说，这只能算是一个坏消息。“毫无疑问，外国人读到或者了解到的关于此次审判的所有情况都被用来攻击整个德国。”慕尼黑一位专栏作家哀叹道。5

当然，德国记者数量最多。当时的军事法庭由以前的军官食堂改建而成，共有120个观察员座席，记者挤占了其中60席。然而这远远不够。在大厅下面，又增建了一个新闻记者室，里面挤满了换班的同事、秘书和信差。一名德国记者抱怨说，法庭官员仅仅安装了五条电话线，并将这些线路都据为己有。“对于报纸及其广大读者来说，什么可用的资源都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周中，信差们要身手敏捷、满怀热情地将报纸复印件由法庭送到记者室。当天有关审判现场的不同版本新闻报道及时地刊登在慕尼黑、柏林，以及其他地区快速发行的报纸上。

国防军军校坐落于布鲁腾堡大街上。它之所以被选为多年来慕尼黑最为轰动的法庭审判场所，是因为这里远离拥挤的慕尼黑市区，更易于包围或守卫。此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学校空无一人。由于该学校500名军官学员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希特勒组织的暴动行动，国防军高级指挥官冯·泽克特将军^6关闭了慕尼黑的军校，把学校迁到了图林根州的一个小镇上，因为在那里，军官学员会安分一些。7在这场未遂的政变中，曾经心甘情愿受希特勒控制的军校，现在已经将希特勒牢牢地控制住。此刻希特勒正被羁押在一个军官学员房间里，等待着影响他余生的法庭审判。

他将与另外九名暴动者共同接受审判，包括战争中的英雄鲁登道夫。克里贝尔上校、韦伯博士等人都和他一起被关押在陆军学校二楼。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每人一个单人房间，饭菜到时候就会端到大厅中间铺着白色桌布的餐桌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每天还可以在军校院内的户外活动两个小时。与希特勒、鲁登道夫、克里贝尔和韦伯一起接受审判的被告包括罗姆上尉、恩斯特·波纳、威廉·弗里克、威廉·布鲁克纳、罗伯特·瓦格纳，以及鲁登道夫的继子海因茨·佩尔纳等人。其中一位被告，慕尼黑警察局前局长总长波纳旧疾复发，差点无法接受审判。希特勒像往常一样，又收到了大量礼物。昔日他身边的兄弟——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带着4岁的儿子埃贡前来探视他。希特勒让这位兴高采烈的小男孩随便挑拣那些杂乱堆放在房间里的糖果和糕点。8

此时距希特勒发动暴动惨败已近四个月。从理论上讲，他面临着接受叛国罪的审判。实际上他已经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人民法庭诉讼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证实他有罪或清白。这位主要被告愿意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竭尽全力地将法庭对于他的审判改编成一出与德国未来以及拯救祖国息息相关的道德剧。他要在挤满了记者的法庭上将自己推销给他曾拥有过的最多观众。到那时为止，他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默默无闻。

观众都急切地想听他发表演讲。“左翼民主新闻界也充满期待，”斯图加特市的民族主义报纸《南德意志报》这样报道说，“期待着上演一出民族主义力量的自我毁灭戏剧，以便在下一次选举到来之前加强共和党人的软弱实力。”有消息透露说，审判开始后希特勒将要发表长达几个小时的开庭演讲。“一切准备就绪，随时满足所有新闻媒体、电影界人士以及摄影师追求轰动效应的渴望。”该报这样写道，“现在可以开始了。”9

首先被告要穿过陆军学校二楼大厅。鲁登道夫前面开路，希特勒与他的随从被告们离开西侧他们居住的舒适^10房间，“庆典游行般地”走了将近300步，抵达大楼东侧。经过改造的军官食堂就在那里。11鲁登道夫每天从慕尼黑市郊别墅乘坐配有专职司机的汽车来到审判法庭。每当专车开进陆军学校操场上时，都有人向他欢呼致意。被告队伍走过时，记者室里的报社记者全都被关了一级禁闭。12狭长的走廊里，每一扇门都紧闭着，由一位带着钢盔或传统式德国尖顶头盔的士兵把守。13希特勒就像发动暴动或者刚刚抵达兰茨贝格监狱那天一样，又穿上了那件已经成为他革命者标志的外套——一件双排扣的大衣，上面别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勋章。在发动啤酒馆暴动那天晚上，他穿的那件礼服使他看上去像“一位孤独的小个子服务员”，特别滑稽可笑。然而此刻的希特勒将会像明星演员一样闪亮登场——实际效果也的确如此。

新改建的法庭看上去好像是法官专用室的一部分，长52英尺，宽38英尺。14经过重新装修的餐厅天花板的大梁上吊着造型简洁的水晶吊灯。四周包裹着深绿色布面的法官长凳摆放在法庭一端。通过高窗射进来的自然光使得新安装的用电设备尤为显眼。有位现场目击者注意到，在2月微弱的阳光照耀下，法庭里“泛着红光”。15大家唯一抱怨的是房间里塞进了太多的椅子，室内有时非常闷热。

希特勒像一只饿兽走进了法庭。他两只眼睛飞快地“来回转着，环顾四周”。16他看到了现场的那些律师、记者和观众。一位记者注意到：“他要比照片上看起来矮一些。”17鲁登道夫看上去平静矜持，一语不发，阔步走向了被告席。对于其他被告来说，这就像是一次周末家庭聚会。朋友之间互相致敬，打着招呼，握手微笑。观众席位上基本都是希特勒的支持者。18纳粹党人及其盟友受到了宽容对待。而此前那些在巴伐利亚州人民法庭上被起诉的共产党人及社会党人却受到了粗暴对待，两者对比有着天壤之别。社会党主办的《慕尼黑邮报》愤怒地指出，在对希特勒的审判过程中“被告之间都在热烈地交谈，直到后来乖巧地请他们就座。没见到看守人员的踪影”。这家报纸写道，就在两个月前16位社会党人被带到了人民法庭。“他们进来和离开时都被铐上手铐和脚镣……每一位被告两边各站有一位看守……不允许他们彼此交流……甚至那些服刑期限已满的人在被带出法庭时仍然戴着镣铐……法庭就是这样对待社会党人的。”

开庭审判日对于公众人物来说是那一时期的政治大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有24个证人席位留给了慕尼黑的精英，其中包括国会议员、高级政府官员以及杰出的司法人员。19显而易见，人人都想亲临现场看一看在陆军军校里上演的巅峰对决，最重要的是能够听到希特勒发表演讲。很多人都希望法庭成为希特勒出色表现的一个完美现场。

这次对决表演由法官的到来拉开帷幕。三名陪审员，也被称作“非专业法官”（加上一位替补人员），还有两位专业法官（加上一位替补人员）由首席法官格奥尔格·奈德哈德引领着走入法庭。20奈德哈德秃顶，留着尖尖的灰白色山羊胡子，头戴高高的软呢礼帽，身穿黑色大衣，面无表情。他是巴伐利亚司法部门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希特勒大权在握论功行赏时，对他委以重任。人民法庭的有关记录显示，这位法官对左翼人士苛刻，对右翼人士宽容。例如，奈德哈德曾经为阿科·瓦利伯爵（1919年从背后行刺库尔特·艾斯纳）的判刑减刑。他根据宽松的“要塞监狱逮捕”的有关规定，将阿科·瓦利伯爵从死刑减至终身监禁。奈德哈德认为，减刑是正当的，因为这位谋杀犯有着“对人民、对祖国炽热的爱”。21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也是因为“巴伐利亚人民对于阿科·瓦利伯爵日益憎恶”。奈德哈德表示，政治谋杀犯并不是真正的谋杀犯，尤其是当受害者在民意测评中表现得很差时（艾斯纳在不久前的选举中支持率不足3%）。希特勒很幸运，奈德哈德也是1922年裁定他提前假释的那位法官（“太难了！”22）。当年希特勒残酷殴打巴伐利亚州联盟者领导奥托·巴勒斯蒂特，因违反治安条例，被判入狱三个月。后来只服刑一个月就被奈德哈德假释出狱了。希特勒和他的律师洛伦兹·罗德知道他们在法官那里很有优势。尽管也有其他法官出席审判，然而头戴传统大法官高帽、身穿法袍的奈德哈德才是掌控局面的人（在审判结束之前，很多人都说希特勒是掌控局面的人）。

起诉过程中原告方有备而来，对希特勒以及其九位同谋展开了一场激烈攻势。当巴伐利亚州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手握39页的文件，起身代表政府进行陈述时，希特勒和很多其他人一样，大吃一惊。汉斯·埃哈德曾经与希特勒在监狱里交谈了五个小时，并且没有带速记员。埃哈德根据对大量参与者及目击者的采访及口供情况，小心谨慎地再现了暴动事件的整个过程。在接下来的90分钟里，埃哈德带领法庭回顾了1923年11月8日、9日两天令人痛苦的暴动过程。他为现场听众一一讲述导致政变及其拙劣执行过程的各种会晤与对抗场面，解析了堆积如山的证词和当事人的回忆情况，使那些计划得很不周密的往事重新生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希特勒拔枪射向啤酒馆天花板，宣告新政府成立；扣押人质，袭击军事机构；从两家印刷厂盗用数十亿马克。最后他采用孤注一掷的“宣传进军”行动，组织队伍通过慕尼黑市中心到达音乐厅广场，并在那里血淋淋地结束了一切。“最后，”埃哈德平静地说道，“巴伐利亚州警察坚守岗位，不得不动用武器。”

接下来，就是埃哈德陈述的中心要点——对希特勒审判的评论。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参与人数众多，这位检察官说，那次暴动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人造成的。埃哈德断定，“希特勒是整个事件的灵魂人物”。

从表面上看，埃哈德的陈述是在谴责。然而他的陈述却为希特勒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演讲提供了最为理想的铺垫。希特勒不仅仅犯有叛国罪，不仅仅玩弄过恶毒的政治把戏，不仅仅妄称自己有权掌管德国，他还成了灵魂人物，是整个纳粹事业的精神支柱、核心中枢与思想文化上的主心骨。尽管克里贝尔、韦伯和其他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就事态发展而言，希特勒的确没有浪得虚名。即使是极力鼓吹自己的鲁登道夫也无法成为这一事业的灵魂，而希特勒却是。作为一名政治家，希特勒一直不断试图使自己远离其他纯粹的政客，将自己的任务更多看作是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的。他觉得自己与拿破仑、腓特烈大帝以及圣徒般的理查德·瓦格纳更加亲近。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正合心意的极高赞词，无可超越。希特勒的整个政治奋斗目标直到当时（以及不远的将来，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就是使自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万物中心，德国未来的X因素。对于他来说，还有什么能够比在公开的法庭里，在全世界新闻界面前被称为这场对决表演的灵魂人物更加光彩的呢？希特勒肯定是欣喜若狂了。

在希特勒发言之前，原告方提议整个审判应该秘密进行。巴伐利亚州检察官路德维希·施滕格莱因认为，开庭有必要进行秘密审判，以防止将暴动准备的细节，尤其是国防军参与准备进军柏林的细节透露给公众，尤其是透露给法国等外国媒体。毕竟这些措施违反了《凡尔赛条约》。被告方反对这一提议。他们希望希特勒及其他被告的事情尽可能让广大公众都知道，以便施加公众支持的压力。希特勒知道，他即将发表的辩白演讲是他在德国政界重新树立信任的重要机会。在有关秘密审判的机密会议中，被告方律师称，这次审判应该成为整个国家的公民教育大课堂。“这次审判的起因是11月8日和9日发生的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如果没有给予双方同样的机会在公众中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将是严重的不公正行为。”23（实质上，他所强调的是希特勒的观点应该得到充分表达。）奈德哈德法官采取了折中办法来解决这一争议。经长时间商讨后，他裁定将某些话题限制在闭门庭审中讨论。他表示证人和被告方将知道何时把有关材料留给闭门审判。这种做法听起来就像让狐狸去看守鸡笼，因为政变参与者和执政三强都参与到这次利益博弈中。这样的决定对于希特勒来讲再理想不过。他可以将他的政治观点风格和民粹主义风格尽情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且在闭门审判时，将最能把他们有罪的参与暴动策划的细节揭露出来。2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奈德哈德早在开庭之前就险些让希特勒想要进行长时间公开审判的希望化为泡影。这位法官明确表示，没有必要去听证人的证词，仅仅根据被告的供述就可以做出判决。奈德哈德后来改变了态度，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件幸事。奈德哈德后来写道，他决定允许被告做出充分的长时间陈述，因为被告不同于原告，他们没有话语权，不可能去“为他们的名誉辩护”。25毕竟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如纳粹党本身以及韦伯领导的高地联盟一样，已经在暴动后被查禁。奈德哈德认为，由于被告方出版物被查禁，“被告方已经无法在公众面前针对官方或者半官方的说法为自己辩护”。由于这些言论“在被告看来……与事实不符并且会影响公众的观点，对他们不利”，所以奈德哈德认为，希特勒以及他的同党应该尝试去影响公众舆论，而似乎法庭审判与大众情绪相关。

令人震惊的是，奈德哈德竟然将个人“痛苦”和政治压力作为进行长时间公开审判的理由。“由于被告方无法影响公众观点，被告的心里充满痛苦，已经到了近乎无法抑制的程度，”这位法官写道，“如果要进行审判，就要给被告方机会，让他们在广阔的公众视野中淋漓尽致地宣泄自己的情绪。”26

使人忧虑的是，奈德哈德将公众意见作为审判要素合法化这种做法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奈德哈德很清楚，公众情绪的力量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希特勒也明白这一点。

在审判第一天，下午两点半，希特勒从设置在拥挤的法庭前排的小小被告席上站了起来（共有10个这样的被告席）。近四个月来他远离了巡回演讲，多少周来一直没有将嗓门拔高到发表演讲的程度，也没有日日夜夜的慷慨陈词和恐吓发言。希特勒必须在没有预热的“冷启动”情况下，迅速抓住机会，在此时此刻充分地展示自己。他曾挟持一半巴伐利亚政府人员作为人质，并直接造成手下15人死亡，他也曾经凭借滔滔不绝的演讲甚至嘶吼而生存。然而自8月以来他就未曾在公众场合发表过讲话。这一回，他就要当庭开讲了。“希特勒先生，我请你就你自己的情况以及你如何卷入这场纷争的过程做一陈述。”奈德哈德法官面无表情地说道。

希特勒身穿一身双排扣黑色长礼服，胸前佩戴着战争勋章，在法庭上站得笔直，充分显示出自己5英尺9英寸的身高。“庭上，请允许我做如下陈述。”他一开口颇具律师风范，并在后面的审判中一直保持着对奈德哈德独有的礼貌态度。希特勒颇有气势地陈述出他事先精心准备好的个人自传式开场白，指出他已在德国军队服役了“四年半”，获得的评价是“非常优秀”。然后他又反问道，为什么一个受训“盲目服从长官”的人却卷入了“公共生活中的最大冲突，也就是与所谓宪法的冲突”？他为什么被控犯有叛国罪？

在接连炮轰他所憎恶的魏玛政府后，希特勒又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开始大发议论，解答问题。他那种漫无边际、感情用事的冗长陈述不禁使人想起了他从前的多次政治演讲，只不过这次陈述用时更长。据当时媒体报道，希特勒的法庭陈述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不过法庭记录显示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27据一位现场目击者称，一开始，即便这位老练的蛊惑人心者发言时“也有些紧张”。但是很快他就恢复了常态，口若悬河，运用各种手势动作，穿插讲述逸闻趣事、历史典故以及个人亲身经历，让整个法庭为之动容。他那如复发潮水般的愤怒、激情和自以为是的演讲风格（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希特勒式滔滔不绝的演讲风格）似乎让听众一直听得入迷，深深折服。事后，奈德哈德法官因没有及时打断希特勒的发言，没有让希特勒仅仅围着既定话题发表陈述而受到批评。对此他摊开双手无力地答道：“根本无法去阻止他那种口若悬河般的陈述。”28

希特勒发言时的确口若悬河，他将纳粹党的历史讲成了自己的历史，甚至还有一段经典的苦难人生开端。“那年我刚过16岁，不得不为了每天糊口的面包而去谋生。”他陈述道。这种说法显然带有夸张的成分。（实际上那个年龄的希特勒靠花家里的钱生活，18岁之后才离开家，21岁后才开始自己独立谋生。29）这个故事里包含着希特勒最喜欢的一个形象——“每日糊口的面包”。然而这种说法却让他将话题轻松地转到了政治上：“17岁那年我去了维也纳，在那里了解到三个重要问题。”他解释说，那三个重要问题分别是社会不平等、“种族问题”（指犹太人；他总把犹太人说成是一个种族，而不是一个宗教群体或民族群体）和背信弃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另一句话中，他将犹太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归结为一种邪恶势力，其最终目标，他认为，就是“推翻整个现代国家”。他将犹太人称为“雅利安人的最大敌人”。希特勒表示，年轻时的这段经历让他增长了见识，其结果是“作为一名世界公民我来到了维也纳。五年后离开时，我已经成为一名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30

希特勒的法庭陈述直言不讳，毫不掩饰。他在前几分钟的陈述中抛出了其政治主张中的主要信条。他计划在政治舞台上设立一个巨大目标，然后发起进攻。他将其政治理论建立在种族划分之上，向外界提出了挑战，自我标榜为正式的反犹太主义者（似乎他在维也纳穷街陋巷上的一个学徒店里获得了一个毕业证书）。然而自我标榜为“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反犹太主义”本身包含着极其恶劣的含义，而且当时德国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都对它表示强烈反对。尽管如此，反犹太主义是那个时代一个影响广泛并引发公开争议的政治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共戴天的敌人”，希特勒这样预言德国的未来灾难并指出了一条救赎之路：“要么允许这种民族毒药，这种大规模扩散的肺结核在我们国家蔓延，使德国死于这种肺病；要么我们铲除这种疾病，使德国能够兴旺发达。”这种“民族毒药”（指犹太教）的解药不是“冷静的分析”，他说道，而是一种“坚定不移、毫不留情的狂热政治运动……这样才能够使德国人民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在这个寒冷冬季来到老陆军学校观看烟火的人们并未失望。对原上等兵阿道夫·希特勒叛国罪的审判显然枯燥乏味。审判结果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它并不会遵循正规的法律途径。希特勒，这个啤酒馆里的政治煽动者，绝不会让德国数年来最重大的诉讼过程操控在律师和法官手中。这是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他一定要看到这个结果。尽管希特勒还有九名同党共犯，包括鲁登道夫将军，但这仍是对他一个人的审判。“对于希特勒来说，审判就是通过法律途径延续的政治宣传。”历史学家恩斯特·多伊尔莱因这样写道，呼应着克劳斯威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是变换了手段而已。31

现在希特勒要在不同的听众面前卖力地表演。无论在法庭上，还是通过慕尼黑报纸，最终他都可以影响一批新的听众，而这些人平时绝不会参加他组织的喧闹的群众性集会。在那个尚没有无线电广播的年代，通过德国大量报纸的密集报道，他发表的言论还可能传播到永远不可能直接听到他讲话的民众那里，即传播到巴伐利亚州之外的德国民众那里。这样影响更大。柏林最有声望的官方报纸《柏林日报》，相当于那时的德国版《纽约时报》，在开庭审判第一天的第一版最上端刊出大字通栏标题：“慕尼黑叛国罪审判今日开庭”。32对于希特勒来说，这算不上丢人现眼的事情。

希特勒在法庭上的开场演讲，尽管有些东拉西扯，还是以其特定内容和演讲风格使在场的众人听得全神贯注。“他知道如何调整他那略显粗哑的嗓音。”受人尊重的《法兰克福报》这样报道。这家高雅严肃的报纸并非那位纳粹领导人的盟友，它以促进新德国的自由民主秩序为己任，而且赞同《凡尔赛和约》。这家犹太人拥有的日报却让其新闻记者尽量展现希特勒在法庭上的表演伎俩，并向不了解内情的读者解说希特勒所用手法的魔力。“他先是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柔和，然后逐渐提高音量，直至突然爆发大声呼喊，甚至沙哑尖叫起来。当提到失去的同志时，他又备感沉痛，声音变得嘶哑起来。他轻蔑地嘲笑敌人的怯懦。他利用生动的手势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凸显语句的抑扬顿挫，不时竖起左手食指向州检察官来增强讽刺或抨击性话语的力度。他还通过头部或身体的摆动来增强演讲效果。整体修辞效果很有冲击力。”听起来这仿佛是一位来自高雅文化、崇高理想世界的游客去了一趟贫民窟，发现穿插表演比期待的还要好。

希特勒整个下午都在讲个不停，其目标就是要把他个人以及他所从事的纳粹运动确立为一种中坚力量，防止德国陷入他所说的“迦太基结局”（迦太基，位于北非海岸线上，公元前146年被罗马人残忍地夷为平地）般的混乱境地。“如果德国人不能从昏睡中清醒过来，意识不到政治问题在这个地球上不是靠一片棕榈叶就可以解决，而必须靠刀剑来解决，那么我们就输定啦。”他指出，建立纳粹党目的就是为了“在危急时刻拯救德国”。纳粹运动为德国的救赎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大脑和拳头。”大脑在希特勒的梦想宫殿里就是宣传鼓动——这是一个通用概念，对于他来说包罗万象。从他的演讲到墙上贴的海报，从穿过市区的游行到音乐、口号以及他与他的支持者们所穿的制服等，尽在其中（也包括希特勒从观众席后面，而不是从讲台后走进大厅的把戏）。宣传鼓动实际上就是政治的所有外部包装手段，最适合所有那些想用大脑工作的人去干。

拳头则又有不同，它意味着力量、威力、肌肉和使用双手完成任务。希特勒在聚精会神地听他发表演讲的法庭听众面前挥动着手臂，将“我们的纳粹党突击队”形容为“挥舞拳头的男人”。他们的目的，希特勒坚决宣称，不是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保护纳粹党和他们的聚会免受由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组织的类似“会场保卫队”的攻击。“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有权坚持他所信奉的理想，挥拳击倒那些动手阻止他前进，或者阻止揭示真相的人。”这等于是口头上恬不知耻地赞同了20世纪20年代政治活动中出现的充满暴力的混乱局面，事实上也是对后来多年街头混战的一次准确预言。希特勒痛快淋漓地以战斗姿态慷慨陈词。他声称“种族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与“马克思主义问题”混为一谈）是德国面对的“最严重最深刻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依靠政府官员，只有依靠能够唤起民族热情的人物”。这种具有热血情怀的人，当然就是希特勒本人。“凡是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去做的事情，我一概拒绝谦虚。”希特勒曾这样说过。

为了使他的激进解决方法能够被众人接受，希特勒不得不把问题用激进的语言进行陈述。问题在于现存德国政府是不合法的，还有那些曾在1918年革命中背后捅刀的“十一月的罪犯们”，以及他们当前的继承者们。那次革命本身，在希特勒看来，是“一次恶劣的犯罪”——主要因为它是由社会党人领导的。1919年夏季在一次制定并通过《魏玛宪法》的制宪会议上魏玛共和国得到肯定，而且在过去五年中，魏玛共和国经历过多次选举。但在希特勒的眼里，魏玛共和国的合法存在权力从未经过公民投票的确认。“对于我来说，”希特勒在法庭上表示，“1918年革命并不存在。”他认为在现任政府的领导下，德国的“发展及卓越程度已远远地落后于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年至1648年间，三分之一的人口遭到屠杀（或死于战争带来的疾病）。凡是在学校里学过这段历史的德国人无不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作为当前政权非法的证据，希特勒说道，你只要看一看下述情况就够了：议会制政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未能够解决包括通货膨胀，外强入侵和饥饿（“人们迫切需要面包”）在内的各种国家难题。他声称“多数人的决定都是无力的决定”33。他表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决心废除当前政治体系，用“一个民族主义的，彻底反议会制的国家政府”来取而代之——这等于非常明确地承认了叛国意图。

然而，希特勒拒绝了对他犯有叛国罪的指控。为了辩护，他开始发起攻势。希特勒指控他的原告，巴伐利亚州的刑事诉讼证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犯有叛国罪。“如果我们的整个事业是严重的叛国行为，那么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则和我们一起犯了严重的叛国罪。因为连续数月我们并没有和他们谈论别的事情；我们谈论的都是今天把我们送上被告席上的事情。”

希特勒不仅没有否认他在暴动中扮演的角色，反而喜欢这个角色，并抓住机会嘲弄那些踌躇不决的人。他无情地抨击卡尔是一个“没有拳头的人”，他“可以发起战斗，却从不一战到底……战斗开始的那一刻，他就会吓得不知所措”。这场暴动，希特勒争辩道，就是一场联合演习。但是这支队伍中只有一半人准备好奋起出击（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而另一半则由于惶恐不安而无所作为（此处指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他们就像是在起跳前失去勇气的马一样，”希特勒辩解道，“我们必须鼓励他们奋勇向前。”

希特勒嘲弄了执政三雄在使用武力而不是仅仅施加政治压力这一问题上吹毛求疵的做法，因为当时他们要在柏林建立一个执政委员会。“一些人试图这样解释（这种情况）说：‘当然，接管是我们的目的，但我们并不想动用武力，而是要通过施加压力来达到这个目的；施加压力过程中也包括一些武力，但我们不是动用武力……这是政变，但不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历来理解的那种政变，而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政变。’”

此时，希特勒让法庭上的每个人都咧着嘴笑了起来。他们明白希特勒的意图。执政三雄被晒在那里，显得十分狼狈。最后希特勒做了个总结：“我只有一点遗憾：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们有关政变的洛索式特别想法……如果泽克特今天去看望（总统）艾伯特先生，并很有礼貌地告诉他说：‘艾伯特先生，这就是我们的分歧’，那样我们认为也很正常。我们不会动用武力，但这些分歧不是你能解决的。门就在那里。然后你可以说：没有动用过任何武力。”

法庭上爆发出一片哄堂大笑。奈德哈德此时表现出少有的掌控法庭场面的劲头，高声喊道：“这里不是剧院！”哦，可它确实变成了剧院。希特勒就是他自己所演的戏剧里的主角。他将一场针对他的叛国罪起诉转变成了政治表演审判，只不过所有的角色都弄颠倒了。

希特勒还展开了一场“是他们让我这样做的”辩护。“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让我相信他们随时准备出击，”他陈述道，“他们甚至还和我们研究了整个计划的细枝末节。巴龙·奥夫塞斯（卡尔的代表）对一小群人说，卡尔正手持导火索坐在炸药桶上。”除此之外，希特勒又补充道，太阳底下的每个人都期待着一次政变。“人们从房顶上呼唤着它……当时民众的普遍情绪就是：救世主最终肯定会出现。”希特勒特意向法官说道：“尊敬的先生们，我请求你们设身处地考虑一下我们的心理感受。一场事变已不可避免，我们的人民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行动？我们什么时候把柏林的那帮人赶出去？’”希特勒反问道。如果执政三雄的双手真的那么干净，卡尔为什么没有在希特勒作为非正式独裁者执政的第一天逮捕他（希特勒曾在兰茨贝格监狱与埃哈德进行的五个小时的谈话中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当然了，他本应该亲自来找我，或者派一位警察来，对我说：‘希特勒先生，你被捕了。’这本应该是他的分内职责……把所有这样的人（计划暴动的人）关押起来。”

暴动期间，当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在市民啤酒馆里与希特勒握手并参加他的“革命”时，难道他们是在演戏吗？希特勒描绘出令人信服的场面，以说明对他新招募的同谋者所能发挥的作用胸有成竹。“卡尔握住了我的双手，”他回忆道，“我像信任兄弟一样信任他……我会像一条狗那样对他忠诚。”希特勒陈述道，洛索和塞瑟尔当时“眼含着热泪”发誓效忠鲁登道夫。

希特勒在漫无边际的陈述中，力求破坏对他起诉的合法性。他指出：“叛国罪是唯一一种只有在失败时才实行惩罚的罪行。”仿佛他在陈述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足以让法律废除。希特勒有意识地展示大丈夫的勇气，对暴动承担“全部责任”，从而突出强调他是整个行动过程的灵魂人物，同时他又否认自己犯罪。希特勒断然拒绝了他的共犯陆军上校克里贝尔对于此事承担任何责任的权利，独自顶起了牺牲自我的光环。他以强词夺理的逻辑说道：“对于这件事情我供认不讳，但我并不承认我犯有叛国罪，因为1918年的叛国者们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希特勒以戏剧般造势的演讲风格谨慎地粉饰陈词，描绘着他以及他领导的纳粹运动未来的殉道苦难（如果万一到了那种境地）。“我们的牢房将会变成指引年轻德国精神的灯塔。”他说。34简而言之，你可以把我们送走，但是我们还会回来。我们还年轻（希特勒那年34岁。）。

最终，希特勒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令他不安的驱逐出境问题。他在一开场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生平，随后又提到了他在西线战场度过的战争岁月，最后又提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把自己罩在了德国国旗之下，尽管他的国籍是奥地利。“从早年时起，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奥地利人。……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叛国贼，相反我是一个只想为自己的同胞争取最好生活的德国人。”说罢，希特勒坐了下来。

这是一个令人紧张不安的漫长下午。此刻夜幕终于降临了。除了新闻记者的信差之外，没有人离开这个拥挤的法庭。希特勒肯定十分疲惫，但却心花怒放。希特勒可以在自己精湛的表演中得到莫大满足。在演讲中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找到了自己坚信不疑的确切信念、澎湃的激情以及恰到好处的讽刺语气。尽管希特勒的观点有些杂乱，前后缺乏连贯统一，然而对于许多在场听众来说却令人信服，立场鲜明。他对于几个同谋高官毫不留情的抨击取得了预期效果。“希特勒披露的有关暴动准备阶段的很多内幕……听起来至少主观上令人信服，”《法兰克福报》这样写道，“我们清楚地看到希特勒暴动计划的出笼与统治巴伐利亚的那些人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的分歧只在于用人问题……以及付诸行动的勇气。”35

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已经失去了巴伐利亚执政三雄的地位。眼下流言四起，都说他们有可能被捕。36一天之内，慕尼黑街上就有位工人操着浓厚的巴伐利亚口音问道：“卡尔被抓起来了吗？”在审判法庭遭到那位傲慢的纳粹党人猛烈轰击之后，倒霉的前执政三雄变成了更多人的嘲讽对象。在慕尼黑市区的奥古斯丁啤酒馆里，学生们一边晃动着啤酒杯，一边唱着新编成的小调：“卡尔是个骗——子儿，是个骗——子儿，是个骗——案——案——案——子儿！”接连好几个晚上，有位名叫维斯·菲德尔的当地喜剧演员在皇家啤酒馆对面的小剧场里为爆满的观众表演幽默小曲，赞美那几位“一心想要拯救祖国的德国人”。37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希特勒的表演所倾倒。就像在暴动前曾经评价过希特勒那样，上层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那些最有档次的高端报纸专栏作者们，在希特勒发表法庭演讲后均倾向于将他看作粗野的乡巴佬。“希特勒天生就是无产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卡尔·米施博士在柏林高雅的《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上这样写道，“他自学成才，集现代教育的各种学识于一身，知道如何以一种神赋的狡猾与技巧灵活运用这些学识。……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可以是论点与对立面。他在演讲中能有效地运用对比、对仗以及三个排比押韵的语句。……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三种，有时会更多。……他的词汇量很少。……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唯一的、绝对的，无一例外，具有原则意义……他是一个天生的政治人物……但他并不是一个有个性的人。”38

但是，对于那些不太挑剔的人来说，希特勒是一位很有眼力的人，也愿意采取行动，既有拳头又有大脑，文武双全，能够用犀利的语言直戳对手的弱点。因此他是扮演受苦受难的德国普通民众密友的最佳人选。“真了不起啊，这个希特勒！”审判中，一位陪审员对新闻记者汉斯·冯·修尔森耳语道。39这恰恰是希特勒想要给人留下的印象。他又回来了。

第八章

历史的审判

“不朽的法庭女神将会……宣布我们无罪。”

——阿道夫·希特勒，1924年3月27日

对希特勒的审判在第一天就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这位主要被告将诉讼过程搞得天翻地覆，使执政三雄成为他在精神上（即使不是事实上）的共同被告。站在专注倾听的众人面前，希特勒已经判决他们有罪——罪在与他观点相同，愿望相同，一起参与策划了暴动。

他把敌人批得焦头烂额，猛烈抨击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基础，并且表示他领导的暴动有其被迫发生的理由。在审判第一天，希特勒已经按着自己的需要设定了反击范围，明确阐述他所领导的运动动机的纯洁性，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一心想当英雄的无私领导者，而非叛徒。自从那个11月的夜晚在市民啤酒馆里取得短暂胜利以来，希特勒肯定是第一次感觉到面对广大公众发表激情演讲时才有的那种兴奋的陶醉心情。这无疑是一次复活。他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他自己表明，他仍然宝刀在握，不可小觑。

接下来，执政三雄在暴动过程中的罪责问题开始成为审判的重点。法庭诉讼也开启了一扇窗户，让人们了解到战后处于混乱状态的国防军军事使命不明确的情况，了解到极右民族主义者如何颇为轻视魏玛共和国及其领导人和议会。在以后几周里，有关证词还将揭示出前所未知的旨在推翻德国民主制度的更大阴谋。

眼下希特勒可以堂而皇之地扮演交叉询问员、演讲者和独角演员的角色。在没有遭到法官奈德哈德反对的情况下，希特勒表现得更像一位律师，而非被告。他时而手舞足蹈地提出问题，时而打断别人的陈述，以期增加别人的证词。根据德国诉讼法，被告几乎可以随意质问证人，但是被告提出的问题由法官来掌控，法官有权裁定言语行为属于越轨表现。法官奈德哈德只是在希特勒出言不逊侮辱他人时进行了干涉，此外少有裁定越轨表现的时候。后来即使他提出的警告也遭到希特勒粗暴的漠视。

在接下来的两天当中，希特勒和法庭上的每个人重温了三名关键被告亲自讲述的1923年11月8日和9日那两天暴动事件之前的准备情况。这三位重要被告是：武器精良的高地联盟准军事组织首领韦伯博士、慕尼黑前警察局局长恩斯特·帕纳、战斗联盟军事指挥官克里贝尔。在对外保密的开庭审理过程中，韦伯和克里贝尔首次讲述了国防军、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各股准军事组织之间所展开的密切合作与秘密训练情况（直接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例如，韦伯举例说明了“以前从未面对过的敌人炮火”的新兵重点操练情况。他透露说，实弹“神枪手射击”训练至少每周举行三次，都是在国防军军官的指挥下“进行训练。希特勒也参与进来”。这样就巧妙地暗示政府方面也卷入到他领导的暴动行动中，强调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训练他手下的纳粹冲锋队一事，把卡尔、洛索和塞瑟尔都牵扯了进来。希特勒说自去年10月以后，“我们的部队就在（国防军）兵营进行强化训练，不是为了守卫边境，而仅仅是为了发动进攻，包括训练向北进军不可缺少的所有技术环节”。希特勒还说，他手下的部队通常都是夜间训练，或者在工作之余进行训练，经常穿着国防军制服或者是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的制服。所有这种活动均处在洛索要求进入“最高备战状态”而下令举行演习操练的大背景下。希特勒表示，那种压力是促使他举行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已不再可能把日夜奔向兵营，一心只想打仗的那些人拉回来。”1

韦伯、帕纳和克里贝尔各自均为有时变得恶毒的审判氛围增添了一份诅咒。韦伯交代说，暴动一开始他便下令一队他手下的准军事组织成员“阻止那些东方犹太人——外族寄生虫们带着全部外币仓皇逃跑”。当时这项命令从未被执行过，在暴动当晚没有接到有人出逃的报告。这些情况无关审判宏旨。只是命令本身如同暴动当天夜晚彻底搜查抓捕那些姓名听起来像犹太人的人质一事那样，反映出纳粹党及战斗同盟迫不及待地推行疯狂的反犹太主义政策的真实面目。

帕纳留着毛茸茸的蓬松发式，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表情严肃，在法庭上表现得更为强势。他在证词中谴责1918年革命，称其为“针对全体德国人民的叛国行为”。他还说这种叛国行为是那些“受国际犹太人共济会驱使的异族人士所为”，其结果为世人所不齿：德国高官们“突然之间在犹太人面前扑倒在地，连滚带爬，称犹太人为‘阁下’”。帕纳的陈述坦率直白，令人深感震惊，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毫不犹豫地承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最高政治领导层一直在密谋推翻柏林政府。“如果你们指控我犯有叛国罪，那么在过去五年里我们一直干着叛国这件事。”他的话音刚落，法庭里爆发出一片哄堂大笑。

克里贝尔这位强硬的战斗联盟军事首领也讲述了自己在暴动中所担当的角色。但是他又回忆说，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使他走上了右翼民族主义道路。一战快要结束时，克里贝尔是一名必须在西班牙斯帕市的停火委员会工作的德国军官。他回忆说，那时他成了可以想象到的“最粗野下流的羞辱行为”的攻击目标。他描述了停火问题解决后德国代表团离开时的情景。他回忆说：“一伙喝得醉醺醺、怒气冲天的人向我们扔石头，毫不留情地咒骂我们。”克里贝尔见此情景，将身体探出火车窗外，向那些羞辱作弄他的人挥舞着拳头。在不知道他所讲的话有多灵验的情况下，他高喊道：“再见！过不了几年我们还会见到你们。”

克里贝尔谈到了暴动那个漫长夜晚和第二天上午所发生的事情，尤其当他谈到最后向音乐厅广场行进的情景时，他原本躁动不安的证词中更加充满了感情色彩。克里贝尔当时同希特勒，还有那位后来被枪击身亡的舒伯纳-里希特走在第一排。“克里贝尔上校断断续续地讲述暴动细节时，在法庭里都能听见深深的呼吸声，”有位现场目击者这样写道，“一位被告律师站起身来，说出那个可怕的字眼‘谋杀’。任何人甚至包括主审法官或检察官在内都没有提出异议。”

希特勒证词中那种看似漫无边际的表述范围，再加上克里贝尔的愤怒陈说，到审判第三天已使一些现场目击者不禁在想整个事情究竟是为什么，因为法庭现场无人对传说中的被告的叛国行为留下什么印象。“如果公开审理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听一些反法、反比利时演讲，那么这个诉讼过程肯定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了。”伦敦《泰晤士报》抱怨道。2

克里贝尔出人意料地使法庭审判上出现了最令人难忘的激动时刻。然而还是希特勒再次抓住了可以利用的机会，取得了更加明显的效果。当时副检察官埃哈德要求他“简要解释一下”他是如何策划大规模进军柏林行动的。衣食、住宿等诸如此类的后勤保障如何解决？进军在外交政策上又具有哪些意义？

希特勒这位明星被告从椅子上站起来，在他的答复中以其希特勒式的典型探究演讲方式，就对外政策、世界历史和叛国罪等方面的问题滔滔不绝，大发了一番议论。他的“回答”不间断地持续了22分钟，首先猛烈抨击了英国在历史上推行过的“权力平衡”政治理论和法国企图称霸欧洲的勃勃野心。“法国只想瓦解德国，以达到其称霸目的。”在希特勒看来，法国是德国以血相溅的最终敌人。3他在审判第一天的激昂演讲中已经说过：“我宁可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吊死在路灯柱上，也不愿意在法国统治下快乐地生活。”4

希特勒对法国的猛烈抨击只是一个跳板；他随后又回顾了发生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全国起义”，讲述了19世纪末德国发生的俾斯麦“革命”有多么伟大。他还描绘了由他策划的进军柏林行动而引发的“全国起义”的辉煌图景。“在慕尼黑、纽伦堡和拜罗伊特，会出现难以形容的快乐场面，热情的浪潮席卷全国，”希特勒振振有词地讲道，人民大众将会看到，“德国的苦难即将结束，只有通过起义才能得到拯救。”希特勒再次抨击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人问我是否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德国不是依靠大多数人的决定建立起来的，而是依靠历史名人的意志和决策建立起来的，而且经常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德国是英雄（俾斯麦）缔造的，绝不是大多数人缔造的。”

希特勒坚守对于重复、重复、再重复具有强大影响说服力的坚定信念，以叛国罪为议题，重申他此前表示过的观点：“叛国罪是唯一惩罚失败的罪行。”作为一个反面实例，他再次提到了俾斯麦。“在左翼人士看来，俾斯麦犯了叛国罪，发动了政变。”希特勒侃侃而谈，“当俾斯麦解散议会时，《法兰克福报》称之为叛国行为……俾斯麦的叛国行为后来变得合法化了，因为由他创建了德意志帝国。1918年的叛国行为从未变得合法化，他留给德意志帝国的只有苦难。”

上述论断也许经不起仔细的历史检验，但是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言，不同凡响。希特勒又在驾轻就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唤起了自己对于暴动企图所怀有的一种伟大豪迈的感觉。他甚至开始粉饰那场暴动的失败，为他以后打造的个人传奇埋下了伏笔。“我认为我们当时就要改变德国的命运，可是后来我们的努力失败了。……有时命运以意料不到的方式进行干预。当我观察如今的发展势态时，我得出结论是：更多的世事已成过眼云烟，也许这是一件好事。”上面这句话比较早的暗示出在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政治手段在德国追求权力的问题上，希特勒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是在这种即兴演讲的过程中，希特勒也不会放弃从时代的角度进行功过评判的机会。“你们不要以为这次审判会搞垮我们，”希特勒在法庭上这样说道，“你们当然可以把我们关起来，但是德国的人民大众不愿意搞垮我们。我们的监狱也将会打开大门，到时候会让被告变成原告。……未来的人们将会宣告我们无罪，并且认为只有我们才有勇气奋起反抗（1918年）仍在继续不改的叛国行为。”希特勒把话锋一转又回到现实中来，开始对他的宿敌卡尔展开猛烈抨击。“如果让他当政，那就是一种灾难。”他最后说。

希特勒在怒气冲冲地大发议论的同时，可能已经气喘吁吁了。他刚一把话讲完，副检察官埃哈德便说道：“我只想问希特勒一个不算过激的实际问题。”

“我没有故意冒犯你。”希特勒说。

埃哈德：请你原谅——我甚至并不认为有人冒犯我。我要说的意思是，也许没有必要以这样论战的方式回答问题。

希特勒：根本不是这样。不过我的气质秉性与州检察官有些不同。

埃哈德：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件好事。5

他们之间的对话只字未提衣食住宿，也未提及问题涉及的后勤保障环节。首席检察官施滕格莱因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在证词是否切题的问题上，法官没有一点责备的表示。至于谁站在台上掌控着法庭审判进程，人们一刻也没有表示质疑。这次审判实际上变成了希特勒在政治上亮相走秀的机会。“希特勒向众人亮出了他作为下一个俾斯麦的名片，”德国一家新闻社这样评论，“而且猛踹了卡尔先生几脚。”6

与此同时，那些被告律师也纷纷屈尊利用这次诉讼机会在律师事务方面故作哗众取宠姿态，引起审判现场众人颇为不悦。一位名叫卡尔·科尔的律师气势汹汹地无端侮辱施滕格莱因，声称如果这位首席检察官认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没有参与暴动，他就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这些话现在听起来无关痛痒，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却近乎对个人的严重冒犯。虽然后来科尔被迫收回自己说过的话，但是施滕格莱因却没有忘记受到的怠慢。

除了希特勒的证词外，最让人热切期待的莫过于鲁登道夫将军的出庭。在检察官把希特勒称为那次暴动的“灵魂人物”之前，有些人认为鲁登道夫在政治地位及象征意义上与希特勒不分伯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鲁登道夫毕竟（同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一道）担任过统帅所有德国军队的司令官。尽管在战争快要结束时他精神崩溃，逃离了战争，他仍被广泛视为德军往日荣耀风采的化身。有些报纸，比如《纽约时报》和《柏林日报》在大标题中称这次审判为“鲁登道夫-希特勒审判”。然而鲁登道夫在这幕好戏中的地位已是摇摇欲坠。有传言说，在最高层可能早已达成了协议，一定要宣布这位英雄无罪。希特勒显然已经崭露头角，既是被告名人，又是在审罪行的主要组织策划者。眼下这位正在衰老的将军终于有机会向众人表明他在民族主义者政变阵营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尽管鲁登道夫只有58岁，但是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

鲁登道夫那辆配有专职司机的轿车星期四当天陷在了雪地里。因此把他出庭作证的日期改在星期五，在法庭上用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鲁登道夫以军人的强硬语气一连讲了将近三个小时。7但是他讲的内容漫无边际，又是读信，又是引用俾斯麦的话语；既讲述莱茵兰地区的分裂主义趋势，又细说了他朝思暮想的复辟君主制一事。后来他又专门谈到他认为是天主教会对德国的近乎出卖一事。鲁登道夫还无缘无故地冒犯天主教占有优势地位的巴伐利亚州，证明他是站在证人席上的最危险人物。巴伐利亚人早就怀疑鲁登道夫对德国南部的事务不感兴趣（因为他是来自北方的普鲁士移民）。这一回便感到自己的种种怀疑得到了证实。8

更为不妙的是，有些人甚至怀疑鲁登道夫是否同现实已经失去了联系；他那种漫无边际的讲话听起来给人以老迈昏庸之感。他矢口否认在发生暴动那天夜晚事先知道任何有关情况，只是说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是极为被动的角色。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鲁登道夫了解暴动详情。9（后来鲁登道夫甚至声称“希特勒误导了我，欺骗了我”，并称这位纳粹领导人“只不过是就会使用标语口号的冒险家”。10）“鲁登道夫看上去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纽约时报》这样写道，“鲁登道夫从未这样很有说服力地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无能。……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他都已是一位垂暮老者了。”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创办发行的报纸《前进报》不失时机地公开痛责这位将军“完全缺乏政治判断力”，“同战争期间那些目光敏锐的下属们心目中的那位鲁登道夫并无二致，即‘愚蠢的军官学员’”。11希特勒虽然在开庭第一天的演讲中出于政治上的精明考虑热情称赞了鲁登道夫（“我崇拜他”），然而上述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也不会使希特勒感到懊恼。希特勒这位“狂热分子”已经在想方设法疏远那位反复无常的老将军了。

法庭审判本身也有几个非比寻常的小插曲。在第一周里，几位辩护律师同新闻界代表的外界展开了一轮象征性的斗争。第一位律师向法官奈德哈德抱怨说，《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München-Augsburger Abendzeitung）错误地报道了律师在举行秘密审判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这家报纸写道，虽然各名被告一心要避免通过公开审判的形式危及国家机密，“辩护律师们却不这样看”，因为他们强烈抵制全部进行秘密审判的做法。“我以在此的全部律师的名义表示抗议。”那位律师气鼓鼓地说道。他还列举了亲纳粹的《民族信使报》（Völkischer Kurier）上刊登的一篇根据匿名人员提供的情况所写的报道。文章写道：

有人对我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我乘坐有轨电车恰巧坐在两位素描画家旁边。我在法庭上特别留意过他们，因为当时这两个人发出了讥笑的声音。他们都在向对方展示着自己画的素描。其中一位看上去像是保加利亚人或匈牙利人，总之像是典型的斯拉夫人，展示着一幅三角形漫画，上面画的是一位非专业法官。另一位是个犹太人，得意扬扬地展示着一幅着实令人作呕的鲁登道夫漫画。画面上的鲁登道夫看上去心烦意乱，面容憔悴，两眼充满恐惧地呆望着前方，活像一个受惊的小动物。”

那位律师要求法官奈德哈德禁止“这样的人”报道这次法庭审判。奈德哈德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已经采取必要的措施将这种人请出现场。”法官说道。

但是那位律师没有就此罢休，他还要把矛头指向国外新闻界。据他披露，有一家外国报纸报道说，被告们好像对于自己遭到的指控并不在乎，只是“装腔作势”。他补充说：“被告都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他们以最纯洁的动机体现着一个神圣的理想。当然，他们不会揪着头发、撕开衣服走进法庭。在德国法庭上，我们应该严厉禁止国外报刊这样粗暴地对待被告。”鲁登道夫的律师非常反感《纽约先驱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以大字标题称鲁登道夫将军为“啤酒馆革命的领袖”。这位律师也要求法官禁止“如此滥用来访者的权力”。

巴伐利亚州检察官施滕格莱因对此忍无可忍。他也必须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一家报纸声称，在希特勒先生发表抗辩声明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非常严肃，只有州检察官除外，他脸上一直带着屈尊的微笑。那完全不符合事实。对于州检察官在希特勒发言时表现不得体这样的说法，我表示反对。”12

律师这样的胡言乱语突出体现了审判希特勒所有的政治化性质，也体现了报纸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生活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希特勒一同组织参与暴动的被告对于暴动过程的陈述不尽相同，但是全都齐整划一地符合希特勒在开庭审判第一天所设定的基本框架。每一名被告都强调这次政变企图树立的好高骛远的目标，大唱爱国主义高调，同希特勒声称的拯救德国论调一脉相承。他们还详尽地讲述了希特勒有时提出的“用刀剑”从事政治活动的模糊暗示。在暴动期间发挥关键作用的希特勒突击队首领威廉·布鲁克纳站在证人席上怒气冲冲地高声叫道，“德国需要那些对祖国怀有炽烈的爱，对敌人怀有极大仇恨的人”，他们也愿意使用暴力手段，就像鲁尔地区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一样，由消极抵抗转为积极抵抗。13

控方势单力薄，而希特勒这边则有10名被告，11名律师。14另外还有名人希特勒和鲁登道夫（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相反，控方只有两人：施滕格莱因和埃哈德。即使他们背后有国家权力的支持，这两位律师看上去也是毫无锋芒，政治上中立，手段软弱。例如，施滕格莱因从未对被告宣传性的证词长度或内容提出过异议。

拥有九名共同被告和一屋子唠叨饶舌的律师，这对于希特勒而言是个很大的优势，他不必凡事都亲自费力应对。在审判过程中，既不是希特勒，也不是他的律师劳伦兹·罗德，提出了法律上的第一个挑战——正式要求逮捕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而是布鲁克纳的律师科尔首先出击。本来法庭气氛已经因为执政三雄在酝酿暴动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变得紧张起来。科尔提出“立即逮捕”这三个人，使得法庭气氛变得更加紧张。科尔是法庭上最具锋芒的人物之一，又因为报纸上经常提到他身体肥胖，所以他也是法庭上最有分量的人物之一。他身材不高，古板迟缓，双眼低垂，就连胡须也是向下微垂，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尊小加农炮。“被告已将重炮安排到位。”《慕尼黑邮报》这样写道，并没有多少开玩笑的意思。15

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人一直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国防军开展密切合作，这一点到现在已经确定无疑。他们也得到慕尼黑市警察局（所谓蓝衣警察，因其蓝色制服而得名）的庇护，这一点一开始并不广为人知。帕纳的前首席政治顾问，现在沦为被告的威廉·弗里克出面作证，才使事实大白于天下。弗里克和帕纳在1919年至1922年间执掌着慕尼黑市警方大权。有了强大的政治后台，慕尼黑市警察局才可以在扶植刚刚兴起的纳粹运动方面发挥着秘密作用。“本来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1919年和1920年把它镇压下去，”弗里克说道，“但是我们认识到不应该把这个小小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镇压下去。”因为他们在纳粹党人那里看到了“德国复兴的萌芽”。弗里克侃侃而谈，听上去好像是希特勒的演讲词撰稿人（如果希特勒真有一位的话）。同希特勒一样，慕尼黑警方的这两位掌门人看到马克思主义大潮席卷劳工运动时，便决心消除这股大潮的影响，把工人们拉进民族主义者的阵营。“我们保护着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和希特勒先生。”弗里克坦白地说道。16

随着暴动计划的展开，弗里克和帕纳接到的任务是控制警察机关。但是他们最终在警察指挥部被捕。法官奈德哈德提出了一系列证据，证明弗里克事先得到消息并在暴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对此，弗里克闪烁其词，支吾遮掩，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所有这一切似乎并未使希特勒大伤脑筋。他后来任命弗里克为第三帝国内务部长。弗里克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发挥着急先锋的作用，为纳粹政权犯下了累累罪行。

到了审判第二周，改建的陆军学校法庭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法官奈德哈德对于胡言乱语，对于有时出现的恶意旁敲侧击听之任之，不加阻挡，因而引起不满。“人们感到一场雷雨即将来临。”《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上的一个新闻栏目这样评论道。巴黎《时代报》甚至把法庭上的气氛形容为“雨暴风狂”。17《纽约时报》写道，有些魏玛共和国的支持者们“称这次审判是有史以来在德国举行的最丑恶可耻的审判”。18

政府部门也开始变得忐忑不安。在希特勒的猛烈抨击迫使他们采取守势以后，3月4日，他们召开了巴伐利亚部长会议（实际上就是政府内阁），会上不少人紧张焦虑得直搓手。让他们感到失望不安的主要原因是奈德哈德在法庭上的表现。他成了与会部长们嘲笑抱怨的对象。内务（警务）部长弗朗茨·施维耶博士说，他不断收到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的投诉，抱怨法官对于法庭上一些人诽谤他们的行为不加制止。有位部长指出，奈德哈德曾经说过鲁登道夫是德国培养出的最优秀人物，不由得使人猜想这位法官要宣布鲁登道夫无罪。还有一位部长表示，显而易见“这位法官有失公正”。有人指出，被告正在享有过多的自由。他们的房间总是敞开着，伙食讲究，每天在庭院里自由活动两个小时，还可以随时接待来访客人。韦伯甚至还享受过“周日度假”待遇，在慕尼黑市里周游一天。最后司法部长弗朗茨·古特纳承认他同奈德哈德会见过几次，并且知道人们对于他允许希特勒“连续发言数小时”19感到不安。（尽管古特纳对这次审判持有保留意见，他后来在第三帝国时期还是做了希特勒的司法部长。）

与此同时，这次审判正在变成令人不可意料的冒险活动。在审判进行到第二周的星期四时，《福斯日报》写道：“发自希特勒-鲁登道夫审判法庭上的报道读起来好像是分期连载的长篇小说。”20这家报纸有所不知，在几个小时之内审判过程又将富有戏剧性地进一步陷入低谷，人们一直被压抑着的情绪突然间爆发出来。好战的律师科尔又成为此次事件的煽动者。科尔当时针对检察官施滕格莱因的办公室在涉及另一个诉讼委托人的案件中滥发逮捕证的做法颇有怨言。21他指责施滕格莱因的办公室对“疯狂抓捕活动”情有独钟。这一下让施滕格莱因无可容忍。他暴跳如雷，使审判过程暂停下来。“在这次审判过程中，我三番五次成为恶意中伤的目标，有时简直是人身攻击。”他几乎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这样说道，“我始终控制着自己的反应，千方百计使审判过程严肃地顺利进行。我极力避免说话带刺，伤害别人。可是我受够了！今天你们也太过分了。……从今往后我绝不参与使我的个人荣誉不断受到如此攻击的法庭审判了。埃哈德先生，请你主持法庭审判吧。”

施滕格莱因怒气冲冲地大踏步走出了法庭。当施滕格莱因从面前走过时，科尔讥笑道：“能接替你任州检察官职位的人多得是。”22

“太过分了！”法官奈德哈德气急败坏地说道。甚感难堪的审判长把审判延至第二天继续开庭。

施滕格莱因的过激行动立即成为头版新闻。“对希特勒的法庭审判突然中止。”《福斯日报》头版新闻报道宣称。“你们太过分了。”这家报纸的专栏作者以大字标题这样写道。境外报纸也在关注此事。他们认为检察官愤然离去表明，奈德哈德控制审判现场的能力有限，并将其视为德国司法系统的有失颜面的日子。显然审判长没有控制住审判现场，也缺乏镇住个性很强之人的信心和能力。年轻的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对施滕格莱因的举动大吃一惊。他认为那是一种战术上的失误。“他应该猛拍桌子，对法官大声呵斥，”埃哈德说道，“不过他很可能在冲突中落败。”23

第二天律师科尔赔礼道歉（略作表示），检察官施滕格莱因又回来主持审判。人们又可以再度关注下面这个审判核心问题：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在暴动阴谋中究竟被卷入多深？对希特勒的法庭审判原计划持续两周，现在看来要进入第三周了，主要是回答上述问题。

希特勒采取的以有效进攻为最佳防守的策略正在奏效。他白天站在法庭前面小小的被告席上四处张望，每天晚上在简陋的军官学员房间里阅读大量有关他的法庭审判的新闻报道，希特勒可以看出事情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连续两周大张旗鼓地指责和揭露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已经极大地赢得了新闻团体和公众舆论的信任。检察官施滕格莱因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在周末，众人期待的堤坝终于决口了。施滕格莱因宣布因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涉嫌犯有叛国罪，决定对他们三人进行调查。法庭审判已经正式变成慕尼黑一家报纸后来所说的“两种不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较量，一方是以卡尔为核心的老派民族主义者；另一方是以备受崇拜、上帝派来的领导者为核心的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新派年轻民族主义者”。24接受调查的执政三雄原本在镇压希特勒暴动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有望出示针对希特勒最为不利的定罪证据，以其誓言、制服和责任代表着现存社会秩序。但是眼下他们却可能面临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这使得检察官面临着一个奇怪的困境：他刚刚开始调查其犯罪行为的这三个人却是他此前传唤来的证人。正如一家报纸后来在那一周内以大字标题描述的那样，这是“一场奇怪的审判”。

3月10日，星期一，即在审判进行到关键第三周的第一天，每个人都欣喜地发现天气转暖，积雪消融。25然而即使春天在招手，法庭审判也很有可能因执政三雄陈述的对抗性证词而变得昏天黑地。无论他们讲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会对政府的权威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对巴伐利亚州在德国公众中的声誉以及对他们自己也会产生好坏不一的影响。他们的现场表现如何，完全取决于一个人。此人正坐在那里察言观色，了解动向，伺机猛扑，将他们逼入困境。此时法庭审判已经变成一场高风险的“抓把柄”游戏，其政治意义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执政三雄在希特勒布下的共同犯罪之网里陷得越深，希特勒的行市涨得就越高。

洛索首先到法庭陈述证词。他是一位腰背挺直的典型德国军官，年龄56岁，头发稀疏，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出生于巴伐利亚，然而在风度举止上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普鲁士军官。由于受暴动影响，他被革除了军职。这位从前的国防军指挥官到庭时身穿简朴的黑衣长礼服，未穿官方戎装画像中显示的那样饰有宽肩带、佩戴勋章的华丽军装。

尽管洛索是一位中将，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东线和西线战场度过，远离大屠杀行动。他曾经担任德国驻土耳其首席军事代表，协助土耳其成功抵御同盟国军队在加里波利登陆。与经过战争磨炼的冷酷粗鲁军官（比如克里贝尔）不同，洛索在外交和谈判方面经验丰富，手段高明。他毫不惧怕证人席，毫不惧怕希特勒。

洛索径直走向站式讲台（他自己要求过。大部分证人都坐在法官席前的一张小桌旁），把一份厚厚的手稿啪的一声放在讲台上。他前来打一场硬仗。洛索是风度优雅、训练有素的军官阶层化身，比大多数人更有理由对那位军人暴发户表示愤慨。洛索此次出庭有大事要办：他一定要使自己免入牢狱，还要让希特勒继续身陷狱中。

洛索总共陈述近六个小时。“如果有人从别的星球来到法庭上……他一定会认为洛索就是手握发光利剑的圣米迦勒。”对鲁登道夫颇有好感的《德意志新闻》这样写道，“他左劈右刺。……我们很快就吃惊地发现这位将军粗暴固执的口气并没有吓着审判长。”26其他报刊突出报道了洛索傲慢好战的陈述风格。“他的法庭陈述声音洪亮，显得急躁，有时很有说服力。他的证词很有针对性。”一家报纸这样报道说。他满有信心地把左手插在衣袋里，慢慢转过身来面对听众，像是一位老练的演讲家。讲到紧要之处，他便训练有素地挥一挥右手，以示强调。27另一家报纸写道：“作为一名同希特勒唱对手戏的主角，他的表现堪称精彩绝伦！”28

洛索强烈否认对进军柏林感兴趣，他说那是“小孩子把戏”，有可能引来法国和捷克军队出兵进犯。他曾预言，一大批缺乏有效后勤保障（衣食、住宿）、准备又不充分的武装人员很快就会变成一帮鱼肉当地百姓的窃贼。29

洛索承认一开始他同希特勒的关系不错。洛索回忆说，当他们在1923年初首次见面时，这位纳粹领导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那种印象不久便消失了。“我注意到他在所有重要演讲中一直反复说着同样的内容。其中有些内容已经为所有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人充分理解。还有一部分内容只能说明他完全脱离了现实，对于哪些是切实可行的事情也缺乏了解。”30这位将军认为，希特勒的“动力就是野心”。他的弊病在于“爱国主义热情过高”，跟他理论毫无用处。“在谈话过程中，只有他一个人讲个不停，很难听得进反对意见。反对意见对他不起任何作用。”

洛索表示希特勒还是一个骗子，讲过许多谎话。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列举希特勒在1923年说过的一番话。当时洛索违抗命令，没有因《人民观察家报》中伤泽克特的妻子就将其查封。希特勒对一家报纸说，他第一次看到我“人性的一面”，洛索回忆道。“希特勒声称他保证支持我。他表示向我（没有向其他任何人）郑重承诺不会举行暴动，他会在同柏林的斗争中支持我。”至于有人认为希特勒后来会突然对洛索产生了亲如一家人的感觉，这里将军以嘲笑的口吻说道：“希特勒……对‘残忍’这个词情有独钟。我从没听过他使用过‘多愁善感’这个词。整个说法都是事后编造的。”

希特勒声称洛索和执政三雄中的其余两人在暴动之夜违背了他们的郑重承诺。对此洛索坚决否认，并表示“是希特勒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才导致了目前的审判局面。一位记者写道，这时“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就连坐在大部分听众席上的被告同党也默不作声。希特勒坐在那里，满脸涨得通红。鲁登道夫将军不时地把镶有角质镜框的眼镜从眼部扶到了额头上，一共扶了很多次。”31

洛索将军并没有以胜利的姿态出现在法庭上（眼下他成了刑事调查对象），但是他的证词却使得人们对希特勒的信任遭受到打击。洛索将希特勒贬斥为“虚张声势的冒险家”“政治鼓手”，并表示如果他要纠正过去两周里的虚假言论，“我就得在这里连续不停地讲上好几天”。

在洛索陈述证词的整个过程中，希特勒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到了傍晚6点15分，洛索刚刚把话讲完，希特勒立即跳了起来，断然表示洛索的陈述“失实有误”。但是他要等到洛索的犯罪同谋古斯塔夫·冯·卡尔出庭，然后再质问洛索这位证人。

古斯塔夫·冯·卡尔那时61岁，在开始陈述之前就注定要落败。身材高大、咄咄逼人的洛索退席之后，身材矮小、海龟模样的卡尔出场了。他长着一张肉乎乎的脸，留着海象似的胡须，看上去像是一位另类英雄。虽然他两次成为巴伐利亚州的强势人物（主要因为他官场手腕高明，又属于君主制保守派人物），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软弱无能，不好合作，优柔寡断，缺乏主动出击的魄力。他在做法庭陈述时内容单调乏味，声音低得有一半人根本听不见。“同洛索的升调陈述相比，今天全是降调。”一位颇有音乐修养的现场目击者这样写道。固执而又狡猾的卡尔反应迟钝，声称记忆力衰退，总想躲在“官方机密”这块遮羞布后避而不言。他的陈述表现触怒了希特勒及其诸位律师。在卡尔断断续续站在证人席上出庭作证的三天里，他们对卡尔展开了无情抨击。与现场进行反击的洛索不同，卡尔的表现可谓恰如其分：一位可能被判有罪的被告。“人们几乎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反差能比卡尔的证词陈述同开庭第一天时希特勒证词陈述之间的反差更大。”《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这样写道。“希特勒激情迸发，性情外露，卡尔则沉稳平静，不时流露出忧郁悲戚、无可奈何的情绪。”32

卡尔那冗长的开场陈述刚一结束，希特勒就开始发难。希特勒一开始就像是一位优秀的律师那样，首先要问清楚何时，又通过何人，卡尔在1923年秋季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州主任专员，大权在握。希特勒提出了如下问题：“你何时第一次听说要设立主任专员这样一个职位？”

卡尔：这确实不好说。

希特勒：这不是事关哪一天的问题，而是事关全局的问题。

卡尔：我无法肯定回答。

希特勒：八月末，还是九月初？

卡尔：我说不准。

希特勒又变换了一下方式问道：“最初的提议是部长会议提出的，还是后来在州主任专员办公室任职的某个人提出的？”

卡尔：我无可奉告。

希特勒还想在秋季演习问题上将卡尔逼入困境。秋季演习是个掩人耳目的说法，特指在举行暴动几周前准军事组织同国防军合并一事。卡尔知道些什么？何时知道的？每次重要提问卡尔都拒绝向希特勒透露任何情况。

时间就这样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直到陆军学校的外面天色已经黑了下来。随后卡尔采用的“刺猬战术”（一家德国报纸这样写道^33）进一步升级。他拒不直视希特勒和任何其他质问者，毅然坐在证人席上面对律师，背对着法庭上的其余人士。

律师们渐渐地从卡尔口中套出了有关他计划成立的德国执政内阁的更多细节。审判现场目击者们惊讶地发现，就政权更迭一事同卡尔磋商，或者相互磋商过的人士包括鲁尔地区著名商人弗里德里希·米努克斯，东普鲁士贵族、政治家威廉·冯·盖尔男爵，右翼泛德意志联盟领导人海恩里希·克拉斯，以及德国军界两位最知名人物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海军总司令和莱因哈德·舍尔海军上将。有关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朗：1923年秋季，即使希特勒没有抢先仓促笨拙地举行暴动，德国也很有可能爆发其他形式的政变。无论是由巴伐利亚执政三雄成立执政委员会，还是由泽克特将军在柏林成立一个由商界和军界人士组成的阴谋集团，推翻议会制的势力都很大，而且分布广泛。34“当时正在拟订一个旨在改变德国宪法的重大行动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有可能现在仍然会得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赞同。”伦敦《泰晤士报》这样写道。35

在卡尔出庭作证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无法抑制自己对卡尔那种回避反应表现出的沮丧情绪。他屡次就啤酒馆暴动之夜他们在一起真诚握手一事向这位主任专员施压，描绘出一幅卡尔把左手放在他们紧握在一起的右手之上的动人画面。“你第三次同我握手，”希特勒坚持说道，站在距卡尔只有一码远的地方，嗓门越来越高：“你第三次握着我的两只手！”

紧接着希特勒喊了起来：“我在这里撒谎没有？”

法官奈德哈德：请不要激动。证人会回答的。

希特勒：（厉声高叫，挥舞着双手）我是不是骗子？

卡尔：我只能再说一遍，我确实不记得曾经同希特勒握过手。36

虽然卡尔固执地抵御着希特勒的诱胁，稳扎稳打地在法庭上斥责希特勒，但是在证词陈述结束时他看上去仍然像是丢了魂似的，无精打采。这位身材五短之人在椅子上直往下缩去，头耷拉在两肩之间。有位记者将其称为“少见的痛苦场面”。37

希特勒在找洛索将军算账之前，必须听完汉斯·里特·冯·塞瑟尔的证词陈述。塞瑟尔在暴动前担任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总指挥。塞瑟尔49岁，同洛索一样也具有完美的军人风范，身材细长，留着光头，也有自己的党派归属。但是他的证词毫无故作姿态、激烈争辩之处，更没有冗长的政治性的开场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同洛索一样，塞瑟尔也表示起初觉得希特勒这个人很有魅力。但是当他看到这位纳粹“鼓手”一味地狂妄自大，最终竟然组织“非法的团伙攻击”行动，要举行暴动时，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便一落千丈。同巴伐利亚执政三雄中其他两人一样，塞瑟尔也表示反对过希特勒进军柏林的计划。“我们没有重炮，没有飞机，没有毒气防护装备，只有一些心甘情愿的爱国人士。他们最终只能在敌人的毒气进攻中倒下。”塞瑟尔在证词中这样陈述道。他认为，进军柏林会“使法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动员起来”，共同对付德国。

塞瑟尔屡次对希特勒及其他被告的证词提出异议，称之为“捏造事实”。塞瑟尔的法庭陈述语言尖刻，但并无轻蔑之意。其现场发挥在法庭公众舆论中提升了执政三雄的可信程度，削弱了希特勒的强大冲击影响力。“他讲的都是肺腑之言。”有位论者说。塞瑟尔直截了当地否认希特勒对于暴动事件的陈述，既能畅所欲言，没有引得希特勒大发脾气，也没有同律师展开一番争论。纳粹领导人再次败下阵来。

星期五那天，洛索将军再次出庭接受质问。那一周使希特勒大失所望，他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除了在星期四冲着卡尔短暂地大嚷大叫以外，希特勒一直是个陪衬人物，而执政三雄则成为新闻界争相报道的人物。希特勒曾经说过：“我的整个一生可以概括为不断努力去说服别人。”38眼下又到了应该说服别人的时候了。他需要再度反守为攻。星期五有可能是一周之内法庭上最为紧张激烈的一天。

一开始洛索就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带着一种下命令的口气。他在站立式讲台前面来回踱步，先向前走三步，再向后走三步。辩护律师见此情景不由得怒气上涌。“可以说他一边踱步，一边抛出他的答话。”有位记者描述说道，“他说话的声音像是扩音器里放出来的一样。”另一位记者说，洛索简直把法庭当成了阅兵场。39

洛索这位退休中将同辩护律师们唇枪舌剑，激战长达三个多小时。他在每一位律师所提问题的背后都看到了潜藏的陷阱，一一加以躲避。40每一方均轮流扮演被告和原告角色，攻守兼备。41有很长一段时间希特勒只是观战倾听。到最后听够了，他便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加入了对抗冲突当中。他想知道是谁率先提出在柏林建立执政委员会这一想法。

洛索：我反对这一提问。我连答案都不知道。我是在秘密谈话中才了解到这一情况的。我无权泄露秘密。

希特勒听罢勃然大怒，开始冲着法官奈德哈德大喊大叫，要求法官迫使洛索把秘密公开，回答提出的问题。

法官奈德哈德：希特勒先生，请你说话小声点，好吗？

希特勒没有放低说话的声音。奈德哈德很快再次对他提出警告。最后希特勒谈到了非常敏感的“郑重承诺”这一话题。此前人们很重视1923年1月希特勒做出的“不举行暴动”的承诺。但是没有人提出同另一件事情有关的郑重承诺问题：国防军违背洛索的先前承认，拒绝希特勒的冲锋队在1923年5月1日那天，持有武器对抗共产党人。这件事使希特勒颜面几乎丢尽。

洛索还提醒希特勒回想一下暴动之夜在市民啤酒馆侧厅里出现的对峙局面。当希特勒被指责由于举行暴动而违背了诺言时，他回答说：“请原谅，我这样做是为了祖国。”

希特勒抬高了嗓门，厉声说道：“按照你的说法，刚才请求原谅的人是‘残忍的希特勒’，还是‘多愁善感的希特勒’呢？”

洛索：既不是多愁善感的希特勒，也不是残忍的希特勒！而是良心有愧的希特勒！

希特勒：中将！我大可不必因为违背郑重承诺而良心有愧……因为在这里唯一违背郑重承诺的人就是中将——在5月1日那天！42

整个法庭上众人大为震惊，鸦雀无声。就在刚才，一个步兵居然在大庭广众面前指责将军违背自己的郑重承诺。这无疑是德国现实生活中的奇耻大辱。

整个法庭仍旧寂静了片刻。洛索不由得向后一缩，好像脸上被人击打了一样。最后他收起文件，大步流星向门口走去。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向法庭鞠躬致意，随即就消失不见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奈德哈德结结巴巴不知说何是好：“这是公开侮辱，简直不成体统！”他大声地喘着气，刚刚讲出的话语大多湮没在一片嘈杂之声当中。

希特勒：我接受训斥。

奈德哈德：简直不懂规矩，前所未有！

希特勒：这是对证人陈述的回应。

整个法庭上一片哗然，谁也没见过这种场面。法官奈德哈德宣布已到午餐时间，法庭休庭。

有些新闻媒体批评希特勒手段失控，表现得唐突无礼。希特勒羞辱了洛索将军并把他赶出了法庭现场，自己却未受任何惩罚。对于在大街上浏览报纸头版新闻的那位小矮人来说，希特勒现在简直成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双方连续18天的争论交锋，吹毛求疵，吵吵嚷嚷，相互揭丑，结果打了个平手。法庭不可能把蓄谋推翻政府的罪名只扣在一方头上。显而易见，双方都曾要夺权主政。政府本身是否推波助澜，促成希特勒暴动反叛事件，这一点从未得到确切证实。虽然执政三雄声称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进军柏林，这一点同样也从未得到确切证实。被告在一片嘟囔声中承认他们干了那些被指控的犯罪活动，但是这在犯罪量刑和实施惩罚方面又意味着什么呢？整个事件错综复杂、相互矛盾，这一点在著名讽刺杂志《时事画刊》的一幅封面漫画中得到了巧妙揭示。画面中，希特勒坐在洛索将军的肩膀上，手里握着的火炬直指政府大楼。而洛索整个人又压在他的后台老板，执政长官卡尔的肩膀上。卡尔一边给上面那两个人壮胆打气，一边调集警察部队要抓捕那两名犯有革命罪行的罪犯。同时，在高高的天空上，希特勒的纳粹党万字饰党徽已化作一颗流星。

在洛索将军令人惊讶地愤然离开法庭一周之后（为此法官后来罚了他60德国马克），检察官施滕格莱因提出他的最后请求。此时已到了量刑定罪的时候了。如果裁定有罪，量刑年限最短五年，最长多是终身监禁，也可以是中间的任何年限。

希特勒因针对“巴伐利亚自由州”和德意志帝国犯下叛国罪，检察官要求判处希特勒八年“要塞监禁”（不剥夺荣誉逮捕入狱），超过最短判刑年限三年。要求判处克里贝尔上校、韦伯博士和恩斯特·帕纳六年监禁。至于暴动的共同领导者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施滕格莱因请求将他视为叛国罪从犯，仅判两年监禁。他建议将其余被告分别判处十五个月至两年监禁。

施滕格莱因在他的判决请求中赞同希特勒的典型历史观点：叛国罪只有在失败时才被视为一种罪行。他一本正经地指出希特勒及其同党的所作所为明显符合如下说法：“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因此应该受到惩罚。”为了走个过场，这位州检察官又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重复叙述了暴动全部细节，在确认证据方面白费力气。紧接着，施滕格莱因突然之间使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也许意识到将来有一天需要博得希特勒的喜欢，施滕格莱因又出人意料地开始称赞这位他打算判处八年监禁的被告。他的话语把法庭上下惊得目瞪口呆。“希特勒在平凡的环境中成长，但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士兵表现勇敢，体现了他的德国爱国主义精神，”施滕格莱因开始称赞道，“他对伟大祖国德国怀有一片赤诚火热之心，在战后经过不懈努力，从细微的一点一滴做起，创建了伟大党派——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他的基本纲领是同国际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主义做斗争，同‘十一月罪犯’算总账……传播德国民族主义。”

法庭上下听得兴致勃勃，津津有味。施滕格莱因接着说，他不宜对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政治主张进行评价，但是这位纳粹党领导人只要“竭诚努力重新唤起民众对德国命运的信心”，这便是最终“他做出的伟大贡献”。即使希特勒的激烈观点及其追随者们的高昂斗志有时变得过激，施滕格莱因继续说道，仍然“不应该在消极的意义上称他们为煽动性的政治家，那样不公平”。至于希特勒的个人美德，施滕格莱因表示：“他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作为著名党派的领导人自然会遇到各种诱惑，可是他仍然能够保持正直检点的生活。”

唱完赞歌之后，这位检察官又重新开始起诉被告，但其语气带有道歉的色彩。施滕格莱因宣称，希特勒不幸受到过分热情支持者们的影响，“背离了自己的本性”。希特勒被大批追随者捧为名人，又受到党内一些谄媚者的奉承，因此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将自己视为德国的救星。他身边的那些同党总是满心欢喜地不断强化突出希特勒的这一形象。施滕格莱因认为，正是在这一严重错误当中埋下了“他犯罪悲剧”的伏笔。

如果有人怀疑对希特勒的审判既是司法审判，又是政治审判，那么施滕格莱因则给出了明确答案。他为充满矛盾，摇摆不定的法庭起诉树立了新的标准。

真正重要的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幕，即被告的最后陈述。在审判开始后的一个月零一天，按着德国法庭程序，被告可以讲一番“最后要说的话”。被告中的一些次要人物，比如罗姆、布鲁克纳、瓦格纳和佩尔纳等人，均放弃了各自的发言权以支持自己的上级领导人。至于其余六名被告克里贝尔、帕纳、弗里克、韦伯、鲁登道夫和希特勒，被告律师决定以逐渐增强的阵势先让地位低一些的被告名人出场，最后隆重出场的是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前者要进行一番自我辩白，后者要发表现场演讲。

上午开庭时，法庭里人满爆棚。记者们注意到，到场的女士比平时多，鲜花、礼品也比平时多。“希特勒的女性追随者们把她们的一片忠诚烤进了在希特勒敞开的牢房里堆积如山的糕点和小吃中。”《慕尼黑邮报》这样报道说。43

毫不悔改的克里贝尔上校首先陈述证词，再次承认“参加过那次行动”，但同时又倔强地说：“如果遇到相同的情况，我还会那么做。”44弗里克出庭陈述时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前警察局长帕纳对德国那位社会民主党人出身的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再次给予恶意嘲弄，称他为“艾伯特·弗里茨”——这是一个表示嘲弄的绰号（“这次审判并未教会帕纳懂得礼貌”，一家报纸这样评论道^45）。法庭上当天那种激烈抗辩、激烈抱怨的氛围最终随着鲁登道夫的出场得到改观。《纽约时报》报道说，他再次表现得口若悬河，令人惊讶，举止风度翩翩，“全然没有此前那种竭尽全力要粉饰自己，抹黑他人的做派”。46他再次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那位鲁登道夫——就是在1918年德国投降前，在停战前，在战争末期离开战场时的那位鲁登道夫。他又激起“德国人心灵深处对自由的呼唤”。如果民族主义运动（希特勒及其盟友们）“不能获得成功，我们就失败了，”鲁登道夫这样告诫，“（德国）就会继续沦为法国的奴隶，在世界民族之林没有立身之地。”47接着，鲁登道夫又以豪言壮语呼唤历史的审判，并把自己的牌位安放在了瓦尔哈拉殿堂（这是北欧神话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英灵的殿堂）。（“鲁登道夫把自己抬到与众神平起平坐的高度。”《纽约时报》第二天在头版新闻中报道说。）

鲁登道夫笼统的政治演说在整个法庭引起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与欢呼声。但是所有的陈述演讲都是众人想要看到的下一幕的序曲。上午10点左右，希特勒站在证人席上，直接完全进入在啤酒馆里演讲的状态。“如果说话音量也是一种令人信服的理由，老天作证，希特勒定会在陆军学校法庭上取得辉煌胜利。”有一家报纸这样评论道。48

希特勒的暴动意图，数月牢狱生活，数周法庭审判经历——所有这些全部明确体现在这个寒冷的星期四上午，体现在慕尼黑这个法庭上，体现在这次演讲中。希特勒天生就擅长打造传奇神话与宣传鼓动。他把暴动的惨败描绘成长期的成功。他在长达90分钟的慷慨陈词过程中厚颜无耻地宣称，那些在他领导的暴动中阵亡的年轻人纷纷奔向音乐厅广场，“心情愉快地去赴死”，将来有一天会追念他们为“为了祖国的自由而献身”的英烈。希特勒的这一预言在第三帝国期间变成了现实。希特勒继续说道，这次暴动的成功将明确体现在“迅猛涌现的一大批德国年轻人身上，他们会在庞大的组织团体中崛起，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将来总有一天，广大民众会高举起我们的旗帜……与那些曾经同他们为敌斗争过的人结成盟友。抛洒过的热血不会永远使他们势不两立。……我们现在建立的队伍一天天地壮大发展，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发展。”他坚定地表示，希特勒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大权在握。“我的目标要比成为内阁部长大上千倍。我要彻底消灭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的使命，我也一定会完成这一使命。”

接下来他又把顽强的斗志，从世俗法庭推移到更高的层面，披上了殉道者的外衣。“从我们的坟墓和尸骨中崛起的法庭将会对我们进行最后的审判，”希特勒以其典型的反常比喻对现场的法官们这样慷慨陈词，“宣布最后审判结果的不是你们……而是被称为历史的法庭女神……她不会问：你犯下了叛国罪吗？在她的眼里，我们真心希望国家富强。即使你们裁定我们有罪一千次以上，不朽的法庭女神将会大笑着撕毁检察官的起诉书和本法庭的判决书。她将宣布我们无罪！”

对有些人而言，这纯粹是庸俗透顶（“希特勒熟谙平易近人，投其所好的奥秘，可以本能地感觉到那些不太动脑筋的人想要什么。”《福斯日报》这样写道。他再次表现出傲慢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后来的岁月里使许多知识界人士低估了希特勒）。但是对其他人而言，包括一些新闻记者在内，希特勒的演讲非常感人，他们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次演讲内容应该公开发表。”有位记者评论道）。最后还是《福斯日报》记者说得对：希特勒知道广大民众想要什么。希特勒的演讲以其颇有心计的对“最后法庭”的祈求，使满怀激情的追随者们有了盼头，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发生在音乐厅广场的灾难将来要成为纳粹党具有统一凝聚力量的历史回忆。

希特勒已经赢得了政治斗争，下面只需看他是否也赢得了司法斗争的胜利。奈德哈德承诺要在四天后，即4月1日做出裁决。与此同时，整个城市与新闻界针锋相对地分成意见不同的两大阵营。亲纳粹的《民族信使报》写道：“把希特勒和他领导的这些人带走在监狱里关押几年，使他们无法执行自己制定的任务，这将是对国家的犯罪。”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慕尼黑邮报》自然看法不同，建议由政府牵头“给这个巡演剧团放假”。49许多人同意《慕尼黑邮报》的如下看法：法官奈德哈德在法官审判时的所作所为损害了巴伐利亚州司法系统的声誉。“对巴伐利亚州司法系统唯一剩下来的那点尊重就悬在这次的裁决上面了。”《慕尼黑邮报》在社论中这样写道。50

慕尼黑市的各大报纸总印数在三万至五万份。“对于慕尼黑这样大的城市来说，印数庞大。”《纽约时报》报道说。只要报纸以最快速度刚一印出来，慕尼黑市民就纷纷抢购阅读。甚至那些已被查封的纳粹出版物还组织了“非常高效的新闻与信使服务”，以便让他们的追随者了解最新情况。51

周末紧张形势进一步升级。传言四起，说是可能发生暴力事件。一家极右翼报纸气势汹汹地表示，如果希特勒被判有罪，就会发生严重事件。“如果把一批冒着生命危险捍卫德国荣誉的爱国者判为有罪，那么会激起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法官奈德哈德收到了一封由一位名叫卡尔·布拉斯勒的纳粹分子从附近的奥格斯堡镇发来的威胁性电报，告诉他：“奥格斯堡的纳粹党人和种族主义活动人士发出如下警告：他们决心以自己的力量和激情共同反对把我们的领袖判为有罪。”（布拉斯勒后因威胁他人被告上法庭。52）

警察和国防军又有一种四面受敌的感觉，于是加强了陆军学校四周的守卫力量。一支骑警队伍（此为控制人群的一种有效力量）严阵以待。周末部队驻扎在兵营里待命，以防可能发生的骚乱。53陆军学校附近严禁三人以上聚在一起。据《纽约时报》报道：“警察到处处于戒备状态……啤酒馆里有人在谴责德意志共和国——在本周指的是动荡的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它的每一根神经都因为兴奋而绷得紧紧的；全城都在等待着法庭裁决。”54

在本来就难以意料的城市氛围中又传来一条小型的爆炸性新闻：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三人已经溜走。据未经完全证实的报道披露（刊登在慕尼黑各家报纸上），执政三雄已经急匆匆离开了近来让他们很不愉快的是非之地。有的报道说他们已经去了意大利；有的报道说他们已经前往希腊的科孚岛。55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出走的目的都是为了Erholung——在德语里Erholung的意思是“修养，重新恢复健康”。56当然，执政三雄没有出逃的任何理由，即便当时他们正在接受叛国罪的调查。因为他们仍然是自由的人。但是他们逃离慕尼黑反而使得他们显得确实有罪，使得希特勒的胜利光环显得更加夺目。“还有比这更心虚有愧的吗？”《民族信使报》在一篇谴责执政三雄“出逃”的令人读来透不过气的社论中这样质问道。这家报纸还感叹道：“神通广大（的卡尔）却落得如此下场！”（卡尔的真正下场10年后终于到来。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卡尔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被砍杀于达豪集中营附近的沼泽地里。）

4月1日，星期二上午，随着骑警大批出动，陆军学校看上去又像是一个武装营地。在用有刺铁丝网竖起的警戒线附近聚集了一群人，但是没有人将他们赶走。他们像平时一样聚集在那里等待迎接鲁登道夫。随后，鲁登道夫配有专职司机的轿车从他的别墅开到了慕尼黑市边缘地区。希特勒以及以其他囚犯在陆军学校二楼敞门的“牢房”里一听见欢呼声就知道战争英雄到来了。在审判期间，鲁登道夫的轿车上第一次飘扬起黑白红三角旗，那是他忠于民族主义事业的标志。57

今天，也是第一次，鲁登道夫身着全副戎装亮相，头戴尖顶头盔，胸前佩戴着一生中荣获的各种勋章。他又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位军需总督。除了希特勒和弗里克以外，其他被告一律身穿戎装。希特勒穿着他那件双排扣长礼服，胸前佩戴铁十字勋章。弗里克穿着一件高领、下摆裁成圆角的服装，像是准备参加婚礼。在进入法庭之前，全体被告于9点半聚集在了陆军学校后门台阶上。已成为希特勒私人摄影师的海恩里希·霍夫曼劝说被告众人摆好姿势照相。照片里只有九名被告，帕纳没有现身。鲁登道夫摆出的姿势中规中矩，一把佩刀立在礼服前面，活像一根手杖，双下巴齐整地缩拢在高领之上。58希特勒身披室外摄影时必用的那件褐色雨衣，一只手里拿着宽边软帽，一只脚比另一只脚略微朝前站立着（那是当时流行的典型摆拍姿势）。尽管这一天可能听到好消息，但是他们的脸上都不带微笑，因为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照相习俗。

法庭上的情景既体现出焦急等待的心情，又表露出难以抑制的喜悦。当时法庭里挤满了观众，新闻记者必须用力往前冲才能来到自己的座位上。许多女士为被告们送来了硕大的花束。鲁登道夫走进老旧的军官住宿处时，“早已聚集在那里的所有人一同起立，表示敬意”。一位记者这样写道。59

法官奈德哈德头戴高大的贝雷帽，引领法官们各自入座，然后便开始当庭宣判裁定结果。奈德哈德宣判道：阿道夫·希特勒犯有叛国罪。法官奈德哈德面对不满情绪和各种威胁毫不畏惧，判处希特勒五年“要塞监禁”。这同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早已经历过的“不剥夺荣誉的监禁”如出一辙。同时希特勒还被处以200金马克罚款。克里贝尔、韦伯和帕纳被判处同样的刑罚。

罪行较轻的犯人罗姆、布鲁克纳、佩尔纳、瓦格纳和弗里克被判煽动叛国罪，而非叛国罪，处以十五个月监禁，立即获得假释。另外，每人还被处以100金马克罚款。

“可恶！”观众席上有些人高声叫喊道，“简直是丑闻！”但是奈德哈德很快以对鲁登道夫的宣判使他们肃静下来。鲁登道夫曾经全力支持暴动，而且也参与领导向音乐厅广场的毁灭性进军行动，结果却被判无罪。他是个自由人。在一片表示赞同的喃喃低语声中，有几位观众高呼：“鲁登道夫万岁！”

法官奈德哈德接下来又使众人大吃一惊：希特勒及其被告同党六个月后可以获得假释。

同检察官施滕格莱因一样，法官奈德哈德也感到有必要为那些被他送进监狱的罪重犯人唱赞歌美言几句。他们的所作所为肯定有错，但是他们的意愿却是最好的。因为他们的行动出于“最高尚无私的动机”，体现出“纯粹的爱国精神”。所以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他们处以最低刑罚。

随着这一令人惊叹的理由完全得到理解，还有一个微妙的事情需要处理：如何解释《共和国保护法》第九条？该条法律规定：“（犯有叛国罪的）外国人应驱逐出境。”60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显然适用。作为奥地利人的希特勒四天前在其最后雄辩陈词中明确恳求道：“不要动用第九条！”他毫不避讳地提醒法庭：四年前他曾作为一名军人在法国领土上参战，在那里“我怀着炽热的爱细数每一小时的时光，直到我可以返回”祖国。希特勒认为，只有“劣等民族”才会驱逐偶然冒犯民意的“铁人”。希特勒声称，如果将他驱逐出境，就会使未来的学童“脸上带着火辣辣的耻辱感”读到德国历史上这一不光彩的一页。

奈德哈德听到，并且也格外留心希特勒所讲的话语。“希特勒把自己视为德国人，”这位法官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九条不适用于像希特勒那样具有德国人思维和感觉的人。四年半以前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队中服役，因面对敌人时表现勇敢屡获殊荣，而且还负过伤，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61

判决结果是：不将希特勒驱逐出境。服刑时间不长，不上诉。在1919年血腥动乱中作为简易法院而成立的人民法院不准备上诉。此外，他们正处于停业的处境当中。

审判结束了。突然之间，法庭上下变得一片肃静。但见鲁登道夫站起身来，完全是一副军人派头，昂首挺胸，腰背笔直，双唇气得微微抖动，进而谴责对自己的无罪裁决。“我认为这一判决对我的军服和军功章是一种耻辱和侮辱！”话音刚落，法庭里欢腾雀跃，响起一片“嗨尔”欢呼声。

有关法庭裁定的消息好像甩出的清脆鞭声响彻慕尼黑。有些人只听到第一部分内容——判处希特勒五年监禁！——继而满腔怒火。但是不久第二部分内容传来——仅仅关押六个月！——情绪猛然间又转怒为喜。报童手里的号外版报纸被纷纷抢去。11岁的慕尼黑少年奥托·格里施内德在当天去面包店和牛奶店的途中注意到大人们的欢声笑语。“我至今还能听到人们在了解到希特勒的‘判决’结果时爆发出的欢呼喝彩声，尽管我当时并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事隔多年以后他这样写道。62

法庭外面出现了混乱情况。在距陆军学校有一街区之隔的地方聚集起来的人群遭骑警袭击，数人受伤。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在大楼前面齐声欢呼。他们的欢呼声在陆军学校里即使关着窗户都能听见。此时，希特勒的政治直觉立即被激发起来，他迅速找到一扇可以打开的窗户，面带微笑向大街上的那些崇拜者频频挥手。他们挥动着鲜花向他致意，这是胜利的时刻。

但是巴伐利亚州和整个德国都是输家。除了极右势力以外，大多数记者均谴责对希特勒及其他暴动领导人做出的那种轻微责骂式的裁决结果，称其为丑闻。“简直同宣判无罪一样。”一家报纸这样评述道。奈德哈德的所作所为被视为令德国司法系统极为难堪。“这仅仅是名义上的审判。”具有强烈亲巴伐利亚倾向的民族主义者日报《巴伐利亚日报》这样写道。“实际上它更像是一场民族主义者鼓动性群众聚会。”63《柏林日报》宣称，巴伐利亚州司法系统已经“倒闭”。64《纽约时报》报道说：“整个慕尼黑都在暗笑这次裁定结果，将其视为愚人节的绝佳玩笑。”65多年后有位论者将法官奈德哈德称为“完全相反的彼拉多（彼拉多是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犹太总督），因为他把有罪之人判为无罪”66。

对鲁登道夫的免罪判决同对希特勒的轻判一样，使人失望沮丧。这位老将军在国外的知名度更高，特别是在像反应非常强烈的法国那种昔日对手中间。《时代报》指出，判决鲁登道夫无罪表明德国还存在着复仇主义渴望。67甚至法官奈德哈德也对判决鲁登道夫无罪感到有些懊悔。审判结束后不久，一位名叫马丁·德里泽，资历较浅的州检察官在走廊里遇到了法官奈德哈德，问他为什么释放鲁登道夫。“当时我认为他犯有叛国罪，”奈德哈德解释说（据德里泽这样披露），“但是那些不专业的陪审员一致赞成无罪释放，所以我也就顺从了他们。”那些不专业的陪审员喜欢希特勒，认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有罪，差一点阻止将希特勒判处五年监禁。但是奈德哈德警告他们说，若将希特勒无罪释放定会引起一场争吵，迫使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被带到莱比锡州立法院，这是巴伐利亚人竭力要避免出现的情况。为了说服那些不专业的陪审员接受对希特勒判处五年监禁（每次定罪，奈德哈德必须征得五个陪审员中的四人同意），他不得不许诺同意希特勒在六个月后获得假释。

在整个德国，希特勒声名大震，因为他在审判中扭转了局面，将巴伐利亚州最高级别的将军赶出了法庭，在唇枪舌剑中彻底击败巴伐利亚州政界的对手，使纳粹党在全国扬名立万。纳粹党能否在希特勒离党服刑的六个月里继续存在下去是另一个问题。然而并非许多人都可以说他们再也没有得到他的音信。希特勒把法庭被告席当成了啤酒馆演讲台，还拥有了一批全国（和国际）听众。

由于希特勒在德国政坛上的崛起，以前许多态度不明朗的骑墙派人士现在也从新的视角看待极右思潮。希特勒的狼藉名声在竞争激烈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右翼政治团体中也成为一种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的号召力量。在巴伐利亚这样的团体至少有50个。许多德国右翼人士在一些问题上同纳粹党人的观点不一致，比如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基督教在政治中的作用等问题。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有着反犹太主义立场，以及强烈的德国国民性意识。

在鲁尔区的赖特镇（距慕尼黑西北400英里），有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民族主义者每天都阅读有关希特勒法庭审判的新闻报道。他满怀热情，把有关感想写进了他的日记中。“我正忙于了解希特勒和他所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主义、犹太人问题、基督教、未来的德国……希特勒触及了许多问题。但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这位年轻人开始根据希特勒的演讲想象希特勒一定会是什么样的人。“希特勒让人觉得潇洒自如之处就是正直率真性情的投入体现，”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希特勒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为德国人民带来了新的信念。我正在阅读他的演讲词，我要在他的激励鼓舞下树雄心，立壮志。……只有希特勒能够不断地影响我。希特勒算不上才智超群，但是他那种令人惊叹的活力锐气，他的精力和热情，他的德国人情感非比寻常。”68

由于受到本次法庭审判和新闻报道的影响，这位年轻人很快走上了使他着迷的希特勒思想政治道路。他的名字叫约瑟夫·戈培尔。

第九章

重新安排世界格局

“根据希特勒那种几乎难以辨认的字迹，

我们可以断定其内容同政治有关。”

——兰茨贝格监狱看守弗朗茨·黑姆里希

希特勒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慕尼黑，从陆军学校窗前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之后，希特勒并不在乎当天又被送回兰茨贝格监狱。他把控着那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世界。有利的审判结果给他注入了新的活力。据黑姆里希披露，希特勒回到监狱后“显得格外神清气爽”1。仅仅再过六个月就可获得假释。希特勒目前进入了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富有成效的活跃时期。

对希特勒而言，牢狱生活在许多方面是一件好事。他在政治生涯中几乎是第一次不参加集会，不发表演说，不去办公室。一位狱友写道：“他不必在持续动荡的形势下四处奔波开会，直到夜里很晚才回来。”他被安置在兰茨贝格要塞牢狱二楼的七号房间里，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是个自由的人。“我越来越感到他并不在乎被迫待在这里，因为这反而使他有机会平静地思考自己的未来。”黑姆里希这样写道。

希特勒在慕尼黑陆军学校的军官学员房间里度过五个星期之后，重新回到兰茨贝格。在希特勒看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警车在要塞牢狱旁边打开了前门，监狱看守和黑姆里希、典狱长莱波尔德，这些熟悉的面孔都在那里等待着。更多熟悉的面孔，包括希特勒突击队的40名成员，经过审判被裁定为暴动中的叛国罪从犯之后，也将很快在五六月份来到兰茨贝格监狱。

但是目前只有自吹自擂的克里贝尔上校和书呆子韦伯博士同希特勒一起被关押在墙壁很厚的要塞牢狱里。希特勒的这两位狱友住进了希特勒右侧的八号和九号房间里。两个房间不久前经过改造（按着黑姆里希的说法，“仍然散发着灰泥和新鲜油漆的气味”），同希特勒绝食前刚刚来到兰茨贝格监狱时占用的房间几乎完全一样。虽然房间面积不大，却也实用。室内安有高窗，可以看到监狱高墙外面低地远山的悦人景观（有位犯人形容眼前的景观为“和蔼的宁静”2）。犯人的房间全都面对着一个宽敞的休息室，室内摆放一张能围坐六个人的桌子，桌面上铺着白色台布。一个角落前摆放着几把舒适的柳条椅，四周布置着鲜花。希特勒把两幅腓特烈大帝画像和崇拜者送来的月桂花环挂在了墙上（后来在1945年的死亡时刻，希特勒仍然把腓特烈大帝的画像挂在地堡墙壁上）。在另一面墙前面有一个供取暖、热饭用的铁炉，旁边是配有高大镜子的两个水槽。后面有一间浴室，里面的浴缸“就是为我们准备的”，一位犯人惊叹。

房门想开多久就开多久，也没有参加劳动的义务，这些“没被剥夺荣誉的”犯人可以方便地聚集见面，也可以在一起用餐。当下春意盎然，希特勒经常穿着他喜欢的那身全套囚装：配有吊带的巴伐利亚皮裤，白衬衫，有时系着领带，配上袖口链扣，再穿上及膝高的传统长袜。他喜欢坐在柳条椅上阅读报纸。3这些犯人每天可以在附近的花园里自由活动六个小时。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立即过上平静的生活。从一开始他就忙于接待各位来访者，接收各种邮件和礼品。兰茨贝格监狱以前从未收留过这样一位名人。回到兰茨贝格的第一天，希特勒就在要塞牢狱的接待室里接待了11位来访者，第二天又接待13位来访者，包括汉夫施丹格尔和希特勒指定的纳粹党代理党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眼下被取缔的纳粹党只能转入地下活动，已经呈现出分裂迹象，或者同希特勒反对的团体结盟。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花费大部分时间会见那些坚持希特勒路线的党内人士。4希特勒在刚到监狱的最初几个月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些来访者，而且每位来访者几乎都带来了礼品和鲜花。他们知道希特勒有爱吃甜食的习惯，给他带来了油酥点心和蛋糕，这些食品在德国差不多被视为必需的食品种类。

适应了监狱生活以后，希特勒在人生道路上便处在了十字路口。在人生的中点阶段（再过一些时日就是他35岁生日），希特勒面临着六个月的空虚无聊时间和变幻莫测的未来。他在法庭审判中踌躇得胜，但是他领导的政治运动仍然遭到取缔，即将崩溃。他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脱胎换骨地调整自己，以面对崭新的政治现实。德国当时正处于经济、政治复兴时期，而纳粹党却陷入混乱，名声扫地。政治生涯结束后还能有生机吗？为了东山再起，希特勒将如何定位自己？除了顽固不化的拥护者以外，希特勒的思想——国家社会主义、独裁统治、确保正确领导的元首原则，特别是反犹太主义立场，对其他人还有影响力吗？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品牌还有市场吗？希特勒似乎这样认为，或者至少对前景持乐观态度。“我们的斗争必须，而且肯定会以胜利告终。”他在书信中对一位崇拜者这样写道。

4月20日，复活节那天，希特勒从最关心他的一些人那里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那天是他35岁生日。4月21日，他在兰茨贝格监狱一天之内收到的大量美好祝愿达到了顶峰。据黑姆里希披露，周末寄给他的邮件装了“好几个洗衣篮”，用了好几天时间才接受完监狱检查。他的房间里“堆满了鲜花，好像温室一样”。希特勒站在绿色植物中间，接受了来自克里贝尔和韦伯的生日问候。5

在慕尼黑，3000名铁杆支持者聚集在市民啤酒馆里，庆祝希特勒的生日。那家啤酒馆正是希特勒领导的损失惨重的暴动发源地。希特勒追随者的中坚力量仍然保持强势姿态。希特勒没用多长时间就确定了今后发展方向。他在法庭审判上的出色表现以及信徒们给予的支持，使他确信他应该继续履行拯救德国的使命。他要继续宣传他的思想宗旨。然而由于他无法登上宫廷啤酒馆或者克朗马戏院的讲台，所以他需要通过手中的笔，而不是声音，来接触广大民众。他一直是更多地通过写作而非言谈展开斗争（他同副检察官第一次见面时说得也不多）。他最近经历了一生中耗时最长的写作磨炼，写成了60多页的辩白备忘录，指导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那次经历使他增强了信心。

首先，希特勒要复仇。他要揭露那几个折磨他的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的谎言和欺骗行为。这几个人在审判中漏过了他撒下的大网，溜出了慕尼黑市。他想揭露“十一月罪犯”的背信弃义行为（他将参与创立、管理魏玛共和国的人统统称“十一月罪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算总账。

现在既然已经引起民众关注，希特勒便准备向整个德国宣讲他的思想观点。他在陆军学校里发表的“山顶训诫”仅仅是开场序曲，引出了后来长达782页的鸿篇大论，从中阐述了他的信念、他的行动目标以及他的行动方略。他在那部论著中提出了他的世界观以及他要创造德国未来的“路线图”（如后人所说）。那部论著后来取名为《我的奋斗》。6

不过上述书名毕竟是后来的事情。在回到兰茨贝格监狱初期的那些时间里，希特勒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写文章。右翼出版商尤利乌斯·勒曼邀请希特勒为他的杂志《人民观察报》撰写一篇文章。这是德国宣扬种族思想的著名月刊。7勒曼也是图书出版商，为一些著名的种族主义作家出版过著作，比如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汉斯·F.K.龚特尔、保罗·德拉加德和亚瑟·德·戈比诺等人。这位出版商在政治上明显支持希特勒。发生暴动期间，他同意把位于慕尼黑郊区的别墅用作关押人质的场所。勒曼要求发表在《人民观察家报》杂志的文章不是重述法庭审判之作，更不是评论孰是孰非之作，而是同1923年11月8日暴动有关的阐述了希特勒政治观点的文章。

1924年4月当期《人民观察家报》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何11月8日暴动不可避免？》(Why Did November8th Have to Happen?)。8这篇常常受到忽视的文章中所包含的许多段落和概念后来又出现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文章公开表述了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梦想，以及完全以种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世界观。虽然希特勒为《人民观察家报》撰写过多篇社论文章，但是他为勒曼的杂志撰写的那篇文章（单词总数为5000）非常详尽地总结了他的思想，尤其是对外政策方面的思想。如今阅读那篇文章就等于是预览第三帝国的思想风貌。

在文章开篇第一句话中，向来好预言大灾大难的希特勒以其恢宏的视角提出了他的观点，使人不禁想起存在主义式的论题：德国的存在与虚无。希特勒下了极高赌注提出如下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启动了一个过程（仍然没有结束），由此将决定“德意志民族未来数百年，也许是永久的继续存在。德国的敌人一心要消灭德国。他们的战斗口号不是‘胜利！’，而是‘彻底消灭，片甲不留！’”希特勒这样写道。

希特勒声称国家政府的最高目标绝不是“为保和平而保和平，而是保护人民，并壮大人民力量”。希特勒突出强调了其政治哲学的中心论点：本国人民、本国大众的社会地位就是一切，应该使用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手段增强其实力。在希特勒看来，种族是民族概念的核心。他不仅认为犹太人是一个种族，而且作为完美雅利安人的德国人也是一个种族。希特勒写道，德意志民族的“重要支柱”，即它的“种族与文化”受到了威胁，必须通过“殊死战斗”来加以保卫。马克思主义是“死敌”，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产物。

除了强调“民族与种族”（后来这成为《我的奋斗》一书中重要一章的标题），希特勒还念念不忘德国的国际盟友这一问题。他在文章中概述了1939年后针对东欧和俄罗斯的征服政策的主要内容。在希特勒看来，战争已经来临。那就是各国之间自然的关系状态。这是个谁反对谁的问题。因此，希特勒必须把盟友问题搞清楚。他认为法国是德国不共戴天的“宿敌”，一心想要把德国分割成许多弱小的小国和地区（在俾斯麦于1870年实现统一以前，德国由300个独立的小国、自治区和公国组成）。因此，德国必须选择俄罗斯或者英国作为盟友。选择本身具有宏观经济意义。德国需要的是“海上实力和国际贸易”，还是“具有较大农业发展空间”的陆地实力？如果需要的是前者，德国就该同俄罗斯结为盟友，共同对付英国这个殖民大国。如果德国需要的是后者——放弃海外野心，向东方进行“陆地扩张”，那么德国就应该同英国结为盟友，共同对付俄罗斯。虽然希特勒以前经常谈到德国需要开拓疆土，却使选择盟友的问题悬而未决。

但是希特勒后来却第一次把开拓疆土在“大陆上扩张”的问题同“刀剑”的凶残与威胁联系在一起。如果只想提高国家的经济地位，“却没有强权政治思想与行动”，结果只能导致灾难。按照希特勒的说法，那就是迦太基人的结局。希特勒还把强权政治同他的种族主义学说联系在一起，开启了后来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称的“日耳曼民族存在空间”的理论先河。

希特勒在文章末尾随即指出，上述所有严峻的局势以及可能出现的令人痛苦的情况使他相信：1923年11月8日，暴动“时机已到”。他在文中重复陈述了一个他平时很欣赏的不平凡结论：“我们是对是错，并非由州检察官或者法庭来决定，而是将来有一天由德国历史来决定。”在某种意义上他回答了文章标题中所提出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通过撰写这篇文章，希特勒得到了锻炼，从而使他写出了全世界最有名，也是最臭名昭著的一本书。“在结构、语言和主题思想方面，那篇文章可视为《我的奋斗》一书的先导雏形。”历史学家普洛金格这样写道。

对于在巴伐利亚一个寂静小镇上的简陋牢房里伏案写作的前战地通信兵来说，这无疑是非同小可的想法，也是激进的想法。另外这也表明希特勒作为一名犯人享受着特殊待遇，因为从理论上讲不允许犯人从事政治活动。希特勒16岁辍学，从未获得任何文凭，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知识全部来自不系统的大量阅读。他现在居然可以在公开出版物上随意夸夸其谈而不受到指责。显而易见，他颇为心安理得地根据自己的喜好重新安排天下格局。他在全球这盘棋上调动着不同的国家，表现出成熟的政治家，甚至是世界征服者所拥有的信心。

他将许多天马行空的大胆想法和对国际关系的复杂分析塞进了一篇内容比较紧凑的文章里，这使他认为自己可以探讨一些不会引起过多争论的重大思想。诚然，希特勒在文章中有六七处攻击犹太人（“种族肺结核”），攻击战前德国的懦弱政治家（“世界和平主义者”）。不过，他主要是在内容比较紧凑，有时好走极端的文章里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他的论证方式仍然有其自相矛盾和论据不足的缺陷。希特勒本来也可能得到专业编辑的帮助，将文章修改润色后再拿去发表。然而为杂志撰写阐述民族主义运动思想的文章，肯定使希特勒觉得他会得到在勒曼那里发表过作品的文化思想界泰斗级人物的重视。由此也很容易萌发完整地写一本论著的想法。

希特勒也许还有一些比较一般的理由使他决定要把浮现在头脑中的许多思想写成一本书。其中一个理由同钱有关系。他需要钱来支付聘请律师的高昂费用。一位名叫尤利乌斯·肖伯的狱友后来声称，希特勒写《我的奋斗》“只是把它当作赚钱的宣传作品”。9另外一个产生写作动力的理由，后来认为是另一位狱友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提出来的。据说此人（在其兄弟并不总是可信的回忆录中有相关叙述）厌倦了希特勒在饭后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他建议希特勒这位纳粹领导人不要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应该把自己的精彩想法写进书里。按照这个不靠谱的说法，《我的奋斗》这本书之所以写成问世，是因为有位狱友想让希特勒闭嘴不再言语，这样其他犯人就能放松聊天、打牌娱乐了。

不过希特勒本人需要自以为是地发表意见以说服影响别人，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他写书的动机。他一返回监狱便开始在笔记本里写一些自传性的回忆文字。10在慕尼黑接受审判时，他曾略带夸张地提到年轻时在维也纳度过的一段艰难时光。希特勒回忆这一段人生经历，意在取悦众人，并且轻而易举地将这段转变过程打上了政治烙印。两个月后，希特勒坐在了兰茨贝格监狱的七号牢房里，决心把这一宣传手法再次运用于他写的书里。

在4月或5月初的某个时段里，希特勒开始在那台接受审判前用过的打字机上打印书稿：

我庆幸自己生长在……

希特勒停止了打字。他把打字机滑架移回原位，又重新开始打字：

今天，我觉得幸运的是，自己生长在……布劳瑙小镇。这个小镇位于两个日耳曼国家的接壤之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将它们的统一视为人生的崇高目标。

这些话语后来成为希特勒那本赫赫有名，又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的开篇段落。

希特勒在第一次尝试写书时至少写了五页。打字原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法国士兵占领的贝希特斯加登别墅神密地消失。几十年后，又在美国的一批私人收藏品中重见天日。经学者仔细分析，又经笔迹、打字稿与纸张方面的法医专家确认，那五页书稿由弗罗里安·贝艾尔和奥斯马尔·普洛金格在2009年发表于慕尼黑《当代史季刊》（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的一篇文章中进行了详细描述。11结果证明，那五页书稿是后来出现在《我的奋斗》开篇第一章（题目为《我的家史》）中的希特勒打字原稿。

希特勒现在知道他走上了一条无怨无悔的道路。他坚信自己头脑中装着一本书——至少一本，也许更多。他还认为自己可以很快地写出一本书来。5月初，就在重返监狱以后五个星期，他就开始谈论那本书，好像它已经问世一样。希特勒在5月5日写给西格弗里德·瓦格纳（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子）的书信中说，“他最后要写一本书，彻底清算那些在（1923年）11月9日热情高呼‘万岁！’，紧接着又叛变，把暴动指责为‘疯狂行动’的人。”希特勒当时一心想要找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算总账。他要写的那本书的书名就叫《同谎言、愚昧和怯懦所进行的四年半斗争：清算总账》（Four-and-a-Half Years of Struggle Against Lies,Stupidity,and Cowardice:A Reckoning）。

当这本书在很大程度还只是希特勒的一个尚未实现的写作愿望时，一场小小的投标竞购之战爆发了。显而易见，由叛国罪审判法庭上得胜归来的一名囚犯所写的全面揭秘之作，肯定非常抢手，因为作者本人掌握着巴伐利亚执政三雄和巴伐利亚国防军可疑交易的大量内幕情况。希特勒以前当兵时的一位中士，眼下担任暂时被查禁的《人民观察家报》业务经理的马克斯·阿曼在出版方面可谓雄心勃勃（后来他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德国出版集团）。作为纳粹党艾耶出版社的负责人，他委托有关专家对希特勒撰写的一本书的市场前景展开调研。他收到的回复令人惊讶。“如果出版商发行500本收藏版希特勒单种著作，配以特殊装帧（采用直纹纸和半皮革装订），每本书上打上号码并带有希特勒先生亲笔签名，这样每本收藏版的售价至少为500马克。”调研评估专家预测道。12

阿曼想要购得希特勒著作的独家发行权，但是缺乏资金。他说图书市场非常不景气。希特勒似乎对于能够影响纳粹支持者以外的市场也有兴趣。他考虑过另一家民族主义出版商——大德意志联营出版集团的竞购要求。这家出版商对于竞购希特勒著作的独家发行权非常重视，并采取了有力措施。从4月初开始，这家出版商的主编、业务经理和其中的一位业主先后五次拜访过希特勒。在同一个月里，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也拜访希特勒五次。他声称很想出版希特勒的著作，但是他却无法说服他的兄弟，后者控制着家族出版公司。最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希特勒放弃了联营出版集团，将独家发行权授予了阿曼。虽然据说还有其他出版商参与竞争购书，比如恩斯特·波普勒的德国大众出版公司，甚至还有国外的出版商向希特勒开出了很高的购书价格，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这种传言。13希特勒对一些保守的出版商朋友，比如尤利乌斯·勒曼和胡戈·布鲁克曼等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无论如何，不管最后开出了什么样的购书价格，希特勒还是做出了正确选择，把他的著作留在了纳粹党人内部。他和阿曼因此从中赚了很多钱，腰包鼓了起来。《我的奋斗》从此成为阿曼手下庞大出版企业和希特勒个人财产的基础。这本书的所有版税收入都存在希特勒的个人账户上，同纳粹党账户无关。

希特勒有了自己的出版商。到5月中旬，他对来自萨尔茨堡（在奥地利境内）的探访者们说，他写的书“很快就要出版了”。14为了表明要进入日常写作状态，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的木匠塞巴斯蒂安·施普林格那里订购了一个工作台。5月8日那天施普林格开出了一张15马克的账单，为希特勒制作了一个“涂过油漆的褐色小尺寸打字桌”。15一个房间，一张小桌，安静的环境，充裕的时间。一位作者唯一想要的另一件物品就是一台新打字机。也该着希特勒走运，想什么来什么。守护天使再次降临到他的生活当中。她就是柏林著名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海伦娜·贝希施泰因。她同丈夫和女儿一起在5月15日那天“乘坐一辆配有身穿制服司机的大型轿车”前来看望希特勒。16关于此次来访，人们只知道这位在慕尼黑四季饭店拥有私人套房的贵妇人同监狱看守闹得很不愉快。让她气恼的是，看守要对她送给希特勒的那包礼品进行常规安全检查。贝希施泰因夫人一怒之下撕开了礼品包装，“精品胡桃糖”散落一地。她高声叫道：“检查吧！看看里面有没有机关枪！”17

海伦娜·贝希施泰因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又来了五次，她已经迷上了希特勒，当时又是纳粹党资金赞助人。因此人们认为是她给希特勒捐赠了一件正好需要的写作工具——一台崭新的美国制造的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黑机白键）；18从其产品编号上看来，一个月前刚刚在纽约问世。19这台亮铮铮的小巧雷明顿打字机同希特勒那个配有小尺寸崭新打字桌的狭小房间正好珠联璧合，弥补了缺憾。无论其来历如何，希特勒正是用这台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几乎打印出了《我的奋斗》第一卷的全部手稿（一开始，希特勒只打算写一卷）。

希特勒平时邋遢，用起他那台新打字机来却是井井有条，令人吃惊。他用那台德国造旧打字机打印出《我的奋斗》开篇自传内容之后，又开始用崭新的雷明顿打字机打印该书其余内容的纲要。此时他采用质量更好的新型纸张，据说是纳粹党印有信头的信纸，每一页左上角均饰有纳粹党党徽图案。（研究人员贝艾尔和普洛金格认为，也许是海伦娜·贝希施泰因把纳粹党信纸带给了希特勒。这暗示着贝希施泰因夫妇在去往兰茨贝格监狱的路上到过慕尼黑纳粹党总部，或者他们在酒店时有位纳粹党代表前来拜访过。）

打印出的纲要共18页，里面有许多下面这样的语句：“解决政策只能出现在欧洲……需要立刻开战”，“放弃国际贸易与殖民地，放弃海战舰队”。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这句话：“我从来就不是和平主义者。”这个纲要条理分明，结构清晰，采用自传式框架讲述希特勒本人的政治经历，宣传其思想观点。使人吃惊的是，希特勒在写作《我的奋斗》一书过程中继纲要之后又写了许多离题的话。

5月末至6月初，整个要塞牢狱里响起了希特勒的那台崭新打字机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音。据新来的狱友鲁道夫·赫斯披露，希特勒经常在每天早晨5点开始打字。赫斯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早晨5点钟，我为希特勒（他正在写书）和我自己沏杯茶水。”20希特勒还经常自掏腰包支付电费，让自己房间的电灯在晚上10点宵禁以后继续亮上两个小时。希特勒在用铅笔记笔记、写部分草稿时，就把废弃的一些手稿用纸扔进垃圾箱里，每天早晨又由看守很负责任地捡回来。“根据希特勒那种几乎难以辨认的字迹，我们可以断定其内容同政治有关，”黑姆里希这样写道，“起初我们把那些活页纸送到信件检查员那里。不过既然希特勒在离开监狱时必须把写完的那本书送到信件检察员那里，所以我们按照吩咐把废弃的稿纸毁掉就行了。我叫人把垃圾箱里的废物都倒进了火炉里。”21

虽然希特勒仍然处于初稿写作阶段，阿曼在6月中旬却先行一步，制定了一份四页宣传册，宣布要推出一本“近400页”的新书，书名便是希特勒写下的有关“谎言、愚蠢和怯懦”的复仇性冗长书名。第一页几乎用整个版面印着一幅希特勒胡须翘起，留着背头的正式照片。一些支持民族主义的报纸开始刊登有关那份宣传册的报道，以及（6月份）即将出版的新书广告。纽伦堡《大众回声报》刊登了一篇头版大型报道，标题是：“希特勒做出的牺牲！”两天后，该报又以异常激动的笔触报道希特勒新书（还没有写出来）首印五万本的传言。该报已经将希特勒的这本新书称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圣经”。22

阿曼在吊起读者胃口方面无疑大获成功。但是到那时为止，根本看不到新书的踪影。

第十章

狱中老板

“禁止往花盆里扔烟蒂。”

——汉斯·卡伦巴赫语，

《体面行为和生活秩序十项注意》

“到了晚上，希特勒经常给狱友们读一些他正在写的新书段落。他们聚集在他的周围，好像橄榄山上的耶稣信徒一样，聚精会神地听他读着书中的段落。”监狱看守黑姆里希之所以能够描绘出以上情景，是因为他同其他一些监狱看守早就开始偷听并监视希特勒在要塞牢狱里的非正式系列讲座了。随着希特勒在全力以赴地著书立说，兰茨贝格监狱也变得活跃起来。

希特勒、克里贝尔和韦伯博士作为狱友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之后，彼此之间便有了一些交情。希特勒突击队的40名成员（就是那些因在希特勒领导的暴动期间使用暴力，劫持人质而遭到逮捕的突击队成员）已经在慕尼黑遭到审判。尽管有40名被告，有些报纸还是将对他们的法庭起诉称为“希特勒小型审判”活动，以区别于审判希特勒这位领导者本人的“大型”审判活动。“小型”审判只用了五天时间。所有这些突击队成员在5月3日那天因是叛国罪同谋被判有罪，平均获刑五个月不被剥夺荣誉的监禁（就像希特勒所获刑罚一样）。但是如果他们表现良好，就有望提前获得假释。

在5月第一周里，这些被判有罪的突击队员开始慢慢走进兰茨贝格监狱，挤满了要塞牢狱一楼楼房。还有一些人分流到主体监狱被特别隔离的地方。主体监狱的牢房比较阴暗，远离要塞牢狱那种社会氛围，每个被押送到主体监狱的犯人都分有两个房间，一个是“起居室”，一个是卧室。还有些犯人（比如那位学法律的大学生赫尔曼·弗布克）主动选择入住要塞牢狱的拥挤大房间（“和另外五个人住在一起”，他在寄给朋友的书信这样写道），而不愿意生活在主体监狱里。1其他犯人不得不弯着身子住在单人牢房里——就好像“待在潜水艇里一样”，有位犯人这样说道。2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曾经给希特勒当过司机，又是希特勒密友的埃米尔·莫里斯被安排在二楼六号大房间里，位于希特勒房间的左侧。身材高大，长得黝黑的莫里斯以前当过钟表匠。在被判罪的突击队员中，他第一个来到兰茨贝格监狱，被认为是个很难对付的犯人。他在搜查《慕尼黑邮报》报社时表现得特别蛮横，被指控随意无礼对待一位编辑的妻子。但是由于他同希特勒关系特殊，而且希特勒也需要一位男仆，所以就给他分到了二楼上一个人人都看着眼热的房间。“我的房间宽大、明亮。”他在寄给朋友的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3莫里斯最初给希特勒既当秘书又干一些杂活，比如领取牛奶和鸡蛋。4后来因为5月15日那天鲁道夫·赫斯的到来，莫里斯不久便失去了希特勒秘书一职。

赫斯的情况非比一般。一战时他当过飞行员，又是一位大学生，性格文静，对希特勒忠心耿耿，后来他成为纳粹日常活动中希特勒这位领导人最亲密的同党之一。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他的角色不仅仅是一名安排工作的秘书。希特勒在其曲折的思想发展历程中经常向赫斯请教一些问题。暴动期间，赫斯犯下的最严重罪行是绑架两位巴伐利亚政府部长，然后潜逃在外。后来他投案自首，在人民法院存在的最后一天被判有罪。来到兰茨贝格监狱后，他分到了二楼仅剩的一个房间，也就是同莫里斯房间紧挨着的五号房间。

希特勒在写作《我的奋斗》一书过程中有些很能说明问题的谈话就是在五号房间里展开的。赫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所写的大约30封书信中（大部分写给他未来的妻子伊尔斯·普罗尔）披露了上述情况。赫斯在来到兰茨贝格监狱第一个夜晚所写的第一封书信（写给他母亲）中，描述了一战老兵们监狱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些老兵们的带头人在战斗前线经历了极不寻常的个人成长岁月。“我现在可以听到（希特勒的）声音从公共休息室里传来，”赫斯写道，“他似乎在重温自己的战场经历——他模仿着手榴弹和机关枪的声音，在房间里疯狂地跳来跳去，被自己的幻想冲昏了头脑而无法自制。”5

赫斯在5月中旬来到监狱时，希特勒正在用铅笔和钢笔不停地画着素描和其他图纸。“今天下午他给我带来了一幅非常精彩的陆、海、空和殖民战争博物馆设计图，”赫斯写道，“还有剧院、国立图书馆和大学设计图，以及《特里斯坦》《罗恩格林》《图兰朵》和《乌利尤斯·恺撒》等歌剧布景设计图。由于以前我只看过他画的极为夸张的漫画，因此，看到这一面我感到非常惊讶。”

6月初，汉斯·卡伦巴赫到来了。他身材矮小，长着浅黄色头发，相貌英俊帅气，在暴动期间指挥着一个机枪队。这位一战期间的陆军中尉现年26岁，在情感上非常赞赏“前线那代人”。希特勒的支持者和街头斗士大多出自这一代人。卡伦巴赫这位年轻的退伍军人住进了一楼的十一号房间，就是赫尔曼（赫尔米）·弗布克（狱友们都这样称呼这位雄心勃勃的法律专业大学生）入住的那个拥挤房间。无论是否有意为之，卡伦巴赫一来到监狱就开始搜集素材，出狱后写成了那本回忆录《我和希特勒在兰茨贝格要塞牢狱的那些日子》（Mit Adolf Hitler auf Festung Landsberg）。

有一大队追随者簇拥在身边，希特勒再次成为眼前小天地的主人，成为自己那个小集团备受尊崇的领导人。就像纳粹党体现出军国主义色彩那样——拥有自己的军服、行军靴、旗帜、军乐，以及冲锋队和突击队，在监狱里聚集起来的这些人眼下也拥有一定的军事组织结构与感觉。这不仅仅对于有军事头脑的希特勒颇具吸引力，就连克里贝尔那样强硬的旧军官和卡伦巴赫那样的往日前线战斗人员也很感兴趣。每一个新到的犯人（被判罪的犯人服刑起始日期不尽相同）都要立即向老板报告，就像在新成立的军事组织里向指挥官报告一样（希特勒还没有被称为元首，只是被称为“老板”或“长官”6）。“我的心怦怦直跳”，卡伦巴赫回忆道。他在刚到来的当天登上台阶，走向希特勒的二楼房间就是上述那种感觉。“我当时被他的个人魅力和现场氛围给镇住了，再也想不起他具体说了些什么。希特勒非常详细地询问了我的个人情况，家人情况，还有我们的私人经济情况……强有力的握手，伴随着心心相印的话语。”（卡伦巴赫的书里充满着英雄崇拜之情。7）接下来已经为希特勒所倾倒，正式开始在兰茨贝格监狱生活的卡伦巴赫，又慢慢地回到了楼下十一号房间。他新结识的那些同志们正在忙着用粮食制作代用咖啡，往面包片上涂抹果酱。

兰茨贝格要塞牢狱关押的犯人向来很少，但这一次关押了40多个犯人，生活条件总体上比较舒适。同二楼的那些犯人一样，一楼的犯人也有一个供就餐、休闲放松用的休息室。他们可以在那里读书看报、打盹儿、吸烟、写信，或者什么也不做；他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而不是常见的囚服），可以拥有个人物品，包括小折刀。只有钱必须上交到监狱看守那里，由看守把每个人的钱存在自己的监狱账户上。记有个人账户的总账每周更新一次。这些“不剥夺荣誉的犯人”不必干活，甚至也不必整理床铺。打扫房间整理床铺，还有全部室内杂活，包括清理垃圾、擦鞋、送饭这些事情全都由雇来的人负责干了。他们是从兰茨贝格主体监狱中挑选出来的幸运者，获得了在要塞牢狱里充当特殊服务员的工作。8按照规定，他们不能和参加过暴动的犯人说话。不过他们认为在这些犯人的牢狱里工作是一种优待。每天他们给希特勒和他的手下人送过饭后，可以吃剩下的任何饭菜。要塞牢狱的犯人们在一楼和二楼休息室里的公用餐桌上一起就餐。

对于以前参加过暴动的那些犯人而言，兰茨贝格监狱里的生活确实不错（他们也是绑架者、窃贼、破门入室的窃贼、破坏分子。如果把四名警察被杀的罪责算在他们头上，他们还是杀人罪同谋）。他们的日常活动自由自在，丰富多样，不会感到单调乏味，至少在天气温暖的月份里是这样。“我不会抱怨这里的生活单调乏味，”赫斯在寄给父母的书信中写道，“我是个脑力工作者，直到早晨7点半为止。吃过早餐后，从8点到11点，我又是个‘用拳头（手）干活的工人’，干劈柴的活。这种活动对健康非常有益，因为我可以用斧头砍些树根，每小时还能挣20芬尼！希特勒说他写完书也会来干这个活儿。干完后洗个热水澡。11点35分，吃一顿分量很足的午餐。然后小睡一会儿，喝点茶，接着再干‘脑力工作’。7点45分至8点，吃过晚饭后，我们可以再到外面自由活动，玩玩游戏，或者同希特勒边走边聊。接下来我们又聚在室内——希特勒、克里贝尔中尉、韦伯博士，还有我——在一起喝茶，吃些油酥点心。这种点心一直会有人送过来。”9

有人把兰茨贝格监狱的生活比作旅馆生活，比作矿泉疗养地的生活。同一楼狭小房间的拥挤生活条件相比，要塞牢狱二楼可称为度假营。无论怎样称呼，兰茨贝格要塞牢狱是巴伐利亚最舒适的罪犯监狱。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把这一点视为巴伐利亚司法系统具有右翼倾向的又一证据。被判犯有政治罪的左翼人士几乎全都被押送到下肖嫩菲尔德监狱（Niederschönenfeld）。这所监狱位于兰茨贝格监狱以北57英里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住在二楼的那五名“不剥夺荣誉的犯人”——希特勒、克里贝尔、韦伯、莫里斯与赫斯——过着近乎修士般的生活。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阅读、写作和聊天。住在一楼的那些犯人则是一帮吵吵嚷嚷的家伙。他们中间几乎没有军官和专业人员。他们自称为乡村野孩子，在行为举止上也有相应的表现。“房间里总能听见大声嚷嚷，一直有人不停地出入十一号房间。”卡伦巴赫写道。他们相互开一些恶作剧的玩笑，欺凌新来的狱友，虚构戏剧，创编诗歌，按着原有节奏编唱新歌。在十一号房间里，卡伦巴赫提出了《体面行为和生活秩序十项注意》，内容包括“禁止往花盆里扔烟蒂……这里不是贫民窟，不是酒吧”；“禁止把衣物扔在椅子上，因为我们有衣柜”；另外还可以偶带恶意的笔触写道：“禁止大声喊叫……这里不是犹太人学校”。

在娱乐方面，他们甚至还用一把小提琴、一把鲁特琴和一个带响铃的自制“土耳其新月”组建了自己的“兰茨贝格监狱乐队”。担任小提琴手的是约瑟夫·格鲁姆，他原是慕尼黑警察，纳粹党秘密成员，暴动期间被捕入狱。兰茨贝格要塞牢狱完全成了一个欢乐之地。“我们在此受到的待遇无可挑剔，”赫斯在一封家书中写道，“完全符合‘不剥夺荣誉’这个说法。”

遇到特殊场合，比如生日、假日和多个周六晚上，住在二楼的那五位要塞重要人物（他们的住处被一楼犯人称为“陆军元帅山”）便走下楼来，与步兵们共进晚餐。希特勒这位城堡之王坐在长桌首席。每个人都竭力保持着严格的军事风范，立正站立，直到希特勒到来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他们便开始痛快地随意饱餐一顿。他们聚餐时往往默不作声，吃得飞快，直到希特勒最后按照德国传统发出一声进餐时间的问候，"Mahlzeit!"聚餐就此结束，然后大家围坐在餐桌旁开始轻松随意交谈一段时间。香烟、雪茄和烟斗纷纷亮了出来。可以想见，聚餐后的谈话最后常常变成希特勒的个人独白。他从不介意自己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由于坐在餐桌旁边的这些人，在他看来最接近啤酒馆里的听众，于是他常常开始朗读一些正在写的书稿章节内容。据黑姆里希披露，每逢这个时候，前来聚餐的犯人都被希特勒的高谈阔论给迷住了。“我们听着他的话语，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只感觉时间过得飞快。”卡伦巴赫回忆道。

有时，特别是在下雨天无法去花园里散步的时候，希特勒就于上午10点在休息室里举办讲座，给他手下的那些人讲一些政治和世界史方面的内容。希特勒就像一位认真负责的老师一样，甚至还用上了摆在房间里那个安装着木架的教学黑板。据卡伦巴赫回忆，希特勒给身边那些全神贯注的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在维也纳的贫困生活，讲述了从有缺陷的跨国议会中吸取的重要教训，以及（具有强烈反犹太主义倾向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的伟大业绩。卡伦巴赫写道，希特勒“往我们的头脑里强行灌输”的概念包括“民族与种族，鲜血与土地……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内容。在希特勒的信念体系中，保护自己的种族是最高价值观，让怒火冲天的德国人接受这种观点并非难事。

但是希特勒已经逐渐放弃完全对抗性的破釜沉舟式武力政治，转而信奉政治行动理念，主张在对抗势力中实现和解，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新社会，即希特勒所说的民族共同体。希特勒在审判法庭上最后所做的辩白陈述中曾经预言，总有一天在音乐厅广场相互以血相溅的那些人会手挽手并肩前进，组建共同的“师”、“团”联盟。他表示，在兰茨贝格他终于认识到“我们再也无法用武力赢得政权；国家早就充分巩固了自己，拥有必备的武器”。放弃武力政治（通过革命推翻国家政府），转而走选举之路，拥抱自己的旧敌，这让许多强硬的纳粹分子难以接受。据希特勒自己披露，当他还被关押在兰茨贝格监狱时，“我的许多支持者从未理解”这种转变。

对于那些同希特勒一起被关押在监狱里的激进分子来说，上述情况看起来肯定属实。卡伦巴赫回忆道：“我们围绕着导师所讲的包罗广泛的德国‘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辩论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对此无法理解。……我们只想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老兵专政’取代别人高声宣称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对付敌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不会像我们的领导人劝告的那样伸出友谊之手。”

在这些犯人备受关照的舒适监狱环境里举行政治辩论和讲座倒也不难。最让普通士兵和犯人抱怨不满的伙食、饮料，在兰茨贝格监狱反而质好量多。除了通常的饮料以外，这些要塞犯人在吃饭时还能享受到一大优厚待遇：与那500名在主体监狱里服刑的可怜家伙们不同，他们可以搞到含酒精的饮料。按着监狱方面的规定，只要他们的账户上还有余钱，他们就可以每天购买半升啤酒或一大杯葡萄酒。希特勒（后来彻底戒了酒）每天喝一杯啤酒，至少在4月份和5月初是这样。那个时期的监狱档案显示，希特勒的账户上每天会被扣除18芬尼喝啤酒的费用。

对于许多要塞犯人来说，半升啤酒定量显得太小气了。他们都是巴伐利亚人，喝本地出产的名酒就像喝水一样。“我去找Mufti（“法典说明官”，这是他们私下里给典狱长莱波尔德起的绰号），要求多卖给一些啤酒。”突击队犯人卡尔·菲勒披露说。此人后来在第三帝国期间当上了慕尼黑市长。莱波尔德以规章制度为由拒绝了他们。第二天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对这些犯人说，根据规定他可以为他们在花园里干的活每小时付20芬尼工钱。因为夏天炎热，他感到有理由为每天干六小时的人再提供半升啤酒。于是这些犯人又额外买到了一些啤酒。在克里贝尔中尉的指导下，花园的面貌也开始大为改观。克里贝尔有特殊的园艺才能，井井有条地指挥着众犯人挖土，种植花木，拓宽碎石路面。据看守卢克尔回忆，克里贝尔头戴一顶宽大的遮阳草帽，看上去像是一位“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主”。

除了啤酒和葡萄酒以外，不知何故还允许把烈性酒带进来。有人干脆骗过看守把烈性酒偷运进来。莫里斯披露说，他在床头柜里存放着“烈性酒”，一楼那些吵吵嚷嚷的人也拥有一些德国烈性酒：“一瓶斯坦因海格酒，一瓶恩兹安酒，还有许多瓶德国烈性酒和其他地方产的烈性酒陆陆续续都送来了……看守们看到我们酒柜里摆放的那些酒都开始流口水了。”这些违禁品是如何躲过安全警察的，尚不完全清楚，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卡伦巴赫患有疟疾这种特殊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伦巴赫在马其顿的沼泽地带服兵役时患上了疟疾。甚至在多年后有时遇到炎热天气他也会发高烧。卡伦巴赫声称在某处看到过如下这种疗法：如果使用奎宁无法清热，“每天饮用最强剂量烈性酒可以增强疗效”。10卡伦巴赫有证明自己患有疟疾的档案材料，监狱规定又允许用烈性酒治病，因此他便获准购买烈性酒。无论是否确有其事，据说他从家里订购了一瓶法国科尼亚克白兰地酒，很快就收到了，使要塞这帮犯人非常兴奋。

监狱方面规定，病人每天可以领取一杯烈性酒，而且必须由看守把酒倒进酒杯里。当时由于找不到一只盛白兰地酒用的小口大肚酒杯，卡伦巴赫随手抓起一只水杯，然后朝看守室走去。写有卡伦巴赫名字的酒瓶妥善地锁存在那里。卡伦巴赫自己指定的法律顾问赫尔米·弗布克一同前往看守室。这位巧舌如簧的法律专业大学生使看守相信，从法律的意义上讲水杯也属于监狱规定中所说的“杯子”范畴，应该斟满。后来果然斟满了白兰地酒。拿到酒后，这两人赶紧又溜回了休息室。狱友们早在那里等候着靠疟疾计策取得的成果。所有其他犯人均恳求卡伦巴赫让他们把这金色的白兰地酒在他们手里过一圈，让他们至少“离近了看一眼”，也许甚至还能用鼻子“闻一闻”那醉人的酒香。这种游戏的结局不难预测：待到那酒杯在众人手里转过一圈又回到主人手上时，酒早被喝光了。“弗布克和我什么也没得着！”卡伦巴赫回忆道，“我都没来得及用好不容易弄到手的烈性酒润一润嘴唇。”11

第二天夜晚，卡伦巴赫和他那位没有执照的律师想到了一个更高明的点子。他们到达看守室时带去的不是水杯，而是一个半升的啤酒杯。弗布克争辩说，是否符合“杯子”的法律定义不取决于容器的大小尺寸，而取决于容器结构的基本制作材料。使人感到吃惊的是，这种强词夺理的逻辑居然讲得通。这两位狡猾的狐狸把酒瓶里的白兰地都带走了。据卡伦巴赫披露，其他许多犯人突然之间想起了他们曾经得过的各种要命疾病。随后酒精含量很高的烈性酒逐渐装满看守的橱柜。有位“不知足的犯人”派人送来一只金鱼缸，打定主意要将其称为法律意义上的“玻璃杯”。就连弗布克也望而却步，不敢帮这个忙。

兰茨贝格监狱的纳粹犯人在耍花招时还无视监狱方面有关禁用政治象征符号的规定，他们从外面弄到了一面纳粹党万字旗。当无人监视时，他们就把这面旗挂在休息室的墙上。这面禁旗何时被带进监狱尚不清楚。不过有人怀疑是监狱内部的人带进去的，因为很多人都说看守和监狱里的其他工作人员逐渐接受纳粹党的争取，站到了希特勒事业一边。他们甚至在希特勒出狱时还流下了眼泪。这些不守规矩的犯人不得不小心一点，以免被人发觉不轨行为。只要有谁听到看守来了（一位看守习惯于边走边把一串钥匙弄得叮当作响），这些犯人就飞快地把纳粹党万字旗卷起来，藏在带有爪脚的浴缸下面。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被逮着过。

要塞监狱的犯人们除了能把烈性酒和禁旗弄到监狱里来以外，还能订购日常生活用品，比如鞋油和信纸，甚至连奶油和鲱鱼罐头等食品也能订购，只要他们的账户上有钱就行。有位监狱看守每天下午一两点钟都会接到各种订单。黑姆里希甚至还为希特勒买了一只大水杯，因为希特勒说过需要用它来漱嗓子。黑姆里希写道，由于希特勒在一战期间受到过毒气伤害，他的嗓子仍然感到疼痛。12因为对于犯人们可以订购的物品种类没有具体限制，墨守法规的弗布克反倒要试一试司法系统的底线。于是他订购了上面带有发泡奶油的草莓冰淇淋。

这一招令所有人猝不及防。弗布克已经准备了一份复杂的法律文件，根据这份法律文件，如果他收不到那份美味冰淇淋，从医疗方面讲就不宜将他关押在监狱里。巴伐利亚司法系统（既管理着法院又管理着监狱）非但没有叫弗布克滚蛋，反而深感震惊。电话、信件与备忘录应接不暇。还出现了推卸责任的局面。最后由上级部门下达一道指示：“为犯人弗布克的健康及服刑情况着想”，仅此一回，下不为例。弗布克终于能够收到他的冰淇淋了。当然，到那时为止，弗布克也玩得很开心。他告诉他们忘掉这件事情。13

“兰茨贝格监狱俱乐部”拥有的最大特权之一是可以进入那个沿着要塞牢狱附近外墙延伸的长形花园。一片近200码长的长方形草地有一侧生长着一排树木和灌木丛，在远端有一个小菜园。每到初春时节，番红花和朱顶红竞相开放，棵棵果树也花满枝头。“我们出门到那里去时没有人看见，至少我们看不到有人在盯着我们。”莫里斯说道。（其实透过高高树篱后面一个小塔楼里的狭缝，可以时时刻刻把这些犯人观察得一清二楚。园地一端竖有一个木牌，上面写着“不得越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花园里有两条碎石小路，其中一条沿着一排果树向前延伸，宽得可以并排一起走好几个人。希特勒经常在这里同赫斯、莫里斯或其他犯人来回散步，热烈交谈。有一张照片显示希特勒和莫里斯两个人均穿着短裤。希特勒头戴一顶宽边软帽，穿着皮短裤显得略微发胖。两人在开花的果树旁边低着头走过，好像在热烈交谈讨论着什么。14另一条狭窄的碎石路沿着监狱外墙延伸。这条路被称为“希特勒路”，因为希特勒经常在这里独自漫步，陷入沉思。花果园里的这两条路和一张长凳成为希特勒漫步独语的新场所。他在这个适宜的环境里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政治信仰，演练自己的演说方式，并将其记录下来。黑姆里希猜测道：“《我的奋斗》一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可能就是在这两条路上构思完成的。”15

年轻犯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花果园里踢足球和打棒球，再就是利用当地体操俱乐部送来的运动器材做体操——运动器材包括单杠、双杠、鞍马和跳高器材。这些犯人们每天可以在园地里自由活动六个小时。早晨8点，要塞牢狱大门一打开，他们就匆匆来到空气新鲜的室外。每天清晨，韦伯博士（就是那位“高地联盟”准军事组织指挥官，也是一位对人体健康非常在行的兽医专家）开始严格点名，率众开展要求和难度逐渐增加的训练活动。“我们在重获自由以后又过了较长时间才算掌握了那些清晨训练的基本要领，当时对我们来说难度太大了，”卡伦巴赫写道，“这些训练活动是对付使人精神麻木的冷漠和‘监狱精神错乱’唯一有效的措施。”16

据赫斯透露，希特勒一开始也参加体操活动，但很快就放弃了，几乎一心扑在他正在写的那本书上。卡伦巴赫认为，由于希特勒脱臼的肩膀还在恢复过程中，所以他不能参加体育活动。但是汉夫施丹格尔的说法略有不同。有一次他去看希特勒，这位纳粹领导人增加的体重引起了他的注意——希特勒自从来到监狱体重增加了11磅，达到了170磅。17汉夫施丹格尔写道，希特勒的房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熟食店”，里面摆满了水果、葡萄酒和食品礼物。“您真的应该参加体操训练和监狱的一些体育活动。”汉夫施丹格尔奉劝道。“不，”希特勒回答说，“我要是参加体育训练会坏了规矩，一位领导人可不能在体育活动中败给别人。”18

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希特勒只扮演观众或裁判员的角色。他为手下的那些人担任足球裁判，有一次还观看了一场失控的拳击比赛。有一天，一个练习拳击用的沙袋随同体操器材一起被送到了监狱里。一位名叫埃德蒙德·施耐德的犯人给大家上了几节拳击课。“希特勒对这种特别具男子汉气概的激烈体育运动很感兴趣。”卡伦巴赫写道。于是就举行了一场拳击表演赛。身材矮小但非常勇敢的弗布克向比他高很多的莫里斯提出挑战，要打一场友谊比赛。但是比赛很快就升级出格了。两个人争强斗胜，开始凶猛地打斗起来。弗布克集中攻击莫里斯的中盘，而身高马大的拳击手莫里斯则拳拳打向弗布克的头部。最后，其他人赶紧跳进圈内把两位鲜血直流的斗士拉开。弗布克左眼已被打得睁不开，一片瘀青；莫里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希特勒却喜欢看这种打斗场面。“那两位被拉开的拳击手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开心地大笑起来。我很少看到他笑得这么开心。”卡伦巴赫写道。19

在那场流血的比赛过后，拳击运动从室外活动中消失了，先后又增加了摔跤和柔道项目。这两个运动项目经常导致肌肉和肌腱拉伤。

虽然希特勒是要塞犯人中最严肃最勤奋的人，有时他也参加年轻犯人们的娱乐活动和体育活动。6月17日那天是他的“命名日”——这个时候在德国像庆祝生日似的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那天晚上，希特勒被拉去参加一个使他感到惊喜的娱乐活动。要塞犯人们在悄悄地装饰布置完一楼休息室后，又准备了一些素描、歌曲、诗歌和哑剧表演节目。据卡伦巴赫回忆，所有这些娱乐庆祝活动逗得希特勒一连几个小时都在开怀大笑，鼓掌喝彩（有一首诗“判处”希特勒在德国各地旅行，“痛打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晚会结束时，犯人们决定以后每个星期六夜晚都举行这样的开心娱乐晚会，而且还要办一份狱中报纸。

《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Landsberger Ehrenbürger）曾一度成为希特勒手下监狱同党阅读的周报。据几位知情人士讲，这份报纸用胶版誊写机誊写印刷，对监狱官员保密。《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通常包括三四版内容，对生活中的怪人怪事给予开玩笑式的评头论足，展望纳粹党将来复兴事业的前景。就像希特勒命名日当天的娱乐活动一样，报纸上还穿插刊登一些新创作的打油诗和妙趣横生的笑话。通常还刊登一篇由希特勒撰写的说古论今的文章，有时也配发他亲自创作的插图。

遗憾的是，除一份保留下来，其余的《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全部消失殆尽。由于这份报纸需要对外保密，所以印数有限，只能在暗中阅读。但是有位囚犯一不小心在家信中提到了这份报纸（家信肯定要经过审查人员过目），惊动了监狱看守前来突击检查。要塞监狱里那些吵吵嚷嚷的囚犯一听到看守们来了，急忙把室内的所有小报都扔进了熊熊燃烧的火炉里。结果除一份保留下来，其余全部化为灰烬。

被保留下来的那份“报纸”编号为第六期，内容是纪念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十周年。卡伦巴赫后来将其收入自己所写的书中。那期《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上刊登有18篇文章和一些诗作，内容均同战争回忆有关。克里贝尔写的是《二连总动员》（Mobilization of the Second Company）；弗布克赋诗一首，题为《死者》（The Dead）。韦伯博士撰文讲述了巴伐利亚第一雪地营在阿尔萨斯地区孚日山脉向被大雪封住的法军阵地成功发起进攻的战斗经过。赫斯写了一首长达120行的诗作，题为《面对凡尔登》（Facing Verdun），回顾了在法国北部他不幸受伤的那次著名战役。20在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周年而举行的特别晚宴上，他刚高声朗诵了这首诗，在场的兰茨贝格监狱的狱友们无不为之动容。

但是希特勒没有为那期《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撰写任何文章。他当时正在忙于撰写准备推向外面世界的长篇大作。

第十一章

圣经

“如果我没有入狱，绝不可能写出《我的奋斗》。”

——阿道夫·希特勒，1942^1

“我已决定退出政界。”

上述令人震惊的话语出现在1924年6月16日希特勒寄出的一封长信的末尾。收信人名叫鲁道夫·哈塞，是小镇格廷根的一位年轻纳粹党成员。哈塞是弗布克的朋友，在德国北部纳粹党组织中表现积极。当时希特勒对于纳粹党内的背后诽谤和混乱局面深恶痛绝，于是在信中表示决定抽身退出这种乱哄哄的局面，直到他将来出狱有机会“再次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人”。希特勒在信中写道，从现在起“任何人均无权以他的名义发表意见”。

希特勒出人预料地宣布隐退，在被查禁的纳粹党内部和整个德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引起很大反响。在位于波罗的海沿岸（那里正在产生一些分裂派别）的汉堡和格赖斯瓦尔德等偏远地区，人们热烈地讨论着希特勒所写的那封长信。有人质问，纳粹党乱成那样，希特勒怎么能够退出政坛呢？

他们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希特勒给慕尼黑市的《民族信使报》2寄去了一份隐退声明。这家报纸在一定程度等于是填补了由纳粹党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留下的空缺。《民族信使报》在头版加框报道了希特勒退出纳粹党领导班底的决定并指出，希特勒“要求他以前的追随者不要去兰茨贝格监狱看望他。……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目前他无法行使领导权力。……另外希特勒先生需要时间来撰写一部内容全面而充实的著作。”3

说得没错，希特勒正在写书。他不仅要在生活中摆脱纳粹党内那些喋喋不休、摇唇鼓舌的争吵者们，他还需要时间和安静的环境来从事写作。现在除了评断在他的未来对手和继承者之间发生的争吵以外，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在向外面的每一个人表明，他们离开他根本就不行。”赫斯写道。4希特勒抽身隐退，纳粹党四分五裂，不再健全。正当他的对手们在内斗中耗尽了精力时，希特勒抽身隐退，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力量。躲避内斗混战有助于为以后无可争议地东山再起扫清道路。“（希特勒）认为车已出轨，无可救药。”弗布克后来在寄给哈塞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明白一旦重获自由，他必须从头做起。”5

眼下纳粹党的各种问题已成为由别人解决的问题，希特勒可以放开手脚从事写作了。当时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加入了包括马可·波罗、马丁·路德·金和瓦尔特·罗利爵士等人在内的监狱里的回忆录作者庞大行列，我们无从知道。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他觉得时机已到，自己应该成为这样的作者。他要推出同类著作中的经典之作，将备受压抑的激情以及数年来一直在宣扬的思想信念尽情地在书中宣泄表达出来，阐说旨意，亮明立场。

1920年接管纳粹党时，希特勒目中无人，傲慢地让该党创始人统统靠边站，而且要求拥有无限的执行权力。在追求一举成功的暴动梦想，模仿墨索里尼组织人马向柏林进军时，希特勒一直坚持自己的宏伟理想，直到最终使自己受伤，被捕入狱，自己的政党也遭到查禁。在巴伐利亚的法庭上，他同势力强大的德国司法机构展开较量，使出了浑身解数。结果他赢得了胜利，至少赢得了象征性的胜利。希特勒从来都是从宏观着眼，下一盘大棋。

对于写作《我的奋斗》而言也是如此。希特勒带着在受审期间表现出的那股野蛮狂热劲头投入写作计划之中。这也是他所领导的政治运动的一种需要。他不是在写一篇简单的政治文章，或者具有娱乐性的回忆录，也不是在写常见的政党纲领。他是在写一部希特勒版的《圣经》（尽管他本人从未这样说过），写一部确定人生大方向的思想意识指南，为一种新的世俗宗教写一部教义问答书。他的最新信条是国家社会主义；《我的奋斗》便是其圣典经文。

《我的奋斗》分上下两卷，总篇幅近800页。希特勒不仅要在这部书中展望德国的政治前途，而且还要以半吊子的挥洒文笔，就想到的任何话题慷慨陈词。不论这些话题是婚姻的“唯一”目的（“增加保护物种与种族”），“适当的阅读方法”（“符合自己的生存境况”），还是同梅毒做斗争的重要性（“这是国家的任务”）等话题，统统加以阐说。过了几年之后希特勒表示，除了书中有关梅毒的部分内容着墨过多外，他不会对《我的奋斗》做任何改动。通过书中自传式的框架结构，他还精心地为自己树立了个人形象，把自己描绘成才能非凡，为了德国的利益去重新改造世界的人物——一位由命运选中，在最黑暗的时刻来领导国家（最终领导世界）的政治家兼哲学家。

希特勒声称，他的那部著作“不是写给陌生人的”，而是写给那些忠心耿耿、甘洒热血的“运动支持者”的。但是他也说过，他决定要为“所有的时期”制定基本的政治信条。这几乎不是在谈论党内文件。6相反，希特勒似乎在把他的话语刻在石头上，使之永垂不朽。即使希特勒是在兰茨贝格监狱里写他那部论著，在他看来，其著书立说之举却具有《圣经》般的庄严气度。就像上帝的神圣话语从上天传来，将最后的智慧传授给信使摩西一样，希特勒正在将他在动乱年代的阅读、演讲内容写下来，集结成书。他既是上帝，又是信使。希特勒的思想大多来源于他人，但是他对于各位学说创始人却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尊敬。他在书中表现出的却是一种传播神谕真理的《圣经》般至高无上的语气。

用《圣经》的话语来说，希特勒在打字机前度过的那四个月相当于他在荒原中度过的40天。就像耶稣（据《圣经》福音书记载）以清醒的自我意识和献身精神走出沙漠，摆脱其魔鬼般的诱惑一样，希特勒则摆脱了内心世界中的流放，摆脱了由失败与嘲讽所造成的痛苦。他从此更加明确坚定地认清了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有能力使德国走出痛苦的深渊。当时希特勒是否预料到远离动荡的政坛，迫使自己思考、写作那几个月的亲身经历将会使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目前尚不清楚。但事实上确有这样的效果。

希特勒将自己的粗浅政治直觉改造成了连贯系统（即使还显得极为宽泛）的政治信条。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把自己改造成了他本人政治信条最忠实的信徒。历史学家休·R.特雷弗-罗珀在1953年发表的那篇有名的文章《希特勒的思想》（The Mind of Adolf Hitler）7一文写道，希特勒“不择手段的系统化整合能力”源自他在兰兹贝格监狱关押期间“使思想意识确定成形的那段亲身经历”8。希特勒在要塞监狱牢房里一页又一页地写作《我的奋斗》（当时只称为“我的书”或“我的著作”）期间，也正是他的大部分思想意识确定成形的时候。希特勒表示“我对于从前仅凭直觉理解的许多事情终于有了明确清醒的认识”。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时期他的学识和理解能力大有提高，“使我的思想观念具有一种水到渠成般的历史底蕴”。概括来说，他发现了一些“事实”可以支持自己的偏见，并使他相信他在一切事情上都完全正确；他的自我信念不再“可能被任何因素所动摇”。在他的心目中，这便完成了他由一个鼓手——主要的宣传鼓动者，向领导者的转变过程。可以说，这一时期希特勒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终成为一位不把德国掌控在手中就决不罢休的人物。这也是朝着自我合法化迈出的最后一步。在希特勒的履历中看不到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转变证明。

希特勒当时也在忙着塑造伟人形象，而他本就是伟人形象的匿名候选人。他非常强调“人格魅力”在政治变革中所具有的极大重要性。“人格魅力是无法替代的，”他写道，“那不是呆板训练的结果。那只能是承蒙上帝的恩惠天生具有的优点。”希特勒所说的“日耳曼民族体制”，需要一种合适的人格魅力。在这种民主体制中，“领导人是选出来的，但却拥有众人无条件服从的权威”。这便是元首负责制原则，它可使希特勒一旦大权在握便能掌控一切，无人敢于说三道四。

在实施写作计划的初始阶段，希特勒将写作重点放在了报仇雪恨方面。希特勒要向所有对手清算四年多里积累的各种仇怨。他要抨击曾经跟他作对的所有社团企业人物、左翼政治力量和政府官员。但是到了5月末，希特勒开始渐渐放弃报仇雪恨主题，形成一种自传式写作框架。他开始将思想意识融进自传叙述当中。贝艾尔和普洛金格指出，此时希特勒正处于“狂热偏激的党派领导人与思想意识理论家的交接面上”。后来希特勒渐渐地向理论家方面靠拢。9为了突出他本人的政治哲学家合理地位，希特勒不得不对自己的个人经历加以粉饰，有时甚至是加以过度地美化，以适应他正在为自己树立的崭新形象。希特勒出生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奥地利小镇上。就连自己的出生地这一点在《我的奋斗》开篇第一句中也发挥了作用，因为希特勒据此声称自己是顺应天意的天之骄子。希特勒几乎以与前五页开篇段落相同的语言写道：“命运居然把因河（Inn）河畔的布劳瑙选为我的出生地，今天在我看来这是天意。因为这个小镇就位于两个日耳曼国家之间的边境地区。我们年轻一代已把竭尽所能统一这两个日耳曼国家视为自己的终生目标。”历史学家克肖指出：“他几乎带有神秘色彩地相信自己与命运同行……此种信念便始于这一时期。”10

希特勒在叙述自己早年在维也纳的人生经历时，把它写成了一篇微型教育小说。那个时期他时运不济，给他留下深刻教训。结果使他不可避免地恨上了讲多种语言的立法机关（一伙打着手势的疯狂人物……声嘶力竭地喊着各种调门），恨上了多种族国家、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这部自传体著作已经契合了未来的政治路线。希特勒声称，他第一次看到身穿宽袖长袍的东方犹太人时（这是犹太人吗？这是德国人吗？）就发现自己拥有反犹太主义立场。这一发现带有一种阅历不深者在国外看花眼的味道。随后他又恍然大悟般地认识到，社会民主党（在希特勒看来同马克思主义者并无两样）“由犹太人把持着”。11根据希特勒的回顾，他在一处建筑工地上同工友们发生的严重分歧暴露出社会党人的专横无理。他们“使用……恐怖与暴力手段”，强迫他立刻离开建筑物，否则就把他扔下脚手架。12无论真实与否，这样叙事有助于增强讲故事的效果，而不是促使希特勒承认，他书中的一些思想就摘自他在维也纳肮脏不堪的平民区咖啡馆里阅读过的一些政治论文和免费报纸。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实际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13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希特勒声称1914年，德国宣战时他“心情非常激动”，双膝跪在了地上。14因为这使他终于有机会为祖国而战（是为德国，而不是为奥地利）。同样，希特勒声称他决定洗心革面反对犹太人，而且言语之中听上去大有命中注定要这样做的意味。这只是结束回顾自身经历和德国1918年革命的一种最佳方式，其手法之高妙，连小说家也自叹弗如。

在监狱里，希特勒眼下具备近乎十全十美的条件来完成他给自己制定的任务。卸去了纳粹党领导职务，前来探望的客人数量也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在10月1日——假释日期到来之前计划写完自己的著作。他在脑海里深入挖掘各种素材，在要塞监狱狭小的囚室空间里深居简出，静心写作，从广泛阅读过的世界史那散漫的知识结构中梳理筛选可用的材料。各种各样的材料在脑海里闪现出来。他一路采择，左右权衡，把那些可以用的“马塞克石头”（他喜欢这样称说）拼装起来，自成一体。政治学者芭芭拉·岑普芬尼格认为，希特勒引用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具体来源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其中有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形而上学理论；卡尔·豪斯霍费尔和弗雷德里希·拉策尔的地缘政治学；亚瑟·德·戈比诺，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以及保罗·德拉加德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查尔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古斯塔夫·勒庞的群体心理学；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希特勒也援引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等阴谋论学说。他借用了后斯宾格勒时代提出的多种历史理论，比如反现代主义、反自由主义以及反资本主义理论；涉猎过晦涩神秘的宇宙理论，也吸收了有关“保守革命”的思想。希特勒是一位浮躁的通才，他认为只要将盗取来的思想文化成果重新拼装组合，新的理论体系就会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连贯性，体现出宗教信仰般的强大力量。“他引用过的理论学说几乎都不是原来的样子，”岑普芬尼格写道，“他只是摘取可以利用的部分，将其安放在他早已制定出的思想框架内。”15

他几乎从未说明哪种理论学说出自何人之手。如果表明他的思想理论来源，那就会削弱他那种上帝般话语之音的效力。希特勒习惯于在众人面前以无所不知的语气发表演讲。为何要在书中改变这一点呢？他在《我的奋斗》中解释说，只有运用得简练，“口头语言的魔力才会发挥到极致”。一个敌人，一个思想，一个解决办法（希特勒的敌人是犹太人；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将他们斩尽杀绝）。16同样，在一本书中，如果对一个人的思想进行复杂解释，或者进行比较阐述，只能削弱影响效果，分散读者的注意力。

尽管希特勒所写的《我的奋斗》文笔散漫，时有离题轶事穿插其中，这本书还是为他以后的行动提供了清晰线索。数十年间《我的奋斗》被战后评论者斥责为充斥着“矫饰术语”17的大杂烩，“混乱平庸”18之作，对个人生平“肤浅得意的叙述”19之作。的确如此。但是对于那些心甘情愿把书中支离破碎的内容进行整合解读的人来说，希特勒的这本著作所表述的世界观使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均具有特定含义，而且理解起来也容易多了。历史学家艾伯哈德·雅克尔写道：“在历史上很少有统治者在执掌大权以前能像希特勒那样，把自己在执掌大权以后要做的事情非常准确地以书面文字的形式描述下来。”20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希特勒利用四年来的演讲内容，以及在法庭审判时他本人所做的冗长发言陈述，终于提出了一种政治信条的大部分内容，而且至少拥有一定的结构框架和逻辑性。这种政治信条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后来建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是历史学家们热烈争论的话题。

希特勒的思想文化出发点具有预言启示论性质。他认为，西方文明，尤其是德国面临着衰败局面。1918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发表成名作《西方的没落》，此书立刻成为畅销书，影响很大。在深受《西方的没落》书中悲观论点影响的社会氛围中，希特勒打出了“文化绝望政治”这张牌。历史学家弗里茨·施泰恩把当时流行的社会情绪描述为“文化绝望”。作家亚瑟·莫勒·凡·登布鲁克提出，德国应在东方共产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选择一条“特殊道路”。他为这条特殊道路发明了一个新名称：第三帝国。在他的建议影响下，当时那种动荡不定的政治环境为希特勒抛出的虚张声势的社会预言和拯救方略提供了理想的社会条件。施泰恩写道，他提出应该立刻“从悲观绝望状态飞越到乌托邦”。21在希特勒看来，只有采取激进措施才能止住崩溃的颓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摇摇欲坠，整个现行社会秩序受到了可怕战火中唯一赢家——马克思主义的威胁。俄国革命表现为一场残酷的反常运动，仍自称为是一场世界革命。德国便是其下一个攻击目标。列宁和托洛斯基公开将德国称为未来的胜利战果。托洛斯基引用过列宁在1918年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如果不在德国取得革命胜利，我们注定要遭到失败。”22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威胁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操控；他们是“一群犹太作家和股市窃贼”。23马克思主义病毒已经通过社会民主党（最大的政治党派）和共产党人（尽管数量少得多，但在全国大选中仍占有10%的选票）感染了德国。敌人已经跨进了大门。

对抗上述破坏力量的唯一对手，在希特勒看来（他在书中也认为）就是团结统一、血统纯正、时刻准备战斗的国家。实际上，战斗是大自然在清理、成长与生存方面的当务之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斗争从来都是提高物种健康水平与抵抗力的手段，因此也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一个动因。”24国家的力量取决于对种族的理解。只有纯正的种族，没有受到外界因素侵扰而退化的种族，才能奋起战斗，并且取得胜利。因此，必须提高民族（种族）意识，消除任何不纯正因素（即犹太人）。希特勒声称，无论他们怎样努力，犹太人绝不会成为德国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希特勒写道，他们声称只是一个“宗教群体”，那是“第一大谎言”。他们是一个种族，这种情况不会因地理因素所改变（比如世代生活在德国），不会因语言因素而改变（比如只讲德语），甚至也不会因宗教归属而改变（比如皈依基督教）。作为一个种族，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德国人永远是德国人）。对于希特勒而言，同犹太人做斗争是真正的宗教事业。他写道：“在抵制犹太人方面，我在替天行道。”25

《我的奋斗》一书中的上述分析大部分建立在对严肃科学过于简单的解释之上。希特勒把人类同动物及其毫不掩饰的交配习惯相提并论。他还提出了貌似有理的种族划分类别，比如“创造文化的种族”（雅利安人）、“维持文化的种族”（日本人）和“毁灭文化的种族”（犹太人）。这种划分的方式只是一种方便的排序方式，缺乏严肃的科学依据。但是对广大读者与听众而言，却很有说服力，别看它具有伪科学色彩。希特勒世界观的基本要点，总括起来最终意味着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赞成开展三种大规模的行动：对西方开战，对俄罗斯开战，实行大屠杀。这一行动计划，希特勒一直坚持实施到最后。

岑普芬尼格写道，希特勒为了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可信性，他感到必须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对立面，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一样复杂具体。例如，针对马克思强调人在战胜自然界方面具有主观能动性，希特勒提出自然规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可以左右种族差别，导致种族战争。针对马克思主义以永久和平为最终目标，纳粹主义主张永恒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而希特勒主义则主张通过万众一心的“民族共同体”消除阶级差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背离集体生活去创造个人私有财产是原罪；希特勒声称，背离由自然决定的种族分离是原罪，会导致种族混合和种族退化。马克思主张经济决定论；《我的奋斗》则抬高人的意志力的地位，认为它可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6

这些纷繁对立的思想冲突为希特勒在相对安静的要塞监狱二楼长时间的离群索居生活增添了活力。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夏季，希特勒开始减少在花园路面同其他囚犯相处的时间。吃过晚饭后，他也不再向他的追随者们朗读书稿段落。克里贝尔和韦伯对此都表示过不满，但是希特勒对他们解释说“同前几章的联系中断了”。赫斯给出的解释更加通俗：“他不想在晚上朗读书稿的原因是他想要在9点钟睡觉。朗读书稿会使他好几个小时都难以入睡。”27

与传言相反，赫斯并没有根据希特勒的口述记录书稿内容。多年后伊尔斯·普罗尔·赫斯（她已同赫斯结婚）透露说，希特勒自己“用两个指头”在他那台小打字机上打出了书稿。28但是让赫斯为他端茶倒水，向赫斯征求意见，这对于希特勒来说极为有利。在希特勒梳理思想、著书立说的过程中，赫斯成了希特勒的第一位读者，而且更经常地成为希特勒的第一位聆听者。希特勒的一些散文作品评论者称，希特勒的写作风格向来同他的演讲风格一样。因此，这一写作特点肯定促使希特勒在把书稿读给俯首倾听的赫斯时，自己也非常注意语句的听觉效果。虽然这样做也许并不足以保证文笔优美（对希特勒的文笔给予恶评的人很快便看出这一点），但却使希特勒写出的语句节奏鲜明，具有分寸感，整体布局也更有特点，那是一种长文布局。希特勒用他那台小型雷明顿打字机一页又一页机械地打印着书稿。虽然希特勒讲起话来一贯冗长啰唆，然而他却能在大规模集会上长时间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令人称奇。希特勒肯定认为同样的效果也会出现在他所写的著作当中。他认为人们会不厌其烦地阅读他所写的长篇大论。

希特勒当时已不再对饭后聚集起来的狱友们朗读自己的书稿，但是经常对赫斯朗读书稿。“他每写完一章内容，就直接来找我。”赫斯回忆道。相对来说赫斯受过良好教育，出身于上层资产阶级，是希特勒希望拥有的、为自己详细记述言行的最佳人选。赫斯身材修长，长着一头黑色卷发，两眼深陷，英俊帅气，凡事考虑得周到体贴。不过有些人觉得他话语少得出奇，过于整洁，总是带着忌妒心理捍卫着自己同希特勒的亲密关系。赫斯是希特勒身边的少数核心成员之一，在私下里可用德语中的人称代词du相互问候。人称代词du在德语中是一种亲密称呼，只在同家人、孩子和非常要好的朋友说话时使用。29作为希特勒的禁卫军成员，赫斯负责将那些爱打探别人事情的好奇者挡在门外。赫斯所起的这一作用在后来的岁月里愈加重要，致使他于1933年被任命为纳粹党副元首，成为希特勒的得力助手。赫斯在监狱中自封的角色当然会引起其他囚犯不满。他们认为赫斯神经过敏，待人冷漠。汉夫施丹格尔去兰茨贝格监狱探望希特勒时注意到，赫斯“在我同希特勒交谈时不情愿地离开了希特勒的身边。……只想让希特勒听到他的看法，无法忍受希特勒了解别人的看法。因此他一贯从中作梗，干扰视听。”30

作为希特勒的一名忠实追随者，赫斯有时是深为希特勒的书稿所折服，陶醉其中。有一次读完书稿后，赫斯在写给普罗尔的信中说，他被书稿的“逻辑性，生动性以及丰富多彩的优美语言”深深地打动了；他不由得“在最后紧张心理得以宣泄缓解之时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刚刚听完他的一场演讲”。希特勒在发表演讲时常常以其典型的活力十足的表演来加强语言表达效果。赫斯后来回忆说：“他不断地显现出各种表情，打出各种手势来加强演讲效果。”他认为这种伴随着语言表达的现场表演是希特勒所具有的诸多魅力之一。“无论做什么，说什么，他总是完全保持自己的特色。他无法回避这一点！”甚至希特勒本人也对自己感到满意，沾沾自喜，“坐在（赫斯）房间里的一张柳条椅上，像个小孩子一样眉开眼笑，面露喜色”。赫斯将其表现称为“既有冷酷无情的一面，又有成熟的优越之处和无拘无束的孩子气一面”，非常奇特。31

希特勒所写的内容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寻常。他的情感重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段幻想破灭的残酷经历。他同他的许多追随者，尤其是和他在一起的狱友，毕竟都是那场输掉的战争中的残兵败将。在战斗前线共同经历过的那些惨痛岁月将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的政治力量源于他们自身的一种看法，即当年国内那些左翼卖国贼在军人的背后捅了一刀。他们在作战与武器方面受过共同训练，这使得他们的政治手段带有赳赳武夫的特点和暴力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几年正值希特勒的人生成长期。因此希特勒经历过的公共事务领域基本上就是战场。后来希特勒只把政坛视为战场，而不是他所藐视的议会争论与妥协的舞台。32

在希特勒看来，政治就是战争的继续，只不过变换了手段而已。斗争与战争对希特勒来说是自然常态，而不是特殊情况。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也将在永恒的斗争中衰落下去。”33希特勒后来讲过，如果说他对德国民众有何心愿的话，那就是希望他们“每隔15年至20年就经历一场战争”。34

希特勒在打印书稿时，常常重温着自己的战场经历。他生动地回忆起1914年奔赴战场时的情形，再现了激烈的战斗场面。希特勒在向赫斯朗读书稿的过程中，又唤起了当年在战争初期那些令人忘乎所以的日子里许多德国士兵经历过的短暂狂喜感觉。希特勒当年奔赴战场时乘坐一列运载着巴伐利亚预备役第一团的列车，随部队一道前往莱茵河上游，往西开进已被鲜血染红的弗兰德斯地区田野。当希特勒让赫斯听他朗读书稿时，他已写完有关章节，其中的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均已修改过。赫斯在写给普罗尔的一封书信中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

他谈到了……那次沿莱茵河出师的旅程……列车上满载着一个团的年轻志愿者，从尼德瓦尔德德意志帝国纪念碑旁驶过；阳光透过轻柔的雾霭照亮了纪念碑。小伙子们高唱《守卫莱茵河》。不久他们就遭遇到死神的呼啸迎接。一个团又一个团的德国青年向前猛冲。突然间，从战斗部队的右翼远远传来了《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歌声，越来越响亮。歌声吸引了更多的人一起唱了起来。前后相继传唱，直到整个前线官兵都在高声唱起这首歌。但是，第一阵枪弹开始射过正在纵声高唱的士兵，将这些德国优秀青年纷纷撂倒。然而歌声并没停止。也许年轻士兵们虽然也像其他人一样不知道如何作战，但是他们却知道如何赴死。保民官（这是赫斯给希特勒起的雅号）朗读书稿的速度开始慢了下来，停顿的次数越来越多，间隔也越长。最后他放下了书稿，用手捂着头抽泣起来——“我不必多说，当时我也差一点失去克制。”赫斯在信中这样写道。35

希特勒奔赴战场的那次经历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也写到了。其所用词语和语气，以及在情感上的感染力几乎同赫斯在信中所写的完全一样。显然希特勒这位老兵甘愿留下易于伤感的印象，但也要在书中营造一种他相信可以引起读者共鸣的情感氛围和悲情时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使他必须歪曲事实也在所不惜。他把发生在九天里的事情写在一起，把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这种子虚乌有的情景也写了进去。36在自传色彩越来越明显的这部分书稿中，希特勒也不怕暴露自身的弱点。在描写完战场情景之后，希特勒很快便承认，由于当时害怕受伤，害怕死亡，几乎使他丧失了给前线送信的坚强意志。据赫斯透露，当时希特勒承认，“那全是胆小鬼的行径。我公开承认，而且并不感到羞愧的是：我比有些人神经更为敏感。”这位好走极端的人又从感情脆弱者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心狠手毒之人。在和赫斯进行的同一次谈话中，希特勒突然开始愤怒地提到了战争创伤和国内战线的卖国行为。接着他恶狠狠地说道：“等我有了机会，我就要在第一天进行毫不留情的凶狠报复。”

有时希特勒利用赫斯表现出的无限耐心，漫无边际地扯起了自己感兴趣的各种话题——汽车、修路、大规模修建联排房屋、摩天大楼技术。他甚至还谈到装甲战舰的一些细节，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前海军总司令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上将所犯下的一些错误。赫斯指出：“你总能感觉到他详细研究过这些事情。”37赫斯认为，希特勒的另一轮政治生涯即将来临。他对普罗尔说：“我每天都同他那个思想丰富的大脑打交道，所以我才对此深信不疑。”38

络绎不绝的来访客人（4月150位，5月154位，6月94位），以及祝福者们送来的礼品可以轻易地打断希特勒专心致志的写作过程，更不用说他在特殊监禁状态下所享有的舒适条件和结下的狱友情谊了。在前来看望帮助希特勒的来访客人中，有希特勒的姐夫雷欧·劳巴尔和他的漂亮女儿吉莉·劳巴尔。当年16岁的吉莉是希特勒同母异父的姐姐安吉拉所生的女儿，因此也是希特勒的外甥女。黑姆里希称，7月里有一次吉莉前来探望希特勒时，他看见希特勒“热烈地”亲吻着她的嘴。黑姆里希写道，吉莉是令希特勒曾经动情的唯一女性。39多年后，外界舆论认为希特勒爱上了吉莉。最终吉莉在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中枪死在她所居住的希特勒公寓内。死因被断定为自杀。

在思想文化方面，赫斯绝不仅仅是希特勒身边俯首帖耳的仆人。赫斯是豪斯霍费尔的得意门生。豪斯霍费尔原是巴伐利亚陆军将军，后来成为慕尼黑大学教授。他提出了非常复杂的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学理论，能够理解者寥寥无几。“给简单易懂的地理学披上了神秘的政治外衣”，一位美国大学教授这样写道。40但是豪斯霍费尔理论最有名、最简单的核心概念却易于理解，即“生存空间”。尽管“生存空间”这个概念已被另一位德国政治地理学者弗雷德里希·拉策尔在早些年间也使用过，而且19世纪各个流派的理论家也讨论过，但始终没有得到广泛普及应用。

多年来希特勒一直鼓吹提倡的理念是：为了将来的生存，德国需要“土地与土壤”。1920年，他第一次在皇家啤酒馆发表演讲时所宣布的纳粹二十五点纲领（当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里即包含上述要求。正如希特勒不久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德国几乎肯定要“牺牲俄国的利益”才能在地理上有新的收获，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向东进军这个理念是德国一再重弹的老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600年前条顿骑士推行的德国对外扩张历史的怀旧复兴。不过希特勒从未使用过像“生存空间”这样动听简洁的概念。

希特勒通过赫斯的介绍同豪斯霍费尔见过面，但是他们从未真正取得相互信任。希特勒在青少年时就反感正规教育，成为军人后又认为经受一些艰难困苦，并在战争中磨炼几年，“抵得上30年大学教育”。41他从不掩饰对那些“大学牧师们”（他喜欢这样称呼大学教授）的轻蔑。而豪斯霍费尔则认为希特勒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很少愿意直接同他打交道。赫斯曾经在写给普罗尔的书信中表示，“我认为他（指豪斯霍费尔）不喜欢保民官。”42当赫斯让他们二人在兰茨贝格监狱见面时，他们见面的时间都很短暂，而且赫斯一直陪伴左右。43但是后来在第三帝国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豪斯霍费尔却认为希特勒的对外扩张政策具科学合法性（战后他险些作为主要战犯受到起诉，后自杀身亡）。

1924年7月初，豪斯霍费尔热衷提倡的迷人词语“生存空间”突然间在兰茨贝格监狱被广泛谈论着，但是尚不能得到充分理解。在希特勒身边的追随者当中时常开展热烈讨论。“克里贝尔和其他几个人在花园里拿地缘政治词语‘生存空间’取笑我，”赫斯在信中对普罗尔这样写道，“我对他们说，‘生存空间’是或多或少范围明确的一个区域，具有各种生物形态和影响。但是克里贝尔说自己太笨，理解不了。……当那位将军（指豪斯霍费尔）星期二来到这里时，我请求他为我们写一个更加准确的定义。”44据赫斯在信中披露，豪斯霍费尔最后给出的定义，几乎如同赫斯在信中说过的一样，也用晦涩难懂的语言装饰了一番。

但是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赫斯从中牵线搭桥，“生存空间”这个词语进入了希特勒充满标语口号意识的脑海，而且肯定像闪光灯一样在那里大放异彩。仅仅这一个词语便涵盖了长期以来他有关德国人口过剩、德国对外扩张以及俄国疆土等问题的全部思考内容。这个词语简直就是宣传鼓动家梦寐以求的金玉良言：含义积极，表述清晰不言自明，为未来明确指明了方向，比呆板的词语“土地与土壤”更有吸引力。在人口密集的德国，试问有谁不想拥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呢？同描述未来所拥有的土地的原有名称——“征服目标”相比，“生存空间”显然要高明得多。军事入侵被提升到自然法则的高度。希特勒也为自己的一个基本政策找到了光鲜亮丽的新名称。

希特勒开始不失时机地立刻用上了“生存空间”这个词语。7月里希特勒在撰写题目为《慕尼黑》的一章书稿时，为德国对外政策制定了“四条道路”，以解决德国每年净增人口90万，却无足够的土地养活国家快速增加的人口问题。有一次在研究一战前德国本应该采取何种殖民政策这样一个假定性问题时，希特勒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选择了在自己早期所写的文章以及发表的演讲中曾经暗示过的解决方案：从东方夺取大片土地。他声称，只有在俄国西部才能获得大量土地，因为那里人口稀少（希特勒断定，俄国的人均土地面积相当于德国人均土地面积的18倍）。45俄国西部后来被纳粹党称为无人空间。这种说法不足为信，但却同纳粹党所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极为契合，即德国人是一个缺乏生存空间的民族。因此答案显而易见：为德国人争取生存空间。这典型地反映出希特勒将事实过于简单化，以契合其理论的一贯做法。德国别无选择，只好去占领位于俄国边境与乌拉尔山脉之间广泛的半无人区，把德国的农业拓荒者迁到那里。那些倒霉绝望的俄国人由于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现代高效农业生产，只好沦为二等公民，或者成为农奴，或者被残酷的德国统治者，即新的优等民族斩尽杀绝。

这样一来，“生存空间”就成为希特勒书中一个很有影响的新概念，后来也成为支撑纳粹党领土野心与战争借口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由于受赫斯和豪斯霍费尔两个人的影响，希特勒在其扩张主义思想资源中又增加了一个既易于理解，又带有科学光彩和积极含义的新词语。在希特勒所写的18页纲要和此前完成的各个章节书稿当中从未出现过“生存空间”这个词语。但是从7月开始它却频繁地出现在希特勒的书稿中。46这在《我的奋斗》一书的写作以及希特勒未来理论的框架设置上都是一个新的转折点。

“生存空间”也成为希特勒必然推论的一个方便支点：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不是真正“创造文化的民族”（这是希特勒喜欢用来称呼他所认可的那些民族的惯用词语）。雅利安人，特别是德国人是创造文化的民族。犹太人当然不是。他们只是“附着其民族肌体上的”寄生虫。希特勒认为，他们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没有生存空间。他无视历史事实，声称犹太人从来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家。他将犹太人贬斥为流浪者，“一直为他们的种族寻找新的滋养”。47犹太人定居后建立起了国中之国。由于他们生活在世界各地，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界限明确的生存空间。希特勒在书中写道，即使是游牧民族“也有用自己的畜群确立的界限分明的生存空间，这一点不同于定居的农民”。希特勒声称，雅利安人“可能一开始还是游牧民族”。48

到了8月里，希特勒正忙于马拉松式的写作当中。为了避免外人打扰，他在《民族信使报》上发表了一份声明：“我此前曾在报上刊文恳求大家不要去莱希河畔的兰茨贝格监狱探望我，可是仍然有许多外界朋友前来探望。……我必须在此郑重重申本人要求，只接受事先商定好的探望请求。”49莫里斯给一位联系人写信，请他理解希特勒没有回复其信件，因为希特勒正在“处理大量要务”。508月初赫斯写道：“保民官认为到下周他可以把书写完。我不相信。”51两周后，那时正在担任希特勒同德国北部纳粹党的联络员，以及“陆军元帅山”与步兵之间的联络官的弗布克写信给家乡斯德丁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说：“现在很难找希特勒谈话，因为他正在一直不停地写书，不喜欢别人前来打扰。”52

然后就在8月里写书很忙的时候，希特勒的确抽时间找过弗布克，同他详细谈论几乎肯定要写进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即制定纲领者（Programmatiker）同政治家（Politiker）的兼顾融合问题。53除去德文中的头韵之外，这两个单词可以更恰当地译为理论家（或者“政治哲学家”）和实用政治家。这两个词语多少有些不言而喻，但是希特勒像往常一样用数页篇幅来加以解释。他写道：“理论家务必为一场运动制定目标，而政治家则必须执行目标。一位以永恒真理为导向，另一位则以当前实际情况为导向。”理论家应该成为指引“好奇人性的北极星”，希特勒坚持这样认为。54在列举此类伟大人物时，希特勒提到腓特烈大帝、马丁·路德·金、理查德·瓦格纳，甚至包括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在内的“宗教创始人”。不言而喻，希特勒也把自己抬升到这些伟大人物的行列。

更为重要的是，希特勒将自己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视为千年一遇的大事。“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他写道，“有时实用政治家与政治哲学家可以合而为一。这两者结合得越紧密，面临的政治难题就越大。这样的人并不会不辞辛苦地去满足每个心胸狭窄的人都能明显看到的各种要求，他力争要实现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的宏大目标。”这样的时刻，希特勒暗示道，已经到来了。

弗布克不可能知道，甚至连希特勒在8月中旬也不知道的是：《我的奋斗》一书中最能披露内情的章节已经写出，而且已被讨论过了。希特勒更为露骨地展现出那种极度膨胀的“自信”，替天行道的感觉，以及对全局万无一失、绝对正确的把握。他认为自己拥有的政治家才干是显而易见的。其他人均不具备他那种集实用才干与哲学才华于一身的非凡能力。

如果说在1924年有一个月份，一个关键的转折，一个准确的时刻，可以视为造就了世人皆知的希特勒，那就是此时此刻。从此以后希特勒“获得了那种无所畏惧的信念，那种乐观主义态度以及对我们自身命运的自信，以后的任何力量都无法使之动摇”（希特勒语）。55

希特勒自称拥有哲学家、政治家双料才能，是后世的“哲学家国王”。这样便相当于在他构建的心理拱顶中嵌入了一块非常重要的拱心石。同他心目中那位于1804年称帝的英雄拿破仑一样，希特勒实际上已自封为他那个时代的伟人。希特勒在这样“以剑触肩”之后，便自封为他所领导的政治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这是一场独角戏，丝毫不受制于谋事顾问们的规劝谏言。元首神话也从中出笼，造就了一种唯我独尊、旁人不得谋政的独裁形式。希特勒借此一度统治德国，最终也毁了德国。

8月，希特勒在忙于赶写《我的奋斗》。第11章是希特勒有关种族与犹太人的长篇大论，题目是《民族与种族》。这一章内容也许是采用不同时期的三篇作品拼凑而成的。56例如，他对于“犹太人道路”的专横描述曾在早期演讲中出现过。但是在书中则由原来提出的三个基本阶段（“宫廷犹太人”、“民众犹太人”和“血腥犹太人”）变成了11个发展阶段，占用了18页篇幅。这一章内容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举足轻重，是希特勒种族理论的重要基础，最终导致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根据贝艾尔和普洛金格的分析，希特勒利用第11章内容千方百计耍花招。他首先阐述了狂热的反犹太主义立场，继而又炮制出详细的种族理论，从中表露他对于犹太人的仇恨。这两位学者写道，即使反犹主义思想出现在各种一般理论之前，“他也要在《我的奋斗》一书里使其看上去先后顺序正好相反”57。

在《民族与种族》这一章里，希特勒敞开心扉，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他的信念：“强者必须居于统治地位，不可与弱者混在一起。”希特勒认为永恒的斗争是促进民族与种族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希特勒提出各种理由为战争辩解，认为战争是一种使优劣分明的更新淘汰力量。希特勒写道：“那些想活下去的人，就让他们去战斗；那些不想在这个充满永恒斗争的世界上战斗的人不配活下去。”58希特勒还说：“所有那些不属于这个世界上优秀种族的人都是劣等人。”59这句话可以说是希特勒未来淘汰性优生学政策的前兆。

上述残忍的种族评说言论以及更为恶劣的言论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到处都是。全书至少有600处语句、片段同仇恨犹太人有关。60然而希特勒在回顾维也纳岁月那一章里还声称，只是在经过长时间“内心灵魂斗争”之后，他才树立了反犹太主义立场。他甚至同赫斯也谈到了这一点。后来赫斯在写给他的朋友豪斯霍费尔的一封书信中描述了那次同希特勒谈话时的情形。“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希特勒是在经历艰苦的内心斗争之后，才形成了现在有关犹太人问题的这种立场，”赫斯写道，“他一直在质疑自己是否做得对。他说过，即使现在他对少数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讲话时的方式，也不同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时的方式。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必须采取最为激进的立场。”

即便希特勒在这时仍然愿意对于“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缓和调整一下他那种反犹太主义立场，情况也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几周后，一位名叫库格勒的捷克纳粹党成员前来拜访希特勒。他问希特勒，被囚禁在监狱里写书是否已经对他同犹太人的威胁做斗争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啊，是的，”希特勒回答道，“实际上我已经改变了如何同犹太人做斗争的看法。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的态度过于温和了！”他还说写书的过程向他表明，将来必须运用“最猛烈的武器”同犹太人做斗争，因为毕竟“犹太教是全世界的祸害”。61

希特勒从一个头脑发热的革命者转变为目光长远的政客，这是个逐渐变化的过程。那年初春，纳粹支持者——去世界各地募集资金的库尔特·鲁德克在兰茨贝格监狱拜访了希特勒。希特勒对他说：“我们必须采取新的行动方针。……我们不会再以武装政变的形式去取得政权；我们要捂住鼻子进入德国议会，同那些天主教徒和马克思主义代表进行斗争。即使通过投票击败他们要比开枪打败他们花费更长的时间，至少最终结果可以得到他们的宪法保障。”62鲁德克将希特勒在行动方略上的变化称为“从名副其实的北方理想主义转变为很有吸引力的北方现实主义”。63这一时刻“真正标志着纳粹党的转折点”，鲁德克后来在1938年这样写道。64

对希特勒的一些追随者来说，上述新变化有害无益。不久希特勒便向弗布克保证他“仍然反对参加选举，但是他从发生的事情中学到了很多东西”。65忠心耿耿的弗布克将这种有些混乱不清的态度转告给了德国北部纳粹党组织的联络人。到了那年秋季，希特勒的态度变得更加明确，在《我的奋斗》第一卷最后几页里写进了他的最近指令：议会是个可怕的事物，但是我们必须加入议会，以便最终消灭它。“我们的运动反对议会。甚至我们参加议会机构也仅仅是为了最终消灭议会。”66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确实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希特勒写完《我的奋斗》第一卷后，自信心极度膨胀。他高度称赞技巧娴熟的宣传鼓动家能够运用“质实无华的语言”打动影响知识阶层和“下层民众”。“在1000名演讲者中，也许只有一位演讲者能够同时以某种形式对锁匠和大学教授发表演讲……使他们中间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67不难看出，希特勒心中装着何人。

希特勒自以为是唯一能够使德国复活振兴的人物。他的这种自信至少在兰茨贝格监狱颇有感染力。每当希特勒同犯人们在一起用餐或在花园中散步时，这些犯人（其中有些是年轻人）无不为希特勒雄辩的说服力所折服。年轻犯人保罗·希施贝格在自己23岁生日那天曾同希特勒一边喝茶，一边交谈了两个小时。后来他写道：“你简直无法相信阿道夫·希特勒能够爆发出多大的力量，多么令人振奋的激情，无法相信我们全都热爱他，尊敬他。”68即使是在举行暴动前早就同希特勒密切合作的赫斯也承认：“我只是在监狱里才真正了解了他。我现在有一种极不寻常的感觉，觉得自己正在同德国的‘未来领袖’并肩前行。”69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希特勒的救世主作风以及对年轻人的影响是大好事。有一位名叫汉斯·克吕格尔的犯人收到一封父亲写来的劝告信，告诫他不要听信希特勒的说教。“一旦你走出监狱有机会听一听别人怎么说，你就会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了。法院居然把希特勒那样的人物同你们关在一起，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应该把他单独关在一个地方。”70

到8月末，希特勒认为他正在进入写书的最后阶段。“他正式要求我帮他校对书稿。”赫斯在8月初这样写道。71希特勒对于上面印有他本人姓名的书籍外观非常在意。他对赫斯说书页要饰有金边，甚至还吩咐赫斯帮他仔细挑选一下真皮书脊样本和封面颜色。希特勒仿佛看到写成的《我的奋斗》就摆放在他的眼前。

9月初，希特勒还有一个月的盼头。10月1日那天他将获得假释资格。他希望出狱，同时又担心一些法律方面的棘手问题，特别是有被驱逐到奥地利的危险。他希望《我的奋斗》立即出版。希特勒明白眼下他需要钱，但不仅仅是为了支付律师费用。因为他的心里已开始盘算起别的事情来了。

第十二章

第二次机会

“应该把民族主义运动的灵魂人物——希特勒驱逐出境。”

——慕尼黑警察局副局长

如果希特勒在世俗享乐方面尚有个人弱点的话（除了爱吃甜食以外），那就是喜爱豪华汽车。早在进入政界初期，希特勒就渴望乘坐豪华汽车在慕尼黑市里到处转悠，让他既感到舒适自在，又很体面风光（这两样享受当时对他来说并不多见）。那些刚刚问世不久的怪物般豪华汽车安有凸出的前灯，配备着向后折叠的敞开式车篷，坐在上面颇能彰显出地位身份。别看希特勒有时在政治上态度保守，又反对现代艺术（比如他谴责大城市中的“金融专制”，仇视当代艺术），这位纳粹领导人却迷上了高科技产品，喜爱便于校准的豪华旅游车。1由于对汽车非常着迷，激发了希特勒修建大型高速公路，制造“国民汽车”（后被称为大众汽车，Volkswagen）的兴趣。

希特勒自己并不开车。他说自己学过开车，但是从未亲自开过车，因为他担心敌人会制造交通事故使他难堪。不过希特勒倒是一位自得其乐的乘客，喜欢乘坐汽车在市内观光，或者前往他喜爱的阿尔卑斯山区游玩。据希特勒本人透露，他可是一位令人不快的“后座上的司机”，不停地指手画脚，吩咐他的司机加速或减速，不停地炫耀自己对于技术细节非常在行。希特勒非常喜爱由卡尔·本茨和戈特列布·戴姆勒那样的企业家生产设计的高级汽车。卡尔·本茨称自己生产的汽车为“奔驰”汽车；而戈特列布·戴姆勒则以一位富有客户女儿的名字将自己生产的汽车命名为“梅赛德斯”汽车。（1927年本茨与戴姆勒联手成立了梅赛德斯-奔驰公司。)在政治生涯最重要的夜晚，即1923年啤酒馆暴动那天晚上，希特勒乘坐一辆大型红色梅赛德斯汽车抵达市民啤酒馆。然而自从暴动失败，除了乘坐一位医生的汽车被送到慕尼黑市外普希·汉夫施丹格尔的别墅，希特勒还未坐过汽车，只坐过警车。

到1924年9月中旬，希特勒仍在兰茨贝格监狱里苦熬，盼望着10月1日那天获得假释。然而，他能否出狱尚未最后确定。外界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将他继续关押在监狱里，或者将他驱逐到奥地利。警方与检察官非常清楚希特勒很有可能再次作乱，因此希望他不再出现在大街上和啤酒馆里。于是没过多久，他们便发起一场活动，力图取消希特勒获得假释的机会。希特勒心里明白，他的处境可能会变得岌岌可险。因此几个月来，他一直处心积虑地同典狱长莱波尔德及其手下的看守们保持良好关系，希望能够获得“表现良好”的积极评价。但是由于他非常渴望拥有一辆新车，致使他犯下一个少有的错误，差一点葬送了他的希望和各项计划。

9月12日星期五那天，希特勒将慕尼黑的奔驰汽车经销商雅各布·韦林召到了监狱里。韦林的“奔驰车库”（这是大家对他的代理商的称呼）位于舍林大街《人民观察家报》报社附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希特勒和韦林在兰茨贝格监狱会客室里见面，精美的奔驰汽车广告宣传画册就摆放在他们面前。这简直就是现代世界汽车展厅里的情景。如果说略有差异，也只是窗户上安装着铁栅栏，客户手里没有现金。希特勒只有一部书稿，一大堆希望和肆意妄为的胆量。他对汽车经销商韦林说，他面临的问题是在40马力和50马力汽车之间做出选择。希特勒在犹豫不定时做出了一个决定，结果很快使他苦恼不已。

就在韦林要走出监狱时，希特勒坐下来打印出一封信交给了他。希特勒用那台打印《我的奋斗》的打字机打出一份要求降价购买一辆豪华汽车的客户申请。希特勒在用信件同汽车经销商讨价还价。让希特勒梦寐以求的那款奔驰汽车标价2.6万马克。2希特勒开始思考选择哪一种车型：“实际上我认为奔驰11/40可以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唯一使我担心的是它的转速每分钟比奔驰16/50快300转。”希特勒放心不下的是，小功率汽车开起来容易发热，需要经常更换。他抱怨说：“要是每隔两三年就要换一辆新车，那我可换不起。”同各地的买主一样，希特勒也想哭穷讲价：“就算10月1日那天我能出狱，那也要等到12月中旬我才能靠我写的那本书赚些钱。没办法，我必须找个地方贷款，或者他们替我预付车钱。所以，几千马克可不是个小数目。另外我还要支付法庭审判费用，这已经使我不寒而栗了。……如果你能帮忙询问一下我能否打折买车，我将不胜感激。”

希特勒希望韦林亲自去一趟设在莱茵河畔工业城市曼海姆市的奔驰公司总部。希特勒知道韦林在周一要去那里办事或旅游。只有公司总部才有权决定是否可以给予这位著名的纳粹党人减价优惠待遇。希特勒打算在周一开会前将他的那份减价购车申请交到韦林手里。希特勒购车心切，采取了一种应急手段：他把那份书信交给了前来探监的克里贝尔上校的儿子沃尔夫拉姆·克里贝尔。希特勒写的那封书信如果能在周一上午邮到慕尼黑，就可以在同一天送到韦林手里。这是一个轻率鲁莽的决定。将一封书信交给一位要离开的探监者手里是公然的偷带物品行为。这样做违反了下述审查条例：每一份进出监狱的邮件必须经过检查、审阅（许多写给希特勒的信件已被审查员没收，其中包括一首诗。诗中写有这样一行语句：“我们要冲破监狱的牢笼。”）。由于违反了监狱审查条例，希特勒有可能使一年来的模范行为，以及在打字机前付出的数月辛苦努力前功尽弃，徒劳无益。如果希特勒被迫继续留在狱中服完整整五年监禁徒刑，那么他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就会云消雾散。在一个仍然苦苦寻找摆脱世界大战灾难出路的国家里，他只会被当作昙花一现的极端主义人物而闻名于世。监狱外面的纳粹运动已经处于自我毁灭的边缘。如果希特勒继续脱离纳粹党，那么在当时已经开始抑制通货膨胀并寻求政治支撑的德国就会稳步前进，纳粹党内的一些重要人物注定只能担当跑龙套般的次要角色。

起初，希特勒邮寄的信件未被察觉。就在邮寄信件的当天，即9月15日，典狱长莱波尔德要向巴伐利亚法院发送一份有关那位明星犯人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期间的表现状态报告。“他现在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莱波尔德在报告中写道，“不遗余力地遵守监狱各项条例。”莱波尔德心里没有忘记希特勒起初进行绝食和狂呼乱叫时的表现。于是他写道，希特勒“毫无疑问比以前变得成熟、冷静了”。不仅如此，希特勒出狱后也能表现得平安无事，因为他“绝不想报复那些在1923年11月里挫败他的暴动计划的对立（政治）阵营官员们”。几个月来，希特勒同典狱长莱波尔德的多次面对面会晤产生了明星效应。莱波尔德同以前其他许多人一样，也慑服于希特勒的强大气势，为希特勒所倾倒。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对希特勒的政治表现和政治意图表示钦佩。监狱外面力图阻止希特勒假释的呼声不断高涨。9月23日，慕尼黑警察局副局长向法院发出了措辞尖刻的警告：如果希特勒出狱，他有可能很快重操旧业，故伎重演。如果他在政坛上继续存在，就有可能拯救目前仍被查禁、濒临崩溃的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团体。“他对于国家的内部与外部安全构成了长期威胁。”那份警告声明上写道。警方认为，如果这位领导人令人遗憾地被释放出狱，“那么应该将这位民族主义运动的灵魂人物驱逐到奥地利”。

警方的狱中表现报告摆在了桌子上，距希特勒可能被假释的时间只剩下一周了。这时又有一人站出来强烈反对假释希特勒。这个人就是曾经在法庭审判上起诉希特勒的巴伐利亚州检察官施滕格莱因。他不仅反对假释希特勒，而且也反对假释韦伯和克里贝尔。“这些被告根本不会放弃犯罪意图。”施滕格莱因写道。他列举了在暴动期间他们犯下的暴力绑架和偷窃等犯罪行为。这位检察官甚至还谈到了1922年希特勒袭击政治领导人奥托·巴勒斯蒂特的犯罪行为。希特勒当年被判了三个月监禁，但是只服刑一个月便被假释出狱，然后蓄意发动政变，违反了缓刑条例。施滕格莱因这位检察官还认为，希特勒还同罗姆上尉近一时期试图非法建立“前线战士联盟”这一准军事组织的行动有牵连。

就在施滕格莱因接二连三地展开批评攻势的时候，他也了解到了希特勒以及韦伯、克里贝尔托人捎带信件的情况。他火冒三丈，要求典狱长做出解释。后者迅速展开调查后提出了一份报告，表明近几个月来韦伯和克里贝尔一直在托人偷带信件，而希特勒只有一次违反条例。尽管他们的案件还没有了结，法院于9月25日没有理睬警方与检察官提出的意见，同意假释希特勒、克里贝尔和韦伯，10月1日那天开始生效。

施滕格莱因手下的工作人员立刻行动起来，试图阻止假释上述三人。施滕格莱因的律师们周末加班（几乎肯定是由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牵头）写出了一份要提交给法院的申诉长文。这份申述材料首先提到了被偷带出去的信件（共有九例）3，然后又抓住希特勒秘密参与组建罗姆领导的非法组织“前线战士联盟”的把柄不放。在罗姆公寓里缴获的文件表明，罗姆“按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在外从事政治活动，而且希特勒帮助起草了那个准军事新组织的纲领。就连拼命挣扎要跳出自己为自己挖的坑的典狱长莱波尔德，也开始忙着回手填坑了。“如果能让我的职员早点知道警方怀疑我们那里的犯人暗中要建立非法组织，我们就会更加严厉地督视往来信件。”事后他这样说道。4不过，施滕格莱因的申诉收到了预期效果：它阻止了希特勒在10月1日那天被假释。当时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正在仔细考虑这件事情。

与此同时，有关希特勒可能被驱逐的幕后情况也变得复杂起来。巴伐利亚政府专门派遣一位特使前往奥地利，要求奥地利政府同意把希特勒遣送回国。但是奥地利总理伊格纳茨·赛珀尔予以回绝，即使把希特勒推过边境，他也不会接受希特勒。奥地利总理的推论思路是：既然希特勒以前在德国军队中作战，他已不再是奥地利人了。尽管这一看法在法律上未必行得通，但却断绝了驱逐希特勒的任何希望。谨慎的奥地利人抢占了巴伐利亚人的先机，有效地赶在他们的巴伐利亚表兄弟把希特勒驱回之前，把希特勒从其故乡驱逐了出去。赫斯写道，消息传到兰茨贝格监狱后，希特勒“大喜过望”。当天夜晚，他们两人饮酒庆贺。

10月6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驳回施滕格莱因的申诉，把希特勒的案子交给下级法院审理。最高法院迅速驳回警方与检察官令人胆寒（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警告后，又把球抛给了曾经做出有利于希特勒裁决的法院。要再过两个月后司法部门的车轮才能转动起来。希特勒暂时处于没有着落的状态。

监狱里弥漫着悲伤焦虑的情绪。初秋的雨水和雾气笼罩着兰茨贝格监狱，使牢房和过道变得又冷又湿，过堂风时常吹起。此时，户外散步和园艺活动已经停止。战友加兄弟的那股吵吵闹闹的劲头不见了。有人提前释放的希望破灭了。复兴纳粹党的神圣使命也无从谈起。希特勒手下的那些大多为年轻人的突击队员最后不得不面对现实。兰茨贝格监狱的墙壁和铁窗根本无法撼动，即使有些人偶尔想摇动一下把他们关在牢房里的铁栅栏也无济于事。“压抑的忧郁氛围，令人心烦意乱的厌倦情绪，以及沉闷的无聊感觉向我们袭来，统统压在狱友的心头。”卡伦巴赫这样写道。

据卡伦巴赫披露，“监狱精神病”当时在四处蔓延。“我们开始感到内心空虚，筋疲力尽。”有些人长时间沉默不语，也有人高声争吵，险些动粗斗殴，直到最后被其他犯人拉开。监狱看守黑姆里希也提到犯人们“明显地平静下来，令人紧张不安”。有位名叫弗罗施的犯人（其名字的意思是“青蛙”，所以他的绰号叫“小青蛙”）行为开始出现异常，表现为梦游，在浴缸里像小孩子一样拍得水花四溅。有人猜测他疯了。

即使那些狂热的骑兵也开始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目的产生了怀疑。许多人从家里得到了坏消息，因为家中能够养家糊口的人已被关进了监狱。他们当中有些人名誉受到损害，被视为关进监狱的愚蠢激进分子。有些人的妻子被迫去当女佣人，勉强维持生活。她们连火车票都买不起，无法到兰茨贝格监狱探望自己的丈夫。希特勒的一些步兵也许同样有着一位犯人刚刚来到兰茨贝格监狱时，在字里行间所表达出的那些感情：“‘希特勒这样，希特勒那样’，‘我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个’，‘我争取到了那个’——这就是我成天从这里的同志们口中听到的内容。……我受够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同政治有牵连了。那些在外面成天高呼‘嗨尔！’的人可以用头撞墙了，与我无关。有一天，我从这里走出去时，我只关心工作、老婆和家庭。”其他犯人甚至开始对希特勒这位大人物本身表现出疑虑。“我没有任何怀疑，”在卡伦巴赫讲述的往事中有位犯人这样说道，“可是，嘿，即使是大老板也会犯错误，对吧？下一步该怎么办？”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前途渺茫，吉凶难测。

即使在赫斯所写的书信中也不再洋溢着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不再提及私下里阅读书稿的情形。他和希特勒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赫斯说他曾和希特勒“闹得很不开心”。更使情况变得雪上加霜的是，“莫里斯自然站在主人一边。虽然W（韦伯）和K（克里贝尔）不了解情况，但是这也不妨碍他们跳出来为那位‘从业者’辩护（他也许是优秀的建筑师和建造者，但是他对技术一窍不通，却总是因为技术上的缘故当面责备我）。”这些话就赫斯而言，有些尖酸刻薄，因为就在不久前他比任何人都要奉承巴结希特勒，而且后来又成为希特勒在掌管第三帝国方面极受信任的密友。目前尚不清楚使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产生裂痕的原因是什么，但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赫斯写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好。”

希特勒在等待司法机关对他的假释做出进一步裁定的时候，还面临着另一件暂时没有着落的事情：《我的奋斗》一书的出版情况。到10月16日，希特勒已经写完书中那篇纪念在1923年11月9日暴动行动中阵亡的16名追随者的献辞，并且在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姓名。这些阵亡追随者的姓名全部列出。还有唯一一位不幸身亡的旁观者，也被希特勒纳入“烈士”名单，作为纳粹支持者被载入史册。在献辞那一页上署名，意味着希特勒已经写完他那部约为370页的书稿。他正在计划写第二卷。有一部分书稿已经送到了希特勒的出版商马克斯·阿曼手里。但是阿曼却遇到了麻烦：手里没钱。

阿曼后来写道，“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筹集到所需要的资金”去出版那本书。5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图书市场已经崩溃，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此外，存有政治偏见的出版商，尤其是那些右翼出版商，特别依赖大规模集会来宣传推销自己的出版物。发生啤酒馆暴动以后，纳粹党以及其他民族主义团体均遭到查禁，大规模集会也不再举行。出版商尤利乌斯·勒曼写道：“无数出版公司倒闭，许多报纸纷纷停办。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出版物销声匿迹，因为可以销售这种出版物的大规模集会已经不再举行了。”6

在要塞监狱二楼，唯一一件可用来摆脱秋季抑郁情绪的东西又是由希特勒那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天使——海伦娜·贝希施泰因赠送的。这一回所赠礼物是一架留声机，还有许多唱片。“先听了一些轻柔的乐曲，然后又听了一些使人精神振奋的军队进行曲！”赫斯在寄给普罗尔的书信中这样写道，“华尔兹舞曲一遍又一遍地响起，仿佛人们在翩翩起舞。一个悦耳的声音在唱着舒伯特的《你是安宁》和理查德·瓦格纳的《痛苦》。如果闭上眼睛，暂时可以忘记身在何处。”7

兰茨贝格监狱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急切地等待着法院的假释裁定结果。此时，有人向社会党报《慕尼黑邮报》透露风声，说兰茨贝格监狱的犯人生活安逸，而且有可能还在监狱里从事非法政治活动。这家报纸猛烈抨击兰茨贝格监狱及其典狱长“丑态毕露，把兰茨贝格监狱办成了纳粹暴徒的政治堡垒”。8面对这家报纸的无情抨击，莱波尔德采取了防守姿态，再次称赞希特勒表现良好。检察官施滕格莱因与埃哈德迅速予以反击，发表另一份声明，揭露希特勒将信件托人偷带给汽车经销商韦林，以此证明所谓希特勒表现良好纯属作秀。莱波尔德再次出面证实希特勒“自我控制能力强，举止文明”，将他称为“其他在押犯人的榜样”。9

接下来，突然之间，希特勒的政治违法行为以及托人偷带信件的冒险行为被搁置在一旁。12月19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做出最后裁决：立即假释希特勒。希特勒将自由地重返政坛。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转告给了州检察官施滕格莱因。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执行命令。毫无疑问，施滕格莱因极为懊恼地起草了一份电报，拍发给了兰茨贝格监狱典狱长莱波尔德：“最高法院驳回了州检察官的反对意见。……要求通知希特勒立即释放。”10

当天晚上近10点钟，莱波尔德出现在要塞监狱七号牢房。希特勒后来回忆说：“经过一番旁敲侧击，犹豫不决之后，他对我说：‘你自由了！’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11希特勒于第二天，即1924年12月20日被释放出狱，离圣诞节只有五天。希特勒那年的牢狱生活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希特勒被释放出狱的消息不仅迅速传遍要塞监狱，而且还传到了希特勒在慕尼黑的支持者那里。还没等希特勒本人有所动作，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安东·德雷克斯勒就驱车前往监狱去迎接希特勒。上午10点左右抵达监狱。他们在会客室里见到希特勒后，当场宣布打算要带他们的领导人直接拜访鲁登道夫，着手研究政治大事。希特勒一口回绝。希特勒“甚至都不会考虑要去”，赫斯在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他非常生气！他首先需要休息，别无他求。”

尽管一时发火，但是一看到他的追随者们，甚至还有鲁登道夫那样的潜在领导权竞争对手，你拥我挤，争相第一个向归来的英雄问候致意，希特勒一定感到莫大的快慰。“他面临的竞争比我预想的来得更快。”赫斯说道。12希特勒绝不让步。关于鲁登道夫，他曾对赫斯说过：“我希望他的名字从这场运动中消失，因为他会使我更加难以争取工人群众。”13希特勒没有坐乘两位自告奋勇的司机施特拉塞尔和德雷克斯勒开来的汽车。他让一位同政界无关的朋友阿道夫·米勒开车来接他。米勒是《人民观察家报》的合作印刷商，他的印刷厂也位于舍林大街上。同米勒一道而来的是希特勒身边一直很受欢迎的人物，摄影师海恩里希·霍夫曼。霍夫曼以前曾经同希特勒的保镖发生过冲突，后来很快成为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

中午，希特勒向他的同党一一告别。据卡伦巴赫披露，他们全都深受感动。希特勒甚至声称，许多监狱工作人员眼含热泪，并排站在城堡似的监狱前门那里向他告别。希特勒说：“当我离开时，大家都哭了，包括‘法典说明官’、医生和看守们，但是我没有哭！我们已经把他们全都争取到我们的事业中来了！”14

在监狱记录中，莱波尔德记下了希特勒刑期的剩余服刑时间：3年，333天，21小时50分钟。假释到1928年10月1日。如果希特勒被迫在监狱度过这些服刑时日，他将在1928年返回德国。那时德国的政治、经济基础将变得更加牢固。

希特勒在午夜12点15分正式获得自由。当时，那位汽车经销商雅各布·韦林是否已经给予希特勒优惠价格，让他打折购买那款他在托人偷带去的信件中表示渴望拥有的漂亮奔驰汽车，尚不得而知。不过当天开来接他们的那辆汽车几乎也一样漂亮气派。米勒和霍夫曼乘坐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汽车前来迎接希特勒。这辆车配用折叠式车篷，辐条轮和白色侧壁轮胎，正是希特勒渴望购买的那种汽车（只是他想要一辆灰色汽车）。就在他们要坐上那辆舒适的旅游汽车的时候，霍夫曼一再要求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照一张离别纪念相（典狱长莱波尔德禁止在监狱前面照相）。于是，他们三个人就在带有巨大拱顶的兰茨贝格旧城门外停了下来。那扇旧城门看上去好像城堡的入门，甚至也像监狱的入口。希特勒站在街道上停着的那辆闪闪发亮的黑色汽车旁边，一只手扶着车门框。他表情严肃，看上去志向坚定。他心里肯定明白，这就是他获得重生的时刻。在13个月里，他躲过了枪林弹雨般的攻击——至少有一颗真正的子弹——终于又获得了第二次机会。

即使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希特勒也显得有些古怪。他那两条腿在束带的战壕风衣下面好像木棍一样向外凸出着。在结束了一年监狱生活、重获自由的当天，希特勒没有穿外裤，只穿着长及膝盖的长袜。在战壕风衣下面，他肯定穿着那条巴伐利亚皮裤，尽管当时已是12月份。照相场面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赶快走吧，霍夫曼，”希特勒说，“这天太冷了。”

第十三章

东山再起

“谁也不能说我现在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

这就是我们东山再起的基础。”

——阿道夫·希特勒，1924年圣诞节前夕^1

慕尼黑市到处张贴着火红色的海报，宣布希特勒于星期五晚上在市民啤酒馆发表演讲。16个月前，希特勒就是在这同一家啤酒馆发动了暴动。自出狱以来，这是希特勒第一次准备向其忠实信徒发表演讲。希特勒离开兰茨贝格监狱后已经让他们苦苦等待了两个月。他一直拒绝卷入党内争端，也不想谈论自己的意向打算。最后，他终于开始策划再度出山，重返政坛。人们急于知道希特勒在牢狱中被关押一年多后会是什么样子。难道他正像《纽约时报》在他离开兰茨贝格监狱时以大字标题宣传的那样：“被监狱驯服了”？抑或是他仍然未改蛊惑人心老手的本事，能够鼓动人群向折磨他的那些人，向共产党人，向“那个制度”发起猛烈攻击？他们最想知道的是，希特勒如何对待内部已经出现裂痕的纳粹党和民族主义运动？他将如何领导一个已经受到创伤的事业？

希特勒花费了数周时间在心里面回答这些问题。12月20日，一个小型的欢迎委员会在他的蒂尔斯街公寓里以各色花环迎接问候他。兴高采烈的德国信徒们差一点把他挤下楼梯。2过后希特勒一直保持低调，言语不多。外界纷纷对他进行各种猜测。希特勒首先拜访了谁，是鲁登道夫，还是另有其人？希特勒是否已经离开了慕尼黑，到波罗的海沿岸的一处乡间静地去休养了？赫尔曼·埃塞尔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报》对此给予愤怒的回应：当有人这样问希特勒时，他说：“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休养。”3希特勒准备干什么？他为什么拒绝发表公开演讲？这都是外界一直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希特勒的被动表现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困惑和不安”，一份警方情报这样表述。

在圣诞节前夕，希特勒才短暂地回到了他所熟悉的小天地——普希和海琳·汉夫施丹格尔的家。这对有钱的夫妇在绿树成荫的赫尔措格公园那一带拥有一座漂亮的别墅。“回来了，道夫伯伯！"4岁的埃贡站在门口问候道。普希满心欢喜地炫耀着自己的新家，带领希特勒走进了宽敞的主客厅，里面摆放着一架布吕特纳大钢琴，很是显眼。一看到这件精美的乐器，希特勒便转过身来说：“汉夫施丹格尔，请为我弹奏一下《爱的死亡》吧。”希特勒要求弹奏的歌曲是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中表现悲剧结局的著名唱段。希特勒与汉夫施丹格尔两个人很快便又产生了音乐共鸣，感情得到了沟通。希特勒也沉浸在瓦格纳歌剧的意境之中，如醉如痴。

希特勒同汉夫施丹格尔好友重逢，一晚上格外开心。这标志着希特勒再次恢复了他在慕尼黑的个人生活。希特勒特意为小埃贡模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隆隆的打炮声音。在深夜交谈中，希特勒触及了政治话题：“政治可不是提建议、制定纲领，而是要开展长期的艰苦工作，直到有一天人们愿意把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同一个政治理想画上等号。我认为我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谁也不能说我现在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这就是我们东山再起的基础。”4

闻听希特勒即将出书，慕尼黑市民众不禁翘首以盼。但狡猾的希特勒似乎故意把出书时间拖得较长，吊起众人的胃口，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耸人听闻的社会党报纸《慕尼黑邮报》在1月末声称：“希特勒的那部回忆录去年年底就大张旗鼓地宣传推介，说是讲述了‘四年来同怯懦、愚蠢和犯罪做斗争的经历’。其实这部回忆录根本就没写出来，以后永远也不会写出来。”埃塞尔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报》大为不悦，反驳道：“针对这种说谎言论，我们可以如实相告：希特勒那部内容丰富全面的书稿早已交到埃耶出版社，目前已经排版。”这家报纸还以崭新的书名刊登了一则推销广告，书名为《我的奋斗》。这是不久便名扬世界的那个简短有力的书名第一次被刊印出来。5不过尽管声势很大，希特勒的著作仍然延迟了出版，直到7月18日才摆到了书店的书架上。

当时，要求希特勒投身到波澜起伏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中的呼声越来越高。希特勒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解除对纳粹党及其报纸《人民观察家报》的查禁禁令。希特勒手持礼帽，同巴伐利亚州长海恩里希·黑尔德会晤了两次。希特勒使出了独家手法，摆出一副痛改前非的姿态，对以往的罪过表示悔恨，坚信暴力与武力同政治无关。他表示必须尊重国家权威。最重要的是，希特勒承诺“不再举行暴动”。州长黑尔德接受了希特勒的承诺保证，同意解除针对纳粹党及其报纸的查禁禁令。黑尔德说：“那头野兽已被驯服，我们可以解开锁链了。”6

希特勒计划于1925年2月27日正式重返政坛。这次他又选择市民啤酒馆作为集会场地。他这样做既在预料之中，现场效果又好。1923年11月，他也曾同样选择了市民啤酒馆。那天夜晚古斯塔夫·卡尔发表演讲后被希特勒临时绑架，警方封锁了市民啤酒馆周围的所有街道。与1923年一样，大家期盼热烈，情绪高涨。然而与那个暴动夜晚不同，这一天晚上不会发生枪击天花板、绑架人质，或者宣布推翻政府那样的事情。相反，这一次要打造一个东山再起的隆重场面。

发表演讲前，希特勒在《人民观察家报》的一篇社论中明确表示，首先要求党内各个派别立即实现和解，无条件地服从他的领导。希特勒对于本党运动，对于当前时机等方面的意识把控非常全面，巨细兼顾，决不允许任何人跟他讲条件。每个人必须重新加入再次建立的纳粹党。以前的任何党员身份不得照旧。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无人谈论集体领导、共同决策以及特殊人物承担特殊使命等话题。希特勒将拥有绝对权威。

然而发表演讲的当天晚上，希特勒似乎可能会步入他为自己设下的陷阱。他虽然唤起了与会者一些很高的期望，但却无法一一加以满足。鲁登道夫将军，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恩斯特·罗姆没有出席希特勒的盛大演讲秀活动。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也躲了起来，将这次集会称为“喜剧”，预料希特勒会在这种场合下索要“兄弟般的亲吻”。希特勒想让原德国工人党创始人德雷克斯勒主持大会。但是只有希特勒先把那位可恨的赫尔曼·埃塞尔撵走，德雷克斯勒才同意主持大会。希特勒拒绝了他提出的这一条件。最后希特勒选定经商出身，但却不善言谈的马克斯·阿曼主持当晚的盛大集会。

单凭出席集会的众多人士所表现出的捧场热情和期盼劲头而论，希特勒讲什么内容都并不重要。希特勒以一贯表现出的风格发表了演讲。在两个小时的演讲过程中，希特勒对近年来出现的一切错误进行粉饰美化。他还突出强调自己的如下信念：在同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中，只存在两种可能性——“或者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走过去，或者我们踏着他们的尸体走过去”。以前的那个希特勒又回来了，并表示暴力仍然是可以选择的手段（这导致纳粹党几天后再次遭到州长的查禁）。

希特勒也对那些想要限制他的对手们发出了警告。“如果有人认为在加入本党时可以提出一些条件，那说明他们太不了解我了。”希特勒语音刚落，便响起一片热烈掌声。“只要我还全面负责，我决不允许别人跟我讲条件。我要对运动中出现的一切情况负全部责任。”如同前些年那样，希特勒刚一说完，现场响起一片喝彩声和“嗨尔”高呼声。他仍然能够使听众群情激昂，热血沸腾。令人吃惊的是，他甚至还许诺，如果一年后辜负了纳粹党成员们的期望，他就要主动辞职。希特勒突出了挑战，刺激任何人前去应战。

接下来的戏剧性事态突变才是当天晚上大规模集会的真正看点。希特勒先是要求党内各个敌对派别摒弃分歧，以大局为重，然后便把前来参加当晚集会的一些有时互为劲敌的双方人员请到了台上。这些人员当中有戈特弗里德·弗德尔、威廉·弗里克和鲁道夫·布特曼，他们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主张参加议会。另外还有埃塞尔、尤利乌斯·施特雷舍尔和阿图尔·丁特尔，他们则反对参加议会。希特勒再次要求被叫到台上的这些人热烈握手，深情地注视着对方（15个月前，他对三个站在台上的人质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为了大家的利益沟通感情，在政治上同心同德。当着数千名现场目击者的面，希特勒——这位曾经受雇谋生的艺术家以自己为核心人物，导演了一个宏大的党内团结统一场面。如同啤酒馆暴动之夜那样，3000名与会者最后齐声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

市民啤酒馆当晚那个群情振奋的集会标志着希特勒胜利归来。尽管当晚集会也有一些缺憾——几位重量级人物没有到场，纳粹党很快又要遭到查禁。但是希特勒不仅将其用做跳板恢复了自己的原有地位，而且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导掌控高度。他把自己装扮成神，追随者们也欣然接受了。这并不标志着党内斗争的结束（有些内部斗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但却标志着希特勒元首党的再度兴起。元首党最终成为该党领袖建立独裁统治的个人工具。在市民啤酒馆那个慷慨陈词、备受崇拜的夜晚也标志着希特勒结束了被流放、被审判的人生历程，意味着他已东山再起，重返政坛，恢复了健康，脱胎换骨。遭到惨败的往昔暴动早已成为身后陈迹。希特勒开始踏上夺取更大权力的漫长征程。

后记

尘埃落定

“如果当年把12000或15000名腐蚀人民的犹太人

送进毒气室……就不会在前线白白牺牲数百万人。”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1

希特勒在发表啤酒馆演讲，重返政坛七个月后，又回到了世界上他最喜欢的地方——贝希特斯加登。他在耸立着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个地区继续在写作中表达他的种族主义深仇大恨，提出一些夸夸其谈的空洞思想，装模作样地制订各种征服世界的计划。希特勒舒舒服服地躲在从朋友比赫尔夫妇（也是普拉塔豪夫旅馆主人）那里租来的小屋里，撰写《我的奋斗》第二卷。这一次希特勒将自己要写的内容口述给一位秘书。同往常一样，希特勒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的失败耿耿于怀。那可是希特勒书写虚妄之作的历史开端。他谴责犹太人在背后捅刀，从德国的损失中大发不义之财。他习惯性地继续对犹太人进行恶毒评说。他声称，如果当初“及时地处决“12000或15000名犹太人“无赖”，那“就会拯救100万德国人的生命”。2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只有这些语句表明希特勒可能想到用现代方法消灭犹太人。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并不认为希特勒那时已经开始策划建立配有毒气室的死亡集中营。但是希特勒的话语明显地透露出有可能赞成大屠杀的思想倾向。

希特勒提出用毒气杀死犹太人的建议无疑成为希特勒罪恶历史的又一个注脚。他作为独裁者、军阀和大屠杀刽子手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印证了他酝酿于兰茨贝格监狱而表述于《我的奋斗》一书中的各种狂妄计划。被美国人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场西方战争，实际上仅仅是希特勒向东方进犯的一场背后掩护行动。这一点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做过阐说。3从离开兰茨贝格监狱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希特勒一直在处心积虑地经营两件大事：从俄罗斯那里夺取生存空间和控制犹太人的世界。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写作《我的奋斗》期间采纳了生存空间这个概念。在监狱里，他还表示必须采用“最猛烈的武器”去对付犹太人，这一点希特勒在同捷克纳粹党人库格勒谈话中曾经透露过。21年后，希特勒在自杀前一天所写的最后那篇政治自白当中，敦促德国民众“对于危害各国的全世界犹太人进行严厉抵制”。这是他写下的最后遗言。

希特勒在兰茨贝格度过的一年牢狱生活很快成为希特勒神话中值得大肆宣扬的重要内容。同失败的啤酒馆暴动一样，希特勒为期一年的监狱铁窗生涯也被用狡诈伎俩写进了未来元首“多年奋斗”传奇当中。希特勒于1933年执掌大权以后，他住过的那间“牢房”——要塞监狱七号房间被改造成一处朝拜圣地，房门上方悬挂一块大型牌匾（上面写着“阿道夫·希特勒曾囚禁于此”），桌子上摆放着一面纳粹万字旗。此外，房间里还展出一台老式打字机（并非那台希特勒用来打印《我的奋斗》书稿的小型便携式打字机），以取得更加逼真的参观效果。数以千计的德国人来到希特勒牢房敞开的门前站立片刻，以表敬意。这将兰茨贝格监狱变成了一处旅游胜地。满载2000名乘客的数趟专列会在周末抵达兰茨贝格。人们排起长队等待着走进监狱高墙内。有些崇拜希特勒的追随者甚至从德国北部一路徒步走来，踏上这片希特勒曾经生活过一年的“圣地”。1934年，在入狱十周年之际，希特勒本人也专程来到兰茨贝格监狱，仔细查看了自己住过的老地方，再次透过牢房铁窗向外眺望。希特勒在昔日狱友埃米尔·莫里斯的陪伴下为游客们在那本“宝书”上签名。这一切俨然把监狱变成了一处圣地。

兰茨贝格小城也因备受瞩目而兴旺发达起来。1937年与1938年，希特勒青年团代表团在纽伦堡纳粹党大会结束后，从纽伦堡一路行进116英里抵达兰茨贝格小城。小城里的元老们开始把兰茨贝格标榜为“希特勒之城”、“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地”，向外推介宣传。1944年，兰茨贝格小城新来了另外一些人。他们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驱赶过来的犹太囚犯。数月间，23000多名囚犯被迫像半盲动物一样居住在小土屋和半地下泥顶营房里——阴暗、湿冷，非常拥挤。当时在兰茨贝格小城和附近城镇考弗灵周围很快建起了奴隶劳工集中营，以满足希特勒孤注一掷，建造世界上第一架Me-262喷气式战斗机的需要。在疯狂开工的十个月时间里，至少有6000名犹太人奴隶劳工死于过度劳累、饥饿、死刑和斑疹伤寒。1945年，当美军逼近慕尼黑时，又有数百奴隶劳工在死亡行军途中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兰茨贝格小城当局故意无视当地在迫害犹太人方面所起的作用，企图用推土机掩埋不光彩的过去，在曾经是兵营林立的地方建立商业区。兰茨贝格欧洲大屠杀纪念基金会领导人曼弗雷德·戴勒说：“那些营房被视为这座小城历史上的污点。”这家机构保留着现存的营房，以纪念二战末期那几个月里“发生在我们家门口的种族灭绝事件”。民间活动家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当年把犹太人驱赶出境的十个欧洲国家的元首送来了墓碑。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俄罗斯总统）和其他几位国家元首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了纪念碑上。有一处还建成了游览区和历史文献中心。戴勒表示：“这些是德国有关此类营地的最后一批历史证据了。”它们也是最后一批能够表明兰茨贝格监狱曾经参与希特勒迫害犹太人行动的确凿证据。

希特勒在关押于兰茨贝格监狱期间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就是《我的奋斗》。这本书后来的出版经历颇不寻常，非常引人注目。41925年，印刷出版的10000册第一卷《我的奋斗》销路很好，至少卖给了真正的信徒。“阿曼开始利用《我的奋斗》为自己获利”，汉夫施丹格尔在当年12月这样说道，那时刚开始再印10000册。5第二卷于1926年12月出版，销售缓慢。后来两卷合为一书，通常被视为“大众版”《我的奋斗》。由于希特勒的语言风格浮夸艰涩，政治观点顽固不化，再加上他领导的暴动遭到惨败，使得高级出版物的政治评论员纷纷认为希特勒“没希望了”。甚至，本身深奥难懂的《法兰克福报》也认为：“阿道夫·希特勒在一天之内消耗掉了全部军火。”6

20世纪30年代，随着希特勒在政治上平步青云，一路高升，人们对《我的奋斗》一书的兴趣也随之高涨。到1933年1月希特勒上任时，《我的奋斗》已售出24万册。7接下来这本书销量一路飙升，到年末总共售出100万册，其中许多卖给了德国公共图书馆。8到1945年希特勒自杀身亡时，《我的奋斗》已经售出1200万册，被译成18种语言。在每个德国家庭的私人藏书中，《我的奋斗》并非仅用于摆设，或者属于强制性购书的读物。学者奥斯马尔·普洛金格在对《我的奋斗》一书的写作、出版及阅读情况进行详细研究后，写出了一份长达632页的研究报告，反驳了那种长期以来认为《我的奋斗》只是一部没人阅读的历史上最有名的畅销书的观点。例如，通过对德国图书馆借阅记录进行调查研究后，普洛金格表明这本书的借阅次数颇多，从而否定了那种认为人们购买这本书只是为了摆设，或者仅仅将其作为结婚礼物收藏的看法。人们阅读《我的奋斗》这本书是出于自愿的。9

《我的奋斗》的那份原有书稿已经遗失。或者说所有书稿均已遗失，因为这本书据说在出版前经过希特勒本人以及不同助手的多次修改编辑，前后变动很大。即使在希特勒取得政治上的胜利时期，书稿也被视为国家秘密。希特勒本人拥有一本《我的奋斗》。1940年，在纳粹党大会期间举行的纪念“为伟大德国而奋斗”的展览活动中，他私下里不允许纳粹党档案管理人员公开展示《我的奋斗》书中的任何一页内容。即便是书页的照片也不允许对外展出。10海伦娜·贝希施泰因据说有一本希特勒赠送的《我的奋斗》，或者还给了希特勒，或者在柏林遭到轰炸期间被烧毁了。不过这种说法不足为信。在战争的最后一周，希特勒存放于柏林、慕尼黑与贝希特斯加登的所有文件几乎均由其副官尤利乌斯·肖伯销毁。在战争的最后时日，纳粹党的档案管理人员将成吨的档案扔进火炉里，许多原始文献化为灰烬。多年后，如本书第九章所述，只有《我的奋斗》前5页书稿以及希特勒所写的18页提纲被发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的奋斗》一书陷入了奇怪的境地。美国当局于1945年缴获了希特勒与纳粹党的剩余财产，包括马克斯·阿曼经营的埃耶出版社。但是占领军很快将所有权移交给了重新恢复的巴伐利亚政府。慕尼黑曾经是纳粹党的发源地，希特勒将其称为“纳粹运动首都”。巴伐利亚人对此非常敏感，立即将《我的奋斗》一书查禁。这一禁就是70年。由于版权有效期为70年，所有想用德文重新出版《我的奋斗》一书的企图均遭到巴伐利亚政府的阻挠。就连战后德国第一任总统特奥多尔·豪斯想把《我的奋斗》作为年轻一代的反面教材都未能如愿。只有在古旧书店的后仓库里，或者在研究型图书馆里才能找到《我的奋斗》。这本书已经成为禁书，成为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妖魔化陈迹，广大公众很难找到这本书。再说当时几乎无人在搜寻这本书。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我的奋斗》一书的主要内容由新纳粹团体传到了网上。尽管如此，只有少数右翼分子才有兴趣阅读。不知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真正读完了这部乏味浮夸的长篇大论。

2015年最后一天，随着版权有效期一过，巴伐利亚政府对德文版《我的奋斗》一书的禁锢也告结束。2009年德国纳粹时代重要研究中心——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开始研究编辑带有注释的“评述版”《我的奋斗》。这是自二战结束后，编辑出版的第一部德文版《我的奋斗》。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已经推出面向历史研究的12卷资料汇编读本，其中包括数千篇希特勒演讲稿、文章作品和各项命令；25卷约瑟夫·戈培尔日记。1961年又编辑出版了新发现的一部希特勒书稿。这部书稿是希特勒原本要作为《我的奋斗》第三卷出版（这部书稿后来作为希特勒的第二本书出版发行）。当代史研究所的该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安·哈特曼表示：“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出版希特勒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我的奋斗》，填补上空白才是明智之举。”

哈特曼介绍说，新版《我的奋斗》长达2000页，上下两册，几乎每页都带有学术分析和评论。这样将使这部让众人既恨又怕，对具体内容所知甚少的希特勒著作完全失去其神话色彩。出版这样一本体现出当代学术研究成果的《我的奋斗》，也是为了抢占先机，赶在那些有可能推出“裸版”《我的奋斗》的出版商前面。以色列历史学家、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博物馆馆长丹·米施曼支持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的这项再版计划，声称新版《我的奋斗》看上去将如同犹太法典《塔木德》一样。然而上述出版计划不久便遇到了困难，引发国际争论。首先，大屠杀幸存者团体表示反对。有些人担心这本书有可能被用来鼓动极右翼政治观点，煽动仇恨。但是当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没有就此止步，反而继续开展工作。他们计划于2016年1月推出新版《我的奋斗》，封面上没有希特勒头像，而是呈现出有些沉闷的学术研究格调；护封上带有一条很大的红色斜线，同20世纪30年代的版本一样。《我的奋斗》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完全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版的版本。经过解构、分析之后，希特勒的这部漫无边际、多处重复，有时还不易理解的论著便可按其本来面目去阅读。这是一部由心神不宁的未来独裁者所写的政治论著。用新版《我的奋斗》出版研究项目负责人哈特曼的话来说，11它是一部“宣传作品”。学者岑普芬尼格认为，《我的奋斗》也是希特勒未来行动的“路线图”，内容统一连贯，能够预言未来走向。121959年德国总统豪斯建议，最终可以把《我的奋斗》用作德国中小学和大学的历史教学参考书。

希特勒在举行暴动期间、接受审判期间和入狱服刑期间，网罗了一批心怀叵测的邪恶之徒，几经磨合考验，使他们后来在第三帝国时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在暴动过程身负重伤的赫尔曼·戈林，后来成为希特勒血腥政权的二号人物，最终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死刑。他吞服下藏匿的氰化物药丸，躲避了绞刑惩罚。海恩里希·希姆莱，这位戴眼镜的农学家在暴动那天夜晚曾为恩斯特·罗姆上尉扛旗，后来成为希特勒杀人机器中最为凶狠的纳粹党卫军头目。他在被捕后立即吞服了一颗毒丸，甚至逃过了纽伦堡法庭审判。罗姆死得较早，在1934年“长刀之夜”被希特勒下令处死。

希特勒最忠诚、最能阿谀奉承的助手鲁道夫·赫斯后来当上了纳粹党副元首，成为内阁成员。但是这位在兰茨贝格监狱为希特勒详细记述言行的人却于1941年背叛自己的主人，驾驶一架小型飞机前往苏格兰要与英国人讲和。英国人认为他不可靠，立即将他关押起来。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他被判终身监禁。赫斯在柏林的施潘道监狱度过了41个春秋。1987年，他在监狱里自杀身亡。

参加过啤酒馆暴动后来官居高位，最终又丧命在纽伦堡绞刑架上的人物还包括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他是纳粹党内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思想家，后来担任纳粹东方占领区（包括乌克兰）事务部长。威廉·弗里克曾经是慕尼黑市警官，后来担任希特勒的内务部长，起草过大部分针对犹太人的第三帝国法律。汉斯·弗兰克担任过希特勒的法律顾问，后来成为被占领的波兰总督，以其充沛精力和残酷手段继续为元首效力。弗兰克在里面要竖起绞刑架的那座体育馆附近一个牢房里等待行刑期间，写出了一部长达1000页的回忆录，内容包括经常同希特勒谈话和外出期间产生的个人见解。弗兰克所写的回忆录被称为《在绞刑架的阴影下》，可谓恰如其分。

奥托·卢克尔原是关押希特勒的兰茨贝格监狱的看守，最终在绞刑架上丧命。他从监狱调到希特勒的党卫军，后来又在战争期间被派往奥地利，在那里监督处决至少1000名马里博尔集中营的斯洛文尼亚囚犯。1949年他在卢布尔雅那受审，后被处以绞刑。

身材瘦长的徳裔美国人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早在1923年就是希特勒身边的心腹成员，后来既避开了元首的震怒，又逃脱了纽伦堡审判。汉夫施丹格尔打算两面讨好，赶着希特勒的强势潮流登上高位，当上了希特勒的国际新闻发言人，同时又在1933年以后千方百计减弱纳粹统治的极端暴行。但是在1937年，他意识到自己已成为以戈林为首的一些贬毁者的攻击目标。他必须远走高飞。他写道，由于被迫空降到西班牙内战的虎口险地差一点丧命，后来又前往瑞士，最终抵达英国。他被当作外敌拘押起来，后来押送到加拿大，最终抵达美国。他在美国被关押在弗吉尼亚一个破败的种植园里，成为美国总统罗斯福手下工作人员的一名秘密顾问。战后，汉夫施丹格尔居住在慕尼黑附近，撰写回忆录。不难想象，他撰写的回忆录肯定会为自己评功摆好。不过也的确有助于了解最终同1923年暴动相关的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生活。汉夫施丹格尔于1975年去世，终年88岁。

有些人参与过1923年和1924年的纳粹活动，由于为希特勒效劳而大发横财。马克斯·阿曼以前是位陆军中士，后来接管埃耶出版社，依靠销售量猛增的《我的奋斗》和发行量飙升的《人民观察家报》建立起一个庞大商业帝国。希特勒委任他为帝国新闻协会与报业印刷商协会会长，赋予他督管德国所有出版物的大权。如有与官方路线相背者，他有权强迫使其停业。那位长着山羊胡子的法官格奥尔格·奈德哈德曾经在审判希特勒叛国罪的法庭上让希特勒左右现场诉讼进度，最后判处希特勒“不剥夺荣誉”安逸自在地关押在要塞监狱里（六个月后假释）。此人在希特勒执掌大权后也颇为得志。希特勒论功行赏，让他当上了巴伐利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这位法官1941年去世时，希特勒以元首的名义，亲自派人把一个大花圈摆在了他的葬礼上。

在审判希特勒叛国罪期间，古斯塔夫·冯·卡尔态度极为坚决地反对希特勒，反对他的勃勃野心。后来卡尔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这位前任高级专员、当时已是退休的公务员，被纳粹党卫军成员从公寓里拖了出来，惨遭折磨，最后丧命。卡尔面目全非的尸体在达豪集中营附近的沼泽地里被人发现。希特勒的同谋，审判中的共同被告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很快失宠于希特勒，加入了一个神秘的政治团队，既攻击基督徒，又同样攻击犹太人，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政治怪人。他和希特勒渐渐疏远，最后甚至成为敌人。鲁登道夫于1937年去世。

在暴动夜晚遭到希特勒手下党徒损坏的那家市民啤酒馆，后来因与纳粹党结下不解之缘而获利颇丰。到希特勒于1933年大权在握时，以前那次失败的暴动也已成为英雄传奇。其中的纳粹死亡者均被官方视为受人尊敬的烈士，通过悬挂大型牌匾，在音乐厅广场安排仪仗队的形式来纪念他们。那16位阵亡者埋葬在附近一座希腊风格的荣誉纪念堂里。每年在啤酒馆暴动周年纪念日11月8日这天，希特勒都要举行纪念仪式，率领仪仗队伍从音乐厅广场出发前往市民啤酒馆，然后在那里发表演讲。

但是这种定期举行盛大纪念活动的做法险些要了希特勒的命。1939年，仅在希特勒刚刚入侵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月后，那家市民啤酒馆便成为一次蓄意谋杀希特勒的现场，差一点为全世界终结了希特勒噩梦。有位名叫格奥尔格·埃尔瑟的聪明木匠，一连两个月在市民啤酒馆关门后干夜班。他一心要“改善工人生活状况，避免战争”，于是把一个延时爆炸装置安放在了市民啤酒馆讲台后面的支柱里。埃尔瑟知道希特勒从晚上8点半开始至少要讲上一个小时，历来如此。因此他将自制的爆炸装置的引爆时间设定在晚上9点20分。但是由于那天晚上慕尼黑机场大雾弥漫，希特勒在8点提早开始演讲。讲过1小时7分钟后，希特勒于9点7分离开市民啤酒馆赶乘返回柏林的那趟火车。13分钟后，埃尔瑟自制的炸弹轰然作响，炸毁了啤酒馆，当场8人毙命，60人受伤。希特勒13分钟前站的那个地方完全被炸毁。德国作家克劳斯·克里斯蒂安·马尔詹写道，在20世纪的历史上，“这13分钟造成的损失最为惨重”13。作为战时炸弹袭击的受害场所，那家市民啤酒馆如今已销声匿迹，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开发项目。矗立着那根支柱的原址上只有一个牌匾，纪念着格奥尔格的当年壮举。

如今兰茨贝格监狱仍然是巴伐利亚州的一座刑罚机构，关押着500多名囚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要塞监狱中的希特勒牢房与其他牢房均被拆除。内墙被拆掉，那个开放式大房间又恢复了监狱初次开设时所起的作用——监狱小型产业加工的劳作场所。要塞监狱的外墙仍然存在。牢房中的高窗没有变，只是上面的铁栅栏略有腐蚀。当年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每天透过这几扇高窗向外眺望。2015年，笔者爬上楼梯上了二楼，来到希特勒牢房窗前，依然可以透过牢固的铁栅栏看到当年展现在希特勒面前的那同一片质实无华的绿色景观。站在希特勒曾经生活、就寝和工作的地方，心里有一种奇怪的亲临希特勒空间的感觉。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位未来的独裁者将其许多扭曲邪恶的思想诉诸文字，写在了书里。希特勒虽然已经离开了90年，可是他的阴魂似乎仍然滞留在具有160年历史的要塞监狱大楼里。从这个地方，经由那个人，酝酿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灾难，其中大部分就酝酿于这个狭窄的牢房里。

那些绞刑架毫无壮观之处。设计简单的大木箱一侧有一段阶梯通到上面；下面是个封闭的空间，这样便看不见垂下来的尸体。既不同于17、18世纪伦敦的公开处以绞刑时的大场面，也不同于巴黎谐和广场上的囚车和断头台，绞刑架不设行刑台。这是一种不光彩的结局。被判绞刑的犯人从来都穿着一般的衣服，好像去工厂上班一样。犯人的双手捆在一起，表情从来都是那样严肃阴郁。行刑时，犯人被慢慢带上台阶，沉默不语。上面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人，手里拿着套索。另外还有一位牧师，其装束完全遵照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传统，身披一件镶着花边的白色法衣，衣袖宽大，凸显出牧师特色，手里拿着一本黑皮书。绞刑架四周站着一些人。从穿着的制服来看，他们是美军士兵，头戴印有军警标志的钢盔。

曾经关押希特勒一年的兰茨贝格监狱是巴伐利亚州的一个监狱，后来被改为美军第一战犯监狱，其作用是惩罚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罪大恶极的战犯。它所承担的一个任务是处决那些被控在战争期间犯有反人类罪的德国人（通常是在集中营里犯有大屠杀罪）。从1946年至1951年，共有259名犯人在距关押过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要塞监狱只有55米的绞刑架上被处决，另有27名犯人被枪决。那些在沉闷的早晨爬上绞刑架的德国罪犯，为20年前希特勒在七号牢房里启动的罪恶计划付出了最后代价。希特勒先是受审25天，然后又在狱中一周又一周地从事写作，对狱友们说古道今，一共在狱中关押了13个月——这些漫长的戏剧性活动以月来计数。但是那些跟随希特勒滑向深渊的罪犯，只用了片刻时间就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宣布死刑后，牧师念了几句赐福祈祷，接着便被戴上了黑面罩，一条绞索套在了脖子上。对他们而言，那场战争恰恰就结束在它开始酝酿的地方。希特勒的心中就是在这里浮现出种种雄伟壮观的景象，后来又在全世界推行纯洁种族、攻城略地的狂妄计划。

致谢

撰写学术研究专著的独特乐趣在于，可以接触到各位令人钦佩的学者，他们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特定研究专题上。我一次又一次幸运地得到了下述各位学者的慷慨建议和指导，他们是萨尔茨堡市的奥斯马尔·普洛金格，慕尼黑市的保罗·豪泽和克里斯蒂安·哈特曼，马里兰州的杰弗里·赫夫，以及经常在佛蒙特州和慕尼黑市工作、生活的阿兰·E.斯坦维斯。同时，我在理解德国的政治与历史方面多年来受益于罗伯特·杰拉尔德·利文斯顿、杰克逊·简斯和杰里迈亚·里默尔等几位学者的鼎力相助。还有欣然抽出时间，与我分享宝贵经验的其他学者专家，包括罗曼·托佩尔、莱茵哈德·韦伯、戴维·克莱·拉奇、克里斯托夫·扎费林、丹·米奇曼和雅各布·策尔曼。

虑事极为周到，具有作家头脑的劳伦斯·拉图雷特和乔纳森·M.维斯格尔阅读了我的手稿，非常慷慨地给予我指点和鼓励。

在这所有一切的背后，还有我同德国最优秀的一些作家、新闻记者结下的深厚友谊。他们是克劳斯·克里斯蒂安·马尔詹、家波尔·斯泰因加特、克莱门斯·韦京、格雷戈·彼得·施密茨、亨里克·布罗德。由于施密茨的引荐，我在努力查找珍贵文献的过程中得到了《明镜周刊》研究俊才豪克·杨森和科尼·纽曼的帮助，受益匪浅。慕尼黑摄影师沃尔夫冈·韦伯则为颇受欢迎的故事增添了一些生动细节。

在这些热情支持我的同行当中，迈克尔·S.库伦与众不同。若论指导任何人撰写有关德国的文章专著，他确实很有资格，实力不凡。库伦用德语撰写严肃历史著作和杂文，在人生近5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我的挚友。

每一位研究者都离不开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员的支持。克劳斯·兰克海特的热心指导和有时提出的告诫也使我受益匪浅。他对于希特勒和第三帝国了如指掌，在慕尼黑市不可缺少的现代历史研究所担任首席档案保管员。西蒙娜·保尔米赫在这家研究所里协助我接触到了一些学者和研究资料。向我提供帮助的热心人士还有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戴维·莫里斯、马克·蒂姆纳森和安珀·帕拉尼克；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霍利·里德和沙龙·卡利；华盛顿德国历史研究所的艾维·哈特曼；巴伐利亚国家档案馆的西尔维娅·克劳斯，约翰·珀恩巴切尔和约瑟夫·安克尔；慕尼黑国家档案馆的克里斯托夫·巴赫曼及其精干团队；纽伦堡国家档案馆的彼得·弗莱施曼；慕尼黑规模宏大，馆藏丰富的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的众多馆员。特别感谢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令人惊叹的照片档案部工作人员安格莉卡·贝茨。

我在上述各家机构开展的研究工作，由于有了考特尼·玛丽·伯勒尔的协助而效率大增。她是慕尼黑大学一位很有才华的研究生。

我要感谢哈罗德·艾辛格和监狱主管莫妮卡·格罗斯带我参观兰茨贝格监狱，以及希特勒曾经生活、工作和就寝的地方，让我大开眼界。我还要感谢巴伐利亚州长霍斯特·泽霍夫的发言人丹妮拉·菲利皮，是她使这次参观兰茨贝格监狱之行得以实现；感谢已退休的监狱历史学家克劳斯·魏契特热情地回答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还有一位兰茨贝格当地人值得我特别感谢——曼弗雷德·戴勒，他是一个勇敢的，有时也是松散的平民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团体的领导人。这个团体的成员逐渐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兰茨贝格在虐待犹太人奴隶劳工方面所起的作用。20年来，戴勒和他的同事们一直致力于保存曾经关押死囚犯的可耻土屋营房遗址。在这个过程中，戴勒掌握了大量文献资料，非常了解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关押期间的情况，以及在希特勒掌权后兰茨贝格监狱被改造成参拜瞻仰圣地的情况。戴勒带我到他的家中做客，向我一一介绍他收藏的物品，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提出的一些旨在澄清事实的问题。他是为伸张正义在奔波操劳，所有这一切全都清楚地展现在如下网站上：http://www.buergervereinigung-landsberg.org.

打开一扇新窗，进一步揭示扑朔迷离往事的内幕，有时是一件令人却步的挑战。在这方面，作家需要其他作家朋友的大力支持。我得到的不可或缺的此类支持来自于小詹姆斯·雷斯顿、劳伦斯·里莫尔、罗杰·M.威廉姆斯、艾拉·茨温格尔、马克·奥尔沙克、安·布莱克曼、迈克尔·普泽尔、马克·佩里、乔尔·斯沃德洛、丹·莫尔迪。

写书的缘由多种多样。本书缘起于《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非常感谢专栏编辑克莱·里森在本书修改出版方面给予我的帮助。离开优秀经纪人和编辑，出版任何专著都无从谈起。在罗斯出版代理公司，我有幸得到盖尔·罗斯和达拉·卡耶的指导。在里特尔-布朗出版社，我有幸得到约翰·帕斯利和让·加内特的帮助。他们全都是指导作者们顺利出版作品的大师。

最后要说的是，如果没有我妻子琳达·哈里斯在编辑方面给予的敏锐独到、始终如一的忠实支持，我的研究写作会仍然处在手忙脚乱的状态。像往常一样，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的妻子。

出版后记

坚硬又脆弱的1924年

我对希特勒的兴趣是从刚上大学时开始的；记得踏进大学校门读得第一本书就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研究生找工作的时候还读了《希特勒的暗堡》（从地摊上买来的）。还记得大学时有个同班同学，读到第三年就因病退学了——因为有一次半夜起来他声称自己是希特勒。

在20世纪那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中——希特勒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位；也许正因此，历史学家和公众对其发迹的原因一直保持着不寻常的兴趣——这既是掩卷沉思后的后见之明，也更是但愿此后再也不要发生此类事件的先见之智。其原因在于一切良知之士的如下美好愿望，即如果我们知晓了这种事发生的原因，我们就能在未来避免它再次发生。但历史却似乎并不按照人们的良好意愿发展，去看看德国人自己拍的电影《浪潮》，就知道这种事运转的逻辑：一旦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历史又会重新上演“惊人相似的一幕”。

在新出版的希特勒研究著作中，这一本确实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料。作者凭借为大众所不熟悉的史实和流畅的文笔，以白描式的手法勾勒出希特勒在1924年的所作所为，以及德国政府（主要是巴伐利亚行政当局及司法界）、德国民众、巴伐利亚的政治文化精英对希特勒及其行为的看法和反应。展现了希特勒，一个在政治上几近山穷水尽的草莽之辈，在逆境中翻身而起，在几乎就要被驱逐出境的谷底一跃为德国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和政坛上的一颗耀眼巨星的传奇历史。1924年，希特勒的劣势全都成了他的优势；这一年以后，无人再能阻挡这位维也纳曾经的流浪汉在德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直至其正式登上元首宝座，开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幕。

莫不是在这一年，后来的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底稿就已拟就？从那一年写就的《我的奋斗》来看，的确是这样的。人们评论说，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将他的意图和纲领说得如此清晰和具体，并且在其上台后又如此不折不扣地加以实施和执行。只是，彼时欧洲的大人物中没人注意这位在啤酒馆暴动的领导者的疯人疯语，而当他们愿意静下心来仔细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全世界却已无法阻挡他的脚步了……

历史是多么不容置疑，历史又是多么脆弱！

我诚挚地推荐这本书，它非常值得一读。

本书出版人

申明

2018.06.14

注释

参考文献

目录

CONTENTS

人物表

前言 丽兹大酒店——（巴黎的一面镜子）

1 巴黎市内的瑞士王国

2 轰动巴黎的开业庆典 1898年六月1日

3 旺多姆广场上空的激烈空战 1917年7月27日

4 丽兹大酒店的“美国天使” 1940年9月1日

5 飘向巴黎的美国人 1944年

6 法国女演员和她的纳粹情人

7 酒吧犹太侍者与抗德组织

8 美国妻子与瑞士经理

9 德国将军与巴黎命运

10 记者团风风火火赶赴巴黎

11 欧内斯特-海明威与丽兹大酒店的解放 1944年8月26日

12 不让须眉的占地女记者 1944年8月26日

13 巴黎开出的最后一批列车

14 战争期间的可可·香奈儿

15 金发美女与核物理学家

16 同德国人重续前缘

17 日益衰落的巴黎影响力 1951年6月

18 战争的漫长阴影 1969年5月29日

后记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图片出处

人物表

酒店员工

布兰琪·奥泽罗：美国出生，轻率任性，容貌秀美，德籍犹太人，是丽兹大酒店总经理的妻子。二战期间，她靠一本假护照生活在巴黎，不知不觉被拉入秘密抵抗组织。

克劳德·奥泽罗：丽兹大酒店总经理，法国老兵，擅长迎合满足富人名流的各种怪念头。平时待人极为彬彬有礼，但对大酒店里的德军占领者却非常轻视，毫不畏惧。他瞒着妻子加入了在丽兹大酒店后厨里调遣的第二个抵抗组织，该组织受到德国人严密监视。

汉斯·弗朗兹·埃尔米格：瑞士出生，讲德语，爱发号施令，担任副经理职位，负责管理同纳粹有关的日常事务。他是丽兹大酒店董事长汉斯·冯·普菲费尔男爵的侄子。表面上严守中立立场，在二战最后一个夏季，他和妻子吕西安娜一起严守着一个危险的秘密。

玛丽-路易斯·丽兹夫人：丽兹大酒店已故创始人凯撒·丽兹的遗孀。她是一位精明的女商人，但也常常表现得虚荣愚蠢。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两条比利时矮种犬陪伴着她。丽兹夫人很看不起布兰琪·奥泽罗，后者也不甘示弱，以牙还牙。

查尔斯·丽兹：小名“查理”，是玛丽-路易斯·丽兹同丽兹大酒店创始人凯撒·丽兹所生的儿子。他酷爱体育运动，对担任酒店经理兴趣不大，是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酒友。

弗兰克·梅耶：丽兹大酒店康朋街一侧酒吧里具有传奇色彩的调酒师，是20世纪30年代一些极负盛名的古典鸡尾酒发明者。奥地利出生，拥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法国和德国情报人员都知道在弗兰克酒吧后面运作着一个非正式的邮局。他的副手兼接班人是乔治·舒尔。

苏斯先生：瑞士人，丽兹大酒店副总经理，惯于在两派中间耍手腕，为己谋利。他同克劳德·奥泽罗一起规避德国人制定的空袭管理条例，帮助同盟国；他又与德国人合作，参与掠夺巴黎文化遗产。

奥利维亚·达贝斯卡特：侍者，酒店领班，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密探，十分健谈。他为人严肃，办事很有分寸，沉着冷静，令人生畏，是丽兹大酒店社会声望的最终仲裁者。在那些惧怕他的人看来，他是欧洲王座后面沉默不语的实力派人物之一。

奥古斯特·埃斯科菲：丽兹大酒店共同创始人之一，20世纪最杰出的名厨。他开创了现代菜单，终使女士们能在公共场合上用餐。法国女演员萨拉·伯恩哈特是他分分合合的情人，最能使他激情迸放，爱到极致。

德国人

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吸食吗啡，炫耀过分，经常表现得荒谬可笑的德国空军将军，二战大部分时间他入住在丽兹大酒店掠夺艺术品，指挥纳粹战争机器，拼命躲避残酷无情、大发雷霆的希特勒，因为希特勒指责他这位副司令未能取得称霸世界的战果。

汉斯·斯派达尔上校：德国上校，在被占领的巴黎担任过各种参谋长职务。在德军占领初期，他负责监视丽兹大酒店的日常管理活动。后来他参加了那个夏季注定要失败的密谋刺杀希特勒的瓦尔基里行动。

卡尔·海恩里希·冯·斯图普纳格尔：在被德军占领的巴黎担任最高军事指挥官。他与其表弟凯撒·冯·霍法克中校均为遭到失败的瓦尔基里行动主要成员。

凯撒·冯·霍法克：与他的表兄卡尔·海恩里希·冯·斯图普纳格尔在巴黎同为遭到失败的瓦尔基里行动主要谋划者。

汉斯·巩特尔·冯·丁克拉格：英俊迷人，40多岁的德国外交官，以善于追逐女人并在二战期间同时装设计师可可·香奈儿爆出的风流丑闻而闻名于世。他也是入住在丽兹大酒店里的花花公子、间谍，为人缺乏忠诚品质。

汉斯·尤尔根·苏林：纳粹德国空军军官，二战期间为著名法国电影明星阿莱蒂的情人。

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在德军占领巴黎末期守卫巴黎的德国将军，他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拒绝将巴黎付之一炬。他这样做也许并非完全出于公心。

威廉·加纳里斯：驻扎在巴黎的阿博维尔德国情报机关首领；作为英国双重间谍，他从事着隐秘的反情报活动，直到1944年冬季事情败露，遭到逮捕。

阿诺·布莱克：“希特勒的杰出雕塑家”，纳粹党重要成员，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巴黎艺术界同富人名流交际甚广，与让·考克托、毕加索成为朋友，他的妻子德梅特拉还给毕加索当过模特。1942年，他重返被德军占领的巴黎，举办一次著名的艺术展，当时正值法国通敌叛国的高峰时期。

政治家

夏尔·戴高乐将军：脾气暴躁的自由法国流亡政府爱国领导人。1944年夏季，他对于解放巴黎的看法与同盟国军队的谋略日益相左。

温斯顿·丘吉尔：富有辩才，英国战时首相，言行举止颇有上流社会气度，丽兹大酒店常客。在法国蓝色海岸地区几次度夏时结识了可可·香奈儿。由于他对争吵不休的夏尔·戴高乐日益不满，情愿让乔治·曼德尔担任法国领导人，并在德军占领巴黎的末期，毫不顾忌地公开表达这样的意见。

乔治·曼德尔：衣着不太得体的新闻记者，犹太人，曾担任过法国内务部长，他是丽兹大酒店的长期房客，在巴黎陷落时劝说玛丽-路易斯·丽兹继续开门迎客。二战初期即遭到逮捕，被德国人当作犯人监禁起来。他的宿敌终将他处以死刑。

皮埃尔·拉瓦尔：在纳粹德军占领法国时期担任法国维希政府首度部长。烟瘾极大，几乎手不离烟，是一位残酷无情的实用主义者，重大通敌叛国者，经常出入丽兹大酒店。他逐渐掌握了巨大的个人权利，曾责令将犹太儿童驱逐出巴黎，然而却自称仅仅是一位“破产托管人”。

保罗·莫兰德：法国外交官，作家，是可可·香奈儿、让·考克托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等人的朋友。他起初暗恋着苏卓公主，后来终成为她的丈夫。在苏卓的影响下，他在德军占领期间站到了法国维希傀儡一边。

美国二战军人与新闻记者

罗伯特·卡帕：勇敢无畏，富有个人魅力，英俊帅气，是位在匈牙利出生的美国摄影记者。在巴黎解放前夕曾与欧内斯特·海明威发生过激烈争吵。他是电影明星英格丽·褒曼的情人，卷入了导致海明威第三次婚姻破裂终结的波折中。

玛莎·盖尔霍恩：美国战地新闻记者，海明威第三任妻子，活泼机智，特立独行，个性强势，遭到电影明星玛琳·迪特里希的恶毒忌妒，而自己却浑然不知。

李·米勒：美貌名动一时的美国摄影师、战地新闻记者，在《时尚》杂志旗下供职，著名画家毕加索的朋友。同美国记者海伦·科尔克帕特里克一样，她也报道过巴黎解放的前后经过。

玛丽·威尔士：美国新闻记者，雅号“贵夫人”，活泼快乐，娇小可爱，说话直率，口无遮掩，惯于穿着紧身毛线衫而不戴文胸。二战期间，他与海明威在丽兹大酒店有过一段风流韵事，继而成为这位美国著名作家的第四任妻子。她与电影明星玛琳·迪特里希相处融洽，却受到罗伯特·卡帕的轻视，她也曾亲临其地报道过巴黎解放的前后经过。

亨利·伍德拉姆：美国飞行员，在巴黎解放前夕的一次白天执行空袭任务时被击落，是“活着走出”被占领的巴黎的少数同盟国飞行员之一。在遭到盖世太保追捕时，法国民众救了他，使他有幸生还。此前这种情况绝无仅有，令他万分感激。

弗雷德·沃登伯格：曾担任过杜邦化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后来巴黎解放后响应美国政府号召，成为他那一代人中科学界的詹姆斯·邦德。在巴黎加入了隶属于曼哈顿工程的地下情报小组，力图阻止德国发展核武器。

欧文·肖：小说家，剧作家，新闻记者，也是一位情场失意者。正是他本人把自己的女友玛丽·威尔士介绍给了具有大男子气概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后来罗伯特·卡帕在丽兹大酒店向英格丽·褒曼求爱时，欧文·肖又替人家埋单。

詹姆斯·加文：美国陆军中将，雅号“跳跃的吉姆”。1945年，他在轰轰烈烈地爱着玛莎·盖尔霍恩的同时，还要面对着决不让步、频频耍手腕的电影明星玛琳·迪特里希。

作家

马塞尔·普鲁斯特：性情古怪，总有些紧张不安，才华横溢，创作出被许多人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长篇小说的作品《追忆似水年华》。在创作过程中，把丽兹大酒店真正当成了自己的家。

让·考克托：吸食鸦片，极富才华的作家、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曾设法拯救一些犹太人朋友，使他们免遭驱逐，但是对希特勒却心存敬意。他是可可·香奈儿、马塞尔·普鲁斯特、萨卡·奎特瑞和阿莱蒂等人的老朋友。

让·保罗·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娃：这是法国彼此不相配的一对知名知识分子夫妇，他们曾在丽兹大酒店海明威的客房里举杯豪饮，十分痛快。西蒙娜·德·波伏娃与“爸爸”海明威有时不仅仅只是在一起饮酒。酒店员工曾经注意到有一天早晨她离开大酒店时着装发式显得有些凌乱。

萨卡·圭特瑞：法国著名剧作家，电影编剧。作为聪明机智、生活奢华的巴黎宠儿，他在丽兹大酒店开心地追求着自己的快乐和浮华生活，全然不问政治，不顾人世后果。

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爵士时代的代言人，美国著名作家。在他堕落酗酒期间，丽兹大酒店的酒吧成为他举杯豪饮的好去处。

欧内斯特·海明威：美国小说家，著名冒险家，以其颇具男子汉气概的英雄壮举和独具特色的简短语句而著称于世。在德军占领巴黎的最后时刻，他率领手下那只“杂牌军”混成部队解放了丽兹大酒店，也解放了地窖里多瓶特定年份酿制的上等葡萄酒。在最新开启的美式奢华占领期，“爸爸”在随后几个月里把丽兹大酒店变成了自己的家。

电影明星与富人名流

阿莱蒂：性感迷人的法国电影明星，在全国有影响的社会名流。二战期间，她在丽兹大酒店与其德国情人汉斯·尤尔根·苏林过着奢华的生活。她那种“交际花似的通敌叛国行径”在被德军占领的巴黎引起了公愤，处境危险终使她遭到严厉的报应。

萨拉·伯恩哈特：世称“神女萨拉”，19世纪末20世纪初舞台上的传奇人物，也是丽兹大酒店合伙创始人名厨奥古斯特·埃斯科菲的朋友与情人。

爱尔莎·麦克斯韦：傲慢无礼，身材圆润，极为乏味，原是美国中西部一位同性恋女子，在20世纪20年代把疯狂的社会聚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后来成为公认的上流社会女皇之一。这一切都是从丽兹大酒店的沙龙做起的。

劳拉·梅·克里甘：起先在美国国内就被许多人轻视为傍大款的讨厌女人，后来真给自己找了一位坐拥巨额家资的富翁，只是这位富翁还患有心脏病。等他过早地撒手人寰以后，她就在伦敦和巴黎（住在最豪华的套房里）两地过起了奢华生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她必须做出勇敢的抉择。

温莎公爵夫妇：他们更为著名的身份是英国前国王爱德华八世和美国离异女士沃里斯·辛普森夫人。他们的爱情故事，经常成为报刊头条新闻。暗地里他们的亲法西斯同情态度引起了极大恐慌。

路易莎·卡萨蒂侯爵夫人：富有程度令人惊讶，奢侈铺张，遐迩闻名，也许有些精神错乱；这位侯爵夫人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独具现代特色的表演艺术。在20世纪前10年和20年代的巴黎丽兹大酒店俨然成了她喜爱的表演背景。

亚历山大·罗森伯格：时年24岁，有文化教养，父亲是艺术经销商，犹太人，其私人艺术馆当时已成为巴黎艺术中心。他起初在英国为夏尔·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而战，后来于1944年返回巴黎，以军官身份参与解放巴黎的行动，并在驶离巴黎的最后一批德国人列车上有了惊人的发现。

苏卓公主：容貌俊美，工于心计，水性杨花，最终成为亲德分子。这位已经嫁人的公主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倾心的最后一位美女，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使普鲁斯特与他的朋友保罗·莫兰德绝交。

玛琳·迪特里希：德国出生，美国好莱坞电影界的传奇人物。在二战末期，她参加劳军巡演鼓舞同盟国军士气，却把丽兹大酒店称为自己的家。她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朋友，也是玛莎·盖尔霍恩的死敌。

可可·香奈儿：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丽兹大酒店的长住房客，她的旗舰精品店就设在康朋街对面。二战期间她关闭了时装店，与她的德国情人汉斯·冯·丁克拉格住在丽兹大酒店。当英国、法国和美国政府在巴黎解放后问及她在战时从事的那些可疑的非法活动时，她俏皮地说道，如果有幸遇到同她年龄相仿的恋人，她不想查看他护照上写着什么。

乔茜·德尚布伦夫人：法国通敌叛国者皮埃尔·拉瓦尔的女儿，战时社会名流，在德军占领巴黎期间经常出入丽兹大酒店。她是可可·香奈儿、阿莱蒂和萨卡·奎特瑞的朋友，电影界的“天使”，经常利用同德国人的关系为演员办事。

英格丽·褒曼：瑞典电影明星，同亨弗莱·鲍嘉在战时经典影片《卡萨布兰卡》中演对手戏。巴黎解放几个月后，她在丽兹大酒店爱上了焦躁不安的罗伯特·卡帕。

前言

丽兹大酒店——（巴黎的一面镜子）

1940年，德国军队与法国平民

著名的大酒店从来都体现着社会观念，准确地反映出它们所服务的特定社会阶层的各种特点。

——琼·迪丹，出自《白色专辑》，1979

本书的写作念头最初并不是在美丽的旺多姆广场形成的，甚至也不是在巴黎。本书最初酝酿成形是一年冬季的下午，在柏林前东区俯瞰亚历山大广场的一位朋友的公寓里。

当时我们在聊天。我一边聊天一边仔细翻阅着厚厚一摞影印的英法政府文件，那上面记录着著名时尚设计师可可·香奈儿在战争时期参与从事的各种活动。在描述巴黎占领情况的解密情报信件中，我多次读到丽兹大酒店这个名字，了解到一些大名鼎鼎或声名狼藉的房客。入住大酒店的有些房客是德国高官和轴心国高官，有些房客是法国富人，有些则是美国人。其中许多人是间谍，掌握着各种危险的秘密情报，其效忠态度动机复杂，令人头晕目眩。他们在旺多姆丽兹大酒店里过着富裕豪华的生活，关系密切，四分五裂的欧洲大舞台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那天下午，我对我的那位德国朋友道出了心中的疑惑：在巴黎被德军占领期间那些生活在这家著名大酒店的人士背后都有哪些来历与故事？在香槟鸡尾酒会上和铺着白色台布的餐桌上，在走廊，在富丽堂皇的套房和厨房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如何影响了在丽兹大酒店里不期而遇，或有约相见的那些人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影响了成千上万其他人的生活？如何影响了法国，影响了我们整个欧洲错综复杂的21世纪发展进程？

这些入住丽兹大酒店的男男女女各色房客来自20世纪最大冲突的各方，被一起卷入了历史潮流漩涡。在二战期间对于数百万名酒店入住者而言，生活仍在继续——有时生活已告结束——就在王宫般豪华的大酒店墙内；这里已经融入了成为现代巴黎文化传奇。当丽兹大酒店成为国际列强的汇聚之地时，那里发生的一切将会改变每一个列强国家。而他们又会以其合力改变20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本书讲述的就是那段激动人心、不同凡响的历史往事，其中交叉呈现着既鼓舞人心，又令人生畏的复杂多变的人性画卷。

20世纪40年代的巴黎距今有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在当时那个花花世界身穿绸缎晚礼服的女士们用长长的象牙烟嘴吸着香烟，男士们仍戴着宽边礼帽；头戴便帽的侍者匆匆地把女客人的毛皮披肩带走，司机们在街角等待着乘客，而爵士歌手则在蒙马特高地深夜卡巴莱歌舞表演中低声哼唱着爵士歌曲。

这一切已成为过去。但是对于许多人而言，却根本无法忘却往昔的时光。因此，归根结底，这也是当前我们要面对的事实。我们全都生活在历史那漫长的阴影之中。

在这家豪华大酒店的餐厅里，暂时看不到战争及其各种奸诈的迹象，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占领巴黎期间，德国军官脱去军服，经常使用法语与人交谈。和他们一同进餐的巴黎人采取一种故作中立的姿态，以求得自己的快乐。在午餐“圆桌”社交宴会上，设计师、实业家和外交政治家之间经过讨价还价达成相互合作的经济利益协议。在丽兹大酒店里进行的上述磋商会谈为建立当今的欧盟奠定了基础。

对于其他人而言，这段历史留下的记忆更加具有个人色彩。德国人占领的是现代法国的中心。而在把自己视为亲法者和讲求实际利益者的人看来，德国人占领的是现代法国的最难以回避的中心。

在任何一种文化当中，总有一些事情即使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之后仍然使人感到险象环生，心有余悸。在法国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至少有一次别人警告我不要讲述这样的故事。向我提出警告的是一位法国老妇人，这是一位穿着整洁、目光敏锐的女士，多年来仍然清楚地记得在二战以及二战结束后那些黑暗的岁月里发生在巴黎的许多往事。2010年春季一天下午，我们在一点儿也不时髦的巴黎17区一间很不起眼的咖啡馆里见面了。她已故的丈夫当年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同占领法国的法西斯当局作过斗争，同那些并不总具有德国人方便身份的法西斯分子作过斗争。通过几番周折联系，她终于同意和我见面，也许还能透露一些秘闻轶事。

下面是她对我讲述的第一件事。

“大多数跟你说当年参加过抵抗运动的那些人顶多是捏造事实。有些最恶劣的人简直就是骗子。那是一场规模很小的抵抗运动，行动隐蔽，对外保密，一旦被发现就会付出惨痛代价。战后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支持过那场抵抗运动。这是法国人的一种集体幻想。”

后来随着我们周围的环境变得非常安静，她便把丈夫生前获得过的战争勋章一一摆放在我面前的咖啡桌上。

“这下你知道我不是装腔作势了吧。”然后她又说道，“有句话我要在这里跟你说一下：你要寻找的事实真相随着战争结束就埋没在历史陈迹中了。也许在那之前就消失了。你提的问题比你认为的还要危险。有关丽兹大酒店和德军占领法国的那本书，你还是不写为好。抱歉了。”

无论如何，你手里掌握着证据，所以我没有听从那个建议。我之所以没有听从那个建议，原因可能是对于20世纪70年代成长起来的美国作者而言，那段历史颇有些离奇神秘的色彩。那一段往事有什么可能打动我？有什么可以打动像我一样已到中年的后原子时代出生的那代人？然而，二战时期在丽兹大酒店发生过的事情，德军占领期间在巴黎发生过的事情，均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些不完全同我们无关的核冲突奠定了基础。德军对巴黎的占领是极为明显的大规模城市恐怖主义行动。

但是以白纸黑字写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常常叙述得过于简单化，这也是事实，只是将其视为一次善恶力量之间所展开的史诗般激战。我们知道，其中有抵抗者，也有通敌者。当然，这些人不属于这一类，就属于另外一类，泾渭分明。然而，对于在德军占领时期生活在巴黎的大部分人而言，能否生存取决于一个人在微妙复杂的战争现实中游刃有余的能力。丽兹大酒店里各种模棱两可的事情一时极难分辨，难以把握。在那里发生过许多令人惊叹不已的事情。在那些真假难辨，是非混淆的灰色地带勇气与欲望同残酷与恐惧相互冲突，壮怀激烈，上演出一幕又一幕形形色色的人间悲喜剧。这便是牵连到众人生死存亡及其情感交际安危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那段历史全部形成于永远焕发着诱人魅力的巴黎旺多姆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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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市内的瑞士王国

1940年6月14日，一位目睹纳粹德军占领巴黎的法国人在伤心地哭泣

正如一幅画能揭示出画中的人物命运，法国地图也预示着我们的命运。在我们国家的中心坐落着一座城堡……但是在东北部却有一处可怕的防御缺口同德国领土相连……那是（我们的）一个致命之处。

——夏尔·戴高乐，出自《建立一支职业军队》，1934

任何人只要看一看法国地图就知道，戴高乐所指的那处缺口位于阿尔萨斯——洛林边境地区明显伸入德国莱茵兰境内的那片地方。北面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低地国家；南面耸立着阿尔卑斯山，还有瑞士这个多山之国。

经过10年劳民伤财的高昂成本施工并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到1939年法国人沿卢森堡至瑞士边境线修建了一个抵御黑暗未来的坚固防线。那是一系列令人惊叹的钢筋水泥堡垒，简称马其顿防线（以策划此项工程的将军名字命名）。

但是上述防御工事也有一个致命弱点。在法国边境的北边，往南是比利时，这一纵深友好的前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任何保护。防御工事最弱之处莫过于阿登高地的茂密森林地带。马其顿防线曾被视为固若金汤，不可逾越。但是1940年5月百万德军仅用数天时间就打破了这一神话。

第三帝国军队那年春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低地国家，挺进法国。他们的军事目标就是占领法国中心的堡垒——闻名遐迩的都城巴黎。

许多德军高官与他们同代人一样也抵御不住传说中的种种诱惑。对他们而言，丽兹大酒店已经占据巴黎的中心地位。自19世纪末以后，位于巴黎第一区旺多姆宽阔广场上的这幢富丽堂皇的大酒店一直是奢侈豪华的国际象征，体现着现代生活极富魅力的所有特色，也是电影明星、名人作家、美国女继承人、有伤风化的年轻女郎、花花公子和王子王孙们的安家之处。很快就要占领这座城市的30万德国人不仅以军人、官僚的身份，而且还将以游客的身份生活在巴黎。其中许多人别无他求，只想在这座天下闻名的美丽大都市中尽情享受快乐生活。

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丽兹大酒店早已成为欧陆政治活动中心，对20世纪不断产生着影响。德国人的到来丝毫不能改变这一格局。在德国人包围马其顿防线之前的那几个星期里，英国首相丘吉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大驾光临丽兹大酒店。事实上在当月中旬他作为英国首相首次发表广播讲话之前（在那次广播讲话中他承认“掩盖时局的严峻性质是愚蠢的”），丘吉尔直奔巴黎，同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德举行最高级战时委员会会议，商讨应对危机措施。1940年5月31日，丘吉尔再次来访，目的是了解法国是否有可能顶住一路向西横扫的大屠杀，求得生存。

温斯顿·丘吉尔向来喜欢下榻丽兹大酒店。“来到巴黎时，”欧内斯特·海明威曾经俏皮地说道，“唯一不入住丽兹大酒店的理由是付不起钱。”而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一位勋爵的儿子，从来就不缺钱。

那年春季随着德军大军压境，丘吉尔只想同一位老朋友就当前形势交换一下意见。在过去的10年里，他同身为犹太人的法国内务部长乔治·曼德尔举行过那样的会晤。当时在20世纪的政治荒原里，他们一同警告自己的同胞：具有怀旧色彩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潮无限制的泛滥会造成严重后果。他们的预言不幸一语中的。乔治·曼德尔并非偶尔下榻丽兹大酒店。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他一直居住在四楼黑暗的房间里。当年丽兹大酒店至少有十几位常住客人，赫赫有名，手眼通天。

这家大酒店的一些房客很快就要离开了。1940年6月11日，德军距巴黎市不到30英里，整个巴黎人心惶惶。法国政府连夜逃离首都，迁往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市。数小时后，铁路停运。第二天下午收音机里播发一条命令，要求巴黎市所有男性公民离开首都以免被德军抓获。一时传言四起，大谈向巴黎压境的德国士兵如何残暴，如何表现出种种性虐待狂行为。没有任何一位妇女乐意留下来成为一座陷落之城中的战利品。

在随后出现的大规模撤离行动中，巴黎市足有70%的人口（接近200万人）涌上公路，拖拉着自己的财物和病弱亲人，期望逃过向巴黎压境的德军，加入从比利时与荷兰逃出的川流不息的难民队伍。但是这已经无济于事，他们会把向南延伸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大多数人至多只能逃离巴黎100英里。

丽兹大酒店也未能摆脱恐慌情绪的影响。1940年6月12日，令人恐惧的纳粹德国空军自进攻法国以来第二次以燃烧弹攻击巴黎。围攻在所难免。大酒店新近提升的总经理、法国老兵克劳德·奥泽罗早已接到归队从军的号令。他那位在美国出生的妻子跟随他一起前往普罗旺斯履行新的职责。他的副手汉斯·弗朗兹·埃尔米格是丽兹大酒店最重要贵族投资者的侄子，不过他是瑞士人。而瑞士人的中立立场天下闻名。因此在一周之内汉斯·弗朗兹·埃尔米格和上了年纪的玛丽-路易斯·丽兹（丽兹大酒店创始人凯撒·丽兹的瑞士籍遗孀）负责为居住在这个豪华庇护所里的客人制订行动方案。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需要运用巧妙灵活的外交手段，需要大家齐心努力，共渡难关。

旺多姆广场建筑的大厅里突然之间不见了一些人的身影。丽兹大酒店接连数周只依靠基本员工维持运行。在正常情况下这家大酒店共有男女员工450人，包括酒吧侍者、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侍者和牡蛎采购人员。汉斯·埃尔米格向他远在瑞士的叔父汇报说：“许多人已经离开了巴黎，我们只剩下36位师傅和7位用人……尽管形势不妙，餐厅仍在营业，我们甚至还有一个设有38个座位的大房间。遗憾的是，由于巴黎遭到轰炸，午餐被迫中断了。”到了最后酒店员工人数稳定在20人左右，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男女员工，或者像汉斯·埃尔米格一样，手里的护照把他们列为中立国公民。

丽兹大酒店很快就会迎来一批新的客人。就眼前而论，入住酒店的客人数量在急剧下降。丽兹大酒店的常住客人以及许多巴黎常客随着大撤离人群迅速消失。整个巴黎市群情激动，人心慌乱，即使那些法国富人和知名人士也不知道随着首都陷落等待着他们的会是什么情况。这些社会名流全都是由朋友和熟人组成的一个关系密切的社交圈，其中不少人多年来把丽兹大酒店当成了自己的家。乔治·曼德尔并不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那年春季在巴黎见到的唯一一位朋友。自20世纪30年代初期起，偶像级人物可可·香奈儿就在丽兹大酒店好几个房间里留住过。她和丘吉尔在法国里维埃拉地区 拥有彼此相邻的夏日别墅。

在丽兹大酒店餐厅可可·香奈儿专用的餐桌旁，人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颇爱炫耀的剧作家兼电影编剧萨卡·圭特瑞，俄罗斯芭蕾明星谢尔盖·里法尔，以及日益吸毒成瘾的法国诗人、作家让·考克托等人的身影。

就在同一间餐厅里，乔治·曼德尔的情人，体态优美的喜剧女演员比特丽丝·布莱蒂同法国最受欢迎的女影星阿莱蒂共饮鸡尾酒，欢度美好时光。早在1935年乔治·曼德尔同那两位电影明星一起欢庆比特丽丝·布莱蒂因在法国首次传送电视广播节目而创造历史的那个夜晚。

他们全都认识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以及他的战时情人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多拉·马尔，也认识美国著名的性解放时尚模特兼艺术摄影师李·米勒。当然没有谁不熟悉包括海明威和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内的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这些人都是丽兹大酒店的常客，深受前辈作家和舞台明星们的影响，后者从19世纪末起就把丽兹大酒店当成了聚会之地，当成了自己的家。

最后还有一代流亡的欧洲王子公主也把丽兹大酒店当成了自己在巴黎的家。而当温莎公爵夫妇在德国开始显示出敌意之际放弃了他们下榻的丽兹大酒店豪华套房时，这无疑预示着形势将要发生重大变化。1940年6月第二个星期，德军不断向巴黎推进的消息传来，大酒店里立时窃窃私语，空气紧张。是走还是留，已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阿莱蒂一直摇摆不定，最终还是加入了巴黎市民的逃难队伍，往南赶去，寻找安全栖身之地。可可·香奈儿关闭了丽兹大酒店临街对面的时装店（位于康邦街），声称当时已不再适宜做生意。她实在不想在那个星期离开自己常住的丽兹大酒店客房，但是她的侍女热尔曼和珍妮姐妹俩吓得不敢继续留住首都。可可·香奈儿本人也不知道离开了佣人该怎么办。就在她准备逃难时，酒店职员为她物色的那位新司机拒绝驾驶她那辆浅灰蓝色劳斯莱斯豪车载着她穿过人群。

一位名叫安妮·杜本纳的9岁小女孩也是丽兹大酒店的常客，同她富有的法国父母和苏格兰奶奶一同钻进了一辆不太显眼的等客汽车。杜本纳一家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每年都在丽兹大酒店住上几个星期。

乔治·曼德尔也准备同比特丽丝·布莱蒂和他们的小女儿克劳德一起离开巴黎。他要同法国政府一道去往南方，但是他却无法完全放弃为法国而英勇战斗。英国首相丘吉尔已经催促他前往伦敦。这位英国首相一直希望乔治·曼德尔，而不是戴高乐，担任流亡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一架军用飞机上也为他保留着座位。乔治·曼德尔无法容忍这个主意。“因为我是犹太人，所以我不会走。”他解释说，“否则就显得我害怕了，好像我在逃跑。”

就在乔治·曼德尔离开之前，玛丽-路易斯·丽兹找到了她的老朋友。乔治·曼德尔在丽兹大酒店深得大家的信任，毕竟在十年里绝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同他生活在一起。玛丽-路易斯·丽兹遇到了棘手的问题。这位不屈不挠，讲求实际，被称为“咪咪”的女士，是位瑞士人。就如同1940年春季的美国人一样，瑞士人也没有参加希特勒发动的那场战争。瑞士曾被海明威描述为：“山势陡峭的小国，地势更多是高低起伏，很少向两边伸延。”瑞士高高地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区，历来各界政府刻意保持中立立场。纳粹德军在向东开进的过程中没有侵犯骚扰瑞士。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事同瑞士无关。

玛丽-路易斯遇到的难题是：她和其他投资人在第三帝国统治下是否应该让丽兹大酒店继续开门迎客？她是否应该关闭巴黎市区内这个久负盛名的豪华大酒店？纳粹军队一到达巴黎，酒店大堂中就会出现德军高官。玛丽-路易斯对此心知肚明。

乔治·曼德尔身穿皱巴巴的外套，彻夜难眠且面带忧色。不过他还是非常肯定地对他那位房东太太表示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她关闭大酒店，整个建筑都将被征用。“这样你就永远也不要回来了，丽兹夫人。”他对她这样说道。他对酒店经理汉斯·埃尔米格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你是瑞士人，”乔治对他说，“所以立场中立，德语讲得又很棒，这在当前形势下是个有利条件。德国人一进巴黎就会占用你的酒店。不过他们会尊重这家酒店，因为你在这里，你来自中立国家。”

就这样丽兹大酒店继续开门迎客。法国政府逃离巴黎时，乔治·曼德尔随同戴高乐和一批身居要职的部长们一同去了南方。

6月12日英国报纸纷纷报道说：“数百万巴黎市民想尽各种办法撤离这个城市，宁肯撇家舍业也不愿意在纳粹统治下苟活。”正当法国居民和已战败的东欧国家国际精英难民逃离巴黎的时候，美国记者团的几十名记者带着各自的报道任务和经费正在赶往巴黎，尤其是他们都想在丽兹大酒店寻找入住的豪华客房。

6月13日，星期四，这是自由巴黎的最后一天（四年多以后巴黎才重获自由）。在丽兹大酒店举行的一次值得纪念的宴会上，一去一留两类客人均轻轻地屏住呼吸片刻，一起为尚无定数的巴黎前途举杯祝愿。也许明天巴黎就会变成一片火海。

那天上午是逃离巴黎的最后机会。然而在那个6月的晚上，丽兹大酒店就像往常一样举行着宴会。宴会主人是美国作家，《生活》杂志新闻记者克莱尔·布恩·鲁斯，美国驻比利时（当时已被纳粹德军占领）前任大使休·吉布森。围坐在餐桌旁的是一些已经消失的那个世界里的达官贵人，其中有波兰流亡政府首脑，已不复存在的奥匈帝国的28岁流亡王太子奥托·冯·哈布斯堡。纳粹德国悬赏要他的人头。“当时的情景，”奥托·冯·哈布斯堡后来回忆说，“极为可怕。巴黎有三分之二被德军占领，夜空被炮火照得通明。而丽兹大酒店那里一切却一如既往：身穿燕尾服的侍者，酒水饭菜都没有变。”

当天晚上，汉斯请诸位贵客在离开之前在顾客意见簿上签字。接下来就是德国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注册登记，他要在那里掌控法国首都。

6月14日上午，最后一批逃难者在巴黎落入征服者手里之前苦苦挣扎着离开了巴黎，赶往安全的栖身之所。下午德国坦克隆隆地驶过宽阔的街道，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第三帝国就这样轻取了巴黎。德军占领时期从此开始了。

来自美国密尔沃斯市的新闻记者路易斯·洛克纳在现场亲自看见了其中的一些德军到达巴黎的场面。他在发给《生活》杂志的新闻简讯中写道：“我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路过许多鬼城……6月14日我在德国第一批先头部队到达巴黎之后，紧跟着也来到法国这座无与伦比的都城巴黎，只有这次亲身经历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即使我就站在那里，仍然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座热闹拥挤、色彩斑斓的国际大都市竟然死气沉沉。确实是死气沉沉。埃菲尔铁塔上飘扬着纳粹的万字旗。巴黎市内闻名遐迩、灿若群星的豪华大酒店纷纷消失在紧闭的百叶窗之后。”

只有丽兹大酒店除外。留下来的员工在早晨暗淡的时光中聚在一起，从收音机广播里听到宣布巴黎陷落的消息后全都痛哭流涕。接下来就开始工作。丽兹大酒店继续开门迎客，一如既往地提供质量上乘热情周到的服务。

那天路易斯·洛克纳进入首都巴黎时，有个消息传遍全城：第一批到来的德国军官正在丽兹大酒店奢华地用餐。这正和玛丽-路易斯事先预料的一样。德军上校汉斯·斯派达尔当天按着胜利菜单在丽兹大酒店享用了一顿午餐。具体菜肴包括用德国白葡萄酒炖的鲽鱼片、烤鸡（可能是法式烤鸡）、蘸着荷兰调味汁食用的芦笋，还有根据个人口味选择的当地成熟水果。这样选择具有民族特色的菜肴本身具有阴险的象征意义。

当路易斯·洛克纳和一批浑身湿漉漉、沾满污泥混在德军队伍里的美国战地记者到达丽兹大酒店寻找食宿时，餐厅已经关门了，招待得也不那么热情。“那位虚荣的经理，”路易斯回忆道，“好像中过风一样，咕哝着说他的厨房已经关门了。”那位疲惫不堪、愤愤不平的经理正是汉斯·埃尔米格。态度坚定的德军带队陆军中尉宣称这根本不碍事，他的人可以自己动手做饭。话音刚落，四位身穿小巧外套的侍者立刻出现了，从地下室里还送来一箱香槟酒。很快“就像变魔术似的，美味火腿，香醇的奶酪，可口的焙烤鸡蛋都端上了餐桌。这就是我们在第一个夜晚享用的丰盛晚餐”——在巴黎被德军占领的第一个夜晚。

在随后的日子里，巴黎确实变成了成熟可摘的果实。德军坦克很快就会在胜利欢庆活动中隆隆地驶过香榭丽舍大道，穿过凯旋门；希特勒本人也亲自到现场观看（在世时唯一一次）巴黎的游行盛景。他的日程安排中就包括旺多姆广场，那里的德军武装哨兵早已守卫在具有传奇色彩的豪华大酒店气势雄伟的前门入口。这位元首在巴黎逗留期间特意安排接见丽兹大酒店的一名常客——谢尔盖·里法尔（他是侨居巴黎的俄罗斯芭蕾明星），亲自要求他继续在巴黎从事艺术活动。毕竟这就是德国征服者最希望得到的：豪华的现代游乐场以及绝佳的巴黎生活体验。这位绝望的芭蕾明星故意睡过了头，错过了会面时间，但是他的确继续娱乐款待着德军占领者。

上述娱乐款待活动包括同巴黎市最有才华、最为知名的人士游乐宴饮，共享美好生活。对于那些腰缠万贯、漂亮英俊又肯通融合作的人士来说，德军的占领不会造成严重不便。事实上他们这些人没有任何理由不留下来享受丽兹大酒店里的奢华生活。德国政府很快就会接管市内数十座酒店和私人宅邸，用作住所和办公场所。其中包括格丽朗大酒店，乔治五世大酒店和默里斯大酒店这样一流精英大酒店。在市内诸家豪华大酒店中，只有丽兹大酒店成为巴黎市内的瑞士独立王国。

如同法国一样，巴黎市内的这处瑞士独立王国也要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建筑上的一个偶然举措使之成为可能实施的方案。20年前在丈夫凯撒·丽兹长期疯癫、过早离开人世之后，玛丽-路易斯·丽兹对大酒店进行了扩建，把以前的两处建筑同一个长廊连在了一起。其中一处建筑是面朝旺多姆广场的一个18世纪小宫殿；另一处建筑是一组比较一般的建筑群，带有一个温馨悦目的大门入口，坐落在康朋沿街上。这条街从河畔往北向歌剧院方向伸延而去。那条通道将会影响到丽兹大酒店的命运，影响到在沙龙和卧室中度过德军占领期的那些房客的命运。

从柏林传来消息说，丽兹大酒店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第三帝国宣传大师约瑟夫·戈培尔有句名言称，都城巴黎应该是个娱乐开心之地，否则情况就不同了。从柏林下达的命令明确规定丽兹大酒店在被占领的巴黎市内是唯一一家同类豪华大酒店。戈培尔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对于德国侵略者而言巴黎同丽兹大酒店是两个无法轻易分开的都市传奇杰作。

那年夏季颁布的公文称：“丽兹大酒店在征用的大酒店当中占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有关官方文件显示，旺多姆广场一侧的丽兹大酒店用作德军高官的豪华官邸，“并为德国军队占用”。“在旺多姆广场一侧丽兹大酒店入口处，内部门厅和直接通向大酒店的台阶上分别设置两名肩扛武器的德国哨兵，他们要向出入大酒店的军事将领们持枪敬礼。大酒店内部金光闪闪的沙龙和其他楼层，走廊和大厅里一律禁止所有平民百姓出入。”

希特勒手下的副司令，肥胖的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很快就要入住占据整个楼层的帝王套房。随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一批德国军官，包括汉斯·斯派达尔，此人刚刚被任命为巴黎军事总督的总参谋长，肩负着确保大酒店内纳粹高官显贵之人生活平安的职责。

德国人入住丽兹大酒店客房优惠90%，平均每天只付25法郎。作为法国人民的“客人”，他们最终甚至还要把那份减价打折的账单交到占领时期新成立的法国傀儡政府维希政权官府那里去（以被占领领土南面的温泉小镇而命名）。

玛丽-路易斯·丽兹和大酒店的其他投资人不会收获任何暴利。恰恰相反，只有依靠那些德国军官不太情愿的帮助，丽兹大酒店才算在法兰西银行办理了急需的100万法郎信用额度；这是保证酒店业务继续运转的必要条件。正如汉斯·埃尔米格向巴黎司令官解释的那样，如果丽兹大酒店破产，不能按着柏林方面的命令妥善安置达官贵人和纳粹名流，阿道夫·希特勒肯定会感到不满。

如果说丽兹大酒店有一半专供德国人享乐放纵使用，俨然成为他们的私人休养会所，那么大酒店靠近康朋街一侧，以及店内的酒吧和餐厅仍然对公众开放，其服务对象包括法国和中立国公民，以及艺术家、作家、电影明星、剧作家、企业家和时装设计师等允许在丽兹大酒店内入住的精英人士。

上述精英人士当中有许多人早已是熟悉的老面孔了。阿莱蒂和可可·香奈儿不久又回到了巴黎，回到了丽兹大酒店。年轻的安妮·杜本纳以及她的父母和保罗也是这样。即使在一位反法西斯奥地利官员的帮助下，杜本纳一家仍未能从比亚利兹越过边境。他们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才能从美国大使馆那里获得签证，最终逃往纽约市。

那些不熟悉的面孔本应引起德国人的警觉。来到丽兹大酒店成群的美国记者并不是唯一想要探听底细的特殊人群。从事着谍报和反谍报危险隐秘活动的特务间谍很快也混入了丽兹大酒店。毕竟在整个欧洲其他地方还找不到机会坐下来与赫尔曼·戈林同在一个房间就餐。

只有在这里，在丽兹大酒店的公用空间里，被占领的巴黎各方沉默不语的斗士在中立的伪装下汇聚在一起。至少这里的外观没有改变，仍然焕发着珠光宝气。乔茜·德尚布伦拥有贵族头衔，是法国一位主要通敌者的女儿。她在回忆当年巴黎的各次宴会情景时说道：“香槟酒开怀畅饮，身穿华丽制服，打着白色领带的德国军官只讲法语。随着老朋友和德国这些新客人的到来，社交生活又得到了恢复。”在丽兹大酒店的餐厅和酒吧里夜夜如此，寻欢宴饮。

使每个人倍感吃惊的是，这些“占领者”对于保守秘密毫无兴趣。他们“很少使用一楼的私人房间。一切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当时不允许任何一位德国军官身穿制服出现在公共场合，所有的武器都要在旺多姆广场入口前面的岗亭处接受检查。低级德国军官禁止入内。各种不正当的风流韵事和有伤风化的男女情爱层出不穷。蓄意劫掠巴黎，打算大捞一笔的艺术品经销商趁机向那些现成的德国“买家”兜售货物。战争结束前，在上面楼层的套房里甚至还会出现一两位被锁在室内的私人囚徒。巴黎陷落后仅仅过了几个星期，汉斯·埃尔米格就得以向远在瑞士的叔父汇报说丽兹大酒店同各方高官相处融洽，生活几乎又恢复正常状态。

但是在看似平静的表面背后，并非一切一直都是那么温文尔雅，那么保持中立。其实丽兹大酒店就是战争时期有利于从事谍报和抵抗活动的地方。在厨房里有些员工正在运行着一个危险的抵抗活动情报网，将各种情报秘密带出首都。还有一些员工把难民藏匿在搭建于房梁之中的密室里。那位有着一部分犹太血统的酒吧侍者把电码情报传递给抗德组织。刺杀希特勒的秘密计划就酝酿形成在丽兹大酒店内举行的一些著名的签名鸡尾酒会上。这一切都是在盖世太保鼻子底下干的，不过风险很大。并非每一个开始潜伏在那里从事底下工作的人都能够在德军占领期间活下来。

丽兹大酒店总经理克劳德·奥泽罗是其中的一位幸存者。他后来坦率地回忆说：“在丽兹大酒店里虽然听不到隆隆的炮声，但是那里也在打着一场战争。”就在整个欧洲绝无仅有的这处大酒店屋檐下，一同发生着十几个惊心动魄、极具震撼力的个人忠勇与惊世背叛故事。其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完全改变了战后法国以及战后整个欧洲的未来。1940年春季，这些故事才刚刚开始。

到1944年春季随着战争即将以令人痛苦的方式结束，上述个人忠勇与惊世背叛故事全部就要高潮迭起，或令人伤心地宣告结束。有些人的不凡经历起始于旺多姆广场；他们终于踏上了重返丽兹大酒店之路，回到巴黎面对那种破碎的生活情景。战争期间，有些人在豪华大酒店里过着舒适的生活，此时则开始应对由奢华生活所带来的污点。那年夏季还有一些人面临着日益强烈、无法忍受的死亡感、恐惧感的折磨；他们最终无法回避令人痛苦的良心上的谴责，被迫正视自己残酷无情的乱作为和不作为的种种罪过。

结果是丽兹大酒店迎来了一个非同一般的时节，战争末期以及战后幸存世界的命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里要讲述的是发生在纳粹德军占领时期最后几个月里的故事，以及丽兹大酒店从几十年前刚开始营业时起如何注定成为那些造就了现代巴黎的各界人士汇聚之地的那段历史。

2

轰动巴黎的开业庆典

1898年六月1日

德雷福斯冤案法庭审判

当前仅仅包含着过去；后果也已包含在前因之中。

——亨利·柏格森，出自《创造进化论》，1907

20世纪巴黎和丽兹大酒店的历史源远流长，均肇始于1898年6月的一个温暖的雨夜。当时正值19世纪末尾，一场政治丑闻 为现代法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那天夜晚丽兹大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庆典仪式，首次开门迎客。

对于开业庆典仪式的东家主人——大酒店创办者玛丽-路易斯和凯撒·丽兹而言，当晚断断续续的蒙蒙细雨确实造成了一些麻烦。事先没人料到恶劣的天气是否会使到场的客人数量有所减少，而且当晚邀请的嘉宾包括巴黎社交界最为出类拔萃、最爱挑刺的人物。这些人不仅喜欢以社会精英自诩，而且还自视为精英中的精英，是上层富有杰出人士中的少数完美顶尖英才。据说当晚最优秀的厨师（丽兹大酒店另一位创办人）要亲临现场，一展上佳厨艺。这位神厨的出场秀倒也非常符合当晚的氛围。

旺多姆广场是一个八角形广场，坐落在巴黎极为时髦的第一区。每到潮湿的夜晚，坚硬的人行路面以及环绕旺多姆广场的破旧石砌墙面将隆隆的车轮音，嗒嗒的马蹄声和女人的尖叫声全都反射回来，听上去好像来自四面八方，犹如突然袭击，骚扰着人们的清静。

对于当晚一位到场的嘉宾而言，都市色彩日见明显的巴黎市内的嘈杂马塞尔的父亲是首都一位富有的医生，荣获过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这可不是一般的荣誉。他认为马塞尔之所以神经衰弱，一直受哮喘病的困扰，原因是他患有一种当时正迅速成为现代病的疾病。1897年10月的秋季，他父亲与一位同事合作出版了一本研究那种疾病——神经衰弱症的大部头科学专著。

至少马塞尔会高兴地知道他患有前沿现代病的原因是他具有敏感的贵族气质，而且又受到正在重塑欧洲和北美社会面貌的国际大都市快速变化的侵扰，这使他倍感紧张焦虑。他的父亲认为，上层社会人士更多地运用脑力而不是体力，所以他们自然容易患上这类只限于特定人群的神经衰弱症。这种情况对于一个一心向上爬的年轻人来说总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毫无疑问，马塞尔也不会欣喜地了解到除了他对噪音异常敏感，又患有哮喘病而且长期失眠外，他那种时髦病的其他症状还包括反常的恐惧感，极为缺乏自我意志，以及严重的手淫倾向。这位医生强调说，唯一的治疗措施就是完全回避狂热的巴黎上流社会，因为它已使年轻的马塞尔堕落成为花花公子和败家子。但是回避法国都城的上流社会生活需要有很强的意志力，而马塞尔却并不具备这种意志力。因此他又很开心地率性而为，不去理睬父亲给他开出的这个乏味的治病良方。

于是，1898年6月1日晚，马塞尔穿上了很显眼的时髦服装——那是他作为花花公子的个人突出标志，然后又同数百名19世纪末最有影响的引领时尚潮流者混在一起。

马塞尔不是贵族，只是具有贵族气质。他的父亲很有才华，也很富有。然而伯爵和伯爵夫人的世界对马塞尔却具有一种奇怪的强大吸引力，使他破费颇多。他父亲提醒过他，但是收效甚微。多年来他只想进入那个只限于少数人的上层社交圈。那是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巴黎唯一重要的社交圈。

后来他终于在这个奇异的旧世界里找到了落脚之处，全靠一些贵族恩主提携帮忙。这些恩主有男有女，以男士居多。马塞尔通过写一些阿谀谄媚的诗作，令人尴尬地表示忠诚等方式结交了这些恩主。不过他仍然处在这个社交圈的外围。那些当面自称是他新朋友的人背地里却嘲笑他，称他是“小马屁精”“粗俗的小家伙”“在中产阶级平民礼法上表现粗鲁”。这意味着像这样的夜晚从来都是下了很大赌注的试镜表演。另外，他与最重要的恩主罗伯特·德·孟德斯鸠伯爵之间的关系正在严重恶化，其原因同当时正在影响法国社会的一桩丑闻有关

巴黎上层社会当时正处于内战的边缘，已无挽回的可能。那场内战几十年后在德军占领巴黎前夕仍以不同方式延续着。有人说法国一直没有从那场内战所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那天夜晚就要决定哪一派会在那场文化战争中将丽兹大酒店占据为非正式的大本营。

丽兹大酒店正式开业是1898年6月轰动巴黎社会的一件大事。《费加罗报》那天上午报道说：“每个人都在谈论今天正式开张营业的丽兹大酒店。”然而那一小小的新闻栏目似乎被挤在了有关影响法国的那场大争论的众多新闻报道当中，毫不起眼。那桩丑闻就是德雷福斯冤案，在国内朝野引起极大震动，在法国贵族和政府上层光鲜社会与国内最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艺术家之间产生了隔阂，也使贵族阶层本身产生了分裂。一方面是遵循传统的贵族人士，他们继承的财富和特权成为19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战前法国黄金时代的缩影。另一方面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支持国家拥有崭新的未来，尽管前途未卜。

当时马塞尔必须做出最终选择，是继续充当镀金旧时代的花花公子，占据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认为，那桩丑闻本不应该成为丑闻。1894年军方发现有人给设在巴黎的德国大使馆递送秘密情报。这是一种卖国行为，必须将罪犯绳之以法。因为急于要找出一个千夫所指的替罪羊，法庭指控一位名叫德雷福斯的年轻炮兵军官犯下了这宗卖国罪。他们选择他充当替罪羊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犹太人。

本来事情可以结束了，但是1896年还有证据表明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是清白无辜的。于是传令展开第二次调查。当时一些高官和政府决心证明他们指控的就是罪犯本人，要把他残暴地单独关押在魔鬼岛上的单人监狱里。他们找到了解决难题的新花样：捏造罪证，利用巴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偏见煽动反犹太人热潮。

1898年德雷福斯冤案最终到了令人遗憾的不幸时刻。那年冬季，有消息说发现了新证据却被一些人暗地里掩盖起来。于是法国文学界和知识分子同贵族阶级分道扬镳，坚决支持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在丽兹大酒店举行盛大开业庆典活动的6月1日夜晚，整个法国都在密切关注着德雷福斯冤案结果。

那年冬季，马塞尔目睹了巴黎文化沙龙中的戏剧性局面不断升级的情况。19世纪90年代的巴黎是一座私人沙龙遍地开花的城市。首都精英们聚集在时髦女士的家里高谈阔论各种思想，对政治走向施加影响。这样的沙龙曾经是马塞尔跻身上流社会的跳板。罗伯特·德·孟德斯鸠为马塞尔打开了大门，功不可没。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最近却变得岌岌可危。

德·孟德斯鸠伯爵和马塞尔出席所有相同的沙龙。这样的沙龙数量很多。在阿曼·德卡莱维特夫人周三晚上举行的沙龙上，她那位文学界情人，小说家阿托尔·法兰西非常引人注目。马塞尔在现场非常入迷地听着女演员萨拉·伯恩哈特和伯爵展开的激烈辩论。

巴黎所有那些喜欢对别人品头论足的人士都在背后嘀咕，说伯恩哈特是丽兹大酒店生意上的合伙人，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名厨奥古斯特·埃斯科菲交往已久的情人。每逢她过生日，这对情侣都要在私下里庆祝一番，由神厨亲自下厨烹制生日美食。他们早在各自名扬世界成为公众瞩目人物之前就已经交往，到那时已近20年了。制作美食是奥古斯特·埃斯科菲的专长，但是那位“神女萨拉”更使他激情迸发，倾注大爱。萨拉·伯恩哈特对德雷福斯一案抱有很大的热情，这在决定丽兹大酒店的未来方面将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马塞尔和伯爵还经常在巴黎市其他沙龙上露面。很有权势却比较肤浅的波达尔斯伯爵夫人梅兰妮女士举办的沙龙排外性最强，可是马塞尔私下里更喜欢他的朋友女恩主吉妮维芙·斯特劳斯女士举办的热情友好的沙龙，罗伯特·德·孟德斯鸠经常带着他的堂妹格雷菲勒伯爵夫人出席这个沙龙。马塞尔正是在这个沙龙里遇到了大胆泼辣的德格雷女士。她的丈夫是巴黎丽兹大酒店项目重要投资人之一。

前一年秋季正是在斯特劳斯夫人沙龙里一次热烈的谈话中，德雷福斯冤案在巴黎上流社会这个小小的社交圈里再次引发了人们的议论。1897年10月，吉妮维芙·斯特劳斯夫人的一位老朋友，律师兼政治家约瑟夫·雷纳克草率地宣称他知道谁是这桩卖国丑闻的真正罪人。不是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是一位少校，其贵族姓氏埃斯特哈齐将他同匈牙利的一个贵族之家联系在一起。反犹太主义印象派画家埃德加·德加盛怒之下冲出人群，一走了之。而巴黎艺术界和知识界的其他人士则留下来继续倾听约瑟夫·雷纳克的讲述。

其中有一位人士很快就相信法国政府诬陷了清白无辜的人。这位人士是法国当时在世的最伟大作家，吉妮维芙·斯特劳斯夫人家中另一位常客——爱弥尔·左拉。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巴黎报纸《曙光报》上发表了史上最有影响的致总统的公开信。这封信一开头就大胆地写道“我控诉”。作家本人认为这封信肯定会使他背上诽谤的罪名。而这正是他写信的本意。

第二天报纸刊登了一篇抗议书。这篇抗议书最终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热烈表达了对左拉勇敢行为的支持，要求调查德雷福斯一案。也就是从这一时刻起，法语的“知识分子”一词作为表达政治良心的一个概念第一次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

马塞尔·普鲁斯特是一位有抱负的作家，当时正在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同阿曼夫人和劳斯莱斯夫人一样，左拉也有犹太人家庭背景。在发表于1898年1月14日那天的一封信里，他把自己的名字也加进3000名签名者当中。这种反叛社会的行为并没有使伯爵感到开心。马塞尔温和地对罗伯特·德·孟德斯鸠解释说，只是在是否支持法国社会这种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立场问题上，“我们的想法确实有分歧，”马塞尔继续说道，“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别无选择。”因为他母亲是犹太人。

1898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巴黎精英阶层原本明显的紧张情绪突然之间变得更加强烈了。5月23日那天，就在丽兹大酒店开业前一个星期，左拉——对他的诽谤指控申诉后被推翻——在巴黎城外凡尔赛宫内的一个法庭内再次受审。马塞尔也再次表现出反叛的姿态，每天早晨带上咖啡和三明治在公共露台上听取证词。他受过法律专业训练，又怎能对此案不感兴趣呢？

此案要审上好几个星期。毫无疑问，只要有人聚在一起基本上都要议论此案。审问爱弥尔·左拉使公众群情激昂，彬彬有礼的中立态度和思想开明的宽容姿态迅速演变为如疾风骤雨般的激烈冲突。那年夏季德雷福斯冤案是法国文化的一个转折点，也是马塞尔最重要交情的转折点，无论他怎样千方百计避免冷酷无情的分手绝交都无济于事。

那天晚上马塞尔走过的大门强烈地象征着法国有多少事物正在发生变化，象征着法国贵族为何如此焦虑不安、沉不住气。旺多姆广场15号数百年来曾经一直是王公贵族的私宅。它始建于18世纪初期，用巴黎建筑行业的话来说就是一家别具特色的大酒店，坐落在旺多姆公爵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旧址上。四层高的建筑物正面环绕着卷入丑闻中的法国司法部。

在广场的石门后面，在从广场中心向外伸延的小街小巷里面，仍然居住着一些老年贵族，其中就有卡斯蒂尼奥那伯爵夫人维吉尼亚·奥尔德尼女士。这位年老色衰的美人被称为“旺多姆广场的疯女人”，曾经是法国末代皇帝拿破仑的情妇。同那个皇家世界有关联的人物正在迅速消失，她本人也患有一种致命疾病，第二年秋季便一命呜呼。罗伯特·德·孟德斯鸠决意为她写一部传记。

眼前旺多姆广场15号那个小宫殿经过重新装修布置之后开门迎客。受邀宾客当中包括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一代精英，他们正在挑战古老的贵族霸主地位。他们的声望来自于改良维新，来自于拥护一种朝着全新方向迅速发展的文化潮流。

当天夜晚，马塞尔的个人前途和丽兹大酒店的前途都将朝着同一方向迈出重要一步。多年来他一直求宠于同一代年轻的贵族花花公子，求宠于唯美主义者和伯爵那样的保守颓废人士。他们把奥斯卡·王尔德奉为楷模，一心要成为已经开始衰败的上流社会中的美男子。马塞尔则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但他开始意识到这是徒劳无益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以及改良维新派正在力图驾驭掌控即将来临的20世纪发展潮流。他的命运掌控在这些人的手里。

自从丽兹大酒店开门迎客那一刻起，它就成为那个新世界的领地，即使无人曾经这样策划过。丽兹大酒店就要成为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和艺术支持者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其常客还包括一些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放眼新天地的人士。当然并非所有的酒店员工都对此表示欢迎。甚至丽兹大酒店那位最有影响力的东家主人也无法左右各种时尚冲动，无法阻挡整个欧洲已经兴起的变革潮流。

丽兹大酒店从举行开业庆典活动那一刻起，就将成为现代潮流的使者，成为那个时代的新潮中心以及接下来30年间巴黎一切令人陶醉，奇妙新颖的事物的中心。它将成为20世纪巴黎传奇的有力见证。正因为有了它，才使得饥肠辘辘的大学生、艺术家和梦想家们仍然觉得巴黎是一个可以使人精神陶醉的地方。

从1898年起，丽兹大酒店已经成为现代部落的家园和聚会之地。这一现代部落的成员包括艺术家、知识分子、电影明星、舞蹈演员、电影导演、前卫设计师、摄影师、雕塑家以及即将来临的20世纪的一些古怪而浮夸的作家。丽兹大酒店也成为新世界所有无家可归者当中最为失落者的首选栖身之地。这些人包括从古老贵族圈里被驱逐的人士，焦躁不安、富有创造力有时又极为疯狂的女伯爵，被历史贬为无国无家流亡者的王子公主，以及那些为了心爱的女人而放弃江山王位、浪漫失职的国王（几十年以后，丽兹大酒店也成为刚离婚不久的威尔士王妃及其情人的最后逃难之处，不值得大惊小怪）。

丽兹大酒店也很快成为潮水般涌到巴黎来的美国人的指路明灯，成为来自一开始就已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那些新富和特使们临时的落脚之处。古老的巴黎贵族大部分人就像他们瞧不起犹太人那样，同样也瞧不起这些初来乍到的新人。

也许巴黎注定要成为上述那些当代新名流和新的上流社会人士的娱乐场所。建筑界有一句老生常谈，即设计创造文化。丽兹大酒店的设计带有前瞻性特点，给人一种创新感新奇感。事实上那正是“美好时代”的颓废之士奥斯卡·王尔德决意藐视的特点。

丽兹大酒店创始人凯撒·丽兹亲自策划了酒店的建筑布局。他是瑞士农民的儿子，从一名年轻的侍者一直做到酒店经理，做到酒店合伙经营人。当年在伦敦萨沃伊大酒店他便同奥古斯特·埃斯科菲一起重新确定了富人对豪华大酒店的看法。1898年春季，他达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接连开办了数家大酒店。

丽兹大酒店体现了凯撒·丽兹本人对豪华大酒店的独到理解：这是一家宫殿式大酒店，旨在使皇亲国戚来巴黎短期游览期间住得舒适，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家大酒店有一个特点闻名遐迩：里面不设门厅。此举旨在禁止外来闲人出于窥探他人隐私的目的藏身在门厅里面。与此举一样，其他一整套决策都是为了使客人在这家宫殿式大酒店里住得舒适亲切，隐私不受侵扰。

凡是被接纳进这个奇妙小天地的人士还需要有机会展示自己。这一点颇得上流社会的首肯，因为在上流社会很多上升机遇取决于视觉印象和个人表现。因此大酒店里设有一个大型楼梯，女士们身着华丽的服装在众目睽睽之下款步走下楼梯，在热烈的气氛中走向延伸台道入口。就在巴黎不断推出现代时尚的时刻，丽兹大酒店建在了巴黎时装新区的中心地带，这绝非偶然。销售名牌商品和奢侈品的商店簇拥在旺多姆广场以及广场以西圣·奥诺雷街道两边。从旺多姆广场向四外延伸的狭小街道和康朋街上分布着制帽商行、布店、英国茶店，以及很有发展前途的年轻设计师作坊。

丽兹大酒店虽然是宫殿式酒店，但是绝无任何沉闷老朽之感，反倒美不胜收，生活便利。家具为古典样式，价格昂贵，颇有法国王室气派。但是所有房间均被设计成现代风格。由于凯撒·丽兹担心肺炎和霍乱会在房客中间传播（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所有客房打扫得一尘不染，非常卫生。易于沉积灰尘、聚集病菌的厚重地毯和帷幕从不使用。卧室里配备了新家具新设施，比如壁橱以及安有管道的私人浴室。为了体现瑞士人对精确性的天生钟爱，在每个房间墙壁上都安了一个小巧铜钟，走时非常准确。

奥斯卡·王尔德曾经满腹牢骚地（并不完全有道理）抱怨说，电梯开得太快，每个房间“灯光刺眼丑陋，足以损坏眼睛，也没有方便床前阅读的蜡烛或台灯。有谁需要在房间里摆上一个不能移动的洗脸盆呢？反正我不需要。把它藏起来吧。我还是喜欢需要水时按一下门铃。“1898年配有室内管道系统的浴室洗脸池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后来的岁月里，战争屠杀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雇佣女性的职业也成为新生事物；只有真正的富人才雇得起用人为自己打水。

也许奥斯卡·王尔德看不上现代管道系统，但是早期的美国房客却赞美丽兹大酒店是新式豪华大酒店的登峰造极之作。“它周围的环境很漂亮”，一名叫伊丽莎白·威廉的女士写道：

有些侧面的客房面对司法部的花园，非常安静，非常通风……那里的景色看上去不如从窗户朝向旺多姆广场的客房里看到的景色那么赏心悦目……这家大酒店非常现代化。所有的家具陈设都非常清洁卫生。

患有哮喘病的马塞尔对此完全赞同。

奥古斯特·埃斯科菲从厨房里实现了巴黎餐饮的现代化。在德格雷女士的帮助下，他此前早已推广普及了正式茶点，使之成为一种时尚，为女士们在伦敦公开场合下用餐时所接受。他打算在法国首都重演这一幕。众所周知，埃斯科菲发明了现代餐饮，推广普及了分道派菜的“俄式服务”。在那之前几代人的时间里，法国王室成员围坐在嘎吱作响的餐具架旁享用美味佳肴。在餐厅用餐方面埃斯科菲发明了固定价格菜单，还创制了几样以他的“女神”萨拉命名的菜肴。

从举行盛大开业庆典那天夜晚起，丽兹大酒店的命运就已经定型了。马塞尔也无法再拖延做出自己的最后决定了。

在丽兹大酒店宽敞的门道里，随着旺多姆广场的各种声音在他的身边渐渐消退，马塞尔感到自己的外套被人轻轻拉扯了一下。他当时反应不够快，没能及时地阻止搬运工。

这种事情往往使他非常苦恼。他喜欢穿着外套。别人也看出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在短小精悍的男领班带领下，马塞尔走进了一间大厅。迎面传来的气氛热烈的谈话声使他不由自主地退缩了一下。

任何一位敏锐的社会观察者只要环视一下室内就能看出丽兹大酒店的未来何在。在沙龙的一侧站着对艺术痴迷的中东石油巨头卡鲁斯特·吉尔木齐亚，正在达成什么新的协议。不远处是流亡的俄罗斯大公迈克尔·米哈易洛维奇和那位使他在既不合法也不门当户对的婚姻中放弃帝国江山的女人——托比伯爵夫人。她是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孙女，亦非等闲之辈。

马塞尔在此可以看到沙龙交际圈中的一些熟悉面孔。另外还可以看到巴黎市的一些最抢手的高等交际花的熟悉面孔。疯狂牧羊女剧院的舞蹈明星利亚娜·德普齐也在场。有人窃窃私语，说是她的西班牙主要竞争对手，在巴黎素有“美人”之称的卡罗莱纳·奥德罗也来了。卡罗莱纳·奥德罗与萨拉·伯恩哈特共有一个情人——意大利诗人、剧作家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当时在巴黎人们多能平静地接受职业情人和勾搭连环的多角关系。

也许马塞尔可能在某处引起罗伯特·德·孟德斯鸠的注意。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在哪里能和那位反复无常的伯爵站在一起。但是马塞尔却有理由感到焦虑不安。自从发生德雷福斯冤案以后，他们两人之间的往来书信开始带有一种不满情绪。一个冷冰冰的神色足以表示一种警告。

波达尔斯伯爵夫人梅兰妮也在那里，显得高傲，甚至有些老气横秋，尽管她还年轻。但是没有谁不认识她。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她显得格格不入，超然离群。

她容貌美丽，是位社交女皇。马塞尔曾经注意过她那双褐色的眼睛在一定光照条件下甚至可以变暗，呈现出紫色。眼睛是他特别关注的人体部位。他那种专注的观察目光常常使人感到紧张不安。无可否认，马塞尔被这位伯爵夫人迷住了。在马塞尔就要闯入的那个旧贵族世界里，她可是完美典范。

那双游移不定的眼睛冷漠地打量那个世界。如果那双眼睛对他视而不见，只能引起一阵小小的痛苦。那天晚上他在眼前看到一个时代开始慢慢地消逝——“美好时期”已经在衰落。后来，一想到那个时代，他就会想像达波尔斯伯爵夫人那样在未出生前就已死去。她们生活在一个对她封闭的世界——甚至对她们自己也已封闭的世界里。任何真正颓废的时刻其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已经意识到一个时代正悄悄地远离我们而去，无可挽回，即使还在其如日中天的辉煌时候。

马塞尔清楚地知道他和伯爵以及伯爵夫人之间的界限既简单明了，又不可逾越。“我确实常说与时俱进，可是当一个人被称为‘圣卢普侯爵’时，他就不是支持德雷福斯的人；我还能说什么呢。”王尔德后来这样写道。对于处在马塞尔的处境中的人来说，支持德雷福斯就是犯了最大的叛国罪。这就是他们的看法。“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反对曾经接受过他的社会”，马塞尔知道，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人已经做出了平民的决定。

人们完全可以用“现代”这个词同“德雷福斯”这个词互换，内涵不变。

当天夜晚，在丽兹大酒店那间气势恢宏的餐厅里，玫瑰色的灯光与软和的灯罩衬托照耀着一张摆满丰盛美食的餐桌。6月的空气中弥漫着馥郁的百花芳香。被马塞尔想象成飘忽不定的灯光却另外有一个来源——德雷福斯冤案将使之最终熄灭。随着丽兹大酒店隆重开业，他在地平线上看到新的景象正在冉冉地浮现出来。

在19世纪结束之前，丽兹大酒店将成为新世界的家园，成为20世纪新法国的家园，它也将成为一个全新名流荟萃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非法的咖啡馆舞者可以改写全球时尚的历史；来自美国的中产阶级女郎可以成为新的公爵夫人，风尘女子也可以成为王妃。在这个新世界里，犹太青年可以改变文学界的面貌。但是新世界的诞生也将充满可怕的痛苦，人类为它所付出的代价时至今日仍然让我们感到极其震惊。

当天夜晚，波达尔斯伯爵夫人悄悄地离开了，离开了大小明星一齐闪烁的这个名流世界。马塞尔目睹那两个即将碰撞的世界面对面时的情景；一个正在形成，而另一个正在消亡。这一事实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记忆里。他要想方设法记住那个失落的世界，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气味和声音。在德雷福斯冤案的最后阶段，马塞尔最终要做出自己的抉择。

很快他就要一页一页地写出他开始构思成形的那部长篇小说。他心里明白，他将成为一位作家和知识分子。他的那部长篇小说将采用多种叙事形式，其创作道路曲折而漫长，也许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他要在那部长篇小说中纪念1898年的巴黎时光，当时两种文化在黑暗中展开着较量。他要把那部长篇小说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他本人所处的时代，当时整个法国被德雷福斯冤案和一位敢于揭露事实真相不畏权贵的老年作家搅得天翻地覆。

马塞尔要把波达尔斯和萨拉·伯恩哈特、罗伯特·德·孟德斯鸠和阿曼夫人，甚至还有丽兹大酒店的一些员工都写进他的那部长篇小说当中。

在未来几十年间他要不停地写作那部长篇小说，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经常离群索居。他居住的那些房间装有软隔音材料，能解除侵扰他的各种市内噪音。那部长篇小说将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同类作品。当时许多人会这样说，现在仍然有许多人这样说。他要把自己所写的那部追寻逝去的时光，追寻这一逝去的时刻的史诗般作品冠名为《追忆似水年华》。故事背景设置在1898年春季的法国，设置在丽兹大酒店首次开张迎客的那些日子里。

马塞尔·普鲁斯特（后来有人称他为大酒店的丽兹·普鲁斯特）将成为一个比行将去世的那一代人中的任何一位更具有传奇色彩的名字。只有爱弥尔·左拉在名望方面可以同他相提并论。丽兹大酒店将成为他名副其实的家园。与此同时，他同那些在未来岁月里聚集在旺多姆周围，才华横溢却有着致命缺陷的其他人士共同书写着20世纪巴黎传奇的崭新历史。

那是一段令人心酸的历史，战争的阴影每每挥之不去。

3

旺多姆广场上空的激烈空战

1917年7月27日

路易莎·卡萨蒂侯爵夫人

在巴黎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演员；无人满足于只当观众。

——让·考克托

1917年夏季，德国人正在轰炸巴黎。经过近6个月的间隙之后，德军空袭再次成为法国首都夜生活的一个常态特征。

然而，你不能不佩服大酒店领班奥利维尔·达贝斯卡特以处惊不乱的气度，从容地穿行在丽兹大酒店的各个房间之中。奥利维尔知道权柄所在，知道如何默不作声地操纵权柄。让·考克托对于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奥利维尔运用权力并以此为乐的样子，颇有几分阴险之嫌。

1917年7月27日夜里11点以后，罗马尼亚公主的豪华套房里举行的晚宴没有任何早点结束的迹象。好几个月以来，她一直在举行这样的豪华晚宴，大多情况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告结束。

考克托强忍住一个哈欠，既感到开心，又感到扫兴。感到开心，是因为这场晚宴可以轻而易举作为一出浪漫喜剧搬到沃德维尔剧院去上演；感到扫兴，是因为如果他以前不是多次看过这种表演，这出浪漫喜剧就可以演得更加妙趣横生。马塞尔·普鲁斯特和那位短小精悍的法国外交官在房间的另一边不遗余力地追逐着同一位女人：38岁的罗马尼亚公主海伦·克里索维洛尼·苏卓。她就是他们的晚宴女主人。

那是莫兰德的错。是他在数月前把这位双性恋作家引荐给了罗马尼亚公主。现在这位外交官装作不在意情场竞争，但是朋友们却真真切切地注意到他在描述马塞尔·普鲁斯特同公主第一次见面时的语气有些酸楚的意味。那简直是一种目瞪口呆、立时坠入情网般的痴迷陶醉。“作家仔细打量着她那黑色披肩和白鼬毛皮制作的手筒，就像一位昆虫学家陶醉于萤火虫翅膀的翅脉一样。与此同时，侍者们则围着他团团转。”保罗·莫兰德有些恼火的回忆道。这种邂逅使考克托感到颇有荒诞的意味。

荒诞是当时的流行时尚。那一年巴黎兴起了一个新的艺术运动。法国作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那年春季推出的新编芭蕾舞剧《蒂雷西亚的乳房》中，给这部舞剧赋予了一个名称：超现实主义。从那以后整个艺术界便狂热的追捧这样的新作品：采用奇异的蒙太奇手法，带有强烈的噩梦般幻想特点，真实世界的疆域在其重压之下纷纷崩溃。有关阵地战重新开打，攻击中采用毒气，以及食品实行定额配给制的消息不断传到巴黎，要想条理清晰地理解任何事物都变得日益艰难。超现实主义的确道出了人类面临的现代境遇。

超现实主义与舞台当天晚上使那个朋友圈内的人士聚集在了一起。艺术家、作家和社交界知名赞助人共同组成了那种附庸风雅的人群，他们把丽兹大酒店称为自其开业以来他们在巴黎区域的一个中心地标。自从德雷福斯冤案事发之日起，丽兹大酒店同这些富有的国际先锋人物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了。那年春季，让·考克托在帕布洛·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在他们参与打造的实验芭蕾舞剧《游行》的首场演出中，第一次遇到很有教养，天性好奇的保罗·莫兰德。当时让·考克托已经陷入对毕加索这位著名画家的浪漫迷恋当中 。使他感到扫兴的是，他只不过是单相思而已。毕加索在马德里正在筹划同俄罗斯芭蕾舞演员欧嘉·科克洛娃的那场不幸的婚姻。

自1898年起，丽兹大酒店也一直是德雷福斯支持者们喜欢聚会的地方。这些人当中既有实验艺术家，头戴贝雷帽的知识分子，也有背弃法国古老文化拥护先锋派文化的变节贵族。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又常常进一步成为现代派，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画家作家。保罗·莫兰德的父亲曾经是一位德雷福斯支持者。不过每个人都出于礼貌，装作不知道他也曾拒绝他的儿子把犹太客人带到家里。那天晚上，博蒙特伯爵夫妇也出现在罗马尼亚公主的套房里。他们是先锋派文化富有而慷慨的赞助人，因举办奢侈铺张的化妆舞会，支持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而在首都巴黎名声大噪。长毛绒椅子上坐着上了年纪的马拉特公主和马塞尔的老朋友约瑟夫·雷纳克；此人是位犹太新闻记者，在丽兹大酒店首次开张迎客的那年春季引发了吉妮维芙·斯特劳斯沙龙里有关德雷福斯冤案的争论。

当马塞尔思考着自己对苏卓公主炽烈的爱时，他说“她是唯一一位使我魂不守舍的女人，这可是我的不幸。”实际他明白，最吸引他的是对她那种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这个女人和她敏锐的政治意识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种既使我恐惧，又使我着迷的独特魅力。她身上总有一些神奇之处，尤其是她那钢铁般的意志。”她的政治追求热烈而且工于心计，然而并非一直具有原则性。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居住在巴黎的人们。甚至连丽兹大酒店的餐饮服务有时也因配给制度、原料短缺等缘故受到限制。不过马塞尔和苏卓公主并未受到影响。奥利维亚·达贝斯卡特通过黑市渠道并以很高的黑市价格为马塞尔买到了他所要的一切。当这位作家在闲暇之时想要吃一些平时喜爱的佐茶饼干时，奥利维亚为他弄到了很多。马塞尔笑着对斯特劳斯说，足够“30年”囚禁生活吃的。当天夜晚，他们在一起又喝香槟又吃龙虾，而首都此时则到处是一片饥馑景象。

总的来说，在上述情况下最好是尽可能不去关注战争。这是默认的社会惯例。所以，人们谈论艺术、旅行和各种丑闻，绝口不提战场和军队的事情。但是完全回避战争这个话题也不容易。那个星期首都的一个军事特别法庭把荷兰籍交际花、舞女马嘉雷莎·泽丽判处了死刑，一时成为整个巴黎议论的话题。这位荷兰籍舞女为德国人充当间谍，在世界间谍史上另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玛塔·哈丽” 。

人们在谈话时还可以轻松的语气，谈到考克托在春季同毕加索和俄罗斯芭蕾舞团首席编舞谢尔盖·佳吉列夫游览意大利的经历。那年春季，三位男士在坐落于大运河畔的著名私人府邸里，拜访了丽兹大酒店最为古怪的一个老常客路易莎·卡萨蒂侯爵夫人。她曾经作为一位具有舞台魅力的名人出现在俄罗斯芭蕾舞团当中。她同佳吉列夫相识已有七八年了。那年春季，她着实把考克托和毕加索给迷住了。她毕竟是超现实主义的人物，一心要成为当代艺术精神活生生的化身。

在战前那些年，路易莎·卡萨蒂就住在丽兹大酒店，当时她可是轰动一时的社交人物。这位侯爵夫人真是人见人爱，尤其是当天晚上。她以酷爱巫术、超自然力量和降灵说名噪遐迩。当天晚上，苏卓公主特邀一位灵界催眠师为大家发功助兴。

考克托如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讲一讲侯爵夫人在私人府邸里举行的豪华宴会让大家开开心。亲眼观看路易莎的表演（因为没有别的合适词语可用），考克托承认，是唯一一次他看到让毕加索大吃一惊的场合。卡萨蒂穿着一身惊世骇俗的怪诞服装在自己的府邸里迎接了他们。她穿着的服装通常由先锋派芭蕾舞团设计师莱昂·巴克斯特亲自设计制作。有时她穿着领口一直开到肚脐的前卫时装。有时她只穿一身皮毛服装，手执镶有珠宝外壳的链子，在威尼斯午夜的大街上遛着她那几只宠物猎豹，招摇过市，立时引来一些深夜狂欢作乐者的齐声喝彩。

这位侯爵夫人脖子上缠着一条染成金色、通过喂药整治得服服帖帖的蛇，权当一条活的项链；她还不惜冒险用有毒的颠茄剂滴进眼内，使瞳孔放得老大——她要的就是一种半人半妖的观赏效果。她把头发染成火焰的在旺多姆广场这里，他们全都目睹了相同的表演，只不过规模略小一些。奥利维亚把一切都告诉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生动地讲述了三年前在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个星期，一天下午在丽兹大酒店里发生过的一幕往事。

那些年里，路易莎·卡萨蒂把她在丽兹大酒店居住的套房变成了一个精美的舞台场所。她那种大胆泼辣的时尚成为聚集在旺多姆广场的那些年轻设计师的灵感源泉，其中包括一个名叫可可·香奈儿的年轻女士。不久前，她搬入了丽兹大酒店后门对面侧街一个不起眼的店铺里。

在侯爵夫人的豪华套房里，签名的法国沙发和精美的扶手座椅都是玛丽-路易斯·丽兹以注重细节的眼光精心挑选的。上面很快就盖上了动物毛皮。然而在每个人的记忆中那些动物都是活的。侯爵夫人在居住的丽兹大酒店豪华套房里饲养着半驯化的宠物猎豹和（不时地使酒店客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爱好自由行动的王蛇。奥利维亚颇为耐心地用活兔子来喂那只王蛇。

她为自己赢得了“大酒店的美杜莎”的名头 ，并不仅仅因为她嗜好养蛇。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戈尔贡女妖一样，她可以变得十分可怕，尤其在她大发雷霆的时候。这在酒店员工当中早已传为“佳话”。若是服务当中稍有耽搁或稍有差错，她就会把珠宝首饰立即扔到窗外旺多姆广场上，然后打发慌张的员工出去把珠宝首饰找回来。她的时间安排随意难测，声名狼藉。

1914年8月4日下午晚些时候，路易莎·卡萨蒂心血来潮，想要份早餐。她按下门铃，可是没人跑来。于是这位侯爵夫人来到走廊里，逮住一位倒霉的员工让他处理此事。大厅里莫名其妙地空无一人。开电梯的服务员也逃离了岗位。运行速度曾使奥斯卡·王尔德感到惊慌的电梯镀金梯箱也停在那里就是不动，谁也拿它没办法。侯爵夫人不禁勃然大怒。

其实她有所不知，德国已经对法国宣战。那天上午，比利时遭到入侵。德军正在气势汹汹地扑来，欲要占领欧洲最让他们朝思暮想的华都——巴黎。

1914年那天下午，当侯爵夫人走下那段宽大的楼梯时，她所看到的世界已经陷入一片混乱。奥利维亚没有跑上前来；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她就在身边。另一位房客，女雕塑家凯瑟琳·巴罕斯基后来回忆道：“我听到卡萨蒂侯爵夫人在狂乱喊叫。她满头红发乱蓬蓬的，野性十足。她穿着著名设计师巴克斯特和波烈设计的女装，突然之间看上去非常凶恶，虽然大发雷霆，却无济于事，就像是一个蜡像小女人一样在这种新生活现实中百无一用，怅然若失。战争已经触及生活的根基。艺术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了。”

侯爵夫人发誓，战争一结束她还要回到丽兹大酒店，继续住在以前住过的套房。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触及到了生活的根基。食物短缺，西班牙流感，再加上坦克、枪炮和导弹一齐发威，使法国在美国于1917年4月放弃中立立场宣布参战之前总共有近100万公民丧生。由于生命财产损失巨大，生活一度极为困苦。法国人坚决要求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要使德国人蒙受耻辱，使他们陷入贫困，这无形当中为第二次爆发激烈冲击，为德国人的极度报复行为埋下了隐患。

晚宴上剩下的菜肴撤下去了。苏卓公主请来的催眠师开始表演奇怪的拿手绝活儿。当时心理自动现象对先锋派人士很有吸引力。同卡萨蒂侯爵夫人一样，苏卓公主也感到心理分析新领域很有魅力。她提到一位名叫弗洛伊德的维也纳医生最近出版了一本研究梦和下意识理论的专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催眠术却是在旺多姆广场发明的。在隔壁16号，德国医生弗朗茨·梅斯梅尔于18世纪70年代建立了他的诊所，并以他的名字梅斯梅尔（mesmerism）命名催眠术。马塞尔·普鲁斯特当时正在创作那部以追寻逝去的时间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第三卷（已耽搁了很长时间），书中很多内容都涉及心理与追忆机制、时间和幻想等方面的内容。催眠师挨个儿请求志愿者参与。客人们轮流亲自体验处于催眠状态时自己的下意识引发暗示联想的神妙感觉。

然而最富戏剧性的下意识行为却在保罗·莫兰德和马塞尔·普鲁斯特之间继续上演着，因为他们二人都想赢得苏卓公主的芳心。让·考克托只能在一旁惊奇地观战。好多年前马塞尔已退隐到他那间装有软木衬层的房间，就连外面的嘈杂声也听不到。眼下他对那位罗马尼亚公主的痴情迷恋使情况发生了无法想象的变化：他又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上流社会的纷乱生活之中。可那是一场奇异的三角恋爱。马塞尔·普鲁斯特最近那段时间的情侣不是社交界的女人，而是迷人放荡的花花公子和丽兹大酒店里英俊的年轻侍者 。

套房墙上的青铜闹钟准确地敲响了夜晚11点半的钟声，但钟声很快就淹没在埃菲尔铁塔上发出的尖利的防空警报声中。德国人又在轰炸巴黎，防空警报声尖啸着在黑暗中响起。考克托面带疲惫之色，以轻松俏皮的语气对房间里的人说道：“又是埃菲尔铁塔。有人踩着她了，她在表示不满呢。”出于礼貌而响起的表示赞赏的笑声听起来干巴巴的。

头顶上，德国人的飞机出现在天空，同法国一个飞行中队展开危险的空战追逐。到1917年夏季，“红男爵” 已经是一位令人生畏的传奇式人物。但是那几个月里在法国北部上空一举成名的纳粹德国空军飞行员是一位德国军官，名叫赫尔曼·戈林。从6月份起，他已击落十多架同盟国飞机。

满天星斗明亮得似乎有些不自然，照耀着这座黑暗的城市。不断落下的炮弹和喷出的机枪火舌不时猛烈地闪爆出可怕的火光，把夜空照得通明。原先聚集在公主沙龙里的人群静悄悄地来到了俯瞰旺多姆广场的露天平台上。下面的广场上人越聚越多，全都默不作声地抬头目睹世界末日般的空战场面。马塞尔在写给吉妮维芙·斯特劳斯的信中描述当天夜晚的观战情形时写道：“我们在阳台上观看了壮观的空中激战。在旺多姆广场的阴影中，身穿睡袍或浴衣的女士们到处游荡……紧紧抓住珍珠项链按在胸口。”酒店员工把那些比较小心谨慎、头脑清醒的客人带到了设备完善的地下掩体里。大酒店酒吧的那些深夜客人小心翼翼地站在门道里，手里的香烟余烬燃放出又小又红的光点。烟草（战时奢侈品）的香气轻轻地飘散开来。

地平线上闪现出两名飞机驾驶员，在巴黎上空展开着激烈厮杀。他们当中的一位将最终获胜，另一位则葬身于熊熊大火之中。

考克托也在阳台上观看着展现于眼前的一场奇特战斗。马塞尔即使在夏季也裹着那件笨重的外套，此时慢慢地向公主身边靠近。接着便响起了他那低微的喃喃轻语之声。“正如腹语表演的声音发自腹腔一样。”考克托回忆道，在谈话中“普鲁斯特的声音发自他的灵魂深处”。马塞尔始终如一，甚至有些让人难以忍受地大献殷勤，阿谀献媚。公主本是一位冷若冰霜、任性霸道的情人，此时却引来他的百般殷勤。保罗·莫兰德凝神眺望着远方。

在那个温暖的7月夜晚，即使巴黎上空不断发出轰鸣的爆炸声，保罗也能暗暗自喜，得意地微笑。普鲁斯特已经输掉了情场角逐。公主不久就会同丈夫离婚，一旦自由脱身便立刻嫁给莫兰德。他们几乎已经是一对铁定无疑的恋人了。

黎明来临时，马塞尔也许备受折磨，也许并不在意，会回到他那装有软木隔音衬层的房间，重新埋头写作。他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要使现实生活可以忍受，就必须要心怀一两个幻想。一到下午，他就让奥利维亚给他端来啤酒和凉鸡肉，并把大酒店里的各种传闻讲给他听。他了解到的一切都成为他那本描写巴黎人生活的长篇巨著的创作素材。那部作品不久将要使他获得全法国最令人朝思暮想的文学大奖，并使他一举成名。众多伯爵和王公贵族很快就会向他频频示好。很快就轮到别人对他大献殷勤。

让·考克托自己的职业生涯很快也将出现起伏不定的情况，全部因为他特有的那种冷漠超然的态度。也许他说得对，巴黎的每个人都想成为演员。但是20年后当考验他潜质的时刻来到时，考克托既无积极的心态，又缺乏相应的勇气。尽管考克托自己不知道，然而他已经扮演了能够突出他自身特点的唯一一个角色——陷入困境的观察者。

4

丽兹大酒店的“美国天使”

1940年9月1日

劳拉·梅·克里甘

看到巴黎这么冷落，他并不真的感到失望。但是，丽兹大酒店酒吧里静悄悄的，却着实让人感到奇怪，感到有些不妙。这里不再是美国人的酒吧了——他感到自己也变得彬彬有礼，没有摆出似乎是主人的架势。

——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出自《重访巴比伦》，1931

20多年以后，又一场战争直逼巴黎，而且正如夏尔·戴高乐曾经预言的那样，对法国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这场冲突，使法国人命中注定要同德国人再次在战场上相遇。

1940年9月1日，对于那些身居旺多姆广场的人来说，德军占领时期真正开始了。当天上午第一次世界大战王牌飞行员，现在的德国空军将军，赫尔曼·戈林正式入住帝王套房。

10个星期之前，从戈林首次昂首阔步走进丽兹大酒店大门那天起，酒店员工就一直忙碌着。

在最新到来的这位房客入住之前，帝王套房已经进行过新一轮修缮，并且引起一阵骚动。最重要的是，工人们为阿道夫·希特勒手下第二号人物——这位肥胖的帝国元帅在公寓里安装了一个超大型浴缸。

其原意并不是这位纳粹德国空军司令喜欢在巴黎长时间泡在浴缸泡沫里小口喝香槟，大口吃鱼子酱。他并不反对这些享受乐趣。不过被安排服侍这位德军指挥官的酒店员工很快便了解到浴缸背后掩盖着一个只有许多同一代人才知道的一个阴暗秘密。

赫尔曼·戈林是一位吸食吗啡的瘾君子。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他一直试图改掉这个习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人在战后生活中基本上都使用止疼药。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之风盛行的柏林，吸食可卡因和尼古丁极为普遍。魏玛共和国时代结束时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执政，保守的德国前工业民族主义同法西斯主义一同出笼。现代战争采用各种技术“创新成果”，包括首次广泛运用自动机枪和化学武器。此外，现代战争也开启了药物依赖成瘾的新时代。

20世纪30年代，来自科隆的德国医生休伯特·卡勒宣布发现了一种专治吸食吗啡成瘾的“神奇疗法”。于是赫尔曼·戈林便找到这位著名教授接受一个疗程的治疗，其中包括长时间泡澡以应对戒毒时期出现的各种症状。在丽兹大酒店里医生亲自把戈林泡在浴缸里，给他打针，然后再把他泡在水里，一连好几个小时。酒店员工回忆道：“我们必须为那位教授送去成堆的毛巾和大量食品，因为治疗过程使戈林感到非常饥饿。”

戈林在丽兹大酒店入住帝王套房时，原来的房客发现她被突然之间调换了客房。那个星期她面临着一个令人痛苦的难题。

那位原来的房客名叫劳拉·梅·克里甘，是美国中西部一位钢铁工业老板的遗孀。丈夫死后，她成了美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1940年夏季，她每个月的收入为80万美元，按今天的价格来算大大超过1200万美元。这意味着克里甘夫人手里不缺钱，几乎可以在丽兹大酒店长久地住下去。

从1938年起，她几乎就是这样做的。1940年春季，新任命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法兰西之战前几周访问巴黎期间就下榻在帝王套房。一般房客必须给达官贵人和国家元首让个方便，这是天经地义的。克里甘夫人心里非常清楚，尊卑贵贱各得其所，这很重要。总的来说，旺多姆广场上的豪华公寓是劳拉·梅女士喜欢居住的地方，那是宫殿式大酒店最好的房间。她财力雄厚，几乎无人能比。

她并不是一直那么富有。1879年劳拉·梅·克里甘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涅州沃帕卡县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她当过女招待、电话接线员，后来成为芝加哥市一名医生的妻子，再后来又成为钢铁大亨詹姆斯·克里甘的情人。她同当医生的丈夫快速低调地离婚之后，于1916年同克里甘结婚，使克里甘的家人和克利夫兰当地的上流社会大为失望。

克利夫兰当地的精英阶层对他们二人冷落怠慢，因此他们离开克利夫兰去了曼哈顿。可是那里同样对他们大门紧闭。美国作家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讲述了一位中西部暴发户试图用金钱铺路，希望能够跻身于继承财富的美国东海岸富人上流社会，但最终惨遭失败的人生悲剧。劳拉·梅女士遇到了相同的障碍。她花费数十万美元举办豪华宴会也未能跻身上流社会。于是她和丈夫一起漂洋过海去了欧洲。在那里，人们无法想象有钱的美国人会出身名门。另外，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曾经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拥有巨额个人财富而又出手大方的人物就算不是出身名门，照样可以出人头地，吃得开，玩儿得转。

就在詹姆斯·克里甘深受心脏病困扰的时候，劳拉·梅已经成为轰动一时的名人。美国最为著名的攀龙附凤女主人，那位身材矮胖，长相极为难看的宴会策划人爱尔莎·麦克斯韦言简意赅地评论道：“20年代伦敦有位了不起的女主人，她就是活泼自信的劳拉·梅·克里甘。她在短短6个月里从一名电话接线员一跃成为一名富有的寡妇，堪称美国版的灰姑娘，前所未有，无人能敌。”这话说得太夸张了。詹姆斯·克里甘死于1928年，而非1916年。不过只要话说得妙语连珠，俏中带刺，没谁会在意确切的日期年月。

在欧洲，劳拉·梅采取了可靠的旧世界的惯用手法。她以钱铺路，迅速跻身于上流镀金社会，不久便和公爵、公爵夫人、王子和公主、王妃们在一起寻欢作乐，花天酒地。她举办奢侈盛大的社交活动，开始小心谨慎地选择合适的客人。她给那些手头拮据的公爵夫人送上丰厚的礼物，还花钱请她们参加她个人举办的宴会。

这种社交手段在丽兹大酒店让爱尔莎·麦克斯韦发挥到了极致。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纽约客》驻巴黎记者珍妮特·弗兰德曾一本正经地说过，爱尔莎·麦克斯韦尔很有本事，善于在欧洲贵族社会同美国暴发户名流攀上关系——如果他们很有钱的话。只要给她一笔钱，她就可以把默默无名之辈变成社会名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他们参加的社交庆典和娱乐活动，为他们，也为她自己大造声势，出尽风头。她很喜欢在巴黎的丽兹大酒店举行社交晚宴。这些社交晚会经常是化妆舞会，只要身穿异性服装就被视为妙趣横生。弗兰德披露道，尤其是可可·香奈儿，“生意大多很好，为那些年轻的浪荡公子哥儿量体裁衣，他们要在化妆舞会上装扮巴黎市最有名的一些女士”。

丽兹大酒店是来到巴黎的美国富人必去之地。早在1900年起一直是这样。几十年来，新世界的富人同欧洲大陆那些无所归属的德雷福斯支持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往不断，便产生了罕见的文化奇迹。

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劳拉·梅·克里甘也来到了法国首都。当时她举办的宴会被公认为在欧洲大陆“进入伯克贵族名谱低等条目最慷慨的免费餐券”。别看她坐拥千百万美元，想要进入贵族名谱有时也没那么容易。正如爱尔莎·麦克斯韦所说的那样，麻烦的是劳拉·梅“长相不漂亮，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不特别聪明；讲话时天真肤浅，颠三倒四，在背地里让人感到可乐开心，就像她举办的晚会一样”。不过最终她还是啃下了巴黎社会这块硬骨头。

1940年9月1日，劳拉·梅·克里甘陷入了一种比较特别的困境。她极为富有，而且在美国中期国债方面的投资也已出色地安然渡过华尔街股市大跌危机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巴黎，拥有雄厚的财力非常重要，而在德军占领时期又显得无比重要。对于入住丽兹大酒店的那些有钱人来说，法国刚刚陷落后的生活几乎和以往的生活并无差别。当然也有一些障碍和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是豪华奢侈的生活却很能将有钱人同社会隔离开来。

然而，当时美国政府担心劳拉·梅·克里甘每月数百万美元的巨款，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地，会落入德国人手里，成为法西斯的战争经费，因此便冻结了她的个人收入。只要她滞留在欧洲，每个月只允许她花费五百美元。

要不是财产被这样冻结了，她还是愿意继续留在巴黎，因为她制订了一些计划，离不开巴黎。在数周前，她已同许多上流社会的美国女性以及法国杜多维尔公爵一起投身于慈善救助工作。每个人都想表现一下战争时期的社会关怀和慈善义举。他们的组织“欢迎你，士兵”，把表示慰问的包裹送到伤兵身边，也对多家医院提供了支持。

尽管当时劳拉·梅·克里甘还没落到身无分文的田地，但也着实受到了很大限制。随着赫尔曼·戈林在她居住的套房里稳定安顿下来，她发现自己已是无家可归了。

还有比这让她更难过的。劳拉·梅心里明白让她感到痛苦的是：即使欧洲上流社会也仅仅因为她财力雄厚才容忍接纳了她，当时每月5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每月8000美元，足以使她在巴黎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却难以使她继续住在丽兹大酒店的帝王套房里，即使那些客房没有被赫尔曼·戈林占用。每月到手的500美元也难以使她在巴黎最奢侈豪华的社交圈里继续保持慈善捐助的高调姿态。

劳拉·梅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在手无巨资的情况下该做些什么，该往哪儿去。1940年夏季，对于富有的美国人来说继续留在巴黎并非难事。丽兹大酒店长期以来已成为来到巴黎的美国人爱去的地方，一到春季便住满了美国人。玛琳·迪特里希前年在丽兹大酒店结束了与约瑟夫·肯尼迪的鱼水之情。她的情夫匆匆离开，又去寻觅新的猎色目标。有传闻称《时代》杂志和《生活》杂志老板记者出身的妻子，社交名流克莱尔·布斯·鲁斯当年4月曾在丽兹大酒店的客房里同约瑟夫·肯尼迪翻云覆雨。众所周知，当克莱尔随着大撤退的人群逃离巴黎时，一再要求汉斯·埃尔米格告诉她他是怎么知道德国人会来的（他当时故意绷着脸俏皮地回答说，“因为他们预订了客房”）。

德国人开始占领巴黎后，又有许多美国人留在了巴黎。其中包括传奇人物、室内装潢师门德尔夫人，社会名流芭芭拉·赫顿。虽然美国大使馆敦促美国公民在方便时尽快离开法国，女继承人弗罗伦斯·杰·古尔德却一再坚持说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要继续留在巴黎。

丽兹大酒店总经理的妻子很快也做出同样的决定。克劳德·奥泽罗和他那位在美国出生精力充沛的妻子布兰琪一直为他想要包养情人一事大吵大闹。既然有这样一位丈夫，她说啥也不肯离开法国。

那年9月丽兹大酒店里的女人多得出奇。随着赫尔曼·戈林与其他德国军官的到来，这种势头愈发强劲。在大酒店内的酒吧里，劳拉·梅·克里甘会发现一些新到的常客。来自附近阿博维尔法西斯间谍机关漂亮的英加·哈格那样的女秘书经常同小说家、诗人黛茜·法罗在一起狂饮作乐。黛茜·法罗还是著名的胜家（Singer）缝纫机公司的财产继承人。黛茜·法罗的娘家姓是格鲁克斯别格。德国人在档案资料中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英加·哈格本人也不是毫无背景。他叔父是阿博维尔间谍机关统管，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

弗恩·波多和她的丈夫查尔斯也是继续留在巴黎的时髦美国人。像许多没有离开巴黎的那些人一样，他们的政治立场明显地具有亲法西斯倾向。战争期间，他们在乡村庄园举行的晚宴所邀请的客人当中包括赫尔曼·戈林和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约西姆·冯·里本特洛甫。三年前他们在庄园里主持过在美国出生的沃里丝·辛普森女士和英国前国王爱德华八世的婚礼。爱德华八世退位并结婚以后，新继位的英国国王册封爱德华八世夫妇为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

当德军大兵压境的形势变得非常严峻时，这两位王室成员被迫放弃巴黎。但是他们都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当德军首次进犯法国并开始轰炸伦敦时，温莎公爵夫人对新闻界发表的毫无同情心的言论在英国很不得人心。她声称：“我说不上对他们感到遗憾。”为此，德国元首也以善举相报：他们居住的苏泽大道85号的豪华府邸完全由一个德国管理员负责看守，并于1944年“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他们”。

然而英国情报机关所关心的事情要比公爵夫人对新闻界发表的肆无忌惮的言论危险得多。1940年温莎公爵夫人仍然在给她以前的情人冯·里本特洛甫递送情报。有传闻说，冯·里本特洛甫每天早晨都给她送来17只康乃馨，每只康乃馨代表着他们同床共枕、鱼水之欢的一次回忆。

劳拉·梅·克里甘从来没有喜欢过沃里丝·辛普森，但是自温莎公爵早些时候在伦敦出席过她举办的宴会以后，她一直同温莎公爵保持着友好关系。她在伦敦自己居住过的豪宅里也接待过冯·里本特洛甫。

这一切意味着一点。只要有钱，劳拉·梅就可留在巴黎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如果她回到美国肯定过得昏天黑地，虽然是有钱人，也会遭到社会排斥。自从她离开尘土飞扬的中西部地区，克利夫兰的精英阶层这些年来没有对她产生过一点好感。纽约上流社会也没变得更有吸引力。

在那年夏季的最后日子里，劳拉·梅思考着是否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解决自己面临的经济难题。如果把自己的个人物品卖给德国人肯定会筹集到一大笔现金。在巴黎，德国人什么都想买，从康朋街出售的成瓶的香奈儿5号香水到古董、艺术品、时装和珠宝，全都想买。

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一到巴黎就要求新进一批附近的娇兰公司生产的令他心仪已久的香水。倒霉的汉斯·埃尔米格不得不把实情禀告这位德国元帅：这么晚了，精品商店要一直关闭到明天早晨才营业。戈林大喊大叫，吩咐埃尔米格最好派人把商店打开，并命令他的司机开车把大酒店总经理直接送到商店。从那时起，戈林一直在大肆收集艺术品，力图将巴黎的艺术品全都弄到手。“小汽车里坐满了侦探，在他身后一百码处紧跟不舍，”戈林传记的一位作者这样写道，“他自己穿行在巴黎的各处杂货市场上，精心挑选奢侈品和便宜货。”

劳拉·梅的各种私人物品本身就是一个杂货市场。如果她决定有选择地把自己一些财物卖给戈林为自己筹集一些资金，戈林在丽兹大酒店里不用向外迈出一步就可以自得其乐，非常开心。

劳拉·梅无法卖掉自己的毛皮大衣，这是一件憾事，因为戈林喜欢的是貂皮尤其是黑貂皮制品。当德国人通知她搬出她当时居住的带有三个卧室的帝王套间时（内设有女佣房间、数间客厅、一间餐厅、一间女子卧室），除了把毛皮制品藏起来别无选择。如果德国人知道了她有多少值钱的物品，他们肯定会强行抢去。所以她将值钱的东西藏到了凯撒·丽兹修建的一个秘密壁橱里，然后特意在门前拖着一个很大的旧衣柜以掩人耳目。

战争期间劳拉·梅的那些毛皮制品就藏在秘密壁橱里没有被人发现，非常安全。在整个丽兹大酒店，凯撒·丽兹修建的让人意想不到的安全设施不止一次发挥了战时保密作用。

戈林试图哄骗劳拉·梅，或者采用威逼的方式，把她的翡翠珠宝弄到手。她错不该让他看了一眼那些精美的翡翠珠宝。事实上劳拉·梅有一大批价值不菲的名贵宝石，不仅有翡翠，而且还有钻石以及黄金宝物。虽然戈林喜欢享用毛皮大衣，并且一心要没收欧洲名画，其实真正让他着迷的还是各种宝石。

刚到巴黎时，戈林这位帝国元帅最想购买的东西之一就是上面饰有钻石的金制元帅杖。他命令卡地亚珠宝公司立即为他打造一个这样的元帅杖，只支付一小部分费用。那年夏季，人们有时可以看到他得意扬扬地在丽兹大酒店的中心楼梯上来回走个不停，身穿怪异服装，一副吸完毒品后头晕脑涨的样子，手里挥舞着元帅杖，活像一个微醉的啦啦队员。凡是在帝王套房里见过戈林储物壁橱的人都知道，里面既有淡紫色的裤子、丝绸和服，也有其他许多花色样式不同的服装。酒店员工透露，曾经在里面看到过“镶着白鼬毛皮和貂皮的奢华长袍……镶有珠宝的凉鞋，翡翠饰针和钻石耳环。有人说他还化妆，浑身洒满颇不一般的香水。有一只水晶碗，里面装满吗啡片，就放在扶手椅旁边的桌子上。水晶碗近前还有一只碗，里面混装着翡翠、黑珍珠、蛋白石、石榴石和红宝石”。

意大利外交部长，法西斯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的女婿加莱阿佐·齐亚诺于1942年春季曾经下榻在丽兹大酒店。他在战时日记中风趣地写道：“戈林除了谈论他拥有的宝石之外几乎不谈论别的事情……他把玩宝石就像一个小孩子玩他的弹子游戏一样。”这里说的可是一位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的人物。

人们嘲笑戈林。即使那些在丽兹大酒店里站岗的德国士兵也忍不住暗地里讥讽他。劳拉·梅心里清楚，人们也在嘲笑她。上流社会指责抨击的目的就是让她知道他们容忍她也只是勉强这样做。因此看来，她和那位德国空军司令在这方面差别不大。

是返回美国，还是继续留在巴黎，面对这样的选择，劳拉·梅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她把翡翠卖给了戈林，得到了5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近200万美元）。通过这位德国元帅，她把一个金质化妆盒卖给了阿道夫·希特勒。她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挂毯和所有的精美法国古式家具全都处理掉了，换成现金后交给了纳粹党。有人说她把上述物品卖给了纳粹党。当时她正在制订一个秘密计划，打算充分利用她掌握的财富。

她准备继续留在法国，继续出售她的财宝。但是她不想在被德军占领的巴黎出售她的财宝。于是她带着现金和剩余的奢侈品前往法国中部的温泉小镇维希。在德军占领期间，那里是法国卖国傀儡政府总部所在地。

在维希她本可以租用一座豪宅，或者举办战时晚宴以取悦法国和德国官员。然而她却反其道而行之。出乎人们的预料，她住进了一家非常一般的小旅馆。她非常低调、不动声色地开始把所有的钱——平均每月两千美元——投入到为法国伤兵服务的慈善活动中，在那些老兵中间赢得了“美国天使”的美誉。

当时法国维希政府元首菲利浦·贝当得知此事后深为感动，特授予劳拉·梅·克里甘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这是法国政府为有功于国家的人士授予的最高荣誉。历史学家指出：“克里甘夫人是除了（非洲裔美国歌舞女演员、间谍）约瑟芬·贝克之外获得这项最令人向往的法国荣誉的唯一一名美国女性。”

1941年12月随着美国参战、美国人放弃了中立立场，劳拉·梅尽管在巴黎表现积极，也要在俘虏收容所作为战俘被关押一段时间。1942年离开收容所后，她便前往伦敦，在那里继续利用她的财产帮助伤兵排忧解难。为了表彰她所做的贡献，英国政府向她颁发了国王勋章。

爱尔莎·麦克斯韦在谈到劳拉·梅时曾说过：“她长相不漂亮，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也不特别聪明。”但是尔爱莎接着还说过：“她为人诚实，很有活力，她的心就像她的银行那样博大。”

当时劳拉·梅是一位战争年代的女英雄。数年之后，夏尔·戴高乐要求解放后的法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对她进行重新评判。

5

飘向巴黎的美国人

1944年

欧内斯特·海明威

当我梦想着来世的生活时……所有的情景都展现在巴黎的丽兹大酒店里。

——欧内斯特·海明威

1944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将近5年，巴黎被德军占领了将近4年。如果战争本身也有各种故事需要讲述的话，这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很快就将达到高潮。

欧内斯特·海明威把战争视为人类特有的戏剧表演。对于1944年春季从欧洲发回报道的许多美国新闻记者而言，重要的是重返巴黎，因为那里是战争剧情展开的地方。

海明威并不是唯一一位认为最生动的情节是在巴黎丽兹大酒店展开的人。在“咆哮的20年代”如日中天及其余波延续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那段时间里，一些被统称为“迷惘的一代”才华横溢的美国作家一起在法国首都巴黎度过了青春时光，而且他们的一些哗众取宠行为也成为大酒店的传奇故事。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曾经幻想过有丽兹大酒店那样大的钻石，认真思索过“美国人中的精英人物为何都漂向了巴黎”。

1940年冬季，斯科特因心脏病发作在加利福尼亚去世。而眼下一群丽兹大酒店的老常客正在缓慢地重返巴黎，只是不见了斯科特。对于有些人而言，他们的回归结局更为开心。但是对于他们当中的每个人来说，这却是一次曲折迂回、错综复杂的回归旅途，危险重重，烦心事不断，不时还伴随着一些令人作呕的欺骗出卖行径。

就海明威而言，这次重返巴黎之旅首先要越过英吉利海峡同别人拼酒喝上一顿。那地方离巴黎不到300英里，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位美国著名作家重返巴黎将会使许多人大吃一惊：因为5月26日上午数家报纸报道说，海明威死于伦敦街头一场严重车祸。

所有的烦恼都起始于两天前的一个夜晚，在贝尔格拉芙广场联立大厦一个公寓里举行的一次放纵豪饮的晚宴。联立大厦环绕的那片空地已变成了战时坦克停车场和存放军事装备的地方，也是外国记者常去的地方。

当时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在酒店的酒吧里遇到老朋友海明威。后来这位摄影记者回忆说：“海明威在一些挑刺的人看来就是不顺眼，但是我见到他真的很高兴……为了表示我关爱老朋友，证明我混得不错，我决定在我居住的那个没什么大用却非常昂贵的公寓里给他摆宴接风。”另外“爸爸”（他喜欢别人这样称呼他）海明威长着满脸难看的大胡子，遮住了皮肤上的毛病。他的朋友们开玩笑说：“爸爸有麻烦了……那一把大胡子能把所有的姑娘都吓跑了。”他需要在精神上振奋一下。

卡帕施展开深为朋友称赞的运送黑市货物的本领，弄到了一个“容量为十加仑、从原子实验室借来的玻璃罐”，将半打熟透的桃子浸泡在一罐高级白兰地酒里，然后又倒入一箱香槟酒（每瓶30美元，战时价格）调制出战时最具杀伤力的晚宴潘趣酒。然后，卡帕打开了他那套广场公寓的房门，迎接一帮在伦敦结识的经过精心挑选却难以驾驭的朋友。这次朋友聚会最后变成了一场深夜痛饮狂欢，对此谁也不会感到惊讶。

晚宴第二天凌晨时分才告结束，而海明威已经醉得没法开车了。实际上他的朋友彼得·戈洛也同样如此。不过他们还是动身启程，医生的妻子跟在后，一路狂奔，径直开向临近梅菲尔地区的多切斯特酒店。当时纳粹德国空军自1944年1月初起在赫尔曼·戈林的指挥下，正在实施后来被称为1944年“婴儿闪电战”的作战计划，对国际大都市伦敦进行第二次轰炸。整个城市因停电变得一片漆黑，但是严禁使用汽车前灯。出乎意料的是，那天晚上的漆黑夜色正是酿成撞车惨祸的主要原因。

远在这几位寻欢作乐者还没有上床就寝之前，戈洛开车失控，一车人迎头撞在一个水塔上。这群人身上多处受伤，被紧急送到附近的圣·乔治医院。海明威伤得很重，头撞在挡风玻璃上流了不少血，双膝严重受伤。卡帕很快接到了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当天早晨7点钟他匆匆赶到了医院急救室。“在手术台上，我看到了体重215磅的爸爸。他的头骨开裂，缝隙很大，胡子上沾满了血迹。医生正准备给他打麻醉剂，把他的头部重新缝合起来。爸爸客气地感谢我举办的那场晚宴。他要求我好好照顾那位让他撞在水塔上的医生，因为医生伤得也很重。”

这场车祸让作家海明威患上了严重的脑震荡，本应使他卧床休息，暂时戒酒一些日子，但是他不仅没有好好反思一下死里逃生的好运气，没有表示痛改前非，反而把心思用在了其他一些事情上。实际上他心里想的大多是一位娇小可爱、身段丰满可人的蓝眼睛美国女记者，名叫玛丽·威尔士。前几天（5月22日）在伦敦的白塔餐厅里吃午餐时，玛丽·威尔士引起了海明威的注意。当时她穿着紧身毛衣，一头褐色卷发，分外显眼。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她那种自信轻松的风格很让海明威着迷。当时她正在同另一位战地记者、小说家欧文·肖（纽约人）吃午餐。在那个星期里同盟国战地记者成群结队地从四面八方聚集伦敦，眼睛全都盯着相同的斩获目标：从解放的巴黎发回第一篇新闻报道。但是海明威同欧文·肖的竞争很快就变得更加激烈。况且玛丽·威尔士还是欧文·肖的情人。

玛丽·威尔士自称身材诱人，而且她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丝毫不感到害羞。她在紧身毛衣里也没戴文胸。

“愿老天保佑那台织出这件毛衣的机器。”欧文·肖一见到她便如此感慨地说。

他们二人在房间里行走时，所有的记者都开起了玩笑。“毛衣好漂亮。”有人吹着口哨说。还有人窃窃私语：“穿着暖和，精神焕发，不是吗？”“玛丽，我想再多看你几眼。”

海明威看了看便说，“把你的朋友给我介绍一下吧，肖。”于是欧文·肖便牵线搭桥，为自己埋下了不幸的隐患。玛丽是《生活》杂志记者。有一天海明威壮着胆子问她可否单独和他一起吃午餐。除了是欧文·肖的情人之外，她还是诺尔·蒙克斯太太，另一位男士的妻子，那又怎么样呢？欧内斯特·海明威已经堕入情网。显然，这种感情双方一拍即合，心领神会。

另外一种复杂的情况很快就要出现了。还有一位美国记者，名叫玛莎·盖尔霍恩，也在赶往伦敦的路上。“马蒂”（朋友们都这样称呼她）一心要返回巴黎写出有分量的新闻报道。她恰恰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妻子。

在罗伯特·卡帕举行盛宴的当天夜里，玛莎就要抵达伦敦，感到极其紧张不安。她是搭乘一艘战争运输船的唯一一位平民。这艘运输船上满载爆炸物品，于1944年5月13日起横渡大西洋。

为了返回欧洲给《矿工杂志》撰写有关新闻稿件，玛莎踏上了这趟冒险旅程。《矿工杂志》是她从事战事新闻报道的专业领地。那年春季，武器运输船可是很有价值的攻击目标，她居然搭乘这样的船只前往欧洲，着实使人大吃一惊。当月德国潜艇在大西洋击沉三艘盟军船只和一艘美国护卫舰。大西洋上险境丛生，就连英国首相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唯一使我真正感到害怕的就是德国U形潜艇造成的危害。”二战期间，数万名水手死于从美国到英国之间的海洋运输线上。在整个航程中，船长一看到地平线上有什么东西在靠近他们就不停地吹起哨子。这哨声的含义，按着玛莎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就是：“不要撞我，你个蠢货，我会爆炸的。”

玛莎搭乘那艘运输船只有个简单理由：那是她横渡大西洋的唯一途径。她认为很有必要这么做，因为欧内斯特·海明威口是心非，跟她大耍花腔。那年春季，在欧洲这个戏剧大舞台上就要上演惊心动魄的一幕。战争在急剧升温，同盟国军队几乎每天夜晚都要轰炸法国。到那里去是她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梦寐以求的事情。

海明威不仅抢去了《矿工杂志》分配给她的报道任务，使她在1944年夏季丧失了官方新闻报道认定资格，简直成了局外人，而且他还拒绝帮助她在纽约起飞的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上订座。这趟班机赶在法国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那几个星期之前把一大批新闻记者运送到伦敦。“啊，没办法，我做不到啊，”海明威对当时还在纽约的玛莎这样说道，“他们只运送男人。”其实他很清楚那趟班机上还有其他女记者。他只是想让妻子待在家里，尽一个女人的义务。

对于玛莎而言，这个打击非常残酷，伤害极大。“看样子，”她绝望地对一位朋友说，“我要错过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是在我的一生中我最想看、最想写的事情了。”在盟军进军法国的时候作为一个局外人靠边站，“这种谦让涵养远远超出了我的限度。”她非常了解自己的丈夫，有理由怀疑让她学会谦让低调也是她丈夫心胸狭窄、心术不正的表现。职业上的妒忌和一决高下的不良竞争情绪充斥在她和海明威的夫妻关系当中。眼下他们的关系已经岌岌可危了。

当天下午到达利物浦码头时，玛莎已经搭乘一艘挪威货轮在海上漂流了17天，足以使她怒火中烧。就在她赶往伦敦，而后到达多切斯特酒店，把几个背包藏在了客房中时，海明威又在伦敦医院的病房里同欧文·肖和卡帕喝上酒了。尽管海明威的脑震荡还没有痊愈，头上还缠着纱布绷带，床底下还是堆了一些喝光的香槟酒和烈性酒瓶。

罗伯特·卡帕是他们两人的挚友。他曾经在1940年为《生活》杂志拍摄过玛莎同海明威结婚典礼的照片。一位是作家，另一位是女记者，他们二人喜结连理在当时还是一件轰动一时的新闻。此时摄影师厚着脸皮在病房里给微醉的海明威拍照。海明威身穿长袍，兴高采烈地同卡帕年轻漂亮的红发女友伊莱恩·贾斯汀（小名“平姬”）摆着照相姿势。在朋友面前，爸爸海明威总是摆出一副古怪有趣的男子汉气概。尽管海明威在玛莎的新闻记者认证资格上耍过卑鄙的手腕，但是从玛莎那里他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妻子应有的同情，而不是冷冰冰讲究实惠的脸色。

遗憾的是，玛莎并没有什么心绪去表示同情。海明威的夸张做作只使得玛莎轻蔑地嘲笑他的荒唐闹剧和自哀自怜。正如玛莎听说的那样：“如果他真的查出有脑震荡，他就不可能和朋友在一起喝酒了。”海明威当时起劲地大吹大擂，竭力渲染自己的英雄壮举。死里逃生再次成海明威老生常谈的历险故事。当时玛莎听得都有些厌倦了。

医院病房的夫妻争吵尤其引人入胜。事后玛莎没有留下来照顾讨厌的病人。然而，倒是那位生性活泼的玛丽·威尔士后来拿着一大束春天的郁金香和水仙花，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进他的病房，对他表示同情。就爸爸而言，事情就这么定了。玛莎并不知道，有一天夜晚海明威在多切斯特酒店玛丽的房间里向玛丽求过婚。“我不了解你，”他对她说。那是一个温暖的春季夜晚，在空袭的黑暗中他们二人坐在她的床上。“可是我想和你结婚。你很有活力，长得又漂亮，就像美丽的精灵。我现在想和你结婚。我希望有朝一日和你结婚。有朝一日你也会想和我结婚。”玛丽并未完全拒绝海明威这位大文豪这一番殷勤奉承的表现。

几天以后（1944年5月30日，星期二）海明威出院了。玛莎由于想躲避没完没了的“爸爸”晚会，躲避海明威针对她未能履行妻子职责的长篇大论的责备，独享一些清静，于是她便住进了多切斯特酒店的顶楼房间。她和海明威的婚姻遇到了麻烦，这使她感到痛苦不堪。不过她认为争吵像以往那样总会结束的。在多切斯特酒店二楼，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玛丽·威尔士正在商量截然不同的事情。海明威对玛丽说：“这场战争会使我们分开一段时间，不过我们必须着手展开我们的‘联合行动’。”

早在纽约的时候，这两位明星记者之间就展开着一场痛苦与欺骗的游戏。《矿工杂志》的报道差事海明威赢得也很痛苦，眼下他们夫妻之间的对抗竞争刚刚准备就绪，双方都会加大赌注，力争压倒对方。最终他们的故事将在法国画上句号，使他们以及罗伯特·卡帕和玛丽·威尔士在夏季结束之前又回到巴黎丽兹大酒店。

在某些方面，他们的故事在丽兹大酒店刚刚开始。

康朋街一侧的丽兹大酒店酒吧被称为海明威酒吧，其中不无缘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巴黎落入德国人手里以后、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美国仍然保持中立。那时丽兹大酒店康朋街一侧的酒吧一直是整整一代大胆的战地记者和旅居海外的现代派艺术家的第二个家园。

将近整整6年前，（1938年5月）玛莎和海明威一同旅居在巴黎。当时他们坠入情网不到两年时间，其恋爱关系一开始也同样复杂，纠缠不清。海明威拜访过他的老朋友、莎士比亚剧团书店美国店主西尔维亚·比奇。那天下午西尔维亚同他们一起共进午餐，花费了较长时间。有谁不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他们在巴黎度过的青春岁月呢？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丽兹大酒店也是美国文学界的重镇，那时货币汇率使巴黎成为生活费用较低的城市，深受艺术家和梦想家们的青睐。

在“咆哮的20年代”那疯狂的岁月里，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丽兹大酒店曾向一位漂亮女郎献上了一束鲜花，试看一下自身魅力究竟如何。不承想遭到女郎拒绝，于是他便当着女郎的粉面，勇敢地把整束鲜花一瓣一瓣地吃了下去。“令人吃惊的是，”海明威哈哈大笑道，“这一招还真灵，斯科特最终抱得美人归。后来我就把这样的手段招数统统称为兰花招数。”丽兹大酒店已经成为那些无拘无束的岁月无忧魅力的代名词。

当时姑娘们大跳查尔斯顿舞，即使身上的珍珠首饰飞了出去，也照跳不误。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丽兹大酒店一直是一座闪亮的灯塔，巴黎传奇的生动见证。远在美国哈莱姆，歌曲《高雅丽兹风》（Puttingonthe Ritz）一直是青春文化主打歌曲。

可可·香奈儿那时早已成为时尚偶像，近10年间一直把丽兹大酒店当成自己的家。

丽兹大酒店员工和业主认识他们所有的人，并协助举办各种宴会。几十年来，玛丽-路易斯·丽兹双手戴着招牌式的白手套，身后跟着两只颇受溺爱的比利时小种犬，一直以铁腕管理着丽兹大酒店。欧内斯特·海明威同查理·丽兹（玛丽-路易斯的儿子，酒店的法定继承人，却无意继承酒店）是声名狼藉的老酒友。妈妈下令查理·丽兹结束他刚刚起步的在美国电影界的打拼生活，回到法国经营家族生意。此前玛丽-路易斯曾于1928年一怒之下把查理·丽兹打发出国谋生。可是查理对于经营一家豪华大酒店却提不起兴趣。他只在乎用假蝇钓鱼，只在乎自己爱喝的荷兰淡啤酒。他直言不讳地说，玛丽-路易斯是他见过的最爱挑剔的人。作为玛丽-路易斯的儿子，他也没给她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查理那位美国妻子贝蒂更是嗜酒如命。由于贝蒂和另外一位美国女人——酒店管家的妻子布兰琪·奥泽罗的缘故，女士们可以在丽兹大酒店酒吧里饮酒。查理·丽兹和克劳德·奥泽罗曾经为谁的妻子更能喝酒这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海明威认为布兰琪非常有趣。他一直想写一本有关丽兹大酒店的长篇小说。他许诺说，如果布兰琪愿意把有关大酒店的内幕传闻讲给他听，他甚至要把布兰琪写进小说中去，就像普鲁斯特在他的小说中描写忠实的领班奥利维亚那样。

当时正是1944年6月初，那些曾于20世纪30年代末在丽兹大酒店酒吧里安营扎寨，报道西班牙内战的新闻记者们，又踏上了重返巴黎的旅程，在伦敦等待机会，力争成为第一批抵达法国首都巴黎的记者。在阿道夫·希特勒和他手下的将军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盟国军队离登陆诺曼底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了。在几个星期之内，数十万美国青年将踏上征程向巴黎进发。

玛莎下定决心要跟随盟军部队回到法国，在没有新闻记者证的情况下抢先发表新闻报道。必要时可以偷偷摸摸地干。她肯定不会先去征得丈夫的同意。

海明威的头部因车祸受伤还缠着绷带，膝盖也带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他已经把记者证准备好了。因为头部受伤，所以他无法像他对《矿工杂志》许诺的那样随皇家空军飞到法国。他后来在海上一艘登陆艇上目睹同盟国军队向法国本土发起进攻。当时已是第七轮进攻，属于诺曼底登陆行动的晚期阶段。

诺曼底登陆原定于1944年6月5日借着满月朦胧月光和有利的潮汐开始行动。但是无奈天公不作美。因此，同盟国军队只好在黑暗中离开英国，先头部队于6月6日日出后登陆。

从欧内斯特·海明威所在的地点看过去，大炮“隆隆作响，好像把整节火车车厢拖过夜空”。他可以看到海岸线上的步兵“缓慢、艰难地向前推进，好像他们都是希腊神话中的巨神阿格拉斯，肩膀上扛着整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确如此。战后法国的未来就取决于这次军事行动。

海明威安全上岸回到英国，为《矿工杂志》发回了战地报道，成为该杂志有关诺曼底登陆行动的头条新闻。但是他并没有跟随盟军部队穿过海峡，冒着危险向前挺近。他并未登陆过诺曼底。6个星期之后，海明威返回法国，最终踏上了赶往巴黎和丽兹大酒店之路。

对于罗伯特·卡帕和玛莎而言，诺曼底进攻日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结束的。罗伯特·卡帕总是谈到战地新闻摄影报道：“如果你拍摄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拍摄对象不近。“6月的一天早晨，美国第一步兵师在奥马哈海滩登陆。当时30岁的罗伯特·卡帕也在他们中间，为《生活》做新闻报道。而且他还不是在军事行动的后方。“战地记者把他的风险，他的生命全都捏在自己的手里，”他后来解释说，“我是一个赌徒。我决定在第一轮进攻中跟随E连一起去。”

6月5日黑夜，在停泊于英吉利海峡上一艘运输船上，新闻记者和一些军官玩起了扑克牌和双骰子赌博游戏消磨时间。“输赢都无所谓，”船上的一位军士后来回忆说，“那只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大家都知道也许不可能有机会把钱再赢回来了。”凌晨3点钟，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吃早餐，这顿早餐还挺丰盛，有薄饼、鸡蛋、香肠和咖啡。到了4点钟，运输船离海滩还有十英里，船上每个人都站在甲板上，沉默不语。“当时我思绪万千，”罗伯特·卡帕后来说道，“想到了绿色田野，想到了彩云、放牧的羊群和所有的好时光，想得最多的是拍出最好的照片。没有谁沉不住气。我们不在意在黑暗中站很长时间。”

扩音器里传来了最后下达的命令：“英勇奋战，同你的部队一起登陆……只要还有力量，英勇奋战，保全自己……所有船只，立刻出发……天上的圣父，愿世人皆颂您的圣名。”清晨5点50分，炮击开始了。

后来他经常会想起那一难忘的时刻：“我们的平底运输船触到了法国的陆地……我那美丽的法国看上去却是那么脏乱，毫无魅力。一挺德国人的机关枪喷射着子弹……完全败坏了重返法国的兴致。”在同登陆部队一齐下水的时候，他用的成卷胶卷装在了部队发的避孕套里防止受潮。他开始拍摄照片。子弹横飞，如雨点般落下，在他周边激起了点点水花。他一共拍摄了106张照片，然后才很费劲地爬上一艘步兵登陆艇。一位19岁名叫查尔斯·雅罗的机械师把他拉了上来。当这艘登陆艇开始驶离岸边的时候，他在想“这是我返回海滩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没有走，”后来他承认说，“清晨3点钟那几位身穿白上衣，手带白手套，为我们端来咖啡的餐室侍应生浑身沾满了血迹，正在把阵亡的士兵缝在白布袋里。”他在海水中度过了90分钟，由于劳累过度，在甲板上昏了过去。

当他于6月7日提前在英国码头登陆时，一架飞机正等待着把他急速送往伦敦。整个世界都想在广播里听一听目睹登陆行动的那些人最先说些什么。然而，卡帕却无法这样做。卡帕把胶卷交给了一个传令兵，让他带到伦敦把照片冲洗出来。然后卡帕又搭乘他能够找到的第一艘船重返诺曼底。第二天早晨，他又回到了海滩。在拍摄的106张照片中，只有11张在一位粗心的暗房助手的笨拙操作处理中保留下来。就是这些保留下来的11张照片成为登陆行动最为经典的纪实照片。

玛莎·盖尔霍恩也到达了诺曼底海滩。由于没有官方认可的新闻记者资格认定证件，即使她干过多年的战地记者工作，这回也不得不靠撒谎来干老本行了。6月5日在向法国发起进攻之前，她以甜言蜜语劝诱一名英国水手让她搭乘一艘救护船，声称她要采访船上的一名护士，写一篇新闻报道。实际上那是第一艘越过英吉利海峡开往战场前线的救护船。接着玛莎把自己锁在浴室里，直到船身涂满煞白油漆，上面只画着红十字标志的救护船离开港口。她在日记中写道：“9点46分左右，再过5秒钟就要向全世界发布那条命令。”

当她感觉到救护船驶入英吉利海峡之际海浪有规律的翻涌起伏时，便同其他护士一起来到甲板上。“当天夜里驶离海港时，”她写道，“我们从另一艘往同一方向行驶的船只旁经过。在灰蒙蒙的海水和灰蒙蒙的天空映衬下，那艘船也是灰蒙蒙的。甲板上密密麻麻地站着许多美国军人，他们身穿卡其布军装，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没人挥手，没人呼喊。灰蒙蒙拥挤的运兵船和空荡荡的白色救护船缓缓驶出港口，驶向法国。当天夜晚英吉利海峡挤进来五千多艘盟军船只。船上大约一万名男女青年未能活着回到英国。”

当天夜晚护士们“全都吓坏了，”她回忆说，“我们喝了很多威士忌酒……我也很害怕，喝过酒后就啥也不怕了。”第二天早晨在首次急匆匆登陆的过程中，玛莎无奈地看着有些年轻人的遗体，“装在鼓胀的灰色布袋里”，从船边漂过。他们丧生在大海里，永远未能抵达岸边。

护士们上了岸，玛莎·盖尔霍恩也出现在她们中间。她加入了急救队，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在海岸和海角非常兴奋地忙碌着。只是后来她才回到伦敦，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矿工杂志》发回了数篇战地新闻报道。这家杂志颇具眼光，不能不刊发这些第一手战地新闻报道。海明威从未原谅她抢在他前面赶到法国。

由于非法乘船去往法国，在没有记者证的情况下从事战地新闻报道，玛莎被宪兵队逮捕，关押在伦敦城外一所兵营中。但是足智多谋的玛莎不甘心受人控制。于是她便以囚犯的手法逃出了护士训练营，仅仅赶在宪兵队前面一步。然后就踏上了去往欧洲大舞台的旅途。最终她又在丽兹大酒店同罗伯特·卡帕、海明威、玛丽·威尔士以及那些军人见面了。当时盟军部队一路向东拼杀，直捣巴黎。

有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居住在丽兹大酒店里过着奢华的生活。随着盟军部队的到来，他们开始意识到即将受到可怕的惩罚。

6

法国女演员和她的纳粹情人

阿莱蒂在《魔鬼信使》中的剧照

通敌叛国没有好下场。

——雷内·德尚布伦伯爵

1944年5月27日，正在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伦敦的病房里狂饮作乐的时候，身材矮小，头戴黑色贝雷帽的法国哲学家、作家让·保罗·萨特在巴黎庆祝他的新剧作《禁闭》在老鸽巢剧院举行首场演出。战前这家剧院观众云集，争取目睹贝特丽丝·布莱蒂扮演的各种著名角色。尽管她过着流亡生活，在德军占领期间各大剧院仍然观众踊跃，场场爆满。事实上以前很少出现这样的演出盛况。《禁闭》这部新剧带有明显的荒诞派色彩，讲述的是3个被锁在“无出口”房间里自我放纵的罪人故事。在法语里这部新剧的名称Huis Clos具有尖刻严厉的含义，是拉丁文法律术语incamera的直译，意思是“在私人房间里举行的审判”。

萨特的这部新剧上演及时得令人不安。那年夏季随着德军占领时期就要到了一个转折点，许多罪人开始明白他们最终也将在巴黎身陷囹圄，面临着审判和痛苦的结局。

那天夜晚，巴黎老鸽巢剧院女观众中就有一位56岁风韵犹存的半老女人名叫莱奥尼·玛丽·朱莉·巴蒂亚。1898年，就在丽兹大酒店首次开门迎客几个星期之前，她出生在巴黎市郊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后来她超越了自己的卑微出身和早年卡巴莱歌舞演员的身份，凭借马塞尔·卡尔内在1938年执导的影片《北方旅馆》中的出色表演一跃成为国际明星。影片故事背景不是设置在浮华的旺多姆广场，而是设置在远处脏乱不堪的圣·马丁运河沿岸。她在影片中扮演一个顽固不化的妓女，在攻克巴士底狱那天上演了一出黑色喜剧。眼下她已成为同代人中最著名的电影明星，以阿莱蒂这个简称大名在法国家喻户晓。后来她在回忆起让·保罗·萨特的那部新剧作时说，当天晚上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也许当天晚上阿莱蒂还带着她那位年轻的纳粹情人观看了演出。那年夏季，她坠入了情网。她的情人是一位英俊帅气的金发德军中尉，名叫汉斯·尤尔根·苏林，职业生涯初期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市学习法律，现在是驻巴黎纳粹德国空军将军司令官属下工作人员。

阿莱蒂同汉斯·尤尔根的风流韵事那时早已成公开的浪漫艳情。汉斯·尤尔根这位外交官的儿子，经常在浪漫温馨的夜晚坐在壁炉前，同老朋友剧作家兼电影编剧萨卡·圭特瑞一起向阿莱蒂介绍德国文学。这对情侣喜欢在丽兹大酒店临近康朋街拐角上的伏瓦辛餐馆里慢慢地吃午餐。那也是德国军官喜欢光顾的地方。阿莱蒂则向汉斯·尤尔根介绍国际大都市巴黎的各种享乐好去处，尤其是巴黎的剧院和歌剧院。在巴黎各大剧院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出双入对，观看演出的身影。

6月6日随着盟军部队在诺曼底登陆的消息传遍巴黎，阿莱蒂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在她之前别人也曾面临着同样的抉择。同被德军占领的巴黎市内许多公民一样，她也认为自己是处于中立状态。毕竟巴黎陷落不是她的愿望。审问她时她也承认自己不是夏尔·戴高乐和他的“高乐”派支持者。她也不是纳粹党人。她傲慢地声称，自己不过是“高卢”烟草派，意思是说她是“高卢”牌香烟的狂热爱好者。吸高卢牌香烟也是毕加索和萨特那样的艺术家朋友们的标志性特点。

不过她早晚要下定决心最终支持哪一方。她的那些德国朋友警告她说做最后决定的时刻来到了。要不了多久她必须在汉斯·尤尔根和巴黎之间做出选择。

德军占领期间阿莱蒂并不是唯一一位在丽兹大酒店同德国情人过着奢侈生活的法国女人。实际上在1944年夏季有好几位这样的法国女人。丽兹大酒店毕竟是一个第三帝国高官和轴心国外交官可以同法国平民近距离接触、悠然自在生活的地方，绝无仅有。

战争期间，在丽兹大酒店安家的一些女人都是漂亮迷人的法国女郎，她们有的是心甘情愿，有的是迫不得已忽略了爱国主义的种种细微要求。美国出生的二线演员，勇敢的抗德组织成员德鲁·达蒂娅在讲述德军占领时期往事的回忆录中，提到在巴黎一个小郊区她居住的街道上也有一位妇女，她的女儿就住在丽兹大酒店，经常从旺多姆广场往家里送很多食品，养活家人。丽兹大酒店另一位战时常客，阿莱蒂的朋友——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在20世纪40年代回忆起在巴黎历史悠久的著名银塔餐厅里吃过的一顿丰盛晚宴时，言简意赅地说道：“在那个时代吃得好、吃得多，给人一种很了不起的感觉。”在丽兹大酒店可以吃到牡蛎，喝到香槟，但是在德军占领时期多达20%的人口食物短缺，营养不良。

当时即使可可·香奈儿也有自己的德国情人，他就是性情温和、颇有贵族气派的离婚男人汉斯·冯·丁克拉格。他是另一位潜伏在大酒店酒吧里的间谍，从事秘密工作。究竟他在为谁效力，谁也说不清。有人说他同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关系密切，后者是为巴黎抗德组织效力的双重间谍。还有人说汉斯·冯·丁克拉格是第三帝国间谍。

德军占领期间在丽兹大酒店入住的许多房客都同电影业有关。电影业不是发轫于洛杉矶，而是发轫于巴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丽兹大酒店一直是电影界的中心。这种重要影响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布兰琪·奥泽罗首先来到巴黎的原因。德国将军奥托·冯·斯图普纳格尔（有位认识他的人回忆说“他喜欢拘押人质并把他们杀掉”）经常在丽兹大酒店同一位臭名昭著的荷兰电影界坐探、间谍共进午餐。法国维希傀儡政府高官皮埃尔·拉瓦尔的千金小姐乔茜·德尚布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电影明星资助人，由于她神通广大，能搞到各种旅行通行证，所以她实际上也是电影明星经纪人。

自1943年春季起，阿莱蒂一直断断续续地去往法国南部，因为她正在主演一部由马塞尔·卡尔内执导的影片《天堂的孩子》。这部影片最终于1945年发行放映。乔茜·德尚布伦动用所有关系为演员和剧组工作人员从德国人那获得了必需的审批许可。阿莱蒂从朋友的帮助中在物质上受益匪浅。那年春季，她作为电影明星每周的薪酬为十万法郎，相当于巴黎市民家庭平均周薪的160倍。

在丽兹大酒店门外的世界，法国到当月中旬已经陷入极度混乱。同盟国军队在诺曼底的登陆行动正在进行中。刚刚展开不久的抵抗运动因此受到激励，不断发展壮大。巴黎市内的防空警报一天要拉响三四回。每天晚上法国上空都有同盟国飞行员和机枪手被击落。地面上盖世太保荷枪实弹，带着警犬大力搜查在空战幸存下来的同盟国空军士兵。维希傀儡政府通敌勾当的主要谋划者之一、乔茜·德尚布伦的父亲也参与了上述恐怖行动。

在丽兹大酒店，即使防空掩体也是一流的奢华场所。地堡里面铺着毛皮地毯，配备有各种丝绸睡袋。英国风趣幽默人物诺埃尔·考沃德 曾在假战 期间被派往英国战争宣传机构——也忍不住一边大笑，一边回忆可可·香奈儿的用人跟在她身后，手里还抱着缎面枕头上的防毒面具的情形。那时眼前是一片熙攘喧闹的景象。每个人都知道军事目标远离旺多姆广场，位于郊外铁路车场那一带。那天春季夜晚，巴黎部分区域的死亡人数超过1940年至1941年伦敦闪电战期间最惨烈时的死亡人数。阿莱蒂对任何不顺心之事的反应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她在写给汉斯·尤尔根的信中说：“巴黎一下令，法国就执行……到处都是爆炸声。”

到了1944年6月中旬，整个欧洲的形势很快变得紧张起来，其中部分原因是同盟国之间发生了争执。夏尔·戴高乐同英美两国闹得很不愉快，因为他们拒绝推举他担任战后法国领导人，而是坚持成立同盟国临时军政府的立场。英国首相丘吉尔大为恼火。最后夏尔·戴高乐把这位英国首相称为“恶棍”，并与6月14日那天动身前往法国巴约。

抛开夏尔·戴高乐的责骂暂且不提，当时真有那么一伙儿恶棍在巴黎兴风作浪，狂暴肆虐。6月14日约瑟夫·达尔南德——此人为自己赢得了“法国的希姆莱”的恶名 ——当时担任维希傀儡政府内政部长，他负责指挥法国警察的日常恐怖行动。乔茜的父亲皮埃尔·拉瓦尔则是恐怖行动的总指挥。

但是达尔南德当时正在指挥着一场暴徒行动。他被提升为秘书以后，巴黎实际上陷入了内战。这场内战的一方是他领导的准军事暴徒民兵组织，另一方是冷酷无情的游击队抵抗组织。即使近在6月末，积极参与抵抗德军占领运动的巴黎公民少得令人惊讶。在夏季结束之前，抵抗组织在法国全国大约发展到数十万人，不到全国人口总数的3%。无论后来有谁虚张声势大肆渲染，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随着诺曼底登陆行动逐渐结束，到处盛传同盟国军队将于月底占领更多地区，德军高层管理人员开始显现出恐惧忧虑的迹象。德国驻法国大使奥托·阿贝茨和他那位法国出生的妻子苏珊娜正在作撤离的准备。汉斯·尤尔根也督促阿莱蒂这样做。

阿莱蒂再次对他的担心一笑置之。她无法相信奥托和汉斯正在拟定撤离路线。奥托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德国官员”，她对汉斯·尤尔根抱怨道。1940年她在萨卡·圭特瑞家里遇到了奥托。如果他要离开，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

汉斯对奥托和苏珊娜讲过眼下的形势，并且认为如果同盟国军队到来，谁也不会把占领者看成是中立人物。他们动身前往德国时阿莱蒂可以同他们一起去。有关手续也许要花费一些时间，但是乔茜答应可以帮忙。如果阿莱蒂同意，汉斯可以带她去柏林。假如逃往德国会伤害她的爱国心，他甚至提出可以安排她去瑞士。但是他督促她采取行动——立刻离开巴黎。

她就是听不进去。直到7月第一个星期快要结束时，阿莱蒂的危急时刻才算真正来临。当时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汉斯·尤尔根告诉她说无论如何他都要离开巴黎。他仍然要求她一起走。德国人就要撤离巴黎了。

第二件事是一起残忍的谋杀事件。受害者是她的老朋友，来自丽兹大酒店的乔治·曼德尔。7月7日那天，皮埃尔·拉瓦尔雇佣的一些武装暴徒把他拉到离巴黎不远的枫丹白露森林里枪决了，以震慑抵抗组织。阿莱蒂再也无法回避残酷的现实：对于有些人而言，巴黎已经变得日益危险了。麻烦的是，她还看不出自己也已成为易受攻击的对象。

乔治·曼德尔的战争岁月故事在巴黎开始，也在巴黎结束。丑陋的暴行终于发生了。记者出身的政治家乔治·曼德尔被关押将近四年。在柏林城单独监禁状态下，他度过了关押时期第一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1943年春季，那些抓捕他的人把他转移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一直关押到盖世太保对他们不满为止。他在那里关押时终于获准可以给贝特丽丝·布莱蒂写几封情书了。在那些信中他没有透露重病缠身的情况。“吃了集中营给的安眠药，”他在日记中最后写道，“我只睡了5个小时……醒来时浑身难受，疼痛，恶心。费了好大力气起床穿衣。早晨只喝了一杯清茶……我感到非常孤独。谁也指望不上。我的每一个举动都受到监视。”他时刻处在监视之下。

消息很快传遍了丽兹大酒店：这位很受欢迎的常客被带回巴黎杀害了。当年他的一番鼓励使玛丽-路易斯·丽兹相信她应该让大酒店继续开门迎客。杀害他的命令就是从旺多姆广场丽兹大酒店对面的司法部办公室下达的。

皮埃尔·拉瓦尔和奥托·阿贝茨在幕后展开了一场为时一周的激烈较量。当月第一天，沾沾自喜的阿贝茨（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怂恿他人促成这一杀人行动）对维希内阁首席部长拉瓦尔说：“那位犹太囚犯正在飞机上飞往巴黎。”拉瓦尔要确保他被处死。“这算不上你送我的一个礼物。”拉瓦尔小声抗议道。

一个星期以后，法国盖世太保把9颗子弹射向乔治·曼德尔，然后把他被打成烂洞的尸体放进了汽车后备厢里，然后用机枪击毁了汽车。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嘲笑抵抗组织，让乔治·曼德尔的惨死看上去像是疯狂的法国抵抗运动成员干的。

乔治·曼德尔的老朋友温斯顿·丘吉尔在伦敦听到这个消息后深感屈辱。夏尔·戴高乐当时仍然同英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分歧。丘吉尔一直声称，曼德尔是“第一位抵抗者”。在德军占领时期的最后一个夏季，这位英国首相不停地感叹：要是形势对法国及其盟国同现在不一样就好了。戴高乐与英美联盟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成为持久的战争后遗症，并在战后塑造了现代欧洲的格局。

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可以反映出那年夏季巴黎的社会现实究竟有多么黑暗。对于那些念念不忘当年审判德雷福斯情形的人士而言，报纸上的说辞熟悉得令人感到沮丧。《我无处不在》（Je Suit Partout）是一家右翼报纸，原先由法国作家罗伯特·布拉西亚克担任编辑，后来编辑又换成了一个名叫皮埃尔·安托万·库斯托的人。这家报纸以赤裸裸地反犹太主义言词报道了乔治·曼德尔遇害事件：“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那位应该死上一千次的犹太囚犯没有被公开审判处决。不过最重要的是，那位名叫曼德尔的犹太人从此永远消失了。”

拉瓦尔一再表示他的政治老对手的死不是他造成的。虽然对于拉瓦尔来说在战争中培养良心为时已晚（是他亲自签发了把那位犹太人囚犯驱逐出境的命令）。他依然发誓说，他曾经设法阻止那种情况的发生。他只是听说发生了暗杀事件。“我无法用别的词”来描述那个事件，7月8日上午他勃然大怒，语无伦次地论说一气。拉瓦尔确信，命令出自德国政府高层。这很容易使人想到奥托·阿贝茨知道一些内幕。“你立刻去德国大使馆，”他对一位下属说道，“直截了当告诉阿贝茨”事情到此为止。“一具尸体就够了！”

但是很快又出现了一些尸体。

暗杀事件是席卷巴黎的暴徒式武力对抗最新升级的表现。许多同德国人勾结通敌的人突然之间看明白了一点，即当（没有“如果”，只有“当”）巴黎解放时，中立地位不会成为有效的辩护说辞。拉瓦尔一再表示他没有做过任何卖国的事情。直到最后他还说他只不过是“破产受托人”。在他的卖国政府中有些人甚至对他突然发起攻击，公开指责他的“中立政策”，要求法国进一步支持第三帝国，要求出卖他的官僚机构拥有更大的权力。

在通敌妥协的核心集团内部拉瓦尔由于软弱无能受到轻视。在集团外部他也知道许多同胞都憎恨他。巴黎很少有人相信那起暗杀事件不是他指使手下人干的。随着同盟国军队离首都越来越近，审判的时刻就要来临。

乔治·曼德尔遇害后，正如一位同僚后来回忆的那样，拉瓦尔失去了一位在惩罚清算之日可以为他求情的人。拉瓦尔的职业生涯起步于法律工作，因此他对于审判并不陌生。萨特的剧作《禁闭》中早有预言：任何退路都已不复存在。那天上午，他一放下电话心里就明白了这一点。

1940年在波尔多码头，阿莱蒂最后一次看到乔治·曼德尔。她望着那艘船缓缓地驶离海港，把贝特丽丝·布莱蒂送到安全的流亡生活之地。

阿莱蒂决定不搭乘最后可乘的船只离开，反而要回家，回到巴黎。

尽管丘吉尔再三劝告，曼德尔仍然拒绝逃身，继续同北非自由法国抵抗组织并肩作战。他立即遭到逮捕，被出卖者交到了德国人手里。

几天后，阿莱蒂在巴黎的一条街道上最后一次看见了皮埃尔·拉瓦尔。当时他参加完曼德尔的葬礼刚刚回来，正在河畔行走。她注视了片刻，只见拉瓦尔弓着身体、迈着疲惫的脚步向圣母大教堂走去。

接连好几个星期阿莱蒂把汉斯·尤尔根·苏林提出的所有计划和忧心忡忡的建议一概否定了。眼下她开始第一次认真地思考着这些计划和建议。她曾三番五次拒绝他的恳求，“我，离开？”她跟他开玩笑说，“绝不。我情愿在法国被人砍了头。在我的国家里。”

“当我对他说我不会走时，”她后来回忆道，“他对我说：我会挽救它的。”

此时苏林无法再许诺德国人会挽救法国首都。

她给知心老朋友萨卡·圭特瑞打去了电话。她知道阿莱蒂正在为做最后的决定而大伤脑筋。“她变得心神不安，”他后来回忆说，“她甚至还谈到了最后可能遇到的麻烦。她闲聊了一会儿，仅仅是处于礼貌。”尽管她自己不想承认，可是这位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阿莱蒂这回也变得紧张起来。

阿莱蒂简直无法同现实妥协。在德军占领期间，她一直作为电影明星和名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有时现实生活同那些幻想情境之间的界线变得非常模糊。

那种与现实隔绝的梦幻感就是她失败的原因。安置在丽兹大酒店和巴黎各处的被没收了私人府邸里的德国行政官员正在收拾行李。

勇往直前或是承认脆弱易受攻击，面临这两种选择的阿莱蒂，屡次做出了符合她著名电影人物身份的回应举动。她采用的是嬉笑怒骂的讽刺手段来进行反抗。她用心权衡思考了中立身份和应受惩处等问题，最后判定那一切（指战争及其全部丑恶之处）全都不关她的事。在她看来，她的唯一罪过就是爱上了一位很有魅力的军官，而他恰恰是一个德国人。那是她自己的私事。对于任何指责她同德军占领者有染的人，她都甩出一句尖刻俏皮的现成语句反唇相讥：“你们要是没把他们放进来，我也不会跟他们睡觉。”后来她说得更加粗俗放肆：“我的心属于法国，可我的屁股属于全世界。”

她爱着汉斯·尤尔根·苏林；不仅爱得激情似火，而且爱得生动如歌，甚至爱得意乱情迷，神思恍惚。最后她依然固执地再次告诉汉斯·尤尔根，她不会离开巴黎。这一决定绝不反悔。她和汉斯·尤尔根之间从此无法再续温情，后来的事情再无往昔半点相似之处。

汉斯·尤尔根离开以后，阿莱蒂才开始想到她那种蔑视态度和辩解行为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巴黎比她想象的更加孤独，更加残酷。她给圭特瑞打了个电话。这一回不仅仅是为了闲聊。

“你以为会发生什么事？”她问道。

萨卡对她说：“不要担心。”

然而这样的话语对他们而言已无任何意义。

阿莱蒂哭着对萨卡说，她真希望当初同汉斯一走了之。也许她会在以后几个星期内离开巴黎。但是此时要想离开却没那么容易了。1944年夏季，他们在丽兹大酒店全都被隔离审讯——他们在一个即将爆发的由治安维持会成员参与的激进法律制裁运动的城市里被关押起来。这次法律制裁运动的残酷程度甚至将这个对战争感到厌倦的世界惊得目瞪口呆。

阿莱蒂很快会发现，她已成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制裁对象。

7

酒吧犹太侍者与抗德组织

巴黎解放前夕的丽兹大酒店酒吧

一位优秀的酒吧侍者真的需要具备外交官应该具备的所有能力，而且还要懂得更多。

——弗兰克·梅耶，出自《调配饮料的技艺》序言，1936

在丽兹大酒店靠近康朋街一侧的酒吧里，一切都显得那么明亮安静。桃花心木吧台熠熠闪光。弗兰克看到一夜之间有人把黄铜器皿和镜子擦拭得锃亮，一如既往。

然而，1944年7月21日星期五那天在丽兹大酒店绝非一个普通日子。弗兰克感到忐忑不安。巴黎最高司令官卡尔·海恩里希·冯·斯图普纳格尔和他的联络官凯撒·冯·霍法克上校自上星期五以来一直感到紧张不安。这位将军自任命之日起就一直住在丽兹大酒店的套房里，管理着巴黎市的日常事务。

有一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巴黎全城：前天一位德国民族主义者企图刺杀阿道夫·希特勒未果，遭到惨败。这对于抗德运动而言是个重大损失。

弗兰克知道这个刺杀计划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他举行的鸡尾酒会上酝酿成形的。他之所以知道内幕，因为他本人也参与其中，至少沾个边。

丽兹大酒店的穿堂里已经挤满了海恩里希·希姆莱手下那帮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士兵。甚至对刺杀希特勒计划一无所知的德国人也吓坏了。冯·斯图普纳格尔将军受命立即返回柏林，那天早晨在巴黎城外的路上企图自杀，此时已被盖世太保拘押起来。冯·霍法克与另一位德军上校汉斯·斯派达尔一起失踪了。

弗兰克曾经为他们这些人担任过代理人。

由于很多纳粹高官卷入到遭到惨败的刺杀行动中，盖世太保不会立即盘问他。反倒是布兰琪·奥泽罗成了他们真正的累赘。6个星期前，盖世太保于6月6日逮捕了她，当时她轻率地跑到外面庆祝盟军部队在诺曼底登陆。她是犹太人，弗兰克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曾经帮她伪造过护照。她也在为抵抗组织工作。

实际上弗兰克知道至少还有两名丽兹大酒店的员工也在从事抵抗活动。无论如何，大部分员工都知道这一秘密。丽兹大酒店范围毕竟有限，不可能藏住一切。此刻他们全都面临着忠诚与勇气的最终考验。会不会有人屈服于恐怖环境，把他们全部出卖给盖世太保？是否还有什么办法向他们当中最薄弱的环节发出警告？

弗兰克晃动着身体穿上白色外套，整理了一下夹鼻眼镜，思绪又回到了前一个星期。上星期五是攻克巴士底日（7月14号）——法国国庆日。作为形势迅速发生变化的一种象征，十万巴黎市民走出室外，勇敢面对军政府的装甲车毫不示弱，并且用枪声和火堆封闭了街道。德国军政府采用威胁手段平息了示威活动，但是天空中第一次散发出一股明显的烟火味道，显示出愤怒的抵抗迹象。

那天夜晚，斯派达尔上校出人预料地回到了巴黎。自战争爆发起，他在丽兹大酒店一住就是好几年。当时他于1940年首次担任巴黎最高司令官的参谋长。巴黎陷落后头两年他负责监督丽兹大酒店的运行情况，主要是平息外交纠纷，向客人解释为什么在战争期间鱼子酱货源不足等问题。丽兹大酒店也是他履行第二个使命的最佳场所：他受命扶持一批使巴黎文化保持活力的优秀艺术家、科学家。这也是元首高瞻远瞩的特意安排。实际上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军占领时期的第一个夏季访问巴黎时，为他担任导游的人正是汉斯·斯派达尔。

现在斯派达尔又继续处理军政要务，大部分时间在距城外25英里的拉罗什吉永城堡度过。那里是区域性的军事指挥部。4月份他又被任命为陆军B集团军陆军元帅，素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埃尔温·隆美尔的参谋长。自那时起，他一直没有回来过。汉斯这次重返巴黎时，丽兹大酒店使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每个人还都记着他。

弗兰克回想起往日那诸多风险和脆弱环节，回想起酒店员工一次又一次逃过德国人注意的情景，他不能不想到汉斯·斯派达尔。因为汉斯是怀疑布兰琪真正身份的德国人之一。据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她就以布兰琪·鲁宾斯坦小姐的身份乘船来到了巴黎。那时她是一位美籍德裔二流电影明星（犹太人），也是一位埃及花花公子的情人。可可·香奈儿一开始也知道她早年的一些秘密。有一天，这位逐渐衰老的服装设计师在丽兹大酒店后面的楼梯上遇到布兰琪时将她拦住。“我的一位女店员说你是犹太人，”可可·香奈儿提到了这一点，“你无法证明你是犹太人，对吧？”随后什么也没说。这是一种含有弦外之音的评语。布兰琪认为这句含沙射影之词有一种不祥的意味。人人都知道，凡事只要一涉及犹太人，香奈儿就不惜使用一些不正当手段。香奈儿的律师德尚布伦，也就是皮埃尔·拉瓦尔的时髦女儿乔茜的丈夫，正在帮助她把她的香水公司从犹太人生意合作者那里夺回来。香奈儿在20年代初期曾将一大部分股份卖给了他们。布兰琪本人并不是香奈儿特别喜欢的人。

德国人查看了布兰琪的证件，一切都符合技术要求。她的护照上多年来一直写着布兰琪·罗斯，天主教徒，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然而她并不清楚克利夫兰市在地图上标在何处。没有人相信证件上写的内容。不知道为什么，此事没有进一步追究。因为她嫁给了一个法国公民，所以她可以留在巴黎。

让弗兰克感到高兴的是布兰琪以前没有垮下来。他希望她现在也不会垮下来。但是，既然刺杀希特勒和戈林的秘密计划同大酒店里的房客有关，不难想象会有一位精明的盖世太保重新对她施加压力。

护照的事情已是旧闻。10多年前，弗兰克帮她伪造了那本护照。眼下他仍然帮那些需要离开被占领的巴黎的人伪造护照。弗兰克帮她联系上了一位名叫克里普的犹太人，此人收取了100美元费用，然后伪造了假证件，把布兰琪的年龄减去了几岁。后来她又在美国领事馆延长了护照期限。新护照完全合法。

麻烦的是，最近布兰琪同克里普有过合作。克里普也参加了秘密抵抗组织。他们需要他帮忙协助一位被击落的英国皇家空军机枪手逃出巴黎。布兰琪德语讲得同德国人一样好。在整个战争期间，她通过各种地下组织网络帮助被击落的同盟国空军战士逃出了敌占区。同盟国空军战士再次经常被击落，令人震惊。

布兰琪已经身陷囹圄。麻烦的是，即使她在状态最佳的时候也表现得既不特别谨慎，又不特别可靠。她喜欢不合时宜地摆出一副蔑视一切的样子。正是这种做派造成了她目前的困难。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被盖世太保逮捕了。据一位知情者透露，6月6日那天她和一位名叫莉丽·卡玛耶芙的东欧女友在马克西姆餐厅用餐。当时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消息使德国人变得特别残暴。关于那次餐厅出事流传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喝得微醉的布兰琪反复用德语要求乐队演奏《上帝拯救国王》，而且还抱怨新鲜牡蛎留给了德国人。还有人说布兰琪对两位同纳粹情人一起吃情侣午餐的法国女人突然发难，直言不讳地说她们是婊子、叛徒。布兰琪的侄子后来回忆说，她声称一名德国人对她说了一句“希特勒万岁”，她立刻把一杯香槟酒泼在了他的裆部。那些最了解她的人不相信别人说的这些事情真的令人遗憾地发生过。有关她数次被捕的传说常常是五花八门，杂乱纷呈。巴黎许多人都理解那种情感，但是将其大声地讲出来反倒不明智。

莉丽和布兰琪因不尊重德国人被送往臭名昭著的拘禁营地。从造成的直接后果来看，当时她们那样做的确不明智，不值得。现在她们都在接受调查。如果盖世太保发现她们暗地里都干过什么，最终她们都会被处决。除了她们以外，别人也要遭到牵连，丽兹大酒店大部分员工都可能跟着她们一起倒下去。

西班牙内战期间，莉丽·卡玛耶芙曾在西班牙战斗过。现在她们又参加了巴黎的法西斯抵抗组织。另外她还同一些流亡的俄国电影制片人和演员有交往，这些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巴黎同导演雅科夫·普罗塔扎诺夫合作过。也许她和布兰琪第一次相遇是在她1923年拍摄的影片《一夜情》的拍摄现场。影片中有一个女配角演员名叫布兰琪·罗斯，那是布兰琪·鲁宾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使用的艺名。这个艺名最后又被她用在了那本假护照上。

无论她们当初怎么样见面，后来莉丽把她的老朋友布兰琪招进了抵抗组织。布兰琪装扮铁路工人的妻子把一些军事照片偷偷带出巴黎。对她们而言最危险的是，有一次莉丽把一位名叫温森佐的共产党战士藏在了丽兹大酒店414号房间，让他在那里养伤。有些酒店员工也知道这种情况。看门人把新钥匙交给她们。虽然克劳德对于她从事的神秘活动一无所知，当纳粹党怀疑有问题时，克劳德仍然替她做掩护。大家都竭尽全力不让玛丽-路易斯·丽兹了解到一点儿蛛丝马迹。她的儿子却说，她看到了“该死的一切情况”。

早晚都会有人警告玛丽-路易斯对德国人那么友好是危险的。

德国人已经怀疑布兰琪藏匿逃犯，从事政治恐怖活动。假如她现在撑不住垮下来，盖世太保决定对克劳德进行审讯，很多情况都会暴露。他已经被逮捕过一次，因为怀疑他同情共产党员。他没有参加巴黎的任何一个组织松散的运动，但是他却同一些酒店员工建立自己的抵抗组织，在丽兹大酒店安置一些“元首客人”时向同盟国提供情报。德国人猜测他是为英国情报机关效力。弗兰克和绰号“猎人”的酒店看门人雅克同为克劳德效力。

克劳德组建的抵抗组织是一个别出心裁的系统，利用酒店的各位瑞士联络人开展活动。克劳德同占领区的一个生意伙伴开展合作，经常从办公室里打电话，把密码情报轻松地传递出去。同克劳德接头的人把情报送到靠近瑞士边境的一位铁路工人那里。后者再把情报送到中立地区的同盟国特工人员手里。他们给每个德国军政要员都编了号码，有时密码通过水果或蔬菜的数量来编排。他们给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起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绰号“土豆”。克劳德还设法动员巴黎的其他酒店经理加入抵抗组织。由于乔治五世酒店的经理拒绝加入，从此便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7月21日下午，就在刺杀阿道夫·希特勒与赫尔曼·戈林的行动失败数小时之后，弗兰克·梅耶也许并不是立即受到怀疑的人，但是如果他的秘密暴露，他就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他能否挺过下一周的报复行动，这可不是布兰琪说了算。当天在丽兹大酒店纳粹冲锋队并不是在搜寻受伤的机枪手和法国抵抗运动成员，他们在全力调查德国人的秘密行刺计划。丽兹大酒店里的酒吧是弗兰克的地盘，战争爆发后那里就是德国抵抗运动的组织中心所在地。

奥地利出生的弗兰克一直充当他们的秘密信使。他并不知道秘密情报的内容。他非常精明，不会因好奇而陷入险境。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为卡尔·冯·斯图普纳格尔和汉斯·斯派达尔传递情报，是一位很能干的特工人员。

丽兹大酒店长期以来已成为许多谍报活动的核心场所。旺多姆广场周围设有多处谍报站。旺多姆广场7号表面上是国际商业公司办事处，其实那是由德国经济学家弗朗茨·格鲁格博士领导的情报组织，专门为阿博维尔情报机关外国情报站提供情报。另外一位谍报大师豪普特曼·韦根把他的住所搬到了旺多姆广场22号，同一位名叫皮埃尔·科斯塔蒂尼的“脾气很坏”的意大利科西嘉特工人员住在一起。康朋街那一侧的酒吧也是体态丰满的德国社会名流英加·海格（绰号“彩绘娃娃”）爱去的地方。她是阿博维尔情报机关首领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侄女。而上将本人是为英国MI-6谍报机关效力的双重间谍。

战争初期，英加·海格在设于被征用的卢泰西亚酒店里的德军高级指挥部担任秘书，但是每周她都和朋友一起参加弗兰克在康朋街举办的鸡尾酒会痛饮一番。海格同她那些圈内大部分朋友一样，也是一位为她伯父的谍报机关和一部分德国抵抗运动成员效力的间谍。对此，弗兰克并不知情。她还负责向犹太居民提供假护照。他们干的也是同样的差事。

同英加来到酒吧的另一位丽兹大酒店的常客是皮埃尔·安德烈·查万尼斯。他经常在酒吧喝酒，为此弗兰克特地为他配制了一种签名鸡尾酒“欢乐甜蜜的安妮”，采用三分之二白兰地酒，三分之一葡萄汁，外加少量蜂蜜配制而成。皮埃尔·安德烈也加入了巴黎的反纳粹组织。早在1941年他就被捕过，被判处死刑。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正是弗兰克编写的那本《调配饮料的技艺》（1936）在巴黎于最后关头鬼使神差地救了他一命。当时在福熙大街皮埃尔·安德烈的公寓里，抓捕他的德国人及其随队人员偶然发现了弗兰克编写的那本鸡尾酒调配经典之作《调配饮料的技艺》。喝了几杯浓稠的饮料之后，皮埃尔·安德烈竟得以戏剧性摆脱那些喝得头昏脑涨的狱卒，逃到了巴黎以外的安全之地。

弗兰克为英加和她的朋友们传递过情报。但是英加注意到他似乎同时也在为卡尔·冯·斯图普纳格尔和汉斯·斯派达尔传递情报。他们都在保护那位犹太侍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伙德国抵抗组织成员在暗中监视另一伙德国抵抗组织成员，彼此都怀疑对方仍然效忠柏林。就像克劳德直到后来才知道布兰琪在暗地里干什么一样，英加和她的伯父似乎从来没有发现冯·斯图普纳格尔和汉斯·斯派达尔正在筹划一次胆大包天的行动。把这种生死攸关的秘密透露给任何人都极其危险，因此只能守口如瓶。

1944年1月英加的伯父威廉·卡纳里斯上将突然失踪，接替他的是油滑的瓦尔特·谢伦贝格。1943年与1944年冬季，女时装设计师香奈儿和瓦尔特·谢伦贝格的助手两次去了柏林，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们暗地里都干了些什么，也没有人会怀疑党卫军将军瓦尔特·谢伦贝格参加了德国抵抗组织。

弗兰克注意到，在蓄意刺杀希特勒和戈林的行动失败后又有一批丽兹大酒店的常客失踪了。英国广播电台报道了这则消息。那些暗藏设备的人通过一些模模糊糊，但又颇有吸引力的零碎片段最终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了具体细节。

曾经发生过的是一幕令人惊讶的忠勇与背叛悲剧。不久前，巴黎那三个主要密谋策划者汉斯·斯派达尔、凯撒·冯·霍法克和卡尔·冯·斯图普纳格尔力劝斯派达尔的上司，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在巴黎会见他们，召开一次秘密战争会议。

这位陆军元帅在2月里已许诺支持他的老朋友冯·斯图普纳格尔采用军事手段推翻希特勒的计划。但是在政治暗杀这个问题上，他固执地拒绝同意。

在攻克巴士底狱纪念日发生骚乱前后他们最后一次会面时，所有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隆美尔这位陆军元帅最终也认为希特勒已经陷入疯狂幻想的境地，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陆军B集团军的最高统帅，隆美尔比任何人都清楚随着盟军部队从东面和北面两个方向不断进军巴黎，德国对法国的控制变得日益不稳。

隆美尔仍然在道义上反对行刺希特勒。他想给元帅最后一次明白道理的机会。如果遭到拒绝，这位“沙漠之狐”表示他将全力以赴配合三位谋反者，“公开地无条件地”一干到底。他还表示将利用手中的权力尽一切努力，确保他的副手陆军元帅贡特尔·冯·克卢格在最后一刻绝不退缩。冯·克卢格已经同意支持这个秘密计划。但是每个人都对他的可靠程度表示怀疑。

后来在7月17日一次车祸中，这些谋反者最终还是失去了埃尔温·隆美尔。当天在法国的一条乡间公路上，加拿大皇家空军从空中扫射击中了陆军元帅隆美尔的汽车，司机当场被击毙。汽车以全速猛地一下栽到路旁沟里，造成了严重车祸。“沙漠之狐”头部伤势危险，无法继续履行职责。他将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然后送回德国恢复健康。由于发生了行刺事件，他不可避免地将被处决。

密谋策划者们必须在控制巴黎后依靠冯·克卢格的支持。此刻他在法国北部掌控着德国军队。

也许贡特尔·冯·克卢格甚至打算支持秘密行刺计划，不过要看最终结果如何。7月20日那天，经过数月甚至数年秘密策划与暗地惊恐之后，刺杀希特勒的瓦尔基里行动迅速展开了。在希特勒遥远的“狼穴”指挥部里，凯撒·冯·霍法克的远房亲戚克劳斯·冯·斯托芬伯格把一个绑有爆炸物的公文包放在了元首桌子底下。他点燃导火索后，很有礼貌地告辞了。当炸弹轰的一声巨响炸穿了木板营房时，克劳斯已登上一架正在等待的飞机返回柏林，准备启动第二阶段军事接管计划。

当天是星期四，在巴黎汉斯、凯撒和卡尔整个下午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下午4点45分，从电线里传来了盼望已久的那份电报，内容只有简短的“内部动乱”几个字。这句密语的意思是“阿道夫·希特勒已死”。下午6点钟，收到了另一份电报。如果元首已死，根据事先早已制订的计划将由当地的将军司令官控制被占领的地区。这些人经过精心挑选早已成为秘密计划中控制德国的骨干力量。法国军事总督冯·斯图普纳格尔对上述命令表示拥护。他立即下令逮捕关押恐怖的党卫军及其情报机关德国保安部的全部指挥人员。

1944年7月20日，夜幕刚刚降临，巴黎就已完全被德国抵抗组织所控制。

本来形势很快就会出现扭转局面。再过几个小时，消息就会传遍巴黎的大街小巷。经过那次攻克巴士底狱纪念日群众大游行之后，谋反者们已经毫不怀疑法国人很快就会使任何人无法继续占领法国。

这一切均取决于贡特尔·冯·克卢格下令军方支持总督。

卡尔和凯撒当天晚上急匆匆地赶到设在拉罗什-基永城堡的陆军指挥部，同陆军元帅进一步策划从内部解放法国的最后几个阶段。有了军方支持，对法国的占领就会土崩瓦解。首都将向距城只有几百英里的同盟国军队敞开大门。他们将采取多种措施挽救德国。几个月以来，那谋划刺杀希特勒及其帝国元帅的人一直在想方设法搜集情报，力图搞清楚怎样才能说服同盟国同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结束战争。

在拉罗什-基永城堡，冯·斯图普纳格尔闯进冯·克卢格的办公室向他传达了最新消息。他们已经动员了纳粹精英保安部队。巴黎已在掌控之中。现在冯·克卢格只需与同盟国军队取得联系，协商和平解决法国问题方案。

冯·克卢格马上向他们透露了不会停战的消息。晚上7点钟，希特勒出现在广播里，让他的指挥官们确信他还活着。克劳斯·冯·斯托芬伯格在“狼穴”里没待多久就发现，那个绑有炸弹的公文包就在爆炸前短暂时间里被人从希特勒的身边移开了。他们在没有确定计划最关键的部分是否已获成功的情况下就贸然开始行动。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战术错误。

由于行动失败，贡特尔·冯·克卢格拒绝支持他们。他对冯·斯图普纳格尔说，“如果那头猪已死”，情况就不同了。虽然他们说如果军方支持他们，从希特勒手里夺取巴黎控制权的计划仍然可以获得成功。然而冯·克卢格并不准备那样赌一回。对于冯·霍法克和冯·斯图普纳格尔来说，驱车返回巴黎真是一段漫长而又绝望的旅程。他们的汽车开走时，冯·克卢格决定要保护自己免遭那将来临的残酷清算惩罚。必须将冯·斯图普纳格尔逮捕移交给盖世太保。他立即下达了命令。

汉斯、凯撒和卡尔当晚没有回丽兹大酒店的豪华套房或康朋街一侧的酒吧。丽兹大酒店仍然是德国精英领导者的大本营，那里太危险了。这几位密谋策划者在距福熙大街德国保安部指挥部和盖世太保很近的拉斐尔酒店703号套房里聚在一起议事。拉菲尔酒店一直是他们召开组织会议的主要行动大本营所在地。

消息很快传到巴黎的其他谋反者那里。当晚一小组德国抵抗者正在等待卡尔和凯撒从拉罗什-基永城堡返回巴黎。此时，卡尔的参谋长汉斯·冯·林斯托上校在电话中接听到从德国传来的令人绝望的消息，震惊得他说不出话来。他跌跌撞撞地闯进了房间向其他人传达消息。有人站起来把他扶稳，还以为他心脏病发作了。他惊恐地望着他们，艰难地说：“柏林那边全完了，”他高声喊道，“斯托芬伯格刚刚打来电话，亲自把消息透露给我。他还对我说要刺杀他的人就在门口。”

回到柏林后，克劳斯·冯·斯托芬伯格没有活过当天夜晚。他立刻受到军法审判。7月21日午夜刚过10分钟，他和其余3名密谋刺杀希特勒和戈林的头目人物在军事指挥部大院里，被行刑队借着低照的军车灯光执行枪决。在巴黎，没有人怀疑下一次该轮到他们了。

卡尔·冯·斯图普纳格尔最终回到了巴黎。他决定最后耍次花招，绝处求生。那些被捕的党卫军和德国保安部军官被关押在大陆酒店一个大舞厅里。这些首领们既感到迷惑不解，又有些忧心忡忡。他们当天晚上喝了不少昂贵的科尼亚克白兰地酒，一个个酩酊大醉。卡尔终于明白他们必须释放这批囚犯。他还明白，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把精英保安部队给一窝端了，这本身绝不仅仅是令人尴尬的事情。要是希特勒知道这件事，又得人头落地了。这就是第二天早晨为什么连丽兹大酒店里的党卫军也感到害怕的原因。

卡尔召集党卫军首领卡尔·奥伯格和德国驻法国大使奥托·阿贝茨来拉斐尔酒店紧急议事。他们一致同意编造一个借口来解除党卫军和德国保安部的尴尬局面，作为掩盖谋反者秘密计划的交换条件。他们同意口径一致地对希特勒和希姆莱说那是一次联合演习，以表明巴黎市有能力对付威胁帝国的一切行动。

要不是冯·克卢格从中作梗，他们的对策也许会奏效。他打电话给希特勒，把卡尔和密谋策划者们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全都讲了出来。当晚，卡尔已经知道他必死无疑。他和凯撒一直在房间里忙到天亮，尽最大努力毁掉所有相关文件以保护其他谋反者。

上午大约8点至8点半之间，卡尔赶往设在酒店的军事指挥部办公室。30分钟后，传来接到命令：元首要求巴黎司令官立刻乘飞机去柏林汇报有关情况。卡尔最后环顾了一下办公室，知道该办的事都办完了。

他给柏林方面打电话说正在途中，心想违背最后一道命令不会有任何危害。他要亲自乘车前往柏林。当他乘坐的汽车向东驶出巴黎在一条法国乡间公路上行驶时，他吩咐司机和侍从把车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处战场上。他曾经在那儿奋勇作战，亲眼看见战友们牺牲在草地上。《凡尔赛条约》使德国人遭受的屈辱迫使他们走到了目前的关口。卡尔对他的侍从们说，他想要独自思考片刻。于是，他便向远处走去。没过多久，万籁俱寂当中两次响起了枪声。司机发现他一只眼睛被打飞，头部中弹，整个人漂浮在被鲜血染红的运河水中。他们急忙把他送到凡尔登医院。他在医院里草草包扎后又遭到拷打逼供。最终他在因极度痛苦而导致的神志不清状态中把埃尔温·隆美尔供了出来。

阿道夫·希特勒在盛怒之下命令残酷搜捕谋反者及其家人亲属，下命将叛徒像牲口一样处死——吊在肉钩上，用钢琴琴弦慢慢勒死。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处决方式。经过数日有时甚至是数周严刑拷打以后，便采用这种方式处决谋反者。希特勒及其心腹成员在晚上幸灾乐祸地观看令人毛骨悚然的处决行刑录像。夏季结束之前，卡尔也将在柏林被用钢琴琴弦处以极刑。

在巴黎，其他谋反者仍然在逃。盖世太保已经开始追捕他们。汉斯·冯·林斯托逃跑在外，几天后被捕处决。凯撒·冯·霍法克在巴黎躲藏了六天。严刑拷打之下，他也供出了埃尔温·隆美尔。他们最后都将在柏林被用钢琴琴弦处以极刑。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由于刺杀行动失败，整个德国大约有5000人被捕，其中近2000人被处决，许多人都是无辜受害者。

后来在巴黎只有汉斯·斯派达尔没有立即遭到血腥镇压。7月20日以后，那些德国抵抗者成了敌占区中的逃犯。如果汉斯被捕，他会付出生命代价。他仍然在逃，巴黎的盖世太保对他穷追不舍。

如果那些曾经帮助过谋反者的人被发现，他们也会自食其果。那天晚上弗兰克·梅耶望着康朋街酒吧，看着紧张的德国人进进出出，每个人都在焦急地听着皮靴声和敲门声。他知道情况的确如此。他们都在谋反行动中起过这样或那样的作用。由于布兰琪落在了近乎疯狂的盖世太保手里，克劳德看上去显得特别疲惫憔悴。酒吧里平时玩的十五子棋游戏此时冷落了许多，甚至平时弗兰克经常不断地下赌小赌一把的赌注也令人吃惊地收敛了。在这样的日子里，谁还有心思赌博。

毫无疑问，在烟雾弥漫的角落小桌旁坐着的不仅仅是平常见到的那帮间谍和双重间谍。每个人都在观望着，等着看一看会有什么结果，还有谁被牵连进去。

弗兰克也在等待观望。他们最为熟悉的那些德国谋反者（同他们一起生活在丽兹大酒店的那些人）已经赌过一回，输得很惨。谋反计划失败了。但是前天夜晚，巴黎被解放了短暂的几个小时，他们是唯一了解内情的人。他希望布兰琪能够保持沉默，坚持到下一次解放。他希望他们都会保守秘密。今天夜晚，这间酒吧将像平时那样在9点整准时关门。眼下心里只想着这一点就足够了。

然而，无论这位酒吧侍者的脑海里涌现出什么样的思绪，对于在那些注视着他的那些人看来，丽兹大酒店的弗兰克就像以一样，看上去仍然是那么短小精悍，面无表情。

8

美国妻子与瑞士经理

布兰琪·奥泽罗

要想收到有效持久的恐吓效果只能依靠死刑，或者是采取措施不让罪犯的亲属了解罪犯的命运……措施一：让罪犯消失得无影无踪。措施二：不透露有关其行踪、命运的任何消息。

——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出自下达的“夜与雾”命令，1941

行刺希特勒的计划失败后，柏林方面颁布了一项最新公告，命令在第三帝国城内所有军礼一律改为伸出一只手臂，高呼“希特勒万岁”。即使在丽兹大酒店站岗的哨兵也不例外，必须照办。在巴黎那个血腥的星期里，没人胆敢违抗柏林方面下达的命令。

然而，对元首表现出的新的热情并没有改变后来的局面。整个7月份，同盟国军队地面行动受挫。但是到了8月1日形势发生逆转，对同盟国军队有利。巴黎失守已成定局。在整个都城，德国军官们忙得焦头烂额。那些尚未离开的德国人忙着趁无人到来可以阻止他们之前，尽量在巴黎大肆劫掠财物，带出城外。

8月初一位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正在热切盼望盟军部队的到来，同时也关注着德国人在巴黎抓紧最后的机会尽情享乐。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雷丁市的美国空军中尉亨利·伍德拉姆已经身陷敌后好几个星期了。这位年轻中尉驾驶的马丁掠夺者B-26飞机白天在巴黎上空的空袭中被击落。

8月初他在法国首都巴黎仍然是个自由人。在当地一户勇敢的居民的帮助下，亨利目睹了德军占领军在巴黎最后留念的情景。许多“游客都是德国军人……年龄在50岁左右……正在照相”。德国军官当中有一个通用的俏皮缩略语“JEIP”，代表Jedereinmalin Paris，意思是“每个人都应来巴黎看一看”。亨利轻声笑道：“我个人认为，巴黎不会再长期成为德国人的宝地。”巴黎向东出城的道路已经被堵死。

丽兹大酒店的员工非常清楚，德国人要把大批财宝带走。不露声色、气度威严的汉斯·埃尔米格的任务是确保大撤退平安无事，顺利进行。丽兹大酒店以其在任何情况下的完美服务，以及坚定不移的瑞士中立立场而闻名天下。

同巴黎其他豪华大酒店一样，丽兹大酒店自月初起呈现出一副忙碌景象。最后一批纳粹德国空军军官，“按着接到的戈林指示，用大卡车满载着时髦女人、躺椅和其他战利品向德国边境驶去”。让汉斯·埃尔米格感到懊恼的是，他一连好几天试图阻止德国人把入住的丽兹大酒店客房里的昂贵家具同其他战利品一起装车运走，但大多无功而返。

自圣诞节前夕起，他们一直没有在丽兹大酒店见到过赫尔曼·戈林。所以这位德国元帅的指示是从远处下达的。随着战局处于困境，希特勒大发雷霆，戈林逃到了远在德国的乡村休养之地，以旧病复发、身体虚弱为由，闭门不出。元首认为这位空军司令应该对战局失利负责。戈林亲眼见到过那些惹怒元首的人最后落得什么下场。当年冬季戈林警告希特勒不会赢得战争，元首大怒道：“戈林，你要再敢得寸进尺，我就毙了你。”这位德国元帅毫不怀疑希特勒说到做到。戈林后来承认，在最后几个月里“一切都变得那么疯狂，对自己说‘但愿快点儿结束，让我离开这个疯人院’”。

1944年8月，赫尔曼·戈林在巴黎仍然还有他信任的代理人。同希特勒一样，戈林也是一位贪婪、不择手段的艺术收藏者。他还想着设法把掠夺来的艺术品运出巴黎。其他德国军官也是如此。

除了汉斯·埃尔米格出于他本人的职责而增添一种紧迫感之外，掠夺活动一如平常那样，照干不误。多年来丽兹大酒店一直是战时大多数秘密艺术品交易的中心。希特勒的个人代理人，德国艺术经纪人当中的佼佼者卡尔·哈伯斯托克把这家著名大酒店当成了自己在巴黎的家，奢侈地生活在他收集来的艺术品当中，出尽风头。

他的主要对手，瑞士艺术品经销商汉斯·温德兰也是如此。据美国战略事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的特工人员透露，温德兰是巴黎艺术界的“无冕之星”；据说他还是旺多姆广场那里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一位德国秘密特工人员。温德兰同哈伯斯托克在高风险的艺术品经销界曾经是合作伙伴。后来由于卡尔妻子的缘故，两人发生了纠纷，致使他们的友谊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结束了。眼下这两人成了竞争死对头。在德军占领时期的最后一个夏季，两位经销商也加入了趁火打劫，大肆掠夺巴黎财宝的行列。

到1944年夏季，留在巴黎这座都城的大多数是“次要的”艺术品和一些零星高档家具。当时德国人眼里的一些次要艺术品现在身价百倍，当刮目相看。战争期间，毕加索经常来丽兹大酒店吃午餐。但是在整个占领期间，德国纳粹分子公开把毕加索的作品贬斥为“堕落危险”的作品。

阿道夫·希特勒曾自认为是大有希望的艺术家，据说公开表示：“谁要是把天空画成绿色，把田野画成蓝色，谁就应该做绝育手术。”到20世纪40年代，毕加索不仅仅是在想象着蓝色的田野；他创作的作品里女人更是呈现出多个面孔和扭曲的视角。

一般情况下，德国人并不为难这位著名的西班牙画家，但是禁止他在德军占领时期展出自己的作品，然而德国艺术界有许多人私下里看出了毕加索的作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在那个星期，有官方背景的纳粹专门掠夺艺术品的组织罗森博格别动队（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简称ERR）把60多幅毕加索的作品打包装车，随同最后一批战利品运出巴黎。这些作品可为德军讨个好价钱。几天之内，ERR总部将被遗弃，“部下成员在歇斯底里的撤离过程中把原来的经营场所搞得混乱不堪，一片狼藉”。

许多被没收的艺术品最终流落到瑞士艺术市场。专家认为其中为数不少仍然留在了那里。当时那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行当。汉斯·埃尔米格肯定知道丽兹大酒店有位资深人士一直在帮卡尔·哈伯斯托克和汉斯·温德兰做生意。

那个人就是苏斯，他的名字可能有德国犹太人背景。现有的历史档案材料中没有列出他的姓氏。他生于1905年。他是瑞士公民，来自布伦嫩，在丽兹大酒店担任汉斯·埃尔米格的副手。他同汉斯很可能有亲戚关系。

在美国战略事务办公室保存的档案里，有一份年代标注为1944年有关艺术掠夺活动的档案，上面写着：“苏斯，巴黎丽兹大酒店，德军占领期任丽兹大酒店经理，是哈伯斯托克的经纪人和眼线，为哈伯斯托克安排同访问巴黎的德国人见面。”

在德军占领期间，充当经纪人和眼线是非常冒险的差事。其中一个挑战就是掌握行情，不被人抛弃。到了1943年，随着ERR业务顺利开展，重要的私人藏品均已被没收，由于苏斯知道很多内幕，他要是不能证明自己对德国人还有利用价值，就会成为他们的累赘。

当时对丽兹大酒店进行监视的人不仅仅有美国战略事务办公室的特工人员。德国人自战争爆发初期就开始对丽兹大酒店所有员工实施严密监视，在柏林为所有核心员工建立的秘密档案中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详细情况。1944年8月初，法国保安队和法国内务部队在密切监视着丽兹大酒店。有时很难分清谁在任何特定时候站在哪一边。8月里有位名叫勒巴泰的间谍兼黑市经纪人叛变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此人在战争初期曾经效力一个名为托德组织的德国工程与土木工程机构 。他利用“雷纳德上校”这个假名做掩护进行活动，在丽兹大酒店建立了自己的观察站，并且在卡普西那大街办公室管理着一个情报网。

在楼下康朋街一侧的酒吧里，弗兰克·梅耶对自己意识不到的更多理由感到担心。第三帝国已经知道他是一位活跃的战时英国间谍，将他划定为“德国的狂热敌人”。德国人不断对他进行监视。丽兹大酒店大管家，总经理克劳德·奥泽罗被“极不放心地怀疑为替敌方情报机构效力”。

酒店副总经理汉斯·埃尔米格多少还能得到德国人的信任。这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因为他和妻子吕西安娜甚至就在那时把好几位难民藏匿在几个紧挨着的清洁女工隐蔽房间里，只有通过走廊的一个暗门才能到达那里。其中有一位是他们的朋友。他们采用贿赂手段帮助他逃脱了开向令人生畏的德朗西临时难民营的火车。整个丽兹大酒店内有好几个这样的“夹在假天花板和走廊之间”的房间。这是凯撒·丽兹修建“现代”内嵌式套间的爱好，还有此时这种上嵌式橱柜在战时体现出来的预想不到的优势。

即使汉斯·埃尔米格没有真正加入抵抗组织，他也并不缺乏强烈的良知意识。中立身份是他低调行事、躲避风险的保障。他非常谨慎地保持着这种姿态。同德国人打交道，这一直是一种精明而成功的策略。柏林方面保存的档案上写道，“据我们观察”埃尔米格“对待德国军官和普通市民态度得体，处事得当”，保持着恰如其分的中立态度。他的伯父是丽兹大酒店董事长；他的祖父，贵族男爵马克西米利安·冯·普菲费尔·达尔蒂肖芬曾经是凯撒·丽兹的早期导师和支持者。这两点对于汉斯·埃尔米格很有帮助。

19世纪90年代，普菲费尔·达尔蒂肖芬家族在创办丽兹大酒店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德国情报机关的档案把汉斯·冯·普菲费尔非常简略地描述为“瑞士一位极有影响力的人物”。据传，玛丽-路易斯·丽兹同汉斯伯父有染长达数十年之久。汉斯·冯·普菲费尔和玛丽-路易斯·丽兹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看不起布兰琪·奥泽罗。

布兰琪在战争期间从事的活动比任何人已经知道的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勇敢坚定。为了保护每一个人，她甚至连自己的丈夫都蒙在鼓里。遗憾的是，苏斯是能够了解她所从事的活动的少数人之一，有可能当场抓住过布兰琪。

1944年6月初，布兰琪和卡玛耶芙因醉酒对德国军官不敬而遭到逮捕。布兰琪一直在帮助被击落的同盟国神奇空军战士逃离巴黎这座被占领的城市。情况不仅仅是这样。德国人自1940年夏季起一直在监视布兰琪。至少有一次她被关进监狱。1943年春季，丽兹大酒店里发生过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当时德国人发现在空袭期间有人把丽兹大酒店朝向旺多姆一侧的厨房地下室电灯打开了，电灯照亮了大酒店朝向司法部的正面，使同盟国空军在漆黑巴黎的上空能够准确定位，找到攻击目标。

柏林方面大为震怒，必须有人为这种严重违法乱纪行动负责。“为了维护德国国防军的名誉”，第三帝国外交部建议严惩罪犯，“警示世人”。言外之意就是要严刑拷打，处以死刑。报告进一步建议进行“员工大清洗……越快越好”。

在巴黎对丽兹大酒店实施监视的那些人很是怀疑罪犯就是布兰琪·奥泽罗。

然而，德国人并没有立刻对她采取行动，而是暂时让她放手继续从事战时秘密活动。德国人一定是不仅要搬倒布兰琪·奥泽罗，而且还要摧毁谋反者的整个组织。

1944年6月，德国人终于对布兰琪这位傲慢的美国人失去了耐心。她随后失踪，落入盖世太保手中。到了8月，关于她命运如何，音信全无。自1941年起，在被德军占领的欧洲各地一些被视为眼中钉的公民直接消失在号称“夜与雾”的恐怖政策下。

8月第3个星期的某一天，在丽兹大酒店电话交换台有人接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电话。有位男士称看到一个消瘦光脚的女人跌跌撞撞地在他家附近的街道上行走，几乎站立不住。他问丽兹大酒店是否能派人把她接回来。她说她名叫布兰琪·奥泽罗。

克劳德立即冲出了门外。难道布兰琪设法从盖世太保那里逃了出来？应该怎样去救她？

正如弗兰克·梅耶所担心的那样，她在审问过程中没有撑住，垮了下来。

对于在首都巴黎度过了德军占领期的那些人而言，在整个巴黎的警察署和监狱里发生的事情算不上什么惊天秘密。让·考克托后来回忆起让·保罗·萨特说过恐怖感在首都巴黎蔓延的情形：“每当女士们去福熙大街，或索赛街上的盖世太保指挥部想要了解一下她们亲人情况时，她们都受到彬彬有礼的接待……但是那些住在指挥部附近的人却听到了痛苦恐怖的高声喊叫，从白天一直喊叫到深夜。每一个在巴黎度过战争岁月的人都有亲朋好友遭到逮捕、驱逐或枪决。”有时被审讯的是女人。能够幸存下来的人回到家里时常常已是面目全非，乳房上留着烟头点点烫伤，遭受严重虐待，肢体变得残缺不全。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参加抵抗组织，或者问的问题太多，或者在酒店楼梯下面的壁橱里藏匿被击落的同盟国空军士兵、犹太妇女要冒着极大危险的原因。

刑讯室遍布全市。既有犹太人聚居地玛莱区蔷薇街上的刑讯室，也有16区福熙大街84号臭名昭著的刑讯室；还有第八区索赛街11号的刑讯室。盖世太保就在这些刑讯室里进行审讯，使用的手段包括毒打、轮奸，以及他们拿手的“浴盆”式酷刑，这是一种在原来水刑的基础上改头换面变出来的特别狠毒的酷刑。

一些监狱中心的地下室里设有很大的烤炉，用来烧烤囚犯，先是烤脚板，既算惩罚囚犯，也供看守取乐。地牢房里有很多饥饿的大老鼠。身体严重受损的囚犯被投入单人牢房里，没人记起他们。在巴黎各处的墙壁上，前来解放巴黎的军人们后来发现了刻在石头上的非常令人同情的语句：“我害怕。”“相信自己就会赋予你抵抗的力量，不怕浴盆和其他酷刑手段。”有时只写着“为我报仇”几个字。

布兰琪被关押了好几个月。审问她的人迫使她承认莉丽·卡玛耶芙是犹太人，参加了抵抗组织。“我在神态清醒的时候，”布兰琪回忆说，“我坚信自己不会从那里活着出来，一两天之后就会死去。”她经常拖着软绵绵的身体被反复审问。

后来布兰琪被逼到绝望的境地，她终于把事情对一位德国特工讲了出来。“我是犹太人，不是莉丽，”她脱口而出，“我出生在纽约市东面的犹太人居住区。我的名字是鲁宾斯坦。我的父母来自德国”。

“奥泽罗夫人，我警告你！”那位德国人严厉地警告她。

她对审问她的人交代了假名和假护照的情况。他再次警告她说，如果她继续这样说下去，他就会把她拉出去枪决。她还是不顾一切地说她是犹太人。也许她还对审问她的人交代了丽兹大酒店厨房里的灯光和空袭破坏活动的情况。也交代了她帮助被击落的同盟国空军士兵逃出巴黎的情况。她等待着被处决。

停了好大一会儿之后，那位气急败坏的德国人最后吩咐他的下属把她带到外面的院子里。

接着，他下令让那位军官释放她。“让该死的法国人照顾她。”他不耐烦地说道。

她虽然在审问之下招供了，然而不可思议的是，那位德国军官既不想处决她，也没有简单地相信她。从逻辑上推论，只能是第一种情况。德国人掌握的有关布兰琪·奥泽罗档案材料里包含着从她嘴里抠出来的所有情况。

最后，盖世太保打开了监狱大门。布兰琪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一步一步走出了监狱大门，来到了巴黎街道上。用任何标准来衡量，这位都算得上是一次极其幸运的死里逃生，令人感叹不已。布兰琪要做的只是保持沉默。被德军占领的最后日子很快就会结束了。

布兰琪在审问之下不仅仅是撑不住招供了。被盖世太保关押的那段经历已经使她深受其害，身心俱损。她体重减轻了40磅，精神几乎崩溃。

在随后的日子里，布兰琪的状态逐渐开始失控。她似乎想方设法主动找死，辱骂大街上的德国军官。她胆大妄为，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她站在丽兹大酒店楼上的一扇窗户近旁，对着下面的行人口出狂言。她还向德国哨兵大喊：“德国人完蛋了。”战争也许就要结束，但是巴黎还没有解放。她的所作所为只能招来杀身之祸。于是，克劳德急忙把她从窗边拉开；她一边尖叫，一边哭泣着。克劳德既无法阻止她整日酗酒，也无法阻止她刻意让自己变得麻木不仁，忘却一切。

“我恨德国人，”战后她对自己的侄子说，“没错，这一点上态度很坚决，他们要杀死我，我有理由那么仇恨他们。他们仇恨我的家人，仇恨我的妈妈爸爸、兄弟姐妹，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感到那就是我仇恨他们的充分理由。“1944年8月，她已经无力控制那种感情了。

如果当时德国人再次登门找她——如果对丽兹大酒店进行一次突袭打击，印证解释一下外交部在其档案材料中记述的有关抵抗组织及潜伏在酒店中的间谍和特工人员的有关情况——那将是一次可怕的惩罚行动，意味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必死无疑。

莉丽·卡玛耶芙在巴黎某地遇害了。或者至少永远消失了，没有人再发现过她的行踪。

在柏林米特区距亚历山大广场不远的政府档案馆里保存着丽兹大酒店的档案材料。其中找不到有另外一个人命运的任何信息。苏斯先生也失踪了。

他曾经帮助过德军占领者掠夺巴黎的财富。他密谋侵占他人资产，从见不得人的交易活动中大发不义之财。他讨好德国头面人物和杀手，他充当过密探。

最终解密的柏林档案表明，苏斯先生在1943年曾经包庇过布兰琪·奥泽罗。1943年4月10日夜晚，盟军飞机飞到巴黎中部的核心地带上空，从丽兹大酒店厨房里射出的灯光照亮了一个小型花园和对面的司法部墙壁。德国人找到苏斯先生，希望他像往常一样配合行动。他回答说不是他们的空袭监管员。那不关他的事。他拒绝透露任何情况，德国人勃然大怒。

电报从柏林传到巴黎。此人表现不佳，必须承担严厉的后果。这后果是什么，何时兑现，难以说清。苏斯先生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为战争时期数百万沉默的故事当中一段无言的往事。

9

德国将军与巴黎命运

1944年8月，勒克莱尔将军在解放巴黎的过程中抵达巴黎

自从我们的敌人拒绝听从元首的旨意以来，整个战局变得颇为不妙。

——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将军，巴黎，1944

在法国打响的那场战争始于发生在1940年6月的首次巴黎大撤退。4年后夏季开始的第二次巴黎大撤退在德军占领巴黎期间的最后几个星期内上演。这回逃离的是德国人——德国人以及在占领时期与他们一起过着奢华生活的那些富人名流。

到1944年8月15日丽兹大酒店内的生意已再不是往常那般景象。

在德军占领时期最热闹的日子里，丽兹大酒店在周日晚上举行豪华晚会，巴黎的交际花们一到晚上就同英俊帅气的纳粹军官调情骂俏；艺术家和企业家们畅快痛饮着由默不作声的侍者端上来的香槟鸡尾酒。庭院小花园中那棵开花的核桃树下，经常有人在那里花上很长的时间享用午餐，喝得醉醺醺的；还有人用法语和德语在低声交谈。

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仅最后一批留下来的德国人要赶在同盟国军队到来以前撤离巴黎，就连巴黎上层社会许多比较谨小慎微的人士也纷纷躲藏起来，其中不少人悄悄离开巴黎移居乡间别墅，或者关闭市内豪宅躲了起来。

然而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将军刚刚抵达巴黎。与所有德国高级军官一样，他也被安置在丽兹大酒店。他是最新到任的巴黎军事总督，前来接替汉斯·冯·博恩纳伯格男爵。这位男爵曾经是刺杀希特勒瓦尔基里行动的谋反者之一。法国首都巴黎暂时掌握在德国抵抗组织手里时，由于卡尔·冯·斯图普纳格尔的力保，才使这位男爵在宝贵的几个小时之内得到拯救，免遭绞架之灾。

到8月15日，冯·肖尔蒂茨将军来到巴黎仅仅一个星期，就忙着防止巴黎爆发一场革命。当时法律与秩序正在迅速崩溃。其余大多数德国人已经离开丽兹大酒店。情报机关的军官正在全面烧毁秘密文件。法国共产党抵抗组织战士加强了针对著名通敌者叛国的游击战打击力度。法国内务部队（FFI,20世纪40年代在巴黎市民俚语里被称为“菲菲”）特工人员在巴黎各地组织互相协调的抵抗行动。当天法国警察走向街头罢工。到了下午，地铁停运。盖世太保正在围捕可疑的持不同政见者和煽动闹事的人。冯·肖尔蒂茨将军没有要求他们装出一副履行正常法律程序的样子。2.6万难以管束的巴黎居民当天下午被塞进了一列开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列车上。

第二天上午又清洗处决了一批人。有位告密者把35位法国内务部队成员出卖给了盖世太保。冯·肖尔蒂茨下令在布洛涅森林公园用机关枪和手榴弹将他们统统消灭。

这是一场必然降临的噩梦。德国人的全套行政管理班底几乎均已撤离巴黎。摇摇欲坠的维希傀儡政权正在土崩瓦解。但是有组织的大规模恐怖行动仍然使巴黎市心有余悸，不敢轻举妄动。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来到巴黎就是为了发动一场这样的恐怖行动。

他首先派部队去烧毁位于庞坦东北郊外的磨面厂，让巴黎人慢慢地挨饿。根据行动计划，他的部队还要在市内各地的大桥和地标建筑下安放炸弹。只要一点燃导火索，整个巴黎就会变成火海地狱。阿道夫·希特勒要求在德国人撤退之前把法国首都夷为平地。这位元首声称，摧毁世界上一座伟大的城市将成为对付敌人的一种强大的“道德武器”。他命令冯·肖尔蒂茨将巴黎变成一片废墟。

这位将军表现出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的迹象，就连一些德国人也对此表示不安。他素以心狠手辣而闻名。在俄罗斯他曾经屠杀过许多犹太人。德国大使奥托·阿贝茨多次发电报给柏林政府，抱怨冯·肖尔蒂茨残爆粗野，指责巴黎暴力不断升级。这样抗议毫无用处。元首杀气腾腾，要把巴黎夷为平地。

然而，同盟国军队就在城外不远，从理论上讲几乎可以随时进城。即便如此，计划中的毁城行动却迟迟没有动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1944年8月17日，美国部队抵达塞纳河畔以及巴黎北郊和南郊地区。

几天过去了，仍然没有动静。

点燃导火索也不应该花费这么长时间。希特勒见状勃然大怒，在柏林对手下人高声大叫：“巴黎烧起来了吗？”

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早就得出结论：这位德国领导人是个疯子。他还意识到交出巴黎是不可避免的。他是位将军，不是人道主义者，在这场战争中双手沾满了鲜血，这毫无疑问。但是他已经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他不想毁掉法国首都。他不想以那样的罪名载入史册。

到了8月第3个星期，他盘算着至多只能拖延焚毁巴黎48个小时。如果同盟国军队能在那之前解放巴黎，他将坦然接受。

如果过了48个小时，他只能按照柏林方面的指示行事。只能点燃导火索。那将是现代世界大名鼎鼎的“不夜城”的最终结局；将是20世纪拥有最漫长传奇历史的那个巴黎城的最终结局。

冯·肖尔蒂茨在巴黎城内一些抵抗组织反叛者代表的协助下（他不可能体面安全地向他们投降），安排一名外交使者越过战场前线，给流亡的正规法国武装力量和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送信。其主要内容是：在我不得不毁掉巴黎之前赶快入城。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警告他们，他只有24至48个小时。约定时间一到，他就必须向希特勒表明开始爆炸毁城行动。同盟国军队必须在1944年8月24日中午以前开始行动，解放巴黎。

一过中午，如果他不向元首展现行动结果，他坚信肯定会有别人被授权下达毁城命令。

这位将军开始把德军重炮和坦克移到巴黎城外。8月23日上午，因为事先料到同盟国军队就要开进巴黎，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搬出了丽兹大酒店套房，住进了位于里沃利街被征用的默里斯酒店里的德国政府办事处军官套房。

本来一切都应该一帆风顺，问题是法国及其他同盟国军队——特别是负责巴黎城军事行动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陷入了另一场有可能使拯救巴黎的机会稍纵即逝的激烈争执当中。

法国军队和英美军队之间爆发的这场激烈争执，无论如何，最终将会影响战后欧洲政治格局达半个多世纪之久。

同盟国军队在巴黎城外集结，没有立刻进城，其中的原因很多。他们也像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一样，主动拖延行动时间。这样做的一个最重要原因确确实实同后勤保障有关，没有任何浪漫色彩。一旦巴黎解放，同盟国军队需要向城市居民提供大量食品和燃料，而这些生活必需品，战场前线同样急需。拿下巴黎会影响部队向东快速推进直扑柏林，取得最后胜利。此时德国将军主动提出行动建议，法国人执意要解放巴黎，从而迫使盟军部队提前采取行动。他们不得不提前解放巴黎。

于是盟军部队迅速行动起来，占领巴黎。真正的麻烦即从此开始出现。

为了国家荣誉，法国军人要成为首批进城部队。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吵闹了好长一段时间。同盟国许诺满足法国人的心愿，但是法国人满腹狐疑，很难对付。其实法国将军菲利普·勒克莱尔已于8月24日上午率领法国师抵达巴黎郊区。如此提前行动是严重违抗军令的行为。

郊区当地居民把勒克莱尔的部队当作攻城略地的英雄热烈欢迎。在同盟国军队的一些指挥官看来庆祝活动搞得有点儿过早。

法国人突然减缓了整个行动的行军速度。时间剩下不多了，他们必须在中午以前拿下巴黎。

但是勒克莱尔不愿意让步。法国人没有向前推进。同盟国军队正在对他失去耐心——特别是对夏尔·戴高乐失去耐心，因为他是总后台。自1940年起，这是一次几乎公开爆发的紧张对抗局面的升级。

“如果冯·肖尔蒂茨交出巴黎，”美国将军奥马尔·布拉德利说道，“我们还要履行一个协议。”这意味着部队要沿大道行军，直奔巴黎，而不是集结在城外周边地带。在布拉德利看来，“勒克莱尔的部队当天步履蹒跚，很不情愿地穿过市镇居民组成的高卢人墙，接着饮酒庆祝，减慢了向前推进的速度”。

当盟军指挥官下令“采取更加勇猛行动，加快行军速度”时，勒克莱尔将军对于这一道命令不屑一顾，别看这是他的军事上司下达的命令。

8月24日中午过去了，巴黎仍未解放。

巴黎城外，盟军部队遭遇到激烈抵抗，着实出乎预料。连接巴黎和城外西南部道路的塞弗尔大桥发生了爆炸。

勒克莱尔将军难以启齿的事情包括他事实上一直在想方设法拖延解放巴黎的行动，即使这意味着超过冯·肖尔蒂茨定下的最后期限，破坏统一的盟军行动。戴高乐将军早已明确对勒克莱尔表示，在他尚未做出政治安排驱逐亲共产党的抵抗组织，在德军占领期结束后建立自己的政府之前，他不想让法国部队控制巴黎。他在战后要掌握的巴黎领导权受到了威胁。

到1944年夏季同盟国对戴高乐极为恼火，即使他们已经知道了背后的原因，也不会非常在意。他们在戴高乐计划独立领导战后法国这个问题上已经发生过争执。1944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到处宣称，他真希望在法国政府一开始撤离巴黎时就能拯救乔治·曼德尔。戴高乐把同盟国斥为匪徒、恃强凌弱者。同盟国则认为戴高乐渴望权力，忘恩负义。诺曼底登陆以来同盟国已伤亡数万人，因此在英美两国看来应该早点儿结束欧洲这场流血战争。

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声称谁也等不起法国人“一路载歌载舞奔向巴黎”，于是他便直接自己做主了。“让名望面子见鬼去吧。告诉（美国陆军）第四师冲进城去，解放巴黎。”

当勒克莱尔得知美军准备第二天凌晨向巴黎进军时，他派遣一支由雷蒙德·德罗纳上尉指挥的法军小型先遣队，命令他们立马象征性地开进首都巴黎。第一批法国士兵（人数极少）通过城门，跨过塞纳河上的奥斯特里茨大桥。他们进发的目的地是位于第四区具有中世纪风格的古老市政厅。

无人知道停战局面是否继续下去，盟军部队上午是否能拿下巴黎。

那天夜晚，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就坐在里沃利街不远处等待着。没人知道他和远在德国的家人会因为他自己的决定承担什么后果。最后期限已经悄悄地过去了。他感到孤独、忧虑。如果同盟国军队第二天早晨没有到来，如果他不能体面地投降，他就会在柏林以叛国罪名被用钢琴琴弦勒死。在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他曾经对一位共进晚餐的手下人员说：“自从我们的敌人拒绝听从元首告诫以来，整个战局进展非常糟糕。”眼下处在十字路口上，他也做出了拒不听从的决定。

他前面是宁静的杜乐丽花园，再往前，塞纳河一直流向南边远方的一座座桥梁，同盟国军队就在巴黎城外等待在那里。塞纳河从巴黎城中穿过，奔流的河水不断冲刷着防波堤的岸边，再往东流，时刻拍击着法国的中心西堤岛。岛上雄伟的巴黎圣母院矗立在茫茫夜色中，数百年来一直如此，成为巴黎的一个古老传奇。

就在这座古老大教堂的下面，早已放好的炸弹也在静静地等待着。

接着就在午夜之前，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教堂钟声。没过多时，钟声响得越发猛烈有力。

轰鸣的钟声只能传递着这样一个信号：解放巴黎的行动终于开始了。

10

记者团风风火火赶赴巴黎

1944年7月30日，罗伯特·卡帕，欧林·汤普金斯和欧内斯特·海明威在法国博卡德山区

说来也怪，我感到喉头一阵哽咽。我必须把眼镜擦干净，因为此时此刻，在我脚下的这片灰蒙蒙却永远美丽的土地，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钟爱的城市。

——欧内斯特·海明威

海明威对玛莎·盖尔霍恩仍然很生气，就因为她在诺曼底抢了他的风头率先登陆。但是到了8月份，爸爸心里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他决心一定要成为德军占领时期结束后第一个回到丽兹大酒店的新闻记者。

他并不是孤身一人。正如卡帕所说的那样：“通往巴黎的道路在召唤……第一个国际打字员……每个官方认可的战地新闻记者都争得面红耳赤，使出浑身解数想成为第一个进入巴黎的人，从那座曾经辉煌的伟大不夜城发回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报道。”

海明威很有把握地认为，他可以指望卡帕或者玛莎赶往旺多姆广场，只要他们当中有一人能设法回到巴黎。此刻海明威却对他们二人火冒三丈。他当然不想再次被别人抢在前面，痛失良机。

大家都知道，丽兹大酒店是爸爸在巴黎入住的酒店。而且每个人都能猜得出玛丽·威尔士也会尽可能地和他在那里相会。在伦敦整个记者团都怀着一种不胜其烦、玩世不恭的看笑话态度关注着他们情侣关系的发展势头。在这个记者圈子里可能只有玛莎·盖尔霍恩被蒙在鼓里，对此并不知情。

海明威在各个方面都是强手，不输别人，这是明摆着的。但是在最近几个星期里赶在罗伯特·卡帕前头率先回到丽兹大酒店，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大师而言，却有一种非比寻常的意义。这倒不是因为卡帕（多数人这样称呼他）曾经赶在他前面回到法国，或者这位摄影师拍摄的盟军部队在法国穿行的真实照片一直成为《生活》杂志的重要新闻报道内容。那是他个人的事情。

让海明威耿耿于怀、颇为不悦的事情同玛莎·盖尔霍恩有关。玛莎和卡帕二人关系密切，感情深厚，对此他们从不隐瞒。在玛莎那个挚友小圈子里，罗伯特·卡帕是“在各个方面都是我最要好、最亲近的……我的兄弟，我真正的兄弟”，玛莎这样坦率地说过。海明威同玛莎的婚姻可能告吹。那年春季玛莎又患上了抑郁症，苦苦挣扎。所以海明威也许感到只有招架之势，甚至感到有些嫉妒。毕竟卡帕同海明威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往日的美好时光。他们二人曾于1937年在一起报道西班牙内战。“当年我是一位年轻的自由职业摄影师，”卡帕回忆道，“海明威是一位很知名的作家，他的绰号叫‘爸爸’。我很快就认他做了干爸。”因此所有这一切都成了一段复杂的小小家庭浪漫史。即将破裂的名人婚姻使大家都承受着一定的压力。

眼看巴黎就要解放了。玛莎当时远离法国，同加拿大的一家机构在一起，正在报道盟军部队在意大利进发的情况。而在诺曼底的地面上，卡帕和海明威之间愈演愈烈的紧张关系早在8月5日那一天就带有一种恶性竞争的色彩。

爸爸总想成为几乎要解放一切的第一人。那天上午他派人捎信给卡帕。当时卡帕已离开格兰维尔市，正在离圣米彻尔山不远的诺曼底海岸上做现场报道。美军第四陆兵师“打得很漂亮，值得摄影师拍摄报道”，便条上这样戏说道。卡帕“不要再躲在一大群坦克后傻乎乎地乱转了”。海明威刚刚从一伙德国人那里缴获一辆梅赛德斯牌汽车，并派司机开车来接卡帕。这位摄影师知道爸爸一心要想冒险时可以变成什么样的人，于是勉强上了汽车。

司机开着梅赛德斯汽车载着坐在后面的卡帕，一路轰鸣驶进了兵营。海明威满面春风，兴致勃勃。这是他们两个人自从盟军登陆之前在伦敦见面后第一次再度相见。当时卡帕带着重要的新闻报道离开了战场。眼下这位摄影师注意到海明威已经剃掉了花白的胡须，而且那天晚上因司机醉酒驾车穿越梅菲尔区时出了车祸后，海明威头部缝的48针针口也已经痊愈了。

卡帕还注意到，爸爸在盟军部队驻地也能吃得开，很有气派。海明威通过自己的战地报道，甜言蜜语劝诱绰号“胖子”的雷蒙德·巴顿将军，几乎全凭个人魅力拉起了自己的一队人马。他任命史蒂文森为“中尉史蒂夫”，担任他的公关官员，私人厨师，兵营摄影师，还藏了一批自己享用的苏格兰威士忌酒。他的得力助手是一位29岁、自以为是的吉普车司机，长着一头红发，名叫阿奇·佩尔基，绰号“红毛”，是一位美国列兵。“所有的战地记者一律不许携带武器，”卡帕回忆道，“但是海明威一定要让他手下的人携带‘各种能够想象到的武器’——既有德式武器，也有美式武器。”

海明威欢欣鼓舞地对外宣布，他的那支“杂牌军”队伍计划要解放圣普瓦村庄。他慷慨地邀请卡帕一同随队前往战场，为这次行动拍摄一些快照。正当爸爸展开地图开始讲解他的作战方案时，卡帕便有一种不妙的感觉。海明威对他解释说，那个盟军团计划从标在地图左侧的那条道上攻占村庄。海明威的想法是走地图上标出的一条捷径，从右侧冲进村庄，痛击顽敌，以他们不合常规的支援取得辉煌胜利。布达佩斯出生的卡帕对此明确表示怀疑。他对海明威说自己的“匈牙利式”作战方案“总是明智地”绕道一大群敌兵背后，从不孤军穿过无人区捷径。

气氛很快变得紧张起来。海明威认为卡帕是胆小鬼。这位老练的战地摄影记者感到愤愤不平，禁不住上了钩，勉强认为随队前往是唯一的选择。即便这是一个愚蠢的计划，也许还会有精彩的报道素材。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卡帕不会被指责为缺乏男子汉的刚强硬气，不会受到爸爸这样的指责。

除了梅赛德斯牌汽车以外，海明威另外还征用了一辆带有挎斗的摩托车。爸爸、“红毛”佩尔基和他们那位军队指定的摄影师在摩托车挎斗里装上了威士忌酒和机关枪，率领一行人马沉着平静地出发，淡定得令人吃惊。卡帕和“中尉史蒂夫”坐在豪华小轿车里跟在后面，感到有些懊悔。

作为一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他的成人生活中经历过一场又一场战争。他有着习惯于靠耍小聪明过日子那种人的直觉。他们来到了道路中一个急转弯处，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查看一下地图和周围的地形地势。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周围的一切太平静了。海明威不理睬他的提醒，大摇大摆地要转过弯去。

正在爸爸转弯时，突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击声。

一发炮弹在离行驶在车队前摩托车10码处爆炸。摩托车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把海明威从挎斗里甩出，抛向空中。爸爸重重地摔在地上，掉进了路边一条窄沟里。另外两人急忙丢弃摩托车，跑到道路转弯处较远的安全地带，躲开了炮火射程。战友们在密切观察着，曳光弹打得海明威头部周围的泥土四处飞溅。卡帕心里明白，如果他们可以看到海明威的头伸出沟外一英寸，德国人照样也可以看到。

接着，他抬起头看到一辆装甲坦克朝着他们这个方向缓慢平稳地开了过来。

四处出击可不是个好主意。他一开始就不想这样逞能蛮干，可是他又不能把朋友丢在沟里不管，让德国人开枪打死。尽管他考虑过这一点。正当他们开始缓缓地向前移动，要以新的目标引诱德国人时，海明威火冒三丈，喊了一声：“回去，找死啊！”

但是没人执行爸爸的命令。

德国人最终把瞄准器转向了一个更大的打击目标——即将到来的另一翼同盟国军队。于是海明威趁机突然逃窜，跑到了道路中的拐弯处，气得脸色煞白。卡帕后来就拿这件事逗人们开心。卡帕大笑道：“他责备我在他遇险时就站在他身边，等着给这位伟大作家的遗体拍摄第一张照片。”到了晚上摄影师俏皮地说道：“他这位战略家同匈牙利军事专家之间的关系有点儿紧张。”

虽然卡帕在公共场合下对此事一笑置之，但是对于这两位朋友来说绝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海明威大发雷霆，颇为震怒，最后以故作冷淡沉默而收场。一连好几天他们彼此都不说话。过后爸爸在他那队军人当中没能容下一位匈牙利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离开了部队驻地，回到圣米彻尔山区。后来在8月18日又出发了，这回是为了会见《时代》杂志记者兼编辑查尔斯·沃登贝克，作为记者团先遣队报前去报道沙特尔的解放进程。那里的法国平民已经对当地的卖国贼采用暴民手段予以严惩。

对于海明威来说，快速赶到丽兹大酒店是他唯一可以考虑的事情。他在圣普瓦村外路边窄沟里太伤自尊的那段屈辱经历，使他更加坚定了决心，决不让卡帕抢在他前面发表新闻报道。“此时此刻，我的暂时目标就是，”海明威在发给《矿工杂志》的一篇新闻报道中写道，“进入巴黎，而不被击毙。”他决意一争高下，对遵守战作战法则和军事秩序并不太在意。即使这意味着他无法参加军事行动，在解放巴黎的过程中错失头排观瞻座席也在所不辞。

8月19日卡帕在沙特尔时，海明威抽身摆脱了美国第四陆兵师和跟随盟军大部队进发的国际记者团。“当时记者团的300多名记者……纷纷要抢占有利位置赶奔巴黎：这座都城的解放就是下篇重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海明威要把他们都甩在后面，于是便赶奔距巴黎60英里处一个名叫朗布依埃的村庄。他的4个随从人员在村庄里遇到了10多个前往巴黎的法国游击队战士。

那天上午——“那天天气晴好”，海明威称赞道——爸爸、“红毛”和那帮杂牌军决定在村庄里建一个集结待命兵营，准备作为一支私人武装力量打进巴黎。他们甚至还拥有自己的军服。“玛丽，”海明威后来在一篇典型的电报式含情脉脉的报道中写道，“自从上次给你写信以后，我们一直过着非常陌生的生活。19日那天，我遇到了一伙游击队战士，他们主动要求归我指挥。我猜想是因为我长得又老又丑吧。我给他们换上了骑兵侦察员服装，是从村口被打死的敌军身上扒下来的。”这样做完全违反了战地记者和非战斗人员应该遵守的所有规则。

到了8月22日，海明威和他的人马据称用手榴弹消灭了一些躲藏在地窖里的德国人。由于厌倦了兵营生活，他们还在朗布依埃村住进了旅店。由海明威用新闻报道预算资金来付费。跟他在一起的，还有美国战略事务办公室谍报活动处的戴维·布鲁斯上校，随军历史学家S.L.A.马歇尔中校，约翰·威斯多弗中尉，一位名叫马塞尔的抵抗组织战士，一位名叫让-玛丽·拉里尼斯的当地爱国者。另外还有一小伙一旦被捕就使用代号的法国人。

他们这些人在最后几天里一到晚上就豪饮当地的葡萄酒，外加一瓶法国柑曼怡甜酒，称兄道弟，好不亲密。海明威对于喝烈性酒和男子情谊非常讲究。“嘿，让-玛丽，你要是不喝一杯？”他数落着头脑清醒的拉里尼斯，“我们就显得生分了。咱们喝几杯吧——那样就亲近了。”

海明威真正想拉近的是朗布依埃和旺多姆广场之间的距离。多年后，让-玛丽对一位《旧金山纪事报》记者说道：“他不仅仅要成为在巴黎的第一位美国人。海明威说过：‘我要成为住进丽兹大酒店的第一个美国人。我要解放丽兹大酒店。’”

没过多久，那个法国师也来到了村庄里。随同这支法国部队到来的还有海明威暗地里一心要甩掉的记者团。到8月22日，整个村庄里住满了新闻记者。

8月22日夜晚，在同一家咖啡馆里喝酒的还有好莱坞电影导演乔治·史蒂文斯上校和他的电影摄制组成员。不一会儿，欧文·肖也来了，和他们坐在了一起。欧文早就习惯了从容大度地对待海明威喝醉后表现出的哗众取宠的行为。那些“杂牌军”也学会了爸爸那种吵吵闹闹的做派。罗伯特·卡帕开玩笑说，他们到处转悠，“用各自不同的语言从嘴里挤出一些简短的话语，携带的手榴弹和白兰地酒比一个整编师带的还多”。

占了酒店，让别人搞不到一个像样的床位，这件事特别让美国记者布鲁斯·格兰特恼火。他扯开嗓门儿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与愤怒。接下来就发生了一场别具特色的对骂和酒吧打斗。海明威挥起一记老拳狠狠地打在了那位美国记者的下巴上。这两位战地记者很快就在小酒吧扭打在一起。双方你来我往，用拳很打，用军靴猛踹，战在一起。有位名叫安蒂·鲁尼的年轻战地记者坐在咖啡桌旁观看了整个打斗过程。事后他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高看海明威了。以前我一直喜欢他这位作家，可他表现得就跟学校男生一样。”

当卡帕也出现在朗布依埃村时，这让海明威忍无可忍。当时有太多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闲着没事，坐等有人给他们下达前进的命令。海明威则要趁机独立行动。“每天夜晚，”卡帕透露说，“海明威和他的一队人马出去骚扰留在朗布依埃村和巴黎之间的德国人。”他就是故意不邀请老朋友前来助阵。

8月23日，随着军方高层解放巴黎的计划终于酝酿成形，记者团中也开始充斥着各种传言。

看样子似乎是勒克莱尔将军不想让来自同盟国的外国记者跟随部队目睹任何军事行动，不想让他们分享一点光荣时刻。那天上午，记者团获悉勒克莱尔已经把法国第二装甲师开出朗布依埃村，向巴黎进发，故意没有告知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对于一群很有经验的战地记者和新闻记者来说，这等于是提出挑战。由于许多人可能完全失去目睹报道解放巴黎过程的机会，于是看谁能有幸成为第一个到达巴黎报道解放过程的记者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了。

英美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也展开了全面竞争，看谁第一个解放巴黎。

不出所料，卡帕和海明威各自采取了不同策略。卡帕和沃登贝克从朗布依埃村出发，想方设法要赶上勒克莱尔的大部队。8月24日晚上，他们在距巴黎市中心西南30英里处的埃坦普发现了坦克车队。卡帕仍然希望让他前面的士兵越多越好。那天夜里，他们就睡在20号国道边上。“北斗星下面不时闪现出亮光，紧接着从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树下显现出法国坦克模糊的黑影。”卡帕后来回忆道。远处地平线上闪现出的亮光和静静地停在路边的法国坦克均处于仍在继续酝酿的外交军事风暴中心。

在记者驻地，海明威、布鲁斯上尉和他们自己那伙人组成了杂牌部队。另一位《时代》杂志记者拉尔夫·莫尔斯曾与玛丽·威尔士合作发表过一些新闻报道。他和海明威也是亲密好友。他回忆说：“我们就这样在驻地等待着。海明威说：‘你知道德国人不可能在通往巴黎的每一条道路上都埋设地雷。为什么不找一条偏僻小道呢？我可以赶在军队前面到达香榭丽舍大道。’”

“多年来我骑着自行车经常穿过这个地区，”海明威解释说，“骑自行车旅行是了解这个地区地形特点的最好方式，因为你必须用力骑上山坡，也能轻松地从坡上往下滑行。”他坚信可以带着他们赶在大部队之前到达巴黎，专挑罗伯特·卡帕认为不可靠的那种捷径走。

不管怎样，新闻记者之间的竞争使得那次冒险行动计划胎死腹中。海明威“设想赶在美军前面进入巴黎的计划变成了泡影”。拉尔夫·莫尔斯后来说道，“因为有人，也许是没有受到邀请的记者吧，谁知道呢？把这个计划透露给巴顿将军，在我们还没察觉的情况下，记者驻地就被宪兵队包围了。巴顿走进来说：‘如果你们有谁敢在军队行动之前向巴黎进发，军法处置！’”因此，就连海明威也要像每个人那样等到第二天天亮。他已经违反了许多战地记者应该遵守的规则，巴顿将军迟早要处理此事。

海明威只能暂时留下来。但是碰巧他和“红毛”在当地一家咖啡馆里遇到了随军历史学家马歇尔中尉和威斯多弗中尉。中尉的活动范围比记者大得多。爸爸又开始活动了。“马歇尔，有酒吗？”海明威满心欢喜地大声说道。马歇尔听罢哈哈大笑，从吉普车里拿出一瓶威士忌酒。当天夜晚，他的民兵借着黯淡的星光，听着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也在一条小河边安营扎寨。

8月25日，罗伯特·卡帕、查理·沃登贝克，还有他们的司机休伯特·斯特里克兰德在20号国道上一觉醒来发现赶奔巴黎的联合行动已经开始。到了上午过半时刻，他们已经到达距巴黎城外两英里处，看样子他们很快就要进入巴黎，目睹整个解放过程。

接下来，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法国第二装甲师把记者们拦在了一个公路检查站。勒克莱尔仍在让部队执行他的命令：除了法国部队以外，当天任何人不得进入巴黎。“这个老小子，”卡帕抱怨说，“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了。”

他注意一个有趣的现象，阻拦他们进入首都的那些军人讲法语时带有西班牙口音。他再一看，发现在一队坦克中有辆坦克上面用油漆涂写着西班牙内战中一场最惨烈战斗的名称。同他们一样，他也是那场战斗的幸存者。“真可耻！”他用西班牙语高声喊道，他知道他们是西班牙共和党人，作为那场内战的难民来到了法国，现在同勒克莱尔的部队一起为解放巴黎而战斗。但是他也曾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真的会阻拦他，不让他参加这场战争中最伟大的一次战斗吗？

那些西班牙军人听到他用西班牙语提出告诫，知道他是一位老战友。从此刻开始，一切都改变了。他们不仅热烈欢迎他，而且还在障碍物另一边向他装模作样地挥手致意。这些西班牙军人一再要求卡帕乘坐坦克同他们一起进入巴黎。斯特里克兰德和沃登贝克坐在吉普车里，跟在后面直奔巴黎。

上午9点40分整，这3个人通过了奥尔良门。这是进入巴黎的历史名门，其来历可追溯到数百年前，当时巴黎只是一座四周竖有围墙的小城市。沿路两旁早有手持鲜花的民众等在那里，女士们高呼，“谢谢，谢谢”，随后就亲吻他们。卡帕在回忆录中描述了8月那天清晨的心情。“通向巴黎的道路畅通无阻，”他回忆道，“每一位巴黎市民都走到室外来到大街上，触摸第一辆坦克，亲吻第一个进城的军人。又是歌唱又是欢呼。这么一大早，从来没有这样多，这样欢快的人群……我感到这次巴黎入城仪式好像是专门为我举行的。坐在接受我的美国人制造的坦克上，同那些多年前与我并肩作战抗击法西斯的西班牙共和党人士一起驱车前进。我又回到了巴黎。回到了我第一次学会吃喝、学会爱的美丽城市。”

那天上午，坦克车隆隆驶过曾经呈现在另一段人生历程中的不同场景，那时他的恋人戈尔达·塔罗还没有在西班牙前线拍照时不幸身亡。那时她的葬礼尚未在巴黎举行，进攻日还没有到来，登陆具体行动也未展开。罗伯特·卡帕在他的旧居前看到了他以前的女房东，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手帕，"C'estmoi,C'estmoi!" 他冲着她大声喊叫，希望她能看到他，想起他来。可是现在，“成千上万张面孔在我的照相机取景器前面变得越来越模糊，取景器也变得非常潮湿”。“卡帕和我乘车进入了巴黎。”查理·沃登贝克回忆道，“眼睛一直湿润着。我们就像那些哭泣着拥抱我们的民众一样，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

他们把吉普车停在了荣军院林荫大道，然后乘坐坦克一路轰鸣着向塞纳河畔以及奥赛码头方向驶去。街道中间，有位德国军官在一群准备处决他的法国爱国者面前跪地求饶。当他们转身离去时，3位法国水手来到近前逮捕那位德国军官，救了他一命。他们在蒙巴纳斯街区的多姆咖啡馆停下来喝了杯咖啡。只见那里漂亮的姑娘身穿薄薄的夏装爬上了他们的坦克，在他们的脸上印满了口红。“在众议院附近他们被迫打了一仗，脸上的一些口红也被鲜血冲刷掉了。”卡帕后来这样轻描淡写地说道。

法国第二装甲师进入巴黎，往西穿行通过凯旋门，驶过过香榭丽舍大道。盟军部队向东进发。上午10点30分，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终于收到了等待已久的最后通牒。他仍然准备着让出巴黎。看起来巴黎这座“不夜城”已经奇迹般地得到拯救，免遭最后的灭顶之灾。

罗伯特·卡帕心里明白，他“就是想在一流大酒店中的顶尖丽兹大酒店度过第一个夜晚”。根本无法让他打消这个念头。他比海明威早两个多小时抵达巴黎，旗开得胜。

不出所料，海明威决心让自己进入巴黎的经历成为很好的新闻报道素材。那天他已经开始构思准备写给玛丽·威尔士的一封书信。他要告诉她，那天上午他和自己领导的民兵组织如何执行巡逻任务，如何在法国人开始进军时把“真货”提供给他们。“真货”是海明威使用的个性化术语，意思是“货真价实的”有用情报。

他和他率领的一小队人马同布鲁斯上校一起乘坐吉普车，赶在中午跨过塞弗尔大桥，从西部进入巴黎。他们绕过辽阔的布洛涅森林公园南端后，便处在德国死硬分子的火力打击之下。他们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躲避狙击火力，沿着一条穿过古城巴黎中心地带的道路进入首都。在星形广场雄伟壮观的中轴线上，他们乘坐吉普车通过了渐渐展现在眼前的壮丽的凯旋门。接下来，司机又调转车头，往东驶向宽阔的香榭丽舍大道。右侧，埃菲尔铁塔静静地闪耀在塞纳河对岸。左侧，高耸于巴黎铺瓦屋顶之上的是坐落在殉道士之山——蒙马特高地之巅的圣心教堂圆顶。

一两天后，海明威坐下来开始给玛丽写信。他在信中没有提及、而后却让玛丽想起来的事情是，他在赶往巴黎的路途中时常在小餐馆或旅店里停下来喝酒，相当耗费时间。“他居然抵达了丽兹大酒店，真是奇迹！”这位法国人惊叹道。当他们乘坐的吉普车开到了塞纳河畔时，马歇尔将军在车里已经数到了67个香槟酒空瓶。

海明威在星形广场东侧遇到了老熟人埃米尔·维厄布瓦，此人是勒克莱尔第二装甲师的军人。虽然香榭丽舍大道西边较远处一片宁静，埃米尔提醒说，双方军队在这条大道对着谐和广场和里沃利街西北方向两处进行着激烈战斗。显然，那是通向旺多姆广场的道路。海明威只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最快地抵达丽兹大酒店。那天夜晚，海明威请埃米尔到时候来丽兹大酒店酒吧里喝酒。那里是举行胜利晚宴的好地方。

要想躲开香榭丽舍大道上的战斗就得绕到旺多姆广场北侧，往歌剧院方向走。海明威和他那伙民兵战士此前已多次停下来歇息喝酒。看起来这回又是一个喝酒提神的好机会。在卡普西纳林荫大道与和平街的中轴线上，恰好有一家他们喜欢去的小餐馆，距他们的最后目的地很近。这伙解放者在那家有个好名称的和平餐馆里再度歇脚庆祝胜利，而且又在当地招了一些新兵。他们这伙人一路上有说有笑，浩浩荡荡向南进发，赶往丽兹大酒店，他们的总人数已经达到55至75人。这样重返巴黎很有光彩，很有面子。

让海明威感到高兴的是随军历史学家当天下午也和他们在一起。“要不然大家会以为这是个该死的谎言。”他沉思着说。后来他对玛丽大肆渲染吹嘘他所遇到的种种危险。他在信中写到他“强烈地感觉到好运气已到头了，但是还准备再掷几次骰子碰碰运气”。除了香榭丽舍大道上不时响起的狙击枪声以外，进入巴黎的过程相对而言比较平静。但是海明威已经在为不朽的巴黎传奇书写了崭新的篇章。

在和平餐馆喝酒提神必须速战速决，因为海明威还没有实现他最重要的目标，他要再次出现在康朋街入口处，把丽兹大酒店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他和手下的追随者们已经准备好打一场硬仗恶仗，唯一的问题是他是否能成为抵达那里的第一个美国人。

11

欧内斯特-海明威与丽兹大酒店的解放

1944年8月26日

1944年在巴黎凯旋门庆祝解放的欢乐人群

查理（丽兹）和我一起走过铺着红色地毯的华丽大厅。他脸上洋溢着爱意，好像我们都是迷路的孩子，缺少见识，没能投胎生为瑞士人，反而卷入到肮脏的战争活动中。

——欧内斯特·海明威，出自《朝向花园的房间》

在和平餐馆里喝过几杯酒后，戴维·布鲁斯和欧内斯特·海明威又跌跌撞撞地登上了卡车。“红毛”阿奇·佩尔基仍然坐在方向盘后面，掉转车头向南开去，直奔旺多姆广场。片刻之后，即当天下午2点钟，海明威的那队人马在沿路征召的一些法国战士和一位名叫杰奎琳·塔维涅的美国年轻女子陪同下闯进了宽阔的被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式建筑包围的旺多姆广场。

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已于8月23日带着最后一批德国人和他们掠夺来的财物离开了巴黎。德国人一走，汉斯·埃尔米格和克劳德·奥泽罗便在酒店上面升起了法国三色旗。后来有传言说德国人走错了撤离巴黎的路线，又沿着大道回来了，形势一度十分危险。经理们镇定地坚守，决不退缩，无论出现什么后果，也不肯撤下法国国旗。大约24小时后，那面旗帜迎风飘扬，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豪华客房空荡荡的，正是挑选客房的大好时机。

美国人并不是首先抵达丽兹大酒店的那批人，海明威也不是唯一一个梦想着入住豪华客房的来客。一些有远见的英国部队一小时前已经抵达丽兹大酒店，并打算在那里驻扎下来。

他们不会占用这些宫殿式套房很久，只要海明威一插手，他们就得搬走。海明威时刻准备着同任何人进行斗争。

海明威一行人在丽兹大酒店前面刚一停下来，周围就响起一片欢呼声，这是海明威一直在等待着的时刻。克劳德·奥泽罗在大门口迎接他，以丽兹大酒店颇为讲究的礼节热情欢迎海明威先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优雅得体，礼节不乱，这就是他们的招牌式迎客特色。海明威抬高嗓门宣布了他的任务：他来到那里就是为了亲自把丽兹大酒店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当然了，海明威先生，”克劳德以庄重而平缓的语调说道，但是他那双疲惫的眼睛却闪闪发亮。“请您把武器留在门口，可以吗？”

汉斯·埃尔米格的妻子吕西安娜正站在大门口附近。在走廊里英国军人正忙着设立指挥部。这是个既紧张又滑稽的时刻。海明威看了一眼英国军人，理由十足地声称丽兹大酒店他说了算，而且立刻傲慢无礼地吵闹起来。“我就是要占领丽兹大酒店的人，”他气势汹汹地冲他们嚷道，“我们是美国人。我们要像过去那样的美好生活。”接着他又开始命令那些英国人滚到大街上去，首先用德语向他们发号施令。英国人感到非常吃惊，而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服从了他的命令。

即使在几十年后吕西安娜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他刚进来时那派头就像个国王，把那些早到一小时的英国人全部轰了出去。他穿着卡其军装，衬衫大敞，裸露着胸膛。大肚腩下面系了一条皮带，随身携带的枪支不时撞击他的大腿……他很引人注目，摆出一副人们熟知的海明威的样子，但是一点儿也不时髦文雅。我丈夫看到在他管理的丽兹大酒店里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心里有些不高兴。

弗兰克的侍者助手乔治·舒尔还记得有些员工感到不舒服的另外一个原因。海明威大喊大叫着走进门来，身穿那种人们熟悉的战地记者等非战斗人员常穿的制服，手里挥着9毫米英国半自动步枪。尽管大家知道手里挥舞着枪支也不算“大错”，可这还是让人感到非常危险。过不了几个星期爸爸就得因为这种不轨行为面临着军方调查。

海明威在战前就记得舒尔，看到熟悉的面孔无论在哪里都很高兴。“他17岁时我就认识他。他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17岁男孩，身手最敏捷，最有本事。”海明威回忆道。舒尔认识爸爸时，“这位作家来到酒店里，身上只带着够买两杯酒的小钱，每个月只来一次。在不锈钢这种东西还没出现以前，他一看到不锈钢般光鲜闪亮的上流时髦社会就满心欢喜”。海明威对在巴黎度过的那段青春时光的怀恋溢于言表。

丽兹大酒店刚从一伙英国人那里解放出来，海明威就率领他的杂牌军对整个酒店开始大搜查，冲到楼顶上看看有没有躲在阁楼里的德国人。经过一番仔细搜查之后，他们终于有了收获，在屋顶找到了刚刚洗完晾在绳子上的一些床单。这些床单在不该响的时候被风吹得哗啦啦直响，惊动了他们。

接下来对地窖的搜查没人完全认为是一种军事行动。一心要做得完美无缺的汉斯和吕西安娜虽然暗地里不喜欢海明威那种哗众取宠的行为，然而他的民兵干将让-玛丽·拉里尼斯却吃惊地看着克劳德·奥泽罗跑来跑去，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私下里克劳德总是说，丽兹大酒店真正解放是一天前经理们升起法国国旗，看到德国人带着他们掠夺的财物滚出去的时候。不过他还是让前面这位贵客，伟大的美国作家尽情享受自己的光荣时刻。“我们反抗了那些德国人，把最好的酒藏起来不给他们喝。我们保住了白马名酒！”克劳德兴高采烈地告诉海明威。“啊，快拿酒来！”爸爸命令道，咧开大嘴笑个不停。“他们送来了几瓶酒，爸爸就开始猛喝起来，”让-玛丽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道，“想想看！那可是陈年波尔多葡萄酒，非常名贵，他喝起来就像喝水一样。”

接着海明威去了弗兰克的酒吧，为他手下那伙人点了73瓶马丁尼酒，又忙着自封为丽兹大酒店驻军指挥官，安排警卫，给自己分到301号客房，然后带着几瓶香槟酒和白兰地酒上了楼。“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吕西安娜回忆道，“看到他简直把大酒店当成了自己家，太让人吃惊了。”

海明威和他的一队人马严格说来是第一批到达丽兹大酒店的美国人，所以他很乐意去取笑一下那两位比他们稍微晚一点儿来到丽兹大酒店的美国战地记者阿兰·莫尔黑德和泰德·吉林。他们乘坐一辆载有宿营装备，落满灰尘的大众牌汽车来到了旺多姆广场，好像时空倒错闯差了地方，胡子没刮脸没洗，看上去非常邋遢。海明威兴致勃勃地对他们说，赶快去洗个澡，然后可以到他的客房里喝几杯香槟酒。说完，爸爸向楼上走去，开始热烈庆祝他的捷足先登。

罗伯特·卡帕还没有到来。他虽然抢在海明威前面率先进城，但是没有比他抢先一步来到丽兹大酒店。当时巴黎城内塞纳河附近零星战斗仍在进行。同往常一样，这位摄影记者只想赶到发生战斗的中心现场。他正忙着拍摄一卷又一卷照片。这些照片将成为当时非常著名的战地新闻照片。

4点钟，夏尔·戴高乐终于走进了首都巴黎。德国人正式停止抵抗。大多数留在城里的德国兵乖乖地集体投降，双手高举，肩上搭着白旗。当戴高乐将军抵达警察指挥中心时，一些德国人和亲维希政权的暴乱分子进行了极为凶猛的反扑。傍晚时戴高乐将军才站在市政厅前面，对那些拥挤在公共广场前来欢迎他的数万民众发表解放演讲。

晚上7点，戴高乐将军从自由巴黎发表的首次讲话向全世界进行现场转播。丘吉尔在伦敦通过BBC广播收听到了戴高乐将军的讲话，他也许会再次原谅戴高东将军，因为他没能在1940年的时候挽救乔治·曼德尔，那时所有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在布拉德雷将军和勒克莱尔将军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以后，有些美国人也会持有上述观点。法国与英美同盟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将会持续好多年，这将对德军占领期结束后的丽兹大酒店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为什么要掩饰涌动在我们所有人心中的那份强烈感情呢？”夏尔·戴高乐在胜利演讲中用庄重而平缓的语调对一个等待观望的世界慷慨陈词。我们“站在这里，我们的国家，我们相聚在奋起解放自己，用自己的手独立解放自己的巴黎”。接下来他又激昂慷慨地直奔主题：“巴黎啊！惨遭蹂躏的巴黎！破败的巴黎！受苦受难的巴黎！但是此刻也是一个解放的巴黎！依靠自己获得了解放，在法国军队的协助下依靠人民获得了解放，依靠整个法国的支持和帮助，依靠的是奋勇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的支持与帮助！”这篇演讲不会作为夏尔·戴高乐心中最美好的法——美同盟时刻的见证而载入史册。

在巴黎公共广场清洗整肃运动开始了。当天下午在聆听戴高乐演讲的人群中有一位丽兹大酒店的战时老常客。他就是让·考克托。这位作家在巴黎解放后处境有些不妙。他的德语诗集已于当年夏季出版。在整个德军占领时期，他同法西斯分子关系密切，一直是丽兹大酒店的一位快活的旁观者。他开始感到有些紧张。

傍晚过后，考克托最后要回到丽兹大酒店的酒吧。海明威很快就要起身下床，兴致勃勃、吵吵嚷嚷地来到楼下。可眼下海明威却置身于他心目中最美好的情景当中——“发生在巴黎丽兹大酒店里的情景”。在他的梦幻之中。

那是夏季一个美好的夜晚，我在酒吧——康朋街一侧的酒吧里接连喝了几瓶马丁尼酒。然后就有一场精彩的晚宴……喝了几瓶白兰地之后，我就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了丽兹大酒店客房特有的大床上。那些床都是铜床。我头枕的一个长形枕头简直有齐柏林伯爵航母那么大。4个方形枕头里面填满了真正的鹅毛。2只枕头我用，另外2只枕头留着给我那天仙般的好友使用。

他没有吃晚餐。巴黎解放之夜他也没有遇到天仙般的好友。以自己的名望，海明威可以迎来络绎不绝的来访客人，这当然是一种很有面子的事情。

那天下午在第一批来访的客人当中有哲学家和作家让·保罗·萨特，他的情侣西蒙娜·德·波伏娃。他们二人在7月中旬明智地离开了巴黎到外地“度假”，因为担心萨特为新推出的地下出版物《战斗报》撰稿会招来一些麻烦。他们至少早在8月22日就回到了巴黎，当时他同一些戏剧家一起占领了法兰西大剧院。在巴黎并非每个人都对萨特的战时政治观点感到敬畏。有位历史学家说：“有些才子回忆说，萨特与巴黎警察在同一天参加了抵抗运动。”换句话说，是在巴黎解放前10天。

后来海明威迎来了梦幻中的晚宴。在丽兹大酒店餐厅里举办了一场非常热闹的晚宴。战场记者们很快就纷纷赶奔旺多姆广场上的老地方，为了庆祝胜利欢聚会餐，痛饮香槟美酒。记者团中的大部分记者入住在相隔几个街区的斯克里布酒店客房里。《时代》杂志编辑查理·沃登贝克在那里设立了办事处，招聘外派记者采写新闻报道。

到了晚上，巴黎重获自由，留在巴黎的大部分德国人已经投降。整个巴黎城内几年来首次灯火通明。尽管有一些为了国家荣誉和优先地位而产生的军事争端使将军们感到不快，但是法国三色旗和美国星条旗仍然在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上并排飘扬，纪念具有象征意义的这一历史时刻。

没过多久，各路军人开始陆陆续续来到丽兹大酒店。康朋街酒吧成了同盟国所有高级军官们首选的饮酒聚会之地。跟着爸爸一起进入巴黎的随军历史学家之一约翰·威斯托弗中尉回忆道：“那天傍晚，马歇尔和我一起去了丽兹大酒店，同海明威和布鲁斯上校共赴晚宴。我们传递着一张纸，每个人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我们都说我们是首批（从外地）进入巴黎的人。”

“大家都不要去写最近这欣喜若狂的24小时，一行字也不要写。”海明威宣布，“谁要写谁就是傻瓜。”

这只能说是一条没有约束力的命令。海明威当时不在状态，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一想到其他记者在忙着赶写新闻报道，他气就不打一处来。

晚宴结束后，有位侍者不假思索地“在账单上填写了维希政府税收数额”。这位侍者没有完全明白，巴黎解放后谁也不必再去执行战争时期颁布的那些压迫性的命令。结果在餐桌旁出现了喜气洋洋的集体抗议一幕：“我们齐刷刷地全都站了起来，异口同声地对侍者说：‘拿出几百万保卫法国，拿出几千元报销你的费用，但是一分钱也不交给维希政府’。”

在“拿出几千元报销你的费用”方面，当天晚上那几位就餐者们表现得很有骑士风度。但是解放之夜提供的晚餐，按着丽兹大酒店标准来衡量，确实不够丰盛，没有体现出本家酒店特色。当时巴黎市内食物到处短缺，没有挨饿就算幸运。即使其他东西短缺，但是在丽兹大酒店的酒窖里——幸亏数年前汉斯·埃尔米格机敏过人——仍然藏满了宝贝。巴黎陷落后，汉斯·埃尔米格在塞纳河对岸拉库比街205号的几处酒窖里总共贮藏十二万瓶葡萄酒，堪称法国巨大酒藏之一，在整个巴黎也属上品。因此，在德军占领期间优质波尔多葡萄酒从来没有缺货断档。此时此刻，人们正酣畅淋漓地享用数百瓶高档法国葡萄酒。

首都巴黎的庆祝活动结束后，罗伯特·卡帕跟在军人的后面终于赶来了。

他也想在巴黎最为惊艳的这个欢庆时刻，在丽兹大酒店度过他来到巴黎的第一个夜晚。他确实这样想过。但是当他来到大酒店时却发现海明威已经将那里占据为个人领地。“海明威的队伍，”他沉思道，“通过另一条道路进入了巴黎，经过一番短暂轻松的战斗之后实现了他们的主要目标，从德国人的枷锁中把巴黎解放出来。”鉴于眼前的形势以及他和海明威之间还在明争暗斗这个事实，卡帕对于海明威能否欢迎自己心里没底。

卡帕在丽兹大酒店住了下来。“红毛”佩尔基在豪华套房门口站岗放哨，咧开大嘴直笑，把整排前牙都笑没了。“红毛”模仿着自己崇拜的英雄海明威，只说一些不连贯的语句。他告诉卡帕：“爸爸占领了很好的酒店。地窖里东西多得很。你赶快去吧。”两个人对视了片刻。卡帕向大堂对面走去。

“说得千真万确。”卡帕在回忆起有关酒窖的事情时这样说道。那天夜晚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海明威知道自己已经实现了一个传奇式的目标。周围簇拥着朋友，受人崇拜，海明威也变得慷慨热情起来。

“爸爸与我和好了，”卡帕在回忆录中写道，“为我设宴接风，还把大酒店里最好房间的钥匙交给了我。”后来新闻记者们到处逛了逛，在斯克里布酒店的酒吧里停下来喝了几杯。卡帕和海明威在那里看到了许多诺曼底登陆前那些日子里参加过贝尔格拉广场聚会的人。其中就有罗伯特·卡帕的朋友查理·沃登贝克和有贵妇人之称的美国摄影师李·米勒，她的美貌使她成为20世纪30年代巴黎的一个传奇人物。

玛丽·威尔士和玛莎·盖尔霍恩都没露面。海明威只得独自爬上他那张硕大的铜床。两位传奇女士谁也没有前来陪伴他。

那天夜晚，一条条大街上呈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令人百感交集的感觉”，参加聚会的一位新闻记者这样回忆道：

大街上人山人海，大家手挽着手朝着香榭丽舍大道和凯旋门走去，就好像在纽约每逢有重大事情发生时，大家都向时代广场奔去一样。真的是……啊，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信心满满的感觉。大家都知道那已经结束了。我指的不是争夺巴黎的战斗。我指的是战争。我们都清楚还有许多战斗在后面。几个月之后爆发的坦克大决战证实了这一点。谁知道在太平洋还会出现什么情况？但是在德国人交出巴黎时，我们都觉得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而且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攻占柏林。

似乎战争真的很快就会结束。

虽然玛丽·威尔士没有出现在斯克里布酒店的酒吧里，但她已经到了巴黎。8月24日晚些时候，她接到动身出发的指令。第二天早晨，她挤上了美国陆军的一辆后勤补给吉普车，车上还坐着一位百无聊赖的少校。她在赶往巴黎的路上只比海明威和卡帕落后几个小时。

“巴黎啊，巴黎，我就像一只发情的猫。”她以习惯性的在性事方面的坦率态度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也很想写出颇有分量的新闻报道。要不是因为那个百无聊赖的少校和司机误了事，她很有可能抢了海明威和卡帕的风头，率先抵达巴黎。少校不讲法语，不停地让司机往错误的方向开车。后来司机有一次吃午餐时耗费了很长时间，着实令人气愤，而且喝卡瓦多斯苹果酒还喝醉了。当他们的吉普车路过凡尔赛宫，最后通过圣克劳德大门进入巴黎时，她终于可以看到远处的星形广场了。此时太阳已经在解放了的巴黎上空西下沉落了。如果她抢在海明威前面发表新闻报道，她和海明威之间的爱情故事也许就要画上句号了。

玛丽·威尔士下午晚些时候落脚的第一个地方是斯克里布酒店。她在那里找不到她的编辑查理。“我知道我本应该去圣母院大教堂，看看那里的情况如何。”她事后这样写道。但是她没有去。后来她也没有去丽兹大酒店。由于非常疲惫，她在斯克里布酒店客房里洗漱完毕以后就上床入睡了。而此时周围的巴黎市区到处都在欢庆聚会。在楼下的酒吧里，海明威根本不知道在巴黎解放之夜，她就睡在比他仅仅高几个楼层的客房里。

海明威离开斯克里布酒店时，他的目的就是回到旺多姆广场。在玛丽无梦安眠、他的妻子玛莎距巴黎还有好几个小时漫长路程的情况下，海明威做了唯一一件看上去合情合理的事情。在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波伏娃二人的陪伴下，他把聚会的地点挪到了自己的套房里。他们全都坐在大铜床上，爸爸穿着睡衣睡裤。没过多长时间，西蒙娜和海明威就达成了默契，彼此心领神会。“你看，”西蒙娜对不知所措的萨特说道，“你怎么还不走啊？我们准备留这儿喝点酒，好好谈一谈。”

凌晨3点，萨特最终接受了无法回避的局面。第二天上午波伏娃离开了海明威时，空酒瓶子堆在海明威四周，身边尽是凌乱的床上用品，在那个巴黎之夜，被解放的不仅仅是丽兹大酒店。

12

不让须眉的占地女记者

1944年8月26日

解放巴黎期间市政厅遭到狙击火力袭击，众人纷纷扑倒在地

我注意到炸弹从未击中居住在克拉里齐斯或住丽兹大酒店的人们。

——克莱尔·布思·鲁斯，1940

第二天早晨，对于那些经历过德国4年占领期的人们来说，巴黎第一个自由的日子开始了。战争没有结束，远远没有结束。事实上在巴黎城外不到50英里的地方，战斗仍在继续。再过8个月以后欧洲才会出现和平局面。然而，这确实是巴黎新的一天。

那天上午，海明威提起精神之后，又做了在丽兹大酒店入住的7个月期间每天早晨都做的一件事。他打开一瓶巴黎之花香槟酒，然后便埋头写作。

他心里惦念着玛丽·威尔士。于是他开始给她写信，向她讲起朗布依埃村的冒险经历，讲起他手下那伙忠诚的战士。当然还要提到解放巴黎的经过。“以前在巴黎住过的老地方我都去过了，一切都好。但奇怪的是，不时有一种已经死去的感觉。这一切都是梦幻。真希望你能在这里，我竭尽全力奋战，很想有个心爱的人实实在在地陪伴我。非常感谢你。”他还在信中谈到了勇敢面对武装斗争，击毙一些德国人的经历。

然后他把信放在了一旁。也许明天他会写完这封信。他还不知道应该把这封信寄到什么地方。

接着就到了该下楼的时间了。对于深夜狂饮他一点也没有痛悔之意。记者团里关系密切的一些美国记者用餐前聚在一起要喝点鸡尾酒，于是海明威就主动做东。客人都是战地记者中的名人，可以看到一些熟悉面孔，比如欧文·肖，查理·沃登贝克，还有海伦·柯科帕特里克，她可是《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大牌记者，在美国和欧洲很有名气。

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地新闻界，海伦·柯科帕特里克绝非等闲之辈。这位35岁的美国女记者长着一双蓝眼睛，身材高挑，仪态大方，尖刻善辩，非常善于挖掘冷门棘手的新闻素材。她也曾是新闻界最强音之一，从英国报道揭露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掌权带来的种种危险，以及绥靖政策和温莎公爵的愚蠢之处。1940年她成为《芝加哥每日新闻》首位女记者，从伦敦勇敢地报道了德国对英国的空袭行动。她也曾同罗伯特·卡帕和玛莎·盖尔霍恩一起赶赴前线，报道诺曼底登陆战况。当时自由法国军队要挑选一位记者进驻他们的指挥部。他们选中了海伦。

8月25日，她作为勒克莱尔指挥的第二装甲师随军人员乘坐坦克进入巴黎，足以让海明威和卡帕心生妒忌。那是第一批进入巴黎的部队。在巴黎第一个自由日那天，她回忆道：“海明威是个我行我素的人……他把这些武装力量都聚拢在自己身边。他这样做完全违法，而他自己却根本不在乎。”

在丽兹大酒店里，饮过酒后客人们开始吃午餐。最后海伦说她该走了。那天下午，夏尔·戴高乐将军指挥着一支爱国游行队伍，从凯旋门一直行进到和谐广场。数万民众早已站在巴黎宽阔的林荫大道两边参加官方举办的庆祝解放活动。盛大游行结束后，要在圣母院大教堂举行感恩弥撒仪式。海伦不想错过报道当天胜利大游行的机会。

正当她起身站立时，出现了尴尬的一幕，她本想赶往庆胜大游行的必经之路现场，这时海明威再次扮演起爸爸的角色。他对她说道：“好闺女，坐下来品尝一下这上好的白兰地。看游行有的是机会，但是在巴黎解放后的第一天8月26日在丽兹大酒店吃午餐，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

无论如何，海伦还是离开了。同她一起离开的还有约翰·莱因哈特中尉。那天下午，海伦、约翰·莱因哈特，还有罗伯特·卡帕，出乎预料地发现他们自己又回到了战斗现场。

总是在寻求报道新视角的海明威以前听说过有位被击落的美国空军士兵自5月以来一直在巴黎潜逃。那就是说，这位年轻人肯定是同盟国军队中抵达巴黎的第一人。这一定是个特别的新闻报道视角。于是他稍信给亨利·伍德拉姆，请他来丽兹大酒店酒吧喝一杯。他想亲自握一握这个人的手，听一听他的历险故事。必须有一些实实在在的“真货”可供他用来为《矿工杂志》撰写下一篇新闻报道。

接下来，海明威同一些好友登上一辆吉普车，沿塞纳河左岸去实地考察一下那里的事发现场在德军占领时期是什么情况。另外也顺路拜访他的老朋友、莎士比亚剧团书店美国店主西尔维娅·比奇。

吉普车在奥迪恩街停下来。海明威跳下车，开始大声呼喊她的名字。很快“大街上每个人都跟着呼喊‘西尔维娅！’”。她的伙伴艾德丽安最后猜出是谁了。“是海明威！”艾德丽安大叫道。“我飞快地跑下楼去，”西尔维娅说道：

我们迎面撞在一起，终于见面了。他抱起我来转个不停，亲吻着我。大街上的人和站在窗户后面的人齐声欢呼着。我们上楼来到艾德丽安的公寓，让海明威安坐下来。他身穿战斗服装，上面满是污垢，还带有血迹。一挺机关枪“咣当”一下放在了地上……他想知道能否为我们做点什么。我们问他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下出现在我们街道屋顶上的纳粹狙击手，尤其是躲在艾德丽安屋顶上的狙击手。于是，他把手下那些人从吉普车里叫出来，带着他们爬上了屋顶。我们最后一次听到在奥恩街道上响起了枪声。海明威和他手下那些人从屋顶上下来后就乘坐吉普车走了。据海明威自己说，去“解放丽兹大酒店的地窖”。

尽管前一天傍晚他们已经解放了大部分酒店，反复讲述那段英勇经历日益成为海明威夸张传奇的一个显著特点。

西尔维娅也有自己极其痛苦的战时经历。在美国人于1941年放弃中立立场参战以后，西尔维娅与在巴黎的同盟国其他女性一起，比如电影明星出身的抗德战士德鲁·塔尔蒂，“美国天使”劳拉·梅·克里甘，以及其他一些女性，在维泰勒俘虏营里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和她们一起被关押在维泰勒俘虏营里的还有一位美国女性，她的名字也叫西尔维娅，以前同其法国上校丈夫住在丽兹大酒店。她立即就被释放了。

海明威和他的随从人员接下来又在寻找毕加索。他的画室离西尔维娅住的地方仅仅相隔几条街，位于大奥古斯街7号。海明威和毕加索在20多年前见过面。那时海明威第一次来到巴黎，是一位23岁的无名作家，而毕加索早已成名多年。

但是海明威并不是第一位拜访这位大画家的美国记者。在巴黎解放的那天下午，李·米勒已经先到一步。

作为《时尚》杂志的战地记者，她在盟军于诺曼底登陆后从陆军医院里做过新闻报道。在军官当中人人都知道她扑克牌打得好。现在她又回过头来对在8月中旬圣马洛战斗中因工作时离战区太近而受到冷落的那段经历感到好笑。当时有位男记者怀着毫不掩饰的敬佩之情说，她是“唯一一名记者，唯一一名摄影师，更不用说是唯一一名女性，一直坚持到围攻结束”，同战士们一起面对着战场险情。

在圣马洛市外的塞泽姆布雷村，她无意中抢拍了一次空袭照片，画面非常生动。但是她并不知道那些照片记录佐证了美国首次在现代战争中使用凝固汽油弹的情况。《生活》杂志打算发表这些照片，但是新闻审查人员没收了胶卷。结果作为惩罚，她被打发到巴黎西南边大约五十英里处比较冷清的内穆。

这就是为什么在8月25日上午李·米勒仍然等待着允许她动身前往巴黎的指令。她也想参与到奔赴巴黎的竞赛当中，然而她的相关旅行证件却迟迟未到。“我不会成为到达巴黎的第一位女记者，但是我会成为到达巴黎的第一位女摄影师，除非有人跳伞进城。”那天她至少这样安慰过自己，似乎大家都认为她说对了做到了。

李·米勒在战前巴黎超现实主义圈子里就是一位宠儿，此时30多岁的她仍然美艳如花，楚楚动人。她认识艺术界的每一位名人。她是一名颇有才华的摄影师，也做过美国艺术大师曼·雷的情人。她是让·考克托信赖的知心密友，也是先锋派设计师爱尔莎·夏帕瑞利喜爱的时装模特。毕加索为她画过肖像画。她仍然把这些名人视为自己的朋友。因此，在蒙庞西街36号拜访过让·考克托之后，她立刻赶往位于塞纳河左岸的毕加索画室。

当天下午到达那里时，毕加索热情接待了她这位好朋友。“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同盟国军人，那就是你！”毕加索兴高采烈地说道。李·米勒是一位机敏聪慧的新闻记者，她及时拍摄了一些新闻照片来纪念这次好友重逢。晚上她同毕加索以及超现实主义摄影师多拉·马尔女士前往附近的一家他们都很喜欢的餐馆进晚餐。多拉·马尔同毕加索保持了长达10年风风雨雨的情人关系。后来毕加索在3月里抛弃了她，另外寻得一位年轻的美女。

在一个食品短缺而激情高涨的城市里，这3位名人在庆祝自己热爱的城市获得解放时，仅仅食用了一只瘦骨嶙峋的烧鸡，喝了一些葡萄酒和一小瓶白兰地。毕加索告诉米勒快点儿回来。战争已经改变了她。她的容颜又增添了一些新的迷人的韵致。毕加索要给她画一幅新的肖像画。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为马尔画了数十张肖像画。然而对于马尔而言，这些画并没有让她显得更漂亮。一张又一张肖像画表现的是她陷入痛苦时的形象。“在我看来，多拉总是一位在哭泣的女人。”毕加索曾经这样说过。“女人是受苦受难的机器。”他以哲学家的口吻解释道。说来也奇怪，毕加索的情人不止一位到最后都精神崩溃了。

与此同时，8月26日上午在斯克里布酒店，玛丽·威尔士终于找到了查理·沃登贝克，并且分派给一项报道任务。她要做的就是要为《时代生活》报道德军占领巴黎如何改变了巴黎时尚界的面貌。《时尚》杂志也为其新闻记者李·米勒分派了同样的报道任务。在女性战地记者当中，这意味着抢先采访时装界人士写出一流的新闻报道。许多女记者在亲身经历过战斗场面以后，很难再变得极度兴奋起来。

对于玛丽而言，在旺多姆广场开始她的工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20世纪40年代巴黎的著名时装商店几乎都全设在香榭丽舍大道，旺多姆广场和圣·奥诺雷街之间习惯上被誉为优雅殿堂的那一片地方。1942年，出版的巴黎电话簿上列出了六七家设在丽兹大酒店周围的时装商店。其中有的坐落在旺多姆广场，有的因受可可·香奈儿名气的吸引坐落在从八边形广场向北延伸的康朋街上。

那并不说玛丽就没有私心。到了旺多姆广场，她就立即寻找海明威的踪影。“我绕了一圈来到了旺多姆丽兹大酒店的门口，问一位自1940年我就认识的门卫海明威是否在丽兹大酒店里，”她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当然在了。”门卫说，并告诉我海明威住在楼上31号客房。于是我乘着小型电梯来到三楼。那位身穿得体制服，戴着白手套的电梯管理员敲了敲31号客房的门，随后问开门的那位脸上长有雀斑的士兵海明威在不在客房里面。“爸爸，这来了一位女士。”陆军一等兵阿奇·佩尔基朝客房里大声喊道。海明威像一阵风似的出现在了门厅，连呼带叫，兴致勃勃地欢迎我，还给我来了一个转圈熊抱……客房里有几位在朗姆依埃村时就一直跟随他的法国地下组织的朋友坐在光秃秃的地板上，不时地擦着步枪，喝着香槟酒。

海明威从放在帝国风格小桌子上面的那个易碎的盘子里拿出“巴黎之花”香槟酒，给她倒了一杯。两个人站在落地窗前欣赏了好长一会儿窗外景色。爸爸手下的一位伙计穿着脏靴子就躺在整洁的粉红色床罩上睡觉了。海明威要玛丽留下来。这里有的是冰镇香槟酒，自回到伦敦以来，他也没有毫不顾忌地说起自己的打算。玛丽还需要为查理·沃登贝克写出一篇指定题材的新闻报道。玛丽认为他可能带着她去参加晚宴。

在走出丽兹大酒店穿堂之前，她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她问汉斯·埃尔米格能不能为她找到一个居住的地方。不大一会儿，他就把86号客房的钥匙交给了她。那是一套温馨舒适的客房，里面摆放着对床尺寸的大铜床，一张上面饰有玫瑰金锦缎图案的躺椅。大型梳妆台上放着一个粉红色针垫。大理石壁炉上方悬挂着一个老派贵妇人的侧影青铜像。“位于花园一侧”的房间对着司法部后面的那片绿地。那里就是她的家，一直住到来年3月份为止。事实证明，那是一个情况复杂、世事纷争的新家。

她对汉斯·埃尔米格说晚上带着行李过来。那里的一切都让她感到满意。她漫步走过穿堂，从大酒店的旺多姆广场一侧走到了康朋街一侧的出口处——穿过了玛丽-路易斯·丽兹于1909年为扩建这座宫殿式豪华大酒店而修建的独具特色的走廊。这个走廊里面摆放的玻璃柜里展示着巴黎最精美的奢侈品，因为每个人都把它称为“迷人的小巷”。经过数年的战时配给供应和物资匮乏生活之后，所有那些奢侈品让人看了都有一种令人陶醉的感觉。

那天下午，玛丽沿着圣·奥诺雷街漫步向马提翁大街和香榭丽舍大道走去，想要看一看更多的时装商店。街上无论在哪个地段，人们都朝着香榭丽舍大道走去；它简直就是“流动的人山人海”，她回忆道。夏尔·戴高乐将军随时都可能到来。她也想看一看很快就要开始的胜利大游行活动。

当戴高乐将军率领军人队伍穿过巴黎的中心大街时，簇拥在街道两边的人群已经绵延数英里。关于那一时刻，一位又一位历史学家千言万语只汇成一句话：1944年8月26日，在巴黎举行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聚会。相同的情景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现着：成群的民众齐声欢呼，把鲜花抛向隆隆驶过的坦克，送去一个又一个飞吻。

亨利·伍德拉姆被称为从德军占领的巴黎“活着走出来”的极少数被击落的同盟国空军士兵之一。当时他也在场，同当年把他藏起来，不让盖世太保发现的那一家法国人在一起观看盛大的游行场面。他受到海明威邀请到丽兹大酒店，同那位著名作家喝几杯鸡尾酒。但他没有赴约，他有太多的乐趣正在享受，他更愿意同朋友们喜笑颜开，自由自在，不在乎去康朋街喝几杯鸡尾酒，即使同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在一起饮酒也不为所动。

游行路线最后蜿蜒抵达位于塞纳河中心的西岱岛。在那里，法国的地理中心——圣母院大教堂钟声齐鸣，欢庆胜利。当军人队伍渐渐远去时，数千人聚在一起参加感恩弥撒。贵客和新闻记者坐在凉爽的灰色大教堂里面。但是宗教仪式一直延伸到前院，以满足巴黎平民的需要。

海伦·柯科帕特里克早已找好位置，在她给《芝加哥每日新闻》发出的电讯稿中对接下来发生的事进行了报道。就在戴高乐将军到来的那一刻，突然响起了左轮枪声。“枪声似乎从圣母院大教堂的一个怪兽雕饰后面传过来。顷刻之间，一挺机关枪又从附近的一个房间里开了火。子弹嗖嗖地打在我脚下的人行道上，”她在报道中这样描述道，“大教堂里枪声大作，转眼之间一场大屠杀似乎就要发生。”接下来，一群战争寡妇突然唱起了感恩赞美诗。

就在那一刻，塞纳河上的枪声响成一片。海伦后来得知，那是针对圣母院大教堂、市政厅、凯旋门和香榭丽舍大道同时展开的联合袭击。

就在游行队伍经过游行路线末端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克里隆酒店时，让·考克托又在他自以为是安全的距离上——这一次是从楼上的一个窗户旁边四下观望。尽管他煞费苦心地采取了预防措施，仍旧差一点儿没有活下来讲述他那段历险经历。在人群中的一个人和屋顶上的暴乱分子之间展开了枪战。有个枪手料定考克托是敌方的神枪手，差一点儿把他当作狙击手干掉。子弹“嗖”的一声从身边飞了过来，打掉了他嘴里叼着的香烟。这一下他总算明白了：最好还是找个比较低的地方四下观望吧。

事后海伦肯定地说：“那是一次经过明确策划的行动，目的可能是尽量多杀一些法国官方人员，引起恐慌和暴乱，然后有德国撑腰的军事力量疯狂头目们希望重新攻占巴黎。”

在圣母院大教堂里，那些将军和朝拜者们面对着狙击火力表现得出奇地冷静。而外面公共广场上则一片慌乱。

当时罗伯特·卡帕挤在人群中，作为一名摄影记者正在报道胜利大游行。他跟随着戴高乐将军从凯旋门一路走到圣母院大教堂。那天下午晴朗的天空中突然响起一片枪声，数千名法国平民跪倒在广场上，躲避枪击。人群中有位“戴着太阳镜，形单影只的漂亮女性毫不畏惧地站在广场上，高挑的身材透着一股高傲神气，没有半点儿退缩之意”。卡帕及时用相机拍下了快照。这张照片后来也成为一张令人难忘的经典之作，象征着德军占领期结束对巴黎市民究竟意味着什么。

玛丽·威尔士当时也在圣母院大教堂里。由于她佩戴着新闻记者徽章，所以在教堂里找到一个座位参加弥撒仪式。她听到了几声枪响。因为她心里在想着其他事情，因此只是认为枪声是偶然响起的，并未在意。后来她回到了丽兹大酒店，因为在那里爸爸有一场晚餐约会。唯一的麻烦是那时她又累得精疲力竭了。

玛丽步履蹒跚地走上丽兹大酒店大门的台阶。此刻巴黎已是黄昏时分，她发现海明威在半明半暗的黄昏光影中，独自等待着她。他打算带玛丽前往塞纳河左岸的一个好地方，参加由他组织的一次小型聚会。

玛丽不同意，只是说想要睡觉，“喝一杯这种很有营养的香槟酒吧，”爸爸劝道，而且还告诉她，有一个惊喜。“佩尔基把你的东西从那个酒店带到这里来了。”玛丽觉得实在拗不过海明威的主意，只好乖乖地跟着他去了。

在他们回家的路上，就在午夜之前，响起了防空警报声，纳粹德国空军的飞机飞临巴黎上空，最后一次对这个城市实施报复性打击。巴黎再次陷入黑暗之中。当天夜晚，巴黎东北角的一处工人阶级居住的较大郊区遭受到严重破坏。当玛丽和海明威走上通向丽兹大酒店的台阶时，旺多姆广场一如既往安然无恙。只有那位睡意蒙眬的值班看门人在夜晚欢迎他们。在爸爸的房间里，玛丽很快脱得只剩下内衣。

让海明威失望的是，玛丽在以迷人的姿势躺下以后，立刻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玛丽在透过宽敞的落地窗照射进室内的明媚阳光中睁开了眼睛。爸爸正在打开一瓶香槟酒。只是在那一刻，她才发现对面的床上摆满了MI加兰德步枪、手榴弹和其他军火装备。

“你打鼾了，”海明威直截了当、满脸欢喜地告诉她，“你打鼾打得真漂亮。”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位战士正用野营小炉子煮着咖啡。

13

巴黎开出的最后一批列车

巴勃罗·毕加索的画室

他有两大爱好——精美的器物与发动战争。

——加莱阿佐·齐阿诺伯爵评赫尔曼·戈林

巴黎获得了自由。但是巴黎上空尖啸的噩梦般防空警报并非表明战争还未结束的唯一迹象。对于军方人士来说，首都城外的战斗仍在继续。

8月27日，有一位隶属于勒克莱尔将军指挥的第二装甲师、名叫亚历山大·罗森伯格的年轻法国中尉没有出席在丽兹大酒店举办的盛大聚会活动。事实上，他当时什么大型庆祝活动也没参加。

罗森伯格负责指挥一次在巴黎出城铁路沿线展开的军事行动，这项行动紧急而又危险。整个8月里，德国人一直在忙着往列车上搬装货物。他们终于看清楚，同盟国军队的进攻势不可当。于是，他们就开始拆毁身后的铁路，让最后一批护运车队轰隆隆地驶向远方的地平线。罗森伯格中尉的任务是率领所部战士出现在那些即将消失在远方的德军护送车队前面，想方设法拦住他们。

即使当解放后的第一个清晨悄然降临巴黎时，最后一批列车仍然在缓慢地向东行驶，直奔柏林，直奔危险而去。

有一个护运车队引起了法国军队和同盟国军队的特别注意。罗森伯格受命将其挡截下来。法国国立铁路系统中的抵抗组织成员提醒刚刚抵达的法国内务部队：德国人在一列往东北方向驶离巴黎的大型列车上布置重兵，严格看守其中的几节车厢。整个巴黎城内的铁路扳道工人都在设法减慢铁路运行速度，尽最大努力造成铁路沿线交通大拥堵。但是，上述列车已经驶出巴黎城外9英里，出现在奥尔内这个小型火车站里。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国立铁路系统是一个危险的工作线路，有1500多名铁路工人在他们开展的一系列小规格抗德情报活动、破坏活动和阻塞交通活动中献出了生命。还有较少的人出面阻止德国人驱逐犹太人的行动。

此时货运车队耽搁在奥尔内火车站，据说德国人和盖世太保大发雷霆。然而已不可能使那趟列车再延误几个小时了。有些铁路工人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它拖住。

德军占领期最后那些日子里，驶离巴黎的列车上装满了纳粹掠夺的物品，其中既有古董级躺椅，也有撤退的德国军官收集的最后一批奢侈的小古董。

有人担心其他列车上可能运载了一些在巴黎解放前被搜捕的最后一批不幸的巴黎市民。在占领期最后一个夏季被抓捕的一些人是巴黎市幸存的犹太人。1944年4月至8月间，7000名法国犹太人被驱逐出巴黎。但是许多人被怀疑是方兴未艾、不断壮大的法国抵抗运动的支持者。有的时候，被驱逐的人多达数百人。有些最后从巴黎开出的列车上，还载有少年儿童。

自1944年冬季起，大搜捕势头变本加厉。在德军占领期间聚集于丽兹大酒店里的那些法国艺术家和社会名流终于认识到，即使在他们居住的镀金世界里也存在着种种缺陷与不足。让·考克托，萨卡·圭特瑞，巴勃罗·毕加索，谢尔盖·里法特，阿莱蒂和可可·香奈儿全都同犹太人作家、艺术家马科思·雅各关系密切。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后，那年春季死于德朗西的临时难民营。他在最后写给让·考克托的一封充满绝望的信中，恳求考克托想办法帮一帮他。“我正在火车上写这封信，”马科思写道，“得到了看守们的仁慈对待。我们很快就要到达德朗西。这就是我必须说的。当有人跟萨卡提起我妹妹时，他说，‘如果我是马科思，我会想办法的。唉！这回轮着我了，真是不好意思。’”考克托终于受到感动采取了行动，但是他在朋友们中间征集签名，后来送到奥托·阿贝茨手里的请愿书并不能够拯救马科思·雅各。

亚历山大·罗森伯格和他的部队被派到巴黎拦截那批载着被驱逐者驶离巴黎的列车。8月27日上午，他还远远没有到达丽兹大酒店。当天传播开来的一些往事最初是由朋友和熟人向外透露的。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曾经到旺多姆广场上参加过集会。

20世纪初期，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和侨居国外的美国人宣布丽兹大酒店是他们的社交领地。自那时起，经常光顾丽兹大酒店，活动在巴黎的国际电影明星、艺术家、作家和先锋派人士就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社交圈。罗森伯格家族也是这个社交圈的重要成员。此事说来话长。

这一段往事要追溯到二战初期。1942年春季对于德军占领的巴黎而言是那种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生活的鼎盛时期，也是法国社会通敌卖国的高峰时期。那时丽兹大酒店再次成为首都巴黎街谈巷议的话题。数十年前的一个夜晚，当马塞尔·普鲁斯特在阳台上向苏卓公主笨拙地求婚时，德国人的炸弹爆炸了。当年那个夜晚来到丽兹大酒店的一些人此时仍然是这里的常客。

那年春季，在丽兹大酒店的舞厅里举办过时装表演。到了星期天晚上，社交晚宴搞得热火朝天，管弦齐鸣，舞姿翩翩。从冬季开始，法国主要的实业家、设计师、政治家与他们的德国同行一起在丽兹大酒店餐厅里共进美好的午餐。长期统一合作的经济政策就是在那种场合下拍板制定的。第二年2月，希特勒手下那位“铁石心肠之人”，德国警察头子伯恩哈特·海德里希在德国召开的一次纳粹大会上陈述了解放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到6月间就开始把犹太人遣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去。

1942年5月，另一起同艺术相关的事件再次将整个巴黎的注意力引向丽兹大酒店。在德军占领期间，巴黎的艺术获得了长足发展。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德国人以及许多法国人长期以来认为，现代法国文化已经变得颓废堕落，缺少阳刚之气。让巴黎人沉迷于他们的道德堕落和轻浮的艺术当中最初被认定是使巴黎变得百依百顺的简单易行的办法。但是到了德军占领期第二年，巴黎的统治者又热衷于鼓吹“雅利安化”的法国文化。这些新来的征服者就是想要永远占领巴黎，使其成为统一永存的第三帝国的一部分。

1942年巴黎沸沸扬扬地流传着要举办一次大型新艺术展览的消息。巴黎和柏林两个城市中的社会名流成群结队前来参加庆祝活动。开幕式晚会将在旺多姆广场举行。

所有热闹喧嚣的景象均同一位42岁来自柏林的雕塑家、艺术教授有关。他就是阿诺·布莱克，一位知名人物。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时间，以及30年代初期，他都居住在巴黎，许多人对他并不陌生。让·考克托是他的老朋友。他那位出生于希腊的妻子德梅特拉曾经为毕加索当过模特，直到现在仍然喜欢这位艺术家。布莱克夫妇都热衷于收藏现代艺术作品。他们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巴黎名流荟萃的社交圈中的常客。所以，他们不可能不认识亚历山大·罗森伯格的父亲。

1921年亚历山大·罗森伯格出生那天，巴勃罗·毕加索是当时的见证人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的父亲保罗·罗森伯格是全世界最为知名、最为成功的现代艺术经销商之一。当时现代艺术第一次受到广泛赞誉。保罗·罗森伯格还是毕加索的独家艺术经纪人，亲密朋友和隔壁邻居。

事实上1942年的艺术界几乎所有的人都同保罗·罗森伯格有私人交情。在亚历山大父母的朋友和熟人当中，不仅有毕加索和他的战时情人多拉·马尔，也有欧内斯特·海明威，格特鲁德·斯泰因，可可·香奈儿及其战前情人皮埃尔·勒违迪，让·考克托，李·米勒，曼·雷，爱好恶作剧、感情夸张的博蒙特伯爵夫妇，萨卡·圭特瑞，当然还有过世的马科恩·雅各。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没有在丽兹大酒店入住过。大多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曾出入于丽兹大酒店的沙龙和套房，或者作为美国记者在整个战争期间想方设法要回到巴黎。

然而，1942年春季在巴黎艺术界重大艺术展举办的前夕，亚历山大·罗森伯格的父亲没有受到邀请。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一家人是犹太人，有先见之明），在法国于1940年6月陷落数周之前，他们一家人就已离开法国逃往美国。当时只有19岁的亚历山大前往英国同夏尔·戴高乐和自由法国军队并肩作战。他父亲收藏的大量艺术品（被宣布为遗弃的犹太人财产）中有许多被德国人视为罚没物品。在丢失的现代派作品中有数百幅作品出自塞尚、雷诺阿、布拉克、图卢兹-罗特列克和高更等艺术大家的手笔，还有数十幅毕加索创作的作品。

20世纪20年代，阿诺·布莱克是一位很有前途的雕塑家，对先锋派和现代主义非常感兴趣。但是为了支持公众审美情趣回归更加具有“阳刚之气”和日耳曼人特点的新古典主义艺术，他放弃了那一切。1942年，希特勒将他称为“我们时代最优秀的雕塑家”。那时，这位艺术家已是纳粹党具有10多年党龄的正式成员。

出乎预料的是，德国人几乎对亚历山大父亲赖以成名的那些艺术收藏品毫无兴趣。赫尔曼·戈林和阿道夫·希特勒感兴趣的不是那些立体派、印象派和野兽派艺术家创作的风格大胆、具有实验色彩的作品。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纳粹的艺术旨趣倾向于传统作品，排斥上述那些颓废艺术作品。

同颓废的巴黎艺术“旧”世界彻底决裂成为1942那届重大艺术展览的中心主题。阿诺·布莱克亲自到场，以其具有阳刚之气的雄伟雕塑作品向世界展示备受褒奖的民族主义公民艺术。

那届艺术展览得到了德国政府最高规格的支持。1942年5月5日，伯恩哈德·海德里希来到丽兹大酒店，要在关键的先期宣传阶段在那里逗留一个星期。5月6日，布莱克夫妇从柏林刚一到达巴黎就同伯恩哈德·海德里希会合了。这对夫妇在丽兹大酒店的客房里居住了远不止一个星期。布莱克来到巴黎是为了筹备举办一项春季社会活动，此项活动有时被评为“占领时期最为光彩夺目的社会活动”。5月晚些时候，他要在杜丽花园的橘园美术馆举办大型的个人作品展览。

个人地位意识很强的布莱克夫妇立刻宣布，他们在丽兹大酒店入住的客房既不豪华，也不明亮，并要求在他们的客房里安装路易十五吊灯和一些大理石枝状大烛台。然后他们便全身心投入到社交活动中去了，同美国女继承人弗洛伦斯·古尔德共赴晚宴，并与亲法西斯的作家保罗·莫兰德以及那位已成为他的妻子、曾经令普鲁斯特格外钟情的苏卓公主共同度过了许多温馨的夜晚。

阿诺·布莱克作品展于1942年5月15日开幕，很快便成为整个巴黎街谈巷议的话题。在第一个星期里，他们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庆祝展览开幕。巴黎一位重要作家，亲法西斯记者罗伯特·布拉西亚克面对着闪光灯和热情的掌声在埃贝托剧院做了一场赞扬性的艺术讲座。

维希政府教育部长，诗人阿贝尔·博纳德在艺术展开幕那天夜晚举办了一场盛大招待会。出席招待会品尝香槟酒，为雕塑家和法国艺术在德国人统治下的重建复兴而干杯的人士都是丽兹大酒店的常客。舞蹈家谢尔盖·里法尔与阿莱蒂同萨卡·圭特瑞相谈甚欢，考克托写了一首阿谀奉承的诗作，“礼赞”布莱克的艺术天才和民族精神（作为回报，他提出了使电影业几位朋友免于在德国强制劳动的请求得到了满足）。当然，出席招待会的还有通敌卖国政府领导人皮埃尔·拉瓦尔和费尔南德·布里农。

从整个巴黎还赶来了许多仍然生活在这个城市的现代重要艺术家，包括许多著名抽象派和野兽派艺术家。莫里斯·德·弗拉曼克，基斯·凡·东根和安德列·德朗全都接受了邀请。保罗·罗森伯格收藏的艺术品也包括以上3位艺术家的作品。

支持那次艺术展的人士并不仅仅是艺术界的核心集团成员。巴黎市民参观也极为踊跃。在艺术展举办的10周里，（5月15日至7月31日）巴黎市观展人数超过12万，毕加索也在其中。艺术展作品目录加印了数千册。大部分开幕庆典场面和巴黎文化名流现身的场面都被拍成了新闻纪录片在整个第三帝国发行。因此，这也是德国宣传造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到本次艺术展于7月底结束时，巴黎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动荡变化。阿诺·布莱克后来回忆说，他的艺术作品展开展时恰巧赶上几位扮成游客的德国军官在大街上遇害，随后采取的报复措施非常可怕。到7月中旬，维希政府开始在巴黎全面搜捕来自国外的犹太人，把露天体育场当成了临时拘留营。

但是布莱克夫妇继续留在了巴黎。直到布莱克于1942年至1943年间的冬季在丽兹大酒店客房里创作完芭蕾舞明星兼导演谢尔盖·里法尔的青铜雕像，他们才离开巴黎。这对夫妇是德国一笔巨额收入的受益者。那年夏季——有时在赫尔曼·戈林的陪伴下，而且人们认为，在丽兹大酒店里，经常得到汉斯·温德兰、卡尔·哈贝斯托克和那位神秘苏斯先生的帮助——布莱克夫妇开始积聚自己的私人当代艺术收藏品，其中毕加索，德朗和弗拉曼克的作品占有突出位置。

到1942年夏季结束时，这样的作品正逐渐地从巴黎消失。由于受到巴黎最大收藏者——德国元帅戈林及其元首的轻视，现代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地流向瑞士开放的国际市场。1942年7月27日，在国家影像艺术馆外燃起了一个巨大的火堆。许多由法国颓废艺术家、现代派艺术家、布尔什维克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在一场象征性的文化清洗活动中被焚毁灭迹。这是由阿诺·布莱克艺术展开启的按着德国模式重塑法国艺术的运动所造成的必然恶果。

焚毁艺术品是一个不祥的兆头。很快在推行广泛的文化清洗政策过程中遭到焚毁的作品不仅仅限于现代艺术作品。1944年8月，面对着这种形势谁也无法视而不见，或者保持道义上的中立立场。巴黎解放后第一天上午，亚历山大·罗森伯格已经为他和他的部队可能发现的情况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们要拦截的这趟列车有一个纳粹国防军士兵负责装车。他接到了严格命令：务必使那趟列车安全抵达德国境内。数星期前，这趟列车在距德朗西那座大院不到1.5英里处的布尔热车站延误了行程，首次受到外界注意。从1942年夏季到最后一批列车于1944年驶离巴黎，多达7万民众通过路上的拘留营前往东边的死亡之地。作为德国罗森博格特种部队的重要中心之一，那一片综合建筑群中设立了庞大办事处，专门处理被没收的财物。当同盟国军队于8月份解放那个大院时，他们发现有1500名幸存者以及堆放面积达数英亩的家用物品。

当天早晨开出的那趟列车是驶离巴黎东北部郊区的最后一批列车之一。有位名叫罗斯·薇兰的女士（博物馆馆长）已经猜出列车上装载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亚历山大·罗森伯格和他的部队根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如果那些车厢真的在驶离德朗西之后，在炎热的夏季天气中被延误行程长达好几个星期，那情形也许是惨不忍睹。

罗森伯格和他的部队在一次危险行动中，成功地把从奥尔内驶向德国的那趟货车前面铁轨炸得七扭八歪，使之变成了一堆废钢铁。那五节重要的车厢里装载的不是尸体，而是木箱，是德国人所谓“家具行动”的最后一批战果。

罗森伯格做梦也想不到那都是谁家被掠夺的财物。木箱里装着数百幅绘画作品，全都是巴黎现代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尚塞、高更、图卢兹-罗特列克和雷诺阿的作品。有20幅布拉克的作品，64幅毕加索的作品。他从小就认识的那些肖像画中的面孔又在凝视着他。他周围摆放的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曾经悬挂在他父亲的美术馆里，悬挂在他们家的私人住宅里。肖像画中的那些面孔在德军占领期间不止一次地同德军占领者们一起在旺多姆广场度过了奢华的时光。

这些绘画作品不知为什么躲过了焚烧厄运，也没有落在战争期间扑向巴黎的那些艺术商人手里。这些绘画作品是德国罗森博格特别行动部队在撤离巴黎之前包装好的最后一批失落的货物。亚历山大·罗森伯格由于令人吃惊的偶然机缘，发现了自己家庭在战时的一些故事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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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的可可·香奈儿

可可·香奈儿

美味佳肴吃完了，香槟酒喝光了。姑娘们已回到家里向妈妈讲述解放巴黎的实际情况。店铺已经关闭，大街上空荡荡的。突然之间，我们意识到战争还没有结束。实际上战火仍在25英里以外的地方燃烧。

——罗伯特·卡帕

对于罗伯特·卡帕来说，如果巴黎的解放是他经历的最难忘的一天，那么“最难忘的一天之后的第一周则是最忧郁的一周”。

那个9月的早晨，晚起的卡帕感觉不适，这是由饮酒过多引起的。他发现自己正坐在斯克里布酒店（这家酒店是军方最能向新闻记者装腔作势的地方）的酒吧里，尝试着教（那位侍者）戈斯顿调制最能提神的饮料“受难的杂种”。

事实上，在那个第一周里巴黎出现的性解放情况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座城市欢喜得发疯啦。”玛丽·威尔士这样形容道，每个人都是18岁的年轻人，无拘无束，欢乐开怀。几乎谁也没有驻扎在巴黎的数千名同盟国军人欢庆得更为起劲。他们已经引起了外界不满。

小皇宫里的美国军方正在给部队发放免费避孕套。皮加勒正宗红灯区的妓女们每天能见到10000多男人。同盟国大兵纷纷醉倒在旺多姆广场上。离丽兹大酒店不远处，让·考克托非常吃惊地看着“美国军官正同几位妓女在大街上吃午餐”。

这种情况，早在军方预料之中，甚至还给予鼓励。1944年5月诺曼底登陆前，同盟国情报部门拼凑出一本小册子，名为《法国战局手册第十六分册，第三部分》，被开玩笑地称为当地资讯与管理人员指南。实际上里面列出的都是巴黎妓院及其街道地址。这本小册子提醒部队说，性病在法国首都巴黎是一种常见现象。

对于经历了4年屈辱生活的法国人来说，那种性解放行动令人震惊，令人难堪，既不陌生，又使人不安。当年妓院在纳粹占领期间也颇为兴盛，光是巴黎就增加了六成。即使妓女们后来回想起在德国人统治时期那彻夜纵欲的狂欢宴饮，也会觉得那是多么火爆销魂。

而当前在同盟国军队特别是美国人的影响下，上述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巴黎市民开始不欢迎这些解放者滞留在巴黎。让·考克托认为这种文化差异，随着战争继续打下去将变得更加难以应付。有这种看法的人不仅仅只让·考克托一人，“每个人都应该感受到的巨大快乐，”他写道，

已被一种焦虑和伤心的情感所否定……美国人有组织的混乱同德国人严整的军纪形成了鲜明对比；那种混乱令人不安，让人迷失方向……到了冬季情况将变得非常严重。在德军占领时期，法国人有权利有义务公开表示粗鲁无礼，他们要吃饭，要表露自己的情感，反抗压迫者，对他们说“你们拿走了我的一切，把什么坏事都留给了我”。美国人不会明白这个过程。

在有些法国人看来，美国人成了新来的占领者。

在丽兹大酒店，美国人的占领期将持续近两年的时间。1944年9月2日，许多战地记者开始陆续离开巴黎，美国人对巴黎的占领也已经开始了。接到最新下达的采访报道任务后，那些战地记者就在那个星期纷纷赶赴比利时前线或者最终抵达荷兰。

在前来报道巴黎解放情况的美国记者团中，罗伯特·卡帕和李·米勒也在最后离开巴黎的那批记者之列。由于新闻报道工作的需要，卡帕在9月大部分时间里继续留在巴黎。直到9月中旬，李·米勒仍然为《时尚》杂志承担着时尚新闻报道工作。她在巴黎解放后拍摄的玛琳·迪特里希身穿缎子晚礼服的照片，将刊登在以巴黎解放后高档时装复兴为主题的秋季档期《时尚》杂志上。

德军占领期间，时尚行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大部分奢侈品行业无论怎样都能与德国人统治下的生活相安融合。虽然有些时装设计师在为德军占领者的妻子们制作服装时故意做了些手脚，并且暗自窃喜，但是几乎谁也不敢拒绝接手德国人的定制服装。

整个战争期间丽兹大酒店定期举办时装表演。时装设计师吕西安·勒隆是当时臭名昭著的法——德圆桌午餐会成员，生意特别兴隆。战争期间在丽兹大酒店每月举办一次的上述午餐会使法——德两国的实业家、政治家和设计师聚集一堂，商计经济合作方案，开启对话渠道，最终在10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促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当时夏尔·戴高乐同英美巴黎解放者之间不断酝酿的冲突将促使上述对话渠道重新开启。

丽兹大酒店是战争期间法国时尚界的中心，除了圆桌午餐会之外，还有更多影响业界的其他途径。丽兹大酒店不仅在奢侈品行业占据龙头地位，对于确立现代法国的风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入住丽兹大酒店的一些艺术家和新闻记者也成为时尚服装的最大消费者。当时非常受欢迎的法国记者、戏剧家史蒂夫·帕瑟尔的妻子只要有时装表演，每次必看。她社会地位高，生活舒适（夫妇二人居住在丽兹大酒店套房里），钱不成问题。有些女士，比如：“皮埃尔·拉瓦尔的女儿乔茜·德尚布伦，必须保持一定的社会地位，也定期参加法——德招待会……她们形成了一个界限分明，人数有限的社交圈。乔治·杜本纳的妻子以其富有传奇色彩的时尚风格而著称，也是一个适当的例子。与史蒂夫·帕瑟尔夫妇一样，乔治·杜本纳夫妇在德军占领期间也长期居住在丽兹大酒店。”

解放后的巴黎各家时装商店都在准备迎接新的时装季的到来。然而香奈儿的时装店却仍然门窗紧闭。1940年当德军开始占领巴黎时，香奈儿高傲地宣称（有人认为她不诚实）当时“绝不是讲究时尚的时候”。不过她最终还是继续使她那间位于丽兹大酒店大街对面的香水精品店开张营业，在战争期间把香奈儿5号香水出售给热切期待的德国军官，大赚了一笔。眼下美国大兵们在人行道上排起了队，希望买到一种纪念品证明他们来过巴黎。他们或许不知道，或许不在意香奈儿曾经利用德军占领期间颁布的反犹太法律，试图剥夺生意上的合伙人在香水公司的大部分股份。

香奈儿在康朋街的时装店仍然关闭着。那时也看不出她要急于使高级时装生意重新开张营业的迹象。香奈儿已年过60，靠销售香奈儿5号香水获利颇丰，已成巨富；在时尚界春风得意、业绩骄人几十年，香奈儿实际上已经退休。

即使她有意在巴黎解放后的一两个星期内回归时尚界，除了备齐新推出的高档时装以外，她还面临着各种更大的问题。她那些来自丽兹大酒店社交圈的老朋友阿莱蒂，萨卡·圭特瑞和让·考克托也是如此。

对于那些被指控通敌叛国的人，当时巴黎有两种惩处方式，都不算轻。首先是立刻遭到法外清洗。凡是帮助过占领者，让他们日子过得舒适的人（或者被怀疑这样做过），有时很快就落在左邻右舍那帮人手里，遭到残酷惩罚。

通敌卖国者被剥光衣服，剃光头，刺上文身图案，遭到痛打或强奸。有的最后被处决。最狠的羞辱手段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被称为交际型通敌叛国者的女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同德国人睡过觉的女人。在法语里称这种惩罚为épurationsauvage意思是“野蛮清洗”。

在一个又一个城镇里，同盟国军队和新闻记者目睹了巴黎刚一解放就普遍实施的这种正式庆典仪式。丘吉尔的个人助手乔克·考尔维尔“看着一辆敞篷卡车从身边驶过，法国人发出了嘘声，吹起了口哨，车后面有十几位痛苦不堪的妇女，每一根头发都被剃掉。她们哭泣着，羞愧地低下了头”。

在沙特尔，罗伯特·卡帕和《时代》记者查尔斯·沃登贝克紧随部队进了城。他们首先听到的是一伙愤怒的人群在高喊“Salope!Salope!”，法语的意思是“妓女！妓女！”。从城镇广场飘来了烧头发的难闻气味。当时烧的是一大堆成缕的金发和灰白头发，这些头发不断地从惊恐万状、紧贴公共建筑墙根站成一排的妇女头上剃下来。她们衣着破烂，有的只穿着内衣。一位妇女和男孩把葡萄酒论杯卖给热心的旁观者。诺曼底登陆后，至少有20万妇女在法国被公开地剃光头发。另据估计，在那些年月里德国男人成了多达八万法国儿童的父亲。

在法国各地，特别是在巴黎，罗伯特·卡帕拍下了一些经典的清洗场面照片。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事情。在沙特尔，法国抵抗组织（战时曾遭到虚伪之人的憎恶）的一名年轻妇女请求某人阻止这种行为。她愤怒地对卡帕说：“这样做太残酷了，也没必要。她们是军人的女人，明天她们还会跟美国人睡觉。”但是战地记者是战争中另外一群持中立立场的人。战地记者能否有权目睹战争事件的场面取决于他或她作为客观的非战斗人员的地位。

第二类战后惩罚措施实施得比较晚，持续的时间也更长。法国人称其为épurationlegale ，这是一个基本上合法的真相与和解过程。最后近5万法国人被指控以其战争时期的通敌行为使国家蒙受耻辱。其中许多人是丽兹大酒店的战时常客。在战争期间前往丽兹大酒店从其本质而言就是同德国人交往。

阿莱蒂清楚地看到了写在墙上的字迹。挽着德国人的手臂在巴黎到处闲逛，不可能让邻居们没有任何看法。

自1944年8月23日上午起，没有人再见到过萨卡·圭特瑞。武装人员把他拖走了。当时他只穿着淡黄色Lanvin丝绸睡衣，戴了一顶软呢帽。这次逮捕打断了他同阿莱蒂的日常电话通话。

她发现那些人把他带到了臭名昭著的冬季自行车室内赛场。战争期间，这个冬季自行车室内赛场是法国警察1942年夏季在巴黎地区执行海德里希的“最终解决方案”，大规模搜捕关押犹太居民的地方。那些犹太居民在越来越热的天气中被塞进这个带有玻璃屋顶的自行车室内赛场，连续5天没有喝水，令人十分震惊。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听到了那些已经发疯，或者企图自杀的犹太人不断发出的尖叫声。

皮埃尔·拉瓦尔签署了一些批准这次搜捕关押犹太人行动的关键文件。这几乎是一次由法国人主导的大屠杀。“事实真相是”历史学家提醒我们，在整个行动中没有动员一个德国军人。

1944年9月，这个体育场变成了关押那些在德军占领期援助过德国人的巴黎犯人的地方。萨卡·圭特瑞被控告为通敌叛国，他的名字出现在各大报纸显著位置上。巴黎有人记得赫尔曼·戈林曾经到家里看望过萨卡，也有人看见过这位演员同冯·斯图普纳格尔交往甚欢。那年秋季审判他时指控他“向敌人传递情报”，秘密支付现金。萨卡态度坚定，绝不服软，对上述指控坚决予以否认。

萨卡被捕后，阿莱蒂逃出了公寓，先赶奔弗朗索瓦一世大街的一个地址，在那里遇到了萨卡的女朋友罗马尼亚女演员拉娜·马尔可尼。她们又去找抵抗组织的一些朋友，看看是否有人可以保护她。

后来阿莱蒂对于发生过的事情所言不多。她在回忆录中只提到一位同抵抗组织有密切关系的X伯爵夫人帮她同H勋爵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她搭乘一辆闪闪发亮的凯迪拉克汽车赶奔另一位熟人住处。当她来到那位熟人的门阶时，后者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想惹麻烦。”一位法国女性在巴黎解放后到处乱跑，东躲西藏不需要太多的理由，而且其理由没有一条光明正大、让人钦佩。

一些人脉很广的朋友把她送到了另一处公寓。一连3天她都藏在一间卧室里。后来有一天下午她的房东来告诉她，最好去兰开斯特酒店前面的那段香榭丽舍大道等人。没有谁能把她永远藏下去。第二天上午，法国内务部队将来人逮捕她，她也只能听任不可避免的命运的摆布。

两位毫不显眼的人来到她近前。随后她就被一辆汽车平静地带走了，带到了警察局总部。这次用的是她以前的名字：莱奥尼·巴蒂亚。在警察总部既没有明星待遇，也不会使用她的舞台艺名。她在战争期间的公共形象现在倒成了她最大的负担。她本人成了法国自我背叛的象征。

那天上午，警察总部那间有回声的大房间里很快就挤满了人，这些人幸运地躲过了每天在巴黎大街上仍然展开的最野蛮的清洗行动。其中许多是女性。

在她们接受处理等待关押的房间里，她遇到了一个又一个老朋友，别的女演员和电影明星，一些社会名流，著名瓦格纳歌剧明星热耳曼·鲁宾，至少还有一位公主和公爵夫人。所有人均同纳粹党人有过交往。

“你怎么样，巴蒂亚？”一位熟人问她。

“不太扛得住。”她一本正经地说。

审判还没开始，但是惩罚已经开始了。阿莱蒂同80位女人一起被塞进一个小房间里。她看到一些被剃光头的年轻姑娘痛苦地哭泣着。一位体弱的老年妇女总是设法用头巾遮挡刺在她额头上的纳粹党万字图案。一位修女在星期日做弥撒时对阿莱蒂说：“妓女，你总算看完男人了。”她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即使多年后在痛苦直言的回忆录中，阿莱蒂从来不想对于发生过的事情多说些什么。

后来她只是以苦涩的幽默方式说：“不要担心，女士们！我是位先生。”蒙受过的那些耻辱，她只想深埋心中，缄默其口，然而后来她谈到了那次经历：“人们很少说出来：被判处继续活着。这常常是比死刑还要严酷的惩罚。”

与那些在战争期间死在弗雷纳和德朗西的人相比，曾经在丽兹大酒店和德国情人痛饮美酒度过战争岁月的阿莱蒂得到了从轻处理。然而，她总是认为她所受到的对待极不公正，仍然不屈不挠。“以前是巴黎最受人欢迎的女人”，现在阿莱蒂则成了“最遭人回避的”女人。

那年秋季，他们也开始审问让·考克托。这位作家首先要在一个专门处理电影界人士清洗案件的委员会面前出庭受审，然后又被传唤到第二个调查通敌作家的委员会面前受审。他那坚定的中立立场并不足以使他躲过审问和公开检查。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马塞尔·普鲁斯特就去世了，但是丽兹大酒店的老常客保罗·莫兰德和苏卓公主在缺席情况下被指控犯有通敌叛国罪。战争爆发时，莫兰德被派往驻设在伦敦的法国大使馆，本来可以轻松加入自由法国部队。但是在苏卓公主的一再催促下，他又返回法国宣布效忠维希傀儡政府，使夏尔·戴高乐大吃一惊。直到1943年，他们在被德军占领的法国一直过着奢华的生活。这对夫妇在巴黎解放前转移到法国驻瑞士大使馆，多年后才回到法国。

在丽兹大酒店所有常客中第一个被法国内务部队审问的人是可可·香奈儿。她的个人经历最为惊心动魄，也许远比其他人的经历更能够继续使当代巴黎人感到困惑，使巴黎被德军占领的那段历史疑窦丛生。

可可·香奈儿在20世纪前20年，作为时装设计师名声大震。此前她放弃的职业就像阿莱蒂初次闯入公众生活中那样，是一名普通而有伤风化的卡巴莱歌舞演员。香奈儿那时作为一名年轻女子并不反对给有钱人当情妇以换取生活上的富裕与飞黄腾达。有些人挖苦地说，早些年她是那一代人中的一位有名的风尘交际花。无论如何，她年轻时有一段时间曾经受到法国警方的监视，有卖淫嫌疑。

到20世纪30年代，那一切都已成为她的过去，她已经是一位名利双收的女人，在世界舞台上被视为杰出的企业家和创新者。她开着一辆漂亮的劳斯莱斯汽车，而且与她那位已故的邻居乔治·曼德尔一样长期居住在旺多姆广场。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段名言高度概括总结了香奈儿在战争期间的态度：“已有的所有证据表明，香奈儿对于犹太人邻居的命运毫不关心，对于绝大多数巴黎市遭受的贫困和耻辱极为冷漠……在距丽兹大酒店有15分钟步行路程的犹太人居住区，生活的苦难如山一般在四周涌现，但是她同有些人一样，仍然感到快乐幸福。”

1944年8月末，那时巴黎尚未解放，香奈儿这位时装设计师仍然居住在丽兹大酒店康朋街一侧的客房里，过着奢华的生活。她在旺多姆广场居住过的顶层客房战争时期没有入住。除德国军官以外任何人不准进入大酒店的那一侧建筑。作为一名常住房客，“她付给大酒店一笔钱修建了一段低矮阶梯，从她居住的两室客房通到阁楼卧室”。尽管那间卧室狭窄拥挤，她极为满意这种安排方式。她自嘲地说，这样改造更便宜一些。

更重要的是，这些安静的房间是她同汉斯·冯·丁克拉格幽会的方便场所。

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时，香奈儿和汉斯已经相互认识好几年了。1936年丁克拉格被派到德国驻巴黎大使馆工作，在巴黎一带为人熟知，连续干了好几年。不久前同他那位贵族出身的德国犹太人妻子马克希米利安·冯·舒思贝克离婚后，汉斯成了花花公子。汉斯相貌英俊，气度不凡，作为花花公子倒也挥洒自如，顺风顺水。他和香奈儿于1937年，也许是第二年在朋友们的一次聚会上初次相遇。

德军刚刚占领巴黎时，汉斯和香奈儿都居住在丽兹大酒店，难免相互经常见面。汉斯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具有古典日耳曼人气度，比香奈儿小10岁。但是香奈儿虽然刚过60岁，仍然惊艳秀美，富有魅力。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之间的情爱关系一直没有中断。就像拥有德国战时情人的许多法国女人一样，巴黎的解放也使香奈儿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香奈儿在8月末那几天遇到的麻烦并没有涉及她的爱情生活。同阿莱蒂相比，香奈儿表现得更加谨慎，竭力保守她同德国军官有情爱关系的秘密。布兰琪·奥泽罗对此记得非常清楚。布兰琪在和香奈儿比邻而居的时候就讨厌她，并且很乐意为每个有兴趣的人画一张香奈儿的画像。画面没有丝毫恭维之处。从战争爆发起这两个女人就互相认识，将近10年了。她们彼此之间怀有一种深深的无言敌意。布兰琪回忆说，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1940年德军开始占领巴黎时，香奈儿不仅仅同汉斯·冯·丁克拉格相好，而且暗地里还同时勾搭着另一位男士。

“她从来没有和他们当中的一位出现在丽兹大酒店里，”布兰琪回忆道，“没有人在乎这个，可她却极力保守秘密。我了解这些事，因为有位清洁女佣是我的内线。她及时地把最新情况向我汇报。她感到妒忌，倒不是因为香奈儿女士是位有名的时装设计师，那对她来说不算什么；而是因为同两位大帅哥生活在一起就是她的天堂梦想。多么奢侈啊！”布兰琪用尽心思同大酒店里的服务人员搞好关系，但即便如此，香奈儿第二位情人的身份仍然是个谜。冯·丁克拉格是她的情人，这毫无疑问。

与阿莱蒂不同，香奈儿不仅仅与一位德国法西斯同床共枕，还同德国当局联手剥夺犹太生意伙伴的财产，她甚至还参与了德国政治阴谋的核心运作过程。至今还有人说她是为德国实权派高官效力的间谍。

那是一段扯不清的历史，任何相反的说法都有以偏概全之嫌。确切的情况是：美英情报机关掌握着香奈儿的档案，并对她作为德国特工人员可能从事的活动进行过调查。二战期间，她去过柏林两次：一次是在1943年末，另一次是在1944年初。这两次行程都是在一个名叫瓦尔特·谢伦伯格的德国阿博维尔间谍机关特工人员的帮助下安排的。此人于1944年2月被派往巴黎接替德国抵抗组织的秘密领导人威廉·卡纳里斯上将（他也是丽兹大酒店的常客）。

有关汉斯·冯·丁克拉格及其所从事活动的厚厚几本档案还被完整地保存着。他是著名的德国特工人员，而且也可能像香奈儿一直坚持认为的那样，还是英国双重间谍。

汉斯·巩特尔·冯·丁克拉格男爵出生于普鲁士一个贵族家庭，自1933年起担任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特使。汉斯身材高大，长着一头金发，很有魅力。温文尔雅，深得女人喜欢。有人说他为自己赢得了一个“麻雀”的外号，是因为他拥有高超的外交手腕。这个外号也可能有着更平凡、更阴暗的渊源：即代号“政府律师麻雀”——到处巡回的德国国家法律代表。

布兰琪·奥泽罗称汉斯为“麻雀”。她无法容忍香奈儿，却认为汉斯一表人才，鹤立鸡群；她丈夫则不以为然。汉斯同当时另一位外交专员约阿希姆·冯·里本特洛普初次来到巴黎，他们的任务是在执行绥靖政策那几年撮合法国和德国达成政治协议。他们在巴黎极力讨好那些富有的亲法西斯记者和政治家，其中包括费尔南德·德·布里农和皮埃尔·拉瓦尔。这二人在数年后担任了维希卖国政府领导人。

在德军占领期间，冯·丁克拉格是丽兹大酒店的常住房客。毫无疑问，把他派到巴黎来就是为搜集情报，执行宣传任务。毕竟他是德国政府的一名特使。

从那儿开始，故事情节变得错综复杂，难解难分。汉斯的母亲是英国人。难怪香奈儿坚持认为，汉斯是隐藏在英国的双重间谍，这并非没有可能。

阿博维尔谍报机关，特别是在进驻巴黎的威廉·卡纳里斯上将领导下，的确成了德国抵抗组织的发展基地。像汉斯那样出身军人家庭的普鲁士贵族最有可能奋起反抗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妄自尊大、一手遮天的做派。

另一方面，即使英国方面掌握着有关汉斯·冯·丁克拉格作为双重间谍的档案材料，这些档案材料，从未解密公开或者被人发现过。凡是被牵扯到的每一个人都暗藏私心，企图在战后炮制说辞，为自己开脱罪责。

不可否认，可可·香奈儿既是一位反犹太主义者，又是一位崇英者。在英国上流社会，反犹太主义情绪就像在法国和德国贵族社会一样普遍存在。20世纪20年代，香奈儿是英国贵族西斯敏斯特公爵休·理查德·亚瑟·格罗斯维诺的情人。这位英国贵族直到20世纪中后期仍然顽固地坚持亲德国的政治立场。香奈儿在社交活动中还结识了温莎公爵夫妇。这对公爵夫妇同情法西斯，在德军占领期开始之前的那个夏天下榻丽兹大酒店。据说香奈儿了解他们的一些令人难堪的政治秘密。

她肯定知道在她的朋友温斯顿·丘吉尔看来，这位国王放弃王位，同那位沃里斯·辛普森夫人结婚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一件事。1936年秋季，温斯顿·丘吉尔同他的兄弟杰克·丘吉尔，还有让·考克托来到丽兹大酒店香奈儿的套房里共进晚餐。在豪饮多杯法国葡萄酒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因感伤于国王的丑闻，竟趴在香奈儿的香肩上痛哭起来。后来温莎公爵夫妇被送走离开了巴黎，因为他们不可靠，还有可能同德国人勾结在一起。他们即使在自己的岛上静居之地仍然起劲地干着通敌勾当。

巴黎解放后，香奈儿的命运就取决于（无论她知道与否）谁可以给温斯顿·丘吉尔写一封更具说服力的书信，是她本人还是她的一位老朋友，以前的雇员维拉·隆姆巴迪。维拉是这位英国首相的亲戚，出生于英国，也是意大利一位贵族法西斯上校的妻子。1923年在蒙特卡洛时，她第一次把香奈儿介绍给了她的另一位亲戚西敏斯特公爵。据汉斯·冯·丁克拉格透露，她也曾是香奈儿的一位同性恋情人。

到1944年春季，这两位女人都已被卷入风险极大的间谍与背叛活动中。最终至少有一人将被怀疑是法西斯间谍。维拉·隆姆巴迪暗下决心，一定不让这种罪名落到自己头上。

随着解放日期的临近，香奈儿心里清楚她的个人记录上将会留下一些危险的伏笔。在德军占领期最后一个冬季，她曾试图促成丘吉尔和一些打算在两国之间单独议和的德国人彼此沟通，商议对策。她同英国领导人和贵族阶层关系密切，因此便于建议德国人同谁接触，如何面对当下的形势。

事实上，在7月20日行刺希特勒行动之前的准备阶段，一些贵族出身的阿博维尔特工在1944年冬季试图通过非正式渠道，同双重间谍商协德国政变成功时英国的进军条件。有人问丘吉尔，如果德国抵抗组织刺杀了德国元首和赫尔曼·戈林，结束战争的条件是什么？丘吉尔直截了当地说：“无条件投降。”在这些可能招惹麻烦的阿博维尔特工当中有一位就是威廉·卡纳里斯，那年冬季，他正在巴黎统一调度许多充当英国双重间谍的德国贵族。香奈儿和汉斯·冯·丁克拉格是否也是丽兹大酒店里包括卡尔·冯·斯图普纳格尔、凯撒·冯·霍法克和汉斯·斯派达尔在内的那个小集团成员？卡纳里斯上将在20世纪30年代就把冯·丁克拉格用作间谍，直到1943年仍然把他用作间谍。因此香奈儿很有可能也跟着入伙了。

眼下香奈儿只是孤身一人留在巴黎。在同盟国军队到达巴黎之前的那段日子里，冯·丁克拉格同德国外交使团的其他人一起离开了。香奈儿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战争距巴黎市不到一百英里，到处都陷入一片混乱。她担心他的安全，很想知道他的处境。那个星期，她把里面装满一瓶瓶珍贵的香奈儿5号香水的手提箱送给了一位随大部队往东进发、会讲德语的年轻美国军人。这些珍贵香水的价值抵得上同等重量的黄金，在生意兴隆的黑市上能卖很多钱。她只是要求说，如果他在将来的某一天审讯德国战犯时能够找到汉斯，希望汉斯能给她邮寄一张明信片。他只需要在明信片上写出如下地址和收信人姓名：巴黎，丽兹大酒店，香奈儿小姐收。每个人都知道如何找到她。

香奈儿还小心翼翼地同美国人打起了交道。她知道形势正朝着新的方向发生变化。香奈儿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英国情报机关军情六处的一位官员在后来谈到香奈儿把握时机的能力时，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就像当年拿破仑经常运用一些看似简单，其实非常高妙的手法，最终成为杰出的将军一样，”这位特工人员述说道，“她只是在她那一间大百货商场的橱窗里摆出了一个通知，说是美国军人可以免费领取香水。因此他们就排起长龙前来领取香奈儿5号香水。要是法国警察胆敢碰她一根毫毛，那些美国军人肯定会绝不留情。”

后来她暂时逃离了丽兹大酒店的客房，转移到她自己的工作室上面那几个房间里去，多留一手，以防不测。当时在丽兹大酒店的密室还藏着法国内务部队以通敌叛国的罪名通缉的另一位常客。他就是谢尔盖·里法尔。

到最后这一切都无济于事。9月第一个周末，几个带枪的男人出现了，要香奈儿小姐跟他们走一趟，有些问题要问。他们是法国内务部队派来的人。整个战争期间，她一直同她的德国情人住在丽兹大酒店。仅凭这一点，她必须老实交代自己的通敌叛国行为。和她处境一样的法国女人受到了严厉惩罚。可她却顽抗到底，以冷嘲热讽的语气对抓捕他的人说，如果一个女人有幸遇到了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恋人，她不会要求看一看那位先生的护照上都写些什么。

几个小时以后，香奈儿又回到了自己的客房，让丽兹大酒店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于是谣言四起，都说释放她的命令是由英国政府最高层下达的。吕西安娜·埃尔米格也听说了这件事。多年后，她仍然记得英国首相丘吉尔寄来的一些书信向香奈儿保证肯定会得到支持，不会忘记朋友间的友谊。正是这些书信成为释放香奈儿的决定因素。

被释放后，丘吉尔建议香奈儿赶快远走瑞士避难。那年秋季，香奈儿一直反复遭到同盟国的调查盘问。到了最后，无论她在德军占领期间所从事的秘密活动真相如何，无论汉斯·冯·丁克拉格作为特工人员的实际情况如何，同盟国断定此案千头万绪，扑朔迷离，很难揭示出案底全貌。

在牛津大学现今保存的丘吉尔档案中，有一系列已经解密的绝密文件披露了法国、英国和美国政府各自以为此案如何能得到公正判决的想法。他们提出的问题包括：可可·香奈儿是否是一位德国间谍？除了交际通敌以外，其他方面香奈儿都是清白的吗？难道汉斯·冯·丁克拉格同他的上司威廉·卡纳里斯一样也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秘密特工人员？或者说他的身份比较一般，却更加凶险？事实的真实是否已经湮没在重重迷雾之中？法国司法部掌握的香奈儿档案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在1944年和1945年当一切都还记忆犹新的时候，美英两国在巴黎解放之后的几周里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上述问题无从查证。德军占领时期的一些往事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已经散失湮没了——湮没在神话与传奇中，湮没在闪烁回避和穷追盘问中，甚至有时湮没在精彩纷呈的各种秘密中。在那些往事中，上述纠缠不清、千头万绪的案底常常最难破解。

出乎预料的是，政府高层的长期调查以及香奈儿作为一位涉世很深的60岁女人在性事方面的谨慎态度，均使她免遭更加残酷野蛮的清算惩罚。针对她的那些指控远比“交际通敌”或“向敌人传递情报”等罪名严重得多。为此特地启动了一个冗长的调查过程。她与英国领导人关系非常密切，谁也想不出什么差错。后来同盟国得出结论，无法确切地知道香奈儿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时，由于证据不足，无法将她定为战争罪犯。此时巴黎治安维持会疯狂地清洗，惩罚时期已告结束。

后来香奈儿远走瑞士洛桑，与汉斯·冯·丁克拉格再次团聚，重续前缘。这对情侣在自我流放中度过了近10年的光景。无论香奈儿从事过什么样的隐秘活动，她的各种公开活动足以使巴黎同胞对她评价不高。这就是为什么在巴黎解放后的那个秋季，她开设在康朋街上的那个工作室仍然没有营业的原因。她在丽兹大酒店入住的客房里空无一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奈儿才最终再次回到丽兹大酒店的客房。那时在巴黎已经无人再愿意回想纳粹德军占领时期的往事。欧洲一体化比英美联盟看上去更加充满希望。

对于那些在德军占领时期入住丽兹大酒店的客房而言，巴黎的解放就标志着那段奢华、现代时尚和巴黎往事的终结。那一代人在20世纪第一个10至30年代期间改变了未来的发展走向。

1944年9月，另一批电影明星、上流社会人士和各界社会名流已经开始创造新的传奇。在康朋街酒吧的重重阴影下默默工作的人们当中就有第二代战时间谍。他们是为曼哈顿工程效力的工作人员。他们要趁着德国在同盟国军队打击下全面崩溃的时候，竭尽全力尽快阻止阿道夫·希特勒掌握核武器。

15

金发美女与核物理学家

临时晋升为上校的弗雷德·沃登贝克

能否有一种橘子大小的炸弹，它具有摧毁一个街区的神秘威力——不，它具有一千吨无烟火药的威力，可以一举摧毁一个城镇？

——温斯顿·丘吉尔，出自《难道我们都要自杀吗？》，1924

在解放后的那几个星期里，新的一批游客陆续来到了巴黎。

萨卡·圭特瑞和阿莱蒂仍然同其他数千名法国通敌叛国者一起备受折磨。1944年8月30日，纳粹党在德国处决了形容枯槁，身心俱损的卡尔·冯·斯图普纳格尔。9月7日盖世太保审讯人员逮捕了他的同谋者汉斯·斯派达尔。此人是以丽兹大酒店为活动基地的抵抗组织最后一名自由成员，曾参与密谋7月里刺杀希特勒的秘密行动计划。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汉斯·斯派达尔居然在那年秋季活了下来。

9月中旬《时尚》杂志记者李·米勒动身前往卢瓦尔山谷，在那里采访报道两周。9月末将返回巴黎与记者同行海伦·柯科帕特里克住进比较便宜的地方。这两位女士仍然在想，如果玛莎·盖尔霍恩发现海明威同玛丽打得火热会出现什么样的场面。

10月里的丽兹大酒店有各种迹象表明，欧洲的战争还远未结束。

汉斯·冯·普菲费尔男爵当月从瑞士来到巴黎视察丽兹大酒店。办理跨越前线所需的安全通行权签证用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那时战争前线距巴黎仅数百英里。他一到来，大酒店员工就忙活开了。玛丽-路易斯·丽兹自巴黎解放后平时大多待在房间闭门不出，可能出于谨慎的原因。而眼下却突然频频抛头露面，非常活跃。

更重要的是，当月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沃登伯格的美国工程师兼间谍来到了丽兹大酒店，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战时秘密任务。他参加了“阿尔索斯”谍报小组，专门刺探德国研发原子弹的进展情报。在解放的巴黎他是一位秘密特工，效力于曼哈顿工程。这项工程最后将终结在日本广岛。

弗雷德·沃登伯格 当时39岁，有两个孩子都已到上学年龄。此前他曾是在杜邦化学公司做伏案工作的高管人员和科技代表。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名叫玛莎。尽管他五官轮廓分明，相貌英俊帅气，也不可能成为詹姆斯·邦德类型的冒险活动人选。然而阴差阳错，最终冒险使命还是落在了他的头上。

弗雷德·沃登伯格从未想到从事谍报工作，或者执行秘密的政府使命。但是眼下只有他个人条件极佳，成为不二人选。他是一位优秀的工程师和侦探，又恰巧会说法语和德语。

为了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他被带去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毕竟他即将执行的任务结果关系到整个战争的结局，绝不可掉以轻心。

在巴黎解放后的前几个星期里，美国军方同他进行了接触。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随着法国的解放而结束。阿道夫·希特勒仍然可以通过一种途径实现称霸世界的梦想，那就是发现原子裂变的秘密。发展核弹的竞赛几乎是势均力敌，不分伯仲。哪个国家首先破解其中的奥秘，哪个国家就会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势。用曼哈顿工程一份官方报告里的话来说，就是在“任何其他类型的战争中，侵略者都不会拥有这样大的优势”。

他们要求弗雷德·沃登伯格加入基地设在巴黎市外的秘密谍报小组。他们的任务是追踪、抓捕并审问德国核物理学家，阻止德国完成核武器的研究工作。只有两位美国平民受托掌握了核武器研究当前进展状态这种秘密情报。沃登伯格便是其中的一位。

几个星期以来，弗雷德和他的妻子（她并不了解他所执行的任务细节）一直被关在华盛顿特区的酒店房间里。与此同时，美国军方高层对这次行动的种种风险进行了研究评估。一天深夜，有人打来电话告诉他立刻去酒店大堂里迎接特工人员。“有人找我。”他只能对玛莎说这么少，因为即使他本人也不知道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藏在一个不同的客房——巴黎丽兹大酒店的一个豪华客房里。

在法国首都，弗雷德加入了一个规模很小的同盟国特工精英组织。领导科学小组的是荷兰裔美籍物理学教授，犹太人撒尔·古德斯米特，来自麻省理工学院。两名英国间谍艾克里·华尔士和卢伯特·塞西尔利用情报协助他们；另外还有一位平民工程师，名叫詹姆斯·雷恩，此人是设施建设方面的专家。领导整个特工小组，负责那项充满变数的危险任务的是美国陆军中将莱斯利·格罗夫斯。秘密任务的代号“阿尔索斯”（Alsos）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树丛”（grove），也是为他而起的。

弗雷德在离开华盛顿之前晋升为美国上校军衔。所有平民特工均被授予军衔，为的是保护他们。万一被捕，拥有军衔就能根据国际条约获得高级战俘待遇。就像其他所有战时特工一样，这些科学家出身的间谍不止一次坐在丽兹大酒店靠近康朋街一侧弗兰克·梅耶那间酒吧的凳子上展开行动。

1944年秋季弗兰克仍然在那里调配着他独创的那些似乎是烈性的鸡尾酒。巴黎解放后，丽兹大酒店的那间酒吧仍然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德雷福斯冤案发生近50年后，那间酒吧依旧是电影明星、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的首选聚会之地，无论他们是否是犹太人。

在康朋街一侧的酒吧里，欧内斯特·海明威与玛丽·威尔士像往常那样保持着餐前必喝两杯马丁尼酒的习惯。弗雷德·沃登伯格后来开玩笑地说起了她同一位入住酒店的波斯公主，还有一位法国女电影演员开怀畅饮时的情形。山姆·古德斯密特是众人聚会时的灵魂人物，美酒行家，颇能豪饮。丽兹大酒店的酒窖里美酒充足，众人相聚常常是开怀畅饮，好不热闹。

丽兹大酒店的头牌名人，酒吧里的女王是玛琳·迪特里希。自从她9月来到这里之后，一直如此。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她参加了美军海外劳军巡回演出，总共出场500多次，慰劳同盟国部队。沃登伯格和古德斯密特很快就同这位性感迷人的美女聚在一起，痛快豪饮。她也被美国政府授予临时上校军衔。装作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这既是他们掩人耳目的特工手段，又是她提高部队士气战时巡演的基本特点。但是所有这些人都在冒险。

弗雷德和山姆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玛琳自己也在暗中活动。不过她干的事情可不是对别人有利。首先，她正想方设法使海明威和玛莎的婚姻早点儿结束。

玛琳将海明威这位具有大男子气概的作家称为“我个人教会的教皇”（玛丽·威尔士打趣地说，赚钱“似乎才是她的宗教”）。她和玛丽在大酒店同住一个楼层，玛琳在看清楚巴黎形势后，立刻对这段风流韵事表示支持。玛琳认为爸爸简直太棒了。“爸爸，”她常常对海明威说，“你是最了不起的男人，最伟大的艺术家。”海明威则认为她娇媚迷人，这不足为怪。

玛琳经常坐在海明威浴室里的浴缸上劝他必须同玛莎分手。有时她在海明威刮脸的时候为他唱歌助兴。

在同玛丽继续风流缠绵这件事上，海明威不需要太多的鼓励。玛莎·盖尔霍恩仍然被蒙在鼓里。但是时隔多年以后，她和玛丽却也能互通书信，彼此嘘寒问暖。但是一提起玛琳，玛莎二话没说，只把她称为恶毒下流的“小眼镜蛇”。

实际上，这两位女人之间的恩怨与其说同海明威有关，倒不如说同玛琳不久在以后几个星期里再耍手腕、为己谋私有关。

那年秋季，在荷兰小镇尼基米根不远处，玛莎第一次见到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英俊潇洒的詹姆斯·加文中将。当年诺曼底登陆后，玛莎从伦敦的护士培训营地以旁门左道手法侥幸逃脱，从此被军方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她又因为在没有记者认证资格的情况下擅自在战区从事战地新闻报道遭到逮捕，刚刚被带到他的办公室里。她承认自己在战区偷偷地从事新闻报道。话音刚落，这位将军哈哈大笑，并说他认为她可以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游击队战士。将军许诺，只要她销声匿迹，他就可以既往不咎。

接下来，他们二人之间立刻迸发出了相互爱慕之情。

没过多久，另一位女人也瞄上了这位英俊潇洒的美国指挥官。她就是玛琳·迪特里希。当她终于得知玛莎和加文是情人关系时，她不禁“火冒三丈”，备感失落。在整个晚秋时段里，这两位女人在丽兹大酒店里势不两立，争斗不休。军方新闻人巴尼·奥菲尔德对当时的较量争斗情景记忆犹新，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每个女人都憎恨对方，拼命诋毁对方”。玛莎与那位将军的风流韵事就是战斗号令，而久负盛名的大美女玛琳拥有通天性爱宝典，功夫了得。

玛莎自然不是对手。非常不幸，对于她来说，就像发展原子弹一样，爱情的优势也属于入侵者。

在丽兹大酒店的酒吧里，所有这种密谋较量均属家常便饭，不足为奇。新的背叛与反背叛行为，新的谍报与反谍报活动纷纷登场，取代了从前的对抗较量。各色人物均为战后新人。

但是对于弗雷德和阿尔索斯小组而言，他们的使命风险极大，最后期限又异常紧迫。德国人曾于1938年发现了核裂变原理。随后他们在1939年启动由赫尔曼·戈林挂帅的军方核研究计划。战争初期，德国人缴获了世界上最丰富的一批核原料。眼看就要破解原子弹奥妙的同盟国担心德国人抢先迈出致命的一步。如果是这样，巴黎的解放同在诺曼底付出的代价就可能没有任何关系了。

组建阿尔索斯特工小组的目的，就是刺探德国核研究计划在1944年的进展情况，并且在第三帝国土崩瓦解时搜捕那些参与德国核武器研究计划的核物理学家，以免让德国人把他们送到秘密地点藏匿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命运此时可谓处于如履薄冰、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

巴黎一直是战时原子研究中心。在整个战争期间，世界上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一直在巴黎从事着核研究工作。他就是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是著名女科学家玛丽·居里的女婿，在整个战争期间管理着好几处实验。德军占领当局要求这些实验室配备一些顶尖忠诚的德国科学家。

巴黎解放后，约里奥·居里必须就他的通敌行为回答一些棘手问题。随后同盟国军队很快就了解到，他智勇双全，机敏过人，战争期间一直以隐秘的方式与法国抵抗组织并肩作战。巴黎解放前夕，他曾运用科学知识为抗德战士配制了不少燃烧弹。

阿尔索斯小组还了解到，巴黎的那位德国首席科学家沃尔岗·根特纳完全掌握约里奥·居里所从事的隐秘活动情况，在整个占领期间保护了这位科学家免遭盖世太保逮捕。在法国被占领期间的灰色地带，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复杂情况：坏人不总是德国人。有时他们是法国人、英国人，或者美国人。

阿尔索斯小组在巴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约里奥的战时实验室里搜索有关研究资料。那些资料早在8月份巴黎刚刚解放时就已经编目存档了。同盟国特工人员只翻出几封用德文写的书信。让每个人感到失望的是，这些书信是一位女人写来的，坚决要求她的恋人从被占领的巴黎赶快给她邮寄一些香奈儿五号香水。

阿尔索斯小组在搜索过程中来到了香榭丽舍大道附近另一处德国战时研究所。他们的搜索行动终于在10月里有了一个幸运的突破。尽管那里的科学研究资料全部被毁掉，但是有人却忘记带走放在门房里的一本来客登记簿。那上面列出了访问过此处实验室的所有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字。

从此阿尔索斯小组确切了解到都有谁参与了以巴黎为基地的核研究计划，他们要搜捕的应该是哪些人物。

他们在巴黎逮捕了一位这样的科学家。这是第二项重大突破。弗雷德·沃登伯格和山姆·古德斯密特把这位物理学家带到了丽兹大酒店，进行军事审讯。“我们把丽兹大酒店客房变成了特别法庭，审问我们抓获的这位宝贝，”山姆后来回忆道，“我让他面对着窗户，这样我们就可以观察他的所有反应，然后我们就像他高声喊问了几十个问题。”

结果徒劳无益，“他的回答，”山姆深感痛惜地说，“全都使人失望。他或者有所隐瞒，或者对于我们问的情况真的一无所知。”

但是在这位科学家的手提箱里发现的一些文件却使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个人感到惊慌。文件上面记录着德国大量储备放射性化学原料钍的有关情况。英美两国科学家已经察觉钍在原子反应中可以取代高度浓缩的铀。难道纳粹德国在发展具有大规模城市破坏力的核武器竞赛过程中已经发现了最后缺少的一个关键要素？

到1944年秋季，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在研究原子核裂变最后几个阶段的问题。如何将铀提纯浓缩？如何用其他元素替代铀？这两个问题是破解制造核武器奥秘的关键所在。沃登伯格和他的特工同事们在曼哈顿工程最后阶段极力要证实的就是德国人正在加工铀的证据。据他了解，杜邦公司在整个战争期间参与了生产铀235的政府秘密计划，这是原子工程中最难以实现的一个环节。他还知道杜邦公司并没有找到分离这种同位素的可靠方法。

拿到手的新情况促使阿尔索斯小组在整个巴黎市区展开了大力搜索活动。掌握新证据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在10月末和11月初赶到德国边境地区。当时那片地区位于激烈战斗的前线。深入到这样的前线地区真是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危险经历。那年秋季，他们所冒的风险已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11月中旬斯特拉堡市获得解放时，他们也大功告成。阿尔索斯小组的特工们在同盟国军队突进斯特拉斯堡市时，紧紧跟在巴顿将军部队的后面，在市内的一个研究机构里又发现了一批科学研究文件。回到巴黎后，他们对照笔记仔细研究这批文件，希望能了解德国科学家究竟在探索什么。

在丽兹大酒店里欢庆雀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那批文件“确凿地证明德国人并没有掌握原子弹，也不可能在近期内掌握原子弹”，山姆·古德斯密特正式宣布。直至8月份德国人还在研究开发一个铀反应堆。他们缺失了至关重要的一环，没有发现如何运用钍的有效方法。

德国人在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也没有发现如何运用钍的有效方法。当阿尔索斯小组的特工人员终于了解到那家德国公司为什么大量储备化工原钍时，弗雷德·沃登伯格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那家德国公司正在为战后独霸市场作着长期准备。严格说来同美容产品有关。当时德国实业家们计划推出一种新品牌牙膏同美国展开竞争：“氧化钍……据信可能与过氧化物具有相同的效果。他们已经在梦想着他们的广告……‘请使用含有钍元素的牙膏！拥有一副光鲜亮丽的牙齿——发出放射性的耀眼光彩！’美国毕竟已经拥有了鲍伯霍普和伊丽美牙膏了。”——那是白素得（Pepsodent）牙膏的旧商标名称。

一向谦逊低调的弗雷德·沃登伯格后来开玩笑说，他之所以获得了战争勋章是为了表彰他非常勇敢地乘坐战时摇摇欲坠的巴黎电梯。

不久，美国破解了制造核武器的奥秘，让全世界见识了曾使英国首相丘吉尔一度不敢展望的原子弹。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而非巴黎的解放，最终结束了20世纪最可怕的战争。这是以颇具现代特色的方式结束了数十年来一直在法国、德国、整个欧洲和北美洲不断创造发展的一段丑陋历史。

法国助纣为虐，同法西斯沆瀣一气，其根源在一定程度上可追溯到由德雷福斯冤案所暴露出来的文化分裂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则可追溯到1919年战败的德国人所遭受的耻辱上。原子时代的开端又将引发一场冷战，其种种对抗纷争因素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开始酝酿形成。

16

同德国人重续前缘

巴黎解放后出现在丽兹大酒店里的玛琳·迪特里希

将军，您千万不要恨朋友比恨敌人更厉害。

——克莱门蒂娜·丘吉尔告诫夏尔·戴高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形势注定要变得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加不妙。

1944年至1945年间的冬季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创伤。巴黎城外，战争还在继续。利用与控制原子能的竞赛变得更加白热化。整个欧洲的局势举步维艰，民不聊生，食品燃料严重短缺。法国首都的民众生活比德军占领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在德国，集中营里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

1945年的冬季也标志着法国同英美两国的关系开始进一步跌落低谷。

法国刚刚解放时，自命不凡、牢骚满腹的戴高乐如愿以偿，担任了法国临时自治政府总理，大规模镇压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抵抗组织。他对于英美两国的敌视态度越来越不加掩饰。喜欢戴高乐的克莱门蒂娜·丘吉尔对他好言相劝道：“将军，您千万不要恨朋友比恨敌人更厉害。”

然而戴高乐根本不想谨慎行事。美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认为他多嘴多舌，拒绝邀请他参加在2月举行的决定现代新欧洲命运的雅尔塔会议。法国和战后德国占领区各分得一个联合国创始席位，但是戴高乐将军仍然大发雷霆。被轴心国打败是任何人片刻都不想有的选择，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代价似乎越来越难以估量把握了。

1944年至1945年间的冬季，玛琳·迪特里希和玛莎·盖尔霍恩双双回到了法国首都。那里的胜利来之不易，人们为之付出了艰苦的代价。那一年年初，当詹姆斯·加文把玛莎带到东线的办公室里时，她暗示自己将在巴黎的林肯酒店一带活动。他不止一次想方设法派人在巴黎找到她，可不知为什么，总是和她失之交臂。于是詹姆斯·加文最终决定使出中将手段，用一架军用飞机派人赶奔巴黎，把玛莎带到德国。

被别人呼来唤去不太适合玛莎的性格特点。她一直想拒绝被派来接她走的那位上校。后来上校解释说，詹姆斯·加文不是在开玩笑。她只有两条路可走：去德国——詹姆斯·加文会给她办妥她所需要的新闻记者证件，作为这次讨价还价的条件；或者被军方遣送回美国，那样她的战时新闻报道活动就算彻底结束了。

几个小时以后，玛莎又将和成为她情郎的中将面对面坐在一起。他为她献上一杯干马丁尼酒，还准备了一份从未听说过的战时牛排晚餐，以便让她陪伴自己度过几个小时的美好时光。见此情景，玛莎心中原来因遭到专横霸道的引诱绑架而冒出的那股怒气渐渐消散了。在温馨的木柴炉前，他们接着又喝起了白兰地，欣赏着优美低回的音乐。此时他们发现罗伯特·卡帕是他们共同的朋友。那天夜晚，他们成了情人。

玛莎多亏詹姆斯·加文那奇特的求爱手法又成为一名具有专业资质的战地新闻记者，几乎是立刻就回到了前线。她在报道巴黎市内的几处刑讯室的过程中，所见所闻使她受到极大震撼。4月初，她又跟随同盟国军队进军德国，目睹他们解放那里的第一批集中营的整个过程。其中有些集中营是法国75721名犹太难民和其他公民被关押的地方。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自国际大都市巴黎。那年春季，仍然有3.3万人被关押在德国本土集中营里。在这些幸存者当中，被驱逐的法国犹太人不到两千人。

1945年5月初，玛莎紧随美国部队来到了德国达豪集中营，当时这个集中营里爆发了斑疹伤寒，生活条件极度恶化。附近树林里设有多处刑讯室，到处堆放着成百具尸体。后来玛莎了解到，近一半死在达豪集中营的人都是在解放前最后几个月里在那里丧生的。

初来乍到的这些观察者真不知如何看待理解呈现在眼前的一幕幕情景。“在铁丝网和电网后面，”玛莎在她发给《矿工杂志》的新闻报道中写道，“那些骨瘦如柴的人坐在太阳底下抓虱子。谁也看不出他们的年龄和相貌；他们看上去全都是一个模样，同你有幸见到的一切也都不一样。”

就在玛莎站在医务室里那一刻，一位“以前还有人样”的被关押人员走了进来。他是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被最后送到这里的被关押人员中为数不多的幸存波兰人之一。在那次押送途中，被塞进五十节货车车厢的其余在押人员全部死亡。他身高6英尺，但体重不到100磅。他只穿了一件囚服衫，上腹部围着一条脏毯子。“这个人幸存下来了。”玛莎告诉读者，但是他是在一堆死人下面被发现的。现在他靠两条骨头棒子似的腿站在那里，讲着讲着就突然哭了起来。“大家都死了。”他哭诉道。那张已不能再称为人脸的脸，由于痛苦、悲伤或惊恐的缘故，扭曲得变了形。“没人活下来，大家都死了。我帮不了自己，我被关在这里，我完了。大家都死了。”

对于玛莎来说，后来一切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她本人是犹太人的后裔。“在1945年5月初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那样一个地方，黑暗潜入了我的精神世界，”她写道，“仿佛我走进了达豪集中营，然后就从悬崖上摔了下去，终生遭受脑震荡的折磨，而自己却全然不知。”

那个人没过多久又回来了，用波兰语急切地小声说着什么。医生帮着翻译了一下。他来告诉他们一个对于那里的每个人来说姗姗来迟的消息。欧洲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1945年5月4日傍晚，德国正式开始投降谈判。

在达豪谁也没有任何庆祝的表示。

如果当时同盟国军队越过巴黎继续向前推进，放弃8月的解放行动，他们可否更早地到达达豪，及时阻止最后几个星期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残酷行径呢？这个问题太令人痛苦了，根本没法提出来。

几天后，玛莎回到巴黎，奉命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庆祝活动。她要设法在首都找到詹姆斯·加文。她最后来到斯克里布酒店的一间客房里，一位法国朋友在床上抱着她熬过了几个小时，听她哭诉在达豪集中营的所见所闻。后来玛莎很快又返回德国，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目睹同盟国军人焚烧数千具尸体。寻找加文似乎成了她最不关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同玛琳·迪特里希的冲突却迫在眉睫，尽管她本人却浑然不知。

玛琳在战争期间参加美国劳军联合组织举办的慰问活动中经常说，美军攻占柏林时她希望有好心的军人能看望一下她年迈的母亲。在德国出生的玛琳具有强烈的反法西斯倾向，为了表示反抗阿道夫·希特勒，她取得了美国公民资格。由于她这种大胆冒犯纳粹当局的缘故，她母亲幸存的机会非常渺茫。

玛琳在寻找母亲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位实力派美国将军的帮助。那年春季的一个夜晚，海明威邀请詹姆斯·加文和玛琳参加在丽兹大酒店举办的深夜聚会。晚会结束后，那对萍水相逢的新人相好在将军的卧室里，着实又激情迸射，云雨翻腾了一番。第二天在介于枕边情话与享用早餐之间的那一刻短暂时间里，加文发现他已成为带兵寻找迪特里希夫人的主要负责人。

玛莎同海明威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甚至早在数月之前就已经在激烈的争吵中结束了。海明威是否知道他介绍玛琳同加文相识是在捅娄子制造事端，这不好说。无论他是否喜欢看到玛莎又要遇到伤心事，受到耻辱，毕竟伤心的事情就要临头了。只不过要看玛莎究竟何时，以何方式得知了情人的背叛行径。

玛莎不会很快了解其中的实情，因为那年夏季她在巴黎逗留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另外，在丽兹大酒店，玛琳很快发现在她外出期间又来了一位跟她争风吃醋的狠角色。1945年7月6日，丽兹大酒店又入住了一位著名女演员，她就是大名鼎鼎的英格丽·褒曼。玛琳错过了英格丽·褒曼那盛大的光临场面，这本身也许是件好事。玛琳既不服输，也不会讲什么风度。

7月的那天上午，当褒曼来到丽兹大酒店时，那场面简直就是一场掌声不断的精彩表演。新闻记者们在气势雄伟的旺多姆入口处互相推搡着，及时抢位，以期拍摄出这位极其迷人的瑞典女演员的最佳照片。1942年她在影片《卡萨布兰卡》中同亨弗莱·鲍嘉演出对手戏，扮演伊莉·伦德这个角色，从此名声大震。每个人都还记得这句台词：“我们永远拥有巴黎。”

玛琳听到她在丽兹大酒店社交圈的名人地位受到挑战时，感到十分不悦。“啊，您来了——赶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她对那位瑞典强劲对手劈头说了这句带有挖苦意味的话，且算作一句欢迎辞吧。

欧文·肖和罗伯特·卡帕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扑克筹码。当褒曼迈着轻盈的步伐从旁边走过时，他们不约而同地精神大振。那时卡帕被扣留在丽兹大酒店，那里的员工不让他离开，要求他偿还拖欠弗兰克酒吧的酒钱，同克劳德·奥泽罗结算完酒店账单。此外，他还欠着需要偿还的一些数目不小的赌债。这不足为奇。

卡帕和肖把手里的扑克牌一扔，立刻开始给褒曼写一封热情洋溢的欢迎信。一小时后，他们把这封欢迎信从她卧室的门下塞了进去。他们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运气居然那么好。那位31岁的褒曼觉得那信写得既和蔼可亲，又风趣幽默。

他们在信中写道：

1.这封短信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这个集体包括罗伯特·卡帕和欧文·肖两个人。2.我们原来想把鲜花和这封短信一同给您送来，邀请您今晚共进晚餐。但是经过共同磋商之后，我们发现付得起花钱就付不起饭钱，付得起饭钱就付不起花钱。我们无法付得起两笔开销。于是我们便投票表决。结果晚餐以微弱优势胜出。3.有人建议，如果您不喜欢晚餐，可以给你送去鲜花。到目前为止，尚未就此做出最后决定。4.除了鲜花以外，我们还有一些不太好的素质。5.如果我们写得太多，到时候就没什么可谈了，因为我们那点儿魅力毕竟有限。6.我们会在6点15分给您打电话。7.我们不睡觉了。

接着，这两个大男人就去了康朋街酒吧，在那里又美美地多喝了几杯弗兰克配制的鸡尾酒。

使人颇感意外的是，当他们打电话打到楼上她的客房时，她居然同意了。她调皮地对他们说，既然他们说要带她共进晚餐：“我希望你们把钱带足，我可是饿得慌。”于是他们来到香榭丽舍大道上的福格咖啡店，这在巴黎也算得上是顶级奢华的咖啡店。他们刚一进店就立刻点了香槟酒。

可怜的欧文·肖发现自己又要在这场追逐美人香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他对付卡帕的结果绝不比当年在伦敦那个灾难性的下午，为了玛丽·威尔士同海明威竞争的结果好到哪儿去。卡帕在同女人打交道方面很有些本事。没过多久，他和褒曼就在丽兹大酒店里作为情侣同居一室了。那段浪漫史一直持续了整个夏季。

1945年8月6日，美国人把第一颗原子弹投在了日本广岛。8月9日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8月16日，日本裕仁天皇对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巴黎解放一年之后终于结束了。

英格丽·褒曼同罗伯特·卡帕一起乘坐一辆吉普车沿香榭丽舍大道驰行，参加庆祝日本投降庆典活动。她开始亲吻一些在场的军人，让他们感到又惊又喜。

夏尔·戴高乐与同盟军仍然争吵不休。他不允许英国军队参加庆典活动。然而，要想禁止美国军队参加巴黎的庆典活动难度要更大一些。1945年夏季，美国人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直至战争结束后签订并发表各种条约协定，美国军队一直负责巴黎的安全保卫工作。自春季以来，另一类来宾陆续抵达巴黎。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报道、领导欧洲战犯法庭。

与他们之前的那几代人一样，这些男女宾客抵达后直奔丽兹大酒店。在这批最新入住酒店的房客中有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托马斯·S.多德，约翰·H.阿曼上校和爱德华·C.贝茨将军。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任命罗伯特·杰克逊为定于秋季在德国纽伦堡开庭的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

托马斯·多德是协助法官杰克逊的公诉人之一，他描述了那年夏季法国首都的生活状况，当时一切都很短缺。“巴黎，”他于1945年8月4日写道，“非常拥挤，根本没有出租汽车，只有一些马车，价格奇贵。大街上跑着一些汽车，不是很多；天黑以后就更少了。”通货膨胀和法国法郎贬值严重危害着经济复苏。黑市上出售的黄油10美元一磅，远远超出大多数市民的经济承受能力。

纽伦堡审判将持续到1946年，在这期间所揭示的骇人听闻的罪恶程度远远超出了玛莎·盖尔霍恩的所见所闻。最终丽兹大酒店的两位老常客，约希阿姆·冯·里本特洛普与赫尔曼·戈林在德国被处以死刑。

在巴黎，正义或者说某种正义来得更快些。正当法国人在首都大街上庆祝日本投降时，幕后维希通敌卖国政府元首菲利普·贝当同其左膀右臂皮埃尔·拉瓦尔正在进行另一场相互攻伐的生死较量。1945年8月15日，针对贝当的三周审判结束了。又是一个死刑。戴高乐将其改判为终身监禁，引起公众争议。

那年秋季在被拘押、等待审判的过程中，皮埃尔·拉瓦尔猜测他的命运不会遇到同样的宽大处理。在那个秋后算账的惩罚季节里，他对于履行适当的司法程序并没抱有太大的信心。“你想让我把那个骗局说给你听吗？"8月4日向他的律师问道。审判前“不会举办任何听证会，甚至也不会进行审判。在大选之前，我会被判刑——被杀掉”。

拉瓦尔最终站在了行刑队面前，因战争期间犯有通敌叛国罪被枪决。正如预料的那样，在10月结束前尚未举行法国政府战争第一次大选举时，他的死期到了。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认为，尽管皮埃尔·拉瓦尔在德军占领期间犯下许多罪恶，但是对他的审判没有遵循任何可靠的司法程序。他属于最后野蛮清洗行动中的一个案例。

到了秋季，纽伦堡审判开始了。战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再也不会在法国首都展开。到1945年，人们已不再将巴黎祝为独具现代特色的美丽象征。那个时期正在成为历史。

战后重大事件的发生地移到了伦敦和洛杉矶。那一年则移到了柏林。9月前后，玛莎·盖尔霍恩永远地离开了法国首都，前往德国报道那里的战后局势，并同詹姆斯·加文永远在一起。她不得不离开罗伯特·卡帕。他也很想重新出山从事新闻报道。眼下他正在设法摆脱那位日益严肃认真的英格丽·褒曼，力图从风流韵事中挣脱出来。但是他已经痛苦地陷在了巴黎。

最终还是玛莎用钱买回了罗伯特·卡帕的自由。她许诺把他的一套旧衣服拿到生意兴隆的德国黑市上去卖，如果得手，就把钱给他寄过去。一天上午，他们的一位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结识的老朋友弗雷蒂·凯勒在亚历山大广场发现玛莎在卖衣服。于是交给她不少钱让卡帕在巴黎再次获得解放。卡帕随褒曼去洛杉矶住了一段时间，但是不久又离开她前往柏林。

在那年秋季的最后几个月里，玛琳·迪特里希也在柏林，不在巴黎。当年9月，驻扎在德国的第八十二空降师两位中校终于寻找到她那位年迈体弱，但是还活着的老妈妈。这立刻成了报纸头条新闻。玛琳乘飞机从巴黎，从丽兹大酒店的家飞往柏林，在一片照相机闪光灯面前与老妈妈再度团聚，情景十分感人。接待她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英俊帅气的加文将军。她就在那里开始全面展开了浪漫攻势。她对没有丝毫疑心的加文耳语说玛莎一直对他不忠实。加文感觉受到了伤害，满腔怒火。

出于自尊心和报复的双重原因，他又同这位电影明星上床寻欢。

这一回玛莎终于发现了背叛事实。她一直都想发现事实真相。极度伤心之下，她同那位将军彻底断绝了关系。在柏林，玛琳·迪特里希又一次捕获了爱情猎物。

没过多久，夏尔·戴高乐根据自己对战后欧洲的展望，也把目光投向了德国。

或者就停留在那里，或者往西瞭望。这位老将军决心背弃英美两国，背弃那种他认为将法国排除在世界影响之外的特殊关系。当他于20世纪50年代终于当选为法国总统时，世界冷战已经开始。那时戴高乐已着手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不是与以前的同盟国，而是与德国。法国人与德国人再次坐下来，坐在柏林的谈判桌旁，来到香榭丽舍大道，甚至来到了巴黎的丽兹大酒店，共同打造一个能将欧洲统一起来的经济政治共同体。

17

日益衰落的巴黎影响力

1951年6月

20世纪50年代为温莎公爵夫妇举行的宴会，伍尔沃斯夫妇作陪

在我的一生中，给我造成最大麻烦的两个人是沃利斯·辛普森和希特勒。

——伊丽莎白王后（后来的王太后）

1951年春季，巴黎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那年4月共有6个国家批准了《巴黎协定》，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这是一个超国家协定，将法国和德国联合起来，共同开展新的经济外交合作。这是在10年刚过一点的时间内两国开展的第二次合作。但是此次合作的内外环境远比上次有利。

1951年春季，温莎公爵夫妇也在巴黎。那年6月，这对王室夫妇正在商议再次在世界舞台上谋得新的地位。这项计划不仅仅涉及一些偷偷摸摸和欺骗背叛的行径。温莎公爵夫妇事先不可能知道的是这项计划将以失败而告终。那一幕戏剧，正如他们那代人的多幕戏剧一样，也在巴黎旺多姆广场徐徐上演。

自20世纪30年代起，丽兹大酒店一直是温莎公爵夫妇喜欢入住的隐居之地。年轻的公爵在当初被称为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的时候，就曾在丽兹大酒店里举办过喧闹的宴会，一度使很有眼力的领班奥利维尔·达贝斯卡特认为以他的经验来看，只有3个人真正懂得如何恰到好处地举办社交晚宴——艾斯特哈奇王子、爱尔莎·麦克斯韦和威尔士亲王。1937年温莎公爵夫妇在丽兹大酒店开始度蜜月，当时作陪的有他们的亲法西斯美国朋友查尔斯·贝多和弗恩·贝多，他们夫妇二人曾在其位于坎迪的庄园里主持了温莎公爵夫妇的婚庆典礼。

温莎公爵夫妇作为丽兹大酒店的常客一直住到德军占领巴黎前夕。在法国于1940年6月陷落之前，他们同法国上流社会其余人士一起逃离了巴黎。大部分上流社会人士跑到了度假胜地比亚里茨。在那里等待大多不能拿到手的签证期间，这些社会名流富人继续无忧无虑地举办一系列令人眩晕的鸡尾酒会和晚宴。这次是在租来的套房和宅邸里。但是在1940年从法国出境这方面温莎公爵夫妇却有着明显优势：英国政府决定不能让这对皇室成员作为战俘落入德国人手里。英国领导人同样决定防止他们心甘情愿地投靠德国人。不时有令人不安的报道说，温莎公爵夫妇已经秘密接受了赫尔曼·戈林和元首本人的许诺：如果德军占领英国，他们将重掌政权。温莎公爵夫人是皮埃尔·拉瓦尔的老朋友。美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档案显示：“温莎公爵被称为不与德国为敌，被视为希特勒愿意与之共同协商任何和平条款的唯一一位英国人，还被视为战后执掌英国命运的合情合理的君主。”对于同盟国而言，即使这种传言也是一种潜在的政治与公共关系灾难。因此，英国人在整个战争期间，把这对王室夫妇藏在了百慕大岛屿上。甚至在那里他们仍然给英国首相丘吉尔造成了更多的不必要的麻烦。

战后随着遭到德国空袭的英国反法西斯情绪高涨，国王乔治六世也在小心翼翼地试探他哥哥的政治野心界限。温莎公爵夫妇再次返回了法国。乔治六世小心谨慎，非常明智：公爵夫妇肯定没有放弃象征性地统治英国及其领土的梦想。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密谋掌握统治英国的实权。

1936年12月11日，爱德华在对全英国发表的退位演讲中，坚定地宣布：“我现在完全退出了公共事务，放下了我的负担。”他宣称，如果离开身边那位他所钟爱的女人，他不知道该怎样生活。过了不到10年，他不再认为江山美人不可兼得。早在1946年，这位公爵同沃里斯就密谋阻止伊丽莎白公主作为位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继承王位。公爵在57岁时发现，一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的生活，其吸引力并不是无穷无尽的；满足天下第一恋情的期望也绝非易事。

欲使温莎公爵重返英国王位的战争密谋只是最近才被一名大胆无畏的档案管理员在王室成员私人往来信件中揭示出来。这些信件首次被披露的惊人内容是：从1946年直至1952年，温莎公爵夫妇在巴黎谈话中和一系列信件中，通过秘密途径，并采用各种计策试图替代年轻的公主。

只要乔治六世精力充沛，英国就不能发生政变。但是国王的健康状况却可能恶化。这是个很有诱惑力的机会。1946年国王病重时伊丽莎白公主不到20岁。温莎公爵夫妇同英国贵族肯尼斯·德库西伺机而动，一旦国王逝世，就由公爵趁国王女儿地位未稳之时填补出现的权力真空。

不妙的是，国王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健康危机，给他们造成很大不便。温莎公爵在酝酿政治背叛的过程也许有些过于含糊其辞，优柔寡断。在具体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之前，即1949年春季当他的弟弟乔治六世再度因病住院时，年轻的伊丽莎白公主仍然势单力薄，非常脆弱。英国贵族阶层和英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士对她不久前嫁给一位名叫菲力普的年轻希腊贵族（此人为德国公爵世家后裔）一事深感担忧。如果温莎公爵当时采取行动尽管风险很大，并非不能成事。

公爵的谋士们为他制定的行动策略是走政治上正名昭雪、以图东山再起之路，可谓明确易行。肯尼斯·德库西当时在伦敦建议公爵夫妇回到英国，过一种宁静体面的乡村幽居生活，但不要离伦敦太远。他建议他们购买一座大庄园，搞些农业现代化经营和家庭产业。购买的新庄园一定要离伦敦很近，这样那些掌握实权的人物就可以周末驱车来到乡间参加社交晚宴。当时公主由于年纪轻轻，更由于王子亲戚们野心膨胀的缘故，势单力薄，非常脆弱。国王一去世，按着情理温莎公爵只要办事高明，就会成为具有亲切“英国人”身份、令人心安的国王人选。

当时只有一个关键的不利因素。公爵年轻时放荡不羁，名声不好。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沉溺于女色、有伤风化的桃色新闻，一直为世人所诟病，也遭到社会精英阶层的厌恶。他同离过两次婚的美国女人沃里斯的婚姻并未得到英国公众的认可。但是只要没有传出新的丑闻，也许国人会渐渐接受他的婚姻。因此，德库西建议道：“在任何地方一定不要让别人看见行为不端，否则他们又要拿花花公子说事，大做宣传文章了。”另外，还要不再有人暗地里含沙射影地议论公爵夫人那水性杨花的轻浮做派。许多人还清楚地记得她与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已故女婿，意大利伯爵加莱阿佐·齐亚诺的风流韵事，记得纳粹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给她送过康乃馨。

1949年温莎公爵再次犹豫不决。事实上，那的确是一种冒险而敏感的行动，必须小心谨慎才是。1951年春季，国王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似乎新的机遇就在眼前。用丘吉尔那句名言来说，国王眼下已经与“死”神同行。当时公爵的母亲玛丽王后身体病弱。回到家里守护在母亲床前是返回英国的最佳理由。于是1951年6月3日，公爵从巴黎启程返回伦敦。

谁也不知道在6月那个清新的早晨公爵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也许他还幻想着再次统治那个他生来就无可争议地有权继承王位的国家。许多历史学家肯定也是这样想的。那年春季出版了他那部自我宣传的回忆录，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前一年在旺多姆广场的大酒店客房里写成的。这部自传性著作根据行动计划的需要，确定了严肃与清醒反思的基调。前进的车轮开始转动了——他这样想情有可原。

不幸的是，对于公爵而言，那些梦想正在开始破灭，因为有一桩与他相关的丑闻已经铸成。那个星期他不在巴黎，丑闻也迅猛升级。在公爵计划逐步恢复政治名望的过程中，他已经犯下第一个致命的行动错误：很不明智地将夫人沃里斯一个人留在了巴黎。在他外出的六天时间里，她对温莎公爵的声望造成极大损害，同时也毁掉了恢复公爵政治声望的最后机会。

具体来说，这桩丑闻全都同桃色新闻和行事不慎有关。公爵肯定怀疑过夫人沃里斯同他们那位共同的朋友和忠诚的伙伴吉米·多纳休有染，吉米·多纳休英俊帅气，极为富有，是一位在美国出生的浪子。吉米的表妹兼忠实的盟友特鲁别兹科伊公主直至前不久一直是大名鼎鼎的加里·格兰特夫人。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知道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年轻女子，女继承人芭芭拉·霍顿。芭芭拉和吉米的妈妈共同拥有伍尔沃斯百货公司的巨额财富（20世纪50年代全世界巨额财富之一）最大一部分遗产。不用说，芭芭拉·霍顿当然居住在巴黎丽兹大酒店一套豪华客房里。

公爵也许怀疑到这种私通关系，因为谁也不想在自己的婚姻中成为多余的人。但是，由于吉米·多纳休是个高调的同性恋者，一开始巴黎的那些偏爱摇唇鼓舌之辈仅仅把吉米·多纳休的许多轻浮行为视为调情卖俏而已。但事实是，尽管吉米有同性恋取向，自从一年前他和沃里斯一同乘坐玛丽王后号英国邮船横渡大西洋后，他们就成了情人。

起初，公爵夫人也想谨慎行事。第一年在与吉米晚上一起出现在喧闹的夜总会的时候，她一定要让年长的贵族女伴在场，为她证明行为中规中矩。有一次吉米的朋友打开了一辆豪华大轿车的车门，不料却发现沃里斯蹲伏在车里面，有意不让外面路过的人看见她。但是就在那个周末当公爵还远在伦敦时，蒙马特高地夜总会里的社交活动最终升级演变为公开的下流舞会，演变成为期一周的放纵狂欢。一到晚上，沃里斯和吉米就从巴黎的一处热闹场所逛到另一处热闹场所。下午则来到丽兹大酒店豪华套房里欢闹嬉戏。这是吉米那位坐拥巨额财富的表妹为了他的生活方便给他租用的豪华套房。

“我知道他们发生了性关系。”芭芭拉·霍顿的私人秘书莫娜·艾尔德里奇后来承认道。这只不过是确认了大家亲眼看见的事情。“我从女用人那里了解到他们发生了性关系，”莫娜道出了实情。“她爱上了他。被他迷住了。她在追求他。她真的爱上他了。”他们的恋情公开后，公爵夫人还特意向人炫耀一番。有位贵族旁观者评论说：“公爵夫人迷上了吉米·多纳休以后，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差劲。她居然还炫耀自己的风流韵事，太没有必要了。”没过多久，她就和吉米以他们的风流私通公开地折磨温莎公爵。

即使公爵夫人没有无意中泄露实情，温莎公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铺天盖地般闲言碎语的冲击。吉米·多纳休素以积习难改的胡说闲聊和残忍的打诨说笑而闻名。上述那位贵族旁观者曾经这样评论他：“他酗酒又吸毒，以虐待别人取乐，堕落卑鄙，冷酷恶毒。”有一次他以残忍的嬉戏方式，恶作剧地模仿丽兹大酒店里那位声名狼藉、身材矮胖的宴会女主人爱尔莎·麦克斯韦，引得众人瞠目结舌，发出阵阵冷嘲的笑声。“（在一家有名的餐厅里）他变装出场，连衣裙里塞进了几个枕头，自称是爱尔莎·麦克斯韦小姐，吵闹着要找自己的餐桌。”另外吉尼斯啤酒公司（Guinessbeer）女继承人艾琳·普伦基特回想起在一次社交晚宴上的情形：当时吉米拉开了短裤拉链，把自己的私处放在身前还盛着土豆和肉汁的餐盖上，餐刀已经备好，对每一个想听他胡诌的客人粗俗地嬉戏吹嘘他那根粉红色特级香肠的诱人魅力。而现在他又给温莎公爵夫人购买了价值50万美元的珠宝作为礼物，费用都记在他母亲的账上，而且认为自己完全有权把他和温莎公爵夫人之间那段风流私通的细节透露给巴黎所有的人，并以此为乐。

1951年6月9日当公爵返回巴黎时，公爵夫人的狂欢作乐行为已成为这座都城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人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公爵何时发觉那桩众人皆知的丑闻，不过那些闲言碎语着实刻毒伤人。在此后不久的一天夜晚，公爵夫人同吉米·多纳休在拥挤的房间里毫无顾忌地逗趣说笑，使公爵在深夜举办的鸡尾酒会餐桌旁伤心地流下了眼泪。更为恶劣的是，整个夏、秋两季，公爵夫人仍然迷恋着她那位心肠恶毒的花花公子。她曾经不太认真地考虑过离开公爵，结束这桩到那时为止已经使他付出巨大代价的婚姻。

最后，沃里斯还是留了下来。她对吉米·多纳休的那份强烈情爱也渐渐地消逝了。但是丑闻已经彻底葬送了公爵梦想取代侄女、十拿九稳重登英国王位的最后希望。当他的弟弟最终于1952年2月6日逝世时，年轻的公主登基成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到了最后竟是一场伤心垂泪、略微有些窝囊寒酸的讽刺性结局：在丽兹大酒店卧室套房里公爵躺在凌乱的床铺上，公爵再次失去了重登英国王位的机会。这一次又是因为沃里斯·辛普森的缘故。

公爵夫妇最终的确购买了一座乡村庄园，过上了回归田园的隐居生活。不过新购买的庄园离伦敦并不近。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有时居住在位于巴黎西北方向塞纳河畔纳伊镇郊区的豪华别墅里，有时居住在巴黎南部伊薇特河畔的吉夫村庄里。

巴黎有些人把过去的岁月视为他们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光。对于这些特定人群而言，未来数十年的生活反映出战前种种以往的模式和偏见。温莎公爵夫妇在他们的乡村庄园里款待自己的邻居和老朋友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夫妇。奥斯瓦德·莫斯利是历史上声名狼藉的英国法西斯联盟创始人。他的妻子就是从前那位戴安娜·米特福德，不折不扣的亲法西斯人士。温莎公爵总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新世界的复杂根基会深植于过去的冲突之中。他在后来的10年里常常肤浅地说道：“我从未想到希特勒是这样一个坏家伙。”经常在周末来到他庄园里做客的人不是伦敦的权力经纪人，而是那位开始人老珠黄的玛琳·迪特里希。公爵夫妇在丽兹大酒店可可·香奈儿的套房里重新享用了一次又一次的私人晚宴，作陪的都是一些在战争期间生活得很舒适的老朋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甚至连保罗·莫兰德和马塞尔·普鲁斯特双双爱过的苏卓公主也再次成为这里私人晚宴的座上客。这是一个享有特权，曾经风光一时的老派人物世界，只是周边略显衰微迹象。

20世纪50年代丽兹大酒店也开始显露出衰微迹象。唯一的问题是，丽兹大酒店能否找到一个有效的途径，通过复兴曾经使它在19世纪末闻名天下的那种前卫大胆、勇于创新的精神，把新一代宾客吸引过来。19世纪末德雷福斯事件影响余波曾经使丽兹大酒店步入兴旺发展之路，享有盛名几十年。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夏尔·戴高乐反美态度坚决，使巴黎的旅游业发展受挫。不久酒店开始取消长期沿袭的季节性客房预订制度，因为新顾客人数没有达到被取消的客房预订数量。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全世界的社交活动中心先是转向纽约，随后日益转向好莱坞。原先曾一度迫不及待地要在丽兹大酒店的鸡尾酒会的酒桌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二流明星人物，大部分来到了掩映在洛杉矶棕榈树下杂乱建造的富丽大厦里。巴黎曾经鲜活地体现着各种富有魅力的新生事物。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巴黎的丽兹大酒店而言，这意味着陷入发展困境。丽兹大酒店的知名度正在逐渐降低，不用多久它就会濒临破产，除非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扭转局。

有人认为局面不可能出现转折。在丽兹大酒店工作已久的员工也表示怀疑。不用多久，心绪不顺和各种争吵迅速升级，将在巴黎旺多姆广场酿成一场悲剧。

18

战争的漫长阴影

1969年5月29日

克劳德·奥泽罗在他的丽兹大酒店办公室里

巴黎仍然带着战争创伤，这体现在一些残破的建筑物遗迹上。然而，更深层的精神创伤却无所不在。

——美国起诉轴心国罪行委员会主席托马斯·S.多德

丽兹大酒店的穿堂里静悄悄的。近年来丽兹大酒店的生意整体上也不那么兴旺红火了，因为美国人不像以前那样常来，大酒店的星光也变得黯淡了。事实上，丽兹大酒店已经开始滑向破产边缘。

人们很容易将这笔账算在夏尔·戴高乐头上。在风风雨雨执政10年之后，他终于在几周前辞去总统职位。但是在那10年间法国背弃了英美盟友，寻求同德国结成新的同盟。戴高乐曾两次运用法国拥有的否决权，将英国排除在刚刚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作为一个国际联合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脱胎于1951年春季由法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与荷兰签订的一项协定。这些同盟国后来几十年间为1993年成立欧盟奠定了基础，也为欧盟在新千年里面临的各种危机埋下了伏笔。

当时法国对于印度支那和非洲的殖民地逐渐失去了控制。丽兹大酒店的资深员工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有位在厨房里帮工打杂的外来移民，名叫胡志明。到了20世纪60年代，胡志明早已成为他的国家——由共产党领导、斗争激烈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传奇式人物。

对于新冲突的恐惧，对于后原子时代新式武器威力的恐惧已经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1960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沙漠某处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戴高乐认为：“如果没有原子弹，任何国家都无法自认为是独立国家。”随后使法国脱离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战争中在欧洲担任北欧地面部队指挥官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入住在丽兹大酒店的汉斯·斯派达尔。德国抵抗组织刺杀希特勒的秘密计划失败后，他是入住丽兹大酒店的小集团首领中唯一的幸存者。

所有这一切均表明，克劳德·奥泽罗此前熟悉的世界正在发生迅速变化。他不禁觉得十分惊恐。仅仅在一年前——1968年5月巴黎爆发了两周大罢工，还爆发了一次街头混战，与他记忆中欢庆胜利时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情景截然不同。

1968年春季，整个法国共有1100万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夏尔·戴高乐在惊慌之中逃离法国，前往设在德国巴登-巴登的法国军事基地避难。巴黎有50万人走上街头，祝愿他得到解脱。全世界各家报纸纷纷亮出令人惊愕的大字标题，告知世人最新发生的法国“暴动，（没有别的词汇可以形容它），席卷极度震惊的巴黎”。

各种涂鸦标语和匆匆手绘的海报出现在整个首都，纷纷号召爆发革命：“奔跑吧！同志们，把旧世界抛在身后！”

即使克劳德没有见到过那些海报，他也了解那份感情。1968年爆发的工人暴动连丽兹大酒店也未能免遭其害。“学生们在走过旺多姆广场上没有设防的司法部时，”各家报纸报道说，“纷纷扔石头打穿了玻璃窗。”那些住在丽兹大酒店里的房客不需要新闻记者告诉他们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70年前的一个春季夜晚，丽兹大酒店在“美丽时代”那令人振奋的日子里开门迎客。那时尽管有尖叫的声音和隆隆的车轮声打扰着那位脆弱的作家普鲁斯特，广场上还是非常宁静的。而眼下旺多姆广场（有时几乎仅仅是个停车场）响彻着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和发动机的轰鸣声。

1898年女士们做梦也不敢想在巴黎的公共场合用餐，直到法国名厨奥古斯特·埃斯科菲把它变成了现实。周日宴会结束后，人们又戴着白手套，在交响乐队的伴奏下翩翩起舞。男士们身穿定做的餐服坐在阴影中安静地吸烟。

1969年已经开始流行的名模崔姬时装发型，迷你裙和英国“摩登”时尚风格使整个巴黎受到极大震撼。从大洋彼岸的美国频频传来有关嬉皮士、草案抗议活动、避孕药和迷幻摇滚专辑《爱的夏季》的最新消息。

巴黎曾经是现代时尚脉搏的那个旧世界已经被抛在了身后。丽兹大酒店正遭受着同样的命运。客房入住率在下跌。整个大酒店濒临财务崩溃的边缘。人们很容易把老客户的流失归因于戴高乐坚定的反美态度上，归因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着他们的新世界上。

克劳德倒是更清楚其中的原因。

查理·丽兹是造成这次彻底惨败的主要原因。

丽兹大酒店的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房客（有好人，也有坏人）大部分已经远走高飞，这当然于事无补。就连克劳德也不认为查理·丽兹应该为整整一代人的离去负责。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离去常常过早，而且充满暴力。那位性情古怪，具有个人魅力却又使人颇感不悦的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在纽伦堡没来得及执行他的死刑之前吞下走私来的氰化物自杀身亡。克劳德一点儿也不怜悯他，只是说了一句俏皮话：“我们失去了12名稳定的顾客。”

当他听到罗伯特·卡帕的消息时却不那么乐观了。1954年，这位摄影新闻记者在印度支那战区被地雷炸死。当时他正在为《生活》杂志执行采访报道任务，死时还不到40岁。

欧文·肖听到这个不幸消息后立刻召集了一些朋友，在巴黎一家卡帕喜欢光顾的酒吧里喝着香槟，彻夜未眠，以示哀悼。听到他的这位老朋友，有时也是敌人的不幸消息后，海明威只是简单地说：“这事让谁摊上都是运气不好……他以前是那么生龙活虎，很难让人相信他死了。”

爸爸也是不久前才离开的。海明威患上了精神病，嗜酒如命，无可救药。经过多年犹豫不决之后，1961年他终于在爱达荷州开枪自尽。1964年已成为海明威妻子的玛丽·威尔士出版了海明威的一部遗作《移动的盛宴》。

1950年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海明威谈到当法国首都还是朝气蓬勃、青春洋溢时的神奇岁月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在年轻时有幸在巴黎生活过，”他在信中写道，“那么以后你在生活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随你同行，因为巴黎是一个移动的盛宴。”这部回忆录是献给那座城市、那段时光的一首挽歌。《移动的盛宴》是根据作家在装着个人文件的一个大行李箱里发现的一个笔记本内容写成的。那个大行李箱至少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存放在丽兹大酒店的地下室里。

留在丽兹大酒店的昔日传奇式人物只有80岁高龄的可可·香奈儿，偶尔还有开始衰老的温莎公爵夫妇以及他们那位战争岁月的朋友——日益痛苦不堪、毒瘾越来越大的玛琳·迪特里希。大多数情况下温莎公爵夫妇都住在布洛涅森林边缘的别墅里。那位电影明星则住在蒙田大道上的公寓里。克劳德·奥德罗知道玛琳·迪特里希住在哪里，因为他和布兰琪住的公寓就在附近。他们夫妇二人不久就要考虑离开丽兹大酒店了。他尤其不能原谅查理·丽兹造成了这一巨大变化。原因很简单，克劳德·奥泽罗被从总经理的位置上挤出来了。自1925年起这个工作岗位就是他的生命，也是他的激情所在。他捍卫了丽兹大酒店的声誉，而且不止一次，他甚至奋不顾身地在最不寻常、最难熬的情况下也要保其招牌式的标准服务质量。

1961年玛丽-路易斯·丽兹也去世了，享年93岁。她是在复斜屋顶下那个可以眺望花园的房间里去世的。当年她和凯撒·丽兹就是在那个房间里开始了他们大胆的冒险历程。查理·丽兹回到了巴黎，在阔别多年，长期犹豫不定之后，终于开始负责管理家族生意。

在克劳德·奥泽罗看来，查理·丽兹自那时起便一直在反复表明自己的意图。于是人们熟悉的那种由来已久的争吵又立刻在他们两人之间爆发了。他们在基本原则问题上从未取得过一致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着空袭和食物短缺，克劳德仍然恪守旧传统，只让那些穿着丝绒休闲裤和奇特运动外衣的绅士进入餐厅。

查理坚持认为世界在变化，他们应该与时俱进。刻板的礼节已经过时。酒店做的是生意，讲究的是实用，达情达理。他们二人都认为丽兹大酒店的声望一天不如一天，但是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两人看法却彼此不同。

查理·丽兹及其家人是丽兹大酒店的主人，这是不容置疑的。他们对于世界发生变化方式的看法也许没有错。克劳德跟查理争吵抱怨了将近八年，心里非常明白这位年纪较轻的人就是想解雇他。克劳德从未替自己着想过。这些年来一直伺候别人，他已疲惫不堪，准备退休，在法国南部的一座宁静别墅里安度晚年。布兰琪对此却无法忍受。她说她无法离开巴黎，一边哭一边发出威胁。她无法离开丽兹大酒店。自20世纪20年代的“疯狂年代”起那里早已成为她的家。克劳德知道，离开那里会使她伤心欲绝。

布兰琪的状态长期以来一直不稳定。战争结束后，她又陷入一种新的疯癫状态。她从未摆脱当年被关押在盖世太保监狱之中的阴影。多年来她作为丽兹大酒店总经理的犹太人妻子所经历的恐惧也一直缠绕着她。像玛丽和海明威一样，她开始借酒浇愁，眼下，她甚至在丽兹大酒店里也时常有眩晕的感觉。克劳德虽然能够使员工继续留在丽兹大酒店里工作，充其量也只是能够管理而已。然后在4月里传来口信：克劳德·奥泽罗该退休了。他不可能再接到聘任总经理的新合同。

那个月痛苦难熬。他们曾在这里打过那场战争，尽管谁也没有听到过隆隆的炮声。可是现在克劳德已经厌倦了战斗。他最终做出了自己的最后决定。

在写字台的抽屉里，也许是在凯撒·丽兹发明的秘密橱柜里，克劳德小心翼翼地藏着一个秘密的纪念品。那是在德军占领时期从一位无名军人那里得到的一把德国枪支。

1969年5月28日夜晚，克劳德·奥泽罗难以入睡。来往车辆的声音渐渐消失了。只有刚刚露出的极窄的新月月牙照亮了茫茫夜色。也许在这寂静的时刻他又想到了赫尔曼·戈林和阿莱蒂。想到了萨卡·圭特瑞和让·考克托，斯科特·菲兹杰拉德和爸爸，想到了皮埃尔·拉瓦尔和乔治·曼达尔，想到了劳拉·梅·克里甘拥有的绿宝石和爱尔莎·麦克斯韦主办的宴会。也想到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神厨埃斯科菲和他的女神萨拉。也许他的思绪又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那个很久以前的一个下午，当时他带着第一次幽会的布兰琪来到丽兹大酒店吃茶点，并告诉她自己要成为这家大酒店经理的梦想。

在那个完美无瑕的春季清晨，巴黎的地平线上曙光初露。此时克劳德转过脸来，凝视布兰琪片刻，然后他把那支抢顶在她的发际线上，扣动了扳机。

就在他等待着、思索着的时候，太阳已经在首都上空升起。北面，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圆顶在太阳照耀下熠熠闪光；南面，矗立着高高的埃菲尔铁塔。在两者之间，塞纳河水缓缓地流过法国的心脏，势不可当，千百年来亘古不变。此时旺多姆广场刚刚开始苏醒。他把枪慢慢地向上举起。随后，睡意未消的邻居们又听到“嘭”的一声，好像不远处轮胎爆炸发出的响声。

后记

查理·丽兹站在丽兹大酒店的阳台上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从前撒谎时说出的所有一切渐渐地都变成了现实。

——马塞尔·普鲁斯特

20世纪70年代，丽兹大酒店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境地。曾经拥有的传奇色彩正在渐渐褪去，营业利润也随之一同消失。查理·丽兹苦苦硬撑，力图保住丽兹大酒店，直到他于1976年去世。最终丽兹大酒店濒临破产，只能对外出售。1979年丽兹大酒店租赁公开招标。救店之主来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埃及出生的59岁商业大亨穆罕默德·法耶德小时候到过丽兹大酒店，并发誓将来有一天要成为它的主人。当年他只花了2000万美元就买下了丽兹大酒店，价钱低得令人无法想象。一年后，他率领一个由新型创新人才组成的团队，启动了为期9年令人咋舌的全面修缮装饰工程。他们真可谓不惜血本。这座宫殿式大酒店每间客房的重修价码超过100万美元。

修缮装饰工程于1987年全面竣工，将丽兹大酒店打造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清新风格的大酒店，其时运也得到了恢复。天下皆知，又一批新生代追星族蜂拥而至，将其走廊挤得人满为患。因此才出现了如下一幕：1997年一个夏末的夜晚，英国王室一位离异女士 同穆罕默德·法耶德的儿子从康朋街上的一个后门溜了出去，以逃避狗仔队的追踪。

20世纪90年代，丽兹大酒店再次成为巴黎最为豪华富丽的大酒店，但是夏尔·戴高乐却没实现他重返巴黎、再次成为世界舞台上备受瞩目人物的梦想。然而从此以后，政治家、企业家，当然还有一些双重间谍在康朋街酒吧，在劳拉·梅·克里甘与赫尔曼·戈林曾经穿着睡衣懒洋洋地躺过的套房里一边喝着鸡尾酒，一边争论不休，讨价还价。

1991年，荷兰东部城市马斯特里赫特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法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与荷兰六国同丹麦、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英国举行会议，扩大20世纪50年代战后协定确定的一体化原则运用范围，最终创立了统一货币和欧盟组织。

早在德军占领时期就于巴黎丽兹大酒店开始举办的圆桌午餐会谈时隔多年终于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再往近了说，这也实现了夏尔·戴高乐希望在冷战超级大国时代建立统一的欧洲与英美两国联盟相抗衡的愿望。这使得一些人不禁要问，协议中心那些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引起激烈争执的问题是否也是无意中批准的。英国被坚决排斥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几十年，而且对法国转向德国将其作为核心经济伙伴持谨慎态度，后来也终于同欧洲大陆各国协商出一种特别的和平外交关系，并拒绝完全加入统一货币市场。统一的后共产主义德国积极开展工业复兴运动，而法国则致力于发展奢侈品行业。瑞士一如既往地保持中立，静观其变。

新的世界秩序一度似乎即将来临，旧的裂痕再次出现。英国等待着在2020年之前就欧洲共同体的前途举行一次全民投票。法国与德国就经济文化的优越性地位再次公开发生争执。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幸存下来的世界再次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也许另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

在旺多姆广场，丽兹大酒店经过另一次耗资1.64亿美元的顶级修缮装饰以后，在其115年的漫长历史上第三次开门迎客。也许它会再次吸引新一代全世界旅居海外的侨民重返永远美丽的巴黎，也许它会再次成为重新打造的洋溢着现代清新之风的巴黎和世界的那个丽兹大酒店。

致谢

研究、书写德军占领巴黎的那段历史，我发现需要具备一流的历史甄别探索能力，还需要有许多经验和学识远远超过我的热心人士让我分享他们所掌握的有关信息、重要报刊资料和档案材料。我首先必须感谢那些热心人士，特别是柏林和巴黎的那些热心人士。他们要求隐姓埋名，但是却对我非常坦诚，令人感动地讲述了自己的往事，向我传授他们宝贵的专业知识。

我还要感谢下面这些专业人士让我分享他们的书信内容、掌握的有关资料、社论和精彩谈论，感谢他们给予我的无私帮助。他们是拉斐尔·舍克，艾伦·马蒂，泽维尔·德芒热，罗伯特·帕克斯顿，肯尼斯·马科斯，理查德·马科斯，罗萨娜·华伦，西尔维亚·克劳特，艾伦·里丁，安迪·托兰，唐与塞尔玛·威尔逊，安娜·杜本纳·肖欧，杰奎琳德·肖莱，安吉拉·科特雷尔，理查德·温多夫，小亨利·伍德拉姆，康妮·洛温塔尔，约翰·贝克曼，弗朗西斯·德·马聂夫，格里·曼妮恩。他们都是档案管理员或图书馆员，工作在以下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和政府机构：巴黎犹太人历史中心，巴黎法国警察总部图书馆，巴黎市历史图书馆，巴黎、伦敦、柏林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等地的国家档案馆，纽约市艺术复兴委员会，波士顿约翰·F.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柏林外交部档案馆，纽约市现代艺术博物馆，保罗·罗森伯格档案馆，加利福尼亚圣马利诺市亨廷顿图书馆；此外，要特别提一下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因为本书的绝大部分手稿都是在那里写成的。如有任何错误，全部由我负责。

我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许多机构的支持，我要特别感谢休斯敦美术博物馆布朗基金会慷慨地支持我以研究员的身份进驻法国梅娜布斯的多拉·马尔之家；感谢科尔比学院克拉拉·C.派珀基金，感谢珍妮·麦基恩·穆尔基金会支持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任驻校作家。

芭芭拉·克林根·斯波尔做了一些预备性的德语翻译工作，未在此发表。感谢罗伯·马达尔在柏林给予我的研究帮助，以及包括在本书中的一些德语翻译译文。布拉德雷·哈特是英国一位一流的研究助手，感谢他在国家档案馆和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室所做的工作。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有幸在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同至少四位编辑一起工作，每一位编辑都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我帮助，使我的写作计划向着最佳方向发展，感谢马特·因曼，杰森·萨克、朱莉娅·凯菲茨、盖尔·温斯顿。一直陪伴着我的是我那位极为优秀的文学经纪人斯达西·格里克，感谢我的电影资料助手卢皮特富有远见的智慧。

在我个人要感谢的热心人士中，埃里克·布赖恩特和沙琳·马泽奥对这本书较早写成的一些篇章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马克·李作为作家同行，一如既往地慷慨大度。诺尔·贝克、比尔·黑尔、尼什·格拉，是我最为慷慨大度的朋友。在柏林我还要感谢乌尔·苏拉·沃格尔，特别要感谢阿克塞尔·威特，因为本书就是在他的餐桌前初步酝酿成形的；在纽约，我要感谢马克·安德森。

谨以此书献给伊曼纽尔·格拉杜，向他表示我的爱和无限感激，他为本书草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同我进行过无数次交谈，并在喧哗骚动中保守着共同的艺术观和一份真诚的亲情。最后我要感谢——最想首先致谢，却最后才终于提到，永远要感谢的——我那位深受人爱戴的罗伯特·迈尔斯，他相信叙事手法，主张不同媒介的长篇故事都应该有个大团圆的结局。

注释

1.巴黎市内的瑞士王国

[1] "It would be foolish to disguise":Winston Churchill Centre and Museum,Churchill War Rooms,London,online archive,www.winston churchill.org/learn/speeches/speeches-of-winston-churchill/91-be-ye-men-of-valour.

[2] on May31,1940,Winston Churchill:Roy Jenkins,Churchill(New York:Plume,2002),571ff.

[3] "the only reason not to stay at the Ritz":A.E.Hotchner,"The Ritz,Then and Now,"New York Times,January31,1982,www.nytimes.com/1982/01/31/travel/the-ritz-then-and-now.html?pagewanted=all;also Carlos Baker,Ernest Hemingway:A Life Story(New York:Scribner,1969).

[4] Georges Mandel,the Jewish-born French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John M.Sherwood,Georges Mandel and the Third Republic(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Francisque Varenne,Georges Mandel,Mon Patron(Paris:éditions Défense de la France,1947);and Paul Coblentz,Georges Mandel(Paris:éditions du Bélier,1946).

[5] darkened rooms on the fourth floor:Claude Roulet,Ritz:une histoire plusbelle que la légende(Paris:Quai Voltaire,1998),81ff.

[6] The railway system ground to a halt:Hanna Diamond,Fleeing Hitler:France194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5.

[7] In the mass exodus that followed:Ibid.,xiv.For firsthand accounts of theexode,see,for example,Francis de Marneffe,Last Boat from Bordeaux(Cam-bridge,MA:Coolidge Hill Press,2001);my thanks to Dr.de Marneffefor personal conversations in2011and2012that contributed to the back-ground of this book.

[8] Claude Auzello,had been called up:There are a few early histories of the Hȏtel Ritz in Paris,and I am indebted to all of them for some materials inthis book,here and throughout the narrative.These books include:Claude Roulet,The Ritz:A Story That Outshines the Legend,trans.Ann Frater(Paris:Quai Voltaire,1998);Marie-Louise Ritz,César Ritz(Paris:éditions Jules Placeon Vendome_i_xxiv_1_296_4p.indd24312/13/1310:58AM.

[9] "we are down to thirty-six masters and seven servants":Roulet,The Ritz,106.

[10] "Unfortunately":Ibid.

[11] the wartime staff would stabilize at around twenty:National Archives in Paris,F714886,"Affaires Allem and s,"item533;Foreign office in Berlinconfirm the Swiss nationality of Hans Elminger(Paris2463［42］:"Ritz-Hotel,deutschfeindliches Verhalten des leitenden Personals,"1943).

[12] At Coco Chanel's table:Justine Picardie,Coco Chanel:The Legend and the Life(London:It!Books,2011);groundbreaking early archival research ap-peared in Axel Madsen,Chanel:A Woman of Her Own(New York:Holt,1991).For information on o the r figures mentioned here,see Nöelle Giret,Sacha Guitry(Paris:éditions Gallimard,2007);Sacha Guitry,If Memory Serves:Memoirs of Sacha Guitry,trans.Lewis Galantière(Whitefish,MT:Kessinger,2009);Francis Steegmuller,Cocteau:A Biography(New York:David R.Godine,1992);Claude Arnaud,Jean Cocteau(Paris:éditions Gallimard,2003);The Journals of Jean Cocteau,ed.and trans.Wallace Fow-li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4).

[13] Béatrice Bretty made history:Denis Demonpion,Arletty(Paris:Flammar-ion,1996),196.

[14] Spanish painter Pablo Picasso...the surrealist artist Dora Maar...Lee Miller:See Anne Baldassari,Picasso:Life with Dora Maar,Love and War,1935-1945(Paris:Flammarion,2006);Mary Ann Caws,Picasso's Weeping Woman:The Life and Art of Dora Maar(New York:Bulfinch Press,2000);Françoise Gilot,Life with Picasso(New York:Virago Press,1990);Marina Picasso,Picasso(New York:Vintage,2002);Arianna Stassinopoulos Huff-ington,Picasso(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6);Carolyn Burke,Lee Miller:A Lif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

[15] Duke and Duchess of Windsor gave up their extravagant:Charles Hing-ham,The Duchess of Windsor:The Secret Life(New York:Wiley,2004);and Michael Bloch,The Duke of Windsor's War:From Europe to the Bahamas,1939-1945(London:Weidenfeld＆Nicholson,1982).

[16] her maids,sisters Germaine and Jeanne:Roulet,The Ritz,109.

[17] A nine-year-old girl named Anne Dubonnet:Anne Dubonnet Shiao,per-sonal interview,April2013,New York City.

[18] "It is because I am a Jew that I won't go":Sherwood,Georges Mandel and the Third Republic,255.

[19] "small,steep country,much more up and down than sideways":Ernest Hemingway,"The Hotels in Switzerland:Queer Mixture of Aristocrats,Pr of iteers,Sheep,and Wolves at the Hotels in Switzerland,"Toronto Star Weekly,March4,1922.Ernest Hemingway's writings for the Toronto Starare collected in Dateline,Toronto,ed.William White(New York:Scrib-ner's,1985).

[20] "you will never get it back,Madame Ritz":Samuel Marx,Queen of the Ritz(New York:Bobbs-Merrill,1978),134;various details on the lives of Blanche and Claude Auzello are drawn from this recollection written by Blanche Auzello's nephew.

[21] "You are Swiss":Roulet,The Ritz,107.

[22] "thous and s upon thous and s":Times,June12,1940,quoted in Diamond,Fleeing Hitler,jacket material.

[23] otto von Hapsburg:Gordon Brook-Shepherd,Uncrowned Emperor: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psburg(New York:Continuum,2007).

[24] "incredibly macabre":"Remembrance:It Was Incredibly Macabre,"Time,September4,1989.

[25] "I have passed":Louis P.Lochner,"Germans Marched Into a Dead Paris:Muddy Uniforms at the Ritz,"Life,July8,1940,22,74.

[26] "Paris'famed galaxy":Lochner,"Germans Marched Into a Dead Paris,"22.

[27] German lieutenant colonel Hans Speidel:Jean-Pierre Levert,Thomas Gomart,and Alexis Merville,Paris:Carrefour des résistances(Paris:Paris Musées,1994),19.

[28] "vain manager":Lochner,"Germans Marched Into a Dead Paris,"74.

[29] "As if by magic":Ibid.

[30] o the r elite hotel establishments:For numerous details on locations andbuilding histories in Paris during the Nazi period,my thanks to Dr.Alan T.Marty,who shared in manuscript his"Index of Names and Locations in occupied Paris"and his"A Walking Guide to occupied Paris:The Ger-mans and Their Collaborators."

[31] When Marie-Louise Ritz had exp and ed the hotel:Watts,The Ritz,21.

[32] "Hotel Ritz":Roulet,The Ritz,107;Levert,Gomart,and Merville,Paris:Carrefour des résistances,17.

[33] The Place Vend?me side:Ibid.,17.

[34] "In the entry of the H?tel Ritz":Ibid.

[35] the Germans would take a90percent discount:on what the Germans paidat the H?tel Ritz,see Watts,The Ritz,119;Levert,Gomart,and Merville,Paris:Carrefour des résistances,17;Marx,Queen of the Ritz,148.

[36] Hans Elminger explained:Roulet,The Ritz,110.

[37] So,too,did the young Anne Dubonnet and her parents:Anne Dubonnet Shiao,personal interview,April2013.

[38] "Champagne flowed,and the German officers":Hal Vaughn,Sleeping withthe Enemy:Coco Chanel's Secret War(New York:Knopf,2011),138.

[39] "The occupiers":Roulet,The Ritz,114.

[40] Hans Elminger could report:Ibid.,110.

[41] "You didn't hear cannons":Marx,Queen of the Ritz,133.

2.轰动巴黎的开业庆典

[1] tome on the disease,called neuras the nia:William C.Carter,Marcel Proust:A Lif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221.

[2] the o the r symptoms of his newfangled disease:Ibid.

[3] "little flatterer"and"a vulgar little creature":Edmund White,Proust(New York:Viking,1999),excerpted at www.nytimes.com/books/first/w/white-proust.html;Letters of Marcel Proust,trans.Mina Curtiss(New York:Ran-dom House,1949),41.

[4] "Everyone is talking about the Ritz":Ken James,Esc of fier:The King of Chefs(London:Hambledon Continuum,2003),75.

[5] "divine Sarah"was Auguste Esc of fier's great consuming passion:Ibid.,75,144-45.

[6] "I have no choice of opinions":Letters of Marcel Proust,54;letter dated Feb-ruary1898.

[7] "madwoman of the place Vend?me":Scot D.Ryersson and Michael orlan-do Yaccarino,in Infinite Variety: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Marchesa Casat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4),22,zj that she livedat no.26.However,more reliabl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by this date shehad moved nearby to an address on rue Cambon.My thanks to Xavier Demange,coauthor of the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catalog La Divine Comtesse:Photographs of the Countess de Castiglion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for this archival information.

[8] in every room a small bronze clock:Craig Clairborne,"The Ritz:Fifty Years After Proust,It's Still a Civilized Refuge,"New York Times,Decem-ber26,1968,45.

[9] "A harsh and ugly light":Quoted in A.E.Hotchner,"As the Ritz Shutters,Remembering its Mysteries:A Legend as Big as the Ritz,"Vanity Fair,July2012,www.vanityfair.com/society/2012/07/paris-ritz-history-france.

[10] "Some of its side rooms look out":Elizabeth otis Williams,Sojourning,Shopping,and Studying in Paris:A Handbook Particularly for Women(Chica-go:Mc Clurg,1907).

[10] "when one goes by the name":Marcel Proust,The Guermantes Way,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à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1913-27),trans.C.K.Scott Moncrieff,6vols.,vol.3(New York:Henry Holt,1922),www.gutenberg.org/ebooks/7178.

[11] "［H］e who has taken the side of Dreyfus":Ibid.

3.旺多姆广场上空的激烈空战

[1] Hélène Chrissoveloni Soutzo:Carter,Marcel Proust,632.

[2] "The writer had studied her black wrap and ermine muff":Nash Ram-bler,"Proust's Last Infatuation:Hélène Chrissoveloni,Princesse Soutzo,Madame Morand,"Esoterica Curiosa,http://theesotericcuriosa.blogspot.com/2010/01/prousts-last-infatuation-helene.html.

[3] "the only woman":Ibid.

[4] "thirty years'captivity":Carter,Marcel Proust,634.

[5] dressed only in furs to walk her pet cheetahs:John Richardson,Life of Pi-casso:The Triumphant Years,1917-1932(New York:Knopf,2010),29-46,details here and following.

[6] "I found the Marquise Casati screaming hysterically":Ryersson and Yacca-rino,Infinite Variety,84;81-84.

[7] Franz Mesmer:Ibid.,33.

[8] "We watched":Carter,Marcel Proust,643ff.

[9] "Just as the voice of a ventriloquist":White,Proust,www.nytimes.com/books/first/w/white-proust.html.

[10] "If we are to make reality endurable":Marcel Proust,Within a Budding Grove,in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1913-27），trans.C.K.Scott Moncrieff,6vols.,vol.2(New York:Henry Holt,1922),www.gutenberg.org/ebooks/7178,pt.1.

4.丽兹大酒店的美国天使

[1] It wasn't just that the German Luftwaffe comm and er enjoyed:David Ir-ving,Göring:A Biography(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9),296.

[2] "submerge Göring in a tub of water,give him injections":Hotchner,"ALegend as Big as the Ritz,"Vanity Fair,July2012,www.vanityfair.com/society/2012/07/paris-ritz-history-france.

[3] Mrs.Corrigan could afford:All figures calculated from"Measuring Worth,"www.measuringworth.com/uscompare/relativevalue.php.

[4] she and Jimmy Corrigan dismayed:Lucius Beebe,The Big Spenders:The Epic Story of the Rich Rich,the Gr and ees of America and the Magnificoes,and How They Spent Their Fortunes(Mount Jackson,VA:Axios Press,2009),269;Alan Dutka and Dan Ruminski,Cleveland in the Gilded Age:A Stroll Down Millionaires'Row(Stroud,UK:History Press,2012),89.

[5] "Laura Corrigan who established a formidable h and icap":Elsa Maxwell,Art of the Hostess,quoted in Ted Schwarz,Cleveland Curiosities:Eliot Nessand His Blundering Raid,a Busker's Promise,the Richest Heiress Who Never Lived and More(Stroud,UK:History Press,2010),118.

[6] "did land-office business":Marx,Queen of the Ritz,117.

[7] "generally considered at the time":Beebe,The Big Spenders,271.

[8] "was not beautiful,she was not educated or particularly clever":Elsa Max-well,Art of the Hostess,quoted in Schwarz,120.

[9] Bienvenue au Soldat:Brian Masters,Great Hostesses(London:Constable,1982),232-33.

[10] Dietrich had ended a liaison with Joseph Kennedy there:Sam Staggs,In-venting Elsa Maxwell:How an Irrepressible Nobody Conquered High Society,Hollywood,the Press,and the World(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12),Kindle location3544.

[11] The socialite Clare Boothe Luce:Cari Beauchamp,Joseph P.Kennedy Pre-sents:His Hollywood Years(New York:Knopf,2009),366;see also Sylvia Morris,Rage for Fame:The Ascent of Clare Boothe Luce(New York:Random House,1997).

[12] Florence Jay Gould was insisting:Details from Jenkins,Churchill,589;and Roulet,The Ritz,106.See also Cyril Eder,Les Comtesses de la Gestapo(Paris:Bernard Grasset,2006).

[13] Wartime dinner guests:Marty,unpublished manuscript,citing Martin Al-len,Hidden Agenda:How the Duke of Windsor Betrayed the Allies(London:Macmillan,2000),296;the dinner took place on october24,1940.

[14] "I can't say I feel sorry for them":Charles Hingham,Trading with the Ene-my:The Nazi-American Money Plot1933-1949(New York:Barnes＆Noble Books,1995),313.

[15] "looked after by a German caretaker and h and ed back in1944":David Pryce-Jones,Paris in the Third Reich:A History of the German Occupation,1940-1944(New York:Holt,Rinehart,Winston,1981),8.Many of thedetails here and below are drawn in part from Dr.Alan Marty's unpub-lished manuscript,"A Walking Guide to occupied Paris";my thanks tothe author for his generosity in sharing his extensive research and for hissuggestions throughout.

[16] still sent her seventeen carnations each morning:Michael Bloch,Ribben-trop:A Biography(New York:Crown,1993),355.FBI files related to thismatter and corroborating suspicions were published in British newspapersin2002;see,for example,"Royal Affair:The Duchess and the Nazi,"Scots-man,June29,2002,www.scotsman.com/news/uk/royal_affair_the_duchess_and_the_nazi_1_610744.

[17] she had been friendly with the Duke of Windsor:"Prince of Wales Enables Former Waitress to Laugh at Sc of fers,"Boston Globe,August2,1931,B5.

[18] "With a carload of detectives following":Irving,Göring,302.

[19] Laura Mae Corrigan's furs:Masters,Great Hostesses,234-35.

[20] "lavish gowns trimmed in ermine and mink":Hotchner,"A Legend as Bigas the Ritz."

[21] "G?ring talked of little else but the jewels":Hugh Gibson,The Ciano Diaries1939-1943:The Complete,Unabridged Diaries of Count Galeazzo Ciano,Italia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1936-1943(New York:Doubleday,1946),entry of February2,1942,443.

[22] Even the German soldiers on sentry:Boxer,Le Ritz de Paris,101.

[23] sold a gold dressing case to Adolf Hitler:Masters,Great Hostesses,234-35.

[24] Laura Mae Corrigan began funneling:Mary Van Rensselaer Thayer,"Fabulous Era Ended with Laura Corrigan,"Washington Post,January27,1948,B3;"Sells Furs to Aid French:U.S.Woman,Unable to Get Funds,Plansto Leave Vichy,"New York Times,September26,1942,4.

[25] "American Angel":"Sells Furs to Aid French,"4.

[26] "Mrs.Corrigan had the distinction":Masters,Great Hostesses,234-35.

[27] Laura Mae would also spend time as a prisoner:Ibid.,236;Jewish History Center,Paris,archives411AP/5.

[28] awarded her the King's Medal:"American Relief Worker Leaves Vichy,"Los Angeles Times,November4,1942,15.

[29] "she was not beautiful,she was not educated or particularly clever":Elsa Maxwell,Art of the Hostess,quoted in Schwarz,Cleveland Curiosities,120.

5.漂向巴黎的美国人

[1] "When I dream of an afterlife":Hotchner,"A Legend as Big as the Ritz."

[2] "the best of America drifts to Paris":Quoted in interview by Harry Salpeter,"Fitzgerald,Spenglerian,"New York World,April3,1927,12M;F.Scott Fitzgerald,"A Diamond as Big as the Ritz,"Tales of the Jazz Age(New York:Soho Books,2011).

[3] reported that Hemingway had perished:Jeffrey Meyers,Hemingway:A Biography(New York,Da Capo Press,1999),541.

[4] "was a sore sight for sore eyes":Details from Alex Kershaw,Blood and Champagne:The Life and Times of Robert Capa(New York:Da Capo,2002),119.

[5] "Papa's got troubles":Ibid.,118;Capa,Slightly Out of Focus(New York:Random House,1999),128-29.

[6] "ten-gallon glass jug":Capa,Slightly Out of Focus,129.

[7] "There,on an operating table":Ibid.

[8] As a fellow war correspondent:Mary Welsh,How It Was(New York:Bal-lantine,1977),93.

[9] Allied war correspondents:Capa,Slightly Out of Focus,20.

[10] "God bless the machine":Welsh,How It Was,93-94.

[10] "Nice sweater":Ibid.

[11] "Introduce me to your friend,Shaw":Bernice Kert,Hemingway's Women(New York:Norton,1998),393.

[12] "the only thing that ever really frightened me":Details from"Battle of the Atlantic,January1942-May1945,"World War II Multimedia Database,http://worldwar2database.com/html/atlantic43_45.htm/page/0/1.

[13] "for Christ's sake don't run into me":Caroline Moorehead,Martha Gellhorn:A Life(New York:Vintage,2004),254.

[14] "oh no,I couldn't do that":Kert,Hemingway's Women,392.

[15] "The way it looks":Moorehead,Martha Gellhorn,253.

[16] Hemingway was already back to partying:Ibid.,256.

[17] Ernest's"mock-heroics"only got her laughing:John Walsh,"Being Ernest:John Walsh Unravels the Mystery Behind Hemingway's Suicide,"Independent,August9,2012,www.independent.co.uk/news/people/pr of iles/being-ernest-john-walsh-unravels-the-mystery-behind-hemingways-suicide-2294619.html.

[18] "［i］f he really had a concussion":Kert,Hemingway's Women,398.

[19] bouncing into his room afterward:Welsh,How It Was,98.

[20] "I don't know you":Ibid.,94.

[21] "This war may keep us apart for a while":Ibid.

[22] Sylvia Beach,the American owner:Noel Riley Fitch,Sylvia Beach and the Lost Generation:A History of Literary Paris in the1930s(New York:Norton,1985),384.

[23] Scott Fitzgerald tried his charms:Hotchner,"A Legend as Big as the Ritz,"141.

[24] "Afterwards,I always referred":Quoted in Hotchner,"The Ritz,Then and Now."

[25] "the most critical person I ever knew":Watts,The Ritz,128.

[26] that the ladies could drink in the hotel bars:Marx,Queen of the Ritz,94-95.

[27] Charley Ritz and Claude Auzello were left to bicker:Ibid.,197,89.

[28] he promised,he'd even make her a character:Ibid.,97;my thanks also to Blanche Auzello's descendants,Kenneth S.Marx,of Jacksonville,Florida,and Richard Marx,of Los Angeles,for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29] Ernest Hemingway saw the D-Day invasion:Ernest Hemingway,"Voyage to Victory:Collier's Correspondent Rides in the War Ferry to France,"Collier's Weekly,July22,1944,11-13,www.unz.org/Pub/Colliers-1944jul22-00011?View=PDF.

[30] "sounded as though they were throwing":Stephen E.Ambrose,D-Day,June6,1944:The Climactic Battle of World War II(New York:Simon＆Schuster,1994),9.

[31] "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Quoted in Maryann Bird,"Robert Capa:In Focus,"Time,June30,2002,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267730,00.html.

[32] "The war correspondent has his stake":Capa,Slightly Out of Focus,137.

[33] "It didn't matter whe the r you won or lost":Ibid.,122.

[34] "I was thinking 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Ibid.,139.

[35] "Fight to get your troops ashore":Ibid.,123.

[36] "the flat bottom of our boat hit":Ibid.

[37] his rolls of films protected from the damp:Ibid.,120.

[38] He took106photographs of the combat:Ibid.,140,125.

[39] "This is my last chance to return to the beach":Ibid.,149.

[40] back on the beaches by the next morning:Ibid.,128,132.

[41] "9.46or so":Moorehead,Martha Gellhorn,257;also Martha Gellhorn,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 the r:A Memoir(New York:Tarcher,2001).

[42] "Pulling out of the harbor that night":Martha Gellhorn,"The Wounded Come Home:Under the Sign of the Red Cross,the White Ship Returns to London with its Precious Freight,"Collier's Weekly,August5,1944,14-15,www.unz.org/Pub/Colliers-1944aug05-00014.

"Badly spooked":Moorehead,Martha Gellhorn,258.

6.法国女演员和她的纳粹情人

[1] "It's tough,collaboration is":Vaughn,Sleeping with the Enemy,157.

[2] Jean-Paul Sartre was in Paris:Alan Riding,And the Show Went On:Cultural Life in Nazi-Occupied Paris(New York,Knopf,2010),336.

[3] "an enormous success":Arletty,La Défense(1971;reprint,Paris:La Ramsay,2007),337.

[4] The lovers enjoyed long lunches:Ibid.,134.

[5] They were often seen around the capital:Ibid.,91.

[6] nothing more than a"Gauloise":Demonpion,Arletty,196.

[7] courageous resistant Drue Tartière:Drue Tartière,The House Near Paris:An American Woman's Story of Traffic in Patriots(New York:Simon＆Schuster,1946),255.

[8] "food is power":Antony Beevor,"An Ugly Carnival:How Thous and s of French Women Were Treated after D-Day,"Guardian,June4,2009,www.guardian.co.uk/life and style/2009/jun/05/women-victims-d-day-l and ings-second-world-war.

[9] "who loved to take hostages and kill them":Tartière,The House Near Paris.

[10] this is otto von Stülpnagel,not his cousin Carl-Heinrich,who laterheld the same post.The name of the Dutch provocateur is not detailed inher memoir.

[11] Josée de Chambrun,the aristocratic daughter:Ibid.,235.

[12] Her movie-star salary that spring:Jean-Pierre Rioux,"Survivre,"in Résis-tants et collaborateurs,ed.François Bédarida(Paris:Seuil,1985),84-100,90.

[13] steady air raid alerts in the city:Demonpion,Arletty,260.

[14] No.l Coward:Dick Richards,The Wit of No.l Coward(London:Sphere Books,1970),105.

[15] "Paris decrees,France follow":Demonpion,Arletty,264.

[16] "a gangster":Andrew Roberts,review of Antony Beevor,D-Day:The Battle for Norm and y,Telegraph,May24,2009,www.telegraph.co.uk/culture/books/bookreviews/5360866/D-Day-The-Battle-for-Norm and y-by-Antony-Beevor-review.html.

[17] the organized resistance would swell:As Robert Paxton has zjd,"the résistance even at its peak...was never more than a slim2%of the adult French population"(approximately400,000people).Robert Paxton,Vichy France:Old Guard and New Order,1940-1944,rev.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294.He ;continues:"there were,no doubt,wider complicities,but even if one adds those willing to read underground ;newspapers,only some two million persons,or around10%of the adult ;population."

[18] "［t］he first German official I met":Demonpion,Arletty,262.Sacha Guitry,Quatre ans d'occupation(Paris:éditions L'Elan,1947);Gerhard Heller,Un AllemandàParis,1940-1944(Paris:éditions de Seuil,1981).

[19] offered to arrange for her to go to Switzerland:Jér?me Dupuis,"Le beaunazi d'Arletty,"L'Express,october2,2008,www.lexpress.fr/culture/livre/le-beau-nazi-d-arletty_823070.html.

[20] "With camp sleeping pills":Sherwood,Georges Mandel and the Third Repub-lic,286.

[11] The orders had come from Ministry of Justice offices:Details here and throughout this chapter drawn especially from Bertrand Favreau,Georges Mandel,ou,La passion de la République1885-1944(Paris:édition Fayard,1996).

[21]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could be heard:Sherwood,Georges Mandel and the Third Republic,261.

[22] "We regret that the Jew Mandel":Ibid.,290.

[23] "You are to go immediately to the German embassy":The historical record on this chain of information is contested;o the r versions report that Laval heard from Fernand de Brinon on July8and then summoned Joseph Darnand,who denied knowledge and referred him to Max Knipping.For Pierre Laval's perspective on the death of Mandel and his wartime activ ities in general,often mediated through his daughter,see Yves Pourcher,Pierre Laval vu par sa fille(Paris:Cherche Midi,2002);and Pierre Laval,The Diary of Pierre Laval(New York:Scribner's,1948).

[24] "the trustee in bankruptcy":J.Kenneth Brody,The Trial of Pierre Laval:Defining Treason,Collaboration and Patriotism in World War II France(Piscataway,NJ:Transaction,2010),74.

[25] decrying his"policy of'neutrality'"and dem and ing fuller French support:The Diary of Pierre Laval,with a Preface by Josée Laval,Countess R.de Chambrun(New York:Scribner's,1948),222.

[26] "capable of interceding effectively":Sherwood,Georges Mandel and the Third Republic,294.

[27] "Me,leave?":Arletty,La Défense,264.

[28] "She was already uneasy":Ibid.,265.

[29] "My heart is French,but my ass is international":Modris Eksteins,"When Marianne Met Fritz,"Wall Street Journal,December11,2010,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3377504575650590689790202.html.

"What do you think is going to happen?":Demonpion,Arletty,265.

7.酒吧犹太侍者与抗德秘密组织

[1] Both general C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There were two generals von Stülpnagel in residence at the Ritz during the war:otto von Stülpnagel andlater his replacement and cousin Carl von Stülpnagel,who took over as thehead military administrator of Paris-the MBF,or Militärbefehlshaber in Frankreich.

[2] She was also working with the resistance:Marx,Queen of the Ritz,150-52,180-84,158-63,and passim.

[3] He had lived at the H?tel Ritz full-time for several years:Watts,The Ritz,118;Roulet,The Ritz,103,108.

[4] the"Desert Fox,"Field Marshal Erwin Rommel:Details on the conspirators and operation Valkyrie drawn from several sources,here and throughout,including James P.Duffy and Vincent Ricci,Target Hitler:The Plots to Kill Hitler(New York:Praeger,1992);Hans Speidel,Invasion1944(New York:Paperback Library,1972);Hans Bernd Gisevius,Valkyrie: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Plot to Kill Hitler(New York:Da Capo Press,2008);and B.H.Liddell-Hart,The Rommel Papers(New York:Da Capo,1982).

[5] Mademoiselle Blanche Rubenstein:Marx,Queen of the Ritz,137;Watts,The Ritz,95.

[6] "one of my salesgirls told me":Marx,Queen of the Ritz,142.

[7] Renéde Chambrun:on the history of Coco Chanel's relations with her Jewish business partners,see Bruno Abescat and Yves Stavridès,"Derrièrel'Empire Chanel...la Fabuleuse Histoire des Wer the imer,"L'Express,April7,2005,16-30;July11,2005,84-88;July18,2005,82-86;July25,2005,76-80;August1,2005,74-78;August8,80-84,part1,29.I summarize this history in more detail in Tilar J.Mazzeo,The Secret of Chanel No.5:The Intimat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Famous Perfume(New York:Harper Collins,2012).

[8] He was still helping forge passports:Foreign office Archives,Berlin,file Paris2463(42),"Ritz-Hotel,deutschfeindliches Verhalten des leitenden Personals,1943";see also Marx,Queen of the Ritz,136-37.

[9] Greep was also part of the resistance:Marx,Queen of the Ritz,150-52.

[10] She liked the ill-timed show of defiance:There are a number of questions surrounding the issue of Blanche Auzello's arrests during the occupation,and some sources suggest that her arrest at Maxim's bistro occurred during the summer of1943.Most likely,however,she was arrested on more than two occasions,and these multiple arrests account for the confusion in various reports.

[11] Some said a tipsy Blanche repeatedly dem and ed:According to the files in the Foreign office in Berlin(Paris2463［42］),in the summer of1943the Germans investigated reports that the kitchen lights at the H?tel Ritz had not been extinguished during an air raid alert.It seems clear that Blanche Auzello and o the r members of the hotel staff were interrogated as a result of this security breach.As Allan Mitchell writes,"In spite of regulations for a complete blackout of Paris by night,light was emanating from the H?tel Ritz onto the Place Vendȏme,illuminating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square.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the director of the Ritz was married to a Jew,who was arrested one evening at Maxim's for repeatedly dem and ing that the orchestra play'God Save the King.'"Allan Mitchell,Nazi Paris:The History of an Occupation1940-1941(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8),131.However,Blanche Auzello's nephew,Samuel Marx,who met with his aunt after the war,reports that her arrest at Maxim's occurred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D-Day l and ings at Norm and y,and this does make sense of certain o the r anecdotal evidence.Thus,it is most likely that two separate events are being conflated.Blanche was also arrested and interrogated on at least one o the r occasion,as well,after a visit to the apartment of Lily Kharmayeff early in the war.As zjd above,some of the confusion stems from the fact that Blanche was arrested during the occupation on at least two occasions.According to files in Berlin,she was arrested for asking for a rendition of"God Save the King"sometime before April14,1943,and interned on that occasion for three months(File NR786/439,"Enemy Espionage in the Hotel Ritz").The air raid in question took place on or around April10,1943.

[12] Her nephew later remembered:Marx,Queen of the Ritz,183;Watts,The Ritz,95.

[13] Perhaps she and Blanche first met on the set:Blanche starred in two early films with Van Daële and directed by Protazanov during her early years in Paris,and she also knew both Jean Cocteau and the aristocratic Vincent de Noailles(in film financing)from the early1920s;Marx,Queen of the Ritz,26-30.

[14] hid Lily and a wounded communist fighter named Vincenzo:Ibid.,175.

[15] It was Marie-Louise Ritz:Ibid.,170.

[16] "every damned thing":Watts,The Ritz,81.

[17] if she cracked now:Marx,Queen of the Ritz,185;Foreign office Archives,Berlin,Paris2463(42).

[18] Both Frank and the hotel's doorman:Foreign office Archives,Berlin,Paris2463(42).

[19] "potato":Marx,Queen of the Ritz,149.

[20] When his counterpart at the Georges V refused:Ibid.,140-49.

[21] And the Austrian-born Frank had been their secret mailbox:Foreign office Archives,Berlin,Paris2463(42).

[22] Hauptmann Wiegand,had his quarters:National Archives,London,HS7/139,"Agents and Suspects,Paris."

[23] the buxom German socialite named Inga Haag:Jonathan Fryer,"Inga Haag obituary:German Socialite and Spy Who Conspired to overthrow Hit-ler,"Guardian,January13,2010,www.guardian.co.uk/theguardian/2010/jan/13/inga-haag-obituary.

[24] came to swill Frank's signature cocktails:Ibid.

[25] Pierre Andréwas able to make a dramatic escape:Roulet,The Ritz,118.

[26] Frank had passed messages for Inga and her friends:Ibid.;Foreign office Archives,Berlin,Paris2463(42).

[27] No one knew precisely what:on the vexed question of Coco Chanel'swartime activities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her relationship with Walter Schellenberg,see Picardie,Coco Chanel;Vaughn,Sleeping with the Enemy;Walter Schellenberg,The Labyrinth,trans.Louis Hagen(New York:Da Capo,2000).

[28] "if the pig were dead":Guido Knopp,Die Wehrmacht:Eine Bilanz(München:C.Bertelsmann Verlag,2007),251.

[29] "Stauffenberg just called":Duffy and Ricci,Target Hitler,191.

[30] tell Hitler and Himmler that it was a joint exercise:Ibid.,197.

8.美国妻子与瑞士经理

[1] The young lieutenant colonel's Martin Marauder:Henry C.Woodrum,Walkout(n.p.:i Universe,2010),19ff.

[2] "tourists were German soldiers":Ibid.,249.

[3] "taking their cue from Gring":Irving,Göring,430.

[4] What annoyed Hans Elminger:Marx,Queen of the Ritz,193.

[5] "one more move in this direction,Gring":Irving,Göring,244.

[6] "let's hope it's all over quickly":Ibid.,450.

[7] "un of ficial'king'of the Paris art world":"o SS(USS［sic］office of Strategic Ser vices)Art Looting Intelligence Unit(ALIU)Reports,1945-1946,and ALIU Red Flag Names List and Index,"www.lootedart.com/MVI3RM469661_print;Y.

[8] "Anyone who sees and paints":Attributed to Dorothy Thompson,January3,1944.

[9] "the staff having effected":"Post-War Reports:Activity of the 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 in France:C.I.R.No.115August1945,"Commission for Looted Art in Europe,www.lootedart.com/MN51H4593121.

[10] Süss,suggesting the possibility of German-Jewish heritage:Reinhard Heydrich,arguably the most vicious and determinedly anti-Semitic of all the elite Nazi leadership,had a family history connected with the name of Süss,and he was widely rumored to have a secret Jewish ancestry,in large part on this basis of this family name.See Robert Gerwarth,Hitler's Hangman:The Life of Heydrich(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61ff.

[11] a Swiss citizen,from the city of Brunnen,and worked at the Ritz:Foreign office Archives,Berlin,Paris2463［42］.

[12] "Suess.Paris,Hotel Ritz":"OSS Red Flag Names List and Index."

[13] operating under the cover name"Colonel Renard":Marty,unpublished manuscript,citing Cyril Eder,Les Comtesses de la Gestapo(Paris:Bernard Grasset,2006),54.

[14] "fanatic enemy of Germany":Foreign office Archives,Berlin,Paris2463［42］.

[15] "urgently suspected":Ibid.

[16] "wedged between false ceilings and corridors":Roulet,The Ritz,151.

[17] "as far as we could observe":Foreign office Archives,Berlin,Paris2463［42］.

[18]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Ibid.

[19] Hans von Pfyffer and Marie-Louise Ritz shared:Marx,Queen of the Ritz,48.

[20] "［I］n the interest of the reputation":Foreign office Archives,Berlin,Paris2463［42］.

[21] Those on the watch in Paris deeply suspected:Mitchell,Nazi Paris,131.

[22] "When women went to the Gestapo headquarters":Steegmuller,Cocteau,444-45.

[23] Those lucky enough to survive:Woodrum,Walkout,156.

[24] "I am afraid":"France opens doors of Gestapo's Paris headquarters to publicfor first time,"Taipei Times,September19,2005,www.taipeitimes.com/News/world/archives/2005/09/19/2003272328/2;see also the film http://www.britishpathe.com/video/gestapo-torture-chamber.

[25] "I was sure I'd never get out of there alive":Marx,Queen of the Ritz,187.

[26] "Let the damned French take care of her":Ibid.,189.

[27] "Le Boche est fini!":Ibid.,194.

[28] "I had a hate for Germans":Ibid.,187.

9.德国将军与巴黎命运

[1] "Ever since our enemies":"World War II:The Liberation of Paris,"World War II,June12,2006,www.historynet.com/world-war-ii-the-liberation-of-paris.htm.

[2] "destructive measure":Mitchell,Nazi Paris,149.

[3] Ambassador otto Abetz sent:"Dietrich von Choltitz,"www.choltitz.de.The German-language site is not neutral and is intended as a defense of the general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Paris and managed by his son;however,it provides copies and transcrip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se questions.The extent to which General von Choltitz can be credited with saving Paris from destruction is a subject of historical controversy,and perspectives on it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France and in Germany.Von Choltitz and his family claimed after the war that the general defied Adolf Hitler in an act of heroism and ethical rebellion.However,many of those who lived in occupied France during those final weeks in August saw the general as a vicious Nazi,who ordered mass executions,attempted to starve the population of Paris,and disobeyed Hitler only as a calculated effort at self-protection when it became clear that success was impossible.This position is supported,generally,by the archival records and by the firsthand testimony of both Raoul Nordling and Pierre Taittinger;see,for example,Pierre Taittinger,Et Paris Ne Fut Pas Détruit(Paris:Temoignages Contemporainsélan,1948).

[4] "not more than24-48hours left":"Dietrich von Choltitz,"www.choltitz.de.

[5] Dietrich von Choltitz moved out:Watts,The Ritz,148;Roulet,The Ritz,121.

[6] "If von Choltitz was to deliver the city":omar Bradley,A Soldier's Story(New York:Random House,1999),392;Bradley to o CMH,January7,1955,OCMH Files.

[7] "stumbled reluctantly":Bradley,A Soldier's Story,392.

[8] de Gaulle had already made it clear to Philippe Leclerc:General de Gaulleto M.Luizet,2230,August23,1944;see Adrian Dansette,Histoire de lalibération de Paris(1946;reprint,Paris:Perrin,1994),329-30.

[9] "To hell with prestige":Bradley,A Soldier's Story,392.

10.记者团风风火火赶赴巴黎

[1] "I had a funny choke in my throat":Stephen Ambrose,"Citizen Soldiers:The U.S.Army From the Norm and y Beaches to the Bulge to the Surren-der of Germany,"CNN,August5,1998,www.cnn.com/books/beginnings/9808/citizen.soldier.

[2] "The road to Paris was calling":Kershaw,Blood and Champagne,178.

[3] "the best,the nearest in every way":Moorehead,Martha Gellhorn,170.

[4] Martha struggling with depression that spring:Ibid.,254.

[5] "I was a young freelance photographer":Capa,Slightly Out of Focus,128-29.

[6] "was having a good war for a photographer":Ibid.,176-77;Beevor,"An Ugly Carnival,"140.

[7] He had a certain lieutenant"Stevie"Stevenson:Capa,Slightly Out of Focus,177.

[8] His right-hand man:Michael Taylor,"Liberating France Hemingway's Way:Following Author's1944Reclaiming of the Ritz Hotel,"San Francis co Chronicle,August22,2004,www.sfgate.com/travel/article/Liberating-France-Hemingway-s-way-Following-2731590.php#ixzz24q Fz KEty.

[9] "every weapon imaginable":Kershaw,Blood and Champagne,139.

([10] "Hungarian strategy":Ibid.

[11] "st and ing by during his crisis":Capa,Slightly Out of Focus,178.

[12] "relations were somewhat strained":Ibid.

[13] Charles Wertenbaker as part:Kershaw,Blood and Champagne,141.

[14] "My own war aim at this moment":Taylor,"Liberating France Heming-way's Way."

[15] "more than300members of the press corps":Kershaw,Blood and Cham pagne,139.

[16] "we have had very strange life":Hemingway letters,August27,1944,Er-nest Hemingway to"Small Friend,"manuscript,John F.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Boston.

[17] Hemingway and his men:See William E.Cote,"Correspondent or Warrior?Hemingway's Murky World War II'Combat'Experience,"Hemingway Review22,no.1(Fall2002).

[11] Lieutenant Colonel S.L.A.Marshall and Lieutenant John Westover:See OSS Against the Reich:The World War Two Diaries of Colonel David K.E.Bruce,ed.Nelson Douglas Lankford(Kent,o H: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

[18] "Hey,Jean-Marie":Taylor,"Liberating France Hemingway's Way."

[19] As Jean-Marie told a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reporter:Ibid.

[20] "spitting short sentences":Capa,Slightly Out of Focus,179.

[21] "went out to harass the remaining Germans":Ibid.,172.

[22] "From beneath the Big Dipper":Kershaw,Blood and Champagne,144.

[23] "So,we're in this camp":"The Liberation of Paris,August1944:A Photographer's Story,"Life,http://life.time.com/history/paris-liberated-rare-unpublished/#ixzz20h VX4n Nz.

[24] "I had bicycled through this area":Stephen E.Ambrose,Citizen Soldiers:The U.S.Army from the Norm and y Beaches,to the Bulge,to the Surrender of Germany(New York:Simon＆Schuster,2002).

[25] "to get into Paris before U.S.troops headed in":"The Liberation of Paris,August1944:A Photographer's Story,"Life.

[26] "Marshall,for God's sake,have you got a drink?":Taylor,"Liberating France Hemingway's Way."

[27] "The old boy":Capa,Slightly Out of Focus,187.

[28] In his memoirs,Capa described:Kershaw,Blood and Champagne,144.

[29] "The road to Paris was open":Capa,Slightly Out of Focus,187.

[30] "the thous and s of faces":Ibid.

[31] "Bob Capa and I rode into Paris":Kershaw,Blood and Champagne,144.

[32] "Around the Chamber of Deputies":Robert Capa:The Definitive Collection,ed.Richard Whelan(London,Phaidon Press,2004).

[33] "wanted to spend my first night":Capa,Slightly Out of Focus,188.

[34] "ran patrols and furnished gen":Hemingway letters,August27,1944,Er-nest Hemingway to"Small Friend,"manuscript,John F.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Boston.

[35] "It's a wonder he ever got to the Ritz":Taylor,"Liberating France Hemingway's Way."

[36] Just east of the Place deétoile:John Follain,"Hemingway Staged own'Liberation'by Invading Ritz Bar,"Deseret News,August25,1944,www.deseretnews.com/article/371853/HEMINGWAY-STAGED-OWN-LIBERATIo N-BY-INVADING-RITz-BAR.html?pg=all.

[37] "o the rwise everyone would think":Ibid.

11.欧内斯特·海明威与丽兹大酒店的解放

[1] "Charley［Ritz］went with me":on Hemingway's unpublished story,setat the Ritz,see Susan F.Beegel,"'A Room on the Garden Side':Heming-way's Unpublished Liberation of Paris,"Studies in Short Fiction31,no.4(Fall1994):627-37;Files356a,Hemingway papers,quoted in Jacqueline Tavernier-Courbin,Ernest Hemingway's A Moveable Feast:The Making of Myth(Boston:Nor the 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1),11.

[2] "of course,Mr.Hemingway":Follain,"Hemingway Staged own'Liberation.'"

[3] "I'm the one who is going to occupy the Ritz":Ibid.

[4] "He entered like a king":Ibid.

[5] "I had known him when he was seventeen":Taylor,"Liberating France Hemingway's Way."

[6] Claude always said that the real liberation:Roulet,The Ritz,147.

[7] "Well,go get it!":Watts,The Ritz,158.

[8] ordered a round of seventy-three martinis:Ibid.,148.

[9] "It was incredible,incredible":Taylor,"Liberating France Hemingway's Way."

[10] Alan Moorehead and Ted Gilling:Watts,The Ritz,148.

[11] Most of the German soldiers who were left:Demonpion,Arletty,269.

[12] "Why should we hide the emotion":"Charles de Gaulle's speech at the City Hall of Paris:August25,1944,"www.everything2.com/title/Charles+de+Gaulle%2527s+speech+at+the+City+Hall+of+Paris%253A+August+25%252C+1944,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august/25/newsid_3520000/3520894.stm.

[13] a post-liberation predicament:Steegmuller,Cocteau,444.

[14] "It's a fine summer night":A.E.Hotchner,"The Ritz,Then and Now,"New York Times,January31,1982,www.nytimes.com/1982/01/31/travel/the-ritz-then-and-now.html.

[15] "Sartre joined the resistance":Riding,And the Show Went On,309.

[16] tricolor and the Stars and Stripes:Kershaw,Blood and Champagne,145.

[17] The rue Cambon bar was the chosen watering hole:Roulet,The Ritz,124.

[18] "Marshall and I went down":Taylor,"Liberating France Hemingway's Way."

[19] "None of us will ever write a line":Ibid.

[20] "Millions to defend France":Watts,The Ritz,119-20.

[21] "Hemingway's army":Here and following from Capa,Slightly Out of Focus,188.

[22] Among them were Bob Capa's friend Charlie Wertenbaker:Taylor,"Liber-ating France Hemingway's Way."

[23] "So many people in the streets,holding h and s":Ibid.

[24] "I knew I should have walked to Notre Dame":Welsh,How It Was,107.

[25] "Look,"Simone put it:Follain,"Hemingway Staged own'Liberation.'"

12.不让须眉的战地女记者

[1] "I've noticed that bombs":Vaughn,Sleeping with the Enemy,100.

[2] "Have been to all the old places":Letter,August27,1944,Ernest Hemingway to"Small Friend,"manuscript,John F.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Boston.

[3] The French Forces had their pick of a correspondent:Helen Kirkpatrick Milbank,obituary,Independent,January8,1998,www.independent.co.uk/news/obituaries/obituary-helen-kirkpatrick-milbank-1137424.html.

[4] "was a loose cannon":Taylor,"Liberating France Hemingway's Way."

[5] "Daughter,sit still and drink this good br and y":Nancy Caldwell Sorel,The Women Who Wrote the War(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0),259.

[6] "It's Hemingway!It's Hemingway":Taylor,"Liberating France Heming-way's Way."

[7] one of the women there with them at Vittel:Records of Vittel internees from the archives of Mémorial de la Shoah Musée,Centre de Documentation Juive Contemporaine,especially411AP/5;o the r figures who appear in this book in passing who were also interned at Vittel include Laura Mae Corrigan and Drue Tartière.See also Charles Glass,Americans in Paris:Life＆Death Under Nazi Occupation(New York:Penguin,2010),253ff.Efforts to cross-reference Sylvia Beach's allusion to ano the r woman named Sylvia,who lived at the Ritz,was nicknamed the"giraffe,"and was married to a French military officer with Vittel records,have been unsuccessful.

[8] Picasso,of course:James Button,"Shooting Picasso,"Age,February18,2006,www.theage.com.au/news/arts/shooting-picasso/2006/02/17/1140151813201.html.

[9] "the only reporter,and only photographer":Burke,Lee Miller,223-24.

[10] America's first use of napalm bombs:My thanks to Alan Marty and Xavier Demange for information on this point.

[11] "I won't be the first woman journalist in Paris":Burke,Lee Miller,228.

[12] after stopping at the Palais Royal to visit Jean Cocteau:Ibid.,230.

[13] "This is the first allied soldier I've seen,and it's you!":Ibid.,231.

[14] celebrated the liberation of the city:Ibid.

[15] "Dora,for me":Picasso to AndréMalraux,in AndréMalraux,Picasso's Mask(New York:Holt,Rinehart＆Winston,1976),138.

[16] Vogue quickly gave its correspondent:Burke,Lee Miller,232.

[17] "almost all located between":Dominique Veillon,Fashion Under the Occupation,trans.Miriam Kochan(New York:Berg,2002),viii.o the r information on nearby businesses during the occupation drawn from Annuaire almanac du commerce(Paris:Didot Bottin,1942);and Bulletin de la Chambre de Commerce de Paris,Année1941(Paris:H?tel de la Chambre de Commerce,1941).Information on locations in Paris and street views from archival materials in La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mainly the file series labeled NA IV,NA Album4,Photo Divers,VII,119,NA Divers XIV,NA Divers XXXI,10,NA Divers XIV,NA Divers VI,and NA Album40.

[18] "I walked around":Welsh,How It Was,109-10.

[19] "with complications":Ibid.,110.

[20] "lane of enchantment":Ibid.

[21] "moving mass of people":Ibid.,111.

[22] "It seemed to come from behind":Sorel,The Women Who Wrote the War,259.

[23] "a clearly planned attempt":Helen Kirkpatrick,Chicago Daily News,Au gust27,1944.

[24] "A beautiful,lone woman":Capa,Slightly Out of Focus,145.

[25] Her mind on o the r things,Mary:Welsh,How It Was,112.

[26] "Have a little of this nourishing champagne":Ibid.

13.巴黎开出的最后一批列车

[1] young French lieutenant named Alex and re Rosenberg:Lynn H.Nicholas,The Rape of Europa:The Fate of Europe's Treasures i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Vintage,1995),292.

[2] "I am writing this in a train":Steegmuller,Cocteau,447.

[3]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y did not also know:Materials in the Rosenberg Family Archives at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New York,compellingly document the extent of the family's connections in the modern art world;see www.moma.org/interactives/exhibitions/2010/paulrosenberg.

[4] with the now pro-fascist writer Paul Morand:Steegmuller,Cocteau,443.

[5] Paul Rosenberg's gallery collections:Rosenberg Family Archives,Museum of Modern Art,indicate holdings by all these artists in the records;see www.moma.org/learn/resources/archives/EAD/Paul Rosenbergf.

[6] The exhibition catalog:Exposition Arno Breker:ál'Orangerie:15Mai-31Juillet(Paris:n.p.,1942).

[7] modern works of art found their way:on the Swiss art market,see Paul Rosenberg,"French Artists and the War,"Art in Australia4,no.4(December-February1941-42);and Jonathan Petropoulos,"Co-opting Nazi Germany:Neutrality in Europe During World War II,"Dimensions:A Journal of Holocaust Studies11,no.1(1997),http://archive.adl.org/Braun/dim_14_1_neutrality_europe.asp.

14.战争期间的可可·香奈儿

[1] "The food was done":Capa,Slightly Out of Focus,189.

[2] "most unforgettable day plus seven was the bluest":Ibid.

[3] "The city had gone crazy with rejoicing":Welsh,How It Was,109.

[4] "American officers having lunch with whores":Beevor,"An Ugly Carnival."

[5] Venereal diseases,the pamphlet warned:Beevor,Paris,123.

[6] Even the prostitutes recalled:Mat the w Moore,"French Bro the ls'Flour ished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Telegraph,Mary1,2009,www.tele 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france/5256504/French-bro the ls-flourished-during-the-Nazi-occupation.html.

[7] "The great joy that one should feel":Frederic Spotts,The Shameful Peace:How French Artists and Intellectuals Survived the Nazi Occup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230.

[8] photographs of Marlene Dietrich:Burke,Lee Miller,235.The sources are conflicting on these dates:Lee Miller left Paris in mid-September and Marlene Dietrich arrived at nearly the same time,so the dates of the crossover must have been short;ibid.,228.

[9] "The wife of Steve Passeur":Veillon,Fashion Under the Occupation,118.

[10] "daughter of Pierre Laval,Josée de Chambrun":Ibid.,118.The identification as George Dubonnet is likely an error.There were two branches of the Dubonnet family in Paris and at the hotel during the occupation.one family-Ruth and AndréDubonnet-were fascist sympathizers who spent the occupation in the capital.The o the r was the family of Paul and Jean Dubonnet,who are listed,with small daughter(Anne)and their Scottish nanny,Ca the rine Cameron(b.1895),briefly on the H?tel Ritz registers early in the war during1941.My thanks to Anne Dubonnet Shiao for her extensive interview and to Alan Marty for some of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is subject.

[11] Coco Chanel had closed her atelier in1940:Picardie,Coco Chanel,246.

[12] Coco Chanel had spent much of the war:Bruno Abescat and Yves Stavridès,"Derrière l'Empire Chanel...la Fabuleuse Histoire des Wer the imer,"L'Express,April7,2005,16-30;July11,2005,84-88;July18,2005,82-86;July25,2005,76-80;August1,2005,74-78;August8,2005,80-84,part1,29.

[13] "watched an open lorry drive past":Beevor,"An Ugly Carnival."

[14] German men,some estimates suggest,fa the red:Ibid.

[15] "It is cruel and unnecessary":Kershaw,Blood and Champagne,142.

[16] Armed men had hauled him off:Demonpion,Arletty,266.

[17] "five horrifying days":Paul Webster,"The Vichy Policy on Jewish Deporta tion,"February17,2011,BBC History,www.bbc.co.uk/history/worldwars/genocide/jewish_deportation01.shtml;Adrian Gilbert,"Vél d'Hiv,Paris1942:'These Black Hours Will Stain our History Forever,'"Guardian,July22,2011,www.guardian.co.uk/sarahs-key/vel-dhiv-paris-1942-world-war-two-adrian-gilbert.

[18] "The truth,"historians remind us:Jon Henley,"Letters from Drancy,"Guardian,July18,2002,www.guardian.co.uk/world/2002/jul/18/worlddispatch.jonhenley.

[19] "I refuse the package":Arletty,La Défense,159.

[20] Germaine Lubin:Ibid.Here and following quotes from ibid.,158-69.

[21] They came for Jean Cocteau:His arrest was on November23,1944.He was ultimately acquitted.

[22] "all available evidence":Quoted in Vaughn,Sleeping with the Enemy,149.

[23] "she paid the hotel to build a low flight":Madsen,Chanel,159.

[24] He and Coco probably first met:Ibid.,230.

[25] "She never appeared anywhere":Marx,Queen of the Ritz,174.

[26] Some still say that she was a spy for the Nazi powers:For example,Vaughn,Sleeping with the Enemy.

[27] He was a known German operative and possibly:Picardie,Coco Chanel,241.

[28] Baron Hans Gün the r von Dincklage was:See Laurence Pellegrini,"La sé-duction comme couverture:L'agent secret Hans-Gun the r von Dincklage en France,"www.dokumente-documents.info/uploads/tx_ewsdokumente/Seiten_74-76_Pellegrini_Dincklage.pdf.

[29] In fact,Coco reputedly knew:Vaughn,Sleeping with the Enemy,98.

[30] Even from their island retreat:Bloch,The Duke of Windsor's War,355.

[31] According to Hans von Dincklage:Vaughn,Sleeping with the Enemy,164.

[32] Admiral Canaris had run von Dincklage:Ibid.,75,178;see also Picardie,Coco Chanel,240ff.

[33] she gave a young German-speaking American soldier:Madsen,Chanel,264-65;quoted in Mazzeo,The Secret of Chanel No.5,158.

[34] "By one of those majestically simple":Madsen,Chanel,263;quoted in Mazzeo,The Secret of Chanel No.5,161.

[35] Serge Lifar:Vaughn,Sleeping with the Enemy,182.

[36] she quipped sarcastically:Madsen,Chanel,262;quoted in Mazzeo,The Se-cret of Chanel No.5,159.

[37] "assuring her of support and friendship":Roulet,The Ritz,115.

[38] The files in the French justice department:Vaughn,Sleeping with the Enemy,193.

[39] the Americans and British alike:Churchill Archives,University of Cambridge,CHAR20/198A.

15.金发美女与核物理学家

[1] "Might not a bomb":Winston Churchill,"Shall We All Commit Suicide,"Pall Mall,September1924;reprinted in Winston Churchill,Thoughts and Adventures(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2),250.

[2] Marie-Louise Ritz:Marx,Queen of the Ritz,195.

[3] Fred Wardenburg never planned:My thanks to Sylvia Crouter for sharing details on this family history and for sharing a family essay on the topic by Andrew Tolan,April10,2000,"ALSOS:Defusing the Nazi Bomb Program,"unpublished manuscript.As Andrew Tolan zjs,the o the r relevant sources,to which I am indebted in my research,include Samuel A.Goudsmit,ALSOS,intro.David Cassidy(New York:Henry Schuman,1947);Leslie R.Groves,Now It Can Be Told(New York:Harper,1962);and Robert Thomas,"Frederic Wardenburg3d Dies,War Hero and Executive,92,"New York Times,August17,1997,A8,www.nytimes.com/1997/08/17/us/frederic-a-c-wardenburg-3d-92-war-hero.html?_r=1.

[4] "In no o the r type of warfare":"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olitical and Social ;Problems:Manhattan Project,'Metallurgical Laboratory,'University of Chicago,June11,1945"(Franck Report),U.S.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D.C.,Record Group77,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 Records,Harrison-Bundy File,folder76,www.dannen.com/decision/franck.html.

[5] "the pope of my personal church":Welsh,How It Was,127.

[6] "Papa,"she would tell him:Ibid.

[7] venomous,nasty little"cobra":Moorehead,Martha Gellhorn,296.

[8] "sick with rage":Ibid.,290.

[9] "There was always the impression":Donald Spoto,Blue Angel:The Life of Marlene Dietrich(New York:Cooper Square Press,2000),197.

[10] Early in the war the Germans:Goudsmit,ALSOS,xiv,xvii,5.

[11] He used his scientific know-how:Ibid.,10,35.

[12] Wolfgang Gentner:According to Goudsmit,ALSOS,35,Gentner was in Paris from1940until mid-1942;he was replaced by Wolfgang Riezler.

[13] Everyone was disappointed:Ibid.,36.

[14] "We transformed our hotel suite into a tribunal":Ibid.,59.

[15] processing uranium was precisely:Ibid.,246ff.

[16] "proved definitively that Germany had no":Ibid.,69.

[17] "thorium oxide":Ibid.,64-65;see also Eric zorn,"Whiter Days Ahead for Pepsodent?,"Chicago Tribune,June15,2007,http://blogs.chicagotribune.com/news_columnists_ezorn/2007/06/whiter_days_ahe.html.

[18] "were for conspicuous bravery in riding":Thomas,"Wardenburg,"A8.He was made Memb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awarded the Medal of Freedom from the United States,the nation's highest civilian honor.

16.同德国人重续前缘

[1] Fewer than two thousand:Webster,"Vichy Policy on Jewish Deportation."

[2] A typhus epidemic:Moorehead,Martha Gellhorn,282.

[3] "Behind the wire and the electric fence":Ibid.

[4] "This man had survived":Ibid.

[5] "It is as if I walked into Dachau":Ibid.

[6] Ernest Hemingway invited:Spoto,Blue Angel,202-3.

[7] "Part1.This is a community effort":Kershaw,Blood and Champagne,159.

[8] "I hope you have enough money":Ibid.

[9] Charles de Gaulle forbade British:Martin Gilbert,The Day the War Ended:May8,1945,Victory in Europe(London:Henry Holt,1996).

[10] the newest residents on the Place Vend?me:Irving,Gring,86.See also Christopher John Dodd and Lary Bloom,Letters from Nuremberg:My Fa the r's Narrative of a Quest for Justice(New York:Crown,2008).

[11] "Paris,"he wrote:Dodd and Blom,Letters from Nuremberg,65.

[12] "Do you want me to tell you the set-up?":Jacques Baraduc,Dans la cellule de Pierre Laval(Paris:éditions Self,1948),31.

[13] Gellhorn at last discovered:Moorehead,Martha Gellhorn,290.

17.日益衰落的巴黎影响力

[1] "The two people who have caused me":Hugo Vickers,"The People Who Caused Me the Most Trouble Were Wallis Simpson and Hitler,"Mail Online,March26,2011,www.dailymail.co.uk/femail/article-1370242/Queen-Mo the r-The-people-caused-trouble-Wallis-Simpson-Hitler.htm-l#ixzz2SWSig Js.

[2] "the Duke of Windsor was labeled":Robert Gottlieb,"Duke,Duchess and Jimmy D.:Question Time for the Windsors,"New York Observer,May3,2001,http://observer.com/2001/03/duke-duchess-and-jimmy-d-question-time-for-the-windors;see also Christopher Wilson,Dancing ;with the Devil:The Windsors and Jimmy Donahue(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2),2-3.

[3] "I now quit altoge the r public affairs":Christopher Wilson,"Revealed:The Duke and Duchess of Windsor's Secret Plot to Deny the Queen the Throne,"Telegraph,November22,2009,www.telegraph.co.uk/news/uknews/theroyalfamily/6624594/Revealed-the-Duke-and-Duchess-of-Windsors-secret-plot-to-deny-the-Queen-the-throne.html.

[4] recently discovered in private royal correspondence:Ibid.

[5] "There should be a rigid refusal":Ibid.

[6] "walking with death":Gottlieb,"Question Time for the Windsors."

[7] "I knew it was physical":Wilson,Dancing with the Devil,3.

[8] "She was in love with him":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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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n aging Marlene Dietrich came down:John Lichfield,"In Wallis's Foot-steps:The Holiday Home by Royal Appointment,"Independent,March25,2010,http://www.independent.co.uk/travel/europe/in-walliss-footsteps-the-holiday-home-by-royal-appointment-1928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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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战争的漫长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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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出处

前言：丽兹大酒店——巴黎的一面镜子（第1页）：German troops and French civilians,1940(Getty Images,141555216,Mondadori）。

1.巴黎市内的瑞士王国（第7页）：A Frenchman weeps,watching Nazi troopsoccupy Paris,June14,1940(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DC,ARC535896）。

2.轰动巴黎的开业庆典（第21页）：Courtroom trial,the Dreyfus Affair,1896-99(Getty Images,107412386,RM/Gamma/Keystone）。

3.旺多姆广场上空的激烈空战（第35页）：Luisa,Marquise Casati(Getty Images,141555399,Mondadori）。

4.丽兹大酒店的“美国天使”（第45页）：Laura Mae Corrigan(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Archives,Michael Schwartz Library）。

5.漂向巴黎的美国人（第57页）：Ernest Hemingway,1944(Getty Images,3312466,Picture Post,Kurt Hutton/Stringer）。

6.法国女演员和她的纳粹情人（第71页）：Still shot,Arletty in Lesvisiteurs du soir(The Devil's Envoys），1942(Getty Images,2638086,Hulton Archive/Stringer).

7.酒吧犹太侍者与抗德秘密组织（第83页）：The H?tel Ritz Bar,Paris,just before the occupation(Getty Images,145253043,Roger Viollet）。

8.美国妻子与瑞士经理（第97页）：Blanche Auzello(pho-tograph from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9.德国将军与巴黎命运（第107页）：general Leclerc's ar-rival in Paris during the liberation,august1944(getty images,152232439,Universal images group）。

10.记者团风风火火赶赴巴黎（第115页）：robert capa,olin L.tompkins,and ernest hemingway at Mont Bocard,France,July30,1944(getty images,50691570,time/Life images）。

11.欧内斯特·海明威与丽兹大酒店的解放（第129页）：crowds celebrate in Paris,arc de triomphe,1944(getty images,50654762,time/Life images）。

12.不让须眉的战地女记者（第139页）：sniper fire at the htel de Ville,crowdsfall to the ground during the liberation of Paris(getty images,104420310,gamma/Keystone,august1,1944）。

13.巴黎开出的最后一批列车（第151页）：studio with paintings by Pablo Pi-casso(getty images,50516574,time/Life Pictures,nat Farbman,october31,1948）。

14.战争期间的可可·香奈儿（第161页）：coco chanel(getty images,56226843,roger Viollet collection,January1,1937）。

15.金发美女与核物理学家（第177页）：assimilatedcolonel Fred Wardenburg,1944(courtesy sylvia crouter）。

16.同德国人重续前缘（第187页）：Marlene Diet-rich at the h?tel ritz after the liberation(getty images,50409886,time/Life Pictures,ralph Morse,october1,1944）。

17.日益衰落的巴黎影响力（第197页）：Party for the Duke and Duchess of Windsor in the1950s,with the Woolworths(getty images,3088537,Prem-ium archive,slim aarons/stringer）。

18.战争的漫长阴影（第207页）：claude auzello,in his office at theh?tel ritz(getty images,106501020,gamma/Keystone）。

后记（第215页）：charley ritz,on the balcony of the h?tel ritz(getty im-ages,121508742,robert Doisneau,gamma-rapho）。

目录

CONTENTS

前言

第一部分 人类文明的萌芽

第一章 人类踏入历史舞台前的世界

第二章 从“猿”到“人”

第三章 文明的孕育——石器时代

第二部分 史诗般的古老文明

第一章 神秘的尼罗河文明

第二章 两河文明——美丽的美索不达米亚

第三章 消逝的三角——印度河流域文明

第四章 遥远的东方——中华文明

第五章 地中海上的灯塔——古希腊文明

第六章 古罗马文明

第七章 丛林中的神话——玛雅文明

第三部分 中古时期的世界

第一章 在动荡中发展的亚洲

第二章 在黑暗中前行的欧洲

第三章 非洲文明的扩展

第四部分 文明的成熟与飞跃

第一章 欧洲的黎明

第二章 资产阶级革命

第三章 亚非拉世界的演进

第五部分 日新月异的20世纪

第一章 一战时的世界（1900年～1918年）

第二章 二战时的世界（1919年～1946年）

第三章 冷战中的世界（1946年～1990年）

第四章 世界新形势（1990年～2001年）

后记

参考书目

前言

“应该了解真相，真相会让你自由。”

——《圣经》

繁忙工作之余，站在阳台上沐浴着阳光，凝视着林立的大厦和街道上的车水马龙，眼前的繁华也许会触动你那颗纯净的心，让你去回顾往昔，思索这个世界为何如此华丽。历史是一座雄伟壮丽的经验之塔，是时间在无尽逝去的岁月里苦心搭建起来的。这座古老的建筑值得你去攀登，它会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活在这个世界上，它的真面目能让你的前进不至于惶恐和迷茫。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重自己的过去，是历史的点点滴滴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是“过去”造就了今天的你。我们都应该知道“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的涵义，过去使你的人生厚重，怀念过去能让你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历史是人类的根基，尊重历史能让你更加自由地在未来徜徉。

这本书就是一把为你打开人类历史之塔的钥匙，通过它你能了解整个世界历史的脉络，能联想到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历史常识。阅读这本书是你的幸运，因为你可以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站在历史的肩膀上阅读自己，阅读人类文明的历程。然而要想通过一本书就把人类世界灿烂的文明了解透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本书舍去了历史诸多繁杂的细枝末节，旨在为你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对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重要文明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进行详细描述，其目的在于让你读“懂”历史。通过阅读本书，你不会再有遇到别人说起世界历史而你不知所云的情况，你会说：“哦！这个我知道！”

本书为读者展示的是从地球的起源到21世纪的世界，六个大洲的历史起源、发展和归宿，让读者可以像看电影似的了解到整个世界历史的轮廓。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编者发现人们对四大文明古国、希腊、罗马以及玛雅文化、西欧中世纪、各个强盛的帝国、卓越的军事将领以及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等内容颇感兴趣却又知之甚少，针对这种情况，本书特别把历史中这些闪耀的珍珠用文明的传承这条线串了起来，并进行了详细描述。此外由于人们对世界近现代史相对比较了解，因此本书对这一方面所用篇幅不多，以便更好地应对人们的需求点，做到内容上的“精”。

世界历史是很纷杂的，要想让读者清晰地把握在叙述中的分类和叙述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简单、科学的分类能让读者对历史的进程一目了然。因此，本书首先叙述的是人类的诞生，随后以地理的分布横向地向读者描绘了世界主要的文明中心：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半岛、中国、希腊、罗马和玛雅文明，包括文明的兴起、发展、繁盛和衰亡，这是人类的史诗；然后，以时间的顺序把世界历史分为中古时期（封建时代）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时期和20世纪的世界三个时期，除最后一部分是以时间顺序划分外，每个时期都以地理位置划分，简单、明了且有始有终，确保了各个历史元素之间的联系不被割断。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向读者宣告了一个主题，即“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文明没有优劣”。在同一区域，一个繁盛的没落，一定有另一个繁盛的兴起，繁荣和繁荣之间相互有交流也有学习，这是历史很有意思的地方。比如对于中国历史，本书就重点描述了中国和当时世界其他文化的联系及其对世界造成的影响，旨在表明“中国在世界中”。而对于最后一部分——日新月异的20世纪，本书更是以时间为轴、不分地域地描述了一个联系着的世界，简明扼要。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能把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和对比更能加深读者头脑中对历史的印象。

历史的高塔等着你去攀登，这里送给了你一把开门的钥匙。编者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不懂历史的人了解到历史，能让了解历史的人更加热爱历史，把历史的厚重转化为对当今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历史类的书籍和图片，在此，对这些书的作者、编者、译者和图片的制作者以及为本书的出版给予帮助和支持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者的知识有限，加上历史仍有很多争议之处，书中难免有纰漏和不成熟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向所有热爱历史的人致敬！

编者

第一部分 人类文明的萌芽

在公元前500万年～公元前5000年这一段时间里，人类的祖先——智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他们熬过了几次寒冷的冰河时期得以存活，并且开始用脑子思考问题，创造出了襁褓中的人类文明。

人类从古猿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步进化为现代人的历史，也是人类依靠自身的智慧，通过解放出来的双手“劳动”改造世界的过程……

第一章 人类踏入历史舞台前的世界

我是从哪里来？我为什么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世界和人类产生的过程会告诉你问题的答案……

我是从哪里来？

我为什么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朋友们，你的脑子中是不是经常浮现出这样的疑问？对于这些问题，可以用哲学的理论来为你解答，但如果要我来说，我会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偶然的。

宇宙中的星系我们居住的地球曾经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它的外面附着一层薄薄的岩石圈，大概有385千米～395千米厚，地球表面的地质运动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在岩石圈的下面，有一个软流圈，其中的物质可以变形做水平方向的流动。在软流圈的下面，是主要由铁、镍元素组成的地核，半径大概有3480千米。

在浩渺的宇宙中，地球就像沙漠里的一颗沙粒一样渺小，但它却是万亿个星球里面最幸运的一个。它和其他的恒星离得不近不远，使得它可以由一个炙热的火球慢慢冷却，从而形成表面的地壳；而燃烧的内部经常突破地壳喷出大量的气体，从而形成了原始的大气，其中的水蒸气则凝结成水，变成了海洋；由于合适的距离，地球表面的水不会被太阳蒸干；地球本身的大小又有足够的引力吸引住大气层。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下，地球表面形成了臭氧层、电离层等保护层，就像是沙漠中天然营造出的一个温室一样。在早期浩瀚的海洋中，忽然有一天一道闪电划过，抑或是其他的原因，在地球上形成了核酸和蛋白质组成的大分子，它们可以看作是地球上最原始的生命。

就这样，在一个幸运的星球上和一个偶然的条件下，原始的生命诞生了。

这些生命在海洋里飘荡了几百万年，有的在适宜的地方扎下了根，后来就变成了植物；有的则为了躲避恶劣的环境而不断游走，最终形成了动物。总之，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它们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

在距今6亿年～2.5亿年的古生代，海洋中出现了很多无脊椎动物，随后鱼类出现并大量繁殖。有一种可以用鳍爬行的鱼，可以爬上陆地生存，成为最早的两栖动物，它们就是陆上脊椎动物的祖先。同时，植物也蔓延到陆地，出现了几十米高的蕨类植物，组成了茂密的森林，亿万年以后形成了我们今天大片的煤田。

到了距今2.5亿年～0.7亿年的中生代，有些两栖动物开始在陆地上定居，这就是爬行动物。他们和昆虫一起称霸陆地，为了在松软的土壤上奔跑，它们变得四肢粗壮，体型巨大，这些爬行动物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恐龙”的生物。

到了中生代的侏罗纪，整个世界都被这种庞然大物和比蕨类植物更适应环境的裸子植物占领，它们的尸体，在经历了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之后，形成了今日大片的油田和煤矿。

后来，一部分爬行动物迫于生存开始爬到上百米高的树顶生活，渐渐学会了在树林中跳跃，经过长时间的进化，它们的身体上肢和下肢脚趾间形成了一种薄膜可以帮助它们滑行，并覆盖着羽毛；它们的尾巴可以用来控制方向，这就是最初的鸟类。

到了白垩纪晚期，发生了一起神秘的事件，使这些统治地球千百万年的爬行动物遭到了毁灭性的灾难，大型动物种群悉数消失，只有一中生代些体型较小的爬行动物存活下来。这是一起什么样的事件导致恐龙灭绝的呢？我们今天仍无从知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地球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环境的恶劣更加推进了物种的进化。这时候，哺乳动物出现了，这些褪去了坚硬的鳞甲、周身长满毛发的动物比其他的动物更能保证自己种族的延续。它们的受精卵藏在体内，直到它们孵化；在子女还无法应付自然界的各种天敌的时候，它们把孩子留在身边，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子女的生存机会，同时，在这一阶段，幼年的哺乳动物还可以跟母亲学到很多生存的本领。

在距今7000万年左右的新生代，地壳活跃，火山爆发频繁，落基山、安第斯山和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等山脉就是在这时候崛起的，当时的海洋、大陆轮廓也基本有了今天的样子。被子植物大发展，很快取代了裸子植物，同时，爬行动物大部分都已经灭绝，取而代之的是哺乳动物的繁盛，所以我们又把新生代叫做“哺乳动物时代”或者“被子植物时代”。这一时期的生物种群面貌已经基本和现代一致。

哺乳动物的“社会”比较爬行动物的“社会”是一种进步，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良好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哺乳动物的社会是个有“感情”的社会。它们从一出生就和父母在一起，母亲为它哺乳，对它进行生存能力的培养，这样有了“学习”的存在；另外它们还有彼此间的警告、鸣叫等配合行为，有了“联系”的存在，这些是很重要的。通过彼此间的配合与学习，哺乳动物的脑容量不断增加，形成了真正的社会性动物。这种集体性靠它们内部的感应力来维持，这也预示着一种高智商动物的社会即将到来。

新生代哺乳动物为了适应生活已经分化出了各种门类，我们熟知的剑齿虎、猛犸象以及驯鹿等动物都已经在这一时期出现。大约在距今4000万年前，最初的猿和狐猿已经出现了，后来又分化出两个种类——猴和猿。它们脑部很不发达，为了适应恶劣的环境，不得不群居在一起，相互的沟通和交流使他们的脑容量迅速扩大。到了新生代中期，一种一半像猴、一半像猿的灵长类出现了，这种灵长类就是人类的先祖，我们叫它们“古代类人猿”。它们彼此间的配合、相互照顾，逐渐使它们成为地球上最好的猎手，并且能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生存。它们用脑子来掌握自己种族的命运，把自己的命运和集体联系在一起，成群结队地活动。最初为了互相联系，他们从口中发出一种奇怪的呼噜声，后来经过几百万年的发展，它们学会了用喉音传达感情，舌头也变得很灵活，能发出多种声音。不仅如此，它们还学会了用前肢捕捉猎物，逐渐进化出了类似手掌的前爪。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他们学会了用两条后腿站立，并能保持身体的平衡，这样就可以把两个前肢解放出来去做更多的事情。人类的历史即将到来。

地球地质年代的分期

根据生物的发展和地层形成的顺序，按地壳的发展历史划分的若干自然阶段，叫做地质年代。“宙”、“代”、“纪”、“世”分指地质年代分期的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地质年代分期的第一级是宙，分为太古宙、元古宙和显生宙。

太古宙——地质年代分期的第一个宙，约开始于40亿年前，结束于25亿年前。这一时期，形成了最古的陆地基础，晚期有菌类和低等藻类存在。

元古宙——地质年代分期的第二个宙，约开始于25亿年前，结束于5.7亿年前，这一时期，藻类和菌类开始繁盛，晚期无脊椎动物出现。

显生宙——地质年代分期的第三个宙，分为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

古生代——显生宙的第一个代，约开始于5.7亿年前，结束于2.5亿年前，分为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这一时期生物界开始繁盛，动物以无脊椎动物为主，脊椎动物有鱼和两栖动物出现；植物有蕨类和石松等，松柏也在这个时期出现。

寒武纪——古生代的第一个纪，约开始于5.7亿年前，结束于5.1亿年前。这一时期陆地下沉，北半球大部被海水淹没，生物群以无脊椎动物尤其是低等腕足类为主，红藻、绿藻等开始繁盛。

奥陶纪——古生代的第二个纪，约开始于5.1亿年前，结束于4.38亿年前。这一时期出现了三叶虫、笔石等动物，也有珊瑚，藻类繁盛。

志留纪——古生代的第三个纪，约开始于4.38亿年前，结束于4.1亿年前。这一时期有强烈的造山运动，生物群中腕足类和珊瑚繁荣，无颌类发育，晚期出现了原始鱼类，末期出现了原始陆生植物裸蕨。

泥盆纪——古生代的第四个纪，约开始于4.1亿年前，结束于3.55亿年前。昆虫和原始两栖类孕育，鱼类发展，蕨类和原始裸子植物出现。

石炭纪——古生代的第五个纪，约开始于3.55亿年前，结束于2.9亿年前。这一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植物茂盛，埋藏在地下经炭化和变质而形成煤层，故名。动物中出现了两栖类，植物中出现了羊齿植物和松柏。

二叠纪——古生代的最后一个纪，约开始于2.9亿年前，结束于2.5亿年前。这一时期，地壳构造运动强烈，动物中的菊石类、原始爬虫动物和植物中的松柏、苏铁等发展起来。

中生代——显生宙的第二个代，约开始于2.5亿年前，结束于6500万年前，分为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这一时期的主要动物是爬行动物，恐龙繁盛，哺乳类和鸟类开始出现，无脊椎动物主要是菊石类和箭石类，植物主要是银杏、苏铁和松柏。

三叠纪——中生代的第一个纪，约开始于2.5亿年前，结束于2.05亿年前。这一时期动物多为头足类、甲壳类、鱼类、两栖类、爬行动物，植物主要是苏铁、松柏、银杏、木贼和蕨类。

侏罗纪——中生代的第二个纪，约开始于2.05亿年前，结束于1.35亿年前。这一时期爬行动物非常繁盛，出现了巨大的恐龙、空中飞龙和始祖鸟，植物中苏铁、银杏最繁盛。

白垩纪——中生代的第三个纪，约开始于1.35亿年前，结束于6500万年前。这一时期，造山运动非常剧烈，我国许多山脉都在这时形成。动物中以恐龙最盛，但在末期逐渐灭绝；鱼类和鸟类发达，哺乳动物开始出现。植物中被子植物出现，鲜花植物繁盛，也出现了热带植物和阔叶树。

新生代——显生宙的第三个代，约从6500万年前至今，分为古近纪（老第三纪）、新近纪（新第三纪）和第四纪。这一时期地壳有强烈的造山运动，中生代的爬行动物绝迹，哺乳动物繁盛，生物高度发展，后期有人类出现。

古近纪——新生代的第一个纪，约开始于6500万年前，结束于2300万年前。这一时期，哺乳动物除陆地生活的以外，空中有蝙蝠、水里有鲸类等，被子植物繁盛。

新近纪——新生代的第二个纪，约开始于2300万年前，结束于160万年前。这一时期，哺乳动物继续发展，形体变大，一些古老类型灭绝，高等植物同现代类似，低等植物硅藻多见。

第四纪——新生代的第三个纪，即新生代的最后一个纪，也是地质年代分期的最后一个纪，约开始于160万年前，直到今天。在这个时期里，有多次冰川作用，地壳与动植物等已经具有现代轮廓。初期开始出现人类的祖先（如北京猿人、尼安德特人）。

第二章 从“猿”到“人”

古代类人猿通过集体生活，学会了用语言交流和直立行走，逐渐使自身成为自然界生存竞争中的佼佼者，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在新生代的中期，哺乳动物发展，出现了大脑相对发达的“古代类人猿”。上一章我们已经讲过，古代类人猿通过集体生活，学会了用语言交流和直立行走，逐渐让自己成为自然界生存竞争中的佼佼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们虽然有一定的社会组织，一起配合捕猎觅食，但他们还称不上“人”，因为他们几乎还没有现代人的特征。

人类的进化 我们人类的祖先其实是一种外表丑陋的动物，他们的身材比现代人矮小很多，皮肤是暗棕色，覆盖着粗糙的毛发，手指强而有力，前额深陷，下颌突出。其实我们对祖先的描述做不到很详细，只能从考古发现的化石去推测他们的外形。他们不会制造工具，也不修建房屋，他们从出生到死去，除了给我们留下几根锁骨和头骨的碎片再也没有什么线索让我们可以查询。我们只知道在千百万年前，有那么一群由猿进化而来的动物，生活在平原和森林里，它们和人类有着必然的联系。

对于猿人的历史，我们不妨就从我们今天发现的化石的角度来理解那个年代。

现在所知的最早的古猿是原上猿。1908年马克格拉夫在埃及法雍发现了一件右下颌骨化石，包括犬齿、2枚前臼齿及3枚臼齿，1910年施洛塞尔将它命名为原上猿海克尔种。这类化石以后又在肯尼亚及欧洲等地发现，目前认为它是处于接近猴类和猿类的共同祖先的位置。1966～1967年，也是在埃及法雍，又发现了埃及古猿，它们用四足行走并能臂悬行动，在攀援的时候，前肢和后肢已经有了不同的用途，为手脚的分化创造了条件。有学者认为，它们是人类和现代类人猿的共同祖先。

在距今约1400万年～800万年前，是腊玛古猿的生活年代。它们的吻部短缩，齿弓向后张开，牙齿排列紧密，犬齿小，颊齿齿冠宽短，下颌第一前臼齿是双尖型，臼齿釉质很厚。这些特点都与人类相似，因此，人们把腊玛古猿看做是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早期代表。

在遥远的非洲南部，人们发现了另一类古猿的化石，叫做“南方古猿”或“南猿”。这是一种新类型的古猿，生活在距今500～300万年前，也是从原始古猿过渡到人类的类型。它们能直立行走，脑容量接近500毫升，其结构比较复杂，很可能已经具备了语言能力。

现在所知道的南方古猿包括几个不同的种：有的身体粗壮，脑子比较大；有的身体比较矮，脑子比较小；有的带有类人猿的特征比较明显；有的明显属于人的类型。因此，对它们在人类进化史中的确切地位人们仍存在意见分歧，有的认为它们是人类进化中的旁支，以后绝灭了；有的认为至少其中有一种是直立人的祖先。特别是在东非发现某些南方古猿化石的地方，也发现了一些粗糙的石器，因此有人把这种南方古猿叫做“能人”。

“能人”是最早被公认为人类的物种，他们的下肢能够直立行走，拇指能够与其他四指对握，已经能够使用石器工具。

距今155万～30万年前，晚期猿人出现。晚期猿人也叫做“直立人”，他们头骨扁平，骨壁厚，眼眶上脊粗壮，脑容量明显增大，从800毫升～1200毫升左右，平均人高为160厘米，其下肢已经和现代人类没什么明显的差异，这说明，直立行走的姿势在这一阶段已经发展得很完善了。晚期猿人的代表有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猿人、德国的海德堡猿人、中国的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其中，北京猿人是从猿进化到现代人的明确标志。

北京猿人于1929年发现于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现在已经发现40多个不同年龄的男女个体以及无数的石器、骨器和用火的痕迹。他们比现代人稍矮，男高约162厘米，女高约152厘米，四肢具备现代人形，脑容量为1075毫升。

猿人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智人”，即“智慧的人”。其中智人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两个发展阶段。

早期智人与现代人很接近，但仍带有许多原始性质。他们的生存年代大约是距今30万年到5万年前，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期智人不仅会保存天然火还学会了人工取火。除欧洲、北非、东南亚外，世界各地都有早期智人的发现，比如中国的丁村人、长阳人、马坝人，爪哇的梭罗人等。早期智人的社会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公社时代。

1856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城附近的尼安德特河谷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尼安德特人。他们是穴居者，洞穴的入口有时用石块砌小，岩穴也常常用这种方法加以改善。他们使用火，猎取一些小的和中等大小的动物，并且吃其他大型食肉动物吃剩下的猎物。他们制造并使用各样石制工具和木制长矛，但是没有弓箭。尼安德特人单独或成群地埋葬死者，也照料生病或受伤的人。用作牺牲的动物常常和人的骨骼一起被发现，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始奉行某种原始的宗教。

但是尼安德特人并不被认为是现代人的祖先，普遍认为他们属于尼安德塔人种和智人种。现代人是从15万年前开始在非洲出现，大概在5万年前离开非洲，3.5万年前到达了欧洲，他们与尼安德特人形成种系发生上的平行系群。3万多年前，随着冰川蔓延过整个欧洲大陆，尼安德特人便灭绝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迷人的奥秘之一，他们就像爬行动物中恐龙，突然在地球上销声匿迹。关于它们的灭亡原因，有着各种猜测，有的说气候突然变得寒冷，它们不能适应食物的变化而导致灭亡；有的说它们为了避寒而躲进山谷，群体之间缺乏联系，近亲交配增多而导致灭亡；也有的说是现代人与它们的竞争，直接导致了尼安德塔人的灭亡。

晚期智人又称“新人”，它们生活在距今5万～1万年前。1868年在法国克罗马努的一个山洞中，发现了三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颅骨，他们生活在2万～3万年前，因此我们常称新人为“克罗马努人”。从发现的遗迹来看，他们的分布范围很广，有山洞也有平原。他们的体质特征是：额部较垂直，眉嵴微弱；颜面广阔，下颏明显；身体较高，脑容量大。这些特征已经很接近现代人。它们智力发达，已学会钻木取火，思想和语言丰富，会制作各种艺术品，如洞穴壁画、各种首饰等，还会制造复杂的石器，但不是磨制的石器，所以他们的文化还是属于旧石器时代。

我国广西的柳江人、内蒙的河套人、四川的资阳人、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等，均属新人类型。

山顶洞人是1933年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顶部的山洞里发现的，这说明他们也是穴居的人。当时发现的山顶洞人的化石是8个人的骨骼，其中包括三个成年人的头骨。从这些骨骼化石看，他们的体质已经和现代人区别不大，比如他们的前额已经升起很多，眉嵴也不怎么突出了，唇部收缩，下颏出现了，脑容量也跟现代完全一致。他们具有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骨骼和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特别接近，因此有理由认为他们就是原始的蒙古人种。当时人们在山顶洞人的洞穴里发现了一枚长82毫米的骨针，这说明他们已经在用兽皮缝制衣服了；还有穿孔的兽牙和贝壳等装饰品，说明他们已具备相当高的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洞里还找到一块大鲩鱼的上眼骨，据推测，这只鱼长达80厘米，表明他们具有相当高的捕鱼技术。当时的社会，男女已有明确分工：男人打猎捕鱼，女人采集和管理氏族的内部事务。他们实行群婚制，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妇女是氏族的中心。

资阳人是1951年修建成渝铁路时在四川省资阳县发现的，从发现的骨骼化石来看，他们和山顶洞人比较相似，但是比他们更原始，具有北京猿人和现代蒙古人种的一些特征。而1958年在广西柳江通天岩洞穴里发现了更加原始的柳江人，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晚期智人化石。

那么，晚期智人跟现代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其实他们的区别不在于体质的差异，而是在于生产力和文化水平的高低。比如说，山顶洞人和克罗马努人只会把石头、骨头和木棍制成许多工具，但是还不懂得利用金属；他们虽然能够使用火和人工取火，但是还不懂得制造陶器；他们是很好的猎人，能捕捉到各种野兽，但是还不懂得把野兽变成家畜；他们会采集多种植物的果实和根，但是还不懂得把野草变成植物、把野生树木变成果树。后来在长期的劳动中，他们才渐渐地学会了这些，智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劳动经验和技能不断提高。他们在后期，懂得了利用野兽的脂肪来做燃料，可以在平原上架设窝棚居住。人们甚至在他们居住过的地方发现过大约10万匹马的骨骼和35000件石器，这说明他们在那里已经形成村落了。

从猿人发展到智人，这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如果我们称南方古猿是“正在形成中的人”和“本能的人”的话，那么智人就已经是“完全形成的人”和“自觉的人”了。

猿与人的比较人类从古猿发展到现代人，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劳动的推动作用，恩格斯说过“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劳动。”（《自然辩证法》第154页）是劳动使人类在面对自然界的竞争时取得了优势，并不断地发展自身，最终造就了人类灿烂的文化。

三大人种的形成

人们根据人类的皮肤、眼睛、头发颜色和其他体质特征把人类分为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人种形成于距今5万年前晚期智人的形成时期。三大人种的形成主要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比如他们的肤色差异和地理分布上有着规律性：纬度降低，太阳紫外线的辐射增强，人类的肤色也就由浅变深，由白变黑，这是因为黑色素有强烈的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可以保护皮肤不受紫外线的伤害。此外，人类种族的发展还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

黄种人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中亚和东亚的干燥草原和半沙漠地带，他们的头发硬直，胡须少，颧骨明显突出，脸宽大，鼻子宽度中等，美洲黄种人较亚洲黄种人鼻子更加突出。

白种人最早是在南欧、北非和西南亚地区形成的，他们有直发也有波浪发，较柔软，胡须发达，鼻子显著突出，鼻孔纵径较大，唇正且薄，嘴的宽度较小。

黑种人起源于非洲东北部，后来扩展到非洲其他地区，他们的头发呈波浪或者卷发，鼻宽且矮、鼻孔横径较大，唇凸且厚，嘴的宽度比较大。

第三章 文明的孕育——石器时代

人类为了在自然界生存，不断同自然界抗争，在这种抗争中获得了自身能力的提高，最终成为了自然界独具统治力的高等动物。人类从古猿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为现代人的历史，也是人类依靠自身的智慧，通过解放出来的双手“劳动”改造世界的过程。

从距今200万～300万年前人类的出现，到距今6000～4000年左右铜器的出现，这段时间被称作“石器时代”。人们用石头作为工具，随着时代推进，石器也在不断演进，人们根据原始人类石器工具的形状和使用的复杂程度，把石器时代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时期。

1.旧石器时代（约270万年～15000年前）

这是一个漫长的时代，几乎占据人类历史的99.6%。旧石器时代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人制造的石器很简单，加工粗糙，形状简陋，类型也很少，但它们却是当时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工具，用作打猎和采集。

以北京猿人为例，他们主要居住在山洞中，使用石器和木棍来猎取野兽，并懂得采集果子来充饥，已经掌握了使用火的技术，并会砍取树木作燃料。这一时期的另一代表是法国阿舍利文化，它的代表性石器是手斧。这是一种用骨棒或木棒打制而成的工具，器身薄，刃缘规整，左右对称，是晚期猿人和早期智人的工具制作中最早出现的一种规范。另外在那还发现了它们的砍砸器和刮削器，这些石片是在修理石斧时产生的。

早期人类的工具 旧石器时代中期（约30万～5万年前），石器的制作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人类发明了利用石砧打制石器的方法，能够制作出尖状利器和刮削器。他们把兽骨、兽角或燧石装在木棒上做成长矛，把石片装在骨制的把柄上做成刮削器，还制作了远距离攻击武器——投矛器和投石器。更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在8.3万年前，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狩猎的需要，人们发明了弓箭，这是一种远程的攻击武器，射程可达80～100米。弓箭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渔猎的发展，使人类可以经常得到肉类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这一时期的代表文化是中国的丁村文化和欧洲的姆斯特文化。

到了距今5万～1.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使用的石器更加规整、美观、适用，形状也更加多样，这一时期的石器制造逐渐向专用化演进。

在澳大利亚曾发现过一把磨制石斧，大约是2万年前制作的，这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掌握磨制石器的技术。另外，连接上木柄的骨器和角器也更加流行。

工具的进步说明了生产力的进步，说明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提高。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建造房屋，过着半定居的生活，用石器、骨器、罗网、陷阱等方式猎取动物，生活安定，也带来了早期的艺术萌芽。发现于澳大利亚的马格德林文化（距今1.7万年～1.1万年），他们的绘画和雕刻艺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骨棒上常常刻有各种动物的图像；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洞穴中也留着这一时期的绘画，姿势生动，惟妙惟肖。

我们今天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发展，是以石器工具的演进为线索的。整个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学会了用火，中期出现了骨器，晚期学会制造简单的组合工具。劳动工具不断发展，积极地影响着人类其他方面的进步，带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带动了人们不断发明创造发展新的劳动工具，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出现了以“血缘家族”为形式的社会组织，这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里，婚姻按照辈分来划分，所有同辈的女子是所有同辈男子共同的妻子，同样，所有同辈的男子也是所有同辈女子共同的丈夫（包括亲兄弟姐妹）。这种家族形式排斥了母子、父女之间的性关系，使人类逐渐避免了因原始群乱婚造成的人口繁殖能力和体质下降的现象。和原始群的杂婚相比，这种婚姻形态无疑是一大进步。在这种组织形式里，一个血缘家族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和经济共同体，在它内部，有了两性间的社会分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人们集体生产，共同消费。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生活资料不易获得，所以这种集团不可能很大，一般只有20～40人左右。为了寻找食物，整个集团不得不经常过着游荡的生活，因此集团与集团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人类对火的使用和掌握是人类第一次利用自然之力改造世界的一次重大实践。人们在发掘170万年前生活在我国云南的元谋人的遗迹的时候，发现了三米多厚的炭层，这说明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已经学会了使用火。在对距今30万年前的北京人居住过的洞穴里，发现了厚达6米的灰烬层，这些灰烬成堆分布，其中有属于紫荆树的木炭和大量烧过的兽骨，这是北京人使用火和控制火的证据。

火的使用，最直接的作用是使人类可以吃到熟食，从而减少疾病，促进大脑的发育和体质的进化，同时也使人类食物的来源更加广泛，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火还给人类带来了温暖，使人类的活动范围不再受气候和地域的影响。此外，火还是原始人类重要的狩猎手段，人们用它来驱赶野兽，提高了狩猎能力；原始的农业也是起源于“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手工业更是离不开火，弓箭、木矛需要火来矫正，陶器需要火来烧制。总之，火的使用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2.新石器时代

距今1万年前左右，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是磨制石器生产工具的使用，在末期，人们还发明了在磨制石器上钻孔的技术。此外，人类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原始农业和养畜业也随着采集和狩猎技术的进步而产生了。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地文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所以新石器时代的界限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基本上在1万年前，人类基本上都已经过渡到了新石器时代。

在距今约8000年的西亚、东亚和美洲，出现了最早的农业。当时的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的过程中，熟悉了一些适合食用的植物的生长规律，开始进行人种栽培。他们放火烧荒，然后在烧过的土地上播种，使用的工具从木棒发展到用骨头、石器制造的复合工具。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几乎同时，长期的狩猎经验使原始的人类熟悉了动物的习性，开始进行人工驯化养殖，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的畜牧业变得很普遍。在公元前7000年，伊朗高原就已经开始饲养山羊，亚洲、欧洲的部分地区也开始驯养牛。到了公元前2000多年，亚洲已经把鸡、鸭、鸽等驯养为家禽。

农业和畜牧养殖业产生和发展，使人们从此有了定居的条件，再无需迫于生计四处迁徙，从而给大村落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原始的手工业如制陶、制革、编织等已经出现，它们是从属于农业的。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生产力和交换的发展对手工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金属铸造、制陶、纺织、榨油、酿酒、造船、建筑等手工业日益专门化和复杂化。

原始的绘画大约在距今5万～4万年前产生，这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形式。这些绘画一般都是绘制在洞穴墙壁上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绘画者一般是站在同伴肩上或者仰卧着作画。据今人推知，这可能是一种宗教行为——做画人正在施行巫术，目的可能是希望获取更多的猎物。后来，绘制在陶器上的各种纹饰开始丰富起来，比如中国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上出现了以各种富有装饰性的鱼纹、人面为主要内容，并杂有鹿纹、蛙纹、鸟纹等动物的纹饰。其中部分器物的纹饰处理上还呈现出鱼和鸟相结合的形象与鱼、鸟、人面复合的图像，如鸟衔鱼纹等，图像较写实，组合巧妙，显示出了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丰富的想象力。

骨制品 原始人在表达感情或者举行宗教仪式时，多用歌唱和舞蹈，这样原始的乐器也应运而生，1万年前的原始人就用打击木板、石块的方法助兴。鼓是人类最原始的乐器，在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类遗址中多有使用鼓的痕迹。1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了16支骨笛，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也是后世竖笛或洞箫类乐器的鼻祖。当时的人们利用此笛吹奏出有节奏的音符，以此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神灵的尊敬。

原始的宗教萌芽于距今20万年～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最早，人们把工具和兽骨葬在死者身边，供其灵魂使用。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图腾崇拜（“图腾”一词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他的族类”）观念，认为一个氏族的成员来自一定的动植物，因此对其加以崇拜。此外还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等形式。当时的人们以集体的力量和简陋的工具与自然界作斗争时，一方面逐步认识到人们的生产活动与某些自然现象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受着自然界的沉重压迫，对自然界的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得不到正确的理解，于是，恐惧与希望交织在一起，对许多自然现象作出歪曲的颠倒的反映，把自然现象神化，由此产生了原始的宗教。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是以氏族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以血缘纽带和血统世系联结的社会组织形式。氏族内成员地位平等，无阶级无剥削；族长是管理首领，一般由氏族成员选举或撤换；氏族禁止内部通婚；死后遗产留在氏族内，由同族成员继承；同氏族人有相互援助、保护及执行血亲复仇的义务；氏族有自己的名称、共同的宗教节日和墓地。这种社会形式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人类从原始到文明发展的必经阶段。

氏族公社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当时一般是男的狩猎、女的采集，出现了男女分工。由于生产力发展，血缘家族成员不断增加，属于同一母系血缘的集团逐渐分离了出来，组成了母系氏族公社。在母系氏族公社里，世系按母亲计算，实行母系继承制；孩子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妇女居于支配地位，除了管理氏族内部，还从事采集和原始农业，使生活的供给比较稳定；男子主要从事狩猎。

到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末期，以父亲为核心的氏族公社开始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中，妇女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身强力壮的男子转入农牧业和手工业等生产性经济领域，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从而取得了支配生活资料的权力，并将个人的生活资料首先转化为私有财产，进而产生了将财产传给子女的需要和实践。男子是家族的中心，支配着家庭的成员，支配着生产、生活和公共事务；氏族首领由成年男子担任，世系按父系计算，财产由子女继承；妻子从夫居住，建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人口的不断增加，分化出了若干个父系家庭公社，仍实行生产资料的共有制，但范围大大缩小。最后，当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开始独立生产生活时，家庭便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氏族制度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我们可以看出，氏族制度的结束，根本原因是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产工具。在原始社会末期，金属器具和工具开始出现，这些工具比石器更加坚固，使用更加方便，逐渐取代了石器成为人们主要的生产工具，也结束了人类历史上长达几百万年的石器时代。

人类种族的形成

在石器时代，世界陆地的轮廓基本上和现在差不多了，也许气候要更湿润一些，中亚的高原应该还是一块适合人类居住的平原，连接美洲和亚洲的白令海峡或许还没有断开。在这之前的时代，世界上的人类从起源开始经历了大范围的迁徙杂交，也许有许多的种族经历了强盛和衰灭。到底人类发展到今天为什么种族之间差别这么大？要追根溯源的话，恐怕并没有很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我们只知道，到了这个时期，世界主要人种的分支基本上可以分辨出来了。

对于人种的分支，英国作家韦尔斯的观点是：“那些居住在温暖的海岸线附近的日石文化的棕色民族，他们是居住在地中海一带的柏柏尔人、埃及人以及许多南方和东方亚洲移民的祖先，后来这一庞大的人种又分出了许多支系，包括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的伊比利亚人、地中海人、暗白人、柏柏尔人和埃及的哈姆族、达罗毗荼人、皮肤黑一点的印度人、大量的加勒比海民族、众多的波利尼西亚人和毛利人。这种棕色人种在西方的分支比在东方的分支肤色要白一些。在中欧和北欧的森林里，有一种蓝眼睛的面目清秀的人种就是从这种棕色人种的主干人种中分化出来的，称作北欧民族；在亚洲东北部的平原上，有着另外一个棕色人种的主干分支——蒙古族，他们的眼角上吊、颧骨高、皮肤发黄、头发黑直。在南部非洲、大洋洲以及亚洲南部的许多岛屿上，残存着古代黑人的后裔，而非洲中部则成了种族混居的地区，现在几乎所有的非洲有色人种都是北方棕色人种和古代黑色人种的混血后代。”（引自《你应该知道的世界史》第65页【英】威尔斯著，焦向阳译，九州出版社）

这个时期人类生产能力的进步，基本可以保证他们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因此，现代人种族的大轮廓基本上也在这个时期稳定了下来。在这个时期，蒙古人种首次经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然后南下，他们就是美洲的爱斯基摩人。

农耕的普及使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在地球的版图上形成了星星点点的村落，最终发展成为城市，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各自的文明。在神秘的尼罗河畔，在迷人的地中海沿岸，在肥沃的两河流域，在遥远的印度半岛，在广阔的亚洲的东部，都有风格独具的人类文明出现，是这些文明造就了今天丰富多彩的世界和摄人心脾的文化，绚丽多彩，如诗如歌。

第二部分 史诗般的古老文明

第一章 神秘的尼罗河文明

金字塔、尼罗河、木乃伊带你走进神秘深邃古埃及，那里的天空中太阳神的眼睛正注视着他的子民世代生活的土地……

古埃及尼罗河文明就是古埃及文明，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之一。公元前3500年左右，尼罗河畔众多的“诺姆”（指临近若干氏族组成的州）之间征战不断。长期的征战逐渐形成了南北两个大的王国，南部的称作上埃及，北部的称作下埃及。公元前3100年，上埃及的国王美尼斯征服下埃及，实现埃及的统一，从此，埃及跨入了以“法老”为标志的文明时代。在新王国的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中央集权大大加强，通过多次的扩张战争，使埃及的版图空前扩大，自此，古埃及的历史进入了最为兴盛的时期。新王国末期，外族势力不断入侵，古埃及逐渐走向衰落。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征服埃及。公元前332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从此，埃及历史进入了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古埃及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文字、历法、艺术、科学知识等方面，对西亚和欧洲有过巨大的影响。

1.尼罗河的“赠礼”

“地理上的尼罗河从东非高原的万山丛中走来，用洪水和泥沙在东非大裂谷带上塑造了肥沃的河谷平原，它像一条生命之藤伸延在荒凉的撒哈拉大沙漠上；历史上的尼罗河从新石器时代走来，它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古老的埃及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尼罗河是文明的化身，在世人心目中，文明总是和尼罗河联系在一起。”

——希罗多德

尼罗河：说起古埃及，就一定会提到尼罗河。尼罗河是埃及的母亲河，它孕育了灿烂的古代埃及文明。

尼罗河全长6671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它源于非洲西部的高地，从南向北，奔流而下，急匆匆地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经过六道湍急的瀑布后，缓缓进入一条狭窄的河谷，一路浩浩荡荡地流向地中海，穿越了金色的撒哈拉大沙漠，贯穿埃及全境。在临近入海口的地方，尼罗河分出多条支流，形成扇状，冲出一片土壤肥沃、绿草如茵的三角洲。埃及文明，就在这片三角洲谷地中诞生。

大约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前，古埃及人在尼罗河谷地定居下来。他们高身材、黑头发、低额头、密睫毛、黑眼珠、直鼻子、宽脸型、阔肩膀、黑皮肤、体魄健壮，居住在地势较高的河岸边，用泥砖和芦苇搭起小屋。妇女们在空地上垒起炉灶烹煮食物，制作陶器；男子到旷野中狩猎，去河边捕鱼，在河岸放牧猪羊。不过，他们更多的时间，是进行原始的农业耕种。他们用笨重的石制工具，在河畔清除荆棘、开挖沟渠，在翻松的土地上撒下麦种，然后再把猪羊放到田里践踏，把种子踩到泥土里。他们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渐渐掌握了尼罗河的脾性。他们发现每365天就会出现一次洪水，这就是尼罗河年的长度，他们把这个年分为12个月，每月有30天，而剩余的4天，他们就放在每年之间。

每年的5月和6月，埃及气候炎热干旱。从撒哈拉沙漠吹来的热风，像火一样烘烤着大地。

7月，雨季开始了。北方吹来清凉的风，炎热逐渐散去。这时，尼罗河上游的山区暴雨倾盆，使尼罗河水量急剧增加，夹带着大量的腐烂植物和矿物质倾泻而下。在最初几天里，河水完全成了浑浊的绿色洪流。埃及人民把河水泛滥的第一夜称为“第一滴水之夜”，这一夜，人们划着小舟，举着火把，齐集河中，庆祝哈辟神（尼罗河神）的节日。

河水继续上涨，过了一二十天，大量的泥沙开始卷入河中，水色开始由绿色变为红色。

9月，尼罗河的水势最大，吞没了全部谷地。人们凭借小舟来往于各高地之间。直到10月底，河水泛滥期才逐渐结束，河水下落，流入河床。这时河水变成清澈的浅蓝色。

11月，人们开始在退去洪水的土地上耕耘。泛滥的河水为大地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淤泥，土地变得非常肥沃。

第二年的3月到6月是收获的季节。古埃及人随着尼罗河每年定期的泛滥，辛勤地耕耘、播种、收获，将这里建成了古代著名的粮仓。

埃及的农业与人工灌溉紧密相连。尼罗河泛滥时，人们要疏通渠道，排出积水；干旱无雨时节，人们又要引水灌溉。这样的工程，需要联合众人的力量，因此，埃及在很早就出现了联合。若干氏族联合为公社，若干公社又联合为州，最后埃及形成了大约四十几个州，每个州是独立的王国，有自己的名称、都城、军队和政权。他们彼此间常常为了争夺河水、土地，甚至是信仰而不停斗争。

经过长期的战争和兼并，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出现了两个独立的王国。南方的上埃及以蜜蜂为国徽，国王戴圆锥形的白色王冠，以秃鹰为保护神；北方的下埃及以纸莎草为图腾崇拜，国王头戴红色王冠，以眼镜蛇为守护神。

上下埃及打了很多仗。到了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埃及强悍又很有政治头脑的国王美尼斯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顺尼罗河而下征服了下埃及。这一历史事件被刻画在“那尔迈青石板”上，石板的右上方，秃鹰站在一束纸莎草上，一只爪子抓住了北方的眼镜蛇；石板的中央是头戴圆锥形王冠的美尼斯，他正手持权杖击打下埃及的俘虏。美尼斯自称为上下埃及之王，他有时戴白冠，有时戴红冠，有时两者合戴，象征上下埃及统一。他把都城迁到上下埃及接壤的孟斐斯，从此，埃及进入王朝时期，美尼斯成为埃及第一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

埃及统一以后，建立了一套专制制度。国王不仅是埃及的最高统治者，还自称是太阳神，受到人们神灵一样的膜拜，人们尊称为“法老”（意思是宫殿，相当于称呼中国皇帝的“陛下”）。法老有着无限的权力，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大臣朝见法老要匍匐在宝座前面，吻国王脚前的地，他们死后也要葬在法老金字塔周围，继续在阴间为法老服务。

埃及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过文明鼎盛时期，也有过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但无论在何时，埃及人始终相信，他们的精神不会死去，就像那波涛汹涌的尼罗河，它的泛滥会带来一定损失，它也会退潮，但尼罗河是永远存在的。

古埃及历史年表

公元前三世纪的曼涅托，将从美尼斯开始至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为止的埃及历史分为三十个（或三十一个）王朝，现代学者又在此基础上将古埃及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前王朝时期（金石并用时期，约公元前4500—3100年）

2.早王朝时期（1—2王朝，约公元前3100—2686年）

3.古王国时期（3—6王朝，约公元前2686—2181年）

4.第一中间期（7—10王朝，约公元前2181—2040年）

5.中王国时期（11—12王朝，约公元前2040—1786年）

6.第二中间期（13—17王朝，约公元前1786—1567年）

7.新王国时期（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1085年）

8.后王朝时期（21—31王朝，约公元前1085—332年）

9.马其顿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时期（公元前332—公元642年）

从第1～第4时期，是奴隶制国家形成和统一王朝出现的时期，第5～第7时期是统一王国重建和帝国时期，第8～第9时期是埃及奴隶制国家衰落和陷于外族统治下的时期。

2.太阳神之子——法老

法老是古埃及的最高统治者，权威是至高无上的，被尊奉为“太阳神之子”，是太阳神的化身，死后成为天上诸神中的一个新神。太阳神在古埃及宗教里有好几种形象和名字。它在呈人形、头戴白红王冠时叫做“阿图姆”，在呈甲虫形状时，叫做“赫普里”，它最常采用的是隼头人身形，头顶太阳圆盘和眼镜蛇，这时人们叫它“拉”。人们对太阳神地位的尊崇反映了当时王权的强大。在古埃及，法老之下设宰相，是全国的司法、行政以及经济等政要的总揽。在第四王朝，以太子为宰相，不但辅佐法老，而且更是要借此获得统治的经验，巩固王权的世袭。各州的州长都由法老直接任命，它们负责掌管全州的赋税、水利和司法，同时又是法老在各地方的代理者，必须贯彻法老的政令；遇到战争，则须从地方征发军队服役。

在埃及人的传统观念中，法老既是历史人物，也是神话角色。在神圣的光环下，他们有着各自的真实面孔，比如古埃及最著名的12位法老的雕像中，有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倡导一神信仰的“异端法老”埃赫纳吞，也有好大喜功的拉美西斯二世。在当时，法老是神在人间的代理，是人与神交流的中介，法老统治是神定秩序的一部分，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

埃及法老 古埃及的法老们不仅仅满足于在世时统治着人群，而且还幻想着死后能够复活成神，并永远庇护着他的子孙后代。据古埃及的宗教和神话，只有保护好尸体，灵魂才有寄托的地方，因此古埃及人用盐水、香料、膏油、麻布等物将尸体制成“木乃伊”，再放置到密不透风的墓中，可以经久不坏。他们深信墓中那些不会腐烂的尸体，会有灵魂重新回来。

很快他们就意识到，尸体同灵魂的重新组合，也不能使人重新回到人世，而只能生活在地下深宫。于是，法老们为了满足自己死后生活的需要，不惜动用国家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建造坟墓，金字塔便是这样出现的。

金字塔里存放着法老们的木乃伊，是他死后“复活”的“永世的城堡”。金字塔的底座呈四方形，每面均以三角形的形状向上砌筑，建成后成为一个角锥体式的石塔。其实统治者建筑雄伟的金字塔，目的也在于让人们相信法老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妄图以此来震慑人们的心灵，维护奴隶制的专政。

目前埃及共发现金字塔96座，最大的是开罗郊区的三座金字塔。其中最大的是第四王朝第二个法老胡夫的陵墓，建于公元前2690年左右，原高146.5米，因年久风化，现高136.5米；底座每边长230多米，三角面斜度52度，塔底面积5.29万平方米；塔身由230万块石头砌成，每块石头平均重2.5吨，有的重达几十吨。据说，当时有10万人头顶烈日在监工的皮鞭下劳动，用了10年修筑石道和地下墓室，又用了20年砌成塔身。塔内部的通道对外开放，该通道设计精巧，计算精密，令世人赞叹。胡夫金字塔像一个魁伟、忠实的哨兵，俯瞰着脚下的尼罗河，守卫着埃及人民的家园。它不仅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宏伟、最巨大的单个人工建筑物，同时也是隐藏着无穷远古奥秘的神奇博物馆。

当年胡夫统治埃及时期，在先辈的基础上，他远征西奈半岛，巩固了统治，实现了埃及古王国的盛世。他认为自己是“拉”的化身，渴望像太阳神那样永恒地生活，便参照人们对太阳神那样的崇拜和幻想，仿制了太阳船。太阳船由650个部件、1224块船板用约5000米的棕绳缝制起来，巧妙地利用木材遇水膨胀、棕绳收缩的原理来弥补堵塞。太阳船生前供他巡游使用，死后放在了金字塔内，他希望死后也能像太阳神那样生活。胡夫的“太阳船”是迄今发掘到的最完整的古代船只，对于研究古埃及的历史和社会意义重大。

法老的威严——狮身人面像

狮身人面像 在胡夫金字塔旁边是胡夫儿子哈弗拉的金字塔，比他父亲的金字塔低8米，但是它的旁边多了一座狮身人面像，因而格外引人注目。相传狮身人面像所在的位置是采石场，那里坚硬的石头被采去建造金字塔了，唯独剩下一座小石山，石质松脆，不适合做金字塔的建筑材料。哈弗拉来巡视时，看到金字塔前神庙旁边的石山，颇感不快，命令将它移走。设计师接到命令后，并没有立即执行，他对着小山反复审视。从石山的外形联想到了古老的神话传说，一个大胆、新颖的艺术构思在他脑海中形成：何不把这座石山雕成一只匍匐在神庙旁边的雄狮，并将雄狮的面容雕成哈弗拉的样子。于是狮身人面像诞生了，它把神话传说中的勇猛和法老的智慧融为一体，象征着法老的权势和威严。

狮身人面像地处沙漠边缘，长年受到风沙的侵蚀，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完全被掩埋在沙漠中。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一天，十二王朝的王子图特摩斯四世狩猎累了，在被黄沙掩埋的狮身人面像的头上睡着了，在梦中，狮身人面像对他承诺：“你若能把我清理出来，我就让你成为法老国王。”他醒来立即开始清除沙土。自此，狮身人面像又重见天日。

3.强盛的时代

在古埃及的31个王朝中，第18王朝是延续时间最长、版图最大、国力最鼎盛的一个朝代，而图特摩斯三世则是这个王朝的集大成者。

图特摩斯三世的父亲图特摩斯二世死后，他的王后哈特谢普苏特曾正式戴上王冠，把持朝政22年。图特摩斯三世是父亲同次妃伊西斯的儿子，从小生活在哈特谢普苏特的阴影中。公元前1482年，年已32岁的图特摩斯亲政，当时叙利亚南部的卡迭什王国正企图组织反埃及同盟。图特摩斯稳定国内局势，发动了他执政后的第一仗——进军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他在军事会议上力排众议，冒险穿过一条峡谷，突然出现在敌方大本营美吉多城下，最终迫使卡迭什王国投降，这个反埃及同盟顷刻间烟消云散。

此后，他又花了近20年的时间多次征讨叙利亚的诸城邦，最终确立了对叙利亚的统治。图特摩斯对叙利亚的征服严重刺痛了西亚大国米坦尼。在数次大战之后，埃及对米坦尼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甚至还一度渡过幼发拉底河追击对手。最后米坦尼屈服，并成为埃及的盟友，这使整个西亚地区大为震动，亚述帝国和巴比伦都同埃及修好。巴比伦还曾将一位公主送给图特摩斯为妃，这样，两个历史最久远的文明第一次以联姻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

之后，图特摩斯三世的舰队所向无敌，东地中海变成了他的势力范围，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都在他的海上帝国的版图之中。另外，埃及南方的边界在图特摩斯时代也被推进到了尼罗河第四瀑布（今埃塞俄比亚境内）。自此，埃及完成了从一个地域性王国向洲际大帝国的质变，图特摩斯三世也因他的征服而被誉为“古埃及的拿破仑”、“第一个曾经建立了一个具有任何真正意义的帝国的人，也是第一位世界英雄”。

公元前1379年，十八王朝的埃赫纳吞即位。在他成为法老之前，就对阿蒙神庙僧侣们专横跋扈的做法不满。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和奴隶，不断垄断精神的控制权，甚至假借神的旨意，间接、直接地干预国家事务。于是，以法老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和以僧侣集团为代表的世袭贵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主要矛盾。因此埃赫纳吞一即位，便决心削减阿蒙神庙的僧侣势力。

他起用了一批新的大臣，换了新的宰相，又从下层官吏中提拔了一批资历较浅的新官吏，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支柱。然后他强力推行对太阳神阿吞的崇拜，在底比斯等地建立阿吞神庙，奉献田产和财物，并自称自己是阿吞的儿子，把名字改为“埃赫那吞”，意思是“阿吞的光辉”。为了彻底摆脱阿蒙神的影响，他还在底比斯北300公里的地方另建新都，命名为“埃赫塔吞”，意思是“阿吞的视野”，并在那里修建了宏伟的“阿吞神庙”。另外，他还在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了变革，提倡真实地描写世界，鼓励人们创作赞美阿吞神和表现埃赫那吞光辉形象的作品。

这次改革沉重地打击了阿蒙僧侣集团和地方世袭显贵的势力，提高了自由民的地位，不仅是埃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古代世界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事件。

埃赫纳吞的改革引起了国内政治纷争，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趁机对埃及发起攻势，逐渐蚕食了埃及在北非的领地，于是国内法老的威信扫地。公元前1320年，军队总司令霍连姆赫布夺取政权，建立了第十九王朝，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他发起了新一轮的扩张浪潮。到了他的继承人塞提一世时代，埃及收复了西亚的大片土地，在对赫梯的战争中也占了上风。

当时国际上，富饶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是各个国家争夺的重点，有南面的埃及、北面的赫梯、米坦尼，东面的亚述和巴比伦。公元前1290年拉美西斯即位后组织了3万人的阿蒙军团，准备吃掉这块“肥肉”。他先是夺取了腓尼基地区，获得了制海权，然后便率领大军向目的地开进。当大军到达卡迭什地区时，拉美西斯的大军中了赫梯国王穆瓦塔鲁的埋伏，两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阿蒙军团几乎全军覆没，拉美西斯幸运逃脱，后来在援军的帮助下，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而赫梯一方也是损失惨重。

拉美西斯二世像 此后，拉美西斯又发动了几次入侵叙利亚的战事，虽有斩获，但规模不大。此时，叙利亚东面的亚述正在崛起，逐渐成为赫梯的心腹之患。于是，赫梯国王向埃及提出和约，拉美西斯同意，这样，埃及和赫梯于公元前1269年缔结了世界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国际和约。和约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永久同盟、互不侵犯、军事同盟、引渡政治犯、划分势力范围等，对双方都是平等的，它成为后世国际和约的蓝本。这个合约也暂时稳定了中东地区的政局，赫梯国王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拉美西斯为皇后。

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法老中名气最大的一个，不仅因为他对赫梯的战争和和约，还在于他在位长达67年，有过8个正式妻子和近百个妾，生了100多个儿子、50多个女儿，他的妻子——纳法塔莉皇后被誉为埃及历史上最美丽的女人。他在埃及留下50多块记功碑，最有代表性的是埃及最南端的阿布辛贝城郊外的阿布辛贝大神庙。

拉美西斯二世活了90岁，他是古埃及军事帝国的最后一个巨人。他死后不久，古埃及帝国在“海上民族”的打击下瑟瑟发抖，开始了漫长的衰落过程。

4.“国王之谷”中的“图坦卡蒙”

在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尼罗河中游雄踞着一座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都城，这就是被古希腊大诗人荷马称为“百门之都”的底比斯。这是一座充满神奇色彩的古城，它的兴衰是整个古埃及兴衰的一个缩影。

底比斯的兴盛是跟阿蒙神联系在一起的。公元前2134年左右，埃及第十一王朝法老蒙图霍特普兴建底比斯作为都城，将阿蒙神奉为“诸神之王”，成了全埃及最高的神，于是建有阿蒙神庙的底比斯在古埃及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就这样被奠定了下来。底比斯虽然经历过衰落，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这里都被古埃及人视为宗教中心。

阿蒙神庙新王国时期的法老们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掠取了大量财富和战俘，把底比斯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显赫宏伟的都城。他们在东底比斯为阿蒙神和他们自己建起了一座座壮观的神庙和宫殿，其中完成于拉美西斯二世的底比斯阿蒙神庙主殿，总面积达5000平方米，有134根圆柱，中间最高的12根大圆柱高达21米，每根柱顶上可以容纳一百余人，规模极大，为世罕见。另外，像路克索尔寺院、拉美西斯二世宫殿、阿蒙诺斐斯三世寺院，等等，也都十分庄严宏伟。

第二十一王朝以后，底比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断加剧，爱琴海和小亚细亚一带的“海上民族”不断入侵，使新王国日益衰落，底比斯也开始了自己的厄运。公元前663年左右，入侵埃及的亚述军队火烧、洗劫了底比斯。公元前27年，一场地震又使底比斯城里仅存的一些纪念性建筑物瞬息之间倾塌无遗。到公元19世纪，只留下一堆废墟的底比斯，成了古墓盗劫者的乐园。

其实后人对底比斯感兴趣，不仅在于底比斯城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底比斯是法老们死后的冥府。底比斯横跨尼罗河两岸，东岸是当时的宗教、政治中心，西岸则是法老们死后的安息之地。

由于金字塔太引人注目，虽然防范措施严密，但还是不能逃脱盗墓者的侵袭。于是，法老们决定不再建造巍然屹立的金字塔陵墓，开始把荒山作为天然金字塔，沿着山坡的侧面开凿地道，修建豪华的地下陵寝。他们选中了西底比斯一个不显眼的、盛产石灰岩的山谷。十八王朝的图特摩斯是第一位在这里安葬的法老，从此，埃及的法老和权贵们就仿效他在这里为自己修造了一座座陵墓，因此这个山谷被后人称为“国王之谷”，也有人称作“死亡之谷”。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国王之谷”一直没有被人发现。但随着时间推移，这里的陵墓还是被盗墓者洗劫一空。不过，有一座法老陵墓却奇迹般地逃脱了厄运，静悄悄地沉睡了3300多年，直到1922年才被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博士发现，这就是法老图坦卡蒙墓。它之所以能在几千年里没被人发现，是因为在这座墓的上层，又有许多其他法老的墓，而地面上贫民们又盖上了许多茅舍。

图坦卡蒙的墓室内的珠宝、工艺品、家具、衣物、化妆品以及各种兵器多达5000余件。在粉红色的墓室里，有3张四周雕成怪兽形的金床，床边是两个真人大小，相对而立的黑色卫士雕像。墓室中到处是珍贵的宝物：镶着宝石的王座、金光闪闪的战车、洁白似玉的花瓶、雕刻精美的金椅以及各种乐器等。图坦卡蒙的纯金棺材上写着法老的名言——“我看见了昨天，我知道明天。”

躺在棺内的图坦卡蒙带着一副很大的金面具，这副面具和他本人的相貌几乎一样。年轻的法老看上去既悲伤又静穆，他的胸前陈放着由念珠和花形雕刻串成的领饰，矢车菊、百合、荷花等色彩虽已剥落，但仍依稀可辨，这应该是法老的年轻王后在盖棺之前献上的。法老的木乃伊由薄薄的布裹缠着，浑身布满了项圈、护身符、戒指、金银手镯以及各种宝石，其中还有两把短剑，一把是金的，另一把是金柄铁刃的。后一把剑极为罕见，因为埃及人那时候才刚刚知道用铁。

对于图坦卡蒙墓的发掘，曾有过“法老的诅咒”的传闻。据说墓中有法老的诅咒铭文：“谁要是干扰法老的安宁，死亡就会飞到他的头上。”这个最年轻的法老的墓门被开启的同时，神秘伴随而来。先是卡特宠爱的金丝雀被一只眼镜蛇吞掉了，而另一位发现者卡尔纳冯伯爵死于被墓中蚊子叮咬而传染的不知名疾病，被叮咬的部位正是图坦卡蒙脸上伤疤的位置。之后又有传闻说当时进入墓地的二十几个人在十年内死去了20个。一时间流言四起，人们纷纷议论，说这是冥冥之中法老对不敬神者的报复。对于这些传闻，德国埃及学家乔治·斯丹道尔夫在1933年，就“法老的诅咒”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了“法老的诅咒”不存在的。卡特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写道：“就现代的埃及人来说，他们的宗教传统中根本不容许这种诅咒存在。相反，埃及人却很虔诚地希望我们对死去的人表示善良的祝愿。”就这样关于图坦卡蒙法老坟墓的谣言才逐渐平息。

5.法老时代的陨灭

公元前1236年～公元前1085年，埃及开始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国内的阶级斗争十分紧张，伊尔苏领导的奴隶起义和底比斯墓地工人罢工冲击了帝国的统治；“海上民族”利比亚从爱琴海和小亚细亚一代席卷而来，控制了北方王权。代表僧侣集团利益的拉美西斯十一世夺得了政权，建立了二十一王朝，这样历时4个世纪之久的新王国崩溃了。

在第21～25王朝期间，古埃及北方受利比亚人控制，南方的底比斯保持着独立，但是后来努比亚人乘埃及衰落之机入侵，建立了第二十五王朝。后来，舍易斯地方统治者萨姆提克一世重新统一了埃及，建立第26王朝。这个王朝被称为埃及的复兴时代，铁器、金属货币普遍流行，商业和经济生活较为繁荣。尼科二世法老统治时期，开凿了尼罗河通向红海的运河，并派遣腓尼基水手开辟航道，绕航非洲。尼科二世及其继承者为争夺埃及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的霸权，曾与新巴比伦王国进行战争。

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侵占埃及，建立第27王朝。波斯人在埃及的残暴统治和无情劫掠，激起了伊那路斯和阿米尔泰乌斯领导的埃及人起义。公元前404年，波斯王朝被推翻，埃及获得独立，相继建立了第28～30王朝。公元前343年，波斯帝国再次征服埃及，建立第31王朝。公元前332年，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侵入埃及，灭了波斯王朝，结束了延续3000年之久的法老时代。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去，他的部将、留驻埃及的总督托勒密·索特尔成为埃及的实际统治者。公元前305年，托勒密正式称王，建立了埃及托勒密王朝，迁都亚历山大城。这个王朝的诸位君主仍然被埃及历史上认为是法老。托勒密王朝鼎盛时包括了埃及本土、地中海的一些岛屿、小亚的一部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一些地区。王朝的统治主要依靠希腊——马其顿的殖民者，他们控制了整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政权。

托勒密王朝是埃及文化、工商业大发展的时期，统治者在埃及推行希腊化，使埃及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文化中心，这里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图书馆，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等著名学者都来此从事研究，数学、力学、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公元前30年，罗马军队开进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七世被屋大维的罗马舰队打败，托勒密王朝崩溃，埃及沦为罗马的属州。

埃及艳后

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克里奥帕特拉，是古埃及历史上最杰出的法老之一，曾被列为“影响世界历史的第一个女人”。罗马人对她痛恨不已，因为她差一点让罗马变成埃及的一个行省；埃及人称颂她是勇士，因为她为弱小的埃及赢得了22年的和平。

她运用自己的美貌、胆略和智慧，先吸引了恺撒，几乎成为罗马的“第一夫人”。恺撒遇刺后她返回埃及，又与当时称雄罗马的安东尼相好。后来安东尼与恺撒侄子屋大维争夺罗马统治权，双方在亚克兴进行大海战，克里奥帕特拉亦出兵支持安东尼。公元前30年，屋大维进攻埃及，包围了亚历山大里亚。躲在埃及的安东尼看到大势已去，伏剑自刎。克里奥帕特拉得知屋大维要把她带回罗马示众时，陷于绝望，以蛇咬自尽。屋大维满足了她临死之前的要求，把她和安东尼埋葬在一起。但她和恺撒所生的儿子恺撒里昂以及她和安东尼所生的长子亚历山大，均被屋大维下令处死。

克里奥帕特拉利用恺撒和安东尼的力量，拯救了她的国家，阻止了罗马帝国在埃及地区的征服行动，维护了埃及王国的利益。

6.迦太基帝国

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水手在北非建立了迦太基国。它位于地中海沿岸中央，长期经营中介贸易。不列颠、西班牙、希腊、埃及、非洲内陆以及其他各地的各种矿产、工艺品、纺织物、象牙等，常以迦太基为中转集散地，使得迦太基工商业迅速发展。到了公元前6世纪，迦太基成为一个囊括北非、南部西班牙、撒丁岛、科西嘉和西西里西海岸的奴隶制大帝国，称霸西部地中海，与希腊分别控制着地中海的西东两边。

公元前6世纪，迦太基与希腊人发生冲突。公元前535年，迦太基人联合伊特拉斯坎人打败了希腊人的舰队，但公元前480年，格隆和特隆统率的希腊军队在西西里岛打败了迦太基军队。此后百年间，迦太与希腊为了争霸地中海而纷争不断。

公元前4世纪初，希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元气大伤，开始停止在西西里殖民，迦太基与希腊的纷争才告一段落。但取而代之的，却是更可怕的对手——罗马。经过三次布匿（罗马对迦太基的称呼）战争，迦太基沦为罗马人的殖民地，公元前29年，罗马将迦太基设为非洲行省的一部分。

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迦太基隶属于西罗马帝国。而在5世纪时，汪达尔人乘西罗马帝国崩溃之机，入侵迦太基，并占领了非洲北部沿海的大部分国家，成立了阿兰·汪达尔国。到了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向亚、非、欧三大洲的邻国进军，在其倭马亚时代征服了包括迦太基在内的北非大部分领土。1217年～1221年，当第五次十字军东侵横扫过迦太基之后，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城被严重的损坏殆尽，完全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第二章 两河文明——美丽的美索不达米亚

越过大沙漠的漫漫黄沙，你将看见一块绿色的国土在闪烁微光，那是位于两条大河之间的一个河谷，这块充满神秘的仙境被《圣经》称之为“伊甸园”……

现在，我们可以站在金字塔的顶端，想象着自己拥有一双鹰一般锐利的眼睛。你的目光指向遥远的东方，越过大沙漠的漫漫黄沙，你将看见一块绿色的国土在闪烁微光，那是位于两条大河之间的一个河谷，那里便是《旧约全书》曾提到的乐土。这块充满神秘的仙境被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圣经》称之为“伊甸园”，意为“两河之间的国度”。

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中下游）是世界上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这个文明的中心大概在现在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带，北部古称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这里的历史大致划分为苏美尔早期王朝、阿卡德王国、苏美尔复兴时期、乌尔第三王朝、巴比伦王国等几个阶段。这里的人们为世界发明了第一种文字——楔形文字，建造了第一个城市，编制了第一种法律，发明了第一个制陶器的陶轮，制定了第一个七天的周期，第一个阐述了上帝以七天创造世界和大洪水的神话，为世界留下了大量的远古文字记载材料（泥版）。

1.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

苏美尔人是历史上两河流域早期的定居民族，他们所建立的苏美尔文明是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最早，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产生的文明。

苏美尔文明主要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开端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约在公元前2000年，被闪米特人（闪族人）建立的巴比伦代替。这里发现有楔形文字之前最古老的文字石板，这是目前公认的最早的文字记录。

最早，苏美尔人从北部来到这里，他们是住在山区的白种人，惯于在山顶之上祭祀他们的众神。进入平原地区后，他们开始堆造人工的山丘，并在山丘顶上修建祭坛。他们不会建造楼梯，因此常用环绕高塔的倾斜长廊代之。后来，苏美尔人被占领两河流域的其他种族同化，再也找不到踪迹，只有他们建造的高塔依然屹立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废墟之中。犹太人在流浪途中经过巴比伦时，看见了这些宏伟的建米索不达米亚平原筑，便把它们称为“巴别塔”（通天之塔）。

苏美尔人的许多发明对后来的技术和文化的发展非常重要：他们发明的文字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文字书写系统；他们是最早的纪录天文学现象的人；他们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引入了密集的农业；许多重要的农作物和牲畜（羊、牛）由这里扩展出去。因此苏美尔人文明是早期最有创造性和发明精神的人类文化。

当时的两河流域是由数个独立的城市国家组成的，这些城市国家之间以运河和界石分割。每个城市国家的中心是该城市的保护神的庙宇。每个城市国家由一个主持该城市宗教仪式的祭司或国王统治。当时比较大的城市有埃利都、喀什、拉伽什、乌鲁克、乌尔和尼普尔。这些城市因水权、贸易道路和游牧民族的进贡等事务进行了几乎一千年为时不断的争战。

约公元前2500年左右，拉格什在苏美尔称霸，到安那叶姆王和恩铁美那王时，拉格什征服了不少地方，苏美尔颇有统一的趋势。后来，国王卢加尔安达因治国不善，引起了暴动，一个名叫乌鲁卡基那的人推翻了卢加尔安达的统治，在平民的拥护下，自己登上了王位，并进行了已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政治改革运动，试图维护平民的利益。拉格什内乱之时，苏美尔各国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温马王卢加尔扎克西征服了拉格什，杀死乌鲁卡基那，血屠全城。乌鲁卡基那在位仅六年，他的改革也因此而废弃。这期间的拉格什称为拉格什第一王朝。

温马的祭司国王卢加尔扎克西消灭拉格什的王朝后，占领了乌鲁克，并将它作为他的首都，自称他的帝国从波斯湾一直蔓延到地中海。但是后来闪族阿卡德国王萨尔贡打败了卢加尔扎克西，俘虏了他，于是苏美尔人城邦的历史就此结束了。

阿卡德人属于闪米特人的一支，并非苏美尔人。他们于公元前2500前后进入两河流域时，苏美尔城邦文明已经进入尾声，各城邦之间斗争异常激烈，阿卡德王萨尔贡打败了卢加尔扎克西后，真正统一了苏美尔地区，建立了君主制的集权国家，自此，“苏美尔-阿卡德”时代开始。

阿卡德王萨尔贡（约公元前2371～公元前2316年）曾先后出征34次，击败卢加尔扎克西后又挥兵南下，降服乌尔，征伐拉格什，“洗剑于波斯湾”，昔日繁华的苏美尔城市几乎尽遭摧毁；在东方，他远征埃兰、苏撒等城市；在北方，他不仅征服了两河流域北部的苏巴尔图，还曾进兵到小亚细亚的陶鲁斯山区以及沿黎巴嫩山脉的地中海东岸地带，自称“天下四方之王”。其实萨尔贡虽然征服了广大地区，但他直接统治的大概只限于两河流域南部，北部的苏巴尔图、东边的埃兰等只是其属国，仍保持半独立的状态，黎巴嫩山脉一带则仅是征服所及的边远地区。萨尔贡死后，阿卡德王朝依靠军事力量维持统治，各地时有反抗，约公元前2191年，来自东北面山区游牧的库提人入侵南部两河流域，灭亡了阿卡德王国，建立库提姆政权，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阿卡德”时代结束。

在文化上，阿卡德人落后于苏美尔人，但是在萨尔贡统治时期，他们很好地接受了被征服地区的先进文化，并有所发展，使之成为了两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萨尔贡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规定了十进制计算制度，他还把全国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派宫廷子弟担任行政区长官。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大力疏浚了河道，修筑了各种水渠，建造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灌溉网络，保证了全国农田免受旱灾并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洪水灾害。

蛮族库提人摧毁了阿卡德王国，但库提人的统治并不稳固，使得各苏美尔城邦得以短暂复兴。后来乌鲁克的国王乌图赫加尔赶走了库提人，强大起来。乌图赫加尔死后，镇守乌尔城的乌尔纳姆在乌尔建都，于公元前2113年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1年～公元前2003年），乌尔纳姆开始自称“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

乌尔第三王朝虽是苏美尔人的王朝，但是和以前的苏美尔城邦制不同，它是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和阿卡德王国或以后的巴比伦王国一样。乌尔纳姆颁布了现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法典——《乌尔纳姆法典》，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自己在南部两河流域的最高统治权。由于国家对奴隶反抗行为制裁十分严厉，因此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到了后期，各地割据，王权衰落，最后在阿摩利人和埃兰人的侵袭下，乌尔第三王朝灭亡。

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历史上就再也没有苏美尔人建立的政权。虽然以后的巴比伦、亚述时期，苏美尔语、楔形文字仍然存在，苏美尔人开创的文明仍在继续，但苏美尔民族却在历史上消失了，逐渐被人遗忘，苏美尔国家的历史被后人当成神话般的传说。

2.古巴比伦王国的兴衰

巴比伦意为“众神之门”，最初不过是幼发拉底河边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市。公元前2200年左右，来自叙利亚草原的阿摩利人攻占了这座小城，建立了国家。骁勇善战、争强尚武的阿摩利人以此为中心，南征北讨，四处征战，最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巴比伦王国，历史上称之为“古巴比伦王国”，阿摩利人也因此被称为巴比伦人。巴比伦人继承了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的文明成果，并发扬光大，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发展到了顶峰。人们喜欢用“巴比伦”三个字来概括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足以表明巴比伦文明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和对世人所具有的魅力。

古巴比伦王国 公元前19世纪，阿摩利人灭掉了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王朝，建立了以巴比伦城为首都的巴比伦王国。早期的巴比伦诸王征服了博尔西帕、基什和西帕尔等城邦，在该地区树立起巴比伦的霸权，但它仍是一个小国。

公元前1792年，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即位，当时，巴比伦所处的地缘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强大的埃什努纳王国控制着底格里斯河上游，拉尔萨控制着两河流域三角洲，在东方有埃兰王国，在北方亚述国王沙姆希——阿达德一世也虎视眈眈。汉谟拉比即位后，审时度势，机灵善变，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公元前1766年时，埃兰王国与平原上的其他城邦联盟，袭击并摧毁了埃什努纳和其他很多城邦，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这一地区。为了巩固统治，埃兰还试图挑起汉谟拉比统治下的巴比伦王国和拉尔萨王国之间的战争，以坐收渔利，但这个计谋被汉谟拉比和拉尔萨国王获悉。他们结成联盟后，粉碎了埃兰人的进攻，但拉尔萨国王在战斗中没使出全力，这让汉谟拉比感到愤怒，于是，他在公元前1763年挥师南下，一举征服了拉尔萨，从而统一了两河流域的下游。

当汉谟拉比在他的北方盟友的帮助下在南方作战时，缺少士兵的北方陷入动荡。征服拉尔萨后，汉谟拉比乘机挥师北上，平息了北方的动乱，并占领了埃什努纳。然后巴比伦军队又征服了北方的其他城邦，包括它的老盟友马里也被兵不血刃地攻下。经过几年的征伐，汉谟拉比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古巴比伦帝国，古巴比伦历史进入了全盛时期。汉谟拉比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是古代西亚第一部较为完备的法典，全文用楔形文字铭刻，除序言和结语外，共有条文282条，包括诉讼手续、损害赔偿、租佃关系、债权债务、财产继承、对奴隶的处罚等，它接近于一部民法典和刑法典，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

在易攻难守的两河流域，分化瓦解的力量总是大于凝聚的力量，汉谟拉比建立的王国能够获得近200年的寿命，除因有着一支强大的常备军的维持之外，还在于有《汉谟拉比法典》这个王国的灵魂。汉谟拉比的高明之处，在于以有利于自己统治的形式，将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用文字固定了下来。

汉谟拉比于公元前1750年去世，国家的控制力减弱，一百多年后他所建立起来的帝国烽烟四起，开始衰落。公元前1595年左右，赫梯军队在莫尔西利一世的率领下，攻占了巴比伦城。

3.赫梯王国

公元前2000年前后赫梯王国兴起于小亚细亚这一古老的文明地区。这里处于黑海、地中海和两河流域之间的要道上，很早就和外界发生贸易联系，是近东文明与爱琴文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畜牧业在赫梯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业依靠河溪和水池灌溉，发展十分有限。境内有银、铜、铁等丰富矿藏，是发展金属冶炼的有利条件。赫梯族早出现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们是操印欧语的部落。

公元前19～公元前18世纪，赫梯人形成第一批部落联盟，并有设防的城市。后来，库萨尔王阿尼塔在各部落联盟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征服涅萨，定都于哈图斯。形成中的赫梯国家实行对外侵略政策，赫梯王塔巴尔纳于公元前1640年征服小亚细亚东部，随后穆尔西里一世也继承了先辈诸王的侵略政策，趁喜克索斯人势力削弱和巴比伦国家内外交困的机会，于公元前1600年征服喜克索斯人的北方据点哈尔帕，稍后，又于公元前1595年左右洗劫了巴比伦。

在穆尔西里一世统治晚期，王室贵族不断倾轧，之后的几十年，骚动、叛乱和反抗在赫梯国家持续不断。约公元前1535年，国王铁列平为了杜绝贵族纷争，保证国家的稳固，对国家制度做出了重大改革。他从王位继承制度着手，确立了王位长子世袭制，防止了贵族对王位的争夺，有利于统治阶级内部团结；确立了一人犯罪一人当的原则，有效地制止了王族的滥杀；明确了贵族会议有权审理一切罪犯，加强了判案的集体法律效力。这次改革标志着赫梯国家形成过程的完成。

公元前15世纪末～公元前13世纪初，赫梯国家处于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编制有《赫梯法典》，明确了国家的奴隶制度。国王苏庇路里乌玛利用米坦尼宫廷政变和叛乱，占领了米坦尼的大部分领土，并和埃及争夺叙利亚地区。当时，埃及正陷于内部宗教斗争，无力东顾；叙利亚各地也竭力想摆脱埃及的统治，因此赫梯顺利地征服了叙利亚和腓尼基。此后，赫梯和埃及、亚述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约公元前1312年，赫梯王穆瓦塔鲁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争夺叙利亚，会战于卡迭石，由于双方损失惨重，大约于公元前1296年，两国缔合，赫梯取得了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自埃及在叙利亚和腓尼基的势力削弱以后，赫梯是雄视西亚的一大霸国。

但是，赫梯国家是在征服过程中形成的军事联合，并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境内各部落之间的语言和生活方式都不相同，边疆和外藩地区的统治者掌握有行政、司法、军事大权，离心力很大，因此，国家的分合往往受到某个国王的军事成败的影响。卡迭石之战以后不久，赫梯就开始衰弱，到公元前13世纪末，“海上民族”从博斯鲁斯海峡侵入赫梯，赫梯国家便在内外交迫中崩溃了。公元前8世纪，残存的赫梯王国完全被亚述帝国所灭。

赫梯人的文化

赫梯人是一个习惯于征战的民族，世代征战让他们认识到没有强劲的军队是不行的。赫梯历代国王均保持有一支人数多达30万的军队，他们的武器先进，使用短斧、利剑和弓箭。赫梯人打击敌人最有效的武器是战车，在战场上，他们驱赶披着铁甲的马拉战车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使来敌闻风丧胆。

赫梯是西亚地区乃至全球最早发明冶铁术和使用铁器的国家，也是世界最早进入铁器时代的民族。赫梯王把铁视为专利，不许外传，以至铁贵如黄金，其价格竟是黄铜的60倍。赫梯的铁兵器曾使埃及等国为之胆寒，直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赫梯灭亡之后，赫梯铁匠散落各地，才将冶铁技术扩散开来，公元前800年左右传至印度，公元前600年左右传至中国。

在赫梯王国里，妇女享有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妇女所享受不到的权利和自由。赫梯法律充许妇女和男子一样拥有职业，皇家的文件和国宝显示国王和王后共享大权。赫梯王朝的某一时期，曾有王后单独临朝统治。

4.希伯来人的身影

公元前2000年的某一天，有一支弱小的闪米特游牧部落踏上了流浪的旅程。他们离开家园——幼法拉底河口的乌尔，想在巴比伦找一块新的牧场，但是却遭受到了巴比伦士兵的驱逐，他们不得不继续向西流浪，希望找到一块生存的土地。

这支游牧部落就是希伯来人，我们通常叫他们犹太人。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家族起源于苏美尔，后来有一个自称是亚伯拉罕孙子雅各的后裔的希伯来部落开始用雅各的别名称呼自己为“以色列人”。

经过长时间的漂泊，他们终于在埃及得到了一小块栖身之地，在那里一住变是500多年，这期间与埃及人和睦相处。当希克索斯人征服埃及时，这些犹太人为了保全自己的牧场，竭力为希克索斯人效劳。后来当埃及人重新获得了独立时，犹太人便厄运临头了——埃及法老把他们贬为奴隶，世代为法老效劳，接受埃及人的残暴统治。

公元前1250年左右，犹太人找到了一位英勇的领袖——摩西。摩西率领族人成功地躲过了埃及追兵逃离埃及，这便是有名的“出埃及记”。传说埃及人追至红海岸边，摩西按上帝的吩咐向海伸权，海水左右分开、如墙而立，犹太人顺利通过了红海，而当尾随而至的埃及追兵通过时，海水又恢复原状，于是埃及军队惨遭灭顶。

摩西像犹太人到了西奈半岛，摩西教犹太人如何按“十诫”的训示去过圣洁的生活，通过教诲让他们信奉一位统治着天庭、牧人的生命、取火和呼吸的神，名字是“耶和华”，于是“耶和华”成为希伯来民族唯一的主宰。也正是在那时，所有希伯来人都成了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在摩西的劝说下相信“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以色列雅各的神，所以以色列的神也就成了他们全民族崇奉的神。

犹太人在摩西的带领下继续前行。西奈半岛中间是一片炎热的沙漠，摩西告诉族人应该吃什么、喝什么以及如何在炎热中保持健康。经过多年的艰苦跋涉，犹太人终于找到了一块富饶的乐土，这个地方叫做“巴勒斯坦”。但是巴勒斯坦当时已经被另一支闪米特部族迦南人占据，他们不愿与犹太人共享他们的土地。于是犹太人奋力冲开道路，进入山谷，建立起许多城市。他们修筑了一座敬奉耶和华的宏伟庙宇，并将庙宇所在的城市命名为“耶路撒冷”，意思是“和平之乡”。

而摩西此时已不再是犹太人的领袖了，他安详地望着巴勒斯坦的群山，然后永远地闭上了疲倦的双眼。他不仅把族人从外国的奴役中带到了一个自由独立的新家园，他还使犹太人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敬奉唯一神的民族。

在公元前1025年前后，一位名叫撒母耳的部落长老以其人格力量赢得了以色列各部落的拥戴，他从所有以色列人中挑选出了一位国王——扫罗，是他后来使希伯来人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

扫罗英勇善战，却不懂治国。他一生只管作战，甚至连自己的首都、王宫也没有建立过。以宗教角度来说，他又多次得罪了神，因而部分以色列人，尤其是南方的犹大支派对扫罗很不赞同。最后，在扫罗战死后，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拥立犹大支派的大卫为王。

大卫首次将耶路撒冷定为首都，并击退了腓力斯丁人，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犹太国家。大卫是以色列人最崇拜的国王，犹太人的象征“大卫之星”就是代表的大卫王。大卫死后，其子所罗门接任王位。他大兴土木，建筑堡垒、宫室和耶路撒冷的圣殿，扩大对外贸易，和埃及法老结盟，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黄金时代的顶点。但是他在位时向百姓征收重税，导致了人民对他不满，因而种下了叛乱的种子。在他死后，北方的十个支派马上脱离了以色列联合王国，由耶罗波安领导；而南方的两个支派则依然由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领导，自此，以色列联合王国结束，国家分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

北国以色列定都撒玛利亚，由于地处平原，易攻难守，加上北方一直政局不稳，于是在公元前722年，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相对来说，南国犹大位于丘陵地带，比较容易驻守，政局也比较稳定，所有君主几乎都是大卫的后代，国家的寿命有344年。最后在公元前586年犹大国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所灭。从公元前63年起，这一地区被并入罗马，在公元1～2世纪的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绝大部分犹太人被赶出住所，流散到世界各地，一直持续到20世纪。

5.亚述帝国

公元前3000年左右，属于闪米特族的亚述人在底格里斯河中游建立了亚述尔城，逐渐形成贵族专制的奴隶制城邦。亚述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活动时间约有一千余年，大致可分为早期亚述、中期亚述和亚述帝国三个时期。其中亚述帝国是其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称雄公元前8世纪中叶到公元前621年一个多世纪的亚洲，首都尼尼微是当时世界性的大都市。

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是早期亚述时期，当时阿卡德王国与乌尔第三王朝强盛时，亚述受它统治。公元前2006年古亚述获得独立，随后奴隶制形成，加强了对外侵略。公元前17世纪初，沙姆希-阿达德一世占领阿卡德北部至地中海的广大区域，自称“天下之王”。他死后，亚述先后沦为古巴比伦王国和米坦尼王国的藩属。

公元前14世纪中叶，亚述王乌巴利特一世（约公元前1365年～公元前1330年）击败米坦尼，建立了强大的亚述帝国，史称古亚述帝国。随后尼努尔塔一世（约公元前1294年～约公元前1208年）击败赫梯帝国和巴比伦，占领了整个两河流域，在当时的西亚地区影响极大。公元前11世纪末，在阿拉米人迁徙浪潮的打击下，再度衰落。

公元前10世纪，亚述进入铁器时代。铁器的使用，生产力的提高，为其长期对外战争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和给养。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是亚述人扩张的大好时机，当时世界上，它四周已经没有强敌：强大的埃及帝国已成昨日黄花，小亚细亚的赫梯已为“海上民族”所摧垮，南部的巴比伦尼亚已经四分五裂，东方的米底和波斯尚未兴起。

亚述帝国堪称世界史上第一个“军事帝国”。帝国的历代诸王几乎都是在不断扩张征伐，对亚述统治者来说，打仗就是一切。亚述军事发展的完备也是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在击败赫梯帝国后，铁制武器开始装备到亚述帝国的军队，他们有着当时最先进的攻城武器和装备最完善的部队，采取强大的、闪电式的进攻战术，以果断、迅猛的突击结束战斗。此外他们还特别重视野战营垒和驿道的建设。亚述骑兵在长期的征战中，亚述人发展了战车兵、骑兵、步兵、工程兵和辎重兵等多种兵种。

在亚述帝国的扩张史上声名最显赫的君主有四位：

提革拉·毗列色，公元前745年～公元前727年在位。他统治时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巩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同时也加强了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和剥削。他打败了亚述的劲敌乌拉尔图，征服了整个叙利亚地区，兼并了巴比伦，奠定了亚述在西亚的霸主地位，因此，他实际上是亚述帝国的真正创立者。

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2～公元前705年在位。萨尔贡二世是一名因战功显赫而得到提升的下级军官，他利用迅速攀升的权势篡夺了王位，被后世称为亚述的拿破仑。他统治时期打败了以色列、埃及，镇压了埃及支持的叙利亚和腓尼基等地的起义，使亚述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他还以善于治国闻名于世。

辛那赫里布，公元前704年～公元前681年在位。他是萨尔贡二世的长子，在位时扩大了先父的战果。据史载，他的辉煌战果包括89座城镇、820个乡村，俘获7200匹马、11.1万头驴、8万头牛、80万头羊以及20.8万个俘虏。而且，他痛恨或者是嫉妒巴比伦城的繁华奢侈，在攻破巴比伦后，一怒之下将巴比伦城全部夷为平地，烧成灰烬。这一浩劫，使辛那赫里布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伊萨尔哈东，公元前680～公元前669年在位。他在公元前671年远征埃及，攻占孟斐斯城，接受了上下埃及之王和埃塞俄比亚之王的称号。在他统治时期，建立了一个地跨西亚、北非，版图几乎囊括整个文明世界的亚述帝国。在他之后，亚述帝国盛极而衰。

公元前612年，崛起的新巴比伦王国与伊朗高原的米底人联合攻陷了亚述首都尼尼微。公元前605年，曾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称雄一时的亚述帝国灭亡，其遗产被新巴比伦王国和米底王国瓜分。这个时间，离亚述的极盛时期不过50多年。

6.新巴比伦王国

公元前1000年左右，闪米特人的一支——迦勒底人，来到两河流域南部定居。在亚述帝国征服古巴比伦王国以后，迦勒底人曾多次起义反抗亚述的统治。

新巴比伦 公元前626年，亚述人派迦勒底人领袖那波帕拉沙尔率军驻守巴比伦，他到巴比伦后，却发动了反对亚述统治的起义，建立起新巴比伦王国，并与伊朗高原的米底（也称米堤亚）王国联合，共同对抗亚述。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灭亡，遗产被新巴比伦王国及米底王国瓜分，其中新巴比伦王国分取了亚述帝国的西半壁河山，即两河流域南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及腓尼基，重建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626～公元前538年），也叫迦勒底王国。

公元前604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即位，叙利亚归顺新巴比伦王国，但腓尼基及巴勒斯坦地区态度不明，而埃及一向觊觎这两个地区，埃及法老拉拢推罗、西顿等腓尼基地区与之结盟。尼布甲尼撒二世则继续与米底王国结盟，又娶米底公主阿米蒂斯为后，以巩固自己后方。公元前597年，新巴比伦出兵巴勒斯坦，攻占耶路撒冷，扶植犹太人齐德启亚为傀儡统治犹太人。

公元前590年，埃及法老普萨姆提克出兵巴勒斯坦，推罗国王投靠埃及，西顿被占领，犹太人齐德启亚及巴勒斯坦、外约旦等地纷纷倒向埃及。但这时米底王国与新巴比伦王国的关系却紧张起来了，为此新巴比伦王国筑起了一条长城防范米底人。然而，米底因要对抗乌拉尔图及西徐亚人，无力再与新巴比伦王国对抗。尼布甲尼撒二世趁机于公元前587年第二次挥军巴勒斯坦。他围困犹太人的圣城耶路撒冷，齐德启亚突围失败，落入新巴比伦王国军队之手，被挖去双眼后送往巴比伦尼亚。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围十八个月后城陷，犹太王国灭亡，耶路撒冷被洗劫一空，城墙被拆毁，神庙、王宫被焚烧，全城活着的居民包括皇族、官吏被俘往巴比伦尼亚，在那里，他们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流放失国生活，史称“巴比伦之囚”。这在犹太人看来，尼布甲尼撒二世就是上天惩罚犹太人罪恶的工具，也就是在这一段时期，犹太人中间萌发了“救世主”的观念，成为后来犹太教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消灭了犹太国以后，尼布甲尼撒二世又围攻腓尼基的推罗，公元前574年，双方议和，推罗国王伊托巴尔三世承认尼布甲尼撒二世为尊者，保持了推罗的自治地位，其他附近的小王国都纷纷向尼布甲尼撒二世称臣。公元前569年，埃及发生王位之争，尼布甲尼撒二世趁此机会在公元前567年入侵埃及，迫使埃及放弃侵占巴勒斯坦的野心。

尼布甲尼撒二世死后不久，国内阶级矛盾及民族矛盾加剧，最后一个国王那波尼达统治时，他试图另立新神，与马尔杜克神庙之间的矛盾加剧。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崛起，居鲁士二世率军入侵新巴比伦王国时，祭司竟打开大门放波斯军队入城，那波尼达被俘，新巴比伦王国不战而亡。

“空中花园”遗址“空中花园”

尼布甲尼撒二世娶了米底的公主米蒂斯为王后。公主美丽可人，深得国王的宠爱，可是时间一长，公主愁容渐生。尼布甲尼撒不知何故。公主说：“我的家乡山峦叠翠，花草丛生，而这里连个小山丘都找不到，我多么渴望能再见到我们家乡的山岭和盘山小道啊！”原来公主得了思乡病。于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令工匠按照米底山区的景色，建造了层叠的阶梯型花园，栽满奇花异草，并在园中开辟了幽静的山间小道，小道旁是潺潺流水；中央修建了一座城楼，矗立在空中。巧夺天工的园林景色终于博得公主的欢心。由于花园比宫墙还要高，像是悬挂在空中，因此被称为“空中花园”。当年到巴比伦城朝拜、经商或旅游的人们很远就能看到空中花园的金色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公元2世纪，希腊学者把“空中花园”列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此后，“空中花园”更是闻名遐迩。但令人遗憾的是，“空中花园”和巴比伦文明的其他的著名建筑一样，早已湮没在滚滚黄沙之中。

7.宇宙统治者——波斯帝国

公元前2000年，与波斯人同属印欧语系的米底人定居于伊朗高原西部。从公元前9世纪起，他们就屡遭亚述人的侵略。公元前672年，米底王国建立，征服了居住在伊朗高原南部的波斯各部落，定都都爱克巴坦那。米底王国曾强大一时，它统治了伊朗高原的广大地区（包括米底、波斯、帕提亚等地）和小亚西亚的部分地区，不久又与新巴比伦王国结盟灭了亚述帝国，分得了亚述帝国的东部河山。

波斯帝国也叫“阿契美尼德王朝”，它的创建者是阿契美尼斯，当时整个波斯地区还是在米底王国的统治之下。后来阿契美尼斯的儿子泰斯帕斯继任王位后，带领阿契美尼德脱离了米底王国的统治。泰斯帕斯死后把土地分给他的两个儿子：塞鲁士一世和阿里亚拉姆尼斯。他们死后也将王位分别传给他们的儿子：冈比西斯一世和阿尔沙米斯。公元前559年，居鲁士二世继承冈比西斯一世的王位，并在其后承袭了阿尔沙米斯的王位，重新联合阿契美尼德王国。

居鲁士二世随后开始扩张领土。他首先公开反叛米底王国，并在公元前550年将其彻底消灭，后又与新巴比伦结盟，以确保王国的后方不会受威胁。公元前546～公元前539年之间，居鲁士先后征服了巴克特里亚、马尔吉安那、花剌子模、索格地亚那、格德罗西亚、萨塔吉地亚、阿拉霍西亚、德兰吉安那、萨克人的地区、阿富汗等地，其统治范围在东方接近了印度河流域。公元前539年，他利用巴比伦城内反对国王的祭司，打开了城门，使巴比伦城落入了他的手中。居鲁士入城后，看到了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决定把波斯帝国的首都迁到这里，宣称自己是“宇宙统治者”。自此，波斯帝国的势力扩至埃及边界。

居鲁士死后，儿子冈比西斯二世在公元前525年征服了埃及，攻破了埃及国都孟菲斯，俘虏了法老。冈比西斯在埃及建立了第27王朝。这样，波斯人建立起了一个地跨西亚北非的波斯帝国，其版图比埃及新王国和亚述帝国大很多。公元前522年，波斯帝国内部发生叛乱，冈比西斯二世死在返城途中，王族将领阿尔沙米斯的孙子大流士一世率兵平定叛乱，最后获得了王位。

大流士一世夺得王位后对内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以稳定政局。他严厉地镇压了起义，把全国分成许多军区，军区长官只对他一个人负责，任何人无权调动军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于公元前522年开始修建新的首都——“波斯波利斯”，并建立了一支1.2万人的私人卫队，称为“不死队”。除此之外，他还将各行省贡赋固定下来，统一了度量衡，铸造了新的货币——“大流克”金币，正面是他本人头像，反面是一个弓箭手。在交通方面，大流士时代修建了贯通全国的交通网络，称为“御道”，沿途设置许多驿站和旅店，并有士兵保护，全国的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在汉朝张骞通西域之后，这条大道便是丝绸之路的西段。他执行促进帝国海上商贸的政策，开辟海上航路，派舰队探索印度洋，打通了从印度河口到埃及的海上航线，还开通了从尼罗河到苏伊士的运河，成为第一个将印度洋和大西洋两大水系连为一体的君主。大流士的这些治国措施促进了贸易和商业的发展，使这些地区获得了新生。

大流士一世统治波斯期间，对内镇压了米底、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等地的叛乱；对外，他在公元前517年将印度河流域纳入波斯版图；公元前513年，又进一步控制了黑海海峡和色雷斯一带，前锋直指希腊诸城邦，成为第一个向欧洲扩张的东方君主。当时，波斯帝国的疆域西至埃及，东括印度，南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北到里海及黑海一带。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在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中，已征服了其中三个，逼近了第四个。这些风格各异的众多文明第一次联合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大大加深了相互的交流和渗透，但也给原本简单的波斯统治制度带来了众多问题和挑战。

而大流士一世及其后继者发动的希波战争（公元前500～公元前449年）是波斯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战争使貌似强大的波斯帝国被英勇捍卫独立的希腊城邦击败。在此期间，埃及、巴比伦地区也多次爆发反抗波斯的起义，大大削弱了波斯的军事力量，强大的波斯帝国从此开始动荡不安。

公元前410年左右，波斯国王阿达薛西二世策动了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最终签署的《国王和约》使波斯得以插手希腊事务。公元前359年，阿达薛西三世登基，他拒绝帮助雅典对抗北面的马其顿，与雅典闹翻，最后马其顿统一全希腊。五年后，马其顿亚历山大跨过达达尼尔海峡，经过格拉尼库斯河战役、伊苏斯战役和高加美拉战役，摧垮了波斯帝国的军事实力。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攻入波斯波利斯，古波斯帝国正式灭亡。

在亚历山大死后的权力争斗中，色流斯一世成功地夺到了亚历山大帝国统治下的波斯领土，但是统一很短暂。在伊斯兰教的出现和6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伊朗之后，波斯文明最后遗迹也消失了。

8.两河流域文明成就

尼罗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都是在两河文明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希腊人从这里学到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犹太人从这里学到了神学，并将它传播于世；阿拉伯人从这里学到了建筑学，并以此教化了中世纪时的整个欧洲。

两河文明的历法很有特色。在苏美尔阿卡德时代，人们制定了太阴历，以月亮的阴晴圆缺作为计时标准，定每个月29或30天，12个月为1年（6个月为29天，6个月为30天），每年354天，并发明了闰月，通过置闰月的办法调整误差，有8年3闰和27年10闰的规定。他们把1小时分成60分钟。在亚述时期，还确定了今天星期的名称和7天1周的规定。

苏美尔人还会分数、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和解一元二次方程，发明了10进位法和16进位法。他们把圆分为360度，并知道圆周率近似于3，甚至会计算不规则多边形的面积及一些锥体的体积。

苏美尔人的一种象形文字——楔形文字是最古老的人类文字之一，也叫“钉头文字”或“箭头字”。后来苏美尔楔形文字经过巴比伦人、亚述人、阿拉米人的使用和改造，成为一种半音节文字。在两千年间，楔形文字一直是美索不达米亚唯一的文字体系，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这种文字甚至成为西亚大部分地区通用的商业交往媒介。

在建筑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和古巴比伦城了。古巴比伦城城垣雄伟、宫殿壮丽，显示了古代两河流域高超的建筑技术。新巴比伦时期，巴比伦城成为当时世上最繁华的城市，也是中东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巴比伦城有两道围墙围绕，外墙以外，还有一道注满了水的壕沟以及一道土堤；城内的主干道中央以白色及玫瑰色石板铺成。另外城中有八个城门，其中最著名的伊丝达尔门表面用青色琉璃砖装饰，砖上有公牛和神话中的怪物等浮雕。公元前450年前后，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来到巴比伦城时，称赞它为“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

第三章 消逝的三角——印度河流域文明

生活在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毗荼人，创造了印度的早期文明。随后，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时期，创造出了以佛教为代表的灿烂文化。

古代印度，是指喜马拉雅山以南、以印度河与恒河流域为中心的南亚次大陆地区，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20世纪初，经过考古学家长期勘察发掘，灿烂的“古代印度文明”展露于世。

公元前2500年左右，生活在印度河流域的土著达罗毗荼人，创造了印度河的早期文明。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进入了比较发达的哈拉帕文化时期，出现了上百个城市国家，其代表是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哈拉帕文化衰落以后，来自中亚的雅利安人（印度·雅利安人）部落进入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创造了“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等远古印度文化。在随后的列国时期，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时期发展成为空前统一的强盛帝国，创造出以佛教为代表的灿烂文化。

1.印度文明源头——哈拉帕文化

20世纪20年代的一天，印度考古学家拉·巴涅尔吉到印度信德省荒凉的沙漠边缘找寻佛教的遗物，在他“无意”的“搜寻”中，竟然发现了沉睡地下数千年的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随后，其他考古学家又在印度河上游沿岸发现了与摩亨佐·达罗古城属于同一时代的哈拉巴古城遗址。这两座古城的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印度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的印度河文明人们称作“哈拉帕文化”。

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两座城址已具备较大规模。摩亨佐·达罗城址位于巴基斯坦信德邦拉尔卡纳，哈拉帕城址位于印度旁遮普邦拉维河左岸。两城面积均约2.5平方千米，人口估计各为3～4万，可能是两个独立国家的都城或城邦联盟中心。摩亨佐·达罗城市规划整达罗古城齐，西部是统治者居住的卫城，东部是下城居民区。卫城有城墙和壕沟环绕，北半部中央建有大浴池，并有良好的供水排水系统，其中浴池可能是祭祀前沐浴的宗教礼仪建筑；池西有规模宏大的谷仓；池东池北可能是最高统治者的宅第；卫城南部有会堂和寺庙建筑群。下城内街道整齐，房屋用烧砖砌成。

关于哈拉帕文化的起源，有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从遥远的西方带有先进技术的农民迁移到肥沃的印度河流域，他们和当地的土著达罗毗荼人一起修建运河，发展农业。不久沿河的部落逐渐发展为城市，城市中有土和砖垒起的数米高的城堡，里面有几种供暖式的公共浴场、集会场所和谷物仓等。当时这里的居民创造了独特的文字，发明了很多精密的度量衡，已经掌握了冶铜、融铁、铸造和焊接技术。

这里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还从事渔猎和各种手工业。这里出土的大量陶器多施红衣黑彩，特色鲜明。当时的棉纺织业、造船业、象牙加工业、石料加工业等都已经发展起来，手工制品通过陆路和海路与中亚、伊朗、两河流域和埃及等地进行贸易。所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印度河文明已经进入高度发展的时期，印度次大陆地区已经进入了早期的国家阶段。

但是，大约从公元前1800年开始，这一灿烂辉煌的文明却急剧走向了衰落，更在公元前1750年前后戛然而止，彻底消失了。消失的原因至今众说不一，有人认为是外族的大规模入侵，也有人认为是由公元前1700年左右发生的地震和由地震引起的水灾造成的。

2.吠陀时代（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600年）

“吠陀”是印度最早的宗教经典，意思是“知识”或“神圣知识”。吠陀共有《梨俱吠陀》、《耶柔吠陀》、《娑摩吠陀》和《阿达婆吠陀》四部。其中《梨俱吠陀》是最重要、最古老的，并且具有文学价值，它反映的社会时代被称为“早期吠陀时代”，另外三部反映的是“后期吠陀时代”。

公元前1600年前后，雅利安进入印度河流域，对当地塌鼻、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进行了大屠杀，并把他们往南驱赶，毁灭了印度河流域的城市，结束了本已衰退的哈拉帕文明。这些雅利安人以部族、氏族为单位开始在旁遮普过着畜牧为主、农业为副的生活，牛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马则被用来拉战车，大麦是主要的农作物。

公元前1000年左右，部分雅利安人进入恒河流域，不久在该地成立了农耕社会。从公元前800年起，铁器开始使用并逐渐普及，水稻栽培也逐渐普遍。这段时期除《娑摩吠陀》等三吠陀以外，又有《祭仪书》、《森林书》、《奥义书》等广义的吠陀圣典，两大叙事诗《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的原形也在此时成立。这些著作成为后人研究后期吠陀时代文化的重要资料。

在吠陀时代，随着雅利安人的社会分化，印度的种姓制度逐渐形成。它们把人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即僧侣，为第一种姓，地位最高，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刹帝利即武士、王公、贵族等，为第二种姓，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即商人，为第三种姓，从事商业贸易；首陀罗即农民，为第四种姓，地位最低，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等体力劳动。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各种姓又派生出许多等级。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称作“贱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绝大部分是农村贫雇农和城市清洁工、苦力等。

当雅利安人到达恒河流域时，吠陀的泛神论转化为婆罗门教，除了保留了吠陀里的宗教仪式和祭祀外，婆罗门也将地方信仰以及神纳入了吠陀的众神之列。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神被列为最高的神，鬼神也出现在婆罗门教中。婆罗门教认为世界是一种幻象，梵天女是灵魂的真实存在；肉体是虚的，精神是实在的；人死后灵魂重新归于“梵”。现在看来，婆罗门教实质是在位奴隶主在为统治找理由。

3.佛祖释迦牟尼

随着雅利安人社会的发展，各部族发展为拥有独裁政权的王国，这时期的印度处于奴隶制经济迅速发展、奴隶制大国竞相崛起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新的思想、新宗教勃然而生。公元前531年，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从此，佛教徒在印度各地广传佛法，之后又传播到周边的国家，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主张在灵魂上“众生平等”，不需要特殊祭祀阶层的指引，每个人都可以靠自我修行达到不生不灭的境界。

释迦牟尼原名乔达摩·悉达多，他是印度北部释迦族的王子，从小生活在宫中，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有一天，他出宫游历时看到了下层人民苦难的生活，对他的影响很大。29岁时，他放弃了特权的生活，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动身去探求人生的真谛。他离开皇宫后，开始了四处游历，在恒河河谷漫游了6年，过着一段极端克己的生活。最后他来到了摩揭陀国，在一棵菩提树下他突然醒悟了，明白了人的愚钝和受苦的原因，成为“佛陀”，即“觉者”或“悟者”，人们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就是“释迦族的隐修者”。他认为，世界除了痛苦（苦谛）之外，别无他物；生老病死只能带来苦难，人的痛苦来源于对生的执著和永远不能满足的、贪求幸福的欲望（集谛）；为了消除痛苦，求得寂静之乐，必须从欲望中解脱出来，并将欲望泯灭（灭谛），而其途径就称作道（道谛）。这就是佛教教义中的“四圣谛”，佛陀认为这是人要消除痛苦和获得涅槃的必经之路。释迦牟尼的余生都是在讲解自己的教义中度过的，死后，他的弟子们创立了新的宗教，推崇“四圣谛”，传播他的教义，这就是佛教。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苦修 佛陀具有高超的修炼和组织才能，加上他无可非议的个人品德，很快成为一个广受欢迎、成功的大师。他对婆罗门教采取回避，而不是反对的态度，这就必然使他的传教道路更加顺畅。佛教僧侣团体的出现，为佛陀的事业提供了一种在他死后依然存在的制度背景，那些对传统做法不满的人尤其是妇女和种姓低的人发挥了作用，因为在佛陀看来，种姓是无关紧要的。同时，这时的佛教不崇尚仪式，是单纯的和无神论的，与其说是宗教，还不如说是哲学，它和各大宗教一样吸收了先前的信仰和思想，这使佛教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

到了印度的孔雀王朝，佛教开始向国外传播，先后传入了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的西双版纳。在北方，佛教一是由中亚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二是先传入中国西藏，再传至蒙古和西伯利亚以及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

4.孔雀雄主阿育王

公元前517年，大流士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地区，将其作为一个行省纳入了波斯帝国的版图，每年向该地区征收360塔兰特金砂作为赋税。公元前327年，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帝国时，也征服了印度河流域。他扶植了两个当地人作傀儡，两年后，亚历山大远征军从印度河口兵分两路回返巴比伦，随后旃陀罗崛多领导印度河流域人民推翻了马其顿侵略者的统治，自立为王，建立了孔雀王朝，随后东进推翻了统治恒河流域的难陀王朝，统一了北部印度。

古印度地图 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约公元前304年～公元前232年）是印度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王，他对历史的影响可居印度帝王之首。他一生的业绩可以明显分成两个部分：前半生是“黑阿育王”时代，主要是经过奋斗坐稳王位和通过武力基本统一印度全境的过程；后半生是“白阿育王”时代，他在全国努力推广佛教，使佛教成为国教，最后促成了这一世界性宗教的繁荣，同时也没有迫害其它教派，反而对婆罗门教和耆那教予以慷慨捐助。由于阿育王强调宽容和非暴力主义，他在民众中的欢呼声中统治了印度长达41年的时间，他的统治时期是古代印度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

阿育王18岁时被任命为阿般提省总督，后来在镇压旦叉始罗城叛乱中立下大功，积累了政治资本。公元前273年父王宾头沙罗病重，阿育王回国争夺王位，传说他杀死了99个兄弟之后才坐稳了宝座。阿育王登上王位后依然延续着他凶狠嗜杀的作风，专门挑选最凶恶的酷吏去设立“人间地狱”残害百姓，在统治初期他被认为是一个暴君。

他发动了一系列统一南亚次大陆的战争，曾征服过湿婆国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公元前261年远征孟加拉沿海的羯陵伽国的战争。这次战争使孔雀王朝基本完成了统一印度的事业（最南端的部分除外），但是也造成了10万人被杀，15万人被掳走的惨剧。这一战是阿育王一生的转折点，也是印度历史的转折点。阿育王看到当时伏尸成山、血流成河的场面，深感痛悔，他的暗藏佛性的恻隐之心被唤醒，在和佛教高僧优波毯多次长谈之后，终于被感召，决心皈依佛门，彻底改变了统治策略。

阿育王宣布他从此不再主动发动战争，即使不得已的战争也将尽量减少伤亡。他宣布佛教为国教，将诏令和“正法”的精神刻在崖壁和石柱上，这就是著名的“阿育王摩崖法敕”和“阿育王石柱法敕”。他倡导的正法包括：对人要仁爱慈悲，包括孝敬父母、善待亲戚朋友和其他人；对动物也要尊重它们的生命，因为它们也是“众生平等”的一部分；要多做有助于公众的好事，如修桥造路、种树建亭等；要对其他宗教宽容，给予耆那教、婆罗门教、阿耆昆伽教应有的地位，禁止不同教派之间的互相攻击。这些“正法”的内容体现了佛教的基本精神，也包含了阿育王本人的统治需要。

阿育王向佛教僧团捐赠了大量的财产和土地，还在全国各地兴建佛教建筑，据说总共兴建了84000座奉祀佛骨的佛舍利塔。他还召集了1000比丘（俗称“和尚”），在华氏城（孔雀王朝国都）举行大结集，驱除了外道，整理了经典，并编撰了《论事》。之后阿育王开始向周边国家派遣佛教使团传播佛教，斯里兰卡、缅甸，甚至叙利亚、埃及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这是佛教走出印度，向世界性宗教发展的开始。对于佛教来说，阿育王是仅次于释迦牟尼的第二重要人物。印度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向外传播，标志着广大东南亚地区诸多国家的印度模式文字、文化的开始。

这一时期的治国方针是基于佛教的精神，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阿育王对其它宗教的宽容政策，也成为了以后印度君主的传统。

但是由于当时印度的各个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很大的独立性，尽管阿育王在后期推行了宽松的政策，孔雀王朝的统治还是不稳固的。公元前232年阿育王去世，后来的几位统治者仍定都于华氏城，继续保留着孔雀之名，但是其势力范围却大大缩小，仅是恒河流域的部分地区。约在公元前185年，孔雀王朝末代国王布利哈德罗陀被其部将普士亚密多罗·巽伽所杀，建立了巽伽王朝。到了公元前180年前后，印度又回复到常见的地区性独立王国的分治局面之中。

5.笈多王朝（公元320年～467年）

孔雀帝国瓦解后，北印度一度在月氏人、贵霜人的统治下。在公元4世纪初，北印度处于分裂之际，恒河上游地区的笈多家族逐渐强盛起来，大约在308年，王子旃陀罗·笈多娶了当地著名的梨车族公主鸠摩罗·提毗为妻。由于梨车族是统治华氏城及其附近地区的贵霜人诸侯，旃陀罗·笈多便因婚姻关系而继承了华氏城的统治权，使笈多家族的实力和政治地位大为增强。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以吠舍离为首都建立了笈多王朝。

旃陀罗·笈多一世之子沙摩陀罗·笈多（海护王）统治时期，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张。他在征服恒河上游地区和印度河流域东部地区后挥师东进，征服了恒河下游直至三角洲的大部分，最后又举兵南下，进抵奥里萨和德干高原东部，其势力在海外甚至到达了马来半岛和印度人侨居的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这一时期的对外扩张为印度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海护王之子旃陀罗·笈多二世（超日王）统治时期，笈多王朝的实力达到鼎盛。超日王继承父业，首先致力于国家的统一。他征服了恒河上游贵霜人的后继者纳伽人，并将他们的地盘纳入了笈多王朝的版图，后来又与南北邻国修好，集中打击西部的塞种州长国。到了409年，笈多王朝的领土已扩张到了阿拉伯海沿岸，控制了北印度东西海岸的繁荣城市和港口。这时候的北印度，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明，宗教宽容，无论是物资丰饶还是文化成就，均登峰造极。

到了鸠摩罗·笈多一世时代，印度各地有很多叛乱，但基本都被镇压下去了，笈多王朝保持了北印度的安定局面。可是刚刚平息了内乱，笈多王朝又面临着白匈奴人入侵的威胁，塞建陀·笈多（公元455年～467年）出兵打败了入侵的白匈奴人，中止了他们的进攻，暂时挽救了笈多王朝的危亡。但是到了大约公元500年，笈多王朝发生经济危机，中央政权削弱，各地封臣叛离中央，国家陷于分裂，匈奴人又卷土重来，吞并了笈多王朝大部分领土，严重破坏了北印度政治经济文化，促使其瓦解为许多封建小国，北印度再度处于政治分裂局面。

笈多王朝开创了印度的古典时期，经济与文化空前繁荣。当时农业取得了大发展，手工业中的炼铁、棉纺织业和造船业都很发达，封建制度也开始形成。这一时期大乘佛教盛行，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成为印度中世纪前期的宗教和学术文化中心；印度教兴起，信仰毗湿奴、湿婆和梵天等三大主神的三大教派广泛流行。此外，笈多王朝时期，在梵文文学、绘画、雕刻、建筑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超日王时期，中国高僧法显游历印度，并著有《佛国记》（原名《历游天竺记传》），当时也有印度僧人来到中国。

606年，戒日王统一北印度建立了戒日王朝，中国高僧玄奘曾访问戒日王的国家，宣讲大乘佛教教义，获得了“大乘天”的尊号，得到了戒日王热烈的礼遇。

第四章 遥远的东方——中华文明

让我们把目光从印度移向东方。黄河流经的地方土壤肥沃，水草丰美，这里的部落逐渐发展壮大，由此衍生出了古代中华灿烂的文明……

让我们把目光从印度移向东方。跃过高耸绵延的喜马拉雅山脉，是一片圣洁的土地——青藏高原，这里发源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距今5000年前的广阔的亚洲东方，有很多氏族部落存在，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土壤肥沃，水草丰美，这里的部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由此衍生了古代中国灿烂的文明。公元前2世纪，秦国统一中国建立了秦朝，在北方修筑了万里长城以抵御北方匈奴人的进攻，当时秦帝国的版图南至百越，北抵长城，东临渤海，西连祁连山，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经过汉朝的发展，华夏民族在遥远的东方创造了延续至今的中华文化。

1.炎黄子孙的起源

大约在距今5000年以前，中国黄河上游陕西岐山姜水一带居住着一支具有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氏族部落，他们的首领是炎帝，姓姜。相传炎帝教导人们种植五谷，在他的领导下，人们不断总结生产经验，改进生产工具，粮食年年丰收，因而炎帝受到人们的爱戴，被尊为“神农”，所以炎帝又有“神农氏”之称。此外，为了解救部落成员的疾病之苦，炎帝尝遍百草，从而发明了医药。其实，农业生产知识是上古人类实践经验的积累，而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发明推广。后来人们推测，对于神农氏的事迹，大致反映出了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社会情况。

到了公元前27世纪的原始社会末期，黄河中游与汾水下游一带的许多部落之间争斗频繁，其中有三个部落最为强大，他们是正趋衰弱中的神农氏炎帝神农部落、兴旺壮大中的有熊部落（首领轩辕氏）和九黎部落（首领蚩尤）。当时炎帝部落是联盟盟主，但威望和实力并不足以使各部落停息纷争。轩辕氏经过长期的布德修武，深受民众爱戴，周围部落逐渐归服于他。在一次战争中，轩辕氏率领有熊部落打败了神农部落，成为两大部落的首领，随后他又与居住在东方的九黎部落首领蚩尤发生战争。蚩尤统率大军杀到了涿鹿，与轩辕氏的军队进行了著名的“涿鹿大战”。当时漫天大雾把皇帝的军队团团围住，蚩尤左右出击，使轩辕部落损失惨重。在万分危急之际，皇帝的手下“风后”依照北斗星的原理，制造出了一辆“指南车”，为轩辕部落的军队指明了方向，冲出了大雾。后来，轩辕氏又命人把军鼓搬到战场上，一连擂了九通，犹如雷声轰鸣，一时间地动山摇，军威大振。蚩尤士兵听了个个胆战心惊，望风而逃。轩辕部落乘胜追击，杀死蚩尤，取得了重大胜利。在那之后，各部落便拥戴轩辕氏作为所有部落的盟主，称“黄帝”。从此，黄河流域各民族得到了进一步融合。

黄帝威德并用，以规则和权威管理取代了部落间原始血腥的争斗，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了和平。他下令禁止各部落之间的私斗，部落争执要向他投诉，由他调解；对于不服管理的部落，黄帝就用强力手段征服。这样黄帝建立起了有组织秩序的文明国家雏形。此外传说皇帝用玉作兵器，造舟车弓箭，染五色衣裳，让妻子嫘祖教人民养蚕，命令大臣仓颉造文字，大挠造干支，伶伦制作乐器，等等，虽然这些传说不大可靠，但我们能从中了解到在黄帝时代生产工具和生产力大有进步。

历史上的尧、舜、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所以称之为“轩辕后裔”或“炎黄子孙”。黄帝的后代与其他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黄帝轩辕氏被看成是华夏族的始祖。

2.青铜文化的勃兴——夏、商、西周

黄帝以后的部落联盟首领，如尧、舜、禹都是采用“禅让”的方式选择有才能的人做联盟的首领。

禹的父亲崇伯鲧，是雄踞在嵩山附近的富有治水经验的有崇氏部落首领。当时的中原大地，河水经常泛滥，禹采用疏导的方式成功地减少了洪水泛滥的危害，人们纷纷迁到低平肥沃的原野中，开垦土地，使社会生产获得了显著的提高。后来，禹因治水有功，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舜帝就把首领的位子传给了他。

禹在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尝试组建了军队，南征三苗，修建城池，制定刑法，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提供了基础。他将全国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以首都安邑为中心，五百里以内由君主直接管辖，叫做“甸服”，人民向君主直接纳税；在“甸服”外围，每五百里划一个区，分别称“候服”、“绥服”、“要服”、“荒服”，像同心圆一样拱卫着中央区。传说他曾将当时已知的天下划分为九个区域，称“九州”，于是后世有时就用“九州”代表中国。

禹老时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从此，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这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社会替代。

据记载，夏王朝的初期政局不太稳定，发生过几次差点导致亡国的严重政变冲突。夏朝的统治延续了四百多年，最后一任君主桀非常残暴，而这时，商部落的力量逐渐强大，首领成汤很得民心。成汤联合其他部落一起推翻了夏桀的统治，建立起商王朝。商部落接受了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逐渐向稳定的农业社会转变。

商王朝建立起一个中央官僚机构，商王能直接管理各地的部落首领，中央集权有所进步。但各地的世袭部落首领在本部落仍然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因此部落的强大常导致商王朝政局出现一些动荡。商王朝在基本稳定中延续了六百多年。

商朝中后期有几位君主昏庸无能，最后也出现了一位特别残暴的君主——纣。这时，商王朝辖下的渭河流域有个从事农业的周部落，他们大量吸收被商纣王迫害的有才能者和百姓，逐渐强大起来。最后，周联合起各部落东征推翻了商王朝，建立起周王朝。

周以首都镐京为中心，沿渭水下游与黄河中游划出一大片土地，由周王直接统辖，依靠强大的军政实力保证统治权威。周王建立了“分封制”，将他直接统辖之外的土地分封给各亲属、有功的大臣将领，形成了以周王为权力核心、各“诸侯”国并列的权力体系。诸侯每年要向周王朝觐和进贡，他们在首都镐京有专门的官署。各诸侯对封地内的平民与奴隶享有支配权，并保有军事力量。诸侯之间相互尊以国君之礼，不能相互干涉内政，只有周王有权剥夺诸侯国国君的世袭封国与爵位。当周王征兵作战时，各诸侯必须率领各自军队，听候调遣。

为了加强统治，周王朝在周王、诸侯、贵族、平民与奴隶各阶层之间规定一种详细复杂的礼教制度、世袭宗法制度——“周礼”，将“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与贵族继承模式固定下来。周王不仅是世俗的君王，而且是“得之于天”的精神领袖，其统治权威具有神圣性。

夏、商、周三代都是部落诸侯联盟，君主作为“共主”存在，拥有军政重权的部落诸侯容易挑战王室的权威，所以王室一定要具备权威号召力和良好的治理能力。但是到了周朝的第十三位国君周幽王时，他为博美女褒姒一笑，竟然随意点燃了烽火台，各路诸侯统领大兵见到了周幽王，发现竟然是个玩笑，于是恼怒而去。后来，对周幽王心怀不满的诸侯勾结了在镐京西北的游牧民族犬戎入侵，洗劫了镐京，各路诸侯竟无一人救援，周幽王被杀。就这样，周王室二百多年的权威地位跨塌了，诸侯国的野心开始膨胀，一个长期混战的时代——“春秋战国”开始了。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器获得大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商代的中晚期，中国的青铜时代已经进入到一个发达繁荣的阶段，出现了很多样式的作品，器形丰富多样，并且已经开始出现铭文。近代出土的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显示出当时的青铜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甲骨文”，和埃及最早发现的文字一样，这是一种象形文字，刻在兽骨、龟甲或者骨器上，是商代通用的文字。当时甲骨文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书写体系，文字结构自然灵活，布局参差错落、体现了较高的书法技巧。

3.春秋和战国

镐京被洗劫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东迁至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各封国也随之东迁。自这年起到公元前476年，史称“春秋时期”，其名字来源于孔子所著的编年史《春秋》。

春秋时期：自东周一开始，周王朝就走了下坡路，王室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仍。小的诸侯国纷纷被吞并，强大的诸侯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而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就可以称霸。春秋时期先后出现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5个霸主，史称“春秋五霸”。在春秋中期，有一个比较和平的时期，这是因为各国都被战争搞得十分疲惫，需要休整。于是公元前546年由14国参加的第二次“弭兵之会”达成协议，战火暂时得以平息。可是，这期间在长江流域，吴、楚、越三国之间却多次爆发霸权之争。

随着牛耕铁制农具带来的封建制经济的发展，在诸侯国的内部，贵族势力强大起来，开始与国君争夺权力。公元前453年晋国出现了韩、赵、魏三家大户，将晋国进行了瓜分，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就是著名的“三家分晋”。于是，七雄并立，春秋时期走向了“战国时期”。

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战国策》中记载的是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的历史，所以人们称之为战国时期。这一时期魏、赵、韩、齐、楚、秦、燕这七个诸侯强国连年征战，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据统计，整个战国时期的255年中，有大小战争230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在战国七雄中，秦国的“商鞅变法”发挥了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使得秦国后来居上，逐一灭掉了其他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结束了战争频繁的战国时期，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

在当时战国七雄为了富国强兵竞相实行变法，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等实行的变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在外交斗争中十分活跃。战国时期，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互相促进，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都市；修建了都江堰、郑国渠、鸿沟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仅促进了当时的农业发展，而且造福了后世。在文化和思想学术的发展上，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辩家鹊起，创造了辉煌的先秦文化，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就像希腊分裂后出现了许多哲学家、王国被俘的犹太人中间出现了许多先知一样，纷乱割据的中国，也出现了许多哲人和先贤。这一时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从卜巫的宗教迷信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文化的历史转型。尽管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伴随着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局面被打破，随之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变化，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出现了，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杰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孙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至于一般的出谋划策、谈天雕龙之流以及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更是人数众多。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比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4.千古一帝秦始皇

秦王嬴政出生于赵国首都邯郸，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继承王位。由于年少，秦国朝政由丞相吕不韦把持。嬴政22岁时，在故都雍城举行了国君成人加冕仪式，开始“亲理朝政”。他利用布置好的3000精兵除掉了吕不韦、嫪毐等人，重用李斯、尉缭。嬴政对外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离间、合纵连横、秦统一形势图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北取赵，中取魏，南取韩，然后再进取燕、楚、齐，分别在公元前230年灭韩、前228年灭赵、前225年灭魏、前223年灭楚、前222年灭燕、前221年灭齐，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多民族、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秦朝，定都咸阳。嬴政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将大臣议定的尊号“泰皇”改为“皇帝”，从此“皇帝”就成为中国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

秦王嬴政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规定：自己死后皇位传给子孙时，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秦始皇梦想皇位永远由他一家继承下去。为了使皇帝的地位神圣化，秦始皇又采取了一系列“尊君”的措施：

1.取消“谥法”。谥法起于周初，是在君王死后，人们依其生平事迹，给予带有评价性质的称号。秦始皇认为，像这样“子议父，臣议君”，太不像话，更没意义，于是他宣布废除谥法，不准后代臣子评价自己。

2.天子自称为“朕”。“朕”字的意义与“我”相同，以前一般人均可使用，但秦始皇限定只有皇帝才能自称为“朕”。

3.皇帝的命令叫作“制”或“诏”。

4.文字中不准提及皇帝的名字，要避讳；文件上逢“皇帝”、“始皇帝”等字句时，都要另起一行顶格书写。

5.只限皇帝使用的、以玉质雕刻的大印才能称为“玺”。

这些规定，目的在于突出天子的特殊地位，强调皇帝与众不同，强化皇权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感。秦始皇幻想借助这些措施，使他的皇位千秋万代地在其子孙后代中传续下去。

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秦始皇吸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

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掌政事；太尉掌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属，掌图籍秘书，并监察百官。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管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郎中令，掌管宫殿门户；卫尉，掌管宫门保卫屯兵；中尉，掌管京畿警卫；廷尉，掌管刑罚；治粟内史，掌管谷货；少府，掌管赋税和供应王室的手工业制造；典客，掌管民族事务和外事；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太仆，掌管车马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他们议论政务，最终由皇帝裁决。

秦王朝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机构的政权机构，以后一直被历代王朝所仿效。其中汉代的“三公九卿”，基本上是照搬秦制。

在地方，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设郡、县两级，其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不得世袭，这样使君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治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

在文化方面，秦始皇任命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发明了“隶书”，受到了秦始皇的赏识，提升他为御史。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秦始皇统一和简化文字，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对中国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使汉字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基础。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很不一致。秦统一后，秦始皇规定货币分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秦制20两为镒）为单位；铜钱为下币，统一为圆形方空，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铜币才是主要的流通媒介。他还以原秦国的度、量、衡为单位标准，制定了度量衡的标准器，与标准器不同的一律禁止使用。在田制上，秦朝规定6尺（合今230厘米）为步，240步为一亩，这一亩制以后沿用千年不变。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大大方便了国内的经济交流。

从公元前222年开始，秦始皇开始大幅修筑以首都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的驰道，类似现代的高速公路。驰道均宽五十步，他是规定了全国车辆的宽度标准。这样，一是大大方便了交通，利于管理六国旧地，二是方便了北方战争前线的物资补给。此外，为方便运送征讨岭南所需的军队和物资，秦始皇命史禄开凿了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漓江。灵渠在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19年）至二十三年（公元前215年）修成。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加强了秦王朝及后世对珠江流域的控制，并使该地区永远成为中国的版图。灵渠自贯通后，两千多年来就一直是岭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

秦灭六国之后，就开始修筑长城，每年征发民夫四十余万。这沉重的徭役背后，其实是当时的形式所迫。修建长城，是为了保护北部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人民的负担；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其骑兵活动范围很大，没有长城的话，要很多军队来防守，这会给人民增加更大的负担。秦始皇把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北边原有的长城连接起来，给我们留下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当时文化繁重的体现，但是到了大一统的秦国，却成为了秦始皇统一全国民众思想的严重阻碍，甚至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民众思想，于公元前213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史书，民间只允许留下关于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这一事件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才结束，史称“焚书”。公元前212年，两个方士私自逃跑并诽谤秦始皇，于是秦始皇一气之下，将四百六十余名方士坑杀，史称“坑儒”。“焚书坑儒”代表了秦帝国对民众思想的严密控制，这种控制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安定，巩固了全国的大一统局面，但同时也对中国文化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

兵马俑 秦始皇即位不久，便开始派人设计建造秦始皇陵，前后历时三十余年，每年用工70万人。现在留存的墓从外围看周长2000米，高达55米，内部装修极其奢华，以铜铸顶，以水银为河流湖海，并且布满机关。仅看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就可看出当年修建这座陵墓的百姓负担之重。陵墓造成之后，工匠全部被活埋。此外，在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还动用全国大量人力物力，开始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其规模宏大，仅一个前殿的面积就达到了东西长693米，南北宽116米，台基高达11.65米，上面可以坐上万人。到秦朝灭亡，阿房宫仅完成地基。秦始皇还兴建了兴乐宫、梁山宫等，从全国掳来上万美女置于其中，死后几乎全部被迫殉葬。除此之外，秦始皇在全国各地建立许多行宫，以供自己游乐；动用大量财力派遣徐福去东海拜访神仙，希望得到长生不老药。正是因为秦王朝的这些暴政，引起当时人们的强烈不满，人们纷纷诅咒暴君不得好死，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在秦始皇死后，秦朝很快灭亡了。

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位皇帝，也是“皇帝”尊号的创立者，同时也是中国皇帝制度的创立者，是使中国进入了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制时代的人。他使中国第一次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局面，为其后各朝代谋求统一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但由于秦朝受“法家”的影响，对人民施行暴政，动用国家大量人力财力满足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所以自古以来，秦始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功过两面的人物。

5.雄才大略汉武帝

继短暂的秦朝之后，是中国历史上的汉朝。汉朝分为“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

西汉版图：西汉是刘邦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刘秀建立，建都洛阳。两汉时期是当时世界上一段伟大的历史。刘邦至刘启时期（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的汉朝，经济实力缓慢上升，逐渐成为东方第一大帝国，与西罗马齐名。而到了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年～公元前49年）时期，大汉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匈奴帝国战败而向西狼狈逃遁；中亚和西域各大国也都闻而惧之；张骞出西域首次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中国从此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直到一千多年后蒙古人的叛乱。正是因为汉朝的声威远播，外族开始称呼中国人为“汉人”，而汉朝人也乐于别人这样称呼自己，“汉”从此成为了伟大的中国华夏民族的永远的名字。

西汉是中华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汉族”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原战国时各国的文化相互渗透融合，到西汉时中华地区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多方面都逐渐趋于统一，构成了共同的汉文化，从此在中华地区的各族中就出现了统一的汉族。汉族和周边各少数民族都是汉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汉族由于文明程度较高，在中国各兄弟民族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历史发展和自然形成的结果。汉以后历代的朝代名称虽有变换，但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地位始终未变。

在经济文化大繁荣的西汉，最著名的皇帝便是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汉武帝。汉武帝名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是汉朝第七位皇帝，也是西汉时期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民族英雄、文学家。汉武帝4岁时被册立为胶东王，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54年，建立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

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王朝。但是，秦帝国的辽阔版图，不过是汉武帝时代版图的二分之一。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执政，当时匈奴气焰嚣张，西域神秘莫测。汉武帝不能忍受父亲忍气吞声、换取短暂和平的“和亲外交”，因为此时他有着足够的财力和人力去征服，有着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去开拓。

汉武帝即位第二年派遣张骞出使大月氏（今伊犁地区），希望借此形成反击匈奴的战略联盟，压缩匈奴的生存空间，实现对匈奴的战略包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也使中原汉族政权力量延伸到了今天新疆以西。

即位第八年，汉武帝第一次运筹帷幄征战匈奴，却以“马邑之战”的失败告终，但这样的失利反而促使汉武帝破釜沉舟，毅然抛弃汉王朝施行近70年的和亲国策，全力出击匈奴。在之后的四十余年里，西汉派出了大批的精兵良将讨伐匈奴，涌现出武功盛极一时的将才，如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但是在这些将才凯旋的背后，是那位远在庙堂之上运筹帷幄、足以与西方的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匹敌的最高统帅——汉武帝。汉朝军队对匈奴的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漠北之战这三大重要战役，都由汉武帝亲自决策部署，选将调兵。经过多年的讨伐，西域南道的多数国家臣服于汉。到了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从此匈奴再不敢同汉朝争西域，西域全部国家也都臣服于汉朝。后来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督护，管理西域南、北道诸国，至此，西边直达里海都成为了汉朝的疆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

汉朝的反击，使得匈奴人一部分在中国北方定居，融入了中华民族，另一部分则西迁，开始不断入侵西方。他们欺压雅利安人，骚扰罗马边境，到公元前1世纪，他们的后裔安息人夺取了塞琉卡斯王朝在波斯的实力。但是，当时的世界东西方雄踞着两个盛极一时的大国——罗马和汉朝，因此，匈奴人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遭受到了强烈的反击，所以他们只好经过中亚向东南迁徙，进入印度。在罗马和汉朝强盛的时代，只有印度屡遭这些匈奴骑兵的入侵。后来他们破坏了阿育王的帝国，建立了贵霜王朝，统治了印度北部。之后的数百年，他们不断骚扰着印度，每到夏季，他们就在西土耳其游牧，入秋后，他们就掉头去威胁印度。

汉武帝在讨伐匈奴的同时，又剑指东方、南方、东南方、东北方，使汉朝的势力到达今天西方的中亚，西南的云贵川，东北的黑吉辽，南方的海南与福建，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

在治国方面，汉武帝尊用儒家学说。为聚拢人心，统一思想，秦始皇用“焚书坑儒”，汉武帝则“独尊儒术”。

西汉初年，因秦王暴政和连年征战，使得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西汉的早期帝王吸取教训，尊崇道家学说，在一定的制度下对国家民众“无为而治”，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复苏。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强盛，社会进步，汉武帝开始尊崇儒家学说，运用儒家经典约束官吏，吸收法家学说严惩贪官。儒家学说让人们懂得礼仪教化、精忠报国等一个臣子应该做的事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把“从政”作为人才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对应内在的儒家统治思想，就是中央集权体制，于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政治皇权和儒家学说紧密相连，达到了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功效。

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在举贤制度上采用察举征辟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汉人才匮乏的局面，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他还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以削弱汉初分封的诸侯国势力，加强监察制度。

在经济方面，他重农轻商，整顿财政，征收商人资产税，大力打击奸商；又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并统一铸造五铢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正是汉武帝这一系列的文治武功，使得汉朝进入了鼎盛时期，也开创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鼎盛局面。有人评价汉武帝时说：“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

汉武帝时期21项历史性首创

1.汉武帝是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

2.汉武帝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定、颁布“太初历”的皇帝，以正月为岁首，一直用到现在。

3.汉武帝时期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史记》，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4.创立了察举征召制度。

5.汉武帝独尊儒术，第一个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6.创立太学，并从国立太学生中选拔官吏。

7.汉武帝在独尊儒术时，又“悉引百端之学”，形成了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同时，又兼用百家，对后世影响巨大。

8.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亲临现场治理黄河，这是历代皇帝第一次。

9.汉武帝时推广耧车下种，此法在中国延用两千多年。

10.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在中国史上属首次。

11.汉武帝在轮台、渠犁屯田，并置使者、校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今中国新疆地区屯田。

12.汉武帝时用井渠法作龙首渠，后传入今中国新疆地区，并进而入波斯等地。

13.从西域引进葡萄、苜蓿种植，从大宛引进了良种马——天马，西域的乐曲、魔术传至中国，中国的铸铁技术、丝织品、井渠法、漆器传至大宛等地。

14.汉武帝外施仁义，实行德治；同时又重视法治，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这在历史上也是首次。

15.设置对地方高官的监察机制——刺史。

16.禁令郡国铸钱，改由国家统一铸造，对后世影响重大。

17.汉武帝通过大量移民在西北边郡屯田，这对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经营西域起了重大作用。

18.任人唯才，不拘一格。只要有才干，愿意为国效力，都可以任用，使得汉武帝时人才济济。

19.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派大军深入匈奴腹地进行决战的皇帝。

20.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要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臣服于中原王朝的皇帝。

21.汉武帝平定南越后，首次在今海南岛设置儋耳郡、珠崖郡，统治了今天的海南岛与南海诸岛地区。

第五章 地中海上的灯塔——古希腊文明

穿越层层山峦和荒漠西望，在遥远的爱琴海边，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举行，那里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古希腊。

地中海上的灯塔公元前776年，周幽王统治下的西周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中华大地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期——春秋，而此时，穿越层层山峦和荒漠西望，在遥远的爱琴海边，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举行，那里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古希腊。

古希腊的地理范围包括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沿岸一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这里出现了爱琴文明，之后被毁坏。公元前11至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进入了“荷马时代”，氏族制度解体。之后的3个世纪，希腊出现了许多奴隶制城邦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雅典和斯巴达，他们分别代表着奴隶民主专制和奴隶军事专制两种不同的国家制度。公元前5世纪，东方的中国即将进入“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西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也在取得希波战争后，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历史时期，以哲学、诗歌、戏剧、建筑、绘画、数学、医学、科技为主要代表，其中，哲学对欧洲乃至世界哲学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期，随着斯巴达和雅典争夺希腊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希腊各城邦普遍陷入危机，开始走向衰落。这期间，兴起于希腊北方的马其顿王国趁机南下，结束了古希腊的城邦时代，进入了希腊化时代。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被纳入罗马版图。

1.爱琴文明与“荷马时代”

欧洲南部的希腊半岛，东邻爱琴海。这里山峦起伏，海岸线曲折，海上岛屿星罗棋布，克里特岛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岛。相传在远古时期，这里由一个叫米诺斯的国王统治。他修建了富丽堂皇的王宫，里面的通道纵横曲折，任何陌生人进去都不可能走出来。19世纪的考古发掘证明，这并不纯粹是神话。公元前2000年左右，爱琴文明发祥于克里特岛，后来文明中心移至希腊半岛，出现迈锡尼文明。克里特岛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合称爱琴文明，历时约800年，它是古希腊文明的开端。

大约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出现了最初的国家，以宏伟华丽的王宫建筑、精美的工艺品和强大的海上霸权著称，农业、手工业和海外贸易都很发达。此时还出现了书写古代克里特语的文字——“线形文字甲种”。公元前1450年前后，米诺斯王宫被来自希腊半岛的迈锡尼人占领，至此，克里特文明迅速衰落，爱琴文明进入以迈锡尼文明为主的阶段。

迈锡尼人和克里特的米诺斯人不是同一民族，他们的语言属印欧语系，他们书写迈锡尼文字——考古学上称“线形文字乙种”。迈锡尼文明是阿卡亚人创造的，它的特点是墓地文化，发掘出的青铜武器和工艺品都极其精美。迈锡尼一度很强大，曾攻打过埃及和赫梯，公元前13世纪又进攻欧亚交界的特洛伊，爆发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正是这场十年之久的战争，使得希腊联军虽攻下特洛伊城，却疲惫不堪，元气大伤，最终遭遇了“黄雀在后”的厄运：希腊各国一直难以恢复，为北方的多利亚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南下，攻城掠地，逐步征服了除雅典以外的中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各国，宣告了迈锡尼文明的灭亡。

迈锡尼文明消失后，正在解体中的氏族部落制度在爱琴海周围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希腊历史进入了暂时的倒退时期，成为古希腊历史中的黑暗时期。这一时期留下了唯一一部重要文献《荷马史诗》，因此也称之为“荷马时代”。

《荷马史诗》相传是由盲诗人荷马写成，实际上它是许多民间行吟歌手的集体口头创作。史诗包括了迈锡尼文明以来几个世纪的口头传说，到公元前6世纪才写成文字。它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伊利亚特》叙述的是希腊联军围攻小亚细亚的城市特洛伊的故事，以希腊联军统帅阿加门农和勇将阿喀琉斯的争吵为中心，集中地描写了战争结束前几十天发生的事件。《奥德赛》叙述的是伊大卡国王奥德赛在攻陷特洛伊后归国途中十年漂泊的故事。由这两部史诗组成的《荷马史诗》，语言简练，情节生动，形象鲜明，结构严密，是古代世界一部杰作。它作为史料，不仅反映了那里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社会情况，而且反映了整个迈锡尼文明的面貌。

荷马时代还没有产生国家，部落管理实行军事民主制，有三种机构：军事首领、议事会和民众会。军事首领是选举出来的部落领袖，平时管理祭祀和裁决争讼，战时统率军队。议事会由氏族长老组成，有广泛的权力，重大问题首先由议事会讨论。民众会由全体成年男子即全体战士组成，对重大问题如作战、媾和、移徙或推举领袖等，以举手或呼声等方式进行表决，它原则上拥有最高权力。但是，随着氏族内部分化的加剧，军事首领和长老的权力越来越大，重大问题往往先由议事会决定，民众会只作形式上的表决。贵族力图压制普通氏族成员的意见，甚至长期不召开民众会。荷马时代后期，部落的管理机构开始向国家统治机关过渡，希腊已处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

2.希腊神话

希腊文化源于古老的爱琴文明，它们是西方文明的始祖，具有卓越的天性和不凡的想像力。在那原始时代，古希腊人对自然现象、对人的生死，都感到神秘和难解，于是他们不断地幻想、不断地沉思。在他们想象中，宇宙万物都拥有生命。然而在多利亚人入侵爱琴文明后，因为所生活的希腊半岛人口过剩，他们不得不向外寻拓生活空间。这时候他们开始崇拜英雄豪杰，因而产生了许多人神交织的民族英雄故事。这些由众人创造的人、神、物的故事，经由时间的淬炼，就被史家统称为“希腊神话”。我们今天了解的希腊神话大多来源于古希腊文学，包括如《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奥维德的《变形记》等经典作品。

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个部分。

神的故事涉及宇宙和人类的起源、神的产生及其谱系等内容。相传古希腊有奥林匹斯十二大神：宙斯——众神之主（因武器为闪电又被称为雷神），赫拉——天后、妇女的保护神，波塞冬——海神，哈迪斯——冥王，雅典娜——智慧女神、胜利女神和正义女战神，阿波罗——太阳神，阿尔忒弥斯——助产、狩猎与月亮女神，阿弗洛狄忒——美与爱女神，阿瑞斯——代表暴力与血腥的战神，赫菲斯托斯——火与工匠之神，赫尔墨斯——神使、冥界引渡，狄俄尼索斯——酒神；其他还有：普罗米修斯——创造人类并被称为先知者，赫拉克勒斯——著名的大力神，德墨忒尔——农事和丰产女神。他们掌管自然和生活的各种现象与事物，组成了以宙斯为中心的奥林匹斯神统体系。

英雄传说起源于对祖先的崇拜，它是古希腊人对远古历史和对自然界斗争的一种艺术回顾。这类传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神与人的后代，半神半人的英雄。他们体力过人，英勇非凡，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豪迈气概和顽强意志，成为古代人民集体力量和智慧的化身。最著名的传说有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大功，伊阿宋取金羊毛等。

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人同形同性，既有人的体态美，也有人的七情六欲，懂得喜怒哀乐，参与人的活动。神与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永生，无死亡期；后者生命有限，有生老病死。希腊神话中的神个性鲜明，没有禁欲主义因素，也很少有神秘主义色彩。希腊神话的美丽就在于神依然有命运，依然会为情所困，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坏事。因此，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文学的土壤，还对后来的欧洲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特洛伊木马

古希腊传说，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访问希腊，诱走了王后海伦，希腊人因此远征特洛伊。围攻9年后，到第10年，希腊将领奥德修斯献了一计，就是把一批勇士埋伏在一匹巨大的木马腹内，放在城外后，装作退兵。特洛伊人以为敌兵已退，就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搬入城中。到了夜间，埋伏在木马中的勇士跳出来，打开了城门，希腊将士一拥而入攻下了城池。后来，人们在写文章时，就常用“特洛伊木马”这一典故，用来比喻在敌方营垒里埋下伏兵里应外合的活动。

3.希波战争

在荷马时代末期，铁器得到推广，取代了青铜器；海上贸易也重新发达，新的城邦国家纷纷建立。希腊人使用腓尼基字母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并于公元前776年召开了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召开也标志着古希腊文明进入了兴盛时期。

公元前750年左右，随着人口增长，希腊人除了建设自己的城邦以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建立了许多殖民城市，历史上称之为“大殖民”。其范围涉及黑海沿岸，并扩展到西部地中海。这些殖民城邦在促进希腊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们加强了希腊各邦与海外各地的商业联系，为希腊接触并吸收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文化提供了方便。在此后的250年间，新的希腊城邦遍及包括小亚细亚和北非在内的地中海沿岸。

在希腊城邦向地中海沿岸扩展的同时，西亚的波斯帝国也在扩张，强大的波斯帝国征服了小亚细亚半岛上的艾奥尼亚希腊诸邦。公元前499年，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米利都等希腊城邦发动起义，受到波斯军队的镇压。米利都自知不能抵抗波斯，便向斯巴达求援，但斯巴达却拒不出兵，反而是雅典及埃维厄两城邦出兵援救。两城邦虽然派出大批士兵及军舰援救，但在坚持数年后，仍然不敌波斯大军，在公元前494年，波斯完全征服了这一地区。为了惩罚雅典和埃维厄，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决定出兵希腊。他首先运用外交攻势，离间希腊诸城邦的关系。然后在公元前490年，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出动陆海军共25000人，进攻雅典和埃维厄两国。埃维厄很快便被波斯军队攻陷，被血洗及彻底掠夺，所有市民均被贬为奴隶。

希波战争 雅典面对波斯大军压境，曾求助于斯巴达，但斯巴达拒绝了，雅典无奈之下只有孤军作战。雅典派米提阿德斯组编10000人的重装步兵，前赴波斯军的登陆地点——马拉松平原与之决战，而雅典城则由海军负责防守。这场战斗波斯军队是雅典军队的两倍，米提阿德斯把军队布阵为和波斯军队一样长度的平行战斗序列，并将精锐安插在两翼。交战初期，雅典军中路被波斯军步步进逼，只得向后退却，波斯军中路因而变得突出，雅典军两侧精锐立即合围中路波斯军，结果波斯陆军被围歼。而由海路偷袭雅典的波斯海军，也不能打败雅典海军，波斯军只得撤退。在马拉松大战获胜后，一位名叫斐力庇第斯的士兵跑回雅典报捷，但他因为极速跑了42.196公里，所以在报捷后便倒地身亡，这就是“马拉松长跑”的来源。雅典在马拉松战役中只有192人阵亡，而波斯军则损失了6400人。但这对于庞大的波斯帝国来说并不是重大的打击，因此波斯帝国在此战后仍时刻寻找机会进攻希腊。十年后，第二次希波战争爆发。

公元前480年，接任的波斯王薛西斯一世亲率陆军30万及战舰1000艘再度进兵希腊。雅典面对波斯大军再度压境，全城立即进入备战状态，以特米斯托克利为主帅，阿里斯德岱斯为副将迎战。这次波斯号称百万大军压境，使得全希腊各城邦均有着生死存亡已系于一线的感觉，因此结盟起来，共抗波斯，斯巴达也参与了对抗波斯的行动。

斯巴达与波斯的温泉关战役为雅典军主帅特米斯托克利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波斯军虽然在其后迅速占领了希腊三分之二的土地，但在攻至雅典时，却发现雅典只剩下一座空城，全城居民早已撤走，结果波斯军只得焚城以泄愤。

公元前480年9月，雅典300多艘战舰在萨拉米湾集结，并派人假装逃兵，向波斯王谎报雅典舰队内讧，应即时出兵，结果成功引诱波斯王下令全军600多艘巨型战舰驶进海湾。然而萨拉米湾甚为狭窄，波斯的巨型战舰不能自由行驶，但是雅典的战舰则小巧迅速。他们用船头的撞角来撞击波斯舰只的侧面，结果波斯舰队乱成一团。波斯王薛西斯在山头上从头到尾目睹着这场海战的经过，无奈地看到波斯战舰200艘战船被击沉，50艘被俘获。面对失败的现实，薛西斯不得不开始考虑整个远征军的前途。一来海军战败，陆军基本的后勤供给失去保障；二来希腊海军可能会乘胜直扑达达尼尔海峡，截断他的归路。于是，他命令残存的战舰迅速撤到达达尼尔海峡。几天后，薛西斯除留下一部兵力在中希腊继续作战外，自己率领其余部队退回到小亚细亚。

萨拉米海战是希波战争中，继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之后具有决定性的一战。从此之后，希腊开始由防守转为进攻，终于把波斯军队赶出了希腊本土。

公元前479年，以雅典为首的希腊海军反攻波斯，攻进小亚细亚，使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脱离波斯的统治。公元前478年，波斯帝国同雅典签订了《卡里阿斯和约》，希波战争结束，从此波斯承认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的独立地位，并且将波斯军队撤出爱琴海与黑海地区。

这场波斯帝国和希腊诸城邦的混战，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其影响远远超出波斯、希腊的范围。它大大加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中西方文化发展，促进科学、艺术的进步，打破了中西方文化几乎完全隔绝的局面，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这场战争后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心由两河流域向地中海地区推移，希腊文明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成为日后西方文明的基础，并且希腊战胜也确保了希腊诸城邦的独立及安全，使得希腊继续称霸东地中海数百年。而波斯则在这场战争里战败，使其对外扩张的气焰受挫，并逐渐走向衰落，最后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消灭。

4.尚武的斯巴达人

古代希腊最强大的城邦中，雅典第一（是古代希腊文明的中心），斯巴达第二。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斯巴达”原来的意思就是“可以耕种的平原”。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一批多利亚人的希腊部落，南下侵入拉哥尼亚，他们毁掉原有的城邦，在这里居住下来，这就是多利亚人的斯巴达城——不过它既没有城墙，也没有像样的街道。斯巴达人就是指来到这里的多利亚人。

斯巴达人在征服拉哥尼亚的过程中，把原有的居民变成奴隶，称作“希洛人”。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又向邻邦美塞尼亚发动了长达10年的战争，最后征服了美塞尼亚，将多数美塞尼亚人变成奴隶，并入“希洛人”。希洛人被固定在土地上，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每年将一半以上的收获缴给奴隶主，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牛马不如的生活。

斯巴达人经常对外发动战争，因此希洛人的军役负担十分沉重。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人一次就征发了3.5万希洛人随军出征。他们被迫去打头阵，用自己的生命去探明敌方的虚实，消耗敌方的兵力。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希洛人忍受不了斯巴达人的残酷剥削和野蛮暴行，经常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希洛人在数量上比斯巴达人多得多，斯巴达人就用一种叫“克里普提”的方法来迫害和消灭希洛人。“克里普提”是秘密行动的意思，史诗中记载：“长官们时常派遣大批最谨慎的青年战士下乡，他们只带着短剑和一些必需的给养品。在白天，他们分散隐蔽在偏僻的地方，杀死他们所能捉到的每一个希洛人。有时，他们也来到希洛人正在劳动的田地里，杀死其中最强壮、最优秀者”。在斯巴达和雅典的一次战争中，2000名希洛人立下战功，斯巴达人答应给他们自由，把他们带到大庙中给神谢恩，但他们却被埋伏在大庙中的奴隶主屠杀了。希洛人是所有斯巴达人的公共财产，虽然个别斯巴达人无权买卖希洛人，但可以任意伤害他们。在节日里，斯巴达人常用劣酒灌醉希洛人，把他们拖到公共场所肆意侮辱。希洛人即使没有过错，每年也要被鞭笞一次，目的是要希洛人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为了维持对希洛人的压迫与剥削，镇压希洛人的斯巴达勇士反抗，斯巴达人意识到需要一只强壮的军队。

经过约一个世纪的发展，斯巴达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为了防止斯巴达人内部贫富分化，斯巴达人不许从事工商业，不用金银做货币，而用价值低廉的铁币。除了军事外，斯巴达人不得从事其他生计。整个社会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孩子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军事训练。他们崇尚武力精神，整个斯巴达社会等于是个管理严格的大军营。

当斯巴达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如果长老认为他不健康，他就被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澡，如果他抽风或失去知觉，这就证明他体质不坚强，任他死去，因为他不可能成长为良好的战士。男孩子7岁前，由双亲抚养。父母从小就注意培养他们不爱哭、不挑食、不吵闹、不怕黑暗、不怕孤独的习惯。7岁后的男孩，被编入团队过集体的军事生活。他们要求对首领绝对服从，要求增强勇气、体力和残忍性，他们练习跑步、掷铁饼、拳击、击剑和殴斗等。为了训练孩子的服从性和忍耐性，他们每年在节日敬神时都要被皮鞭鞭打一次。他们跪在神殿前，火辣辣的皮鞭如雨点般落下，但不许求饶，不许喊叫。

在军事训练同时，斯巴达人还向儿童灌输斯巴达人高贵、希洛人低贱的观点。教官常在儿童面前任意侮辱和鞭打希洛人，甚至带他们参加“克里普提”活动，直接屠杀希洛人。男孩到12岁，编入少年队。他们的生活更严酷了，不许穿鞋，无论冬夏只穿一件外衣，睡在草编上，这是他们用手拔湖边的草手编成的。平时食物很少，但鼓励他们到外面偷食物吃。如果被人发现，回来要挨重打，因为他偷窃的本领不高明。传说有一个少年，偷了一只狐狸藏在胸前，狐狸在衣服内咬他，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不动声，直至被狐狸咬死。

满20岁后，斯巴达男青年正式成为军人。30岁成亲，但每天还要参加军事训练。60岁时退伍，但仍是预备军人。

斯巴达女孩7岁仍留在家里，但她们不是整天织布做家务，而是从事体育锻炼，学习跑步、竞走、掷铁饼、搏斗等。斯巴达人认为只有身体强健的母亲，才能生下刚强的战士。斯巴达妇女很勇敢和坚强，她们不怕看到儿子在战场上负伤或死亡。一个斯巴达母亲送儿子上战场时，不是祝他平安归来，而是给他一个盾牌，说：“要么拿着，要么躺在上面。”意思是说，要么拿着盾牌光荣胜利归来，要么光荣战死被别人用盾牌抬回来。

斯巴达人轻视文化教育，青少年只要求会写命令和便条就可以了。斯巴达人要求他们的子弟语言简明，直截了当，从小养成沉默寡言的习惯。他们说话就像军事口令一样。有一次，一个国王威胁斯巴达国王，要斯巴达听从他的命令，否则把斯巴达夷为平地，斯巴达国王的回答是：“请！”这种简洁的回答后来被称做斯巴达式的回答。同样，斯巴达人也轻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在斯巴达城里，几乎看不到一座宏伟的建筑物，他们也没有制作出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传到后世。

斯巴达人实行“二王制”。两个国王只有在打仗时才拥有无限的权力，一个国王充任统帅，一个国王留守国内，有5个执政官协助国王处理政务。平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30个人组成的“长老会议”决定，同时名义上还要由公民大会通过，方可有效。

在当时，雅典是民主、进步、文学繁荣的城邦，而斯巴达则代表着保守和专制。雅典的民主政治和斯巴达的贵族政策处于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在经济上，双方也在为争夺矿产、奴隶而发生冲突，争端不断升级。最后，在希腊诸城邦联合起来经过希波战争打败波斯之后，斯巴达和雅典的矛盾激化，最终爆发了一场希腊大部分城邦都卷入的战役——伯罗奔尼撒战争。

温泉关血战

骁勇善战的斯巴达人可以由希波战争里得见。

当时波斯帝国薛西斯一世率领大军从陆路袭击希腊，企图一举攻占雅典。波斯远征军的士兵来自臣服波斯的46个国家，100多个民族。有穿着长褂和鳞状护甲、携带短剑长矛的波斯人、米底亚人；有头戴铜盔、手持亚麻盾牌和木棍的亚述人；有用弓箭和斧头作为武器的帕提亚人和花剌子模人；有穿长袍的印度人；有穿紧腰斗篷，肩挂长弓的阿拉伯人；有穿豹皮或狮子皮的埃塞俄比亚人；有身穿鲜艳斗篷，手拿标枪和盾的色雷斯人；有帽盔上装饰牛耳、手执皮盾和短矛的高加索各族士兵，共计20～50万人，而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一世仅率领本国精兵300人、700名底比斯人和6000名希腊各其他城邦的联军，利用温泉关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完全地粉碎了波斯人的第一波攻击，而希腊人只损失了2～3个斯巴达战士。在这里，斯巴达人抵挡了数量上远远超过他们的波斯军队长达三天，使得波斯军队在头两天不得寸进，并且死伤惨重。但在第三天，一个希腊当地的居民背叛希腊阵营，带领波斯军队沿着山区的小径绕到希腊联军的后方，于是列奥尼达解散了希腊联军，留下300名斯巴达精兵与700名底比斯志愿军垫后。

前后夹攻的波斯人潮水般扑向关口，腹背受敌的斯巴达人奋勇迎战。他们用长矛猛刺，长矛折断了，又拔出佩剑劈砍，佩剑断了，波斯人拥了上来。斯巴达的勇士们杀退了敌人的四次进攻，但是列奥尼达也英勇牺牲了，战士们拼死保护自己的统帅尸体。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逐渐被压缩到一个小山丘上。底比斯人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他们举起了双手，颤抖着向波斯人投降，但是，英勇的斯巴达人依然奋勇作战。他们被死死围住，波斯人将雨点般的标枪投向他们，直到最后一个斯巴达人倒下。至此，温泉关最终被波斯军队攻占了。这场厮杀成功阻慢了波斯国王所统率的大军前进，给希腊其他城邦赢得了备战的宝贵时间。

5.伯罗奔尼撒战争

在希波战争的最后一年，雅典联合大量希腊城邦国家组织了攻守联盟。战后，希腊人担心波斯人会卷土重来，没有把这个同盟解散。这时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也已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逐渐把同盟变成了发展自己利益的海上帝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动用了同盟国金库的资金，试图把其他同盟国都降至臣属地位，哪一个造反，就以武力镇压之，并接管其海军，勒索其贡赋。斯巴达则针锋相对，与雅典争相干预他邦内政，冲突不断发生。公元前432年，伯罗奔尼撒同盟各邦开会要求雅典放弃对提洛同盟的领导权，遭到雅典的拒绝，于是双方爆发了战争。战争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十年战争：公元前431年3月，伯罗奔尼撒盟邦底比斯袭击雅典盟邦布拉底，引起战端。同年5月，斯巴达国王阿基丹姆二世率军侵入阿提卡，战争全面展开。斯巴达方面有步兵和骑兵6万人；雅典方面有重装步兵、骑兵约3万人，另有一支庞大舰队（约300艘战船）驻守比雷埃夫斯港。斯巴达采用发挥陆军优势攻占阿提卡、离间雅典同盟的策略，达到包围与孤立雅典的目的；雅典执政者伯里克利则采用陆上防守、海上进攻的策略，利用雅典城外的防御工事保持与外界的陆上通道，同时派海军袭击伯罗奔尼撒沿海地区，逼斯巴达求和。战争进行了一年以后，雅典发生了严重瘟疫，城内约1/4的人病死，伯里克利也在第二年病死，一些盟邦开始发生反雅典起义，陆上形势对雅典不利。到了公元前425年，强大的雅典海军占领伯罗奔尼撒联盟的一些重要港口，并煽动斯巴达的奴隶暴动，使斯巴达陷入了困境。为对抗雅典，斯巴达将领伯拉西达率兵于公元前424年攻占爱琴海北岸重镇阿姆菲波利斯，双方在该城激战，雅典主战派首领克里昂与伯拉西达均战死。公元前421年，雅典主和派首领尼基阿斯与斯巴达缔结《尼基阿斯和约》，和约规定，双方退出各自占领地，保持50年和平。

西西里战争：公元前421～公元前416年间，双方基本处于休战状态，但在军备和外交上继续展开角逐。公元前415年，雅典将军阿尔基比阿德斯提出远征西西里的计划，经公民大会通过后，由136艘战船、1300人轻装步兵、5100人重装步兵以及2.6万人桨手组成的雅典远征军在阿尔基比阿德斯、尼基阿斯和拉马科斯三位统帅的带领下出征。行前，雅典城内发生赫尔墨斯神雕像被毁事件，远征军刚到达西西里岛，公民大会即传令涉嫌的阿尔基比阿德斯回国受审，在归国途中，他投奔了斯巴达。雅典远征军在战争初期，屡获胜利，不久，斯巴达派来援军，使形势急转直下，远征西西里的战争变成了雅典与斯巴达的较量。后来雅典虽然派来援军，但由于尼基阿斯指挥不力，于公元前413年9月全军覆没。这次战争，雅典损失战船约200艘，被俘7000人，尼基阿斯被杀，因此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雅典从此失去海上优势。

德凯利亚战争：西西里战争后，斯巴达加强陆上攻势。公元前413年，斯巴达军入侵阿提卡，开始破坏和消耗雅典力量。他们阻断了雅典与外界的联系，使雅典农业生产完全瘫痪，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城内2万名奴隶工匠逃亡。为作最后决战，雅典罄其财力再建舰队，两年后终于打败了斯巴达海军。但随后斯巴达在波斯的援助下扩建了舰队，公元前405年，斯巴达海军在来山得指挥下，在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重创雅典海军，进而从海陆两面包围了雅典。公元前404年4月，雅典投降，接受了屈辱的和约：解散同盟，参加伯罗奔尼撒同盟；拆毁防御工事，只保留12艘战船。

此次战争，雅典虽拥有海上优势，但由于麻痹轻敌、内部矛盾、奴隶逃亡、盟国叛离、财源耗尽等原因，逐渐陷于被动而最后崩溃。斯巴达求助宿敌波斯扩建舰队，增强海军实力，加之指挥官在决战中指挥得当最终取得胜利并成为希腊的霸主。

伯罗奔尼撒战争使斯巴达称霸于全希腊，斯巴达贵族独裁政治得以推行，各邦民主势力遭到迫害。这种统治引起各国的强烈不满，伯罗奔尼撒同盟渐渐瓦解，随后几个比较强大的城邦如底比斯、雅典又为争夺希腊霸权继续战争，同时，斯巴达控制下的希洛人也不断爆发起义，在内忧外困的情况下，公元前四世纪以后，斯巴达渐渐走向衰亡。

6.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

马其顿人的民族成分比较复杂。在早期青铜时代，一批操希腊语的部落迁至马其顿，后逐步分批南下，但有一部分人仍留在北希腊。可能在公元前7世纪，这些留下人中的一支——马其顿人占领了埃盖，扩张到了下马其顿的沿海平原，形成了马其顿国家。他们崇拜希腊的神祇，特别崇拜宙斯和赫拉克里斯。其他希腊语部落则在上马其顿与伊利里亚人、派奥尼亚人、色雷斯人相混合。从整体上看，马其顿人不是纯粹的希腊人，但与希腊人有渊源关系。

马其顿人在希波战争初期依附于波斯，但又背着波斯人给希腊人暗送情报。到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摄政王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废黜幼主，自立为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腓力二世借鉴希腊的先进经验，并采取马其顿特色的举措，强化王权、削弱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的权力，推行币制改革，采用金银复本位制。最重要的是他的军事改革，建立了一支忠于国王的常备军，创建了强有力的马其顿方阵。后来他又侵占了色雷斯的金矿，每年又有一笔稳定的收入以扩充军事。马其顿军队的战斗力超过了希腊其他城邦的军队，一跃而成为希腊北部的重要国家。马其顿国王们把希腊的先进文化引入他们的宫廷，与希腊城邦进行贸易。经济的发展使马其顿的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村庄变成村镇，佩拉成为马其顿最大的城市和王国的首都。

腓力二世为了进军东方各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趁着希腊处于城邦混战之际南下侵略希腊。公元前338年，以雅典、底比斯为首的反马其顿盟军与马其顿军决战于中希腊的克罗尼亚，盟军惨败。第二年，腓力在科林斯召集各邦开会，宣布希腊各城邦成立联盟，几乎全希腊都承认了马其顿的霸权。公元前336年，腓力在他女儿的婚宴上遇刺身亡，王位由腓力20岁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

亚历山大从小兴趣广泛又聪明勇敢，12岁时曾驯服过别的骑手不能驾驭的烈马。13岁到16岁，他的父亲为他聘请了当时希腊“最博学的人”亚里士多德作家庭教师，他向老师学习了哲学、医学、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腓力二世被害后，希腊被征服的城邦认为这是摆脱马其顿帝国控制与奴役的天赐良机，他们纷纷起义暴动，但年轻的亚历山大在短短的两年里就平息了这股骚动。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以镇压希腊各城邦的反马其顿运动，实现自己征服世界的野心，亚历山大把目光放向了领土辽阔、资源丰富、财富滚滚的波斯。

公元前334年的春天，亚历山大率领35000人的大军和160艘战舰，开始了远征东方的行动。行前，他把自己的所有地产收入、奴隶和畜群分赠给人。一位大将迷惑地问道：“请问陛下，您把财产分光，给自己留下什么？”“希望，”亚历山大说：“我把希望留给自己，它将给我无穷的财富！”将士们被亚历山大的雄心所激励，他们决心随他到东方去掠夺更多的财富。

亚历山大率领部队首先占领了小亚细亚，消灭了那里少量的波斯军队；然后他又挥师北上，向叙利亚进军。在伊苏城，他打败波斯王大流世三世，并俘获他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看着大流士豪华的宫殿，亚历山大赞不绝口：“这样才像个国王！”

接着，亚历山大向南进军叙利亚和腓尼基。他派手下大将攻占了大马士革（叙利亚首都），从军械库里获得大量战利品。他亲自率领部队南下，经过7个月的艰苦战斗，攻下了推罗城（腓尼基首都），把推罗城的3万居民卖为奴隶。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在切断了波斯陆军与海上舰队的联系后，长驱直入埃及。当时的埃及不满波斯帝国的统治，视亚历山大为救星，马其顿军队不伤一兵一卒进入了埃及。亚历山大在地中海沿岸尼罗河三角洲西部建立亚历山大城，作为他伟大战绩的纪念碑。在庆功的宴会上，亚历山大分外兴奋，他说：“英雄的伟大就在于不断开拓疆土，不断增加权力，尽情享受美味佳肴和少女美色。”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率军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在高加米拉平原和波斯进行生死决战。大流士三世败退，被自己的部下杀死。亚历山大在巴比伦、苏萨、波斯波利斯和埃克巴坦各波斯王宫掠夺了大量金银财富。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彻底击败了大流士的继承人，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开始率领军队离开中亚，南下侵入印度，迅速占领了西北印度的广大地区，在印度河谷建立了两座亚历山大城。他还想进一步征服印度的心脏地带，向恒河流域进发。但此时亚历山大的士兵已厌倦了长期的紧张战争，再加上印度的炎热、暴雨和疾病，他们拒绝前进，要求回家。他们纷纷举行集会，发生哗变，印度的土著居民也群起反击。亚历山大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公元前325年，将大部队撤出印度。

亚历山大的部队分两路撤回，一路在海军将领涅阿霍斯的率领下取海道由伊朗海湾入波斯湾；一路由亚历山大亲自率领，从陆路经卡曼尼亚沙漠而归。公元前324年初，两路大军会师在巴比伦境内的奥皮斯城，将近10年的亚历山大远征，终于结束了。亚历山大将巴比伦作为首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它的版图西起希腊、马斯顿，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

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在远征以前，亚历山大认为希腊民族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民族，只有这个民族才真正具有开化的文明，而其他非希腊民族都是野蛮的民族。随着东征，亚历山大逐渐认识到波斯人和希腊人一样具有杰出的智慧和才能，他们也应该受到尊敬，因而亚历山大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他认为各民族应该是公平、平等地和睦相处，因此他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计划——让波斯人、希腊人与马其顿人结为友好的同伴。为了促进马其顿人和波斯人、东方人的融合，亚历山大和大夏贵族罗克珊娜结婚，并鼓励马其顿人和东方女子结婚。随后在苏萨城，亚历山大举行了一次盛大奢华的结婚典礼，他和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女儿斯塔提拉结婚，同一天举行婚礼的马其顿将士有1万对之多。在婚礼上，亚历山大宣布：马其顿人和东方女子结婚，可以享受免税权利，他还给新婚夫妇馈赠了许多礼物。

在巴比伦，亚历山大还整编一支庞大的军队，将3万波斯青年编入马其顿部队，并准备继续远征。他计划侵入阿拉伯与波斯帝国北面的土地，还想再次入侵印度、征服罗马、迦太基和地中海西岸地区。但不幸的是公元前323年6月，亚历山大突然患恶性疟疾，从发病到生命结束仅10天时间，匆匆离开了世界。

由于死亡的突然降临，亚历山大未明确他的接班人，导致争夺王权的激烈斗争。在斗争中，他的母亲、妻子与儿女都被反对党杀死。将领们纷纷拥兵自立为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马其顿王国从此分裂为若干个希腊化的国家：马其顿王国、塞琉古王国、色雷斯王国和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亚历山大庞大的帝国只存在了短短的13年。

亚历山大的东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东方的城市出现了优美的希腊式雕塑和建筑，东方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也传入希腊、西方，丰富了西方的知识宝库。亚历山大的东征，还开辟了东西方贸易的通路。他在东方建立的几十座城市，都逐渐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至今仍是埃及著名的大海港。

7.永恒的魅力——希腊文明

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文明以其特异的风采与卓越的成就享誉后世，以至有“言必称希腊”之说。的确，它的文化创造达到了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它的光灿夺目的业绩，被学界称为“希腊的奇迹”。

古希腊文明是城邦文明，它的城邦大多很小，但这规模有限的空间却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政治生活、自足的经济生活和丰富的文化生活的共同体。在这个狭小的共同体内，每一个成员都将其他成员置于其视野之内，因而在城邦公民中产生了某种认同感与亲近感。对古希腊人来说，城邦意味着一种共同的生活，它不只是一个生活共同体，而且也是实现人类自我完美的道德共同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总是把城邦制视为唯一适宜的国家组织形式。因而，致力于社会团体与公民生活之间的和谐统一便成了古希腊城邦每个公民的基本信念。但是，这种信念随着城邦的衰落而日渐淡化，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出现的“城邦危机”，极端个人主义与极端民主方式的滋长，导致公民责任感消退，也就急剧地破坏了这种公民团体与公民生活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这在希腊世界，尤其在战败的雅典城邦表现得尤为明显。于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社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江河日下、日渐衰落的景象。

古希腊文化激发好学精神与创造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人不愧为一个在继承基础上有着卓越创造性的民族，他们的创造性源于他们的好学精神，天生的好奇心、刨根究底的追问与开放的民族性格，促使他们百般寻求知识，而不管这种知识来自何方。如“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哲学家泰勒斯等人为觅取真知，其足迹曾遍布东方各个角落，“拜东方文明为师”，这在当时不失为是一种智者的眼光。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古希腊文明的种种创造，的确是建立在吸收古老的东方文明的优秀遗产之上，踏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这正是希腊人的智慧，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把一切从外国借来的东西变得更美丽”。

古希腊文化喜好思想自由，它并不是指一种天赋的与内在的思维活动，而是将思想作为一种普遍的理性认识的成果。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现代美国史家伊迪丝·汉密尔顿更说在希腊人那里“世界第一次有了思想自由”。希腊城邦中的自由思想是由奴隶制经济与奴隶制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造就的。当时丰裕的物古希腊神庙质条件、欢愉的精神生活和足够的闲暇时间，使自由在这些民主政治的城邦里一一找到了归宿；加上那时的希腊没有一个有势力的僧侣集团和一种钳制人们思想自由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较之当时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这里有其独特的、内在的历史条件。

希腊人追求人生享受和现世娱乐的生活情趣。他们重视当下的世界，虽然也有冥府与乐土的观念，但他们极少谈及，他们极少考虑来世问题，而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现实人间。就连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些神灵，也失去了头上神秘的灵光，在神话世界里演绎出了一幕幕凶残争斗与争风吃醋的故事，洋溢着人间情趣的世俗生活。古希腊人民或去露天广场出席公民大会，聆听别人的演讲，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高见；或去观看震撼人心的悲剧与诙谐的针砭时弊的喜剧，使他们通宵达旦流连忘返；或去柏拉图学园去听大师讲学，领悟人生哲理，同时相互研讨着各种学问；或去运动，平时强健体魄，战时从戎，保卫城邦；或约三五好友，在家聚饮，高谈阔论……开会、读书、观剧、听音乐、欣赏艺术、运动、沐浴、聚宴，等等，希腊人就这样尽情地享受着人生的乐趣，并在这过程中求得个人才智的增长与道德品质的完美。

希腊文化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化，也信奉中庸精神。寻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均衡、思想自由的适度、有节制的生活、人的个性与特长的和谐发展，等等，渗透着希腊人的中道思想，即这种平衡与和谐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古希腊城邦文明之所以能维持几个世纪并在世界文明史上大放异彩，都与中庸精神有关。这种中庸精神与中国儒家学派的中庸之道相比，大体是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使用逻辑演绎；而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则从一种伦理观念上升到了世界观，并己“成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以便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具有很明显和很强烈的政治色彩。

希腊文化元素的超越性使古希腊城邦文明既属于古代世界，又属于现代世界。说它属于古代世界，因为它继古老的东方文明之后而居上，在公元前就放射出了熠熠的历史光辉，希腊文明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与顶峰；说它属于现代世界，因为由它所奠立并被学界所称的“希腊精神”，已经超越了时空，在西方乃至世界被发扬光大，成为烛照后世、难以泯灭的历史遗产。

希腊文化经典就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与首创的学科经典之作，除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工具论》等先哲论著外，还有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伊索寓言》、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诗学》、伊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阿里斯托芬的《鸟》、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等，它们的传世为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广阔的发展基础，产生了巨大与深远的影响。它所孕育的“希腊民族精神”，经过世代的继承、充实、演绎与发展，已日渐融合到西方社会的集体意识中，并进而成为影响西方社会乃至世界文明的历史传统。人类文明也就在这样的历程中不断地迈开了前进的步伐。在这个过程中，希腊文明与希腊文化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第六章 古罗马文明

古代罗马统治着庞大的国家，囊括、吸收了先前发展的各古代文明的成就，创建了自己的文明。走进古罗马，你就走进了艺术的殿堂。

古罗马斗兽场古罗马文明起源于意大利中部台伯河入海处，语言为拉丁语。相传古罗马城建于公元前753年，后来逐渐强大，征服了周围其他地区，乃至整个意大利半岛和地中海周围广大地区。罗马起初实行王政，公元前509年实行共和制，公元前1世纪30年代初屋大维·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罗马进入了帝制。古代罗马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共和国后期奴隶制经济迅速发展，公元1～2世纪是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期。约从公元3世纪起，罗马帝国开始衰落；4世纪末帝国分解为东西两部分；5世纪后期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进入中世纪，帝国东部则进入封建制的拜占庭时期。

古罗马文明的发展晚于西亚各古代国家和埃及、希腊的文明。古代罗马在建立和统治庞大国家的过程中，囊括和吸收了先前发展的各古代文明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古代罗马人建立了复杂的国家管理系统和详密的法律体系，在军事战略、作战技术和战争机械等方面有不少创新建树，在农业科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医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文学、史学、雕塑、绘画、建筑技术，包括道路建筑、城市输水工程、广场、庙宇、凯旋门、纪念碑、浴堂等方面，都留下许多宏伟的遗迹，古代希腊许多杰出的艺术作品也正是靠罗马人复制而流传后世的。

1.罗马建城

台伯河在低山地区缓慢流淌，在沼泽地带折向海岸线，是从亚平宁山区下来的人们想要到达大海的理想通道。

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7世纪，意大利半岛处于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交织的时期。“古意大利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族。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的铜器时代，他们穿越北部和东部的阿尔卑斯山和亚得里亚海到达意大利，并残暴地迫使许多当地土著部落迁徙他乡。他们起初过着游牧生活，但已经具有制作铜器、使用马匹和带轮子的大车的技能。抵达意大利之后，他们形成了以农耕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成为随后几个世纪其子孙后代的主要生活方式，直至罗马文明的衰落。

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意大利半岛上出现了两个新民族：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埃特鲁斯坎人居住在独立的、强大的城邦中，城邦之间通常结成联盟。这些城邦最初由一个君主统治，后来变成通过议会和选举出的官员施行统治的寡头政治。埃特鲁斯坎人本来是农耕部族，拥有组织严密的军队，他们用这些军队来统治周边民族。同时他们也喜欢经营商业和从事手工业。后来，埃特鲁斯坎人中的一小部分拉丁人在这片领土的南端生息繁衍，最终在那里建立了罗马城。

另一方面，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间希腊的迈锡尼文明时期，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和中部沿海地带纵横航行，随后停滞不前的时期才使得他们的航行告一段落。迫于在西方贸易线路上与腓尼基人的竞争，他们建立了新的贸易基地，接着在公元前8世纪使殖民地得到全面发展。他们最初在意大利的匹兹库萨（在那不勒斯湾的伊斯基尔岛）建立殖民地，之后又把势力稍微地向北推进到西西里岛的库米大陆以及意大利南部沿海地区。随着与希腊人的接触，埃特鲁斯坎人很快变得更加成熟起来，他们根据希腊文字创造了字母，形成了自己的雕塑及绘画风格，发展了以希腊人神为基础的宗教信仰，并精心制定了一套占卜未来的仪式。所有这些后来都被罗马人继承了下来。

罗马城市建立的日期并不确定，传统认为是在公元前753年，这已经广泛地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尽管可能此前已经有一部分人早就居住在那里。罗马人把罗马城的建立归功于英雄罗穆卢斯。他和他的孪生兄弟瑞摩斯是英雄埃涅阿斯的后代，埃涅阿斯是希腊女神阿佛洛狄特（罗马神话中称维纳斯）的儿子，他在希腊人占领特洛伊城之后来到意大利。罗马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则这样描述了一个神话故事：这对孪生兄弟的祖父是努米托，他是罗马东南部阿尔班山区阿尔巴国的国王。国王邪恶的兄弟阿穆利乌斯将国王驱逐出境，还让国王唯一的女儿雷娅·西尔维娅做贞女以阻止她生儿育女（贞女是不准生育的），以防止国王的子孙报仇。但是雷娅·西尔维娅违背了他的约束，与战神马耳斯相爱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当这对双胞胎被遗弃在台伯河畔时，一只母狼哺育了他们，后来又被一位牧羊人发现，他的妻子将他们抚养大。长大后，这对孪生兄弟成为了绿林首领。后来在瑞摩斯被俘、带给国王阿穆利乌斯后，罗穆卢斯带领手下救出了他，并杀死了阿穆利乌斯。此时，孪生兄弟身世大白，他们的外祖父努米托恢复了王位，兄弟俩离开外祖父，在被牧羊人发现的地方创建了自己的城市。在决定谁来做城市的主宰时，神谕告诉他们要由看到的预示成功的飞鸟来决定。瑞摩斯站在阿文廷山上看到了6只秃鹫，罗穆卢斯站在巴拉丁山上看到了12只秃鹫。后者的数字更幸运，但瑞摩斯是最先看到征兆的人。结果兄弟间发生了争吵，罗穆卢斯最终杀死瑞摩斯，成为新城的国王。他统治了很长时期，死后被接纳到诸神中，成为受人尊敬的战神奎里纳斯。

2.“王政时代”（公元前753年～公元前509年）

从罗马建城后到公元前509年这一时期，被称为“王政时代”，又称为罗马王国，这时是罗马从原始社会的公社制度向国家过渡的时期。此时的古罗马还没有成为强大的帝国，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镇，是一个传统的君主制国家。

公元前578年到公元前534年是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统治时期，这段时间里，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公元前6世纪，罗马平民的人数大增，如果说在最初，罗马人还可以通过把一部分平民逐渐容纳到血缘亲属的氏族和部落中来的方法解决部分平民不满的话，那么到第六王塞尔维乌斯时期，这种可能已经变得微乎其微，因为这时的平民人数即使不完全等同于罗马人民，也几乎与它相差无几了。此外，平民在经济和军事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罗马的工商业多由平民经营，税收的很大一部分也来自平民。一切与罗马有关的战争，无论是自卫战，还是对外扩张都离不开平民的参与。广大平民对贵族的门阀特权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形成中的罗马国家机构不再以氏族门第，而应以财产多寡来确定它管辖下居民的权利和义务。而这一点，罗马的氏族制度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塞尔维乌斯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塞尔维乌斯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规定罗马居民，不论贵族和平民，按财产多少划分为五个等级，每个等级出不同的重装步兵、骑兵以及轻装步兵百人队，最终一共有193个百人队。

第二，设立百人队大会，凡是服兵役的都可参加。这个以财产原则建立的新机构，取代了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库里亚大会。库里亚大会的一些重要职权：如宣布战争、选举官吏、重大案件的审判等都转归了百人队大会。

第三，罗马城内建立四个地域部落作为管理居民的行政单位，代替了原来的三个血缘部落。它们各以所在山丘为名，即帕拉丁、埃斯奎林、苏布拉与科里纳尔；城郊农村则划分为15或16个地区部落。

这样，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氏族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塞尔维乌斯改革使基本上完成了古罗马由氏族制度到国家的过渡。

在王政时代，罗马扩大了对周边领土的控制。建立王政的明确目的就是提供稳定和安全，而对周边领土的征服也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不过，罗马人似乎对领土和财富并不特别贪婪，他们的征服主要为了防范周边民族对自己安全的威胁。

随着领土范围的扩大，罗马人引起了北方强大的埃特鲁斯坎人的注意。公元前6世纪中叶，埃特鲁斯坎人攫取了罗马的政权，埃特鲁斯坎君王统治了这个城邦，并且开始大兴土木，压制人民，这使得罗马人愤恨不平。

傲慢王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是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女婿，但他却率士兵冲入王宫杀死了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自己当了王，也是罗马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位王。塔克文当政后，暴虐无道，公元前510年被罗马平民驱逐出罗马，从而推翻了埃特鲁斯坎政权。

罗马人民决定不再需要王，他们选出两名行政长官执政，任期一年。这样，公元前509年建立起了由罗马贵族掌权的罗马共和国，王政时代结束。

3.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年～公元前27年）

共和国建立后，国家由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三权分立。部族大会由平民和贵族构成。掌握国家实权的元老院由贵族组成，百人队会议、库里亚会议继续保留，所提议案要经元老院批准。300名终身职的元老是贵族势力的坚实堡垒，他们掌管着国库的运作和一切的对外事宜。执政官两名，掌管国内事物，指挥军队作战，一年一任，不得连任。二位执政官权力平等，如遇非常时期，设独裁官代替二执政官，任期仅为半年。独裁官有24名扈从，肩扛插战斧的木棒，这束木棒被称作“法西斯”。

三权分立是古罗马共和国的基本政治体系，也是被后人认为古代最经典的政治体系之一。这种结合了君主、议会、共和三种政体基本特点的体制为其称霸一方提供了保障。但其中也存在着矛盾的隐患，例如：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以及后来随着国土的扩大，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保守派与改革派、元老派与骑士派的矛盾日益加剧，而平民与贵族之间这一最基本的矛盾更是自始至终伴随着共和国，这是其日后走上改革道路的原因。

自公元前509年共和国创立到公元前1世纪在恺撒手中结束，平民和贵族这两个阶级之间经常发生严重的冲突，具体表现为贵族对权力攫取不放，而平民也锲而不舍地追求社会和政治的平等。当时，平民生产食物并提供劳动，使得罗马经济得以发展，他们还是罗马军队的来源，可以说，离开平民，贵族就无法生存。公元前450年颁行的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就试图平息这两个阶级间的斗争；公元前445年，平民获得了与贵族联姻的权利；公元前367年，平民获得当选为执政官的权利，随后获得进入元老院的权利；公元前300年，平民获准参加所有等级的祭祀活动，这使得他们在宗教事务上与贵族享有同等的地位；公元前287年，平民大会的立法和决定被认定对所有罗马公民都有约束力，这是平民在权力和影响上取得的最大胜利。这些改革是在没有战争或流血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两个阶级间的争斗，却避免了内战的发生。

在改革政治的同时，罗马人建立起领土霸权。起初，共和国的战争大多是防御性的，但不久罗马人就开始控制周边领土来避免遭受进攻。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期间，罗马人逐步占领了所有拉丁人和埃特鲁斯坎人的领土。与此同时，他们也受到了高卢人的挑战。这些高卢人是凯尔特人的一支游牧民族，他们侵入意大利半岛，在公元前387年占领罗马城，将其夷为平地。公元前295年，罗马卷入了与居住在亚平宁山脉的萨莫奈特人的战争，残余的埃特鲁斯坎人的城市、高卢人部落和一些反叛的意大利人的城市也加入到这场战争中，最后战争的结果是，罗马在公元前280年控制了意大利中部。然后罗马人继续南下征服了南部的希腊城市，在公元前265年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半岛。

罗马人精于管理被征服的领土，他们使用了开明与独裁相结合的政策。他们通常并不破坏被征服的城市，而是给予它们一定的权力。一些城市，尤其是罗马附近的那些城市，全部被授予罗马公民权，还有一些城市被授予自治权，而另外的则结成同盟。不过，所有的城市都要向罗马缴税并驻扎罗马军队，其军费由当地支付。在这些地方，罗马得到了实惠，士兵们获得了有价值的财物，并成为该地永久的军事居民。通过这种方式，罗马在被征服的每个地区都保持了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为巩固这些基地，罗马人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筑路工程，他们修筑的道路质量高，笔直如线，甚至径直穿过山区，确保了士兵和供给可以快速地运抵反叛之地，建立了对于反叛地区快速严厉的反应通道。罗马人在意大利半岛上创立了一个持久的和平的帝国。

4.共和国的扩张战争

处在北意大利的伊达拉里亚人经常侵扰罗马，罗马拉丁城市结盟自卫。后来伊达拉里亚人开始衰落，公元前406年，罗马开始征服伊达拉里亚的维爱城，经过艰苦的征服战争，终于在公元前396年攻陷维爱城，占领了北意大利地区。公元前390年，野蛮的高卢人入侵罗马，罗马因粮尽而降服，罗马城几乎被高卢人踏平。后来高卢人苦于疫病流行，接受了1000磅黄金后扬长而去。同高卢人的战争使罗马人丧失了骄傲，成为罗马人永远的耻辱，也使他们元气大伤。

公元前343年～前290年，罗马人进行了三次莫奈战争，战场在中意大利。第一次罗马共和国的拉丁同盟乘机起事，罗马被迫议和；第二次罗马人因作战不力，屡遭失败；第三次萨莫奈、伊达拉里亚、高卢组成反罗马同盟同罗马作战，但罗马人终于获胜，从此取得了对中意大利的统治地位。

公元前282年～275年罗马为了向南意大利扩展势力，进行了三次希腊战争。他们派舰队驶向他林敦湾，他林敦自知战不过罗马，向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求援。皮洛士野心极大，一心想学亚历山大，他答应伊庇鲁斯国王与罗马和与其结盟的迦太基作战，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以致留下“皮洛士的胜利”的典故。皮洛士无力再战，于公元前275年率残部返回希腊。孤立无援的他林敦只好向罗马投降。

三次战争之后，罗马征服了除波河流域以外的全部亚平宁半岛。不过，罗马未把被征服地区组成统一国家，而是采用“分而治之”的统治形式，即不同地区给予不同待遇，使被征服地区难以联合起来反对罗马。

罗马共和国在统一了意大利半岛之后，成为地中海一大强国。其后，罗马便把扩张矛头转向了西地中海的迦太基（罗马人称之为“布匿”）。迦太基位于今天北非的突尼斯，由腓尼基人移民建成，公元前3世纪已发展为一个富庶的强大国家，占有北非中部沿海、西班牙南部沿海、西西里的大部、科西嘉、撒丁、巴利阿里群岛等地，成为罗马向海外扩张的劲敌。双方争夺的焦点是盛产谷物的西西里。

罗马人在岛上围攻几座迦太基城市，并凭借自己的海军彻底摧毁了迦太基前来解救的战舰。尽管这次战争并没有明确分出胜负，但这是自迦太基帝国建立以来腓尼基人第一次在地中海地区丧失霸权。公元前241年，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签署条约，他们放弃了西西里岛，并支付战争赔偿。

公元前238年迦太基人失去科西嘉岛后，开始加强自己在欧洲的统治。到公元前218年，他们在西班牙建立了强大的帝国，财富和权力都得到增强。随着迦太基势力的日益强大，罗马人忧心忡忡，他们强迫迦太基人签订协定，允诺其领土扩张不能越过埃布罗河（位于西班牙北部）。

公元前218年，罗马人联军攻占了西班牙城市萨贡图姆，引发了第二次布匿战争。驻防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在年轻统帅汉尼拔的率领下穿越欧洲。9月，他率军穿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在意大利北部打败了遭遇的罗马军队。罗马人在绝望中任命昆图斯·费边·马克西姆斯为独裁者，他采取避免与迦太基直接作战的策略，试图通过不断侵扰他们，使他们疲惫得不堪应战。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的坎尼肆意蹂躏，费边派出8万大军前往迎战，结果全部被歼灭。这是罗马从未有过的惨败，意大利南部的罗马同盟纷纷倒向汉尼拔一边，整个西西里岛也都与迦太基人联盟。统治着大部分希腊大陆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也乘机与汉尼拔结盟，在公元前215年开始了与罗马的领土之争。

形势对于罗马人似乎没有多大希望了，但汉尼拔同样面临军队后继无援和给养匮乏的难题，这使得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去围攻类似罗马这样的城市，罗马人因而有了反攻的机会。

在重新占领西班牙以后，罗马将领西庇阿穿越非洲，直逼迦太基城墙之下。汉尼拔被迫离开意大利半岛，当他返回迦太基后，迦太基人重新振作起来于公元前202年与罗马人展开最后的搏斗。在非洲北部的扎马，汉尼拔第一次被西庇阿的军队击败，迦太基沦为了罗马的属国（迦太基城于公元前146年最终被毁灭），从而罗马控制了包括非洲北部的整个地中海西部。

持续118年的布匿战争，以迦太基的灭亡而宣告结束。这次战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两国人民蒙受痛苦和灾难之深，都是历史上空前的。在今天，迦太基这个名字已不复存在。

由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曾与汉尼拔结盟，罗马又兵锋东指，发动了征服菲利普随后征服其他希腊王国（叙利亚、帕加马和埃及）的战争。

第二次布匿战争使罗马统治了已知的世界，也使罗马社会本身发生了变化。强加给战败国家的赋税和来自被占领城市的战利品，充溢于罗马的国库。在个人生活中，以传统农耕为基础的避免铺张浪费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经历着剧烈的变化，人们纷纷效仿古希腊时期，把奢华和美好当作地位的象征。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帝国是一架巨大的造钱机器，创建帝国是一件极其划算的事情。到公元前44年，即至恺撒死，罗马殖民地已扩张到西自西班牙，北到瑞士和法国，东迄叙利亚，南至埃及；到公元117年，罗马殖民地北到英国，东到波斯湾，以地中海为中心，包括了几乎欧洲全部、非洲和亚洲很大一部分。是布匿战争使得罗马打开了通向与称霸世界的大门。

5.罗马共和制的灭亡

罗马称霸西方世界之后的几十年，罗马平民和富豪之间的冲突连续不断，主要表现为出身普通家庭的罗马统帅、执政官盖尤斯·马略（公元前157年～公元前86年）和出身豪门的罗马统帅、独裁官科内利乌斯·苏拉（公元前138年～公元前78年）之间的对立。

公元前107年马略首任执政官，他受权征讨朱古达，并于公元前105年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继而又在高卢南部和意大利北部与日耳曼人的金伯尔和条顿诸部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在此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将原有的征集公民兵改为募兵制，招收穷苦公民服役，扩大了兵源，增强了军队战斗力，同时也使军队性质逐渐发生变化，逐渐成为社会、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

第一次米特里达梯战争时，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就开始激烈起来。当时，在谁担任东征司令官的问题上，马略和苏拉的斗争颇为激烈。当苏拉的军队还未开出意大利时，保民官在马略的怂恿下免去了苏拉东征司令官的职务，苏拉立即返回进攻罗马，大肆捕杀马略党人，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自己的军队进攻自己国家的恶例。马略在苏拉的捕杀下只好逃往非洲。但苏拉于公元前87年东征走后，马略又返回罗马进行了五昼夜的血腥报复。一年后，马略第七次任执政官，此后不久便死去，而在东方的苏拉，于公元前83年回到罗马后又开始了一场血腥屠杀。据史家估计，内战被杀者达10万人。后来，苏拉开始了在罗马的独裁，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独裁。但苏拉好景不长，4年后病故，罗马政局再次开始动荡，最终出现了“前三头政治”，即由克拉苏、庞培、恺撒三巨头来左右的罗马政局。

克拉苏是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刽子手，他并无军事才能，镇压斯巴达克起义有侥幸成功的因素。他实际是以富豪出名，有私人消防队，但他的消防队是讹诈消防队；他又是罗马有名的吝啬鬼，尽管他曾以一万桌酒席搞宴请，试图洗刷自己不好的名声，但不仅未见效，还差点卷入“卡提林阴谋”中。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他开始向庞培、恺撒靠近，以捞取政治资本。

恺撒的姑母是马略妻子，苏拉独裁后，恺撒受迫害逃亡在外。他论权势不及庞培，论财产不及克拉苏，但论政治野心，他比他们大得多。苏拉独裁结束后，恺撒返回罗马，由于他乐善好施，在罗马平民中颇有声望。公元前61年恺撒出任西班牙总督时，穷得无法前去就任，是克拉苏帮他还清债务，摆脱窘境。公元前60年，恺撒返回罗马时已变得很富有，但元老院刁难他。于是，他与政治上不得志的克拉苏、庞培结成秘密同盟，三位同病相怜者为了更好地勾结，恺撒当了年近50岁的庞培的岳父。

恺撒在任执政官、高卢总督期间，征服了强悍的北高卢人。他采取分化瓦解、拉拢打击、步步蚕食的政策，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占领了800多个城堡，歼灭和俘获了北高卢人200多万，把罗马的边界推到了莱茵河畔。之后，恺撒又越过莱茵河，侵入了日耳曼地区，实力远及今天的法国、比利时一带。这些显赫的战绩使他的威信日益膨涨。

公元前56年，三巨头划分势力范围，恺撒统治高卢，庞培统治西班牙，克拉苏统治东方。三年后，克拉苏死于帕提亚战争，这样三头便剩下两头。庞培联合元老院要求恺撒交出兵权，否则就以公敌论处。恺撒也与之针锋相对，他借口逃往高卢的保民官人身权利受到侵犯向罗马进军，庞培和元老院仓皇逃往希腊。公元前48年，庞培与恺撒在法萨卢决战，庞培失败后逃往埃及，恺撒又追到埃及。埃及国王因害怕恺撒，只得将庞培的头割了下来献给了恺撒。在此期间，恺撒和托勒密王朝的女王克里奥帕特拉成了情侣。后来，恺撒镇压了米特里达梯的反叛，又肃清了非洲和西班牙庞培的残部，这样内战以恺撒胜利暂告结束，恺撒实现了他的军事独裁统治。

恺撒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元老院增补300名成员，他们多数是来自被人轻视的商业和一般职业阶层，甚至有被征服过的代表，他们宣誓绝对不反对恺撒的任何命令；恺撒给自由奴隶的子女和高卢人公民权，给受迫害的犹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他将居民移居到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地，而且为罗马招募了数千名清洁工和市容美化工人；他制止了税收中的投机行为，使货币流通稳定；他还制定了对各地总督的任免制度，打破了以往总督职务由元老院恩赐的传统……总之他给了人民带来了一个公平、仁慈、开明的时期。

但是这位著名政治家的独裁却引起了共和派的强烈不满，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在元老院会议上被人刺杀。

恺撒征战一生，多谋善断，有着高超的军事艺术，他对人民的爱抚政策有效地治愈了战争给罗马带来的创伤，在罗马乃至世界的历史上留下了盖世英名。他是罗马帝国的奠基者，是罗马帝国的无冕之皇，他让罗马帝国成为古代最负盛名的帝国，人们称他为“凯撒大帝”，甚至有历史学家将其视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以其就任终身独裁官的日子为罗马帝国的诞生日。

恺撒被刺后，罗马政局又开始动荡，结果是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后三巨头”控制了罗马的政局。

安东尼是恺撒的心腹部将，雷必达是骑兵长官，屋大维是恺撒的养子。三人于公元前43年公开结盟后，借口为恺撒报仇实行大屠杀，以摧毁敌对力量，恐怖中有300名元老和2000名骑士被杀。公元前40年，后三头划分势力范围，有权势的安东尼统治富裕的东方，雷必达统治非洲，屋大维统治西方和高卢，意大利由三头共管。后三头为加强政治同盟关系，也效仿前三头的联姻作法，安东尼当了屋大维的姐夫。不过，三巨头的关系不久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屋大维是杰出的政治家，成为三巨头时还不满20岁，他坐镇西方后便开始了他早已胸中有数的计划。公元前36年，他借助雷必达的兵力消灭了西西里庞培的残余势力，接着又引诱雷必达的士兵倒戈，剥夺了雷必达的兵权。这样，三头也剩下了两头。此时，屋大维虽然在意大利得势，但安东尼在东方也巩固了统治地位，并在埃及当起了模范丈夫。屋大维又开始了他的下一步计划。公元前32年，屋大维带着武装随从，迫使拥护安东尼的两个执政官和300名元老逃往埃及，安东尼于是修书遗弃了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为了报复，破坏了古老的习俗，迫令神庙贞女交出安东尼的遗嘱，并向元老院宣读。结果这遗嘱激起了罗马人的不满，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于是剥夺了安东尼的一切职权，并向埃及女王宣战。

公元前31年，屋大维和安东尼在阿克兴海角决战，屋大维在其将军兼好友阿格里帕的帮助下逆转战局。一同前往观战的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在其战舰的掩护下突破罗马舰队的包围撤退，安东尼紧随其后。公元前30年，屋大维进兵埃及，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经过阿克兴海战后实力大减，已无力与屋大维抵抗。对安东尼一往情深的克里奥帕特拉单独与屋大维会面，希望如果自己可以说服安东尼投降，那么屋大维就饶他不死，屋大维答应了。于是克里奥帕特拉写信给安东尼谎称自己已自杀，希望他能够投降于罗马。没想到安东尼看到女王的亲笔信之后悲痛欲绝，拔出短剑自刎，却未立刻死去。此时他又得知女王还活着，立刻令属下把自己送到女王宫殿。这时的克里奥帕特拉已经遭到屋大维软禁，她在两个衷心的侍女的帮助下把奄奄一息的安东尼用绳子吊进了自己的房间。安东尼最终死在了女王的怀里，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一个罗马人，却最终被另一个罗马人打败了。”安东尼死后克里奥帕特拉伤心欲绝，她秘密地命一个农夫将毒蛇藏于无花果篮子里骗过罗马守卫带进王宫，最后用毒蛇自尽了，她的两个侍女先后也用毒蛇自杀。当屋大维得知消息并且赶到女王身边时，奄奄一息的侍女查米拉正扶正女王头上的金冠。罗马士兵气急败坏的责问道：“你的女王怎么成了这样？”查米拉回答道：“这样不是很好么？许多埃及的君王都是这样走的。”

托勒密王朝就这样结束了，埃及并入罗马版图。屋大维接着凯旋罗马，一个世纪之久的内战终于结束。

屋大维采取“元首”的名义进行统治，他将共和时代的统治机构完全保留，利用旧的统治形式，行君主统治之实。这种用共和制的外衣掩盖的君主制，被称为“元首政治”。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宣称把共和国交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元老院为了回报屋大维，正式赐给他“奥古斯都”（即神圣、至尊的意思）的称号。其实，这是屋大维玩了一个欲擒故纵的计策，他表面上要放弃一切权力，而实际上是想一次赢得上至元老院，下至平民百姓的拥戴。结果这一招果然灵验，不但为他加了“奥古斯都”的称号，还使他获得了终身保民官、大元帅、元首、大祭司长、祖国之父等各种头衔。就这样，罗马共和国最终被帝制埋藏了。

斯巴达克起义

公元前1世纪70年代，罗马社会动荡不安，一场大规模的奴隶革命风暴掀起了。这就是在罗马心脏地区爆发的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奴隶起义——斯巴达克大起义。

起义的领导者斯巴达克是色雷斯人（今保加利亚一带）。在罗马侵略北部希腊时，色雷斯人奋勇抗击。斯巴达克参加了抗击罗马侵略者的斗争，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后来被转卖为奴隶。因为他身躯魁梧，被送到意大利的加普亚城一个角斗学校里，充当角斗士。角斗士的悲惨命运，激起斯巴达克对罗马统治者的无比仇恨，他们宁愿为自由而战死，也绝不为敌人取乐而丧身于角斗场上。公元前73年夏，斯巴达克串联了200多个角斗奴准备暴动，一个叛徒突然向敌人告密。在这紧要关头，斯巴达克果断带着78名角斗士，利用菜刀、铁叉和棍棒，击败卫兵，逃出学校。在路上，他们又夺取了向附近一个角斗学校运送的武器，武装了自己，然后进据维苏威火山，四处袭击附近的奴隶主庄园，号召奴隶们起来斗争。许多奴隶和农民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投奔了他们的队伍，起义军很快增加10000多人。

斯巴达克起义，强烈地震动了罗马的统治阶级。罗马元老院立刻派出行政长官克劳狄亚进行镇压。他率3000人包围了维苏威火山，扼守了火山上唯一可以突围的路径，企图将他们困死在火山上。智勇双全的斯巴达克让大家用野葡萄藤编成绳梯，趁黑夜攀着绳梯缒下悬崖，绕到敌后偷袭敌军。罗马军队惊慌溃逃。起义军由山上冲入平原，解放了整个卡普亚地区。一年后，队伍已经扩大到12万人。

公元前72年，罗马元老院派两个执政官率领大军前去镇压。斯巴达克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北挺进，一路上击溃了罗马军队的前堵后追，连战连捷，直到波河流域。但是，斯巴达克到达北部意大利后，被阿尔卑斯山挡住了去路。阿尔卑斯山高耸入云，山顶终年积雪，气候恶劣，起义大队人马连同辎重翻越大山，是极其困难的。斯巴达克决定改变翻越阿尔卑斯山进攻高卢的计划。他下令毁掉一切多余物资，杀掉不需要的马匹，掉转头来挥师南下。罗马元老院得到起义军南下的消息，乱成一团，谁也不愿就任这一年的执政官。推来推去，最后总算选出了大奴隶主克拉苏就任执政官，元老院任命他为镇压起义军的军事统帅。克拉苏为强迫士兵进行战斗，对士兵实行残酷的“什一法”，规定凡临阵脱逃的10人杀1。但是克拉苏仍屡战屡败，无法阻止斯巴达克的南下。

斯巴达克率领队伍一直打到意大利半岛南端，准备从那里渡海到西西里岛。由于同意供给起义军船只的海盗背弃诺言，渡海计划未能成功。这时，克拉苏从后面追上来，在半岛南端最狭处筑起又宽又深的壕沟，妄图阻截起义军的归路。起义军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夜，胜利地突破了克拉苏的防线，打算渡海去巴尔干半岛。这时，起义军内部出现分裂，一部分奴隶脱离了主力，随即被克拉苏消灭。

公元前71年春，起义军和罗马军队在布林的西港附近展开决战。起义军奋勇杀敌，有6万多奴隶战死。斯巴达克和上万名起义者被包围了，战斗越来越残酷，斯巴达克往来冲杀，寻找克拉苏，想亲手杀掉这个刽子手，由于没有机会，结果没有成功，后来斯巴达克大腿受了重伤，仍手持盾牌，弯着一条腿继续拼杀，直至壮烈牺牲。克拉苏对起义者进行残酷报复，他把6000名被俘者钉死在卡普亚到罗马沿途的十字架上。但是奴隶的斗争火焰并没有熄灭，起义的余部仍战斗在意大利半岛上。

斯巴达克起义代表了罗马奴隶起义的最高水平，它给奴隶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马克思称赞斯巴达克是“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列宁赞誉他是“最杰出的英雄”。

6.基督教的兴起

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不久迅速传播到整个罗马帝国。犹太人为罗马征服，在罗马人的残酷压迫下，犹太人多次发动起义，失败后又遭到更残酷的镇压。被压迫的群众感到对生活无能为力，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宗教，期待出现一个救世主，使天国降临地上，耶稣来拯救人们的苦难。于是，这一时期在小亚细亚各地犹太下层居民中出现一种流传“救世主”将要来临的秘密教派，基督教就是从这种教派演变而来。另外，基督教还吸收了在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和伊朗等东方地区广为流传的宗教思想，主要是一神教的观念和神为了拯救众生死而复活、赎罪献祭的思想。希腊、罗马的哲学对基督教也有重要影响。

公元前30年左右，木匠约瑟的儿子耶稣开始向人们传教，他声称，他的来临不是要取代犹太人过去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律法，而是要成全它。耶稣思想的中心，在于“尽心尽意爱上帝”及“爱人如己”两点。耶稣出来传道，宣讲天国的福音，劝人悔改，转离恶行，信者必得救，不信者将被定罪。他的教训和所行的神迹，在民众中得到极大的回应，信徒们相信他就是被神选中的“救世主”（希腊语称“基督”）。这使得罗马帝政下的犹太教祭司团大受影响，深深感到自己地位不保，所以要把他除之而后快。后来由于门徒犹大告密，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彼拉多将耶稣逮捕。耶稣受尽打骂侮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但耶稣的心意是为了要赎世人的罪，甘愿流出自己的血。据说他死后3天复活，40日升天，并宣称他将复临人间，建立理想的“上帝之国”。

在基督教的经典中，《旧约全书》中的内容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本是犹太教的经典，后来被基督教所吸收。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内容相当广泛。随着犹太人的流散、基督教的产生与传播，《旧约全书》流传于世界各地。对于研究和了解犹太史、西亚古代史、宗教史、法律史、文学史以及基督教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外基督教另外一部重要经典便是《新约全书》，它共分27卷，包括叙述耶稣生平言行的“四福音书”：叙述早期基督教会历史的《信徒行传》和《信徒书信》；预言上帝如何支配历史发展的《启示录》。它的产生、定型和定编同基督教的发展和教派之间的斗争密切相关。

基督教的最早的教徒多是奴隶、被释奴隶和贫苦人民。他们在城市中建立起小规模的组织，以十字架为标志，实行财产共有，以后这些小组织联合形成了教会。最初因其反对罗马统治而受镇压，后来，由于社会中上层人士很多都参加了基督教，教义宣扬寄希望于来世，鼓励对国家忠诚，对主人恭顺，因此，在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敕令”给基督教会以合法地位。到公元380年，罗马皇帝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借助于国教的地位，基督教教堂、教徒遍布于罗马帝国所辖的各个地方，基督教逐渐成为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

从三四世纪开始，在基督教内部，逐渐形成东（君士坦丁堡）西（罗马）两个中心。东正教会在拜占庭皇帝时期是国教，直接受皇帝领导，皇帝可以任免教会大主教，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1453年，拜占庭帝国遭到奥斯曼土耳其人进攻而覆灭，西亚、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等地都成为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由于奥斯曼帝国信奉伊斯兰教，使该地区内东正教受到很大削弱。莫斯科大公乘机使俄罗斯正教会脱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控制，形成独立教会——俄罗斯正教会，并自命为东正教会首脑。沙皇彼得一世对教会改革，使教会在世俗官吏领导下成为国家一部分，这是拜占庭政教集中制的传统在俄罗斯的具体体现。现信奉东正教的信徒约有1亿人，其地理分布除前苏联外，主要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前南斯拉夫和芬兰等国。

西罗马帝国由于蛮族的攻击，摇摇欲坠，皇帝瓦兰尼安奴斯三世，企图利用基督教来挽救帝国灭亡，于455年应罗马主教利奥一世请求，授予他统治西罗马教会的权力，强迫西部主教服从，罗马教会主教于是成为罗马教皇。此举遭到东部地区的反对。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教皇已不受当时各小国世俗领导人管辖，在成立教皇国后，教皇同时又是世俗国君。但东罗马帝国当时教会仍依附于皇帝，于是，双方矛盾逐渐激化，从相互指责为异端，到1054年相互逐出教门，因而断绝一切往来，各自独立成为两大教派。

16世纪西部教会内部发生宗教改革运动，并陆续分化出一些新教派，称为“新教”，如北欧各国的“路德派”，法国、瑞士和苏格兰的“加尔文派”，英国的“圣公会”（国教会）等。这样，基督教便分裂为三个教派：即罗马教皇所控制的罗马教会，称为“天主教”；改革后的基督教，称为“新教”或“耶稣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正教会”，或称“东正教会”。新教同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不同在于，教派众多而无统一与严格的组织。

基督教主要宗教仪式有洗礼、告解、圣体和婚配等。洗礼是一种入教仪式，可以由主礼者给受礼者额上倾注少量的水，或将受礼者全身浸入水池片刻。据说这是耶稣立定的圣事，可赦免入教者的“原罪”。告解是教徒将所犯的罪过向神甫告明，并表示忏悔，请求“上帝赦免”。圣体是祝圣的面饼，在做弥撒时，主礼人先领“圣体”和“圣血”（葡萄酒），然后让信徒领圣体，教义称这是代表耶稣的身体和血，为众人免罪而舍弃和流出的。婚配指教徒在教堂举行结婚仪式，由神甫主持，在问讯双方，经肯定回答之后向双方祝福正式成婚。

犹太反罗马两次大起义

公元60年左右，罗马军队抢劫耶路撒冷圣殿金库，激起了犹太人的反抗，从而爆发了遍及巴勒斯坦全境的奴隶、平民大起义，史称“第一次犹太战争”。70年春，罗马将领第度率军围攻起义中心，耶路撒冷横遭蹂躏。132年，罗马皇帝哈德良为加强他的独裁统治，计划在耶路撒冷废墟上重建一座罗马式的城市和一所罗马宙斯神殿，完全忽视了犹太人对此片废墟的感情，于是犹太大起义再度爆发。起义初期，犹太人一度夺回耶路撒冷，虽然圣殿已不存在，但仍有成千犹太人前来朝圣、献祭。134年夏，哈德良派大批军队开始平叛行动，耶路撒冷被攻陷，起义军败退。前后经过三年半的战争，犹太人领袖巴·柯克巴壮烈牺牲，至此犹太人的最后一次起义宣告失败，哈德良皇帝在耶路撒冷建了命名为爱利亚·卡皮托林纳的新城，迁移犹太人以外的外族人前来居住，禁止任何犹太人进入新城。犹太人的圣城耶路撒冷变成一座外邦人的城市，犹太人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进入了向全世界流散的时期。

7.罗马帝国盛衰史

屋大维在位期间不断对外征战，逐渐征服了西班牙、阿尔卑斯山、多瑙河地区，成为一个地跨欧洲、亚洲、非洲的国家，随后的百余年一直处于稳定局面，称为“罗马和平时期”。

罗马帝国屋大维在公元14年死后，传位养子提比略。提比略加强皇权，取消了公民大会的立法权和选举权，将近卫军集中到罗马以保卫皇帝，并制裁一切反对皇帝或是非议皇帝的言行，要求元老院只能和他发表相同意见。由于提比略独断专行，和元老院关系紧张，公元37年，提比略被近卫军杀死在卡普里岛。

提比略死后，近卫军立卡里古拉为帝，这是罗马史上第一次军队拥立皇帝。卡里古拉患有精神病，不理国政，沉迷于娱乐活动，并喜怒无常，经常处死人或没收财产。他甚至任命自己的坐骑为执政官。公元41年，卡里古拉被近卫军杀死。

卡里古拉死后，近卫军拥立他的叔叔——年迈的克劳狄即位。克劳狄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改革政权机关，建立了一套官僚体系，设立三个中央部门，即秘书处（掌内政军事外交）、财务处（掌财务）及司法处（掌法律），将罗马公民权授予行省居民，并提高了骑士的地位。他在位期间还修建了台伯河口的奥斯提亚港以及大规模的输水管道。对外扩张方面，克劳狄征服了不列颠南部和毛里塔尼亚。

在克劳狄之后，便是是罗马史上著名的暴君——尼禄，他不理国政，残暴嗜杀，热衷于娱乐、演戏、玩女人，常以“伟大的艺人”自居。64年，罗马发生大火，全城几乎全部焚毁，尼禄反而在宫中吟诗歌唱，在大火过后又修建新宫，号为“金宫”。当时有流言称是尼禄放火以便建造新宫，为消除流言，尼禄以基督徒为替罪羊，大肆捕杀。尼禄的暴政，使各地反抗不断，不列颠、高卢、西班牙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在巴勒斯坦更是爆发了犹太战争。68年，西班牙地区的将军加尔巴造反自立为帝，元老院立即承认加尔巴为帝，宣布尼禄为祖国之敌并判处死刑，尼禄在逃亡途中自杀，克劳狄王朝结束。

加尔巴称帝后各地依然处于动荡和内战中，直到公元98年行省贵族出身的图拉真即位后建立的安敦尼王朝。他善待元老，兴建公共设施，并积极对外扩张，这一时期是罗马帝国疆域最大的时期。106年图拉真征服达西亚，设达西亚行省；105年，图拉真占领阿拉伯北部，设阿拉伯行省；114年，图拉真兼并亚美尼亚，设亚美尼亚行省；然后又继续东进，击败了帕提亚军队，于116年占领帕提亚首都泰西封，同年年底，图拉真兵抵波斯湾，成为罗马统帅中唯一一个到达过此地的；117年，图拉真病重撤军，设亚述和美索不达米亚两个行省。后来安敦尼即位，对外收敛边境大体无事，对内勤政爱民与元老院关系良好。罗马享受了20多年的太平盛世。

安敦尼死后，帝位由两个养子维鲁斯和马克·奥里略继承，这是罗马史上第一次两帝共治。马克·奥里略人称“哲学家皇帝”，著有《马上沉思录》，是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阐述者。两人登基时，帝国边境形势严峻：帕提亚在162年入侵亚美尼亚，维鲁斯经过四年苦战才击退帕提亚人，接着又爆发了瘟疫，大量罗马人死亡；167年，日耳曼人入侵，两位皇帝不得不率军征讨，由于财政拮据，皇帝卖掉皇冠上的珠宝以筹集军饷；169年，维鲁斯去世，帝国又恢复了一个皇帝的局面，马克·奥里略为减轻日耳曼人对帝国的压力，允许他们定居帝国边境，这为以后的蛮族入侵埋下了隐患；175年，东方又爆发了将领卡修斯发动的叛乱，平定叛乱后，马克·奥里略又开始了对日耳曼人的战争，试图吞并波西米亚，但在即将成功时，180年马克·奥里略却病死军中。此时罗马帝国已经开始衰败了。

公元2世纪～3世纪末，罗马奴隶制社会爆发了全面的危机，经济全面衰落，政局一片混乱，内战不断发生，社会动荡不安，奴隶主统治集团越来越腐朽，终日纵情狂欢，沉溺于享乐。此外，庞大的官僚机构、宫廷浩大的开支以及官吏贪污受贿，使帝国的财政发生危机，罗马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284年，近卫军长官戴克里先夺得了罗马帝国的政权，他废止了屋大维的元首制，将元首称号改为“君主”，正式确立起君主制的统治形式。他仿效波斯君主，身穿黄袍，要求所有觐见皇帝的人必须行跪拜之礼，敬奉他为神明。他对内镇压人民起义，迫害基督教，对外同日耳曼人、波斯人进行战争。

323年，君士坦丁击败对手，成为帝国的唯一统治者。他任命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君士坦斯各统治帝国的一部分：君士坦丁统治巴尔干和黑海地区，君士坦丁二世统治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东方和埃及，君士坦斯统治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另外他又大兴土木，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修建新都君士坦丁堡，号称“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建造花费无数，经6年于330年才初步建成。

364年，多瑙河军官瓦伦提尼安一世被军队立为罗马皇帝，接着他把东部的帝国分给弟弟瓦伦士，瓦伦提尼安一世驻米兰，瓦伦士驻君士坦丁堡。瓦伦士死后，狄奥多西一世取得了东部帝国的政权，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反对一切异教和异端。394年狄奥多西一世在击败了西部的篡位者欧根尼乌斯后，成为了帝国的唯一统治者，这是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次统一。一年后狄奥多西去世，他把帝国一分为二，东部分给长子阿卡迪乌斯，西部分给幼子霍诺里乌斯，至此，统一的罗马帝国在历史上不复存在了。

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后，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不断入侵罗马帝国，但是东西罗马帝国没有团结起来一致抗敌，而是坐视阿拉里克强大，希望他去攻击对方。405年冬，阿拉里克突破了西罗马帝国的莱茵河防线，罗马没有有效地抵抗，实际上等于放弃了高卢大部分地区。随后，阿拉里克三次包围罗马，在城内饥荒和瘟疫的影响下，城内的奴隶为阿拉里克打开了城门，哥特军队在城内任意抢掠三天，大获而归。因阿拉里克是基督徒，他命令军队不许侮辱妇女，不准破坏教堂和偷盗基督教财物，罗马才没有遭受彻底的破坏。

此后十年内，霍诺里乌斯的共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三世成为帝国的军事首脑，帝国稳定了一段时间。418年，西哥特王国建立，首都图卢兹，这是在罗马帝国境内第一个建立起来蛮族王国。439年，汪达尔-阿兰王国建立，首都迦太基，并建立了自己的海军，不停从海上袭击罗马帝国。451年，匈奴人首领阿提拉统兵50万入侵，被帝国名将埃提乌斯联合西哥特王国击退。之后不久，汪达尔人首领盖塞里克趁乱攻进了罗马，全城被洗劫一空。

在此之后，西罗马帝国已经无法维持，只是在苟延残喘，帝国的实权操纵在蛮族手里，皇权徒有虚名。476年，日耳曼雇佣军废除了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将西罗马帝国的国徽转让给东罗马帝国，至此，西罗马帝国灭亡了。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西欧、北非奴隶社会结束的一个标志，从此，这些地区进入了以封建制生产关系为主导的历史阶段，学者们称其为“中世纪”。整个中世纪的欧洲都处于封建教会的控制之下，宗教裁判所对一切异端的残酷镇压，全面抑制了欧洲社会文化的发展。

西罗马帝国的分裂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许多蛮族王国侵入，罗马的版图渐渐分裂成十个王国：

1.东哥特王国（意大利东北部）。

2.法兰克王国（即法国）。

3.布根地（勃艮第）王国（瑞士）。

4.西哥特王国（西班牙）。

5.苏维王国（葡萄牙）。

6.汪达尔王国（非洲北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附近）。

7.伦巴地王国（奥地利、意大利北部）。

8.盎格鲁撒克森王国（即英国）。

9.黑如莱王国（意大利本土）。

10.阿勒曼尼王国（即德国）。

8.匈奴人西迁扫荡欧洲

“匈奴”在英文里是破坏者和野蛮人的代名词，从中可以看出欧洲人对匈奴的恐怖记忆。

汉朝时期的中亚版图公元1世纪，在东方已成为丧家之犬的北匈奴，逐渐向西逃亡，最后深入到欧洲腹地，不仅找回了昔日的荣耀，还引发了欧洲社会的大变动，造成了欧亚大陆上的民族大迁移，改变了欧洲历史。

中国汉朝汉武帝对匈奴的猛烈反击，大伤了匈奴的元气。到西汉晚期，匈奴发生了分裂，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顺汉朝，而流窜到中亚与汉朝为敌的郅支单于也被汉将陈汤以“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为理由消灭掉了，汉匈关系从此走向和解。东汉初年，在匈奴贵族中反汉的势力重新抬头，导致匈奴再次分裂，南匈奴归顺汉朝，而北匈奴则坚持与汉为敌，经常发动对南匈奴和汉人的掠夺。而当时东汉刚刚建立，国力还属于恢复期，因此，直到汉明帝时，才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反击战。公元73年，汉军四路出击北匈奴，窦固、耿忠的汉军一直追击他们到天山一带，并夺取了伊吾（今新疆哈密）。汉和帝时，又发动了针对北匈奴的反击战，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领汉军大败北匈奴，一直追击到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公元91年，汉军再次出击北匈奴，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单于，北单于只得向西逃窜。至此，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与汉为敌的北匈奴，在汉与南匈奴的合击下，已无法在漠北蒙古高原立足，只得退出蒙古高原向西逃窜。

战败的北单于率残部西逃至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在其立足后，仍然出没于天山南北，实施掠夺。公元119年，北匈奴又攻陷了伊吾，杀死了汉将索班。为了对付西域的北匈奴，东汉朝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屯兵柳中（今新疆吐鲁番一带）。班勇于公元124年、126年两次击败北匈奴，西域的局势开始稳定。在班勇离职后，北匈奴势力又重新抬头，汉将斐岑于137年率军击毙北匈奴呼衍王于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公元151年，汉将司马达率汉军出击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击败北匈奴新的呼衍王。呼衍王率北匈奴又向西撤退，拉开了第二次西逃的序幕。

锡尔河是中亚的内陆河，流经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注入咸海，这里是北匈奴西迁的第二站。在汉时，这里是康居国。北匈奴在西域遭到汉朝的反击，已无法立足，大约在160年左右，北匈奴的一部分又开始了西迁，来到了锡尔河流域的康居国。对于北匈奴人在康居的活动，缺乏史料记载，我们今天不得而知。

大约在公元290年左右，北匈奴出现在顿河以东、里海以北的阿兰国，这段历史在中国《北史·西域传》和罗马帝国的《历史》中，都有过记载。北匈奴杀死了阿兰国国王，彻底征服了阿兰国。

顿河以西、多瑙河以东是北匈奴西迁的第四站。凭借着在阿兰国的休整和补给，北匈奴彻底恢复了元气，掠夺、贪婪的本性让他们对顿河以西的草原垂涎不已。公元374年，匈奴在大单于巴兰姆伯尔的率领下，渡过了顿河，向东哥特人发动了进攻。东哥特人哪里是匈奴人的对手，经过奋战，依然惨败，一部分东哥特人只得向西逃窜，逃到了西哥特人那里，匈奴尾随其后，追击到西哥特人居住地。西哥特人在德涅斯特河（流经今天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摆下军阵，准备迎击匈奴，而匈奴人则趁夜晚偷偷从德涅斯特河上游渡河，然后抄袭西哥特人军阵背后，西哥特人惨败，只得向西逃窜至多瑙河。后经罗马帝国皇帝的批准，东、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到罗马帝国避难。此后，由于罗马帝国对哥特人残酷的压榨，逼迫哥特人又起兵反叛，公元378年，罗马帝国皇帝瓦连斯亲征哥特人，结果被哥特人杀死，帝国遭受到沉重打击。

而此时的匈奴，由于占据了南俄罗斯大草原，暂时稳定了下来。他们在此休整，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同时，小部分的匈奴骑兵仍然在骚扰邻国：一股匈奴骑兵渡过了多瑙河，与哥特人一起骚扰罗马帝国；另一股匈奴人，于公元384年进攻美索不达米亚，攻占了爱德沙城；还有一股匈奴人于396年，侵入了萨珊波斯帝国。整体而言，匈奴人这段时期，基本是以在南俄罗斯草原休整为主，为下一步的大规模入侵积蓄力量。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此时的匈奴由乌尔丁大单于统治。乌尔丁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他曾对东罗马帝国色雷斯省总督说过，凡是太阳能照射到的地方，只要他愿意，他都能征服。公元400年，匈奴在乌尔丁大单于领导下，又开始向西大规模入侵，一举夺得了整个多瑙河盆地，并一度攻入了意大利。这一事件的连锁反应就是逼迫多瑙河流域的各部族为躲避匈奴人，只得向西罗马腹地进军。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了西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西罗马帝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然而乌尔丁大单于的宏图大志还未实现就一命呜呼了，公元408年，乌尔丁率军骚扰东罗马帝国，在抢得大量财物准备撤退时，遭罗马人的袭击，乌尔丁大单于就这样战死在沙场。

在疆土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以匈牙利平原为统治中心的匈奴帝国，在奥克塔尔大单于时已基本建立起来，单于王庭稳定在今天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附近，这个军事帝国成为东、西两个罗马帝国最严重的威胁。卢加大单于在公元422年和426年两次蹂躏东罗马帝国的色雷斯和马其顿，逼迫东罗马帝国皇帝向匈奴帝国年贡350磅黄金。此后，东罗马帝国又被迫在边境向匈奴帝国开放互市，来确保边境的安宁，匈奴人的荣耀终于在西方找了回来。

434年，卢加单于去世，他的两个侄儿阿提拉和布列达共同继承王位，各掌管一部分领土。两位单于即位不久，便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的战争，要求东罗马皇帝交出匈奴的叛逆，还要年贡翻番，由350磅黄金上涨到700磅黄金，东罗马皇帝受武力胁迫，只得答应。445年，布列达单于神秘的遇刺身亡，阿提拉成为匈奴帝国唯一的大单于。阿提拉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在他的率领下，整个欧洲都沉浸在对匈奴的恐惧之中，匈奴帝国的鼎盛时期来到了。

阿提拉大单于独自掌权后，马上就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不过战争的矛头却指向了北欧和东欧。在北欧和东欧，盎格鲁撒克逊人为躲避匈奴人，逃亡到英伦三岛，而许多日耳曼和斯拉夫人的部族战败，纷纷向匈奴投降。在巩固了东方和北方后，阿提拉大单于在447年大举进犯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军队接连战败，匈奴的骑兵一直深入到达达尼尔海峡和希腊的温泉关，严重威胁到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安全，东罗马帝国皇帝被迫求和，双方在448年签订和约，东罗马除了马上向匈奴支付赔款6000镑黄金，年贡也由700磅黄金涨到2100磅黄金。至此，匈奴帝国的疆域东到里海，北到北海，西到莱茵河，南到阿尔卑斯山，盛极一时。而东罗马帝国经过匈奴的长期劫掠和年贡的沉重负担，财富已基本耗尽，于是，阿提拉大单于又将目光投向了西罗马帝国。

450年，阿提拉派使者来到罗马，要求娶西罗马皇帝的妹妹荷诺利亚公主为妻，并要求西罗马帝国拿一半的国土作为嫁妆。如此过分和羞辱的要求，自然遭到西罗马皇帝的拒绝，于是阿提拉大单于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西罗马的战争。当年，阿提拉集结了大批匈奴战士以及被征服民族的仆从军，号称50万，渡过莱茵河，向西罗马的高卢（今法国）发动进攻。高卢的城市就如同草原上猎物一样，被匈奴人一个接一个地摧毁，最终匈奴军主力又围攻高卢重镇奥尔良。此时，面对共同的敌人，西罗马人和西哥特人暂时放下他们的争斗，组成联军来救援奥尔良。面对联军，阿提拉放弃了对奥尔良的围攻，开始机动迂回，寻机与敌决战。公元451年6月20日，阿提拉的匈奴大军与西罗马、西哥特联军在今天的巴黎市郊展开了大决战。战斗打得非常惨烈，仅过了一天，双方战死者就达15万人，最终西哥特国王战死，余部也撤离战场，而匈奴也损失惨重，无力再进攻，只得退回莱茵河，重新积聚力量。

452年，得到休整的匈奴帝国再次发动了对西罗马的战争，被称做“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开始了对西罗马的惩罚。阿提拉率领的匈奴军队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攻入了意大利。意大利北部地区遭到了匈奴人疯狂的攻击，北部所有的城市都被匈奴人摧毁。此后，匈奴人攻占了重镇阿奎莱亚，挥师直捣帝国的首都罗马城。西罗马皇帝万分惊恐，只得派罗马教皇利奥一世与匈奴人议和。此时，匈奴军中突发瘟疫，而东罗马帝国的援军也将要到达罗马城，因此，阿提拉便答应议和，但在撤军前仍扬言，如果西罗马皇帝不把他的妹妹荷诺利亚公主送到匈奴，他还会来攻打西罗马。就这样，罗马人眼睁睁地看着匈奴人满载着抢夺来的财物扬长而去，只留下意大利北部的一片废墟。

453年，阿提拉大单于又娶了一名少女为妃，然而在新婚之夜，阿提拉却神秘地死在了婚床上。阿提拉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大单于之位，打起了内战，匈奴帝国在瞬间瓦解崩溃了。匈奴帝国的内战，给了被奴役民族以机会，454年，东哥特、吉皮底人组成联军，在匈牙利打败了匈奴，从此，匈奴人被迫又退回了南俄罗斯草原。在461年，阿提拉的一个儿子妄图重建匈奴帝国，发动了对多瑙河流域的东哥特人战争，遭到失败。468年，他又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的战争，结果自己战死沙场，从此匈奴人逐渐沉寂了下去，直至被历史彻底遗忘。

匈奴帝国崩溃不久，深受匈奴摧残以及匈奴引发的蛮族西迁影响的西罗马帝国也彻底走向了绝路。

9.辉煌的文化遗产

古罗马延续1000余年，历史悠久，影响深广，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

在屋大维统治时期，被称为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这时候出现了诗人维吉尔，早期他主要歌咏田园生活，谈论农事生产，晚年，维吉尔模仿荷马史诗，著有《埃阿涅斯纪》（又译《伊尼阿特》）12卷，写的是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埃阿涅斯如何逃出特洛伊，来到意大利称王的故事。这一时期另一位伟大的诗人便是奥维德，以情诗闻名，成名之作为《恋歌》，这是一部情诗集。奥维德取材神话故事，以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口吻写出情书——《淑女书简》21卷。他后来所著的《爱经》，由于违反了屋大维“澄清风俗”的政策，被判处流放黑海地区。这一时期，他写出了长诗《变形记》（区别于卡夫卡的《变形记》，改写了许多神话传说，情节多变，想象奇特，长于心理描写。

在哲学方面，新斯多葛派哲学在帝国时期盛行，主要哲学家有辛尼加和皇帝马克奥里略，他们宣扬宿命论和禁欲主义。3世纪危机后，新柏拉图主义集中了当时的神秘主义，称神为“世界本源”，是绝对无限的存在，且不可认识，而人的肉体是罪恶的本源，人必须要摆脱肉体，方能与神交往，获得真理。这便是“人神合一”的学说，代表人物普罗提诺和普罗克洛。后来，基督教“教父神学”的代表人物圣奥古斯丁著的《论上帝之城》、《忏悔录》（区别于卢梭的《忏悔录》）等，将新柏拉图主义融入基督教教义中，衍生出了教父哲学，以哲学论证很多现今的基本教义，主要有神论、三位一体论、创世论、原罪论、救赎论和天国论等。

我们今天谈到罗马历史，常常会想起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李维。他笔下的《罗马史》叙述了从罗马建城开始900年的罗马历史，这部史书原有24卷，用当时通用的希腊文写成，包括罗马古国的起源、王政时期的种种传说、地中海周围国家的政治风貌以及罗马征服这些国家的过程等，此外还叙述了许多著名的战争，如斯巴达克起义、意大利同盟战争、屋大维大战安东尼等，文笔精彩，堪称西方史学的第一部通史。

在天文学方面，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天文学家托勒密（85年～168年），著有《天文集》13卷。该书集古代希腊罗马天文学之大成，书中使用几何系统来描述天体运动，并有包括1022颗恒星的星图，在古代是极其完备的。另外书中还论及历法的推算、日月食的推算以及天文仪器的制作与使用等等。但由于托勒密信奉“地心说”，为了使这种理论成立，他设计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天体几何系统，以解决一些“地心说”的推算与实际不符的问题，使推算结果与实际观测大致相近。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前，托勒密的学说在欧洲占统治地位。

在地理学方面，斯特拉波（公元前64年～公元23年）著有《地理学》17卷。其中对当时罗马人的“已知世界”描写详尽，内容包括欧洲各地以及西亚和北非，涉及各地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在书中还探讨了环境对各地经济生活的影响以及对城市的研究。在地理大发现以前，该书是西方最为详尽的地理著作。此外老普林尼（23年～79年）著有《自然史》37卷，内容包括当时科学的各个方面，涉及天文、地理、生物、医学、农业、矿物等等。他的最大成就在于记叙了各种事物两万多项，摘录各种文献两千多种，使得当时许多珍贵的科学纪录流传下来，是古代极其少见的百科全书式著作。

古罗马建筑事业也空前发展。罗马皇帝以各种建筑形式炫耀其国力的强盛，奥古斯都自称把泥砖的罗马城建成了大理石的罗马。帝国繁盛时期，凯旋门、浴场以及由许多石砌拱门架构成的水道都先后建成。矗立在罗马广场中央的是图拉真征服西亚的记功柱，上面有连环式浮雕，盘旋而上，表现图拉真进行历史战争的情景。著名的罗马大竞技场建于弗拉维王朝时期，有3层拱门，可容纳数万人，是举行角斗表演的地方，修有复杂的地下设施供角斗表演使用，甚至可以灌水来进行海战表演。

罗马帝国的经济中，最重要的是农业。小麦是罗马帝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帝国各地都有种植，尤以东方各省为胜。橄榄和葡萄是罗马经济作物，主要种植于地中海地区，其中葡萄的种植范围向北有所扩张，而橄榄的种植在西班牙为最多。罗马每年都要从东方的行省输入大量粮食、酒和油，东方行省也是罗马税收的重要来源。农业产业主要是大规模的庄园，使用奴隶和隶农劳动，小农几乎消失，在帝国后期，这些庄园经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税收。

罗马帝国最主要的手工业是陶器制作，因为粮食、酒、油等商品的运输都要使用陶器。意大利的制陶中心主要在波佐利，另外高卢的制陶业也很有竞争力，高卢人还发明了双耳尖底瓮。西班牙的采矿业非常发达，为国家垄断专营。纺织业方面，帕多瓦的呢绒、西班牙的毛料大氅和高卢的一种带有风帽的大衣都比较有名。西班牙还有一种制鱼汁的手工业，这是一种用鱼制成的调味料。

一开始罗马帝国只和周边的一些小国进行贸易，范围小。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并通过丝绸之路间接同罗马展开贸易，后来东汉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但仅到达波斯湾一带便无功而返。而公元166年安东尼王朝派出使臣到达汉都洛阳，并送上犀角等礼物，东方和西方才联系在一起。西汉用丝织品、茶叶、瓷器来换取安息、希腊、罗马、大食和马其顿的宝石、香料、药材和玻璃器具。除了经常进行访问外，还彼此输送自己的技术，推动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使东西方人民受益匪浅。

罗马文明对后世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罗马建筑的式样保留在中世纪的教会建筑物之中，直到今日仍见于许多政府建筑的设计风格中。今日欧洲大陆的几乎所有的国家的法律体系都大量吸收了《罗马法》的成分，这一法律是罗马人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反映出他们治理一个广袤、多样化的大帝国的天才。罗马文学成就为后来的知识复兴提供了许多灵感，这一复兴12世纪在欧洲蔓延开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顶点。

第七章 丛林中的神话——玛雅文明

玛雅遗迹在亚欧非文明兴起的年代，美洲大陆这块看似静谧的土地上，也悄然萌发出了人类文明的痕迹，只是在那个时期，浩瀚的太平洋和广袤的大西洋让这个地区长期与世隔绝，不为世人所知，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很难在这里找到一条能够令人信服的文明延续历史线路。这里仿佛依旧笼罩着神秘的面纱，我们看不到它那令人着魔的面孔。

现在我们普遍认为美洲大陆最初没有人类居住，印第安人的祖先是从亚洲迁移过来的。他们大约在四五万年前从亚洲北方进入美洲，然后逐步向南迁移，最终布满整个美洲大陆。在长期的发展中，印第安人中一些比较发达的民族，如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逐渐进入了阶级社会。玛雅人生活在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一带，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陆续建立几百个小城镇，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在今天危地马拉境内的提卡尔。玛雅人在美洲最先培植了玉米、蕃茄、马铃薯、甘薯、辣椒、南瓜等作物。印加人居住在南美洲，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在秘鲁南部）也是一个人口有10万～20万的大城市。他们用巨大的石块建造城墙和宫室，非常坚固，王宫里拥有大量金银，他们的太阳神庙非常壮观。阿兹特克人在印第安文明中算是后起之秀，他们大约在12世纪进入墨西哥盆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的首都特诺奇第特兰因此也成为美洲最大、最美的一个城市，有20万～30万人口，而当时伦敦才只有几万人。当西班牙人入侵的时候，阿兹特克人的国家大约有600万人口。贪婪而残暴的西班牙殖民者，疯狂地破坏了印第安文明。

1.美洲文明的起源

大约10万年前到12000年前，第四纪冰期的时代，冰川面积的扩大使得全球海平面降低，今天分割亚欧大陆和北美大陆的白令海峡变成了连接两块大陆的白令陆桥，那时居住在今天东西伯利亚一带的人类，在寻觅食物的过程中来到这片曾经是霸王龙故乡的大陆，从此定居下来，并向南扩散。到17000年前，他们的子孙已经到达了南美洲。这些美洲移民主要属于蒙古人种，他们后来被称为“印第安人”。

公元前8000年左右，在北美洲靠近北极的地区就已经有人居住。到了公元前20世纪，这里出现了村落，生活文化也有所进步，创造这一切的是爱斯基摩人。他们在冰雪覆盖的气候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靠捕猎北美驯鹿和海豹为生。

在进入美洲大陆的人类中，除了爱斯基摩人，另外一部分南下，其中有的停留在了今天的墨西哥地区，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开始了粮食生产。到了公元前3500年左右，南美大陆出现了渔民的村落，并从事渔业和棉花的栽培，他们主要以玉米为食。

在中国的商朝，大概在商王武丁在位时期的前后（公元前1250年左右），在大洋彼端今天叫作圣洛伦索的一片丛林覆盖的高原上产生了一个文明。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美洲最古老文明的最早遗址，被现代发现者称为“奥尔梅克文明”。

在奥尔梅克文明早期，奥尔梅克人还没有文字，但他们创造了大量的建筑和雕塑作品。在建筑方面他们建造了各种宗教仪式中心以及其他大型公共建筑，私人住房不断扩展，使得大片地貌被改观。到公元前900年之后，奥尔梅克人的神庙已经出现了我们在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那里见到的熟悉的金字塔样式。奥尔梅克文明的主要特征包括：巨石建筑——金字塔，巨石雕像，小雕像，大型宫殿，尚未破译的文字体系，玉器，美洲虎、羽蛇、凤鸟崇拜，橡皮球游戏等，他们的巨石雕像高达10英尺，原料是花岗岩，人像都是厚嘴唇、扁平的鼻子，凝视的眼睛，奇特的头盔，其面部特征很像非洲人。一般认为，这些雕像的原型应当是奥尔梅克的国王。奥尔梅克也有大量的小雕像，这类雕像在殷商考古中是很常见的。一些中外学者提出了“殷人东渡美洲”的假说，将奥尔梅克文明的出现和商朝被周武王所灭时殷人军民渡海联系起来，认为奥尔梅克文明有很强烈的殷商影响：

（1）殷商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墨西哥也出土青铜人头像，相貌和华夏人相似。

（2）奥尔梅克的玉圭刻着和甲骨文类似的图形，今人甚至还可以根据甲骨文将一些奥尔梅克图形解读。

（3）奥尔梅克人跟华夏人一样喜爱玉器，而玉石文化在世界上是极其少有的。

（4）奥尔梅克人的玉器上的虎头图案和商朝玉器上的虎头图案，惊人地相像。

虽然两者有着这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我们仍然很难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因此这种学说依然有很多的质疑，史学界争论不休。

约在公元前900～公元前200年，在秘鲁北部和中部出现了“查文文化”。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早期文化之一，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化、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化、中国的殷商文化并驾齐驱。他们在安第斯山脉东侧的溪谷城市查文德万塔尔建造了各边有200米的四方形祭祀中心。在宗教方面，它具有来世和今生两种思想，并将金银与神圣联系在一起，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查文文化有着高水平的石头加工技术，并有力地向外推广，直至该文化神秘枯竭。

到了公元前550年～公元前200年间，秘鲁南部发展起来了帕拉卡斯文化。帕拉卡斯人有各种各样的种植技术，种植玉米、豆类、花生、甘薯等作物。他们在刺绣、纺织等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我们今日发现的那一时期的布上，配有100种以上不同的色调，并绘有人、鸟、猫、恶魔等各种图案。帕拉卡斯人死后都要被制成木乃伊，并举行葬礼。经过干燥和熏过的遗体，与纺织品、复制的头、土器等一起安置在墓中。

就在这一时期的北美洲，人们也开始了野生植物的栽培，出现了新的农耕技术，一直以狩猎、采集来获取食物的人们，开始生产粮食。在俄亥俄流域的河间谷地定居的人们发展了玛雅文化。

2.璀璨的玛雅文化

世界上的许多学者研究玛雅文化，对玛雅文明比较公认的历史分期是：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317年为玛雅文明发展的前古典时期，从公元317年到公元889年为古典时期，从公元889年到1697年为后古典时期。

前古典文明出现在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岸和高原地带。这时，玛雅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在出现的城市广场上建立了许多大型的石碑，石碑上雕刻有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形象。因为在公元1～2世纪时出现了象形文字，所以石碑上就有了记述统治者历史的文字。此外，城市里还出现了大型石料建筑物，如金字塔和城市的卫城。大型石铺广场和堤道反映了这时候的建筑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前古典时期的文明中心在中美洲的纳克贝和埃尔米拉多尔。

古典时期文明发展的中心在危地马拉一带的蒂卡尔、帕伦克、博南帕克和科潘等地。这时的文化特征主要反映在建筑、雕刻和绘画上。博南帕克壁画是世界有名的艺术宝库。

位于中美洲的玛雅古典文明中心，不知什么原因到9世纪时衰落了。此后，玛雅文化北移到了墨西哥合众国的尤卡坦半岛，在那里进入了后古典文明时期。

公元10世纪后，势力强盛的托尔特克人后裔，从墨西哥侵入尤卡坦半岛，玛雅文化与托尔特克文化在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已经衰落的玛雅文化重新繁荣起来，玛雅历史进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后古典文明的文化特征是除了继承南部玛雅文明的文化遗产外，主要是建立了许多比以前更大和更雄伟的神庙和大型金字塔，天文和历法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玛雅文明有着鲜明的特点。它属于石器文明，玛雅人掌握高度的建造技术，却不会使用轮车，但是却创造了高度的城市文明；他们以玉米为主食，没有牛马猪羊，没有出现畜牧业的痕迹；数学采用二十进制，发现并使用了“零”的概念，掌握高度的数学和天文历法知识；他们使用独特的象形文字——玛雅文字。

玛雅文化是伟大的古典文化，它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玛雅人培育了粮食新品种，如玉米、西红柿、南瓜、豆子、甘薯、辣椒、可可、香兰草和烟草等，其中玉米的培植对人类贡献最大。玉米本是美洲的一种野生植物，经过了玛雅人的培育，把它变成了高产的粮食品种。玉米的品种多、营养价值高、产量大，欧洲人到达美洲后将玉米传播到全世界，成了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主要食粮，帮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民渡过了无数次的灾荒。玛雅人的手工业水平很高，会用陶土制成各种器皿，用燧石或黑曜石制成各种工具和武器，用棉花织成布匹，用金、银、铜和锡等元素制成合金，加工成各种器皿和装饰品。

玛雅人用石头建造了许多宏伟的殿堂、庙宇、陵墓和巨大的石碑，气势宏伟，富丽堂皇。至今在尤卡坦或危地马拉的热带丛林里残存着的玛雅金字塔玛雅遗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那些断垣残壁上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图案。博南帕克遗址中还留下一些大约公元8世纪时创作的古代战争壁画，画中人物千姿百态、各具情态，栩栩如生，富有现实主义的表现力，是当今世界有名的壁画艺术的宝藏之一。

玛雅人还建造了天文观象台。它是一个圆形的建筑，高22.5米，整个塔像一个蜗牛壳，塔内有螺旋式楼梯通向塔顶的观象台。这些建筑物的外墙、门框、石楣上布满了精雕细凿的羽蛇浮雕，其用料之细、形象之华美和匀称令今天的建筑学家们都惊叹不已。

玛雅人在天文历法和数学运算方面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他们把一年定为365天，一年分为18个月。每月20天，剩下5天作为禁忌日。历法的精确远早于欧洲人后来使用的格里高利历。他们还会推算月亮、金星和其他行星运行的周期、日食的时间。玛雅人运用“太阴计算法”推算出来的金星年份1000多年误差也不超过1天，比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部历法都准确。玛雅人在数学方面的成就是发现了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比欧洲要早800年。玛雅人的计算方法是根据人的手指加脚趾合起来计算的，所以是20位制的，他们只用3个数字符号组合就能运算非常精确的天文历法和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数学难题，这三个数字是用圆点表示1，一横表示5，一个贝壳表示0。

他们还创造了表达人间万事万物和人的情感的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主要刻在建筑物、陶器上，或写在树皮、绢布上，在石柱、祭台、金字塔及陶器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玛雅人原始的象形文字。玛雅文字是非常奇妙的，同中国的汉字一样，既有象形，也有会意，也有形声。玛雅人通常用树皮或鞣制过的鹿皮做成纸，然后编成各种书籍，记录历史、科学和典礼仪式，有的书籍还记载当时玛雅社会的各种情况。西班牙人在进入玛雅地区时大肆破坏了玛雅文化，疯狂地烧毁玛雅书籍，杀害玛雅的祭司，致使玛雅文明的宝贵财富成了一堆废品，玛雅文字无人认识，历史无从考证，只有少量劫后余生的玛雅文献流散在世界各地，仅有《卡奇克尔年鉴》、《奇兰·巴兰》、《波波尔·乌》和《拉比纳尔的武士》留世。

玛雅人早先信奉萨满教，崇拜自然神，尤其崇拜太阳神，称其为伊查纳。在不断发展中，他们在宗教中注入了原始的哲学和理想化的思想。玛雅人对人生的哲学是：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做好事，死了就可以进天堂，反之就要下地狱，由死神清算你在人世间所造的孽。地狱由死神统治着，他用饥饿、严寒、无休止的苦役和精神上的虐待等非常残酷的方式折磨罪人。人进天堂或下地狱完全要看人生在世时的作为。

玛雅人与中国人

我们研究玛雅文化的同时，似乎可以找寻到玛雅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蛛丝马迹。

文字：玛雅人使用象形文字，文字的发展水平与中国的象形文字很相近，但符号组合比汉字还复杂，至今尚未有人能完全解读。

艺术：以袋足彩陶罐袋为例，罐上的乳状袋足和鲜艳的色彩以及对比强烈的红、黑色几何图案非常醒目。目前考古学家发现，乳状袋足是中国史前陶器中最有特色的器形，但它竟然在美洲多支印第安民族的陶器上可以看到。

玉器：玛雅文物中有很多是玉器，在世界上只有中国人和美洲玛雅人两个民族喜爱玉石并且具备精巧的玉器雕琢能力。更为巧合的是这两个民族都有把玉与生命、繁衍联系起来的信仰，有些玛雅玉器竟与江南史前文化——良渚文化的玉饰惊人相似。

信仰：玛雅文化中的羽蛇神形象与中国腾云驾雾的龙有些相像。玛雅壁画上的羽蛇神头像、玛雅祭司所持双头棍上的蛇头雕刻也接近龙头的造型。除此以外，玛雅人对于羽蛇神，和中国人对于龙的祭拜，都与祈雨有关。

人种：从人种学上来看，玛雅人和中国人都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的独有特征，而且研究证明玛雅人与中国人的掌纹线极为近似。

太极图：在玛雅的废墟中，竟发现与中国一样的太极图，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阴阳鱼”。

3.“玛雅谜团”

我们通常一提起玛雅文明，头脑往往会浮现出一副画面：在一片广袤的雨林中间有一块长年潮湿的黑色土地，地上散落着巨大的白色石柱，上面刻着诡异的符号和图案，不远处一座白色的金字塔矗立，或许这一切还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阳光都不能完全透过。如果要给这个画面取个题目的话，也只有“神秘”两个字。

没错，玛雅甚至比古老的埃及有着更为浓烈的神秘色彩，原因在于玛雅文化有着太多太多不能解释的谜团，这些谜团由于让人们感到了惊奇，因而也让人们感到困扰。

面对着玛雅遗址异常灿烂的古代文明，谁都会情不自禁地问：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史学界的材料表明，在这些灿烂文明诞生以前，玛雅人仍巢居树穴，以渔猎为生，其生活水准近乎原始。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中美洲丛林中这奇迹般的文明，存在着一种渐变迹象。没有一个由低而高的发展过程，难道玛雅人的这一切是从天而降的吗？也许，这一切真的是从天而降的！地面考古没有发现文明前期过渡形态的痕迹，要分析在此之前的神话传说，也无线索可言。玛雅文明仿佛是一夜之间发生了，又在一夜之间轰轰烈烈地向周边陆地扩展。

我们今人看来，玛雅人有着惊人的知识。他们把一年分为18个月，他们测算的地球年为365.2420天，现代人测算为365.2422天，误差仅0.0002天。他们测算的金星年为584天，与现代人的测算50年内误差仅为7秒。这是个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几千年前的玛雅人怎么能有这么精确的计算！他们还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宗教纪年法，一年分为13个月，每月20天，称为“佐尔金年”。这种历法从何而来，实在令人不解。因为这种年法不是以地球上所观察到的任何一种天体的运行为依据的，以致有人认为“佐尔金年”历法是玛雅人的祖先依据另一个至今我们尚不知道的星球制订的。他们创造的20进位计数法的数字演算可沿用到400万年以后，这样庞大的天文数字，只有在现代星际航行和测算星空距离时才用得上，而几千年前的玛雅人刀耕火种，用树叶遮体，这样的数字演算他们用得着吗？他们有着精美绝伦的雕刻、绘画和青铜艺术，然而在这个登峰造极的高度文明诞生之前，玛雅人巢居树穴以采集为生，这样的原始部落怎么能突然产生这种高度文明？即使到了16世纪，西班牙人在布满古迹遗址的尤卡坦半岛上看到的印第安人，还是以树叶遮体，住泥巴糊的茅屋，以采集狩猎勉强糊口。显然那种精确的天文历法和数学，那种令全世界景仰的文明、艺术，都远远超出了当地印第安土著那几近原始生活的实际需求。这使任何人都不能不产生深深的疑问：古代玛雅人是怎么得到了那高深的知识？灿烂的玛雅文化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后来又怎样销声匿迹？

1952年6月5日，人们在墨西哥高原的玛雅古城帕伦克一处神殿的废墟里，发掘出了一块刻有人物和花纹的石板。当时人们仅仅把这当作是玛雅古代神话的雕刻。但到了60年代，人们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后，那些参与过宇航研究的美国科学家们才恍然大悟：帕伦克那块石板上雕刻的，原来是一幅宇航员驾驶着宇宙飞行器的图画！虽然经过了图案化的变形，但宇宙飞船的进气口、排气管、操纵杆、脚踏板、方向舵、天线、软管及各种仪表清晰可见。在被解读出来的碑文中，有一节这样描述“白色的太阳之子，仿效雷神，从两手中喷出火……”这幅图画的照片被送往美国航天中心时，那些宇航专家们无不惊叹，一致认为它就是古代的宇航器。

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确凿的事实。于是，有些学者提出了一种大胆的看法：他们认为，在遥远的古代，美洲热带丛林中可能来过一批具有高度文明的外星智能生命，他们走出飞船，教给了尚在原始时代的玛雅人各种先进知识，然后又飘然而去。他们被玛雅人认为是天神。玛雅文化中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高深知识，就是出于外星人的传授。帕伦克石板上的雕刻，也是玛雅人对外星宇航员的临摹。外星人离去时，曾向玛雅人许诺重返地球，但在玛雅人的追求祭司预言天神返回的日子里，这些外星人并未返回。于是这导致了玛雅人对其宗教和祭司统治的信心丧失，进而引起了整个民族心理的崩溃，终于使人们一个个离开故乡，各自走散，玛雅文化就这样消失了。也许人们会指责这种看法带有过多的假说意味，但即使否定了这种说法，也仍然无法圆满地解释玛雅文化那神秘的内涵，那众多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以及它突然消失的原因。

除了太空移民说，对于玛雅文明的消失还有其他的几种猜测。

据有关资料，有的学者认为，在大西洋中曾有一个大西洲，那里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可在10000多年前的某一天，它一夜之间沉入了大海，毁灭了。翻开地图我们发现，大西洲的位置离犹卡坦半岛很近。德国科学家莫克认为，玛雅人在公元前8499年6月5日13时开始了他们的新纪元。玛雅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世界由5个太阳主宰，一个太阳代表一个纪元”。若以上材料是真实可靠的话，那么，也许玛雅人会是幸存的大西洲人和美洲当地人的后代，他们深知祖先的毁灭，认为在公元后的某一天，又一个纪元将灭亡，所以集体向北迁移，并在之后的某一天，集体跳入大西洋，逃避世界的灭亡。

也有人认为玛雅的文明消失是因为内部暴乱。考古学家发现在特奥帝华坎曾发生了推翻僧侣神权统治的暴动，其现存的神像统统被砍去脑袋，祭祀神庙也遭捣毁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据此有人推测，祭祀阶级的压迫使人民起来反抗，于是玛雅统治世界发生了大暴乱。同时，玛雅人认为自己的行为能延续太阳存在时间，他们必须通过做一些自我牺牲来保留太阳的光芒四射，阻止它灭亡。他们这种认识导致了以人心和血来喂养太阳。玛雅人以被用做祭祀为荣，奴隶主把奴隶的心挖出献给太阳，于是为此死亡的人越来越多。据说，16世纪西班牙人曾在祭祀头颅架上发现过136000具头骨。当时的人，为了庆祝特偌提兰大金字塔落成，在四天的祭祀中，奴隶主竟杀了36万人。频繁的祭祀，使被杀的人不断增多，玛雅人大量减少，这也许是造成玛雅文化消失的原因吧。

20世纪70年代，人们在南美洲发现了一条玛雅人的古隧道，据估计它至少有5万多年的历史，而实际上它的年代更为古远。这条隧道离地面250米深，仅在秘鲁、厄瓜多尔境内就有数百里长。隧道的秘密入口由一个印第安部落（古代玛雅人的后裔）把守着。他们说，这里是“神灵”居住的地方，他们遵守祖训，世世代代守在这里。

隧道的穴壁光洁平滑，似乎经过磨光，与地面成直角；穴顶平坦，像涂了一层釉，不像是天然形成，而像是某种机械削切的结果。隧道中有个“大厅”长164米，宽153米，里面放着像桌子、椅子似的“家具”。奇怪的是这些物品的材料很特殊，既不是钢铁、石头，也不是塑料和木材，而它又有钢铁和石头那样坚硬和笨重，在地球上至今没有发现过这种材料。“大厅”里面有许多金属叶片，大多在长约100厘米，宽50厘米之间，厚度约2厘米，一片一片排列着，像是一本装订好的书。金属片上都写有很多符号及象形文字。据专家认定那些符号是机器有规律压印上的结果，目前已发现3000多片。

无独有偶，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拉姆夫妇称他们发现了传说中守卫墨西哥地下隧道的白皮肤的印第安人。据拉姆夫妇回忆，当他们横穿当地密林时，被一些皮肤呈蓝白色的印第安人包围，并要求他们俩立即按原路返回；英国考察队在墨西哥马德雷山脉也发现了地下隧道，这条隧道可通住危地马拉。每当拂晓，地下隧道发出“敲鼓”一样的声音，声震远方；前苏联的阿塞拜也发现了一条古代地下隧道，隧道里有一些20多米高的大厅，还有很窄的拱形门，据说洞中不时发出奇妙的声音和光。

据考古探测和远古文献记载，考古学家推断地球上很可能有一条穿越大西洋底，连接欧、亚、美、非的环球地下隧道，这些古隧道又很可能是古代玛雅人的杰作。

所有的玛雅文明全笼罩一层谜，就像是拒绝我们去解析般地闭锁于黑暗之中。

“玛雅预言”

“地球并非人类所有，人类却是属于地球所有。”——《玛雅预言》。

根据《玛雅预言》上表示，现在我们所生存的地球，已经是在所谓的第五太阳纪，到目前为止，地球已经过了四个太阳纪，而在每一纪结束时，都会上演一出惊心动魄的毁灭剧情。

第一个太阳纪是马特拉克堤利，最后被一场洪水所灭，有人说这便是诺亚方舟故事里的大洪水。

第二个太阳纪是伊厄科特尔，被风蛇吹得四散零落。

第三个太阳纪是奎雅维洛，是因天降火雨而步向毁灭之路，像是古代核子战争。

第四个太阳纪是宗德里里克，也是火雨的肆虐下引发大地覆灭。

《玛雅预言》也说，从第一到第四个太阳纪末期，地球皆陷入空前大混乱中，而且往往在一连串惨不忍睹悲剧下落幕。地球在灭亡之前，一定会事先发出警告。

《玛雅预言》的最后一章，大多是年代的纪录，而且这些年代的纪录如同串通好的，全部都在“第五太阳纪”时宣告终结，因此，玛雅预言地球将在第五太阳纪迎向完全灭亡的结局。

当第五太阳纪结束时，必定会发生太阳消失，地球开始摇晃的大剧变。根据预言所说，太阳纪只有五个循环，一旦太阳经历过5次死亡，地球就要毁灭，而第五太阳纪始于公元前3113年，历经玛雅大周期5125年后，迎向最终。现今与公历对照这个终结日子，就是公元2012年12月22日前后。第三部分西欧中世纪时期的世界欧洲自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的一千年间被称为中世纪，这个时期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最为黑暗的时期。蛮族的入侵引起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几乎造成当时欧洲文化的完全毁灭，这一时期的西欧被封建教会严密控制，是西欧一个文化衰落的时期。但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其他地区的文明依然在曲折地发展着，人类文明依旧在进步。

第三部分 中古时期的世界

第一章 在动荡中发展的亚洲

欧洲正处于千年黑暗中的混沌与迷乱，亚洲凭借其灿烂的文化、多彩的艺术、众多的财富开始吸引西方人的目光。在中亚和西亚，帝国依然在频繁更迭，连年的征战也出现了一些盛极一时的帝国，这些大帝国扮演了东西文化交流的角色，而他们本身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在东方，以中国的唐王朝为代表的封建社会文明发展到高潮，并深刻地影响到了周边国家。日本也在经历“大化改新”后逐渐强盛。佛教的广泛流传极大地促进了建筑、雕刻、壁画等艺术的繁荣。不过，正是因为亚洲封建社会制度太过完备，为其过渡到资本主义设置了重重障碍，也就注定了近代亚洲的步履艰辛。

1.安息王朝

安息建筑 安息帝国也称作“帕提亚帝国”，位于伊朗高原东北、里海东南一带，这一地区在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死后的塞琉古时期是其一个省。安息帝国由阿尔撒息于公元前247年建立，公元226年被萨珊波斯王朝代替。汉朝将阿尔撒息音译“安息”作为国名，西方史家称之为“帕提亚”，帕提亚人属于白匈奴的一支。安息帝国疆域最大时北至里海，南至波斯湾，东接大夏、古印度，西至幼发拉底河即今伊朗、伊拉克、亚美尼亚全境，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部分。公元前3世纪中叶，帕提亚人从北方的中亚草原进入，和当地居民一同反对塞琉古的统治。公元前247年，乘塞琉古对托勒密王国开战时，帕提亚独立，阿尔撒息当上国王，建立了阿尔撒息王朝。公元前238年，塞琉古出兵安息，安息一度战败，但是塞琉古内部出现了纷争最终退兵而去，安息得以维持独立。

公元前3世纪末，塞琉古再次东侵安息，安息被迫向其纳贡。公元前192～公元前189年，塞琉古受到罗马帝国东侵，无遐东顾，伊朗西部小国纷纷独立。安息王密特里达特一世乘机西征，约公元前155年占领米底，打开了两河流域的通道，并反攻塞琉古，于公元前141年攻占塞琉古在两河流域最重要的城市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西亚，巴比伦尼亚也归入安息版图。在他的晚年，安息成为一个东起中亚西南部，西至两河流域的帝国。

公元前130年，塞琉古王安条克七世集中全力攻打安息，开始时曾攻入米底，但是第二年被米底起义的人民所杀，米底和两河流域重归安息。在之后的密特里达特二世统治初期，东方的塞种人西进，安息阻挡了他们并迫使他们南下到了现在的锡斯坦。安息于公元前1世纪初向西北扩展，直至亚美尼亚，至此，塞琉古只剩叙利亚一带地方，夹在西面的罗马及东面的安息之间。

公元前63年，罗马灭了塞琉古，建立叙利亚省及犹太省，边界直接与安息接壤。公元前53年，罗马的克拉苏率军渡过幼发拉底河，越过两河流域北部草原进攻安息，这便是卡莱战役。在这场战役里，安息军一战即退，罗马军的一支脱离主队乘胜追击，被安息人全部歼灭，克拉苏主军撤兵到亚美尼亚兵败战死，只有少数残兵逃到了叙利亚。这一战令罗马军元气大伤，从此，双方以幼发拉底河为国界。

后来安息又攻占了叙利亚及巴勒斯坦等地，但公元前38年，罗马将军安东尼反击得胜，双方再以幼发拉底河为国界。公元前36年，安东尼越过幼发拉底河进攻安息时又被打败，双方处于相持阶段。

公元1世纪，贵霜帝国形成，迫使安息帝国在东北的国境退出阿姆河。而西边，罗马皇帝图拉真于公元114年～116年亲征，大败安息，占领了亚美尼亚及两河流域，并设立行省。公元117年，图拉真逝世，他的继位者哈德良却放弃这些行省。公元161年，安息王入侵罗马统治下的叙利亚，形势一度逆转，随后罗马人展开反击，重夺亚美尼亚，并于公元164年～165年再次占领两河流域，但很快又被安息夺回，双方始终未能守住胜利。但是安息不断与罗马开战，严重削弱了国力，内部纠纷迭起，终于在公元226年，被萨珊波斯取代。

整个安息帝国基本上都在以前的波斯帝国范围之内，虽然版图比波斯小，但在民族语言及文化上来说，安息可算是波斯帝国的后继者。安息内部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两河流域的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比较发达，而伊朗山区及里海沿岸进行的是狩猎及游牧，差别悬殊。

由于安息进行版图扩展时，在里海东南及木鹿地区建立了一些城市，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张骞通西域把丝绸之路打通后，这条路上的城市就有着商业性的价值，减轻了安息城市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亦增加了一条国内东西运输的纽带。

安息的统一状况不如波斯，波斯在帝国内部设立行省，派总督统治，地方上虽有自治，但并非作为属国形式存在；安息则不设行省，有些小国只要称臣纳贡就可以继续作为属国存在，当中某些贵族势力强大，对国王实质上也保有某些独立性。可是安息虽然政治结构较松散，在抵御外敌时，比波斯更坚强有力，这是因为波斯国大，民族矛盾比安息多，而安息只有两河流域的民族与安息比较疏远，可是两河流域人民对罗马的反抗比对安息更甚，所以在罗马入侵下，安息帝国内部民族可团结外御，正因如此，罗马虽强于安息，却不能在双方斗争中大占优势。

2.贵霜帝国

贵霜王朝是曾存在于中亚的古代强国，由被大月氏征服的大夏贵霜部落建立。大月氏属突厥游牧部落，初居中国西部敦煌祁连山一带，公元前170年左右被匈奴击败，西迁中亚阿姆河流域。公元前125年大月氏征服巴克特利亚（大夏），统治了整个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它将大夏部族一分为五，迁往东部山区，设五部翕侯统治，各翕侯应该是原大夏的贵族，贵霜是其中一部。

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部翕侯丘就却（即所谓卡德菲兹一世）统一五部，建立了贵霜帝国。公元90年，贵霜王希望迎娶汉朝公主，被汉朝掌管西域事务的班超拒绝，于是贵霜王派兵七万攻打班超，被班超打败，于是贵霜向汉朝纳礼求和。2世纪初贵霜征服印度西北部，在中亚将势力范围扩展至花剌子模，吞并锡斯坦，国势大张，形成中亚的一个庞大帝国，其疆域西起咸海，东至葱岭，南包括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定都布路沙布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在当时汉朝、罗马、贵霜和安息并称为当时欧亚四大强国。帝国中心是“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佛教中心，中国高僧法显曾到此。公元2世纪后期，贵霜帝国对中亚的控制减弱，康居、大宛、呼罗珊、花剌子模脱离其统治，帝国衰败迹象显露。

213年，波调即位，贵霜势力在中亚有所扩展，一度重新控制了花剌子模，并同亚美尼亚地区的库斯诺依斯结盟共抗萨珊王朝。233年，萨珊王率军攻克锡斯坦后，经呼罗珊进入花剌子模，接着攻入贵霜帝国，给贵霜以致命打击。波调死后，贵霜仍保持着印度河以东地区的统治。

公元3世纪末帝国已分裂为若干小的公国，这时西亚的萨珊帝国崛起，开始向中亚、阿富汗和印度扩张，贵霜的势力日益削弱。到了公元4世纪印度笈多王朝兴起，统一了北印度，这时西北印度贵霜诸王公的残余势力，便处于笈多王朝的控制之下。而在大夏故地的大月氏人仍保持独立，后来不断受白匈奴的侵犯，于公元425年被白匈奴所灭。

贵霜时期，中亚兴起了一批新的城镇，灌溉技术有显著发展，手工业也有较大发展。贵霜常派使者去往罗马和中国，成为中国丝绸、漆器，东南亚香料，罗马玻璃制品、麻织品等贸易物资的中转站；贵霜则输出胡椒、棉织品和宝石等。控制商路所获厚利为贵霜的迅速勃兴提供了经济保障。

贵霜一直致力于保护佛教、发扬佛教艺术，对于佛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居功至伟。贵霜帝国前三位国王，丘就却信佛教，阎膏珍信婆罗门教，迦腻色伽一世又信佛教，其中以迦腻色伽一世对佛教的支持和宣扬最大。由于迦腻色伽一世是通过暴力使帝国达到极盛期，为了巩固统治，需要缓和社会上的种种矛盾，因此强调种姓的婆罗门教就不如不承认种姓差别的佛教有效；又由于迦腻色伽一世并非印度贵族出身，在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下不能占有适当的位置，因此迦腻色伽一世就选取以佛教管治帝国。迦腻色伽一世下令修建富楼沙的大讲经堂，还雕刻了一批佛像，又把一批出色的佛教学者招到自己身边，召开了一次佛教高僧大会。因为当时佛教内部已有许多不同学派，对教义解释不尽相同，这次会议经过讨论，对经、律、论三藏都重新作出了解释。贵霜帝国一时成为了佛教中心，由于贵霜帝国扼守丝绸之路的要冲，与东方汉代中国有密切商业来往，佛教也由此传入中国。

贵霜帝国时期也是佛教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此时佛教分离出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又贬称以前各派教义为“小乘佛教”。然而迦腻色伽一世对佛教采取大小乘兼容的政策，佛教从贵霜帝国传入中国时也是大小乘一同传入。不过，总的来说，以后大乘佛教主要从北方传入中国，再进而传到朝鲜和日本，而小乘佛教则向南传入斯里兰卡，再而进入东南亚诸国。

3.萨珊波斯王朝

萨珊波斯王朝（又译萨桑王朝），是古代波斯最后一个王朝，是波斯自阿契美尼德帝国（古波斯帝国）之后的首次统一，被认为是第二个波斯帝国。226年，萨珊王朝灭安息王朝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新波斯帝国，它长期与罗马、拜占庭帝国、白匈奴人作战，疆域常有变化，波斯骑兵但一直控制着伊朗高原属于今天伊朗的部分、今属伊拉克的两河流域、今日土库曼斯坦南部、阿富汗、巴基斯坦西部的大片地区。萨珊王朝崛起时，瓦解了当时已趋末路的贵霜帝国。库思老一世（即科斯洛埃斯一世）在位时，王朝处于极盛时代，其统治范围西抵幼发拉底河，南临波斯湾，北达高加索、亚美尼亚、中亚阿姆河，东至帕米尔高原。库思老一世之孙库思老二世——帕尔维兹曾大肆扩张，一度占领了古波斯帝国的绝大部分省区，但最终被拜占庭的希拉克略一世皇帝击败。库思老二世被废，不久后被杀，帝国实力大伤，政局激烈动荡，迅速走向崩溃。637年阿拉伯人入侵，五年后王朝倾覆。651年，末代国王伊嗣俟三世在中亚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鲁）被一个磨坊主杀死，其子俾路斯逃亡至东土大唐，曾任右武卫将军，当时唐朝由唐高宗当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波斯间的友好往来较频繁，《魏书》记载，波斯使臣来中国交聘达数十次之多，给北魏皇帝带来的各种礼品，有珍物、驯象等。

萨珊波斯帝国继承了安息与罗马抗衡的传统，在亚美尼亚、小亚细亚、叙利亚边境与罗马及后来的拜占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31年，阿尔达希尔一世致书罗马皇帝塞维鲁，要求罗马势力退出亚洲，长达400年的“罗马波斯战争”正式开始。

232年，萨珊波斯同罗马交锋，打败罗马军队，并通过和约获得亚美尼亚。公元260年，沙普尔一世同罗马帝国军队交战，打败罗马军，并俘虏罗马帝国皇帝瓦勒良。这次战争后，萨珊一度占有小亚细亚东北部的卡帕多细亚，但萨珊与罗马之争一如安息王国时期，呈拉锯之势。375年以后，罗马帝国忙于应付哥特人等日耳曼蛮族的入侵无暇东顾，萨珊波斯也因抵御匈奴人的侵扰无力继续向罗马挑战。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萨珊波斯的卡瓦德一世上台执政。他指挥由波斯人、匈奴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联军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走了上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公元502年，联军又围攻阿米达城，经过80天的鏖战，攻陷该城，然后又连续击败拜占庭军队的反击。随后，拜占庭以1000磅黄金为代价收复了阿米达城，双方维持原有边界，处于和平状态20年。

公元527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一世去世，其外甥查士丁尼继位，即有名的查士丁尼一世。为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版图，他对内厉行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积极向东、西两个方向举兵扩张。他向东方的征讨重开了罗马波斯战争，在以后的100多年内，拜占庭与萨珊波斯之间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争霸战争。

罗马波斯战争历经400年，双方交战数百次。战争结果虽然波斯失败，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拉锯战，战争的结果只不过是恢复了交战双方的战前状态罢了。罗马波斯战争严重消耗了交战双方的力量。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力量由此大大削弱，以致后来无力抵御蛮族和阿拉伯人的入侵，为它的最终衰亡埋下了隐患。波斯经此长期战争更是元气大伤，大厦根基动摇，651年，萨珊波斯被阿拉伯帝国灭亡。可以说，历时4个世纪的罗马波斯战争加速了罗马帝国特别是拜占庭帝国衰亡的步伐，更为萨珊波斯帝国敲响了丧钟。

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艺术，继承了古波斯王朝的传统、融合了古代东方和西方的风格，并有所发展。泰西封等地的宫廷遗迹显示出当时建筑规模的宏伟，摩崖浮雕以粗犷豪放的手法表现诸王之王的神圣尊严。精美的金银细工也著称于世，丝织品豪华绚丽，上面绘有鸟兽、狩猎和各种植物纹样。萨珊王朝金属器的式样、装饰和制作工艺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金、银、青铜制的椭圆形盘、碗、水罐和瓶是最常见的器物，其中银器尤为流行。

萨珊王朝的文化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古代波斯文明的最高成就，继承、保持了两河流域和古代波斯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受到罗马、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创造这一文化的不仅是波斯人，而且还有历史上的西亚和中亚的各族居民。

4.先知穆罕默德

6世纪以前，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主要信仰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盛行对大自然、动植物、祖先、精灵和偶像崇拜等多神信仰。其中拉特（即太阳神）、乌扎（即万能神）和默那（即命运神）三大女神尤受崇拜。信奉一神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早已传入半岛，但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并不适应阿拉伯社会，并没得到广泛传播。在阿拉伯社会变革和一神教观念的影响下，阿拉伯人也由多神信仰向一神教信仰过渡，产生了一神倾向的哈尼夫派。他们承认独一神，反对偶像崇拜，相信天命、复活、惩罚和报应，注重个人隐居修炼，过着禁欲的生活。

在当时的阿拉伯，外族的不断入侵，促进了阿拉伯民族的觉醒，社会各阶级都在寻求出路。阿拉伯贵族为维护统治，企望打破氏族壁垒，夺取新的土地和重新控制商道；广大的下层人民和奴隶要求和平与安宁，渴望摆脱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改善自己的贫困地位。此时伊斯兰教的兴起，正是阿拉伯半岛各部落要求改变社会经济状况和实现政治统一的愿望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穆罕默德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创建了伊斯兰教，在宗教革命的旗帜下，领导了阿拉伯的社会变革运动，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伊斯兰教的复兴者穆罕默德于571年生于麦加城古莱什部落哈希姆家族，自幼父母双亡，由祖父和伯父抚养长大。在穆罕默德在早期的宣教中，他告诫人们要放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宣称“安拉”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唯一的主宰，要求人们信奉独一无二的安拉；谴责多神信仰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愚昧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宣讲末日审判和死后复活的观念，警告多神教徒如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堕入火狱，归顺安拉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进入天堂。由于穆罕默德所传教义从根本上动摇了部落传统多神信仰的地位，触犯了麦加古莱什贵族和富商掌管的克尔白的宗教特权和经济利益，同时也触犯了部分下层群众的多神信仰，因而遭到这些人乃至部分下层群众的强烈反对和迫害，使穆罕默德和穆斯林在麦加难以立足。

622年9月，当有人要谋杀他时，穆罕默德同麦加穆斯林迁徙麦地那，这标志着伊斯兰教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穆罕默德领导穆斯林进行了政治、经济、宗教等一系列改革。他首先以伊斯兰教作为统一和团结的思想旗帜，号召穆斯林“顺从安拉和使者”，并派出门下弟子到麦地那各阿拉伯部落传教，当地绝大多数居民很快归信了伊斯兰教。他制定《麦地那宪章》，在信仰自由和结盟的基础上同周围部落达成协议，实行和平共处。在实现了麦地那的统一后，以伊斯兰教共同信仰代替部落血缘关系，建立了以“乌玛”（意为“民族”、“国家”）为形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穆罕默德成为麦地那宗教、政治、军事和司法的最高领袖。

穆罕默德以安拉“启示”的名义，完成了伊斯兰教义体系及各项制度的创建。他完整地确立了以信奉独一安拉为核心的五大信仰纲领；规定了穆斯林必须履行的五项天命功课及仪则；制定了包括宗教教规、民事、刑事、商事、军事等方面的法律制度；确定了以止恶扬善为核心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社会道德准则。

为巩固麦地那政权，穆罕默德组织了穆斯林武装。在“为安拉之道而战”的号召下，于624年～627年间，他领导穆斯林武装同麦加贵族进行了著名的白德尔之战、吴侯德之战和壕沟之战三大战役，打击了麦加贵族的锐气，从此，穆斯林由防御转入战略进攻。628年，穆罕默德以朝觐为由，率军至麦加近郊，麦加贵族被迫妥协，同穆罕默德签订《侯代比亚和约》，约定双方休战10年。穆罕默德利用休战时机，向邻国和半岛上的一些阿拉伯部落派出使节，携带国书，向其国王和部落首领宣传伊斯兰教，以扩大影响。

630年，由于麦加人违约，穆罕默德率领10万多人的穆斯林大军，进逼麦加城下，以艾布·苏富扬为首的麦加贵族被迫请降，接受伊斯兰教，并承认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麦加全城居民宣布归信伊斯兰教。

631年末，半岛各部落相继归信伊斯兰教，承认穆罕默德的领袖地位，阿拉伯半岛基本上实现了政治统一。

632年3月，穆罕默德率10万穆斯林到麦加进行了一次经过改革的朝觐，史称“辞别朝觐”。穆罕默德亲自确立了朝觐的一系列仪典，成为以后穆斯林朝觐所遵循的范例。同年6月6日（伊斯兰教历11年3月12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病逝。至此，伊斯兰教已形成为在阿拉伯半岛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成为阿拉伯民族的精神支柱，揭开了阿拉伯历史新篇章。

《古兰经》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唯一的根本经典。它是穆罕默德在23年的传教过程中陆续宣布的“安拉启示”的汇集。《古兰经》是阿拉伯语文中首先加以记载的典籍，所以研究阿拉伯文学史的人，必须研究《古兰经》，因为公历第六世纪和第七世纪初期，阿拉伯人的理性生活和文艺生活，都表现在《古兰经》里。在那个时期中，典雅的文章、各种旨趣和文体，都是以《古兰经》为先导的。

《古兰经》独具一种新奇美妙的文体，既不是依照韵律的，又不是以若干押韵的短节来表达一个意义的，也不是没有节奏和韵脚的散文。它每章分为若干节，每节能表达一个独立的意义，各节互相衔接。每节终了，刚好是读者在气势上和情感上需要停顿之处。阿拉伯人是以诗歌和词章闻名于世的，他们听了《古兰经》觉得非常美妙、新奇，因为他们所认识的各种文体中没有这样的一种文体。

5.阿拉伯帝国

穆罕默德死后，作为先知继承者的哈里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满足阿拉伯人对商路和土地的要求，掀起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扩张运动。在鹰旗旗帜下，沙漠阿拉伯帝国中的游牧民族开始了征服世界的行动。阿拉伯人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于拜占庭和萨珊波斯的南部边疆，他们前进，他们作战，他们征服，他们通过血与火建立了一个地跨亚、欧、非三洲的举世无匹的庞大帝国，鼎盛时期领土达到1339万平方公里，是人类历史上领土东西跨度最长的帝国。

在镇压了内部反对势力后，第一任哈里发伯克尔随即向叙利亚方面扩张。在巨大胜利的强烈刺激下，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发动了阿拉伯历史上空前的大征服运动。635年，哈里发的军队同时对拜占庭和萨珊波斯帝国展开了进攻，被称作“安拉之剑”的哈立德·伊本·韦立德将军，率领阿拉伯人迅速通过人迹罕至的叙利亚沙漠，在雅穆克河畔一举歼灭了拜占庭5万大军，占领了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哈里发军队的接连胜利，迫使被围困两年的耶路撒冷于638年请降归顺。面对阿拉伯人猛烈的攻击，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悲哀说道：“叙利亚，如此美好的锦绣河山，还是归于敌人了！”

占领叙利亚后，4万阿拉伯铁骑乘胜挥师东进。637年，哈里发的军队占领了伊拉克，并向萨珊波斯腹地不断推进，最终于642年在卡迪亚战役中彻底击败了萨珊波斯军队，征服了萨珊波斯帝国。在北非，640年阿拉伯人攻入埃及，获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随后哈里发成为亚历山大城的主人，整个埃及纳入了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开始接受阿拉伯文化。

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继续扩张，在他的统治时期，阿拉伯帝国的铁骑先后征服亚洲的呼罗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非洲的利比亚等地区。为了进一步控制地中海，奥斯曼征集小亚细亚沿岸居民，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

在东方，阿拉伯人于664年占领阿富汗地区，然后分作两路，北路军侵入中亚，一路所向披靡，直到在帕米尔遇到了中国唐朝军队才停下脚步。南路军攻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大小邦国。在北方，阿拉伯帝国的兵锋三次指向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顽强抵抗，使用“希腊火”大破阿拉伯海军，使得阿拉伯人遭遇了惨重的失败，哈里发征服拜占庭的野心终究未能实现。在西方，阿拉伯人消灭了拜占庭帝国在非洲北部最后的驻军，占领了从突尼斯直到摩洛哥的广袤土地。阿拉伯帝国使非洲的柏柏尔人归依了伊斯兰教，并以他们为主力组成军队，跨越直布罗陀海峡进攻西班牙，征服了西哥特王国。732年，哈里发的军队穿越比利牛斯山，进攻法兰克王国，在普瓦提埃附近被法兰克人击败。至此，阿拉伯帝国的大规模征服运动才落下帷幕。

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伊斯兰教的扩张。在被征服地区，非伊斯兰教徒并没有被强迫改变信仰。事实上，阿拉伯统治者往往并不鼓励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改信伊斯兰教，因为阿拉伯帝国向非伊斯兰教徒征收的赋税，要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一些，如果人民大量皈依伊斯兰教，则意味着阿拉伯帝国的财政收入将大大降低。所以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基本不存在宗教迫害。

经过78年的扩张（634年～712年为高潮时期），阿拉伯帝国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帝国首领不再是阿拉伯部落联盟的酋长，而是一位东方的神权君主，建立在官僚体系和常备军的基础之上。在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下，广袤疆域内各个迥然不同的古典文明逐渐融合，最终于几个世纪后形成了全新的阿拉伯文明。举世闻名的“新月沃地”是阿拉伯文明的诞生地，也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阿拉伯帝国通过宗教将松散的部落文化联合起来，并通过征战使各个地区的文化得以传播、交流。

6.帝国的衰亡

倭马亚王朝建立了辽阔的阿拉伯帝国后，仿效拜占庭帝国的政体，设置了政府机构，并继续实行由阿拉伯军事贵族执政的政策。封建土地制度逐渐完备，阿拉伯语成为帝国的正式语言，政府的一切文件都必须用阿拉伯文书写。

8世纪20年代以后，阿拉伯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激化，内讧不止。一直受歧视、受压迫的非阿拉伯穆斯林纷纷揭竿而起。阿布·阿拔斯利用波斯籍释奴阿布·穆斯利姆在呼罗珊的力量，联合“什叶派”，于750年推翻了倭马亚家族的统治，建立了阿拔斯王朝，中国史书称该王朝为“黑衣大食”。

阿拔斯王朝建立后，特别是哈伦·拉西德和麦蒙执政时期，降服了吐蕃。此时是阿拉伯帝国的极盛时代，控制了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在这时期，帝国仿效波斯旧制，建立起完整的行政体制，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兴修水利，使肥沃的新月地带、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等地区的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帝国境内的丰富资源和过境贸易，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阿拉伯商人的足迹遍布亚、非、欧三大洲，巴格达成为著名的世界商业和贸易中心之一。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阿拉伯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伊斯兰教已成为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北非等地大部分居民共同信仰的宗教。

9世纪中叶后，为了巩固边防，阿拔斯帝国先后册封藩王驻守边疆。突厥苏丹（“苏丹”意为“政教合一的统治者”）逐渐取得权势，阿拔斯王朝进入分封制时期。由于重用突厥将领，阿拉伯帝国中央政府逐渐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各地封建主拥兵割据，独霸一方。909年，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在北非建立，与建都科尔多瓦的后倭马亚王朝（929年～1031年），建都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鼎足而立，互相争夺哈里发的正统地位。

国内的起义也给了阿拔斯王朝沉重的打击，到10世纪中叶，王朝实际统治区域仅限于巴格达及其周围地区。1055年塞尔柱土耳耳人占领巴格达，哈里发失去了一切世俗权力，只保留了宗教领袖的地位。实际上阿拔斯帝国已名存实亡，西方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的哈里发称为“巴格达教皇国”。1258年，蒙古大将旭烈兀西征，率军攻陷巴格达，杀死哈里发，阿拔斯帝国灭亡。

阿拉伯帝国和唐朝

据说，穆罕默德曾经告诫他的弟子们说：“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据《旧唐书·西域传》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帝国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抵达长安与唐朝通好，唐高宗为穆斯林使节建立了清真寺。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中国史书的记载中，大食使节来访次数达37次。

751年，阿拔斯王朝军队在中亚怛罗斯战役中击败了唐朝将领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和中亚各族联军，成功夺取了中亚西部河间地区的控制权，与唐帝国隔葱岭相对。阿拉伯帝国正是在这场战役中获得了造纸术。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于757年向阿拉伯帝国求援，阿拉伯人随即派遣3000士兵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这些士兵后来大多留在了中国，成为中国回族人的先人之一。此后，吐蕃趁唐朝将西域兵力调回、防务空虚之际，联合阿拉伯进攻唐朝。安史之乱后，阿拉伯在葱岭以西与唐多次交兵，争取了西域的控制权，在这个过程中，突厥回纥部可汗政权作为唐的盟友得以崛起。

公元8世纪，中国之外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出现在阿拉伯境内的撒马尔罕。《旅程和王国》一书有这样一句话：“纸是由俘虏自中国引入撒马尔罕的。”几乎与此同时，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他们的造纸技术都是由来自中国的工匠师傅传授的。造纸术后来从阿拉伯传往欧洲。

公元8世纪中叶，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中国人杜环环游过阿拉伯地区，足迹远至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摩洛哥，并且将其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书——《经行记》，为中国和阿拉伯文明的交往留下珍贵的记录。

伴随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发展，不仅伊斯兰教传入了中国，而且阿拉伯帝国先进的数学、天文历法与航海、地理知识也开始被中国人了解。

公元10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与航海家伊本·瓦哈比的商船由巴士拉与赫拉经海上丝绸之路驶进中国的广州港。之后，他们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大量的叙述，使得当时的阿拉伯世界进一步认识了中国。

7.奥斯曼土耳其

奥斯曼土耳其人原本居住中亚阿姆河，属于西突厥·乌古斯人，自古从事游牧，逐水草而居。13世纪时，蒙古人开始向西扩张，迫使他们迁移。最初他们依附于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的罗姆苏丹国，在和拜占庭相邻的萨卡利亚河畔得到一块封地。1299年，部落酋长奥斯曼趁塞尔柱罗姆素丹国分裂，正式宣布独立，称号“加齐”，奠定了奥斯曼国家的雏形。1324年，奥斯曼之子奥尔汗继位，改称总督，建立了常备军，吞并了罗姆苏丹国之大部分地区。1354年，乌尔汗率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占领了加利波利半岛，并把这里作为进攻巴尔干半岛的桥头堡。奥尔汗还确立了国家行政组织，铸造统一钱币，成为奥斯曼国家的真正缔造者。

1360年素丹穆拉德一世占领埃迪尔内，并以此为都，接着又征服西色雷斯、马其顿、索菲亚、萨洛尼卡和整个希腊北部，迫使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统治者称臣纳贡，1389年在科索沃战役中大败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联军，这一胜利震动了欧洲各国的统治者。欧洲各国为了拯救拜占庭帝国，派出了援军，苏丹巴耶塞特一世在1396年的尼科堡战役中，一举打败了匈牙利、法兰西、德意志等国的联军，将近1万名十字军被俘，除了用巨款赎回300名贵族骑士外，其余的几乎全部被杀。从此，欧洲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奥斯曼帝国扩张，拜占庭帝国危在旦夕。

但就在此时，中亚的突厥族帖木儿强大起来，并开始向小亚细亚扩张。1402年，在安卡拉战役中，帖木儿军大败奥斯曼军，巴耶塞特被俘。这一事件暂时挽救了拜占庭，使之又勉强存在了一段时间。巴耶塞特苏丹的四个儿子之间开始了争夺王位的战争，新征服地区的人民也趁机掀起反抗运动，奥斯曼帝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不得不推迟了向欧洲的扩张。后来穆罕默德一世收复了帖木儿征战时丧失的领土，随后奥斯曼帝国又在瓦尔纳战役打退了欧洲基督教王国的反扑。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继位不到两年，亲率8万大军进攻君士坦丁堡，钜战53天，终于在5月29日攻克，并迁都于此，东罗马帝国灭亡。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同时也稳固了帝国作为欧洲东南部及地中海东部地区霸主的地位，接下来帝国进入了漫长的征服扩张期，将疆域扩至欧洲及北非。

在之后的时间里，奥斯曼土耳其占据西欧与亚洲的交通要冲，牢牢地控制了东西贸易，这也是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的支持下西航寻找亚洲海路的主要原因。经过不断扩张，奥斯曼帝国支配了葡萄牙帝国、匈牙利王国以及摩尔多瓦等国家，并从波斯人手里夺取了巴格达，掌控了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帝国建立了强大的海军，控制了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多次击败基督教国家的海军。

随着16世纪西欧海事力量的增长、由欧洲前往亚洲海路的发展及新大陆的发现破坏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发展。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终止了向欧洲的继续扩张。在战场上，奥斯曼帝国逐渐被欧洲的军事技术赶过，同时宗教及知识分子保守派的壮大扼杀了帝国军事革新。这一时期，帝国的许多巴尔干领地落入奥地利手中，而名义上归奥斯曼帝国的管治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实际上已独立，后来受到英国及法国的控制。

不过，17世纪并非单纯是奥斯曼帝国的滞止及衰退期，这也是帝国及其体制开始适应内外新的压力及事物的时期。奥斯曼帝国进行过了科学及教育改革，国内也开始出现私人投资及企业家，他们壮大后积极地谋划改革。但是同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一样，在革新的同时总是会受到保守势力的严密压制。在国内民族意识与公民民主主义意识不断增长的条件下，滋生了不少革命政党，销蚀着帝国的实力。最终帝国在前线失去不少领土，在应对外国的入侵方面独力难支。帝国的领土不断被蚕食。

1908年，奥匈帝国乘奥斯曼帝国陷于国内斗争时吞并了波士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随后巴尔干同盟也向奥斯曼帝国宣战，最终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地失去了。后来亚欧交界频发战争，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奥斯曼帝国失去了阿拉伯半岛地区；俄国革命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一并交出，最终帝国分裂，形成了40个新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的伤亡重大。

在凯末尔领导的国民运动胜利以后，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哈里发制被废除。

奥斯曼帝国沦亡的主因是其经济结构的崩坏以及因幅员广大而不能统合各地的经济；帝国的通讯技术不足以联系所有领土；国内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政府不能调节。后来推行的有关提高文化权利、公民自由及议会制度的改革开展得太迟，未能阻止19世纪初民族主义的崛起及国家分裂的潮流。

入侵者帖木儿

帖木儿王朝的创建者帖木儿出身于西察哈台的一个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家庭，常结伙拦路抢劫。1369年，他联合其他军事贵族击杀西察哈台苏丹，并占领了撒马尔罕，自立为苏丹，宣称自己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决心要做世界的君主。1380年，他占领了呼罗珊，接着南下灭掉了伊尔汗国，将整个伊朗和阿富汗相继并入版图；1398年他率军东侵印度，留下了一片废墟，攻陷德里，斩杀十余万人，进行抵抗的地区一概被毁灭，居民被斩杀或被卖做奴隶，满载黄金和珍宝而归。

在帖木尔帝国的建立过程中，当时所有强大的帝国无一能够迎其锋芒。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服战争，帖木儿建立了一个首都是撒马尔罕，领土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从咸海到波斯湾的大帝国。帖木儿帝国末代大汗，帖木儿五世孙巴布尔兵败逃至今天的印度，并在那里开创了莫卧儿王朝。

8.东南亚历史

约公元192年，在今越南中南部，“占族”在此建国，自称“占婆国”，《三国志》中称“林邑”，唐末叫做“占城”。占婆国繁盛于11世纪，1471年，越南后黎王朝攻取了占婆大部分土地。1802年阮氏立国安南，攻占了占婆全部土地，定都顺化，占婆国灭亡。

占婆和扶南（今柬埔寨）一样是最早有史可考的东南亚国家，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极深，一度信仰婆罗门教，湿婆神（婆罗门教的主神之一）在那里受到了广泛的崇拜。

占婆国公元一世纪末脱离东汉政权独立，北与中国各王朝，南与柬埔寨各王国长期交战，没有落什么大下风。在安南人兴起之后，占婆人在和他们胶着几百年后逐渐被蚕食，最终在安南后黎朝圣宗亲征下彻底瓦解，沦为安南的属国，并最终悄无声息地被越南人同化。这个古国的存在时间，几乎有1500年。

柬埔寨以前叫做“高棉”，著名的吴哥王朝就是从公元802年至1432年定都吴哥的高棉王朝。从公元初至吴哥王朝的几百年间，这里已有操高棉语的民族及国家存在，高棉本身对此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在中国的文献中有提及。

据记载，最早的扶南国统治当地达400多年，公元802年，醛耶跋摩二世建立了吴哥王朝，至1181年醛耶跋摩七世发展到高峰，版图包括现今整个柬埔寨、部份泰国、老挝、缅甸及越南。1432年暹罗素可泰王朝入侵，吴哥王朝统治者弃城逃往森林。

在吴哥王朝期间，王朝均定都吴哥，大兴土木，建造了王城及大小寺庙600余座，散处于4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景象极为壮观。特别在12世纪建成了最宏伟的吴哥窟，充分表现出吴哥民族的艺术成就。吴哥窟是高棉古典建筑艺术的高峰，它结合了高棉寺庙建筑学的两个基本的布局：祭坛和回廊。祭坛由三层长方形有回廊环绕须弥台组成，一层比一层高，象征印度神话中位于世界中心的须弥山；在祭坛顶部矗立着按五点梅花式排列的五座宝塔，象征须弥山的五座山峰；寺庙外围环绕一道护城河，象征环绕须弥山的咸海。

在缅甸，阿奴律陀于1044年在蒲甘创建了蒲甘王朝，1057年以求取三藏经为名，阿奴律陀攻取孟族首都直通，转而西征，控制了阿拉干北部，完成了缅甸的第一次统一。12世纪初蒲甘王朝国王阿隆悉都采取了许多进步措施，制订法典，发展工农业生产，统一全国度量衡，促进商业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使之勃生成为通往海外各国的重要海港。蒲甘的历代统治者笃信佛教，广建佛塔寺庙，故有建塔王朝之称，僧侣领袖在政治上拥有左右国王的大权。寺庙占有大量土地和塔奴。

据缅甸《琉璃宫史》记载，阿奴律陀为求佛牙曾到过中国云南的大理，而中国史书也记载缅甸国王于1106年遣使来中国通好，受到礼遇。1283年元军入侵缅甸，在江头城大败缅军，缅王同元朝议和，各地封建主乘外患内乱之机，纷纷独立。势力强大的掸人三兄弟废黜缅王，夺取了蒲甘政权，蒲甘王朝至此告终。

在南洋的印度尼西亚地区，曾有过信奉大乘佛教的王朝，又称“山帝王朝”，8世纪统治着爪哇大部分地区，其势力扩展到占婆，曾征服信奉湿婆教的珊阇耶家族。为了宣扬大乘佛教、消除湿婆教的势力和影响，他们修建了婆罗浮屠等佛教建筑、给后世留下光辉的建筑艺术遗产，但是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使人民转而支持珊阇耶家族。约在832年，国王萨摩罗统迦去世，珊阇耶王室巴塔潘亲王乘机夺取王位。沙伦答腊王子波罗普陀罗被迫逃往苏门答腊岛，入赘室利佛逝王国，后来成为该国国王。

9.莫卧儿帝国

在印度半岛，公元647年，戒日王逝世，宰相阿罗那顺篡位，使戒日王朝崩溃，各地也战乱频生，出现了很多独立的小国，结束了北印度表面上的统一。

13世纪初，阿富汗廓尔王朝统治德里的总督库特布自立为统治印度的苏丹，定都德里，标志着德里苏丹国统治印度的开始。其后的320年间，德里苏丹经历了彼此没有家族关系，甚至没有种族关系的5个王朝、32个苏丹的统治。5个王朝是：奴隶王朝、卡尔吉王朝、图格鲁克王朝、赛义德王朝和洛迪王朝。

卡尔吉王朝的苏丹阿拉·乌德·丁·卡尔吉是德里苏丹国统治印度时期最强大的穆斯林君主。他摆脱伊斯兰教的控制，整顿财政和行政，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47万人的精锐骑兵部队，打开了向德干高原扩张的道路。图格鲁克王朝曾4次派大军远征南印度，领土扩大到科佛里河以南，行省增加到23个，使德里苏丹国家一度达到极盛时代。

1398年，帖木儿入侵印度并占领德里，给已趋于分裂的德里苏丹国家以致命打击。各省总督纷纷独立，赛义德王朝和洛迪王朝沦为仅统治德里及拉合尔地区的小邦。

15世纪末帖木儿帝国分裂后，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被乌孜别克人逐出中亚，于是巴布尔率军南下占领阿富汗，并消灭了德里苏丹国，建立了莫卧尔帝国。他们的官方语言是波斯语，信奉伊斯兰教。

泰姬陵 巴布尔经过1527年的坎努战役和1529年的戈格拉战役，统一了北印度。1530年，胡马雍继位，之后在曲女城战役中被阿富汗酋长舍尔沙击败，流亡到波斯和阿富汗，莫卧儿王朝在印度的统治暂告中断。1555年，胡马雍卷土重来，重征印度平原，占领德里和亚格拉，恢复了莫卧儿王朝在印度的统治。随后帝国实行了进步的内政改革，采取宽容的宗教政策，稳定了莫卧儿王朝统治印度的社会、政治基础；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开疆拓土，统一了次大陆广大地区，推动了印度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自第三任皇帝阿克巴一直到第六任奥朗则布统治时期是莫卧儿帝国的鼎盛时期，疆域达到顶峰，经济繁荣，文化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艺术特点，是民族传统与中亚及波斯艺术相结合，举世闻名的泰姬陵，可以作其典型代表。

奥朗则布皇帝驾崩后，莫卧儿帝国开始衰退。1764年，莫卧儿皇帝阿拉姆沙在布克萨尔战役中投降英国东印度公司，莫卧儿王朝沦为了英国殖民者的附庸，名义上存在到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的爆发。

10.朝鲜半岛简史

根据神话传说，朝鲜历史最远可以追遡至檀君建国。根据传说公元前2333年，天神桓雄和“熊女”（本意是熊变成的女子，可能是以熊为图腾的部落女子）所生后代檀君王俭在今日的平壤建立王俭城，创立古“朝鲜国”——“檀君朝鲜”，意思就是“宁静晨曦之国”。公元前12世纪，中国商朝的遗臣箕子带领部份商朝遗民在檀君朝鲜的北方建立了“箕子朝鲜”。

公元前195年，中国西汉的燕王卢绾击败匈奴后，其部将卫满带领旧部灭掉了“箕子朝鲜”，建立了“卫满朝鲜”。卫满朝鲜的国力比较强大，所以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年派军远征卫满朝鲜，公元前108年卫满朝鲜被灭，汉武帝把其土地分为四个郡，史称“汉四郡”。这一时期的朝鲜地区，铁器被广泛生产和运用，使得更加坚硬和锐利的武器与农业工具的制造使用成为现实，加快了政治上的统一和权力与财富的集中。

公元前82年西汉将汉四郡合并为“乐浪郡”，历经中原西汉、东汉、魏国、西晋的统治管辖。在朝鲜半岛南部，有马韩、辰韩和弁韩组成的松散的三韩联盟。根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前18年，百济在马韩领地中建立，并逐步将马韩取替；辰韩中的6个部落发展成新罗；弁韩逐渐与新罗融合。

进入4世纪以后，中国晋朝南迁，乐浪郡被发展起来的高句丽占领，朝鲜形成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期，史称“朝鲜三国时代”。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是这一时期半岛的霸主，高句丽好太王曾迫使百济和新罗臣服于高句丽，并且击退了入侵新罗的日本军队。

新罗以向唐朝称臣的条件与新兴的唐朝结盟。唐高宗在位时，唐朝大军于公元660年联合新罗攻灭百济，第二年开始进攻高句丽，却没有攻下平壤。668年高宗再次出兵，最终于当年9月攻克平壤，大将薛仁贵在高句丽与百济旧地建立了安东都护府。至此之后高句丽政权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670年～676年唐朝新罗战争后，新罗占领了百济故地和原高句丽部分领土，最终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定都庆州，效仿唐朝的国家制度进行统治。公元9世纪各地起义不断，900年，部队将领甄萱称王，建“后百济国”，定都光州；903年起义僧侣金弓裔称王，在新罗北及西北建立“泰封国”，定都铁原，918年王建建立“高丽王朝”，此后定国号“高丽”，它们和原新罗并称为“朝鲜后三国时期”。936年高丽先后灭掉了新罗、百济，统一了朝鲜半岛。

在中原宋朝统一以后，高丽王朝向宋朝纳贡。993年，辽国击败高丽，逼迫高丽断绝了和宋朝关系，改向辽国称臣，随后高丽又臣服金国。1231年，蒙古军进攻高丽；1258年，崔氏政权垮台，国王投降蒙古。后来，元朝为了进攻日本，在朝鲜半岛设置征东行省并在高丽首都派遣“达鲁花赤”控制高丽国政，高丽国王只能住在江华岛上。进攻日本失败后，元朝让高丽王兼任征东行省达鲁花赤，高丽成为元朝的藩属国。

1388年高丽国王派都统使李成桂进攻辽东，但他却从鸭绿江边回兵占领首都开城发动政变，废黜国王自立，改国号为朝鲜，取“朝日鲜明”之意，定都汉阳。李氏朝鲜实行推崇儒学、排斥佛教的政策。

1591年日本的丰臣秀吉派兵20万侵入朝鲜，一度占领平壤，明朝派军援朝，经过7年的战争，日军被中朝联军击溃，朝鲜将领李舜臣和中国将领邓子龙互相支援，最后都壮烈牺牲，这段历史被称为“壬辰倭乱”，现代中国称之为“万历援朝战争”。1618年明朝和后金作战，朝鲜派军援助明朝；1636年，清军攻占朝鲜，国王投降，改向清朝朝贡，成为清朝的册封国。

1863年朝鲜国王高宗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封建势力，对外闭关锁国，曾放火烧毁进入朝鲜抢劫的美国军舰，并多次击退美国军舰的进攻。1873年，日本军舰进入了汉江口，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1882年由于当时掌权的外戚闵谦镐克扣军饷，韩国改革派在日本政党协助下，策动了“壬午兵变”。中国派吴长庆率3000兵去朝鲜镇压兵变，使外戚集团重新掌权，从此日本和清朝均在朝鲜驻军。朝鲜贵族分化成要求改革的“开化派”和以闵妃为首的“守旧派”。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和日本公使一起策划，依靠日本军队发动了“甲申政变”，杀死守旧派官员，宣布朝鲜和清政府断绝关系；袁世凯统率的清军应守旧派要求，于6日开进王宫，击败日军，杀死开化派首领，部分开化派首领逃往日本，守旧派重新掌权。1894年朝鲜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朝鲜朝廷无力镇压，于是要求中国军队入境镇压，6月6日中国军队在牙山登陆，日本军队也以此为借口趁机于7月6日在仁川登陆，并发动“壬午事变”，占领汉阳，强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并且组织亲日派政府镇压了农民起义。1894年日本军队袭击驻朝鲜的中国军队，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后朝鲜停止了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11.日本国起源与发展

在公元前8世纪～3世纪是日本的“弥生时代”，当时的日本列岛被中国称呼为“倭”、“倭国”。公元前3世纪，水稻种植和金属器具使用技术由朝鲜转入九州北部，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它扩大了生产，产生了贫富等级之差，使农村共同体趋向政治集团化。农耕带来的信仰、礼仪、风俗习惯也逐渐传播开来，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原型。

公元4世纪中期，大和政权统一了割据的小国，这个时期是中国许多知识和技术传入日本的时期，包括铁器生产、制陶、纺织、金属工艺及土木等技术，同时也开始使用中国的汉字。6世纪，儒教、佛教传入日本。

公元645年，日本改革派发动政变，拥立孝德天皇即位，年号“大化”。掌握政权后，天皇正式颁布革新诏书，效法中国隋唐在全国贯彻新法。政治上，他将贵族的官职世袭特权废除，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在经济上，施行国民户籍制和土地国有制，施行“班田收授法”，推行“租庸调制”。大化改新使日本的经济获得发展。

8世纪末，日本将都城移至平安京（即现在的京都），开始了日本的“平安时代”，至1192年赖源朝任“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建立幕府，“平安时代”终结。由于庄园经济的发展，班田制难以恢复，中央集权制度逐渐解体，天皇的权力削弱，藤源氏掌握朝廷大权。平安时代早期，日本曾多次派使臣遣唐，促使了唐朝文化在日本的盛行，佛教天台宗、真言宗的学说逐渐流行。到了10世纪，日本与大陆的直接交流断绝后，便产生了日本独特的贵族文化，日本字母片假名通行，汉文和日文混杂的字体逐渐推行。

1333年，后醍醐天皇乘镰仓幕府实力衰微之机，联合不满幕府统治的武士贵族一举推翻了镰仓幕府，在此期间，足利尊氏实力强大起来，在1336年攻入京都夺取了政权，自认“征夷大将军”，建立了室町幕府，日本开始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1392年，第三代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结束了南北对峙，日本经济文化一度繁荣，形成了几十年的稳定局面。在这个时代，佛教禅宗发挥了很大影响，茶道、花道等发展起来；中国宋朝的水墨画法广泛流行。

由于室町幕府是聚集了各有力大名而建立的，因此幕府本身的统治能力薄弱。应仁元年（1467年）1月，“应仁之乱”爆发，全国各地的大名纷纷起事，室町幕府遥遥欲坠，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大名成了统治当地土地及人民的强而有力的独立政权，这些大名之间经过多年的战争和吞并，剩下了九条、武田、织田、岛津几个，后来均被织田信长所压服。1573年，织田信长将足利义昭驱逐出京都，从而结束了“战国时期”。

织田信长死后，他的重臣羽柴秀吉先后击败明智光秀及柴田胜家，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地位。此后经过四国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战，逐步统一日本，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丰臣秀吉的时代被称为“桃山时代”。

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病逝，丰臣家分裂为由丰臣氏的文吏组成的西军和由丰臣氏的部将组成、以关东有力大名德川家康为首的东军。德川家康于1600年先发制人，发动了“关原合战”，大败西军，开始了称霸全国的大业。

德川家康受封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现东京）建立幕府政权，此后260多年，德川家统治全国，这段时期被称作“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严格控制天皇、贵族、寺院神社，凭借幕府的优势力量和一些严厉规定，加强对大名的控制，并残酷地剥削和压榨农民，建立起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为限制外来影响，对外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基督教的传播，严禁与外国通商，驱逐外国商人、教士，仅开放长崎与中国、荷兰通商。

由于闭关自守，幕藩体制迎来了安定时期，但是随着产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体系崩溃，从18世纪起幕藩体制开始动摇。

12.“合久必分”——三国魏晋南北朝

在中华大地上，新朝灭亡后，汉朝皇族刘秀（光武帝）于公元25年重建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依靠豪强势力建立的东汉，代表豪强地主的利益。东汉的国力在初期获得不少恢复，社会生产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也有发展：造纸术的改进、水车等农业机械的出现、天文学、数学、医学的进步不仅促进了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还给当时的周边国家及其后世的人们深刻的影响。

东汉前期，基本延续了西汉的统治，到了后期，朝廷腐败，社会动荡，各类矛盾突出，整个社会隐伏着巨大危机。184年，在巨鹿人张角的带领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头裹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黄巾起义是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宗教作掩护，有组织、有准备、有纲领的农民战争。在黄巾起义的冲击下，东汉政权迅速土崩瓦解。

黄巾起义酿成了群雄争霸的混乱，使中国陷入了分裂的状态。在各地割据势力镇压起义的互相讨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北方的魏国、西南的蜀国和东南的吴国三个大国。三国不停征战但因力量均衡，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却又有许多发展的时期，北方各族政权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族制度和文化，开始了与汉族融合的过程，南方经济也开始发展。

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了魏国政权，建立了晋朝，定都洛阳。十余年后，晋朝平定蜀国和吴国，结束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分裂。作为统一的国家，晋朝确立了一整套官僚制度：经济上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以恢复社会经济，安定社会秩序，社会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司马炎死后，皇室王公为了争夺统治权，相继攻杀取代，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战争，这便是“八王之乱”。在战争中，西北有少数民族参与。在短暂的统一后，中国再次陷入分裂。

公元317年，晋朝皇室成员司马睿在南方称帝，定都建康，历史上称为“东晋”。东晋军队曾在淝水击败前秦的军队，保持了南方的和平，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而北方，在西晋灭亡以后，北方进入了“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羯、氐族、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起近20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一时期是胡汉融合的新兴朝代。鲜卑族的北魏朝中的汉族官员，多与胡人通婚，带有胡人血统，而鲜卑皇室也逐渐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其中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最盛。北魏后期政治逐渐败坏，六镇民变后国力大衰，最后分裂成东魏及西魏，并分别由北齐及北周取代。北齐军力比较强盛、主要提倡鲜卑文化，而北周在立国时鲜卑军不如北齐多，政治地位也不如北齐及南朝梁，所以建立关中本位政策，融合鲜卑及汉文化以消除胡汉隔阂。最后北周形成团结的关陇胡汉集团，最后攻灭北齐，而汉族也逐渐成为北周军队的主力之一。周武帝去世后，汉人杨坚依靠外戚身份掌握朝廷，并在篡夺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之后，发兵南征灭南朝陈，统一了中国。

这一时期，虽然在东晋之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但是南方相对北方是比较和平的，北方农民不断渡江前来，补充了南方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中国经济的重心开始南移。

三国和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诗、文得到重大发展。以曹操、曹植、曹丕为代表的建安诗人直接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文学史上开创了“建安风骨”的传统。陶渊明的诗歌也给诗坛带来的清新的空气。顾恺之的绘画、王羲之的书法都开创了一代大家风范。

13.分久必合——强盛的隋唐

581年，北周贵族杨坚夺取政权，建立了大隋皇朝，先以长安为都，后来又新建大兴城（在汉长安城旁边）为京师、以洛阳为陪都，实行东西两京制：西京长安、东京洛阳。589年，隋文帝杨坚挥戈南下，灭亡了长期割据南方的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朝，结束了中国270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在这270年里，五胡乱华、十六国割据使这一时期尤其是北方的经济文化比起汉朝是一种倒退，隋文帝的统一有效地制止了这种倒退。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地方分为州、县两级，地方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实行科举制，并减轻税赋，发展生产。在他的精心治理下，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不仅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还使隋朝成为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文化发展，甲兵强锐，威动殊俗的强盛国家，后人将隋文帝的大治誉为“开皇之治”。

这个时期是中华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全盛黄金期，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均受其很大影响。琉球群岛归降隋朝，突厥可汗尊杨坚为“圣人天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日本也对中国称臣朝贡。

丝绸之路 604年，隋文帝的儿子杨广即位，这是一位历史上很有争议的帝王。早在589年隋朝征服南陈时，就是杨广担任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富裕、强盛的陈朝发动进攻，完成统一；600年又北上击败了突厥的进犯，功劳显著。在他即位以后，征发几百万劳役修建了沟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这是一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为中国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此外长城重新得到修缮，东都洛阳建造了宏伟的宫殿。

在对外方面，他疏通了丝绸之路。隋炀帝率大军从长安浩浩荡荡地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因为他们在路上吃尽了苦头。此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在西巡过程中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使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在丝绸之路上举行了万国博览会，游人及车马长达几千里，这是举世创举。

在对外用兵方面，隋炀帝派兵向南侵略占婆国，这是历史上中国军队在最南方的征伐，不仅挫败了雄壮的大象军阵的攻击，而且攻下了异国的首都，这是中国历史少有的地道的侵略行为，震服了南海百族，从此他们对隋朝贡不断。在东方，隋炀帝欺辱琉球国（今天的琉球群岛或者台湾岛），派兵攻进了其都城，斩杀了国王并且将琉球战俘分赐给百官；在西方，隋炀帝驯服契丹，占领吐谷浑（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地区），臣服伊吾（今新疆东北），使隋朝的版图直逼西汉的辉煌。

但是也正是这些劳役不息和穷兵黩武，导致了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以李渊、杨玄感为代表的隋朝高官显贵，形成了地方的割据势力，隋朝也随之很快灭亡。其实在这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原因——隋朝是在中国经历长期分裂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情况颇似秦朝：外表强盛至极，在大一统的表面下却涌动着各种割据势力的暗流，统治阶级内部埋藏着深刻的不安定因素，统治基础很不稳固，这些隋政权本身固有的缺陷，是隋朝在强盛之际，转而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

618年，李渊逼迫隋朝第三代皇帝隋恭帝退位自称皇帝，此后经过10年的战争，消除了各地的割据势力，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统一强盛的时代——唐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国力最强、历时也最长的王朝之一。它的疆域在极盛时期东达日本海，西北至里海，北界包括了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南至越南。唐朝的都城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东都洛阳则是交通枢纽，是漕运粮食、物资至长安的必经之路。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以史为鉴，以民为本，吸收了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励精图治，调整统治政策；劝农务本，减轻赋税；完备法制，重法轻狱，缓刑慎罚；崇尚节俭，精简政权机构，改革府兵制；兴办学校，健全科举制度。对少数民族，他主张华夷一家，实行安抚政策，重用少数民族将领。这些政策使得在他统治的贞观时期，全国政治清明，社会秩序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唐朝的国势日渐强盛，历史上称“贞观之治”。

712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他先后任用姚崇、张九龄等人为相，进行政治改革，精简朝廷机构，裁汰冗员，整顿弊政，缩减赋税，兴修水利，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

到了唐玄宗后期，玄宗荒于朝政，政治腐败，地方的节度使总揽军、政、财大权，逐渐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755年，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与部将史思明反唐，一度攻进长安，唐玄宗南逃，虽然经过多年的战争平定了“安史之乱”，但是这次动乱极大地削弱了唐朝的实力，被认为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高度发展，出现了许多宗派。人人都有佛性，顿悟即可成佛，这是唐代佛教各宗理论的共同特点。在艺术方面隋唐也是成就空前，莫高窟、龙门石窟修建起来；唐三彩陶器是中国陶瓷中独树一帜的奇葩；绘画以宗教画为主，涌现了许多继往开来的绘画大家，书法也创造出了新的风格，另外还有唐代诗歌艺术更是全面发展，热情洋溢、豪迈奔放，具有浓烈的浪漫气质。

强盛的唐朝时期，中国和亚洲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频繁起来，唐朝的天文、历法和医书传入朝鲜，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带来彩帛、香料、珍宝等，带回乐器、书籍、经书、佛像等。他们还利用草体汉字表示声音创造了平假名；利用楷体汉字偏旁表示声音，创造了片假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14.宋朝时期的中华大地

唐朝末年，政治败坏，藩镇割据，土地高度集中，社会矛盾加剧，连年的饥荒导致了黄巢大起义。这次大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虽然最终失败但影响极大，基本上宣告了唐朝的末日。904年，背叛农民起义军的朱温杀死唐朝宰相和唐昭宗，自立为帝，国号“梁”，自此开始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唐朝立国289年，至此灭亡。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了宋王朝，定都开封，称为“东京”。当时，除了刚建立起来的宋朝之外，还同时存在着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势力。赵匡胤、赵光义兄弟用了20年的时间，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局面，开封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

北宋加强了中央集权，把军权、政权、财权和司法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在了皇帝手中。此时的社会经济、农业都有很大发展，对外贸易业很发达，文化也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但是，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的种种措施矫枉过正，重文轻武，造成了国家积贫积弱，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矛盾也无法调和。公元1127年，内忧外患的北宋招来了“靖康之耻”，逐渐走向灭亡。

当时在中国的北方地区有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契丹”一词原意是镔铁，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大辽”。辽国的建立使北部中国大部分地区得到了统一，在一个强大政权的统一管辖下，北方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公元982年至1031年耶律隆绪在位时，辽国发展到了顶峰，全国政治经济都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是辽国的盛世。

辽在与中原和西部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契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形成奴隶制度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为中国北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当时辽国与北宋并存，双方经常发生战争，1125年，大辽被崛起的金国和宋朝联军消灭，随后的几十年分别分裂出了北辽、东辽、后辽、西辽等国家，1222年西辽贵族在今伊朗建立的政权——后西辽被元朝（蒙古）所灭，辽国的历史结束。

1038年，在北宋的西北部，党项族拓跋部首领李元昊定都兴庆，国号大夏，历史上称为“西夏”。建国后，西夏和北宋时战时和，先后爆发了三川口、好水川、麟府等战役，双方订立了《庆历和议》。他们同辽国也是既有联合也有摩擦，1123年金国灭辽之后，他们转而向金称臣，后来北宋被灭，西夏和金、南宋并存。1227年，西夏被蒙古族所灭。

金国最初是在辽统治下的女真部发展起来的，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国称帝，国号“大金”。之后他颁布法令，造文字，改革军事制度，使金国迅速强大起来。1120年，宋、金缔结了“海上之盟”，约定联合攻击辽国。北宋“靖康之耻”后，金国灭掉了北宋，夺得了在中原的统治权力。后来金世宗即位，金形成了多民族的统治核心，出现了经济的繁荣发展。金朝后期，政治腐败，统治者对中原人民和女真下层人民的掠夺和压迫极为残酷野蛮，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各地起义不断，极大地动摇了金朝统治。1234年，当蒙古大军踏着铁蹄南下时，金国灭亡。

金国灭亡之后的一个月，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重建了宋朝，后来南行到临安（今杭州）建都，南宋由此开始。南宋自建立开始就与金国对峙，但是由于国家积贫积弱，一直在战战兢兢中过着屈辱的日子，虽然有李纲、宗泽、韩世忠、岳飞等一批能征善战的爱国将领，但是求和派把持朝政和朝廷的软弱，导致了1141年南宋与金签订了《绍兴和约》：南宋向金国称臣，并割地纳贡。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南半壁江山，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到了后期，奸臣专权政治黑暗，农民起义此起彼伏。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改蒙古国为“大元”，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宋战争，1279年，败走无路的宋王朝宣告灭亡。

中国的宋代虽然在军事方面节节败退，但是文化艺术成就却是一直在进步，宋朝的文化堪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顶峰。绘画艺术在唐、五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其风格受到宋代的政治、经济的盛衰影响很大。唐代发达的宫廷人物画转向描绘市井风俗的宋代风俗画，山水、花鸟的写实艺术手段也远胜唐人。在书法方面，北宋后期出现的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打破了晋代二王和唐代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严整格局，创立了抒发个性的书风。

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推动之下，科学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四大发明其中的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就是在两宋时期完成或开始应用的。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被誉为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等成就也令人瞩目。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今宁波）、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泉州在南宋晚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里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处罚规定。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当时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大食、大秦、波斯、占城等欧亚地区58个国家。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等，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对宋代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南宋时期，民间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是停用了自己的硬通货，改用宋钱。

15.踏遍亚欧的蒙古铁蹄

13世纪，亚欧大陆有一个民族不断发动征服战争扩张疆域，他们灭亡西辽、西征中亚花剌子模，一直进攻到伏尔加河流域东归，灭西夏、灭金国、灭大理、降吐蕃，灭南宋，最终建立起一个4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帝国，他们就是蒙古族。

蒙古帝国 蒙古人是鲜卑族的后代，唐朝之后，蒙古各部移居到蒙古高原。

在亚洲北部、戈壁大漠南北的高原地带，一向是众多游牧部落、民族的繁衍生息之地。自春秋始，先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回纥等民族崛起，构成人类古代游牧世界的东翼，与相邻的中原农耕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和政治、军事的频繁冲突与交往。13世纪左右，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冲出高原，掀起一股强劲的扩张浪潮。短短时间内，这股扩张浪潮给欧亚大陆格局进行了重新洗牌，将欧亚农耕世界搅得周天寒彻，一片昏暗，造成人类中古时代政治、文化和地理上的巨变。它不仅极大地影响了蒙古民族的历史进程，也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8、9世纪之交，原来游牧于贝加尔湖东南和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一带的蒙古诸部，开始向西迁徙，进入斡难河、怯鲁连河和土拉河上游地带，随后占据了东起贝加尔湖、西至额尔齐斯河、南达万里长城、北抵西伯利亚广阔的高原地区。10～12世纪，蒙古诸部与南方的辽金政权往来甚密，接受了先进物质文化，铁器使用逐渐普及，生产力获得较快发展，私有制度开始出现。以往那种传统的氏族集体游牧方式渐渐让位于一家一户的游牧方式，社会阶级分化加剧，氏族社会逐步瓦解。各个部落首领“汗”和贵族“那颜”在大肆攫取社会财富的同时，还豢养亲兵勇士为其效命，以此作为维系权势、攻伐征战的武装力量。各部落为争夺牧场、牲畜和奴隶，相互拼杀，弱肉强食。12世纪下半叶，蒙古诸部在残酷角逐之后，逐渐形成孛儿只斤和札只刺两大部落，彼此虎视眈眈，力图吞灭对方。与此同时，整个高原自东向西，塔塔儿（鞑靼）、蒙古、克烈、乃蛮四大集团及北方的蔑儿乞集团五雄并存对峙。为争夺支配整个高原的最高权力，五大部落集团展开激烈厮杀。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成吉思汗阔步登上了历史舞台。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结束了蒙古草原长期混战的局面。

成吉思汗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四处征战。自1205年起，成吉思汗三次攻打西夏，屡创西夏军主力，经过二十余年与西夏的战争，迫西夏国王乞降。元朝削除了金朝西北屏障，得以顺利南下攻金。1211年，蒙古铁骑进攻金朝，开始了为时24年的蒙金战争。最终蒙军占领了中都（今北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屠杀，全城几乎没有幸存者，尔后蒙古军队将全城焚毁，这也就是现在北京几乎见不到元代以前建筑物的原因。一年后一个外国游者写下了这样的描述：城内没有一座没被烧毁的建筑，街道上因为布满了被烧化的人的油脂而滑溜难行，城市背后有一座全部由人骨堆成的骨头山！

1218年，蒙古大军灭掉了西辽政权，成吉思汗的后代在此处建立“窝阔台汗国”。

为适应攻城需要，成吉思汗采纳部将建议，逐步建立了炮军，攻城以炮石为先。据说后来攻城作战，蒙古人一次用炮达数百座，破城速度极快。同时，为吸取各民族的先进技术，成吉思汗四处掠夺工匠艺人，每攻下一城就掠得数万工匠，随后建立工匠军，建造作坊冶铁制造兵器。在通信联络上蒙古创建了“箭速传骑”，日速数百里，军令传递和军队调遣速度增快。他们极大发挥了骑兵之长，有“蒙古旋风”之称。

成吉思汗十二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指挥攻金战争，自己率领主力返回蒙古准备西征。两年后，他以西域花剌子模国杀蒙古商人和使者为由，以军事扩张和掳掠财物为目的，亲率大军约20万分路西征。数年间先后攻破讹答剌（在今锡尔河中游）、布哈拉及撒马尔罕等地，并率军追击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逼迫他逃到了今里海地区，后来病死。他命令部下哲别、速不台继续西进，在克里米亚半岛战胜了古罗斯的基辅大公；自己则率领一支部队追击摩诃末之子札兰丁到印度河流域。

1226年，成吉思汗再次进兵西夏，率军10万歼灭了西夏军主力，出于报复，他下令将西夏从皇帝到乞丐全部杀绝，仅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就有超过80万的居民被屠杀，党项民族也从此灭绝于中华大地。第二年西夏灭亡。

成吉思汗正想集中全力攻金，却于1227年8月25日在六盘山下清水县（今属甘肃）病逝，终年66岁。他死的时候留有遗嘱：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宋境，联宋灭金。他的儿子窝阔台和拖雷遵此遗策，于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灭亡金朝。

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1235年蒙古大军开始进攻钦察、俄罗斯，攻占了莫斯科等城市。124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攻占基辅，一年后又率部入侵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直至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附近受阻于奥地利、波西米亚联军。1242年窝阔台的死讯传来，拔都率军东归争夺汗位的继承。这是蒙古大军所到最西的地方，后来他们在这里建立了“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

窝阔台之后经过贵由的短暂统治，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的儿子蒙哥继位。1252年蒙哥派弟弟旭烈兀西征，6年后，蒙古帝国的西征军攻占巴格达，据说有120万人死于屠刀下，以至于底格里斯河河水为之一片血红。蒙古人还破坏两河流域的水利设施，引幼发拉底河的河水进城把整个城市淹没，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巴格达被毁灭殆尽。随后旭烈兀又征伐叙利亚，1260年攻克大马士革。1259年蒙哥大汗在进攻南宋时在今重庆合川钓鱼城战死，旭烈兀听闻后回师争位，留下的少量蒙古军队在巴勒斯坦战败于埃及，使得蒙古帝国领土未能进一步延伸到非洲。旭烈兀征伐的这一地区建立了“伊尔汗国”，又称“伊利汗国”。

在东方，1231年蒙古进攻高丽，高丽王室退守到江华岛，后来臣服于元朝，成为元朝藩属国。蒙哥死后，正在进攻鄂州的忽必烈班师，自称“大汗”。1267年忽必烈定都中都（今北京），后改称大都，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称帝，这是元朝的开始。

元朝经过1267年～1279年的12年战争，终于灭亡了南宋。蒙古还曾于1257年进攻安南（今越南北部的地区），灭南宋后，元军又分别于1285年和1287年两度攻占安南，后来大越与其宿敌占婆联合击退了元军的进攻；1287年元军攻入缅甸北部的蒲甘王国，随后又发动了对爪哇的海上远征；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因朝鲜所造战舰不合格而作罢。

在蒙古人的西征过程中，原来活动于中亚、西亚等地的部落、帝国纷纷望风而逃，纷纷西迁，像多米诺股牌似的一波波及一波。比如蒙古人在中、西亚的扩张战争迫使奥斯曼突厥人西迁至小亚细亚半岛，并在该地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帝国又攻占了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蒙古西征就像是把亚欧大陆中部的人们往西驱赶。事实上，蒙古人每次攻下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都会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放火烧掉城市，掠走一批奴隶，满载着珠宝扬长而去，好像他们天生就是为了战斗和侵略。

蒙古帝国统一蒙古高原、统一全中国、统一欧亚大陆，这是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创立的震撼古今、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打破了洲际界限，冲破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壁垒，开创了各种文化、文明并存的时代，为新世界、新时代划定了新秩序，直接促进了历史的进步。比如，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使欧洲文化从神学手里解放出来，出现了文艺复兴。在这过程中，有血腥、残忍的野蛮行径，应该批判、谴责，但那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成吉思汗在走向大一统的进程中，并不是单纯采取军事斗争方式，而是综合运用了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斗争等各种手段。他是具有非凡智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不是穷兵黩武的暴君、无情无义的刽子手。

16.忽必烈建立元朝

成吉思汗和他的后继人建立了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四大汗国，统治着亚欧大陆的大片地区。其中察合台汗国和伊儿汗国分别在1370和1388年被新兴的帖木儿帝国所灭。钦察汗国的蒙古族在钦察草原各游牧部族的影响下，逐渐改操突厥语，皈依伊斯兰教，后来于15世纪分裂。而窝阔台汗国因为不满忽必烈奉行的汉化政策，举兵进犯元朝，被元军所败，不久后被察合台汗国亡国。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帝国大汗蒙哥于1259年在四川驾崩，其四弟忽必烈与七弟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1259年11月，阿里不哥在宗王阿速台等大多数蒙古正统派的支持下于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通过“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与此同时，忽必烈与南宋议和后返回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在汉族地主阶级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于即大汗之位，建立元朝。

忽必烈在中原汉地推行汉法，明显违背了蒙古传统，这引起了阿里不哥和蒙古正统派的强烈不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展开了四年的汗位战争。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夺得蒙古汗国的最高统治权。但他推行的“行汉法”主张却造成许多蒙古贵族的不满，他们拒绝归附忽必烈汗国，结果导致其他几个蒙古汗国纷纷敌对。蒙古汗国事实上分裂为忽必烈政权（大汗辖区）和四大汗国，四大汗国名义上服从大汗宗主权。

1272年，在刘秉忠规划下，元朝建都于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元朝的统治中心完全向中原转移。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俘虏了6岁的宋恭帝及谢太皇太后，南宋灭亡。

临安陷落后，南宋大臣文天祥与张世杰、陆秀夫等继续在东南沿海坚持抗元，拥立益王赵昰为帝。1278年底，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囚禁在大都三年之久，拒绝了元朝的诱降，后从容就义。1279年，元将张弘范指挥元军在崖山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势力，陆秀夫背着9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

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特权，削弱各族的反抗势力，元朝采取了分化的民族压迫政策。元朝把全国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四等人在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地位，都有不同的规定，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成分，如地方机构中的达鲁花赤掌握实权，而此职只能由蒙古人担任。

蒙古族在各等人中名列第一等，是元朝的“国姓”。

色目人继蒙古人之后名列第二等，主要指西域人，如钦察、唐兀、畏兀儿、回回等。

汉人为第三等，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早被蒙古征服的民族，云南大理人、东北的高丽人也是汉人。

南人为第四等，也叫蛮人、新附民，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淮河以南的人民）。

元朝在实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的同时，又对各民族上层进行了拉拢和联合，甚至给予他们许多特权，以扩大蒙古贵族的统治基础。这种双重民族政策，体现出其政权是以蒙古贵族为核心、包括各族上层在内的封建统治阶级联合专政。

元朝使中国又一次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国内的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元、明、清六百多年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从蒙古族的历史发展角度看，统一的过程就是蒙古族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程。

元朝时期，汉族人民大量迁居到边疆，带去了先进生产技术，开发了边疆经济，同时，边疆各族也大量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杂居，加强了民族融合。辽金时期入居黄河流域的契丹人和女真人，与汉族相融合，在元朝已被视为“汉人”；自唐朝以来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在中国一些地方定居，元朝时更是有大量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他们与汉、蒙、畏兀儿等民族长期杂居、通婚，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元朝时，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行政区，还设立有澎湖巡检司，加强对硫球（台湾）的管辖。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国力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元朝疆域西北至新疆东部，北到西伯利亚，东到大海（包括台湾），南到南海诸岛，西南包括西藏、云南、今缅甸东部，领土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中国现在的版图就是从元朝时期奠定了。从疆域的广阔度来说，只有后来的清朝才能和元朝相提并论。

由于蒙古的势力扩展到了西亚地区，使得欧洲与元代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技术交流更加迅速。元朝的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的广泛种植等都超过了前代。漕运、海运的畅通及纸币的流行，使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比欧洲早了400多年，所带动的商业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元朝后期，统治者不断向人民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人民被压迫被掠夺更为严重，全国频频爆发起义。1351年发生了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元朝统治阶级内部却在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征战，这加速了元朝灭亡的进程。1359年，起义军朱元璋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占领了江南的半壁江山。到了1367年，朱元璋开始北伐，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的率领下，于1368年8月攻陷元大都，元惠宗北逃，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北迁的元政权退居漠北，仍沿用大元国号，与明朝对峙，史称“北元”，1370年，元惠宗在上都（今会宁）病逝。

第二章 在黑暗中前行的欧洲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统治，封建教会对文化严密控制，封建割据带来频繁战争，科技文化发展停滞，传染病大流行……欧洲人民仿佛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

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结束后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进行，这一时期是欧洲的中世纪。中世纪的欧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教会对文化的严密控制以及封建割据带来的频繁战争，造成了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传染病曾经泛滥欧洲，造成了欧洲人口的大量死亡。这一时期被欧美普遍称作“黑暗时代”，传统上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史上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也正是这些原因使得资本主义革新运动相比较其他政治稳定的封建制国家（如中国）少了很多阻力，得以很快地进行。中世纪后期，社会矛盾加剧，封建势力不断削弱，尤其是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促使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最终使西欧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

1.强盛的拜占庭帝国

罗马帝国分裂后，东罗马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这里以前称作“拜占庭”，所以东罗马帝国又称作“拜占庭帝国”。

在罗马分裂东西之后，西罗马继承了古罗马的步兵方阵的战斗方式，而东罗马则开始尝试着以重骑兵代替步兵作为战斗主力。他们的语言是希腊语，他们的文化在许多世纪中是希腊文化的延续，但拜占庭人仍将自己视为罗马人，对东罗马的罗马人来说，这并不自相矛盾。他们周围的国家（东方的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西方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欧洲国家，北方的俄罗斯）都将他们称为罗马人。假如有人将他们称为“希腊人”，那么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因为“希腊人”表示“原始人”。

东罗马帝国基本上避免了西罗马帝国3世纪和4世纪所遭遇的困难。这里有许多原因。首先这里的城市文化已经相当成熟了，其次民族大迁徙时的入侵主要的吸引力是罗马的财富。5世纪中西罗马帝国多次被征服，而东罗马帝国顶多交纳贡赋就可以免除遭难了。此外狄奥多西斯二世加强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使得这座城市成为被“野蛮人”攻不破的城市。476年当西罗马帝国灭亡时，东罗马帝国的利奥一世与哥特人谈判，结束了哥特人对东部帝国的威胁，但他也不再打算重新征服西部帝国了。

6世纪时东罗马的主要敌人是它传统的老敌人：波斯人、斯拉夫人和保加尔人。公元527年，拜占庭迎来了第一位强势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他任命名将贝利萨留为元帅，向夙敌波斯帝国宣战。波斯军大将扎基西斯率3万大军，在尼亚比斯以压倒性兵力逼退了贝利萨留，之后双方军队在两河流域的德拉城再次会战，贝利萨留的军队少的可怜，但波斯军队犯了愚蠢的错误——他们背城列阵，最重要的是背的不是自己的城，于是多于对手数倍且装备精良的波斯军惨败，并一败再败，最终两国于532年签下停战协议。随后雄心勃勃的查士丁尼再跟达尔旺人开战，贝利萨留出征非洲，取道伯罗奔尼撒、途经西西里一路磕磕碰碰踏上了非洲大地。在不熟悉地形和敌情不清的情况下，贝利萨留经过一番错综复杂的迂回使达尔旺人的军队失去了有利地形，并分散为几部，相互失去了衔接，最后惨遭和当年的波斯军同样的命运。外强中干的达尔旺人此后再也没组织起任何一次像样的反击，终于534年3月投降，达尔旺王国灭亡。查士丁尼的非洲战役使拜占庭帝国控制了非洲广大的畜牧基地。

强势的君主显然并不热衷于和平，查士丁尼很快又和波斯重开战端，接着哥特也成了他的眼中钉。接下去连续数十年战事不断，原罗马帝国的版图现已大多并入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大有恢复罗马雄风的架势。但在征服的地盘疯狂扩张之余，拜占庭军队数量显然还远没庞大到足以控制如此之多的土地，因此那些名义上已被征服的区域实际上仍十分危险，而帝国的胜利实际是以广大被征服土地的衰弱来换取帝国的中心区域的繁华。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查士丁尼大帝是相当成功的，他重编了古罗马的法规，制定了《民法大全》，使拜占庭帝国进入了全面的法制时代，并且一改以往军队以步兵阵推进为主的战术，建成了无与伦比的装甲骑兵团，这是拜占庭在对外扩张战争中的主要支柱。530年，在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下，圣索菲亚大教堂开始动工，这座教堂将成为拜占庭宗教生活和东正教的中心。查士丁尼是非凡的君主，是上帝赏赐给罗马人的明珠——至少对于罗马人来说是这样。

到了571年，查士丁尼二世上台，和波斯重新开战，双方战战和和反复纠葛的拉锯战是一种两败俱伤的消耗，数十年战乱导致两个庞大的帝国军力日益衰弱。因此中东的阿拉伯人便乘机崛起了，他们不断蚕食帝国边境的土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以圣战为名开始了对波斯和拜占庭的全面战争，强大的骑兵部队横扫庞大帝国的土地，早在长期互斗中大伤了元气的波斯和拜占庭根本无力抵抗，埃及、巴勒斯坦等地纷纷落入阿拉伯人之手，波斯帝国也终于在公元7世纪中叶被完全吞没。拜占庭和波斯的世纪之战终于可以永远结束了，但接下去它将单独面对阿拉伯帝国。

拜占庭繁华依旧，因为它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区域可以基本不受战争的影响，优势的地理位置使拜占庭成为当时几乎是最为富饶的国家。但君士坦丁堡的大量名贵珍宝使阿拉伯人觊觎不已，于是他们几乎是长年累月地试图侵袭这富饶的城市，步步进逼。公元673年左右，阿拉伯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多达十余万众的阿拉伯军队从海陆两面对君士坦丁堡展开围攻，但君士坦丁堡高大的城墙强有力地阻碍了他们的进攻，拜占庭海军随即赶来，用一种类似火焰喷射器的神秘武器将阿拉伯人的海军完全摧毁。于是失去了海上增援的阿拉伯军队被迫退却，拜占庭军乘胜追击，阿拉伯军遂兵败如山倒。此战阿拉伯军损失惨重，10万兵力与上千战舰化为乌有。

此后阿拉伯被迫止住了扩张的步伐，此时的拜占庭的控制范围虽无法与查士丁尼时代相比，但因其经济的繁荣和军事的改革一直保持繁荣昌盛。确实较小的地盘也比较容易治理得好，它在很大的范围内仍充当着老大的角色。保卫拜占庭繁荣面貌的是强势的经济，当然也离不了数量不多但精锐善战的军队。

拜占庭帝国虽然失去了许多土地，但这也给它带来了一些好处：它不再那么混杂了。赫拉克留将全国进行了希腊化，希腊语被定为官方语言，他也不用古罗马的皇帝头衔“奥古斯都”，而使用“国王”；在宗教上拜占庭帝国与西欧的区别也不可忽视，在其南方的省份里一般更多地使用一性派的基督教，而不是东正教。这些省份失落后，在剩余的省份中东正教变得更加强大了。

867年拜占庭阿摩里亚王朝皇帝迈克尔三世的宠臣巴西尔篡位称王，建立了拜占庭马其顿王朝。

这个王朝使拜占庭帝国在9、10和11世纪初达到了顶峰，被称为“黄金时期”。巴西尔一世颁布新法典，补充和更新《查士丁尼法典》；改建军队，特别是海军，努力提高战斗力，并向四邻发动攻势，迫使阿拉伯人退却，收复了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占领了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大部。通过征服和传教活动使拜占庭进入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等斯拉夫人国家，东正教也随之广泛传播。马其顿王朝重组了中世纪世界政治格局，使基督教文明的火种在诸蛮族的围攻下仍然生生不息。在它的影响下，东欧各蛮族逐渐走上了文明化并建国的道路。

巴西尔二世在位时，拜占庭帝国抵抗了罗马教廷撤消佛迪奥斯为教主的要求，获得了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占领了意大利的一部分和保加利亚的大部分。1018年帝国灭亡了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同时拜占庭帝国还获得了一个新的同盟者——在基辅的俄罗斯国，他们为拜占庭提供了一支重要的雇佣军。

但正如其前身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很快又陷入困境。主要原因是当时许多占有土地的贵族打乱了军区的制度；除了历来的敌人，一些新的敌人出现了，他们根本不怕拜占庭的名誉：诺曼人征服了意大利，而突厥也占领了拜占庭帝国士兵的主要来源地——小亚细亚。1054年东正教与天主教彻底决裂，双方互相革除了对方的教籍。到了最后一个女皇狄奥多拉在位时期，拜占庭政权落入了僧侣支持的宫廷官吏和高级贵族手中，随后帝国进入长期纷争时期，国势渐趋衰落。

2.千年帝国的末日

拜占庭帝国的篡权者亚历克修斯一世引入了封建封侯的制度，重新建立起一支军队，对奥斯曼突厥人进行了有力的抵抗。他向西方求救抵抗突厥人，这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起源。

十字军收复了尼西亚，但很快救兵成了仇兵。虽然亚历克修斯的孙子曼纽尔一世是十字军的朋友，但双方都不能忘记他们互相革除了对方的教籍，拜占庭对源源不断经过其领土的罗马天主教十字军的意图很怀疑。11世纪和12世纪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和来自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诺曼人不断攻击帝国。

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腓特烈一世企图征服拜占庭帝国，但给帝国带来最大摧残的却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的目的是占领埃及，但威尼斯人获得了领导权，在他们的怂恿下十字军1204年攻克君士坦丁堡，然后纵火焚烧，大火烧了7天。然后他们在这里成立了一个由12名威尼斯人和12名非威尼斯人组成的委员会瓜分拜占庭的领土，根据协议，威尼斯人取得了亚得里亚海的东部海岸、科林斯海湾和海岸、安得罗斯岛、阿尔巴尼亚等地，成为了最大的受益人，其他土地则被“授予”了法国人。十字军还在拜占庭的废墟上成立了一个短期的封建王国——“拉丁帝国”，以十字军首领鲍里温为皇帝，维持了57年的统治。

拜占庭帝国这时已经四分五裂了：尼西亚帝国、伊庇鲁斯和特拉比松同立。前者由帕里奥洛加斯王朝统治，1261年他们收复君士坦丁堡，战败了伊庇鲁斯，恢复了帝国。但是他们的领土只限于小亚细亚的西北角、色雷斯的一部分、马其顿的一部分、帖撒罗尼亚、伯罗奔尼撒的一些据点以及爱琴海北部的一些岛屿。当奥斯曼帝国建立后除一些港口城市外，拜占庭帝国其他地方几乎都被奥斯曼帝国占领了。拜占庭向西方求救，西方提出的条件是两个教会必须统一。后来拜占庭虽然颁布法律统一教会，但拜占庭的居民并不接受罗马天主教。有一些西方的雇佣军来到拜占庭援助，但西方大多数人宁可拜占庭死亡。他们看着奥斯曼帝国将剩余的地域蚕食。

一开始奥斯曼帝国认为攻击君士坦丁堡代价太大，不值得，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城墙非常坚固，除十字军外上千年中没有人能够克服它。但随着火炮的出现，这堵墙不能再保护这座城市了。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从海、陆两面进攻君士坦丁堡，在新型火炮的帮助下，大约8万名奥斯曼帝国军队攻破了城墙西侧的罗马门。拜占庭皇帝亲自率军迎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最终拜占庭皇帝战死，君士坦丁堡陷落。穆哈默德二世将自己看做是东罗马帝国的合格的继承人。

此时，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宣布成为东正教的保护人，他的孙子伊凡四世将成为俄罗斯的第一位沙皇。他的继承人认为他们是罗马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的合格的继承人，是第三个罗马帝国。一直到20世纪初它们覆亡，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都认为自己是拜占庭的合理继承人。

拜占庭帝国在将经典知识传递给伊斯兰世界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影响却是他的教会。早期拜占庭的传教士将东正教传给了许多斯拉夫人，到今天为止，大多数斯拉夫人以及希腊人仍信奉东正教。

3.塞尔柱帝国的兴起

塞尔柱人属突厥乌古斯部落联盟四大部族的一支，最初居住在吉尔吉斯草原，以其酋长塞尔柱的名字命名。约于10世纪中期，塞尔柱率其游牧部族西迁至锡尔河下游的占德地区，后来被编入萨曼王朝的边防军，在布哈拉城附近定居，归信伊斯兰教。赛尔柱趁伽色尼王朝对外战争和内讧之机，扩大势力，逐渐兴起。1037年，塞尔柱之孙图格鲁勒·贝克率其部越乌浒河西下，夺取伽色尼王朝属地木鹿和内沙布尔，在木鹿附近丹丹坎决战中，塞尔柱军大败伽色尼军，连克几处城邑，占领了呼罗珊全境，图格鲁勒定都内沙布尔，建立行政机构，自封为“贝克”。后来，图格鲁勒领兵继续西进，并吞了米底亚，进据赖伊、哈马丹，征服阿塞拜疆，这些地区的封建主均向塞尔柱人纳土进贡。1055年，应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戛伊姆之召，图格鲁勒领兵进入巴格达，废黜布韦希王朝的埃米尔，被哈里发视为救星和保护人。哈里发被迫赐予图格鲁勒“苏丹”称号，封他为“东方与西方之王”，成为哈里发的摄政王。从此，阿拔斯王朝所有权力悉归苏丹控制，哈里发仅是象征性的宗教领袖。

在苏丹艾勒卜·艾尔斯兰（1063年～1072年在位）及其子马立克沙（1072年～1092年在位）执政时，塞尔柱帝国达到极盛时期，武功文治卓著。帝国四处扩张，占领了拜占庭亚美尼亚省首府阿尼，又攻占了阿勒颇，把势力扩张到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并从什叶派法蒂玛王朝手中收复了圣地麦加和麦地那。1071年他们在凡湖以北的曼齐卡特打败拜占庭军队，俘虏了拜占庭皇帝罗麦纽斯·戴俄格尼斯，占领了小亚细亚东部。从此，大量塞尔柱人相继迁往小亚细亚，伊斯兰教在小亚细亚得以传播。1091年马立克沙把首都迁到巴格达，这时塞尔柱人的版图，东起中亚并与中国接壤，西至叙利亚及小亚细亚，南达阿拉伯海，北至基辅俄罗斯边境，形成强大的军事封建帝国。

塞尔柱帝国沿袭阿拔斯王朝和波斯诸王朝的政治制度，在苏丹下设首相，全权代表哈里发处理政治、军事、财政及宗教事务。在经济上，帝国实行军事采邑制，军事长官可以世袭苏丹赐予的土地，农民用实物缴纳田赋，其中一部分上缴国库。国库耗巨资开凿运河，修筑大道，开办邮政驿站，保证东西商道畅通；在宗教上，信奉逊尼派，在帝国境内兴建了大量清真寺，并在巴格达和内沙布尔等地创办了以尼扎姆·穆勒克的名字命名的宗教大学，重金聘请各地著名学者任教，传播逊尼派艾什尔里学派的教义学和沙斐仪学派的教法学说，培养宗教学者和政府官吏；在学术文化上，奖励学者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安萨里和数学家、诗人欧麦尔·赫亚姆等皆在朝廷的赞助和支持下完成了他们的学术巨著；还新建天文台，招聘学者从事天文实测和研究，修改了波斯历法，编成著名的《哲拉勒历》，比《格列高里历》还要精确。

1092年马立克沙和尼扎姆·穆勒克相继逝世后，王室诸子争位，皇族内讧，各地军事封建主割据称雄，伊斯玛仪派的阿萨辛支派在波斯和叙利亚占据了许多堡寨，出击王朝军队，进行暗杀活动，从而使塞尔柱帝国开始解体，罗姆苏丹国在小亚细亚独立。后来帝国分裂成以巴格达、大马士革、科尼亚、摩苏尔、迪亚巴克尔等城市为中心的许多小塞柱苏丹王朝，各王朝间相互混战，削弱了抵御外敌的能力。1097年十字军攻占尼西亚，后又侵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1141年，塞尔柱王朝军队在卡特万草原被西辽打败，丧失了中亚地区，不久大塞尔柱王朝灭亡。1194年巴格达的米迪亚塞尔柱王朝被花剌子模王朝军队击败，塞尔柱人控制阿拔斯王朝的历史从此告终。

4.法兰克王国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原来居住在莱茵河下游。3世纪以后，他们以罗马“同盟者”的身份定居在罗马、高卢东北部。5世纪以后，法兰克人趁“民族大迁徙”的浪潮转入了对罗马的进攻。481年，克洛维成为法兰克人的酋长之一，他率领法兰克人打败了高卢罗马军队，夺取了塞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的土地，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占领了高卢西南部地区，成为当时西欧最强大的国家。

747年，“矮子丕平”统治着整个法兰克，但名义上依然是宰相。为了篡夺王位，他极力寻求教会支持，调整和教会的紧张关系，追认所有被作为采邑的教会土地为教会的财产，规定封臣应该向教会交纳一定的费用。751年，他派人去问教皇迦利谁应该做国王，由此开创了教皇废立君主的特权，为教权高于王权找到了根据。同年，在苏瓦松举行的法兰克贵族会议上，丕平被推选为法兰克国王，“加洛林王朝”开始了。

丕平死后，法兰克王国由他两个儿子查理和卡罗曼分别继承。771年，卡罗曼去世。查理在位46年，曾参加53次战役，他东征西讨，统一了整个法兰克王国，把疆域扩大了近一倍，法兰克王国处于极盛时代，其疆域东至易北河和多瑙河，西南至埃布罗河，北达北海，南至地中海，并占有大部意大利。公元800年，查理带兵护送被罗马贵族迫害的新任教皇利奥三世返回罗马，帮他巩固了教皇宝座，为了感谢查理的帮助，在这一年的圣诞节，利奥三世把皇冠加在了查理的头上，尊他为“罗马人的皇帝”，让他接受“奥古斯都”的称号，对他大加歌颂，从此在西欧出现了一个“查理曼帝国”（“查理曼”，即“查理大帝”的意思），在西欧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查理大帝曾掀起了一场复兴学术的运动，后人称之为“加洛林时代的文艺复兴”。查理大帝用基督教导的名义把统治扩张到了德意志，但为了使该地区的人信奉基督教，他急需一批受过教育的修士和牧师；为了治理其广袤的领土，他需要识文断字的人才。于是在他的支持下，英国著名学者阿尔昆帮助建立了一些新学校，指导、抄正了一些拉丁文重要著作，包括许多罗马经典之作，并且敦促人们用一种新式的清晰书写方式。

814年，查理大帝死后，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即位。查理在806年规定了他死后王国按日耳曼传统由他的儿子瓜分，但路易决定不顾这个遗嘱而欲保存帝国的统一。817年他发布了一个法令来防止帝国被分割，他的理由是皇帝的名称是不可分的。他在法令中规定由皇帝的长子继承皇帝位，这个决定获得了教会的支持，因为教会认为帝国的统一与教会的统一是一样的。但是这样一来帝国的主教就介入了政治：他们成为皇帝儿子们的对手，因为这些儿子们当然希望分国，于是从829年开始，皇帝与他的儿子们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

路易死于840年，他的儿子洛泰尔一世成为唯一的统治者，但是843年他的三个儿子还是在《凡尔登条约》里决定三分法兰克帝国。帝国后来在855年的《普吕姆分割》、870年的《墨尔森条约》和880年的《利贝蒙条约》中又多次被细分，此后法兰克帝国再没有被统一过。各个不同的帝国部分发展出不同的习俗、民风、语言，成为了独立的国家。有一段时间里，人们还称分开的国家为东法兰克帝国（后演变成德国）和西法兰克帝国，但约100年后这些称呼也都消失了，只有西部的“法兰西”继续使用法兰克这个名字，就是后来的法国；而东法兰克帝国则演变为神圣罗马帝国，继续维持着罗马皇帝的传统，后来演变成意大利。

5.维京人

维京人生活在1000多年前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即今天的挪威、丹麦和瑞典。当时欧洲人将之称为“北方人”。“维京”是他们的自称，在北欧的语言中，这个词语包含着两重意思：首先是旅行，然后是掠夺。他们远航的足迹遍及整个欧洲，南临红海，西到北美，东至巴格达。他们第一次在当地百姓面前出现，就是以海盗的身份抢劫掠夺。

斯堪的纳维亚的居民在许多世纪以来，以放牧、农耕和捕鱼为生。在公元6、7世纪，他们开始沿着波罗的海和大河深入俄罗斯等地贸易。公元8世纪后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突然开始攻击性地入侵欧洲沿岸，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从商时惊叹于所遇见的财富，或是他们察觉到南方种族的弱点，也可能是因为新的航海和造船技术让他们可以作远航或迅速的移动。793年，异教的维京人攻击在林狄斯芬的大修道院，这座修道院由爱尔兰的僧侣建立在英国东北海岸对面的海岛上。

维京人：快速、吃水浅的维京大战船让维京人可以从海上和河道上迅速作出攻击。他们可以迅速地登陆且制服任何的反抗，并在任何有组织的武力赶到之前，运走俘虏和劫掠品。居住在日耳曼、法国及英国海岸和河边的人都十分惧怕这些海盗入侵者。这些地区的中央政府因为无力防御这种闪电式的入侵而陷入民怨，人民开始转向地方上建有城堡的贵族寻求庇护，这种转变加强了贵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也削弱了国王的权威。

随着公元9世纪的发展，维京人变得更加大胆，规模更大的维京族群结合起来作实际的侵略，程度远超过以往的袭击行动。他们洗掠包括汉堡、乌特勒克和卢昂等重要城市，并在不列颠以外的岛屿、爱尔兰的部分地区（设立都柏林）、冰岛和格林兰岛等地区定居下来。丹麦人曾占领并统治英格兰的东半部长达1个世纪，其他的武力曾沿塞纳河溯流而上包围巴黎达两年之久，一直到收取现金与劫掠品之后才撤走；另一个族群统治了从基辅往西的俄罗斯地区，并从黑海攻击君士坦丁堡；他们还入侵回教的西班牙并深入至地中海。

维京的入侵在10世纪末期便已停止，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成为基督徒后，不再听从过去异教信仰的战士价值观。另外，斯堪的那维亚分为几个王国，新的统治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管理业已拥有的土地上。除此之外，维京的殖民者在俄罗斯、法国和不列颠等地亦被他们周围的文化所同化。不过，因为维京人的威胁而发展出来的欧洲战士文化，却随后在地中海东部的圣地找到发挥的新出口（十字军）。

中世纪是个荒蛮的时代，不单指人文的凋敝，新兴的国家各恃武力，争抢着罗马帝国昔日的版图。凯尔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撒克逊人等等纷纷建立起各自的国家，当然还有维京人。

6.英格兰统一

公元前5世纪，英国被称为“不列颠”，公元前1世纪，被罗马征服，沦为罗马的一个省，之后又遭到了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分别是日耳曼人的一支，5世纪开始入侵不列颠，不列颠岛上的凯尔特人对入侵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征服者还是在不列颠的东部和南部建立了一些小部落公国。这些小国之间长期混战，到6世纪末7世纪初联合成了七个王国，形成英国历史上的“七国时代”。到9世纪初，七国中的威赛克斯国王艾格伯特把各王国联合在自己的政权之下，形成了统一的英格兰。

维京海盗多年侵扰英格兰，甚至一度占领英国东北部地区成立国家，虽然后来被驱逐出去，但是造成了英格兰的国势衰微。1002年，英格兰国王艾塞列德下令秘密屠杀旅居英格兰的丹麦人，当时丹麦国王斯温的姐姐在这次屠杀中遇难，于是斯温大怒，以焚烧英格兰南部的田产作为报复，时间长达4年。艾塞列德仓皇逃往法国，直到英格兰交纳了一份不菲的贡礼才结束。

1066年1月，英格兰国王“信教者”爱德华逝世，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借口履行爱德华的遗愿，要求以亲属关系继承英格兰王位。但英格兰贵族却坚决执行盎格鲁·撒克逊法律：王位继承应由贵族会议决定，结果选举了英格兰人哈罗德为国王。威廉决定以武力夺取王位。在教皇的支持下，他率领1万多人的军队进攻英格兰。哈罗德仓促应战，只带少数亲兵和临时召集的一部分由农民组成的步兵约6300人迎战，最终大败。于是威廉进入伦敦加冕称王，英格兰进入了威廉统治时期，此后诺曼底王朝统治英格兰历时80余年。

在英格兰国王约翰统治时期，大封建主联合其他阶层，在1251年6月迫使约翰签订了《自由大宪章》，以维护贵族和教士的权利，后来这部宪章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建立法治的重要依据。后来到了亨利三世统治时期，以大封建主西门·德孟福尔为首的军队，打败国王的军队，俘虏了国王，德孟福尔成为实际统治者。他召集的议会，不但有大封建主，还有每郡的两名骑士、每个大城市的两名市民参加。这次议会是英国议会的开端，30年后，国王爱德华召开“模范国会”，标志着英国议会和等级君主制的形成。

1337～1453年，英法两国间先为王位继承问题展开争权夺利，尔后演变为英国对法国的入侵，法国则被迫进行反入侵，从而双方进行长达百年的战争。当时法国力图把英国人从法国西南部驱逐出去，从而消除英在法境内的最后一个堡垒，而英国则力图巩固它在基恩的地位，夺回早先失去的诺曼底、曼恩、昂茹和法国的其它一些地区。英法两国对佛兰德的争夺，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佛兰德形式上是处于法国国王的统治之下，但实际上却是独立的，并且与英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英国的羊毛是佛兰德毛纺织业的主要原料）。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觊觎法国王位，德国封建主和佛兰德站在英国一方，苏格兰和罗马教皇则支持法国。英军主要由雇佣兵组成，由国王指挥，其主体是步兵（弓箭兵）和雇佣骑士部队，法军主要由封建骑士武装组成。

经过近100年的战争，战争性质改变为人民解放战争，法国全民抵抗英军入侵。人民群众参战，游击战广泛展开。游击队给法军很大帮助：他们设置埋伏，捕捉征税者，消灭敌小股部队，迫使英军在征服地的后方留下大批驻防军。1428年10月，当英军与勃艮第派攻下法军占领区以外的最后一座坚固要塞奥尔良时，法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愈加高涨。领导这场斗争的是贞德，在她的指挥下法军赢得了奥尔良战役的胜利。备受鼓舞的法国人民连续打击英军，陆续收复了巴黎、香槟、曼恩、诺曼底和吉耶讷。1453年10月19日，英军在波尔多投降，战争至此结束，英军全部退出法国。

百年战争给法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法国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它却促进了法国民族的觉醒。在赶走了英国人之后，统一法国的历史性进步过程即告完成。在英国，百年战争暂时巩固了封建贵族阶级和骑士阶层的统治地位，从而延缓了国家权力集中的进程。百年战争展示出英国的雇佣军优越于法国的封建骑士武装，从而迫使法国建立了常备雇佣军。这支雇佣军效忠国王，在组织、军纪和训练方面均具有正规军的特点。战争表明，骑士重骑兵已失去了以往的作用，而步兵的作用，特别是那些能够成功地与骑兵作战的弓箭兵的作用则得到了提高。在战争中出现的火器虽然还抵不上弓和弩，但却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各种战役当中去。

在百年战争中，英国的各封建贵族都建立有自己的武装。这种武装力量体制同外敌作战也许还管用，但对于维护内部政权来说不啻是一种祸根。战争后，英国内部各封建贵族利用自己手中握有的武装蠢蠢欲动，企图掌握国家的最高统治权。经过一番分化组合，贵族分为两个集团，分别参加到两个王室家族内部的斗争。其中，以兰开斯特家族为一方，以红蔷薇为标志；以约克家族为另一方，以白蔷薇为标志。这两个封建集团之间为争夺王位继承权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自相残杀。由于这次战争以蔷薇为标志，所以称为“蔷薇战争”。蔷薇又名玫瑰，所以也叫“红白玫瑰战争”。

兰开斯特家族的支持者主要在国家的北部和西部，而约克家族的支持者主要在南部和东部。战争的结果是1485年，兰开斯家族中的希望亨利·都铎的军队击败了约克家族最杰出的将领理查德的军队，于是亨利成了国王亨利七世。然后亨利通过迎娶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约克家族最佳的继承人伊丽莎白为妻来巩固他的统治。这样，他重新统一了两个王族，把“红玫瑰”和“白玫瑰”这两个对立的符号合并到“红白都铎玫瑰”的徽章中。

玫瑰战争所导致的大量贵族伤亡，成为贵族封建力量削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了都铎王朝控制下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制的发展。

7.神圣罗马帝国

911年，卡洛林王朝在东法兰克的最后一位君主“孩童路易”去世，东法兰克的卡洛林家族王统中断。此时东法兰克王国内有五大公国，分别是巴伐利亚、士瓦本、法兰克尼亚、洛林（后来加入王国的非部族公国）以及萨克森。为了抵御当时马扎尔人的入侵，五大诸侯和科隆大主教联合，决定不再从西法兰克的卡洛林家族中寻找王位继承人，而是从本地的五大诸侯中选举产生，由此德意志王国开始了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

936年，萨克森王朝的奥托继承王位，之后他征服了波西米亚，击败了匈牙利人，又调军南下攻打意大利，951年占领了伦巴底，获得了意大利王位。961年，罗马贵族叛乱，奥托应教皇的乞兵平息了叛乱。第二年，为表示感谢，教皇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他举行了加冕仪式，称其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意思就是帝国和天主教一样包括一切基督王国。帝国的疆域有今天的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瑞士、法国东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

神圣罗马帝国在早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世纪后期演变为一些承认皇帝最高权威的公国、侯国、伯国、宗教贵族领地和自由市的政治联合体。这是因为帝国的统治完全是中世纪式的，皇帝没有实权，实际权力掌握在300多个大小领主手中，所以它的统治是很分裂的。各地领主完全自治，拥有自己的军队、朝廷，甚至有收税的权力。据说一位商人走200公里，竟然需要交13次税！这种制度严重阻碍了帝国的工商业发展。而且，教皇在此也有很大权力，著名的“什一税”就是教皇的发明。由于神圣罗马帝国借助教会来宣扬自己的神圣性，它对教会也负有义务，因此多少受到教会制约。虽然其中也有个别皇帝凭借自身能力与魅力和迫使教会就范，但也是表面与暂时的。总而言之，这个帝国的国力是很差的。在1648年“30年战争”后，帝国被其他国家分成300多小国，沦为二流国家。

8.俄罗斯帝国的形成

公元8～9世纪，东斯拉夫人社会阶级分化日益扩大，各部落之间互相攻伐，战争不断。862年北欧瓦拉几亚人首领留里克率领亲兵队在诺夫哥罗德建立了第一个罗斯人国家，同时，另外两个军事首领阿斯科德和迪尔也在基辅建国。879年留里克去世，奥列格继任王公，率领亲兵队沿东欧的“瓦希商路”南征，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和波洛茨克等战略要地，随后又占领了第聂伯河中游的基辅城，杀死阿斯科德和迪尔，把罗斯国的首都迁到基辅，开始了基辅罗斯公国时期。不过它仍是一个南自基辅、北到拉多加湖、西从普斯科夫、东到木罗姆的一个东欧内陆小国。

882年～911年奥列格又征服了周围的斯拉夫人各部落公国和非斯拉夫人部落，形成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国家。这过程中包括多次进攻君士坦丁堡，争夺在拜占庭的贸易权力，逼迫拜占庭签订了4个商业性条约，保障了罗斯人在拜占庭的商业特权。后来，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娶了拜占庭安娜公主为妻，并于988年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强令全体居民接受希腊正教神甫的洗礼，促进了基督教文化在罗斯的发展。

基辅罗斯的城市出现得较早，首都基辅不仅是罗斯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建有拜占庭式的索菲亚大教堂和世界闻名的彼舍拉修道院，形成了罗斯的文化中心。当时，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是罗斯内外贸易的重要商路，基辅罗斯与拜占庭、西欧北欧各国、东方阿拉伯各国有着频繁的贸易关系。

随着各地大贵族势力的增强及地方自然经济的发展，统一的国家政权日趋瓦解，逐渐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地方公国。12世纪初弗拉基米尔二世·莫诺马赫曾企图恢复基辅罗斯的统一，但未能实现。几十年后，统一的罗斯国家已不复存在，罗斯历史进入封建割据时期。

13世纪，由弗拉基米尔大公分封而成的莫斯科公国陆续合并了四周王公领地，国势渐强，14世纪接受了钦察汗国册封，取得代征全俄贡纳的权力，逐渐发展成全罗斯最强的公国。伊凡一世·达尼洛维奇（1325年～1340年在位）通过贿赂从钦察汗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封号，并把东正教罗斯教区总主教驻地从弗拉基米尔迁到了莫斯科。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了钦察汗国分裂后的大帐汗国，使得俄罗斯从大帐汗国独立出来，从而结束了鞑靼蒙古对罗斯诸国历时两个多世纪的统治，统一了东北罗斯。在这之前，伊凡三世于1478年灭掉了基辅罗斯。

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亲政后正式成为沙皇，随后，他召开缙绅会议，提出改革的纲领，编纂新的法典。新法典加强了中央机关和政府的作用，严格限制了督抚的权力和世俗大封建主的课税特权。他确立了政厅制度，组成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缙绅会议也正式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伊凡四世开创了沙皇专制统治制度的新时期。

1713年，以莫斯科公国为核心的俄罗斯统一集权国家正式形成，改名为俄罗斯帝国。

9.十字军东征

西欧商业资本的增长以及城市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社会经济分化，并推动统治阶级去掠夺经济发达的近东国家。十字军东征是天主教会在解放巴勒斯坦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的口号下发起的，当时耶路撒冷和其他拜占庭领土一起是在11世十字军纪末叶被穆斯林（突厥人的一支——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

1095年冬天，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前往法国召开宗教会议，会上拜占庭皇帝阿历克休斯一世请求帮助他们抵御信奉伊斯兰教的赛尔柱土耳其人的进攻。于是乌尔班教皇对前来听他演说的各国骑士发出号召：“任何人专为虔诚而不为虚荣和私利去到耶路撒冷，以救出上帝的教堂者，即此跋涉便足以代替一切的忏悔。”确定了参加东征者完全免罪，进而拉开了为期200多年的“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参战者服装均饰以红十字为标志，故称“十字军”，来自社会各阶级。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教会上层僧侣是十字军东征的思想鼓动者和总的策划者。他们利用宗教狂热极力扩大罗马教廷的政治影响，企图将希腊东正教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力图通过掠夺东方国家领土和建立新的“基督教”领地来增加自己的财富；破落的骑士阶层也为发财致富的机会所吸引，他们成为十字军的主要成员；大封建主力图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增加收入，并梦想在东方富庶的土地上建立受其支配的国家。意大利的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等城市在筹划十字军东征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因为，从近东驱逐塞尔柱土耳其人，并同居住在地中海东岸的各族人民重建贸易关系，对这些城市十分有利。为求摆脱封建压迫和极端贫困的道路，贫穷的农民也参加了最初几次十字军东征。但是，从12世纪后半期起，当农民看清这种希望不可能实现之后，便拒绝参加十字军东征。天主教会宣布十字军军人是“为信仰而战的勇士”，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并予以各种特权。

1097年，一支含及朝圣者和教派信徒的3万大军由君士坦丁堡横越到小亚细亚。尽管领袖之间一直争斗不休，同时十字军与拜占庭支持者间的承诺也告破裂，这支东征的队伍依旧踉跄前进。在此过程中，土耳其人只受到程度不高的侵乱。法兰克的重骑士和步兵并没有跟阿拉伯的轻骑兵和弓兵作战的经验，但骑士的耐力和体能让他们赢得一连串彻底胜利的战役。基督教徒经常在胜利后不分年龄、信仰或性别对居民进行屠杀，名声因而大坏。虽然许多十字军在战后返回家园，但也有若干强悍的战团留下来建立了与欧洲相仿的封建王国。

由具备作战能力的基督教僧侣所组成的战斗团旨在为圣地而战，“圣殿骑士团”和“救伤团”的骑士成员主要是法兰克人，“条顿骑士团”的成员是日耳曼人。虽然这些十字军凶猛而果决，但人数上却远不足以维持地区的安稳。部分的十字军王国曾经存在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学会谈判、妥协，并且挑拨不同的阿拉伯族群自相残杀。然而一个伟大的阿拉伯领袖的出现，统一了各个伊斯兰教的族群，这位领袖就是在1174年成为埃及和叙利亚苏丹的萨拉丁。1187年，他在沙漠中大败十字军并再次占领耶路撒冷。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仅仅取得过一次罕有的短暂成功，欧洲人数度矢言重新控制圣地和耶路撒冷。多达9次的十字军东征，在遭到反击败阵之前，大多仅能取得沿岸地区以及内陆上的些许进展，第四次的十字军东征甚至没能抵达巴勒斯坦，反而在威尼斯总督的领导下洗掠了君士坦丁堡，为拜占庭带来了一次难以复原的无情打击。最恶劣的一次十字军东征就是发动于1212年的儿童十字军，几千名欧洲儿童远渡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却在那里被卖作奴役。

自然条件也有助于土耳其和阿拉伯军队，身披铁甲的骑兵人马经受不住灼日暴晒，往往中暑倒毙。十字军东征还促使西欧军队重装骑兵作用的下降和轻骑兵、步兵的复兴，使西方对东方民族的军事学术发生了兴趣，其结果是学会了制造燃烧剂（希腊纵火剂），后来又发明了火药与火器。同时，他们还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使用指南针，从而大大改善了航海的条件。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桡桨战船队开始被帆船队代替，这标志海军战略战术发展的新时期已经开始。

十字军东征持续了将近200年。东方击退了西方封建主的猛烈攻势，继而转入对封建欧洲的进攻。土耳其军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并开始向欧洲腹地推进。总的来说，十字军东征使东方和西欧各国千百万人丧生，并造成巨大物质损失，大大破坏了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

十字军所遗留下来的，除了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新的敌意与封建体系的恶化，同时也暴露出了新的文化。欧洲人从东方带回许多新奇的纺织品、食物和香料，这些新鲜货品的需求，加速了贸易活动，意大利的商业城邦国家（尤其是热那亚和威尼斯）也因此得到发展，促进了自14世纪开始的大发现时代。十字军所带回来的金银财宝增加了地方上的货币供应，大力提升了经济的成长。

10.黑死病在欧洲的泛滥

在14世纪中期，欧洲受到一场具毁灭性影响的瘟疫侵袭，即一般人所称的“黑死病”。“黑死病”最初于1338年中亚一个小城中出现，1340年左右向南传到印度，随后向西沿古代商道传到俄罗斯东部。从1340年到1345年，俄罗斯大草原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1345年冬，蒙古人在进攻热那亚领地法卡，攻城不下之际，恼羞成怒的蒙古人竟将黑死病患者的尸体抛入城中，结果城中瘟疫流行，大多数法卡居民死亡了，只有极少数逃到了地中海地区，然而可怕的疫病伴随着他们的逃难之旅。

1347年，黑死病肆虐的铁蹄最先踏过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最大的贸易城市。到1348年，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都爆发了黑死病。

1352年，黑死病袭击了莫斯科，连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教主都相继死去。黑死病的魔爪伸向了各个社会阶层，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现实。

没过多久，这种残酷的现象在欧洲已经比比皆是，法国的马赛有56000人死于黑死病的传染；在佩皮尼昂，全城仅有的8名医生只有一位从黑死病的魔掌中幸存下来；阿维尼翁的情况更糟，城中有7000所住宅被疫病弄得人死屋空；巴黎的一座教堂在9个月中办理了419份遗嘱，比黑死病爆发之前增加了40倍；在比利时，主教大人成了黑死病的第一个受害者。从此以后，送葬的钟声就不停的为新的死者哀鸣，甚至历史上著名的英法百年战争也曾由于爆发了黑死病被迫暂时停顿下来。

除了欧洲大陆，黑死病还通过搭乘帆船的老鼠身上的跳蚤跨过英吉利海峡，蔓延到英国全境，直至最小的村落。农村劳力大量减少，有的庄园里的佃农甚至全部死光。生活在英国中世纪城镇里的人们，居住的密度高，城内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更糟糕的是，他们对传染性疾病几乎一无所知。当时人们对死者尸体的处理方式也很简单，处理尸体的工人们自身没有任何防护，这帮助了疾病的蔓延。为了逃避死亡，人们尝试了各种方法，他们祈求上帝、吃精细的肉食、饮用好酒……医生们企图治愈或者缓和这种令人恐惧的症状，他们用尽各种药物，也尝试各种治疗手段，从通便剂、催吐剂、放血疗法、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或者把干蛤蟆放在上面，甚至用尿洗澡，但是死亡还是不断降临到人间。一些深受宗教束缚的人们以为是人类的堕落引来了神明的惩罚，他们穿过欧洲的大小城镇游行，用镶有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口里还哼唱着：“我最有罪”。而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活活烧死，斯特拉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只有少数头脑清醒的人意识到可能是动物传播疾病，于是他们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猫狗等家畜身上，他们杀死所有的家畜，大街上满是猫狗腐败的死尸，腐臭的气味让人窒息，不时有一只慌乱的家猫从死尸上跳过，身后一群用布裹着口鼻的人正提着木棍穷追不舍。没有人会怜悯这些弱小的生灵，因为它们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

黑死病夺走了当时每4个欧洲人中的1个。当可怕的瘟疫突破英吉利海峡，在南安普敦登陆时，这座海边城市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在这场瘟疫中丧命，而且死得都非常迅速，很少有人得病后能在床上躺上两三天，很多人从发病到死亡只有半天时间。

黑死病给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以沉重的打击和深远的影响。黑死病登陆英国土地的同一年，英国土地上的牲畜也难以幸免。一个牧场有5000头羊突然死亡，它们尸体散发出恶臭，连野兽和鸟都不愿意碰一下。所有牲畜的价格都急剧下降，即便活着的人也很少能保住自己的财产。本来值40先令的一匹马，现在只能卖6.5先令，一头壮实的公牛只能卖4先令，一头母牛12便士，小牛6便士，一头羊3便士，一头肥猪5便士。羊群和牛群在田野里四处漫游，没人去照管它们，任凭它们死在农田里、沟渠里。

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一个收割者替人干活索取的报酬大大提高了，每天不得低于8便士，还得供他吃饭。在瘟疫流行的年代，劳动力的匮乏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庄稼在田里腐烂掉了，因为请不起人来收割它们。

这时，国王发布命令说，无论是收割庄稼的工人还是其他雇工，都不准索取高于往年水平的工资，违反者将给予严厉惩罚。但是劳工们根本不理睬国王的命令，任何人想要雇佣他们，都得付出比往年多得多的钱，否则就让你的庄稼或者果实腐烂在农田和果园里。当国王得知自己的命令无论在雇主还是雇工一方都未得到执行的时候，就对所有教会土地所有者、庄园主、骑士、地主处以罚款；并对所有的自由农业工人处以100先令、40先令到20先令不等的罚金。后来国王又派人逮捕了许多雇工并把他们投入了监狱，他们不得不向国王支付很大数额的罚金，未被逮捕的雇工有很大的部分都躲藏到森林里去了。以同样的方式，国王还处置了许多的艺人。

在英格兰瘟疫肆虐时，苏格兰人也跑来趁火打劫。当他们听说英格兰人中间正在流行着瘟疫时，以为他们的诅咒终于应验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诅咒：“让英格兰人遭瘟疫吧！”现在一定是上帝在惩罚英格兰人了。于是，苏格兰人在塞尔克森林聚集起来，准备协助上帝彻底的消灭英格兰人。但这个时候，死神也攫住了他们，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死了5000个苏格兰人。剩下的人准备返回自己的家园，却遭到英格兰人的反击，死伤又过大半。

这是历史上最为神秘的疾病。它把欧洲变成了死亡陷阱，这条毁灭之路断送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总计约2500万人，在以后300年间，黑死病不断造访欧洲和亚洲的城镇，威胁着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们。尽管准确统计欧洲的死亡数字已经不可能，但是许多城镇留下的记录却见证了惊人的损失：1467年，俄罗斯死亡127000人；1348年德国编年史学家吕贝克记载德国死亡了90000人，最高一天的死亡数字高达1500人；在维也纳，每天都有500～900人因此丧命，根据俄罗斯摩棱斯克的记载，1386年只有5人幸存。

据今天的科学家研究，黑死病可能是一种淋巴腺肿的瘟疫，这种由细菌引起的传染病，在今天仍然被发现而且同样危险。这种病菌是由跳蚤的唾液所携带，带疫的跳蚤可能是先吸到受到感染的老鼠血液，等老鼠死后，再跳到人体身上，透过血液把细菌传染到寄生主的体内。黑死病因其可怕的症状而命名，患者会出现大块黑色而疼痛并且会渗出血液和浓汁的肿瘤。受感染的人会高烧不退且精神错乱。很多人在感染后的48小时内就死掉，但也有少数人能够抵抗这个传染病存活下来。

黑死病盛行的后期，由于肥皂的发明，使其感染几率下降，最后直到灭绝。目前黑死病病毒仅在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的实验室存在。今天约有1/10的欧洲人天生对艾滋病具有抵抗力，这很可能要归功于欧洲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瘟疫——黑死病。

第三章 非洲文明的扩展

在公元前的十几个世纪里，非洲的文明一直都以埃及文明为主导，进入新纪元以后，非洲其他地区的文明出现在人们眼前，非洲多元的文明开始扩展、成熟。

在公元前的十几个世纪里面，非洲的文明一直以来都是以埃及文明为主导的，进入了新纪元以后，关于非洲其他地区的文明开始出现在人们眼前，非洲多元的文明开始扩展、成熟。

富饶的非洲一直以来都被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垂涎，汪达尔人、阿拉伯人、蒙古人都曾涉足。非洲的商业贸易繁盛，在东南部的大津巴布韦，来自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商人用工具、布匹、玻璃和瓷器换取非洲人的黄金、象牙和野生动物。西非金矿的丰富蕴藏与大量开采，让国王们变得无比富有。15世纪，西欧探险家来到了非洲，开始了非洲人民近现代几百年被压迫、奴役的苦难史。

1.罗马化的北非

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摧毁了迦太基，并统治了这片土地，之后又兼并了一些邻近的国家。到了1世纪末，西从摩洛哥，东到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都成为了北非罗马人的疆域。他们修建了一些新城市，贸易和农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公元2世纪，罗马城市一年消费的谷物近2/3都是由北非供给。当出生于北非的士兵塞维鲁于193年成为罗马皇帝的时候，北非已经完全罗马化。他捐赠金钱发展城市，并且计划把帝国所有的自由民都变成罗马公民。

2.埃及的阿拉伯化

910年，伊斯兰教什叶派在北非及中东建立了法蒂玛王朝封建王朝（909年～1171年）。它们的旗帜、服饰是绿色，中国史书上称他们为“绿衣大食”。

阿拔斯王朝建立后，什叶派经常遭到统治者的镇压和迫害，一部分人集体迁往北非。909年赛义德从逊尼派的迫害中逃了出来，被拥戴为哈里发，他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的子孙，什叶派第七代伊玛目伊斯玛仪的后裔，建立了“法蒂玛王朝”。赛义德即位后，在政治上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相抗衡。在宗教上，奉什叶派伊斯玛仪派为国教，在聚礼日祈祷词中为阿里和哈里发祝福。他东征西战，对内镇压了艾布·阿卜杜拉的反叛，对外将版图扩张至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利比亚及西西里岛，为法蒂玛王朝奠定了基础。969年，他的孙子入侵埃及，并在那里营建了新都开罗，于是王朝统治中心转到埃及，迎来了国力的极盛时期，最终成为版图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强大伊斯兰国家，同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和西班牙后伍麦叶王朝形成鼎足之势。

法蒂玛王朝的政治制度与阿拔斯王朝相似，哈里发是政治、军事、宗教的最高领袖。在王朝极盛时期，工商业及城市都很发达，物产丰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开罗是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亚历山大、迪米亚特、的黎波里、凯鲁万等城市和港口商贾云集，成为连接亚、非、欧对外贸易的枢纽。王朝继承和发展了阿拉伯东方伊斯兰文化，奖励科学研究，发展教育事业，文化发达，学术繁荣。972年开罗创建了爱资哈尔清真寺，后来发展为宗教大学，世界各地学生来此求学，人才辈出，成为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及学术文化中心，伊斯兰教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王朝在各地修建了大量清真寺，均附设宗教学校，派出传教师和法官到各地传播什叶派教义、教法，主持宗教事务，在经、训研究上，强调其隐义，并按什叶派观点阐释教义和教法。法蒂玛王朝对基督教及其他异教徒采取宽容政策。

11世纪后期，法蒂玛王朝开始衰落。王朝军政大权落入大臣和马穆鲁克禁卫军军官手中，他们争权夺势，内讧不已。军队统帅控制国家大权，官制发展为世袭制，哈里发处于被保护的地位。各地总督割据，税收锐减，国库空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相继脱离王朝控制，1071年，诺曼人占领西西里岛，并蚕食了非洲大陆一些土地。1096年～1144年间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大部分属地先后被塞尔柱王朝和十字军占领，十字军入侵埃及后，西亚赞吉王朝苏丹努尔丁应法蒂玛王朝末代哈里发阿迪德之请，派部将希尔库及其侄子萨拉丁率军增援法蒂玛王朝。但是这无疑是引狼入室，不久后萨拉丁就推翻了法蒂玛王朝，自立为苏丹，建立了“阿尤布王朝”，从此埃及恢复了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地位。

萨拉丁是一位有着杰出军事和政治才能的统治者，他在位时期，领导埃及穆斯林对进入西亚地区的十字军和十字军国家进行了长期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萨拉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热心倡导伊斯兰教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宗教上他施行较为开明的宽容政策，鼓励穆斯林同基督教商人发展贸易关系，使埃及在他统治时期成为繁荣盛世。萨拉丁死后，他的帝国分裂，但是他的后人对埃及的统治一直维持到了1250年。这一年，萨拉丁建立的王朝被马穆鲁克人推翻。

“马穆鲁克”是“被拥有的”意思，因为马穆鲁克人原来是被伊斯兰教统治者雇佣为士兵的奴隶。1258年，蒙古兵占领了巴格达，使得伊斯兰教世界惊慌失措。1260年，蒙古兵进攻埃及，后在巴勒斯坦境内的阿因扎鲁特战役中，蒙古军遭到惨败，土耳其奴隶出身的马穆鲁克指挥官拜伯尔斯夺权，并自封为苏丹。他是一位伟大的首领，筹组了重大的建筑工程、灌溉计划和高效率的邮政服务。

在随后的250年里，马穆鲁克人为争权和保权进行了血腥的残杀，逐步统治了叙利亚和埃及。他们遏制了蒙古人的扩张，收复了12世纪以来十字军建立起来的基督教领地，并将开罗进一步发展成了当时穆斯林地区空前重要的城市。

3.繁荣的非洲国家

苏丹地处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古代埃及人称之为“努比亚”。从公元前3000年起，埃及法老便不断派军南侵，对努比亚的黄金、象牙等财物进行大肆掠夺。公元前12世纪末，努比亚人摆脱了埃及人的威胁，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库施国，在尼罗河第四瀑布附近的那帕塔建都。大约在4世纪时，这个王国被阿克苏姆国所灭，随后基督教传入了苏丹，形成了两个基督教国家，即北部的穆卡拉和南部的阿勒瓦。在7世纪～13世纪的阿拉伯人扩张浪潮中，阿拉伯人逐渐蚕食了这块土地，最终征服了苏丹全境。苏丹日益阿拉伯化。

位于非洲东北部红海岸边的阿克苏姆帝国建于2世纪。4世纪时，国王埃扎纳统一了埃塞俄比亚北部，征服了苏丹的麦罗埃王国，成为东非和红海地区的统治者。在他统治时期，阿克苏姆国改宗基督教，统一了文字，发展了基督教文化。570年，波斯夺取也门，也侵占了阿克苏姆部分海岸属地和通商城市。7世纪以后，阿拉伯国家兴起，东、西方贸易商路北移，红海贸易趋于衰落，加上北方游牧民族长贝扎人的侵扰，阿克苏姆国国势日衰。10世纪末，埃塞俄比亚的阿加乌部族女王古迪特领导了反阿克苏姆征服的战争，焚毁了教堂和城市。

在非洲的西海岸，加纳王国是位于西非的尼日尔河上游与塞内加尔河所夹的一块地域上的国家。人们从河水中开采金矿，黄金用来换取铜、木棉、食盐等。这些贸易最初是面向地方的部族，之后则是通过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队之路，输往外地。加纳王国的黄金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使其繁荣一时。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阿拉伯军队入侵非洲北岸，开始传播当时的新宗教——伊斯兰教。他们往南越过了撒哈拉沙漠，到达了加纳王国，惊叹于这里惊人的财富，后来的阿拉伯作家称之为“黄金之国”。

而这一地区的马里国家是由曼迪人的一支马林凯人所建立。早在11世纪中期，有过一个叫做巴郎达纳的马力国王改信了伊斯兰教，并成为第一个到圣地朝拜的黑人国王。但是那时的马里还只是一个地处今天的巴马科和尼日尔河上游的支流以及散卡腊尼河左岸锡吉里之间的一个小国，并且依附于加纳。1235年，那里国王松迪亚塔·凯塔利用加纳国势衰微、外族人国王苏曼古鲁统治不稳的机会，兴兵吞并了加纳，把马里的疆域扩展到了至塞内加尔以及尼日利亚之间，成为西非的一大帝国。

曼萨·穆萨是马里帝国最伟大的国王之一，他的统治时期最能让我们看到当时的马里是多么的富有。像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一样，这位国王十分向往到圣城麦加朝拜。他穿过了撒哈拉沙漠这段艰难的路程，带着8000名随从，赶着100头骆驼，每头骆驼都驮着300磅黄金到达了伊斯兰教在中东的精神首都麦加，令当时的人们目瞪口呆。马里也因此被欧洲人定在了世界地图上。

在他的统治下，马里的权威延伸到了廷巴克图、杰内和加奥。他利用看上去没有穷尽的黄金供应，聘请西班牙和中东的学者和建筑师，把马里各城市改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一大学术中心，重要的知识分子被派往摩洛哥和埃及进行更高水平的学习。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间，马里仍以其法律、秩序和更高水平的社会道德以及学术活动在穆斯林世界享有盛誉。

在中南非洲，公元1000年，黄金和铜的贸易致使这里受到了印度洋的商业和文化影响。起自亚洲的印度洋商路把波斯的陶器、中国的瓷器和印度的器皿带到了津巴布韦的贵族手中。沿海地区对津巴布韦的黄金和铜的大量需求致使领导权由负责礼仪的祭祀手中转到掌有大量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世俗国王手中。13世纪的大津巴布韦是第一个得到巩固的非洲国家，在其200年的时间里，大津巴布韦达到了繁荣的顶点。

4.奴隶贸易

在1300年～1500年间，掠夺奴隶和奴隶贸易成为北非、埃塞俄比亚、东非沿岸和西非草原的一个基本特征。不过，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代之前，奴隶主要由尼罗河流域和埃塞俄比亚高原输出到埃及、阿拉伯半岛和印度。

到了公元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新兴的资产者为了从殖民地获得更多的财富，除了加紧对海外洗劫、掠夺外，又着手经营殖民地。他们在北美种植园里种植烟草和棉花，在西印度群岛种甘蔗，在中美洲、南美洲开发金、银矿藏，在印度种植茶树等等。初期在种植园和矿山劳动的多数是白人契约工，他们是欧洲各国横渡大西洋而来的贫苦移民，这些人在原居住地与种植园主或海外劳务公司签订契约，到美洲后用几年劳动来偿付为他们垫付的旅费，契约到期后，便成为自由民。白人契约工大多不适应美洲酷热的天气和繁重的劳动。随着种植园的发展，劳动力严重不足，于是欧洲殖民者不得不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于是非洲的黑人便成了他们猎取劳动力的主要对象。在种植园或矿山使用黑人奴隶劳动要比使用白人契约工便宜得多，又便于管理。所以大西洋奴隶贸易逐渐成为一桩赚钱的买卖兴隆起来。

最先从事奴隶贸易的是葡萄牙人，其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都先后卷入这种惨无人道的奴隶贸易活动中。在奴隶贸易的初期，殖民者曾组织所谓的“捕猎队”亲自掠奴，偷袭黑人村庄，烧毁房屋，把黑人捆绑着押往停泊在岸边的贩奴船，往往一夜之间把和平宁静的黑人村庄踏为荒无人烟的废墟。殖民者的野蛮暴行，遭到了非洲人民的反击。后来殖民者改变了方式，采取以枪枝、火药诱骗某些沿海地带的部落酋长，唆使他们向内地袭击，挑动部落之间的战争，以便在交战中俘虏对方部落的人，出卖给欧洲的奴隶贩子。对许多非洲首领而言，捕获奴隶和进行奴隶贸易成了一种令人痛苦而又不得不为之的事情。如果他们不从事这种勾当，欧洲人就会把武器提供给敌人，他们反过来就会借此把他们的子民卖做奴隶。刚果起初反对奴隶贸易，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要么就听从欧洲人的，要么就会在经济上或者政治上遭受灭顶之灾。贝宁是为数不多的成功控制了奴隶贸易的非洲国家之一。

由于欧洲殖民者的挑动，这种部落间的“猎奴战争”，在400年的奴隶贸易过程中，始终没有停止过，造成非洲黑人的大量死亡。

殖民者在长期贩卖黑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一本万利的“奴隶贸易制度”。他们贩运奴隶一般都采取“主角航程”；贩奴船满载着“交换”奴隶用的枪支弹药和廉价消费品，从欧洲港口出发，航行到西非海岸，称为出程；在西非海岸用货品交换大批奴隶，然后横渡大西洋，驶往美洲，称为中程；在美洲用奴隶换取殖民地的原料和金银，运回欧洲，称为归程。一次三角航程需要6个月，奴隶贩子可以做三笔买卖，获得100%到1000%的利润。

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范里贝克率领80个殖民地开拓者在非洲南端的开普敦登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在非洲南端建立为印度航海途中提供新鲜食品和水的基地。此后，殖民者为了补足劳动力，从爪哇或者马达加斯加输入奴隶并鼓励本国移民。这样，他们夺取了土著科伊族和桑族的土地，扩大了内陆的殖民地，开普敦也以“两个海的宿地”而闻名于世。第四部分文明的成熟与飞跃纵观人类文明，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人类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人类历史仿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资本主义兴起，封建制度开始解体，欧洲人的足迹踏遍世界，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开展，伴随着这些运动，世界变得更加动荡，战争比以往更加激烈和频繁，但是这些战争正是说明了世界变化的剧烈和飞跃。匈奴人和蒙古人的西征曾经给欧洲世界进行了一次洗牌，而这次，扩张的欧洲文化正在给全世界洗牌。

第四部分 文明的成熟与飞跃

第一章 欧洲的黎明

文艺复兴运动给热爱自由、崇尚人性的人们一次精神上彻底的洗礼，从而敲响了欧洲黎明的晨钟……

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被压抑的人性和封建制的矛盾愈加明显，并且变得不可调和。封建制的君主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国家即将面临的危险，他们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有的君主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的则是通过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有的却是更加变本加厉地禁锢人们的思想。人的思想一旦闪出火花岂是可以禁锢的了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生的生产关系，资本的创造需要自由，因此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运动给热爱自由崇尚人性的人们一次精神上彻底的洗礼，并从西欧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地区，而在物质上，他们开始运用海盗掠夺、海外殖民等方式进行资本的积累。欧洲人的足迹开始遍布全球，这敲响了欧洲崛起的晨钟。

1.欧洲的文艺复兴

西欧的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基督教教会是当时封建社会的主流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作绝对的权威，什么文学、什么艺术、什么哲学，一切都得按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否则，宗教法庭就要对他制裁，甚至处以死刑。《圣经》里说，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和夏娃。由于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乐园的禁果，因而犯了大罪，作为他们后代的人类，就要世世代代地赎罪，终身受苦，不要有任何欲望，以求来世进入天堂。在教会的管制下，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死气沉沉，科学技术也没有什么进展。

中世纪的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多种条件的促生下，在欧洲的意大利首先出现。

城市经济的繁荣使事业成功财富巨大的富商、作坊主和银行家等更加相信个人的价值和力量，更加充满创新进取、冒险求胜的精神，多才多艺、高雅博学之士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这为文艺复兴的发生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和适宜的社会环境。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艺术的成就很高，人们也可以自由地发表各种学术思想，这和黑暗的中世纪是个鲜明的对比。14世纪末，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东罗马（拜占庭）的许多学者，带着大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珍品以及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人们惊叹于古罗马的艺术、文学等作品，就开始极力传播。一些东罗马的学者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明和文化。这种辉煌的成绩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人们追求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于是，许多西欧的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艺术。这种要求就像春风，慢慢吹遍整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由此兴起。

随着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在政治上，封建割据已引起普遍不满，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欧洲各国大众表现了要求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从而在文化艺术上开始出现了反映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的新时期。新兴资产阶级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文明发达的典范，他们力图复兴古典文化——而所谓的“复兴”其实是一次对知识和精神的空前解放与创造，表面上是要恢复古罗马的进步思想，实际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在精神上的创新。

文艺复兴前的意大利处于城邦林立的状态，各城市都是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即“城邦”，14世纪后各城市逐渐从共和制走向独裁。独裁者沉于享乐，信奉“新柏拉图主义”，希望摆脱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大力保护艺术家对世俗生活的描绘。与此同时一些宗教激进主义力图屏弃正统宗教的经院哲学，歌颂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价值。罗马教廷也在走向腐败，历届教皇的享乐规模比世俗独裁者还要厉害，他们也在保护艺术家，允许艺术偏离正统的宗教教条。哲学、科学都在逐渐地朝着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发展，也酝酿着宗教改革的前奏。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希望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摒弃以神学和经院哲学为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这是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

他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但丁，其代表作为《神曲》。他的作品首先以含蓄的手法批评和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以地方方言而不是以作为中世纪欧洲正式文学语言的拉丁文进行创作。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彼特拉克，他认为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是人性最完善的时代，中世纪将人性压制是违背自然的。他虽然对拉丁文学有深入广泛的研究，但用意大利方言写了大量的以十四行诗为形式的抒情诗歌，受到各城市国家统治者的热烈欢迎。此外代表作品还有薄伽丘的《十日谈》、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拉伯雷的《巨人传》等。

在他们的推动下，各地的作家都开始使用自己的方言而非拉丁语进行文学创作，这样带动了大众文学，替各种语言注入了大量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散文、民谣和戏剧等。

在法国，文艺复兴运动明显地形成两派，一是以“七星诗社”为代表的贵族派，二是以拉伯雷为代表的民主派。“七星诗社”以龙沙和杜贝莱为代表，在语言和诗歌理论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最早提出统一民族语言的主张，促进了法国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发展。然而，他们排斥民间诗歌，只为少数贵族服务。拉伯雷是继薄伽丘之后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是法国文艺复兴民主派的代表。他用20年时间创作的《巨人传》是一部现实与幻想交织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欧洲文学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英国，代表人物有托马斯·莫尔和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是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1516年他用拉丁文写成的《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部作品。莎士比亚是天才的戏剧家和诗人，他同荷马、但丁、歌德一起，被誉为欧洲划时代的四大作家。他的作品结构完整，情节生动，语言丰富精炼，人物个性突出，集中地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文学的最高成就，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在西班牙，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塞万提斯和维加。塞万提斯是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和诗人。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戏剧和小说，其中以长篇讽刺小说《堂·吉诃德》最著名，它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维加是戏剧家、小说家和诗人，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奠基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人，被誉为“西班牙戏剧之父”。他是世界上罕见的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2000多个剧本，留传至今的有600多个，有宗教剧、历史剧、神话剧、袍剑剧、牧歌剧等多种形式，深刻反映了西班牙的社会现实，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最杰出的代表作是《羊泉村》。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歌颂了人体的美，认为人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和谐的比例，并把它应用到建筑上。一系列的虽然仍然以宗教故事为主题的绘画、雕塑，但表现的都是普通人的场景，将神拉到了地上。这一时期出现了美术三杰，他们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

人文主义者开始用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研究圣经，将圣经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自然科学也被波及到。在天文学方面，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在其中提出了与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不同的“日心说”体系。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在《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论原因、本原和统一》等书中宣称，宇宙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太阳只是太阳系而非宇宙的中心。伽利略1609年发明了天文望远镜，1610年出版了《星界信使》，1632年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通过对其老师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观测数据的研究，在1609年的《新天文学》和1619年的《世界的和谐》中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判定行星绕太阳运转是沿着椭圆形轨道进行的，而且这样的运动是不等速的。

在数学方面，代数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取得了重要发展，三、四次方程的解法被发现；德国数学家雷格蒙塔努斯的《论各种三角形》是欧洲第一部独立于天文学的三角学著作，书中对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还有很精密的三角函数表，哥白尼的学生雷蒂库斯在重新定义三角函数的基础上，制作了更多精密的三角函数表。

在物理学方面，伽利略通过多次实验发现了落体、抛物体和振摆三大定律，使人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他的学生托里拆利经过实验证明了空气压力，发明了水银柱气压计；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尔发现液体和气体中压力的传播定律；英国科学家波义耳发现了气体压力定律。

在医学方面比利时医生维萨留斯发表《人体结构》一书；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发现了血液的小循环系统，证明血液从右心室流向肺部，通过曲折路线到达左心室；英国解剖学家哈维通过大量的动物解剖实验，发表《心血运动论》等论著，系统阐释了血液运动的规律和心脏的工作原理，他指出，心脏是血液运动的中心和动力的来源。这一重大发现使他成为近代生理学的鼻祖。

在这一时期航海技术也产生了一次革命性的飞跃，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探险家们开始了一系列远程航海活动，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在地理方面的发现，为地圆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东方传过来的造纸、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中国的四大发明）也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思想的迅速传播。

总之，这是一个科学大发展的时期，各种人文主义学科开始形成，促成了我们今天的科学结构。

人文主义歌颂世俗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肯定“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科学为人谋福利，教育要发展人的个性，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倡个性自由，促进了欧洲近代文化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兴起，因此文艺复兴运动在人类历史发展上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

2.欧洲的扩张

在西欧历史上由中世纪向近代早期过渡的时期，两个最引人注意的事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冒险活动和新教的传播。

大约在1490年～1520年间，欧洲人在公海上扬帆起航，在东西亚取得了支配地位，并对整个西半球提出了权利要求。自此以后欧洲的历史进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欧洲大陆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欧洲人插足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互作用的影响。

15世纪后，西欧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因此对货币的需求量剧增。这引起了欧洲封建贵族各阶层大商人和新兴资产阶级对贵金属的渴求。而当时西欧金银产量并不多，加上当时在东、西贸易中的逆差地位，致使金银外流。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了亚欧大陆中部的广大地区，因此西方统治者和商人急需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以便加强与东方的直接贸易联系和侵占新领土。哥伦布的航行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达·伽马直航亚洲到达印度开辟的新航路使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开始了殖民征服和掠夺。

在殖民活动的早期，西班牙、葡萄牙因为地处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咽喉之处，地理优势明显，所以是最早进行海外殖民的国家。两国为了争夺市场和属地进行了长期争执，1491年，在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仲裁下，双方缔结了《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划定了两国的“势力范围”。根据这个条约，葡萄牙占领了非洲和亚洲，而西班牙则几乎独占了除葡属巴西以外的整个美洲。

在英国，新教徒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后，在宗教上和海上霸权方面和西班牙互相争夺。158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向英国派遣“无敌哥伦布首次西航乘坐“尼尼亚”号帆船舰队”进攻英国，双方激战于英吉利海峡。经过两周的激战，西班牙舰队损失惨重，残余的舰艇又遇上了风暴，几乎全军覆灭。英国击败了海上劲敌，开始树立海上霸权，而西班牙则走向衰落。其实在这之前，主宰了欧洲和美洲新大陆近一个世纪的西班牙帝国已经开始衰落，它在美洲的殖民主义行动、在欧洲的霸权主义行动和连绵的战争耗尽了它本来就很脆弱的国库。当时的国王腓力二世过分强调用非经济手段来获取经济利益，结果是财政的空虚导致不能支付佣金，雇佣兵纷纷叛变。在“无敌舰队”覆灭后，连仅有的海上军事优势也消失了。

海盗是英国进行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早在英国国王爱德华和玛丽统治时期，一部分流民就和水手相结合在英国西南海域或者爱尔兰港口进行海上掠夺。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在她的纵容下英国海盗进一步发展，西南地区的地主、海岸商人、冒险家经常劫掠来到英吉利海峡的船只，夺取船上的贵重金属和货物。

在战胜西班牙后，为了发展同东方各国尤其是印度的贸易，英国于1600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是一个商业垄断组织，由几家公司合并而成，从1609年起永远享有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贸易垄断权。公司原本是商业组织，从事棉布、靛青、硝石、香料的贸易，19世纪，棉布贸易衰落，于是开始经营鸦片贸易，对中国输出鸦片。

尼德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一部分）在16世纪时是世界上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是因为尼德兰濒临北海，地势低平，耳德河的深水便于大船出入，因此海外交通十分便利。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商业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尼德兰的经济又有进一步的增长。但是，这一地区在西班牙的专制政策统治下，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新教的传播，激起了尼德兰民族独立的群众性斗争，1566年，弗兰德尔爆发了由手工业者、平民和农民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破坏运动”起义，揭开了尼德兰革命的序幕。经过长期的斗争，1581年北方几省宣布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成立“联省共和国”，即荷兰共和国，而尼德兰的南部仍然处于西班牙统治之下。独立后，荷兰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商业、海洋运输业、金融业非常发达。荷兰人的船比别国的大，曾凭借着世界上最发达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而称霸于世，被誉为“海上马车夫”，而且荷兰人还比别国人更充满进取精神，所以在全球的贸易网中，他们成为极其成功的中介人，到了17世纪，统治了整个欧洲市场。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控制了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的航海特权，整个太平洋、印度洋和相邻的海域都属于公司独占的范围。公司同其他国家的殖民者展开了争夺印度尼西亚的激烈竞争。1614年，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马六甲海峡，后来征服了爪哇岛的大部分领土。他们还把西班牙人赶出了加勒比海，垄断了这些岛屿和非洲的贸易。

英荷战争（1652年～1674年）

荷兰取得独立后经济发展迅速，他们利用西班牙衰落、英国忙于内战之机垄断了世界贸易。英国内战结束后，恢复扩张路线，大力发展海军，1651年立法禁止荷兰参与英国海上贸易，两国进行了三次贸易战争。

1652年5月，两国舰队在多佛海峡发生冲突，7月8日正式宣战。英国海军封锁了多佛海峡和北海，拦截荷兰商船，荷兰则组织舰队护航。双方海战逐渐由封锁反封锁的贸易战发展为主力舰队间争夺制海权的决战。1653年8月，荷兰集中海军力量与英国决战，被击败，于是英国控制了制海权，使依赖贸易生存的荷兰经济瘫痪。1654年4月，两国签订和约，荷兰承认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

1664年，英国与荷兰争夺海外殖民地，英军攻占了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改名纽约。荷兰立即进行反击，同年8月攻占了被英军占领的西非据点。1665年6月22日两国再次宣战，英国舰队随后在洛斯托夫特海战中重创荷兰舰队，法国、丹麦与荷兰结成反英同盟。1666年5月，经过修整恢复的荷兰舰队击败了英国舰队。8月荷兰舰队进入泰晤士河攻打伦敦，遭到英国岸炮和海军的联合打击，遭到重创，英国重获制海权。同年9月10日伦敦发生大火，城市大部遭焚毁，英国无力继续战争了，试图与荷兰和谈。荷兰舰队趁机进入泰晤士河偷袭了伦敦，歼灭了驻泊泰晤士河的英国舰队，破坏了船厂，并封锁了泰晤士河口。1667年7月，英国被迫签订《布雷达和约》，在贸易权上作出了让步，并重新划定了海外殖民地。

1672年5月，英法联合对荷兰宣战，分别从陆地和海上发动进攻，荷兰无法抵挡法军进攻，被迫掘开海堤淹没国土，才使法军撤退。1673年3月荷兰海军击退英国舰队，8月法国退出了战争。英荷都无力继续再进行战争了，于1674年2月签订《威斯敏斯特和约》，战争结束。

英国通过三次战争耗尽了荷兰的贸易和海军实力，夺取了海上霸主地位，建立了“海权——贸易——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模式，成为世界海军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侧舷炮战的海战样式得到巩固和发展，形成了战列舰和巡洋舰的舰种划分。

第二章 资产阶级革命

封建统治的瓦解终究要靠革命来解决，这个时期的欧洲是一个革新的世界。

17、18世纪，世界历史继承前一时期的巨大转折和变化，向着更为深广的方向发展。在欧洲和北美，封建主义的基础受到冲击，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来临。继尼德兰革命之后，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欧洲大陆的主要封建国家也陆续进行改革，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此期间，欧洲国家进一步加快了殖民扩张的步伐。经过激烈的斗争，英国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在社会巨变的大潮中，欧洲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套政治构想。在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统治，为资产阶级掌权开辟了道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建立了新兴的美国。

这一时期的欧洲是一个革新的世界，今天的欧洲版图基本就是在这一个时期确定了基本轮廓。

1.“圈地运动”和宗教改革

在15世纪以前，英国的生产主要是以农业为主，纺织业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是个不起眼的行业。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国际间贸易的扩大，在欧洲大陆的西北角的佛兰得尔地区，毛纺织业突然繁盛起来，在它附近的英国也被带动起来。毛纺织业的迅猛发展，使得羊毛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英国本来是一个传统的养羊大国，这时除了满足国内的需要之外，还要满足国外的羊毛需求。因此，养羊业与农业相比，就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这时，一些有钱的贵族开始投资养羊业。养羊需要大片的土地，于是贵族们纷纷把原来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走，甚至把他们的房屋拆除，把可以养羊的土地圈占起来。一时间，在英国到处可以看到被木栅栏、篱笆、沟渠和围墙分成一块块的草地。被赶出家园的农民，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就是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首先是从剥夺农民的公共用地开始。在英国，虽然土地早已有主，但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这些公共用地则没有固定的主人。一些贵族利用自己的势力，首先在这里扩大羊群，强行占有这些公共用地。当这些土地无法满足贵族们日益扩大的羊群需要时，他们又开始采用各种方法，把那些世代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出家园，把整个村庄和附近的土地都圈起来，变成养羊的牧场。

英国的圈地运动从15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在圈地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英国国王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颁布了一些企图限制圈地程度的法令，但这些法令并没起多大的作用，反而使圈地日益合法化。

为了使被驱逐的农民很快地安置下来，英国国王在颁布限制圈地法令的同时，也限制流浪者，目的是让那些从家园中被赶出来的农民，去接受工资低廉的工作。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办。通常，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

后来，英国国会又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凡是流浪一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经告发，就要被卖为奴隶，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驱使他从事任何劳动。这种奴隶如果逃亡，抓回来就要被判为终身的奴隶。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处死刑。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抓去作学徒，当苦役。

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时期，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的农民。

圈地的结果，使英国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少。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进入城市，成为城市无产者。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进入生产羊毛制品的手工工场和其他产品的手工工场，成为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在这种手工工场里，工人的工资十分低，而每天则要工作十几个小时。18世纪后，英国国会通过了准许大量圈地的法令，最终在法律上使圈地合法化，英国农民的人数为此减少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数量。

圈地运动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种“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它准备了大量的、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以农民的血肉和尸骨换来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这是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除了海外的贸易和掠夺的另一个最重要手段。

伴随着圈地运动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原始积累，欧洲人们一直信仰的宗教也越来越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适应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宗教改革势在必行。当时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文艺复兴运动，批判了中世纪教会的蒙昧、禁欲说教与封建的等级制度，鼓吹个人的自由、平等与欲望，提倡竞争进取精神与科学求知的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马丁·路德，构成了对天主教神权的巨大冲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都把矛头对准罗马教会对欧洲的大一统神权统治，要求通过改革建立适应于民族国家发展的“民族教会”或适应于资产阶级兴起需要的“廉价教会”。

马丁·路德（1483年～1546年）是德国最早用德文对照新旧约原文授课的教授之一，他曾依照教会律法潜心苦修，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到内心的平安。有一天他在研读《圣经》时，看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时，突然觉醒到原来人的得救只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赐，其他一切的律法都不能保证使人得以“称义”。他这信念也获得了同校一些教授的支持，加上亲眼看到人们受骗购买“赎罪券”的情形，又耳闻教会主教买卖圣职的丑事，他开始攻击教会出售赎罪券的作法。1517年10月31日，他将所写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看法，张贴在威登堡大学的教堂门口。当天恰巧是人们前往教堂朝拜遗物的万圣节，自然很多人看到张贴的内容。由于印刷术已经开始使用，文章两周后传遍全德国，四周后各种译文传遍全西欧。他原本只要改革教会一部分制度，但是教皇下令将他革除教籍，从此他也不再承认教皇的权威，唯以《圣经》为权威。他从理论上阐明了“因信称义”的教义，这个“义”全凭耶稣，而不在于履行教会的礼仪、规条和善功。1519年，他在维滕堡当众烧毁教皇的赦令，公开与罗马教廷决裂。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欧洲，对罗马天主教在西欧的封建神权统治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所代表的教派总称“国更正教”或“新教”，与之相对的东、西方天主教，则成“国旧教”。

另外一个宗教改革家则是加尔文（1509年～1564年）。1536年，他出版《基督教原理》一书，但他的改革教会提案未被接纳，还被以“异端”身份驱逐出境。1541年，支持宗教改革的一派掌握了政权，加尔文受其邀请再返日内瓦，得到欢迎，并治理当地教会23年，使它成为新教的中心。加尔文主张“先定论”，即人得救与否完全是神所预定的，但又不赞同宿命论；相反的，他认为虔诚的信仰与完美的德行是每一个将要得救的基督徒的义务，他们应该在世间努力工作以荣神益人。加尔文的教义受到许多工商业者欢迎，成为新教主流，其中以长老会发展又多又快。长老制是共和式的，由议会选举产生，独立行使教会司法权，它规定市议会负责世俗事务，教会负责宗教信仰和道德生活，但实际两者是结为一体的，加尔文实际成为了这一政教合一的政权的领袖。

加尔文建立的日尔瓦归正会，以民主和共和的原理建立教会组织，允许经营财富、贷钱取利，因此比路德更适合资产阶级的要求。

2.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不能仅仅归因于一小群发明者的天才。天才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18世纪后期起作用的种种有利力量的结合，因为除了在强有力的需要的刺激下，发明者很少作出发明。作为种种新发明的基础的许多原理在工业革命前数世纪已为人们所知道，但是，由于缺乏刺激，它们未被应用于工业。例如，蒸汽动力的情况就是如此。蒸汽动力在希腊化时代的古埃及已为人们所知道，甚至得到应用，但是，仅仅用于开关庙宇大门；而在英国，为了从矿井里抽水和转动新机械的机轮，急需一种新的动力之源，结果引起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直到最后研制出适宜大量生产的蒸汽机。

有利条件导致了一系列发明，使棉纺织工业到1830年时完全实现了机械化。新发明中，理查德·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1796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多轴纺纱机（1770年）和塞缪尔·克朗普顿的走锭纺纱机（1779年）是十分出色的。水力纺纱机能在皮辊之间纺出又细又结实的纱；用多轴纺纱机，一个人能同时纺8根纱线，后来是16根纱线，最后为100多根纱线；走锭纺纱机也称为“骡机”，因为它结合了水力纺纱机和多轴纺纱机的优点。所有这些新纺纱机很快就在生产出比织布工处理更多的纱线。有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赖特的牧师在1785年取得了一种最初由马驱动、1789年以后由蒸汽驱动的动力织机的专利权。这种新发明物制作粗陋，在商业上无利可图，但是经过20年的改进之后，其最严重的缺点得到了纠正。到19世纪20年代，这种动力织机在棉纺织工业中基本上已取代了手织织布工。

正如纺纱方面的发明导致织布方面相应的发明一样，某一工业中的发明促进了其他工业中相应的发明。约1702年前后，一台原始的蒸汽机由托马斯·纽科门制成，并被广泛地用于从煤矿里抽水。但是，比起它所提供的动力来，它消耗燃料太多，所以经济上仅适用于煤田本身。1763年，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他同制造商马修·博尔顿结成事业上的伙伴关系，博尔顿为相当昂贵的实验和初始的模型筹措资金。这一事业证明是极其成功的。到1800年即瓦特的基本专利权期满终止时，已有500台左右的博尔顿-瓦特蒸汽机在使用中。其中38%的蒸汽机用于抽水，剩下的用于为纺织厂、炼铁炉、面粉厂和其他工业提供旋转式动力。

发明蒸汽机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为过。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热能为机械供给推动力的手段，因而，它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由来已久的依赖。这时，一个巨大的新能源已为人类所获得，而且不久，人类还能开发尚藏在地球中的其他矿物燃料，即石油和燃气。如此，开始了一种趋向，它导致了这样的局面：西欧和北美洲每人可得到的能量分别为亚洲每人的11.5倍和29倍。这些数字的意义在一个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直接依赖于所能获得的能源的世界中是很明显的。实际上可以说，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

新的棉纺机和蒸汽机需要铁、钢和煤的供应量增加——这一需要通过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一系列改进得到满足。原先，铁矿石是放在填满木炭的小熔炉里熔炼。森林的耗损迫使制造人求助于煤；正是在此时即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发现，煤能够变为焦炭，正如木头可以变成木炭一样。焦炭证明是和木炭一样有效的，而且便宜得多。达比的儿子研制出一个由水车驱动的巨大风箱，从而制成第一台由机械操纵的鼓风炉，大大降低了铁的成本。1760年，约翰·斯米顿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他抛弃达比所使用的、由皮革和木头制成的风箱，用一个泵来代替，这泵由四个装有活塞和阀门的金属气缸组成，并由水车驱动。更重要的是亨利·科特作出的改进，他于1784年发明了除去了熔融生铁中的杂质的“搅炼”法。利特把熔融生铁放在一个反射炉里，加以搅动或“搅炼”。这样，通过在熔融体中环流的空气中的氧，除去熔融体中的碳。除去碳和其他杂质后，就生产出了比原先易碎的熔融生铁或生铁更有韧性的热铁。当时，为了跟上制铁工业的不断上升的需要，采煤技术也有了改善。

由于这种种发展的结果，英国到1800年时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其余地区合在一起生产的还多。更明确地说，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进而上升到1861年的5700万吨。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也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13万吨，进而增长到1861年的380万吨。铁已丰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跨入了钢铁时代。

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引起对改进过的运输工具的需要，这种运输工具可以运送大宗的煤和矿石。朝这方向的最重要的一步是在1761年迈出的。那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在曼彻斯特和沃斯利的煤矿之间开了一条长7英里的运河，于是曼彻斯特的煤的价格下降了一半；后来，这位公爵又使他的运河伸展到默西河，为此耗去的费用仅为陆上搬运者所索取的价格的六分之一。这些惊人的成果引起运河开凿热，使英国到1830年时拥有2500英里的运河。

与运河时代平行的是伟大的筑路时期。道路起初非常原始，人们只能步行或骑马旅行，逢上雨季，装载货物的运货车在这种道路上几乎无法用马拉动。1850年以后，一批筑路工程师——约翰·梅特卡夫、托马斯·特尔福德和约翰·麦克亚当——发明了修筑铺有硬质路面、能全年承受交通的道路的技术。乘四轮大马车行进的速度从每小时4英里增至6英里、8英里甚至10英里，夜间旅行也成为可能，因此，从爱丁堡到伦敦的旅行，以往要花费14天，这时仅需44小时。

1830年以后，公路和水路受到了铁路的挑战。这种新的运输方式分两个阶段实现。首先出现的是到18世纪中叶已被普遍使用的钢轨或铁轨，它们是供将煤从矿井口运到某条水路或烧煤的地方用的。据说，在轨道上，一个妇女或一个孩子能拉一辆载重四分之三吨的货车，一匹马能干22匹马在普通的道路上所干的活。第二个阶段是将蒸汽机安装在货车上。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采矿工程师乔治·斯蒂芬孙，他首先利用一辆机车把数辆煤车从矿井拉到泰恩河。1830年，他的机车“火箭号”以平均每小时14英里的速度行驶31英里，将一列火车从利物浦牵引到曼彻斯特。短短数年内，铁路支配了长途运输，它能够以比在公路或运河上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运送旅客和货物。到1838年，英国已拥有500英里铁路；到1850年，拥有6600英里铁路；到1870年，拥有15500英里铁路。

蒸汽机还被应用于水上运输。从1770年起，苏格兰、法国和美国的发明者就在船上试验蒸汽机。第一艘成功的商用汽船是由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建造的。他曾前往英国学习绘画，但是，与詹姆斯·瓦特相识后，转而研究工程学。1807年，他使自己的“克莱蒙号”汽船在哈得逊河下水。这艘船配备着一台驱动明轮的瓦特式蒸汽机，它溯哈得逊河而上，行驶150里，抵达奥尔巴尼。其他发明者也以富尔顿为榜样，其中著名的有格拉斯哥的亨利·贝尔，他在克莱德河两岸为苏格兰的造船业打下了基础。早期的汽船仅用于江河和沿海的航行，但是，1833年，“皇家威廉号”汽船从新斯科舍行驶到英国。5年后，“天狼星号”和“大西方号”汽船分别以16天半和13天半的时间朝相反方向越过大西洋，行驶时间为最快的帆船所需时间的一半左右。1840年，塞缪·肯纳德建立了一条横越大西洋的定期航运线，预先宣布轮船到达和出发的日期。肯纳德宣扬他的航线是已经取代“与帆船时代不可分离的、令人恼火的不规则”的一条“海洋铁路”。到1850年，汽船已在运送旅客和邮件方面胜过帆船，并开始成功地争夺货运。

工业革命不但在交通运输方面，而且在通讯联络方面也引起了一场革命。以往，人们一向只有通过运货马车、驿使或船才能将一个音信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然而，18世纪中叶发明了电报，做出这一发明的是一个英国人查尔斯·惠斯通与两个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和艾尔弗雷德·维耳。1866年，人们铺设了一道横越大西洋的电缆，建立了东半球与美洲之间直接的通讯联络。

如此，人类征服了时间和空间。自远古起，人类一直以坐马车、骑马或乘帆船所需旅行的小时数来表示不同地方之间的距离。但现在，人类能够凭借汽船和铁路越过海洋和大陆，能够用电报与世界各地的同胞通讯。这些成就和其他一些使人类能利用煤的能量、能成本低廉地生产铁、能同时纺100根纱线的成就一起，表明了工业革命这第一阶段的影响和意义。这一阶段使世界统一起来，统一的程度极大地超过了世界早先在罗马人时代或蒙古人时代所曾有过的统一程度；并且，使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这种支配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扩散到其他地区为止。

工业革命使人类跨入了机器时代，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形成了近代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拉大了东西方社会进步的距离。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打开了亚、非、拉落后国家的大门，把整个世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体系。

3.英国“光荣革命”

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的主要商道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英国人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拓展对外贸易，进行殖民掠夺。在此期间，制尼业等工场手工业得到很大发展，还出现了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牧场和农场。由工场主、商人、银行家和农场主等组成的新兴资产阶级成长起来。有些贵族虽然保留着贵族头衔，却也从事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活动，他们被称为“新贵族”。

17世纪时，英国国王竭力推行封建专制，鼓吹“君权神授”，认为国王的权力是神授予的，不可违抗。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权利受到侵害，他们利用议会同国王展开斗争。

1640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召集议会开会，希望能够筹集军费，镇压苏格兰发生的人民起义。会议期间，议员们对国王的独断专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要求限制国王的权力，掀开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查理一世非常恼怒，他派兵去抓捕反对他的议员，挑起了内战。几年以后，经过反复斗争，克伦威尔率领的议会军队打败了国王军队，取得了最后胜利，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英国成立了共和国。

克伦威尔去世后，他的儿子理查·克伦威尔继任护国主。理查既不是久经沙场克伦威尔的战将，又不是善于操纵政界的政治老手，上台仅8个月，即在军官集团逼迫下，辞去护国主职务，护国政府随之解体。此后，政局混乱，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急于与旧势力取得谅解，以便维持秩序，保护既得利益。这就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铺平了道路。1660年初，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君主主义者、苏格兰驻军司令蒙克率军进入伦敦。他搜罗长老会派和保王党分子组成“新议会”，并通过决议，要求流亡在国外的查理一世的大儿子查理二世迅速回国。4月4日，查理二世在荷兰布雷达发表宣言，声称他复位后将保障革命时明确立的土地、财产关系，允许信仰自由，保证赦免反对王朝的人。5月1日，英国国会正式宣布，查理二世为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带领一批亡命分子乘坐英国军舰，从荷兰回国登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是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查理二世登上王位后，即背弃《布雷达宣言》，对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声言：凡参加审判其父查理一世的“弑君者”，均不得赦免，必须从严惩办。顿时，白色恐怖笼罩整个英国。1661年1月30日，复辟分子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寺院掘开墓穴，将克伦威尔的尸体挖了出来，装上木架，拖拽游街后，再套上镣铐，吊在绞刑架上示众。查理二世还宣布奉安立甘教为国教，同时制定一系列宗教法律，大肆迫害非国教徒。

查理二世死后，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继位。他一上台，便公开宣布信仰天主教，释放大批被监禁的天主教徒，由他们出任军职，又颁布《信仰自由宣言》，废除了限制天主教的法律，企图将天主教变为国教。

斯图亚特复辟王朝的倒行逆施，不仅激起英国人民的反对，引发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大规模起义，同时也引起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强烈不满。不过，这时的英国资产阶级再也不敢依靠人民，采用革命手段进行斗争了。他们打算等到年迈而又无嗣的国王死后，即请他的长女、信奉新教的玛丽和她的丈夫、荷兰执政官威廉前来英国当国王。但到1688年，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詹姆士二世的第二个妻子、天主教徒莫德纳·玛丽生了个儿子，这就意味着英国将继续被天主教徒所统治。

于是，英国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决定立即向威廉发出呼吁，要求他进行武装干涉，以政变的形式推翻斯图亚特复辟王朝。6月30日，按照私下达成的协议，他们又向威廉正式发出邀请书，请他速来英国，以保护人民的“自由”。奥兰治亲王威廉在接到邀请后，当即表示同意，并发表宣言，对英国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宣布他去英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新教、自由、财产及自由的议会”。荷兰国会对此也极力支持，不仅拨巨款充作军费，同时还发动大规模宣传攻势，于是1688年10月，荷兰全国各大城市所有的港口，码头和主要街道，只要是能引人注目的地方，都贴满了揭露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反动统治以及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宣言等五颜六色的宣传品。这场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在这里全面展开。

1688年11月，威廉率领着1.2万名士兵以及由600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在英国登陆。23日深夜，众叛亲离的詹姆士二世，在大军压境、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依靠夜幕的掩护，逃往法国，斯图亚特复辟王朝就此寿终正寝。

詹姆士二世出逃后，威廉立即召集英国上议院议员、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的最后三届下议院议员以及伦敦市议会议员开会。在联席会议上，威廉被指定为英国临时元首，并被授权召开“库义特”——即不是由国王召开的国会，商讨国家大事。

1689年初，“库义特”在伦敦开幕。在讨论王位继承问题时，英国权贵们的态度陡变，不愿让威廉继承王位，甚至提出由詹姆士二世做名义上的国王，而威廉担任摄政王，或把王位交给玛丽，再由威廉以妻子的名义统治英国。威廉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懦弱和出尔反尔非常愤怒，表示将永远不做岳父的临时代理人，也决不做妻子的大臣，并威胁说，如果不把王位交给他，将立即率领军队返回荷兰，从此再不来干预英国的事了。

害怕四十年前大革命风暴重演的英国资产阶级，在威廉强硬态度面前屈服了。同年2月9日“库义特”通过决议，宣布詹姆士二世退位，威廉和玛丽为英国国王和女王，两人以平等的权力，作为联合君主，共同统治英国。2月13日，威廉和玛丽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正式即位。

为了确保国家政权能够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将无限的君主权力，限制在宪法范围之内，就在威廉和玛丽加冕的同一天，“库义特”通过了《权利宣言》，10月又颁布《权利法案》。规定今后英国国王必须是新教徒，并取消国王中止法律的权力，未经国会同意，国王无权征税；和平时期未经国会同意，国王无权招募和维持常备军；国会选举必须自由，臣民有权向国王请愿；议员在议会中的言论，在会外不受任何机关的弹劾和质问，国王必须经常召开议会会议等。对此，威廉表示将忠实恪守。

1701年，英国国会又进一步通过《王位继承法》，规定国王个人无权决定王位继承问题，对王位继承作出了一系列限制。它规定威廉死后如果无嗣，王位应由忠于新教的、詹姆士二世的幼女安娜继承，如果安娜也是无嗣的话，那么王位将属于汉诺威选候。

《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确立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本原则，排除了天主教徒继承英国王位的可能性。它规定了国会的权利和国王的权限，虽保留国王的形式，但又用立法手段限制国王的权力，这种政治形式，历史上称为“君主立宪”制。由于这次推翻复辟王朝的统治是没有民众参加的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所以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为是“光荣革命”。

英西战争

在克伦威尔的护国政治时期，为了英国工商业者和新兴大地主的利益，在对外政策方面，英国积极推行争夺海外商业霸权和扩张殖民地的政策。1655年，英国派出远征舰队，英西战争爆发。最终西班牙战败，英国获得了在西印度群岛中的牙买加岛，并大肆掠夺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搜刮的大量金银。英西战争的胜利加速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18世纪英国殖民地扩张打下了基础。

4.法国大革命

18世纪，在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日益腐朽的形势下，出现了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他们揭露、批判旧制度的腐败现象，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口号。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人生来自由；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要求政治平等，他们还激烈反对封建精神支柱——天主教会。启蒙学说启发人们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束缚，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动员并贯彻革命的始终。

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教士和贵族分属第一、第二等级，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却没有任何赋税义务，占据着高官显职，过着寄生生活，法王路易十六是他们政治上的总代表；资产阶级、广大农民、工场工人、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贫民构成第三等级即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从工商业中发财致富，虽然经济上很富有，但在政治上无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要求掌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手工业者、工场工人身受压迫和歧视，每天辛勤工作却生活十分窘困；农民是人数最多、受苦最深的第三等级。第三等级各个阶层虽处境不同，但都反对封建制度和特权等级，要求革命。

为解决财政困难，路易十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789年在巴黎召开已中断了175年的“三级会议”。5月5日大会开幕这天，教士和贵族穿着满绣金银的华丽服装由大门入场，而第三等级代表只能穿着黑色衣服由狭窄的旁门入场。资产阶级希望通过会议分享政治权力；农民、工人和贫民渴望改善生活。但会上，国王只要求代表帮助解决财政问题，却闭口不谈改革，使人们大为失望。后来国王表面让步，实际上正密调军队准备镇压第三等级的反抗，军队正在巴黎附近集结。消息传出，巴黎人民愤怒了，自发地武装起来，进行反抗。

巴士底狱是国王囚禁政治犯的监狱，是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久被人民痛恨。7月14日成千上万的群众喊着“打到巴士底狱去”的口号，把巴士底狱团团围住。一部分人拖来大炮，炮轰巴士底狱，一部分人冒着炮火切断吊桥铁链把吊桥放下来，继续往前冲。堡垒前人山人海、硝烟弥漫。经过4小时激战，巴黎人民终于攻克这座封建堡垒。这标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7月14日这一天被定为法国国庆日。

在人民以磅礴的气势同封建统治搏斗时，大资产阶级控制的制宪会议掌握了政权。但他们只要求对旧制度作某些改革，不愿使革命走《人权宣言》得太远。可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却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继巴黎人民起义后，起义浪潮席卷全国，法国各大城市纷纷起义，作为革命基本力量的各地农民也积极加入革命。在人民革命的推动下，制宪会议被迫对封建制度开刀，用微小的让步来笼络农民，却保留了土地所有权。大资产阶级是不允许农民彻底获得解放的。

制宪会议还通过了《人权宣言》，这是法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件。它宣布“人生来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和反抗压迫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权宣言》体现了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要求，这在当时与封建统治的专制、等级制度相比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人权宣言》明确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反映了它的阶级实质。

1792年9月21日，全国最高的领导机关——国民公会开幕。国民公会通过了废除君主制的议案，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称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这时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在掌权，他们和雅各宾派存在严重的派别之争，其中以怎样处置国王一事最为激烈。经过雅各宾派的斗争，路易十六在1793年被送上了断头台。在这过程中，吉伦特派想中止革命，说明它已成为革命的障碍，已不能继续领导革命前进，它必须让位给更激进的派别——雅各宾派。

1793年5月31日巴黎人民又发动武装起义。这是法国革命中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可以看出法国人民总是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表现了极大的革命热情。这一次起义，群众包围了国民公会，推翻了吉伦特派，把雅各宾派推上统治地位。巴黎人民再一次挽救和推动了革命。

雅各宾派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掌握实权的是罗伯斯庇尔。他是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优秀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敌人攻击他是一个“暴君”，一只“恶虎”，但是人民群众喜欢他、熟悉他。据说罗伯斯庇尔中等身材，瘦削、看起来很虚弱，但他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在工作中表现出惊人的不辞辛劳的精神。他廉洁奉公，对财产毫不动心，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罗伯斯庇尔是“一个不可腐蚀的人”。他所领导的雅各宾派是在国内外形势非常紧张的危急关头掌握政权的。他们知道大敌当前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才能保住革命的果实。为此，雅各宾派颁布土地法令，没收逃亡贵族的土地，把其分配或低价卖给农民，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摧毁了法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权，这是法国革命彻底性的表现，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主要标志。

在这一期间革命形势十分严峻，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不断发生反革命恐怖活动。深受下层人民拥护，被誉为“人民之友”的马拉被吉伦特派暗杀。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罗伯斯庇尔逮捕了大量反革命的敌人，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从而维护了革命的利益。打击敌人是革命的需要，但也严重扩大化了，造成了恐怖局面。

雅各宾派的革命措施，激发了人民的革命热情，壮大了雅各宾派的革命力量，挽救了法国，彻底完成了法国革命，使法国革命达到高潮。

但是，法国得救了，雅各宾派内部却分裂了。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使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亲密助手被推上断头台，雅各宾派专政被颠覆，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但是大革命结束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因为它的革命措施已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1799年下半年，法国资产阶级统治巳危如累卵，掌握法国经济命脉的财阀们决心拥立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独裁者来收拾法国残局。在这种情况下，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政变，进而建立了帝国。

拿破仑拿破仑掌握政权以后，在1804年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但是帝国并不是封建的君主政体，拿破仑也不是封建皇帝，而资产阶级的皇帝，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拿破仑制定和颁布了《法典》，用法律形式把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固定了下来，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一面对外通过战争保护法国革命成果，同时满足资产阶级对外侵略掠夺和扩大市场及称霸欧洲的要求。

拿破仑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吞并了欧洲广大土地，好几个国家都成了法国的附属国。对外战争，客观上保卫了法国革命成果，防止了波旁王朝复辟，同时也促进了欧洲封建君主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动摇了这些国家的封建统治秩序。随着法国日渐强盛，欧洲封建反动势力对法国威胁的逐渐减少，拿破仑统治欧洲、称霸世界的野心越来越大，法国对外战争的非正义性、侵略性的一面就占了主导地位。1808年，法军侵入西班牙，法军排枪所指，陈尸狼藉、血流满地，起义者愤怒相向，老年人掩面惨不忍睹。面对法军的暴行，西班牙人民、欧洲各被压迫民族都起来反对拿破仑的统治，拿破仑帝国的瓦解已不可避免。1812年拿破仑又发动对俄战争，侵俄战争失败，加速了帝国的崩溃。

法军在俄国战场上惨败的消息传开，欧洲“反法同盟”国家，趁机联合起来，纠合上百万人的军队，大举进攻法国。在受到法国侵略的国家和地区，一股强有力的反法民族运动也在兴起。1813年，在来比锡战役中，法军又遭失败，拿破仑四面受敌。1814年反法盟军乘虚进入巴黎，无力再战的拿破仑被迫宣布退位，法兰西第一帝国覆亡。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在外国军队的保护下耀武扬威地坐“外国大篷车”返回巴黎复辟。法国人民又处在波旁王朝的奴役下。

1848年的欧洲革命浪潮也袭击了法国，最终建立了第二共和国，但是三年以后路易·波拿巴发动了政变，建立了第二帝国。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巴黎公社”，同年5月底，被法国军队残酷镇压。

1870年9月4日，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大军在色当被围并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在民众的欢呼声中，共和派在市政厅宣布废黜波拿巴家族，建立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就此终结，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由此诞生。后来共和党人制定了《1875年宪法》。至此法国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

5.美国的独立战争

18世纪后半期，英国在大西洋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每个殖民地都由英国派来的总督统治。这时的殖民地已经开发了大量的种植园，建立了纺织、炼铁、采矿等多种工业，经济比较繁荣。

英国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殖民地的税收，对殖民地进行蛮横的压榨和残酷的剥削，激起殖民地人民极大的愤怒。各地都发生了反英事件：抵制英货、赶走税吏、焚烧税票、武装反抗等。这一切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恐慌，他们立即派军队镇压。1770年3月5日，英军在波士顿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当场打死5名市民，打伤了6人，制造了震惊北美的“波士顿惨案”。反英的怒火在殖民地人民心中燃烧，一场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战火即将在北美大陆上燃烧起来。

1775年4月19日凌晨，英军和莱克星顿的民兵在莱克星顿这个小村庄爆发了武装冲突，结果民兵获得胜利。这次冲突让在北美的英国统治者第一次尝到了殖民地人民铁拳的滋味。莱克星顿的枪声震动了大西洋沿岸的13个殖民地，美国独立战争从此开始。

乔治·华盛顿：为了联合抗英，北美第二次大陆会议于6月14日决定，建立各殖民地联合武装力量即“大陆军”，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后来又建立了大陆舰队。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诞生。

英美战争初期，双方力量相差悬殊。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国家，拥有世界第一流的海军，驻北美英军约3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北美殖民地人口仅300万，兵力不足，装备落后，缺乏训练。但是，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左右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这次战争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775年～1778年是战争的第一阶段，主战场在北部，英军占据优势。战争开始后，英军主动进攻，其总的战略是：海军控制北美东部沿海，以陆军分别从加拿大和纽约南北对进，打通向普兰湖、哈得孙河谷一线，以孤立反英最坚决的新英格兰诸殖民地，然后将其他殖民地各个击破。大陆军因力量薄弱，除战争初期远征一次加拿大外，基本上处于守势，采取待机破敌、争取外援的方针。

1775年6月17日，殖民地民兵在波士顿外围邦克山战斗中首战告捷，歼灭英军1000人，威廉·豪指挥的英军被迫从波士顿撤至哈利法克斯待援。1776年8月底，英军3.2万人在海军舰队配合下进攻纽约，华盛顿率1.9万人与英军打阵地战，结果损失惨重，被迫撤往新泽西，英军占领纽约。当年圣诞节前夕和新年之夜，华盛顿利用英军疏于戒备之机，奇袭特伦顿和普林斯顿得手，俘敌近千人，士气大振。1777年夏，约翰·伯戈因率7000英军从加拿大南下，企图与豪会师。但豪未按计划北上，反而率军1.8万南下，于9月夺取了大陆会议的所在地费城。伯戈因孤军深入，行至萨拉托加地域时，遭到1.2万美军和游击队的围攻，5000英军被迫于10月17日向美军投降。萨拉托加战役成了这场战争的转折点，促使法国、西班牙、荷兰先后对英宣战。形势的变化，迫使英军于1778年6月放弃费城，决心退守纽约。随之，北部战争便出现了僵持局面。

1779年～1781年是战争的第二阶段，主战场转到南部，美军以弱胜强。英军新任统帅克林顿上任后，利用南部“效忠派”较多和靠近西印度群岛的有利条件，调兵遣将，决心将英军主力转移到南部，企图对美南部诸州各个击破，并依托沿海基地和纽约遏制北部。北美大陆军则力图与法国陆海军配合，控制沿海基地，同时积极开展游击战，打破英军的计划。1778年底，英军攻取佐治亚州首府萨凡纳，揭开了在南方发动强大攻势的序幕。第二年，南方美军司令林肯会同德斯坦指挥的法国舰队进攻南部英军主要基地萨凡纳，受挫；1780年春，克林顿率领1.4万英军对查尔斯顿实施陆、海两面包围，迫使林肯部5000余人投降，并缴获军舰4艘，使美军遭受了整个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损失。事后，克林顿率英军一部回师纽约，留下康沃利斯指挥7000英军控制南方陆地和沿海。这就为南部民兵游击队活动提供了方便。大陆会议委派格林为南方美军司令，偕同摩根到南方开展游击战，先后于1781年1月和3月，在考彭斯和吉尔福德等地大胜英军，迫使英军从内地向沿海撤退。同年8月，康沃利斯率南方英军主力退守弗吉尼亚半岛上的约克敦，10月19日，华盛顿统率美法联军1.6万人对约克敦实施围攻，歼灭英军主力7000人，取得了这次战争的决定性胜利。约克敦战役胜利导致了英国内阁的垮台。1782年11月30日.英国新政府与美达成停战协议，次年9月3日，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

美国独立战争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它的胜利给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为殖民地民族解放战争树立了范例。独立战争又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创造了美利坚合众国，同时又铲除了殖民时期封建残余，解放了生产力，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对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美国独立战争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解决奴隶制问题，使得独立后的美国南北方朝着两种不同的经济道路发展，最终导致美国内战的爆发。

1860年共和党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民主党遭到惨败，这成为南方奴隶主脱离联邦和发动叛乱的信号。南部蓄奴州南卡罗来纳州首先脱离联邦，接着佐治亚州、亚拉巴马、佛罗里达、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诸州相继脱离，并于1861年2月宣布成立“南部同盟”，另立以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的政府。1861年4月12日叛乱政府军开始炮轰在南卡罗来纳的联邦萨姆特要塞，14日被攻陷。林肯政府于4月15日发布讨伐令，内战爆发。不久，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田纳西、阿肯色4州退出联邦参加南部联盟。

战争初期北方实力大大超过南方，北方有2234万人口，南方只有910万，而且其中有380多万是黑奴。北方有发达的工业，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和丰富的粮食储备，而南方几乎没有工业，铁路也很少。但南方有充分的军事准备，拥有装备及训练都较精良的军队。因此，在内战第一阶段，北方在军事上连遭失败。在1861年7月马纳萨斯和1862年夏的半岛战役中，北军损失惨重。北军虽然在西线取得一系列辉煌战果，从南军手中夺取了几个重要战略据点，但是这些战果都被东线的惨败所抵消。

在北方军事上屡次失败的情况下，共和党内部的激进派及社会上的废权主义者提出解放奴隶和武装黑人的主张。林肯也意识到解放奴隶的必要性。1862年9月22日，林肯发表预备性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宣布：假如在1863年1月1日以前南方叛乱者不放下武器，叛乱诸州的奴隶将从那一天起获得自由。消息传到南方后，成千上万的奴隶逃往北方。英国工人阶级也展开了支持北方的运动，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原来的干涉计划。

林肯政府还实行一系列革命措施和政策：1862年～1863年实行武装黑人的政策。因此，成千上万黑人报名参加北方军队，其中主要是南方逃亡奴隶；1862年5月颁布的《宅地法》规定：一切忠于联邦的成年人，只要交付10美元的登记费，就可以在西部领取64.74公顷土地，在土地上耕种5年后就可以成为这块土地的所有者。林肯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清洗军队中南方代理人；1863年开始实行征兵法，以代替募兵制，从而增强了北方的兵力。同时，林肯调整了军事领导机构，实行统一指挥，任命有卓越军事才能的格兰特为全军统帅。

1863年，北方在军事上出现转机。同年7月1日葛底斯堡大捷，歼灭南军2.8万人，成为内战的转折点，战场上的主动权转到北方军队手中。1864年，北方最高统帅采用新的战略方针：在东、西两线同时展开强大攻势。在东线以消耗敌人的力量为主要目标；在西线用强大兵力深入敌方腹地，切断“南部同盟”的东北部与西南部的联系。1864年9月，谢尔曼将军麾下的北军一举攻下亚特兰大，两个月后开始著名的“向海洋进军”，在进军中彻底摧毁了敌人的各种军事设施，使南方经济陷于瘫痪。在东线，格兰特将军统率北军把敌军驱逼到叛乱“首都”里士满附近。1865年初，奴隶纷纷逃亡，种植场经济濒于瓦解。北方海军实行的海上封锁，几乎断绝了南方与欧洲的贸易。同时，在南方内部也出现反对派，许多小农加入联邦派从事反战活动。南方粮食及日用品匮乏，逃兵与日俱增。1865年4月9日，南方军陷入北方军队的重围之中，被迫向格兰特请降，美国内战终止，美国恢复统一。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伤亡人数超过60万，但较好的解决了公民的土地问题，发展了西部的荒地，发展后的西部的土地大部分成为了工业中心；维护了国家统一，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扫清了道路，并为美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奠定了基础。

但是南北战争林肯只是废除了南方叛乱诸州的奴隶制，这些黑人虽然被解放了，但是并没有获得和白人一样的权利，黑人问题依然存在。

6.俄国农奴制的废除

1682年，俄国彼得一世即沙皇位，但是这时候的大权掌握在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亚的手里，她曾阴谋策划政变，企图废除彼得。这件事情被彼得获悉后，他派遣他的嫡系部队以及拥护他的兵团开到莫斯科，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索菲亚的支持者纷纷归附彼得，索菲亚众叛亲离。从此彼得一世成为名副其实的沙皇。

彼得一世即位以前，俄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教育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欧一些国家。17世纪末，在尼德兰和英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确立，而在俄国依然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当时，俄国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战乱中的农民因饥荒、破产和贫困而四处逃亡，土地荒芜，农民生活极其悲惨。工场手工业已出现，但处在自然经济的从属地位，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受到农奴制的严重压抑。此外，与农奴制相关的俄国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也存在着诸多弊端。文化教育受到宗教思想的束缚，居民识字很少，学校都是宗教性的，教会对非宗教知识采取敌视态度。这种落后状况，严重地阻碍着俄国社会的发展。彼得一世执政后，凭借其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毅然决然地抛弃俄国自大守旧的传统，亲自率团出国考察，学习西欧，实行了自上而下的、大胆果断的全面改革。

在军事上，加强国防，夺取出海口。为了击败欧洲强国瑞典，夺取出海口，彼得着手改组军队，废除射击军，实行义务兵役制，并派大批贵族青年去往意、法、英、荷等国去学习军事，以重金聘请外国人在俄国军队中担任要职，开办了各种军事学校，大力培养军事人才；政治上，他改革和健全国家行政机，划分行省，建立完整的行政机构，提高了国家机构的工作效能；在宗教方面，彼得一世大胆地进行宗教改革，沙皇被称为东正教的“最高牧首”；改革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立各种类型的学校，把西欧近代科学著作翻译介绍到俄国来；兴办近代工业，扶植商业，发展贸易，改变了俄国经济的落后面貌。

彼得一世改革，打破了俄国闭关自守的落后状态，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18世纪初，俄国的近代工商业开始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709年，俄国在波尔多瓦战役中对瑞典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彼得决定以彼得保罗要塞为基础，在涅瓦河口两岸建设新的都城——圣彼得堡，它成为俄国面向欧洲的一个新窗口。

1722年，波斯沙去维王朝已经衰落，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英、法、荷、葡等国先后入侵波斯。阿富汗部落举兵起义攻占了波斯首都伊斯法罕，处死了波斯国王侯赛因。彼得一世见此情况，也迫不及待地对波斯进行干涉，最终，波斯将里海西岸和南岸整个地区割让给了俄国。

俄国在从瑞典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后，瑞典为雪耻也为夺回丧失的领土向俄国宣战，俄瑞战争爆发。在战争中瑞典军队遭到重创，俄军占领了整个芬兰。

经过多次战争的扩张，改革后的俄国已经崛起为欧洲一个实力强劲的国家。1807年，拿破仑的军队击败俄军后，双方订立协议，约定芬兰、瑞典、土耳其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而法国将得到欧洲的其他地方。

俄国到了这个时期，农奴制已经完全衰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农民有人身自由，地主不得买卖和赠送农奴；农奴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农奴为获得人身自由和份地必须支付高额赎金。这次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农奴成为自由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巨额的份地赎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积累了大量资金。这些都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俄国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7.德意志完成统一

神圣罗马帝国始终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随着地方封建势力日益强大，皇帝的权力便不断衰落，形成了不少的邦国，德意志是第一个战胜神圣罗马帝国的民族。在这四分五裂的帝国中，最大的两个邦国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在17～18世纪时，它们都发展成为当时欧洲大陆的强国。19世纪初，当拿破仑占领德意志时，取消了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有名无实的神圣罗马帝国就不复存在了。

1864年，丹麦王国在其本土之外还占领着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其中，荷尔斯泰因的居民主要是日耳曼人，所以加入了德意志邦联；而石勒苏益格公国的居民除了日耳曼人外，还有大量的丹麦人，因此没有参加德意志邦联。丹麦国王一直企图把这两个公国并入本国版图。1863年丹麦颁布新宪法规定把两国归入丹麦领土，在德国引起了强烈反对，俾斯麦乘机挑起了对丹麦的战争。最终丹麦战败，双方签订了维也纳和约，普鲁士占有石勒苏益格，奥地利则得到了荷尔斯泰因。

对丹麦的战争结束后，俾斯麦便积极筹划对奥战争，因为德意志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奥地利。他首先在外交上拉拢俄、法、意，使他们在对奥战争时不予干预。1866年6月17日普鲁士出兵荷尔斯泰因，发动对奥战争。7月3日，双方主力在萨多瓦村（捷克境内）展开决战，普军大胜。此后，奥军无力再战，只得请法国调停。8月23日，双方在布拉格缔约，奥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联；普鲁士不仅吞并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而且还占领了其他一些土地，使普鲁士占有全德领土的2/5和人口的2/3。

普奥战争结束后，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成立了。这个联邦已经具有统一国家的性质，它有统一的议会，普鲁士控制着其军政和外交大权。德国统一已经走了一大半路程，剩下的还有莱茵河以南、邻接法国的4个小邦国（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斯塔得）。这4个邦国力图保持独立，因而靠拢法国，抵制普鲁士。而法国担心德国因统一而变得强大，所以竭力阻挠普鲁士统一的步伐。早在调停普奥战争时，法国就提出，普鲁士的势力不能超越莱茵河以南。1870年，普法两国为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发生争执。7月13日，法驻普大使要求普王保证永远不同意霍亨索伦族人继承西班牙王位，普王婉辞拒绝，并将事情经过电告俾斯麦，俾斯麦乘机窜改电文，以此激怒法国。电文公布后，法国于7月19日向普宣战。战争爆发后，普军优势明显，并迅速攻入法国境内，9月1日，双方在色当展开决战。普军的数百门大炮轮辐轰炸，几小时内法军伤亡达2.5万名。下午3点，法军升起白旗投降，拿破仑三世当了俘虏。

第二年，巴伐利亚等4邦国加入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称为“德意志第二帝国”，这是德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德国的统一是其历史发展的重大进步。它结束了德国政治上长期四分五裂的局面，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也为德国的向外扩张铺平了道路。此后不久，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强国，而法奥的削弱衰落，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但是，由于德意志的统一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完成的，普鲁士的旧制度、尤其是军国主义传统，被保留下来，加上容克地主掌权，这就使独立后的德意志帝国成了欧洲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

8.1848年欧洲革命

工业革命的扩展，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欧洲已经开始进入大工业生产阶段；各国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得到加强，而政治上多数国家的工业资产阶级仍处于无权的地位或初掌政权；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欧洲不断高涨。另一方面是欧洲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封建统治之下，或受到其他民族的压迫；少数国家虽然也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但封建残余仍然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维也纳会议在欧洲所确立的反动封建体系也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样革命就无法避免了。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在法国掌握政权的金融贵族集团推行有利于本集团的内外政策，反对任何政治、经济改革。1848年2月22日，巴黎工人和群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冲向总理基佐的官邸。24日晨，工人和群众占领了巴黎所有的兵营和武器库，并向杜伊勒里宫进攻。国王路易—菲利浦逃往英国，资产阶级独占了胜利果实，组成了临时政府，拉马丁任外交部长，实际上控制着政府的权力。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临时政府被迫于2月25日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巴黎二月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为了对付无产阶级，下令解散国家工场，把工场中的工人编入军队或赶到外省做苦工，巴黎无产阶级被迫举行了“六月起义”，但被镇压。此后政权转入卡芬雅克将军手中，开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时期。1848年11月12日，制宪议会公布了宪法，即《1848年宪法》。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总统，随后就发动军事政变，即皇帝位，称拿破仑三世，史称“法兰西第二帝国”。

1848年以前，德意志是一个四分五裂的邦联，德意志邦联由35个邦和4个自由市组成。分裂状态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南德的巴登公国首先发难，战争迅速波及德国西部和西南诸邦，相继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内阁政府。普鲁士首都柏林的工人、市民和大学生连续举行示威游行，并同政府军展开战斗。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调动大批军队，向起义中心地区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人民取得了胜利。国王被迫把军队撤出柏林，同意召开有资产阶级参加的议会，并于3月29日任命资产阶级自由派首领康普豪森组阁，柏林三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大资产阶级手中。

德意志各邦革命的胜利，并没有解决德意志的统一问题。资产阶级以解决德意志统一为名，于5月18日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国民议会，参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议会选举奥地利帝国的约翰大公为德意志帝国摄政，并组成了帝国政府。1849年3月，议会通过帝国宪法，确定某些自由、民主权利，选举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但威廉拒绝加冕，普鲁士和奥地利各邦君主也不接受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同年5月，德意志西南各邦人民发动起义，掀起维护帝国宪法的斗争，结果失败。这期间，大多数议员被各自的邦政府召回，剩下的议员迁到斯图加特，最后于6月18日被符腾堡的军队驱散。7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瓦解，德国1848年革命结束。

19世纪中叶的奥地利仍是一个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在法国二月革命影响下，1848年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了推翻梅特涅政府的示威游行，限令奥皇立即解除梅特涅的职务。示威群众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展开战斗，在人民的压力下，奥皇被迫让步，宣布改组内阁并颁布帝国宪法。但新内阁继续推行反人民的政策，5月15日和26日维也纳人民再次起义，迫使奥皇及其皇室逃出维也纳。

维也纳五月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奥地利统治下的捷克以后，布拉格人民于6月12日晨举行起义，但起义以失败告终。

9月29日，匈牙利国民自卫军在同奥军的决战中，击溃了耶拉契奇的军队，并于10月10日直逼奥地利边境，奥皇调兵增援。维也纳居民为反对奥皇入侵匈牙利举行了十月起义遭到镇压，11月1日维也纳陷落，奥地利革命最终失败。

1848年以前，意大利处于封建分裂状态，各封建专制小国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奥地利，严重阻碍了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进步。1848年1月，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人民首举义旗，击败了国王的军队，建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临时政府，米兰、威尼斯等地也相继爆发起义，撒丁王国、那不勒斯、托斯卡纳的封建统治者被迫对奥地利宣战。由于各国君主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妥协，反奥战争遭受挫折。当资产阶级自由派脱离革命而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后，出现了以罗马为中心的革命新高潮。1849年2月9日，以马志尼为首的罗马共和国宣告成立。但是4月3日，法国、奥地利和西西里王国的反动联军颠覆了罗马共和国，8月22日威尼斯陷落，意大利1848年革命失败。

在匈牙利，政权仍然是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1848年3月15日，佩斯的革命者在裴多菲的领导下，通过了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纲领，即《十二条》，强迫市长签字。中午，革命群众控制了整个首都，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奥皇被迫同意成立匈牙利责任内阁，并于3月17日授权资产阶级化贵族温和派的代表包贾尼·拉约什组阁。12月奥皇调集军队向匈牙利进攻，佩斯陷落。不久，匈牙利军队便展开反攻，连续取得胜利。4月14日匈牙利议会通过《独立宣言》，废除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宣布匈牙利独立并于5月21日攻克佩斯。为了镇压匈牙利革命，俄国于5月27日出动14万大军入侵匈牙利，在7月7日和11日的科马罗姆会战中，匈牙利军队惨败，科马罗姆要塞陷落，匈牙利革命最终失败。匈牙利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欧洲1848年革命告终。

1848年欧洲革命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摧毁了反动的神圣同盟和维也纳体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它锻炼了法、德等国的无产阶级以及革命群众，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后来欧洲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章 亚非拉世界的演进

这个时期的亚非拉世界，有封建王朝的更替，有殖民的反抗，有民族的独立。欧洲殖民者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了一起。

资产阶级革命带动了欧洲的崛起，但是在广阔的亚非拉世界不同的地区却有着不同的命运。东方的中国依然是封建王朝的更迭，国家权力更加集中，封建文化发展达到顶峰，资产阶级萌芽虽然已经出现，但是无奈中国封建实力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具备控制力，直到欧洲列强叩开大门。在印度，由于松散的政治结构，英国殖民者得以轻易地进入；东南亚多数地区也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非洲和美洲人民觉醒，有了反抗殖民者的运动；大洋洲则源源不断地接纳着来自欧洲的移民者。总之，这个时期欧洲殖民者作为纽带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了一起。

1.明朝的统治

明朝的前身是由朱元璋在1364年建立的西吴政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同年明军攻占元朝首都大都，元顺帝北逃，中国进入明代统治。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一方面惩治贪污的官吏，即使是对皇亲国戚、开国功臣也不手软。朱元璋性格多疑，唯恐这些位高权重的功臣们居功枉法，图谋不轨，曾两兴大狱，即“胡蓝党狱”，几乎将功臣全部诛杀。此外还有特务监视和文字狱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打击贵族阶层，造成了明初期思想控制的强化，为明中期以后新兴思潮与旧势力的斗争埋下伏笔。

他又分封皇子镇守各地，称为“藩王”。藩王之中，北方藩王势力较强，主要是对蒙古的边防任务，其中燕王朱棣势力最大。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就是“建文帝”。建文帝一当政就和亲信大臣密谋着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结果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口号发动了“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朱棣就是“明成祖”。

明成祖时期武功昌盛，先是出击安南，后又亲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绝后患。在内政上，朱棣下令编写《永乐大典》，在三年时间内即完成。《永乐大典》全书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未有任何删节。永乐三年，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规模空前，扩大了明朝在世界的影响力。朱棣还大规模营造北京，永乐十八年宣告完工，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

1435年，不满9岁的明英宗继位，崇信宦官王振。结果导致了1449年的“土木之变”，皇帝被瓦剌（西部蒙古的一支）俘虏。但是在于谦的率领下，明廷另立明景帝，并发动全国军民抗战，打退了入侵的瓦剌军，明朝一度复兴。明孝宗弘治年间是明朝政治最为清明的时期，这位皇帝勤勉而不专制，信任大臣，内阁权力大为上升。

万历初年，明神宗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鼎力辅佐。在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件传递；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使边境安然。万历初年呈现出明代中叶以来最好形势。

但是明神宗是个贪婪的君主，他大肆侵占土地，搜刮民财。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明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明神宗废除了考成法，形成了皇帝黩货、臣下贪污、党争激烈的状况。

神宗时期的腐败招致国库空虚，边关危机。位于东北的后金崛起，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此时的明王朝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明王朝灭亡的危机已然形成。

明朝后期，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迫害异己、镇压人民。统治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加上连年的灾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628年，战争在陕北爆发，涌现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几十支起义军。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深得农民拥护。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占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同年三月，占领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身亡，主宰中国的明朝至此灭亡。

清兵入关后，打败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进入北京。在北方，原明朝残余势力大多投降清朝或与清朝合作共同对抗起义军；而在南方，忠于明朝的各种势力建立了数个流亡政权，史称“南明”，在随后的十多年间被清朝逐一消灭。

2.明朝的对外联系

明朝疆域包括当时的内地两京、十三省、东北、新疆东部、西藏、南海诸岛、今缅甸越南北部、西伯利亚东部等地，并曾在东南亚旧港等地设有管理机构，影响力波及整个亚洲和非洲东岸。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结束了荷兰人对台湾38年的殖民历史，首次在台湾岛设立行政机构一府两县（东宁府，下辖天兴、万年两县），将台湾收归中国版图。

为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明成祖派郑和出使西洋。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次航海，访问过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明成祖又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子鲁出使撒马儿罕、吐鲁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国，加强了明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仁宗朱高炽继位后，停止了下西洋活动。宣宗朱瞻基继位后，于宣德五年（1431年），派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到了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郑和下西洋航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

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厚往薄来，造成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钱。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骚扰我国沿海地区，这就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强扰朱元璋颁布了海禁政策。那时候，明显发展的私人海外贸易受到严厉限制，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奸商，与倭寇相勾结，共同走私、抢掠分赃，倭患愈演愈烈。于是，明朝派戚继光到浙东抗倭。他率领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取得抗倭斗争的重大胜利。后来他又率军开赴福建、广东，与另一位抗倭将领俞大猷连续重创倭寇。到1565年，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剿清，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抗倭业绩，万古流芳。

倭寇平息后，朝廷有鉴于对外贸易对沿海居民的重要性，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间走私贸易正当化，国际贸易使中国进入了逐渐成形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非常渴望同中国的往来。1513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对华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中国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列强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并接触中国。

1592年，罗马教皇派出利玛窦去中国传教。由于利玛窦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他进献了坤舆万国全图、自鸣钟、日晷、西洋炮、望远镜、火枪、西药、圣母像、十字架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

另外，明朝军队装备的火器数量很多，质量也不比西方国家差，但是随着满清入主中原，火器的使用反而减少了。

明朝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发达阶段，从明朝晚期开始，西方伴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科技发展很快。与此同时，中国也涌现了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冯梦龙等一大批科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西学也随着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开辟了窗口与机会，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进入了最后的加速发展阶段。

明朝的“第一”

耕地面积世界第一：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重中之重，耕地的多少跟国力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万历年间，明朝的耕地总面积是700万顷，明末时达到780万顷，这一水平即使是到了后来的康乾盛世都没有被打破。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形容明朝的：“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

人口世界第一：在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大部分人留离失所，但有户可查的人口仍然达5000万，所以保守估计当时明朝的人口大约在7000万～8000万左右。当时全世界的人口不超过4亿，所以明朝绝对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矿产量世界第一：明朝的铁产量是宋朝的两倍，万历年间达9000多吨，冶金工业极其发达，《天工开物》对这方面有详尽记载，后来的两百多年，世界上都没有国家能破这个纪录。

白银占有量世界第一：在16、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了美洲并在那里得到大量的黄金和白银。当西班牙和葡萄牙贵族得到这些财富后，他们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向中国买丝绸、瓷器和茶叶，到最后这些白银和黄金大部分都流到了中国。美国佛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在16和17世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

军队数量世界最庞大：明朝有200万官兵驻扎在全国各地。根据传教士的笔记，当时明朝的军队数量依然很多，就算把整个欧洲的军队加起来也不够中国多。

军工产值世界第一：明朝军工业极其发达，一个营5000人的士兵中就装备有霹雳炮1000挺，鸟枪200支以及大炮20门，除此之外明军还有鬼头大刀、弓、弩、手雷和火箭等装备。

间谍机构世界最庞大：明朝的锦衣卫、东西厂，是当时世界上最有组织和最旗帜鲜明的间谍组织，在鼎盛时期人数达到6万人。在武侠小说里面，锦衣卫、东西厂常常被描写成是一群武功高强的杀人机器，但实际上，明朝间谍机构的主要作用是打击贪污叛臣，维护国家稳定。

船只总吨位世界最大：在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明朝最大的宝船长150米，宽30多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除了宝船外，郑和的船队还有二百多艘平均长度达70米～80米的大帆船。到了明朝中叶，虽然朝廷再没有进行郑和那样的大航海，但中国的水师却仍然控制着整个南太平样，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国王都是在明朝的支持下建国的。对明朝的海上实力，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描述的：“只要中国皇帝愿意，他们可以一夜之间征集到从大陆连接至马六甲海峡的那么多船只。”

第三产业世界最大：据阿拉伯旅游家记载，当时在中国，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存在第三产业，在北京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者保守估计就有近2万人。跟欧洲和伊斯兰教世界不同，第三产业在明朝是合法的，官员不以扫荡第三产业为政绩。明朝读书人又独爱风花雪月，再加上明朝人口基数巨大，第三产业为世界之最并不奇怪。

国土面积世界最大：明朝的国土面积在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900万平方千米左右，比鼎盛时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奥斯曼帝国都要大。明朝在东南亚的海外殖民地也绝不比当时的英国少。

防御工事世界最多：明长城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排第二长的防御工事。据传教士记载：“中国的城市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每座城市都有高十米的城墙保护，城上有大炮，城墙外还有沟，战争时灌满了水，中国人认为那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3.清朝的建立

女真族是满族的前身，隋唐称他们为“靺鞨”，曾建立了“渤海国”，辽金时期称“女真”，元朝以来，一直居住东北地区。

明朝初期，女真族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各部皆臣服于明朝。1583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袭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兼并了海西女真部，征服野人女真，统一了女真各部。他还筑城池、设大臣、定法律、理诉讼、建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按军事组织形式，把女真人编制起来，在贵族控制下进行战争和生产活动，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巩固了努尔哈赤的统治地位。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辽宁省新宾县）自立为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公开反叛明朝政府。此时的明朝政府已处于没落期，官吏腐败，民不聊生。1619年，明朝在萨尔浒之战惨败，几年间丧失辽东七十余城。此后努尔哈赤攻打明朝取得了节节胜利，后金都城一再南迁，最终定都沈阳。

1635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降服了漠南蒙古，定族名为“满洲”，改“金”国号为“清”，正式建立清朝，年号为“崇德”。经过几年的战争，清军已经牢牢控制了关外的大片地区。

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大顺军攻陷北京，明朝崇祯帝在农民军的攻城炮声中自杀于皇城后的景山。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清摄政王多尔衮指挥八旗劲旅入关，以吴三桂为前导，击败大顺农民军，进占北京。这一年，清顺治帝迁都北京，祭告天地祖宗，表示他已是全中国的君主。接着，清军南下剿杀农民军和明朝遗臣拥立的“南明”政权，经过20多年的战争，基本统一了全国。

清军进军江南的过程中，无恶不作，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剃发令”强制执行，各地燃起抗清的熊熊烈火。清廷残酷镇压，在扬州、嘉定、江阴等地进行了大肆屠城，史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后清军严令各地“剃发易服”，造成人口骤减，发生西南地区民生萧条、万里无人的景象。1659年，清军占领西南地区，并迁移湖广人口填川，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明延平王郑成功在1661年收复了当时为荷兰殖民地的台湾。永历帝被害后，郑成功之子郑经继续使用南明永历年号，尊前明宁靖王朱术桂为监国。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设立台湾府。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全国的大王朝之一。清朝的人口数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高，清末时达到4亿以上。清朝开疆拓土，到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朝的疆域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包括“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即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南海岛礁），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省的南坎、江心坡地区及缅甸北部，西尽咸海与葱岭地区，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总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

除此之外，许多周边国家都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在盛清之时的藩属有：东边的李氏朝鲜、琉球，中南半岛有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西南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中亚西亚有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山克、爱乌罕（阿富汗）等藩属国。

清初为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至18世纪中叶，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史称“康乾盛世”。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更加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清代人口至18世纪后期，已达到3亿左右。

康熙年间，台湾统一，并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叶，平定准噶尔、回部，统一了新疆，不仅一举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力和凝聚力。在文化上，康乾时期编纂了几部集大成之作，像《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对清理和总结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清朝也有很多弊病。明代后期的君权有一定的松懈，而清朝又把封建专制推向了最高峰。清朝初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极大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并且限制商业发展，制约着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上，清政府制造了多起“文字狱”，加强对文人思想控制，导致了中国人思想上“万马齐喑”；在编撰古籍时又大肆销毁古籍，剔除了对清朝不利的言论和文化。“剃发易服”，割裂了汉族的文化传统，而给予旗人的寄养特权，使其迅速腐化。统治者轻视科技和闭关锁国，导致中国的科技极大落后西方。1840年后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清廷与侵略者分别缔结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负担更为沉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4.封建帝国的末日

清朝从乾隆末年开始有衰落的迹象，政治日渐腐败，嘉庆帝和道光帝也失去了早期君主锐意进取的精神，掌政风格日趋保守和僵化。国家农民起义迭起，如乾末嘉初的天理教和白莲教起义。

伴随着清朝的衰落，是西方殖民者的崛起。当西方国家纷纷进行资本主义改革，足迹踏遍全世界的时候，清朝统治者还做着“中央大国”的美梦。西方的殖民者在世界各地进行着殖民活动，获取丰厚的利益，当然也不会放过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睡去的庞然大物。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开始从东印度公司大量向中国贩售鸦片，对中国危害极大，而且愈演愈烈，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最终导致了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面对英国的侵犯，清朝统治者有心还击却无奈政治腐败，官吏软弱，军队废弛且技不如人，最终失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咸丰帝即位后西方列强开始入侵清朝，迫使清政府与其缔结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因“亚罗号事件”和“西林教案”造成第二次鸦片战争输掉而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根据这些条约，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清廷的威信一落千丈，同时中国也自此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主权受到严重损害。由于人民的负担逐年加重，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一度对清朝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挽救自身命运并增强国力，清政府内部部分汉族有识之士展开了维新运动，试图革新图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全国各地开始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修建新式学校，培训技术人才；同时也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逐步改进清军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

洋务运动使得清朝的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增强，到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合执政的同治年间，清朝在文武齐心合力之下，一度出现了较安定的局面，史称“同治中兴”。其间清朝在西方人的帮助下成功消灭了太平军、平定了捻军之乱，并收复新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有了相当大的改善。至19世纪80年代，清朝军队的装备和洋务运动之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提高。在1884年～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的一系列战役中，清军和法军互有胜负。战后，清朝设立了海军衙门，花费巨资建成了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一跃从硬件上成为亚洲东方的海军大国。

洋务运动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由于时人多数未明当时的国际形势，少数人的急迫性并无法改变多数官僚的旧思维，清朝的维新运动最终未达日本“明治维新”般的成效，结果导致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于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随后，由光绪帝与梁启超和康有为领导发动了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但因为慈禧太后和保守派的反对，软禁了光绪帝，变法因此失败。变法只有短短103天，称为“百日维新”。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欧日的改革，开始推行“新政”，进行了包括建立新军、废除科举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不久，清政府承诺实行立宪，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成立了代议会，但是人们发现“责任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皇族身份（被称为“皇族内阁”），引发了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这次改革的根本问题是皇族迟迟不肯让世俗精英分享权力，拖到辛亥年已经为时过晚，但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君主立宪。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的统治开始走向瓦解。清政府任命北洋新军统帅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成立内阁并统领清军。他一方面以武力压迫革命军，另一方面又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并且逼迫清帝宣统于1912年2月12日正式退位，在退位诏书中宣布“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这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的正式结束。

5.日本“明治维新”

在19世纪中期，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同时，在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尤其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他们感到旧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4艘军舰进入江户湾岸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这4艘军舰共有63门大炮，而当时日本在江户湾的海防炮射程及火力可与这四艘军舰相比的大约只有20门。在不开国就开火的威吓下，幕府不敢拒绝开国的要求，但又恐怕接受佩里带来的国书后受到全国的抨击，于是当时幕府借口要得到天皇的批准方可接受条约，并约定明年春天给予佩里答复，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黑船事件”。1854年2月，佩里又来到日本，这次一共有7艘军舰，而且舰队一直深入到江户湾内，到达横滨附近才停船。面对佩里的强硬姿态，幕府只好接受开国的要求，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

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日本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革新势力主要集中在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西南部强藩。这些藩国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早，输入近代科学技术和拔擢中下级武士都比较积极。

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随之发生了美、法军舰进攻下关，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的事件。1865年春，长州藩“尊王攘夷”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决定不再提攘夷，转向武装倒幕，并与萨摩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与此同时，英国也权衡利害，改变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则投靠法国，于1866年7月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

1867年明治天皇即位后下达讨幕密敕，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11月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同时却在大阪集结精兵，企图反叛。1868年1月3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但德川庆喜却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1月27日，以萨摩、长州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5000人，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1.5万人激战，德川庆喜败走江户，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年5月3日交出江户城，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并迁都，改年号为“明治”，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废除了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仿效西方司法制度，发展近代义务教育，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增加军费，改革军队编制，实行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大力鼓励神道教，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使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到80年代中期，以纺织业为中心，日本开始出现产业革命的高潮。

经过明治维新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

另一方面，虽然明治政府锐意改革，但整体而言较为偏重促使国家强盛的结果，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出身藩地的有权有势者长期掌控国政，形成势力庞大的“藩阀政治”体系、土地兼并依然严重、新兴财阀垄断市场经济等现象。这些负面问题与日后发生并累积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相互影响，最终直接或间接地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

6.英国统治下的印度

17世纪以后，印度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统治者大肆屠杀起义农民。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巨额开支使国家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大封建主之间为了争夺皇位，不时发生内讧。17世纪下半期，南部马拉提人的起义以及他们的独立和强大，对莫卧尔帝国是一个沉重打击。此后各地的总督纷纷独立，帝国日益解体，这又给了邻国的侵略以可乘之机。

1738年，波斯势力入侵北印度，随后阿富汗势力也进入印度劫掠，帝国奄奄一息，版图缩小。英国也开始入侵印度，1803年德里曾一度被英军占领，莫卧儿帝国名存实亡。英国在消灭了马拉特势力（1818年）以后，于1858年在印度民族大起义时正式灭亡了莫卧儿帝国，接踵而来的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殖民统治。

其实在这早期，英国在印度已经进行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殖民统治。当时英国殖民势力霸占市场，盛行强制买卖，生产者往往被迫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因此英国大量收购印度货物并没有刺激印度的工业生产。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工业资本家力图控制印度，以使英工业品畅销印度各地。所以，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也是英国在印度扩张领土最突出的时期。在55年内（1763年～1818年）英国在印度直接进行过30次兼并土地的战争，与印度地方政权签订过23次割地条约，并且解决了欧洲其他国家在印度绝大多数的据点。

1857年印度爆发了民族大起义。英国殖民者给印度士兵下发涂有牛油和猪油纸包装的子弹，这严重地伤害了印度人民的宗教信仰，引起士兵的极大愤慨。于是米拉特的士兵开始起义，很快控制了德里城。他们把莫卧尔末代皇帝拥上帝位，号召全国一起抵制英国殖民者。英国人集中全部力量，利用锡克教徒和廓尔喀雇佣军的人力，严厉地镇压了这次起义。这次起义给印度带来了重大的政治后果。英国政府认识到其印度政策存在严重弊端，开始进行重大调整。1858年通过的《改善印度管理法》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由印度事务大臣接管其全部职权；并成立以印度总督为首的印度政府。英国人也正式结束了已无存在意义的莫卧儿王朝，将巴哈杜尔沙阿二世流放到缅甸，此后印度进入由英政府直接统治的时代。

英国直接统治下的印度分为13个省，其中包括缅甸，另外约有700个由印度王公统治的土邦在英国严密监督下存在着，这种土邦占整个印度面积的五分之二。以印度为根据地，在亚洲遏制俄国扩张的思想使一些英国官员致力于在西北方向扩展英属印度的疆域，结果引发了1878年～1880年的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英国人在创立现代教育体系、修筑铁路、发展印度本地工业等问题上有所建树。自19世纪中期起，英国资本大量输入印度，印度资本主义得以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印度资产阶级，其精英阶层将影响印度的未来。以罗姆·摩罕·罗易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掀起了印度的启蒙运动，其意义在于通过对印度教进行改革使古老的印度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变；梵社、雅利安社、罗摩克里希纳传教会等宗教改革社团的积极活动，终于在推动社会进步、唤醒民族意识上产生了巨大作用。在进行印度教改革的同时，比较激进的印度知识分子发起了政治改革运动，要求英国政府给予印度人民更高的权利。在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三大管区都出现了民族主义组织。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该党的早期政治主张主要是要求实行代议制。后来鉴于国大党的政治影响，印度的伊斯兰教领袖们认为穆斯林世界在适应现代社会方面落后印度教徒太多，遂于1906年组建全印穆斯林联盟。

在1885年以后，印度几乎每年都有民族主义者的集会，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官僚显然漠视印度人的诉求，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目标仅仅是避免出现饥荒。1906年以前，尽管缓慢地推行着公职人员的印度化，但英国政府从未考虑过让印度自治。1905年时任总督的寇松勋爵草率地将孟加拉划分为两个省，结果引发了有政治自觉的印度人的广泛愤怒，反英运动在孟加拉内外迅速发展起来。这次运动由国大党领导，最后因英政府的强力干预而被平息，国大党内部也发生激变（极端派被开除出党）。穆斯林联盟在这次事件中支持英国政府，这说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国家前途问题上已经分道扬镳。1909年英国通过莫莱·明托改革法案，规定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立法机构改选中实行分别选举，此后教派政治成为制度，印度民族运动分裂。

7.动乱的亚洲

印度尼西亚自16世纪开始沦为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国的殖民地。在西方列强的激烈角逐中，荷兰殖民者的实力日益扩大。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尼委派总督进行统治。1619年，荷兰人打败英国人占领了雅加达，并以此为据点向整个印尼和亚洲地区扩张。

荷兰殖民者势力的扩张以及对印尼的掠夺，引起了印尼人民的强烈仇恨。1674年，马都拉王子杜鲁诺·佐约举起了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旗帜，领导了一场抗荷的武装起义。起义军占领了马都拉城，然后进军爪哇，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支持。他提出赶走欧洲强盗，恢复“麻喏巴歇”国家的口号，万丹国和勃良安地区先后响应起义。封建王公惊恐不安，投靠荷兰殖民者请求支援。1677年马拉兰王同东印度公司签订了卖国协定，给予东印度公司在马拉兰进行免税贸易的特权，并割让加拉横、勃良安和三宝垄等地给东印度公司，偿付公司援助所需费用，将马拉兰海港交公司暂时使用。荷兰东印度公司于是派兵镇压起义军，1678年大举入侵马拉兰，起义者顽强抵抗但还是在一年后被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揭开了印尼人民反抗殖民统治斗争的序幕。

我们把视线往西。在中国云南的大理、丽江、永昌等地，清朝有数千里与缅甸为界。乾隆年间，缅甸骚扰云南边境，清朝云贵总督刘藻发兵防战，结果三路大军都失败了，刘藻被革职。1769年，清朝任命大学士傅恒统领部队攻打缅甸，聚结了重兵并造了很多船只，逐步推进。但是这次攻击却遇到了很大困难，清军在老官屯久攻不克。这时候清王朝对聚居在四川西部的藏族部落的金川战争爆发，乾隆皇帝决定停止征缅，议和纳贡通商。从此中缅之间朝贡不断，往来频繁，贸易繁荣，两国人民均享其益。

在中西亚，17世纪末伊朗萨菲王朝逐渐走向衰落，为外族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18世纪初，阿富汗大举入侵伊朗，征服了这里的大部分地区。1723年，爆发了伊朗卡斯文市人民起义，在起义过程中先后有4000名阿富汗侵略者被歼灭。在胜利的鼓动下，各地纷纷爆发了起义，沉重打击了阿富汗统治者。之后这种此起彼伏的武装斗争在1736年把阿富汗人赶出了伊朗。

19世纪50年代，英国和俄国的势力进入伊朗，1856年，英国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在战争中英军一直处于主动，节节胜利，占领了穆罕默德和阿瓦士。伊朗由于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落后导致失败，之后，与英国仓促缔接了《英伊和约》结束了战争。

8.非洲人民的觉醒

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一世（1520年～1566年）的统治下，以省为治理单位，地方官（帕夏）由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指派。但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各省纷纷独立，帕夏也竞相争夺掌控权，尤其是北非各省。其中位于北非的阿尔及尔，因成为海盗的大本营而恶名昭著，被称为“野蛮海岸”。1700年，海盗行为稍微收敛，权力从海盗手中转到了守城士兵的手里。这些士兵原来是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他们定居在这些城市，与当地妇女通婚，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团体，也就是阿尔及尔的统治阶级。他们实行自治，选举长官（称为“德伊”）。1710年，德伊取得帕夏之位，摆脱了苏丹的管辖而独立，自此，阿尔及尔不再属于崩溃中的奥斯曼帝国的版图。

在18世纪初，在撒哈拉沙漠的南部边缘地带出现了伊斯兰教的复兴。许多穆斯林期待着救世主的出现，非洲的哈里发们抱着这种期待，在西非内陆建立了新的有组织的国家，如索科托、莫西、图库洛尔和萨摩里。在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从马穆鲁克手中夺取政权，实现了近代化的进程，并开始向苏丹进攻。非洲虽然大部分地区仍掌握在非洲人手中，但是整个非洲没有团结起来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欧洲人。

欧洲人民兴起的废奴运动给了罪恶的奴隶贸易强有力的冲击。18世纪80年代，英国兴起了反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运动。1792年，英国议会以230票对85票通过了反对奴隶制的法令。1807年，英国宣布禁止奴隶贸易。而这一时期的法国大革命宣扬的“人生而自由”的思想，也对奴隶制是一个冲击，法国国民大会于1794年宣布废除法属殖民地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

与此同时，非洲人民也开始觉醒，开始和殖民者进行斗争。1855年，埃塞俄比亚库阿尔族的封建主卡萨加冕称帝，称“提奥多二世”。他对内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抵御外族入侵，先后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1867年，英国殖民者悍然出兵埃塞俄比亚，提奥多二世号召埃塞俄比亚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者，并且亲自率军奋战，坚守军事重镇马拉达。但是英国殖民者船坚炮利，1868年4月，要塞失守，提奥多二世战败自尽。埃塞俄比亚陷入了争夺王位的诸侯混战中，又面临着新的殖民侵略。

在苏丹，1881年8月，苏丹总督戈登派军队到阿巴岛捉拿苏丹民族起义领袖马赫迪，结果被马赫迪信徒全歼，由此揭开了马赫迪起义的序幕。至1885年夏，起义军几乎解放了整个苏丹的领土。6月，马赫迪病逝，他的战友阿卜杜拉称哈里发，建立了统一的集权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有力地推动了苏丹的统一和发展。但是1896年，英国殖民者派遣了装备精良的2.5万远征军进犯苏丹，经过四年的抵抗，起义军战败，苏丹最终成为英国殖民地，马赫迪派教徒转入地下活动，成为秘密教派。

马赫迪起义是非洲近代反帝斗争史上的重要篇章，马赫迪也被苏丹人民尊为“独立之父”。

“黄金之国”——南非

1867年，南非奥兰治发现钻石矿，1886年，维特沃特斯兰德地区发现了世界上蕴藏量最大的金矿，于是寻宝者蜂拥而至，掀起了“钻石热潮”和“黄金热潮”，昔日荒无人烟的金伯和约翰内斯堡成了著名的“钻石城”和“黄金城”。1898年，南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供应国。

9.大洋洲的历史

大约5万年前，澳大利亚就有各人种的人类居住，主要是黑种人，可能来自印度尼西亚群岛。这些土著居民在全盛时期组成了几百个人的社区，过着原始的游牧和狩猎生活。虽然他们的技术成就一般，却创造了相当复杂的符号绘画。这些绘画得到了艺术评论家的高度赞赏。18世纪末，曾经维持了土著居民生存而被奉为神圣的土地开始被白人居民占领。土著居民被赶到山脚下居住，又遭到外来疾病的侵袭，人口数量大幅下降。

最早定居澳大利亚的白人居民中，有很多是从英国送来的囚犯。英国政府认为通过让囚犯移民澳大利亚，可以阻止别国抢占澳大利亚的领地权。英国菲利普船长率领的船队载有759名犯人，于1787年离开英国，8个月后到达博塔尼海湾。其中有一些犯有重罪的人，但大多数是因生活困苦而犯了小罪的犯人。新地方的生活很艰难，许多犯人生了重病。刑期结束后，他们大多留在澳大利亚，获得土地权利继续开荒。犯人的移送在1868年被废除。在这段时期有25000女性和13700男性囚犯被移送到澳大利亚。

新西兰位于澳大利亚东南，是荷兰人首先发现的，但是被英国人詹姆斯·库克船长探险再次发现并宣布占领。1769年，新西兰被发现的时候，居民主要是毛利人，属于联盟而好战的波利尼西亚民族。在此后的75年里，这里唯一的白人居民是传教士。1814年，他们在新西兰建立了传教机构，由于组织严密，传教工作进展迅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840年，第一艘装载英国殖民者的船只到达了今天的惠灵顿，他们是由维克菲尔船长的新西兰公司派出的。维克菲尔是认为殖民会阻止内战的爆发，所以他创建公司，将经过挑选的殖民者运往新西兰。这个公司以相当高的价格卖出土地，只有比较富裕和富有进取心的殖民者才能获得土地占有人的地位，其他的人只能做农场工人。出售土地获得的利润为进一步移民提供了军费。

10.殖民者控制下的美洲

古老的玛雅文明发展到16世纪，仍然和同时代的人们一样以农业为基础。玛雅人的耕作方式很原始，多数人居住在简陋的茅草屋顶的泥屋或者芦苇屋中，这一时期的石头建筑显现出他们的建筑技巧，但那肯定是统治者的宫殿、宗教建筑或者公共建筑。他们的艺术才华表现在壁画、石雕和木刻、彩绘以及精美的染色织物上。

这个时期很多英国新教徒不满英国教会的统治，其中一些人和教会决裂，决定到北美洲定居，希望能拥有祥和的生活和宗教。1620年，大约100名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离开了英国到达北美.上岸前，他们拟定好了《五月花契约》，设立政府，将他们在美洲的土地命名为“普利茅斯种植园”。

1642年英国内战开始后，英国同英格兰殖民地之间已经失去联系，北美的殖民者代表集会，起草了新英格兰联合殖民地的宪法，联盟取名为“巩固而持久的攻守、协商以及互助的友好联盟”，共同事务由8名代表组成的全权代表会议决定。全权代表会议有权决定印第安人、战争、和平、联盟等问题，解决各殖民地之间的争执，互相追捕逃奴等。随后，英国、法国、荷兰移民为求金银去了北美洲，但他们未能如愿，反而在这里开始栽培欧洲人从未见过的烟草、地瓜、稻子。多数移民是为了追求信仰自由，被本国宗教迫害而逃出的人们，他们希望在新天地里开始新的生活。

到了18世纪中叶，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到达北美，成为殖民者，他们和当地的印第安人开始不断起冲突，最终引起战争。欧洲人利用手中先进的武器造成了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加上印第安人对欧洲人带来的天花等疾病没有免疫力，使得印第安人的人口锐减。殖民者想获得更多的土地，他们把印第安人驱赶到了偏远的西部。

而在西班牙殖民者开发的西印度群岛上，西班牙殖民者和英国、法国、荷兰的海盗开始在这里定居，他们为了满足欧洲逐渐增大的砂糖的需要，在这里建立了很多砂糖农场。由于本地的印第安人急剧减少，他们便从非洲运来成千上万的奴隶以补足劳动力。许多奴隶因不人道的工作时间、不足的食物和拥挤简陋的住所而丧生在甘蔗园里。存活下来的非洲人不断反抗，少量逃跑的奴隶也纷纷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

当时的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结构像一座金字塔：顶端是商业资产阶级和种植园奴隶主阶级。他们是殖民地社会的上层、当地的统治者；底层是契约奴和黑奴，而印第安人则是被消灭的对象。

而在墨西哥，1519年，西班牙贵族科泰斯率领一支由800余人组成的队伍，从海地岛的圣多明各出发，进入墨西哥。墨西哥的首领梦提祖马并没有组织抵抗，而是盛情款待了西班牙侵略者，还送给了科泰斯贵重的礼品。但他的款待更激发了侵略者的贪欲，科泰斯见梦提祖马软弱可欺，于是利用他同当地一些酋长的矛盾，迫使这些酋长屈服自己，并对一些拒不臣服的酋长和部落发动袭击，大肆屠杀。经过一番野蛮的洗劫之后，西班牙人占领了墨西哥城。

美国的独立战争极大地鼓舞了美洲其他地区的人们。1808年，当殖民地人们获悉了法军侵占西班牙的消息后，纷纷举行起义，西属拉美人民的独立战争普遍展开。从1808年～1815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大部分地区都举行了武装起义，摧毁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机构，初步建立了独立的革命政权。但是1815年西班牙殖民军开始反扑，这些政权大部分被摧毁。可是殖民者的残酷遮掩只能激起殖民地人民更加坚决的抵抗，也迫使土生土长的白人领导集团坚定了争取完全独立的立场。随后，起义领导者吸收了前一阶段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群众，明确提出了革命目标和纲领，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军，使拉丁美洲摆脱了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建立起一系列民族独立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涌现出了一批诸如波利瓦尔、圣马丁等优秀的民族独立战争领袖。

第五部分 日新月异的20世纪

进入二十世纪，人类社会依然经历着曲折和艰难，世界人民饱受着战争的折磨和冷战的灾变，但是毫无疑问，人类仍然是向前发展的，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这一百年是战乱的一百年，最激烈的争斗换来的是最繁荣的文明，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世界也日新月异，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激光器新“四大发明”又彻底改写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今天的人类生活甚至是一百年前做梦也想象不到的。20世纪，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民族独立战争、侵略战争和冷战对峙始终的是人们对和平的热爱和向往，也许，真正经历过战火洗礼的人类才真正明白和平的意义。

第一章 一战时的世界（1900年～1918年）

在中国，山东民间的习武组织义和拳兴起了反教会、反侵略的义和团运动，但遭到了清政府的严厉镇压。1900年，山东、河北两省的义和团联合起来向北京进军，慈禧太后害怕镇压会危及自己的统治，也想利用义和团来对付外国势力，就暂时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并借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俄、法、美、德、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1900年6月，美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2000名八国侵略军从天津进犯北京，两个月后，北京失陷，八国联军在北京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抢掠。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和王公大臣离京西逃，为求得列强的宽免，开始严厉镇压义和团，并派李鸿章向侵略者求和，双方签订了《辛丑条约》，清政府除割地赔款还有大量不平等条例，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社会。而义和团运动也在清政府的欺骗、出卖和帝国主义军队的屠杀下失败。

在中国的东北，1900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朝鲜和满洲里的利益而发生冲突。1904年，日俄谈判破裂爆发战争，清政府马上电告日、俄和其他各国，以清政府兵力不及为借口，把吉林、黑龙江两省以及奉天的大部分划在中立之外，由日、俄武力裁决这些地区的命运，中国人均视为奇耻大辱。一年后，沙皇尼古拉二世派遣波罗的海舰队前往东方增援，在到达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时，几乎全被日本歼灭。战争很快就结束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筹划两国会晤，签署了和平条约，共同分割了中国东北的利益。

1911年，中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早在1894年，孙中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随后华兴会、光复会相继成立。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做斗争。1911年10月10日，以革命团体在新军中的成员为主力的革命军在武昌发动了武装起义，并于次日成立以黎元洪任都督的湖北军政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清帝宣统被迫退位，清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澳大利亚，一百多年过去了，澳洲居民渐渐脱离了同英国的文化联系，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各殖民地之间召开会议同意联合。1901年，澳洲联邦成立，各殖民地仍然保留区域行政权，联邦政府开始属于英国管辖，但随着时间流逝，也就逐渐独立了。

在中东，1908年6月，波斯国王默罕默德利用所属军队解散了国民议会，然后实施戒严法，并将逮捕的所有反对党领袖处死。1909年，护宪军队在多个省击溃保王军，并向德黑兰集结兵力。立宪主义者任命12岁的王储米尔扎为新国王，并严格限制其行政权。第二次国民议会在一个月内召开，波斯的宪政体制真正开始。

犹太人自1世纪被罗马军队驱逐出家园以后，他们就分布到许多欧洲国家定居下来，后来也有些人去了美国，但是他们从未忘记自己是犹太人。19世纪，反犹太主义激起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园的活动，得到英国的大力支持。

1912年，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向马其顿索要领土。当时马其顿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境内有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四国之间经常因领土问题发生争执，于是1913年战火迭起。塞尔维亚想并吞阿尔巴尼亚，而奥匈帝国害怕塞尔维亚日益强大，匆匆促使阿尔巴尼亚独立。塞尔维亚人对此恼怒到了极点。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夫妇结束了在城郊的演习，乘坐敞篷汽车进入萨拉热窝时被波斯尼亚青年普林西波开枪击中头部，当场毙命。事件发生之后，奥匈立即策划对塞宣战，企图利用这一“谋杀事件”制造战争借口，彻底吞并整个塞尔维亚。萨拉热窝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8月1日，以英、法、俄为核心的“协约国”和以德、意、奥为核心的“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的有关国家纷纷加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开始后，德国迅速在8月2日入侵了俄国，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控制了一些铁路、公路和埃德特库南城。在东线，当推进的俄国人向普罗斯特以及东普鲁士的德军开火时，战争在法国打响。

俄国乘德国进攻法国之机攻入德国的东普鲁士省，却在1914年8月坦能堡战役中惨败。从此俄军不再踏入德国，尽管俄军曾一度能够占领并控制奥地利的加里西亚省。俄军在战争中的大量伤亡点燃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导火线。

此时在东方，日本的战争目标是夺取德国的殖民地。8月15日，日本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1914年9月15日以前无条件、无偿地把德租界的胶州地区让给日本当局，做出最后答复的限期是8月23日正午以前。德国政府对日本的最后通牒未作答复，并于8月23日召回其驻日公使。当天，日本发表宣言，对德宣战。

一战中的英军坦克 在这场世界性的战争中，交战双方都施展出各种可怕的新武器。1915年春，德国首先向协约国的战壕、阵地施放毒气；1916年又在凡尔登争夺战中使用火焰喷射器。这种武器可向敌方喷射熊熊燃烧的汽油。飞机则被用来轰炸敌方城镇和前线阵地，并在空中击落敌机。德国人用可发射鱼雷的潜艇对付从北美跨越太平洋的英国商船。1916年下半年，英国新发明的坦克出现在法国前线战场。这种可移动的装甲堡垒不仅能够抵御重型机关枪的扫射，还可以碾平有倒刺的铁丝网。

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带有转折性意义的战役。1916年，德国把战争重点移回法国，并选中凡尔登作为进攻目标。2月21日，德国7个集团军约28万人在2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对法军固守的凡尔登要塞展开猛烈进攻。双方激战数月，德军未能攻克凡尔登。7月，法国开始反击，12月收复全国。从此，德军彻底失去其在西线作战的主动权。

1917年4月6日，美国站到协约国一方参战，是对军事政治形势和战事进程发生巨大影响的事件。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美国与英法等协约国有着更广泛深刻的联系，特别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需要，驱使美国渐渐偏离中立的轨道，最后走上了战争的道路。

在俄国彼德格勒发生的游行与士兵反叛致使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起义者建立了临时政府。但是临时政府面临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挑战。9月，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10月，列宁领导的武装布尔什维克工人、士兵和水手猛攻彼得格勒，并占领了冬宫和所有的政府机构。第二天早上，列宁成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府。新政府迅速没收了地产，并将土地、银行、交通和工业收归国有。1918年3月，托洛蒋基代表俄国与德国单独讲和，签署了一个屈辱的和平条约——《布勒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终于使俄国摆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10月，奥匈帝国因战事失利以及受俄国革命所激发的民族起义冲击，宣告解体。

11月11日，德国同协约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战争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零四个月，战火烧遍欧、亚、非三大洲，约1000万人在陆战、海战以及空袭中丧生，另有两倍于此的人受伤。600多万陆海空军和平民被俘入狱。其中许多人因战争受到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损失更为惨重，约300万人阵亡，800万人伤残，几乎付出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代价，纷争与叛变一如胜利与失败都深深刻划在人们的脑海里。

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利益转让给日本，完全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中国举国愤怒，1919年5月4日，上海工人举行了大罢工，随后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运动”如燎原之火，燃遍全国，迫使中国特使拒绝赴会签约，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爆发的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第二章 二战时的世界（1919年～1946年）

1920年，印度国大党在加尔各答特别会议上通过了甘地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在甘地的号召下，人民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的集会游行。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在斗争中，工农群众常常发生不同程度的暴力斗争。1922年2月，国大党通过了《巴多利决议》，谴责群众的越轨行为，决定无限期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随后，甘地入狱，运动遭到残酷镇压。

1929年，国大党领袖拉舍尔又授权甘地领导“不合作运动”。他以破坏《食盐专卖法》为运动的开端。甘地率领79名信徒，徒步236公里，抵达丹地海滨，并亲自动手煮盐，持续三周。当局闻讯后，大肆镇压，反而引起了更激烈的反抗。英国人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国内局势的动荡，于1931年3月双方签订了《甘地——欧文协定》。国大党同意停止不合作运动，总督则放弃镇压。

在尼泊尔，英国与尼泊尔签订条约，把尼泊尔南部约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英属印度，尼泊尔沦为英国的附庸。由于尼泊尔人民不断的进行反英斗争，英国最终承认尼泊尔的独立。于1923年，双方签署了《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但是条约签订后，英国还继续控制尼泊尔，在尼泊尔享有种种特权。

1919年1月，纳粹党在德国创建。同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工人党成员。4月1日，德国工人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是该党名称的音译。这是一个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极端种族主义的法西斯政党。

1932年，大工业主代表沙赫特、巴本草拟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在巴本所控制的工业主集团的支持下，总理施莱歇尔被迫辞职，希特勒出任总理，组织内阁。这是德国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开始。随后，在1932年7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希特勒建立号称“千年太平”的帝国，以后纳粹统治下的德国被称为“第三帝国”。1934年8月2日，兴登堡逝世，希特勒自任元首，独揽大权，成为独裁者。

德国法西斯建立独裁统治后，立即扩充军备。英法的绥靖政策，使德国加快了毁约扩军的步伐。1935年3月13日，纳粹二号头目戈林宣布德国将重建空军。随后德国政府宣布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这意味着《凡尔赛条约》军事条款加之于德国的限制已完全被打破。

在意大利，1922年墨索里尼法西斯领导集团在米兰举行会议，讨论向罗马进军的问题。法西斯行动队员分三路进军罗马。两天后，法西斯军队已占领从意大利北部到罗马的交通线。迫于压力，意大利国王邀请墨索里尼从米兰来到罗马，次日，墨索里尼组成政府。至此，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建立。

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开幕，大会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联盟条约。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南高加索四个苏维埃共和国加入联盟，简称“苏联”。此后，更多的苏维埃共和国也加入苏联。1925年，苏联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方针和政策，制定了工业化发展的总路线。这次大会标志着有计划、大规模实现苏联工业化时期的开始。到1937年，经过苏联人民的努力，苏联已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在北美，1929年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从纽约爆发，一直持续到了1933年。这次危及从美国开始，迅速扩大并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次危机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33年罗斯福执政后，推行“新政”，拯救了美国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使美国走出灾难，美国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这次经济危机在世界的蔓延，也推动了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却坚持不抵抗政策。后来日本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大部分地区，中国的东北沦陷。1937年，日本军队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大举进攻华北。在南方，1937年12月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他们对南京的无辜市民和已经放下武器的军人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杀害了中国军民30多万人，其中被集体枪杀和活埋的人就有19万人，全城1/3的房屋被焚毁，许多商店被抢劫一空。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1936年，以法西斯长枪党为主力的西班牙反革命势力发动了叛乱，54个国家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组成国际纵队开赴西班牙，与西班牙共和国并肩战斗。1939年3月，在叛徒的策应下，叛军开进了马德里，西班牙共和国被扼杀。但是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斗极大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同年，德国和意大利在柏林建立反共同盟，双方划分了巴尔干和多瑙河流域的经济扩张范围，并约定对西班牙共和国作战，号称“柏林——罗马轴心”。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在柏林签订《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随后意大利也加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建立。这个协定加快了法西斯国家发动全面战争的步伐。

1939年，德国以闪电战的方式袭击了波兰，9月3日，英、法只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5月，德军对荷兰、比利时、法国发动全面战争，英、法军队一溃千里，从敦刻尔克仓皇撤退。同年4月，德军出动陆、海、空军入侵丹麦，丹麦国王宣布投降。同时，德军也向挪威发动进攻，挪威军队奉国王之命进行抵抗，曾击沉了德军的万吨级军舰。英、法军队也在挪威登陆援助，但是当德军大举入侵后，英法自顾不暇，于6月撤出战斗。德军彻底占领挪威。

1940年5月，就在德国大举入侵欧洲国家的时候，张伯伦首相在英国人民的一片责难声中下台，丘吉尔出任首相兼国防大臣。丘吉尔早在希特勒上台开始扩军备战的时候就积极主张联合苏、法，抑制德国。丘吉尔首先成功地救出了陷入重围的敦刻尔克地区的英法联军，接着又顶住了德军疯狂的空中闪电战，取得了不列颠之战的胜利，度过了开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6月，法国政府被迫迁往波尔多，德军进入巴黎，法国新上任的贝当总理向法国求和，同德军签署了停战协议，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灭亡了。

1940年8月，近卫文内阁提出要建立以“皇家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被列入“共荣圈”的有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缅甸、泰国等。这是二战期间日本妄图奴役亚洲各国，建立殖民帝国的侵略扩张计划。

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酝酿已久的军事同盟条约，德国期望通过条约促使日本与美、英的矛盾更加尖锐，在东方和太平洋上牵制美英的力量；意大利则企图倚仗德、日的实力称霸地中海、北非和东非；日本则想巩固已经攫取的权益和进一步侵占苏联的东部以及夺取在太平洋上的霸权。三国形成了法西斯侵略轴心国际集团。

就在同一年，墨索里尼进犯埃及，并从埃塞俄比亚西进苏丹，南攻肯尼亚。10月28日，意军又从阿尔巴尼亚进犯希腊，但遭受到了英军海、空军的沉重打击。第二年4月，英军和埃塞俄比亚军队解放了亚的斯亚贝巴，摄政王海尔·塞拉西一世回国复位。5月意属东非总督投降，意大利的东非帝国到此结束。随后，美、英联军10万人在艾森豪威尔的统帅下，分三路进兵北非，联合剿灭了德意部队，结束了北非的战役，加速了法西斯意大利的崩溃。

1941年9月，德国中央集团军军团发起了攻打莫斯科的战役。10月中旬德军包围了莫斯科，前线苏军浴血奋战，迫使德军停止了对莫斯科的进攻而转入防御。在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中，面对德军，苏联集中军队迅速反击，至12月5日，德军全线受阻。苏联马上发动大反攻，在苏德战场南部，双方的1500辆坦克进行了二战中最大的一次坦克会战。最终苏军胜利，至此，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德军完全丧失了在苏德战场的主动权。

1942年7月，德国突破苏军防线，造成从西面和西南面对斯大林格勒的威胁。11月，苏军新组建的精锐部队在战线的两翼发动反攻，夺回卡拉奇，并包围了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德军。毫无过冬准备的德国士兵陷入饥寒交迫中，很多士兵被冻死，德国的战斗力一天天衰弱下去，战争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最终这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苏军胜利，德军投降。这场战役使希特勒法西斯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成为二战的转折点。

在东方，1941年12月8日，日本出动飞机360架、军舰55艘连续两次袭击珍珠港的军舰和飞机，致使美军的太平洋舰队主力毁于一旦。之后美国放弃中立政策，宣布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山本五十六大将提出了进攻中途岛的冒险计划，其目的是占领中途岛，把这里作为日本海军的前线基地。1943年6月3日，日本出动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直取中途岛、阿留申群岛等地。美国海军情报机构事先截获了日本的密电，制定了迎敌方案，严阵以待，最终日本损失惨重。这次战役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美国从此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

就在这一年，意大利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墨索里尼下台，伊曼努尔组织了一个新内阁，马上向盟军投降，退出了轴心国集团转而对德宣战。

诺曼底登陆 1944年6月6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两栖登陆作战开始了。盟军三个伞兵师率先向法国境内空降，然后英美数千家轰炸机猛烈轰炸登陆地点。清晨，盟军开始在法国诺曼底海岸的5个滩头登陆，在海滩上建立了牢固的支撑点。两个月后在巴黎人民起义的配合下，法军进入巴黎，至此诺曼底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开辟了欧洲战场，给了德军毁灭性的打击。

1945年，希特勒在苏军攻克柏林的炮声中自杀。5月7日，德国政府代表向美、英、苏三方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第二天柏林举行了德国无条件的投降仪式。至此，二战的欧洲战场结束。随后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但日本政府仍决心顽抗到底。中国国民党的正面抗击和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开辟，打击了日军妄图占领亚洲东部的狂妄计划。德国投降后，苏联红军开始出动攻击日本，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同意无条件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生死大搏斗中，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波及20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0%），战火燃及欧、亚、非、美、大洋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作战区域面积为2200万平方公里，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1.1亿人，因战争死亡的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直接军费开支总计约1.3万亿美元，占交战国国民总收入的60%～70%，参战国物资总损失价值达4万亿美元。

在亚洲，中国战场担负着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任务。在欧洲，苏德战场为主要战场。

中国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中国死伤人数达3500万，占二次大战参战国死亡总人数的42%。其中，死亡人数达21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死亡30万人以上。按1937年的比价计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

苏联是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主战场，二战参战国蒙受的全部损失中有41%是苏联的损失。据俄罗斯公布的材料，苏联在1941年到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因战争死亡2700万人，其中苏联红军牺牲866.84万人；物质损失按照1941年的价格计算达6790亿卢布。

美国和英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成员，它们也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重大代价。据战史材料，美国共有40多万人在二战中丧生，英国有27万军人在战争中死亡，法国则最少，有约20万人阵亡。

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是发动二战的元凶，遭到了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严厉惩罚。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也使这些国家国内的民众深受其害。

也正是由于这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英、美、苏、法为首的同盟国在1945年10月24日发起成立了联合国，中、美、苏、英、法则成为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第三章 冷战中的世界（1946年～1990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又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中南海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等人及全体委员们宣布就职。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日北京各界群众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庆祝活动。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早在1948年，美国背离了二战时盟国达成的使朝鲜自由独立的《开罗宣言》，在朝鲜南方进行选举，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1950年6月，在联合国的名义下，欧美国家组成了以美国为首的15国“联合国军”，扩大了对朝鲜的武装干涉，同时美国派海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和捍卫新生的中国，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政策，组织了以彭德怀为总司令兼政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经过3年和海、陆、空军力占绝对优势的美军苦战，终于把美国侵略者赶回“三八线”，迫使他们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在埃及，1952年7月23日，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领导了一场革命，推翻了马穆鲁克王朝。领导人组合了革命指导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构，掌握国家政权。他们没收王室土地和7500万英镑的王室财产，取消社会等级和贵族封号。这就是埃及的“七月革命”。随后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解散，最后一批英军撤离埃及，宣告了英国对埃及74年殖民占领的终结。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击败了马蒂斯塔独裁政权，建立了“古巴人民共和国”。1962年，苏联以包围古巴为名，把伊尔-28型轰炸机和中程导弹运进古巴，这一行为被美国U-2侦察机发现。10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武装封锁古巴，四天后，苏联共产党书记赫鲁晓夫提出愿意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从古巴撤走导弹，肯尼迪同时也宣布取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12月6日，美国宣布苏联轰炸机已全部撤离古巴，“古巴导弹危机”宣告结束。

为争夺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胡志明在河内建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和法国进行了长达9年的战争。1954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援助下，北越在“奠边府战役”中赢得对法军的决定性胜利，法国撤出越南北部。

1964年8月5日，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派遣飞机轰炸越南北部的沿海港口。随后美国总统调动武装部队、扩大侵越战争的权力，自1965年2月7日开始，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3月8日，美国首批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南方登陆，直接参加了侵越战争，使越南战争升级。自此美国陷入了越战的泥潭，一直持续到了1975年，美国因国内的反战浪潮，逐步将军队撤出越南。北越军和南越共产党最终打败了南越政府军队，统一了越南全境。

1966年5月和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第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召开。当时毛泽东错误地认为一大批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社会各界里，号召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冲击中，中国许多地方的政府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生停课、农村大片土地荒芜。从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场长达10年的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阻碍了国家的发展。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在英、美的纵容下，出动大批陆空部队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突然袭击，遭到这些国家军队的英勇抗击，从而开始了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中东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埃及于6月6日关闭苏伊士运河的通道。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纷纷宣布停止对美、英出口石油。埃及等许多阿拉伯国家同美、英断交。随后几天，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在丧失大片土地的情况下，被迫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先后停火。

1969年，7月18日美国东部夏令时下午4点17分，“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在离开地球3天的宇宙飞行后，把登月舱安全地送达月球。登月舱在月球的“静海”平原上安全着陆。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身穿笨重的太空服，小心翼翼地从登月舱的舱口挪动出来，走下短梯，踏上月球表面松软如粉的土壤时，人类登上月球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和周恩来总理签订了声明，宣告中日长期存在的不正常状态结束，日本对过去发动的侵华战争表示深刻反省。双方宣布，两国都不应该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自此中、日恢复外交关系，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持久和平的友好关系。同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也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之后到了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结束了长达30年的敌对状态。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提出了按经济规律来指导国民经济工作，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等重要的政策方针，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开始走自己的路。

伊朗和伊拉克长期以来存在着边界争端和宗教矛盾，经常发生武装冲突。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下令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威慑性打击”。这一天，伊拉克空军的大批米格战斗机对包括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的马赫拉巴德空军基地在内的10个大型机场和空军基地进行空袭。次日凌晨，7万伊拉克军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在北至希林堡、南到阿巴丹的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分路向伊朗境内发动大规模进攻，“两伊战争”爆发。8年以后，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致强烈要求下，两国均无条件停战，两国的分界线恢复到了战前的情况。

第四章 世界新形势（1990年～2001年）

1991年8月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表命令宣布由他来履行总统职务，并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紧急状态。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12月12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解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发生的最为重大的事件，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正式结束了东、西方对峙的“冷战”。

而1945年建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1990年实施了多党制以后，南共联盟丧失了领导地位。1991年6月25日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两个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联邦人民军进行干预，双方发生了流血冲突，这标志着南斯拉夫内战的开始。随着内战的升级，南斯拉夫这个联邦制国家陷入了分裂和解体的状态。1992年4月27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举行会议，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新宪法。这部宪法宣告了一个新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正式成立。

在中东，随着两伊战争的结束和世界两极体系的瓦解，伊拉克、科威特争端又突出起来。从伊拉克方面来说，它希望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迅速实现国家的发展，具体说就是解决长期困扰它的出海口问题，免除两伊战争中欠下的巨额债务，成为海湾的地区性强国。1990年7月中旬，由于石油政策、领土纠纷、债务等问题，伊拉克与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争端突然公开化，在向科威特提出一系列要求遭到拒绝后，伊拉克在8月2日凌晨，向科威特发起突然进攻。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三个师越过伊科边界，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萨巴赫仓促中携部分王室成员逃到附近美国军舰上。上午9时，伊军基本控制了科威特市，下午4时，伊军占领了科威特全境，并将科威特划归其第19个省。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引起了全世界极大震惊，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1991年1月17日凌晨2时，导弹呼啸声骤然而至，撕裂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宁静，巴格达顿时陷入了战火硝烟之中——震惊世界的“海湾战争”爆发了。2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发动地面攻势，他们采用空地一体协调作战的形式，歼灭了伊拉克军队数十万人。28日，伊拉克宣布无条件接受联合国所有决议，战争结束。海湾战争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实现缓和后，西方国家以武力联合处理地区冲突的一次尝试，它标志着美国全球军事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政府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隆重举行。1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大厅里面响起，随后江泽民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现在成立。当天零点38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顺利抵达营区，接管香港防务。同样的在1999年12月20日，离散400多年的澳门也回归祖国，中国的统一大业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国政府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为解决台湾问题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开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韩国金融形式于11月开始出现严重恶化，形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又一次风潮。至此，东南亚金融风暴已经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蔓延引起国际社会的忧虑，范围之广、影响之严重、程度之深都是战后所未有的。

1999年1月1日，“欧元”开始在银行记账、结算、支票等非现金交易中使用。三年后，欧元现钞开始在市场上流通，2002年6月30日，各成员国的旧货币失效，取而代之的是欧元的全面流通。欧元的诞生是战后国际金融界出现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把使用欧元的这些欧洲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人类基因组计划

200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与英国首相布莱尔通过卫星传输联合宣言：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基因草图终于绘制完成。这一消息震动了全世界，人们普遍认为，绘出基因工作草图是科学界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就，是一项可以与人类登上月球相提并论的伟大发现。绘制人类基因图谱是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宏伟目标，这项计划于1990年正式启动，历时10年，耗费数十亿美元。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国，以后可以全面参与“世贸组织”的各项工作，全面享受“世贸组织”赋予其成员的各项权利。这不仅促进了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还有助于多国贸易体制的发展。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波音767型客机撞击了纽约市中心110层的世贸大楼，造成了大楼起火。随后，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另一驾飞机撞击了世贸中心姊妹楼的另一栋。时间发生在上班时间，大约有5万人在这两座大楼里工作。这两座楼受撞击后在一个小时内发生了大规模坍塌，有超过1000人在这次袭击中伤亡。全世界人民对在美国首都的核心地方发生这样的恐怖事件深感震惊。我是从哪里来？

我为什么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朋友们，你的脑子中是不是经常浮现出这样的疑问？对于这些问题，可以用哲学的理论来为你解答，如果要我来说，我会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偶然的。

我们居住的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只是它的外面附着一层薄薄的岩石圈，大概有385千米～395千米厚，地球表面的地质运动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在岩石圈的下面，有一个软流圈，其中的物质可以变形或做水平方向的流动。在软流圈的下面，是主要由铁、镍元素组成的地核，半径大概有3480千米。

在浩渺的宇宙中，地球就像沙漠里的一颗沙粒一样渺小，但它却是万亿颗星球里面最幸运的一颗。它和它的恒星离得不近不远，使得他可以由一个炙热的火球慢慢冷却，从而形成表面的地壳，而燃烧的内部经常突破地壳喷出大量的气体，从而形成了原始的大气，其中的水蒸气则凝结成水，变成了海洋。由于合适的距离，地球表面的水不会被太阳蒸干，而地球本身的大小又有足够的引力吸引住大气层。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下，地球表面形成了臭氧层、电离层等保护层，就像是沙漠中天然营造出的一个温室一样，从而孕育出了地球上的生命。

早期的原始海洋里面并没有生命，也许是忽然有一天，一道闪电划过或是其他的原因，在地球上形成了核酸和蛋白质组成的大分子，这可以看作是最原始的生命。

就这样，在一个幸运的星球上和一个偶然的条件下形成了原始的生命。

这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里飘荡了几百万年，它们有的在适宜的地方扎下了根，后来就变成了植物；有的则为了躲避恶劣的环境而不断游走，最终形成了动物。总之，这些早期的生命，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自己生存的环境。

在距今6亿年-2.5亿年的古生代，海洋中出现了很多无脊椎动物，之后鱼类出现并大批繁殖。有一种可以用鳍爬行的鱼，它可以爬上陆地生存，成为了陆上脊椎动物的祖先，自此，两栖类动物在世界上出现了。在这一时间里，植物也蔓延到了陆地上，出现了几十米高的蕨类植物，组成了茂密的森林，后来就形成了我们今天大片的煤田。

到了距今2.5亿年-0.7亿年的中生代，有些两栖动物开始在陆地上定居，这就是爬行动物。他们和昆虫一起称霸陆地，为了在松软的土壤上奔跑，它们变得四肢粗壮，体型巨大，这些爬行动物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恐龙”的生物。

到了中生代的侏罗纪，整个世界都被这种庞然大物和比蕨类植物更适应环境的裸子植物占领，它们的尸体，经历了世界沧海桑田的变化之后，形成了今日大片的油田和煤矿。

后来，一部分爬行动物开始爬到上百米高的树顶生活，它们迫于生存渐渐学会了在在树林中跳跃，经过长时间的进化，他们的身体上肢和下肢脚趾间形成了一种薄膜可以帮助它们滑行，并覆盖着羽毛，它们的尾巴可以用来控制方向，就这样，诞生了最初的鸟类。

到了白垩纪晚期，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件，使得这些统治地球千百万年的爬行动物遭到了毁灭性的灾难，大型动物种群悉数消失，只有一些体型较小的爬行动物存活下来。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件导致恐龙灭绝，我们今天仍无从知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地球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环境的恶劣更加推进了物种的进化。这时候，哺乳动物出现了，这些褪去了坚硬的鳞甲、周身长满毛发的动物比其他的动物更能保证自己种族的延续，它们的受精卵藏在体内，直到它们孵化；在子女还无法应付自然界的各种天敌的时候，它们把子女留在身边，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子女的生存机会，同时，在这一阶段，幼年的哺乳动物可以跟母亲学到很多生活的本领。

在距今7000万年左右的新生代，地壳活跃，火山频繁，落基山、安第斯山和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等山脉就是在这时候崛起的，当时的海洋大陆轮廓也基本有了今天的轮廓。新生代的被子植物大发展，很快取代了裸子植物，同时，爬行动物大部分都已经灭绝，取而代之的是哺乳动物的繁盛，所以我们又把新生代叫做“哺乳动物时代”或者“被子植物时代”，这一时期的生物面貌已经基本和现代一致。

哺乳动物的“社会”比较爬行动物的“社会”是一种进步，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良好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哺乳动物的社会是个有“感情”的社会。它们从一出生就和父母在一起，母亲对它哺乳，对它进行生存能力的培养，这样有了“学习”的存在，另外还有彼此间的警告、鸣叫等配合行为，有了“联系”的存在。通过彼此间的配合与学习，使哺乳动物的脑容量不断增加，也形成了真正的社会性动物，这种集体性靠它们内部的感应力来维持，这也预示一种高智商动物的社会即将到来。

新生代哺乳动物为了适应生活已经分化出了各种门类，我们熟知的剑齿虎、猛犸象以及驯鹿等动物都已经在这一时期出现，大约在距今4000万年前，最初的猿和狐猿已经出现了，后来又分化出两个种类——猴和猿，之后灵长类也登上了地球的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灵长类脑部很不发达，它们为了适应恶劣的环境，不得不群居在一起，相互的沟通和交流使他们的脑容量迅速扩大。到了新生代中期，一种一半像猴、一半像猿的灵长类出现了，这种灵长类，就是人类的先祖，我们叫它们“古代类人猿”。他们彼此间的配合，相互照顾，逐渐地成为地球上最好的猎手，并且能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生。他们用脑子来掌握自己种族的命运，把自己的命运和集体联系在一起，成群结队地活动，最初为了互相联系，他们从口中发出一种奇怪的呼噜声，后来经过几百万年的发展，他们学会了用喉音传达感情，同时，他们的舌头也变得很灵活，使他们能发出更多种类的声音。不仅如此，他们还学会了用前肢捕捉猎物，经过长期的发展，进化出了类似手掌的前爪，后来，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他们学会了用两条后腿站立，并能保持身体的平衡，这样，就把两个前肢解放出来了，它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就这样，人类的历史即将到来。

地球地质年代的分期

根据生物的发展和地层形成的顺序，按地壳的发展历史划分的若干自然阶段，叫做地质年代。“宙”、“代”、“纪”、“世”分指地质年代分期的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地质年代分期的第一级是宙，分为太古宙、元古宙和显生宙。

太古宙——地质年代分期的第一个宙，约开始于40亿年前，结束于25亿年前。这一时期，形成了最古的陆地基础，晚期有菌类和低等藻类存在。

元古宙——地质年代分期的第二个宙，约开始于25亿年前，结束于5.7亿年前，这一时期，藻类和菌类开始繁盛，晚期无脊椎动物出现。

显生宙——地质年代分期的第三个宙，分为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

古生代——显生宙的第一个代，约开始于5.7亿年前，结束于2.5亿年前，分为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这一时期生物界开始繁盛，动物以无脊椎动物为主，脊椎动物有鱼和两栖动物出现；植物有蕨类和石松等，松柏也在这个时期出现。

寒武纪——古生代的第一个纪，约开始于5.7亿年前，结束于5.1亿年前。这一时期陆地下沉，北半球大部被海水淹没，生物群以无脊椎动物尤其是三叶虫、低等腕足类为主，红藻、绿藻等开始繁盛。

奥陶纪——古生代的第二个纪，约开始于5.1亿年前，结束于4.38亿年前。这一时期出现了板足鲞类，也有珊瑚，藻类繁盛。

志留纪——古生代的第三个纪，约开始于4.38亿年前，结束于4.1亿年前。这一时期有强烈的造山运动，生物群中腕足类和珊瑚繁荣，无颌类发育，晚期出现了原始鱼类，末期出现了原始陆生植物裸蕨。

泥盆纪——古生代的第四个纪，约开始于4.1亿年前，结束于3.55亿年前。昆虫和原始两栖类孕育，鱼类发展，蕨类和原始裸子植物出现。

石炭纪——古生代的第五个纪，约开始于3.55亿年前，结束于2.9亿年前。这一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植物茂盛，埋藏在地下经炭化和变质而形成煤层，故名。动物中出现了两栖类，植物中出现了羊齿植物和松柏。

二叠纪——古生代的最后一个纪，约开始于2.9亿年前，结束于2.5亿年前。这一时期，地壳构造运动强烈，动物中的菊石类、原始爬虫动物和植物中的松柏、苏铁等发展起来。

中生代——显生宙的第二个代，约开始于2.5亿年前，结束于6500万年前，分为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这一时期的主要动物是爬行动物，恐龙繁盛，哺乳类和鸟类开始出现，无脊椎动物主要是菊石类和箭石类，植物主要是银杏、苏铁和松柏。

三叠纪——中生代的第一个纪，约开始于2.5亿年前，结束于2.05亿年前。这一时期动物多为头足类、甲壳类、鱼类、两栖类、爬行动物，植物主要是苏铁、松柏、银杏、木贼和蕨类。

侏罗纪——中生代的第二个纪，约开始于2.05亿年前，结束于1.35亿年前。这一时期爬行动物非常发达，出现了巨大的恐龙、空中飞龙和始祖鸟，植物中苏铁、银杏最繁盛。

白垩纪——中生代的第三个纪，约开始于1.35亿年前，结束于6500万年前。这一时期，造山运动非常剧烈，我国许多山脉都在这时形成。动物中以恐龙为最盛，但在末期逐渐灭绝，鱼类和鸟类发达，哺乳动物开始出现，植物中被子植物出现，显花植物繁盛，也出现了热带植物和阔叶树。

新生代——显生宙的第三个代，约从6500万年前至今，分为古近纪（老第三纪）、新近纪（新第三纪）和第四纪。这一时期地壳有强烈的造山运动，中生代的爬行动物绝迹，哺乳动物繁盛，生物高度发展，后期有人类出现。

古近纪——新生代的第一个纪，约开始于6500万年前，结束于2300万年前。这一时期，哺乳动物除陆地生活的以外，空中有蝙蝠、水里有鲸类等，被子植物繁盛。

新近纪——新生代的第二个纪，约开始于2300万年前，结束于160万年前。这一时期，哺乳动物继续发展，形体变大，一些古老类型灭绝，高等植物同现代类似，低等植物硅藻多见。

第四纪——新生代的第三个纪，即新生代的最后一个纪，也是地质年代分期的最后一个纪，约开始于160万年前，直到今天。在这个时期里，有多次冰川作用，地壳与动植物等已与现代轮廓，初期开始出现人类的祖先（如北京猿人、尼安德特人）。

在新生代的中期，哺乳动物发展，出现了大脑相对发达的“古代类人猿”，它们虽然有一定的社会组织，一起配合捕猎觅食，但他们还称不上“人”，因为他们几乎还没有现代人的特征。上一节我们已经讲过，古代类人猿通过集体生活，学会了用语言交流和直立行走，逐渐使自身成为自然界生存竞争中的佼佼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人类的祖先其实是一种外表丑陋的动物，他们的身材比现代人矮小很多，皮肤是暗棕色，覆盖着粗糙的毛发，手指强而有力，前额深陷，下颌突出。我们人类对最早祖先的描述做不到很详细，只能从考古发现的化石去推测他们的外形，他们不会制造工具，也不修建房屋，他们从出生到死去，除了给我们留下几根锁骨和头骨的碎片再也没有什么线索让我们可以查询。我们只知道在千百万年前，有那么一群由猿进化而来的动物，生活在平原和森林里，它们和人类有着必然的联系。

对于猿人的历史，我们不妨就从我们今天发现的化石的角度来理解那个年代。

现在所知的最早的古猿是原上猿。1908年R.马克格拉夫于在埃及法雍发现一件右下颌骨化石，带犬卤、2枚前臼齿及3枚臼齿，1910年施洛塞尔将它命名为原上猿海克尔种。这类化石以后又在肯尼亚及欧洲等地发现，目前认为它是处于接近猴类和猿类的共同祖先的位置。1966～1967年，也是在埃及法雍，又发现了埃及古猿，它们用四足行走并能臂悬行动，在攀援的时候，前肢和后肢已经有了不同的用途，为手脚的分化创造了条件。人类的学者认为，它们是人类和现代类人猿的共通祖先。

在距今约1400～800万年前，是腊玛古猿的生活年代，它们的吻部短缩，齿弓向后张开，牙齿排列紧密，犬齿小，颊齿齿冠宽短，下颌第一前臼齿是双尖型，臼齿釉质很厚。这些特点都与人类相似，因此，人们把腊玛古猿看做是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早期代表。

在遥远的非洲南部，人们发现了另一类古猿的化石，叫做南方古猿或南猿。这是一种新类型的古猿，生活在距今500～300万年前，也是从原始古猿过渡到人类的类型，它们能治理行走，脑容量接近500毫升，其结构比较复杂，很可能已经有了语言能力。

近几十年来，南方古猿这类动物的化石在非洲东部某些地区也陆续有所发现，而且材料更加丰富。现在所知道的南方古猿包括几个不同的种。有的身体粗壮，脑子比较大；有的身体比较矮，脑子比较小；有的带有类人猿的特征比较明显；有的明显属于人的类型。因此，现在对它们在人类进化中的确实位置，存在意见分歧。有的认为它们是人类进化中的旁支，以后绝灭了。有的认为至少其中有一种是直立人的祖先。特别是在东非发现某些南方古猿化石的地方，也发现一些粗糙的石器，因此有人把这种南方古猿叫做“能人”。

“能人”是最早被人类公认为人类物种，它们的下肢能够直立行走，拇指能够与其他四指对握，已经能够使用石器工具。

距今155万～30万年前，晚期猿人出现。晚期猿人也叫做“直立人”，它们头骨扁平，骨壁厚，眼眶上脊粗壮，脑容量明显增大，从800毫升～1200毫升左右，平均人高为160厘米，其下肢已经和现代人类没什么明显的差异了，这说明，直立行走的姿势在这一阶段已经发展得很完善了。晚期猿人的代表有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猿人、德国的海德堡猿人、中国的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其中，北京猿人是从猿到现代人的明确标志。

北京猿人于1929年发现于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现在已经获得40多个不同年龄的男女个体以及无数的石器、骨器和用火的痕迹。它们比现代人稍矮，男高约162厘米，女高约152厘米，四肢具备现代人形，脑容量为1075毫升。

猿人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智人”，即“智慧的人”，其中又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两个发展阶段。

早期智人与现代人更为接近，但仍带有许多原始性质，不仅会保存天然火，还学会了人工取火。它们的生存年代大约距今30万年到5万年前，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除了欧洲、北非、东南亚外，世界各地都有早期智人的发现，比如中国的丁村人、长阳人、马坝人，爪哇的梭罗人等。早期的指认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公社时代。

1856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城附近的尼安德特河谷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它们是穴居者，洞穴的入口有时用石块砌小，岩穴也常常用这种方法加以改善。他们使用火，猎取一些小的和中等大小的动物，并且吃其他大型食肉动物吃剩下的猎物。他们制造并使用各样的石制工具和木制长矛，但是它们没有使用弓箭。尼安德塔人单独或成群地埋葬死者，也照料生病或受伤的人。用作牺牲的动物常常和人的骨骼一起被发现，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始奉行某种原始的宗教。

但是尼安德特人并不被认为是现代人的祖先，即他们属于尼安德塔人种和智人种。现代人从15万年前在非洲出现，大概在5万年前离开非洲，3万5千年前到达欧洲，尼安德塔人与现代人形成种系发生上的平行系群。3万多年前，随着冰川蔓延过整个欧洲大陆，尼安德特人便灭绝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迷人的奥秘之一，他们就像爬行动物中恐龙，突然在地球上销声匿迹。关于它们的灭亡原因，有着各种猜测，有的说气候突然变得寒冷，它们不能适应食物的变化而导致灭亡，有的说气候突然寒冷，它们为了避寒而躲进山谷，群体之间缺乏联系，近亲交配增多而导致灭亡，也有的说是现代人与它们的竞争，直接导致了尼安德塔人的灭亡。

晚期智人又称新人，它们生活在距今5万～1万年前。1868年在法国克罗马努的一个山洞中，发现了三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颅骨，它们生活在2万～3万年前，因此我们常称新人为克罗马努人。从发现的遗迹来看，他们的分布范围很广，有山洞，也有平原。他们的体质特征是：额部较垂直，眉嵴微弱；颜面广阔，下颏明显；身体较高，脑容量大。这些特征已很接近现代人，它们智力发达，已学会钻木取火，思想和语言丰富，会制作各种艺术品，如洞穴壁画、各种首饰等，会制造复杂的石器，但还没有学会制造磨制的石器，所以他们的文化还是属于旧石器时代。

我国广西的柳江人、内蒙的河套人、四川的资阳人、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等，均属新人类型。

山顶洞人是1933年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顶部的山洞里发现的，这说明他们也是穴居的人。当时发现的山顶洞人的化石是8个人的骨骼，其中包括三个成年人的头骨。从这些骨骼化石看，他们的体质已经和现代人区别不大，比如他们的前额已经升起很多，眉嵴也不怎么突出了，唇部收缩，下颏出现了，脑容量也跟现代完全一致。他们具有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因此有理由认为他们就是原始的蒙古人种，他们的骨骼而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特别接近。当时人们在山顶洞人的洞穴里发现一枚长82毫米的骨针，这说明他们已在用兽皮缝制衣服了，还有穿孔的兽牙和贝壳等装饰品，说明他们已达相当高的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洞里还找到一块大鲩鱼的上眼骨，推知该鱼长达80厘米，这说明他们已有相当高的捕鱼技术。当时的社会，男女已有明确分工：男人打猎捕鱼，女人采集和管理氏族的内部事务。它们实行群婚制，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妇女是氏族的中心。

资阳人是1951年修建成渝铁路时在四川省资阳县发现的，从发现的骨骼化石来看，他们和山顶洞人比较相似，但是比他们原始一些，具有北京猿人和现代蒙古人种的一些特征。而1958年在广西柳江通天岩洞穴里发现的柳江人，比山顶洞人和资阳人更加原始，他们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晚期智人化石。

那么，晚期智人跟现代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其实他们的区别不在于体质的差异，而是在于劳动力和文化的高低。比如说，山顶洞人和克罗马努人只会把石头、骨头和木棍制成许多工具，还不懂得利用金属；他们虽然能够用火和人工取火，但是他们还不懂得制造陶器；他们是很好的猎人，能捕捉到各种野兽，但是他们还不懂得把野兽变成家畜；他们会采集多种植物的果实和根，但是他们还不懂得把野草变成植物、把野生树木变成果树。后来他们在长期的劳动中，渐渐地学会了这些，智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劳动经验和技能不断提高。他们在后期，有了石灯，懂得利用野兽的脂肪来做燃料，他们可以在平原上架设窝棚居住，人们甚至发现在他们居住过的地方，发现过大约10万匹马的骨骼和35000件时期，这说明他们在那里已经形成村落了。

从猿人发展到智人，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两个重要的阶段，我们可以称南方古猿是“正在形成中的人”和“本能的人”，那么，智人就已经是“完全形成的人”和“自觉的人”了。

人类从古猿发展到现代人，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劳动的推动作用，恩格斯说过“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自然辩证法》第154页），是劳动使人类在面对自然界的竞争时取得优势，并不断地发展自身，才造就了人类灿烂的文化。

延伸阅读：

三大人种的形成

人们根据人类的皮肤、眼睛、头发颜色和其他体质特征把人类分为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他们形成于距今5万年前晚期智人的形成时期。三大人种的形成主要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比如他们的肤色差异和地理分布上有着规律性：纬度升高，太阳紫外线的辐射减弱，人类的肤色也就由深变浅，由黑变白，这是因为黑色素有强烈的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可以保护皮肤不受紫外线的伤害。此外，在人类种族的发展过程中，还有社会因素的影响。

黄种人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中亚和东亚的干燥草原和半沙漠地带，他们的头发硬直，胡须少，颧骨明显突出，脸宽大，鼻子宽度中等，美洲人较亚洲人鼻子更加突出。

白种人最早是在南欧、北非和西南亚地区形成的，他们有直发也有波浪发，较柔软，胡须发达，鼻子显著突出，鼻孔纵径较大，唇正且薄，嘴的宽度较小。

黑种人起源于非洲东北部，后扩展到非洲其他地区，他们的头发呈波浪或者卷发，鼻宽且矮鼻孔横径较大，唇凸且厚，嘴的宽度较大。

人类为了在自然界的生存，不断地同自然界抗争，在这种抗争中获得了自身的提高，最终成为了自然界独具统治力的高等动物。人类从古猿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步进化为现代人的历史，也是人类依靠自身的智慧，通过解放出来的双手“劳动”改造世界的过程。

从距今200万～300万年前人类的出现，到距今6000～4000年左右铜器的出现，这段时间被称作“石器时代”。它是指人们用石头作为工具的时代，随着时代的推进，人们使用的石器也在不断演进，人们根据原始人类石器工具的形状和使用的复杂程度，把石器时代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时期。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约270万年前～15000年前）

这是一个漫长的时代，几乎占据人类历史的99.6%。旧石器时代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人制造的石器很简单，加工粗糙，形状简陋，类型也很少，但它们却是当时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工具，这些工具用作打猎和采集。

以北京猿人为例，他们使用石器和木棍来猎取野兽，并懂得采集果子来充饥，主要居住于山洞中，已经掌握了使用火的技术，并会砍取树木作燃料。这一时期的另一代表是阿舍利文化，因发现于法国亚眠市圣阿舍尔得名。它的代表性石器是手斧，这是一种用骨棒或木棒打制而成的工具，它器身薄，刃缘规整，左右对称，是晚期猿人和早期智人的工具制作中最早出现的一种规范。另外还发现了它们的砍砸器和刮削器，这些石片是在修理石斧时产生的。

旧石器时代中期（约30万～5万年前），石器的制作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人类发明了利用石砧打制石器的方法，能够制作出尖状利器和刮削器，并有一批新型的工具出现，它们把兽骨、兽角或燧石装在木棒上做成长矛，把石片装在骨制的把柄上做成刮削器，还出现了远距离攻击武器——投矛器和投石器。更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在8.3万年前，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狩猎的需要，人们发明了弓箭，这是一种远程的攻击武器，射程可达80～100米。弓箭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渔猎的发展，使人类可以经常得到肉类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这一时期的代表文化是中国的丁村文化和欧洲的姆斯特文化。

到了距今5万～1.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使用的石器更加规整、美观、适用，形状也更加多样，这说明了这一时期的石器制造逐渐向专用化演进。

在澳大利亚曾发现过这一时期的一把磨制石斧，大约是2万年前制作的，这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掌握磨制石器的技术，另外，连接上木柄的骨器和角器也更加流行。

工具的进步说明了生产力的进步，说明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提高。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建造房屋，过着半定居的生活，用石器、骨器、罗网、陷阱等方式猎取动物，生活安定，也带来了早期的艺术萌芽。发现于澳大利亚的马格德林文化（距今1.7万年～1.1万年），他们的绘画和雕刻艺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骨棒上常常刻有各种动物的图像；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洞穴中也留着这一时期的绘画，姿势生动，惟妙惟肖。

我们今天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发展，是以石器工具的演进为线索的。整个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学会了用火，中期出现了骨器，晚期学会制造简单的组合工具。劳动工具不断不断发展，积极地影响着人类其他方面的进步，带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带动了人们不断更新发展新的劳动工具，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早期，出现了以“血缘家族”为形式的社会组织，大概形成于200万年前，这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里，婚姻是按照班辈来划分的，所有同辈的女子是所有同辈的男子共同的妻子，同样，所有同辈的男子也是所有同辈女子共同的丈夫（包括亲兄弟姐妹）。这种家族形式排斥了母子父女之间的性关系，使人类逐渐避免因原始群乱婚所造成的人口繁殖能力和体质低下现象的延续，和原始群的杂婚相比，这种婚姻形态无疑是一大进步。在血缘家族阶段，一个血缘家族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和经济共同体。在它的内部，有了两性间的社会分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人们集体生产，共同消费。血缘家族是氏族社会产生的基础。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生活资料不易获得，所以这种集团不可能很大，一般只有二十至四十人左右。为了寻找食物，整个集团不得不经常过着游荡的生活，因此集团与集团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人类对火的使用和掌握，是人类第一次利用自然之力改造世界的一次重大实践。人们在发掘170万年前生活在我国云南的元谋人的遗迹的时候，发现了三米多厚的炭层，这说明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已经学会了使用火。在对距今30万年前的北京人居住过的洞穴里，发现了厚达6米的灰烬层，则和谐灰烬成堆分布，其中有属于紫荆树的木炭和大量烧过的兽骨，这是北京人使用火和控制火的证据。

火的使用，最直接的作用是使人类可以吃到熟食，从而减少疾病，促进大脑的发育和体质的进化，同时也是人类食物的来源更加广泛，使人告别的茹毛饮血的时代。火还给人类带来了温暖，使人类的活动范围不再受气候和地域的影响。此外，火还是原始人类重要的狩猎手段，人们用它来驱赶野兽，提高了狩猎能力；原始的农业也是起源于“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手工业更是离不开火，弓箭、木矛需要火来矫正，陶器需要火来烧制。总之，火的使用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

距今一万年前左右，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是磨光石器生产工具的使用，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人们还发明了在磨制石器上钻孔的技术。此外，这一时期的人类发明了制陶技术，原始农业和养畜业也随着采集和狩猎技术的进步而产生了。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地文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特点也是多种多样，所以并不是这三个特征全都齐备才能说它们处于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界限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基本上，在一万年前，大多数的人类已经过渡到了新石器时代。

在距今约8000年前西亚、东亚和美洲，出现了最早的农业。当时的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的过程中，熟悉了一些适合使用植物的生长规律，开始进行人种栽培。他们放火烧荒，然后在烧过的土地上播种，使用的工具从木棒发展到用骨头、石器制造的复合工具。农业的产生式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几乎同时，长期的狩猎经验使原始的人类熟悉了动物的习性，开始进行人工驯化养殖，到了新时期时代，原始的畜牧业变得很普遍。在公元前7000年，伊朗高原就已经开始饲养山羊，亚洲、欧洲的部分地区也开始驯养牛，到了公元前2000多年，亚洲已经把鸡、鸭、鸽等驯养为家禽。

农业和畜牧养殖业产生和发展，使人们从此有了定居的条件，再无需迫于生计四处迁徙，从而给大村落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原始的手工业如制陶、制革、编织等已经出现，它们是从属于农业的，发展到后来，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生产力和交换的发展对手工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金属铸造、制陶、纺织、榨油、酿酒、造船、建筑等手工业日益专门化和复杂化。

大约在距今5万～4万年前，原始的绘画产生了，这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形式。这些绘画一般都是绘制在洞穴的墙壁上阳光找不到的地方，绘画者一般是站在同伴肩上或者仰卧着作画，据今人推知，这可能是一种宗教行为，做画人正在施行巫术，目的可能是希望获取更多的猎物。后来，绘制在陶器上的各种纹饰更加丰富多样，比如中国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上出现了以各种富有装饰性的鱼纹、人面鱼纹为主要内容，并杂有人面纹、鹿纹、蛙纹、鸟纹等动物的纹饰。其中部分器物的纹饰处理上还呈现出鱼和鸟相结合的形象与鱼、鸟、人面复合的图像，如鸟衔鱼纹等，图像较写实，组合巧妙，显示出了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丰富的想象力。

原始人在表达感情或者举行宗教仪式，多用歌唱和舞蹈，这样原始的乐器也应运而生。在10000年前，原始人就用打击木板、石块的方法助兴。鼓是人类最原始的乐器，在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类遗址中多有使用鼓的痕迹。1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了十六支骨笛，距今8000多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是后世竖笛或洞箫类乐器的鼻祖。当时的人们利用此笛吹奏出有节奏的音符，以此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神灵的尊敬。

原始的宗教萌芽于距今20万年～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最早，人们把工具和兽骨葬在死者身边，供其灵魂使用。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图腾崇拜（“图腾”一词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他的族类”）观念，认为一个氏族的成员来自一定的动植物，因此对其加以崇拜，此外还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等形式。当时的人们以集体的力量和简陋的工具与自然界作斗争时，一方面逐步认识到人们的生产活动与某些自然现象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受着自然界的沉重压迫，对自然界的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得不到正确的理解。于是，恐惧与希望交织在一起，对许多自然现象作出歪曲的颠倒的反映，把自然现象神化，由此产生了原始的宗教。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是以氏族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以血缘纽带和血统世系相联结的社会组织形式。氏族内成员地位平等，无阶级无剥削，族长是管理首领，一般由氏族成员选举或撤换；氏族禁止内部通婚；死后遗产留在氏族内，由同族成员继承；同氏族人有相互援助、保护及执行血亲复仇的义务；氏族有自己的名称、共同的宗教节日和墓地。这种社会形式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人类从原始到文明发展的必然经历阶段。

氏族公社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当时一般是男的狩猎、女的采集，出现了男女分工。由于生产力发展，血缘家族成员不断增加，属于同一母系血缘的集团逐渐分离了出来，组成了母系氏族公社。在母系氏族公社里。世系按母亲计算，实行母系继承制；孩子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妇女居于支配地位，除了管理氏族内部，还从事采集和原始农业，使生活的供给比较稳定；男子主要从事狩猎。

到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以父亲为核心的氏族公社。在当时的社会中，妇女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身强力壮的男子转入农牧业和手工业等生产性经济领域，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取得了支配生活资料的权利，并将个人的生活资料首先转化为私有财产，进而产生了将财产传给子女的需要和实践。当时，男子是家族的中心，支配着家庭的成员，支配着生产、生活和公共事务；氏族首领由成年男子担任，世系按父系计算，财产由子女继承；妻子从夫居，建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人口的不断增加，分化出若干个父系家庭公社，仍实行生产资料的共有制，但范围大大缩小。最后，当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开始独立生产生活时，家庭便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氏族制度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我们可以看出，氏族制度的结束，根本原因是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产工具。在原始社会末期，金属器具和工具开始出现，这些工具比石器更加坚固，使用更加方便，逐渐取代了石器工具，成为人们主要的生产工具，也结束了人类几百万年的石器时代。

延伸阅读：

世界人种的形成

在那个时代，世界陆地的轮廓基本上和现在差不多了，也许气候要更湿润一些，中亚的高原应该还是一块适合人类居住的平原，连接美洲和亚洲的白令海峡或许还没有断开。在这之前的时代，世界上的人类从起源经历了大范围了迁徙杂交，也许有许多的种族经历了强盛和衰灭。到底人类发展到今天为什么种族之间差别这么大？要追根溯源的话，恐怕并没有很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我们只知道，到了这个时期，世界主要人种的分支基本上可以分辨出来了。

对于人种的分支，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观点是：“那些居住在温暖的海岸线附近的日石文化的棕色民族，他们是居住在地中海一带的柏柏尔人、埃及人以及许多南方和东方亚洲移民的祖先，后来这一庞大的人种又分处了许多支系，包括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的伊比利亚人、地中海人、暗白人、柏柏尔人和埃及的哈姆族、达罗毗荼人、皮肤黑一点的印度人，大量的加勒比海民族、众多的波利尼西亚人和毛利人。这种棕色人种在西方的分支比在东方的分支肤色要白一些，在中欧和北欧的森林里，有一种蓝眼睛的面目清秀的人种就是从这种棕色人种的主干人种中分化出来的，称作北欧民族；在亚洲东北部的平原上，有着另外一个棕色人种的主干分支——蒙古族，他们的眼角上吊、颧骨高、皮肤发黄、头发黑直。在南部非洲、大洋洲以及亚洲南部的许多岛屿上，残存着古代黑人的后裔，而非洲中部则成了种族混居的地区，现在几乎所有的非洲有色人种都是北方棕色人种和古代色人种的混血后代。”（引自《你应该知道的世界史》第65页【英】威尔斯著焦向阳译九州出版社）

这个时期人类生产能力的进步，基本可以保证他们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因此，现代人种族的大轮廓基本上在这个时期稳定了下来。在这个时期，蒙古人种首次经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然后南下，他们就是美洲的爱斯基摩人。

后记

放眼当下的世界，西方先进文化已把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引领到了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无敌境界，苏联解体、东欧骤变、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已经把追求民主、热爱自由的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欧洲一体化的步伐越来越快；非洲一体化也早已有人提出，那么亚洲怎么办？现在看来，亚洲似乎很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不亦乐乎，而实际上仿佛胜负已定，只是时间未到。

地球村、世界一体化并不是一句空话，而应该是一个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就象这地球一样，有许多的山，有许多的水，但最高的山只有珠穆朗玛峰，最大的水是太平洋，而这并不影响纤尘细水的自由存在。人类的使命并不是相互竞争、自相残杀、相互内耗，而是体现精神的普世价值，是博爱，是自由，是民主，是完善自我之后对外层空间和整个宇宙的自然征服。因为，人的心灵比天空更广阔。世人如果摆不平人与人之的恩怨情仇，谈何广阔的心灵呢？

参考书目

1.纪江红主编：《世界通史》，北京出版社2003年3月版

2.纪江红主编：《世界上下五千年》，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

3.孙洁著：《一生不可不知的历史常识》，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年版

4.【英】H.韦尔斯著、焦向阳译：《你应该知道的世界史》，九州出版社2005年1月版

5.【澳】布莱恩著，何顺果，张梦媛译：《世界简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1月版

6.【美】本特利，齐格勒著，魏凤莲等译：《新全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8.【德】马伊著，王泰智译：《一口气读完世界历史》，海南出版社2004年6月版

9.【美】房龙著，刘海译：《人类的故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

目录

CONTENTS

序言 猝不及防

第一章 流落异邦

公使之晤

“钱乃神也；穆罕默德，其先知也”

和平的代价

第二章 国务卿杰斐逊

海军出世

压榨殆尽

伊顿的出现

第三章 “乔治·华盛顿号”的耻辱

身陷囹圄

海上动物园

第四章 杰斐逊归来

战争与和平

第五章 倒下的旗帜

的黎波里的悲喜闹剧

战争告急

第六章 第一舰队

杰斐逊的指挥官们

迎战规则

港口的海盗

扑朔迷离

第七章 海上冲突

心智相投

言语警告

以静制动

进入战位

炮火连天

捷报传来

第八章 时不待我

挫败与徒劳

杰斐逊先生的秘密

保护法案的签订

第九章 夏季的低迷

实力展示

海盗的新战利品

第二次机会

悠闲之旅

总统的沉思

贝伊的观众

海上烈火

迟来的巡逻

第十章 十月的预言

抵达目的地

危机解除

第十一章 “费城号”的灾害

虎落平阳

再次羞辱

第十二章 月黑风高

俘获敌船

暗度陈仓

哈梅特的选择

一次危险任务

第十三章 的黎波里之战

非和平即战争

威廉·伊顿的间谍行动

一次小胜

班师回国

第十四章 开辟新战线

海军陆战队

寻踪觅迹

与埃及交好

第十五章 沙漠中的生死之战

一波三折

叛乱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占领城堡

第十六章 尘埃落定

止戈散马

第十七章 随风逐流

结语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序言

猝不及防

假想你的战友或同胞身处阿尔及利亚国家监狱或该死的卡斯蒂利亚，有三分之二会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他们曾经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名公民，可现在却是阿尔及尔最悲惨的奴隶。

——理查德·奥布莱恩日记

1790年2月19日

在葡萄牙沿海，一艘船正快速接近“多芬号”，可是理查德·奥布莱恩船长却丝毫没有感到惊慌。这是1785年7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对一艘美国商船来说，友好船只的靠拢应该不足为奇。或许它只是一艘同行商船，需要询问信息或者寻求帮助，或许那艘船的船长想要警告他附近会有海盗出现。

等到奥布莱恩意识到那艘船的敌意时，却为时已晚。面对装备十四门大炮的阿尔及利亚海盗船，美国商船显得是那么弱小无助。嘴叼匕首的突袭队员蜂拥而至，游向“多芬号”的两侧。阿尔及利亚海盗的数量大大超过美国水手，很快便拿下了商船，并宣布所有物资全部归属于他们的国家领袖——阿尔及尔总督。

海盗无情地将奥布莱恩及其手下的鞋子、帽子和头巾夺去，让他们在返航北非海岸的二十天里赤裸裸地曝晒于阳光之下。抵达阿尔及尔之后，这些美国俘虏被游街示众，受围观者嘲讽。

海盗向每名水手发放了一身粗陋不堪的当地服饰和两条毯子。无论水手们被囚禁几个星期还是五十载，这些衣物都是他们在整个囚禁期内唯一能够使用的生活用品。他们被囚禁在围栏之中，以石为床，仰望夜空，炽热的恒星灼烧着双眼，那滋味就像眼睛失去了眼睑，从此永不瞑目。每天晚上，囚营里都要进行一次点名，任何没能及时答到的囚犯都要被绑在柱上，并在次日清晨迎接一顿狠狠的鞭打。

从星期六到下个星期四，“多芬号”的全体船员都要戴着沉重的铁链，与另一艘被俘的“玛丽亚号”的船员一起在山上碎石。星期五是穆斯林的聚礼日，基督教奴隶被迫推着载有大量碎石和泥土的拖车行走两英里，到码头后再将其卸入海中，堆成防波堤。他们在太阳升起之前便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或许只有此时的黑暗才让他们感受到一丝丝凉意，如此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从早餐到午饭，囚犯的伙食只有发霉的面包，还有一碗醋供大伙儿食用，不过碰到好日子，还能得到一些磨碎的橄榄。在囚营里，水是唯一让人觉得慷慨的生活用品。作为船长，奥布莱恩的待遇能稍微好些，不过，他十分担心他的手下会因饥饿而死。

奥布莱恩抵达阿尔及尔两周后便给美国驻法大使托马斯·杰斐逊写信^1，信中提到“我们经历的苦难实在难以言状，超乎您的想象”。

这些苦难只会越品越苦。“玛丽亚号”和“多芬号”的一些俘虏因为黄热病、劳累过度和曝晒相继死去，但从另一面想，他们算是解脱了。剩下的俘虏想要出狱只有三种选择：皈依伊斯兰教、逃跑或者等待祖国的拯救。然而，只有少数俘虏能被赎回，大部分俘虏只能陪着他们那薄薄的毯子慢慢老去，年复一年地期盼着遥不可及的自由，就连理查德·奥布莱恩也做了十年的奴隶。

美国还未选出它的第一位总统，便早早树立了首个劲敌。

第一章

流落异邦

美国各州想要与地中海自由贸易几乎没有可能……美国人不能保护自己，因为他们的海军是装不出来的。

——约翰·贝克·霍洛伊德，希费德勋爵

《美国商业观察》，1783年

1785年，也就是理查德·奥布莱恩被海盗抓获的同一年，托马斯·杰斐逊深深地体会到，所有政治事务，即便是大西洋两岸的政治事务，也都事关诸己。

托马斯·杰斐逊是一名鳏夫。1782年9月，妻子的离世让他心如刀割，唯一稍感欣慰的是十岁的女儿玛莎依然陪伴在旁。为了逃避萦绕心头的悲痛，他和女儿总是选择在大农场散步。杰斐逊接受美国驻法大使这一职位，也是因为这是一次让他摆脱悲伤、走出阴影的机会。

1784年夏天，托马斯·杰斐逊与玛莎乘船抵达欧洲。他安排女儿在巴黎的一所修道院学校上学，因为那里的学生大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他也可以定期去看望女儿。玛莎的两个妹妹，六岁的玛丽和刚蹒跚学步的露西·伊丽莎白，却因年龄太小而未能与他一起漂洋过海。杰斐逊将她们托付给妻子的半同胞姐妹艾普斯照顾。亲子分离本就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但让杰斐逊更为痛心的则是，来到巴黎几个月之后，艾普斯寄信称“百日咳”夺走了他两岁女儿露西的生命。1

悲伤又一次狠狠地打击了杰斐逊，他是多么渴望与“鹦鹉波莉”[1]团聚，于是他给活泼、健谈的女儿玛丽写信，希望她能来巴黎一起生活。他写信说，父亲和姐姐“不能没有你”，问她是否同意乘船来他们身边。他向女儿许诺，到了法国，她可以“学习大键琴、绘画、跳舞、读书还有说法语。”2

“我多么渴望见到你，希望你……好好的”，七岁的女儿回信说。但她补充说，不管有没有大键琴她都不希望前往。“我不想去法国，”她清楚地表明，“我宁愿陪着艾普斯姨妈。”3

但杰斐逊执意要让女儿来法国，并且着手安排女儿的行程。他已经失去了家人两次，所以他不想再失去波莉，要尽最大可能来确保女儿旅途的万无一失。他要求女儿的姨夫弗朗西斯·艾普斯为波莉选择一艘可靠的客船。“客船不应是第一次航行大西洋，”杰斐逊说，“船的年龄不能超过四年或者五年。”4他担心冬天会遭遇暴风雪天气，于是坚持让女儿在温暖的季节前往。提到旅行时的监护人，杰斐逊建议，“波莉应该随品行端正的女士从美国来到法国，或者……一位细心的绅士。”5

然而，让杰斐逊最担心的不是可怕的天气或船只漏水，而是来自北非海盗的威胁，那是一个被称为巴巴里海岸（Barbary Coast）的地方的海盗。对于那些常常接近该地区的船只来说，“多芬号”和“玛利亚号”的命运已是屡见不鲜。巴巴里海岸属于干旱贫瘠的撒哈拉沙漠，划分为四个国家，自西向东分别是北非国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它们都臣服于奥斯曼帝国（即土耳其）的统治。

几个世纪以来，巴巴里海岸的伊斯兰国家一直垂涎外国商船，并在地中海、非洲西北海岸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等国际水域攻击过往船只。即使像法国和大不列颠这样的海军强国也未能幸免，他们不得不每年向巴巴里首领缴纳“贡品”，由他们去说服海盗放弃掠夺上贡国家的商船。然而贡品的价格经常会发生改变，如果一些国家不能够满足贪婪海盗的勒索要求，他们的船只就难以安全航行。

对于异常理性的杰斐逊来说，无法无天的海盗会严重危害到他那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庭。他知道，绝不能让奥布莱恩的遭遇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正如他写给姐夫弗朗西斯·艾普斯的信中所述：“对这件事情的担忧让我谨小慎微……我们已经有两艘船在阿尔及利亚被扣留了，至今已有二十名公民沦为奴隶。”“玛丽亚号”和“多芬号船员”的困境一直在杰斐逊脑海里挥之不去，他们遭受的地狱般的监禁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谁能料想到……一个孩子的命运？我总是在担忧被海盗俘获的可能，”杰斐逊写道，“是否已经与阿尔及利亚人达成和平，这一定要听见我亲口说才行，不要相信其他任何人的信息，一定要她乘坐法国或者英国的船；因为这些船只已经给巴巴里人上贡，比较安全。”6他知道这两个国家已经缴纳了高昂的年贡，以此换来船只的通行安全。

作为一名父亲，他从骨子里担心自己女儿的安全。作为一名大使和美国人，让杰斐逊义愤填膺的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在出海航行时竟然会遭受此番恐惧与不公。

公使之晤

一晃数月过去，1786年3月，杰斐逊前往伦敦会见好友约翰·亚当斯。他们希望能够共同解决当前美国利益面临的新威胁。

此时的亚当斯已年过半百，大腹便便，丰颐重颌。他欣然欢迎杰斐逊来伦敦的家做客，两人寒暄之后便在宽敞的客厅里就坐。公寓是亚当斯租用的，俯瞰窗外，格罗夫纳广场绿树成荫。

亚当斯是美国首任驻英国公使。杰斐逊则是美国驻路易十六法国政府的公使，他从巴黎一路奔波六日才抵达英国，途经寒风凛冽的天气。对于亚当斯和他的妻子阿比盖尔来说，故人犹在容颜改，杰斐逊往日的满头金发已渐渐染白。一位是矮矮胖胖的新英格兰人，一位是四十二岁高挑瘦削的弗吉尼亚人，他们不仅拥有不同的血统，在未来的岁月里，也时常持有政见不一的观点。

与他们遇到的大多数欧洲外交官不同，亚当斯和杰斐逊并非出生于豪门贵族，懂得外交礼仪。亚当斯是一名粗鲁彪悍的律师，出生于波士顿南部的自耕农家庭，一贯放荡不羁的态度让他远近闻名。杰斐逊举止绅士得体，因为他在巴黎学到了国际化的交往方式，但他天生却是一位乡村男孩，他在弗吉尼亚州中部的夏洛茨维尔小镇附近继承了大片农场。两人都是国际谈判游戏中的新手，而祖国需要他们尽快成长起来。

1783年美英签署巴黎合约，战争宣告结束，美国的法律地位从此在世界各国和领导人眼中焕然一新。然而，失去了英国的保护，这个羽翼未丰的新兴国家发现其国际地位还很卑微。亚当斯致英国政府的信函无人回复，而杰斐逊在尝试与法国和西班牙洽谈贸易条约的进程上也毫无起色。现在，一个更大的国际威胁却悄然滋生。于是，亚当斯从巴黎请来杰斐逊，共同商议应对北非“海盗国”带来的危险。

过去，殖民地船舶享受英国国旗提供的保护，可是由于美国船只不再携带英国护照，英国海军对海盗开始坐视不管。法国与美国只是对英作战时期的盟友，现在战争结束法国也不再保护美国。美国人在国外只能孤军奋战，尤其是在国际水域。那时美国尚未拥有自己的海军，船只的保险费用暴涨，甚至超过欧洲船只的二十倍。7

高额的保险费用让航海业不堪重负，但是美国经济也无法承受结束公海贸易带来的损失；独立革命需要依靠外债，而偿还这些债务则依赖于源源不断的国际贸易。美国与南欧的贸易是国家经济的重要命脉，贸易船只必须驶入地中海，但是这恰好途经巴巴里海盗的势力范围。根据杰斐逊计算，新英格兰地区最重要的鳕鱼干出口的四分之一将流入地中海市场，而国家六分之一的粮食出口也被运往地中海地区。大米和木材同样是重要的出口产品，同时，商船为一千多名海员提供了就业机会。约翰·亚当斯认为，贸易和就业对于不断增长的美国经济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能够解决巴巴里地区的外交问题，相关经济会成倍的增长。

最初，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北非国家支付保护费。但由于保护费水涨船高，面对数十万美元的巨款，美国国库能负担起的只有象征性的寥寥几笔而已。在那时，一名美国人的身价并非百万美金，就连杰斐逊先生在蒙蒂塞洛的庄园也最多值7500美金。由此可见，支付如此巨额的保护费确实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如果不能足额付款满足巴巴里国家的要求，美国只能被迫让其商船航行于风险之中。“玛丽亚”和“多芬号”的船员便要成为众矢之的。

这一天，亚当斯和杰斐逊为“玛丽亚”和“多芬号”的命运忧心忡忡。自去年7月阿尔及尔的海盗掠夺船只和货物已近一年的时间，而阿尔及尔的统治者明确表明了他的条件：除非支付那些天价赎金，否则美国俘虏就要沦为他的奴隶。

他们十分同情被俘同胞，然而杰斐逊和亚当斯深知新成立的国家经不起新的战争或欠下新的债务。他们知道，让美国商船远离巴巴里海岸带来的损失将会大大超过解决问题所需的资金。重担落在了这两位公使的肩上，正如杰斐逊向一位朋友吐露，这感觉“完全是在愤慨与无奈之间”8。

然而，杰斐逊和亚当斯绝不能在危险面前丧失勇气。彼时，不仅美国家庭和经济遭受到了威胁，而且流言四起，传言海盗抓获了一艘载有前任驻法公使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船只。（一名记者在写给富兰克林的信中提到，“我们正苦苦等待您的回信。报纸上关于您的消息让我们万分焦虑，因为有些人声称您已被阿尔及尔人带走，另一些人则佯称您在摩洛哥，正忍气吞声，遭受奴役。”9）让大家欣慰的是，这则消息后来证明是假的，只是巴巴里海盗制造的恐慌，但它却让人心有余悸。

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坐在伦敦的公寓里，讨论着任何可能打破僵局的谈判方式。亚当斯认为与巴巴里的统治者协商是有希望的，于是两位公使着手商议万全之策。

“钱乃神也；穆罕默德，其先知也”

几个星期前，亚当斯悄悄访问了巴巴里地区的黎波里大使，当时大使刚刚抵达伦敦。让亚当斯惊喜的是，满脸胡须的西迪·哈吉·阿布杜拉曼对他的访问表示热烈欢迎。两个仆人侍奉在一旁，他们坐在温暖的火炉前，用六英尺长的水烟管抽烟，烟管的长度都能赶得上“一根拐杖”。亚当斯立即给杰斐逊写信：“好久没有抽过这种烟，这场面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两个大烟鬼凑到一块吞云吐雾……直到咖啡端了上来。”10

亚当斯给的黎波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到他如此专业的使用土耳其烟具，一名侍从称赞说："Monsieur,vous êtes unTurk!"（"先生，您是土耳其人！”）11这是对亚当斯先生的高度赞美。

两日后，阿布杜拉曼回访亚当斯，亚当斯断定他新结识的这位外交朋友“仁慈又英明”，美国可以与他做生意。12他相信阿布杜拉曼有可能会促成美国和其他巴巴里国家的谈判，让美国商船不再遭受掠夺。现在亚当斯重新回到了他的朋友和同事身边，他与杰斐逊一起分享计划，邀请他参加会谈。

三月的一天，狂风怒号，亚当斯、杰斐逊和阿布杜拉曼在的黎波里大使的家中会晤。由于的黎波里大使只会说少量英语，于是夹杂着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会晤开始了。讨论进行得十分诚恳，这让亚当斯和杰斐逊看到了转机。然而，当话题转移到贡金的问题时，希望的泡沫很快被打破了。

杰斐逊研究过欧洲缴纳贡品的数额，包括丹麦、瑞典、葡萄牙，所以他知道市场行情。然而，阿布杜拉曼索要的黄金数量远远超过了美国的预期：与的黎波里达成永久和平需要花费约3万英国几尼，约合12万美元，这还不包括阿布杜拉曼10%的酬金。这些数额只能换来与巴巴里一个国家的和平。买通突尼斯将再次耗资3万金币，更何况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大国，他们是四个国家中实力最强的两个。国会节衣缩食攒下8万美元原本想要换来全面和平，而面对巴巴里国家的贪婪，这些资金充其量也就是一笔预付款。13

亚当斯想要简单解决问题的想法彻底成为了泡影，不过他没有终止谈判。他深知国家的财务问题，开始明白奥布莱恩后来对海盗的这一评价：“钱乃神也；穆罕默德，其先知也。”14贪婪本身不能诠释索取的疯狂和残忍。面对令人不满的回复，一向直言不讳的亚当斯要求对方给出一个更好的解释。他尽量保持最好的外交姿态——不管他们如何焦虑，美国大使们也没有一跃而起，大步扬长而去。亚当斯质问，巴巴里国家如何解释“对那些没有侵犯过他们的国家开战”。

回答只不过让人更加心冷齿寒。

阿布杜拉曼根据他的圣书《古兰经》解释说：“所有不承认预言的国家都是罪人，对他们掠夺和奴役天经地义，是我们神圣的职责。”

基督教水手们一向简单而朴实，他们崇尚公平竞争。

杰斐逊试图理清阿布杜拉曼的一席之言。他熟悉穆斯林的圣书。二十年前，杰斐逊在威廉斯堡读法律专业，曾经买过一本《古兰经》的抄本，但觉得该书的观念过分异域晦涩，所以将它与希腊和罗马神话丢在了书架上。这个谈话让他感到更加困惑。该书作者认为所有人“都被造物主赋予了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他知道阿布杜拉曼将此作为贪婪和残酷的狡辩，那么他一定会感到震惊。

阿布杜拉曼浇灭了亚当斯的希望，不再扮演“仁慈又英明”的角色。不管美国人如何震惊与失望，他没有做出任何道歉，没有表示同情，也没有遗憾。他相信他的穆斯林同胞的行为完全合情合理。

“每个穆斯林，”他解释说，“在战争中牺牲一定会升入天堂。”

对于阿布杜拉曼来说，这并不复杂。在他的文化中，商船的掠夺者、船员的奴役者、收取安全通行费的巴巴里人在穆罕穆德的预言教义中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古兰经就是这么写的。”他一脸轻松地说。15

会谈结束后，两位美国公使心灰意冷，一无所获的他们更是怒不可遏。他们没能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无法和平保护美国的海上运输以及释放在北非遭受奴役的同胞。

和平的代价

亚当斯和杰斐逊初次和谈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开始讨论下一个计划。他们一致认为，维持现状是行不通的，然而这也是两人走向分歧的开始。

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两位老朋友会发现他们在处理巴巴里海盗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亚当斯依然决定继续谈判。他相信，即使借钱支付，美国人也愿意缴纳贡金换取和平。“如果不这样做，”那年夏天他写信给杰斐逊，“你我都应该……告老还乡了。”16

在巴黎，杰斐逊表达了另一种看法。用他的话来说，他不希望“购买平安”。他不相信巴巴里各国能够遵守承诺。同时，他认为美国无法承受地中海贸易的中断带来的损失。他相信能够解放这片海域，并提出了一个强硬的立场。

“我宁愿通过战争的方式实现和平。”他在巴黎向亚当斯写道。17杰斐逊认为，美国需要一支海军来应对巴巴里海盗，对抗并摧毁他们。

他告诉亚当斯，美国想要赢得与欧洲同样的公平待遇、荣耀和尊重，必须要组建海军，在巴巴里海域“长期巡航”，治理并打击不法国家的船只。他认为，武装海军力量在预算上切实可行。根据他的计算，组建小型海军的费用要低于赎金、保护费和海事损失的总和。

亚当斯持反对观点。他认为，向伊斯兰国家发动战争是昂贵的，可能无法取胜。这肯定需要一支过于强大的军事力量，占用美国预算。他与杰斐逊的观点不同，并不认为一支小型海军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告诉杰斐逊：“我们不应向他们发动战争，除非下决心与他们永远战斗下去。”18

尽管存在分歧，但两人都一直在为解救被俘船员努力。他们委派美方代表与巴巴里各国政府谈判。杰斐逊联系了基督教马蒂兰教会，该教会也被称为三位一体信奉者，自1199年起一直致力于解放基督教俘虏的工作。然而，所有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奥布莱恩及其手下依然被囚禁。最后，美国与阿尔及尔的外交联系归于沉寂。接下来的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美国与阿尔及尔之间的谈判迟迟未能恢复。那些年，数百名基督教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海盗囚禁，海盗愈加猖狂地抢掠船只和货物，囚禁奴隶。

然而现在的情况继续困扰着杰斐逊。一想起女儿波莉的安全问题，他越发理解那些以航海为生的美国家庭的遭遇，理解他们为亲人彻夜难眠的焦虑之情。在东大西洋和地中海这个海盗横行的世界，谁会是下一个被俘和奴役的对象？他们能再次回到故土吗？是亡于疾病还是客死异乡？

那些集贪婪无厌、宗教狂热、自私自利于一身的巴巴里列强不可能听从辩解。他们可能向武力低头，但如果没有海军，美国人则无法对海盗施压。亚当斯和杰斐逊都陷入了困境，无奈之下只能回国寻求办法，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不久以后，杰斐逊将以一个新的身份面对这个问题。

【注释】

[1] 指杰斐逊的二女儿玛丽·杰斐逊，“鹦鹉波莉”是父亲杰斐逊对她的昵称。——编者注

第二章

国务卿杰斐逊

战争、朝贡、赎金皆由国会决定，这只是我们重建地中海贸易的手段。

——美国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

1790年12月30日

1789年，托马斯·杰斐逊登上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岸，镇长和议员致以热烈欢迎，祝贺他被乔治·华盛顿任命为美国国务卿。

杰斐逊在国外工作的五年期间，美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宪法已被起草和批准。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将军担任美国首届总统。尽管杰斐逊仍在欧洲，但总统选择他出任新设立的国务卿一职，而就在杰斐逊的回国途中，美国国会通过了任命。

面对总统先生委以的重任，杰斐逊感到无比荣幸，同时又觉得任重而道远。作为国务卿，除了财政和战争事务以外，他要管理整个政府。杰斐逊请求给他一段时间考虑。那年冬天，当他回到家乡（弗吉尼亚州中部）以后，他决定接受任命。他仍住在蒙蒂塞洛位于山顶的老家，在那里见证了女儿玛莎二月的婚礼，玛莎那时十七岁。然后，他前往临时首都纽约，开始在政府工作。

1790年3月22日，总统和他的新任国务卿召开了首次会议，讨论的是杰斐逊这几年一直萦绕心头的话题——理查德·奥布莱恩及其手下的困境。

并非只有华盛顿和杰斐逊两人担忧那些被俘的同胞。1790年5月14日，国会大楼宣读了一份请愿书。那是被俘同胞发来的一封信，由于他们的处境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时光的流逝让形势变本加厉，他们希望国会能够出面交涉。

国会在此问题上的关注已经不仅仅是被俘的美国人，因为海盗对商船的持续威胁已经让地中海贸易减少——这给原本健康的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国会和总统行动迅速，立即将此事转呈新任国务卿办理；有了华盛顿的授权，杰斐逊着手详细查办此事。

一向博览群书的杰斐逊开始查阅各类有关巴巴里海盗的历史文献。在做出明确的建议以前，他计划花费数月去研究海盗几个世纪以来长期奴役无辜船员的做法。针对该问题，他编制了详细的报告，而且与关押在阿尔及利亚监狱的理查德·奥布莱恩进行了交流。

由于奥布莱恩曾任海军上校，他的监狱生活远远好于其他大多数囚犯。他被分配到英国领事馆从事一些相对舒适的工作，比如耕地、种树、喂猪等，最后成了总督的跑腿。这种特殊地位允许他前往葡萄牙、英国和德国，向政府、私立党派和基督教救援机构讨要赎金。但在这些旅行中，他被戒备森严地看管着，无法逃脱；他知道，如果不返回，他的手下将会面临灭顶之灾，而这些人正遭受残酷的劳役和虐待。

奥布莱恩尽最大努力回答杰斐逊信中提出的问题。1790年12月30日，华盛顿总统向国会两院提交了杰斐逊的详细调研报告。报告总共有两份，一份题为“阿尔及尔的囚犯”，另一份题为“地中海贸易”。

虽然他的报告似乎支持赎金策略，但杰斐逊也有他的疑虑。对待购买和平的问题，他坚持自己长期以来持有的怀疑观点。在“多芬号”和“玛丽亚号”遭受掠夺以及后来与亚当斯发生分歧以前，杰斐逊就曾连续多年呼吁美国利用海军解决巴巴里海盗的问题。七年前，他曾提交过反对朝贡的议案。如果谈判破裂（多年来，海盗一直出尔反尔），应如何处理。

如果他们拒绝一桩公平条约，为什么不向他们宣战？如果想要继续开展贸易，我们应开始筹建海军。我们能不能活得更有尊严？或者先从软柿子下手？说白了，我认为，用六艘护卫舰便能彻底摧毁他们的贸易。1

在杰斐逊1790年递交国会的报告中，他将收集的关于阿尔及尔海军力量和策略的详情和盘托出。他不认为阿尔及利亚人装备的军舰有多了不起，并指出其战斗策略重点在于登上目标船，而不是依赖他们的大炮。2他暗示说，美国人只需要一支小型海军便能击败海盗。然而，迫于政治压力，他没有呼吁直接的军事行动。“战争、朝贡、赎金皆由国会决定，”他总结说，“这只是我们重建地中海贸易的手段。”3

一些议员同意创办海军，但国库空虚终止了与军舰有关的话题，甚至还没来得及讨论。赎金看起来相对便宜，但筹备它却是出奇地慢；直到一年多后，1792年，国会同意与阿尔及尔签署4万美金的条约。然而，距离和死亡使条约延期——两名与阿尔及尔谈判的官员双双在谈判开始之前病逝，以至于到1794年，谈判也未能启动。

那时，奥布莱恩和他的船员已经被囚禁了九年，依然期盼着自由的到来。

海军出世

杰斐逊担任国务卿时，他的国家还没有海军。最后一批“大陆海军”的军舰在独立战争后被抛售，约翰·保罗·琼斯曾经用它们创造了传奇。

国家没有多余的资金去维修军舰，那时国家面临的威胁还不足以作为筹资的理由。

总统华盛顿十分赞成解散海军。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严格的中立政策，1793年他发表“中立宣言”再次明确了该立场。一想起战争给国民和国家资源带来的沉重代价，华盛顿便对战争恨之入骨。他既不希望成立常备军，也不赞同成立海军。

华盛顿和杰斐逊在很多国家事宜方面意见不一，这已是人尽皆知的秘密。君子和而不同，杰斐逊认为华盛顿的某些决策存在失误，他曾在一封建议信中公开与其争辩。基于早年的欧洲经历，杰斐逊坚信巴巴里局势需要军事行动来解决。他向总统提交了建议，尽可能促成此事。

杰斐逊的影响力似乎已经奏效。当他加入美国内阁之后，政治潮流开始逆转。1793年10月，国务卿收到一封来自美国驻里斯本领事的信。阿尔及利亚军舰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袭击了“大西洋号”。该舰队由8艘船只组成，包括4艘巡防舰和1艘配备20门火炮的双桅横帆船。他们意图何为？“直指美国国旗”4。海盗不再满足于袭击过往自身势力海域的美国船只，而是胃口大开，主动搜寻美国商船。“自从收到这个噩耗后，我彻夜难眠，”领事给杰斐逊写信说，“海盗猖獗，大西洋航运岌岌可危，上帝保护我们。”5

不久，从直布罗陀发来的急件报告说，10艘美国商船在十月下旬遭受侵略。阿尔及利亚海盗不仅掠夺了船只，而且为他们的奴隶监狱增添了110名俘虏。海盗的猖獗不能再纵容下去，形势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争论问题。军事行动刻不容缓。

国会决定让众议院研究所需军舰类型。不久，众议院便递交了调研报告，并于1794年2月16日开始举行辩论，历时一个月之久。自杰斐逊成立共和党之后，詹姆斯·麦迪逊担任领导职位。虽然他是杰斐逊的亲密好友，又是他的心腹议员，但在该问题上却和杰斐逊意见相悖。麦迪逊认为，组建海军会不必要地扩大联邦政府。联邦党人利用杰斐逊的旧观点，认为筹建海军所需资金小于在没有海军的情况下负担的开支。海上保护费上涨得惊人，而货物进口成本也日益增长。他们认为，组建海军从经济上讲是必要的。

美国各党派和区域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新英格兰地区代表更倾向于建立海军，以保护他们的商船，而南方代表则普遍反对联邦权力的扩张。于是，国会达成了妥协，海上恢复和平之后同意停止军舰建造。国会两院双双通过法案，同意在一定的范围内建造海军。1794年3月27日，华盛顿总统签署法令，授权购买或建造6艘护卫舰。其中，4艘配备44门火炮，2艘配备36门火炮。拨付巨款达688888美元。

几经周折，尘埃落定：美国终将拥有一支海军。乔治·华盛顿下令造船合约分别由南、北港口承担，于是建造工程开始了。第一艘护卫舰下水耗时三年，在此期间，巴巴里外交的博弈见证了游戏规则的一次次改变。随着协商的屡次失败，唯一的解决方式变得愈加清楚：这些护卫舰必须要穿越大洋，用加农炮的炮火尝试不一样的外交。

压榨殆尽

1793年末的一天，杰斐逊宣布辞职，回到蒙蒂塞洛开始新的生活。在他离开一年之后，美国设法与阿尔及尔总督达成和平协议——一个反对杰斐逊建议的协议，这意味着美国人将要为和平买单。尽管建造海军的任务不再是燃眉之急，但华盛顿总统说服国会，停止造船非明智之举。

华盛顿的直觉后来证明是对的。由于美国缴纳大西洋贡金常年缓慢，总督发出战争威胁，拒绝释放囚犯。让美国人感到宽慰的是，他们已经在持续建造军舰，“合众国号”“星座号”“宪法号”军舰先后在1797年下水。

截至1797年，乔尔·巴洛一直担任驻阿尔及尔大使，与善变的统治者进行周旋。在过去的几年间，总统派他“与阿尔及尔统治者协商，负责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6。他的目标是维持和平，争取奥布莱恩及其船员的释放。

要说与阿尔及尔进行艰难的外交斡旋，巴洛再适合不过。巴洛毕业于耶鲁大学，曾经在独立战争中服役。他当过新闻记者，在法国革命期间曾被监禁。作为一名法国荣誉市民，他曾一度遭遇恐怖统治的梦魇。巴洛似乎向来我行我素。他不仅头脑机智、富有勇气，而且具有一身王室风度，这让他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外交官。然而，他是否能够拯救美国俘虏，尚不能下定论。

当巴洛作为美国领事到达阿尔及尔之后，他面对的是总督的拒绝，除非美国能够兑现赎金，否则囚犯依旧得不到释放。巴洛向其保证，赎金很快会被缴纳。在此期间，他不断向阿尔及利亚的统治者供奉钻戒、锦袍、地毯、镶有宝石的鼻烟盒以及他从法国带来的珍品，总价值超过2.7万美元。巴洛的作风、安抚礼物和赎金承诺最终说服总督释放了俘虏。恶劣的监狱条件和疾病已经让俘虏人数减少，巴洛最后引领85名幸存者登上了“财富号”，目送他们向故土起航。

当奥布莱恩和其他俘虏被释放以后，巴洛和美国同事仍然继续留在该地区，去完成一系列比登天还难的谈判。为了能够买到一纸合约，他容忍了外交欺诈、拖延、失信，还有那极不稳定的交易。美国政府被迫接受了阿尔及利亚人屈辱性的要求，同意缴纳近百万美元的费用和物资，这相当于联邦政府全年支出的八分之一。

由于美国手头没有现金支付给总督，所以只好借钱偿还。当船员被释放后，理查德·奥布莱恩选择留下，继续协助美国政府。凭借在英国领事馆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在阿尔及尔很是出名，能够很好地沟通两国事宜。于是，奥布莱恩前往伦敦在内的欧洲各地，希望从伦敦银行家那里获得金银支持，而最终他成功争取到了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贷款。然而，在资金交付到阿尔及尔以前，奥布莱恩的厄运又一次降临。他乘坐的双桅帆船“索菲亚号”被的黎波里海盗劫持。

因为该船拥有阿尔及利亚护照，的黎波里的统治者帕夏尤瑟夫·卡拉曼利及时命令释放。但奥布莱恩的俘获让巴洛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委托奥布莱恩作为中间人，与好战的帕夏进行谈判。

帕夏尤瑟夫是一个冷血奸诈之徒，他为了争夺王位不惜谋杀自己的亲兄弟，并将另一个兄弟哈梅特流放。为了保证哈梅特不再返回争夺王位，帕夏尤瑟夫扣留了他的家人作为人质。虽然与这种人谈判成功与否还不得而知，但是巴洛认为值得尝试一次。1796年11月，美国与的黎波里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条约包含了一般条款：支付贡金，并向对方提供军需品，以换取美国商船的自由通行和相互合作。

该条约由美国国会在1797年6月通过，巴洛后来回到了法国。他在北非只待了两年，却留下了两个新条约。哦，不，不止两个，还有两个要与巴巴里剩下的两国在短期内签订——摩洛哥和突尼斯。巴洛的短暂任期似乎取得了成功，虽然签订了贡金条约，但长期被囚禁的船员得到了释放。

杰斐逊武力解决问题的观点错了吗？那时，美利坚合众国正在享受从巴巴里沿海诸国买到的和平——但是美国的新舰队也在整装待发，以防不测。

伊顿的出现

巴洛离开之后，美国派遣了一个经验丰富的代表在巴巴里地区工作。理查德·奥布莱恩接替巴洛职务，1797年12月正式被任命为巴巴里诸国的总领事。

1798年12月，同样曾被俘虏的詹姆斯·利安德·卡斯卡特在北非加入了奥布莱恩的队伍，担任美国驻的黎波里领事职务。卡斯卡特乘坐的“玛丽亚号”于1785年被海盗劫持，他与奥布莱恩一起忍受了十年囚禁生活。卡斯卡特对残酷的监狱环境并不陌生，在他被阿尔及利亚囚禁以前，曾于独立战争时期在英国监狱船里待过。当发现自己又一次入狱时，他知道如何应对监狱生活。在阿尔及尔的几年里，他在俘虏者心中的地位慢慢上升，从一个文员到一名监工，直到1792年被任命为总督秘书。担任该职务以后，他能够与那些手持大权的人物交往，包括那位借给他5000美元，让他赎回自由的瑞典领事。然而，那些年在阿尔及利亚暗无天日的煎熬，他一刻也从未忘记。

在新任美国驻突尼斯领事威廉·伊顿的陪同下，卡斯卡特穿越了大西洋。威廉·伊顿有着酷似大理石雕刻的罗马将军的形象，早早变白的头发下面还有一个双下巴。不过此人才华横溢，他被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看中，认为是挑战突尼斯外交的最佳人选。

伊顿在生活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毅力。他幼年便学习古典语言，十六岁参加独立战争，与英国人战斗。1785年，在康涅狄格团服役后，他考入了达特茅斯学院。但是为了赚取学费，他要在冬天到几所乡下学校教课，这也中断了他的学业。从康涅狄格的农村小镇教完课后，他将自己的书本、换洗衣服还有学费打包成一个小包裹，扛在肩上，开始向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出发，向北步行了近150英里。

1787年的夏天异常炎热，伊顿原本以为那将是一段令人愉快、悠长惬意而又风景宜人的乡间小径，可是一路上却是万分艰辛，尘土飞扬的道路两旁竟是干涸的土地。路途未走一半，他便发现自己已经身无分文，而且饥饿难耐，这时距离新罕布什尔的边界还有一段路程。但伊顿向来足智多谋，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兜里唯一值钱的东西便是针线包里面的针具。卖掉针具之后，他东拼西凑，刚好够他前往汉诺威的盘缠。

毕业后，伊顿回到了军队，于1792年获得了上尉的头衔。在美国陆军服役五年期间，伊顿上尉努力克制自己的火暴脾气，尽量私下解决个人恩怨。有一次，他差点儿就与一名指责他不服从命令的同僚打起来。多亏其他同事劝阻，这才避免了一场打斗，最后双方都承认自己存在过失。“后来，B上尉做出让步，主动与我握手，”伊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接受了。”7荣誉——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的——都值得为之奋斗。

伊顿向来以顽强出名。他是一名神枪手，可以在马背上待一整天。如果需要，他能够凭借自己的过人智慧生存下来。他曾驻扎在里卡沃理堡，在那里赢得了传奇将军安东尼·韦恩的尊重。韦恩在华盛顿的军队中以忠贞不贰著称，人称“疯子安东尼”。韦恩注意到，“伊顿处理问题时严格遵守宪法；他刻苦勤劳而又孜孜不倦，不屈不挠又能持之以恒……遇到危险时，他依旧泰然自若；他带兵表现出了极佳的优势。”8几年以后，伊顿驻扎在乔治亚与西属佛罗里达之间的沼泽地区，结识了当地部落并一同前往乔治亚打仗。“我经常邀请印第安人和贸易商来我的营地做客并款待他们。”他向部队长官写信说。9他的非常规前沿外交引起了他人的猜忌并惹恼了地区商人，他对战役直言不讳的评价有时让上级长官心生不满。然而，国务卿皮克林甚是欣赏其眼中的伊顿。他看重伊顿是因为他汇报工作一丝不苟，回信效率高，而且有着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

1799年1月，新任领事来到北非的第一站阿尔及尔。在那里，奥布莱恩既担任美国总领事的职务，又是阿尔及尔总督的公使。他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卡斯卡特熟悉地区事宜，伊顿又具有丰富的谈判经验，这对奥布莱恩来说可谓是如虎添翼，新条约维护工作更是不在话下。

贵客临门，倒履相迎，奥布莱恩引领卡斯卡特和伊顿参观了阿尔及尔。密密麻麻的街道从海岸线的城堡一直绵延到山丘，俯瞰着地中海，这是一个阳光明媚、海风习习的地方。奥布莱恩向新任总督介绍了他的同事，希望烦恼从此烟消云散，他祝愿两位领事顺利到达新岗位。

奥布莱恩和伊顿所在的城市距离500英里，他们开始写信讨论各项外交事宜。奥布莱恩告诫新领事，美国国务院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做出反馈，他们对巴巴里文化知之甚少；奥布莱恩敦促伊顿忽略其他无关的美国指令，一定要相信他的直觉。不幸的是，他很快就会发现，美国购买的和平要比他想象的更加脆弱。尽管与美利坚合众国已经签署条约，但不是所有的巴巴里统治者都对现在的情况感到满意。

杰斐逊对巴巴里海岸购买的和平深表怀疑，这种怀疑很快就被应验。美国作为主权国家的第一场战争就要打响了。乔治·华盛顿决定，即便购买和平是明智之举，也要继续建造军舰。当巴巴里列强不再信守诺言的时候，真相终会浮出水面。

第三章

“乔治·华盛顿号”的耻辱

我希望别再让我去阿尔及尔运送贡品，除非我接到授权用大炮去运。

——威廉·班布里奇船长

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

地中海在九月的阳光下波光粼粼。威廉·班布里奇遮挡了眼睛，站在“乔治·华盛顿号”的甲板上，这位六英尺高的大汉指挥着美国海军第一艘军舰，尽管在为列强运送贡品，但是心中充满了荣耀。

条约换取了强制性和平，开启了新世纪。但是班布里奇仍然保持警戒。由于“巴巴里列强”很可能会采取任何“针对美国船只的敌对行动”，海军部长亲自下令年轻的船长保持戒备。按照指示，一旦奥布莱恩、卡斯卡特、伊顿的和谈破裂，全船上下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26岁的班布里奇留着连鬓胡须，这让他的外形显得格外粗犷。他深知，这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航行。美国军舰从来不曾悬挂星条旗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而现在，时至1800年，班布里奇身负荣誉，为年轻的美国开辟了新的里程。海上露出的大片礁石让“乔治·华盛顿号”显得如此渺小，就在几天前它穿越了这个远近闻名的海峡，创造了历史。欧洲和北非海岸距离不过九英里，直布罗陀海峡自古以来就传奇无数——因为它连接着地中海与狂野神秘的大西洋西部海域。

临近北非海岸，班布里奇在数周内看到的都是炙热的沙漠，在地图尚未标记的北非大陆上绵延万里。当地人称该地区为马格里布，由巴巴里国家统治。尽管靠近海盗的故乡，但班布里奇没有看到任何美国船只遭受袭击。到目前为止，他的航海日志只记录下两艘英国护卫舰和平地在直布罗陀港口停泊，还有一艘丹麦双桅帆船，所有人都在上面忙着“擦洗甲板。”1巴巴里海盗似乎尊重条约，如果“乔治·华盛顿号”交付了货物，也许会进一步履行条约。

班布里奇船长向阿尔及利亚人运送贡品，履行巴洛和奥布莱恩促成的这笔交易，但运输的方式有所不同。他指挥的是一艘美国海军军舰而不是商船，这样部署并非巧合。因为他要向阿尔及尔行进，军舰的存在被看作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意在传达美国不再是大西洋西部边缘软弱无能的乌合之众；那里的人民正团结在中央政府的周围，发展繁荣自己的国家，自力更生，并且拥有一支保家卫国、抵御外强的海军。

即使班布里奇的军舰没有被当成一个直接威胁，乔治·华盛顿号最起码传达了一个信息，美国人不会永远向敲诈低头。

班布里奇不是一位平庸的船长。他经常处于争议之中。他十几岁时就被雇佣为一艘商船的水手，协助镇压过一场叛乱，在战斗中曾严重负伤。康复以后，这位勇敢的年轻人接到了来自商船的新任务，他在那艘船上狠狠地向一艘大型英国船只开火，造成足够的伤害并迫使敌人投降。1798年，24岁的班布里奇加入新成立的美国海军，很快从上尉升职到最高指挥官。然而，在一次不幸遭遇中，他指挥的纵帆船被迫向敌人投降，因为他将一艘强大的40炮法国军舰误认为英国护卫舰。

现在，班布里奇的主要任务是向阿尔及尔交付贡品——对于年轻气盛的船长来说这是一个不怎么舒服的任务。他和手下仔细观察过海盗活动，但直到9月17日抵达阿尔及尔，一切都很平静。班布里奇放松了警惕，因为美国的报告认为阿尔及尔总督还处于友好状态。

当“乔治·华盛顿号”到达港口，阿尔及尔港的船长登上军舰。按照惯例，班布里奇委托他将船驶入浅水区并进入港口。到了晚上，“乔治·华盛顿号”在内港停泊，日志是这样记录的，船员们“觉得一切都很舒适。”2

班布里奇船长昂着头。他自信能够站在一个强势地位，忠实地、毋庸置辩地去执行任务。他已经准备好向布巴·穆斯塔法以及他的城市致敬，他期待着在这个行将完成的交易中会充满着彼此的尊重。

如果这样认为，他几乎大错特错。

理查德·奥布莱恩与阿尔及利亚港口引航员一同登上了“乔治·华盛顿号”，他是第一位欢迎班布里奇及其手下的美国人。作为美国驻阿尔及尔总领事，奥布莱恩期盼“乔治·华盛顿号”的到来已经四个月了。他于5月16日曾上书国务院，紧急请求政府向阿尔及尔缴纳迟迟拖延的贡品。没有贡品的保证，他警告说：“我们不能指望维系长久的外交关系。”3如果此话属实，即使交付了贡品，他也不确定能否将和平维持下去。

长期的俘虏生活让奥布莱恩十分清楚这些巴巴里土匪的运作模式。至少从16世纪起，海盗就已经将他们的战利品送到国家领导者的金库。一部分赃物被运往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作为贡品献给伊斯兰教公认的国王——奥斯曼统治者，一小部分属于海盗组织所有，余下的成为当地统治者的财产。

俘虏如同商品一样被买卖。像奥布莱恩和他的船员这样的男人将受当地统治者奴役，或者在拍卖市场卖给商队老板、哈里发和奴隶贩子。一些幸运的俘虏会被高额赎回；少数俘虏还有可能逃跑。不过，最后唯一自由的办法就是成为一名“叛教者”——皈依伊斯兰教，因为《古兰经》禁止穆斯林奴役其他穆斯林信徒。然而，如果一名叛教者在释放后被人发现重返其原有信仰，将会处以死刑。很少人选择去更换信仰，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长期的囚禁。

欧洲的水手不是北非市场唯一的奴隶，这其中还有被绑架的俄罗斯和叙利亚女人，他们被当作妻妾买卖或作为礼物送给政治领导人。一些来自撒哈拉沙漠偏远区域的非洲男女，他们皮肤黝黑，也被驼队穿越沙漠运送过来。六岁以上的孩童，不管来自非洲还是东欧，都被卖到浴室作为侍从或者性奴。年轻的男子被强制信仰伊斯兰教，接收训练后守卫苏丹。

对奴隶的处罚会令人毛骨悚然。一些俘虏称，他们亲眼目睹了阉割、刺刑，甚至把冒犯者钩吊在城墙上示众。任何侮辱伊斯兰教的基督徒都会遭受到严厉的酷刑，包括被活活烧死。如果一名基督徒男子被发现与穆斯林女子有染，他可能会被斩首，而女方也会被溺死。假如一名犹太人举手反对穆斯林，那么他的手有可能被砍掉。然而，无论冒犯者的信仰和国籍如何，对其最常见的处罚是鞭刑。

一些幸运的奴隶会被送去做侍从。少部分能够在统治者的大院服务；其他的要么在厨房工作，要么在总督的花园照看植物和野生动物。但无论被分配到哪种岗位，面对的总是艰苦和耻辱的工作——特别是那些来自崇尚自由国度的人们。

虽然大多数前美国俘虏发誓再也不会回到巴巴里海岸，奥布莱恩却一直渴望有机会为政府之间的和平而努力，而他在囚禁期间的待遇也相对不错。可是当班布里奇船长到达阿尔及尔港口时，奥布莱恩却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无能为力。“乔治·华盛顿号”运送的货物只占总督预期的很少一部分，而承诺交付的黄金和白银也迟迟未到。当奥布莱恩解释了事实以后，班布里奇这才明白，他的目的地竟是一个火坑——而且这不仅是炎热、空气干燥和烈日的问题。

身陷囹圄

第二天，“乔治·华盛顿号”船员开始卸载献给总督的贡品，包括橡木板、松木、罐头和钉子桶。由于天气宜人，船员准备去商店采购葡萄、无花果、橘子以及杏仁。他们并不知道外交局势的紧张，以为“乔治·华盛顿号”完成了交付命令，便会很快向费城老家出发。

然而，班布里奇口中的“骄横总督”已经为他们安排了其他计划。

按照惯例，美国船长由奥布莱恩陪伴，请求阿尔及利亚统治者接见，以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当船员在港口卸完货物后，班布里奇船长、奥布莱恩领事与阿尔及利亚的海港大臣在总督的宫殿里会面，汇报美国进献的贡品。总督穿着一身飘逸的长袍，浓茂的胡须遮盖了半张面孔，得知该船未能带来所有承诺的贡金，老态龙钟的总督勃然大怒。

“你给我贡金，”布巴·穆斯塔法声明，“否则你就是我的奴隶。因此，我有权命令你按我说的做。”4

愤怒的统治者发布一项命令：他下令“乔治·华盛顿号”必须带着他的大使和随从前往地中海的另一端君士坦丁堡，也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上缴自己快要到期的年贡。

班布里奇犹豫不决。他告诉总督无法完成这项安排，因为他没有义务执行这样的任务。奥布莱恩指出，现有条约规定的是商船为阿尔及利亚的政权履行这些职责，而不是军舰。但即使他们做出反抗，两个美国人都明白他们不得不服从。第二天，奥布莱恩在寄给国务卿的信中承认：“为了防止事态恶化，我觉得我们只能做出让步。”5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乔治·华盛顿号”不能无视总督，直接启航回家：舰船抵达时，班布里奇相信这是一个安全的港口，初出茅庐的他竟允许阿尔及利亚引航指挥军舰停泊到港口，赤裸裸地面对要塞的大炮，这其实是一次巨大的战术失误。班布里奇考虑缺乏周全，一旦与总督闹僵，他的船将如何驶离？现在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令乔治·华盛顿号”相形见绌的是那里的军事防御，它要面对200门大炮和全副武装的阿尔及利亚舰队。停泊在阿尔及利亚炮台的射程范围之内，“乔治·华盛顿号”寡不敌众，毫无逃生希望。如果班布里奇及其手下试图逃跑，只要总督一声令下，他们很快会被炸成灰。

班布里奇没有其他选择。给海军部送信的唯一方法是依靠地中海的另一艘船，逆西风而上，航行两个月才能到达美国，然后再航行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返回。碰上恶劣天气，往返时间可能会更长，而总督是不会白等数月的。肩负着船员的信任和国家的委托，班布里奇必须要自己做出决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班布里奇继续争辩说，他无法执行这种侮辱性的要求。这让总督变得更加愤怒。他要求将原先奥布莱恩计算的贡金“增加11万美元的债务”。6摄政统治者加重了他的威胁，警告说，如果班布里奇未能履行使命，将会结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阿尔及利亚海盗船会再次像过去一样袭击商船。作为曾经被俘的“多芬号”船长，奥布莱恩对这种威胁心知肚明。

班布里奇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其他船只离开，留在总督的地盘被人摆布。他所做的只有监督航行维修，在航海日志里记录天气和船员的活动情况。在美国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反反复复争论数周之后，奥布莱恩收到了最后的通牒。他被告知，班布里奇必须服从命令或者率领他的船员投降入狱。奥布莱恩知道，如果拒绝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意味着向阿尔及尔宣战。万般无奈之下，这两位美国人被迫答应了总督的要求。

原本一次骄傲的航行现在却变成了国家的耻辱。班布里奇严肃地向奥布莱恩说：“先生，我不得不指出，今天发生的事情让我在反复思考怎样才算独立的美国。”7

海上动物园

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的屈辱历程开始了。同意运送大使之后，班布里奇终于懂得了外交随从的概念。这是一次放肆的委派，舰船的设计承载最多为220名船员，而现在竟然要容纳大使、100名侍从，再加上100名非洲俘虏。

“乔治·华盛顿号”变成了一艘奴隶船。

总督还要求不堪重负的军舰为他的君士坦丁堡国王运送礼物，包括4匹马、25头牛、150只羊，还有4只狮子、4只老虎、4头羚羊和12只鹦鹉。8

“乔治·华盛顿号”又成了一座海上动物园。

拜总督所赐，出发前的“乔治·华盛顿号”拥挤不堪，到处是嘈杂的喧闹和恶臭的粪便。不过，羞辱还没有结束。总督下令降下美国国旗，升起阿尔及利亚国旗，七次鸣枪行礼。有些美国船员的日志是这样写的：“国家耻辱的那一刻，一些同志流下了眼泪。”9

“乔治·华盛顿号”在为巴巴里提供渡轮服务。

航行到君士坦丁堡耗时二十三天。当进入开阔水域并远离港口火炮的射程时，班布里奇不顾船上的阿尔及利亚人反对，升起了本国国旗。可是他并没有真正控制自己的军舰，不请自来的乘客要求船舶的航向服从他们的祷告时间。舵手被迫让“乔治·华盛顿号”迎着波涛汹涌的海浪，每天五次向东朝着麦加的方向行进，以表示祈祷者的忠诚。一名穆斯林专门负责观察指南针，以便确保船舶方位的正确性。

虽然美方船员发现这种膜拜的方式有点儿像黑色幽默，但是当前的形势却不容乐观。此次航行既不舒坦也不体面——它只会带来严重的外交影响。当“乔治·华盛顿号”在君士坦丁堡囤满粮仓准备返航时，船长班布里奇坚定地说：“我希望别再让我去阿尔及尔运送贡品，除非我接到授权用大炮去运。”

“乔治·华盛顿号”终于回到了美国，美国公众听取汇报后无不感到愤怒。阿尔及尔发生的事情很快便传开了，有些人认为班布里奇的屈服是不可原谅的。许多人认为，美国招惹了魔鬼，需要主动妥协。其他人抱怨说，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妥协，继续进贡只能换来更多屈辱。那些反对海军的也自以为是，试图证明美国在公海拥有海军只能适得其反。面对海盗劫持，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竟然自身难保。

得知阿尔及尔的事件以后，进驻突尼斯的威廉·伊顿领事立刻致信同行理查德·奥布莱恩，表达他的强烈不满。

历史当铭记，吾国首艘战舰之备竟为贼运。欲一雪前耻，非以血还血。若为吾，宁杀身以成仁，吾当战斗到底，继之以殛！10

伊顿担心祖国会对面前的耻辱无动于衷，于是增加了最后一个问题：“吾国何时方能醒来？”

第四章

杰斐逊归来

在接下来的6个月，我会一直等候总统的回信……如果那时还没等到……我将宣布正式对美国宣战。

——的黎波里帕夏尤瑟夫·卡拉曼利

1800年10月

当威廉·班布里奇和“乔治·华盛顿号”在国外遭受羞辱时，美国人正焦头烂额地忙于国家第三任总统的选举。经过一番关系到新国家统一的激烈竞争之后，托马斯·杰斐逊击败了他的老朋友约翰·亚当斯，并于1801年3月4日宣布就职。这位老朋友深感失望和愤怒，并没有出席当日的就职典礼。

朋友的疏远和国家的分裂并非杰斐逊一个人的原因。现在，他不得不直面巴巴里列强的问题。十多年来，华盛顿和亚当斯两任总统一直采取避免诉诸武力的政策。但杰斐逊很快明白，这样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战争与和平

杰斐逊逐步安顿他的新家，他不知道巴巴里海岸这颗定时炸弹何时会爆炸。在步入国会大厦完成就职典礼之后，这位第三任总统花了两周时间，才将自己的家从出租屋搬进总统室。

杰斐逊在主楼只占用了几个房间，便开始计划白宫的社交生活。华盛顿和亚当斯会每周在宫廷主持一次总统接见会。与他们不同的是，杰斐逊更喜欢小型宴会厅，政府工作可以在亲密的交谈环境中进行。但这都是以后的事情。首先，他需要对国家事务做更充分的了解，处理亚当斯离任后留下的各项事宜。

杰斐逊总统下令，所有信件必须提交其本人审查。仔细阅读亚当斯留下的文件之后，他更加担忧起国家的安全状况。杰斐逊早就知道巴巴里局势十分棘手，但原来并没有感到如此糟糕透顶。现在，他查看了当前与阿尔及尔、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签署的条约。最后一个条约批准于1800年1月，承诺每年支付2万美元的贡金。令人捉摸不透的还有一项条款，美国船只每次收到“鸣炮礼”之后需要缴纳一桶火药。有着15年观察经验的杰斐逊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要求的实质，绝对是包藏祸心。它在警告说，整片区域不过一桶火药而已。

3月13日，来自地中海的一批急件摆在了杰斐逊的眼前。尤其是詹姆斯·卡斯卡特的信件，其中的火药味已经很浓。这封信是在“乔治·华盛顿号”被征用以前写的。卡斯卡特报告说，尽管条约规定在先，“任何一方不得索要更多的贡物或年金”1。的黎波里的帕夏却要求增加他的年贡。卡斯卡特称，无论谁担任统治者，事情都如出一辙。

杰斐逊一页页地读下去，卡斯卡特那漫长又详尽的信件让他越来越感到不安。帕夏的高调言论明摆着是一种威胁。“让你的政府给我一笔钱，我就会满意——你可以选择直接上缴或者谋求另一种方式。”帕夏给出了六个月的期限，如果到期之后没有满足他的要求，“我将对美国……宣战。”而这六个月很快就要到期了。

杰斐逊还发现了突尼斯领事威廉·伊顿的一封信。伊顿感到软弱的和平不会持续太长，他曾请求亚当斯政府展示一下海军实力。他提议派遣三艘美国最厉害的军舰前往的黎波里。在那里，他将邀请帕夏赴宴，向他展示美国的实力。宴请之后，他打算指着大炮说：“看看我们的总统为保障和平而做的努力吧。”2伊顿解释说，如果计划成功，帕夏的宣战可能会被吓退。

不幸的是，亚当斯任期的最后一次行动就是签署法案缩减美国海军。杰斐逊一定十分同情伊顿，他的计划与杰斐逊早年想的很相似，可是现在只能派遣很少的军舰。杰斐逊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让美国宣战。

几个星期后，他终于明白这次已经没有了权衡选择的机会。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于4月19日停靠费城码头。结束君士坦丁堡的羞辱之旅后，威廉·班布里奇和他的船员忍受着冬季返航的折磨。他们在风雨飘摇的大西洋上度过了两个半月，是正常航行时间的两倍。尽管如此，漫长的旅行和刺骨的寒风也没有减轻班布里奇炽热的愤怒。登上陆地后，他立即奔赴首都，向总统汇报事情的来龙去脉。

整个华盛顿充满了对班布里奇的埋怨声，有人讥讽地说，他也太轻易向总督的条件投降了。但船长却从总统杰斐逊那里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杰斐逊对该地区的问题十分清楚，更倾向于认同班布里奇所处的困境。在亲耳听到班布里奇的汇报后，总统认清了事实并表扬班布里奇“身处异常险境却能履行职责，干练而明智地处理问题”。3他打算进一步奖励做出贡献的船长——或许他会回到巴巴里海岸，这一次指挥的不是一艘改装商船而是更厉害的军舰。

不过，杰斐逊首先需要召集内阁。他要确保他们能够通过这个在脑海里已经成型的计划——这是一个关系到向巴巴里列强投降还是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的计划。

杰斐逊原本希望四月底在华盛顿召集他的内阁，但直到五月中旬才召集完毕。华盛顿主流报纸《国家邮讯报》和《每日广告报》刚在四天前宣布全国处于和平状态，不过杰斐逊和他的顾问们心里更为清楚。巴巴里海岸的局势要求采取行动，虽然每个人都明白美国是最没有资格对抗海盗的国家，它那小小的海军刚刚坐稳屁股就被缩减。

在首次内阁会议上，杰斐逊大胆地质问其顾问：“我们应该下令诺福克舰队去地中海巡航吗？”4

内阁的绅士们立即意识到了该问题的广义含义：他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未经国会许可的前提下，能否让总统授权采取军事行动。

面对内阁的回答，杰斐逊按照他的习惯做法，记录下了每名官员发表的意见。

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表示：“总统不能让我们陷入战争。”不过，他补充说，无论是国会宣布战争或是被他国卷入战争，在战争的情况下，“公众力量的指挥和领导权属于总统”。

司法部长列维·林肯更为谨慎地说：“我们的部队可能会击退一轮攻击，”他说，“可是击退后，可能无法继续摧毁敌人的船只。”

国防部长亨利·迪尔伯恩表达了乐观的看法。“远征军应大胆前进，保护我们的商业不受的黎波里的战争威胁。”他提出，国务卿麦迪逊表示同意。

经过深入讨论之后，内阁一致认为：舰队将以维护和平为目的被派往地中海，而不是蓄意发动战争。5杰斐逊和他的内阁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巴巴里列强做法明智，希望他们意识到美国为物资和公民的安全采取了严厉的保护措施，希望他们能够从冲突中让步。

理查德·戴尔，由乔治·华盛顿任命的原美国海军上校，被总统委任指挥舰队。他将随身携带杰斐逊总统的致函，亲手交给的黎波里的领导人；在信中，杰斐逊为“永恒的友谊”提供了多重保障。

杰斐逊言辞谨慎，避免在信中使用如“战船”等带有刺激色彩的词语。他建议帕夏：“我们认为权宜之计是派我们的‘观察舰队’进入地中海。”不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里话中有话：美国人不欣赏巴巴里海岸对他们船只的所作所为，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发动战争。运气好的话，干脆让穆斯林领导人知道他们已经被舰队盯上了，这将足够说服他们。

“我们希望我们的军舰的出现不会给任何国家带来不愉快，”杰斐逊在信中继续说，“因为——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的商业在每一片海域都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和勇气——我们已经对该舰队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他们将以最完美的尊重和秩序面对所有友好国家。”

杰斐逊总统只能期望他的和平言辞，伴随着适度的实力展示，去打消的黎波里帕夏脑海里舞动着的战争念头。

第五章

倒下的旗帜

当前的事实不容置疑。帕夏的海盗船实际上已经出发，准备袭击美国人。

——威廉·伊顿致国务卿

1801年4月10日

当杰斐逊和他的内阁准备回击巴巴里的挑衅时，詹姆斯·卡斯卡特却没有收到任何外交指令。1800年10月，他曾上书华盛顿，描述了的黎波里帕夏尤瑟夫·卡拉曼利的战争威胁。他坐立不安地等候了近六个月，却没有收到任何指令。他甚至不知道是谁赢得了总统选举。总而言之，卡斯卡特一直在孤军奋斗。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帕夏不断地对美国进行威逼利诱。他告诉卡斯卡特，他和他的人民希望和平，但拒绝讨论合法有效的现有条约。无论帕夏在过去同意过什么，他现在只想赤裸裸地索取更多。他首先要求了一船又一船的礼品——他指出，其他政权从他们的条约中取得了更多利益，尤其是阿尔及尔。现在，他也坚持做进一步考虑。帕夏向美国索取巨额贡金，22.5万美元才是定金而已，这远远超过了卡斯卡特可以提供的或者美国财政能够负担的金额。他在索取方面简直是厚颜无耻，就在乔治·华盛顿去世时，他曾大言不惭地额外索要1万美元的贡金。总之，帕夏的做法与乔尔·巴洛早年预计的完全一致。这位的黎波里统治者竟然赞成“公然蔑视每条诚信原则，比任何巴巴里王子做的都要过分”1。在美国人心中，他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混蛋。

卡斯卡特越来越惶恐不安。1801年2月21日，他写信告知其他领事。“我深信，的黎波里的帕夏，”他警告说，“将在60天内开始对美国采取敌对行动。”2

他并不是杞人忧天。1801年5月11日，也就是三个月后，他的担忧得到了证实。

在那个星期一的傍晚六点，一位摄政使者来到了的黎波里美国领事馆。当造访者被领进的那一刻，卡斯科特立即认出他是帕夏尤瑟夫最敬重的顾问。卡斯卡特使劲浑身解数热心地招呼着他。他尽可能地对帕夏的游戏保持耐心态度，可是他的耐心正被面具下的侵略消磨殆尽。

这一次，帕夏的使者全然没有假装和平。他传达了他的消息：“帕夏派我来通知你，他已宣布对美国发动战争，并在14号的下周四撤掉你的旗帜。”3

帕夏过去做出过许多威胁，但卡斯卡特知道这次是动了真格。的黎波里的战船已经摆出了一副挑衅姿态，它们在表示向敌国宣战的战旗位置上升起了美国国旗。这回，卡斯卡特再也不能缓和局势。

他的直觉告诉他，他必须离开；他知道帕夏会把他驱逐出境。不过，卡斯卡特已经适应了这座杂草丛生的村庄，它从海上升起，长长的码头正远远地伸向海港。城市四周被围墙环绕，水泄不通的石房之上，清真寺的尖塔依稀可见，这里就是他的家。即使是位于城市之巅的帕夏的迷宫宫殿，某种程度上也让他感到了一丝亲切。

虽然他永远是一个外乡人，卡斯卡特却懂得这个世界。他曾盘腿而坐与帕夏共宴。他能凭借气味分辨出城市的几个主要广场，那里有浓郁的咖啡香和弥漫的烟草味。他能听出骆驼带着挽具拉动面粉碾轴的声音。如果不受欢迎，看到为主人扇着风，驱赶苍蝇的奴隶会觉得熟悉。不管喜欢与否，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他马上会遭人唾弃。

卡斯卡特克制着脾气，尽量不露出悲伤，他礼貌地答复了帕夏的使者，他知道愤怒的回答只会危及妻子和年幼的女儿，还有他的外交人员。没有政府的指令，他没有权力做任何事情。即使他明白新总统的意思，也不可能及时得到军事援助。因此，卡斯卡特确认收到了宣战声明，并称他会租赁一艘船，尽快离开城市。在此期间，他将留在领事馆见证官方第一次军事行动。

的黎波里的悲喜闹剧

三日后，帕夏实施了他的第一次威胁。1801年5月14日，他派手下来到美国领事馆；士兵到达的时间是周四下午一点钟。

卡斯卡特已经准备好为和平做最后一次报价，然而破镜难圆，大势已去。他走到部队指挥官（帕夏的战争部长）面前，告诉他能够承诺1万美元的贡金，请向总督转达。于是，一名通讯兵向城堡赶去，几分钟后便赶了回来。帕夏拒绝了这次报价。

卡斯卡特知道任何外交尝试都已徒劳无用，也不可能通过武力阻止帕夏的手下。无助的他只能站在周四火辣的阳光之下，任凭的黎波里士兵劈砍着国家的旗帜。

帕夏的手下士气高涨，欢呼雀跃地挥动着手中的斧头，可是让他们沮丧的是，砍倒旗杆实属不易。木屑掉得满地都是，可旗杆硬是不肯倒下。仿佛是为了嘲笑那些士兵，美国国旗在斧头的砍声中迎风飘扬，而它的国民正在站立致敬。一次羞辱美国人的行动却很快让的黎波里人颜面扫地。

帕夏已下令，如果他的手下无法砍倒旗杆，他们应拉动固定在旗杆顶端的旗绳升降索。他觉得这样做也许能将旗杆扯断。可令人失望的是，这种方法也没能奏效，有弹力的旗杆仍然屹立不倒。事实证明了那些羞辱国旗的人是多么地无能。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的黎波里士兵终于把旗杆弄断，不过刚好靠在了领事馆的房子上。在一旁观看的美国外交人员都被这出闹剧悄悄地逗乐了。后来，卡斯卡特在给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写信时，讽刺地记录下整个事件：

两点一刻，他们实现了伟大的成就，把我们的旗杆从离地6英尺的位置砍得左歪右晃，最后向左倾斜在天台上……至此结束了第一场悲剧。4

战争告急

十天之后，卡斯卡特与妻子、女儿在的黎波里港口登上了一艘波拉卡，这是他从港口租来的一艘小型三桅帆船。他将领事馆事务托付给丹麦总领事尼古拉斯·尼森照看。卡斯卡特明确表示，请向任何被的黎波里俘虏的美国水手提供生活费和医疗护理。尼森答应说，如果美国船只被俘获，他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尽可能满足这些需求。5

过了三日，卡斯卡特逃难的一家在马耳他着陆。在那里，他给美国政府写信，希望能派一艘船接他们回家。他依然不知道谁是总统或者美国当时的政治气候如何。他只能猜想美国收到文件后会是怎样的反应。

把国家的事情处理好之后，卡斯卡特的船再次起航，前往意大利的里窝那市。然而，这位已经沦为前任领事的卡斯卡特又遭受了另一番不幸。离开西西里海岸，他与一股巴巴里海盗势力撞了个正着，这是一艘被海盗掌管的小型突尼斯船。虽然他们摔坏了他的“皮箱”，但卡斯卡特拿出的凭证得到了海盗的认可。这些不速之客享用着他的酒和食物。卡斯卡特太太和女儿被那些挥着马刀的男人吓坏了，但他们只是使用刀具而已。卡斯卡特汇报说：“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意向，只是用刀把搜刮来的物品砍去缠绕物或者捆绳而已。”6

海盗弄坏了船上的指南针，卡斯卡特和船长不得不又粘又涂蜡，修理“一只破旧却还有磁性的指南针”。不过，修理好的指南针指引效果还不错，卡斯卡特的船从离开的黎波里到抵达里窝那花了九天的时间。然而，到达目的地之后又被侮辱了一次：他们需要接受二十五天的检疫，以确保他们在接触突尼斯人后没有感染天花或其他疾病。

当他们从意大利上岸之后，卡斯卡特终于得知杰斐逊选举的消息。他在写给麦迪逊的信中转达对新总统的祝贺，而那时的麦迪逊和杰斐逊都没有得知数星期以前的黎波里宣战的事情。等杰斐逊知道的黎波里的进攻以后，已经来不及救助卡斯卡特，因为他那时早已起航回家。不过，多亏杰斐逊有先见之明，美国军舰已被派往巴巴里海岸。虽然他们未被授权攻击巴巴里船只，但能够保护美国利益不再遭受侵害，并封锁巴巴里港口，而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挤兑的黎波里经济。两国都清楚国家关系已经到达临界点，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已经采取了行动。

第六章

第一舰队

我希望下次有机会给您写信时，能荣幸地通知您，我方军舰已经俘获了几艘的黎波里海盗船。

——理查德·戴尔致海军部长

1801年7月19日

距离卡斯卡特的断裂旗杆尚有一洋之隔，杰斐逊的4艘战舰启航了。旗舰是“总统号”，由理查德·戴尔舰长指挥。“费城号”和“埃塞克斯号”分别由塞缪尔·巴伦和威廉·班布里奇指挥，为旗舰提供火力支援。第四艘是改装的纵帆船“企业号”，船长为安德鲁·斯特瑞特上尉。虽然数量上比较保守，但由于新的设计，新舰队出奇地强大。因为美国造船技术的创新，美国护卫舰的速度能够超过体积更大的船只，而且抵抗海浪的能力更强。

新增的四艘军舰搭载着年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后者于1798年美国海军成立时，经亚当斯总统下令重新组建。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战斗经验丰富，这对登船行动和陆地出征非常重要，一旦发生船员暴动，他们同样起到了保护军舰长官的作用。虽然有时有点傲慢和鲁莽，但这些战士的英勇无畏让他们名声在外。一旦戴尔的舰船遭遇海盗或需要陆地保护时，他们的存在便发挥了宝贵作用。

补给完毕后，戴尔的舰队于1801年6月2日向直布罗陀海峡起航。美国海岸才消失在视界里不久，他们便遇到了惊涛骇浪。旋转的风暴让出海的前十天异常难熬，东风和暴雨猛烈冲击着船只。作为四艘军舰中最新的一艘，“总统号”仅经历了寥寥数月的试航，风暴啃噬着船身每一处的瑕疵。饱受大海无情的肆虐，很快雨水夹杂着海水便从甲板的接缝处渗透进来。船员们对潮湿的生活感到不快，还有许多人开始晕船。但她是一艘好船，从她的三个高耸的桅杆顶部一直到船身都是好样的。几场暴风雨天气并不能阻碍美国海军“总统号”到达她的目的地——地中海。

杰斐逊的指挥官们

“总统号”的指挥官也堪称人中豪杰。理查德·戴尔年近四十五岁，身体发福，有着一双慈祥的眼睛和一头灰发，这样的外观让他下命令时看起来十分稳重有经验。他十二岁就当了水手，第一次横渡大西洋是乘坐叔叔的商船。凭借努力，他在十七岁时便当上了大副。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戴尔曾担任约翰·保罗·琼斯的副指挥官，指挥的是一艘改装法国商船——美国海军“好人理查德号”。与英国海军作战期间，趁着月色，他只用了一根荡绳便成为了第一个登上英国皇家海军“塞拉皮斯号”的美国水手，这一勇敢的举动让他声名鹊起。战争结束后，他开始了较为安静的生活，与中国和印度做着红火的生意。然而，当美国海军被重新启用后，戴尔毅然接受了华盛顿总统的提名，回归大海加入了首批海军舰长的行列。是责任感让他登上美国军舰，海军准将戴尔亲身体会到保护美国商船不被俘获的必要性——因为他本人曾在独立革命时期被英国监禁。

班布里奇船长指挥“埃塞克斯号”，被命令再次回到那个让他与“总统号”饱受羞辱的地方，他现在脑海里只有报仇雪恨。而“埃塞克斯号”的年轻水手们动机也很单纯，他们渴望去冒险。斯蒂芬·迪凯特上尉也是其中之一。

有时，命运会对一个人微笑，以神秘的方式赋予他英俊的面孔、迷人的性格和完美的机遇。斯蒂芬·迪凯特头发乌黑卷曲，眼睛炯炯有神，当他走进一个房间时，他的洒脱不羁会让许多女人倾慕，而他那悍然无畏的勇敢和强烈的荣誉感又让他格外出众。

有一次，一名英国商人侮辱迪凯特和美国海军，迪凯特向他单挑决斗。他知道自己的枪法要远远胜过对手，并向一位朋友保证他只会朝对方腿部开枪，只是弄点轻伤还以颜色。决斗的结果和迪凯特设想的一样。那名英国人一发也没打中，而迪凯特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臀部，而不是心脏。迪凯特安然无恙，而且赢得了骄傲。他不想杀害那名英国人，但也不能让诽谤肆意传播。侮辱美国海军就是侮辱迪凯特，侮辱他的国家和家人。

从迪凯特记事起，大海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父亲老迪凯特曾在独立战争时期担任海军上尉，之后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沿用父亲名字的迪凯特八岁时患上了百日咳，医生推荐他呼吸海洋空气，帮助肺部的恢复。于是，他加入了父亲的下一次航行。从欧洲返回时，小迪凯特被治愈了，却又深深地迷上了航海生活。尽管母亲最希望他将来做一名牧师，但他在离开大学一年后便开始了海军生涯。

即使面对1801年6月的风暴天气，迪凯特上尉依然觉得这次任务的垂青让他成为了最幸运的人。护卫舰迎着海浪的撞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仿佛是在低语着胜利的到来。湿咸的空气充盈着呼吸，让迪凯特整个人感到神清气爽，一股简单的自豪感从心底油然而生——他是一名脱离旧世界和昔日联盟的美国人，向往的是理想和自由。他为祖国军舰而自豪。虽然“埃塞克斯号”比“总统号”要小，但船上配备的三十多门大炮让他感到无比骄傲。

虽然他和四艘军舰的所有船员都不清楚的黎波里酝酿的阴谋，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疑虑。为了应对敌对行动，戴尔准将向班布里奇做出指示。戴尔说，“埃塞克斯号”穿过大西洋后应独立行动，班布里奇、迪凯特及其手下应前往直布罗陀海峡。如果他们发现巴巴里列强已经宣战，他们应等候五日。如果剩余的军舰未能到达，班布里奇应通过美国领事给戴尔留言，然后继续向地中海行进并为美国商船护航。如果没有宣战，“埃塞克斯号”要在出发之前等待其他军舰二十日，在每个停靠港留下一封信，以便戴尔能够掌握她的行踪。

戴尔还对其他各项事宜做了详细的指示，他强调礼仪、举止要得体大方，战斗时要临危不惧。准将的指示非常适合年轻的迪凯特上尉。他英俊自信而又勇敢无畏。他即将踏上神圣的旅行，带着祖国的荣耀奔赴曾经梦想访问的异国他乡。如果那里是和平，则让它长存；如果那里有战争，就让它速战速决——让英勇在战争的狂热中展示发挥吧，为他的国家带来荣誉、尊严和胜利。无论巴巴里海岸是何局势，斯蒂芬·迪凯特确定，这将是一次伟大的冒险。

迎战规则

舰队迎风破浪前行，戴尔准将下令船员开始炮火演习。每名船员各司其职，命令在空气中传播开来——“火炮就位“……”取下炮栓“……”装弹“……”瞄准目标“……”发射”。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炮弹击中了前方数百码的位置，随后消失在激起的浪花之中。

各位船长都在训练着自己的手下，不管是老兵还是新兵，都在积极应对巴巴里海岸潜在的战争。面对敌军战舰的到来，这里没有后方可言。攻击巴巴里船会让他们改变登船的策略。因此，面对巴巴里的攻击，最好的防守是使用炮击让海盗却步。

不过，让戴尔无奈的是，他只是被授权做好防守任务。两个月前，杰斐逊在内阁辩论中迟迟没有宣布他具有对外宣战的宪法权。他通过海军部长向戴尔准将及各舰长清楚地下达了一系列命令。“在前往马耳他的途中，万一遭遇任何的黎波里海盗船，”戴尔写道，“……你应击败其所有火力，切断桅杆，让他们能够退回港口就可以。”1美国军舰不得俘获任何巴巴里船只。他们可以对敌船还以颜色，但不俘虏任何船员，击退敌人即可。

幸运的是，在横跨大西洋的航行中，美国大炮只是在演习时才被使用。美国海军“总统号”于7月2日驶进直布罗陀海峡，威风凛凛的护卫舰由轻巧的“费城号”和“埃塞克斯号”军舰伴随左右。第四艘军舰“企业号”先到一步，朝她致敬。北美海岸的惊涛骇浪减缓了企业号的行进速度，却没有阻碍整个舰队的航行，准将戴尔允许这艘单桅帆船稍做休整。不过，天气一经放晴，斯特瑞特上尉立刻向直布罗陀加速行进，最后用了五天的时间赶超了其他军舰。

比起欧洲大型海军的标准配备，美国舰队肯定稍逊一筹，但这四艘军舰却给外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们能否争取到和平尚不得而知，但美国舰队在地中海港口停泊，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港口的海盗

到达直布罗陀海峡之后，理查德·戴尔准将的首要任务是查明巴巴里脆弱的和平局势。可首先，他考虑的是驶入港口。

海港比往常都要空闲。直布罗陀是英国皇家海军基地的大本营，可现在所有英国军舰都在忙于同拿破仑的战争，倾巢出动，封锁法国和西班牙军队。美国不愿意卷入这场战争。看到“企业号”在空空如也的港口中停泊，戴尔这才松了口气，斯特瑞特上尉和他的手下已经安全到达，没有受到一丝伤害。美国舰队团聚了。

正当接近“企业号”时，戴尔的目光被停泊在附近的另一艘船所吸引。这艘船不同于他见过的任何船只。

船尾吃水很浅，颜色艳丽的船体吸引了戴尔的注意。“总统号”慢慢接近，戴尔看到的是一艘黄色双桅帆船，船身布满白色条纹，装备了大量火炮。用望远镜仔细一看，这艘船被重重把守，而且船员比同等体积船只配备的要多。

他还发现这艘船并不孤单，一艘较小的十四炮双桅帆船陪伴着她。两艘船都精致地涂上了花彩，较大一艘的图饰令人不安：一名女人的首级悬挂在甲板之上。

戴尔立刻意识到，这些都是海盗船，很可能来自的黎波里。

巴巴里船的出现使戴尔感到不安，但他并不惧怕交战。无论战争到来与否，他知道双方都不会在一个中立港口内开火。即使这两个涂抹艳丽的小丑想做愚蠢的尝试，也敌不过戴尔的火力。

军舰缓缓驶入停泊处，戴尔观察着较大的一艘。它的船名叫作梅舒达，另一艘双桅帆船的名字不得而知。海港的潮水轻轻地摇晃着船身，等待戴尔进一步揭开谜底。的黎波里这支小舰队的指挥官心里十分清楚两国是否处于交战状态。

戴尔准将认为他要做的就是询问。不过，这还要看海盗能否直接给他答复。

“梅舒达号”似乎对美国人来说十分眼熟，因为她曾是一艘名叫“贝齐”的美国船，五年前被的黎波里海盗俘获。她的船员曾经沦为奴隶，但很快被释放，只有一位除外。

当其他船员被释放回国时，一名水手选择了与船共伴。出生在珀斯的苏格兰港，满头金发的大胡子彼得·莱尔已经变成了叛徒。

他在早年航海中学到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凭借着语言优势，他很快改信伊斯兰教，抛弃了基督教姓名。为了表示对奥斯曼帝国海军上将穆拉特·莱斯的敬仰，他沿用了他的名字。久而久之，以莱斯为名的彼得·莱尔赢得了帕夏的信任，甚至与其女儿结婚。他放弃对自己国王和国家的忠诚，成为了一名可怕而狡猾的海盗，他现在是的黎波里舰队旗舰“贝齐号”的船长。

1801年6月29日，莱斯及其手下抵达直布罗陀，他们没有心思对付“企业号”，而是在港口待了三天。然而，7月1日直布罗陀的三位美国护卫舰的出现意味着麻烦的到来。莱斯知道他的国家已经对美国宣战，而美国人是否察觉到了战争，他并不知道。

莱斯意识到这些高大的军舰并非是对旗杆事件的直接回应；消息可能还没有及时到达美国海岸，激起这支舰队的派遣。然而，随着战争谣言在直布罗陀的大街小巷迅速散播，莱斯想知道这些巨大的战船是如何快速得知他们的公民和国旗遭受了侮辱和玷污。如果美国政府尚未意识到的黎波里已对其宣战，那么这些军舰为什么要抵达地中海水域？

望着在港口停泊戒备的美国海军，这位舰队司令穆拉特·莱斯想出了一个计划。如果美国人找到他，他会假装一无所知，而美国人肯定会这样做。他可不想给他们通风报信。

扑朔迷离

在接近海盗船询问和平事宜之前，戴尔决定先向友方索取信息。美国驻直布罗陀领事登上甲板欢迎舰队，但他也没有最新消息。出于礼节，戴尔上岸后会见英国总督，总督证实了“梅舒达号”的忠诚和历史，但对于是否宣战他也无从而知。2

于是，戴尔不得不询问这位海盗首领及其392名手下。

“梅舒达号”和双桅帆船目前正处于检疫状态（直布罗陀卫生处要确定他们没有携带疾病），但戴尔还是近距离接近他们。身材魁梧的戴尔用扩音器向穆拉特·莱斯喊话。“准将对海盗司令喊话，”美国领事记录下了当时的交流过程，“贵邦是对美利坚合众国宣战还是保持和平？”3

穆拉特·莱斯从“梅舒达号”的甲板上用标准英语说——他们正和平相处。

满腹疑虑的戴尔尝试另一种策略。他问道，当卡斯卡特离开的黎波里时，美国人安好？

得到的答复令人惊讶。莱斯说卡斯卡特在两星期前便离开了的黎波里。

为什么？

莱斯回应说，因为卡斯卡特“不再是美国人的朋友”。

听到这段奇怪的消息后，戴尔无法做出任何判断。这场喊话让戴尔比之前更加摸不着头脑。

对于穆拉特·莱斯来说，他并不认为戴尔轻易会被他误导，而多年在马格里布的经验教会了他欺骗的艺术。他的第二故乡是一个让人觉得应该在水果市场讨价还价的地方。就算购买一兜无花果，也要上演一出充斥着愤怒、拒绝、接受的小把戏。当谈到盛大的外交仪式时，重要的是双方要表现得像老朋友一样，首先考虑的是对方的舒适度和放心感。直入主题是非常粗鲁无礼的，甚至会非常危险。如果与美国人交流一开始便承认宣战问题，那还不如直接投降。

对于戴尔来说，如果消息是从镇上听到的而不是从穆拉特·莱斯口中得知，他会很快做出决定。他要对杰斐逊和海军部长负责，确保地中海美国船只的安全，戴尔不会轻信他人的一席之言。然而，他不得不凭借收集的零星线索和完美的直觉去判断。“根据我从的黎波里得到的每条消息判断，的黎波里正在与美国宣战。”他报告说。这意味着他不得不采取行动。

他开始发号施令。他让“埃塞克斯号”护送“大特克号”商船向突尼斯行进。“大特克”号商船装满了松脂用品以及其他贡品，这是因为美国现在还要与其他巴巴里国家保持稳定关系。

戴尔了解到，二十多艘美国商船正在巴塞罗那附近等候护卫舰的到来，同样，许多南欧海岸的商人也在其他港口聚集。他命令班布里奇完成突尼斯的使命之后，率领“埃塞克斯号”尽可能护送更多的船只离开直布罗陀海峡，保护他们免受海盗巡洋舰的袭击。戴尔希望，当那些自称海盗的不法分子从船上整齐列队的炮门中看到几十门大炮时，会吓得屁滚尿流，放弃挑战美国海军的所有念头。

戴尔给“企业号”的斯特瑞特上尉写了命令信。纵帆船的任务是跟随总统号，传达杰斐逊总统致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公函。戴尔将在抵达最终目的地以前去上述地区出席外交事务，会见的黎波里的统治者。

准将为舰队的第四艘船制订了一份特殊的任务计划。他看清了臭名昭著的莱斯的诡计，决定务必阻止“梅舒达号”航行。他命令“费城号”船长巴伦在直布罗陀一带游弋。“在港口休息并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凭借你良好的判断力行动），当他出来的时候干掉他。”4

他警告说，美国护卫舰不得跟太近，否则会被认为是在封锁英国管辖的领土。如果形势允许，可以将穆拉特·莱斯那罪恶滔天的舰队送上西天。

7月4日，戴尔向巴巴里海岸起航，将的黎波里的黄色旗舰抛在了身后。直布罗陀海港的天然防护为他观察莱斯提供了完美的场所，“费城号”的跟踪和她那强大炮火的威慑力让海盗望而却步，保持的距离与戴尔想要的一致。与此同时，其他美舰将尽全力恢复的黎波里的和平以及与其他巴巴里国家的救助关系。

第七章

海上冲突

我很荣幸地通知您，8月1日，我军遭遇一艘的黎波里军舰，“的黎波里号”。随着一枪令下，战斗开始……

——安德鲁·斯特瑞特上尉致理查德·戴尔准将

1801年8月6日

杰斐逊希望，即使他们未被授权发动全面战争，四艘美国军舰也能为美利坚合众国赢得新的尊重。舰队令人瞩目，船长英勇无畏，可是这四艘军舰能否让海盗刮目相看，巴巴里国家能否在谦逊的军力展示之下做出让步，这是一件更为重要的问题，而这种军力展示最初也没有得到确切的定论。

7月9日，“总统号”和“企业号”顺着潮汐驶入了阿尔及尔港口，理查德·奥布莱恩热泪盈眶地迎接他的美国同胞。随后，他代表戴尔致函总督，“对阁下的威严和高贵致以深深的敬意”。信中还用微妙而清晰的语言解释了他们的使命：这些军舰只会“监管（美国）商业的安全”1。看到美国军舰的所有人都目睹了船上装备的数门大炮，可是戴尔还是谨慎行动，避免无端产生威胁。

两天后，两艘船起锚向突尼斯航行，在那里准将戴尔会找到和他志趣相投的人——威廉·伊顿。

心智相投

看到戴尔的军舰驶入港口，美国领事感到万分欣慰。伊顿不久便给家里写信说：“美国和巴巴里的历史开启了新纪元。”2经过几日的会见，伊顿领事和戴尔准将一致认为，美国必须迎战——这是唯一的办法。一定要有人对抗怀有敌意的巴巴里列强。不过，他们的想法却被命令所限制。

在国家利益的感召下，伊顿日渐强大的信仰激发了其外交使命上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而长期的压迫经历形成了他的好斗性格。从1799年初抵达地中海开始，他对总督的暴政日益感到愤怒，心中的怒火在接下来两年半的时间内久久未能平息。

抵达突尼斯后，他被总督传唤到住处会面。他走进统治者蜿蜒幽深的宫殿，穿过令人晕头转向的高塔迷宫、走廊和庭院。伊顿由奥布莱恩、卡斯卡特领事和几名舰队船长陪同，他们被领进了一个狭小、类似洞穴般的房间。房间约高八英尺，破碎的灯光从窗户的铁格栅中透射进来。那些人光头赤脚，笨拙地把自己装扮成“一只硕大的、毛发蓬松的野兽”，伊顿写道，“他一屁股坐在矮板凳上，凳子上面覆盖着一只绣花丝绒垫，然后收起他的后腿。”3

总督本人的样子就是这样，他会懒洋洋地“伸出他的爪子，像是在要东西吃”。

伊顿不知所措，直到一名仆人吆喝道：“亲吻总督的双手！”奥布莱恩被迫这样做了，其他人也不例外。这个姿势好像让总督感到很满意，正如伊顿描述的那样：“这只动物在那一刻似乎不会伤人：它咧开嘴笑了几次，但只发出了很小的声音。”

后来，愤怒的伊顿在日志中抱怨：“你们相信供奉这只高贵畜生的都有谁吗？七位欧洲国王、两个共和国、一个大陆。它的整个海军力量竟然还不及两队战舰？”4

那次会面结束后，伊顿在空闲时会观察他的新家，或是去迦太基遗址进一步了解这个国家。他开始关心起这个与他的故乡康涅狄格完全不同的陌生国度。“这个海上王国生来富饶，她的美丽妙不可言，”他记录说，“罗马人在这儿生活也会感到一种奢侈。”5他详细描述了突尼斯人民的着装举止，指出他们穿着“短夹克、类似水手穿的东西，没有袖子，绣有金边，边缘和两侧装饰着各种图案。”他羡慕那些亚麻细布和丝绸腰带，使用他们可以佩剑和长枪。

虽然那里的人们饱经恶劣天气和地方统治的折磨，但他们让伊顿想起了故乡的同胞。他给美国的妻子回信说：“社会压迫和宗教暴政双双奴役着他们。”6在给皮克林的信中，他评论突尼斯的公民“渴望得到原始的豁达、自由的空气，羡慕我们的子民在这样自由的沃土上成长”。7

面对日益遭受压迫的突尼斯人，伊顿在那里工作的时间越长，他对总督的愤怒就越多。即使他在那里居住了多年，他仍然对巴巴里列强感到恐惧，他们不仅仅向他的总统（总督称其为“美国王子”）索要贡品，而且还将魔掌伸向了世界的其他地方。令他更加气愤的是，欧洲国家竟然容忍海盗在国际海域肆无忌惮。在伊顿的脑海中，向残暴势力低头就是给美国荣誉抹黑，而如今他收到的命令仍然是以和平为目的。

言语警告

意料之中的是，突尼斯人以各种索要回应了戴尔的问候。几个月前，阿尔及尔总督曾致信总统，要求40门24磅火炮和40门其他口径的火炮。他还想要1万支步枪。戴尔能做的只有答应他的要求，“您的王权至高无上”，一切在照办之中。幸好，第二天“大特克号”与其护卫舰“埃塞克斯号”抵达了突尼斯，戴尔的许诺很快被兑现了。

与伊顿为伍，戴尔发现自己的耐心变得越来越少。如果想要做出点成绩，戴尔需要更多的船只，还有作战授权。会见穆拉特·莱斯以及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领导人让戴尔感到十分沮丧，他于7月19日向海军部长写信汇报会谈情况。“我认为他们就是一块硌脚的石头，”他抱怨说，“整帮列强，包括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人还有的黎波里人。任何程度上的进贡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贪得无厌，只要时机一到，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对国家商业的掠夺。”现在他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并提出了自己对未来的建议：“在地中海部署四艘或六艘护卫舰，否则就无法确保美国商业的安全。”8

到目前为止，戴尔几乎没有赢得任何外交成绩，他现在要前往的黎波里面对那位最难伺候的统治者。戴尔希望能够成功解决的黎波里的外交事宜。如果失败，这次他会被授权使用武力牵制敌人，迫使他们讲和。

1801年7月24日，美国海军“总统号”和“企业号”抵达的黎波里港口。美国军舰在珊瑚礁和浅滩对面巡逻，试图控制通往的黎波里内港的航道。

虽然他不能自由地在街道上行走，戴尔准将知道，这座港口城市正有三万名市民身处苦海之中。的黎波里已部分被瑞典皇家海军封锁，好战的帕夏与该国发生了争执。如果帕夏胃口不大，他的大部分子民还能得到一些粮食和其他基本食品。戴尔希望，他的封锁将会给帕夏当头一棒。

7月25日星期六的一天，戴尔下令去镇上送信。这封信很长，戴尔用上了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外交措辞。他对帕夏的宣战表示失望，接着做出了公正的警告：“我很遗憾地通知阁下——鉴于您对美国宣战，总统已命令我开始对阁下的船只和臣民实施敌对行动，不论我在哪里与其相遇。”9

不过戴尔最后一句话表达了和平：如果帕夏撤消宣战或讲和，他可以派代表团访问“总统号”，戴尔会双手欢迎。

周日过去了，帕夏未做出回应。

星期一，一艘船接近“总统号”，请求传达帕夏的回信。戴尔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回复，立刻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让手下引导信使登船。

帕夏是这样回复的：很简单，没有挑衅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发动战争。除此之外，帕夏未做任何解释。

为了进一步沟通，戴尔写了另一封信，于7月28日，星期二派出。

这一次，帕夏彻底沉默了。

戴尔知道，以前的模棱两可已经成为过去，谨小慎微的外交托词毫无意义可言，他要按照自己的主张采取军事行动。帕夏的海军规模很小，由于“梅舒达号”及其姊妹船被“费城号”围困，目前的军力已被减弱了近三分之一。美国海军能在远海击溃巴巴里的海军力量，若要轰炸海港则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因为戴尔准将和他的船长们没有港湾图，大量珊瑚礁和岩床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戴尔决定，最明智的做法是封锁海港，有机会袭击进出的敌舰。

疲惫的数周过去了，港口没有出现任何敌舰。七月无情的阳光很快消耗了“总统号”和“企业号”的库存淡水。到最近的马耳他安全港供应补给需要耗时几日。戴尔不想在航行时失去他的任何船只，所以他别无选择。7月30日，戴尔命令“企业号”“尽可能多地带回淡水”。10现在，“总统号”将独自监视的黎波里海岸。

以静制动

同时，穆拉特·莱斯还被困于直布罗陀。伴随他的是近四百名手下，他们许多出生在的黎波里的贵族家庭，莱斯现在能做的也就是听听海浪的拍打声。他知道，其他美国军舰都已离开，而唯独“费城号”紧跟其后，这只有一个目的。如果他起帆，他那两艘船和小口径火炮压根就无法打败美国的长枪利炮，他不会正中美国人的下怀。

夏天的阳光炙烤着大海，穆拉特·莱斯和他的部下面临着进退维谷的窘境。这时检疫已经解除，他的手下可以登岸，但却得不到供给。尽管岛上的英国商人与美国人（造反的前殖民者）没什么感情，不过似乎也在抓住这个机会刁难巴巴里海盗。没有食物和水，较小的的黎波里战船就可能发生叛变。穆拉特·莱斯明白他必须要做些什么。

美国望员可以在护卫舰“费城号”的顶端观察得很远，持续监视着海盗船，如果发现他们起航便立刻采取拦截行动。但是从这样的距离来看，美国士兵几乎无法在繁忙的港口跟踪莱斯的手下。他们头顶又没有守卫监视，所以还称不得上囚犯。他们会逃跑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莱斯开始制造一个逃跑的计划。

进入战位

正当“费城号”的友舰封锁了直布罗陀和的黎波里时，“企业号”向马耳他航行寻求淡水补给。不过安德鲁·斯特瑞特上尉这一简单的任务就要被打断了。

8月1日，也就是出发的第二天，离早晨开始不到一个小时，望员便在地平线处发现了一艘船。斯特瑞特怀疑这是帕夏尤瑟夫的军舰，于是命令手下准备战斗。虽然他的上级规定“不要刻意追击敌人”，不过年轻的斯特瑞特上尉心里暗暗发痒，命令手下靠近敌舰。

斯特瑞特只有23岁，可他已经在战斗中证明了自己。两年前，作为美国海军“星座号”的少尉，他击败了两艘法国护卫舰，这使他晋升为海军中尉。他是独立战争时一名船长的儿子，他肩上担负的是极其严肃的职责：当“星座号”的一名火炮手在战斗中擅离岗位时，斯特瑞特追上并用剑将他刺死。斯特瑞特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职责。“你不要认为这很奇怪，”他解释说，“在这艘船上懦弱也会判你死刑。”11怯懦在一艘美国军舰上也是死罪。

斯特瑞特不是懦夫，但他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有勇有谋。

这一天，“企业号”挂起了英国国旗，因为戴尔曾下令允许“使用任何旗帜迷惑敌人”。当时的黎波里与英国处于和平状态，所以敌船船长看到英国军舰靠近并没有逃离。

两艘船都放慢了速度，直到达到能够喊话的距离。斯特瑞特向船长致敬，询问其巡航目的。

的黎波里船长穆罕默德·劳斯觉得他与这艘军舰并无瓜葛，于是说出了真相。他到这里是为了“追击美国人”。斯特瑞特还没来得及回答，的黎波里船长就抱怨道，他现在还没有干掉任何美国船只。12表明这样的心思，这位船长可要小心了。

斯特瑞特立即下令撤下英国国旗。按照戴尔的指示，只有竖起美国国旗时候才可以作战。随着美国国旗在旗杆上高高挂起，斯特瑞特下令开火。火枪的爆裂声响彻天空。

的黎波里的军舰有一些炮弹已经上膛，开始零星地还击对手。就这样，战争的第一枪在海面上打响了。

炮火连天

片刻间，美国大炮齐射，轰鸣声震耳欲聋。伴随着飞出的炮弹，铁炮口射出了一束束火花。实心炮弹击中的黎波里号后炸开了花，吓得海盗惊慌失措。这样的近距离交战，炮弹基本上是百发百中。

敌舰的桅杆断裂后，砰然倒在了甲板之上。索具被炸落，绳索随着船身四处摇晃；船体在吃水线上方出现了一个个窟窿。

第一轮齐射结束后，美国炮手竞相装弹：刷水、捣药、再次发射。训练有素的船员击中了大多数目标。

海盗不擅长用炮，他们零星地发射还击。由于不习惯全部依靠火炮攻击，穆罕默德·劳斯船长命令手下接近“企业号”。他们想迂回到美舰一侧，带着刀枪蜂拥而上。他们想要以最擅长的方式一对一与对手近身肉搏。这是海盗一贯的做法。

然而，“企业号”早就命令一小队海军陆战队做好准备。伊诺克·莱恩中尉一声令下，致命的步枪击退了正在登船的海盗，有些甚至还没有机会挥舞手中的剑就被击倒在甲板上。

的黎波里号不再靠近“企业号”，海盗降下了他们的旗帜，看起来像是要投降。看到投降的信号，企业号的船员天真地聚集在甲板上，放手欢呼三次以庆祝胜利。可是顷刻间，欢呼声被敌军的炮火声所淹没。海盗竟无视战争规则，再次挂起了他们的旗帜，向露面的美国士兵开炮，迫使他们再一次回到了作战岗位。

战斗重新打响，美军地狱般的炮火让的黎波里又一次投降，然后第三次，敌人的旗帜可谓是两上两下。

后来，斯特瑞特对他们的诡计恼羞成怒，命令炮手不断攻击，直到确定“的黎波里号”沉没为止。“淹死这帮恶棍！”企业号船员大声吆喝道。数分钟之后，海盗的枪声越来越微弱，直到穆罕默德·劳斯亲自求饶，美军的炮火攻击才停了下来。受伤的劳斯站在船舷上，弯下腰苦苦哀求，要求投降。这一次，他把他的国旗丢进了海中。

随之而来的寂静不是被枪声打断，而是在伤员的呻吟声中消失。

按照战败方的传统做法，劳斯需要划到“企业号”，将他的剑献给斯特瑞特，可他现在却做不到；的黎波里的港务船已经被炮火打碎，无法再下水。斯特瑞特上尉确认安全之后，派出了“企业号”的一艘船以及部分长官和水手。当他们登上敌人的军舰，他们看到了可怕的一幕。三十人被击毙，三十人受伤。尸体躺在血泊之中，鲜血成河，流进了舱口。

让斯特瑞特惊讶的是，与的黎波里的损失相比，美军大获全胜，无一人受伤。考虑到的黎波里的医疗兵已经死亡，他命令他的卫生员救助受伤的敌军。

劳斯的海盗船遭受重创。船帆和索具被炸得破碎不堪，三支桅杆有一支已经摇摇欲坠，最后向一侧倒去。船体吃水线以上被撕开了18个窟窿。

通常情况下，“的黎波里号”会被视为战败船，斯特瑞特上尉应将其作为战利品并安排手下押赴港口。不过斯特瑞特严格执行上级命令，下令不抓获任何俘虏。

最终，斯特瑞特未选择征用该船，而是让手下将其丧失作战能力。他们将船上的大炮、火药、炮弹、剑、小型武器以及缆绳和锚全部丢进了海中。砍掉剩余的桅杆之后，胜利者用一支桅杆竖起一面破烂不堪的船帆，刚好够带动船只。战败的黎波里号苟延残喘地驶向母港，“企业号”继续向马耳他前行。

几天后的8月6日，“总统号”护卫舰发现斯特瑞特的手下败将正向的黎波里港口靠近。戴尔下令封锁，拦下该船并质问其船员。“的黎波里号”船长急于回到港口，声称自己是突尼斯人，在前往马耳他的途中遭到了法国海军的袭击。戴尔准将觉得这个理由貌似可信，于是借给船长一枚指南针，“允许他继续”驶向黎波里港口。13敌舰虽然成功逃脱，但却遭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捷报传来

对于帕夏来说，美国人的骄傲简直就是奇耻大辱。1801年11月18日，《国家邮讯报》这样描述道：“在的黎波里，蒙羞和愤怒并存。”帕夏尤瑟夫认为：“受伤的船长就是一个蠢货，下令将其游街示众。”14劳斯脖子上被人挂上一条羊内脏串成的项链，接受了一顿笞？刑——他的脚心被重重鞭笞了500下。

与此同时，新落成的美国国会大厦对斯特瑞特上尉的行动也做出了回应。消息缓慢地穿过大西洋，两个月后，美国人收到了来自马耳他海域的捷报。1801年11月11日，《国家邮讯报》的编辑慷慨陈词，庆祝美国海军“企业号”的空前胜利。捷报鼓舞了国会，经过投票通过，国会为斯特瑞特颁发了纪念剑，并额外奖励其全体船员一个月的薪酬。

对于杰斐逊来说，历时三小时的奋战不仅赢得了戏剧性的胜利，而且起到了政治杠杆的作用。12月8日，他自豪地发布总统咨文，表彰“企业号”斯特瑞特上尉和全体士兵。“奋勇杀敌之后，”杰斐逊向国会报告说，美国海军大获全胜，“我军无一人伤亡。”15

斯特瑞特胜利的鼓舞正逢其时。多年来，美国与巴巴里海盗的外交事务鲜有成绩。绥靖政策毫无效果，只可惜可怜的卡斯卡特遭受了这种策略带来的百般磨难。理查德·戴尔的外交之旅未能奏效，他的封锁没能阻挡船只通行。到目前为止，唯一有效的行动便是面对威胁采取的军事打击。

杰斐逊并非好战分子。直觉之外，他曾试图维系和平。可现在，他有正当理由去呼吁美国开战。时机已经成熟。巴巴里国家已经与美国宣战，他们似乎只理解一种外交——大炮政策。

第八章

时不待我

我知道，要想阻止这帮海盗的贪得无厌，只有采用武装力量。

——托马斯·杰斐逊总统致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

1801年8月28日

杰斐逊希望斯特瑞特军事行动的成功能够让他争得国会批准，最终对列强宣战。虽然他不想攻占巴巴里国家，但希望新召集的国会批准使用武力，以便海军能够发动有效的封锁——根据需要攻击并俘获敌船。美国海军总统号已经返航，而费城号也在西西里岛的锡拉库扎港度过了冬天，新一批护卫舰和舰长都需要进行部署和任命，杰斐逊希望当局能够合理地打击海盗。

在杰斐逊发布咨文一周后，国会成员提交了一项议案，指出“权宜之下，宪法应授权总统……保护美国商业不被巴巴里列强侵犯”。1经过短暂的辩论，众议院投票通过了该议案。一月份眼看就要结束，杰斐逊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参议院的表决。

这次等待却让另一次胜利等了两年。在这24个月期间，美国人经历更多的是封锁失败带来的失望，一艘军舰被迫搁浅，而准将也被认为表现无能。然而，时间并非白白浪费。就在美国似乎在沉睡，海盗依旧猖獗之时，杰斐逊启动了他下一个计划。

挫败与徒劳

杰斐逊那时并不清楚，即使他促成众议院表决，理查德·戴尔对北非海岸的封锁面临更多的是挫败。9月3日，戴尔被迫放弃停留的黎波里。虽然在斯特瑞特的帮助下，他的军舰补给了淡水，但船上缺乏新鲜食物却带来了危险，超过150名船员感染了“一种流感”。2

在他返回直布罗陀的途中，戴尔收到消息称，穆拉特·莱斯与其船员逃离了直布罗陀，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船只。莱斯的手下在港口疲惫不堪，曾扬言兵变，后来莱斯找到了逃离“非官方囚禁”的办法，这才息事宁人。他们混入巴巴里势力的睦邻船只，从美国人的视线中逃离并乘船抵达摩洛哥，然后经陆路回到了的黎波里。

莱斯的部下从直布罗陀安全离开，他本人选择了另一条路线。在直布罗陀混入英国人的队伍中，这个原本叫彼得·莱尔的人与英国人交谈自如，蒙混过关。9月，詹姆斯·卡斯卡特报道说，莱斯走在一艘船的甲板上时被人认了出来，那艘船装满了献给英国政府的酒。3等到戴尔得知的黎波里的将领已经从他手中逃走时，穆拉特·莱斯早已返回的黎波里，他与美国人这一回合的较量到此结束。下次，他会再次战斗，而且拥有更好的条件。

对于理查德·戴尔准将来说，失望的消息还在后面。穆拉特·莱斯逃脱了他的控制，更不幸的是，在十月的最后几天，戴尔遭受了病魔的困扰。“头感觉不舒服。”他承认，他要束缚在这张小床上了。4更令人沮丧的是他接到回国命令。国会当初下达的服役期只有一年，这意味着他团队的服役期仅有寥寥数月。躺在病床上，戴尔非常后悔没有挫败巴巴里列强，唯一让他欣慰的是斯特瑞特上尉的胜利。他别无选择，只能起身回国。

船舶供水补给和索具维护完成之后，戴尔从船舱中下令起锚，趁着微弱的西风起航。海港引航员引导这艘大型护卫舰驶入直布罗陀海港的狭窄通道，西风让船的航行速度轻松达到6节。然而这时，“总统号”却突然倾斜。她的航行戛然而止，好像撞上了一面砖墙。

躺在他的船舱里，戴尔报告说，他感到“一股强大的冲击，双脚都站不稳”。5

这只大型护卫舰搁浅了。她摇晃得非常厉害，但当戴尔赶到后甲板时，坚固的船体很快恢复了过来。戴尔担心“总统号”可能出现结构性损伤，立即下令检查。检查结果却出奇地好：制作精良的军舰经受住了撞击海床造成的影响，她的船身完好无损。官员决定继续前行。他们相信自己的军舰，继续踏上征程。

可是离开港口没过多久，船舶的坚固性再次受到了考验，总统号遭遇了暴风天气。风暴的第一天，在狂风巨浪的席卷之下，军舰只行驶了很短的路程。然后，第二天，底舱开始进水。在改变路线向法国海岸航行后，军舰遭遇了三日暴雨，最终抵达土伦港。在那里，经检查船舱发现，龙骨前面的部分已经丢失，延伸的艏材严重受损。美国海军“总统号”在维修完毕之前看来是要闭门谢客了。

“军舰需要多久才能下水，再次起航……我也无法预计。"12月中旬戴尔从法国写信给威廉·班布里奇说。6但他知道，在巴巴里海岸度过了失望的季节之后将面临一冬的维修。直到1802年4月14日，美国海军“总统号”才回到了祖国。

杰斐逊先生的秘密

正当戴尔为他的被迫休假感到恼火时，杰斐逊似乎是在积极等待国会采取行动。实际上，他正策划一个秘密计划。该计划不被《国家邮讯报》和国会所知。这个计划不仅仅会规劝北非国家停止侵犯美国人，它还会改易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截至目前它只是一个想法而已，不过想法已经开始滋生。

美国领事威廉·伊顿曾斗胆书信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提出了一个不用护卫舰便能解决群众呼声的战略。伊顿从卡斯卡特得知帕夏夺取权力依靠残暴血腥的路径，他向麦迪逊建议美国应与帕夏流亡的兄弟结盟。7

的黎波里的帕夏尤瑟夫曾向美国宣战，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合法权力领导国家。他的哥哥哈梅特·卡拉曼利才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尤瑟夫杀死了他的哥哥窃取了王权。哈梅特被他的兄弟放逐流放，他十分渴望与妻子和四个孩子团聚，可是他们在的黎波里被扣留为人质。

哈梅特后来流亡到了突尼斯，伊顿曾与他有一次简单会面。他们俩一起吃了些羊肉饭和蔬菜，讨论对付危险的帕夏的最佳办法。8在他们制订的计划中，美国领事发现解决哈梅特个人的不公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问题。

为了实现计划，伊顿宁愿放弃领事身份并穿上军装，打扮成伊顿上尉。他给麦迪逊写信说，他希望“当我们在海上行动的同时，从陆路袭击篡位者”。这将是一次军事任务，目标是掀起的黎波里的革命，推翻尤瑟夫政权，帮助哈梅特恢复王位。

起初这个想法似乎听起来有些古怪，但麦迪逊和杰斐逊意识到他们应该重视伊顿的建议。伊顿对巴巴里海岸了如指掌。他在突尼斯时，凭借语言天赋掌握了几种阿拉伯方言。他现在对当地居民和环境的情况十分熟悉，有报告说他常常穿着阿拉伯服饰，有时会穿他们的长袍，甚至佩带一把弯刀。

伊顿比任何外国人都了解北非的传统。根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他汇报说，“大部分臣民对帕夏的统治极为不满，起义的时机到了。”他保证，美国并不是支持该行动的唯一政府——“尽管突尼斯贝伊很谨慎，但他会成为幕后推手，我有充分理由相信，这项计划将会顺利开展。”9

多年来，伊顿领事为了能在地中海部署军舰一直苦口相劝。他曾呼吁动用武力，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杰斐逊知道他应该听从伊顿的建议，不可否认，这是所有早期战略中的一个比较仓促的行动，所以他决定要谨慎行事，等待合适的时机。

伴随着1801年走进尾声，杰斐逊和麦迪逊在国家首都像往常一样工作，国会批准了公开使用武力的封锁战略。与此同时，一个秘密计划在摇篮里渐渐成长。在远处的地中海海岸，威廉·伊顿和哈梅特与统治者帕夏开始了他们的谈话。

保护法案的签订

1802年2月6日，总统杰斐逊如愿以偿，得到了参议院动用武力的批准。他大笔一挥，签署授权了“关于保护美国商业及海员，打击的黎波里海盗的法案”。

虽然它比不上战争宣言，但法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该法案规定：“部署美国武装船只是美国总统认定的必要措施，其装备、官员、人员等皆被法律认可，目的是有效保护大西洋、地中海和毗邻海域的商业和海员。”现在，杰斐逊可以向北非派遣他所需要的任何军舰，军舰可以采取任何措施保护美国船只的安全。杰斐逊不再担心，命令美国海军前往地中海会超越他的权力。如果杰斐逊先生认为合适，现在就可以追击的黎波里海盗。

虽然杰斐逊总统花费多年去打造他的计划，他还是要以前线领事的建议作为依据，而不是单纯依靠他的主观判断。他的许多马格里布的官员都曾请求增加军事力量，理查德·奥布莱恩曾于1801年中期向麦迪逊写信，坦率地提出：“我相信的黎波里应该……动用炮弹，刻不容缓。我们希望先生派遣3艘或6艘以上的护卫舰前往。”10

现在，杰斐逊终于可以自由行动了，他尊重奥布莱恩的请求，于1802年初扩大了美国海军的规模。“切萨皮克号”被指定为舰队的旗舰。“费城号”和留在地中海护航商船的“埃塞克斯号”也加入其中。其他两艘护卫舰将于当年春季从诺福克启航，也就是“星座号”和“亚当斯号”。单桅船“企业号”的指挥官斯特瑞特上尉从地中海回归之后，再次掉头穿越大西洋，与另外五艘护卫舰汇合。

随着新舰队的装配，杰斐逊终于有了火力和权力捍卫美国利益。威慑海盗会比与他们的政府交涉更为容易，如果一切顺利，就没有必要秘密策划政变。杰斐逊希望秋风扫落叶一般结束多年的纷争，但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任命一个错误的人选领导舰队。

第九章

夏季的低迷

本季节的前期……为时已晚，一月之前它不可能出现于的黎波里。

——理查德·瓦伦丁·莫里斯船长

1802年10月15日

1802年以前，美国海军几经挫折，但这些不幸是由客观环境所造成的，而不是领导的失误。风暴、疾病、海难、巴巴里伎俩以及国家支持匮乏等因素让戴尔和他的船长们无法圆满成功。而现在，今非昔比。新的海军人力、权力皆备，客观条件已能够彻底地结束巴巴里暴政。不过，福兮祸兮，焉知所依？领导无方再一次让事态僵持不下，令人沮丧。

理查德·瓦伦丁·莫里斯船长是总统新任命的舰队司令。理查德·莫里斯曾在1798年与法国海战中打了一些胜仗，他是一名胆大的年轻军官，正急切地接受这份任命。加勒比海服役期间，这位三十四岁的船长婚姻状况发生了变化。莫里斯太太就其丈夫的任命提交了一份特殊申请。她直接向海军部长写信，申请与丈夫一同出海。

这种请求倒也不是没有先例，不过在战时，妻子陪同丈夫军舰出征实属少见。不过，海军部长立即下了授权，当莫里斯船长登上“切萨皮克号”时，陪同他的不仅是他的妻子，而且还有他年轻的儿子。船员对于其家人出现的评论并不是很明确，但对莫里斯太太的言论绝对没有讨好之意；一名准尉评论说，“她人长得既不漂亮也不英俊，不过有面纱挡着看起来还不错。”1不管莫里斯夫人多有魅力，她并不受船员的欢迎。她的存在仿佛在暗示着一个巨大问题：她丈夫的心思并不在工作上。

海军部长希望美军尽早在的黎波里显示武力，因此六艘军舰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舰队航行，而是各自做好准备后即刻起航。登上“切萨皮克号”的莫里斯想要一个轻松的航行，决定在诺福克等待风暴天气过后才出发。“切萨皮克号”最后于4月27日起航，由于护卫舰主桅出现了破裂，航行进度延迟了三天。巨大的横木出现了腐蚀，船帆桅杆被检查出了缺陷。更糟糕的是，货物装载不均匀让船身剧烈摇晃，导致了一场又慢又让人焦虑的旅行。5月25日，莫里斯终于在直布罗陀港口停泊，他报告说，“我在海上从没遇到过让人如此不安的船。”2

由于需要更换桅杆，切萨皮克在维修完成之前哪儿也不能去。但这并没有给莫里斯和他的妻子带来困难，他们很快对英国港口的社交生活乐此不疲，他们与直布罗陀的新任市长一起就餐，并与英国贵族们开怀畅饮。英国长官和他们的妻子都欢迎准将和名声在外的“准将夫人”的到来。同时，心怀不满的美国海军发现他们要在港口停留数周——甚至一直推迟数月。当船长与外国显贵赴宴时，他们却在坚守岗位，刷洗甲板、缝补船帆，慢慢等待。

实力展示

“星座号”是莫里斯舰队中第一艘穿越大西洋的军舰，它于1802年4月28日在直布罗陀抛锚，在莫里斯之前抵达。船长亚历山大·默里认为，莫里斯准将的缺席会让他负责有关事宜，这十分适合老将默里去做——他是一名老水手，在独立战争之前就曾担任过船长。他担负起了责任，立即向的黎波里航行。于是，一场果断的封锁开始了。

抵达阿尔及尔之后，理查德·奥布莱恩领事登船做了简要汇报，然后默里和“星座号”向东航行至突尼斯，在那补给了新鲜蔬菜和其他物资。默里船长还卸下大量长期许诺的贡金，贝伊感到“非常令人愉快”。贡金包括一些镶嵌着钻石的匕首和伦敦制造的最棒的镶金手枪。一分分计算下来，美国纳税人上缴了27576.96美元的贡金。最新的贡金是美国为维持和平谋求贸易的代价，它依旧不能满足突尼斯的统治者。统治者很快又向伊顿索要一艘全副武装的战舰。和平代价变得更加昂贵。

可是默里不想独自发动一场新的战争，6月9日，他从突尼斯起航后抵达的黎波里海域巡逻。这位美国船长觉得他的军舰已经大显身手。“无可挑剔，”他向海军部长报告，“向世人展示我们的军舰，那么现在，他们对我方起到了强大的宣传作用。”3除了船舶淡水补给之外，默里队长几乎没有别的报告——直到两艘海盗船的到来。

他们将要让强大的美国护卫舰颜面扫地。

海盗的新战利品

当莫里斯在直布罗陀里纵情享乐时，三艘海盗船于6月17日逃出了默里在的黎波里的封锁。抵达公海之后，海盗发现了“富兰克林号”，它是一艘装载着酒、油、香料、肥皂和帽子等物资的美国商船。海盗用大炮瞄准了他们，美国商船的船长别无选择，只好就范。的黎波里海盗登上“富兰克林号”，给船上的官员和船员戴上枷锁，然后向阿尔及尔航行。在挟持俘虏抵达家乡以前，他们卖掉了战利品和货物。“多芬号”、“玛丽亚号”以及其他商船的悲剧又一次重演。

回到的黎波里后，海盗竟胆大包天，从“星座号”的眼皮底下驶入了港口。美舰的吨位让默里难以在浅海追赶上灵活机动的海盗船，因此，“星座号”船员只能眼睁睁地被倒过来举着星条旗的海盗羞辱。安全抵达港口后，的黎波里海盗鸣炮为胜利欢呼。

着陆后，“富兰克林号”被俘船长及其船员被游街示众，而默里与其手下没有尝试救援。在阿尔及利亚总督布巴·穆斯塔法的调和下，美国人才重获了自由，但这已经是三个月后的事情，美国支付了5000美元的赎金。

威廉·伊顿领事听说了“星座号”的援救失败，他给詹姆斯·麦迪逊写信说，“政府不如派贵格会教堂到这些海域充当护卫舰。”4

言辞充满讥讽。这可完全不像海军部长下令的“紧密有力之封锁”。5虽然美舰有实力在战斗中摧毁他们，但是神出鬼没的海盗船仍不断袭扰美国商业。

突尼斯公使曾警告威廉·伊顿：“虽然苍蝇卡在喉咙里不会害死一个人，但也会让他恶心。”6即使的黎波里在默里船长的视线之内，巴巴里海岸对美国的羞辱远远没有结束。

第二次机会

“富兰克林号”事件交涉失败的几天后，默里船长重新获得一次打击海盗船的机会。

1802年7月22日，“星座号”在阳光明媚、海风习习的天气下轻松航行。当军舰距离的黎波里市东北部十几英里时，望员从九点钟方向发现了海盗船，就在城镇的西部。虽然海面已开始起浪，默里还是决定展开追逐。

“星座号”在一小时内便缩小了距离，足够让他们看清这九艘小炮艇。一艘海盗船朝美国护卫舰开火，但是超出了射程。海盗“划桨扬帆”，“星座号”继续追逐。7

11点钟，默里下令用安装在船首的一对大炮还击。战事不断升级，炮火持续射击，默里的手下开始对海水深度进行测试。虽然他们靠近海岸，七十英尺的深度看似足够安全。不过目光敏锐的侦查员认为军舰处于浅滩航线，于是警告了默里。我们发现的黎波里海盗“诱惑我们在敌我距离之间的礁石搁浅”，默里命令“星座号”调转风向，避免陷阱。

遭到“星座号”的攻击后，的黎波里炮舰分散开来，一些驶向了岩石覆盖区域，一些向海湾入口驶去。他们离默里的军舰不过两英里远，大炮的射程不仅能够击退敌船，而且可以威慑视野范围内的黎波里地面部队。默里船长估测有几千人马出现在海岸的沙丘上，包括骑兵在内。

的黎波里的大炮从炮台开始射击，不过因为射程太短，无法击中“星座号”。默里担心风向恐变，没有让军舰在浅滩冒险——他与手下放弃了这次战斗，很快便离开了。8按照默里的说法，他侥幸脱险：“他们当时顺风向距离礁石只有1英里，”他在军舰日志中写道，“毋庸置疑，我们已经完全摧毁了他们。”9

默里向海军部长汇报了行动，指出战争“使我们的年轻军官更加顽强，他们经受住了炮火的考验”。10他汇报说至少有十几名敌人被击毙，其中一些是帕夏的得意将领。他认为，尽管提前撤退，但小规模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

伊顿领事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观点，他批评默里和其他海军船长，直指他们可笑的封锁行动。他致信麦迪逊，“富兰克林号”事件证明了他们的无能。伊顿写道，美国军舰在地中海巡逻两年，却“毫无建树……反而树敌更多，让国家蒙羞”。11

尽管展示了不错的军事力量，但迄今为止，美国海军未能让北非海岸的美国人和巴巴里人刮目相看。莫里斯和更多军舰的到来是否可以真正改变这种局面？

悠闲之旅

1802年7月21日，美国海军“亚当斯号”抵达直布罗陀，那时她已经远远落后其姊妹舰。船长发现，虽然莫里斯“切萨皮克号”的主桅已修好，而且完全适航，但她仍旧停留在港口。莫里斯一家正在港口享受奢靡之乐，好像没有一丝准备作战的想法。

新来的军舰给这位慵懒的准将带来了海军部长的命令。现在时隔三个月，上级的指示既明确又具体。莫里斯应率领全部海军力量前往的黎波里。上级希望“既要伸出橄榄枝，又要采取进攻作战手段，迫使帕夏主动与我们握手言和，本质上是为了从他那争取到我方利益”。12即使采取军事行动，舰队也是为了和平目标而来。

8月17日，莫里斯终于离开了直布罗陀，但还是没有按照命令去做。他没有在的黎波里展示军力，而是前往南欧海岸巡航，停靠在友好港口。他在一处港口发现，默里船长和“星座号”由于淡水补给和维修的原因已经离开了的黎波里。这意味着无能的美国封锁行动正式停止。远离的黎波里的莫里斯几个月后终于开始向海军部长写下了汇报。莫里斯不会在敌军水域重新露面——因为“冬季就要到来，”他解释说，“不可能在一月前抵达的黎波里。”13直到1803年2月，“切萨皮克号”于盟国度过漫长的冬季之后，才再次出现在巴巴里海岸；这时，它离开美国已经过去了九个月。的黎波里海盗在那个冬天依旧猖獗。

总统的沉思

回到华盛顿，杰斐逊总统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他担心法国在密西西比的出现，在一次国会机密会议中，他提议购买新奥尔良的计划。除此之外，他还要在那个春天签订有关购买整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条约。同时，杰斐逊和麦迪逊与一名弗吉尼亚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生气地争论着各项事务；一个是总统的任命问题，另一个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司法审查的结果将在不久宣判。

然而，虽然与的黎波里有一洋之隔，杰斐逊总统抛开这些杂念，深刻反思地中海袭击力度软弱的问题。现在，两位准将都让他大失所望：戴尔自身没有过错，而莫里斯是因为慵懒。很明显，莫里斯只是一名战争游客，他感兴趣的是护送船只、访问友好港口，而不是去的黎波里。“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有必要调查莫里斯的行为。”杰斐逊于1803年初致信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时提到。14生气的总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年不仅白白荒废，而且上演了一反常态的丑剧。“他在直布罗陀的进度让人诧异。”

在指挥权没有更换之前，事情将变得更加糟糕。

贝伊的观众

新年伊始，理查德·瓦伦丁·莫里斯准将终于航行到了巴巴里海岸。1803年2月22日，他首先在突尼斯停泊。对于威廉·伊顿来说，期待已久的美国舰队的到来让他深感欣慰。三艘威武的护卫舰停泊在突尼斯海湾——“纽约号”、“约翰·亚当斯号”和“切萨皮克号”，纵帆船“企业号”也伴随左右，形成了坚船利炮的强大展示舞台。

看到祖国军舰的到来，伊顿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感觉饱含着他的爱国情操和个人情感。多年来，这位前陆军上尉一直扮演着直言不讳的北非领事的角色，他坚持主张在该地区进行武力展示。最近，他还代表国家秘密研究废除帕夏尤瑟夫在的黎波里统治的计划。为了实现该计划，美国海军在巴巴里海岸的军事展示必须强大，而现在条件已经具备。

在伊顿等待上级批准其夺权计划期间，为了表示鼓励，他赞助哈梅特·卡拉曼利2000美元并且作出了更多承诺。统治者帕夏向哈梅特提供东部城市德尔纳的一个职位，不过伊顿警告他拒绝此事。“要记住，你的哥哥想喝你的血，”他警告说，“我通过确凿渠道得知，他请你去德尔纳是包藏祸心。他……截获了你寄给的黎波里朋友的信。”15因为他的家人被作为人质扣留，哈梅特现在只能等待流亡的命运，然而伊顿眼下在突尼斯面临着更多更棘手的问题。

他以政府和个人的名义欠下了外债。目前他拥有两艘小商船，生活还算富裕。但物价下跌和意外费用让他资不抵债——主要债主是突尼斯政府贸易总代理。谁知，债务不仅会让他颜面扫地，也严重影响了美国与突尼斯的关系。也许是出于羞耻或交往甚浅等原因，伊顿没有告知莫里斯他的情况。后来，这被证明是一次重大失误。

与突尼斯贝伊进行官方书面交流以后，莫里斯准将登上了突尼斯海岸。国家领导人在宫殿迎接莫里斯。在握手礼仪和一杯咖啡之后，两国官员开始谈论“企业号”一月以前俘获的突尼斯军舰的问题。所有问题似乎都可以解决，两人达成了谅解，这让莫里斯非常满意。然后伊顿的债务问题浮出了水面，个人问题突然变成了一宗国际大事。

当准将及其手下和其他美国官员站在港口的防波堤上，准备返回舰队时，突尼斯首相却突然要求支付伊顿的债务。莫里斯并不知道伊顿无力偿还，没有理会这个要求意欲离开，他跳进一艘租用突尼斯港务船，朝“切萨皮克号”驶去。可是贝伊首相声称，伊顿已经答应，一旦美国舰队到来，准将会支付34000美元的债务。

首相希望得到这笔钱，现在就要。

伊顿不承认作出过这样的承诺，但首相还是坚持。让莫里斯惊讶的是，如果没有偿还这笔债务，他哪儿也别想去。

无奈之下，美国人只能返回岸上的国家领事馆。

第二天早上，莫里斯会见了贝伊，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对方故技重施，对伊顿领事的抗议置之不理，他失去了耐心。他反问贝伊，他有没有欺骗过突尼斯领导人？

“你这人心眼不错，”贝伊对伊顿说，“但脑子进水了。”16

伊顿生气地反驳道：“如果我脑子坏了，那我身边的是一帮骗子。”

突尼斯大使知道，在他们的文化中，如果侮辱至高的统治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被处死，他吓得目瞪口呆。被激怒的贝伊接下来说：“你疯了！”贝伊捋着胡须，愤怒地迸出了这几个字。

伊顿这下麻烦大了。

愤怒的贝伊通过一名翻译下令：“我要将你赶出我的王国。”

“我谢谢你，”伊顿拒绝让步，“我早就想走了。”

莫里斯准将同意带伊顿离开这位领导者的视线，但是五天以后才能实现，在此期间莫里斯只能接受软禁，直至还清债务为止。美国海军的官员终于回到了船上，伊顿也加入其中。但是火冒三丈的莫里斯没有让他登上“切萨皮克号”，伊顿不得乘坐企业号。

即使莫里斯准将想要去履行职责，可是他也无法面对惊涛骇浪。正如班布里奇在阿尔及尔的遭遇，莫里斯同样陷入了尴尬之地。随后他报告海军部长说：“我不应该让自己进入突尼斯贝伊的领地。”17他的上司在华盛顿越来越失去耐心，他能证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莫里斯准将还有一次机会，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

海上烈火

因为需要改装，“切萨皮克号”已被下令召回美国。不过莫里斯准将留在了地中海，改乘新旗舰纽约号。从直布罗陀出发，莫里斯像往常一样悠闲地在里窝那停泊，前往的黎波里以前他先是航行到马耳他，因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那里居住（第二个孩子已在马耳他医院出生）。他在地中海服役将近十一个月，这位准将终于着手——也就是破天荒地第一次择地部署封锁。

1803年4月25日的星期一，迎着升起的太阳，纽约号轻松抵达了撒丁岛海岸。八点钟，鼓声召集水手吃饭，每人手里拿着锡杯，排队等待早餐。

忽然，砰的一声！早餐时间结束了。不一会儿，甲板下方传来了水手最害怕的声音：“弹药库着火了！”18放有弹药的仓库窜出了火苗。

随着太阳的升高，一名水手开始收起晚上用的信号灯。炮手的队友后来前往储藏室检查东西是否妥善放置，他在后舱仓库发现了一只被人忽视、依旧燃烧的蜡烛。于是，他熄灭油脂并返回主甲板，训斥水手竟然粗心大意到在火药库附近留下明火。返回后舱仓库后，炮手发现他同样疏漏了一些东西：熄灭的蜡烛开始在一堆羊皮纸上慢慢冒烟。当他移动羊皮纸时，一块炽热的炭渣掉到了地面上的一只桶内。桶里有少量高密度火药，立刻产生了爆炸。

当火焰窜到附近挂着的火药桶时，又一次爆炸摧毁了仓库的舱壁门。几十枚空包弹将会是下一次爆炸目标。经过一系列震耳欲聋的爆炸后，火势蔓延开来，附近的弹药库岌岌可危。

后舱内和附近的水手都被严重烧伤。两名上尉站在甲板上，戴维·波特和艾萨克·昌西反应快速。他们下到弹药库，在呛人的浓烟废墟中摸索。他们利用湿毛毯保护军舰的主弹药库——船上的每个人都知道一点小火花便会引起连锁反应，木制的军舰会被炸得灰飞烟灭，所有人都要上西天。

水手们排成两队，手把手传递水桶去扑灭火焰。一个半小时后，精疲力竭的船员一个个咳嗽不止，被浓烟熏得乌黑，不过现在可以检查损失了。

大火被扑灭了，水手开始统计损失。据“纽约号”的日志记录，十四人被“大面积烧伤，在绝望中残喘”。19昌西和波特上尉幸存了下来（之后在1812年战争中声名大噪），但有四名水手，包括那名炮手被大火烧死。

“企业号”被迫返航马耳他维修。莫里斯封锁的黎波里的计划又一次被推迟。

迟来的巡逻

自1803年5月22日起5周内，莫里斯都在设法监视敌军海港。“纽约号”与护卫舰“约翰·亚当斯号”和单桅帆船“企业号”在的黎波里港口之外一起巡逻。那时发生过几次小冲突，有一次“纽约号”竟然误向“约翰·亚当斯号”开火，没有攻击海盗船却损害了友舰上的索具。在抵达的黎波里的几周内，虽然伟大的美国军舰与一些小型敌船零星交战，但在下一次航行马耳他以前没有什么表现。

7月初，莫里斯再次接家人上船，前往直布罗陀海峡。这位准将即将被解除职务，他的服役只能算是虎头蛇尾。威廉·伊顿在春末已经返回华盛顿，他正式报告了莫里斯的懒散。按照伊顿的计算，莫里斯过去17个月的航行任务期间，他在的黎波里海岸只待了19天。莫里斯对债务的恼怒反应让伊顿蒙羞，也许是受这种羞辱感的驱使，伊顿对众议院议长说：“这期间的确如此……除了为庆祝他‘不列颠公主’的生日发射皇家礼炮以外，海军准将再没发射过一粒弹药。”20

当莫里斯准将抵达西班牙马拉加时，他收到一封海军部长的来信。信中明确提到：“收到此信后，立即暂停你对地中海舰队的指挥权。”21莫里斯被解除了职务。

鉴于其平庸表现，他面临着军事法庭的审判。审判持续了9天。经过尽职审议，四名审判官一致认定“莫里斯船长没有履行指挥地中海舰队的职责或采取必要的行动”。他的勇敢并没有遭到质疑，但他的问题被审判官定性为“他的懒惰和能力缺乏”。22他即刻被美国海军解雇。

那时，依旧规模强大和火力强劲的地中海舰队需要更多有能力的船长去指挥。杰斐逊希望美国赢得世界的尊重；这不仅仅是自豪感的问题，而是经济所需——美国商船应能够安全航行在国际水域。可是，他的海军没有展示出一丝威慑力。杰斐逊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直白地说，莫里斯在地中海舰队的任期相当于“睡了两年”。23

这不是有效的外交政策。与此相反，正如突尼斯领事伊顿的报告：“部长气得喷了我一脸，骂道：‘我发现你只会吹牛皮！我看你怎么与的黎波里交战’。”24杰斐逊希望新任准将能够完成莫里斯从未尝试的任务。

第十章

十月的预言

总统非常渴望美国与巴巴里各国保持和平和自由商业往来……但十分确定购买或维持这种和平与往来不能依靠丧权辱国的条约。

——爱德华·普雷布尔准将

1803年9月13日

莫里斯的糟糕表现让杰斐逊感到震惊，他在下任准将的任命上花了很多心思。他需要一个既有外交手腕又不失勇气的领导者，能够主动为他的国家争取最大化利益。杰斐逊对海盗和无能的美国军官渐渐失去了耐心。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任命的准将是：爱德华·普雷布尔。

爱德华·普雷布尔四十岁，他在海上度过的时间要比陆地多。十六岁时，他告诉父亲他已经锄完最后一筐土豆，要跟随港口的一艘私掠船出航。1779年独立战争期间，他被任命为准尉，在马萨诸塞州海军“保护者”号护卫舰服役。被皇家海军俘虏之后，他被囚禁在泽西号监狱船上，在那里由于感染伤风差点丢掉性命。战争结束后，他在生意场上取得了成功，拥有一艘私人商船。美国海军建立后，1798年他主动请求执行任务，约翰·亚当斯总统授予其上尉头衔。两年后，他担任美国海军“埃塞克斯号”的舰长，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穿梭于太平洋和雅加达之间，为祖国商船护航。

普雷布尔不是一名随和的船长。1803年，接到巴巴里海岸的命令后，普雷布尔耐心地等待军舰改装。期间，他为船员精心编制了107条规范条例，这在当时是绝无前例的。其中一条是禁止“亵渎神明，乱说脏话，发表任何污秽言论”。还有一条是命令官员熟悉手下人员的姓名（船上有四百人）。这些条例的背后明确表达了一种观点：这次巡航不是闹着玩的。

多年的海上漂泊让普雷布尔白皙的皮肤变得红润，他将灰白色的头发梳到前面，也未能遮住秃顶。他有着一双湛蓝色的眼睛，慢性溃疡让他的举止有时显得急躁，不过不妨碍他下达命令，他希望全体军官和士兵在军舰上要保持高度严明的纪律。

在波士顿的长码头，爱德华·普雷布尔已经准备好向巴巴里海岸行进。出发之前，他给妻子玛丽·迪林写信表达了诚挚的愿望：“我们会再次见面，在彼此的生活里永远幸福下去。”1与前任准将的妻子莫里斯太太相反，普雷布尔夫人更喜欢留在缅因州的波特兰家中。

未来几个月内，普雷布尔将证明自己和莫里斯绝不是一丘之貉。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和刚刚改装好的护卫舰宪法号投入战斗。

宪法号于1803年8月12日起航，由于风势较弱，她只能平静而又漫长地前行。普雷布尔可能厌倦了这种速度，不过波澜不惊的29天让船长有足够时间去认识他的重要乘客，陆军上校托拜厄斯·里尔。里尔是奥布莱恩退休后杰斐逊总统新任命的驻阿尔及尔总领事。

与普雷布尔一样，里尔从小在新英格兰海岸长大，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虽然里尔被乔治·华盛顿授予陆军上校的头衔，他并没有在陆军和海军服役的经历。独立战争步入尾声的几年里，他一直在哈佛大学读书，并于1783年毕业。校长推荐他前往弗吉尼亚州的一所大型种植园就职。这份工作让这位高鼻梁、突下巴的青年感到十分郁闷和尴尬。

里尔负责给一对年迈的弗吉尼亚州夫妇抚养的两个孙子教课，并整理夫妇的大量信件。这位个头很高、肩膀很宽的长者被家人称作“将军”，他就是前任陆军最高统帅——乔治·华盛顿。

里尔是一名修养得体的美国人，1786年，他已经成为了华盛顿家中的一份子。袜子缝补或者衣服洗涮都是由芒特弗农的家奴帮他完成。1789年，华盛顿就任总统。在玛莎和她的孙子抵达之前，里尔负责总统在国家临时首都曼哈顿的起居生活。不仅如此，里尔还要管理华盛顿的家庭账目和私人收支。

华盛顿总统信任里尔，将其视为自己的耳目，他要“混入持有不同观点、不同政治情怀的各阶层人群当中，不管高低贵贱……为你提供广泛的观察和比较条件”2之后，向总统汇报。从1786年到1799年将军的意外死亡，里尔是华盛顿圈内一名值得信赖的成员。12月，华盛顿病危，里尔站在华盛顿的床边，聆听他的遗言。“我要去了。”华盛顿轻声地说，喉咙感染即将夺去他的生命。然后他向其最信任的秘书下达了关于葬礼的最后一个命令。里尔说，他已经烧掉了华盛顿和杰斐逊之间言辞激烈的信件。

与里尔有关的谣言不仅仅是烧毁的信件。有传言说，里尔与华盛顿的门客打交道也并非正大光明。他的狼子野心和与国家最强大的角色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未能助他消除谣言。

杰斐逊并不承认，他会因争执信件的烧毁流言而对里尔有所亏欠。在杰斐逊担任国务卿的那些年间，他曾与里尔定期在总统的房子里交流。华盛顿去世后不久，杰斐逊委任里尔担任圣多明哥的领事。从圣多明哥回国后，杰斐逊又任命他主持巴巴里海岸的谈判。

就在“宪法号”起航几天前，海军部长劝告普雷布尔说：“你处理事务的经验和你的直觉以及里尔的优点都让我相信你和他会搭档得天衣无缝。”3一名战争勇士和一个条约谈判家变成了合作者。他们的任务是从军事上和外交上共同解决问题。总之，他们要不惜一切拿下巴巴里海岸。他们将在横渡大西洋的航行中商讨有关计划。

抵达目的地

在直布罗陀海峡，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正等待着普雷布尔和里尔。威廉·班布里奇的军舰“费城号”已经抵达直布罗陀，他通知普雷布尔说，的黎波里并不是他们唯一的死敌。班布里奇在海上遇到了一艘奇怪的船只，发现载有被绑架的美国船员。从这艘船得知，摩洛哥的苏丹（统治者）已下令俘获美国商船。更糟的是，苏丹获得了穆拉特·莱斯的旧船“梅舒达号”，并将它带回的黎波里。摩洛哥已经加入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敌对联盟。现在，巴巴里各国只有突尼斯没有对美国宣战，而与突尼斯的和平也仿佛摇摇欲坠。

不过，让普雷布尔庆幸的是，他的舰队日益庞大。除了“宪法号”和“费城号”之外，另外三艘军舰也抵达了港口，它们分别是：“亚当斯号”、“约翰·亚当斯号”和“纽约号”。另外，普雷布尔还拥有比戴尔和莫里斯更多的选择。美国国会颁布了新的立法，授权杰斐逊总统为美国海军新增四艘比旧军舰更轻巧、更快速的战舰。旧军舰体积太大，无法靠近海岸，而且速度太慢，无法追上海盗。“雌狐号”、“妖女号”、“阿格斯号”和“鹦鹉螺号”的建造很快就启动了，而现在雌狐号及时加入了普雷布尔的舰队。

虽然战事不断升级，但是海军部长的一席命令让普雷布尔有充分的余地去做任何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让你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海军部长写道，“按照你自己的判断自由开展吧。”4他既拥有戴尔没有的自由，也具备莫里斯未敢尝试的勇气。

与里尔商议后，普雷布尔决定从两个战线着手。首先，普雷布尔与其大部分舰队在摩洛哥炫耀武力。他并不想扩大战争，但是如果军力严重分散，他就难以进攻的黎波里，不过他也不能忽视这位新对手。他希望摩洛哥挑战者认为他求战心切；希望可以迅速解决问题，这样他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来自其他地区的威胁。正如杰斐逊总统说的那样，他坚信“只有当令人尊敬的海军力量靠近他们时，这些恶棍才会闭嘴”。5如果需要军力展示，那就按照他的想法去做。

应对摩洛哥的同时，普雷布尔命令班布里奇和“费城号”驶向的黎波里。他们一路上要为美国船只护航，攻击和俘获遇到的所有海盗船。然后，费城号将与雌狐号一同封锁的黎波里港，不惜一切手段进攻敌人。

危机解除

当摩洛哥的苏丹刚刚从两周的航行中返回时，美国海军的全部力量都在丹吉尔港口集结。苏丹眼中的可怕场景正是活生生的美国海军——美国大炮竟多达150余门，能够轻易击垮破碎的城堡，击沉港口的所有船只。

普雷布尔借鉴班布里奇原先指挥“乔治·华盛顿号”的惨痛教训，避免陷入同样的陷阱。从指挥点向丹吉尔望去，他选择了一个既直接又礼貌的策略。

在苏丹大炮射程之外的地方，普雷布尔与这位统治者交换了公函。两人同意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召开两天前，苏丹从岸上送来了礼物：10头公牛、20只羊、48只鸡。摩洛哥的兵马在岸上列队欢迎。苏丹亲自到防波石堤上使用安装在三脚架上的望远镜观察美国军舰。比起此前巴巴里领导人面对小型军力展示作出的反应，他确实算得上毕恭毕敬。

10月10日，清算的日期终于到了，美国军舰整装待发，准备了一周的时间。正如普雷布尔在日记中写道，“所有人都在船上休息。”6根据商议，普雷布尔自己也要上岸，不过他的代表团并没有多少人，只包括他自己、托拜厄斯·里尔领事以及2名充当副官的准尉。

11点钟，四名美国人准备上岸，此前普雷布尔做出了明确指示。“只要对我方有所伤害，”他命令船上的士兵，“立即进攻炮台、城堡、城市和敌军，不要考虑我的个人安全。”7

1点钟，美国代表团被召见至城堡。里尔徒步穿过城镇，眼前的景象让他很失望，他记录说：“一条条极其狭窄、肮脏的街道，还有猥琐的居民……那里似乎既没有商店，也没有贸易，没有任何值得看或欣赏的东西。”8到达城堡之后，美国人被引领穿过两队守卫，普雷布尔发现苏丹并没有坐在宝座上，而是坐在城堡庭院的一个石阶上。看到这种情形，一名准将报告了他的失望之情。“我本以为摩洛哥的皇帝是很高贵的，”他向南卡罗来纳州的母亲写信说，“我看到了一名爱笑的男人，裹着件羊毛斗篷或者披风，真的很差劲。”9

面对普雷布尔压倒性的海军力量，苏丹表现得毕恭毕敬。一名翻译说，他后悔与贵国树敌。过去，他的国家一直与美国保持和平，他将履行他的父亲曾在1786年签订的条约。他承诺一定要责罚下令攻击美国船只的丹吉尔官员阿卡狄·哈沙什。他也会让海盗船的船长付出巨大的代价。

然后，苏丹听取了普雷布尔的谈话，普雷布尔“努力让他记住自由商业往来带来的好处……君王从贸易中得到的税收远远要比与我们发动战争得到的多”。10这是美国人关于自由贸易的辩解。面对美国新组建的军力，苏丹只好唯美国马首是瞻。

次日，苏丹给杰斐逊写了封信。“贵国该知道，所有两国订立的条约依旧存在。”苏丹写道。11双方又用了几天的时间交流，翻译有关文件以便互相理解，不过都是些水到渠成的事情。

爱德华·普雷布尔准将没用一枪一弹便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仅如此，美国将不再向对方缴纳贡品。普雷布尔回到直布罗陀后，他在写给缅因州玛丽·迪林的信中简单地提到：“光荣的和平建立了。”12赤裸裸的武力展示塑造了一个真正的威胁，换取了两国的和平。

现在，准将和领事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帕夏尤瑟夫和的黎波里的麻烦分子。普雷布尔曾向班布里奇承诺，大部队在解决完摩洛哥的事情之后将与他和“费城号”汇合，他准备执行任务。然而，没有人知道“费城号”的这次受命前行将是它最后一次航行。

第十一章

“费城号”的灾害

放弃对巡洋舰的追逐之后，触礁让我深感意外，就好像发生在地中海中部一样。

——威廉·班布里奇船长

1803年11月12日^1

威廉·班布里奇船长按照普雷布尔的命令在的黎波里海域巡航，他在几乎整个十月份都没有遇到海盗船。少数可疑船只也不在射程以内，躲在炮台保护范围之内。炮台位于城墙的两侧，远眺着整座海港。

10月31日上午9时，距离的黎波里东约15英里，一艘可疑的帆船朝海港驶来。“费城号”开始追截。仿佛是为了嘲讽这艘庞然大物，不明船只竖起了的黎波里旗帜；这是一艘试图避开封锁的巴巴里船，现在比赛开始了。

“费城号”全速前进。虽然离海岸很近，班布里奇想要在海盗船到达港口前做出拦截。“费城号”加速追赶，将近11点时靠近海盗船，班布里奇判断海盗船此时应该在射程范围之内。他下令发射船首火炮。副船长们担心的黎波里的海域水况不明，向船长汇报出现一些图上未标明的障碍，此时的风向也无法预测。同时，三名水手反复探测水深。他们报告水深为四十英尺以上，是费城号吃水深度的两倍。军舰没有危险。

追逐的同时，炮手持续向海盗船开火。11点30分，军舰离城市越来越近，可以直接看到城墙。为了不让军舰落入敌军炮台的射程范围之内，班布里奇极不情愿地命令舵手转向。令他失望的是，他不得不接受这次未能追上的黎波里海盗的事实。“费城号”缓慢调转风向，远离了城市。追逐结束了，海盗没有受到惩罚。

虎落平阳

不久之后，“费城号”撞上了礁石，船身向一侧倾斜。整个船身都感到了颤抖，船首从水面抬高了足足6英尺。当时的航行速度相当于陆地上10英里时速。接下来，这艘人造的庞然大物纹丝不动，而它距离海岸却不到两英里。

“费城号”搁浅了。

船长目瞪口呆的站在驾驶台上。航线图上并没有显示暗礁，最后一次测深显示35英尺的水深，足够通行。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怀疑。“费城号”搁浅位置离敌军要塞十分接近，他们需要尽快采取挽救措施。

班布里奇镇定自若，他很快发现迫使船首搁浅的礁石离水面只有12英尺。经与其他军官商议，班布里奇决定将船尾陷入水中，以便脱离礁石。他命令水手向船尾集中，以便施以压力拉动船首。三只船首锚被抛入海中，绳索被切断，以便减轻船首重量。同时，船首的大炮也被移动到后面。然而，就在几乎可以感到船开始抬升的时候，一股强风和海浪又把船推向搁浅深处。

即使在两英里以外，这艘巨轮的遭遇也是清晰可见。她的船首升高，船身向一侧明显倾斜。对于的黎波里海盗来说，“费城号”成为了他们的瓮中之鳖。很快，九艘巴巴里炮艇便从内港出发，驶向搁浅军舰。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费城号”一片混乱。军官们一致决定，将船上的大部分大炮沉海。不一会儿，水手就把最大的铁炮推进了海中。一桶桶水从船上倒入海中，所有重物品都被丢进了海中。为了进行最后一次尝试，前桅也被切断了。可是军舰仍旧未能浮动。

几名炮手尽可能准地向围攻船尾的炮艇发射剩余炮弹。可是由于船身倾斜，一侧大炮指向水中，另一侧瞄准的却是天空。训练有素的美舰炮手也无能为力，敌人很快便意识到了他们的优势。敌军炮手躲在美军无法还击的地方，向高处瞄准“费城号”的桅杆。他们击毁了帆桅和索具，试图破坏军舰，防止美国人逃跑。

中午，班布里奇及其官员承认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正如班布里奇后来向托拜厄斯·里尔描述的那样：“我们的处境就好比一个被捆在木桩上的士兵要面对另一个全副武装的敌人。”2这位倒霉的年轻船长生平第三次被迫投降。

班布里奇下令将火药弄湿，用炮弹堵住船泵。他派木匠用钻子在船底凿洞，确保当船落入海盗手中时失去航行能力。想到22年前在约克镇战役美国人得到了英国海军密码本并对其造成了巨大损害，班布里奇将美军的通讯密码副本撕成了碎屑，并命令将文件烧毁后丢到船外。手枪、步枪、弯刀、长矛以及其他武器都被扔进了海中。如果他要将船移交给帕夏，班布里奇一定会确保它是件最不值钱的战利品。

下午四时，美国海军“费城号”降下了它的旗帜。

再次羞辱

倒霉的威廉·班布里奇痛不欲生。这比他在“乔治·华盛顿号”担任船长时的遭遇还要更加耻辱。“费城号”投降的第二天，他对妻子写道：“当我们的船在礁石上搁浅，上帝本来可以慈悲的赦免我，让我的脑袋被敌人射中。”3

“费城号”的旗帜降在了甲板上，敌人的炮艇停止了攻击。不过奇怪的是，的黎波里的炮艇并没有朝美舰驶来。这些海盗船似乎不相信他们的好运气，他们害怕登船后会有埋伏。最后，恼怒地要求班布里奇派遣一名军官和一艘小艇前往充当人质，让敌人确信他们和平投降。于是，10月31日6时，的黎波里海盗登上护卫舰，爬上了舷缘。

对于海盗来说，美国人看上去十分奇怪。许多水手担心皮肤会被中午的太阳曝晒，而沙漠的晚上又十分寒冷，所以穿了三条或四条裤子，并将食物藏在里里外外塞满的衣服里。穿多衣服的水手成了被检查的对象，海盗一层层撕开衣服，撕破口袋并抢走手表、钱、戒指等任何值钱的物品。军官的剑也被抢走，他们的外套被扒了下来。海盗抢东西的速度很快，他们穿着新衣服在船上巡视。一名海盗想要从班布里奇的脖子上抢走放有他妻子照片的吊坠盒，班布里奇做出了反抗。4当这些船上的强盗开始抢夺美军的私人物品时，没有一个人会保证不会受伤。

海盗命令俘虏进入炮艇，向陆地划船，俘虏“被拔出的刀指着脑袋”。5由于船太挤，有些人被扔进了海中，要么游到岸边，要么淹死。

当他们在帕夏的宫殿前登岸，俘虏被游街示众，接受高兴的的黎波里人的嘲弄。他们被赶到帕夏的精锐卫队面前。这些卫队装备着金光闪闪的军刀、步枪、手枪和战斧。当俘虏经过时，一些卫兵朝他们吐痰。

他们来到帕夏的城堡，眼前出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黑暗大厅和楼梯，这里通向一间装饰华丽的客房。客房铺着大理石地板和高贵的地毯，墙壁上装饰着精致的珐琅制品。这些人被安置在半圆形区域，仰视高高在上的王座。王座上有天鹅绒坐垫，镶嵌着黄金和珠宝。上面则是帕夏本人。他穿着一件镶金丝绸旗袍，戴着一副硕大的、装饰着丝带的白色头巾。他那宽大、布满钻石的腰带上别着两把金色手枪和一把军刀。

他的仪态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三十五岁左右的男人，身材高大，胡须又长又黑。他对新俘虏的囚犯一言不发，在“他用胜利自满的眼神盯着我们，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和好奇心”6之后，解散了俘虏。

军官们在帕夏的城堡吃了顿饭，然后被带到了卡斯卡特领事离开前居住的美国领事馆。在那里，他们睡在垫子和地毯上。班布里奇请求会见丹麦领事尼古拉斯·C.尼森，卡斯卡特离开后曾将美国外交事务托付给他。尼森承诺他尽可能提供些基本生活用品。第二天，尼森给了他一些床垫、毛毯和几篮水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会给囚犯送一些钱和物资。

军官可以使用废弃的房屋，获得充足的食物，可其他船员却处于困境之中。许多人到达时已经浑身湿透，欣然接受了其他囚犯带来的干衣服，但再没有见到他们的制服。第一天晚上，船员没有吃到任何食物，在室外的一个庭院席地而睡。

第二天早晨，“费城号”的船员被穆拉特·莱斯司令质问，这位来自苏格兰的叛徒曾指挥过梅舒达号。彼得·莱尔嘲笑班布里奇：“拥有一艘44炮护卫舰、300名士兵，却向几艘小炮艇投降，这人肯定是……一个懦夫或者叛徒。”7最后，船员被分了些粗面包，然后关押在一所暗无天日的监狱之中。许多人不得不或坐或站了一整夜，除了破烂的帆布以外，什么盖的也没有。

很多水手被派去修建城墙。四五十人一组搬运大石块，石块重量高达2到4吨，有些竟达16英尺长，最后被装在车轮直径为10英尺的粗糙推车中。就像带上轭的牛一样，水手不得不去拉笨拙的车子，手持步枪和鞭子的士兵在一旁把守。“我们光着头、赤着脚干活，”船上的木匠伊莱贾·肖报告说，“我们的脖子被太阳晒出了一个大水泡。”他们经常被士兵鞭打，“我们饥饿难耐”，需要补充干净的食物。8

不过，被俘虏的军官可以不用劳动。他们从住所房子顶部的天台可以看到城镇开阔的景色：帕夏的宫殿、港口还有远方的地中海。在天台上，他们伤心地看着“费城号”，斜立着搁浅在礁石上。监禁的第一天，港务船来回穿梭，从美舰运回战利品。大量打捞的衣物被卖给俘虏，但是面对高昂的价格，只有很少几名官员能够赎回自己的物品。

领事馆提供了笔和纸，班布里奇船长并没有给妻子写信，而是将这次事件正式汇报给国务卿。“不幸让我不得不向您汇报这个让我一生都会痛心疾首的事件，”他感叹道，“我十分遗憾地通知您美国海军“费城号”护卫舰已经损毁。”9

班布里奇认为军舰已经无法挽救，现在正在海浪中慢慢腐烂并毁灭。几个小时后，他登上了领事馆的天台，看到大副、木匠与五十名船员一起被带上了“费城号”，看守在一旁监视。海盗感觉到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希望早上的风暴潮会让“费城号”离开暗礁。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木匠会在监视下快速维修军舰，然后水手将驾驶她驶进港口。

海盗准确地预料到了天气。一阵剧烈的西风吹起了“费城号”。曾经搁浅的“费城号”被上涨的潮水抬升后离开了礁石，获得了自由。尽管班布里奇曾下令木匠在船身钻洞，可是海盗逼迫木匠重新修补船只，坚固的“费城号”又可以航行了。

班布里奇又一次失算。如果他再坚持几个小时，他可能已经驾驶军舰离开了礁石。就这样，他再次做出了不必要的投降。现在“费城号”已被的黎波里海盗完全占有，彻底成为了帕夏引以为豪的战利品。普雷布尔的第二步战略——袭击的黎波里——现在彻底以失败告终。

第十二章

月黑风高

向任何敌人投降都是莫大的羞耻，但屈服于一个尚未开化而野蛮的敌人，都会成为被蔑视的对象，颜面扫地。

——美国海军“费城号”威廉·班布里奇船长

普雷布尔准将对“费城号”的命运一无所知，直到11月中旬，他派托拜厄斯·里尔，携带行李与妻子一同前往阿尔及尔总领事馆赴任。

上岸之后，普雷布尔发现这是一座友好的城市。理查德·奥布莱恩仍然在这居住，为了让里尔上校熟悉新环境，他会一直待到春天。总督在外出差，不过奥布莱恩带他们参观了城市。

普雷布尔在阿尔及尔参观了统治者的果园、马厩、粮仓还有船坞。游客绕着宫廷花园转了一圈，普雷布尔觉得这样精心栽培的花园让他们“不能自拔”。这一天过得非常愉快，他写信给缅因州的玛丽，他认为阿尔及尔正处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局面”。作为一个谨慎的人，他同时承认，“暴君的反复无常会把它变成一个危险的住处”1。

美国海军“宪法号”于第二天起锚。普雷布尔再次回到了严酷的海军生活，准备执行上级分配的任务。他下令军舰向的黎波里航行，加入班布里奇的行动。

11月24日，当“宪法号”接近撒丁岛海岸时，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型船只进入了视线。达到喊话的距离后，这艘外国护卫舰自称是皇家海军“亚马逊号”。它的英国船长告知普雷布尔“费城号”被俘的消息，这让普雷布尔顿时大惊。

准将很快把阿尔及尔一天的快乐抛在了脑后。刹那间，摩洛哥的外交成功似乎变得很久、很远。这个地方曾让他幻想在春天征服的黎波里，可是现在，一切都在这片沙洲上戛然而止。

班布里奇及其306名手下沦为俘虏的消息让他心痛不已。普雷布尔知道，总统的新命令几个月后才能到达，即使目前得不到命令，也必须要想办法解放“费城号”的船员。他曾差点死在英国泽西号监狱船上，对囚禁的恐怖和磨难刻骨铭心。他清楚地明白这些事件的发生紧紧关系到美国的荣誉。

随后，消息变得更糟。普雷布尔直奔马耳他，在那里他收到了班布里奇船长的信。信中提到，“费城号”不仅仅是美国海军失去的一艘军舰，它现在还可能被的黎波里海盗利用，将炮口对准美国人。普雷布尔收到了信件，强大的护卫舰正在帕夏的注视下改装。潜水员已经回收了大量被扔到搁浅礁石上的武器。装上打捞出水的武器，“费城号”现在比任何一艘巴巴里舰队的军舰都要强大。

准将立即致信华盛顿，请求国会派遣更多的护卫舰。就在几周前，当他的四艘同型号军舰成功威慑了摩洛哥的苏丹，他打出了胜利的招牌。从那时起，“纽约号”、“亚当斯号”和“约翰·亚当斯号”这三艘船就已经向美国返航，大大削减了兵力和军舰的数量。的黎波里领导者肯定觉得美国无能，定会向美国总统索要赎金，释放美国海军。

“这件事对我造成了难以形容的打击。”他向海军部长倾诉道。普雷布尔同样也对“宪法号”的孤军奋战感到担忧。“如果这艘船发生任何意外”，他焦急地说，“对我们在该海域的商业造成的后果将会不堪设想。”由于减少了军舰数量，他再也无法发挥霸主地位。充其量，也就能骚扰敌船。

虽然没有胜算的概率，但普雷布尔绝不容许他的对手占据上风。他认为，“费城号”决定全局胜败，必须从战争中消灭。斯蒂芬·迪凯特上尉和他的朋友查尔斯·斯图瓦特上尉是普雷布尔领导下的两名年轻军官，他们自告奋勇，要求驶入的黎波里烧毁“费城号”。普雷布尔告诉他们，这次任务“极其危险，后果不可估量”。2

他没有说明的是，如果他们被俘，他再也无法承受失去另一艘船造成的损失。

普雷布尔向迪凯特承诺，一旦计划成熟，他会让迪凯特负责此次任务。普雷布尔越是琢磨计划，越是感到其中的危险性——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直截了当地向海军部长写信：“就算冒险也要摧毁她。”他承认，这可能意味着损失一些士兵。他甚至还不知道这些小舰队怎样去执行命令，但他早已下定决心。

“一定要做。”他写道。3

但首先他们需要制订一个计划。

俘获敌船

1803年12月23日，也就是在班布里奇被俘的两个月后，普雷布尔的“宪法号”和“企业号”一前一后在海上航行。两艘军舰组成了一支不错的团队，“企业号”沿着巴巴里海岸航行，而“宪法号”留在更深的水域中，互相交换信号。

虽然普雷布尔还在损失“费城号”的沉痛之中，但他下定决心封锁的黎波里，可是冬天的残酷天气让封锁举步维艰。风暴天气持续了两个星期，美军不得不停泊在西西里岛的锡拉库扎港。这期间，“企业号”装上了新的索具，“宪法号”换上了新帆。没有封锁的限制，的黎波里海盗又在海上肆意穿梭。不过现在，美国人回来了，准备与其战斗。

12月23日早晨8点半，在的黎波里以东九英里的地方，“宪法号”桅顶的望员站在桅顶欢呼起来。他在地平线处发现了两根桅杆。于是，普雷布尔向“企业号”发送信号，追赶他们发现的船只。“宪法号”紧随其后。

年轻的斯蒂芬·迪凯特指挥纵帆船“企业号”。正如其他水手一样，他发现巡逻和封锁港口是件枯燥的工作。毕竟只要封锁得当，美军基本上无事可做，因为海盗船都躲在港口。从本质上讲，他更喜欢冒险。他早先在地中海巡航过两个小时，但没有遇到任何敌人，而莫里斯准将的无能让迪凯特更加渴望与敌人一决高下。他希望在普雷布尔的领导下，能够获得机遇的垂青。

现在，为了追赶身份不明的船只，“企业号”挂上了英国国旗，希望伪装美舰的身份。时间还不到一小时，迪凯特的船员就发现了他们的目标——的黎波里旗帜。风向的转变帮助企业号逼近船只，不过后来却骤然停止。到了10点钟，的黎波里船长认为皇家海军没有什么威胁，于是与二十几个手下站在甲板上，等待迎接即将到来的军舰。

当两艘美国军舰突然降下英国国旗，升起星条旗时，的黎波里船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企业号”的火力拥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体积也是这艘船的两倍，小小的商船主人只能束手就擒。

登上的黎波里商船的美军军官通过一名翻译得知，船的主人是一名土耳其人，他的目的地是君士坦丁堡。根据船长的描述，这艘船叫“马斯迪古号”，只是一艘在奥斯曼注册的小商船，正沿着海岸航行，打算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停泊。11名船员都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他们与船长表述的一致。不过，船上各色各样的乘客却让美国人感到奇怪。除了42名非洲奴隶之外，还有两名的黎波里官员带着10名士兵。这艘船还在甲板上安装了两门大炮，这显然对于一艘商船来说并非寻常，而且甲板下面又存放了两门，还有一些步枪和手枪。

“马斯迪古号”没有携带任何英文护照，所有美国人都不能读懂上面的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但“宪法号”的一名医务官道出了船长的一段故事：几周前，普雷布尔聘请彼得罗·弗朗西斯科·考西罗博士为他的医务官，考西罗给准将的舰队带来的不仅仅是医疗知识。他曾是帕夏的私人医生，熟悉的黎波里及其当地市民。当他查看商船的船员时，他认出了船长与其官员。于是便告诉普雷布尔，这里没有无辜的商人。这艘船曾参与过“费城号”的俘获行动。4

这艘小船只有60英尺长，12英尺宽，对全船的搜查也没有花费很长时间。经搜查证明，医务官的判断是正确的。一名美国水手在“马斯迪古号”上发现了一把军剑，它属于“费城号”的一名上尉。这足以让普雷布尔确信，这些人确实参与了美国护卫舰的掠夺行动。

于是，“马斯迪古号”转而沦为了美军的战利品，普雷布尔命令士兵登上该船。他们将把她驶向锡拉库扎，海事法院将于二月份审判该船，并正式宣布其归美国所有。

不过届时，她会被授予新的名字、新的主人，并被命令返回的黎波里港。

暗度陈仓

普雷布尔一直忙于收集有关的黎波里的行动情报，其中最好的信息来自威廉·班布里奇。被软禁在的黎波里，班布里奇可以用他的双眼还有尼森领事提供的望远镜看到港口发生的事情。不仅如此，他还掌握与美国人沟通的渠道。帕夏允许他寄信，相信一名俘虏是他获得赎金支付的最佳代言人。因为寄信以前都要经过监管者过目，所以班布里奇不能简单地汇报侦查结果，最起码不是通过正常方式。

班布里奇下定决心，即使在囚禁期间也要有所作为。他发现了一种能够透露军事消息的秘密手段。起初，他在通信中使用一种暗码。当帕夏开始怀疑该代码后，班布里奇采用“隐显墨水”——一种石灰或柠檬汁的混合物。使用该方法，当把信纸拿到火上烘烤时，上面隐藏的信息就会显示成可读的棕褐色字体。写信用的信纸和笔记本都是从热心的尼森领事那里借取。就这样，威廉·班布里奇为普雷布尔秘密计划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巨大帮助。5

自被俘以来，班布里奇汇报了港口情况，包括来来回回的巡洋舰。他列出下水和正在建造的船只。他统计过“统治者的海军（我尽可能掌握）”6配备的大炮数量。最有价值的是，他向其指挥官通报了帕夏关于“费城号”的计划。

12月初，“费城号”的大炮已被重新安装到甲板上。她依旧停泊在港口，她的存在勾起了班布里奇痛苦的回忆，十月的那天发生的一切至今让他心有余悸。不过，她的存在也让他迁思回虑，一个秘密计划正悄然诞生。

12月5日，他写信告诉普雷布尔，计划用弹药摧毁“费城号”。班布里奇认为可以派“一艘商船……驶入港口，船员秘密转舵，直接登上护卫舰”。时至冬季，许多炮艇已经从港口拖到了海岸，所以任务面临着的黎波里炮攻的危险微乎其微。据班布里奇所知，只有四门海岸炮可以攻击“费城号”。他认为这次行动肯定会让的黎波里海盗措手不及。

船长虚心地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毕竟，“费城号”的被俘影响的是他的荣誉，而不是普雷布尔。“我恳请您不要觉得我太自负，”他写给普雷布尔说，“我的建议是从实用性角度去推测的。”

读完班布里奇的信之后，普雷布尔意识到，费城号问题的解决也许不是一次自杀性任务。如果他仔细考虑，迪凯特的勇猛和班布里奇的侦察可能已经给出了一桩解决方案。或许普雷布尔手头上就有着合适的棋子：幸运的是，他已经拥有一艘“商船“——”马斯迪古号”；要说勇气，跃跃欲试的迪凯特上尉似乎是最佳人选。

哈梅特的选择

与此同时，普雷布尔正秘密策划一桩更大的战略。拥有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授权，伊顿领事和其他人仍继续与尤瑟夫的哥哥西迪·哈梅特·卡拉曼利协商。他仍然希望从帕夏手中夺回的黎波里的王权，不过这需要美国的帮助。收到哈梅特代表的信件之后，普雷布尔约他们在马耳他见面。

他们告诉普雷布尔，哈梅特曾前往埃及亚历山大，现在仍然流亡在外。但他也有一个计划，而且有很多追随者。哈梅特将组建一支庞大的阿拉伯军队。如果美国人能够一同冒险并提供海军支持，这股力量可能从埃及经陆路进军的黎波里东部的一座省会城市德尔纳。哈梅特和伊顿相信，凭借美国的海上援助，的黎波里将会成功易帜。

哈梅特也对美国人做出承诺，而且普雷布尔知道该承诺肯定会让他的上级满意。如果美国人向他提供所需资金和军事装备援助，一旦哈梅特夺取帕夏的王位，他将释放所有基督教奴隶和俘虏，包括“费城号”的307名船员。他还同意与美利坚合众国保持永久和平。此外，他允许的黎波里成为美国海军的永久基地和主要驻防堡垒。

虽然普雷布尔未经华盛顿批准无法做出任何承诺，但是他双手赞成该计划，立刻向海军部长表明了此意。“虽然缺乏资金、弹药、野战炮兵……他认为我们的海上援助会帮他占领的黎波里；我十分肯定用不了两个月就可以实施行动。”7他鼓励哈梅特的访问代表说，请告诉他们一旦我方舰队和火力到位，就会向的黎波里发动攻击。

双方在会议期间达成了积极意见，此次行动将于春夏之际完成，普雷布尔的预设更加提前。普雷布尔并没有向哈梅特代表透露半点关于“费城号”的计划。即使敌方偷听到计划的冰山一角，也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失败，许多士兵会因此丧命。

1804年1月，普雷布尔在马耳他参加了另一次会议。的黎波里大使转达了帕夏的要求：10万美元赎回囚犯。的黎波里人在谈话中承认他们没有经验丰富的水手驾驶大型护卫舰，美方可以用一艘纵帆船换回“费城号”。面对大型护卫舰，这位苏格兰叛徒穆拉特·莱斯司令也无能为力。然而，普雷布尔并不急于与他们交易。原因之一是，他缺乏对方索要资金；其次，他希望可以不用赎金解决。

一次危险任务

命令让事情变得简单。“今晚进入港口，”普雷布尔指示，“登上护卫舰‘费城号’，烧掉她后全身而退。”8

此次命令的行动者是斯蒂芬·迪凯特上尉，可是当他就要执行命令时，老天爷却变了脸色。2月7日，他的两艘军舰靠近的黎波里海港，可是从北方吹来的大风迫使美舰向东远离目的地数英里。三日后，风虽然停了，但迪凯特的小舰船“无畏号”和“妖女号”用了五天时间才回到有效作战位置。

“无畏号”的环境特别拥挤，她的前身是“马斯迪古号”，被重新命名并改装为军舰。军舰设计配备24名船员，而现在却承载75人。由于铺位还不到目前人数的三分之一，迪凯特与其他三名官员和一名医务官共同分享舱室。许多船员睡在老鼠出没的木桶之中。面对变质食品、波涛汹涌的大海还有沉船的忧虑，船上的士气却依旧高涨。2月16日早上，“无畏号”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按照行动计划，“无畏号”应打头阵，因为她模仿当地船只的外观，装备了短桅杆和三角帆；她的出现应该不会触发任何警报。“妖女号”会与其保持五英里的距离。此次任务由普雷布尔和迪凯特策划（班布里奇协助指导）。他们命令改变军舰的双桅船外观，“妖女号”被重新喷漆。她的顶桅被移除，而且炮门也被关闭。

夜幕即将降临，“无畏号”在城镇东部的港口抛锚。随后，当“妖女号”抵达后，“无畏号”和“妖女号”的船只趁着夜色向“费城号”驶去。然后，上尉和准尉带领几队士兵登上护卫舰纵火。他们即将烧毁军舰，鼓舞美军士气并夺走敌人的优势。如果成功，这将是一场釜底抽薪的妙计。

几乎同时，计划出现了纰漏。迪凯特意识到，驶入的黎波里有些过于潦草行事：通常帆船都是缓慢航行，“无畏号”行驶的速度过快会在天黑前提前到达，徒增危险。美军不敢收帆，商船故意降低速度则会引起哨兵的怀疑。迪凯特命令部下将一根拖绳抛到船外，拖绳上装有梯子、桅杆、水桶和木材，希望通过增加坠物的阻力减缓船速。

仓促将拖绳抛入水中之后，接下来进入了令人紧张的几分钟。船速终于被减缓，而且看似全速前进，水手们都松了一口气。他们的计划奏效了，他们可以在夜色的掩盖之下避免暴露踪迹。

迪凯特命令大部分船员留在船舱之内。甲板上一次只留6人活动，他们穿上马耳他商船水手的制服，上面配有艳丽的金色穗带。船上扬起英国国旗，以便迷惑岸上的敌人。他们驶入英国在的黎波里修建的防御工事视线之内，此时，英国领事馆向挂有英国国旗的“无畏号”挥旗致敬。

对于迪凯特来说，缓慢驶入的黎波里可谓是苦乐参半。他曾主动请求率领部下执行此次危险任务，并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在战斗中的勇敢。他希望，此次任务的成功会让他晋升为一名美国海军舰长，因为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此职位。可是，他的任务是摧毁一艘由同胞集资和家乡的船匠修建的护卫舰。而这艘船的第一任船长就是他的父亲——老斯蒂芬·迪凯特。

黄昏时分，风势减弱。7点钟，“无畏号”顺利通过入港口的狭窄巷道。迪凯特发现，尽管“无畏号”故意放慢速度，妖女号还是在不断减弱的微风中远远落后。一场海军博弈就要打响：计划定于10点钟发动袭击，这会让迪凯特花费大量的时间应对“费城号”。“妖女号”遥遥落后，无法及时赶上“无畏号”。

对于迪凯特来说，此次行动务必要凯旋而归。他谨记普雷布尔的命令：“我对你的“无畏号”和“企业号”都是信心十足。”9迪凯特清楚他的选择，要么中断任务，要么让“无畏号”孤军奋战。

黄昏已至，他做决定的时间越来越少。莫里斯领导下的失败行动让他愈挫愈勇，而普雷布尔的信任却让他豪情满怀，于是，迪凯特下达了命令。他告诉部下，不管“妖女号”能否赶上，“无畏号”都要继续前行。

一名准尉记录下迪凯特朴实无华的一句话：“数量越少，荣誉越大。”10

夜幕降临，“费城号”的身影在一弯新月的光芒之下依稀可见。她是迪凯特及其手下的伤心之地。她的前桅只剩下一节残木，顶部帆桁被放置在甲板上。失去了船帆，她再也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航行。港湾中，几乎没有当地船只在海面上行驶，不过眼前这只庞然大物让所有来访者都为之震惊。假设这艘超级巨舰重新恢复火力，然后被的黎波里海盗操控，会是怎样的后果？光是想想就令人恐惧。

“无畏号”让自己在海湾中缓缓前进，几乎感受不到的一丝微风吹动着她的船帆。船员越来越靠近城墙，城堡和岸上的防御工事仿佛在渐渐升高。面对城市的白墙和壁垒上装备的炮台，迪凯特的小船此时显得格外渺小。城墙上的任何哨兵都能看到他们，可是小船的外观没有引起他们的警惕。

将近10点钟，“无畏号”与“费城号”达到了喊话的距离。按照迪凯特的命令，七十名船员全部保持沉默，他们听到了一阵交流声。

一名的黎波里人从高大的护卫舰上面喊话。他操着一口方言，命令小船赶快离开。

虽然站在舵旁，迪凯特保持了沉默。取而代之，萨尔瓦多·卡塔拉诺回答了对方。卡特拉诺是一名西西里人，因为熟悉巴巴里港口，所以被普雷布尔聘请。他有着南地中海水手的口音，这种口音混合着柏柏尔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马耳他语。

卡塔拉诺回复说，他的商船上周被暴风吹离了港口；他们在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固定船只过夜。他解释说，他们不想干扰港口其他船只停泊，他们将在早上到岸边寻找新的抛锚点。

上面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询问在“无畏号”航行方向上观察到的另一艘船的名称。卡塔拉诺给出了一个早已熟记于心的回答，而且这肯定会让“费城号”的船员满意。他告诉询问者，根据他们的观察，那艘船应该是“转移号”。该船曾是一艘英国军舰，最近被帕夏在马耳他收购，能够加强的黎波里的海军力量，的黎波里对它已期盼已久。

卡塔拉诺的回答让“费城号”的水手很满意，“无畏号”和若隐若现的护卫舰分别派出了趸船并将他们连到一起。趸船很快被系上了绳索，不一会儿两艘船很快就被拉到了一起。

当“无畏号”接近时，一名目光犀利的的黎波里水手发现情势不妙。或许他看到了“无畏号”的船锚，或许在舷墙后潜伏的数十名水手中，佩戴的剑反射出亮光惊动了他。不管怎样，游戏就要结束了。

“美国人！”那人大呼。

卡塔拉诺临危不乱，再一次做出了回复。他保证船上只有马耳他和英国人。“无畏号”的船员继续拖拽绳索，两艘船越靠越近。

“美国人！美国人！”惊呼声再一次传来，可是，警告为时已晚。当两船碰到一起，斯蒂芬·迪凯特立即下令登船，同时纵身一跃，跳到“费城号”的主链之上，爬向十二英尺高的甲板。

“登船！”迪凯特大喊道，行动一触即发。

“行动之势迅雷不及掩耳。”医务官助手刘易斯·赫尔曼后来写道，“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接下来，登船士兵就像一群蜜蜂般挂在船的一侧；刹那间，所有人都登上了护卫舰。”11

没有人听见枪响。由于敌军要塞的炮火离此处只有几百码的距离，迪凯特曾下令，船员只能用刀剑，尽可能少地引起敌军的注意。船上约三十名的黎波里人，其中有十几名想要乘小船逃跑。那些想要与我方打斗的人，一名准尉回忆说：“他们发现我们的真实身份后惊慌失措。这些可怜的家伙！将近20人被砍死，剩下的都跳下了船。”12

野蛮的战斗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岸上的哨兵还蒙在鼓里。随后，烧船行动开始了。十名水手跑到卧铺舱和前储藏室放火，另外十几名去军官室和下士舱，而第三小队进入驾驶舱和库房。驾驶“无畏号”小快艇的第四小组监视着运送乘客和物资的港务船，其余八人待在双桅趸船上。

纵火人员带着三英寸长的蜡烛，为了提高可燃度，灯芯上蘸有松节油，而且每组都携带一对提灯。制服的黎波里的反抗兵以后，可燃物被迅速从“无畏号”递了上去，带到了“费城号”的舱内。训练有素的行动进展神速，几分钟后，士兵各就各位，等候迪凯特的下一道指令。

他从船头走到船尾，对每个舱口下令：“放火！”于是，水手举着从提灯里点燃的蜡烛，在船的各个部位点燃熊熊烈火。

当水手快速回到甲板上，令人窒息的浓烟从舱口的横梁处滚滚升起。水手和军官跳回到“无畏号”后，火焰很快窜了出来。迪凯特看着最后一名手下爬上双桅船的甲板。在此次行动中，只有一名水手负伤，无一人阵亡。迪凯特最后一个离开“费城号”，他不得不跳上“无畏号”的索具，那一幕让所有人都感触万分。

回到他们的小船后，船员试图逃离，却暂时被困。火焰从“费城号”的每个炮门向外咆哮，危及到逃离船的前桅棉帆。他们用剑砍掉连接两艘船的绳索，但小船仍然一动不动。冲天烈火似乎要吞噬周围的每一寸空气，将“无畏号”拖进火海。迪凯特下令拖拽船首，这时，船才开始扬帆而行。八名水手各在一侧，持续滑动巨大的船桨直到进入开阔水域。

“无畏号”在撤退时遭到了的黎波里的大炮和步枪的扰乱性射击，可是瞄准度很差的火炮仅仅击中了她的顶帆。比起岸上的齐射，“费城号”的大炮更具有威胁性。随着火势蔓延到甲板，船上的大炮发生了爆炸。然而，即使护卫舰大炮的爆裂声也不能淹没美国水手出海的欢呼声。那时，大火已经吞噬了桅顶，开始燃烧顶部的索具。熊熊燃烧的火柱傲视整座炽热的城市，给的黎波里的夜空带来了既恐怖又壮观的一幕。

1804年2月16日的夜晚，所有被囚禁的“费城号”船员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港口的骚乱惊醒了城市，俘虏在监狱的围场里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刺耳而又嘈杂的男人声还有港口开炮的声音。“无畏号”和“妖女号”昨日下午就已经与港口遥遥相望，美国俘虏猜测着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城堡的大炮朝着“无畏号”不断射击，监狱的地板都感到了震动，战斗的火炮声代表着希望。

水手威廉·雷报告说：“在混乱声里，我们经常听到‘美国人’这个词，因此我们希望一些同胞能够登陆，解放我们。”13直到第二天早上得知“费城号”被烧毁的消息后，他们才放弃了救援希望。曾经引以为傲的军舰如今已石沉大海，绳索烧毁之后，她的船锚终于得到了自由。现在她只是一座冒烟的空壳，剩下一排长长的船骨浮于水面之上。从此，这艘护卫舰再也不可能作为一艘海盗船下水。

美舰的烧毁是美国海军的胜利，而对于俘虏来说则是一次打击。一天前，帕夏还期望美国人能够履行囚犯救赎条约，他送给监狱两桶猪肉和牛肉。而现在，随着费城号的燃烧，所有友好意愿瞬间烟消云散。船员雷伊回忆说，狱卒“就像来自地狱的恶魔，冲向我们，开始殴打他们看到的每个人。朝我们脸上吐唾沫，发出的声音就像地狱的毒蛇……在街上遇到的每个男孩都会朝我们吐痰、扔石头；我们的劳动增加了一倍，我们的面包被克扣，每名看守都比原来严厉并残酷十倍”14。

迪凯特对同胞的苦难浑然不知，他和他的手下安全航行两天后，抵达了锡拉库扎港。看到“无畏号”和“妖女号”出现在视野中，普雷布尔感到格外欣慰。一周前，他的舰队遭遇了风暴天气，他曾一度担心小船的适航性。两艘船都有可能遭遇不测，不过他们没有。

信号旗迅速升起。美国海军“宪法号”发出信号：“你们是否完成任务？”

时间在护卫舰的后甲板上焦急地嘀嗒作响。然后，回复旗缓慢的发出了信号。普雷布尔十分满意收到这样的消息：“是的，我已完成任务。”

第十三章

的黎波里之战

我知道短兵相接不是小孩过家家，要么杀掉对手，要么被杀。

——斯蒂芬·迪凯特上尉^1

四个多月过去了，华盛顿无一人得知“费城号”的消息。1803年秋天以前的信件都被堆存在马耳他，水手的家信、普雷布尔的急件以及领事的书信都未寄送。普雷布尔准将偶然发现帕夏的前任领事竟不识英语，长期延误了四大摞信件。这些信件于2月初才开始了大西洋之旅。2

这意味着杰斐逊总统仅仅了解到“费城号”的搁浅，却不知道它于1804年3月19日已经被烧毁。这也意味着，尽管普雷布尔十分努力，华盛顿连续第三个冬天收到的皆是巴巴里海岸传来的悲讯。

杰斐逊的政敌利用护卫舰的被俘消息进行大肆炒作。3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纽约晚邮报》将其称为“杰斐逊节约主义的一堂实践课”3——争吵的焦点是，如果向地中海派往更多的军舰，可能会避免该损失。杰斐逊并没有反驳，而是前往国会推波助澜，坏消息意味着需要更强大的火力。一周之内，他授权划拨一百万美元补给舰队，新建两艘军舰并租用若干艘炮艇。另外，他向国会提交了一条法案，建议提高2.5%的关税，用于组建“地中海基金”，以备战争所需。众议院一致通过了该法案，而参议院也于当天以20比5的通过率通过。

四艘护卫舰受命向地中海航行。几乎所有美国海军都加入了行动，或在北非海岸服役，杰斐逊打算“一定要让现在的敌人屈服于我方条款，要有效地制止其他巴巴里列强任何针对我国的敌对行为”。4“总统号”、“国会号”、“埃塞克斯号”及“星座号”需要时间去改装和补给，因此新舰队直到夏天才能返回该海域，但新舰队涵盖了所有身经百战的军舰，美国海军的全部力量终于被召集了起来。

国务卿麦迪逊在幕后悄悄抚慰费城号307名俘虏家属，向他们提供“总统的慰问”，但他未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政府不会斥资赎救班布里奇船长及其部下，因为“这会助长其他巴巴里国家甚至的黎波里的嚣张气焰，让他们再次选择侵略”。5

然后，迪凯特成功突袭的消息如雷霆闪电般响彻华盛顿。“费城号”烧毁的消息早已经震惊了欧洲，正如纳尔逊勋爵对迪凯特此次功绩的称赞——“当前时代最大胆勇敢的行动”。6听到这个消息后，杰斐逊立即授予勇敢的上尉舰长头衔（尽管迪凯特直到九月才得知晋升）。经投票通过，国会为迪凯特授予仪式剑并奖励其手下额外两个月薪酬。一时间，全国上下举国欢庆。六月初，一场名为“勇夺‘费城号’”的哑剧在纽约上演。

斯蒂芬·迪凯特与75名船员化羞辱为荣耀，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于杰斐逊来说，这种局势的转变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一位巴巴里领事对詹姆斯·麦迪逊说：“在帕夏的堡垒下公然火烧‘费城号’……这是一场绝无仅有的事件，将迫使他们对‘美国性格’保持一定的尊重。”7这是一次进步，一次美军期待已久的标志性行动，能够一举在巴巴里地区打出气势。

非和平即战争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普雷布尔准将决定进行一次和谈——他希望能够换来“费城号”船员的自由。1804年6月的一天，一队美国军舰向的黎波里港口行进。普雷布尔船长留在阿格斯号，“企业号”监视西部海域。他派“雌狐号”与新舰“天灾号”一同向东部航行，“天灾号”是最近从的黎波里海军俘获的一艘军舰。

他命令“宪法号”挂起白色的休战旗向城市起航。1804年6月13日中午，“宪法号”在24英尺深的安全水域抛锚，普雷布尔为理查德·奥布莱恩准备了一艘驳船，带着美国的和平条款去会见帕夏尤瑟夫·卡拉曼利。托拜厄斯·里尔总领事无法离开阿尔及尔的岗位，不得不委派奥布莱恩作为他的代表。

小船越来越接近岸边，奥布莱恩可以看到一些“费城号”的军官朝他挥舞着帽子。在这一天结束之前，除了释放俘虏以外，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高兴起来。

普雷布尔对奥布莱恩的命令听起来很简单：“要努力赎回我们那些不幸的同胞，前提是帕夏有和谈的意愿。”8里尔授权了一笔更大的赎金，但普雷布尔强调必须是合理的条款。奥布莱恩从上级接受的赎金为4万美元，还有给总理和其他官员1万美元的“礼品”（指贿赂金）。虽然有可能达成和平条约，但普雷布尔对奥布莱恩说：“我不会用一分钱去换取和平。”9支付赎金只是一种延迟策略而已。

帕夏的代表让奥布莱恩在沙滩上等了一个小时。这位被普雷布尔称作“暴君”的的黎波里统治者仍然对“费城号”在他城堡之下公然被烧的行为耿耿于怀，他拒绝接见奥布莱恩，而且拒绝了他提供的赎金报价。他觉得这样的报价对他是一种侮辱，与他所期望的差之千里，他甚至怀疑美国人此次的真正动机是在搞间谍活动。考虑到奥布莱恩可能会收集有关城市和军备的情报信息，帕夏拒绝让美国领事进入城镇并禁止他会见班布里奇船长或访问其他囚犯。他禁止美国人把为俘虏准备的衣物运送上岸。当奥布莱恩返回“宪法号”时，帕夏的手下立刻丢掉了休战旗。

结论显而易见。普雷布尔又一次在日志里写道：“我们必须狠狠打击并挫败他的野蛮高贵，打掉他现在的嚣张气焰，向我们的意愿低头。”10劝导与和谈并未奏效。美国人不得不用另一种方式对付帕夏，强制他以合理的方式做出回应。普雷布尔认为，炮击才是王道。

威廉·伊顿的间谍行动

与此同时，“费城号”的消息对于身处国内的威廉·伊顿来说是一个好消息。1803年3月初，他被突尼斯贝伊驱逐出境，之后便回到了美国。5月，他抵达了波士顿，在马萨诸塞州中部的布里姆菲尔德镇与妻子团聚；那时，他们已经在大洋两岸四年未曾谋面。然而，到了6月份，他大步行走在首都的大街上，想要“催促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打击的黎波里海盗”。11

伊顿多么渴望政府能够支持他的计划，帮助流亡的哈梅特·卡拉曼利夺取帕夏尤瑟夫的王位。按照他与普雷布尔的策划，他还希望远征队的领导者能够在亚历山大港着陆，与哈梅特一起向德尔纳行进。作为美国方面的说客，伊顿向众议院议长致信，详细介绍了策反计划，并与国务卿麦迪逊进行了会面。在与总统内阁的会谈中，伊顿“努力惩罚罪恶……回击巴巴里的侵略行动”12，他认为杰斐逊比较“开明”，而总统的司法部长却有些“苛刻”。战争部长对此表示怀疑，不过海军部长罗伯特·史密斯最终被伊顿说服。一向乐观谨慎的伊顿用最好的西班牙钢材为自己定制了一把老式弯刀。他还订购了帐篷、坐垫和烹调设备。他要为行动做好一切准备。13

伊顿在普雷布尔那边至少还有一个盟友，但有一阵事情毫无进展。国会会期结束以后，伊顿前往北部地区。他几乎整个夏天和秋天都在新英格兰照看他那贫瘠不堪的农场。然而，在接下来的国会会议期间，他又回到了华盛顿。早先他的提议遭受了种种漠视，可是“费城号”被损毁的消息打破了这种平衡。一时间，他的观点受到了华盛顿的各方面的支持。1804年3月30日，在护卫舰搁浅的消息轰动华盛顿的第11天，那时该舰被烧毁的消息尚未传达，伊顿被“任命管理‘企业号’，前往巴巴里海岸”。14

对于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那是个多事之夏。由梅里韦瑟·刘易斯和威廉·克拉克领导的探险队开始了密苏里河的旅行。7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与副总统艾伦·伯尔的决斗中中枪身亡。拿破仑在欧洲挑起的进一步冲突让美国的外交事务扑朔迷离。

此时的杰斐逊总统正处理一场家庭悲剧。4月，他心爱的玛丽因难产而死。玛丽就是“波莉”，那是很久以前杰斐逊为女儿起的小名，她的航海安全曾经让巴巴里海盗问题变成杰斐逊的私人顾虑。玛丽临终之时，杰斐逊和她的丈夫都守在床前。后来，她被埋葬在蒙蒂塞洛母亲的坟旁。波莉的过世让杰斐逊悲痛欲绝。“我的损失确实太大，”他在六月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人可能会失去财富，而我连最后的一半也已失去……我曾期待告老还乡的那一刻，把国家大事留给后人去做。我曾想过要完成最后一件大事，荣归故里。可是，这点希望也荡然无存。”15

杰斐逊担任总统的第一个任期马上就要结束，然而波莉的去世熄灭了他对生活和领导权力的热情。前第一夫人艾比盖尔·亚当斯，也就是曾经为杰斐逊的朋友和对手约翰·亚当斯的妻子，打破了多年的交往沉默，带来了最诚挚的吊唁。这个举动第一次修补了两个家庭的友谊，1800年那次争执不下的选举曾深深地破坏了他们的友谊，让两人变得势不两立。

不过世界大事并没有停止杰斐逊的哀悼。伊顿的探索又前进了一步，他获得了上级的命令，担任哈梅特的联络人。麦迪逊给巴巴里总领事托拜厄斯·里尔写信授权了该计划，不过他还是用一贯谨慎的方式通知对方。“关于与的黎波里帕夏的哥哥合作事宜……我们愿意从我方利益出发。”16麦迪逊还命令里尔向伊顿提供2万美元资助该计划。

同时，美国的战略也做出了其他改变。普雷布尔已经光荣的完成了使命，到了更换将领的时候。他准备返回家乡，而塞缪尔·巴伦准将接替了他的职位。在“费城号”被烧毁的两年前，巴伦曾经在第一舰队担任“费城号”的船长。海军部长在巴伦的任命信中同样授权了一个与帕夏有关计划，他提到：“我们相信，你会发现伊顿先生对你非常有用。”17

多次延期之后，巴伦准将的舰队于1804年7月5日从诺福克起航。威廉·伊顿也在他的旗舰上，扮演美国海军巴巴里外事代表这一角色。伊顿的年薪只有1200美元，当务之急他要在计划地面进攻之前赢得巴伦的大力支持。

他知道自己正经历终身难遇的一次冒险，但他却并不了解今后的战争会演变成怎样的程度。

一次小胜

1804年8月3日，地中海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地点正是剑拔弩张的帕夏海港。

普雷布尔准将在的黎波里海岸花费了大量时间与惊涛骇浪较量，他试图在那里保持封锁状态。7月在一阵狂风之中结束，普雷布尔指挥着重新分组的舰队，同样面临着新的忧虑。他知道跟随他的纵帆船“雌狐号”和“鹦鹉螺号”都十分适航，就像在海港封锁数周的横帆船“阿格斯号”和“妖女号”一样。然而，他无法确定那些从西西里岛租来的六艘炮舰和两艘迫击炮艇的情况，现在它们正与帕夏开战。普雷布尔虽然同意租用这些船只和部分水手，但他担心这些平底海港船是否能够经得住外海的恶劣天气。

不管怎样，他将命令它们加入战斗。

天气终于放晴，普雷布尔从“宪法号”的甲板上观察着敌人。通过望远镜，他观察到城墙上的防御工事共有115门大炮。配合城墙大炮的是19艘炮艇和一些小型海盗船，它们以长长的礁石带掩护。巨大的礁石带就像淹没在水中的石墙一样，在公海的美国舰队和庇护海港之间耸立。美国和盟军军舰的联合火力由132门大炮和2门臼炮组成，实力与的黎波里火炮相当，但普雷布尔的大多数短筒炮火力有限。尽管如此，普雷布尔依然相信他和他的部下能够“将帕夏的旧城墙击毁”。18他所需要的只是机会。

8月3日中午，普雷布尔终于发现了打击敌人的机会。他在两英里外发现敌方炮艇从礁石后驶出，暴露于开阔水域。于是，发布命令信号：准备战斗。

海军准将发布了最后命令，整个舰队都听到了他进攻的号声。横帆船和纵帆船连同炮艇一起从半路驶向礁石屏障。炮艇从那里可以驶入海岸，四艘较大的军舰将留在更深的水域。炮轰船在城市的西部留守。“宪法号”跟随小船开往港口。伴随着普雷布尔的进攻信号，战斗打响了。

2点钟，炮艇独自作战，凭借着帆和桨的动力向港口航行。2点30分，旗舰升起了蓝旗，随后是黄旗和蓝旗，最后则是红旗和蓝旗。这是开始作战的信号，宪法号向港口进发，横帆和纵帆船跟随其后。

15分钟后，第一门臼炮开火。炮艇没有发射实心炮弹，而是装有火药的空心弹。炮弹以弧线轨迹飞入城中，一些在半空中爆炸，致命的弹片从四面八方坠落。

的黎波里士兵进行回击，美国炮艇也不甘示弱。现在，“宪法号”与的黎波里的炮台只有一英里的距离，开始发射长炮。炮手在“宪法号”的舷炮处躲避，城墙的大炮停止了开火，不过当军舰驶过时，的黎波里士兵恢复了攻击。“我现在最想做的是夺取一艘护卫舰。”普雷布尔说道。19

尽管炮弹炸到了主桅，但美舰“宪法号”表现不错。普雷布尔站在附近，一枚炮弹击中了船上的大炮，弹片炸碎了一名水手的胳膊，不过普雷布尔却没事，只是衣服撕开了一些口子。20“宪法号”和其他军舰提供火力掩护，激烈的战斗在海岸线附近展开。那是一场炮艇对炮艇、士兵对士兵的战斗。

城堡内，美国俘虏只能听到一些枪炮的隆隆声。市民在的黎波里街头混乱不堪，竞相寻找他们的枪支。帕夏如愿以偿，在三年的不满之后终于迎来了一场全面战争。

虽然美国炮艇以6比19的数量少于敌军，但击败了敌船。斯蒂芬·迪凯特率领一艘炮艇，与四艘炮艇和一艘滞后炮艇一同作战，朝两艘的黎波里船近距离平射，直到他们躲进内港的礁石后才停火。迪凯特的船开始寻找其他猎物，他的弟弟詹姆斯指挥的一艘炮艇与其他两艘一起紧跟其后，他们的目标是海港西部航道口的五艘敌船。美军展开了一轮霰弹和步枪射击，敌船退回了港口。

后来，美国舰队盯上了东部九艘敌船编队。迪凯特和他的手下直接驶向敌船，想要登上他们的船只。美国人希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跳到敌船上，用枪、剑、矛和斧头与他们近身肉搏。这种战术对美军来说并不有利，因为24个美国士兵将会遭遇50名的黎波里海盗。然而数量劣势并没有让迪凯特畏惧：“我一直认为我们能用敌人的方式狠狠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尝尝我们以一敌二的厉害。”21

时间刚过3点钟，他便获得了一次证明自己信心的机会。

炮艇追上了敌人，实心弹一轮轮向敌人发射。美军最先靠近最西端的的黎波里船只，敌人用手枪朝他们射击。不过在他们重新装弹之前，美军从舷缘爬至敌船舷缘，登上了甲板。

血腥十分钟过去了，迪凯特的19名士兵击毙了16名的黎波里士兵，打伤了15人，逼迫敌军投降5人。迪凯特亲自降下的黎波里国旗。

同时，斯蒂芬的兄弟詹姆斯·迪凯特上尉锁定最大的的黎波里炮艇，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炮击。炮艇接近敌船之后，詹姆斯·迪凯特和他的手下准备登船。此时，的黎波里船上大部分船员已被步枪或霰弹击毙或打伤，船长下令降下旗帜向美军投降。

一时间，迪凯特两兄弟双双立下战功。

詹姆斯为登船队打头阵，跳上了这艘投降的的黎波里船。当他这样做时，奸诈的黎波里船长近距离朝他开枪。22年轻的上尉被子弹击中了前额，在两船之间坠入海中。美国士兵将他们的指挥官从水中拉了上来，的黎波里炮艇的船长下令船员向海港撤退。

一个无耻的行为塑造了一个勇敢的军官，他的血液在甲板上流淌，命悬一线。

斯蒂芬·迪凯特炮艇正拖着俘虏船只，恰巧碰上了詹姆斯的船。很快，船员告诉斯蒂芬，他的弟弟目前在生死之间徘徊。

刹那间，战争的兴奋感消失了，迪凯特眼神充满了复仇的怒火。他带上11名船员，开始对诡计多端的敌船展开了追击，发誓一定对这个刽子手船长毫不留情。在迪凯特的船员中，有些人曾参加过火烧“费城号”的任务，决心誓死跟随他们的领导者。他们在随后的战斗中证明了自己。

他们拼命地划船，发现了可恨的敌船。随着一声大喊，士兵们齐拥而上。

迪凯特直奔那位个头高大、四肢发达的敌船船长。他挥起长矛与敌人搏斗。长矛是一只镶有铁矛头的木棍，那是一种具有长度优势的近战武器。可是迪凯特的对手避开了他的攻击，用一只手抓住了长矛的木柄，然后是两只手。双方僵持不久，强壮的的黎波里船长就将迪凯特手中的长矛夺了回来。

对手使用自己的武器还击，迪凯特立刻拔出军刀应对厮杀。虽然他打歪了长矛，但手上的刀柄却断了。

片刻之后，对手瞄准迪凯特的心脏再次刺了过来。迪凯特一跃而起，但矛头刺入了他的前胸。他抓住武器，两人跌倒在甲板之上。迪凯特设法夺回武器，并将刀片从伤口中拔出。

“叮当”一声，长矛被抛了出去。

现在双方都已赤手空拳，扭打在了一块。的黎波里船长伸手拿出了腰间的小匕首，此时一名的黎波里水手看到他的指挥官身陷危险，举起手中的武器向迪凯特砍去。

这下，迪凯特死定了。不过当的黎波里水手手持弯刀向迪凯特的颅骨砍去时，一名叫作丹尼尔·弗雷泽的水手用身体挡住了弯刀，保护了他的船长，那时他已经负伤。弗雷泽头部受到了严重伤害，而船长仍然继续战斗。

虽然肩上已是血迹斑斑，迪凯特将对手的刀刃挡离了喉咙。他用另一只手掏出口袋中的手枪。他紧握手枪，让枪管远离自己，扣响了扳机。

子弹击中了的黎波里船长的腹部，他倒了下去。

迪凯特赢得了这场战斗。他成功打败了的黎波里海盗。然而不久，弟弟的噩耗让他陷入深深的沉痛之中。

夜幕降临，丹尼尔·弗雷泽和詹姆斯·迪凯特都危在旦夕。尽管自己负伤，斯蒂芬·迪凯特整个夜晚都在弟弟身边。黎明时分，弗雷泽仍然在死神手中挣扎，可是詹姆斯已被宣布海葬。根据他哥哥的第一位传记作家的记录，斯蒂芬在弟弟去世时说：“我不愿看到他的牺牲，我多么想再见到他。”23

虽然另一个中尉遭受了严重的刀伤，詹姆斯·迪凯特仍是唯一一名牺牲的美国人。这次行动美军只有十一人负伤，曾经为救迪凯特受伤的丹尼尔·弗雷泽也从受伤中恢复。敌军确切的伤亡人数不明，但至少有50人死亡，受伤的人数或许是美军的两倍。

在两个半小时的战斗和轰炸中，的黎波里失去了6艘炮艇。海岸防御工事也遭受到了一些损害，不过打入城镇的50枚臼炮造成的伤害并不大。这对普雷布尔来说是美好的一天，不过比起绝对的胜利依然十分遥远。比炮弹更有用的是那些死伤海盗，他们会说服帕夏考虑和谈。

几个星期以来，普雷布尔尽最大努力骚扰的黎波里海盗。8月7日，他的舰队从西部炮击城市，不过结果不尽人意。大多数炮弹落在了帕夏城堡之外。一艘敌军炮艇让普雷布尔的部队损失惨重，炮击并杀害了十名美国船员。

8月7日也是普雷布尔得知他被巴伦准将接任的一天。这让普雷布尔感到十分羞愧。虽然上级长官换任的决定言之有理，但他决定直到准将到来时才动身返回美国。在此之前，他将继续履行职责。8月24日夜，普雷布尔出动了一艘炮艇袭击城市。这次行动并没有对帕夏的防御造成多大的损失。可是普雷布尔并不知道，一枚炮弹穿过了班布里奇船长房间的一面墙。当时他正熟睡在床，炮弹从另一面墙反弹，随后卷下了囚犯的被褥。班布里奇只是被掉落的墙砖擦伤，没有遭受重伤，不过脚踝的受伤会让他在数周之内一瘸一拐。

8月28日，另一次夜袭炸沉了一艘炮艇，但考虑到弹药供给不足还有巴伦可能会随时到达，舰队需要一个新战略。普雷布尔决定再一次对“无畏号”委以重任，这很可能是他在的黎波里的战争的收官之战。如果不能结束战争，他至少要震慑帕夏，逼他求和。

“无畏号”自2月份运送迪凯特及其部下，执行“费城号”任务以来，一直作为运输船使用，从锡拉库扎运送淡水和补给品。然而现在，普雷布尔决定再次派遣这艘前“马斯迪古号”深入的黎波里执行危险任务。可是这一次，“无畏号”再也没有返航。

普雷布尔亲自监督，将“无畏号”改装成为一枚“定时炸弹”。美军利用木板，在其甲板下堆放了5吨弹药。甲板之上堆满了113英寸和59英寸炮弹，与铁屑和生铁块放在一起。“无畏号”变成了一枚漂浮的炸弹。

根据炮手的计算，点燃引爆装置后，船员只有11分钟逃离时间。船尾的一个小房间放满了药引和其他可燃物。这样做是为了阻止的黎波里人登船，美军将以最快的速度划船逃离，直奔港口入口处的“鹦鹉螺号”。

直到九月初，舰队对的黎波里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轰炸，等待着完美时机。然后，9月3日的晚上八点钟，“无畏号”放下缆绳，向的黎波里驶去。

那晚没有月光，“无畏号”在微风中前进，迅速滑向港口。鹦鹉螺号跟随其后，在距离海港西入口700码的地方停了下来。

静夜星空，“无畏号”的船长理查德·萨默斯和船员只能孤军奋战。他们的任务极其危险，乘坐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他们承担的是双重风险。由于封锁，的黎波里海盗现在很可能缺乏火药。一旦发生变故，“无畏号”落入敌人手中，大量的弹药可以让战争变得更加漫长。萨默斯一定不会让这一幕发生，他要求陪同他执行任务的成员必须是完全自愿，一旦敌军登上“无畏号”，会“用火柴点燃弹药库，与敌人同归于尽”。24

“鹦鹉螺号”的水手望着“无畏号”渐渐驶入的黎波里。几分钟过去了，小船在昏暗的夜色下失去了踪影，似乎驶入了海港航道。这时传来两声枪响，难道是的黎波里炮台发出的警示枪？接下来的只有沉默，“鹦鹉螺号”的船员焦急地等待着。

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唯一能听到的是海浪拍打的声音。

根据“宪法号”的日志记载，晚上9点47分，一束光芒突然照亮了天空，的黎波里的城堡、尖塔和城墙清晰可见。片刻之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动了美舰，甚至远在6英里以外的宪法号也感到了冲击。

寂静再一次降临，这一次让人觉得更加深沉。

“鹦鹉螺号”的望员睁大了他们的眼睛，希望看到萨默斯和他的手下划着两艘小船安全返回。普雷布尔从更远的抛锚处焦急地等待着，希望天空出现一道火光，因为如果萨默斯和他的手下逃离港口，他们会按照约定发射信号火箭。可是，天空仍然一片漆黑。

随着太阳的升起，普雷布尔向海岸派出的三艘船报告说，的黎波里要塞和海军都完好无损。

最后，船体的遗骸出现在海面上，“无畏号”的龙骨和肋材在礁石带的外围搁浅。船尚未靠近帕夏城堡时就已经爆炸，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被狙击手袭击？偶然遭遇火花？当的黎波里海盗接近时，萨摩斯点燃了火药？）。帕夏授权班布里奇船长检查遗骸，“六人被炸得粉碎，海岸上躺着烧焦的尸体”25。很明显，即使不用确认，也绝对没有人生还。

普雷布尔最后一次逼迫帕夏投降的尝试失败了。

班师回国

9月9日，正当普雷布尔的旗舰在的黎波里海岸巡航时，美国海军“总统号”和“星座号”如期而至。普雷布尔命令撤下他的长旒旗。塞缪尔·巴伦准将抵达后，普雷布尔正式宣布卸任舰长职位，他开始将思绪转至国内。

“巴伦准将的到来接替了我的舰队指挥权，我注定是要回去了。”失望的普雷布尔给玛丽写信说。26然而在出发前，他将花数小时与巴伦开会。跟随巴伦一起航行的威廉·伊顿也参与了此次会议。三人最关注的事情则是伊顿帮助哈梅特·卡拉曼利的计划。

伊顿安慰普雷布尔说，虽然他被巴伦接替，但他可以昂首回国。即使爱德华·普雷布尔无法留在地中海看到战争一步步走向结束，可他在任期内已经与摩洛哥达成了和平协议。担任准将期间，他的部下用战斗证明了他们那超凡脱俗的勇气。即使普雷布尔没有实现他希望的更大的胜利，他在该地区的成绩已经为其杰出的职业生涯翻开了又一页光荣篇章。

1805年3月4日，普雷布尔终于抵达了华盛顿，他受到了当之无愧的英雄礼遇。尽管他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但其巴巴里之旅在世人眼中只有“成功”二字。他曾与的黎波里交战，摧毁过海盗船，确保了“费城号”不为敌人所用威胁祖国的利益。鉴于他的成就，总统以贵宾的礼遇欢迎他，国务卿在家中为他大摆庆功宴，费城、特伦顿和波士顿都为他准备了欢迎盛宴。除此之外，美国国会还为他颁发了一枚用其肖像制作的荣誉勋章。在巴巴里海岸的英勇战斗和运筹帷幄让他成为了一个美国传奇。

美国人仍然沉浸在普雷布尔和迪凯特胜利的喜悦之中，可是存在一个他们无法忽视的事实：尽管美国的海上胜利赢得了部分巴巴里国家的尊重和让步，但是的黎波里仍然顽固不化，充满了敌意。普雷布尔回国后的几个月中，总统及其顾问开始把希望寄托于伊顿的计划。或许一次陆地战争和政变可以最终解决的黎波里问题。

第十四章

开辟新战线

一位懒惰的土耳其人斜倚在一张绣花沙发上，旁边一名基督教奴隶托着烟管，另一名端着咖啡，还有一名在驱赶着苍蝇，看到这一幕，我着实感到恶心。

——威廉·伊顿^1

杰弗逊政府将是否帮助哈梅特的决定交到了地中海官员们的手中。如果伊顿进一步开展行动，总领事里尔和准将巴伦不得不同意伊顿的尝试。在他们的跨大西洋航行中，威廉·伊顿就其计划向塞缪尔·巴伦准将做了慷慨激昂的辩论。

伊顿如律师般的辩论十分强劲。他坚持认为，只有地面战争才能迫使尤瑟夫接受美国的和平条款。他指出，最熟悉该地区政治情况的两位美国人，理查德·奥布莱恩和詹姆斯·利安德·卡斯卡特，全部赞成哈梅特夺权。抵达地中海后，他们发现普雷布尔船长也赞成此举。

即使巴伦对如何执行该计划依然感到迷茫，可是他难以拒绝这些经验丰富的巴巴里官员的集体意见。尽管有些不情愿，但他同意提供伊顿运输船去寻找被废黜的帕夏。

但不是所有驻地中海地区和处理巴巴里外事的官员都认同伊顿的计划。托拜厄斯·里尔总领事是美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国务院代表，他抱怨哈梅特缺乏兵力或者影响力，对美国的用处有限。让人不解的是里尔持反对态度的初衷，到底是基于对哈梅特实力的怀疑还是顾忌到该计划会削减自己的权力？普雷布尔准将指挥期间，里尔在美国外交关系方面扮演的角色处于次要地位。普雷布尔认为实现和平只能靠武力而非谈判，这让里尔的工作退居二线。随着巴伦的到来，准将现在突然被束缚在船舱之内，而且患上了肝脏疾病，里尔看到一扇大门向他敞开，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伊顿的计划同样依靠军事力量，而非谈判，很可能会再次关闭里尔的大门。

海军陆战队

尽管里尔上校疑虑重重，伊顿的计划还是得到了批准。上级授权他去找哈梅特协商，组建一支阿拉伯军队，帮助的黎波里迎来公正的帕夏。1804年11月，伊顿带着上级的命令乘坐阿格斯号抵达埃及。这艘舒适的军舰设计搭载142人，当时船上只有伊顿的一支小队伍，包括2名准将、8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以及伊顿本人。

虽然伊顿的队伍远不及他希望的规模，但他仍然抱着很大的希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海军陆战队与普雷斯利·奥班农中尉的存在。伊顿需要这样的军人，他们陆海作战样样精通。

奥班农体型轻盈敏捷，一头红发，他不仅舞跳得好，而且拉着一手漂亮的小提琴。他同样也是一名战斗天才。这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皮埃蒙特地区的年轻男子，正渴望在异国他乡捍卫祖国的利益。海军陆战队以坚忍不拔著称，再加上他们的冒险精神和爱国主义，深深地吸引了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他热切地接受了伊顿的计划。

当然，伊顿的十名手下开辟了新的历程。伊顿相信，这些忠诚的年轻战士很快就会加入到哈梅特在埃及的大规模军队之中。哈梅特的忠实追随者不久便会得到雇佣兵的增援。幸亏伊顿在北非有多年经历，他深知当地士兵的价值，这些士兵能够适应特殊的沙漠生活。他还相信，一旦哈梅特回国，那些有叛意的黎波里人将会倒向哈梅特的一边。一支精英部队即将诞生。

寻踪觅迹

然而，在伊顿和他的海军陆战队员帮助哈梅特以前，他们需要先找到他。1804年，似乎没有人知道哈梅特·卡拉曼利的藏身之所。1803年7月，流传着一种谣言，帕夏尤瑟夫已经派刺客前往东部德尔纳刺杀哈梅特，哈梅特不得不逃离到埃及。报告指出，身材清瘦、言语温和的前任帕夏仍然留在那里。可是具体在哪儿？为了逃离他弟弟的爪牙威胁，他似乎已经消失在撒哈拉沙漠之中。

1804年11月，伊顿的第一个停靠港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古城。抵达后，美国人发现那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阿尔巴尼亚土耳其人代表奥斯曼帝国掌权，可是他们的统治只延伸到了开罗。在更远的上游则是叛军马穆鲁克的势力范围，他们的形成能够追溯到中世纪的埃及王朝。同时，法国和英国殖民势力近年来也已进驻该国。各势力一直在争夺埃及的政治利益的同时，埃及由于收成匮乏，饥荒四起。“埃及是一个无主之地，”伊顿在访问的几天后写道，“这里只有苍白无力和沉默忧伤的秸秆！”2

伊顿意识到，如果要找到哈梅特，他需要埃及人的帮助。于是，他结识并讨好当地人，给他们糖果和咖啡，最后了解到他要找的人就在河流的上游。然而，听到哈梅特加入马穆鲁克的武装力量后，他的心顿时凉了半截。马穆鲁克是奥特曼帝国的死敌，控制着河流入海口。假如找到了哈梅特，伊顿如何与他和他的追随者一同穿越奥斯曼领土？这需要一次不可思议的外交谈判，但即便如此，坚忍不拔的威廉·伊顿已经说服了总统、政府以及美国海军支持他的计划，勇敢地沿着尼罗河抵达了开罗。下一步，他要做的就是与埃及总督谈判。

与埃及交好

伊顿向南部探险，尼罗河引导他们深入埃及腹地。政局动荡在那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政局动荡导致的千疮百孔随处可见。一伙流窜的土耳其部队逃兵抢劫了一座村庄，破坏了那里任何有价值或者有生命的东西。在一座城镇，美军被误认为是英国士兵，当地人“高兴地簇拥在他们周围”。只要士兵能够保护他们免受掠夺，他们便十分乐意提供帮助。3

英国领事的介绍信让伊顿成为了埃及开罗总督的客人。由于恰逢斋月，总督没有茶点款待客人，艾哈迈德·胡尔希德邀请伊顿在晚上九点会面。伊顿在英国领事的引导下来到了总督的城堡，欢迎列队手持火把开路，后面还跟着一些侍从、高官以及六匹装饰华丽的阿拉伯迎宾马。他注意到道路两旁的围观者足足有半英里长，庞大的人群“对这些来自新世界的外国人充满了好奇”。4

作为一名伟大的访问者，他值得这样的欢迎。

总督本人似乎对美国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他向伊顿提问了关于美国的许多问题，“我国领土的情况和规模；何时独立；我们正与哪国保持和平或交战；我国的产品和贸易，诸如此类。”两个人坐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伊顿汇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富丽堂皇的大厅。”他们并排坐在一张紫色刺绣沙发上，沙发上还有锦缎靠垫，他们在一起喝咖啡，抽水烟，吃果子露。

然后总督命令无关人等都退下，只留下伊顿和一名翻译。寒暄结束后，总督说：“您在这样一个危险时期到吾国访问肯定不只是出于好奇，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吧。”

伊顿直奔主题。由于土耳其翻译法语比英语理解得要好，伊顿用法语回答，“我们与的黎波里的交往和关系。”他解释说，的黎波里帕夏已对美国宣战，而美国人希望结束战争。虽然伊顿经常被别人批评说话太直接，不过为了赢得总督对计划的支持，这次他表现得温和机敏。在恭维埃方的同时，他将自己的豁达与巴巴里王子的暴政做了鲜明对比。

他辩解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有很多共性。此话则是暗示埃及在信仰方面能够与其结盟。“我谈到伊斯兰教和美国宗教之间具有同源关系。两者都推崇一个上帝的存在和至高无上……双方都倡导人类的普世运动，禁止不必要的流血事件。”

总督不得不同意：的确，这些都是他的信仰箴言。

伊顿趁热打铁，继续谈论。

他告诉总督他正在寻找哈梅特：“我声明，我们试图让他成为的黎波里的合法君主。政府和国家以叛国罪将他驱离，我们相信他的诚信，所以才帮助他恢复王位。”他解释说，美国无意侵占的黎波里，“我们出兵不是为了征服和掠夺他国，而是维护我们的权利”。美国只是要抵抗无理的攻击，捍卫其公民和国家的利益。

总督认为美国人是值得交往的盟友，“总督点头表示赞成，承诺派通讯员寻找哈梅特帕夏”。

伊顿的雄辩说服了盟友去寻找哈梅特。不过，现在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总督没有食言，他派遣信使去上游寻找哈梅特。伊顿也派一名雇佣兵探寻他的下落。焦急的几个星期过后，信使找到了前任帕夏的住处，不过他们直到1月3日才转交了信件。五天后，伊顿收到了哈梅特的热切回应。

前任帕夏已经准备好出征，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建立和平与安宁”。5

突尼斯一别数载，伊顿和哈梅特最终于1805年2月5日在开罗城外相遇。

乍一看，哈梅特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强大的王子。他的两颊长有痘痕，下巴和嘴唇被长长的胡须遮住。一名美国船长这样形容哈梅特：“这位和蔼可亲的男子肯定会对我们非常友好温和。”6虽然他是位值得同情的人物，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巨大的个人魅力，没有人形容他是一名勇士。

1795年，他的弟弟夺取了王位，哈梅特似乎没有能力反击。时光一晃近十年，他仍然流亡在外，无法与被软禁在的黎波里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团聚。

伊顿认识到，即便哈梅特优柔寡断，他也能说服他为其所用。不过在他们启动伊顿设想的伟大计划之前，需要展开一次详谈。

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伊顿就各自承诺与前任帕夏展开了会谈。哈梅特需要确保美国人会支持他。同样，伊顿需要保证哈梅特一旦掌权后会对美国示好。经过谈判，他们达成了正式合约。

合约先是以“上帝无限”开头，接着便是美国政府和哈梅特即将重建的政府的友好誓言。依据合约规定，美国将为哈梅特夺取政权提供有关军事力量、资金和物资。作为回报，新任帕夏将无条件释放“费城号”囚犯。哈梅特还承诺把尤瑟夫和穆拉特·莱斯交于美国处置。合约经伊顿和哈梅特签署，普雷斯利·奥班农和英国领事进行现场见证。

合约签订后，威廉·伊顿策划三年之久的计划终于拉开了帷幕。美国将会从海上猛攻的黎波里并很快发动地面战争。与此同时，伊顿和哈梅特将召集一支军队，穿越五百多英里的多岩沙漠之后，抵达的黎波里第二大城市德尔纳，最终加入海军陆战队这一历史性的登陆战役。一经攻下德尔纳，他们将向西进军班加西。他们将攻陷该城市，然后乘美国军舰航行最后400英里后抵达的黎波里。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尽管里尔和其他人仍有疑虑，伊顿对该计划的可行性十分有信心。

第十五章

沙漠中的生死之战

战争结束，新月旗倒下！

面对破碎的城墙，星条旗笑了！

——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尔

1850年德尔纳

1805年3月6日，部队的长途跋涉开始了。四百名士兵从亚历山大出发，他们的目标是改写巴巴里海岸历史。队伍里只有十名美国人，包括奥班农上尉、一名准尉、一名海军陆战队中士以及六名海军士兵。哈梅特率领九十名的黎波里士兵。剩下的都是雇佣兵，他们大多是希腊和阿拉伯的骑兵和步兵。这是一支长长的队伍，部队的前方由主力军领导，后方至补给驼队渐渐消失。

作为新宣布的“将军、陆军总司令”，威廉·伊顿穿着一身制服、戴着肩章和蕾丝帽骄傲地行进，身上的纽扣和马刺在阳光的照射下表现出夺目的铜色。美国历史上一次最与众不同、大刀阔斧的军事战役在伊顿将军的领导下开始了。

一波三折

然而，德尔纳的征程刚刚开始就发生了叛乱，让整场行军陷入了困境。沿着海岸仅仅行军了三天，负责引导驼队的牧驼人要求提前支付雇佣金。优柔寡断的哈梅特却无动于衷，不过伊顿威胁说要放弃远征。叛变者终于平静了下来，于是这支小革命军以每天20英里的速度继续前进。

尽管沙漠充满了危险，伊顿却对它的壮观叹为观止。远征队穿越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3月14日，伊顿的部队来到了埃及和的黎波里分界的高耸的山脊，他记录说：“经过一些古代防御工事的遗迹。”眼前的景象鼓舞人心，可是天公却不作美。长长的队伍不久便遭遇了从海岸刮来的雨水天气，雨绵绵不休，淋湿了士兵的衣物和补给品。白天的温度上升至近100华氏度，而晚上却骤降至零度。撒哈拉并没有让伊顿轻松地完成任务。

管理驼队的阿拉伯人会时不时提出新要求。他们抢夺了食物供应物资，驼队由于一些阿拉伯人的离开而越来越少。某个白天，奥班农和他的海军陆战队穿着带有红色衣领和装饰的蓝色制服，坚定不移地决心让他们在队伍里独树一帜，阻止了阿拉伯人进一步叛乱。太阳落山后，奥班农赢得了美国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希腊人的欢迎。他带着他的小提琴，为整个军营拉奏——北非沙漠的岩石地带，第一次荡起了爱尔兰和阿巴拉契亚的小提琴旋律。

行军近一个月之后，伊顿的军队遇到了数千贝都因人。“我们是这些野蛮人第一次见过的基督徒。”伊顿写道。如他所愿，他的小部队开始扩充，八十名贝都因骑兵加入了队伍。4月初，伊顿说道：“除了部队的跟班和贝都因人家庭以外，共有六七百名士兵，所有人加一块约有1200人。”1部队向大海之上的高原行进，伊顿的军队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准备进攻的黎波里政府军。

叛乱

然而，好景不长。4月中旬，面包和肉类补给品已经全部消耗，剩下的大米也仅能维持六日。远征队已经宰杀了一头骆驼充饥，海军陆战队将他们的铜扣卖给当地的贝都因人，以延缓几日。他们尽可能采集一些野茴香和酢浆草，但是每个人依然饿着肚子。族长们都命令阿拉伯人拒绝前进，队伍一度停滞不前。不过前往邦巴的信使带来了好消息，阿格斯号舰长艾萨克·赫尔已备好了新鲜食物，等待他们的到来。

伊顿拒绝停止前进。他知道，一定要在饥荒和疲劳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他认为，邦巴只有九十英里远，留在炎热的沙漠之中等于自杀。他们需要继续前进，他命令不前进就停止供应口粮。

帕夏走出营地，保持中立态度，不过阿拉伯雇佣兵准备突袭粮仓。伊顿读懂了他们的意图，命令奥班农与海军陆战队员站成一队。“约两百名远征军”2停止前进，他们全副武装、身穿制服，在饥饿、绝望和怀疑的驱使下陷入了疯狂的恐慌。不过，奥班农手下的态度坚决而强硬，吓退了造反的暴徒。族长们想要命令手下射杀美国军官，可是正当他们掏出武器时，几个哈梅特的官员用阿拉伯语喊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开火！基督徒是我们的朋友！”奥班农及其连队依然坚定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

这时，哈梅特的军官冲上前去，拔出马刀吓退了叛变者。一场危机终于得以解除，至少晚上不用担心了，伊顿在他的日记中宣泄了他的不满。尽管表面上已经与他们的阿拉伯士兵达成相互谅解，伊顿指出：“我们发现几乎不可能赢得这些偏执狂的信任，或者说服他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绝不是伊斯兰教徒的敌人。我们任务艰巨而道远！”3

一星期后，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队伍进入了邦巴，士兵们饥渴交迫，精疲力竭，更加渴望休息。他们发现伊顿不断重复的承诺——美国军舰在邦巴等候，已经不攻自破：港口中没有停靠任何美舰。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立即宣布在次日早晨离开军队，返回家乡。不管期望如何愚蠢，美国人将继续前进，不过他们要单独行动了。

“现在考虑的是如何确保部队的安全，”伊顿写道，“我和我的基督徒士兵离去，整夜向我们后方的一处大山不断鸣枪。”他孤注一掷，希望大山的枪声不仅能够确保营队的安全，而且能够吸引美舰的注意。因为当地的侦察兵已经在几天前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这种策略奏效了。第二天早上8点钟，一艘帆船出现在视野之中。“赫尔船长看到了我们的烟雾，向岸边行驶过来，”伊顿如释重负地写道，“语言无法形容信使心中的欣喜若狂。”4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阿格斯号”驶入邦巴并卸下了它的货物，“大黄蜂号”在两天后紧随其后。军队整整享用了一个星期的盛宴，重整旗鼓后，他们于4月23日继续向德尔纳进军。途中，消息再次传到了军队，帕夏尤瑟夫听到他们征讨的消息，已经派一支军队保卫德尔纳。消息降低了近期高昂的斗志，让哈梅特开始担心家人和他的安全。“我认为帕夏（哈梅特）希望自己回到埃及。”5伊顿观察到。不过，哈梅特还是恢复了信心。4月25日，这支小型军队继续前进，在一座能够俯瞰其目的地的山脊上安营。

第二天早上，伊顿致函德尔纳总督。“我不想要任何领土，”他在信里说，“我只是想还贵国一个合法政权，让我们通过您的城市。对于我们需要的补给品，您将得到合理的赔偿……我将于明天见您，恭候您的选择。”6

刚到下午，伊顿收到了答复。“休战旗被退了回来，回答十分简单：‘不是你死就是我亡！’”7

4月27日，当太阳在撒哈拉沙漠升起，帕夏哈梅特、威廉·伊顿、普雷斯利·奥班农以及他们的雇佣兵、准尉、海军陆战队士兵、希腊人、阿拉伯人，还有那些一根筋却很勇敢的贝都因人，都在准备攻城。

占领城堡

1805年4月27日，威廉·伊顿将军俯视德尔纳镇，谋划着袭击计划。

德尔纳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弯曲处。总督的宫殿坐落于东部突出的一个角落，延伸至海湾湛蓝的海水之中。德尔纳配有一门十英寸的榴弹炮。由于省城已经传来消息说有敌军来犯，该镇已经装备了八门瞄准海面的大炮。为了防御陆地来袭，城墙上的房屋被开了暗洞，形成了一道火力防线。

伊顿计划从三条战线上进攻德尔纳。第一条是海上进攻，三艘美舰的火炮会炮轰城镇。第二条战线，使用巴伦送来的野战炮袭击，伊顿及其军队从东南方攻击城墙。第三条战线，哈梅特·卡拉曼利将率领一拨士兵从西部袭击城镇后方。

4月27日上午，“鹦鹉螺号”将伊顿的武器送上岸。武器需要从狭长的海滩运到一个陡坡上，可是沉重的臼炮在滑轮车的帮助下也难以搬运，而且会消耗大量时间。伊顿想要迅速开始战斗，决定只搬运一门大炮。

4月27日下午1点30分，战斗终于打响了。“阿格斯号”和“鹦鹉螺号”从距离海岸半英里的地方向城镇开炮。占据山坡有利地势，奥班农和他的手下伴随着臼炮的实弹发射，持续不断地进行步枪射击。“大黄蜂号”在距离城镇一百码的海上射击，德尔纳遭受了严重轰炸。

起初，攻击看似进展顺利。在45分钟内，德尔纳港口的大炮陷入了沉默。由于遭受到美舰的猛烈炮击，的黎波里士兵撤下港口大炮，试图加强易受攻击的南墙防御。

伊顿的炮手继续开火，直到炮弹炸碎了他们的推弹器。推弹器是一只长长的木制工具，能够发射炮弹，将弹药填充到炮膛。由于无法装填和发射大炮，奥班农和伊顿的士兵陷入了混乱。

伊顿灵机一动，他发现只有一个选择：他下令士兵冲下山坡，直奔敌军防御的咽喉。虽然此举会对他不利，但他展示了自己的勇敢。

“我们向那些野蛮人冲了上去，以一抵十甚至更多。”8伊顿骑在马背上，率领部队疾驰而下，他在头上挥舞起特制的军刀，令敌人望而生畏。出奇的是，虽然他的长袍上出现了五个弹孔，但他并没有被敌人的炮火炸伤。9

在城市的另一边，哈梅特和他的部队占领了一所旧城堡，等待他们的信号。伊顿曾命令的黎波里人带领他的七百多士兵，从德尔纳西南部的一个峡谷中步行或骑行进攻城市。同情前任帕夏的族长们建议他可以在那部分城市中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哈梅特的其他骑兵占据后方的环山，准备切断任何试图从的黎波里撤退的士兵的退路。

随着蓝烟在港口上空升起，伊顿欣喜地看到哈梅特的骑兵向城市俯冲而来。他知道哈梅特的部队正在城市的一侧激烈战斗，这点燃了他攻占城墙的勇气。伊顿、奥班农及其手下在军舰大炮的掩护下穿过海滩，不过他们仍然面临着堡垒步枪火力的威胁。

奥班农的七名士兵有一名倒下了，遭受重伤。另一名胸部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伊顿左手腕被步枪子弹击中。剩下的士兵继续战斗，他们的刺刀依然在挥舞闪烁。

让人数并不占优势的入侵者队伍吃惊的是，当美国人接近时，抵抗军开始向城镇撤退。正面进攻产生的恐慌愈演愈烈。城墙上火力不均的射击停止了，的黎波里的卫兵消失在城镇纵横交错的大街和复杂凌乱的房屋组成的迷宫之中。卫兵在撤退时只是做了些零星射击。

由于伊顿负伤，奥班农接替了全部指挥权。攻破城墙后，他领导士兵直接进攻海岸炮。降下帕夏的旗帜之后，奥班农在城墙上竖起了美国国旗。由于美舰的轰炸，敌军仓皇逃跑，留下的许多大炮仍然装有炮弹，可以随时发射。于是，奥班农将敌人的大炮转向敌军。过了几分钟，美军便夺取了高地和火炮。

同时，在城市的另一端，哈梅特的旗帜已经在总督府上飘扬。精心谋划多年，厉兵秣马数月，五十二天远征五百余英里，美军仅用短短两个半小时便一举攻陷了这座城市。

据统计，伊顿和奥班农率领的美国人和希腊人组成的分队共死伤十四人。其中，奥班农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有两人死亡。哈梅特的部队和的黎波里武装没有确切统计，但初步估计伤亡数百人。

伊顿大喜。他的计划到目前为止进展依旧顺利，一支不到千人的军队竟击溃了四千敌兵。不过，德尔纳总督仍然未被捕获，他找到了一所清真寺避难。可是伊顿确信，胜利已经让众多的黎波里人倒向哈梅特，这同样告诉整个世界，美国人是不好惹的。伊顿已经证明，再遥远的距离也抵挡不住美国人的前进步伐。伊顿已经向世界宣称，哈梅特才是其国家的合法统治者，他将帮助哈梅特恢复王位和解放他的家人。哈梅特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他将自己的宝剑送给奥班农，表示感谢。

德尔纳的攻陷给帕夏带来了愤怒和恐慌。帕夏尤瑟夫知道，哈梅特和美国人正找上门来。然而，伊顿的胜利将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打入困境。

第十六章

尘埃落定

我们的被俘同胞已经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光荣的条款写下了和平……我们如愿以偿。

——《国家邮讯报》

1805年10月25日

伊顿在德尔纳的大获全胜似乎让的黎波里军事胜利变得指日可待。然而，里尔却抱有其他计划：他希望制定一个外交协议，而且是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制定。

里尔从一开始就反对进攻德尔纳，他一心希望任务失败。在他心目中，伊顿是一个失败的领事，一个只会舞刀弄枪的武夫，甚至是名“疯子”。1他在该地区的存在削弱了里尔的外交权威，里尔担心，军事上的胜利会破坏他为外交和平游说的机会。

现在，里尔收到了伊顿成功的消息。里尔预测错了，他决心要在这个消息上大做文章。仔细思考下，伊顿的胜利很可能被利用，结果不会是一个绝对的胜利，而是暂时的和平。

袭击德尔纳数周前，帕夏尤瑟夫已经有求和意向——不过要按照他的条款。如果美国交付20万美元的赎金，他答应释放班布里奇船长和费城号的船员。虽然里尔渴望达成协议，但他意识到该赎金有勒索意图，并拒绝报价。

然后德尔纳被攻陷的消息传来，里尔发现时机来了。他相信，哈梅特胜利的消息会引起帕夏尤瑟夫的恐惧。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里尔不知道的是，当的黎波里帕夏听到5月21日德尔纳陷落的消息，他被吓得惊恐万分。“帕夏对其兄长的到来勃然大怒，他宣称……如果现在要他和谈并释放美国囚犯，他会很乐意去做，而且不考虑赎金……”一名“费城号”俘虏汇报说，“他由衷地后悔没有接受美国最后提供的和平条件。”2如果当初里尔再强硬一些，对方可能已经答应请求，而且不再索要赎金。

相反，里尔低估了伊顿的胜利对巴巴里列强的影响。登上宪法号以后，里尔采取他所谓的强硬手段：为了释放“费城号”俘虏，他可以提供6万美元的赎金。在帕夏同意该条款以前，他拒绝上岸。

帕夏终于松了口气，挽救王位的机会到来了。6月3日，他接受了这笔交易，双方达成了协议。两天后，里尔上校走进城市，被迎进了王宫。和平达成了，囚犯也重获自由——可是胜利却蒙受了耻辱。里尔竟然选择支付赎金释放美国战俘，更严重的是，他背叛了伊顿和哈梅特。作为交易的一部分，里尔承诺，所有美军将迅速撤离德尔纳。

止戈散马

伊顿、哈梅特及其手下还被蒙在鼓里，依然坚守战场，防备敌人的反攻。德尔纳的总督已经带着入侵部队的情报逃离，他利用收集的情况对美军展开了反击。由于敌军的反击依然存在，伊顿担心补给不足，还有长期的战斗会让士兵精疲力竭。他在日志中写下，忧虑的哈梅特开始变得“非常激动”。3勇敢的德尔纳解放军牢牢地控制着城市，可是如果缺乏补给和增援，他们不可能无限期地坚守。

然而，伊顿能做的只有等待美国对其增援要求的回应。可是，他等到的既不是援兵也不是弹药补给。相反，他仅仅收到了一封信，该信建议说，和谈已经开启，没有必要展开也不会支持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伊顿惊呆了。

更令人发指的是让他放弃德尔纳、返回祖国的附加命令。伊顿看得目瞪口呆，他满怀期望率领部队攻入班加西和的黎波里，而现在他接到的命令却是让他放弃战士用鲜血换来的土地，违背他对哈梅特的承诺。

伊顿拍案而起，立即给海军准将巴伦写下了一封长篇书信。他争论说，撤军对于这个只向武力低头的地区来说，将是一个危险懦弱的信号。“当然，他们或者这个世界，会将这次撤退置于不公正的解释：不管怎样这都是一次撤退——一次美国人的撤退！”4

伊顿在等到巴伦的回复之前不会撤军，依旧保持原地。将辛辛苦苦夺回的土地又拱手让于海盗，这让伊顿实在难以接受。6月11日，又一艘军舰驶入德尔纳海港，带来了新消息。

这一次，美国海军“星座号”带了命令，其中一封来自5天前与星座号会见的托拜厄斯·里尔。里尔称赞说：“我们在德尔纳的同胞虽然人数寥寥，但表现出了英雄般的勇敢……让帕夏刮目相看。”战争已经正式宣布结束，可是里尔的条约对于伊顿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让他再也无法挽救。他再次被告知放弃他的奖励，甚至放弃帮助哈梅特的希望。这次伊顿看到，随着条约的正式签署，他已经无法回避命令。

即使作为德尔纳的胜利者被迫接受了离开的命令，伊顿意识到撤军也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美国军队准备离开的消息被泄露出去，敌军很可能大肆反扑。这意味着美国人必须秘密地离开。

第二天，伊顿装作什么事情也未发生，像往常一样检查驻军并发号施令。晚上八点钟，他让海军陆战队在显眼的地方驻守，实施调虎离山之计。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一小股美国部队尽量不引起他人注意，悄悄地乘船登上了“宪法号”。然后，伊顿传令愤怒欲绝的哈梅特撤军。哈梅特十分不情愿地加入了撤退行动，他别无选择，因为没有美国人的帮助，战斗也无法继续推进。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军官和伊顿最后撤军。撤退没有任何告别仪式和典礼。一切都在悄然进行之中，让人觉得羞耻难耐。

当哈梅特的阿拉伯盟友发现美国人离开后，他们惊慌失措。一旦帕夏的部下得知该消息，他们会将愤怒发泄到那些残兵剩将身上。这种背叛让阿拉伯士兵感到奇耻大辱，他们放弃城镇，向山中撤退。的黎波里安全了，可是那些拥护哈梅特的德尔纳市民将为他们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

足智多谋的威廉·伊顿已经实现了一切不可能，凭借战术的运用赢得了德尔纳的胜利。然而，随着伊顿的扬帆起航，他看到一次青史留名的机会，一次让祖国赢得更加辉煌胜利的机会，即将被一纸条约所淹没。

现在的他只希望回家。无精打采的他给约翰·罗杰斯写信说：“我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这片海域。”5

参议院委员会后来对的黎波里6月份发生的事件展开调查。伊顿的老朋友蒂莫西·皮克林参议员对里尔发起强烈的谴责，他描述其行为“不过是卑鄙原则下的卑鄙叛变”。6委员会强烈批评该条约是一个“不光彩的行为”。7然而，参议院还是以三分之二的同意票通过了美利坚合众国与的黎波里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不管发生怎样的分歧，那一刻，和平已然成为了一个既定的事实。

第十七章

随风逐流

和平已在光荣的条款下实现。

——《国家邮讯报》

1805年11月6日

新迎来的巴巴里和平虽然有缺憾，不过确实是一场胜利。对于杰斐逊总统来说，听到里尔于1805年9月6日签订条约，的黎波里冲突的结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这场战争已经困扰他的政府超过四年之久，终于落下了帷幕——他同样结束了杰斐逊的时代。

《国家邮讯报》宣告战争取得了胜利。“我们的被俘同胞已经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光荣的条款写下了和平……我们如愿以偿。”1确实，条约规定，俘虏在将来不得被称为奴隶，而是恢复战俘的地位。美国航运将再次自由通行。宣战的两个最重要的目标已经实现。

当战士们回到美国后，整个国家都在为英雄欢呼。9月中旬，威廉·班布里奇回国，再没有听到人们对“费城号”的埋怨。他与117名军官和船员一起走下船，被国家授予奖励和荣誉，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其他回国的船长和前战俘在主街道上游行，也被授予了英雄称号。弗吉尼亚议会奖励了普雷斯利·奥班农上尉，为他颁发了荣誉弯刀，这是他在收到马穆鲁克弯刀之后被授予的又一把荣誉弯刀。

巴巴里海盗的全面胜利成果将由新任总统享用，不过美国现在需要感谢的事情会很多。巴巴里战争的惨淡结局并未淹没美国战胜巴巴里海盗的事实，这是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胆量做的事情。初生牛犊不怕虎，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将勇敢面对1812年与英国的战争。正如巴巴里战争一样，这场战争固然损失惨重，但将会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大提升。

巴巴里海岸的胜利证明了美国不仅会为本国利益去战斗，而且会为其他国家遭受压迫的公民而努力。尽管里尔背叛了哈梅特，美国政府并没有彻底归咎于他。为了减轻哈梅特的压力，美国能够释放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让其一家人团聚。国会同意每月向哈梅特支付200美元的抚恤金，哈梅特结束在埃及的流放生活后，于1811年去世。他的弟弟尤瑟夫·卡拉曼利一直到1832年才退位，最后让位于其儿子阿里二世；尤瑟夫死于1838年。

托拜厄斯·里尔继续在原岗位工作。尽管华盛顿种种声音反对其条约，他还是一直担任总领事职位。不过他的人生并不快乐。1816年，他开枪自杀，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回国后，理查德·奥布莱恩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过着平静的生活。奥布莱恩有五个孩子，其中一名叫乔治·阿弗里卡纳斯（与非洲同音）。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理查德在非洲度过的十年囚禁生活，几乎与他为国家服役的时间相等。奥布莱恩于1824年在华盛顿去世。

詹姆斯·利安德·卡斯卡特被任命为马德拉的外交大使，马德拉是葡萄牙西海岸上的一座岛屿。之后，卡斯卡特赴西班牙加的斯任命，最后返回了祖国。他于1843年在华盛顿去世。不过他的日志和其他信件不久便被后人整理，在《战俘：阿尔及尔的11年囚禁生活》（1899年）一书中发表。

威廉·伊顿让美国在异国领土上赢得了首次胜利，回国后受到了国家战争英雄的待遇。为了表彰他的功绩，马萨诸塞州联邦拿出一万亩缅因州的田地作为奖励。1807年，他在国会面前声称，巴巴里战役最后给他带来了12636美元的意外之财。那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患有痛风，崇拜者给他带来的过多的啤酒对他的身体产生了极坏影响。当他的健康状况持续下降时，他写下了自己的生平事迹，整理了日志，他知道这些材料将在其死后出版。《已故将军威廉·伊顿的一生》于1813年才公布于世，那时47岁的伊顿已经离世了两年。

在巴巴里战争期间，“费城号”、“无畏号”和“宪法号”的字眼在美国各大报纸上频频出现，读者耳熟能详。与巴巴里冒险有着密切联系的海军准将爱德华·普雷布尔于1807年死于肺痨，享年46岁。教皇皮乌斯七世报告说，迪凯特一小时内为基督教事业做出的贡献要比基督教国家做的多。

在未来十年，他的名字再一次名留青史，几名军官以“普雷布尔的毛孩子”为名奋勇杀敌，他们在1812年战争中表现出色，享誉世界。

威廉·班布里奇经历了“乔治·华盛顿号”和“费城号”两次巴巴里海岸的失败行动，不过最后都赎回了自由。虽然后来在与英国军舰的战斗中双腿受伤，班布里奇仍努力保持站立，指挥宪法号对战英国皇家海军“爪哇号”，并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海战中取得了胜利。他在战争中幸存下来，1833年，他寿终正寝，享年59岁。

退休后，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在他深爱的家乡蒙蒂塞洛生活，那里是安葬他妻子和女儿波莉的地方。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劲，1826年春末和夏初他甚至一度卧床不起。7月3日，杰斐逊高烧不退，他意识到自己已是将死之人，不过他坚持着直到下一天的到来，因为那天是《独立宣言》签署五十周年之际。家人陪在他的床前，他已经准备好与这个世界告别。那天晚上，杰斐逊醒来问医生：“已经7月4号了吗？”这是他最后语录的其中之一。

次日下午1点10分，杰斐逊在睡梦中去世。五小时后，也就是下午6点20分，在近六百里之遥的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农场，约翰·亚当斯溘然长逝。亚当斯诠释这天的意义，“这是伟大的一天。这是美好的一天。”他并不清楚杰斐逊已经离世，亚当斯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杰斐逊还活着。”两人长久以来亦敌亦友，他们在祖国诞辰五十周年之际数小时内相继离世，奉献出了自己的生活、命运以及神圣的荣誉。他们看着美国经历动荡，培育她茁壮成长，赢得世界的尊重，开创更辉煌的未来。

最初，巴巴里战争只不过是世界政治深潭中的一波涟漪。帕夏尤瑟夫荒唐地砍倒美国旗帜，开始了对美国的宣战。作为当今时代第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审时度势，所言所行堪比同时期甚至任何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今天，战争留下的军事遗产依然不可忽视。它见证了美国海军力量被异邦海域逐渐认可。它见证了美国国旗第一次在西半球土地上迎风飘扬。它见证了美国海陆两军的首次协同作战。巴巴里战争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意义非凡，“到的黎波里海岸”被写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赞歌，而马穆鲁克剑也于1825年成为了美国军官制服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走进21世纪，这些广为流传的故事——美国与好战的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对抗，有着新的历史意义。

按照杰斐逊的思考方式，面对美国水手的被俘和商业的干扰，美国需要做出强烈的军事回应。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当他们担任公使之时，杰斐逊与他的朋友约翰·亚当斯就围绕该话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事实上，他们对其中的争执条款心知肚明。

亚当斯曾庄重地告诉他的朋友，他认为可以购买和平。

杰斐逊反驳说：“我更喜欢通过战争方式取得。”

1801年，杰斐逊对巴巴里海岸事件做出回应，派遣了一支小型美国海军舰队前往地中海。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他根据事态发展的要求，将舰队扩大到一支更为强大的海军力量。最后，多亏普雷布尔、迪凯特、伊顿和奥班农这样英勇无畏的领导者，军队终于挽回了国家荣誉。即使反对杰斐逊的联邦党人也接受了美国需要在海外事务中发挥军事作用的观点。

终于，杰斐逊先生赢得了辩论，而不是亚当斯先生。

结语

1815年，当斯蒂芬·迪凯特航行至巴巴里海岸时，他一定是喜笑颜开。这一次，他没有在夜色的掩护下，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险摧毁一艘被俘的美国军舰。这一次，他没有率领敌众我寡的美军进入战斗。这一次，如果他没有如愿以偿，他就不会离开。

也许当迪凯特经过他的兄弟曾经阵亡的海域时，喜悦的心情会被忧伤所冲淡，不过詹姆斯去世已经时隔11年，那种声嘶力竭的悲痛似乎渐渐褪去。的黎波里条约签订后的几年期间，美国享受到了詹姆斯·迪凯特等烈士用鲜血换来的部分和平，而现在斯蒂芬要光荣地将和平补充完整。

威廉·伊顿的直觉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没有迎来绝对的胜利就是铸成大错。1812年英美战争期间，巴巴里海盗在英国的唆使之下又开始囚禁美国俘虏。1815年，《根特条约》结束了第二次英美战争，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海军重返马格里布。阿尔及尔已经向美国宣战，迪凯特受命率领军队前往巴巴里海域，永远地结束海盗的威胁。

他率领的舰队由旗舰美国海军勇士号和其他九艘军舰组成，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派遣的最强大的一支海军。抵达地中海水域后，迪凯特很快便打得阿尔及利亚海军溃不成军。他首先俘虏了老对手梅舒达号。两天后，舰队拦截了竞技场号，并将其视为美军的战利品。这两次战斗都在半小时之内结束。迪凯特俘虏了近五百名囚犯。

6月28日，迪凯特抵达阿尔及尔港口，伤病击倒了阿尔及利亚引以为傲的海军和水手，总督意识到与美国人交战的后果不堪设想。在空前强大的海军力量支持下，迪凯特仅仅用了48小时便迫使对方签订了和平条约。这一次，条约废除了美国需要缴纳的贡金。相反，条约规定，立即释放所有美国人质（那时只有10名），赔偿美国商船损失1万美元，并保证美国船只自由通航，在未来不再收取任何贡品。

迪凯特从阿尔及尔出发后，向突尼斯航行。在那里，他同样达成了类似的条款及和平协议，并再次要求巴巴里国家赔偿美国损失。针对两艘突尼斯俘获的美国商船，他们向迪凯特支付了6万美元的“贡金”。

最后，迪凯特来到的黎波里——这是一座曾经让他历经艰险却损失惨重的北非城市。针对1812年战争期间的黎波里对美国商船的干扰，他要求帕夏尤瑟夫赔偿美国人3万美元损失费。迪凯特不仅要求释放美国囚犯，而且坚持释放其他国家的囚犯。尽管英国最近一直在与自己的国家交战，他还是争取释放了英国囚犯。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整个欧洲都在庆祝他的这一行动。美国并没有独享自己的赫赫战功，恩威并重才能铸就和谐大成。

得知迪凯特取得了辉煌成绩，担任驻英大使、继承父业的约翰·昆西·亚当斯致信迪凯特：“我衷心祝贺您的功绩，是您洗刷了祖国签订贡金条约的耻辱，您的壮举将永远写入祖国法律。”1

长达几个世纪以来，巴巴里海岸的商业一直建立在绑架、盗窃、恐吓之上，现在终于走到了尽头。这场由杰斐逊策划的战争最终在麦迪逊任期内圆满结束了。

致谢

我知道，读者看一本书时往往会忽视致谢部分，不过我诚挚地希望您能为我们破例，因为从这里您会看到我们真正的团队协作。上一本书《乔治·华盛顿秘密六人组》是以1988年以来我研究的一门课题为基础，而这本书的著作时间稍短，但其中的研究热情和力度却丝毫不逊色，甚至更加成功。

首先，我要将本书和《乔治·华盛顿秘密六人组》归功于最为重要的罗杰·艾尔斯。我总是将我对历史的热爱从对新闻的爱好中分离出来。通过与罗杰·艾尔斯交流，学习其打造的福克斯新闻，我恍然发现，要想真正认识到这个国家独特之处，唯一方法就是去了解我们的过去，弄清过去甚至现存的障碍。我还想感谢另外两人，是他们一直在远方激励着我：比尔·奥赖利和格伦·贝克。他们的第一手新闻资料不断引领我走向成功，总是让我有种历史感和关联感。格伦经常在他的节目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比尔已完成了一系列美国历史书籍，发行量达数千万册。这让我意识到，有必要撰写这样的书籍，而且背后肯定会有那么多热情的读者！

就本书而言，与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唐·耶格及其铁杆支持者蒂芙尼·耶克·布鲁克斯的合作总是让人激动万分。蒂芙尼的工作责任心无人能比；她是我认识的最聪明、最谦虚的作者，对本书的竣工（或者我敢说是——成功）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蒂芙尼的聪明才智让她嫁给了一位海军陆战队员，所以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她在讲述这个伟大故事时表现得如此热情。

我要特别感谢《哨兵》的总裁和发行人阿德里安·扎克赫姆。在过去三年中，他一如既往地为我们讲述故事，从事校订工作并鼓舞我们。

当然，没有我们令人叫绝的赞助商鲍勃·巴尼特就不会有现在的一切。如果没有鲍勃的资金支持，我们就不可能有财力与《哨兵》合作第一个项目，更不用说这本书了。他总是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当你需要他时，他总是能够按时出现，而且微笑地面对你。谢谢你，鲍勃！

如果您能保守我们的秘密，我会告诉您图书业的一位明星——布里娅·桑福德。她定义了这个词“不可或缺”。你肯定没有与这样争分夺秒的人一起工作过，而且她从来没有表现出压力感或者牺牲创造力。布里娅拥有所有这些技能。她的能力帮助我们在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将近乎不可思议的东西跃然纸上。同样，她的助理考希克·维斯瓦纳特在整个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研究方面，我首先联系了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主任拉里·萨巴托博士。他对我们的慷慨帮助至关重要，因为他将吉姆·索夫卡介绍给我们并安排会面。吉姆可能是巴巴里战争问题上最权威的学者，弗吉尼亚大学一定会为他骄傲。他的友善和深刻见解正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对此我们向他致敬。休·霍华德同样也是此书的强大盟友，他在美国历史知识方面博大精深，令人钦佩不已。

海军陆战队历史部不遗余力，为本书的编纂提供了巨大帮助，感激之情让我难言于表。该部门由查尔斯·P.尼迈耶博士领导，查尔斯不仅是一名出色的领导者而且是一名全能型人才。他领导着一支不可思议的热心团队，包括安妮特·D.阿默曼女士（历史学家，海军陆战队历史部），格雷戈里·L.西纳先生（档案保管员，海军陆战队档案室），贝丝·L.克拉姆利女士（历史学家，海军陆战队历史部）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的彼得·费拉罗（历史学家，海军陆战队历史部）。

怀着敬佩的心情，我想感谢国会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女士。她帮助我在华盛顿理清思路，为我敞开大门，引导我前往国家档案馆访问杰斐逊的遗物。

研究托马斯·杰斐逊最好的地方永远是他在蒙蒂塞洛的庄园，而安娜·贝尔克斯在那里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当您研究我们的第三任总统时，您面对的是一个成就足以造福十世的伟人，甚至更加伟大。作为杰斐逊图书馆的一名研究馆员，安娜掌握了有关总统工作的大量宝贵知识，而她的耐心也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们同样要对她致以特别的感谢，感谢她为我们提供伟人的故居之旅。

当然，本书的顺利完成离不开福克斯新闻大家庭的支持，如果不向他们的忠诚致敬，任何致谢部分都不会变得完整。比尔·夏因要保持两个网络同时运营，不过还是抽出时间为我的书提供建议和指导意见。我喜欢他那种对伟大的故事表现出的特殊亲和态度。苏珊·斯科特和莎丽·伯格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很感动！

自1997年以来，我曾有幸联合主持福克斯之友节目，从此我在该频道一待就是18年，我知道幕后的早间节目团队一直在默默无闻地付出。执行制片人劳伦·彼得森和詹妮弗·劳切特每周要负责28小时的电视直播，而且还要忙于各自家庭生活，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支持我们。虽然他们对本书和相关话题并不十分了解，但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好奇心。资深制片人加文·哈登、肖恩·格罗曼和梅根·阿尔巴诺对本书的完成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凭借卓越的能力将该书改编成节目，实在功不可没，我们对此表示万分感谢。

我还要感谢福克斯之友的同台主持——史蒂夫·杜斯和伊丽莎白·赫塞尔贝克。他们的精心准备、优秀表现和爱国主义激励着我去塑造这个故事，我希望利用我的这些优势条件能够将美国历史介绍给国人。观众知道，我总是有幸与老友级的超级明星主播希瑟·诺尔特、艾因斯利·埃尔哈特、希瑟·奇尔德斯和天气预报播音玛丽亚·莫利纳为伴。当然，如果没有周末收视冠军团队塔克·卡尔森、克莱顿·莫里斯和安娜·库伊曼，福克斯之友的专营权就不可能顺利取得。

我期待将这个故事带给我的电台“吉米德之友”的家人以及粉丝们。首先，我要感谢艾莉森·曼斯菲尔德。作为资深制作人，她不仅每天都要努力的工作，而且在启动本书时付出了四倍的努力——她总是能够让工作运转起来。从书籍的设计到竣工，她一遍又一遍听取着录音，她给出的反馈总是那么的有意义。也许您曾经听我说起过哈利·卡普萨利斯和埃里克·艾尔宾，他们帮我完成了这本书，协助我签署了三千本书。感谢你们每一天的支持和不懈工作。

在策划和推广方面，《哨兵》节目的威尔·魏瑟尔和塔拉·吉尔布赖德哨兵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能力和热情，为书籍的上市奠定了很好的基调。泰勒·弗莱明是一个真正的支持者和创新者，他在为我们工作时似乎从来没有休息过。推广的准备工作始于半年前，格斯特布克的创始人乔治·乌里韦不断推陈出新；其实，我觉得他比我更喜欢这本书（这个感觉真好）！他的秘密武器——莫利·波尔卡里和维多利亚·德尔加多尽心尽责地将此书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他们总是精神抖擞地面对我们每周的电话会议。如您所知，今天的销售很大程度上通过互联网完成，而负责此项工作的是保罗·格斯特和林赛·华莱士，他们在本书的成功推广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谢无尽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想感谢这世上我最爱的家人。感谢我的妻子道恩，孩子布莱恩、科尔斯顿和凯特林。因为我一直工作到很晚，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写作和校审，没能抽出太多的时间陪你们一起玩耍。感谢你们的理解或者至少要假装感谢一下。我希望当你们读到这时，你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值得的！

总之，本书介绍了鲜为大众所知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爱国者。本书特别献给那些所有曾经为祖国战斗、从来不计个人得失的英雄们。希望后人会代代流传他们的故事，没有他们在战壕和海上的奋勇杀敌，我们就无法迎来现在的世界超级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无法体会到作为一名美国公民的骄傲！

注释

序章：猝不及防

1.理查德·奥布莱恩致信托马斯·杰斐逊，1785年8月24日。

第1章：流落异邦

1.伊丽莎白·威尔斯·艾普斯致信托马斯·杰斐逊，1784年10月13日。

2.托马斯·杰斐逊致信玛丽·杰斐逊，1785年9月20日。

3.玛丽·杰斐逊致信托马斯·杰斐逊，1786年5月前后。

4.托马斯·杰斐逊致信弗朗西斯·艾普斯，1785年8月30日。

5.同上。

6.托马斯·杰斐逊致信弗朗西斯·艾普斯，1785年12月11日。

7.兰伯特，《巴巴里战争》，第16页。

8.托马斯·杰斐逊为致信纳撒尼尔·格林，1785年1月12日。

9.M.勒·维亚尔致信富兰克林博士，1785年10月9日。

10.约翰·亚当斯致信托马斯·杰斐逊，1786年2月17日。

11.同上。

12.约翰·亚当斯致信约翰·杰伊，1786年2月20日。

13.托马斯·杰斐逊致信威廉·卡迈克尔，1786年5月5日。

14.乔治·华盛顿致函国会，1790年12月30日。

15.“美国公使致约翰·杰伊”，1786年3月28日。

16.约翰·亚当斯致信托马斯·杰斐逊，1786年7月3日。

17.托马斯·杰斐逊致信约翰·亚当斯，1786年7月11日。

18.约翰·亚当斯致信托马斯·杰斐逊，1786年7月31日。

第2章：国务卿杰斐逊

1.托马斯·杰斐逊致信詹姆斯·门罗，1784年11月11日。

2.“地中海贸易”，1790年12月30日。

3.同上。

4.大卫·汉弗莱斯致信迈克尔·墨菲，1793年10月6日。

5.爱德华·丘奇致信托马斯·杰斐逊，1793年10月12日。

6.“关于乔尔·巴洛作为美国驻阿尔及尔大使的任命”，1796年2月10日。

7.伊顿，《已故将军威廉·伊顿的一生》，第17页。

8.同上，第19-20页。

9.同上，第26页。

第3章：乔治·华盛顿号的耻辱

1.乔治·华盛顿号海军日志。

2.同上。

3.理查德·奥布莱恩致信国务卿，1800年5月16日。

4.伦敦，《的黎波里的胜利》（2005），第4页。

5.理查德·奥布莱恩致信国务卿，1800年9月20日。

6.同上。

7.威廉·班布里奇致信理查德·奥布莱恩，1800年10月9日。

8.理查德·奥布莱恩致信威廉·伊顿，1800年10月19日。

9.乔治·华盛顿号海军日志。

10.威廉·伊顿，《给理查德·奥布莱恩写信的个人说明》，1800年10月19日。

第4章：杰斐逊归来

1.“美利坚合众国与北非的黎波里贝伊和臣民之间的和平友好条约。”

2.威廉·伊顿致信蒂莫西·皮克林，1800年6月24日。

3.迪尔伯恩，《威廉·班布里奇的一生》，第40页。

4.杰斐逊，《笔记》，1801年5月15日——1803年4月8日。

5.同上。

第5章：倒下的旗帜

1.乔尔·巴洛致信国务卿，1797年8月18日。

2.詹姆斯·L.卡斯卡特，“通函”，1801年2月21日。

3.詹姆斯·L.卡斯卡特致信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1801年5月11日。

4.同上，1801年5月16日。

5.詹姆斯·L.卡斯卡特致信尼古拉斯·C.尼森，1801年5月15日。

6.詹姆斯·L.卡斯卡特致信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1801年6月4日。

第6章：第一舰队

1.理查德·戴尔致信安德鲁·斯特瑞特，1801年7月30日。

2.理查德·戴尔船长致信海军部长，1801年7月2日。

3.同上。

4.理查德·戴尔船长致信塞缪尔·巴伦，1801年7月4日。

第7章：海上冲突

1.理查德·戴尔致信阿尔及尔总督和突尼斯贝伊，1801年7月10日。

2.威廉·伊顿致信詹姆斯·麦迪逊，1801年7月10日。

3.伊顿，《已故将军威廉·伊顿的一生》，第59页。

4.威廉·伊顿，“日志”，1799年2月22日。

5.威廉·伊顿致信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1799年6月15日。

6.威廉·伊顿致信伊莱扎·伊顿，1799年4月6日。

7.威廉·伊顿致信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1799年6月15日。

8.理查德·戴尔致信海军部长，1801年7月19日。

9.理查德·戴尔致信的黎波里帕夏，1801年7月25日。

10.理查德·戴尔致信安德鲁·斯特瑞特，1801年7月30日。

11.摘自安德鲁·斯特瑞特的来信。

12.“的黎波里战舰被美国纵帆舰企业号俘获”，《国家情报员》和《华盛顿广告报》，1801年11月18日。

13.牛顿·基恩致信威廉·W.伯罗斯，1801年8月10日。

14.“的黎波里战舰被美国纵帆舰企业号俘获”，《国家情报员》和《华盛顿广告报》，1801年11月18日。

15.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咨文”，1801年12月8日。

第8章：时不我待

1.第七届国会年会，第一次会议，第26-325页。

2.牛顿·基恩致信威廉·W.伯罗斯，1801年9月28日。

3.詹姆斯·布朗致信詹姆斯·利安德·卡斯卡特，1801年9月16日。

4.理查德·戴尔致信海军部长，1801年12月13日。

5.同上。

6.理查德·戴尔致信威廉·班布里奇，1801年12月15日。

7.威廉·伊顿致信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1801年9月5日。

8.爱德华兹，《巴巴里将军》，第95页。

9.威廉·伊顿致信詹姆斯·麦迪逊，1801年9月5日。

10.理查德·奥布莱恩致信詹姆斯·麦迪逊，1801年7月22日。

第9章：夏季的低迷

1.亨利·沃兹沃思，个人日记，1802年9月13日，转载于《海军文件》。

2.理查德·V.莫里斯致信海军部长，1802年5月31日。

3.亚历山大·默里致信海军部长，1802年6月1日。

4.威廉·伊顿致信詹姆斯·麦迪逊，1802年8月9日。

5.海军部长致信理查德·V.莫里斯，1802年4月20日。

6.威廉·伊顿致信詹姆斯·卡斯卡特，1802年4月26日。

7.亚历山大·默里，“美国星座号护卫舰日志”，1802年7月22日。

8.库珀，《美利坚合众国海军历史》（1856年），第58页-157页。

9.亚历山大·默里，“美国星座号护卫舰日志”，1802年7月22日。

10.亚历山大·默里致信海军部长，1802年7月30日。

11.威廉·伊顿致信詹姆斯·麦迪逊，1802年8月23日。

12.海军部长致信理查德·V.莫里斯，1802年4月20日。

13.理查德·V.莫里斯致信海军部长1802年10月15日。

14.托马斯·杰斐逊致信艾伯特·加勒廷，1803年3月28日。

15.威廉·伊顿致信哈梅特·卡拉曼利，1802年8月6日。

16.詹姆斯·卡斯卡特，呈报詹姆斯·麦迪逊的海军日志，1803年3月14日。

17.理查德·莫里斯致信海军部长，1803年3月30日。

18.阿伯特，《美国海军历史》，第189页。

19.“亨利·沃兹沃思准尉的日记”1803年4月2日。

20.伊顿，《已故将军威廉·伊顿的一生》，第244页。

21.海军部长致信理查德·V.莫里斯，1803年6月21日。

22.“莫里斯准将地中海舰队的有关事宜”。

23.托马斯·杰斐逊致信菲利普·马泽伊，1804年7月18日。

24.威廉·伊顿致信詹姆斯·麦迪逊，1802年8月23日。

第10章：十月的预言

1.爱德华·普雷布尔致信玛丽·迪林，1803年8月13日。

2.引自弗莱克斯纳，《乔治·华盛顿和新的国家》，第三卷，第321-322页，第337页。

3.海军部长致信爱德华·普雷布尔，1803年8月2日。

4，同上，1803年7月13日。

5.爱德华·普雷布尔致信海军部长，1803年9月23日。

6.爱德华·普雷布尔，日记，1803年10月6日。

7.爱德华·普雷布尔，引自塔克，《破晓雷鸣》，第205页。

8.托拜厄斯·里尔致信里尔夫人，1803年10月13日。

9.小拉尔夫·伊扎德致信拉尔夫·伊扎德夫人，1803年10月11日。

10.爱德华普雷布尔的海军部长，1803年10月10日。

11.摩洛哥国王致信托马斯·杰斐逊，1803年10月11日。

12.爱德华·普雷布尔致信玛丽·迪林，1803年10月前后。

第11章：费城号的劫难

1.威廉·班布里奇致信爱德华·普雷布尔，1803年11月12日。

2.威廉·班布里奇致信托拜厄斯·里尔，1804年2月8日。

3.威廉·班布里奇致信苏珊·班布里奇，1803年11月1日。

4.惠普尔，“到的黎波里海岸”，第118页。

5.考德里，《非洲奴隶主的白奴们》，第162页。

6.同上，第190页。

7.同上，第191页。

8.肖，《一出短剧》，第23页，转载于贝普勒《非洲奴隶主的白奴们》（1999年），第19页。

9.威廉·班布里奇致信海军部长，1803年11月1日。

第12章：月黑风高

1.爱德华·普雷布尔致信玛丽·迪林，1803年11月20日。

2.查尔斯·斯图尔特致信苏珊·迪凯特，1826年12月12日。

3.爱德华·普雷布尔致信海军部长，1803年12月10日。

4.塔克，《斯蒂芬·迪凯特》，第42-43页。

5.迪尔·伯恩，《威廉·班布里奇的一生》，第60页。

6.威廉·班布里奇致信爱德华·普雷布尔，1803年12月5日。

7.爱德华·普雷布尔致信海军部长，1804年1月17日。

8.爱德华·普雷布尔致信斯蒂芬·迪凯特，1804年1月31日。

9.同上。

10.莫里斯，《美国海军查尔斯·莫里斯准将自传》，（波士顿：A.威廉姆斯，1880年），第27页。

11.刘易斯·赫尔曼，引自麦基、爱德华·普雷布尔，《海军传记，1761年——1807年》（1972年），第197页。

12.小拉尔夫·伊扎德致信拉尔夫·伊扎德夫人，1804年2月20日。

13.威廉·雷，《奴隶制的恐怖》；或《的黎波里的美国水手》（2008年），第76页。

14.同上。

第13章：的黎波里之战

1.斯蒂芬·迪凯特致信基思·斯宾塞，1805年1月9日。

2.爱德华·普雷布尔致信海军部长，1804年2月3日。

3.《纽约晚邮报》，1804年3月28日。

4.海军爱德华·普雷布尔，1804年5月22日。

5.詹姆斯·麦迪逊致信托马斯·菲茨西蒙斯，1804年4月13日。

6.虽然该书是费城号被烧毁40年之后一名传记作家所著，里面经常被引用的话有可能不是纳尔逊亲口所述，但长期以来一直与其有关。艾伦，《我们的海军和巴巴里海盗》（1905年），第173页。

7.乔治·戴维斯致信国务卿，1804年3月26日。

8.爱德华·普雷布尔致信海军部长，1804年6月14日。

9.爱德华·普雷布尔致信理查德·奥布莱恩，1804年6月13日。

10.普雷布尔，日记，1804年6月14日。

11.伊顿，《已故将军威廉·伊顿的一生》，第242页。

12.同上，第262页。

13.爱德华兹，《巴巴里将军》（1968年），第131页。

14.伊顿，《已故将军威廉·伊顿的一生》，第265页。

15.托马斯·杰斐逊致信约翰·佩奇，1804年6月25日。

16.詹姆斯·麦迪逊致信托拜厄斯·里尔，1804年6月6日。

17.海军部长致塞缪尔·巴伦，1804年6月6日。

18.爱德华·普雷布尔致信詹姆斯·L.卡斯卡特，1804年5月28日。

19.爱德华·普雷布尔致信海军部长，1804年9月18日。

20.同上；麦基、爱德华·普雷布尔，《海军传记，1761年——1807年》，第262页。

21.斯蒂芬·迪凯特致信基思·斯宾塞，1805年1月9日。

22.爱德华·普雷布尔致信海军部长，1804年9月18日。

23.麦肯齐，《斯蒂芬·迪凯特的一生》，第97页。

24.爱德华·普雷布尔致信海军部长，1804年9月18日。

25.迪尔·伯恩，《威廉·班布里奇的一生》，第74页-75页。

26.爱德华·普雷布尔致信玛丽·迪林，引自麦基，爱德华·普雷布尔，《海军传记，1761年——1807年》（1972年），第307页。

第14章：开辟新战线

1.威廉·伊顿致信国会议员塞缪尔·莱曼，1801年10月12日。

2.威廉·伊顿致信亚历山大·鲍尔，1804年12月13日。

3.威廉·伊顿，“日志”，1804年12月7日。

4.威廉·伊顿致信海军部长，1804年12月13日。

5.哈梅特·卡拉曼利致信威廉·伊顿，1805年1月3日。

6.亚历山大·默里致信理查德·V.莫里斯，1802年8月22日。

第15章：沙漠中的生死之战

1.威廉·伊顿“日志”，1805年4月2日；《已故将军威廉·伊顿的一生》，第317页。

2.威廉·伊顿，《已故将军威廉·伊顿的一生》，第323页。

3.威廉·伊顿，“日志”，1805年4月2日；《已故将军威廉·伊顿的一生》，第323页。

4.伊顿，同上，1805年4月16日；同上，第329页。

5.伊顿，同上，1805年4月25日；同上，第330页。

6.威廉·伊顿致信德尔纳总督，1805年4月26日；同上，第337页。

7.威廉·伊顿致信塞缪尔·巴伦，1805年4月29日；同上，第337页。

8.同上。

9.爱德华兹，《巴巴里将军》（1968年），第214页。

第16章：尘埃落定

1.托拜厄斯·里尔致信约翰·罗杰斯，1805年5月1日。

2.乔纳森·考德里，“日志”，1805年5月24日。

3.威廉·伊顿，“日志”，1805年5月12日；《已故将军威廉·伊顿的一生》，第340页。

4.威廉伊顿致信塞缪尔·巴伦，1805年5月29日。

5.威廉·伊顿致信约翰·罗杰斯，1805年6月13日。

6.蒂莫西·皮克林致信不明人士，1806年3月21日。

7.“委员会的报告”，1806年3月17日。

第17章：随风逐流

1.《国家邮讯报》，1805年11月6日。

结语

1.约翰·昆西·亚当斯致信斯蒂芬·迪凯特，引自麦肯齐，《迪凯特》，第27页。

参考文献

本书的创作离不开相关人员留下的信件、日记、航海日志及其他有关文件。《关于美利坚合众国与巴巴里国家战争（1939年——1944年）的美国海军文件》是编写本书至关重要的依据。对于任何与该话题有关的书籍来说，博大精深的六卷宗文献都能够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另一个主要文献是《美国国家文件》。实际上，它就是国会的日记，包含了报告、信件和其他材料，以及国会议案和会议记录。您可登陆以下网站查看：http://memory.loc.gov/ammem/amlaw/lwsp.html.

通过一条条备注我们可知，当事人的私人文件同样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和乔治·华盛顿的整理文件已经公之于世，而且带有丰富的注释。较难取得的是托拜厄斯·里尔的文件（尚未出版，而是存档于密歇根大学的克莱门茨图书馆）和爱德华·普雷布尔的资料（美国国会图书馆）。许多本书中提到的其他人物都留有回忆录和信件。相关文件都被出版并在参考书目中列出，包括詹姆斯·利安德·卡斯卡特和巴巴里俘虏（其中包括威廉·雷和伊莱贾·肖），尤其是举世瞩目的威廉·伊顿。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众多作家都创作过此类话题的书籍，您会从以下列表中发现他们精彩的原创作品和二次作品。

Abbot,Willis J.The Nav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Dodd,Meadand Company,1896.

Adams,Henry.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the Administra-tionof Thomas Jefferson.New York:Libraryof America,1986.

Allen,Gardner W.Our Navyandthe Barbary Corsair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5.

Allison,Robert J.The Crescent Obscur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Baepler,Paul.White Slaves,African Masters:An Anthologyof A-merican Barbary Captivity Narratives.Chicago: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1999.

Cathcart,James Leander.Tripoli:First Warwiththe United States.La Porte,IN:Herald Print,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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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cks,Richard.The Pirate Coast:Thomas Jefferson,the First Marines,andthe Secret Missionof1805.New York:Hyperion,2005.

目录

CONTENTS

作品导读

日耳曼尼亚幽灵（中译序）

导言 自负的过去

1．罗马征服日耳曼人的神话

暴君造就杰出作家

一部臆想的民族志

权力的病变

2．幸存与拯救

一段平静的旅程

虚渺的发现

回到罗马

3．德意志祖先的诞生

曾经的蛮驴，如今的绅士

土生土长的德意志战士

诺亚的新儿子

4．成长的时期

自远古以来

自由、英勇、忠诚以及遗忘

一个淳朴民族的卓越生活

5．英雄的歌谣

失而复得的条顿人

让吟游诗人歌唱

品性如此，语言亦然

6．自由豪迈的北方民族

民族精神

农民共和国

北欧的民间传说

7．白种人血统

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

最优秀的雅利安种族

“希特勒上台之前”的种族运动

8．一部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圣经

日耳曼革命

血统与土地

未竟的使命：帝国首领和他的党卫军

后记 另一种读法，另一本书

译后记

附录 日耳曼尼亚志（中译本）

作品导读

公元98年，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塔西佗完成著作《日耳曼尼亚志》。在短短二十来页的篇幅中，塔西佗将古日耳曼人描述为“高贵的野蛮人”：自由、坚毅、正直、淳朴、忠诚，意在警示日益腐败的罗马人。

后黑暗时代来临，包括塔西佗作品在内的很多古典著作被尘封在阴暗的修道院角落，长达千余年。

文艺复兴时代的来临使《日耳曼尼亚志》得以重见天日。包括马丁·路德在内的德意志知识分子将之当作德意志人比罗马人更为优秀的铁证。此后，更多学者不断挖掘《日耳曼尼亚志》的“深层含义”，使这一古典学著作逐渐演变为现代德意志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之一。

极端种族主义兴起后，希特勒将之视为纯洁日耳曼血统的“圣经”和发动大战的终极灵感。《日耳曼尼亚志》终于完成了从普通的古典著作向“最危险的书”的嬗变。

作者克里斯托弗·克里布斯不仅以生动笔触还原了《日耳曼尼亚志》的创作和颠沛故事，还讲述了第三帝国对此书的狂热追捧，同时也是对有意误读古典文本所带来的高昂代价的冷静反思。

日耳曼尼亚幽灵（中译序）

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书，称得上是一本高级古典学八卦。它由哈佛大学一位堪称博学的古典学教授写就，耸人听闻的书名，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足以胜任这一任务的古典学修养，使得这本书读起来趣味盎然，引人深思。

这本书追述了一个幽灵的前世今生，这个幽灵可以称之为“日耳曼尼亚幽灵”。曾几何时，这个幽灵如鬼魅般游荡在欧罗巴的大地上，发出塞壬海妖般魅惑的歌声，俘获了一代又一代西方最优秀的文人雅士们，但它承继的光荣和梦想最终在德意志第三帝国那场堪称“奥德赛式”返乡之旅的疯狂冒险中折戟沉沙。与那个更为著名的建立在“阶级”这一激进原则之上、可以将其血统追溯至古犹太教的共产主义幽灵相比，日耳曼尼亚幽灵建立在“种族”这一保守主义原则之上，它植根于“大地与鲜血”这一同样古老的异教土壤之中。这两个幽灵从不掩饰其建构世界新秩序的雄心和抱负，可以想见，这必将对西方既有的霸权秩序产生巨大的威胁，这一秩序建立在自然法和契约原则之上，并具有雄厚的“联盟潜力”。日尔曼尼亚幽灵固然以对抗东方所谓的“犹太共产主义”、保卫欧洲为借口，但却对当时的西方秩序构成了严峻和紧迫的威胁；第三帝国不仅具有更加强烈的侵略性和扩张性，而且在它那里所呈现出来的“新异教主义”特征与早已基督教化了的西方传统和习俗格格不入；与其相比，甚至苏联的所谓“犹太共产主义”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主流价值都更具家族相似性。而且，以特洛茨基为首的托派被清除后，马克思主义被逐渐俄国化，苏联政权变得日渐保守和内敛，世界革命的危险大大降低。盟军和苏联的夹击使得第三帝国彻底覆灭，至此，来自西方世界自身的最后异教蛮族剩余被彻底清除。

当二战硝烟散尽，著名的犹太裔意大利古典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为世人开列了一个书单，“史上最危险的书”。在这份冗长的书单中，罗马帝国史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赫然入列，并荣登榜首。毋庸置疑，这一开列书单之举也是战后国际社会所进行的“德意志再教育”的一部分。作为犹太裔的莫米利亚诺，也有充足理由将《日耳曼尼亚志》视为“一本最危险的书”，其族裔在战争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与这本书密不可分。这本出自罗马帝国、并仅为着罗马帝国而撰写的古典学名著，在中世纪阴郁昏暗的修道院里尘封千年之后，最早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发现，但其真正的大放异彩之地却是在阿尔卑斯山以北那个古日耳曼旧地。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这本书一度被尊奉为“黄金宝卷”和“日耳曼圣经”，堪称希特勒政权发动的那场所谓的“日耳曼革命”的终极灵感。这场以“大地和鲜血”的名义发动的“日耳曼革命”，表面上遵从和延续了俾斯麦为开创德意志第二帝国所走的特殊道路，即以反革命的原则进行革命的事业。但是，这两场革命的结局非常不同，俾斯麦的事业取得了成功，他统一了由拿破仑予以摧毁、变得日益松散和残败的德意志第一帝国的残余诸邦，建立了第二帝国；但希特勒的事业却收获了苦果，第三帝国以失败收场，战后的德意志再次被列强肢解。“德意志问题”再也不是个问题。

数百年来，不仅困扰着德意志人、而且也扰动着整个世界的所谓的“德意志问题”，追根溯源，其症结在于德意志第一帝国、亦即所谓的“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独特政体。正如法国哲人伏尔泰所调侃的，它既不神圣，也不是罗马，更不是帝国。这个由数百个奇形怪状、凌乱不堪的的封建王国、公国、侯国、贵族和骑士自治领、自由邦和自治市等庞杂政治拼图组成的帝国，空有帝国之名，而无帝国之实，松散的联合和实际的分裂状态似乎是其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和冲突使得各邦国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纷争不断，各自为一己私利，甚至争相引入外部势力，德意志的大地成了欧洲各国的战场，民不聊生，血流成河。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之后，德意志的大地几成焦土和废墟。在《联邦党人文集》这本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文献中，美国国父们对源自神圣罗马帝国的这种松散无力、极易引发战争灾祸的邦联政体及其天然缺陷进行了最为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在其晚年撰写的那本具有无穷教益的回忆录中，对这一在他手上才得以救治的德意志痼疾，俾斯麦更是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和认知。

但这些血淋淋的教训终究抵不过“神圣罗马帝国”这一虚荣名号，而且，保持德意志诸邦的分裂状态不仅符合欧洲诸国的利益，也符合罗马教廷的利益。长期以来，德意志世界也安于这种神圣的、罗马的、帝国的“三位一体式”的虚荣梦幻，而那个危险的、具有强烈异教气质的日耳曼尼亚幽灵在日耳曼森林中则沉沉睡去，谁也不愿去惊扰它。只是为了对抗穆斯林的巨大威胁，它才偶尔被轻轻唤醒。塔西佗就曾祈盼过，为了罗马帝国的永久和平，日耳曼诸族最好永远保持其内部的纷争状态。在山南罗马教廷看来，山北的日耳曼民族尽管头顶着帝国的虚荣王冠，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个有待驯化的蛮族，在危机时刻适合扮演雇佣军的角色，一如塔西佗所处的异教罗马帝国时代。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罗马人”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和多瑙河畔的雷根斯堡帝国城市相继召开两次重要会议，罗马教廷使节团的演讲家们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讲演，试图提醒和鼓动山北的德意志诸邦，效法其勇敢、忠诚的日耳曼先祖，为保卫共同的欧洲文明和基督教大家庭而进行圣战。看看后来成为教宗庇护二世的罗马教廷使节皮科洛米尼其中一篇著名讲演的题目吧——《君士坦丁的陷落以及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准备》。值得一提的是，君士坦丁陷落之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刚刚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发现，它迅即成为圣战的宣传品和手册，而全然不顾这本书中留存着的异教野蛮残余，诸如人祭，以及这本书所隐隐提示的日耳曼民族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千年仇恨。唯一能使这一尴尬自圆其说的事实是，君士坦丁堡已经被默罕默德二世征服，新的“野蛮人”在叩击欧洲的门户。此类回荡在莱茵河畔和多瑙河畔的圣战鼓噪，意外地但却是不可避免地逐步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日耳曼尼亚幽灵，它开始试图摆脱“罗马人”的压迫和束缚，伸张日耳曼民族的诉求和力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服务于这一反罗马的目标，在德意志更是如此。在德意志人看来，是那些“罗马人”使德意志民族变得腐化堕落，羸弱不堪，要想复兴德意志，必须唤醒体现在《日耳曼尼亚志》中的古日耳曼人的种种美德，诸如正直、淳朴、勇敢、忠诚和纯洁等等。扛起德意志宗教改革大旗的路德及其追随者们竟然也对《日耳曼尼亚志》大力推重，并坚持不解地对其进行翻译、注疏和评论，思之令人讶异。与加尔文教徒们只关注个体灵魂的净化和灵性拯救全然不同，在路德派那里，净化和拯救不光是个体的，属灵的，也是民族性的，属土的。对于德意志新教徒而言，每个人不仅要直接面对《圣经》，而且还要辅之以《日耳曼尼亚志》这一民族神话读本。这使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自始至终笼罩在民族偶像这一异教阴影之中，日耳曼的灵魂变得晦暗，滞重，全无加尔文教派的清澈和激越。

然而，真正使“德意志问题”成为一个“活着还是死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问题的，是拿破仑的入侵，以及第一帝国的灭亡。拿破仑的大军以所向披靡之势，以武力从外部强行终结了这个虚幻帝国的存在。在帝国瓦解和民族统一尚遥遥无期的迷茫和暗淡中，德意志该何去何从，“德意志问题”应如何解决，迅即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生死问题。正是在这一民族历史的最低谷，德意志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系列演讲。在其第三次演讲中，他甚至将德意志民族当时的历史困境与那个“大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帝国梦最终破灭后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贱民相提并论，而把自己比作以西结，一位同样身处陌生且充满敌意的国度并肩负着民族复兴使命的先知。费希特先知般的巅峰体验在其对于旧约经文的大段引述以及关于日耳曼民族必将再次复活和重生这一末世预言和异象中趋于哀伤之颠：

这位迦巴鲁河畔的先知作为那些不是在本国、而是在外国被俘虏的人们的安慰者，是这么说的：“主的手降在我的身上，借助于主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一片广袤的原野上，这原野布满骸骨，他引我到处观看，可以看到原野上骸骨很多，可以看到好多骸骨已经枯干。但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认为这骸骨会复活吗？我说，主啊，这只有你知道。他又对我说，你要给这些骸骨作出预言，你要向它们说，你们这些枯干的骸骨要听主的话。关于你们这些枯干的骸骨，主就是这么说的。我想用肌腱把你们连结起来，让肌肉在你们上面生长起来；我想用皮肤覆盖你们，想赋予你们以气息，使你们复活，而你们应当知道，我就是主……我遵命作出了预言。这时，气息进入了他们的身体，他们复活了，用他们的双脚直立了起来，而且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团。”让我们的高尚精神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同样变得干枯吧，让我们的民族统一的纽带也因此而同样撕碎吧，并且就像这位先知看到的尸骨那样，让它们横七竖八、支离破碎地置于荒野；让这些部分在许多世纪的狂风暴雨和烈日暴晒中变得苍白和枯干吧；但是精神世界的那种能赋予生命的气息还没有停止吹动，它也将会吹动我们民族躯体中那些已经死亡的骨骼，把它们相互连接起来，使它们光辉地屹立于面貌崭新、容光焕发的生命之中。（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第三讲，商务印书馆）

费希特进行这次讲演时，普鲁士邦正被法军占领，柏林的大街上充满敌意。但支配费希特发表这一系列演讲并以先知的口吻对德意志民族的复活和重生进行预言的灵感之源和精神动力不仅仅是《圣经》，更多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根据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数个世纪的辛勤爬梳和努力，这本书中所描述和刻画的那个“高贵的野蛮人”的形象据说忠实地保留了其日耳曼先祖的历史过往，而全然不顾其真正意图：它只不过是拉丁政治家兼史家的一篇修辞学短章，意在对陷于文明的腐化的罗马帝国进行训诫。在这种古典修辞学作品中，事实与虚构杂陈，实景伴随着幻象。这种“高尚的野蛮人”的形象不仅跃动在古日耳曼人那里，而且作为古希腊和拉丁修辞学传统上的一个“漂移的主题”，还曾附会在西徐亚人、古埃及人等等诸多野蛮人那里。近代以降，它又在孟德斯鸠的“日耳曼森林”、卢梭的“善良的自然人”等的政治想象和主题中回响。在堪称美国民族史诗的小说《白鲸》中，麦尔维尔将这一“高贵的野蛮人”的形象扩大到了更加宽广的地理和民族范围。对经典作品的过度解释、甚至曲解屡见不鲜，这无可厚非，而且，所幸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德意志文人对《日耳曼尼亚志》的解释路径大体没有脱出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正如在宗教改革家路德和哲学家费希特那里所呈现的，它们仍然是在欧洲的精神氛围和智识语境中展开。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俾斯麦对“德意志问题”的解决之道上。

俾斯麦的德意志统一大业虽说是一场革命，但却是建立在欧洲古老的王朝和君主制这种保守主义原则之上，他的视野和行动也从没有脱离欧洲基督教大家庭这一基本语境和框架。这一保守的原则不仅是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唯一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力量的国内原则，而且也基于一种对解决“德意志问题”至关重要的精明的外交考量，即必须不遗余力地维持与俄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以确保东方的和平，避免两线作战。为此，在其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外交战略，俾斯麦都遵循着这一保守主义原则，德意志帝国这一双头鹰始终对西方保持冷淡，而将柏拉图之恋固执地投向东方，为此，不惜在国内背负种种骂名。这是德意志险恶的地缘位置决定了的，也是俾斯麦留给德意志的外交遗训。此外，面对“德意志问题”这一“戈尔丁之结”，和那位古希腊统帅一样，俾斯麦也是借助武力斩断的，而不是寄托于法兰克福帝国议会上的“闲谈”。为此，他相继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三场战争，但这三场战争却是由明确的、有限的政治目标予以指引和控制，即统一德意志诸邦。这个目标令人同情，一点也不过分。战争的连续胜利虽然唤起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狂热并催生了那个“半人半神”的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部，但在俾斯麦的说服和压制下，其军事行动大体能够服务于这一清晰、有限的政治目标。再加上俾斯麦丰富的外交经验和高超的外交技巧，普鲁士的德意志统一事业并没有扰动欧洲大陆以外的列强，如英国和俄国，而是获得了两者至关重要的谅解和默认。那时，日尔曼尼亚的幽灵只是在日耳曼森林中游荡，而且仅限于日耳曼森林，它不以扰动欧洲、甚至以建立世界新秩序为己任。至少，德意志仍然是、也仍然被视为欧洲基督教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是令人生畏的后起之秀。

但俾斯麦离职以后，德意志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的剧增、民主政治的压力以及制造业的异军突起，使得这个刚刚诞生的欧洲大国变得躁动不安，四处出击，寻求所谓的“生存空间”。在民众的压力下，威廉二世从俾斯麦手里接手的第二帝国有了更大的图谋，它开始大力发展海军，在全球范围寻求殖民地和市场，荷兰国际法之父格劳修斯关于“自由的海洋”的学说在德意志甚嚣尘上，受到广泛关注和宣传。一时间，那个曾经游荡在日耳曼森林中的“日耳曼幽灵”似乎被人遗忘，德意志不再怀旧和感伤，突然变得心在四极，志在八荒。但第二帝国这段与海洋的粗鲁而笨拙的短暂爱恋与传统的海洋霸主英国发生了剧烈冲突，大英帝国这个集海军和道义为一体并且具有雄厚的“联盟潜力”的海权霸主迫使德意志第二帝国解体，并回到其更为熟悉的日耳曼森林中苟延残喘。但《凡尔赛条约》的严厉制裁激起了德意志民族强烈的复仇欲望，现实的各种困境更是火上浇油，崛起的民主力量发生大分化，或者投身于共产主义的激进阵营，或者被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一保守阵营吸纳，在这一双重夹击下，魏玛共和国再也无力支撑。俾斯麦之后，威廉二世治下，德意志试图融入西方秩序的努力最终失败。该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重新登场的时候了，这是一次明确无误的“奥德赛式的”回乡之旅，但却缺乏奥德赛的明智和审慎。《日耳曼尼亚志》恍若塞壬海妖发出的美妙歌声，诱惑着第三帝国的返乡客。如果说这是一本最危险的书，这本书里最危险性之处莫过于如下陈述：

我个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通婚而保持自己纯净的血统的种族，视为一种特殊的、纯粹的、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种人毫无相似之处的人。因此，他们虽然人数极多，而体格则完全一样：他们都有着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页48）

在古典学学术史上，塔西佗素以共和之友、暴政之敌的形象名垂青史，他的几部史著足以让那群罗马帝国的暴君们在地狱中寝食难安。《日耳曼尼亚志》虽只有区区二十多页的篇幅，但为腐化、专制的罗马帝国刻画了一幅“高尚的野蛮人”的经典形象，它既是一种怀旧，更是一种训诫和警示。近代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深谙塔西佗的古意，他将其钦慕不已的英国人的自由政体径自追溯到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森林。在他看来，那片森林正是日耳曼民族的“自由的摇篮”；而且，正是在远离日耳曼腹地的海岛国家英国那里，保留了最为纯正的古日耳曼风习、美德和自由的遗风。与之相较，在德意志这这个古日耳曼民族的发源地，尤其是在第三帝国时代，对于《日耳曼尼亚志》的解释却逐渐脱离塔西佗的初衷和意图，也与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以及早已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价值和理念渐行渐远，日益焕发出一种“新异教主义”色彩。

第三帝国的“新异教主义”可谓是一种异教的清教主义，与塑造和奠定了近现代西方世界秩序的基础的基督教清教主义不同，这种在纳粹第三帝国大力鼓噪和煽动起来的意识形态，不是将其清洁之源和诉求指向个体灵魂的深处，而是指向肉身性的物理存在，诸如种族和血统的纯洁性，这可以还原为诸如金发、碧眼、高大的身躯等可以辨识的古日耳曼体貌特征。在第三帝国意识形态的缔造者希姆莱看来，他亲手组建的党卫军如同古日耳曼森林中曾经围绕在领袖周围的古日耳曼扈从队，他们的佩刀上所镌刻的“以忠诚为荣”这一塔西佗式誓词就是对古日耳曼先祖的回归和仿效。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个希姆莱，在关键时刻可耻地背叛了元首。在希特勒青年团以及党卫军的宣传手册上，以及纽伦堡“日耳曼会堂”的墙壁上，还有无数报章杂志上，更是充斥着从《日耳曼尼亚志》中摘来的名言警句以及衍生附会之辞。而诸如《纽伦堡种族法》以及《德意志血统与荣耀保护法》的国家社会主义立法则是对《日耳曼尼亚志》这一古典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古日耳曼风习的拙劣模仿。还是那个希姆莱，甚至委托帝国保安局对中世纪的女巫审判案进行秘密调查，据信，那些女巫正是古日耳曼部落的女祭司，淳朴和良善的古日耳曼风习的守护者。他试图为遭受教会审判的女巫们公开翻案，作为对抗和清除基督教有害影响的有力武器。正是出于相同的理由，他对那位“欧洲之父”查理曼大帝恨之入骨。在第三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看来，基督教使日耳曼民族变得虚弱、堕落和卑贱，德意志民族要想获得重生和拯救，再次变得强大、纯洁和高贵，必须摆脱基督教的有害影响。古老的日耳曼尼亚幽灵必须重回德意志的大地。这需要一场世界范围的更大的人祭，但这触犯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人道”和“文明”的底线，其疯狂的军事冒险再次败于集海上和道义力量为一体且具有雄厚“联盟潜力”的西方海权联盟，与拿破仑的失败几乎如出一辙。

对于当时主要是来自英法两国的关于“人道”和“文明”的倨傲教诲，俾斯麦也曾固执地置之不理，甚至与数代普鲁士王（皇）后（不是英国出身就是法国出身）以及围绕在这些女人周围的自由派宫廷党进行过几十年的艰苦斗争，但他从不挑战“人道”和“文明”本身，也不否认其价值。他很清楚他的目标所在，而且，那个目标是清晰的，有限的，合情合理的。他更加清楚的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在当时的德意志，哪种原则和力量才是能够真正依靠的，而且在外交上是安全稳妥的。俾斯麦的事业同样是一场“奥德赛式”的回乡之旅，这位德意志的奥德赛成功地引领他的航船抵达了目的地，堪称伟大。与之相比，第三帝国的这场疯狂冒险固然也是一场“奥德赛式”的回乡之旅，但却带有一种无可置疑的癫狂特征，遍地是赝品，满大街是冒牌货。

林国基

2015年5月于重庆

导言

自负的过去

由此，我们将重现辉煌，至少是我们当中的某些人。

——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

日记，1924年9月24日

自知时日无多的纳粹党卫军特遣队快速地冲跑在砂卵石车道上，车道为两排稠密的树木所掩映，通向某个路口。此地位于安科纳（Ancona）[1]。在亚得里亚海滨——以西的十英里处，北接小镇杰西杰西，[2]该镇有一个已朝不保夕的机场，现在，党卫军与当地的支持者一起站在了位于这里的福特达摩别墅（Villa Fontedamo）前。这幢别墅共有三层，它的前部饰有六根廊柱和一个小阳台，并涂饰以浅色，以消解夏季午后的炎热，看起来似乎安静得很不协调。这是1943年的秋天。同盟国军队已经开始了对意大利南部的进攻。

受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指使，这些人敲打着别墅的大门，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入，踏上了一小片儿马赛克地板。地板上的土色镶嵌块表明了这幢别墅修建的年份：1855。纳粹党卫军特遣队冲进别墅，发现房内并没有人住，他们对每个房间和壁龛进行了系统的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他们对房内墙上壁画、油画和书籍的糟蹋逐渐变为纯粹的破坏。然而希姆莱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没有找到他们所想要的。

这幢别墅的主人，奥雷利奥·巴蒂斯奇·古列尔米·巴利亚尼（Aurelio Baldeschi Guglielmi Balleani）伯爵，已经将他的家人安置在附近奥西莫（Osimo）[3]的另一处住所。这个古老的山顶村庄的居民将自己视作i senza testa（意大利语），即“没有头颅的人”（这是暗指位于村镇中心的诸多被削去头部的雕像），它与机场有足够远的距离，并且从他的别墅可以进入纵横交错的地窖网络上，看起来是最为安全的地方。数千年来，这些赭色砂岩中凿出的竖井、隧道和那些隐蔽的角落给人们提供了防潮保护。如今，它们保护了伯爵以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并储备了所有的必需品，这要归功于他们的私人司机，约瑟夫·安哲利提（Giuseppe Angeletti），以及一位名叫里卡尔多·切利奥尼（Riccardo Cerioni）的当地侍仆的先见之明。当德国士兵敲击别墅的房门时，底楼回荡着敲击声。事实上，巴蒂斯奇·巴利亚尼一家人在过去就曾遭遇过这样的“造访”：20世纪20年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以及30年代以来的德国纳粹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徒。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对这个家庭所拥有的东西也颇有兴趣。但是与党卫军搜查这幢别墅的结果一样，他们未能获得那个遗落了数个世纪后又突然落入一位牧师手中的东西，它就是1901年在巴蒂斯奇·巴利亚尼家族位于杰西小城中心的另一处别墅的图书馆中所出现的一部作品的现存最早的手稿，该著作被列为“一百部最危险的著作之一”。

插图1：福特达摩别墅大厅入口处的马赛克地板。C. B. Krebs

这本著作创作于2000多年前，500年前，它被手稿的搜寻者重新发现，此即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此时，它再次并且也是最后一次成为一些人梦想和欲求的目标。回顾历史，在杰西发现的那份15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志》手写抄本，即所谓的埃希纳斯抄本（Codex Aesinas）[4] ，逃出了纳粹的魔爪时，这事实上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塔西佗的作品已经产生了危害。

作为党卫军头目因而最终要为数百万人的处决行动负责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爱书的人。但为什么作为第三帝国第二号权势人物的他会如此上心于《日耳曼尼亚志》？随着整个世界被卷入战争，为什么他会对这样一部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的著作——它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在公元98年[5] 所撰写的一部“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和风俗”的作品，并给这份令人垂涎的手稿冠以《日耳曼尼亚志》的标题——产生如此大的兴趣？是什么使得这本尚不足30页的民族志变得如此宝贵，以至于希姆莱会致力掠取？尽管只有专家才能辨读它，该书在整个纳粹德国一直有可用的现代拉丁文版本和译本——四百年来一直如此。

在纳粹德国，《日耳曼尼亚志》在学校被讲授，并被纳粹文章广泛引用，而且，从党的底层士兵到高层领导，它成为无数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激情渊薮。作为对古代日耳曼民族仅有的一种全面说明，它被视为有关德国人过去的报道，并且被人们普遍地誉为一座“壮丽的丰碑”。然而不幸的是，它并非一种如实的报道，也并不关乎德意志人的过去。

“Germanen”（日耳曼人）——我要以这个名词来称呼日耳曼部族，并将之区别于德意志人——没有一种单一的定义。[6] 对于循着盖约·朱利乌斯·恺撒之足迹的罗马人而言，日耳曼人乃是处于莱茵河以东的一个桀骜不驯的北方民族，他们游荡在北抵波罗的海，南达阿尔卑斯山，（一般来讲）东至维斯瓦河的广大区域中。虽然罗马的作家知道许多诸如哥特（the Goths），苏维比（the Survs），以及条顿（the Teutons）这样的日耳曼部落，但他们仍然在地理意义上将这些部落视作一个单一的种族群体。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现代的语言学家来说，“日耳曼语”（Germanic）乃是印欧语系的一个分支，从中产生出了现代德语、英语、瑞典语，以及其他相应时代的语言。从这一视角来看，日耳曼人包含了所有讲日耳曼语言的人。与此略有不同的是，考古学家最初将所有那些发现于北方且不属于罗马起源的事物归为“日耳曼的”；但在1900年左右，他们又重新审视了他们所运用的方法，从而将日耳曼人界定为那些具有相同物质文化的族群。

插图2：埃希纳斯抄本：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开头几行。（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

这一模糊的形象存在有两个问题。罗马作家，包括塔西佗在内，都很少关注日耳曼部落的物质文化，更少涉及他们的语言。大部分他们称为Germani（拉丁语形式）的人也许说着相同的语言，使用同样的工具，但我们对此并不清楚。三种资料来源——古代证据、语言和考古发现——并不能说明一个单一民族的存在。但不论如何定义“Germanen”，他们绝对不能被认为是现代德意志人的祖先，也不能说是“古代德意志人”。因为尽管塔西佗和其他罗马人所描述的日耳曼部落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族群，并日渐成长为一个民族，但这些族群事实上并非如此。德意志人起源于哪一支日耳曼人（Germanen）？是什么共性将他们和他们所声称的祖先联结起来？如何理解那些生活于现代德国领土之外的日耳曼部落，就像瑞典人声称哥特人乃是他们原初的祖先那样？过去的日耳曼人与现今的德意志人之间的谱系是断裂的：“此（the）”日耳曼人（Germanen）非早期德意志人。总是会有一些塔西佗的读者意识到这一点；然而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大多数人用意识形态的棱镜来研究《日耳曼尼亚志》，并将其视为通向德意志过去的门径。

塔西佗的著作被认为是德意志历史的“黎明”，用来照亮古代德意志人的生活与风俗。黎明的亮光总是温醇的，大多数的读者因而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印象。当15世纪《日耳曼尼亚志》在一个德国修道院的阴暗图书馆中一经被重新发现，就提供了随后很快成为德意志祖先的典范形象：单纯、勇敢、忠诚、质朴、正直，以及光荣。当希姆莱于上文提到的党卫军执行任务的20年前读到《日耳曼尼亚志》时，它在其灵魂中就叩响了一种少有的心弦：“由此”，像我们日耳曼的祖先一样，“我们将重现辉煌”，他在他的日记中如此吐露心扉。希姆莱只是一长串读者名单中的一位，该名单开始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詹南托尼奥·坎帕诺（Giannantonio Campano）[7]，他于1471年呼吁他的德意志听众去奋起而重拾他们的过去。许多世纪后，希特勒本人则考虑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将“日耳曼革命”作为其中一章的标题。尽管在1936年向墨索里尼索要埃希纳斯抄本的元首最终决定放弃这一标题，但对于那些要求回归故国（“homecoming”to former shores）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确实能反映出（对希特勒非常适宜）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元素。为了回到这个德意志的乌有之乡，他们——包括在他们之前的数代具有浓厚德国情感的人——援引塔西佗作为他们的引路人，而这并非出于塔西佗的本愿。

塔西佗的这部作品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450年——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德意志”在许多个世纪以来不过是一种想象的产物。或者不如说，《日耳曼尼亚志》回答了“德意志”这一观念所产生的问题。成为一个德意志人就意味着要弄清楚作为一个德意志人意味着什么（在此借用19世纪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话）。为这样的自我审视作辩护可以说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在北德意志联邦和德意志南部诸邦于1871年1月18日合并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前，并不存在所谓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而那些地图绘制员也只能是面对中欧的混乱状态，在绝望中叹息。因此，19世纪以前，德意志仅在情感上存在。在数百个分裂的邦国中，明显缺乏地理和政治方面的统一，在1806年以前，分裂的诸邦一直共存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种松散的混合形式中。[8]支撑统一民族的观念需要共同的过去，共有的文化和母语，但即使是这种从政治的纷乱现实中脱胎出来的文化性的单一民族也只是存在于那些已经抱有德意志观念的人的情感中。现代学者已经揭示，这种所谓的文化民族几乎与政治的现状一样，也是驳杂而纷殊的：民众（Volk）幸福地生活在他们的共同体边界之中，而没有统一的民族文化，他们习于当地传统，并操着与德语几乎两样的当地方言。事实上，与许多19世纪的历史学家所抱有的幻想相反，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并不是在政治上或文化上被预设的产物；如此设想将会落入德意志目的论的谬误中。

然而尽管如此，提及1871年前的“德意志人”仍然可以自圆其说。在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前，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德意志民族在知识分子悖谬的期盼中存在了400年。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一个活着见到德意志帝国建立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就充分地表达出了这种悖谬：“德意志民族？你是什么？你在哪儿？我找却找不到你” 。300年前，也就是16世纪初期，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文主义者已经有意识地称他们自己为“德意志人”，并呼吁他们的同胞进行研究学习，为了自己的祖国免于意大利的诽谤而凝聚起来。而就在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中，他们找到了这样一个“祖国”——一个勇敢的民族，他们将之视为自己的先辈。尽管这些先辈们的文化与智识水平与精细繁复的罗马人比起来具有明显的不足，但这些不足却为他们的德行与坚毅所弥补，因而德意志人的祖先事实上是出类拔萃的。

德意志人的敌对者在变，从罗马人到意大利人，从意大利到法国人，从法国人到犹太人，但敌对意识一直是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典型特征。当“德意志问题”被问起的时候，日耳曼的历史，特别是《日耳曼尼亚志》就会被再三提及。19世纪的德意志犹太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却讽刺了这种不着边际的问题与答案：“日耳曼（Germane）始于何方？又在何处归于沉寂？一个德意志人可会吸食烟叶？大多数人认为不行。一个德意志人可以戴手套吗？是的，但不过是用牛皮制作的……可是一个德意志人可以饮啤酒：的确，他应该作为一个真正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子孙来喝他的啤酒，因为塔西佗明确地提到了日耳曼啤酒（cerevisia）……而不论是谁，不管他的血统来自于法兰西、犹太还是斯拉夫，统统都要被判流放。 ”对于不足百年后国家社会主义者所尝试的日耳曼革命，这位离乡去国的诗人自然不会感到惊讶。

尽管海涅的讥讽与元首的主张是对立的，但呈现于希特勒面前的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却并非无中生有，日耳曼神话也不是可追溯到种族主义运动甚至更远的数世纪之前的唯一因素。对于构成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那些核心概念——种族主义、民族（Volk）观念及其精神，以及完全相同的日耳曼神话——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起到了主要的作用。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9]——一位嗜书如命并且在观念史方面具有博学的权威地位的学者——就曾如此猜想。在纳粹政权垮台后，莫米利亚诺就将《日耳曼尼亚志》抬至“一百部最危险的书”中的首要地位。他是正确的。因为这部被狂热的纳粹分子当作“圣经”并推荐给“每一个有思想的德国人”的书并不仅仅是被纳粹利用来支持他们的意识形态观点，更重要的是，数世纪以来，它就被尊崇为“黄金宝卷”（libellus aureus）、“一部令人钦佩的杰作”（un admirable ouvrage）、“一件不朽的作品”（ein unsterbliches Werk），它为那些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核心观念，并被援引来支持这些意识形态思想。《日耳曼尼亚志》之所以是一部最危险的书不是因为它契合了那些意识形态理论框架，而是因为它促成了那些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它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尽管在很多方面国家社会主义者对塔西佗这一“特别的幸运之光”（particular stroke of luck）的接受被认为是延续了之前的趋势，但其中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在希姆莱的党卫军内外，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尝试，它要把罗马人的描述变为德意志的现实，将过去引向未来，将“德意志”（Deutsche）引向“日耳曼”（Germanen）。《纽伦堡种族法》[10]当中的一项法律——于1936年通过的所谓的《德意志血统与荣誉保护法》（Law for the Defense of German Blood and Honor）——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人通婚，正如塔西佗著作中的日耳曼人被认为是限制与外族人通婚的。

观念就像病毒：它们以心智为宿主，它们在内容或形式上进行繁衍和变异，并聚合起来形成意识形态体系。在纵向上，它们代际相传；横向上，它们从一个社会群体传播到另一个群体。《日耳曼尼亚志》的病毒自15世纪由意大利输入后，便在历史文本、语言学论文、政治和文化哲学、法律、种族理论，甚至在学校课本中显示出了各种各样的局部病征，所有这些都表明存在着一种严重的疾病。然后——经过350年的潜伏期——在19世纪晚期，它发展到了一种系统性的感染，并最终造成了20世纪的重大危机。自那时起，在最初的回避后，对《日耳曼尼亚志》的研究也就主要是为了学术的缘故，而不再为意识形态服务。

撰写一部关于智识流行病学的著作需要探访病人，并且要考察各种历史的和文化的背景，在这些背景中，《日耳曼尼亚志》的出现看似无关紧要，但却影响恶劣。从15世纪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时的喧嚣到20世纪纳粹从意大利贵族手中掠取过来的暴力企图，《日耳曼尼亚志》传遍了整个欧洲的文学、科学和政治学领域。最初，塔西佗乃是为他的元老院同僚，甚至可能包括罗马皇帝及其顾问而撰写这部著作的，他认为他们会从这篇简短的记述中了解他所要表达的要旨。然而即使是在他同时代的听众与读者中，理解也各不相同。因为文本的意义须由读者涵咏体贴，决定文本意义的是读者在语言上的敏感，他们对文教传统的熟悉程度以及他们对现今政治和文化关切的认识，简言之，即倾听文本所言的能力和敏锐。塔西佗的同侪将他们所认为的事实不加限定地应用于塔西佗无暇顾及的那些读者。当数百年之后，即在被刻薄地称为中世纪的那个时期之后，人们再次回到塔西佗的著作时，他们已经生活在与塔西佗相比而言不同的世界，并以不同的语言进行思考。那些时代的杰出学者往往根据他们的知识和兴趣来解读《日耳曼尼亚志》，并经常草率地对之进行改写，以便论证日耳曼人的优越性。在那些年代，很少有人将自己置于塔西佗于98年在罗马发表《日耳曼尼亚志》的背景中倾听塔西佗本人的本意。恰恰相反，大部分人是为了自身的关切而阅读它。但罕见的是，它为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以一种粗野的方式所利用，他认为，关涉“犹太人问题”的法律是恢复据说在塔西佗的小书中曾被提及的那种“种族纯洁”的最新努力。在此，尽管罗马人的作品（大体）保存了下来，但它们的含义却按照人们当时的需要而发生了改变。

对《日耳曼尼亚志》的理解不仅会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变化。因为没有任何传统是在单一的轨道上发展，其中有诸多不同的潺潺溪流，构成了对同一著作的不同理解。本书的结语部分简要地叙述了有关这一主题的其他方面的历史，但在其余的论述中，我选定追述一个最为主要的分支：将“日耳曼人”（Germanen）视为德意志人祖先的那一支，这一分支将其过去理想化，并声称它作为指路明灯将引导他们走向更为光明的未来。旅途的终点提供了一种视角：塔西佗文本中的思想是如何促生了那些使得国家社会主义从中出现的话语？就像所有的旅途一样，通过历史来追溯某种思想观念是有风险的：我们的眼睛注视着目的地，而很少注意到那些似乎并没有导向目的地的地方，我们将很多著作当作路标来阅读，尽管它们可能并非如此。这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教义神话”（mythology of doctrine），并基于纳粹的情况而被斥为“过去的纳粹化”（Nazification of the past）。当然，塔西佗自己并不是“与我们［纳粹德国人］有种族纽带，因而同情我们祖先”的雅利安农民，《日耳曼尼亚志》也不包含任何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观念。然而这部“黄金宝卷”被一再地用来证明国家社会主义者最终拥之为自身信念的那些思想观念。Ex nihilo nihil fit——没有什么东西是无中生有的。

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海因里希·希姆莱特别热衷于《日耳曼尼亚志》，他于1943年秋对该书现存最古老的手稿的搜寻终结了这本书在意识形态影响上的历史，正如15世纪时对该书手稿的搜寻标志着这段历史的开始。党卫军的行动集中体现了一种痴迷（fascination），它不仅仅揪住了党卫军头目的心神，而且也包括国家社会主义者中的主流分子，以及之前数世纪的读者。寻求手稿的失败象征了古代“德意志”的难以捉摸，它被描述为一个乌托邦，一个字面含义为“nowhere（不存在的地方）”的词。因为《日耳曼尼亚志》并不是一种如实的报道：塔西佗很可能从来就没有去过莱茵河畔。他的撰述材料依赖于先前希腊和罗马的民族志作家，他着眼于罗马的事务，对于北方的世界，他只是瞬间一瞥。因此，这部以后被用来界定德意志民族特征的作品是一个罗马人对人类价值的创造性反思和一份政治申明。这无疑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讽刺。

[1] 安科纳，意大利马尔凯区首府，位于亚得里亚海滨中部，也是重要港口。该城于公元前4世纪由希腊人所建，存续至今，历史悠久

[2] 意大利马尔凯区的一个小县城，保留有诸多古迹。

[3] 奥西莫，意大利马尔凯区安科纳省的一个城市，《奥西莫条约》即在此签订。

[4] 埃希纳斯抄本（Codex Aesinas），指包含有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唯一遗存的最古老的手稿，20世纪初被发现于巴蒂斯奇·巴利亚尼家族位于杰西的一处私人图书馆中，1966年曾在阿诺的洪水灾害中受到毁损，1994年，其残稿藏于罗马国家图书馆。

[5] 全书所有年代都是公元（C.E.），除非另有说明。

[6] 英语仅仅是在形容词方面区分“德意志的”（German）和“日耳曼的”（Germanic）；这种区别是极其重要的。然而每当我翻译或转述作者自己提及或自己认为的“古代德意志人”这一提法的文本或理论时，我会用“German”（常为“old”，“ancient”等修饰）对参Germanen（单数，-e），同样的考虑适用于国家：“Germanien”和 “（ancient）Germany”。

[7] 詹南托尼奥·坎帕诺（1429—1477），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拉丁语诗人。

[8] 1806年，拿破仑在瓦解了第三次反法同盟后，将德意志西部、南部16个邦国组成所谓的“莱茵邦联”，自任保护人，并宣布莱茵邦联退出德意志，从而使得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瓦解。

[9] 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1908—1987）：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和古典学家，犹太裔，曾执教于都灵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主要研究希腊、罗马史，重视政治思想，此外，对史学理论和“犹太人问题”等亦有研究。可参见《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海国图志》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0] 《纽伦堡种族法》是纳粹统治德国期间颁布的反犹太法，主要由《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和《帝国公民权法》构成，前者禁止德意志人与犹太人通婚或发生性关系，并禁止犹太人雇用45岁以下的德国妇女为家庭佣仆；后者剥夺非德意志人的公民权。

1

罗马征服日耳曼人的神话

始终为一群精挑细选的青年所拱卫，这是最高贵的荣耀，也是最伟大的力量。

——1935年希特勒青年团手册格言，

摘自《日耳曼尼亚志》

不要指望一个喜欢拿着尖锐的铁笔戳刺苍蝇的人会干出什么好事。这种期望不会令人失望。弗拉维王朝（Flavian）的最后一位皇帝图密善（Domitian），以一种令人恐怖的统治肆虐罗马。当他最终于96年被谋杀后，罗马的贵族终于可以从中解脱而长舒一口气。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勇敢无畏的人已经沦为了“那个最为残暴的野兽”——正如当时的一位作家对这位皇帝的描述——的牺牲品。尤其是其统治的最后几年间，他在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的首都中草菅人命。由于告密盛行而毫无言论和思想的交流，人们的生存只得通过顺从和沉默来换取。在经过15年的恐惧后——一段使得青年行至暮年，老年行将就木的光景——即使那些幸存者也仅仅是他们昔日自我的影子，好像“他们是命数应尽而侥幸延年”。其中就有那位杰出的罗马元老贵族，拉丁文学中伟大的历史学家，一部最危险著作的作者：科尼利乌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

作家不可避免地会在自己的著述之中嵌入自己的时代。塔西佗著作的每一页都带有历史的印记，他的第二部著作《日耳曼尼亚志》无疑也是如此，这部著作从一开始就立即将读者带入了阿尔卑斯山以北这个特定的地区：“未被划分的日耳曼尼亚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与高卢人［在西部］和瑞提亚人（Raetians）和潘诺尼亚人（Pannonians）［在南部］相分离；因群山或彼此之间的疑惧而与萨马提亚人（Sarmatians）和达契亚人（Dacians）［在东部］相区隔。其他的［在北部］则为大洋所包围”。这不足三十页的小册子以这些话作为开头，没有标题或前言，结尾突然而具有自讽的意味。它的第一部分介绍了日耳曼尼亚及其基本的分布区域；第二部分提供了关于诸日耳曼部落的概括性陈述。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罗马的元老贵族在恢复言论自由仅仅数月之后，会考虑将“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和风俗”作为其值得关注和着力研究的主题，特别是由于他甚至可能从来没有走近过那片他所关注的地区？

暴君造就杰出作家

他们按贵族出身来选举国王，以其勇猛来选拔将军。

——孟德斯鸠（Montesquieu），

引自《日耳曼尼亚志》，1748年

关于塔西佗的时代，已经所知甚多，但关于塔西佗本人则所知甚少。这位史家对自己缄口不谈，恰如其名在拉丁文中的含义：“沉默”（tacitus）。然而，除了在其作品中零星分散的自传性评论外，他那娴于辞令的友人小普林尼（63—113）的书信和两个极其残缺不全的铭文中，也有一些评述。其中一个铭文在19世纪晚期发现于今天土耳其西南部的麦腊萨（Mylasa），其中用塔西佗的名字来代替日期（在当时，记录事件的日期往往是参照当时首要的地区官长之名）。另一个只是最近才与这位史家牵扯上关系，它似乎是从罗马大理石块儿上抛落下来的残余的三行字母：“CITO”在第一行，下面两行记录了其罗马的公职生涯，鉴于罗马人的名字很少以 citus结尾（名字以 cito结尾是其与格形式），而塔西陀是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在元老院待过的人，故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塔西佗的墓葬碑文。经由这些著作文献和铭文资料，我们或许能够重构其职业生涯的关节点。然而我们应该谨记，大多数的日期都只是推测，他的名字尚未被确证的事实表明了他的情况大都不确定。因此下文所呈现的就只能是一个轮廓，而非一幅肖像。

插图3：塔西佗墓葬碑文。Livius.org，2008

塔西佗似乎出生在一个历史久远的罗马行省，要么是位于法国东南部的纳尔傍南西斯高卢（Gallia Narbonensis），一个“更像是意大利的而不是行省”的地区；要么就是意大利北部的山南高卢（Gallia Cisalpina）（阿尔卑斯山南边的高卢），这一地区在塔西佗的时代已不再是一个行省，而是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这个怡人的地区为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波河以及地中海所包围，并经常受到带有淡淡盐海气息的微风的轻抚，它不仅以其土壤的肥沃和经济的繁荣而著称，而且也因其居民的德行而为人所知。那些寻找罗马传统德行——虔敬、淳朴、守纪之品性——的人们将会在这里找到它们，正如塔西佗自己会写道的那样，这里“仍然保持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对于满足罗马的公务之需，这正是一个理想的征募之地。

塔西佗的父亲属于骑士等级，[1]并处理财务方面的事务——如果他就是普林尼的舅父[2]所提到的罗马骑士（鉴于塔西佗这一姓氏非常罕见，这一猜测应该是可能的）。[3]他凭借其勃勃雄心和充裕的资产，使儿子接受了完好的教育，并给了他以后在罗马安身立命的必备财资。塔西佗出生于55年左右，恰巧在此时，年轻的皇帝尼禄（37—68）作为其呆拙的叔伯和继父克劳狄（Claudius，前10—54）的帝位继承人——后者死于一次晚膳，可能是食用了有毒的蘑菇，而且也许就是他的妻子所为——开始当政。年老痴拙的克劳狄为口吃所困扰，并迫于难堪的家庭而多年避于公众视野之外，但之后他却被拥立为罗马帝国的皇帝。没有人比克劳狄自己更为惊讶，正如在他死后人们写下的一句戏言（“神赐的”［“Pumpkinification”］）所表明的，他从来就不清楚自己是如何毫不费力地登上帝位的。尼禄，朱力亚·克劳狄王朝（Julio Claudian）最后一位皇帝，一个年少而看起来谦逊的17岁孩子，与其前任相比颇受欢迎。

这个年少的皇帝最初的那些犹豫不决的政治行为是一个好的兆头——同时也是个错误的兆头。人们希望尼禄将会“为其贫疲不堪的臣民带来幸福的光景，并打破法律的死寂”。的确，由于他的家庭教师——著述甚丰的廊下派哲学家小塞涅卡（Seneca the Young）即是其中之一——所给予的稳健的教导，罗马安享了5年的祥和与稳定，一段被誉为“黄金五年”的时间。皇帝寻求文娱食色之乐——这相比于后来的纵欲享乐是有所节制的——帝国则有他人代为治理。但当其家庭教师对他的影响日渐衰微，并摆脱他那心怀叵测的母亲小阿格里庇娜（Agrippinna the Younger）的控制后，他的统治很快就沦为了绝对权力的恣意妄为。那次“预谋已久的罪恶计划”，即谋弑他的母亲，标志着一种最为恶劣的转变；而阿格里庇娜的死则结束了罗马皇帝的姐妹、妻子或母亲对政事的干预。

此后，告密、诛戮，以及“疑似”自杀的事件接踵而至，数不胜数。罗马大火“是出于偶然还是皇帝蓄意为之，很难说清”，但传言说尼禄和着大火的噼啪声抚弄他的竖琴。每一个罗马人都可能明白，如果不是那场大火将已有的房屋烧得一干二净的话，皇帝的金宫——一座从埃斯奎里安丘岗（Esquiline Hill）延伸至帕拉廷（Platine）的占地约一百英亩的繁复建筑——是不可能建起来的。被焚毁的残迹变成了人造湖泊、茂盛的牧场和富丽堂皇的王宫大厅——其中镶镀有大理石、象牙或黄金，并饰以马赛克和壁画。“罗马被改造成了一个王宫”，其宏伟只有它主人的自大才能比拟。

尼禄挥霍无度，人们的不满亦日渐滋生。元老贵族们在私底下喏喏地抱怨说他们除了性命外已经一无所有——这事实上反映了他们的幸运。一系列的阴谋叛乱随之而来。陷入不安的皇帝“不分青红皂白地随便找个借口就处死任何一个人”。（这些受害者中有尼禄的前家庭教师塞涅卡，对于他的自杀，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4]在17世纪早期有过著名的描画。）但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68年，尼禄为情势所迫，失去了帝位，也丢掉了性命。在皇帝自杀时，塔西佗正值少年，大概15岁。塔西佗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罗马的情势变化，这已非历史的探究所能及（这与尼禄统治时期的真实处境相符，因为古代的历史叙述是有偏颇的）。然而，此时正是这位未来的历史学者成长为史家的时期，后来他就把尼禄的统治视为暴政而写入他的第二部长篇著作《编年史》（Annals）中。这里的叙述正是以这部著作为基础。而这将不会是他唯一一次与暴政相遇。

尼禄死后，内战随之而来。这“漫长而独一无二的一年”目睹了，或者不如说瞥见了四位皇帝：除了最后一位，他们都祈拜已经注意到他们各自继承者的罗马神灵。“罗马的首都被军队所占领，意大利满目疮痍，各行省遭到搜刮抢掠。” 塔西佗的家庭也受到切身的影响，劫掠成风的罗马军队从一位短命皇帝曾驻守过的欧洲北部过来，在通往意大利的路上抢掠烧杀，而他的家因与之邻近而日夜惶恐。许多年以后他了解到，他妻子的祖母就在那段令人备受摧残的日子中被杀害。在那三个不幸的皇帝败亡之后（关于他们，塔西佗讥讽说“无论谁赢得胜利都将是更糟糕的结果”）。和平、稳定以及一个新的王朝在东方出现，它由提图斯·弗拉维乌斯·韦伯芗（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9—79）所开创。

据说理想的统治者无心御权为治，韦伯芗正是如此。当他获悉罗马新的事态发展时，他正被派驻到罗马的犹太行省（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镇压犹太人的起义。他对第一个短命的皇帝宣布效忠不久，即得知那位皇帝突然死亡。他已明白，如今的皇帝“能够在任何一个地方同在罗马一样被拥立”（迄至尼禄，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是在罗马为元老院所拥立）。当附近的叙利亚罗马总督建议其竞逐皇权时，他虽最终听从却回答得勉强而犹豫。韦伯芗是一个谨慎的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尼禄那个附庸风雅的罗马皇帝给他造成的命运沉浮的新近体阅：在这位自诩为最伟大之天才的皇帝唱歌的时候，韦伯芗要么打瞌睡，要么离场而去，结果遭到了贬黜。（罗马传记作家苏维托尼乌斯记载说，一个妇女生孩子也没敢在那位握有生死大权的“艺术家”表演时离开。）但犹太的叛乱使得尼禄不得不回头依靠他这位最有能力且久经磨炼的将军，对此，韦伯芗已在不列颠和阿非利加等不同的地方证明了自己。而在他年近六十之时，他发现自己再度处在一个重要的权力位置上，而且拥有统治罗马乃至世界的支柱力量：军队。

韦伯芗举兵的消息一经传开，即赢得了诸多的支持：埃及总督投入了他的阵营，其他的军官和地区长官亦随之而来。在东部，从北到南，迅速积聚的风暴即将降临罗马。就在他的拥护者们进行战争的时候，他待临于帝国的南部，固守于埃及这个罗马的粮仓。在其坚定的支持者之中，他可以倚赖他的长子，即不久以后成为其共治者的提图斯（Titus），但在当时，他被任命去负责围攻耶路撒冷。另一方面，他的小儿子图密善则是“倚仗他父亲的权势纵欲寻欢”。然而，这句话写于这位暴君被杀以后，乃是事后作出的无须顾虑的评价。

韦伯芗的军团进入罗马标志着弗拉维王朝统治的开始。也许就是在韦伯芗当朝的最初几年，年少的塔西佗为了完成他最后的学业而来到了罗马。当时的学校教育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享有特权的学童跟随一个不惮于使用教鞭的老师学习阅读和写作，往往是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然后大致从11岁开始，他们要通过学习文法来充分理解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学作品，许多内容还必须要记诵。那些文法教师也会教给他们一些精致优雅的修辞术。在此基础上，这些学生从15岁开始要师从一位雄辩家来训练演说方面的良好技艺。最后将有一段实践和见习期：一个经验丰富且颇具声誉的公众人物将会把某个年轻人收入门下，这个公众人物一般是充当一种模范的作用，不过在更多情况下，他会把学生介绍给一些政治领导互相认识，或带他去法庭，给他解释一些法律程序方面的知识。在一个没有好的口才就没有机会获得公职的社会，扎实的修辞术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寡言少语、不善言辞被认为是可耻的”。因此毫不奇怪，年少的塔西佗会用心去聆听那些杰出的长者们之间的对话，并在后来完成了一部与此相关的短篇作品，《关于演说家的对话》（Dialogue on Oratory）。用不了多久塔西佗就会成为罗马的一位优秀的演说家，并受到其他年轻人的追捧。

如果他的写作体现了他的演说风格，那么塔西佗则具足讽刺和挖苦之能事。述作甚丰的书信作家小普林尼将他誉为“最雄辩的”演说家，并赞其演说风格“庄重凝肃”。几乎从一开始，塔西佗就给人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象。他在公众场合的表现引起了一直寻找人才以满足罗马及其广大帝国行政之需的皇帝的注意。成功很快随之而来。带着一种外省人的雄心壮志，塔西佗发现自己正处于令人羡慕的世界中心，他与一个颇具声望的家族联姻，从而步入了传统的仕途。

韦伯芗成为皇帝时，已经61岁。政治的稳定需要明朗持续的前景——虽则这只是王朝的特质，因此，强权统帅再次争夺空缺皇位的幽灵必须被消除。一俟他的长子提图斯结束攻陷耶路撒冷并洗劫其神殿的那场成功的毁灭性战役，于71年回到罗马，韦伯芗就正式地宣布他为共治者。与其父一样，他获得了恺撒的称号，并被任命统领驻守在罗马附近的近卫军（Praetorian Guard）。尽管近卫军负责护卫皇帝的生命安全，但他们亦多次被怂恿去参与对皇帝的谋害。（而建立一支近卫军的初衷本是为了安全守卫。）在韦伯芗御政的最后几年中，他有意将提图斯培养成继任者，允其在显赫战功之外积累治国经验。但时运不济，在父亲于79年去世后独自当政不过两年，提图斯就去世了。据说，他在临终时曾言：“我的所作所为没什么值得懊悔的，只有一桩事情除外”。无疑，他是个幸运的人，甚至是个幸福的人，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懊悔哪一个无法释怀的错误。

可能就是在提图斯短暂的御政时期，塔西佗当选为财务官（quaestor），即一个管理罗马或某一行省之财政事务的公职。这一职位标志着他在罗马仕途上第一个重要的基点，并使得他可以自由地进入罗马元老院。senatus一词源于拉丁语中的“长者”（senex），其确切的意思是“长者们的议会”。在罗马共和时期，它是最高等级的，也是最重要的统治机构；而在帝国时代，其重要性已有所变化，但是，即便被专横的皇帝所无视，它仍然是等级最高的议会机构。而随着他的任职，塔西佗也就步入了将会纵横三十余年的权力长廊之中。

当韦伯芗的小儿子图密善（51—96）于1世纪80年代初继承帝位时，有传言说其兄长之病乃是他下毒所致。若果真如此，那么这肯定是源于嫉妒，因为图密善缺乏提图斯所具有的那些资历或声望：军事成就，作为一个政务管理者所应有的认可，以及和善的品性，最为重要的是，在犹太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已使得提图斯作为一个能堪大任的统帅而获得认可，他的胜利为至今保存着的一个展现其各项功绩的拱顶所记颂着。而这些功绩之多正映衬了图密善的诸多缺点。当图密善的兄长已经成为他们父亲的共治者时，他只是担任过几次执政官，以及一些不重要的祭司职务，而在责任的幌子下，他肯定察觉到了自身无足轻重的地位。此外，正如他戳刺苍蝇的轶事所表明的，图密善可能也缺乏一些社交技能。有一次，当他独自在宫中待了几个小时候后，守卫在其宫门前的近卫兵被一位路过此处的人问及说是否有人同皇帝在一起时，近卫兵一针见血地答道：“连一只苍蝇都没有。”

根据历史上的传统说法，这个新皇帝将偏执和一种自卑的变态心理（后者往往伴随着一种狂热的自我确信）带到了他的统治当中。据传他说过，直到由自己的死来证实之前，没人会相信一个皇帝对阴谋的恐惧。在其统治的后期，他更喜欢散步于壁面极其光滑的长廊中，这样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反射影像——更重要的是，他可以看到身后发生的一切。恐惧引发恐惧。元老贵族们不久也开始注意他们的身后。

他进行了若干急于求成而事倍功半的军事征伐，这只换来了元老院对他的不屑。莱茵河与多瑙河周围一带的北部和东部是图密善时期存在军事问题的主要地区。早在83年他就曾为征战卡狄人（［Chatti］一个日耳曼部落）而庆贺其第一次的胜利，而此时卡狄人还尚未被征服。当时对他心怀敌意的一些人对此嘲讽说，相比于赢得胜利，他更喜欢庆祝胜利。他们暗示说，那些按传统在罗马凯旋仪式中展列出的俘虏在图密善这里乃是被买来装扮而成的。对他们而言，图密善在钱币上将Germanicus的缩写印铸在皇帝的名号之中，并非名正言顺。（这也许为塔西佗在图密善被谋杀两年后撰写《日耳曼尼亚志》，以揭示所有的日耳曼尼亚尚未被征服提供了一种理由。）然而，另有证据表明，皇帝进行的那些受到非议的战争的确巩固了罗马的疆土：他建立了两个日耳曼行省，开始构筑抵挡蛮族进攻的罗马大坝（被称为limes［边墙］），此外还通过与颇具实力的戴恺巴鲁斯王（king Decebalus）[5]缔结和约而稳定了多瑙河地区。但即便如此，图密善的元老院反对派宁愿被杀也不愿给予其信任；而且，据塔西佗所述，许多人就这么做了。

同样狂热的是，这个皇帝自封为监察官，即一个监督道德风尚并惩处劣行的官职。从其御政之初，图密善就想涤荡罗马之污腐。从当时的作家那里判断，这肯定事出有因。他惩罚维斯塔贞女（the Vestal Virgins），即侍奉灶星神维斯塔圣火的备受尊崇的女祭司，不过是他维护罗马习俗之严酷行径的最显著之例。维斯塔贞女一旦被控丧失贞洁，犯罪者就会被下令活埋[6]——图密善因此而得来的声誉则是：在其统治之下“尽管没有动荡也是残酷的”。

作为一个专横暴戾且独断朝纲的皇帝，图密善在元老院的举动犯下了最为严重的错误。他喜欢被称为“主人和神”，其中有“主人”（拉丁语：dominus，等同于英语master）这个易惹众怒而致使其他皇帝避之不及的词。每当皇帝被致以“主人和神”的名号时，元老院就想到了自己奴隶般的处境，尤其当它还对权力抱有幻想时则尤为痛苦。但复仇的时刻会来的。在这位“主人”被他的宫廷侍卫弑杀后——他那被放逐而后又被召回的妻子即参与其中——元老们下令“销毁记忆”（damnatio memoriae），他们赢到了最后。人们抹除了这位暴君的名字：他的肖像被捣毁或者（通过替换头部）被重新利用起来，并且除去了带有他名字的题词，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然而有些时候，抹除恰恰加深了记忆：正如每一个威尼斯大国会厅［the Sala del Maggior Consiglio］[7]的参观者都知道的，在历任总督之中，第五十五任总督马里诺·法列罗［Marino Faliero］[8]被涂黑的画像总是——而且往往是仅有的一位——在导游册当中被提到）。最终，图密善注定不会被忘记，他作为一个恶棍保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当中。诸如塔西佗这样的元老院作家必然会将他的统治判定为专横暴政而使之遗臭万年。他们使他至今恶名昭彰。然而就像尼禄的统治一样（讽刺作家们把图密善称为“秃头的尼禄”而将其比之于前者），图密善的统治亦未盖棺定论：阿谀奉辞腐蚀着当时的作品，厌恶愤恨弥漫着事后的解释。

在98年撰写的那部关于其岳父阿古利可拉传记的文字处女作的开篇中，塔西佗陈言，人生15年的青春在图密善的统治下被折杀了。正是在这15年期间，他从一个官职逐级稳步地攀升到另一个官职。在他少有的一段私人评述中，这个“沉默的人”告诉他的读者，在88年，他除了卸下其作为一名行政官（praetor，罗马第二等级的共和制高级官职）的职责外，他还在一个祭司团体中担任职务，该祭司团被称为十五人祭司团（“quindecimviri”，这一名称一直保留，即便其成员扩充为十六人）。他们的职责包括在困境时祈询希腊神谕，以及组织一些非宗教性的赛会，正如在图密善接替其兄长提图斯之帝位将近7年后，于88年所举办的那场竞技会。[9]由于这个职位通常分配给颇具声望的年长政治家或者血统优良的世家子弟，因此塔西佗的上任或者证明了其所具有的特别才干，或者说明他得到了特殊的赏识——或者最有可能的是——两者兼而有之。一般来说，这样的职务地位预示着以后的坦荡仕途，对塔西佗而言，当是如此。在其罗马仕宦之后，塔西佗离开了罗马而赴外省做了一名官员；其去向并不确定。而后在97年，即图密善死后不久，他获任为执政官，该职位在共和制时期乃是政治上的最高官职，在帝国时期仍然是最高等级的公职——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仅具有代表意义。而年近40的塔西佗可能是被那位令人憎恶的暴君所任命的。

但是这一时期的晋升乃是以沉默为代价的，而沉默则助长了恶行。因而最终手上沾满血迹的，不是暴君，而是“将［政治家和执拗的哲学家］赫尔维狄乌斯（Helvidius）拖入监狱的我们”。正直似乎本应该战胜恐惧。但与此同时，担任公职才会在罗马得享尊荣，作为一个罗马人，应该“首先考虑什么有利于其祖国，其次是他的双亲，最后才是他自己”。以帝国（而且往往是反叛者的生命）为代价反抗皇帝正应和了塔西佗直言不讳的批判和隐秘的钦赞。

塔西佗的首部著作超越了一部常规传记的标准，该著作反思了如何在“如此残暴，如此对美德抱以冷诮的时代”，秉持优良品性这一问题。他试图去证明人性价值能够持存于一个非人性的体制之中，“即使在暴君的统治下也存在贤德的人物”。 而他的岳父就是一个为公务出力却又不同流合污的典型。然而，其中或有更深层的动机促使了该书的写作。或许塔西佗如此立论也是在为自己辩护。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似乎并未使自己信服。因为自我责难的语气深切地蕴涵于他的第一部作品之中，这部作品发表时，罗马刚从长期的昏暗之中摆脱出来，更为美好的时代似乎就在眼前。发表的时机本身包含了一个信息：缄默的声音能够再次声言，此时，人们可以“按其愿望去想，按其心里想的去说”。之后，塔西佗即回顾了弗拉维王朝，在其第一部长篇历史著作，即《历史》（Histories）中，记述了这个王朝的统治，以及之前的那些短命的皇帝。他在开篇中坦言，自己在弗拉维王朝中平步青云，毫不讳言在图密善治下的升迁。但是他还能做什么呢？每一个身在罗马的读者定然明白，作者自称对体制的批评中正平和，却已为这体制出过力。

然而弗拉维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图密善一朝，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了塔西佗：尽管文本的阐释者在将一部作品过于紧密地与作者的生平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某些诗人将他们诗中的酒悉数饮遍，爱过他们诗中所有的女子，他们哪里还会有时间作诗），不免会冒有被嘲笑的危险，然而毫无疑问，他在图密善统治下的经历将之造就成了一名作家。如果他出生于这位暴君统治的末期，在“贤君”图拉真（Trajan）统治的早年时期形成其政治意识，并且幸福地度过马可·奥勒留（Marc Aurelius）当政的日子，那么他可能仍然是一位著述家，只是这将是一位极为不同的著述家——或许他甚至不再是一名历史学家。可以说，暴君图密善造就了史家塔西佗。因此，他那关于元老院奴仆的尖刻言辞肯定吞噬了他自己的自豪感。

塔西佗对于价值（values）如何取决于社会和政治情势的关注贯穿了他整个的写作生涯。对于这一问题，他也在自己的第二部短篇作品中有所展开，此即《日耳曼尼亚志》。

[1] 骑士等级，源于古罗马王政时代后期塞尔维乌斯改革中的骑兵森都利亚（centuries）。该改革将罗马公民按财产多寡划分为五个等级，各等级提供数目不等的森都利亚（百人队），此外，第一等级中最富有者还要组成18个骑兵森都利亚。到公元前3世纪时，骑兵大部分为辅助军队所取代，骑士仍保留其社会地位，但作用改变，即随着罗马的对外扩张、贸易和金融商业的发展，骑士作为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大多从事金融（罗马禁止元老从事金融业）或包税事务，从而使得骑士阶层之实质转变为富裕的金融商业阶层，并在与元老贵族的冲突中深刻地影响了罗马政治传统。

[2] 指小普林尼的舅父老普林尼。

[3] 老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中提到过与之相识的一个名叫科尼利乌斯·塔西佗的罗马骑士。

[4]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近代佛兰德斯画家，巴洛克画派早期代表人物。

[5] 古罗马图密善时期达契亚人部落的首领，86年率军渡过多瑙河，多次击溃罗马军队，并一度唆使一些日耳曼部落和萨马提亚部落一同进攻罗马边境，图密善军事失利，遂于89年不得不与之缔结和约以缓解帝国边境所受之威胁。依和约，戴恺巴鲁斯保存了自己的领土，并从罗马那里得到了赔偿金，但承认自己为图密善之藩属。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王以铸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755页。

[6] 维斯塔贞女是古罗马起源最早的一种宗教之一，因侍奉圣火者须守贞而得名。古罗马惩处维斯塔贞女之不洁的习俗即将犯罪者活埋于地下，这种惩罚方式并不被认为是死刑，因为在活埋的同时要随葬一些食物。参见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王乃新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31页注②。

[7] 指威尼斯总督府中的大国会厅。威尼斯总督府始建于9世纪，属中世纪罗马风格建筑，但亦受到伊斯兰建筑的影响，其中的大国会厅装饰精美，内置元首宝座和国会议员座椅，为意大利最大的大厅。

[8] 马里诺·法列罗，1354年以80岁高龄当选为威尼斯共和国元首，之后在一次宴会上，一个名叫斯泰诺的年轻人亲吻了他新婚的年轻妻子，法列罗无法容忍，遂将这名年轻人关入监狱，但“十人会议”对这位年轻人的判决却仅是关押两个月后驱逐出威尼斯，法列罗不满这样的决议，遂纠集同谋者阴谋消灭“十人会议”中的显贵，但计划败露，威尼斯共和国成立审判法列罗的法庭，并最终判处其死刑。如今在威尼斯总督府的“十人会议”厅中，陈列着威尼斯共和国历任元首的肖像，但本应摆放法列罗的地方却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椭圆形框，框下有一行题词：“这是因背叛而被处死的马里诺·法列罗的位置”。1820年，著名诗人拜伦即据此创作了其著名历史剧《马里诺·法列罗》。

[9] 指世纪竞技会（又称百年祭），该竞技会大体制定于公元前249年，规定每百年举行一次，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46年，公元前46年没有举行。奥古斯都据西比拉（西方传说中能够预言未来的女巫）预言书中所说的一百一十年的世纪和十五人祭司团的传统，于公元前17年举行了该竞技会。克劳狄时期又恢复百年世纪，并举行了所谓的自罗马建城以来（前753—47年）的第八个百年竞技会。图密善举办那次竞技会的计算年头从奥古斯都举办的那次算起，但他却于88年提前六年举办了此次赛会。参见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27页；另参见塔西佗，《编年史》（下册），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27页及其注③。

一部臆想的民族志

日耳曼尼亚的部落居民因不与任何异族通婚而没有破坏其血统之纯净，他们是一种特殊的、纯粹的、仅与他们自己相似的人。因此，甚至他们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体格……凶暴的蓝眼睛、褐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摘引于1899年

一个暴君被刺杀的意义乃是由它的后果所决定的。“坏皇帝倒台后的好日子只是个开头”，只有一个更贤良的继任者才能为谋杀的行径辩护。元老院选择马库斯·科克凯乌斯·涅尔瓦（Marcus Cocceius Nerva，30—98）作为图密善的继承者，他被推举为帝乃是由于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也因为他年老而没有子女，鉴于王朝败落的最为切近的教训，后者尤为受到青睐。他让自己及其政策与他那令人嫌憎的前任保持适当的距离，并且发誓，元老贵族将不会遭到残杀。在意志消沉了数年后，罗马的“精气终于恢复”。涅尔瓦开启了这个最为幸福也是最为昌荣的时代，正如杰出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所认为的那样。所有因其颇具潜力的才干而被他们的前任过继为子的五位皇帝，将会督视帝国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而此时的帝国最为辽阔，它包括了整个西欧、北非、中东以及黑海西部和南部的区域。96年时，已年逾六十的涅尔瓦是第一位收养某一继承者为其义子的皇帝。这是一个及时的举措：涅尔瓦于即位当政15个月后去世，而后，上日耳曼尼亚行省总督马库斯·乌尔比乌斯·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janus，53—117年）即位为帝。

图拉真并没有仓促入主罗马，而是留在他所驻的行省以巩固图密善当政时即已开始的事业，即上下日耳曼行省和边界工事的建设。而与此同时，在罗马，没有人知晓这位新皇帝的意图。当时的一位诗人祈求莱茵河将皇帝送还给“他的人民和城邦”。然而依据“宽宥臣服者，击垮傲慢者”这一罗马信条，许多贵族也许会希望他最终会跨过莱茵河并征服整个日耳曼尼亚（包括莱茵河以东的地区）。自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于意大利北部第一次交锋之后，时已过去210多年。在经过诸多的胜利之后，罗马的将领们为征伐那尚未被征服的敌人而举行了庆典，而此时——也许——一位颇具将才的统帅站在了莱茵河畔？

然而，上述的“日耳曼人”并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叫“日耳曼尼亚”。罗马人划定了边界。征服高卢继而征服罗马共和国的征服者，朱利乌斯·恺撒将莱茵河作为高卢部落和日耳曼部落之间——即那些受到他打击而驯服的部落和那些因其反抗而激怒于他的部落之间——的分界线。他似乎是第一个将这两个部落群体（许多后来的作家重新判定他们同属一个凯尔特民族）进行区分的人。日耳曼人作为一个生活于日耳曼尼亚的民族乃是由恺撒创造的：通过有意地忽略莱茵河西岸的日耳曼居民，他将日耳曼尼亚划定为莱茵河以东的区域，称其居住民为日耳曼人，好像他们已形成了政治上的联合。然而事实上诸多的部落彼此存在着争斗与仇视，他们几乎不可能共享一顿没有纷争的餐宴（后来塔西佗即祈祷这样的日耳曼纷争继续下去，“因为命运所能赐予罗马帝国的恩典无过于敌人的内讧”）。恺撒重新划定地理和种族的动机是政治的，并且其政治策略会始终切合罗马在北部欧洲的利益。然而在许多述及日耳曼尼亚的人们中间，元老院议员塔西佗乃是唯一一个对此撰有专著的人。

像朱利乌斯·恺撒一样，但与当时的政治习惯有所不同，塔西佗将莱茵河视为日耳曼尼亚的西部边界（因此基本排除了两个罗马行省）。尽管他充分意识到存在着诸多不同的部落，这些部落接连出现于这本小册子的第二部分中，但他（又像恺撒一样）将他们想像成并说成是一个族群。读者们通过《日耳曼尼亚志》的第一部分了解到这个日耳曼民族——它的形成与出现，以及它的风俗、习惯和制度。塔西佗假定，没有人会愿意迁居到他们的故土上，因为那里“景物荒凉，气候恶劣，不适宜居住和生存”。他那地中海居民的眼睛丝毫不觉得那片被他描述为“密树参天、湿沼满地而令人嫌恶”的土地有什么吸引人之处。但是塔西佗接着写道，这个地方的土地诞生了神祇忒斯托（Tuisto）。这个出生于大地的神祇有一个儿子，曼努斯（Mannus），他们被古代日耳曼的歌谣——“他们传述历史的唯一方式”——颂奉为日耳曼民族的始祖。（现代语言学揭示，忒斯托名字中包含着日耳曼词汇twi，其含义为“两个的”［two］，这可能反映了神祇的双性特征，而他儿子的名字曼努斯所表达的含义则是“人”）塔西佗进而又讲道，由于他们故土恶劣的自然条件，在大地之中诞生的这些土生土长的日耳曼人一直与其他民族保持着隔离的状态。在上文引述为本节题记的那一段最有影响的文字中，他认同那些相信日耳曼民族之土著身份和种族纯洁性的人，而这些所谓的日耳曼民族的体貌特征则是源于希腊和罗马作家所描述的北方人特征。

为了避免一种类似于购物清单的无关联罗列，塔西佗运用了一种想象性关联的文学表达方式（在古代的民族志著作体裁中尤为普遍），使之编排的结构联系紧密却又不显得生硬艰涩。他的叙述开始于对日耳曼地区的讨论，并将“未被划分的日耳曼尼亚”置于其著作的开端（拉丁语就像乐高玩具一样，它的单词几乎能够以任何一种顺序来排列）。然后他以严格的结构化的叙述方式进入“日耳曼人”当中，并结合相关的气候和土地情况，完成对于“日耳曼人”的描述。接下来的章节开始于对“地貌”（terra）的谈论，然后叙述和讨论了与之相关的金属资源，接着转向对其武器装备的述说，继而叙述了他们的兵伍组织，并补充谈论了他们首领统帅的大致情况。《日耳曼尼亚志》是一个编织精巧的叙述，可以看出，它的作者并非一个初习写作的人。

塔西佗展现了日耳曼人在私人和公共领域的一些生活细节，并详细叙述了那些他特别关注的人性价值：自由、坚毅、正直，以及淳朴。这些人性价值似乎仍然能够找到，如果不是在罗马的话，那它们至少可以在日耳曼尼亚被找到。罗马生活与日耳曼尼亚生活之间的那种——往往只是隐含的——对立贯穿塔西佗的整个叙述。在那里，他们不知道“炫耀卖弄的生活方式”，这由他们那朴陋的住所、古朴的武器，以及仅仅具有实用性的工具即可证明。他们将陶制的和金属制的器皿“同等地轻视”（一个塔西佗式简明叙述的典型例证：日耳曼人对两者都不大看重）。在那儿，他们反对奢侈及其与生俱来的罪恶、堕落。剑舞是他们所知的唯一的大场面，而骄奢淫逸的宴会则仅仅出现在罗马。由于质朴助益于美德，而不见可欲，亦可使心不乱，因而其通奸的情形是极其少见的，同样罕见的是他们对此的严酷性：“她们的头发要被剃光，并且将衣服剥去”，与人通奸的妇女要“当着其亲属的面被赶出家门”。正如在塔西佗著作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一句切时的隽语总结了对于性行为方面约制的叙述：“那里优良的风俗习惯要比其他地方的优良法律更有效力”。然而剥离语境后的这句话会飘扬在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的旗帜上，以求重塑被诟病为野蛮的过去。

在这个族群之中，“没有人会对恶习仅仅付之一笑；而且堕落以及受人引诱而致堕落也不被视为‘时髦的风气’”。他们既不“奸诈机巧又不精于盘算”，他们在空阔开放的环境中虔心敬畏“神明力量之伟大”，[1]并且做好了准备去为荣誉和忠诚而牺牲。他们那受到塔西佗特别关注的忠诚超越了友人和家庭的狭小圈子：男性加入一个日耳曼将军的扈从队（comitatus）之中，以争得统帅的尊敬与信任。那些与他人竞享权力与威望的将军为他们的扈从提供给养与声誉，而这些扈从则宣誓为其统帅战斗，直至战死。“一个扈从从战场上生还而其统帅战死被认为是可耻的，而且也是毕生的污点。”在大约2000年后，党卫军成员即戴上了镌刻有这句德语名言的皮带扣环：我的荣誉就是忠诚（“Mein Ehre heisst Treue”）。

日耳曼人的生活热衷于战争的勇武与坚毅，而“无所事事的安逸对于这个民族来说则是可憎的”。正如15世纪人文主义者坎帕诺以塔西佗的描述为基础所写道的那样，他们是“天生适于战争和军事纪律”的战士。当一个青年男性作为一个成人开始进入社会时，这个青年会得到一面盾和一支矛（framea）来学习技艺，回报社群对他的期望；甚至是丈夫带入婚姻的财产中也包含了武器（此外还有牛和马匹等其他物项）。原因很简单，“没有武器什么都做不成”。无论是身在故土还是异乡，作为战士的他们都在捍卫自由：即便他们的国王都不能实行绝对全权的统治。塔西佗以其特有的嘲讽方式总结了他对200多年来日耳曼—罗马战争的历史考察：日耳曼人成为“宣耀军功的对象，而不是真正胜利的目标”。毫无疑问，“日耳曼人对于自由的渴望比帕提亚（Parthian）的专制要可怕得多”（后者乃是罗马在东方最具威胁的敌人）。

塔西佗不会想到，他所列举的那些日耳曼美德会有助于未来的德意志人以淳朴、忠诚、英勇以及正直来定义他们的民族品性；考虑到在他的笔下，后人信奉并理想化的品格是非常自相矛盾的，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使得日耳曼人得以奋勇捍卫其自由的勇敢品性乃是以其他文化上的追求为代价的，并且，塔西佗以他们征战的才能衬托了他们农业方面的落后，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则将之作为职业的高级形式。尽管日耳曼人对自由的渴求将罗马训练有素的军团推入了窘境，但是它也造成了他们自己部落之间血腥的纷争。此外，尽管质朴的生活方式助益于品性的养成，但它也使他们欠缺了文艺方面的教养，而且往往是堕落为极端的荒蛮。对于日耳曼人淳朴的生活方式来说，他们的大部分品性价值都具有明显的偶然性：男人和女人是勇敢和正直的，但这些品性并非出于他们的选择，而是出于生活上的必要，而且在许多方面，他们类似于低等文化发展之早期特质的典型代表。塔西佗对于日耳曼人的描绘将人性价值抛入了一种幽微的光亮之中，展现了它们之间一张一弛的关系，以及那些幽暗的侧面。一些真正负面的特点也有所展露：由于他们性情中存在的某种奇特的矛盾，故而“同样的这些人既贪好闲逸又嫌憎宁静”；他们要么打仗战斗，要么懒散怠惰。如果他们开怀纵饮，想喝多少就供给多少，那么他们就会败在酒上。他们嗜赌而不顾后果，他们的房屋、他们的妻子以及他们自己都被当作了赌本。塔西佗后来的读者，即那些有意强调日耳曼人之野蛮品性的读者将仅仅会看到这些消极的面相，相反，对日耳曼人抱有同情心的读者则会简单地对此予以忽视。而两种读法都不全面，因为塔西佗的画布上包含有诸多的色调。

不论读者们是借《日耳曼尼亚志》来谴责日耳曼蛮族，还是将他们称颂为品性优良的战士，在20世纪初之前，塔西佗的这本著作都被当作一种关于真实的日耳曼生活的历史资料而得到了广泛的阅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年早逝的卡尔·特鲁丁纳（Karl Trüdinger）在巴塞尔大学撰写了一篇关于希腊和罗马民族志历史的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1918年，它将《日耳曼尼亚志》置于古代民族志的传统之中，这就向民族志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就拿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来说，当塔西佗论及日耳曼部族的起源和“纯粹”时，他在既有的民族志表中按图索骥：日耳曼人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族群（由于他们反对移民），并且是种族血统纯净的族群（因为反对与异族混居通婚）。特鲁丁纳在定式化的问题与答案之间仔细地进行了区分。然而爱德华·诺登（Eduard Norden）——一位同时代最著名的拉丁文学学者——几乎同时发表了一项研究，说明了归之于日耳曼人的各种特性是如何从一个异族“游荡”到另一个民族。正如诺登所宣称的，这样一种“主题游荡”的最著名例证是日耳曼人作为一种“除了自己之外与其他种人毫不相似民族”。尽管许多世纪后，这种说法将被拿来作为一种关于日耳曼人的真实报道，并且被当作一种声言雅利安种族纯洁性的论据，但它的确只是类似于希腊人和之后的罗马人眼中的许多异族的典型形象，而其他作家过去就曾将这种典型形象用来描述埃及人和西徐亚人，在此仅举两例即已足够。那时学界内外的普遍观点使特鲁丁纳和诺登所得出的见解遭到了人们的忽视和诽谤，《日耳曼尼亚志》仍然保留了作为第一手史料的文献地位。

相比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异族的其他描述——就像行事迅捷的统帅恺撒来到、看到并撰写的有关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那些略偏主题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看起来像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典型形象的一种拼凑，它的作者很可能从来没有去过阿尔卑斯山以北，他所关切的乃是一种道德的和政治的价值观念，而不是客观确切的事实。塔西佗并非一个见证者，而只是一个读者，为了撰述这本小书，他从许多的文献资料中拣选材料，并从商人、士兵以及其他握有第一手信息的人那里充实相关的细节。当然，这并不是说《日耳曼尼亚志》作为一种历史资料毫无用处，只不过游荡在塔西佗字里行间的日耳曼人在许多方面都是典型的北方蛮族形象，作者受希腊和罗马民族志传统影响，旨趣所在亦是罗马及其帝国。后来，《日耳曼尼亚志》被尊奉为对真实的德意志民族的准确描述，然而事实上，这部著作是一个身在罗马的罗马人写给罗马人看的。只是在后来，这一特殊文化时期的速写才被转变为德意志民族自身的民族肖像。

98年，罗马人再一次对日耳曼尼亚有了政治上的兴趣。与图密善为他对日耳曼人的胜利所做的宣传相反，这些蛮族仍然是自由的。塔西佗是否会希望他的《日耳曼尼亚志》将会有助于劝服这位皇帝去打击日耳曼人？这似乎很有可能。然而尽管他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但是他的意旨却决然是哲学上的。对于日耳曼人那毫无矫揉造作的勇敢、气节以及为自由奋斗的激昂热情满腔热血，塔西佗表现出了怜惜之情。然而他同样也表露了悲戚之感：因为不可能同时拥有所有美好的价值。席地而眠练就勇猛顽强的士兵，但谁又想摒弃舒适的床榻？

不论塔西佗的最终意图是什么，图拉真很快就将兵锋从莱茵河调转至多瑙河，他正确地认识到多瑙河一带才是更为棘手的边境。罗马人从来没能征服日耳曼人所据的地区。然而他们的军团兵士失败之处，他们的作家却成功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将会确定数世纪的日耳曼神话。

[1] 日耳曼人认为把诸神围在墙垣之中是亵渎神明的行为。参见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马雍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60页。

权力的病变

据记载，即使是日耳曼妇女也会偶尔拿起武器，复续她们男人的战争努力。

——詹南托尼奥·坎帕诺（Giannantonio Campano），

对《日耳曼尼亚志》的阐释，1471年

图拉真被指定为皇帝后，于100年从日耳曼尼亚最终返回了罗马，他敬奉其养父为神圣之君，其所作所为表现得礼让得体。元老院就此而打消了之前的疑虑，对新皇帝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并以适当的方式予以配合。在图拉真完成了对达契亚（包括多瑙河、特拉西瓦尼高原、维斯瓦河，以及黑海东岸一带的区域）的两次重要的军事征伐，从而使得罗马帝国的疆域越过多瑙河而逐渐扩张到极致（其疆域在包括了阿拉比亚行省［Arabia］后即达到了最大）后，元老院即奉献了一根石柱以恭颂其荣耀。该石柱——一根记述了图拉真军事成就的大理石石柱，至今仍然矗立于威尼斯广场（Piazza Venezia）附近的罗马广场北部——也将会在他死后成为他的墓碑。能够被安葬在罗马城中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就图拉真而言，被赋予该荣耀不仅仅是由于其在帝国之外的功绩，而且还得益于他在帝国之内的成就。他设置了掌管罗马内外财政职务的行政官僚（curatores），例如小普林尼，即塔西佗那性情温良的通信友人，他曾任职于比提尼亚（Bithynia）行省（位于今土耳其中北部），并通过信件向皇帝的臣僚反映他的困难、问题与建议。在处理基督徒问题时，小普林尼即向皇帝请示了意见并收到了相对温和稳重的指令：坚持依法律程序行事，并杜绝滥告滥罚。

这位皇帝在处置达契亚战利品时也表现出了慎重：这些战利品被用于促进整个罗马帝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在罗马建设了帝国最大的公共场所——图拉真广场，富丽堂皇的乌尔比亚巴西利卡（Basilica Ulpia）就在这个广场的底部。[1]与之前的皇帝一样，建筑乃是为了宣扬皇帝的丰功伟绩。但图拉真对人民的真诚关切同时表现在建筑工程和行政治理上。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尼禄“金宫”的旧址上建立公共浴场，而“金宫”废墟也为公共浴场的建设提供了石材。皇帝再一次将自己塑造为一名公仆，他的许多成就并没有被忽视，因为他不久以后就被——先是非正式地，而后又被正式地——赞颂为optimus，即“最好的元首”。

自然的死亡乃是一个皇帝最终的荣光。图拉真在当政近20年后，于117年在其病床上溘然长逝。与图密善不一样，他的统治是一种开明专制（affable autocrat）。就在他去世之前——并且带着一点耐人寻味的疑虑——他拟定了普布利乌斯·艾利乌斯·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76—138年）来作为自己的继承者，而罗马帝国在后者强有力的统治下继续享有和平与繁荣。可以说，即使在其最后的决策中，图拉真也做到了尽善尽责。后来的罗马人只能企盼，他们的皇帝祈祷“天瑞祥于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巧妙稳健地将罗马共和制转变为第一公民的统治：元首制）和“德善弘于图拉真”的愿望能够上达天听。塔西佗自己在《阿古利可拉传》的开篇里明确提到最好的元首（optimus princeps），以此来表达他对这个最幸福的时代的感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决定不去写这段幸福的王朝。

塔西佗在新王朝中仍旧担任着公职。小普林尼叙述了他的两次演讲：一次是在97年的一场葬礼上作为一个颂扬者所做的演讲，一次是在100年时作为一名控告者所作的雄辩演说。而他随后几年的情况则鲜为人知。然而很有可能的是，他在政治上仍然活跃，因为正如前文提到的麦腊萨铭文所透露的，他在112年到113年间成为亚细亚行省的总督。阿非利加和亚细亚是最具声望的两个行省，塔西佗必定足够杰出才会得到这样的任命。关于其最后二三十年的其他详细情况，包括他去世的日期也并未确定。但是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在那些年里，他在苦心孤诣地撰写他重要的历史著作。他从图密善那令人愁苦的统治中脱颖而出，并成为罗马极其卓越的历史学家，其杰出乃是得自于他那颇为新颖的写作风格，对暴政的真切叙述，以及对统治秘术（arcana imperii）的反思。在完成《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数年之后，他撰写了他第三部短篇作品（这些短篇作品也被称为“历史的尝试”），即关于自由的又一沉思的《关于演说家的对话》。这部作品看起来似乎是在讨论演说技艺的衰落，而事实上，它是把这个话题当作一片棱镜，用来聚焦言论的自由——它的境况、意义以及政治影响。他后来的长篇著作则会描绘出这样一个世界，其中，言论的自由被兢心斟酌的沉默和阿谀虚矫的言辞所取代。

《历史》（Histories）一书上起四帝之短命统治的漫长一年（69年），下迄图密善之死（96年），正如该著的前言对读者的提醒（在面对塔西佗致密严谨的风格所带来的挑战时，译者总是感觉他们自己有所遗失；在此，对著作的描述逐渐转变为对时代的描写），这本书“充满了灾难，其中有战争的暴戾、激烈的内讧，即使没有干戈纷争也残暴凶险”。罗马已经丧失了传统的德行。为了呼吁一种早已失落的责任感，四帝时期的首位皇帝伽尔巴（Galba）在69年时曾宣称：“我要选拔自己的士兵，而不是收买他们”；不久以后，他就为他的这种说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塔西佗简洁有力地评述道：“假使他从未领有过统治大权，人们还会认为他是个有能力的统治者”。尽管其中偶尔出现文雅得体之举，以及转瞬可见的明朗时日，但完成于2世纪最初十年结束之时的《历史》却让人们看到，“诸神并不关心我们闲逸无忧的安全，而是更多注意我们应受的惩罚”。然而，人们只能想象塔西佗对图密善统治时代的描写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不幸的是，这部（可能）有12卷的涵盖了28年历史的著作，只有前4卷和第五卷的开篇留存到现在（保存于一份11世纪的手稿中，该手稿藏于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图书馆，并以该图书馆命名，被称为美第奇二号手稿）。它们只呈现了不到两年的历史。Habent sua fata libelli：书亦自有其命。

《编年史》（Annals）是塔西佗的第二部长篇史著，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亦是其巅峰之作，对于那种将绝对权力委于一人，同时将正义弃予偶然和命运的政治体制，这部史书继续进行了剖析。与他早先所作的说明不同，塔西佗在这部著作中不写他自己在贤君涅尔瓦和图拉真统治下所经历的时代。相反，他回溯既往，开始着手一段关于暴政的考古学。他的记述始于奥古斯都之死（在14年），正是奥古斯都——尽管他似乎只是自称“平等人之中的第一人”——开始了第一人（the first man）的统治；而他的叙述结束于尼禄之死，即朱利亚·克劳狄王朝最后一位皇帝，这也是（早先撰写的）《历史》开始之处。也许塔西佗的旨趣在于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这让他更加深入到过去、权力阴谋，以及人性之脆弱的反思之中；抑或他认为不去记述这些“幸福的时代”要更为稳妥些——除了在描绘早已死去的暴君时偶有提及？无论如何，《编年史》主要是一部关于独夫之治的研究著作，对于那些“被诸神赋予至高无上的事务裁决权”的人，以及那些“只留下谄媚顺服之荣光”的人来说，这部著作都会让他们心神不宁。它生动地刻画了脾气乖张的提比略（Tiberius）、笨拙痴愚的克劳狄，以及矫揉造作的尼禄等诸帝的形象。这些皇帝在统治之前还是温良仁善的，而且道德的伪善是可以期待的最好结果。然而既非提比略，亦非“被所有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残暴行径弄得污秽不堪”的尼禄保持了他们最初的努力。在这样的境况之下，自由只可能存在于帝国之内的外来移民中，或者是在帝国之外，例如，在日耳曼人之中。

另一方面，罗马像是“一个景况凄凉的国家”，在这位皇帝的统治之下，被委于诸趋炎附势之人。一位精于政治阴谋的人士曾提醒提比略的母亲“不要把宫闱秘事，心腹亲信出的主意以及士兵们干的事情声张出去；而且提比略不应把任何事情都交给元老院，从而削弱元首（principate）的权力。专制权力所必须的一个重要条件，即人们如果只听命于一个人，事情才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在《编年史》中，塔西佗还给读者抄录了一份很长的遭人诟病的财务单；但是这部共计18卷的著作（是否完成，以及在何时完成，并不确定），而今却只有1-6卷和11-16卷遗留给我们（这要归功于来自9世纪和11世纪的两份手稿）。关于卡里古拉（Caligula）——那位惜爱一匹名为“疾足者”（Incitatus）的马爱到打算将其任命为执政官的疯癫皇帝——一朝的情况，这部书一页内容也没有留下来。

约翰·弥尔顿称塔西佗为“暴君们最有可能的敌人”。他还是一个戴着白色手套而不手染鲜血的杀手。他所选择的武器是含沙射影。他先是报道传闻：关于奥古斯都之死，“一些人怀疑是他的妻子暗中作祟”。然后展现了具有破坏性的另一面：皇帝和他的母亲没有参加他们亲人的葬礼，是因为他们“认为公开场合的哀悼将会有损他们的尊严——或者是担心人们在注视他们的行为举止时，会看穿他们的伪善”。他仅仅通过并置的方式就可以产生影射的作用：尼禄的纵欲放荡被火把所照亮；之后我们就听说了罗马的大火——当然，“这是出于偶然还是皇帝蓄意为之，很难说清”。那么，在这样的旁敲侧击之中，谁应担负罪名昭然若揭。

他对人物、政治分析以及败坏的道德准则的揭露性描写使其读者着迷了近两千年，他对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政治言说的深刻影响使得这一时期被称为“塔西佗时代”。毫无疑问，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那尖刻犀利的叙述风格，他以这种风格剖析了病入膏肓的罗马政治体制。他那颇具神采而又犀利洗练的文风启发了直至20世纪的诸多作家，包括20世纪最伟大的塔西佗主义者（Tacitean）罗纳德·塞姆爵士（Sir Ronald Syme）。[2]当这位20世纪的历史学家写下“人世朝代虽有更迭，而文风依旧”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可能就是他自己以及他从这位罗马史家那里所得来的恩惠。

这种十分独特的文风让人为难：它以几近晦涩的简洁，不拖泥带水的明快讽刺，不对称的句式结构，以及难以捉摸的含混双关为特征。这种简明的风格往往会使其读者透不过气来，并且它总是集中在令人难以忘怀的字句之中：“他宁愿因犯下罪行而受到控告，而不愿仅因有犯罪的企图而受控告。”他避免平白无奇而毫无起伏的叙述编排，并尽量避免使用日常词汇，从而在翻过每一页时都会让读者出乎意料。尼禄开始付诸实行“那项蓄谋已久的罪恶”，乃是因为他的情人并在之后成为其妻子的波佩娅（Poppaea）通过“频繁的嗔怪并偶尔以嘲笑的方式”刺激了他，塔西佗本可以叙述为“以频繁的嗔怪和偶尔的嘲笑”。但他避开了这样对称的句式，从而使其读者始终屏息凝神。同样不对称的是，他对事实的呈现方式，其中最复杂最重要的事情往往只是被一笔带过。他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作家，他引导其读者发现他们已经误入歧途，并且通过其暗示来破除那些误导性的成见。源于塔西佗主义者的那句时髦话语：“因其缺席而引人注目”，恰好可以作为其文风力量的一点标识。

塔西佗因其语言所具有的那种诗性的力量而被誉为罗马民族中少有的伟大诗人之一；他无疑也是他们最伟大的讽刺作家之一。他对人性的缺陷和软弱冷眼相看，同世人若即若离。他饱含悲愤，评论却不失机智风趣。然而，他终究按捺不住，始终持守着对超越于日常喧嚣之上的人性尊严的一种永恒的信念。对此，人们或许会产生些许疑问，关于数世纪后人们对于《日耳曼尼亚志》的利用，塔西陀会作何感想。

[1] 巴西利卡：古罗马时期一种综合法庭、交易和会场的大厅性公共建筑，其形制对后来的基督教教堂和伊斯兰教礼拜场所均有影响。乌尔比亚巴西利卡位于图拉真广场底部。

[2] 罗纳德·塞姆（1903—1989年）：英国伟大的塔西佗主义者，生于新西兰，著有《罗马的革命》、《塔西佗》（两卷）。

2

幸存与拯救

塔西佗在何处？

——科鲁奇奥·萨路塔提（Coluccio Salutati），1392

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我们几乎没有听到关于塔西佗的任何消息。而后，在丝毫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1425年年末，罗马的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坐下来以“潦草迫切的笔触”给他在佛罗伦萨的终生朋友尼科洛·尼科利（Niccolò Niccoli）写去书信。[1]波焦以文书人员为业，同时也是一位热情的人文主义者，他在自己笔耕不辍的书信中记录其生活的大致状况，特别是他搜寻手稿的事情。这一次他则有重大新闻。作为一个娴于布局的作家，他懂得将此珍闻为他那同样嗜书的通信好友留至最后：

差不多就是这些了。我把最好的消息留在了最后。我的一个修道士朋友从德意志的一个修道院给我写信说，他发现了一些我们颇有兴趣的那种书卷。在这些书卷中，有我们此前一直不了解的朱利乌斯·弗朗提努斯（Julius Frontinus）和科尼利乌斯·塔西佗的著作。

在创作完成将近1500年后，《日耳曼尼亚志》将会再次被人们阅读；沉默了数世纪的塔西佗将会再次开口说话。但是他的幸存一度是危险的。经过了时代的风云诡谲，他带着他那几部短篇作品中唯一留下来的一部手稿到达了安全的15世纪。如果被火焚毁，被阳光晒湮字迹，或者被雨水淋坏，那么，他的这本最危险的书将必定不会成为500年后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想要得到的东西。

[1] 波焦·布拉乔利尼：意大利著名学者、文学家、人文主义者、政治家，于1453至1458年间任佛罗伦萨共和国执政官。身为人文主义者，他致力于探寻古典文献，并于1414至1418年间，在今天瑞士、法国和德国的一些修道院中发现了诸如昆体良、西塞罗、塔西佗、卢克莱修等人的作品。他本人留下的作品有《论贪婪》（De avaritia），《反对伪善》（Contra hypocritas）等一些哲学著述，小册子《咒骂》（Invectivae），一部逸闻语录（Facetiae），一部佛罗伦萨史以及诸多书信。

一段平静的旅程

撒克逊人最关心他们的种族及其高贵的特质，并且不与其他部落的人通婚而随意玷污他们的血统，尤其是那些劣等的族群部落；他们试图培育出一个仅与自己类似的独特而又纯粹的民族。

——富尔达的鲁道夫（Rudolf of Fulda），ca.865

后世之人多靡靡健忘，像《日耳曼尼亚志》这样一部写于两千年前的作品直到今天还在被人们传阅着，似乎显得十分不可思议。它从世纪开始流传，最初是以塔西佗所处时代的早期抄本形式，到后来则是以另一种手抄稿本的形式。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其中的细节，但我们也许能够重构其流传的大致情况。

在完成《日耳曼尼亚志》以后，塔西佗可能曾将它送交给了一个朋友，也许就是他娴于辞令的通信友人小普林尼，塔西佗习惯与他在撰著方面进行交流。小普林尼作为这部作品的首位读者拿到的是一份纸莎草卷本；其中是塔西佗的一个奴仆用苇笔或铜笔蘸着某一种墨水（罗马人制作墨水所使用的原料有碳烟、乌贼墨囊等）抄录下的原文。小普林尼在一个军营中写道：“我读了你的书，并且尽我所能对我认为应该修改以及应该删去的地方做出了必要的评注。”在这样的意见指导下，塔西佗又重新校阅了《日耳曼尼亚志》，然后将复本交给更多的朋友，再次征求意见。他也可能召集了他的友人（amici）——朋友、元老院议员，以及他的一些客人——一起阅读、讨论，并在最后做出厘定。

随着这些最后修改的完成，这本书最后得以出版：更多的复本将会在一个不断扩大的圈子中被传阅给更多相识的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塔西佗这本书流入了私人和公共的图书馆，比如宏伟的乌尔比安（Ulpian）图书馆，这座图书馆作为图拉真广场的一部分于110年左右建成完工，是罗马四座大型图书馆中最为宏伟的一座。此外，人们在当时的书店中也许可以购买到《日耳曼尼亚志》，这些书店集中于城市中心附近，它们会将书的摘录贴到柱子上供过路人阅读，因为实体的书卷容易出现磨损或被撕坏，故而要将其妥善地保存在书店里面。当时的私人抄本不得不用手写——可能是用罗马正体字（capitalis），即粗细笔画结合写出来的横平竖直的大写字母，其中，粗细笔画交错并置使用，而不是写成一线——并且没有任何两份抄本会出现有同样的错误。大体而言，很少有证据表明，书在当时是一种昂贵的商品，而且，甚至像里昂（Lyon）这样规模的乡镇里也有书店存在。也许正如小普林尼在其一封书信中所提到的他本人曾做过的事情，塔西佗可能也与书商达成了协议。但不论实际的情况如何，《日耳曼尼亚志》必定在创作完成不久后即流传开来，因为在当时其他的著作中可以见到这本书的踪迹。

文学的卓越造诣永垂于世间，而诸无常之命运（the Fates）则必须将作者的生命延续至死亡之后，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形。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在塔西佗那里却显得极为勉强而吝啬。小普林尼曾以自己类似的希望所燃起的热情预言道：“您的（指塔西佗的）《历史》将会永传于世”，其作者亦会永世流芳。然而塔西佗却留存于支离破碎之中。诸多世纪以来，他的作品遭到了严重的损佚，而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出现的所有作品也只存留于一份手稿之中。手稿的抄写保证了一部作品的传播：如今，没有任何罗马作者的手迹留存下来，而且现在也很少有4世纪的手稿仍然保存着。只要是没有被奴仆或（后来的）修道僧侣以倾斜的笔触传抄，作品就会湮没佚失，而其作者所留下的丝缕踪迹也会最终戛然消逝。塔西佗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的著作并没有被包含在经院作家们的重要经典之中，因此他的著作也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反复抄录。一份尚未得到确证的材料里讲道，马库斯·克劳狄乌斯·塔西佗（Marcus Claudius Tacitus，275—276），即罗马帝国逐渐走向瓦解时期的一位短命皇帝，曾下令抄录和传播塔西佗的著作。这位与塔西佗同名的皇帝伪称自己乃是塔西佗的后裔，而且他还表露了对这位作家之声名“可能会因其读者们的疏失而归于殒寂”的担心。不论此事真确与否，如此的忧虑似乎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可能仅仅在塔西佗去世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位罗马史家的恒久声名就已经难以确保。然而就像其他被认为是值得保存的著作一样，塔西佗的作品在受到帝国关注的短暂境况中也同样由纸莎草卷本整理编订为羊皮纸卷本（形式上类似于现代书册）。在这期间，即从3世纪到4世纪这一时期，那些短篇作品被完整地编订在了一起。

接下来是黑暗时代，而对于通过阅读和抄写手稿才能保证作者的声音得到倾听而言，这也是一个沉默的时代。一般而言，许多个人作品数世纪的流传经历大同小异，这往往可以比之于沙漏：一些像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或者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这样的作品手稿在罗马帝国晚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流传，直到6世纪中叶，一些文书人员仍然誊写了许多新的抄本，故而此时流传的诸多作品手稿相当于充满了沙漏的上玻璃斗。然而从550年到750年间，即所谓的黑暗时代，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沙漏的瓶颈，世俗作品的传抄几近于停滞。就罗马民族诗人维吉尔的情形而言，他是一个特例，其手稿（或其中残存下来的）存留于这个时期之前：4世纪的手稿留存下来的有6部（其中就包括带有插图的维吉尔·梵蒂冈［Vergilius Vaticanus］手稿）；[1]5世纪的留下了5部，而500年左右的则只留下3部。但是直至过去了250年，加洛林王朝的学者和抄写员才在查理曼（747—814）的保护下于8世纪下半期重新开始了抄写誊录手稿的工作。他们搜寻所有那些覆满灰尘并被人遗忘的羊皮纸文稿，将古典的作家们从湮没之中重新翻检出来，并且在其中碰巧找到了塔西佗和他的《日耳曼尼亚志》。然而，许多其他的作品手稿及其作者并没有那么幸运。

欧洲大陆的政治景观在8世纪期间经历了结构性的转变。一俟查理曼于768年开始其统治，他就接续了祖父和父亲扩张法兰克统治的事业；他的领土很快就从比利牛斯山以南的西班牙边境区扩展到英吉利海峡，从易北河以西的萨克森地区延伸至意大利的中北部，即伦巴第王国。在它的首都，即今属德国并与荷兰和比利时毗邻的亚琛（Aachen），查理大帝统治着一个唤起了昔日罗马情感的欧洲帝国，而当他于800年被教宗利奥三世（Pope Leo III）加冕为皇帝时，他也就被正式与罗马帝国联系在了一起。不久，在当时硬币上的缩写文字中，他就被颂誉为KAROLVS IMP（erator）AVG（ustus）。[2]如同罗马的首位皇帝奥古斯都一样，查理曼也推动了文艺的兴盛发展，这场文化复兴——就如同其王朝的名称一样——以他祖父的名字命名，即“加洛林文艺复兴”。

纵观整个查理曼帝国，人们可以听到诸种不同的语言。大体而言，莱茵兰以西和以南地区的人们讲着一种粗俗的，逐渐蜕变为罗曼语的晚期拉丁语。[3]在莱茵河东岸一带，拉丁语是官方语言，但是在此之外，人们则讲着日耳曼方言。那位多才多艺的皇帝讲着一种法兰克语的方言，然而他也精通拉丁语。查理大帝个人致力于拉丁语和学问的推广和促进，使之超出圣经注解和帝国行政需要的狭隘范围。他让他的儿女们接受文艺诸科的教育，让他们学会阅读，而且自己在晚年还努力学习写作——尽管据其传记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所说，他的这项工作收效甚微。

暴君总是害怕那些比他们自己精明聪慧的人；而贤君则会善用这些贤良之士。查理曼身边围拢有诸多因其学识而被他从帝国各地延请来的文人墨客，他将这些人安置在亚琛的宫廷学校，使之一度就像是一座亚历山大里亚式的学术圣殿。在这些学者们中间，有虔诚而博学的诗人阿尔昆（Alcuin，735—804），他来自于诺森比亚（Northumbria）的约克郡，作为皇帝的首席顾问，他在学术和教育方面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而后，新的学校建立起来，学科设置也得到了规范：“要让每一个修道院和主教区教堂都成立教授孩子赞美诗、乐谱、唱歌、算术和语法的学校……而且，如果需要抄录福音教义、诗篇或弥撒书，那就让年富力强的人们尽心勤勉地去抄写”。一些罕见的和被忽视的手稿就此被发掘了出来。那些坐在缮写堂的抄写员抄写手稿时使用了一种新的书写字体，即加洛林小草书体。这种字体简洁明了，其圆润的字母清晰易辨，单词之间由均匀的空间隔开，而这种字体也从阿尔昆在亚琛的学校传布到了整个帝国。总之，正是在这一时期，这第一波的复兴（rediscoveries）将大量现存的古典作品带给了后世的子孙。但通常要通过15世纪的又一次重新发现，加洛林王朝学者们发现和传抄的作品才能留传至今，就像塔西佗的情形那样。

在今属德国中部黑森州的富尔达（Fulda）建立了一个致力于传布文学和学术的修道院。795年左右，富尔达第二任修道院长鲍古夫（Baugulf）收到了由查理曼发往所有修道院的关于“文教”的帝国信函。在信中，皇帝要求那些即使天资聪颖的人也要研习文法，“以便那些以好的生活尽心取悦上帝的人们不会疏惰于以好的言辞取悦他”。由于加强语法学习乃是一种虔诚之举，故而他告诫自己的臣属要着手语法方面的学习，“以便更为容易和准确地理解圣经之玄奥”。就在查理曼个人曾经驾临过的富尔达附近，现存唯一的《日耳曼尼亚志》抄本将会在15世纪时被人们重新发现；而且正是在富尔达，《日耳曼尼亚志》在人文主义时代到来之前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使用。

一个人的不朽声望往往以许多人的默默无闻为代价。对此，富尔达的鲁道夫就代表着那一长列无名的僧侣抄写员，而那些古典文本的保存即归功于他们的秉烛抄录。在一些图画中，可以看到他们俯身在倾斜的书桌上，娴熟地挥动着羽毛笔——除此以外，他们有时也会以书写上的勤勉用功来弥补他们在语言能力上的欠缺。他们对于拉丁语的认知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地区的差异而有相当的不同，正如经常在他们的手稿边页的解释——注释——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注释有一些是拉丁语，有些则是方言。虔信而诚挚的鲁道夫曾师从博学的拉班努斯·莫鲁斯（Rabanus Maurus），后者乃是阿尔昆的一个学生，后来在822年到842年间，任富尔达修道院的第五位院长。

在富尔达修院，鲁道夫与他的老师一道，将修道院转变为一个学术中心和古典文化的传布场所。在图书馆和学校的高墙之内，羊皮纸的沙沙声日益不绝于耳。拉班努斯孜孜不倦地搜寻古典文物，并督理着一个缮写堂，其中，抄写员们用来自于爱尔兰和大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书体誊写出了许多优美的抄本书卷。其典型风格是每行字母从左至右逐渐缩小；然而，这种书体逐渐由加洛林小草书体所取代。拉班努斯和鲁道夫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不久以后，他们收集了两千份手稿，从而使这个修道院在数世纪以来成为一所具有重要地位的图书馆。其珍贵的馆藏中就包含有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一份极其罕见的抄本。

鲁道夫也是一位作家（最引人注目的是圣徒传作品），863年，他受人委托，答应撰写一部著作，叙述殉道者亚历山大的圣物如何在851年从罗马迁转到威尔德豪森（Wildeshausen［在萨克森］）。这些圣物埋藏于一所新建立的教堂里，以劝息那些冥顽不化的异教信仰（萨克森人对查理曼之权力和基督教化抵抗了近30年）。鲁道夫通过回溯萨克森人作为异教徒的过去而开始了他的叙述：“据古时候的记载，萨克森人出现于不列颠的英格兰居民之中，他们驾船渡海，在竭力寻找庇护之地时逐流到了德意志海岸。”通过运用这种历史的视角，他希望“明智的读者”能够看到异教的萨克森人的一些详情，以便可以使读者“意识到他们因着上帝的仁慈与恩典而从一种多么可怕的过失中获得了拯救”。若我们悉心地加以审视即会发现，这些过去的异教徒被裹上了塔西佗式的外衣。鲁道夫从《日耳曼尼亚志》中择取了三章，其中的变化则主要是将塔西佗的现在时转变为教士的过去时。在鲁道夫的叙述中，萨克森人甫到新居地就将他们自己与其他部族区别开来，并试图把他们自己培育为“一个仅与自己类似的民族”。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第四章将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鲁道夫这里则是首次被附会改写，尽管其中的萨克森人是被作为移民来看待的（他们并非如塔西佗所说的日耳曼人那样是土著居民）。

不仅如此，鲁道夫还从塔西佗那里借取了更多的素材。在其描绘中，萨克森人就像是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过着一种淳朴、正直和率真的生活。而且，“如果他们对其造物主并非蒙昧无知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发现真正的幸福。此外，鲁道夫还描述了他们如何“在诸神之中奉墨丘利（Mercury）为至尊之神”，并“在特定的日子里以人献祭”。在此，塔西佗著作里高贵的蛮族（barbarians）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鲁道夫笔下高贵的pagans（异教徒）。时代在变化，一些文本之意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富尔达修道院还见证了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其中，塔西佗似乎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在9世纪前，拉丁语Theodiscus（德意志人）被用来作为德意志人的专有名称。语言学家已经表明了这个名称与含义为“民众”（the people）的日耳曼词语theudo所具有的关系。由于拉丁语扎根于方言词语中，故而这样的用法似乎颇为平常。然而在876年的《富尔达编年纪》（Annals of Fulda）中，出现了Teutonicus（条顿人［德意志人］）一词。尽管该词与德意志语言没有关系，但它却取代了之前那个词语而成为“德意志人”的标准拉丁语形式，直到人文主义者以Germanus取而代之。为什么一个外来词汇会成功地取代一个既有的词语，这令许多学者困惑不已。然而这似乎是接受自塔西佗，因为他写过一个叫“条顿人”（Teutones）的日耳曼人部落，从而使得这一部落名称成为指代所有德意志部落的一个词语。

然而，鲁道夫并没有提及一个单一的德意志民族，而且也不认为他们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族群。他仅仅把萨克森人看作是生活于德意志地区的诸多部族之一。他对《日耳曼尼亚志》的改写附会局限于萨克森部落，因此与15世纪时出现的那些用《日耳曼尼亚志》来确定共同的德意志人祖先的人们明显不同。这可能是为什么鲁道夫诉诸塔西佗却又没有得到响应的一个原因；在整个中世纪，他的附会改写似乎是仅有的一次。《日耳曼尼亚志》只有在不同的情境下才会发挥它那独特的影响。因此塔西佗的作品将会再次在时代的海洋上飘荡，悬浮在遗忘的深渊之上，并最终为人文主义者所攫取。

[1] 维吉尔·梵蒂冈手稿：抄制于400年左右之罗马的一部手稿，装饰华美，内容包含有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和《农事诗》的残篇。该手稿是《埃涅阿斯纪》现存最古老的文本之一，也是仅有的三部附有插图的古典文学作品手稿中的一部。

[2] Carolus Imperator Augustus，即奥古斯都查理大帝。

[3] 莱茵兰即“莱茵河左岸地带”，今德国莱茵河中游。

虚渺的发现

在德意志人之中，科尼利乌斯·塔西佗仍然保持着沉默。

——波焦·布拉乔利尼，1428

在鲁道夫隐秘的附会借用之后，塔西佗便再一次归于沉寂；然而，它并非彻底地沉默，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撰写的一些著作中，《日耳曼尼亚志》中的一些段落章节仍然被有所征引。一些对塔西佗的引用表明，12世纪时，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修道院中——该修道院在罗马以南80英里处置设有一个差务繁忙的缮写堂和一个中世纪最优秀的图书馆——保存着一份塔西佗短篇作品集的抄本，如果存在的话，它也已被人遗忘；而鲁道夫在富尔达所使用的那份抄本并未遭人遗忘。

500年过后，加洛林的抄写员早已逝去，许多拉丁语作家需要再次被拯救。昆体良（Quintilian）即是其中之一，[1]昆体良与塔西佗同时代，是罗马最全面的修辞学手册的作者：

毫无疑问，这一秉负荣耀之人［昆体良］是如此的优雅、纯贞，并富有美德和智慧，他再也无法忍受监狱的污秽、肮脏，以及狱卒的残忍野蛮。像注定要死去的人一样，他满心悲伤，身着丧服；他的胡子肮脏，头发也沾满了污泥，以至于从其表情和外貌即可看出他被召去忍受了那并不应得的惩罚。他似乎要伸出他的双手，去乞求罗马人的忠诚，要求将他从一个不公正的判决中解救出来。

昆体良的诉求——生动地呈现在波焦·布拉乔利尼于1416年写的一封信中——并没有落入聋子的耳朵里。同波焦一样，许多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四处跋涉，搜寻手稿，他们纵贯北欧修道院，翻检、寻找、解禁并抄录那些受到不当对待的罗马古典著作。塔西佗的作品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在15世纪后半期，塔西佗短篇作品——其中就有《日耳曼尼亚志》——在热切的人文主义者之间的传抄使人们在意大利看到了一个被修剪干净、衣着端正的塔西佗。由此，从监禁之中幸存下来的塔西佗便逃出了尘封，尽管九死一生。

15世纪20年代早期，人文主义圈子听说了塔西佗的短篇著作。而后南方的微风即携带着各种传言吹到了为伺候枢机主教博福特（Cardinal Beaufort）而不得不固守在伦敦的波焦那里。为赚取生计，他远离地中海的家乡，依靠与人文主义者同侪通信来获取新闻和慰藉。其中有人告诉他说，传闻米兰大主教巴托洛米奥·弗兰西斯·德·拉·卡普拉（Bartolomeo Francisci de la Capra）已经找到了那些尚不为人知的罗马史家所撰述的作品。波焦没有急于承认别人成就的习惯，而他的兴奋也因怀疑而顿减。他在1422年6月10日写道，谁会相信一个如此有野心的主教竟会依赖于琐碎的流言来传布他的发现？他本可以公之于众！而且，倘若只是复制抄写这些书卷的话，那么一个身处他这样位置、“得到皇帝惠赐之支持”并管理着那些“野蛮的倔驴”的人，获取那些书卷岂不易如反掌？而即便是他——波焦——在游历至德国时，也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抄写员。他总结说，还远远没有什么真正的发现，那位主教只是将“传闻作为事实”来传布。波焦只相信眼见为实。但是数年后，对于尚未亲见的东西，他不仅会相信，而且还会竭力追寻。

据说，风格即人。波焦书信的读者可以从一些插图中认出这位作者。在这些插图中，他身材略显矮墩，面庞干净，一身学者派头的打扮，并且眼神中透着一种坚毅专注的光芒，咧开的嘴角则带着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微笑。在他的前额上有一条意志坚定的沟纹，一条眉毛略微地皱起，也许他正处于惊异之中。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家族背景并没有决定他的学者事业，他的工作表明，其学术训练与专注乃是受激于他那穷困的青年时代。1416年时，他从积覆了数世纪的灰尘中救取出了上文所提到的昆体良著作，这部著作由关于“演说家的修养”的12卷书组成，他用了整整54天抄录了该书。坚韧、才干以及学养使得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和手稿搜寻者，而其经历也都被详尽地记载于他自己保存起来的书信集当中。

插图4：波焦·布拉乔利尼木刻版画。（霍顿图书馆，哈佛大学，Typ52097.225）

在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意大利语：umanista）意味着一个研究古典学问的学生，反之，也可说是关于具有古典学问的老师。这一用语源于西塞罗的humanitas（人性）概念，最初是用来指精通“自由技艺”（the studia humanitatis）的人。但是从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他蔑视中世纪，并热心于追寻像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西塞罗那样的古典作家——开始，一个人文主义者即被认为是热衷于古典学问的人，特别是罗马文化，其次则是希腊文化。彼特拉克致力于古典文献的重新发掘和修复。他试图在一份手稿——更好的是——同一部作品的几份手稿之中，去重整原初的文本及其含义——古典作家的一字一句（ipsissima verba），因为这些手稿在数世纪的抄录中已经遭到了文义变乱的危险。现存的《日耳曼尼亚志》手稿就是一个例子，在塔西佗写到日耳曼战歌并在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段落中，同时出现了barditum和baritum：到底哪一种变格是正确的？除了这些学术上的努力，他们还渴望去创作一些足以与古典著作相媲美的作品。其中特别风行的一种写作体裁是书信体，即看似朴实无华但却极其精巧的书信文学，就如同由波焦悉心的“潦草笔触”所写的那些。对人文主义者而言，通信并非只是取代交谈。他们在写信时心存未来的读者，而且勤勉地抄写、收集自己的信件，并为信件的失佚而伤感哀怨，这样的书信使得它们的作者能够“在他们的此生之中对身后人讲话”

波焦的一生以近乎狂热的嗜书癖为特征。对古典著作的热衷点燃了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这些作品的渴望，而他们探寻的方式有些时候则颇为不当。塔西佗《编年史》前几卷所仅存的手稿乃是从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th Rhine Westphalia）[2]的科尔维（Corvey）修道院中盗取而来，而后被教宗利奥十世花了一小笔钱购得。（这位深怀悔罪之感的教皇给那些愤怒的僧侣们送去了一份装饰精美的手稿复本以及一份教宗的赎罪印劵，而不是将这份被称为美第奇一号［the First Medicean］的手稿返还给原来的主人）。在那些偶尔显得残忍无情的文献搜寻者之中，波焦显得极其突出——正如他的同时代人所知悉的。他不纠结于道德，倾心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当他发现一份包含有尚不为人所知的拉丁铭文五折书（［quinternion］中世纪时五页文本叠折在一起的卷集）时，他便顺手牵羊，将其放进了自己的袖子里。他的勤勉使之受益良多。当他再一次搜检了德意志地区——在意大利人的眼中，这是一个蛮荒之地——的一些图书馆之后，他兴奋而得意地说道：“我想让你知道，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许多过去的伟大人物所留下来的著作。我独自一人两次游历德国，最近，我又有了新的成果：我发现了七篇过去佚失的M.图里乌斯演说文书”。他的发现让一些人颇为欣喜，却也让另一些人心怀不悦。人文主义者庆贺彼此之间的发现时，表面上热情洋溢，心里却又充满羡慕与嫉妒，但没有人会小觑他们的重要性，波焦得到了他应得的感激：“你的作为将不会归于沉寂或在历史中消泯，对于我们来说，通过你的勤勉来追复和整理那些被认为遗失了的古典手稿的故事将会永远地留传下来”。

波焦从伦敦返回后，在罗马担任了教宗秘书一职。[3]他掌理教宗信件，负责呈介教廷事宜，并草拟谕令。1425年夏，一位德意志僧侣因波焦的这一公职身份而试图贿赂于他。这个僧侣认为，通过给这个知名的藏书家打点一些他们图书馆中的稀有书卷，他就可能会助益于他的修道院事务。当他得到适当的指示并回到其修道院后，便编录了一份他能够从其图书馆中寻取出的著作清单，其中就有“闻所未闻的科尼利乌斯·塔西佗的著作”。当波焦于10月末左右看到这位僧侣所写的书单时，他可能想起了关于先前“米兰主教之发现”的传言，而他曾对此不屑一顾。因此，他于11月3日写给佛罗伦萨的尼科洛·尼科利（［Niccolò Niccoli］1364—1437年）——他的朋友兼资助人，并且与之具有同样的癖好——的信中略而不提此事。他在叙述夏天的事情时，没有提及僧侣的名字或修道院的名称，如此的避详就简可能是因为缺乏信任；而被这种遮遮掩掩所激怒的尼科利，终会在一定的时候抱怨此事。波焦在当时透露给尼科利的所有情况，仅仅是那个无名的僧侣打算用这些书卷来换取别的书卷，后者需要尼科利来提供，波焦在他的长信中列出了那位僧侣所写下的书目清单，催促尼科利尽快回信，并说他越早地收到回信，他就能够越早地拿到那些令人垂涎的书卷。也许，除了那位僧侣，没有人会预料到这样的迫切其实并没有必要。

笼罩着这封书信的神秘色彩——来自某个修道院的某个僧侣——在500年后消失了。尽管波焦只是提到那位牧师的修道院在赫斯菲尔德（［Hersfeld］位于德国中部的苍翠山峦之中），其他的一些文献显示，海因里希·冯·格莱本斯泰因（Heinrich von Grebenstein）就是那个神秘的人物。他的修道院院长为了解决修道院与地方市镇间的冲突，于1422年至1429年间多次派遣他出使罗马。而在这公差的幕后，他还谋求着他的另一个计划。为了这两个任务，他便与波焦攀上了关系。在以一种莱茵方言和拉丁语的奇怪混合写成的书信中，海因里希成了一个虔诚并且狡黠而天真的修道院长利益的代言人。他声称，他的诸般努力受缚于资金的短缺，这可能表明他打算以高价出卖这些手稿，以便增加他的进项（或者是修道院的经费）。而在诱惑波焦的同时，他似乎也为其他人提供了那些人文主义的交易品。

1426年6月26日，即波焦与尼科利之间的那次通信过了几个星期后，维罗纳的加瑞诺（［Guarino of Verona］1374—1460）在致其博洛尼亚友人的信中写道：“你带着令人愉悦的亲切感告诉我的那些复活并重见天日之人的消息到底怎么样了？噢！难道我能看到塔西佗本人，我那普林尼的朋友、同伴和同僚，并且能够亲自与他说话！”这个备受尊敬的希腊语教师和翻译家用着一种兴奋的颤抖笔触，请求得知关于此事的更多情况。这些消息来自于潘诺米塔（［Panormita］1394—1471年），这是他的托名（指代他在西西里的出生地帕勒莫［Palermo］），而非其姓氏为此，他当时可谓毁誉参半。暴得大名的原因乃是由于其《双性人》（Hermaphroditus）的发表，即一部明目张胆的情色短诗集，其中就有一首怂恿“女人和贞洁的处女”私奔的诗歌。尽管这部诗集的淫言秽语令人生厌，但其形式上的雅致却十分引人注目。用波焦——他揭示了相互冲突的旨趣，即道德与审美的冲突，并迫切地说出他对作者心灵的关切——的话说，即主题“如此淫亵和下流”，其表达却“如此优美得体”。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个缪斯女神的顽皮孩子知道要报道说“科尼利乌斯·塔西佗那本关于德意志人之起源与所在的著作已经被找到了”，在其回应加瑞诺之要求的信中，他还列出了其他可以提供的文本：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和《关于演说家的对话》，以及罗马传记作家苏维托尼乌斯的一些残篇。这是留存下来的关于赫斯菲尔德抄本的最早的完整叙述——该抄本以其所谓的来源地命名（它可能是基于海因里希自己编制的书目）。然而，太多的历史消逝于黄昏之中，有相当的理由可以认定，这部抄本实际上来自于附近的富尔达——在那儿，正如我们所知，《日耳曼尼亚志》在9世纪时得到人们的利用，而且那里还有一个藏有诸多古典著述家之抄本的著名图书馆。但另一方面，就我们目前所知，赫斯菲尔德修道院既没有这样的图书馆，也没有《日耳曼尼亚志》的抄本。但是赫斯菲尔德修道院长是富尔达修道院图书馆长的兄弟，而海因里希·冯·格莱本斯泰因也许是将这部手稿当成自家的东西提了出来，相信如有必要，富尔达那里是可以提供出手稿的。

潘诺米塔自信满满地向加瑞诺表示：“这些和其他不计其数的已经流传的抄本，以及另外一些尚未流传的抄本，统统都在一个地方……现在，它们将会在某一天被寄送给我的一个至交密友，接下来再由他迅速地寄给我；而后你将会在自己手中持有这些重生的真正杰出之人”。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只能推测他的消息来源。它可能来自于这位僧侣自己、拍卖商，或者可能得自于波焦这位颇有兴致的买主。海因里希不只是向他的修道院长抱怨其财力状况，而且也向波焦诉说，而且据了解，他也同其他人文主义者提到过他那些珍贵的手稿。不过，潘诺米塔从波焦那里得到这一消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波焦与他的好友尼科利通信时既然如此保密，那为什么像他这样如此热衷于名利的人还要乐于给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提供信息？

波焦在其通信中继续他的保密策略。九个月过去了；显然没有什么消息被泄露出去。那些信件由罗马寄出，而后及时被赫斯菲尔德修道院的那个人所收到，这就是身在佛罗伦萨的尼科利所知道的一切。尼科利必定有所怀疑，他猜想这些信中肯定说到了许多很少被提及的事情。1426年9月，波焦的诡秘已使他腻烦透顶，他那被耗蚀的耐心变成了恼怒。但波焦在回信中却显得无动于衷，并以嘲笑回避此事：

关于那些德意志的书卷，我将不再提及；这样说吧：我没有睡着——那是你的习惯——而是保持警醒。如果某个人信守诺言，正如我希望他做的那样，那么这部书就将在这里出现，不管是由于强制还是协商。我还试图取得这个非常古老并储存着大量书卷的德意志修道院的书目清单。但是为避免你的讥讽搅扰到我，你将不会再得知与此相关的消息。显然，尼科利的讥讽刺痛了波焦；波焦则以一句嘲讽的话还治其身，“你不会再得到相关的消息”。结果，不幸的是，我们也没有了解到更多。

随后又是数个月的沉寂。而接下来的事情则出现在1427年春末。尼科利以某种莫名的方式得知，他的朋友在罗马接待了一位神秘的访客。对此，他的笔端肯定满含失望和猜忌，正如从波焦于5月给他写的回信中可以推想到的那样：

正如你所言，我曾向我们的科斯慕斯（Cosmus）提到过，这位来自赫斯菲尔德修道院的僧侣也向他人提到了——正如我写信给他——他根据我的要求带来了一份包含有更多书目的清单。后来在我的竭力搜寻下，那个人来到我这里，并带来了他的那份书单——说了很多话，但没有实质内容。他是一个不错的家伙，但是并不熟悉我们的研究，误以为他自己不清楚的东西，我们同样也不清楚。因此他的书单中所列的诸多书籍我们已经有了……但是我将寄给你部分他的书单，其中包含有科尼利乌斯·塔西佗以及其他我们没有的书籍……但我已不会对他所说的话抱有很大的希望。这也是我没有给你写太多信的原因。如果真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或者一些值得智慧之神（Minerva）眷顾的东西出现，我将不只是写信给你，而且还要火速地动身去告诉你。现在，这个僧侣正缺钱。

波焦还提到说，他会对此提供帮助，但前提是收到那些令人垂涎的手稿，而谈判还在进展之中。随后，则是一种更为个人化的辩护性说辞：

我对你写给我的信感到惊诧，你竟然怀疑我为了避免公之于众而匿瞒了清单中所列的那些书卷。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自打我的指甲尚且柔嫩的时候起”，你难道还不了解我？我难道愿意对你这个分享我所为所想的人隐藏任何事情？你不知道只有朋友才能使得那些拥有的事物变得令人愉快？而我绝无希望写给所有人的作品不能够共同分享。

这段有说服力的文字缀引了一句显得十分博学的语词，它得自于西塞罗的书信。

时间又在纷纭的世事中过去。尼科利继续等着能够得悉他的朋友已经安排并且可能已经办成的事情的相关情况，但他却愈来愈不耐烦。最终，即9月末的时候，他再次向他的朋友询问——却只获悉：“关于那个在德意志的科尼利乌斯·塔西佗，我一无所知；我希望能够得到那个僧侣的一个回复。”在新的一年，即1428年，这死灰复燃的希望再次熄灭。关于“那些我们至今未知的科尼利乌斯·塔西佗著作”的最初兴奋过去了3年后，波焦只能写道，“科尼利乌斯·塔西佗仍然沉寂［silet］在德意志人之中。关于塔西佗的著作，我没有得到来自那里的丁点消息”。尽管令人沮丧，但波焦还是忍不住玩起了文字游戏：缄默不言的塔西佗（the tacit Tacitus）。若不论其所指，他的收信人肯定会很欣赏这个双关语。

1429年春，也就是波焦搜寻手稿的第四个年头，一个差强人意的消息传到了佛罗伦萨：

那个来自赫斯菲尔德的僧侣来了——但没带书。我郑重地与他说及此事。他答应说很快就回来——你要知道，他目前正代表他的修道院进行诉讼——并把书一同带来。他向我提出各种要求。我说，除非我们收到书，否则一切免谈。因此，我希望我们［很快］就会得到那部书；因为他需要我的帮助。

结果却仍然是揪心的等待，而非很快地如愿以偿，那位僧侣又一次未能交付。波焦也仍然没能见到《日耳曼尼亚志》。在波焦的通信中，这是最后一次提到那位僧侣和他那难以捉摸的手稿。波焦最终也失去了耐心。忙乱诸多却一无所获。然而，他那诡秘、淡然，以及骤然放弃的举动，却使得一些学者怀疑他事实上已经得到了手稿，并把它们藏匿了起来。学术上的那种似是而非的诡辩折射出了种种动机。但波焦之子雅各布（Jacopo）所写的一封信却证明，他的父亲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日耳曼尼亚志》。关于波焦的叙述也就到此结束。

尼科洛·尼科利则进行了最后的一次尝试。如果他要是那么容易屈就于现实，他也就不会在佛罗伦萨耗资筹建最好的图书馆了。为了得到那800卷的手稿——他的收藏如此令人称奇——是需要献身精神的。他循着仅有的一些线索继续推进，而这些线索就是他那起先沉默而后又退出的朋友所提供给他的。1431年，两名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切萨利尼（Giuliano Cesarini）和尼古拉·阿尔伯加蒂（Niccolò Albergati）——去了法国和德国，尼科利给他们提供了一份书单，以备查找。这份清单被称为《尼科洛·尼科利旅德书目》(Commentarium Nicolai Nicoli in peregrinatione Germaniae)，该清单只在一封信中有提及，而且这封信可能至今还保存着。然而在20世纪初，这份清单却作为西塞罗哲学著作的一份手稿附录而被人们发现。这个幸运的发现，对于了解古典作品的重新发现十分有价值。相比于潘诺米塔于1426年寄给加瑞诺的那份书目，这份书目对赫斯菲尔德抄本的描述更为详尽，因此它必定是以尼科利从波焦那里得到的第二份书目清单为基础的。

但是所有这些似乎都没什么用，尽管在1433年的早些时候，尼科利从巴塞尔公会议（1431—1449）上——由要求教会内部改革的异见者组织——又再次听说了那份抄本。此外，还有第三拨人也在寻找这些手稿，但这些人同样未能得见。而当手稿最终见于天日时，尼科利已去世近20年。

[1] 昆体良：古罗马1世纪时的著名教育家，精于修辞学、雄辩术，著有《雄辩术原理》。

[2] 德国西部联邦州，简称“北威州”，为德国人口最多的州。

[3] 时为教宗尤金四世（Eugene IV，1431—1447年）。

回到罗马

科尼利乌斯·塔西佗的那本关于“德意志之起源与状况”的著作被找到了；1455年的时候我在罗马看到了它。

——皮尔·坎迪多·狄采布里奥

（Pier Candido Decembrio）

重新发现塔西佗短篇著作的第二幕故事——它就像一位偏爱复杂情节的剧作家所写的一出戏剧——以一次意外开场。身为教宗文书的皮尔·坎迪多·狄采布里奥（1399—1477）在日记里提到说，他见到了《日耳曼尼亚志》——即上文所引的那句显得并不完整的话。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藏书家，他引用了塔西佗那本“关于德意志之起源与状况的书”的incipit（开头）和excipit（结尾），同时也记述了《关于演说家的对话》《阿古利可拉传》，以及苏维托尼乌斯的著作残篇，并注明了每部作品的页数。他的目录与尼科利在其《尼科洛·尼科利旅德书目》中所列的几乎完全一样。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书卷手稿就重现于世间，究其原因，这极有可能是得益于波焦的对手所做的努力：代表教宗官方的手稿搜寻者，阿斯科利的艾诺克（Enoch of Ascoli）。

从某种程度上讲，波焦在论争中就像是一条蛇怪，他认为有必要提醒艾诺克说：“你甚至不具备足够的天赋或口才以污蔑之词来搅扰我。”被人如此规劝的人难免会遭人嫌恶甚或陷入困境。艾诺克于15世纪初期出生在意大利中部的阿斯科利皮切诺（Ascoli Piceno），其家境的贫寒只是暂时地影响了他的雄心壮志。虽然财资微薄，但才赋禀异的他获得了资助，并最终在佛罗伦萨成为勤勉的弗朗西斯科·费列佛（Francesco Filelfo）——一位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著述家方面的权威——的一名学生。在那儿，他获得了必要的人文主义训练和人脉积累，并在同学当中遇到了两个后来成为教宗的人，即庇护二世（Pius II）和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数年后，正是尼古拉将他召去罗马讲授修辞学和诗歌，之后又于15世纪50年代派遣他去搜寻手稿。

尼古拉五世在成为教宗之前已经是一名学者。他身份虽变，但个性依旧。在担任教宗期间，他继续致力于“寻回那些被认为失佚的书卷”，设想着建立一个能够与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著名馆藏相媲美的罗马图书馆。他领导着一支文献搜寻团队，其中就包括1451年时被派遣至北方，去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搜寻手稿的艾诺克，而身为教宗文书的波焦则写了介绍信。其中，尼古拉郑重声言，“为了搜寻和抄写［古希腊和罗马作家的］著作，我们派遣了阿斯科利的艾诺克——我们值得敬重的儿子，一个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当这个博学的人有需要和困难时，那些领受教宗训令的人则被要求给予支持。

在一封私人书信中，波焦倾泻了他对艾诺克的轻蔑：“对于艾诺克的搜寻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他继续写道，假如他确实发现了什么，那也是由于他交了好运，而不是得益于他的才智和勤恳。当艾诺克探访了北方的一些修道院后，他似乎确实遇到了好运，我们可以设想，在那儿，他的目光落到了一个遭人遗忘的地方，波焦的一个朋友曾经描述过一个类似的状况：

当我们仔细地查看了圣加伦（St. Gall）教堂附近的塔，我们都不由得泪流满面，在这儿，有无数的书籍像俘虏一样被关在里面，被人弃置的图书馆布满了灰尘、蠕虫、烟灰，所有这些都污毁了书籍。我们认为，这就是拉丁语最伟大的荣光归于失落和寂灭的原因。

艾诺克与那些被他释放的“俘虏”一起回到了罗马，带回了塔西佗的短篇作品这一拉丁语的瑰宝，这些作品保留在赫斯菲尔德的海因里希于30年前提供的手稿之中。但是由于证据过少而多有争议，事实需要再次用合乎情理的推论来充实。

两条不起眼的批注提供了一个线索。15世纪时那不勒斯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乔万尼·乔维亚诺·庞塔诺（［Giovanni Gioviano Pontano］1429—1503）于1469年3月完成了几部文本——被称为莱登西斯·派瑞佐尼亚努斯（Leidensis Perizonianus）抄本的集子——的抄录后，他批注道，这些书卷“最近由阿斯科利的艾诺克发现，从而使之重见天日”。庞塔诺的手抄本包含了海因里希·冯·格莱本斯泰因抄本的所有文本，但没有《阿古利可拉传》，这部作品与其他部分相分离的时间应该处在教宗文书狄采布里奥1455年见到它与庞塔诺抄录它的时间段之间。一个历史探寻者的本能应是依托当时的凭据，但见证人却可能犯错或说谎。庞塔诺的证词颇为可疑，部分是因为他在其他地方所提供的错误信息。更重要的是，当时其他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提到说艾诺克发现了塔西佗的著作。

然而这颇有争议的凭证得到了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一个本笃会僧侣的支持。1455年，艾诺克于返回意大利的途中，造访了西吉斯蒙德·梅斯特林（Sigismund Meisterlin）的修道院——圣乌尔里希圣阿夫拉修道院（Saint Ulrich and Saint Afra），当时，梅斯特林正在忙于撰写有关家乡奥格斯堡的史书，即《奥格斯堡编年纪》（Cronographia Augustensium）。梅斯特林在其著作中提到了他与艾诺克之间的会话；尽管他没有提到塔西佗或《日耳曼尼亚志》，但无可置疑的是，他相当熟悉这本书，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至少熟悉其中的内容。在探究奥格斯堡的起源时，他拒斥了那个普遍的假设，即其祖先乃是逃离特洛伊战火废墟的人（即所谓的特洛伊谱系）。相反，他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说法：原住民苏维汇人乃是该地的原生民。这也许是巧合，梅斯特林成为使用塔西佗族谱的第一人，而该族谱的内容，据传就在他的造访者已藏之于箧的书卷之中。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艾诺克也许已经与梅斯特林分享了那些得自于新发现的珍贵手稿中的信息。

当艾诺克最终返回罗马后，得知其庇护人尼古拉五世已经去世（1455年3月24日）。这位教宗的逝去使他主要的酬金来源也随之失去。艾诺克伤感过后，开始寻找能够答应其开价的有钱买家（其要价不菲：在当时，一个牧师一年的收入是4弗罗林，而艾诺克则要价200—300弗罗林）。供职于罗马教廷的老科西莫的私生子，即卡尔罗·德·美第奇（Carlo de' Medici）在一封写给佛罗伦萨的乔万尼——其同父异母的兄弟——的书信中详细地记述了这些情况。他将艾诺克描述为一个面有倦容而又谨小慎言的人，他拒绝给任何人出示他的发现，除非他们先把钱拿出来。然而我们似乎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在艾诺克回到罗马后，其教廷同僚狄采布里奥得到他的许可，查看了这些手稿，并在日记中表露了他对此的印象。

其他人则鲜有这样的特许，他们基于对艾诺克最近斩获的猜测而对之抱以嘲讽。在卡尔罗·德·美第奇的眼中——“许多博学的人”也认为——只有四部作品是有价值的。其余的则一文不值：Tutto il resto non vale una frulla（其他一切都是不值一钱的杂碎）。在这四部特殊的著作中，正如之后的一封信所透露的，有苏维托尼乌斯所写的作品，它与《日耳曼尼亚志》一同被抄录在赫斯菲尔德的海因里希所提供的手稿中。然而，尽管苏维托尼乌斯表明了一部塔西佗作品的存在，但没有人作出证实。如果“其余的”包含有塔西佗所撰写的作品，那么它肯定会被视为是“有价值的”，或者至少是值得一提的。

艾诺克于1457年去世后，留下了一团谜云。也许，庞塔诺终究是搞错了。然而，西吉斯蒙德·梅斯特林是如何知道《日耳曼尼亚志》的？这故事的最后一幕，相当简短而又同样无果而终，它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但仍然没有最终的结论。在此，让我们走进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

在艾诺克还未入土为安的时候，锡耶纳（Siena）的主教皮科洛米尼就向卡尔罗·德·美第奇询问，刚刚去世的那个人是否留下了“某些书籍”，是在美第奇这里，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自佛罗伦萨的学生时代，皮科洛米尼就认识了艾诺克，因而他可能知道一些其他人并不了解的情况。不过，如果他知悉如此重要的信息，那么他就不会在其冗长的信中提到这件事情了。然而，在他询问了有关艾诺克书卷的信息不到两个月后，他就在自己论述德意志的著述中征引了一段塔西佗的文本，而这些文段只可能来自赫斯菲尔德抄本或该手稿的复本。这就表明，他在询问了有关艾诺克书卷的情况后看到了《日耳曼尼亚志》。

然而，他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以及为什么会获得这份手稿，我们对此并不清楚。但是，一封写于约20年后的书信中的一条评注同样揭示了皮科洛米尼与艾诺克及其发现之间的关系。1475年，前文提到的波焦·布拉乔利尼的儿子雅各布声称：“科尼利乌斯·塔西佗来到意大利应归功于教宗庇护（［Pius］即先前的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的努力。”按时间的先后来看，雅各布的这个说法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塔西佗的作品是在1455年的罗马出现的，但是迟至1458年时，皮科洛米尼才开始其教宗职务。然而，错误也可能指向实情：雅各布所记得的也许只是皮科洛米尼所担任的最高职位，而不是他当时的主教身份。

在此，分别以波焦·布拉乔利尼、阿斯科利的艾诺克，以及随后的——简短的——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为中心的三幕剧就此结束，故事落下帷幕，然而，听众并没有得到真相。相互矛盾的证据需要再三斟酌。在可能性上，艾诺克最有可能得到了手稿。我们知道，在搜寻手稿的时候，艾诺克到过德国，在其返回的路上，他与梅斯特林有过谈话，而就在他回来的时候，据在罗马的狄采布里奥称——只是说给他自己——“塔西佗……已经被找到”。并且同样报道了在赫斯菲尔德抄本中与塔西佗一道被提及的苏维托尼乌斯，而后在涉及艾诺克的发现时，苏维托尼乌斯又被提到。这些著作引起了皮科洛米尼的注意，数周后，在其即将发表的著述中，他就会成为第一位引用《日耳曼尼亚志》的人。在这个剧本中，若干跳跃性的推测是有必要的：艾诺克回到罗马后就给狄采布里奥展示了他所发现的东西，但同时要求他对此保密，从而使得狄采布里奥只在其日记中对此有所透露，而没有和其他任何人说。之后，由于艾诺克的支持者教宗尼古拉五世已经去世，艾诺克因此而隐居起来，并把《阿古利可拉传》卖出去，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关于《日耳曼尼亚志》（以及《关于演说家的对话》）到底有什么确切的事情发生，以及这部作品是如何落入皮科洛米尼手中的，对此，即使是最明利的眼睛也无法弄明白。

拼凑起来的故事依然是不完整的。然而，也许在某一天，另一些证据会被发现，从而能够使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故事。

3

德意志祖先的诞生

首先，我们需要说明，德意志曾经是什么样子，如今又是什么样子。

——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

罗马的冬天是清净明爽的，不冷，也不灰瑟，显得明和清朗——总之，非常不同于德国那凛冽刺骨的冬季。1458年2月1日，成为锡耶纳主教的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回忆起了他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度过的许多寒夜，当时，他全身紧裹，凭借其娴巧的文才来赚取生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极少中断工作回到“意大利那温软明悦的空气中……那里是永远的春天”。如今，他回到了罗马，面庞因生活的舒适而变得圆润，他给他最新的著作撰写了献辞，该著不久以后便以一个简短的标题知名于世，而这个标题仅对应于整部著作三分之一的内容——然而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德国志略》（Account of Germany）包含有皮科洛米尼对德意志基于经验的描述（首次出自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笔端），以及关于古代德意志人之既往的一段文绉绉的叙述。在早期现代欧洲时期，这种既往（past）包含了对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首次化用，这一化用简略、模糊而又影响深远。与加洛林时代的富尔达的鲁道夫不同，皮科洛米尼通过利用《日耳曼尼亚志》，将日耳曼人（Germanen）与当时的德意志人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族群视为一个民族。这样，作为德意志人祖先的日耳曼人（Germane）就诞生了。这种对于一个种族连续性的误解将会一直持续到20世纪，诺贝尔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1]［Heinrich Böll］（虽然是迟疑不定地）就将《日耳曼尼亚志》视为有关德意志人祖先的最古老的文献资料之一。

当这样的日耳曼人（Germane）在15世纪后半期诞生的时候，有两个帝国给基督教欧洲投下了持久的阴影：位于东方的强盛的奥斯曼帝国，以及过去的罗马帝国。通常在教会任职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将他们自己视为罗马人的后裔以及古典遗产的承当者。通过修辞方面的修养和对古代世界的了解，他们崇仰罗马的过去，并将其荣光发扬于当代：“我们失去了罗马，我们失去了权威和统治……［然而］意大利是我们的，法兰西是我们的，西班牙、德意志……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是我们的。因为罗马帝国一直会存在于罗马语言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罗马帝国不仅是作为一种意大利人以及更为普遍的欧洲智识者的文化典范而存在，而且，根据“统治权转移”的理论，它也存在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之中。476年，罗马溃亡于日耳曼诸族，数个世纪之后，查理曼于800年左右再度将欧洲统一在加洛林帝国的域界之中。随后，历史悠久的神圣罗马帝国应运而生：她以德意志人的“国家”为中心，附属有荷兰到意大利北部的诸多地区，并且她被普遍认为是先前罗马的继承者。

但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上无可争议的先锋者，却对德意志的生活方式不屑一顾。对于他们许多人来说，北方欧洲在他们所知的历史之中一直就像是一个未开化的荒原。而阿戈斯蒂诺·帕特里西（［Agostino Patrizzi］1435—1494）——曾于15世纪70年代到过德国的一位教宗使节——却在其游记中表达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印象，他动人地写道：“德意志（超乎我们的同侪［nostril homines］所认为的）伟大而秀丽，而且，就其繁荣与文明而言，她非常不同于恺撒、斯特拉波（Strabo）、[2]塔西佗以及其他人所描述的那个古老的地方。”有理由料想，她在将近1500年的一段时期内发生了变化（毕竟，有谁会在今天通过读《贝奥武甫》来了解现代的斯堪的纳维亚？）。然而帕特里西的同侪大多囿于古典传统和偏见所形成的看法，他们将帕特里西所提到的三条古代凭证解读为德意志人过去之野蛮的一种诉状，并且认为当今居住于德意志的人同样（用波焦·布拉乔利尼的话说）是“一群野蛮的驴”。

然而，欧洲人需要团结起来对抗土耳其人，后者于1453年攻陷了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两盏明灯之一”的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从而威胁到了整个欧洲。因此，即使是那些对德国抱以轻蔑态度的人文主义者，在描述德国时，也不得不紧跟当前的政治需要；而这样的机会主义也决定了德意志的过去：Germane（日耳曼人）将会被打扮成一个身着兽皮、须发浓密的异教徒，或者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武装英勇的战士，总之，其形象取决于他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日耳曼尼亚志》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政治的。

[1] 海因里希·伯尔：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应征入伍，直至二战结束。其早期作品多反思和审视纳粹主义，后期作品则多批评西德现代的经济社会。代表作有《亚当，你曾在哪里？》《莱尼和他们》《监护》等。

[2] 斯特拉波（约前64—约公元23年）：古罗马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学》（仅存少数残页）、《地理学》。

曾经的蛮驴，如今的绅士

科尼利乌斯·塔西佗所描述的德意志甚至比［其他古代经典作家］的叙述更为凶蛮残暴。

——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1458

贵族们总是珍视他们往昔幸福的记忆，皮科洛米尼正是这些贵族的后代，他成长于锡耶纳附近的图斯坎村庄，那里“有使诗人迷恋的温和色调、波光粼粼的井水、葱郁的草原，以及令人舒畅的牧场”。才赋与贫困使得他离开锡耶纳大学，跨过阿尔卑斯山，一路直至苏格兰。他的经历印证了新的人文主义训练的成功：相比于圣经，他在罗马经典方面的造诣更为精深，加之在修辞学方面的训练，使他得以靠写作为生。作为一个靠笔杆子生活的人，就像许多人文主义者那样，他在巴塞尔——被莱茵河所分割的瑞士城市，后来在此召开了巴塞尔公会议（1431—1449）——以一名文书和外交官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由于对尤金四世（Eugene IV）不满——理论上，他同样要服从作为“最高判决”的公会议权威，公会议的神父们选举了菲利克斯五世（Felix V）作为对立教宗，从而造成了所谓的菲利克斯五世大分裂。皮科洛米尼曾一度于两位教宗麾下任职，但当与两个教宗阵营断绝关系后，他最终成为德意志国王和皇帝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的臣僚。作为驻在维也纳的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联络员，他在德语地区度过了二十多年，期间，他记录所见所想，完成了他的大部分作品，并宣传了人文主义理念（现代学者将他视为“人文主义的使徒”）。他认为德国人民很不错；只是他们“不喜欢舞文弄墨”，缺乏文化上的精致优雅。就如同当时许多其他被逐放到北方海岸的意大利人那样，他自比为被流放的诗人奥维德——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他为自己在罗马的轻佻行为而被判流放于黑海附近。

还在从侍于腓特烈三世的时候，皮科洛米尼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说，即在法兰克福会议上所宣讲的“君士坦丁的陷落和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准备”。欧洲仍然处在震动之中，因为在加农炮首次齐整的轰鸣中，欧洲文化在东方的中心落入了穆罕默德二世手中。现在，欧洲人不得不去面对这位攻无不克，“手上沾满了基督徒鲜血”的苏丹。皮科洛米尼于1454年10月15日的讲演就是为了激励德意志人去加入圣战。这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演讲让听众如痴如醉（据演讲者所言，在其回忆录中，他详细地描述了没人敢清嗓子的情景；而其他人则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以缺席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名义，恳求他们不要“撇弃基督教共同体”。他敦促他们要追随他们那以坚毅立世的先辈的足迹，而他们不正是如其先辈一样吗？皮科洛米尼要让他的听众知道，当他看着他们时，他看到了什么：众多久经沙场的战士，对他们来说，与土耳其人作战将易如反掌。由此，他们就会从中证明自己乃是真正的日耳曼后裔，并且是罗马统序的堪当者。“因为你们是伟大而善战的德意志人，最为强大，也最为英勇，你们因得到了上帝的恩典而扩充了你们帝国的疆域，并抵御了罗马的武力；因此，你们远胜于所有其他民族。”然而，他的许多话都是徒劳多余的。因为在这些使节们离开之后，德意志人并没有加入圣战。

尽管如此，这次讲演还是成功的。作为三场系列讲演之一，它通过不下50份的手抄本很快流传开来，并且成为这类演说中的一个经典。不久以后，其中的一些话便出现在了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的作品之中。这篇演说所展现的德意志先祖是一个身着金甲银盔的西方文明的忠诚保卫者，由此而取悦了北方的读者——尽管这种描绘乃是厚颜无耻的投机行径。然而，这篇演说所包含的内容丝毫没有参考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这部书出现在罗马恰好是在一年之后，即1455年）。皮科洛米尼对德意志过去所作的另一种描述，即穿着毛皮并且毫无教养的游牧民族这一负面形象，最终将证明影响更为深远。

与奥维德不同的是，皮科洛米尼最终从他的“放逐”中归来。回到意大利后，他身为新近任命的锡耶纳主教，不失时机地为竞逐教宗职位来确立自己的角色。他从不缺乏野心；而且他知道，这些野心仍然要依靠德意志。一名主教若想在罗马得到地位和影响力，就需要显赫的家庭、教宗的宠信，以及（或者）国外的支持。皮科洛米尼利用了他与德意志人的关系——在罗马，他陪同腓特烈三世参加了其正式的加冕礼，并作为贵客而位列腓特烈席间——以取悦抱恙的教宗卡利斯特三世（［Calixtus III］1455—1458）。使他得意的是，在德意志问题上，“相比于任何其他主教”，教宗更倾向于交给他办理；而且在他看来，他“一直是德意志的代表”。但是一些受益者却对这位主教在这方面的投入持有不同的看法。

美茵兹（Mainz）主教的文书马丁·迈耶（Martin Mayer）给皮科洛米尼寄去了一封书信。信中，迈耶对皮科洛米尼最近当选为枢机主教的事随意客套了几句之后，便告诫他要注意德意志人对教廷政策的普遍的不满情绪。此外，这位文书——皮科洛米尼的故交——又列举了一系列的怨愤，包括罗马对公会议教令的漠视，把有俸圣职（附带有财产的公职）贩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兜售赎罪符，以及滥敛税收。

为了金钱，罗马教会千方百计地压榨我们（仿佛我们就是野蛮人）。这种行径将我们一度显赫的［德意志］民族——这位世界的皇后和女王以她的美德和鲜血保卫了罗马帝国——贬低成了多年来身陷污浊而悲叹其命运与贫困的女仆和附庸。

罗马的贪婪败坏了德意志民族，皮科洛米尼必定已经意识到，他本人也身陷这样的控诉中：他一经当选为主教，教宗就给予他总计两千杜卡特（ducat）的金币，[1]以酬补他从他的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有限的财产。尽管这位主教以德意志利益的承当者自居，但他的批评者则认为他更看重的是自己的钱袋。

为了回应迈耶的书信，皮科洛米尼觉得有必要写一部三卷本的书信体著述，而不仅仅是一封书信。“我一打开并看过［这封书信］之后，怒火便油然而生……我决意要批驳这些［德意志教士］对教廷的指责。”然而，激发他进行著书论说的并不是怒火，而是德意志人的最新抗议给他提供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可以使他的那些年长的主教同侪意识到他千辛万苦得来的关于德意志事务的特有识见，并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罗马教会的坚定捍卫者——就像他希望很快能够当选的教宗那样。皮科洛米尼通过充分证明他在公会议和教会问题上的见识，并凭借他对圣经的熟稔而充实了他那卷帙浩繁的回复，同时，这也是一种隐秘的竞选努力。（他可能认为，鉴于其宗教事业起步颇晚，这样的学问见识是必要的：在他于1446年以41岁的年纪被授任为维也纳的副执事之前，作为诗人、情夫和学者的他肆意而为，以致后来他为此作出了虔诚的忏悔。）

为了配合这个隐秘的安排，皮科洛米尼将那部后来以“德意志仪轨、风俗及一般境况之志略”为题出版的著作献给了颇具影响力的墨西拿（Messina）主教，安东尼奥·德·拉·塞尔达（Antonio de la Cerda）。在给那位主教的附函中，上述引文即为其中的一部分，他佯称撰写这部书信体作品是对迈耶提出的书面控诉——该控诉的一份复本作为前言而被他置于其回应之作中——所作的仓促回应。然而，这份复本实际上是由皮科洛米尼自己所作（美茵兹主教文书所写的那封书信原件并没有留存下来），而且，那部《德国志略》并不是第一次的回应，而是第四次的回应。前三次安抚性通信中的信件已经在私下里寄给了迈耶。皮科洛米尼在这些通信中煞费苦心，他要平息德意志人的愤怒，并且要使他的解释满含同情——就像他声称要成为德意志人利益的支持者那样，完全没有在《德国志略》中表现出的那种不耐烦和狂傲，在那里，他将他自己表现为教会的坚定拥护者。皮科洛米尼在其大部分的生涯中，均是凭借他的巧语华章为生。而此次在一部针对迈耶但却寄给其同侪主教的著述中，他再次依靠这种说服的技艺，这体现了他的能力，同时也通过反驳那些指责忠诚地捍卫了教会。此次关于德意志过去和现在的著名刻画遵循着相同的逻辑：它们被建构出来的目的乃是为了有利于自辩者，而不是为了反映事实。

为了探讨关于罗马教廷造成德意志衰落的指控，皮科洛米尼主张要深入地检视过去，应当展现出迈耶祖国的“过去和现在”。否则，人们如何能够评判任何的变化？这位主教继续写道，有太多的历史无法展现在历史学家那明澈的视界之中；然而，发端于朱利乌斯·恺撒的过去境况却是清晰可辨的。历史比较的提议看起来是颇为恰当的；然而，迈耶却会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当他谈到往昔的辉煌时，他所想到的并不是古代，而是查理曼（德意志著述家们喜欢将他作为他们的祖先）用武力所缔造的中世纪的伟大帝国。皮科洛米尼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对于中世纪的伟大帝国走向衰落的问题，他通过运用一种被称为“代换”（substitution）的常见修辞策略将这一难以应对的探讨搁置了起来。一般而言，在其反对者的总体观点似乎被完全地拆解后，回应者就可以谈论最为敏感的问题。而在这一特殊的境遇中，迈耶在自己未涉及的地方被证明是错误的。

对于这个古老的过去，这位主教吁求人们只需翻阅权威的古典作品。没有人不知道，德意志的祖先都是生活于蛮荒之境中的一群不通文墨的野蛮禽兽。有三位权威作家——从公元前1世纪50年代到100年左右依年代先后排序——可以有助于澄清这些野蛮人的情况。首先是来到、看到并很快离开德意志的统帅，盖乌斯·朱利乌斯·恺撒。他在皮科洛米尼所看到的《高卢战记》中附带提到日耳曼人时写道，这些人“被认为”好勇善战而且训练有素。然而他们的生存却充满辛劳与困厄；他们大都赤身在外，衣不蔽体，对农耕漠不关切，并且居无定所。接下来是阿马西亚（Amaseia，在今土耳其）的斯特拉波，即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统御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其实是被迫与此相关。皮科洛米尼从《地理学》（Geographica）的拉丁译本中选择了怠惰懒散（ignavia）与荒蛮贫厄（inopia）作为这些日耳曼游牧族群的生活特征。最后，在塔西佗这里，这位抱负不凡的主教为他的观点找到了更多的素材：

科尼利乌斯·塔西佗所描述的德意志甚至比那些［其他的古代权威著述家］更为凶蛮残暴……在那个时候，你的［迈耶的］先辈们的生活与那些凶残的野兽并无不同。他们大多为牧民，居住在森林和灌丛之中，过着一种粗陋怠惰的生活……他们没有固定的城镇，也没有包有围墙的定居地；没有筑于高山之巅的城堡，也没有精雕细琢的石头垒筑的教堂。

他接下来所列举的一系列不足之处都是从塔西佗那里窃摘而来，通过回顾金银制器以及精致细密的纺织品之缺乏，他最终评论道，“［这些方面］应得到赞美，而且优于我们时代的风气。然而，这种生活方式缺少文教、法制以及对精致艺术的研究。甚至他们的宗教也是野蛮、荒谬的，或者确切地说，是凶劣残暴的。这就是你那德意志的形象（Talis tua Germania fuit）”。在这种化用中，唯一一处与塔西佗原文相符的引用就是在重申日耳曼人的野蛮本性：毫无疑问，日耳曼人“经常以人献祭”。皮科洛米尼的叙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翻开的书页中混搅着一阵肮脏的毛皮和腐臭难闻的食物气味。

意大利修辞学家建构的日耳曼既往乃是异教徒的晦暗形象。对于日耳曼生活方式的积极方面——诸如自由、好客、坚毅，以及正直的品质，皮科洛米尼在塔西佗和恺撒那里均有所发现，但这些方面要么被他忽略，要么在其叙述中被加以限定。毫无疑问，他承认他们的道德习俗应受赞扬；然而，他又立即补充说，他们是以某种高昂的代价来获得这些品性的，比如他们缺乏有效的法制。这最后一点乃是由塔西佗那句最令人难忘的隽明论断推断而来：“那里，优良的风俗习惯要比其他地方的优良法律更有效力。”然而，尽管这位罗马史家的意思是说，这些日耳曼人因其卓越的道德意识而不需要法律，但皮科洛米尼却罔顾文义而将法制之缺乏当作日耳曼人落后愚钝的进一步的证据。

读者们的目光从这种郁黯萧条的既往被引向了更让人愉快的现在。接下来的叙述呈现了一幅景象，其中，农夫们收获了丰实的庄稼，商人们交易着精美的货物，艺术家和学者则款待着希腊和罗马的缪斯女神。皮科洛罗米尼勾勒出德意志地区在15世纪如何要比古代的德意志扩展地更为广远，并且赞美其中繁忙的城市——在对于日益增长的城镇化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而言，这是个准确的描述。但是他沉迷于夸张手法，并提供了一份涉及面很广的目录，其中编列了73个城市的名字，他还运用了“详述法”——另一种修辞技巧，它通过生动的细节描述将读者从情感上调动起来。他总结说，没有哪个地方的城市会比德意志的城市“看起来更为整洁，也更令人愉快”（他亦喃喃低语道，除了一些意大利的城市）。塔西佗所描述的泥泞的湿沼和阴郁的森林为这种城市的面貌所取代。信奉异教和人祭的时代已经过去；粗鲁无文已然不再。相反的是，上帝受到了崇奉，自由技艺亦为人们所追求，他颂扬德意志人的军事才能，他们自初朴时期以来——正如他所补充的——即久经沙场。当然，在他提到古代的德意志人时，他本可以提到最后这种才能。但是雄辩家看待现实的视角是功利性的。过去与现在之间差异的绝对性对皮科洛米尼是有利的，而这两个时代几乎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国度。

“如今，欧洲还有哪个地方可以与德意志相比？”这最后的反诘只容许有一个答案：没有（可能除了意大利）。而且，德意志人从野蛮的游牧状态到繁荣文明的彻底改变应归功于谁？当然，是罗马教会。作为戏剧的最后一幕，这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以一种被称为sermocinatio（角色置入）的修辞术将古代的德意志人从他们的墓穴中唤起。他们站在那儿，眼中充满惊异，无法辨认出他们自己的国家。对于这一切是如何改善的，他们始终充满了疑惑。然而，这些德意志人对此并不领情，反而是嗔怪咒骂，主教认为这是不可理喻的。

德意志的读者很快就会意识到，夸大德意志的现在对“身为一个意大利人”的皮科洛米尼是有利的；同样的看法也适用于那种野蛮化的过去。尽管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同样有着带有修辞色彩的须发浓密的野蛮人形象，但被激怒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仍然去研究《日耳曼尼亚志》，并试图作出自己对于德意志的说明。塔西佗作品的刊印本——以及刊印的地方和数量——表明了皮科洛米尼的重要性。当《日耳曼尼亚志》于1476年在德意志首次被付印时，很少有德意志读者注意到。而后，在1496年，颇具争议性的《德国志略》问世。四年后，也就是1500年，塔西佗那本关于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小册子的第二个版本在维也纳出版，这已经表明塔西佗的这部作品与皮科洛米尼著作之间的关联性。而在接下来的五十多年中，大部分的《日耳曼尼亚志》在德语国家中刊印出来，总计多达6000份，这一数量在当时是十分惊人的。

可以说，当“日耳曼人”（Germanen）诞生的时候，愤怒是其助产士。

[1] 杜卡特：12—13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开始铸造使用的金币，是一战前欧洲通用的货币。

土生土长的德意志战士

你们没有与其他族群混融，而只是维系于自身之间……你们一直是德意志土生土长的民族……你们一直持守着你们先祖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

——詹南托尼奥·坎帕诺，1471年

1458年，皮科洛米尼成功地当选为教宗，作为庇护二世，他将抵御土耳其的威胁视为其首要的任务之一。他在筹备一次圣战运动的时候发烧生病，于1464年去世。接替他的是保罗二世。这位新教宗因对其前任的政策不抱好感而为人所知。皮科洛米尼的人文主义旨趣引起了保罗二世的怀疑，而且他对人文主义者的保护也让这位新教宗感到厌烦。保罗二世同样注意到了土耳其战争，但直到1470年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落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手中之前，他对此并不关心。这座位于爱琴海优卑亚（Euboea）岛的威尼斯屏障的陷落迫使这位出生于威尼斯的教宗不得不去采取行动。他要求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三世在雷根斯堡（Rengensburg）[1]召集帝国会议。1471年，会议在这个位于巴伐利亚东部的城市举行，其目的在于征集德意志军队参加圣战。

在筹备过程中，腓特烈三世提议锡耶纳主教弗朗西斯科·托德斯西尼-皮科洛米尼——庇护二世的侄子，后来成为教宗庇护三世——作为教廷使节团的首席代表。他被推举乃是得益于他叔父的关系，以及他与那些德意志领导者们的联系，而后者仍然为议会的征税问题焦头烂额而不愿与教会合作。这位主教还需要一名讲演者，该讲演者需要具备安抚、取悦，以及鼓动听众的能力，以便使他们能够“为了捍卫基督教的信仰，拿起武器，冲入残暴的敌人之中”。詹南托尼奥·坎帕诺（1429—1477）——主教团的成员之一，教士，同时也是一位功成名就的演说家——很快就被选来充任这一职位。坎帕诺是佩鲁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erugia）[2]的一名修辞学教授，传说他出生于坎帕尼亚田间的一棵月桂树下，他的事业得益于他那智趣洋溢的才华，“因此”，当时的人们都一致认为，“他是最具感染力的人”。他的修辞和文学造诣不只是引起了教宗庇护二世的注意，而且也使他获得了一些官方使节团的委任。然而，他所加入的雷根斯堡使节团是十分特别的；因为除其他人外，它还包括有“塔西佗”。在普及《日耳曼尼亚志》手稿及其内容方面，主教托德斯西尼-皮科洛米尼以及他的坎帕尼亚演说家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托德斯西尼-皮科洛米尼把他继承自叔父的手抄本借给了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以供他们抄录；另一方面，坎帕诺在雷根斯堡的讲演中充分利用了塔西佗的著作。尽管这次演讲没能调动起德意志人去参加圣战，但它却成功地给他们带来了关于他们过去的一种新的理解。

当时的人们将坎帕诺比为罗马最聪慧的诗人奥维德，亦将之比为罗马最伟大的雄辩家西塞罗。而“在他完成的所有讲演中”——坎帕诺作品的编纂者米凯勒·法勒诺（Michele Ferno）后来写道，雷根斯堡的那次演说“是最绚丽，也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很不幸，这篇演讲却从来没有得到发表。帝国议会参会者之间的争议使它胎死腹中。但是演讲稿很快就通过手抄本以及在1487年左右出现的刊印本流传出去，以便对接受它的德意志人发挥它迟来的影响力。这篇演讲一经公之于众便成为一篇经典，并被认为可以与皮科洛米尼在法兰克福的著名演说相媲美。

“为鼓动德意志领导者抵抗土耳其人，并且为了称扬德意志人”而为帝国议会所作的雷根斯堡讲演——正如其说明性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目的在于说服，并包含有大量阿谀奉承的成分，它所罗列的论据既不明晰又缺乏逻辑。然而，它就像一首和谐的乐章，它所奏响的主题——德意志军士的英勇和顽强、荣誉、高贵、自由以及刚毅——时而柔和，时而响亮，但几乎贯穿整个乐曲，其目的在于唤醒萎靡冷漠的听众：“现在，现在你们必须振作起来！”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和基督教信仰的延续已危在旦夕。坎帕诺动人心弦地提醒他的听众注意他们的敌人以及自己已经遭受的暴行：男人和女人们的惊恐哀嚎，忧惧和不安，以及“给土耳其主子做奴隶的男孩们——至少，他们没有被扼杀在摇篮里”。面对这样的危险，德意志人比其他任何人更有义务挺身而出、奋勇作战。他们的过去赋予了他们相应的责任：“因着你们祖先最为辉煌的佑护［per gloriosissimas umbras partum vestrorum］，我恳请你们：确保德意志还是当年的德意志，并确保现今麾下的战士本色依旧”。

关于这段英雄般崇高的过去，坎帕诺乃是窃自《日耳曼尼亚志》中那些颇具说服力的内容，尽管他没有说明资料的来源。他所描述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像是勇敢的武士，而这些武士即便是在他们的婚姻誓约中，也表现出了对武力的热爱：人们用一匹战马、一支长矛，以及一面盾牌来换取一份嫁妆。男人们往往带着他们的武器去追求荣誉；女人们则时刻准备着重整战斗中动摇的精神，并照顾伤者。他们共同保护德意志的自由，击退罗马的入侵者。坎帕诺的演讲与皮科洛米尼的演说同样是修辞学家的作品：前者的技巧是改编、夸张，以及在所需之处捏造事实。据《日耳曼尼亚志》的描述，日耳曼妇女会在战场远处用祈祷呼喊为自己的男人提气，然而这远远不够，坎帕诺使她们拿起武器并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他在自己所罗列的那些以人祭献媚神灵的民族中——尽管他发现塔西佗的著作中提到了日耳曼人——忽略了Germanen（日耳曼人），而且还将他们当作宗教虔敬的一座标杆，这个曾经尊奉战神马尔斯（Mars）为最高神灵的民族成为基督徒之后，在信仰、虔诚，以及在宏伟教堂的建造方面超越了其他所有的民族。虽然塔西佗明确提到，商业之神墨丘利（Mercury）乃是日耳曼万神殿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且他们除了丛林之外没有任何的宗教建筑，但这无关紧要。坎帕诺的花言巧语就是要强调日耳曼的强大和虔诚；因此，尽管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只是提到说日耳曼人做事的时候总是带着兵器，但这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却夸大了这点，他甚至让这些人在进入神庙时都戎装携武。就这样，随着翎毛笔的几笔轻描淡写，塔西佗所描绘的德意志祖先就成为英勇和宗教虔诚方面的典范，而不再是野蛮人。

以同样的方式，坎帕诺使他的听众相信他们先祖的和睦一致，尽管塔西佗对日耳曼内部血腥的冲突幸灾乐祸，而且由于这将会保护帝国而祈祷罗马敌人们之间的这种内部仇恨无休无止。然而坎帕诺需要这些德意志祖先之间的和平，因为当前固执己见的地方首领应该克服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然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相反的证据，坎帕诺却坦然无视，而且为了强调他们的协同一致，他还提醒他的听众注意他们的名称：“你们之所以被称为Germani乃是由于你们的手足之情。”虽然Germani似乎极有可能是恺撒用来指莱茵河以东所有族群的一个词，但人文主义者（就像他们的古典先驱）讨论了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好像这个名称说明了一切。拉丁语Germanus的意思可以是“同源的”（“related”）。基于这个词源上的理由，德意志人便不像一些人文主义者（依据古代权威）所猜想的那样是高卢人的同胞兄弟，而是像坎帕诺（以及其他人）所断定的：德意志人是血统纯正的民族。“你们没有与其他族群混融，而只是维系于自身之间”，坎帕诺坚持说，“你们对涉外贸易和涉外婚姻极为鄙夷；出生于这片天空之下的你们一直是德意志土生土长的民族，而不是从别处迁徙而来；你们一直持守着你们先祖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直至最后”。古代德意志人是纯粹的战士。对塔西佗最危险的一句话的首次引用，出现在了这段关于民族团结的细致说明中：《日耳曼尼亚志》第四章（以及第二章的一些内容）。

因而，当今的听众乃是既往时代之英雄的后裔这一说法就有了地理上的保证。日耳曼和德意志战士在同样的地域和传统中形成了一个连续的谱系。当坎帕诺在思量他的德意志听众时，他看到了Germanen（日耳曼人）：同样伟硕的身躯，凶暴的双眼，以及可怖的说话声。他毫不迟疑地将昔日辉煌的胜利归功于它，而且他还对它怂恿道：“众所周知，你们的先祖曾拿起武器对抗过天空中的暴风雨和洪水，那么你们会因与土耳其人的战斗而怯懦慌乱吗？”

在坎帕诺寄给意大利家乡熟人的一封信中，他叙述了自己是如何凭借巨大的努力来构思他的演讲的，虽然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对牛弹琴。他在另一封信中坦陈，这份演讲“意大利人会读懂，德意志人却无法理解”。（结果，这是杞人忧天，因为他从来没有机会去明晓其听众的看法。）环顾雷根斯堡四周，坎帕诺似乎没有找到很合自己心意的地方。在一个变化如此之大、如此引人入胜，并且特别为其意大利同僚——帕特里西文书（上文有所引述）——所乐见的德意志环境中，坎帕诺充满了敌意，他为寒冷所麻木，只有通过回忆来获得温暖，并且处于难以消解的孤立之中。他持续寄回了大量的书信，其中的一些信件恳求允许他立即返回，以免他死在那些还在嗝屁的尸体之中，这很有可能，因为他已无法忍受那里的饮食，其粗鄙程度仅次于猛击餐桌的野蛮同伴。在这些书信中，德意志的现在和过去都是一样的野蛮。因而，坎帕诺对于德意志的两种说法——分别出现在演讲和书信中，几乎没有共同之处，除了他们的修辞色彩：前者运用夸张的写法，以煽动那些德意志听众，后者则是讨好那些意大利的收信人。因为这些书信被寄给了沉湎于古典著作，以及熟悉诸如最著名的流亡诗人奥维德的那些人。一位读者，即坎帕诺著作的编纂者法勒诺，认为他们“无比的诙谐机智”，这好像是坎帕诺在托米斯（Tomis）——奥维德涤罪之处——逗留时写的。然而，尽管在坎帕诺的抱怨中多是机智的玩笑话，但许多德意志读者却对此视而不见。当他们见到这些书信——作为全集的一部分于1495年出版，他们充满了愤怒。其中，他们发现了意大利人普遍蔑视北方“粗俗野蛮”——酗酒、暴食，口味粗俗而毫不精致细腻——的又一例证。于是，坎帕诺用短剑铸就的钢坯所得到的却是挥舞着战斧的回答：它们的作者被辱骂为“带女人气的人、鸡奸者、自慰者和irrumator（口交者）”。

然而，尽管通信诋毁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读者，但雷根斯堡演说对他们过多的吹捧使得他们禁不住去阅读、利用，并征引这个“德意志的敌人和诋毁者”所说的话。通过在德意志人手中流传，它揭示了一种可能的典范性的过去，从而有助于读者以一种不同的角度阅读塔西佗，并充分地理解每一种具体的日耳曼价值，比如“土生土长”这一主题。

[1] 雷根斯堡：位于多瑙河畔，属德国巴伐利亚州直辖市。该城历史悠久，自罗马时代即成为多瑙河畔的重要城镇，2006年，其老城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2] 佩鲁贾大学：位于意大利中部翁布里亚首府佩鲁贾市，建于1200年。

诺亚的新儿子

据贝鲁苏斯（Berosus）以及塔西佗指证，泰斯克（Tuysco）就是德意志人的祖先。

——维泰博的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1498

几乎在坎帕诺书信发表的同时，另一桩丑闻——然而范围更大——在其他地方流传开来。1498年夏末，罗马出版商艾乌查里乌斯·希尔博（Eucharius Silber）的出版行印行了《诸古史作家著作注疏集》。这部《古史汇编》（Antiquities ［Antiquitates］）由诸多曾被认为遗失了的文献汇编而成，它的罗马版本共有216页，其中对大洪水前后的史前时代，诺亚之子在依然浸透着雨水的土地上所建立的国家有着新颖的论述。该书的编者，即几乎不为人知的维泰博的安尼乌斯，补充了解释性的注疏，一份导论性纲要，以及一份总结性摘要。之后不久，欧洲文坛便对它们所陈示的内容议论纷纷：伊特鲁斯坎人（the Etruscans）怎么就成了意大利——一度为诺亚所统治——真正的创建者，为什么罗慕路斯没有以其名字命名这个城邦为罗马——正如人们普遍相信的——相反，其名乃是得自于这个城邦（而该城邦之名则又源于罗马［Roma］，即神秘的意大利国王伊达鲁斯［Italus］的女儿）。对于德意志人来说，这些被重新发现的文献同样包含了令人激动的信息。他们得知他们的先祖乃是泰斯克，即被认定为诺亚的一个先前不为人知的儿子。然而，经详加审视，泰斯克是安尼乌斯从塔西佗的著作中发掘出的，[1]这体现了《古史汇编》这整部著作的性质，其含而不露的书名掩盖了它在今日作为一部巧妙伪造之杰作的实质。

欧洲各地的家族、部落，以及民族都竞相宣称自己的起源最为古老。一位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写道，“几乎没有一个民族不热衷于展示其古老或其久远的渊源”。这种追求是有传统的：早在中世纪，辉煌的特洛伊城邦即作为一个族系之源起而广为流行，其中只有诺亚的后裔可与之匹敌。在逃离特洛伊的硝烟闷燃的废墟后，人们认为特洛伊人游荡到了远方，建立城邦并繁衍生息：最著名的就是尽职尽责的埃涅阿斯，在罗马诗人维吉尔那里，他“为命运所放逐”，“在经历了无数的辗转颠簸之后，成为第一个从特洛伊海滨到达意大利和拉维尼亚（Lavinian）海岸的人”。而另一个特洛伊人法兰库斯（Francus）——正如7世纪时的《弗里德加编年史》[2]所陈述的——是法兰西（Franci）的同名先祖，法国贵族就把法兰西宣称为他们的祖先；法国国王们尤其对自己绵延不绝的特洛伊血统颇感自豪。对此，不列颠人和诺曼人也加入进来，他们也同样因类似的族系血统而引以为傲。统治者——例如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自治城市——比如奥格斯堡，以及其他的据有权力者均致力于探究他们的古老世代和起源。捏造的故事自然比比皆是。

其中，没有任何杜撰者可以与维泰博的安尼乌斯（1432—1502）相比。他本名乔万尼·南尼（Giovanni Nanni），后来以人文主义的风尚将其姓名拉丁化为安尼乌斯（Annius），而且还加进了他出生的小镇名称。他是多明我兄弟会成员，在神学和释经学方面得到了扎实系统的训练，并且凭借其占星家的名声成为一名官方的教廷神学家，即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一名教廷教师（Maestro del Sacro Palazzo），直到其任职生涯结束。在他着手撰写他那部最著名的著作《诸古史作家著作注疏集》之前，他就已经涉足伪造之术了。带着对古老和令人尊崇的希腊和罗马历史的嫉妒，这位热爱故土的人设法伪造了若干碑铭，其中一些乃是他在石头上凿刻，埋藏，然后巧妙得宜地雇用一伙劳力挖掘出来的。安尼乌斯加紧付印的那些碑铭文字给它的读者带来了令人惊异的信息，即位于拉齐奥（Lazio）区[3]罗马西北方向的45英里外的维泰博在圣经时代实际上是由意大利人的神灵雅努斯（Janus）——异教徒对于诺亚的一个称谓——建立的。这一颇为离奇的建城史赋予他的城市比罗马更为古老因而也更为尊贵的地位。而这部古史汇编——同样受嫉妒心的刺激——追求同样的爱国目标，只是更为肆无忌惮。这种尝试无异于改写大洪水之前的三个世代直到特洛伊建立的世界历史；在这一计划中，只有虚荣可与才能相匹敌。

在编纂这17卷内容以欧洲为中心并且也涉及非洲和亚洲的文献汇编时，安尼乌斯在前言中断言，他坚持还真理以本来面目。他留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些文献所要展现的将不仅仅是他自己国家的辉煌灿烂的古代历史，而是整个欧洲的。然而在这部杜撰想象的作品中，除去一位作者外，其余所谓的著者——所处年代则从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直至公元2世纪时期的罗马皇帝安敦尼（Antoninus Pius）——都是编纂者本人。正如后来的一位批评家所指出的，他们那些迷人的名字意味着“无比的博学”，需要人们予以尊崇，而资料的呈现方式也激发了那种崇敬之情：在罗马古版书中，一种凝重的哥特字体突出了那些据称是真实的片段，其长度大约有十行，周边有编纂者渊博的评注。这些编撰的注释、引文以及考证帮助读者理解那些令人着迷的事实和人物，特别是通过将它们与现存的古典文献联系起来，例如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这些文本与评注将圣经故事和古典神话编织进了上古时代以来的历史织体之中。该书最重要的一部分——五卷记载有大量史前诸王和诺亚家族谱系名目的部分——出现于这部文献集临近结尾处，其中提到了日耳曼祖先泰斯克。

在关于这一最为悠久也最为引人入胜之“发现”的导言中，安尼乌斯向他的人文主义读者介绍了这位“作者”，即“身为一名祭司的巴比伦人贝鲁苏斯”。相比于读者从诸如博学家老普林尼和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Flavius Josephus）——他们都生活在1世纪，并且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了贝鲁苏斯——等古代权威著述家那里获得的只字片语，这里有更全面的说明。真实的贝鲁苏斯确实是一个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前期的迦勒底祭司，他不只擅长占星术，而且还撰写了一部3卷本的巴比伦史（希腊语），其残篇仍留存至今。该史书的内容与旧约有所重叠；诺亚即出现于其中。安尼乌斯正确地估计到，这样的事实将会增加其虚构的可信度。职是之故，他又强调说贝鲁苏斯乃是巴比伦图书馆的馆长，而迦勒底人对该图书馆的保有可以上溯至亚当时代（安尼乌斯在此利用了中世纪关于一部上古书卷的传说）。然而，正如一个世纪后一位审慎的评论者轻蔑地指出的那样，在安尼乌斯所有的杜撰中，这个伪贝鲁苏斯与真实的贝鲁苏斯除了名字外几无相同之处。

安尼乌斯苦心孤诣地编订完成了现存的贝鲁苏斯五卷史书的内容，他声称这些文卷乃是获取自一位亚美尼亚的多明我会教师。该著第一部分是迦勒底祭司对大洪水前的时代所作的简要叙述，其后则附有洪水过后重新移居于世界之中的诸先祖谱系。第二部分接着叙述了雅努斯时代，并将雅努斯认作为诺亚，而第四和第五部分则讲述了诸古代早期王国——比如亚述。泰斯克出现在大洪水后的族谱之中，其中，他作为诺亚之子而成为闪（Shem）、含（Ham）和雅弗（Japheth）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安尼乌斯又在其评注中补充道，泰斯克是“德意志人的先祖，对此，贝鲁苏斯和科尼利乌斯·塔西佗那里都有充分的证据”。安尼乌斯总是为读者的困难着想，他认为贝鲁苏斯著作中出现的许多泰斯克后代的姓名看起来“相当模糊”，因而他引述了塔西佗关于日耳曼相信其土生土长之起源的全部章节内容。在这之前，这些内容从未得到过引述或利用：

［日耳曼诸部落］在古老的歌谣中——在历史的记载中，这是他们记载历史的唯一方式——颂奉着出生于大地的神祇，泰斯克，以及他的儿子曼努斯，即他们这个民族的源起和先祖，他们认为曼努斯有三个儿子，被称为英该沃内斯人（Ingaevones）的诸海岸部落，内陆的那些厄尔密诺内斯人（Herminones），以及其余的伊斯泰沃内斯人（Istaevones）就是因这三个儿子而得名的。因为古代对臆测的容忍，一些人断言这位神祇还有更多的后裔，从而多出了更多的族名，比如马西人（Marsi）、干布利维易人（Gambrivii）、斯维比人（Suevi）、汪狄里人（Vandilii），这些族名都是真正古老的名称。

异教神祇似乎具有圣经的世系，这是能够让人欣然接受的信息。通过将塔西佗所说的那个从大地中孕育出生却又无依无靠的日耳曼神灵泰斯克（Tuysco）嫁接到诺亚的家系之中，这部古史汇编告诉了德意志的读者，相对于其他欧洲民族及其各自先祖而言，他们自己是谁。确实，所有的欧洲人都是诺亚的后裔，然而贝鲁苏斯明白，他还需要宣扬说，诺亚看重并接纳了泰斯克的子孙，相比于其他民族先祖的后裔，诺亚更偏爱他们。就此而言，正如安尼乌斯编著的这部分标题所强调的那样，德意志人（以及萨马提亚人［Sarmatians］，即生活在巴尔干东部和俄罗斯欧洲部分之南部的族群）比其他欧洲民族更为卓越。

插图5：诺亚之子泰斯克，德意志人的始祖（据维泰博的安尼乌斯）。（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Inc 3888。）

安尼乌斯在其评注中引述了塔西佗的著作——为了构撰这个迦勒底人的记述，他同样借用了这些文本——来增加杜撰的可信度。这一策略之狡猾于多疑的塞巴斯蒂安·闵思特（Sebastian Münster）那里——德国第一部宇宙学著作的作者——可见一斑。然而，不论闵思特在其他方面有什么怀疑，至少是在德意志人方面，他打消了自己的疑虑，认定贝鲁苏斯是不能被怀疑的，塔西佗的叙述证实了这点。同样得到塔西佗文本支持的是贝鲁苏斯史书的第四卷，这一卷展现了“整个古代世界的王国”。据说在泰斯克及其子孙统治下的德意志地区与《日耳曼尼亚志》开篇所提到的古代疆域相吻合。然而，可以肯定，最为出彩的（或最为厚颜大胆的）一笔无疑是安尼乌斯关于贝鲁苏斯将“德意志人”指述为“泰斯克族裔”（Tuyscons）的看法。他将这一称谓作为该迦勒底祭司生活于罗马诸恺撒之前的证据，因为只是在盖乌斯·朱利乌斯——第一位恺撒——的时代，那些德意志人才为人所知。

关于作者与评注者之间的关系，一位敏锐的读者曾在数十年中讥讽说：“当一个人给一只公山羊挤奶时，另一个人竟伸出了筛斗接奶。”然而，这位“编纂者”的虚构却仍然在那些被骗了的激动的学者中流传了有250多年。截至1551年，这部作品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至少出现了25个版本，意大利语译本、其他语言的改编本以及包括艺术在内的其他形式的改编也很快随之而来。43若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准来看，这可谓是一部国际性的畅销书。一些版本删掉了安尼乌斯的评注，印行无批注的“原文”，以赋予它们更高的权威性。（第二个版本的情形便是如此，即《诸古史文献十七卷》［Seventeen Volume of Various Antiquities］，1498年末于威尼斯出版印行）。由于这部汇编诱人的内容，表面上呈现的持重可靠，以及编纂者表面上对语文学准则的遵守，从而使大多数读者都悬置起了他们对于安尼乌斯撰著的疑虑。然而最终是爱国热情使得他们——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以及尼德兰人——都去引述贝鲁苏斯，而事实上，他们引述的是贝鲁苏斯著作的编纂者和评注者安尼乌斯。可信源于轻信。

在过去的皮科洛罗米尼、坎帕诺以及安尼乌斯的修辞中，《日耳曼尼亚志》都被认为是一部关于德意志历史的记述，然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它被当作一种关于文化变迁的历史启示；作为种族延续的证据；或者只是作为一种史前史。无论Germanen（日耳曼人）的上古起源是否明确，忒斯托（Tuisto）是否被认定为先祖，总之，把同时代的德意志人视为日耳曼人的后裔在16世纪初已经成为人们的坚定信念。中世纪时期，德意志人族裔谱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王朝和部落公国的，即它是哈布斯堡王朝或巴伐利亚公国的族裔谱系，而不是德意志人的。《日耳曼尼亚志》的重新发现则永远地改变了这一切。当它揭开了时代帷幔下的Germanen后，德意志人的祖先也就出现了。

[1] 《日耳曼尼亚志》手稿同时将“Tuysco”和“Tuisto”作为日耳曼神灵的名称（参照第254页，n. 35）。许多塔西佗著作的读者和编者倾向于采用“Tuisto”，笔者亦倾向于此，除非“Tuysco”乃为笔者论及的作者所采用——正如安尼乌斯这里的情形。

[2] 大约在7世纪中叶出现的一部编年史，其中摘录了《法兰克人史》部分内容，并接其后事，续写至642年负重者奥托被杀。该史书的作者并不确定，16世纪时被归为Fredegar（弗里德加）的作品，但目前学术界并无定论。具体可参见李隆国，“《弗里德加编年史》所见之先公先王”，《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 拉齐奥区：位于意大利中西部，包括罗马、弗洛西内诺、拉蒂纳、列蒂以及维泰博五省。

4

成长的时期

［科尼利乌斯·塔西佗］堪称德意志的再造者。

——弗朗西斯科·伊莱尼库斯

（Franciscus Irenicus），1518

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将来自罗马的《日耳曼尼亚志》奉为一份迟来的礼物，这是由他们的意大利同侪交付给他们的一部真正的“黄金宝卷”。它由一位古典著述家撰写而成，给他们自身所知甚少的过去带来了许多亟须的信息。塔西佗所点燃的一支明亮的蜡烛照亮了黑暗，其魅影使得德意志人如痴如醉：他们土生土长而血统纯粹的先祖过着一种艰辛质朴但却自由而正直的生活，他们生得高大、壮美，而且这些亚麻色头发的男人和女人都英勇善战。他们绝非完美无瑕，但却值得称道，他们与智识上比他们优越的罗马人相比也毫不逊色：他们正直的品性弥补了他们在文化上所欠缺的精致优雅。在由罗马经典支配的文学文化中，作为首部德意志史作者的阿尔萨斯人雅各布·维姆菲林（Jacob Wimpfeling）于1505年宣称：“我们因身为德意志祖先的后裔而自豪。”《日耳曼尼亚志》有助于他以及许多其他的人文主义者去阐明他们先辈的特征——德行多于瑕疵，并使他们能够去梦想一个共同的德意志民族：另一位人文主义者大声疾呼，阿尔萨斯人、巴伐利亚人以及萨克森人“都是一支族系的分支”；这一族系乃根植于塔西佗所描述的过去。

16世纪之交因古藤堡（Gutenberg）印刷术的发明而成为一个激剧的文化变革时代，此时，民族主义情感在神圣罗马帝国已成燎原之势。但以哈布斯堡新皇帝为首的帝国则仍然拙杂难调，领地邦国分殊而立，与此同时，法国、英国以及西班牙却实现了政治权力的集权化和国家化。于1493年继承其父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之帝位，而后又将帝位交给其孙查理五世的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一直困于财政匮乏和由此造成的——在一个雇佣军盛行的时代——军力不足的问题。他遭到了帝国内部诸领地诸侯的反抗，这些诸侯都有各自的算盘，反感被过度地支配，马克西米连一世明白，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就其父亲的统治所说过的话同样适用于他自己：“相比于国内，皇帝的名号在国外更受尊崇”。保留着空洞浪漫的魅力，但却丧失了实权的皇帝所仍然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是来自侵犯帝国领土的土耳其人，而且还来自帝国内部：这个“共同的德意志祖国”感到有两把罗马枷锁掐在了它的脖子上。罗马教廷坚持自己的特权，并为其自身的利益而任意填补德意志教会的空缺神职；当宗教改革开始分裂基督教共同体时，一位人文主义者讥讽道：所有的神职牧师所在意的只是去剥削他们的德意志羊群。与此同时，罗马法取代了德意志普通法，并通过帝国政令而在帝国境内生效。对于萌芽中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是心绪难平的时代。

在步履维艰的帝国之中——采用皮科洛米尼的另一个说法——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概念获得了其根基，尽管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安身于他们的地区共同体之内，并同时致力于超民族的人文主义理想，但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说到“所有的德意志人”“整个德意志”，以及上文引述到的“共同的德意志祖国”这些字眼。对于许多人而言，这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是相一致的。然而，在一种政治性联合明显缺失的情况下，这种“德意志民族”只是文化上的范畴，特别是通过诉诸共有的德行超群的过去。因此，马克西米连在位时期，诸如雅各布·维姆菲林的大多数人文主义者转而开始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然而，应时代的要求，大部分人用的还是拉丁语。

由于欧洲南方在欧洲文坛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自信地推广了罗马古典文化的典范，并在他们的著述中以无与伦比的闲适和优雅运用着拉丁语这一无可争议的通用语言。在这些成就斐然而自得意满的人当中，许多人对其他民族不屑一顾。特别是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专注于共同的审美理想，不满人们对那种粗野的生存状态——这种生活之所以可以忍受，仅仅是因为塔西佗所指出的懒惰以及普遍存在的酗酒等习性——所提出的刻板责难。尽管一些人以同样的方式——指责意大利文化值得注意的主要是人们之间的手淫和鸡奸的行径——予以了报复，但更加严肃审慎的声音所强调的则是文化的变革：塔西佗所描述的湿沼地和森林如何转变为一个“繁荣而富饶”的城市景象。

然而，对于当前，尽管这些人文主义者不乏爱国热情，但他们对祖国的态度却仍然是矛盾的。他们对自己的语言——“一种野蛮的语言”——并不推崇（当时没有正规的德语教育，在16世纪30年代前，也没有任何规范其使用的语法规则）；而文化进步的衡量标准乃是对拉丁语的精通程度、古希腊和（大部分）拉丁文献的了解深度，以及效法拉丁语的经典文学作品所创作出的作品数量。对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来说，进入文坛需要使用一个拉丁语（化）的名字：沃尔夫冈（Wolfgang）采用一种逐字翻译的方法，将其姓名的两个部分——“wolf”和“walk”——转译为鲁帕姆布鲁斯（Lupambulus）；伏特加（Wodka）——借用一种值得称许的反讽手法——定名为阿布斯泰米乌斯（Abstemius），[1]而Gockenschnabelius则仅仅是在其方言名字[2]。的后面增加了一个拉丁语式的词尾。通过他们在拉丁语文学方面的努力，那九位缪斯将会被这些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从台伯河邀请到莱茵河畔。这样，德意志人所要继承的就不仅仅是罗马的军事，而且还有他们文化上的主导地位。这看起来似乎颇为荒谬，然而就文化上来说，这种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早期形式确实是以罗马为标杆的。

身处这些努力之中心的是德意志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康拉德·比克（Conrad Bickel）。他在学生时期就已经开始称自己为凯尔提斯（Celtis），这是一个少见的拉丁词汇，其含义为“凿子”（chisel），此外，他还增加了希腊式的“中间名”，从而使其名字成为康拉杜斯·普罗徒奇乌斯·凯尔提斯（Conradus Protucius Celtis）。作为凯尔提斯，他将他的志业作了诗意化的描述：古希腊罗马的诗艺之神阿波罗在他出生时曾预言说，这个新的生命将会在德意志推广他那精妙的艺术，而诸多想象的岁月过后，阿波罗还授意这位年轻人“歌唱其祖国的各个地方”。凯尔提斯虽无顺从的本性，但还有听从神祇的谨慎，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1459—1508）都是作为诗人和爱国者来追寻这两项使命。他用了十年走遍了德意志，四处采风；他在各个大学教授拉丁文学，并成立了人文主义者集会的联谊组织。16世纪初，几乎所有声名各异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都以某种方式被网罗进他的各种活动中。当时的人们将他誉为罗马文化的传递者，而他于1492年在新建立的巴伐利亚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3]大学的就职演说很快就成为德意志人文主义纲领性文献之一。在这篇讲演中，他劝诫他的听众，要“首先开展那些能够使你的精神得到培育并变得温文尔雅的学习”，也就是学习自由技艺。而后，他们应该将他们的技艺用来研究和撰写他们共同的祖国的历史与地理。

不论德意志现在如何繁荣，其过去终究是一片荒芜。与罗马人不同的是，古代的德意志人没能用笔记录下他们用剑所达到的成就；也没有出于自己民族之手的历史著述。极为痛心的是，在回顾德意志的过去时，所有挑剔的眼睛都发现它毫无建树，而“著述家的缺乏”似乎证实了意大利人的指摘。更令人难堪的是，那些为人所知的寥寥无几的信息还得归功于古希腊和罗马的著述家。然而，德意志人文主义者认为，正是后者宣扬了“他们民族的胜利与荣耀，尽管德意志人更为英勇和也更为可敬”。幸运的是，有“我们的科尼利乌斯”——人们欣然地授予他一种特殊的地位。

塔西佗的角色在早期民族主义话语中非同小可。正如1541年一部德意志历史著作的序言中所认可的那样，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人“会了解到关于德意志人起源的只言片语，假如不是有科尼利乌斯·塔西佗——虽然是一位罗马人——对此有所记录的话”。为了提高这个罗马人之孤证的可靠性，大多数读者坚持认为，塔西佗去过莱茵河以东的地区。更为洋溢激昂的人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将塔西佗的异国色彩——“一个罗马人，而不是一位德意志人”，因而在事实上是“敌人”——转变为一种优势：为什么他会称赞他们的祖先，除非他所记述的是无可忽视的事实？然而，即使他们对于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最为优雅的描述”表达了颇为激动的感激之情，这些16世纪的读者仍然想知道，一个古代的德意志人将会如何报道他自己。

身为“他们祖国真正的热爱者和保卫者”，这些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很快就开始着手弥补他们既往的缺失，开始“记述他们祖先无数的荣耀”。由于外国作家继续“像蛇一样对德意志人的德行发出嘶声”，并喷出有毒的谎言，一部全面描述德国并出自德意志人之手的著作也就显得十分必要。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凯尔提斯最终也将德意志的恶劣名声归咎于罗马和意大利的著述家，他撰写了一首拉丁语诗歌，以之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并编入他自己编辑的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这部书不久即以“日耳曼尼亚概述”（Germania generalis）为标题出版，它在杂糅了宇宙学、历史学、地理学和民族学的283行六步格诗中提供了有关德意志的一种简洁明快的白描。在“关于德意志的境况与风俗”的章节里，凯尔提斯——据一位朋友所言——甚至比塔西佗都“更为明晰而华丽”。他在其中描述了他的同时代人如何在一方面增进了他们的各种技能——“就像将一根生长中的葡萄藤拴到光秃秃的木桩上一样，通过各种手工业赚取生计，并用四马犁耕垦肥沃的田地”——的同时却又仍然信奉他们祖先的价值观念。他详细地叙述了“受教于谈吐文雅且博学多才的密涅瓦，抑或驾驶帆船在海上飘荡”现在是如何的普遍。凯尔提斯的诗描绘了一个兼具高尚的文化和道德的理想世界。它与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一道，共同构成了一幅双联画，过去与现在并行不悖，而在1501年冬天，这位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就曾以此为基础作了关于塔西佗著作的系列演讲。这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尚属首例。

过去，其他人也读过或利用过塔西佗的作品。然而，即使《日耳曼尼亚志》的踪迹早在15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首次出现于巴伐利亚奥格斯堡市附近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但在世纪之交之前，《日耳曼尼亚志》尚未成为德意志的建基性文献。从零星的阅读到广泛而持续地了解《日耳曼尼亚志》，这种变化与凯尔提斯编辑并附撰的那部著作的出版恰好相合。他的诗歌与很快就普遍持有的日耳曼信仰应声相和，而且它与《日耳曼尼亚志》的相互作用成就了关于德意志过去的意识形态研究进路——与语文学进路相反——的典范。凯尔提斯在塔西佗著作中所作的一处特别的变更最能说明这一点。在原先讲述“人祭”（humanis quoque hostiis）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个笔误，并将颇成问题的第一个单词做了订正，改为“他的牺牲品”（huius quoque hostiis）。这使得下文没有了意义，然而它弭除了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在不到五年之前出版的《德国志略》中所指出的那种野蛮的习俗。

当凯尔提斯、维姆菲林以及他们的圈子回眸过去时，他们看到了日耳曼神话，其特征为原生性与纯粹性、自由、勇猛、忠诚，以及质朴的德行。与新近的意大利人所言的罪证相反，他们的先祖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民族，他们“在精神和身体素质上明显胜过所有其他民族”。始自皮科洛米尼的那种过去的修辞将延续下去。

[1] “Wodka”指一种酒，“Abstemius”在拉丁语中有“众人皆醉”的意思。

[2] 其含义是公鸡（Gockel）的喙（Schnabel）

[3] 因戈尔施塔特：德国巴伐利亚州小城，于803年首见史籍，1250年建市，多古城堡、教堂等古迹。因著名的奥迪汽车公司总部设于此地，故又名“奥迪之城”。

自远古以来

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他们并不从其他民族那里追溯自己的起源，而是发源于自己的天空之下。

——康拉德·凯尔提斯，1501年

由于德意志诸侯在纽伦堡的帝国会议上拒绝合作，马克西米连一世这位有骑士风范的皇帝被迫隐退到蒂罗尔的因斯布鲁克（位于今天奥地利西部的群山之中）。他那刚刚加冕的桂冠诗人海因里希·贝倍尔（Heinrich Bebel［1472—1518］）没有选择，只好亦随之归隐。1501年5月30日，这位诗人站在宫廷前发表了他的演讲，以表达他对最近加冕为桂冠诗人的感激之情，同时也表达对这位皇帝以及德意志民族的赞美之情。然而，身为新建立的图宾根大学修辞学和诗歌教师的贝倍尔，其演讲开始于向他的听众讲述他夜间的幻象：他的梦境中出现了一位妇人——年迈而气宇凝肃、威仪不凡，但却衣衫褴褛、形容憔悴。这是德意志的幽灵，她向他抱怨了各种政治事务的状况，特别是诸侯的叛乱（所有在场的人都对此记忆犹新）。她告诫说，这样的冲突争吵在过去已经使帝国分崩离析；她恳求帮助她恢复昔日的辉煌。在转述了自己民族现在的悲伤后，贝倍尔便诉诸它那伟大的过去，以寻求安慰。他知道他的皇帝对此极为看重。因为马克西米连一世雇养了一些历史学家，其职责就是将皇帝家族的起源追溯至特洛伊，甚至是回溯为诺亚的后裔。

毫不奇怪，在贝倍尔列举的一长串关于德意志民族的德行和成就中，他着重强调了德意志民族的起源和年代；然而，他并没有偏离莱茵河地区。他断言：“我们不是移民，不是，德意志的起源也不是从各地积聚而来的各民族的糟粕残渣［colluvies］中被发现的”。对此，他的听众可能会心生疑窦，他们是从何处而来？“我们诞生于我们如今耕垦的土地上，我们的居所就是我们的起源之地”。与詹南托尼奥·坎帕诺——贝倍尔对他的雷根斯堡演说非常熟悉——不同的是，这位桂冠诗人通过大量征引《日耳曼尼亚志》的族谱部分，并通过明确地提及塔西佗（他最为喜欢的证人，虽然这位证人是一位罗马人，一位外族人，同时也是敌人，正如他会经常谈及的那样），支持了这一庄重的声明。他进而详细论述了自己民族备受敬仰的久远和古老——他所描述的那位梦中的老妇（verula）就是对此的暗示——并诉诸安尼乌斯伪作中的迦勒底祭司贝鲁苏斯作为证据。贝倍尔也承认说，毫无疑问，“许多城市和民族都为他们的起源和古老而自豪”，但在他看来，没有任何城市或民族要比德意志人更为理所当然。他们土生土长的特征成就了他们的特殊性。

在对帝国的宣传性支持中，贝倍尔——甚至超过了宫廷对其桂冠诗人的期待——著作甚丰，并且大声疾呼，在他的眼中，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与德意志一致。贝倍尔出生于贾斯汀根（Justingen），一个位于极为强盛的施瓦本公国的小镇，他为自己家乡的历史和遗产感到无比骄傲：施瓦本人是最为优秀的德意志人。但他的爱国主义走得更远，正如他那句直白而又优雅的拉丁语句子patria me Germania所表明的那样，“德意志”和“祖国”将第一人称“I”包括其中。这种归属感不仅仅将他与帝国的西南地区——他没有离开此地，即便身为人文主义者对于意大利之旅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也在似是而非的流言和中伤流传于阿尔卑斯山以南时，促使他去捍卫自己同胞的声誉。为此，他很快就对皮科洛米尼所认定的一种说法提出异议，即德意志人是所谓的特洛伊祖先的后代，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准备为马克西米连一世作演讲的时候就碰到了。尽管贝倍尔将它贬斥为“琐碎、粗俗的野史”，但他还是十分激愤地将因斯布鲁克演讲的一部分内容单独成文，从而更为充分地提出了这一族系问题。“德意志人是土生土长的”是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同时也是文章题目；该文发表于1509年，基本上是一篇有关《日耳曼尼亚志》第二章和第四章的论述。贝倍尔撰写该文“并不是想要抹黑皮科洛米尼，也不是为了提升［他］自己的声望，而是出于对［他的］国家的热爱，他将自己的一切都归功于国家”。不论其最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篇文章将不只证实德意志民族的原生性，而且也证实了纯洁性这一日耳曼教义的核心信条。

除了说明德意志人并非起源于其他民族外，贝倍尔又细致地叙述了德意志人始终保持着“没有［外来］移民”的状况；即他们中间没有被掺杂入其他的种族。尽管有诸多族群潮水般涌入了亚平宁半岛，但经过德意志土地的却只有时间。这保证了古代之既往与贝倍尔的当下之间的一种直接的联系，并使得他能够宣称：“我们是他们的血脉［sumus illorum sanguis］，我们和他们一模一样；在我们身上闪耀着我们祖先的高贵与伟大”。要对这个不同寻常的族系作出充分的评价——很少有其他的民族能够为这样的起源而骄傲——需要回顾罗马人寻常的特洛伊起源以及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早期发展。贝倍尔不止一次地对此表达出冷嘲热讽。正如他的同时代人所知道的那样，罗马的第一位国王，罗慕路斯，为避免新建立的城邦一直无人居住，曾将未来的世界之都宣称为一个“庇护所”，因而许多来自周边民族的人们很快便聚居到了那里。一位古代的罗马史家补充说道，这是未来伟大的第一块奠基之石。然而，当贝倍尔在马克西米连一世前所作的演讲以及之后的历史著作中提及罗马的建城神话时，他几乎无法再找到一种比“诸杂种族群”更为侮蔑的说辞；拉丁词语colluvies的含义不定，但它们都具有不纯粹的含义（正如该词最初的一种用法所强调的含义，即表示汇合起来的污水）。

证明原生的、纯粹的德意志民族的塔西佗式神话远远要比先前据主导地位并由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御用史家所探寻的特洛伊谱系更为优越，并不只是出于一种原因。因此，后者遭到了愈来愈多的挖苦嘲讽，直至销声匿迹。贝倍尔的一位同时代人，即巴伐利亚公爵的宫廷史学家约翰内斯·图尔迈尔（Johannes Turmaier）——其人文主义式的名字更为知名，即阿芬提努斯（Aventinus）——向那些炮制德意志的特洛伊起源的人发泄他的愤怒，尽管“德意志王国在特洛伊王国之前已经存在了700年”——确切地说，建立于大洪水71年后。故而与主流的看法相反，最先出现的是Germanen。他们的超群卓越不仅体现在起源上，同时也体现在久远的年代上。

这一远古王国最初经历的是忒斯托统治的时期，即那位出生于大地并为古代德意志的歌谣颂奉为先祖的神祇，他的彰明卓著应更多地归功于那位杜撰者，即将他视为诺亚之子的维泰博的安尼乌斯，而不是归功于仅仅提及这位神祇之名的塔西佗。贝倍尔具有一种批判性的意识，就像他质疑其他关于其先祖的负面报道一样，他本应该质疑安尼乌斯那受人赞许的证言，但他的爱国主义遮蔽了他的判断力，因而充分地利用了这种证言。事实上远非他一人如此，阿芬提努斯这一学养有素、博览群书并负责撰写权威的德意志-巴伐利亚历史的学者甚至比大多数人走得更远。他忠实地重复了安尼乌斯通过想象所杜撰的故事，并为诺亚收养了忒斯托的后裔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因为这“表明了德意志人相比于其他民族更为卓越的美德和坚毅的品性”。然而，他发现这位德意志祖先的形象仍然很模糊：即便在据说是安尼乌斯所作的报道叙述中，除了这位祖先在诺亚谱系当中的地位外，也只有两到三条极为随意的相关评注。总之，这位神祇仍然不具有一个真切的形象。

阿芬提努斯很快就因“以更大篇幅详细叙述了……塔西佗以最为简洁的语句所记述的情形”而扬名，在他的几部作品中，他花费了大量笔墨来描写忒斯托（Tuisto）。多亏了他的作品，德意志人才有了他们的“第一位国王以及立法者”。忒斯托在以年代为顺序的人物形象中处于首位，其中也包括了查理曼。阿芬提努斯断言说，怀疑忒斯托的存在是一种不应该有的想法。当然，鉴于这位国王年代久远，想必没有人会因其名字拼写上的细微变化而感到讶异（阿芬提努斯自己的作品对此也颇为随便）；而且，关于他与诺亚的确切关系——他是诺亚亲生子还是养子，自然也会有偶尔的分歧。但这些分歧与德意志的开创者所留下的证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阿芬提努斯在一些地名中找到了他的一些遗迹：忒兹（Tuitz），一个位于莱茵河附近的村庄，以及条顿堡（Teutoburg），奥古斯都的军团即在此处的森林中惨败于日耳曼人之手，二者都证实了他的存在。但这一先祖最伟大的遗产乃是法律，一直以来，他通过这些法律塑造了其子民的道德品质。当诺亚那个可恶的儿子含——阿芬提努斯在其史前史的叙述中强调了他的乖张无常——从巴比伦来到日耳曼时，忒斯托便因此而为其子民的道德感到忧心。他召集了一次会议（正如塔西佗笔下的Germanen之后将要做的）。在会上，他给他们颁布了第一部律法，但内容不多。因为他知道，太多的律法可能会“促生而不是抑制恶行和劣迹”，阿芬提努斯所写的这句话暗含有塔西佗的影子，后者认为，德意志的习俗比其他地方的法律更有效力。所罗列的大部分律法条目同样是取自塔西佗的叙述；举一个略带讽刺的例子，那个关于“通奸和滥交”的法律会是如此有效，这使得“罗马人尤为”感到惊异。

德意志民族的基础奠定后，忒斯托在其统治的第236年去世。继承者是他的儿子，即同样为塔西佗所提到的曼努斯，而“他也为我们所尊奉，并且因为他的缘故，人类仍然被定名为man［mannen］”。从曼努斯的儿子开始，依次产生了一个历时久远而前后相继的国王世系，阿芬提努斯就此追寻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该王族世系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延绵不断的血统，他们从来没有被赶出过自己的祖国，甚至从来没有在一位外族征服者面前做出过让步，更不用说受降于一支占领军队。

插图6：忒斯科（Tuisco），所有德意志人的祖先，见阿芬提努斯的Chronica（《巴伐利亚纪事》）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Ger 9250.3.1.

自由、英勇、忠诚以及遗忘

一个未被征服的民族……仍然生活在地球曲面伸向北极的大地上，……既不懒散滞缓，也不畏惧死亡……为祖国和珍爱的友人而斗争，并且在遭到侵犯攻击之时渴望杀戮。

——康拉德·凯尔提斯，1501

满腔热情的人文主义者们从古希腊和罗马的材料中搜集片段和引证，以获取一幅有关他们祖先之英勇与成就的拼贴画。他们乐此不疲地叙说这些“自由的捍卫者”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入侵者，保卫了他们的边疆，并深入四处的外族据点。自然本身似乎就注定这个民族是为打仗而生。因此，他们很乐意列举出塔西佗描绘的那些体貌特征：“身材高大挺拔，在和平时期面目光鲜明悦，但在战争时期却狰狞可怖，特别是在战斗中凶光毕露、令人惊惧的眼睛，以及有意激发恐惧的声音。”

在那些战败者之中，罗马人尤为突出，对于征服了绝大部分所知世界的他们来说，跨过莱茵河要比遥远的海上航行更为危险。即便是对于他们最为能征善战的统帅朱利乌斯·恺撒。海因里希·贝倍尔也叹问道：他在那条河上架完桥后，“他事实上做成了什么？”他和其他人一样带着一丝冷笑，引述了塔西佗对那些认为罗马——唯一没有被征服的——在将近210年间“［已经］征服了德意志”的人们的谴责和毫不留情的嘲讽。在罗马所遭受的所有失败中，年轻的切鲁斯坎（Cheruscan）[1]贵族阿米尼乌斯（Arminius）于9年所给予的失利是最惨痛的。在位于今天北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州的条顿堡森林——一个丛林密布的幽暗山区，他设下埋伏并最终歼灭了三支罗马军团，据说，奥古斯都皇帝曾为此而悲痛失声：“昆克提利乌斯·瓦鲁斯［倒霉的罗马将军］，还我军团！”这位取得胜利的日耳曼领袖继续出击罗马军队，直到他被怀疑自己想要建立王权的族人所暗杀。但大概在《日耳曼尼亚志》简要描绘了日耳曼战士，特别是塔西佗《编年史》的第一部分在1515年重现于世之后，阿米尼乌斯又再度复活。它们叙述了瓦鲁斯战败后他与罗马军队的一些小规模冲突的叙述，并以塔西佗可能用作墓志铭的一段话作为总结：阿米尼乌斯是liberator haud dubie Germaniae，“日耳曼毫无疑问的解放者”。因此，在16世纪的读者群之中，他一跃而成为名望卓著的英雄。

赫尔曼（Hermann）——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将阿米尼乌斯的拉丁语名字译成德语形式——曾在先前的战役中为罗马服役，并在给予其故主致命一击前升任为罗马援军的首领。作为一名为罗马作战的日耳曼雇佣兵，他并非特例。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强调这一事实，即他们好战的祖先经受住了外族入侵，但也乐于将他们勇武善战的士兵为罗马将领所用，以确保他们的胜利。在征服高卢时，朱利乌斯·恺撒难道不是依赖于日耳曼的骑兵吗？甚至皮科洛米尼和坎帕诺也承认这一事实！而且，难道不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恺撒］才［在内战中］击败［他的对手］庞培（Pompeius）及其罗马军队的吗？”后来，皇帝们的性命甚至也托付给这些充任其护卫的日耳曼士兵。证据确凿无误：他们拒绝被罗马所钳制，但他们却承辅着罗马的领导者。

罗马人信任日耳曼人甚于罗马人自己：人文主义者将这一点解读为他们先祖所独具的那种卓越的“忠诚与正直”的明证（阿米尼乌斯/赫尔曼的背信弃义基本上被忽视，有时也得到辩护）。塔西佗生动地描绘了围绕在首领身边的“精挑细选的青年——［他们的职责］在和平时期是一种荣誉，在战时则是一种保障”，人文主义者以此来说明德意志人的忠贞不渝。塔西佗又补充说，那些扈从认为，“从战场上生还而其统帅战死……是可耻的”。只有死亡能够给予他们自由。塔西佗同样注意到，最令他惊异的是那些赌徒们的忠守不移，他们信守诺言，并以他们的自由来做最后孤注一掷的赌本。不管输家能够多么容易地使自己从中摆脱，他仍然要承受被缚着去拍卖的后果。塔西佗对此也感到颇为困惑，认为这是“冥顽不化，而他们［Germanen］却把这说成是忠诚守信”。弗朗西斯科·伊莱尼库斯（Franciscus Irenicus）很快就修正了他的这一说法，伊莱尼库斯在其1518年所撰写的德意志史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论述忠诚守信，坚持认为这个情节展现了“真正的坚毅不屈”。如今，这样的民族特性深受伊莱尼库斯和其他人的认可，因为这一特性与他们的南欧敌对者形成了有利的对比。轻浮是三项攻击意大利人（以及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的典型指控之一。那些欺诈大师们可以满不在乎地背叛他人，在人们的描绘下，他们与“凭借虔敬和坚定不移之心守卫忠诚”的日耳曼品性截然相反。

当日耳曼人离开家乡，为荣誉而战的时候，他们在另一个方面展现了他们坚定不移的精神，正如塔西佗所报道的那些令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欣喜不已的事情，这些人文主义者还喜欢说他们的先祖们曾随心所欲地涌入了罗马的行省。海因里希·贝倍尔充满自信地宣称，即便是在罗马仍旧昌盛繁荣之时，Germanen也维系着他们自己的帝国。由于“缺少［本土］作家”，也由于罗马的偏见，他并不纠结于证据的缺失。日耳曼的坚韧刚毅赢得了胜利：“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很少有民族不因我们的名字而颤抖。”一长列的征服名单流传在外，通过纳入其他民族的成就，这份名单甚至可以更长：《日耳曼尼亚志》第二部分中诸日耳曼部落的情景，以及北欧多种多样的族裔概念，使得相当含混不清的“日耳曼”将西方、东方及北方的诸部落都囊括在内。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则使得这一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并诱使沙文主义者将其他民族的胜利宣称为他们自己的。（举一个例子，瑞典人原本属于日耳曼部落中的斯瓦比亚人，这种异想天开的观点则一直认为，他们是第一个占领斯堪的纳维亚的族群。）而更为审慎的头脑则嘲笑这些纸上谈兵的征服，认为相比于大量货真价实的日耳曼人的胜利，这些都没有必要。

在这些征程中，詹南托尼奥·坎帕诺曾在其雷根斯堡演说中暗示道，日耳曼“出现了大量禀具荣耀之人，通过在各地建立贵族殖民地，他们将最为高贵的王室家族布及整个世界”。他的德意志读者立即将这一描述紧紧抓住不放。像阿芬提努斯一样，一些人在坎帕诺所描述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古代后期的北方概念，以之作为“人类的摇篮”，并将德意志称为“那些最为高贵也最为勇敢的民族往昔的母亲和缔造者”。其他的一些人则像维姆菲林一样，借用Germania源于“萌芽”（germinare）的一种词源学上的解释，将“德意志人”的意思解释为“贵族的子嗣”。事实上，那些认为德意志从罗马人那里得到了它的文化与统治阶层的人是错误的：“相反，是德意志以其自身影响了罗马人。”最为虚妄不实的是惊叹德意志人“不仅仅在欧洲，而且也在亚洲和非洲，甚至在基督诞生之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19世纪晚期的那场被称为泛德意志主义的运动所声称的主张与此种说法惊人的相似。

作为自古以来的一种特征，德意志人的自由在16世纪之交面临着严重的威胁：1529年，土耳其军队逼近维也纳；教廷加紧攫取德意志财产；而罗马法规则取代了历史悠久的地方法律。对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来说，这些情势正需要阿米尼乌斯所说的那种好战而热爱自由的精神。在这样的一种呼吁中，没有人会比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更为直言不讳，他是《阿米尼乌斯》（Arminius）这部开启武士崇拜的开创性对话录的作者，同时也是酝酿宗教改革的时期最为多产的小册子作家之一。他的拉丁语用词在德意志同时代人中无出其右，而且——一旦他开始用方言写作——只有马丁·路德可与之相匹敌，他享有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对他的敬重，作为骑士的后代（可追溯至10世纪），他像他那中世纪的祖先那样写下战书，并通常以同样的激情迫使他去攻击法国的士兵（至少有一次导致了过失杀人的后果）。“让我们解放祖国吧，她已遭受了长久的压迫。”在这种攻击中，他选择用笔作为武器，而他的敌人则是罗马法和罗马教会。

在胡滕时代的德语地区，法律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源于罗马的法律条规在经历了最初的粗陋微鄙之后，已逐渐累积成为corpus iuris civilis（民法典）。而现在，也就是16世纪之交，它已经逐渐取代了德意志习惯法。1495年，在沃尔姆斯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帝国法令明确规定要在帝国内施行罗马法，而且，法官要在新成立的帝国皇家法庭上据此进行判决。德意志法学家们通常是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和帕多瓦接受法律训练。胡滕自己在帕维亚（Pavia）、博洛尼亚以及罗马学习了法律，这只不过让他充分意识到自己对罗马法典及其“傲慢的布施者”的厌恶。他一个学位也没有获得。1516年，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通过塔西佗回忆起了昔日的公正，那个时候没有法学家，而且，“良好的法律在这里要比别处的成文法律更有分量”。通过用“成文的”（scriptae）取代塔西佗最初所使用的“良好的”（bonae）这一形容词，胡滕明确地指示了罗马法所缺乏的品质。

涉及教会利益的德意志诉讼必须在罗马的法庭上作出裁决，这种做法因其纵容教廷滥用职权而广受指责。在马丁·迈耶写给皮科洛米尼的那封警告性的书信过去了将近60年之后，抱怨的理由依然如故，只是显得更为强硬。在这些“压在德意志民族头上的重负”（正如后来人们所声称的那样）中最主要的，是给予罗马的巨额财政进项以及莱茵河沿岸的大量教产。胡滕讥讽道：“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指出，大半的德意志被教廷这个家伙所占有”。这看起来就像是罗马的神职人员在罗马军队于1500年前遭到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胡滕公开与罗马分子决裂，后者是人们对罗马教会人员的蔑称，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不仅侵耗了德意志的资源，而且也与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相悖。人们所希望的那种淳朴而纯洁的精神已经充盈于塔西佗所描述的那种日耳曼的宗教虔诚之中。早年诉诸圣经和塔西佗的著作，并以之作为忠实伴侣的阿芬提努斯，将日耳曼的虔敬纳入忒斯托的诸项法令之中。德意志的第一位国王和立法者（《日耳曼尼亚志》则又再次提及此）规定：“人们只能在内心中找寻神，崇奉神；因为他既不能被限囿，也不能与任何人或其他肉体的形象做类比……因此他将森林圣化……使所有人都能在自由和共享的天空下敬奉一个神祇”。对神的敬礼本应该是简朴、真诚而又纯粹的——进而言之，整个的生活也应该如此。

[1] 一个日耳曼部落，位于今天的德国西北部。

一个淳朴民族的卓越生活

身为正直的守护者，他们在对宗教和诸神的敬慕中，凭借虔敬和坚定不移之心守卫忠诚；他们心口相应，固守着真实与公正，因为他们杜绝巧舌如簧地捏造谎言。

——康拉德·凯尔提斯，1501

相比于德意志民族的起源和自由，他们祖先的道德品性甚至更能激起人们热情洋溢的赞美。海因里希·贝倍尔即赞叹道：“在这方面，我们明显比其他民族更为优越”。他以及与他同道的人文主义者将他们祖先在法律方面的欠缺——皮科洛米尼曾不怀好意地将此归因于文化上的迟滞落后——重新诠释为他们道德优越的一种结果。不久，宗教改革者亦加入进来，他们号召将祖先的德行颂扬为一种可以与罗马艺术相提并论的价值观念。最终，他们就会将他们过去的伟大奠基于他们的品性之上，而不是文化。

这一新出现的模式缘于一种困境。因为不论人们如何努力地审视过去，日耳曼的艺术始终隐没不见，很明显，德意志祖先在文化上无法与罗马人相比。《日耳曼尼亚志》中的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甚至表明，数世纪以来，当希腊人和罗马人已经创作了大量的世界级文学的时候，“文字的秘密”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尚不为人所知。为了声援某种丢失的高雅文化，一些人文主义者试图论证说：他们想象了一个神秘的德鲁伊祭司智识阶层——最初来自高卢——将他们的教义以口头的方式传授给了下一代；或者他们搜集各种格言来证实一种缜密精致的日耳曼哲学的存在。凑巧的是，塔西佗记述了有关那些历史故事的诗歌，而这些故事让一种高度发展的口传文化看起来有了存在的可能。中世纪文本以及德意志最新的发明——特别是印刷术——同样也被拿出来证明他们天生的机敏灵巧——当然，这也是古代德意志人的特征。然而，将战士描述为具有天才创造力的发明者的这些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但这个普罗米修斯式的战士将会在19世纪时以雅利安人的身份卷土重来。）为过去辩护的另一种策略被证明是更为成功的：承认在艺术领域之缺陷的同时强调其他替代性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德行操守。通过对日耳曼生活的全景式描述，《日耳曼尼亚志》在不经意间又再次给那些并不消沉绝望的人文主义者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内容。这是一份颇为及时的礼物，而其真实性也会在一定的时候遭到质疑。

关于他们祖先的品性特征，人文主义者所满意的那种描绘受塔西佗影响之深，可从当时的一部最具沙文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中窥其一斑，即上文提到的雅各布·维姆菲林所著的《德意志简史》（Epitome rerum Germanicarum）。维姆菲林在书的结尾处总结了那种已经在他的叙述过程中变得显而易见的品质。他强调说，德意志人一直以来都是卓越而出众的，“因为他们的男人不可胜数，他们的女人矜持端庄，他们的王者和领导者神勇睿智，他们的高贵纯粹无暇，他们的士兵坚毅而伟岸，他们秉持共同的自由、忠诚、正直、慷慨、坚定，以及一种对艺术的特殊天赋”。这些品质特征，除一种外，均是由塔西佗提供给维姆菲林以及其他的16世纪作家的，甚至大部分的具体词语也是来自塔西佗，另外一些则经过了一番推敲择定。通过深入细致地观察那些青年男女，这位《日耳曼尼亚志》的作者看到他们都“高大修长（proceritas）”。而那位《德意志简史》的作者也使用了同样的词语——对此，在所有的古典拉丁文学作品中，有不超过三十个例证——来描述德意志士兵的身材。（20世纪的种族主义者则将proceritas视为雅利安—日耳曼种族的一个主要特征，而且还将之译为“颀长伟岸的身材”。）因此，维姆菲林那一代人认可并崇奉的德意志人品性正是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的品性。

在进行反对意大利贵族气的风潮中，胡滕即高扬这种高尚的品性，以便重新定义野蛮。他抱怨说，在意大利人的眼中，所有的非意大利人都是化外之民。然而，如果对他们良好的习俗、敦厚的举止、坚毅正直的品性给予适当的关切和评价，那么“德意志就是文明之邦，而罗马人则生活在最为粗暴的野蛮状态中”。正如塔西佗所暗示的，罗马人在艺术上优秀有余而德行不足。他们的道德缺陷历历在册。对此，贝倍尔曾讥讽道：“相较于［古代德意志人］天生的野蛮，他们精心培育的习俗是苍白逊色的”。他们的祖先是超群卓越的，而且不仅仅是在道德上：如果一个人不得不在古朴淳厚的日耳曼生活和罗马漠视德行的艺术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不是更应该选择前者吗？一些人文主义者就是如此认为，这使得他们的爱国之心压倒了他们的人文主义精神（虽然只是短暂的，而且也只是在修辞上的装腔作势）。

然而，不管是好是坏，时代已经变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艺术在近世的传播和蓬勃发展令人欣悦，但这似乎也威胁到了他们先祖的习俗。罗马作为“昔日的兵戎场，如今的温柔乡”而遭到贬低，从中而来的颓靡以及与之相伴的恶行渗透到了德意志；甚至酗酒以及懒惰和暴躁这种典型的德意志恶习，最终也被归咎于意大利的影响。身为教育家的凯尔提斯一再告诫德意志的青年不要因意大利人华而不实的作风而背离他们祖先坚实敦厚的传统。他敦促他们为自己着想去学习历史：它将不仅仅告诉他们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还要告诉他们以后要做什么。自古以来，克里奥（Clio）——督管历史写作的一位经典缪斯——就是一名档案员和家庭教师。她不仅记录过去，而且还提供了对现在的指导。对于16世纪早期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将自己祖先作为德行方面的向导，但他们同时又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学经典来作为他们审美上的取向。他们的历史想象被割裂了。

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家都特别将包括令人痛心的堕落风气在内的诸多恶行劣迹与罗马教会联系起来。马丁·路德于1517年在维滕堡发表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教堂门口，随后便流传到各地——尖锐地指斥了比罗马首富克拉苏斯（Crassus）还要阔绰的教宗，而后又质问他为什么还要求贫穷的信徒赞助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其中暗含的答案是，由于贪婪。更为普遍的是，在人们的印象中，掌管赎罪券的教士的生活无非如此。在德意志，那些罗马风气在德意志的传播引起了路德的关注。在评论教宗的贿行时，他从塔西佗那里援引了一句颇具讥讽色彩的话：罗马人的确“教会了我们德意志人收受金钱”。在和那位与之并肩领导宗教改革运动的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的一次旅途中，路德欣然地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即坚定、忠诚以及守信这些塔西佗曾经赞美过的日耳曼价值如今已然逝去。但他又迫不及待地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即至少“意大利人的婚嫁风习”——他对于同性恋关系的委婉说法——在德意志人的土地上是不会被接受的。放荡淫乱、腐化败坏、贪婪嗜欲以及堕落颓靡：对于这个标准的秽行名目，路德以及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均断言它们来自罗马。人们只能祈求——一个路德派的《日耳曼尼亚志》评论者很快就会如此——“上帝［将会］看到德意志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回到它过去节制、诚实、谦和以及正直的状态之中”。

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秉持共同的民族情感：路德被称为“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为了他们基督教同胞在宗教和道德上的改善，路德派信徒求助于《日耳曼尼亚志》。他们编制了自己的拉丁文版本，首部德语译本，以及一部翔实的评注，从而使这部作品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梅兰希顿（1497—1560）——他的著作对于把针对罗马教会的不满转变为新教教义颇有助益——就在这其中发挥了作用。梅兰希顿是其化名，由家族俗名斯瓦尔茨德（Schwartzerdt［“black soil”］）转译为希腊语而来，身为维滕堡大学的希腊语教授，他因致力于改良教育体制而被誉为“德意志之师”（praeceptor Germaniae）。作为教育家和爱国者，他于1538年印行了一版《日耳曼尼亚志》——1557年时又再版了一次，其中包括一些注释和少量的评注。他补充了两篇胡滕的对话录——《阿米尼乌斯》（Arminius）和反教权的讽刺作品《朱利乌斯对话录》（the Dialogue Called Julius），以及凯尔提斯的《日耳曼尼亚概述》。在为这部搬弄是非的作品集所写的书信体序言中，他表露了自己的一种期盼，即希望德意志青年能够学习“他们祖先的光辉典范”，而且不仅仅是学习他们作战时的英勇和本领，还要领会他们坚定不移的贞洁。而他关于姓名变化的评论所突显的古今对比同样会教导他们基督徒的谦卑：

在读到这部著作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只是关注古代德意志人的勇猛顽强和德行操守，而且还思考他们的衰灭和诸种起伏，那么我们将获益良多，我们意识到：人类生活如此的反复无常，人们必须对命运的沉浮泰然处之，并努力为天国奋斗，与此同时，每个人还必须为他的斯巴达（Sparta）添砖加瓦。

梅兰希顿通过自己编订的那本《日耳曼尼亚志》——这是他给自己的斯巴达的献礼——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约翰·伊柏林·冯·金茨伯格（Johann Eberlin von Günzberg）是梅兰希顿和路德两个人的学生，后来成为一名牧师，他亲自着手编译《日耳曼尼亚志》，从而使更多的非拉丁语读者可以读到这部作品。1526年，他完成了这本书的首个德语译本（然而，这个译本直到很晚才发表）。由于想要把它献给自己的祖国，他便毫不犹豫地在译文各处都插入了“注意”的标识，以指出它们与现时代的相关性；通过删略或者意译，他去除了那些可能有损于文本作为宗教改革者之凭据的内容：在他的译本中，日耳曼部落中所风行的人祭又一次被删去。当伊柏林正忙于他的翻译工作时，另一位路德派成员，即安德里亚斯·埃塔玛（Andreas Althamer），将他对《日耳曼尼亚志》所作的卷帙庞大的评述初稿寄给了梅兰希顿——他一直鼓励埃塔玛再作一些修改。这部著作于1529年终告成，埃塔玛希望以此来表达他对“德意志，我们共同的祖国”的热爱。它证明了Germanen的成熟。关于塔西佗的一些特殊的文本段落，埃塔玛的一些评述包含了当时最新的人文主义著作从《日耳曼尼亚志》中借用而来的相关引述。在塔西佗那里，德意志人是“一个既不聪明又无奸诈的民族”，而在凯尔提斯的《日耳曼尼亚概述》中，他们进而被赋予了一种“坚持真理和公正的精神”特征。16世纪的前30年间，在相互的参考引证中，这部开启传统的著作反过来又得到了传统的支持。而Germanen在人们的细致描绘中正完全脱离于他们的最初来源。

皮科洛米尼那部颇具煽动性的《德国志略》发表了不到十年，凯尔提斯那代人——受他们的科尼利乌斯所鼓舞——便确定并完善了他们祖先的形象。到1505年的时候，虚构的Germanen已经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德意志人：纯洁高贵，四肢修长，皮肤白净，发色金黄；自由奔放，忠厚淳朴，真诚坦率。在走向一种更为美好的未来时，这些祖先提供了一种民族归属感和道德上的引领作用。他们将不得不在许多个世纪中承担着这两项责任，在这期间，塔西佗的大部分读者将会继续进行那些人文主义者已经开始着手的工作，即在日耳曼人的形象方面做出修正，以便使之契合于当下的需要。就很大程度上来说，如果不是所有方面的话，国家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Germanen就是那些人文主义者所描绘的形象，只是随着时间略有损益而已。

5

英雄的歌谣

根据塔西佗的证言……古老的德意志人十分在意他们纯洁无疵的风俗习惯……而且完好地保留着他们古老而纯正的母语。

——尤斯图斯·格奥尔格·肖特利乌斯

（Justus Georg Schottelius）

当阿米尼乌斯在17世纪重生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又再度站到了战场上。1642年，戏剧《和平的胜利》（The Victory of Peace）在下萨克森州布伦瑞克（Brunswick）附近的丹克瓦尔德罗德堡首次上演，剧中的阿米尼乌斯作为一名死去的英雄，对世人作出评判；为此，他还有另一位来自往昔的英雄为伴：10世纪的捕鸟者亨利一世（Henry I the Fowler），即萨克森公爵和第一位德意志国王。剧作家、杰出的德国语言学家尤斯图斯·格奥尔格·肖特利乌斯（1612—1676）运用了这种修辞上的技巧，以便让他的观众能够透过他们祖先的眼睛看到战争的狰狞面孔——抢掠、饥馑和疫病已经在德意志的山川大地之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二十多年后，田间地头散落着被战火烧焦的尸骨、农田和村镇房屋，以及坍为废墟的城市围墙。“这还是德意志吗？”阿米尼乌斯与同伴谈话时如此诧异地问道。

在舞台上，鲍德良（Bolderian）——当时的一个德意志人——加入进来并答应要对此作出说明。他打扮得干净整洁（他帽别双羽，衣袖宽松，靴子齐膝，手持佩剑），说着时髦的话。鲍德良的话，语法看起来还是德语的，但用的词语大部分来自法语。对此，阿米尼乌斯几乎无法听懂，他垂头丧气地哀声怨叹。“庄重、规范、纯正而又丰富的母语”怎么就沦为一种等而下之的“劣等杂种”——它不仅被法语所荼毒，而且也被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所败坏！难道他与罗马人的战斗终究会归于徒劳？更令人怒不可遏的是，鲍德良竟然敢嘲笑他和同伴国王亨利一世的粗陋装扮：胡子拉碴，梳缠发辫，佩剑硕笨，头戴角盔，身穿毛皮。与此同时，这两位德意志英雄看不出对方——他十分得意地解释了他所自诩的骑士的概念——与外族士兵之间有什么区别，因为“西班牙人、匈牙利人、格罗特人（Groats）、法国人以及威尔士人”遍布德意志，但德意志人却再也看不到了——至少是塔西佗笔下那个纯朴时代的德意志人，那时，本族母语和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同样的纯正，同样的高贵。

当肖特利乌斯的重生英雄哀叹战争的灾难时，他们表达了观众厌倦战争的感受。由宗教冲突（波西米亚叛乱，在今捷克共和国）所引发的三十年战争如今正处在它的第三个十年，在某些阶段，这场战争将欧洲所有的主要势力都牵涉了进来。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us II Adolph）的瑞典、枢机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的法国，以及哈布斯堡的西班牙都发动了他们的雇佣军，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奔腾肆虐——那儿是最主要的战场。最悲惨的是农民。紧随劫掠的军队之后的是饥荒和疫病——瘟疫、伤寒、梅毒、坏血病。短短几年时间，德意志就倒退了数十年：符腾堡，位于南部的一个邦国，战争爆发时总共有45万居民。二十年后，它的人口已经锐减到了十万。而这要经过130年才能够恢复到战前的人口水平。“痛兮，同胞！”《和平的胜利》上演一年之后，诗歌《一位亲历者对德意志惨遭蹂躏的悲叹》（Lamentation by an Observer of the Devastation of Germany）的开篇如是说。

在漫长难熬的战争期间，“德意志问题”在战场和作家的书桌上又被再度提起。然而，德意志国家似乎无从谈起，在德意志民族之神圣罗马帝国的松散混乱中，300多个德意志邦国、自治城市以及自由的帝国村镇为了自由、独立以及权力的问题纷争不休。当时一位不具姓名的旁观者讥讽说，皇帝“除了他那空头名号外一无所有”。因信仰而不合的地方诸侯为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浪潮所激荡；路德派不仅和天主教针锋相对，而且与加尔文派也意见不合。德意志的一位君侯，即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就为信仰效忠的纠结与冲突而困扰，因为他这个天主教徒和爱国者既害怕一场西班牙军队的天主教胜利，又不敢想象一个新教的德意志赢得权力。所有人都为自己的那点权力蝇营狗苟而罔顾大局。通过诸多变动不居的联盟关系，他们招请邻国参与征剿。保罗·弗莱明（Paul Fleming）——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一位抒情诗人——笔下人格化的德意志哀叹着自身的命运：“伤痛如我！往者何如！而今何处？”此情此景让他想起了塔西佗曾祈祷希望日耳曼人内讧纷争永无休止，因为这会使罗马受益。然而，如今的人们不禁想问，它现在会对谁有利呢？

同样消逝难追的还有迫使“矮小的罗马人逃回台伯河”的那些充满战斗荣耀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抱怨说，德意志的军队只知一味退缩，而不是像他们阿米尼乌斯时代的祖先一样进行强有力的抵抗，祖国的土地曾经自由而坚不可摧，如今却惨遭异族蹂躏。在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上的萧条中，爱国者们迷惘而绝望，但仍然不放弃将德意志塑造为一个文化之邦。自阿芬提努斯以及胡滕时代以来，民族主义关注的焦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德意志巴洛克时代早期，梳理德意志语言（Spracharbeit）是爱国者们所致力从事的核心工作，而此前努力的中心则是历史阐释方面的著述。与人文主义者一样，17世纪的学者都为他们那些塔西佗笔下的祖先而自豪，他们“个个勇猛无敌”，征伐四方，而且是如此善良而坦诚，“对于其他民族而言，只能通过后天漫长繁重的历练才能习得，对于德意志人来说，却是与生俱来的”。但骄傲的基石不再是德意志人对罗马军团的抵抗，而是他们母语的古老、独特与纯正。一位语言爱好者自称：“我写作是出于我对语言的热爱……出于我对祖国的热爱。”海因里希·贝倍尔撰写历史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德意志巴洛克时代的保守者站在了他们人文主义先贤的肩膀上。

人文主义者已经形成了关于德意志语言的思想。凯尔提斯曾在他的母语中感受到说话者那种粗犷而又坚韧的日耳曼心性：从他们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然而，在别处，他又为“这种遭到批评的没有教养的语言”而表露出一种尴尬，这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文士（literati）中并不少见的矛盾心理（最初他们完全忽略了自己的本土语言）。他的学生阿芬提努斯在诸多巴洛克作家中得到了广泛的阅读，他反思了德语如何在外族词汇混杂进来之后最终变得腐坏不堪且难以理解。然而，虽然有这些零星的反思，也尽管——或者可能正是因为——发生了战争，17世纪却见证了具有反省意识的作家群体的兴起，这些作家齐心协力，试图整理并改进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它的语法、拼写规则以及诗歌。他们许多人都聚集在一种为了语言整理而专门建立的所谓的语言学会（Sprachgesell schaften）当中。

这样的整理似乎是必要的。诸如德语地区北部的汉堡和南部的奥格斯堡这样繁华的城市（即便在战争期间也往往）作为巨大的市场发挥着作用，包括亚洲香料以及西印度食糖的国际货物都在此交易，并由此销售到欧洲的其他地区。德意志的道路成为通商要道。随着外国商品而来的还有外国文化。然而，相比于远方，邻近地区更被视为一种威胁。因为在肖特利乌斯那个世纪的大多数时候，不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德意志在时代潮流方面深受法国和西班牙的影响。宫廷音乐来自意大利，绘画由尼德兰传来。文学上充斥着许多语言，但却几乎不用德语。国外在讨论德意志的文化时，总是疑窦丛生。德意志的“文化”让他们想起那些君侯，他们要么掴弄臣耳光而自以为风趣，要么用狼吞虎咽、暴饮暴食的能耐给访客留下印象，要么在书信的结尾处写下“醉上一场，再见”。为了变得有修养，德国人得去外国走一遭才行。罗曼文化和语言据有特别的主导地位，而且破坏了据称是古代纯正的“英雄语言”以及“未受侵蚀的习俗”。保守的评论者认为这种“毫无检点的媚外”（Frömdgierigkeit）简直无处不在，以至于一个人如果打算剖析像鲍德良这样的德意志人的内心，那么他会发现其中顶多只有八分之一的德意志成分。“如果天假其年，使塔西佗重生，他必定会写一本完全不同的小书来叙述德意志人的生活方式与习俗。”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曾在他们意大利对手的阴影下撰述写作；如今，法国人被视为一种挑战和威胁：对抗者变了，但对抗仍在继续。

当阿米尼乌斯和他的同胞在《和平的胜利》中抱怨人心不古时——在他们的时代中，真诚、生动、有德意志风范的事物如今（以当时的隐喻来说）已稀释掉了——他们表达了德语地区的许多文人所持有的保守观念。他们看不上如今四处泛滥的外国语言，而是臆想他们淳朴的过去。“那位优秀的罗马人塔西佗”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见证者。他具有如此巨大的权威，以至于人们为了满足爱国主义的要求，迫使他一再言说他事实上并没有说过的内容。当时一些最伟大也最具影响力的学人阐释《日耳曼尼亚志》的热切不免让人起疑：紧随肖特利乌斯之后，有十分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菲利普·克吕沃（Philipp Clüver），“德语诗歌之父”马丁·奥皮茨（Martin Opitz）>[1]，以及大量鲜为人知的学者，他们对自己的母语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它的圣经世代、巴比伦起源，以及与之同名的先祖条顿（Teuto），之前则被“误”称为忒斯托（或泰斯克）。他们将德语的悠久传统构想为一种富有诗意的语言，且自吟游诗人——如今，人们使他们出现在塔西佗的著作中——时代以来就已经得到了精巧娴熟的运用。他们强调自己的母语与自身民族品格之间的相互交织，认为母语最初的纯正是一种宝贵的财产，正如他们对其民族最初的纯洁性所作的吹捧。

巴洛克时代的爱国者们所论争的德意志人的优越性一直与坚毅与美德相生相系，但如今也植根于德意志的语言之中，这种语言如此古老，如此纯正且富有诗意，因而无疑是“词汇最为丰富也最为美妙”的语言。语言，而非过去，为绝望的爱国者许下了一个国家。

[1] 马丁·奥皮茨：17世纪德国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1624年初版的《德国诗学》对德语文学影响甚大。

失而复得的条顿人

由于抄写员的差错或疏忽，塔西佗著作中的“Tuito”或者“Teuto”被写成了“Tuisto”。

——菲利普·克吕沃，1616

如今，人文主义者所引以为豪的德意志民族之起源引起了研究德语起源的学者的关注。诸多异想天开的说法很快便流传开来。有些人认为最早的语言是德语，而不是希伯来语，“亚当是一个德意志人”。另一些人则猜想，天堂中通行各种语言，“雷声般的德语”曾被用来宣判驱逐令。然而，大多数人完整地保留了希伯来语的显著地位，而将德语追溯至巴别塔之乱发生以后。一部颇具代表性的编年纪明确指出，大洪水过后的一百年间，人类“只有一个民族，只讲一种语言”，诺亚曾命令他的三个儿子——闪、含以及雅弗——督管地球上的生息繁衍。然而在他们各奔东西之前，参与建造了“可以通天”的巴别塔。但因为人类的傲慢，这座塔最终坍塌，一种共同的语言也被72种语言所取代。

诸种语言和民族分裂之后，雅弗之孙，也就是诺亚的从孙亚实基拿（Ashkenaz）带领他的族群迁徙到了一个后来被称为凯尔特的欧洲地区，其中包括巴尔干、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以及不列颠诸岛。亚实基拿即“凯尔特诸族之父”，其中，远古时期的德意志人被认为是最大的一个分支。在到达莱茵河前，他们已经开始讲一种原始的德语，这种语言备受人们尊崇，只因它与那个独一无二的神圣语言在时间上极其接近。民族如此，语言亦然：古老意味着尊贵。据说现代德语就比法语要古老，因为其内核仍然与亚实基拿时代的原始德语相同，法语只是后来在拉丁语的影响下才逐渐形成的（一个17世纪初期的作家在经过仔细推算之后，声称这种语言有3822年的历史）。

为了探究这些史前时代，语言学家借用了词源学，即对词语的起源和字义的研究。他们相信，如果得到恰当理解的话，那些名词就可以照亮他们一直以来不明了的起源。例如，纽伦堡这个城市名就告诉人们它是由罗马将军尼禄·克劳迪乌斯·达鲁苏斯所创建的，这位将军曾在一座小山丘（在德语中是Berg）上安营扎寨，农民们大多称它为“尼禄的Berg”，纽伦堡的名称和历史便由此而来。词源学家往往在词汇上断章取义以便削足适履。就是通过这样的字词构造，他们阐释了亚实基拿与忒斯托之间的关系。

自杜撰者维泰博的安尼乌斯将忒斯托等同为诺亚的一个之前不为人知的儿子以来，把塔西佗笔下的神话整合到圣经族裔谱系之中就一直是一个话题。德意志的作家对这个身份尚不明确的诺亚之子并不满意，他们找到了一个更为熟悉而且有圣经为证的先祖。大多数人接受的是亚实基拿：因为他的名字——正如《日耳曼尼亚志》的一个评注者所指出的——是一个指谓德意志人的希伯来语词语。这个论证继续指出，亚实基拿也被称为“亚斯坎”（“Ascanes”），他的诸子被唤作thi Ascanes（阿斯坎氏）。这是冠词的一种省略形式（今天德语die的另一种形式），据此，词尾的 i被省去，然后后裔名称中的首个元音字母从a变为了u，结果便是Th uisc。显然，这种拼写形式与“Tuysco”（泰斯克）联系了起来，后者是塔西佗的神祇在一份手稿中的拼写方式（以及安尼乌斯的捏造）。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语言学伎俩——省略、变动，以及各种方言甚至各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是十分常见的。但在这个特例之中，他们却遭到了克吕沃的嘲讽，后者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他那个时代十分优秀的地理学家”，他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涉及对塔西佗著作的独特见解，它作为《古代德意志》（Germania antiqua）的一部分，出版于1616年。

菲利普斯·克鲁维里乌斯（Philippus Cluverius）——克吕沃名字的拉丁语形式——于1580年出生在格但斯克（Gdańsk ［过去的但泽］）[1]的一个贵族家庭。在这个濒临波罗的海和莫特拉瓦（Motawa）河口的国际性城市长大，必定唤起了他周游世界的愿望。在华沙和布拉格的宫廷中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便动身前往荷兰的莱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eiden）念书，当时，著名的古典学学者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里格（Joseph Justus Scaliger）就在那里教书。克吕沃的父亲——一位铸币厂厂长——为他选择了法律专业，但他这个相貌堂堂、举止温雅、言谈风趣的儿子却用他仅有的时间学习了历史、地理和语文学。对此，他的父亲拒绝接受，但好在有他母亲暗中（勉强地）支持，他过着四处游学的生活，期间游历了挪威、苏格兰、英格兰、法国、德意志以及意大利。当他偕妻子最终返回莱顿的时候，他出版了《古代德意志》。这为他赢得了Geographus Academicus的头衔，更为重要的是，这给他带来了一笔经费。但他很快就病倒了，并在1622年去世，年仅42岁，过早地去世使他无法见享自己的名声。

在其作者看来，《古代德意志》“很大程度上为塔西佗的那本著作提供了翔实的评注”。翻阅这部有400年历史的三卷本著作，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它还提供了插图。这部书配有26幅木刻画，反映的都是日耳曼生活，而其中的内容以及相关细节都是从塔西佗那本书中拣选而来。这些木刻画呈现了一个原始民族的生活：某次战斗，某场丛林中的牲祭，以及丧葬仪节，所有这些都将塔西佗叙述的一些内容形象化，就像这幅狂欢饮宴图一样。在这幅图中，“日耳曼人”在木头构筑的屋架中狼吞虎咽，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塔西佗写道，“日夜纵饮不息而不以之为恶习”），悠闲地倚在兽皮上面，他们大部分人赤身露体，仅系着一件斗篷。在这儿，“男人和女人的穿着［似乎］没有什么分别”。图画中的男人们都拿着武器，其出现次数之多是为了提醒读者不要忘记德意志人好勇善战的天性。女人们有的同男人一样拿着武器，有的在照看小孩。站在前面的男孩在人们中间玩耍，而克吕沃书中所列的图画与塔西佗所说的一样，男孩“赤身露体而肮脏不堪”，但很快就“长出让［罗马］人羡慕的健壮身躯”。的确，这幅（以及其他）图画中的人看上去都高大健壮：那个位于右下角的异常健硕的人可能最具代表性。

插图7：一场日耳曼宴饮，克吕沃的《古代德意志》配图。（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GC6C6275，616g。）

这些木刻画不久就开始了自己的命运，激励并展现布伦瑞克舞台上跺脚的那些典型的“日耳曼人”。与肖特利乌斯同时代的一位剧作家还明确提到了这些木刻画，认为它们有助于读者将他剧作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化。在人们的描绘中，这些日耳曼战士粗鲁而正直，他们昂然挺立于诸如鲍德良这样浮夸的人之中。粗野而真诚的他们很快也出现在了历史小说当中。通过结合新兴的格罗比亚风格——一个以直率和其他粗野行为为核心内含的讽刺之风，他们将有助于把那种简单质朴和坦率正直的品性特征呈现给更多的观众。然而所有这些最终会遭到20世纪作家们的不满和愤慨，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剧场中的日耳曼人”（Theatergermanen）有损于他们日耳曼祖先在历史上的赫赫声名。

当克吕沃不止一次，而是两次将《日耳曼尼亚志》全文收录进自己的作品时，人们对该书中日耳曼人形象的信赖可见一斑。由于他认为伟大的荷兰古典语文学家尤斯图斯·利普西乌斯（Justus Lipsius）所编订的通行版本在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因此他并排印行了旧版和自己的版本，以便比较。然而，尽管塔西佗非常重要，但克吕沃只认可存在于圣经之中的真理。因此，立足于本土的异教信仰必须得到纠正。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克吕沃也相信德意志人是从巴比伦的尘埃中走出来的，他们讲着自己的语言，并跟随亚实基拿一路向北，成为凯尔特原始民族的一部分。然而，对于忒斯托在其中的作用与角色，克吕沃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克吕沃指出，拉丁语中的Germani并不是德意志祖先最初的名称。通过运用词源学的方法，他认为德意志祖先的名称隐含在Teutsch，Tuitsch，以及Deutsch等通行的方言之中，所有这些不同的地区性词语所指谓的都是“德意志人”（German）。他还认为，“Teutsch”在既有的语法规则中是一个形容词，它由名词Teut转化而来。克吕沃怀疑塔西佗书中那个神祇的名字拼写可能略微有些错误：因为如果德意志人的方言名称源自忒斯托的话，那么这些名词就应该是Tuistische，而不是Teutsche。为了支持他的说法，克吕沃从塔西佗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了证据，以证明这位罗马历史学家本应该写的是Teuto或Tuito，而不是Tuisto。由于这个错误——可能是由一个粗心的抄写员所致——很容易解释，因此他修改了拼写来继续进行他的论证，就好像是批判性的文本解读：celebrant carminibus antiquis…Teutonem（德意志）deum terra editum。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为了隐瞒那种野蛮的人祭，曾经肆意篡改通行的文本；如今，忒斯托（Tuisto）又必须让位给条顿（Teuto）。《日耳曼尼亚志》不断沦为读者意愿和观念意识的牺牲品。

这不仅只是名字的修改，它还宣告了异教神灵的死亡。克吕沃接着又说明了Teut与希腊词语theos和拉丁词语deus之间的联系，后两个词语都可以指谓“神”或者“上帝”。他声称，当古代德意志人唱歌颂扬条顿（Teuto）时，他们事实上是在不知不觉地赞颂基督教的上帝。这种解释使克吕沃解决了如何将塔西佗所说的大地之神与圣经中的亚实基拿联系起来的问题。通过修正大地之神的名字，并且说明其真实的含义，忒斯托也就直接与上帝同一。随后，克吕沃又据此重新解释了塔西佗书中神祇谱系的下一代神祇：曼努斯——如今是条顿的儿子，他被解释为上帝唯一的儿子：亚当。在这一点上，克吕沃又一次得到了词源学的帮助。两个名字——曼努斯和亚当——在各自语言中的意思都是“人类”（“human”）。

这个颇具匠心的天才还面临着最后一个棘手的问题。据塔西佗所言，日耳曼的歌谣里说曼努斯/亚当有三个儿子。克吕沃承认他们不可能是亚当的儿子，而应该是诺亚的子嗣，因为在席卷了罪恶之地的大洪水中，幸存下来的只有他的家庭。作为诺亚的儿子（被错误地归给亚当），闪、含以及雅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同样找到了他们的位置。克吕沃高兴地总结道，除了拼写错误和子嗣方面的混乱，塔西佗的著作在其他方面完美无缺，其中只有一个真正的错误：上帝并非像日耳曼歌谣描述的那样出生于大地之中。克吕沃推测，也许古代德意志人把这些细节搞混了，鉴于他们那个时代，这完全可以理解，或者也可能是塔西佗弄错了，他“误解了德意志的歌谣”？总之，无论如何都无碍于克吕沃在坚持《圣经》权威的同时，接受这部“黄金宝卷”的内容。这一切所需要的无非是正确的解读。

装订成书的文稿，以及排列在书架上的书籍不只象征着不断发展的观念史，而且也促成了这一系列观念的产生。克吕沃的著作中不仅有他自己的《日耳曼尼亚志》版本，而且他在很多地方还参考了大量借用塔西佗著作的人文主义作家的作品。在数十年中，这位来自莱顿的历史地理学家的名声——一个“应受高度赞扬且见多识广的学者”——流传开来；而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巴洛克时代。从16世纪到19世纪，他将带着人文主义的遗产，出现在诗人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卜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以及博学家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的书桌上。就像得到广泛阅读的阿芬提努斯的著作帮助把塔西佗描绘的“日耳曼人”（Germanen）从人文主义时期带到巴洛克时代一样，克吕沃使它们一直保存下去，从而留给了18世纪的作家。“由于你的［克吕沃的］功绩”，1631年3月31日，马丁·奥皮茨在一篇诗体墓志铭上如此写道，“整个祖国都会永远对你心存感激”。

[1] 波兰波美拉尼亚省省会，该城是斯拉夫人最早的定居地，历史上称“格但奈兹”。1793年为普鲁士占领，改名为但泽市。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公约将格但斯克规定为自由城市，二战前，纳粹德国曾一度收回但泽，二战后，重归波兰。

让吟游诗人歌唱

德意志人的诗歌，即他们吟游诗人的英雄歌谣，唤醒了曼努斯的灵魂和忒斯科（Tuiscon）的亡灵。

——丹尼尔·卡斯帕·冯·洛亨施太因

（Daniel Casper von Lohenstein），1689

“德语的复兴者”马丁·奥皮茨（1597—1639）颇得同时代人的赏识，一些人甚至将他誉为德意志诗歌之父。当他初作诗歌时，拉丁语依然还是文学上的通用语言：在高级学校或大学里，在学者们的通信与大多数时候的对话中，以及在德意志的大多数文献中用的都是拉丁语。尽管英国拥有天才的威廉·莎士比亚，意大利有托垮托·塔索（Torquato Tasso），[1]法国有皮埃尔·德·龙萨（Pierre de Ronsard），[2]但德意志却没有使用德语写作的杰出作家。受缪斯眷顾的奥皮茨最初写作时用的也是新拉丁语（Neo Latin），这是当时的规范。但他很快就开始把缪斯引介到他的祖国，并开始改变她们“从来不知道如何讲德语”的事实。她们从来不说德语吗？当然要除了吟游诗人引导战士们投入战斗的塔西佗时代，而且实际上他很快就会发现，这可以一直追溯到忒斯托时代。

宙斯的九个女儿[3]与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Mnemosyne）过去曾眷顾过各地。如今，她们从赫利孔山（Mount Helicon）[4]迁徙到了莱茵河，凯尔提斯以及其他北方人文主义者无不为此感到骄傲。但他和同时代人都没有想到要教她们用德语歌唱；恰恰相反，当海因里希·贝倍尔在讨论自己的同胞对语言可叹的误用时，他用来著述和在意的语言一直是拉丁语。如今，奥皮茨这代人主张缪斯要学习德语。应该很快就会有一种比低俗的民歌和圣诗更为优越的本土文学，至少与优美的法语著作或意大利著作不相上下。将德语文学抬到这样的高度应该是轻而易举的：毕竟，德语诗歌曾在丛林中缭绕回响。塔西佗不就证实了那些古代的歌谣（carmina antiqua）吗？而且可以肯定，那些歌谣所用的都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形式”——正如17世纪中叶的一位爱好者所断言的那样（尽管塔西佗没有这样说过）。作为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德语也有历史极为悠久的诗歌传统。奥皮茨可以被同时奉为德语诗歌的复兴者和开创者：虽然他只是恢复了一种祖传的艺术，但由于这种艺术受到了长久的遗忘，故而对它的接续也就相当于重新开创。新一代的德意志作家一致认为：“英雄的语言应该再次变得精致起来”。他们创作诗歌时力图达到希腊语，特别是拉丁语中语词技艺的精致和洗练。西塞罗和维吉尔的典范应该保留；但若要作为德语文学的轨范，他们迟早要挂冠归里。因为他们的语言——奥皮茨还不到二十岁时就如此声称——是死的语言，它那空洞的词语回响着早已逝去之人的情感。

当奥皮茨于1617年秋天宣告拉丁语死亡的时候，距三十年战争爆发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拉丁语讲得优雅得体，温文庄重。一些人可能认为，如果不是任性而为的话，一个位于上西里西亚（在今天的波兰西部）的施耐克（Schönaich）文科中学的学生竟然生动地用拉丁语声称拉丁语已死，这显得颇为讽刺。毕竟，学校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培养深谙精通、运用纯熟的拉丁语的学者。但奥皮茨并不认同。作为祖祖辈辈一直从事屠宰行当的屠夫的儿子，他表现了与其家庭传统不相称的智识兴趣和前途。在他提前入学后，他从西里西亚南部的出生地伯乐斯拉维茨（Boleslawiec）［德语：Bunzlau］）迁到了比托姆（Bytom［德语：Beuthen］）[5]以北的奥得河（Oder）畔。他寄身于托比亚斯·斯库特图斯（Tobias Scultetus）的府中，后者是一个人脉广泛的权贵，他因自己的学识、眼光和语言素养而广受倾慕。期间，书卷的陈年气味混杂着这个广阔世界的微风，年少的奥皮茨沉浸其中，乐此不疲，而且与他加入卡斯帕·多瑙（Caspar Dornau）的圈子一样，这段愉快的经历同样对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多瑙是新建立的施耐克文科中学的一名教师，他特别关注自己学生的修辞学素养，而且还鼓励他们分成两方来辩论一个给定的论题：他质疑道，优雅应该成为讲德语的目标吗？对许多人来说，“德语的优雅”听起来就像一种矛盾的说法。根据当时主流的语言印象，德语既不优雅也没有诗意，它只应该用来同敌人讲话，因为它听上去是如此的可怖。而高贵、凝重、优雅的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则要用来与上帝、君侯以及妇人谈话。但是多瑙的圈子却认为，德语中有诗歌，而且体现了与母语相关的其他民族特征：纯正、英雄主义以及独特。这些内容在奥皮茨那次颇具争议的演讲中都有所提及，该陈述随后在当年以“阿里斯达克”或“论对德语的轻蔑”（Aristarchus，or：On the Contempt for the German Language）为题付梓。它不久便被视为德语诗歌的早期宣言，但这位初露头角的诗人似乎也恰恰因此而仓皇逃离了城镇。因为既有的现状不可能喜欢这位年轻人的说法。

花了两天多的时间匆匆写下的《阿里斯达克》也许是为了回应多瑙圈子中关于德语与优雅的问题，也可能在同学和老师面前作了宣讲（两个假设都是推测，但都合乎情理）。这篇文章的题目影射了荷马评论家萨摩色雷斯岛（Samothrace）的阿里斯达克，此人活跃于公元前2世纪，以其出色而敏锐的语言学才能编订出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标准版本。这个希腊人的名字暗示了奥皮茨的革命方向：努力在德语口头表达以及更为重要的德语书写上——它们受到了不公正的轻视——做到阿里斯达克式的精确和勤勉。出于历史的视角，他巧妙地勾勒出了合乎德行的德意志过去以及它的光荣事迹——不过是抄录塔西佗的典型描述而已，但很快就把主题转到了自己祖先的语言方面，而语言并非“与他们的事迹不相称”。（言词与其祖国人民的伟大无法相匹是杰出的罗马历史学家萨鲁斯特［Sallust］著名的忧虑；奥皮茨有针对性地把一句俏皮话和他对自己祖先的赞美与他对罗马的轻蔑结合了起来。）德意志祖先自由而直率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作战时彼此告诫，……而且往往是用他们的母语来去除他们敌人的威胁，就如同闪电一般”。他们将这种方言传诸后世，并完整地保留了它的最初形式。相比之下，奥皮茨所考量的拉丁语却是衰败、腐朽、僵死的语言。在许多罗马暴君的统治下，罗马的习俗同它的语言已经走向衰颓，而这种语言“不可能比那些时代的统治者更好”。

奥皮茨抱怨道，没有多少人试图去培养这种“优美、典雅、庄重并且可以与祖国相媲美的语言”。相反，许多人假装不懂德语，因为祖国和母语同样令他们感到难堪。他声称，这种视而不见，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种轻蔑，妨碍了一种本土文学的发展。德意志人没有理由羞于同其他的地方文学相比，毕竟，自塔西佗时代以来德意志就存在诗歌——即使在此之前没有。为了接续这种传统并且促进德语诗歌的发展，奥皮茨指明了规则，并提供了一些范例。他的文章结尾处是一条熟悉而又有所修改的按语：“当你在坚忍不拔和诚实守信方面确信比其他民族更为出类拔萃的时候，不要丢掉你那卓越典雅的语言”。

奥皮茨年轻时写的那篇文章与当时多数重要著作的论题有相通之处，不久之后，他会在另一部著作中回到德语诗歌的早期历史。面对艺术作品奇缺的现实，他承认，“［塔西佗时代的］男人和妇女都没有在艺术方面下过功夫；虽然如此，他们却把自己需要铭记的内容编入了诗歌当中”。通过深入研究塔西佗著作以及其他史料同样让他发现，他的祖先们对诗歌极为崇敬，以至于将诗人们组织成一个公会式的组织（许多巴洛克时代的作家组织成各种协会的事实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说法的吸引力）。除担当教师、监察官的德鲁伊祭司和作为祭司、预言者的吟游诗人（vates）外，他们还创制了第三个享有特殊荣誉的组织团体，而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吟唱赞美诗”。塔西佗笔下的德意志人过去曾是英雄，但现在他们也会聆听吟游诗人所吟唱的英雄歌谣。

关于诗歌——就其最宽泛的定义而言，那位罗马的历史学家曾两次提到。第一次是之前提到过的古代歌谣，“日耳曼人”借此来赞颂他们神圣的先祖。至关重要的第二次在第三章的开头，赫尔丘力士（Hercules）——希腊罗马的半神人物，对他的崇拜随着罗马帝国传到了西欧——是其叙述的中心：

他们还传说赫尔丘力士曾来到他们中间；当他们开始战斗时，在他们的英雄当中，他们首先要高唱赫尔丘力士的赞歌。他们还有其他的歌谣，他们把这种共同的歌唱称为“拔地吐”（barditus），以此来鼓舞他们的士气；而且他们单凭歌唱的声调就能预测行将开始的战役的结果。他们要是威慑敌人或者自己感到害怕，都可以从他们的歌声中有所体现。与其说这是歌唱的声音，倒不如说它像是众人表现勇气的狂吼呼啸。

这段看似不起眼的引文事实上十分重要，因为它说明了勇气与歌声之间的关系（由于拉丁语中的vox可以表达“声音”和“语词”两种含义，故后者还和“语词”有所相关），而且还提到了“拔地吐”（正如先前的引文所示，barditum是barditus的宾格形式；《日耳曼尼亚志》的某些手稿——将所叙述的内容进一步复杂化——显示为“baritum”，这极有可能是源于错误的抄写）。这段话在当时的历史、语言和诗歌论文中被频繁引用和暗射，人们几乎忽视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吟游诗人本身没有被提及。

奥皮茨极力宣传的那三个文化等级，即教师、祭司以及歌者，在古代时就有记载，但也只限于高卢人。16世纪的一些德意志学者在自身的过去中没有找到类似的情况，他们于是穷尽想象来解释这些人跨过莱茵河，定居德意志的缘由和过程。而17世纪的著述家们一旦能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发现吟游诗人，他们就可以在德意志找到这些诗人的所在。奥皮茨本人只是暗示说塔西佗证实了吟游诗人的存在；其他一些人则继续在这位罗马人的字里行间中寻找他们的踪迹。尽管塔西佗笔下的barditus——一个在其他古典拉丁文学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术语——和凯尔特词语“bard”（吟游诗人）——一个服务于贵族的职业诗人——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但自奥皮茨以来的一代又一代作家却乐此不疲地从吟诵中推断出吟诵者的存在，从barditus中推论出“bard”（吟游诗人）的存在。这在17世纪中叶的作品中特别明显，其中，那些吟游诗人被定义为“德意志人中间的歌者或诗人”，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方式，能够“通过激愤情绪来鼓舞士气”。吟游诗人被径直添加进了塔西佗提到barditus的那段话中；而这一章节的题词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这种阅读方式过于引人入胜，以至于那些读者并没有在意其中的准确性。

古代德意志人十分看重诗人，甚至还将之组织起来，这是因为有人曾经说过，忒斯托/条顿本人曾通过法律的形式授予其神圣的职责，“伟大的事迹［应该］为诗歌所纪念，以便使后代子孙能够勤勉致力于同等的德行”。这位先祖——第一位王、立法者以及德语最初的讲说者——也因此而成为方言诗歌的重要支持者，而且正如塔西佗所提到的那样，通过这些诗歌，他将会得到自己后世子孙的赞颂。

[1]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晚期代表，主要作品有《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2] 皮埃尔·德·龙萨（1524—1585）法国著名爱国诗人，是最早用法语写作的诗人之一，代表作有《颂歌集》《龙萨的情歌》《给艾兰娜的十四行诗》等。

[3] 即九位缪斯女神，由十二提坦神之一的摩涅莫辛涅与宙斯所生。

[4] 希腊山峰，亦译“埃利孔山”，该山在古典文学中是缪斯女神经常光临的地方。

[5] 波兰南部城市，属西里西亚省。1254年建制为市，1259年曾遭蒙古军队抢掠。该市历史上曾受多个政权统治，先后有波兰王国、斯拉夫人公国、波西米亚王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普鲁士王国以及德意志帝国。1945年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该市重归波兰，德裔居民遭驱逐。

品性如此，语言亦然

我们的祖先把这种纯正而未受任何外来污损的语言——如此高雅、如此尊贵，而且满含其祖国的精神——传给了我们。

——马丁·奥皮茨，1617

阿米尼乌斯被鲍德良轻浮的话搞糊涂了，嘲笑起“那些从国外拈来的词语，依着对手邯郸学步；［由于它们］美德和恶行——我对此十分清楚——常常难以区辨彼此”。在世界这个《和平的胜利》之外更大的舞台上，许多人都同意他和国王亨利一世的看法，即改变一个人语言的同时，也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使用法语的方式来表达，或者走路时穿着法国式的皮靴，都不仅仅是污损了德语自古相传的纯正性，而且他们认为最终也引发了愈演愈烈的三十年战争。忽视了英雄的语言，阿米尼乌斯的后世子孙也就丧失了他们的英雄品性。更为糟糕的是，对语言的疏忽淡漠最终会导致民族认同的丧失。

异国词语带来异国风习以及——更为普遍——一个民族的语言与其生活方式密不可分的想法，在当时的作家之间相当流行，“谁用心去说德语，谁就是最优秀的德意志人”。这也是许多语言学会的核心纲领，这些学会给那些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机构性的家园，并为语言方面的讨论提供了指导性准则，塑造了17世纪的文化生活。虽然它们名为语言学会，其中也不乏一些思想更为激进的成员，但它们很少关注那种主张用新词新语取代外来常见词汇的语言纯洁主义，新词新语尽管颇具创造性，但用起来总是很不方便：因此很庆幸，维纳斯（Venus）没有被换成诸如Lustinne或Liebinne——将“lust”和“love”合并在一起，并加以阴性词尾——这样的名字。相反，大致而言，他们的目的不只是要恢复语言的纯正，而且还要复兴与之相关的德行伦理。古代德意志人的道德品性如今需要依凭对高贵母语的保养。因此，编纂一部德语词典——这在当时是一种迫切的需求——既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贡献，也被视为一种战争声援。不谋而合的是，这也是一个优秀的语言组织所秉持的一个明确目标，这个组织成立于1617年，与马丁·奥皮茨发表《阿里斯达克》是同一年，正是在这一年，对德意志语言的两种召唤就此蜚声。

丰收学会（The Fruchtbringende Gesellschaft）在魏玛（在今天的图灵根）成立的时候并非处于吉日良辰。闲谈中消磨度日的宾客在葬礼上所讨论的那种文学社团已经在法国、意大利以及英国开始蓬勃发展。但当时的德意志却一个也没有，因此他们决定，有必要在这方面进行一番补救。受意大利模范的启发和触动，即佛罗伦萨的德拉克鲁斯卡学院（Accademia della Crusca），“丰收学会”（“Fruit bearing Society”）在安哈尔特-克藤（Anhalt Köthen）公爵路德维希的支持下建立了起来，除了其他胜任的资格外，路德维希公爵作为曾经进入佛罗伦萨学院的第一位德意志成员还给这个社团带来了经验（尽管在一个德语协会中，他是唯一选择拉丁语格言的人，但他一直保持着其精明强干的领导地位，直到他于1650年去世；之后，他的协会在另外两位领导者的主持下又继续存在了30多年）。这个协会的定位及其规则极为典型，它规定，具有成员资格的人必须是“德意志母语、风俗以及正直之品性和美德的热爱者”。其中的一位成员，即极具天赋的讽刺诗人弗里德里希·冯·乐高（Freidrich von Logau）进一步认为，在道德上最要紧的就是摈斥所有外来的因素，同时接受包括恶习在内的所有源于德意志自身的事物。对他来说，面对法国和意大利精细繁复的文化以及其各种诱惑，酩酊大醉似乎更好：“不要停杯！继续畅饮！德意志人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就让风尚见鬼去吧！”怪不得，《日耳曼尼亚志》中就曾提到过这种嗜酒之性，而这本书在那个学会的成员之间极受欢迎，其中的一个人还编订了一个德语译本。

这个“保护和传布德意志道德、风俗以及语言”的学会最后并没有编纂出梦寐以求的字典。它的重要性在于别的方面。这个持续了六十多年而且在册会员将近千人的学会促进了会员之间深入的交流往来和作品文稿的预先传阅，此外，他还激励有潜力的作家用自己的作品为重生的德意志文学添砖加瓦。成为学会会员意味着得到认同：马丁·奥皮茨只有紧接着他那篇名为《阿里斯达克》的诗学提纲而继续完成了更为全面详尽的《德国诗学》——其中含有他的一部具有前卫风格的诗集——之后，他才被接纳为会员。这部著作其实获得过几项获奖提名，因而奥皮茨在入会时获得“加冕者”的别名——一种混杂着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协会具有的典型做法——就显得名正言顺了。当包括奥皮茨在内的会员在著作上署下自己的别名时，这表达了他们的成就感。

“探寻者”（“The Seeker”）是学会中的另一名成员，他选择这样一个化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他要探寻德语中所暗含的东西。他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663年。在他发表的许多与“丰收学会”相关的作品中，这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它用了一个不事张扬的（在此，为了可读性的缘故，将之作了简写）书名：“关于德语的诸项研究”。该著可谓是当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它包含了主要的语言学主题和理论，而且在18世纪时仍然为人们所参阅。它的作者也很出名，被誉为德语语法之父以及德意志的瓦罗（Varro）。

尤斯图斯·格奥尔格·肖特利乌斯作为一个虔诚的牧师之子，出生于下萨克森州艾恩贝克（Einbeck）小镇，他于父亲去世后便弃商离家，撂下了一档子家业；因为他所热衷的并不是账目，而是文字。作为一个游学多年的学生，他于1638年逃离了正往路德家乡维滕堡进发的瑞典军队。布伦瑞克给他提供了庇护。在那儿，他结识了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Brunswick Wolfenbüttel）公爵小奥古斯特——一次幸运的邂逅，这位公爵嗜书好学，他把他继承来的大部分家产都花费在了自己的图书馆上面，即奥古斯特藏书楼（the Bibliotheca Augusta）——欧洲最好的图书馆之一。奥古斯特自1632年以来就成为“丰收学会”的一名成员，当时他聘请了肖特利乌斯来指导自己次子的学习，而这也使得肖特利乌斯能够徜徉于那些稀世珍籍之间，肖氏后来的作品对这些珍籍多有征引。肖特利乌斯接受聘请的时候不过26岁，也没有任何的学位。但有传言说他是一个语言艺术家，一个Sprachkünstler（“语言大师”），这是一个在大学中得不到的头衔，因为当时的德语语言学没有体系化、制度化。事实证明，有关他才华和学术偏好的传言并非虚妄：他的大部分著作都与语言相关。虽然他因诸如《德语艺术》这样的早期著作而在1642年——同年，他在其藏书家雇主居所的剧场中上演了《和平的胜利》——得到“丰收学会”会长的赞誉，但他一如既往以其异乎寻常的热情致力于他的语言学研究。有些人说他患了“词语强迫症”，并将他的《关于德语的诸项研究》作为明证。

这部书的全名占据了半页的版面。就好像是在表明，对于理记争辩中为证明德语卓著优越的地位而通常归之于德语的那些方面，这部1500页的著作表述得极为全面：作为一种极为优秀的语言（HaubtSprache），其特点在于它的“原生，古老以及纯正”。肖特利乌斯认为，德语是一种如同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以及斯拉夫语一样优秀的语言，它从未起源于任何其他的语言；相反，其他语言，比如丹麦语，乃是从它衍生而来。作为菲利普·克吕沃的一位孜孜不倦的读者，肖特利乌斯认为现代德语和亚实基拿的原始凯尔提语基本相同，以至于他不加区别地使用“Celtic”和“German”这两个形容词。在“teutsch”（德意志）和“babble”（咿呀乱语）这样的词汇中，他仍然能从中听出这种原初的语言。这些语词不仅揭示出了祖先以及巴别塔的语言混乱，而且也表明了该语言绵延不绝的传承。“自由的德意志人的古老语言”在核心方面始终未变，因为它的讲说者“一直没有被敌人击垮，顽强地保留着［他们］自古相传的原初语言”（塔西佗的书中并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坚忍顽强，大部分是出自于17世纪的塔西佗读者之口）。与依赖拉丁语的罗曼语系不同，德语始终保持着它的“纯正”，这种对比，亦可从关于社群内部和社群外部的寓意中得到理解：内部是“单纯质朴的少女”，而外面的法兰西则是“一个妓女的孩子”。这种语言学中的沙文主义声称，日耳曼战士不仅保卫了他们的领土，而且还任意地侵入到其他民族当中，与此类似，德语不仅保持纯正性，未受侵蚀，而且还渗透进了其他的语言之中。

一种语言不可避免地体现了说这种语言的民族的道德品格，肖特利乌斯将这种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凝练为以下表述：“德意志语言的本性”（Sprachnatur）。正如当时的一种说法，英雄们所说的语言自然是一种“英雄的语言”。那些战士们自古相传的德行同样也要归源于他们纯正而且正直、虔诚、勇敢的语言。像许多人一样，肖特利乌斯相信“这样一种解释，即虔敬勇敢的德语［将］会同时揭示古老的德意志人的真诚正直和顽强坚韧的勇敢品性”。他的著作应该有助于促进自己民族的青年去学习这种“真诚淳朴（redlich）的德意志语言”，并同时发展对于相应美德的渴望。只有完整地接受这种纯正的德意志语言，人们才能使塔西佗笔下那个时代中品性纯良的男男女女重焕生机，对此，16世纪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曾经向他们的年轻人极力劝荐，阿米尼乌斯四处寻找，但没能在17世纪的舞台上找到。

肖特利乌斯“以德国的方式”创作的那部《和平的胜利》试图“以其精雕细琢的字句向母语致敬”，以此来承接悠久的诗歌传统，奥皮茨曾设想，古代的吟游诗人体现了这一传统。它树立了那些在菲利普·克吕沃的《古代德意志》中重生的古老的德意志英雄，而这些英雄则在人造藤蔓搭建起来的舞台上——“丰收学会”的另一种象征——哀叹语言的败坏和价值的沦丧。对它的观众而言更重要的是，这部剧作讲出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问题。

6

自由豪迈的北方民族

尽管当今德意志［l'Allemagne］的情形非常不同于塔西佗在他那个时代所描绘的情形，虽然现在城市遍布而古代的“日耳曼”［l'ancienne Germanie］时期有的只是乡村，……

——让-巴蒂斯特·杜博斯（Jean Baptiste Dubos），1719

腓特烈大帝——军事强大的普鲁士国王以及18世纪专制主义的典型代表——喜欢在晚膳时与他的客人交谈，话题纵贯史前及至当时经济。他在1779年冬天于布雷斯劳（Breslau）[1]逗留时亦是如此。那一次的情由很符合这位国王的品性：一场战争。当时，他正在和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的敌人——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女皇——进行和约谈判，期间，作为下西里西亚首府的布雷斯劳招待了他和他的外交随从。欧洲目睹了年轻的普鲁士的崛起，这使得那位女皇统治下的哈布斯堡王室以及许多欧洲王室和国家感到的惊异多于愉悦。由于奥地利在七年战争期间（1757—1763）没能剪掉这只普鲁士雄鹰的羽翼，两个王国便继续在松散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中——一个依然拙杂难调的地区——为争夺统治权而展开战争。如今，15年过去了，在帝国乃至欧洲范围内，绝对权力之间需要进行重新洗牌。

一天晚上，腓特烈大帝与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兹伯格（Ewald Friedrich von Hertzberg［1725—1795］）在席间交谈起来。后者是内阁外务大臣，因其政务能力而颇受重用，亦因文化上的兴趣而得到国王的敬重。他们彼此之间都很熟悉：自从腓特烈二世慧眼识珠，看上了这位当时20岁从哈尔大学毕业的伯爵以来，他已经为他的国王尽职了35年。如今，这位讲法语的国王——他因鄙薄德语而闻名，在他看来，除了与狗说话外，德语不适合人们之间的任何交谈——用一种戏谑的口吻宣称，塔西佗拉丁语著作的德语译本在准确性以及对要义的把握上无法和法语相比。接着他又认为，哥特人的东日耳曼部落实际上来自瑞典，帕提亚人——或者像他在塔西佗的相应段落中所认定的名称：阿尔萨息王朝（Arsacid dynasty）[2]——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比日耳曼人更为可怕。这位国王——伏尔泰的一位朋友，同时也是他那个时代两种主流的最合适的代表，即专制主义和启蒙运动——喜欢争论；因为晚膳缺乏争论的调剂，将会沉闷至极。

赫兹伯格早已学会了和而不同。他在什切青（Stetin）的高中时代就成为一个善于随机应变而且精明娴熟的作家，他于翌日给腓特烈二世呈上了“塔西佗那部关于古代德意志之名作”的两段摘要：第37章以及第41章到44章的一些摘录，其中，前者叙述了罗马在德意志失利的漫长历史，后者涉及哥特人的一些内容。此外，赫兹伯格还附加了一条法语写成的按语：

臣斗胆向陛下呈上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一节文字，臣已将之译为德文及法文。依微臣之见，德语译文之扼要明晰未必逊色于法语译文。此节文字亦说明塔西佗视古德意志人［les Germains］远高于帕提亚人与阿尔萨息人；其二，塔西佗之文本证明，其后倾覆罗马帝国之哥特人、瑞典人或汪达尔人……以及其他诸族均居于易北及维斯瓦二河之间，而今，此地之诸邦已尽皆臣服于陛下之威。谨呈此小文，望祈陛下恕罪。

大约半个小时后，国王亲笔回信说：

卿所呈塔西佗作品之译文，朕已阅毕，且无异议可言。然迻译塔西佗所述之古德意志诸般风俗并非难事；［译《编年史》则殊为不易］，其以简洁明快之风格、殊简之笔墨叙绘出罗马诸帝之品性恶行……quot verba tot pondera［字字诛心］。朕愚浅无知，竟与博学如卿者论及拉丁文学，尚请见谅，朕或思之不周，卿莫介怀。

然而，对于塔西佗对日耳曼军事力量或哥特人之起源的评价，他并未以其君主身份多置一词，更没有认可那个出于阿谀奉承之意的事实，即他现在统治着具有如此辉煌之历史的一方土地和人民。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赫兹伯格将国王的不置可否视为有风度的反驳，很快他又给国王呈上了一段《编年史》的译文，这部史书是塔西佗关于罗马帝国处于暴君统治之下的病理学分析。这位国王明显不为这位历史学家作为首位暴君仇恨者的声名而有所不安，他称赞其翻译地道纯正（“Voilà du bon Allemand”），但还是对赫兹伯格揶揄了一番，认为他在译文中所使用的那个表示“范例”（“Beyspiel”）的德语单词没法取代法语中的exemple所表达的含义。然而，腓特烈大帝断定，有赫兹伯格这样的人接手母语，它的状况很快就会得到改善。

他这位才华横溢的内阁大臣确实会为德语出头；只不过，这位内阁大臣诉诸的首先是历史。1780年1月27日，也就是在这件事情过去不到一年之后，他作为普鲁士科学院的成员选择在其年度会议上更为详尽地阐述那些相同的问题。在普鲁士首都柏林举办的一次国王的庆典活动上，这位内阁大臣给布雷斯劳的晚餐送上了一份迟来的甜点。通过在科学院首次所作的8篇演讲，赫兹伯格谈论了自己高中时代以来就有的一种关切。

他演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日耳曼神话的老生常谈，但也反映了18世纪最新补充的一些说法。“日耳曼人”要比罗马人更具德行，也更为英勇。他们起源于德意志北部——赫兹伯格强调说，那里与普鲁士的领地相吻合——并且四处迁徙，终结了罗马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他们在这些废墟之上创建了主要的欧洲君主国。为了证实这些说法，这位内阁大臣征引了诸多证明日耳曼民族“最危险，也最可怕”的罗马作家，关于这种恐惧，没有人会比他通过使用自己迻译并为国王所认可的译文来征引的塔西佗表述的更为“优雅、紧凑而且真实”。而后他又间或叙述了他的德意志祖先无可超越的纯正性，而且还交织着一些在菲利普·克吕沃的《古代德意志》（人们对该著的兴致有增无减）中十分常见的说法：“考虑到其起源以及在原初语言中的名称，罗马人口中的日耳曼尼亚应该被称作条顿尼亚（Teutonia），它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唯一没有被征服的国家……自古至今延续着独立、名称和语言，因而它依旧是原来土生土长的民族”。

日耳曼民族的漫长历史以及他们对罗马行省的征服使得赫兹伯格断定：欧洲民族的摇篮不是斯堪的纳维亚，而是德意志北部。最后，他提出了一些质疑，但很快就消除了这些疑惑（一种被称为occupatio［借问］的修辞策略）：这些毫无组织的游牧部落怎么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首先，他反驳道，他们并非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塔西佗本人已证实，“他们也会进行农业耕垦”。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那种纯真、正直而且质朴的战士，是否有人会对那位罗马人所做的令人称道的描述感到陌生？对此，他建议道，那些质疑德意志人卓越的esprit général（法语：普遍精神）的人应该记住关于北方气候特色之优越性的新近说明。

只要这一个提醒就够了。他的听众肯定都读过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是18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1] 布雷斯劳，即今天波兰的弗罗茨瓦夫（Wrocaw）。18世纪时，腓特烈大帝用武力将该市从维也纳的特蕾莎女皇手中夺了过来，自此归属普鲁士统辖。一战结束后，该市被划归波兰，其后又经历了纳粹德国的短暂统治，二战结束后又划归波兰至今。

[2] 即帕提亚王国，中国史书称“安息”。该国位于米底以东，里海东南，公元前247年获得独立，并占领了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与罗马发生冲突，克拉苏、安敦尼的东征都以失败告终。226年为萨珊王朝所代替。

民族精神

倘若有人要读那部令人钦佩的塔西佗著作《论德意志人的风俗》（On the Mores of the Germans），那么他将会看到，英国人的政制观念乃是汲取自德意志人。这套卓越的体制形成于丛林之中。

——孟德斯鸠，1748

18世纪中期，德意志人的民族精神在法国南部被唤醒。别人——比如本章开头所征引的让-巴蒂斯特·杜博斯——之前已经对这种精神有所激发；但只有到了孟德斯鸠那里才真正被唤起，并且呈现给了德意志的读者。他们会十分高兴地接纳这种被唤醒的民族精神，而且同上世纪的语言爱国狂热分子一样，他们认为方言和民间传说最为清楚地表现出了这种民族精神。

查理—路易·德·塞孔达，拉布雷特的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很早就称自己为孟德斯鸠。他出生在波尔多（Bordeaux）以南大约十公里处的拉布雷德庄园（Chateau de la Brède），这是一座哥特式风格的城堡建筑，宽阔的护城河环绕四周。他在1734年最终决定潜心撰述自己的杰作（chef d'oeuvre）时，他会在这个枯寂的古堡中工作近20年的时间。在多年的埋头苦读中，书房内墙壁书架上排放着的3000多册书籍给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知识给养，而巴黎的各种沙龙——比如德·唐森夫人（Madame de Tencin）的圈子，在那儿，夸夸其谈的机智优雅和矫揉造作要比德行更为重要——则影响了他的社交风格。

这些沙龙接待的多是一些文人学士，比如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而这位男爵与这些人多少有些联系。移用他们的一名杰出成员——哲学家和评论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话说，启蒙运动的目标就是要解放人们的精神，使之摆脱偏见。理性被视为权威的唯一来源，它倡导宗教、智识以及政治事务中的自由。这同样是《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诸多杰出的思想家编撰的一部35卷的知识汇编整理，是其时代和潮流的象征——所宣称的宗旨。这部《百科全书》包含有一节关于“Germanie”（德意志）词条，其中提到说塔西佗的书“人手一本”。法国的读者一直在寻找法兰西民族可能存在的日耳曼起源。人们设想法兰西是一个在莱茵河下游的东部地区生息繁衍的日耳曼部落，为了在高卢寻找居所而跨过了莱茵河。这场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晚期的旷日持久的争论认为，法兰西人不是那些自由而坦诚的征服者的后裔——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就是高卢居民的子孙。人们在这场争论所持的观点也决定了自身对《日耳曼尼亚志》的看法：对于那些支持法兰西民族的日耳曼起源的人来说，这本书是一部“荣耀的福音，也是所有人类美德的福音”。然而，那些对拔高日耳曼时代从来没有兴趣的人则发现，书中讲的不过是“一些出没于古代德意志的沼泽和丛林中的化外之民”。

在谈及这些问题的沙龙中，孟德斯鸠如鱼得水。《波斯人信札》的出版——借两个在法国云游的波斯贵族之口所写的一部虚构的讽刺书信集——使他声名鹊起。他是波尔多科学院成员、法兰西学士院（Académie franaise）院士，并且在撰写《论法的精神》之前就成为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会员。然而正是《论法的精神》这部杰作才使他能够在政治哲人名人堂里具有一席之位。如今，它成为一部针砭专制、倡导三权分立和法治政府（一般称为宪政主义）的代表之作。但就其整体而言，它是一部在自然、社会以及政治层面上对法律进行多方面思考的著作，所要关注的是它们与“支配人们的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如地理和气候状况，地方习俗和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和宗教机制。这些因素都塑造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民族的性格特征——或者如孟德斯鸠所说的esprit général（普遍精神）。

“普遍精神”以各种名目——比如“民族性格”（“caractère de la nation”）——萦绕在法国理论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中。这种性格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国家的环境造成的；这就好像那种过于简单化的想法（正如当时的许多评论家所做的那样），即道德水平与气温高低成反比。这种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cal）理论在孟德斯鸠时代经历了一次复兴。该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论文“关于空气、水和陆地”，据说作者是古希腊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塔西佗可能对这篇论述并不陌生；他肯定接受了这一理论）孟德斯鸠的拉布雷德图书室中就藏有这篇论著的一件复本，在他看来，“气候因素在所有支配因素中具有首要地位”。当然，这只是首要因素，而非唯一的支配因素，因为还有其他情形会对一个民族造成影响，孟德斯鸠对此十分清楚（尽管他有时会夸大气候的决定作用）。否则，德意志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差异无法得到解释，总之，正如当时的一个人所讽刺的那样，“气候不会自相矛盾”。

根据冷冻对羊舌影响的实验，孟德斯鸠断定，北半球的寒冷空气使得血液循环加快，也使人变得更加孔武有力——虽然容易冲动。气候塑造的性格催生了勇气和诚挚之品性，同时也减少了狡诈背信和恶意报复之举。北方人体格高大、生活懒散而枯燥无趣：他们试图通过捕猎、劫掠和打仗来克服他们的慵懒麻木。总体而言，他们的恶行很少，美德支配着他们的生活。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北方特征——尤其是德意志人——可以在塔西佗的著作中找到，而孟德斯鸠正是从他的著作中得到了启发。他对这位罗马人了如指掌，能够依靠其记忆作出50多处的引用（有时也会显得有一些疏漏）：他评论说，虽然“这是一本小书”，但其作者却以此“囊括了所有事物，因为他见证了一切”。他进而又对这本小书作了精简和删节，并用“德意志精神”这一习语来概括塔西佗的描绘。

这种精神正是英国宪法赖以维系的基础。孟德斯鸠曾在英国游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并在那儿研究了君主立宪制的制衡机制。他对这种权力分化结构的热衷影响了自己的著作，他在书中详尽地论述了这种机制的运作状况（后来即使是在英国也被视为权威性的论述，尽管并不准确）。他在书中指出，这种机制的起源可以在《日耳曼尼亚志》的相关论述中找到，对《日耳曼尼亚志》的研究表明，“这套卓越的体制形成于丛林之中”。在孟德斯鸠之前谈论自由的古代德意志意味着谈论免于罗马暴政的自由：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为日耳曼民族能够一直保持免于外界支配的自由而感到十分骄傲，并且乐此不疲，而爱国的语言学家则庆幸他们的祖先击退了外族军队和外族语言的入侵。但很少有人论及他们宪制上的自由，以及一切都取决于“民众的表决、判断和意愿”的情况——正如一位旨趣相当特别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所提出的一种说法。当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保证德意志君主和选侯的独立地位后，谈论上述问题的人甚至更少了。

但孟德斯鸠改变了这一切。他在脚注中征引了塔西佗的一段话，对他而言，这段话包含了有关权力制衡的萌芽因素，“小事由诸首领商议定夺；大事则由全体民众来决议，但即便是这样一种方式，民众的决定仍然要经过各个首领预先的斟酌考量”，对此，孟德斯鸠没有给出进一步的阐释。然而似乎显而易见的是，他将议会在制定决策中的角色视为对首领权力的一种制衡。在其著作的其他地方，他将下列塔西佗的论述作为日耳曼政治组织观念的特征：国王的自由有限；首领的选任基于公认的德行而非血统；死刑的判决需有人民在场。在一个缺乏自由的时代，专制统治者的权力就会大行其道，而孟德斯鸠则将《日耳曼尼亚志》视为一个自由社会的蓝图。然而，正如当时的一位读者很快就指出的那样——尽管他不承认，这些关于自治（self governing）的哲学思想必定对政治现状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

通过把这种“卓越的体制”置于北方，孟德斯鸠不仅将免于外族统治的自由重新定义为免于专制统治的自由，而且也修改了地理上的传统观念：在政治上，过去荒原遍地、丛林密布的北方——这与更为温和的有教养的文明地区相比逊色许多——变成了自由的摇篮。许多人因此深受鼓舞；另一些人则愤然拒斥。尤其是那位启蒙运动的杰出人物，腓特烈大帝的笔友伏尔泰（1694—1778），他曾以嘲讽的口吻质疑道，上议院和下议院是否也来自黑森林呢？甚至可能还包括英国的棉纺织厂——尽管塔西佗说古代德意志人通常以劫掠为生，而不是凭借劳作。此外，伏尔泰也不认同孟德斯鸠关于法国人起源于日耳曼的说法：他想知道，被《论法的精神》的作者称为“我们祖先”的那些法兰克人到底是谁？与北方的其他蛮族一样，他们是寻找牧场的凶猛野兽。然而，当伏尔泰于1777年发表其评论的时候，他的批评几乎没有人听得进去：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欧洲所讨论的一直是孟德斯鸠的理论。

1748年，为了规避法国的审查，《论法的精神》在日内瓦出版，在德意志，这部书被视为“这类著作中的一部杰作”，“不仅需要通读，而且还要得到从头至尾的思考”。该著的法语原版出版了不到5年，亚伯拉罕·哥特黑尔夫·凯斯纳（Abraham Gotthelf Kstner）——一位喜好文艺的数学家——就出版了第一个德语译本，值得注意的是，该译本的书名的译法虽有一定的创造性，但也有疏漏之处：“孟德斯鸠先生论法律，或……”（省略号表示的是副标题，相当于一个简短的提要）。鉴于法语词汇的复杂性，凯斯纳避而不译esprit（法语，精神）这个关键术语（与腓特烈大帝相似，他觉得任何一个德语单词都无法取代这个法文词语）。然而1760年时发表的一篇论德意志法律的专题论文，其标题使用了Geist（德语，精神）来移译esprit这一法语概念；这就是德语中那个经久不衰的术语的初次出现。

随后便是一次激烈的论辩，围绕的焦点就是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Friedrich Carl von Moser］1723—1798）所写的一篇文章。莫泽是一位相当于男爵等级的贵族，他曾当过律师，也曾做过公职人员，但更为知名的则是他的作家身份。1765年，他在帝国城市法兰克福撰写了他那篇《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论文。文章一开头即大肆宣扬：“我们是一个民族，拥有同一个名称，说着同一种语言”。然而，虽然德意志民族有一些一致的特征，但德意志人却缺乏一种共同的“民族心态”。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异使他颇为不满（表达不满的文字在印刷时字号比正规行文要大）：“我们再也不会了解自己；我们丢失了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的精神遗弃了我们”。德意志诸邦国的统治者和贵族更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祖国”——这“不过是一个已然死去的名称”。莫泽以一种充满活力的愿景结束了他对德意志境况的描绘：“德意志将会如此的幸福祥和，一个来自柏林的人将会像对自己祖国那样，学会尊重、热爱维也纳，并引以为荣，来自维也纳的人则［会学会尊重］汉诺威，而来自黑塞的人［将会懂得尊敬］美茵兹”。这是一个把德意志等同于帝国的帝制爱国者的梦想，当时，它还只能是个梦想。

莫泽的文章很快就遭到了批评。4年里，各种评论、书信以及反驳都在讨论和界定这种民族精神。一些评论者抱怨说，他没能具体界定这一核心观念，而且他把德意志的贵族错当成德意志的民族，好像他们就是民族精神的担纲者。一位读者则吹毛求疵地说，与其花工夫从莫泽的作品里了解民族精神，还不如花时间好好读一读塔西佗的著作。他甚至将之斥为荒谬之作，因为它在论述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时没有予以他们的起源和旧俗应有的关注。否则，人们拿什么来比较，然后说它现在已经消失了呢？后来，一位颇为率真的作者以“再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为题撰写了另一篇文章，该作者将民族精神界定为“一种特殊的品质，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所有这类特殊品质中的精华，凭借这种品质，一个民族也就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而且认为“这些特殊的品质有的属于灵魂，有的属于身体”。在作品的简介中，作者在太多的地方引用了《日耳曼尼亚志》，以至于最后因不耐烦而建议读者直接去查看原书作者。在论辩结束时，这种民族精神在塔西佗著作中的存在已无可动摇。

当时的一个人在1767年时曾指出，那些论述德意志民族精神问题的著作广为人知，其他作品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他写道：“在法兰克福以及［它的］周边地区，只要走进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客店，兴高采烈的店家肯定会就那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挑起一次富有启发性的谈话”。这场匿名进行的论辩促进了孟德斯鸠思想的传播，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有助于界定民族精神的内涵（并确立了其中的一些特征）。论辩者关于民族精神的定义和所在（在精英中间还是在民众中间？）的相互质疑，使得长期存在的“德意志问题”重新得到了关注。

农民共和国

关于古代德意志人的民族议会：贵族和……平民是两个并存而又相互独立的阶层。后者是这个民族整体真正的组成部分，而且诸事都要取决于他们的同意。

——尤斯图斯·穆泽（Justus Möser），1768

在已经成为过去的帝国和尚未实现的民族国家的双重诱惑之间，德意志摇摆不定。人们可以断言：“尽管彼此相隔遥远，德意志最优秀的头脑们建立［了］某种小型共和国”。然而，在“如此众多的小邦和竞逐纷争的诸多派系”当中，“［德意志人的］祖先如何能找得到”。七年战争（1757—1763）——因其欧洲战场和北美战场而成为第一次全球性的战争——使这两种德意志亟待拯救。当时，较小的德意志邦国要么与普鲁士结盟，要么与奥地利联合，它们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战场上彼此争斗厮杀，一个跨地区的“德意志运动”应运而生，其中，出版商和小册子作家在诸如《德意志墨丘利》和《德意志文献总汇》的期刊中共同接纳了那个饱受质疑的民族。歌德和席勒用一句话总结了这种颇为悖谬的情形：“最初为学者所开创的德意志最后为政治家所终结”。另一位魏玛古典主义时期[1]的杰出学者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反思了同样的情形，他宣称，最自然的国家只有一种民族，他们秉持相同的民族品格。然而，又一个世纪过去后，这样的自然国家仍然没有在地图上出现。

这时，当前没有的仍然要在过去中得到补偿。现在继续吸引民族主义者思考的，是政府组织、宪政结构和选民。孟德斯鸠曾强调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其政治和法律框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专制暴政下所产生的就是奴性，而且在讨论北方精神时，他多次提到了蛮族的那些所谓的法律，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的日耳曼民族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体现出了“一种令人钦佩的淳朴品性”，这对孟德斯鸠来说就好像是“散发着一种古朴的气息，以及没有因生活的改变或腐化而衰颓的精神气质”。他指出，《日耳曼尼亚志》中的一项具体法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日耳曼尼亚志》中的习俗——与那些蛮族法律中的一项法令之间具有相似之处：在他看来，塔西佗关于“日耳曼人”生活在四周均为空地的房屋中而不是城镇里的描述——极为巧妙地满足了孟德斯鸠的目的——与日耳曼那些针对非法擅闯和入室行窃的法令相呼应。罗马人的论著和日耳曼人的法律都表明了相同的自由精神和独立精神。

可以料想，德意志的法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中随之及时做了跟进，尽管各个邦国和城市——其中的一些如此之小，以至于孟德斯鸠都嘲笑他们，说他们拥有的臣民甚至比一个苏丹的妻妾都要少——都是自立法规。就像一个破损的万花筒一样，这些各自为政的法律体系没法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约翰·休曼·冯·托伊琛布恩（［Johann Heumann von Teutschenbrunn］1711—1760）在他的《德意志法律的精神》一书中就统一的德意志精神和众多的法律之间的这种反差进行了驳斥。对于这位纽伦堡附近的艾道夫（Altdorff）大学的法学教授而言，至少过去给他提供了一种可期待的统一愿景，他称赞往昔的那些阐明法律要素的德意志立法者，那时就像一个成熟的时代，与这个民族的特点相比较而言，这样的时代却姗姗来迟。只有在罗马法破坏了那些原有的做法后才会强加一种更为久远且并不相称的成熟时代，这是必要的例外情形。

休曼对塔西佗有着历久弥新的兴趣，他也因此而成为众多殷切阅读《日耳曼尼亚志》的法律史学家之一，尽管有权威学者拒绝将《日耳曼尼亚志》视为法律文献。他们特别关注《日耳曼尼亚志》里描述的施政体系，这不仅仅是由于孟德斯鸠将之认定为英国君主立宪体制的先驱。1766年时出版的一部总共有1015页（不包括目录和索引）的法律论文集用十多页的篇幅铺陈论述了塔西佗那句十分简短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话：王由选举产生。两年后，在帝国西北部的城市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发表的一篇由两部分组成的评述也对日耳曼的施政思想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通过讨论莫泽那篇引起争议的《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以及《再论德意志民族精神》这篇啰啰唆唆的最新回应，该评论的作者和别人一同发现德意志民族是如何的难以把握，并且拒绝在贵族中找寻这个民族。但是在思考这个民族的所在和所是时，他又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设想：“早在法兰克人或撒克逊人在其先祖的土地上劳作并凭靠自己的力量捍卫这片土地的时代，当他离开自己田间的时候，也就是去了他们共同的议会——那个时代能给我们展现这样一个民族；但现在却不可能”。的确，这个自由的往昔岁月是日耳曼人的黄金时代，然而，这难道是一个由农民组成的议会所主导的时代？

尤斯图斯·穆泽（［Justus Möser］1720—1794）似乎不大可能在七年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奥斯纳布吕克的政治事务中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他带着惶恐不安而不是一个学位结束了自己在耶拿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乏善可陈的学习，其后，他凭借其父亲——一名律师，并且是准入董事会的成员——的关系才获准进入法律行业。但小穆泽很快就获得了各种职位和头衔，并且——不再是自己所承认的懒虫——在财产等级决定的社会中跻身于颇具影响力的管理阶层中。奥斯纳布吕克是（现今）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城市，它早已没有什么牛桥（ox bridge），但这个城市的名字可能就是由此而来，它在当时是一个教省（ecclesiastical state）的首府，该教省相当于主教管区，但其面积却只有55平方公里。[2]18世纪60年代时，由于王侯主教（prince bishop）年幼而无法履职，整个教省无人掌理，遂由穆泽执行事实上的治权。他最终支配了该教省近30年的命运。虽然“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并且试图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如他的一位传记家朋友所写的那样，但他一直保持着对过去的好奇心。自学生时代以来，他感兴趣的就总是严谨法学之外的文学和历史；而且，在他主持政务期间，他还要抽出时间来撰写他的《奥斯纳布吕克史》。尽管这部史书的书名表明了它的地区性，但它很快就被视为“第一部用德意志人的头脑和心灵撰写的德意志历史”。

《奥斯纳布吕克史》的导言声称要打破旧习。与当时普遍流行的做法相反，它的历史叙事侧重于“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劳作的撒克逊人”，而不是皇帝、国王和诸侯。只有这些拥有土地的农民体现了民族精神。不幸的是，这将会是一段衰败零落和屈辱的历史。起初，自由的农民支配着自己的命运，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并且为他们的共同体而战斗。这种原初的自由和统治状态随后便堕落为专制独裁和悲惨的农奴制度。然而，尽管穆泽的著作旨在追溯从农民战士（听起来像是罗马人的想法）到农奴这种堕落的历史趋势，但它从来没有将这种趋势的考察延伸到13世纪：当时的审查制度妥善地将这种堕落限制在过去的历史当中。

穆泽争辩说，这种黄金时代恰好可以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找到，或者说，至少他会让这种黄金时代在这本书中看起来出现过。他对塔西佗的热衷可以追溯到他的学生时代，当时，他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大量的摘录和评论。如今，他在《奥斯纳布吕克史》中诉诸塔西佗来说明日耳曼国家的政治结构。正文的序言中，穆泽给出了一篇七十多页的“简短导言”，以此来介绍德意志人最古老的政治制度，其内容以全体议会为中心：没有拥有土地的普通民众的明确同意，任何立法都不能通过；在祭司的指导下，那些要发言的人以声望和口才的高下依次发言；在战争期间，首领要在最勇敢的人中间选取，一旦和平得以确保，他的权力或者他的职位就要被终止。穆泽总结道，古代的德意志人无疑是捍卫自由的艺术大师。即使人们除了知道他们的住所独立而分散之外，对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无所知，人们仍然可以领略他们宪制思想的伟大之处。但幸运的是还有很多方面为人所知，穆泽在他的脚注中援引了《日耳曼尼亚志》的一些片段，从而更为详尽地证实这个所谓的宪制。然而，当时的一位评论家很快就发现，塔西佗所写的这段话——其实是最关键的一段——也许并不具有人们所赋予的那种重要的意义。引文“ex plebe consilium et auctoritas”的意思可以是“决议和权力的产生来自人民”，这就是穆泽想要的一种解释，以此主张，民众执掌政治权力。然而，塔西佗事实上写的是：“每个法官都要从人民当中选出一百名陪审员，以便从中获得顾问和权力”。穆泽精通拉丁语，对此应该很清楚。总体而言，他对塔西佗的利用还算合理，只是他在这里想要证明自己发现共和政制的诱惑实在太大。

穆泽第二个历史假设同样基于塔西佗所提供的那些站不住脚的证据。他声称，他的祖先曾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而且只有财产持有者才能享有充分的政治参与资格。当时，这样的资格——无论是取决于资历还是取决于财产——通常被认为是必要的。但穆泽却尤为强调持有土地，因为他曾在自己的主教管区中亲眼看见那些穷苦农民的悲惨境遇，尤其是在七年战争期间（《奥斯纳布吕克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然而不幸的是，《日耳曼尼亚志》中包含有相反的说法：古代的德意志人“每年都更换土地，剩下的农田休耕”。塔西佗还详细地阐述了为什么说服他们向敌人挑战要比劝服他们“去耕种土地并等待一年的收成”更为容易，以及他们为何通常将农事都委托给他们的妻子来掌管，这些内容均不符合穆泽所描述的农民形象。然而，穆泽并不认同那些援引塔西佗和恺撒的人，他同孟德斯鸠一样，认为日耳曼人开垦的土地很少。一方面，恺撒否认日耳曼部落从事农业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塔西佗确实提到了农务耕作之事，尽管有一些相反的说法。就他讲到的每个人屋子周围都有大片空地的情形而言，怎么可能说一个人没有财产呢？对于那些知道如何去阅读塔西佗的人来说——当时赞同日耳曼存在农业的一位评论者合乎情理地强调了这样一种才能，这位罗马的作家证实了这样一个农民阶层的存在。然而，尽管这样的解释别出心裁，但试图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找到农业经营方面的证据将依然会引起争议。

《奥斯纳布吕克史》中有一幅木刻画插图。它看起来比较传统，且颇具塔西佗式的风格，并会让人想起菲利普·克吕沃《古代德意志》（穆泽的图书室中有该书复本）书中的插图。但它也包含了一些指示农民及其财产的内容（右下角的矛应该象征着穆泽所说的“防卫”——农民在那个时候就会变成士兵来保卫他们的族群共同体）。在《奥斯纳布吕克史》的第一版中，正如这一节所引用的那句题词，贵族的决议需要得到拥有土地的那些普通民众的同意。在当时寄出的一封书信中，拒斥贵族的穆泽直言不讳地声称：“德意志的那些贵族并不属于这个民族”。尽管他在第二版中缓和了这种论调，以便将平民和贵族都囊括进来，但平民——纯朴的Volk，涉及塔西佗的一条脚注中有具体的说明——仍然是“这个民族整体”的支柱。自身并不是劳苦平民的穆泽提升了人民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因此，他促使平民的意义发生了改变，这将会导致数十年后的雅各布·格林思考如何将名词“folk”以及它的形容词“folklike”与自由联系在了一起。神圣罗马帝国之外，其他人也在他们的诗歌中高喊人民的声音。他们同样没有普通民众的经历。

插图8：尤斯图斯·穆泽《奥斯纳布吕克史》中的日耳曼农民（威德纳图书馆，哈佛学院图书馆，47528.1.10.）

[1] 魏玛古典主义时期指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文学发展的顶峰时期，其古典主义理念以古希腊艺术为典范，反对大革命的激进，主张通过审美教育来培养完整和谐的个性，代表人物是歌德和席勒，他们都被邀请到了魏玛公国，共同合作了十年（1794—1805），促成了德国文学的繁荣。

[2] 当时德意志的汉诺威王国曾建立了五个新教教省，1815年奥斯布吕克被划给该王国后成为其中一个教省的首府，1903年被撤销。

北欧的民间传说

环顾当今的德意志，看看这个民族的品性特征，看看他们特殊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真实的语言氛围，他们在哪儿呢？读一读塔西佗吧，你将会在那里找到他们的独特品质。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1767

多年以来，哥本哈根一直是制造北欧神话的权威作坊，在那儿，德意志碰到了斯堪的纳维亚，而过去也和现在相遇。丹麦国王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V）于1746年继位后就立志要把王国的首都变为一座艺术之都，从而改变丹麦王国的粗鄙形象。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邀请了许多著名的文人雅士，保罗·亨利·马利特（［Paul Henri Mallet］1730—1807）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752年时被委任为宫廷法语文学教授。在要么不懂法语、要么只是略知一二的那些宫廷听众中，这位教授发现自己可以有很多空余的时间。“然而”，一位早期的传记作家写道，“他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了这些空闲时间”。1755年，马利特发表了大部头的《丹麦史导论：古代丹麦的宗教、法律以及风俗习惯》。第二卷——对导论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于翌年发表，题为“凯尔特人——特别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神话与诗歌的永久典范”。（其中，凯尔特人再次被视为一个与日耳曼人具有相同血统的民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个讲法语的瑞士人将会推进北欧的文艺复兴。

马利特的著作深受孟德斯鸠思想的影响。他在序言中提到了北方精神及其与气候的关系，以及它最大的贡献——欧洲拥有的自由（马利特补充说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他同孟德斯鸠一样，将《日耳曼尼亚志》作为最重要的史料，经常从中汲取资源。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他将斯堪的纳维亚人擢升为北欧的象征：他们赢得了通常多为德意志人所拥有的那种赞扬。丹麦国王很高兴地看到斯堪的纳维亚成为欧洲人民的摇篮，嘲笑且摧毁了罗马人的势力，并建立了现代君主国。在称赞这些专属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丰功伟绩时，马利特利用了一个事实，即“北方”同样包含了德意志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他的《丹麦史导论》中，辛布里人（Cimbri）——一个著名的日耳曼部落——进入丹麦领土，在那里定居，并以此作为他们的发祥地。含糊不清是一个慷慨的主人，对于马利特来说，塔西佗是“关于古代德意志的优秀史学家”，通过他可以理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过去。尽管大多数人——比如布雷斯劳和柏林的赫兹伯格——不同意这种说法，而是继续将德意志视为发祥地，并且宣扬它过去的伟大，但在北欧大家庭中，把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有冰岛人，有时还包括不列颠人和法国人）视为德意志人“真正的兄弟”大多没有什么争议。

马利特在宗教方面的广泛兴趣是他与孟德斯鸠之间存在的又一个重要的差异。自人文主义时代以来，德意志祖先的宗教虔诚就为人们所颂扬，但对他们宗教的认识却包括了从野蛮宗教和异教信仰到真正的基督信仰等各种不同的解释。正如马利特所言，宗教现在被认为是一面“忠实可靠的镜子，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它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审视。在马利特看来，塔西佗所看到的那些优良的风俗根本上是因日耳曼人的虔诚而产生的。然而，谁是他们虔心敬拜的北欧神灵？庆幸的是，塔西佗没有对此提供现成的答案。提出奥丁神（Odin）——“一种新宗教的建立者”——的是另一部不同的文本，北欧神殿偕同这位神祇一起进入了马利特的著作中，并由此引起了欧洲的关注。

《艾达》（Edda）是一部古代北欧的诗歌和散文作品集，写于13世纪的冰岛（一些作品的年代甚至更为久远）。该书充满各种关于以奥丁为首之诸神的北欧神话，其中，奥丁统御着阿斯加德（Asgard），以及弑龙英雄希格尔德（Sigurd）。通过借助于一位熟稔北欧诗歌且住在哥本哈根的冰岛学者，马利特在自己那本《丹麦史导论》的第二卷中加入了一部分《艾达》的法语译文。这在整个欧洲的法语读者中引起了轰动。原始和原生的风格不断被人们宣扬为可以替代精致繁复之风的审美取向。当时，让-雅克·卢梭的最新著作即崇尚人的一种原初状态，并且将这种自然的、原始的文化视为一种优越于城市矫揉造作之风的典范。反对华美细腻的诗歌是当时的一种风尚。《艾达》——它以押头韵的诗句传达着这种朴实的歌谣——符合这种要求。

此外，《艾达》当中一些五花八门的神话还为那些如尼文（rune）刻石[1]（比如拉姆松［Ramsund］刻石，该石发现于瑞典的东南海岸，记述了希格尔德的故事）提供了主题素材。与其他碑刻铭文一样，这些如尼文刻石也构成了丰富、真实的历史遗迹，而对于那些不满足于仅仅依赖塔西佗的德意志人来说，这些刻石正是他们十分需要的东西。这些北欧的古文字——其中一种多缝制或者出现在上百万件衣领和文献当中，象征了第三帝国中肆虐的恐怖——还展现了一种具有相当高度的文化：基于这种情形，马利特重新解释了塔西佗那个被广泛用来断定日耳曼人不通文墨的说法。为了使他对北欧蓬勃的文化景象的叙述更为充实，也更为详尽，马利特还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了那些不久前在假名凯尔特诗人莪相（Ossian）的那些流传的诗歌中崭露声望的吟游诗人。在过去的时代，这些吟游诗人不仅会赞颂那些神祇和英雄，而且还会赞美那些想要永垂不朽的首领。马利特则提醒他的读者，诗歌——正如塔西佗所言——是过去的编年史书。

插图9：SS（纳粹党卫军）的如尼文标识，希姆莱档案集中的照片B辑封面。（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马利特的著作甫一问世，海因里希·威廉·冯·盖尔斯滕贝格（Heinrich Wilhelm von Gerstenberg）——哥本哈根德意志人圈子中的一员——就十分欣喜地说：“我们是一个原始的民族，我们说着一种原有的语言，所有我们在历史、神话以及风俗中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原本就有的”。16世纪的历史学家曾经赞美过他们这个原始的民族，17世纪的语言学家则颂扬过他们所说的那种原初的语言；如今，在一个浪漫主义者强调天才的原创性高于一切的时代，盖尔斯滕贝格以及与他志趣相投的作家都将一种原创的神话纳入他们的遗产当中。正如盖尔斯滕贝格的《一位吟游诗人的诗》（A Skald's Poem）这一书的标题所强调的那样，这种神话源于北欧：对斯堪的纳维亚吟游诗人（the Skald）的明显借鉴透露了它的主旨，对此，其中的第一首诗很快就进入了主题：“布拉加（Braga）的诗歌响彻星空……”关于布拉加，盖尔斯滕贝格在“关于《艾达》的语言以及诗中典故”的注释中作出了解释，即他是北欧的诗歌之神。他最终取代了古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阿波罗，而后者所领导的诸位缪斯曾是人文主义者吁求灵感和鼓舞的源泉。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一种典范的变化。如今，德意志的诗人应该像规避拉丁语一样避开古典神话；他们应该讴歌那些原创的神话，而“原创的”即意味着“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意志人之间这种所谓的亲缘关系不仅助益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于德意志过去的诉求，而且还有助于利用北欧的素材来填补德意志传统中的空白。

盖尔斯滕贝格的一位朋友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卜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同时也是马利特在丹麦宫廷时的同代人——同样热衷于把北欧传统视为德意志的遗产。“我曾在自己早年的颂歌中使用过希腊神话”，他在1767年跟一位具有类似倾向的朋友谈及此事时还特别拿20年前创作的一首诗歌来作为例子，“我现在去除了它们，并且在新作和旧作之中植入了我们祖先自己的神话”。奥丁打败了宙斯，同时也征服了克洛卜施托克的诗歌。然而，比简单的替代更为必要的是：德意志的诗歌应该表达德意志的文化和习俗。就在他修改自己颂歌的同一年，克洛卜施托克创作了他的戏剧三部曲的第一部，[2]讲述的中心是歼灭罗马军团的赫尔曼。这位日耳曼的领袖再一次听到了战斗的号召。当他于16世纪首次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他讲的还是拉丁语。从那时起，他开始摒除许多罗马的特征；如今，克洛卜施托克则希望，赫尔曼能够被赋予德意志的精神。

作为魏玛古典主义时期之前最负盛名的作家，克洛卜施托克认为他之所以能够被邀请到哥本哈根，乃是得益于他的《救世主》第一卷给腓特烈五世所留下的印象。作为对这部宗教史诗的一种“［国王的］赞赏的表示”，国王的资助比较适度，既不吝啬小气也不阔绰无方，却远远超过了克洛卜施托克在其他地方所能期望的结果。克洛卜施托克出生于哈茨山（Hartz Mountains）[3]附近一个名为奎德林堡（Quedlinburg）的中世纪城镇，他是家里17个孩子中的老大，曾在普福尔达学校（Schulpforda）[4]——萨勒（Saale）河畔的一所寄宿学校——上过学。这所学校保留了昔日修道院的那种学科特色，这位初露头角的诗人像该校历史上的其他著名毕业生一样（包括著名的哲学家费希特和尼采），具备扎实的古典学基础。随后的神学学习完成后，[5]他做了一名普通的家庭教师（但并不长久）。在游荡不居的生活中，他四处寻找安身立命之处。当他在丹麦的首都落脚时，他没有想到自己一待就是20年。但这个“德意志的丹麦边境”是如此宜人：宫廷中能够听到他的母语，而且6个贵族家庭差不多都是德意志人——更何况包括盖尔斯滕贝格在内的那些德意志侨民圈子。在这种环境中，克洛卜施托克不仅完成了他的《救世主》，而且也在德意志历史方面进行了创作，从而成为一名“宗教诗人和爱国诗人”。在克洛卜施托克看来，祖国的历史应该再一次成为诗歌，为此，他只需恢复那种吟游诗（Bardiet）的传统。

一个新词似乎就意味着某种新事物的诞生。然而，一直希望承接现在和过去的克洛卜施托克暗示说，吟游诗这个词只是之前很少被人用到而已。德意志人曾经有“吟游诗人”（Bard），而且塔西佗这位“值得称扬的朋友”证实了吟游诗人（barditus）的存在；因此，为什么不重新使用吟游诗呢？克洛卜施托克将其定义为一种以历史上著名人物与重大事件为主题的文学体裁，它忠于事实，部分用来歌唱。他那三部以赫尔曼为中心的吟游诗就是依照这种诗歌体裁来创作的。出于忠于历史的考虑，诗人以塔西佗的著作为凭据，这在他作品的注释当中有所体现。舞台上的唱诗队提醒日耳曼的武士：“你们是马纳（Mana）的后裔”，其中的注释解释说，马纳是德意志祖先的名字，即塔西佗所提到的那位神圣的英雄。舞台上的那些历史人物同样是从塔西佗的作品那里拼贴模仿而来：视死如归的勇敢和忠诚、心直口快以及对荣誉和虔诚的信仰。克洛卜施托克在一封写给熟人的信中开玩笑地说：“我想你对塔西佗的阅读肯定没有我认真，”他还补充了自己根据塔西佗的叙述所创作的那些戏剧中的一些具体的例证。在某种程度上，吟游诗就是诗歌形式的《日耳曼尼亚志》。

最能说明克洛卜施托克受惠于塔西佗的，是一段摘自《日耳曼尼亚志》的文字，在克洛卜施托克看来，这段被他用在剧作中的文字“必定会温暖任何一个传统而坚强的德意志心灵”。他对这段话的期许同时也是他对这部戏剧（以及相关主题的诗歌）的希望。克洛卜施托克认为，不论是谁，只要用德语写作，都应该被视为德意志人；历史和共同的文化将教会他们以德意志人的身份来思考。凭借他对“忒斯科（Thuiscon）语言”无法消泯的热情，克洛卜施托克坚定地立足于17世纪语言学家的传统之中，而他的这种立场则使他的同时代人想起了一个世纪前“丰收学会”中的一名倾向更为极端的成员。他的一首颂歌描述了“我们的语言”，“曾经的我们已在岁月之中愀然黯淡，当塔西佗看到我们时：我们独立而纯洁，独一无二”。为自己“纯洁的切鲁斯坎血统”感到自豪的克洛卜施托克，梦想着能够以这种血统来书写自己那位君主的成就，梦想着他能够回到那个古老的时代与他的君主并肩作战。“我希望你能知道”，他对自己幻想的后来收信人说道，“亲历诸事乃是吟游诗人的职责”。

克洛卜施托克这位吟游诗人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哥廷根成立林苑社（Union of the Glade）的诗人们（哥廷根林苑社［Göttinger Hainbund］）。与克洛卜施托克一样，他们也自诩为吟游诗人，甚至选择那些可疑的吟游诗人的名字来作为他们的笔名，他们在自己的诗作中强调北欧元素和民族元素。但他们的诗歌流传并不长久；这些诗人很快便被人们遗忘。然而，如果不想背负恶名，匿名倒是一件幸事。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1744—1803）发现自己某一天也身在“吟游诗人的那片古老的德意志林苑之中”。赫尔德出生于东普鲁士的莫龙根（［Mohrungen］今波兰北部的莫拉格［Morag］），他在11岁时为他刚刚去世的弟弟——“这是他在这个世上失去的最珍爱的人”——写了一首诗，体现出了自己对诗歌的倾好。后来，他带着这座只有两千居民的小城无法容纳的才智和旨趣，远赴柯尼斯堡，永远离开了他出生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双亲。他在那儿学习了神学以及其他的学问，并且追随康德学习了哲学。尽管赫尔德为赚取生计而兼职教书，但他仍然抽出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一项重要研究，即1764年的《论勤奋在几种后天习得的语言中》（On Diligence in Several Learned Language）。这项研究包含了他此后一生所持有的观念：各个民族因精神相异而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气候和环境的影响，并且最为清晰地体现在它们各自的方言和本土文化当中，或者说体现在它们的民众文化当中。对于这种观点，孟德斯鸠想必不会有什么异议，关于孟德斯鸠的著作，赫尔德曾经写过《阅读孟德斯鸠的思考》（Thoughts While Reading Montesquieu），但他的思考最终使他走得更远，他将一个民族设想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精神充盈着一种神话般的品质，而且他还断言，只有人民的艺术形式才是真正的艺术。

在一篇评论马利特的文章中，赫尔德对原创的北欧神话大加赞赏，认为该神话可以合乎情理地被称为德意志的神话，因为它来自——正如他后来的一种表述——一个“相邻的德意志部落”。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坚守自身的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对此，他在1767年左右撰写的《论德意志新文学的片断集》（Fragments on Recent German Literature）中断言：“一个民族所能遭受的最大伤害莫过于夺走她的民族特征，尤其是她的精神和语言”。这对于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来说尤其如此，而且正如他在研究德意志文学的历史发展时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共同的语言和文学仍然为全德意志民族共同拥有。培养对两者的兴趣再次成为一种爱国的责任。然而，令赫尔德苦恼的是，他的同时代人中，极少有人会关心这样的一种责任：

环顾当今的德意志，看看这个民族的品性特征，看看他们特殊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真实的语言格调，他们在哪儿呢？读一读塔西佗吧，你将会在那里找到他们的独特品质：“德意志的各个部落从来没有通过与其他民族结合而玷污［entadelt］自己的纯洁，他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纯正的、原始的民族，它本身就是自己的原型［Urbild］。甚至他们的体格发育也是相同的，虽然他们人数众多……”如今，看看你的四周，可以说：“德意志的民族已经因与其他种族通婚而不再纯粹；由于长久的奴役，他们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品性；他们对专制强权的模仿要比其他民族更为持久，而在所有的欧洲民族中，他们最不像自己”。

在移译塔西佗的文本时，赫尔德的用语遵循了他自己的语言学理论。德意志祖先的纯正性主要体现在文化和语言方面；相对于那些卑劣的模仿，他们是“原始的”；他们构成了自身的“原型”。鉴于塔西佗笔下，那些日耳曼部落是“一个除了自己之外和其他种族毫不相似的民族”，赫尔德尖锐地指出，他那个时代的德意志人和其他民族都很相像，只是与自己不同。然而，他们并没有丧失一切：他们还有自己的典范，并且由极富洞见地“揭示了诸事物之精神”的塔西佗呈现给他们。

这个德意志的文化民族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之中，“丰收学会”过了一百多年后，它仍然在格调、文学以及社交方面渴望着法国式的风格。对外国文化的狂热追捧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各个民族在品质特征上都彼此不同，关于文化的发展和成就，每个民族都持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对于强调民族享有自决权利的赫尔德来说，所有语言的声音都是美妙的。然而，在一种爱国情感的罕见的蓬勃洋溢中——这与腓特烈大帝的旨趣恰恰相反，因为他的好战品性和亲法情节不会使他对这种爱国热情产生丝毫的共鸣——他还是详细阐述了德语及其诗歌在天然质朴方面的特殊美感：

让我们假设一个罗马人描述我们的语言，就像塔西佗描写我们的土地一样：“它荒野遍布，气候粗劣，举止表情愠怒凝肃”——如果他对他们的语言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就会将这种语言视为吟游诗人的歌谣，这些歌谣因其沙哑的语调、低沉的音色以及浑厚饱满的声音而值得赞扬：“与其说这是说话，不如说是德行的共鸣”。既然这些歌谣同时表达了对诸神以及我们民族先祖之坚毅顽强的颂扬，而且是民族英雄和拯救者们歌唱战斗和凯旋的绝响……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为这种和谐的共鸣而感到尴尬？

作为“我们先辈”的古老歌者使用这种和谐一致的语言，创作出了承载着德意志精神的“质朴无华的歌谣”，而且幸运的是，他们的诗歌在赫尔德时代的民歌中保存了下来。

唤醒这种古老的民族精神的，不仅有塔西佗的著作，而且还有民间传说。尽管大多数的精英都对法国的文化抱有好感，但在“那部分被称为人民的备受尊崇的民众”中间却几乎不会发现这样的倾向，这些民众用自己的方言讲话、歌唱和思考。这与尤斯图斯·穆泽颇为相似——赫尔德曾将前者的《奥斯纳布吕克史》的导言编入后来推动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发展的一卷颇有影响力的文集中。然而，相比于政治问题，赫尔德更关心诗歌，他认为普通民众是那种民族精神的真正担纲者：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就在他的人民之中。在赫尔德的著作中，Volk已经从先前的政治社会性术语改造为一个意识形态术语。他交替使用Volk和“nation”指代“民族”并非出于疏忽，而是出于信念。

赫尔德的思想强化了先前由克洛卜施托克——被别有用意地誉为“我们［德意志］民族（Volk）的桂冠诗人”——神话学家保罗·亨利·马利特、历史学家尤斯图斯·穆泽以及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所构想的那些观念。就像这些人一样，赫尔德在文化上界定德意志民族时，同样诉诸塔西佗的著作，过去活生生的民族精神现在仍然保存在Volk的语言和传统中。赫尔德的民族主义并不具有沙文主义的倾向：他对德意志人提出的明确要求——积极地接纳自己的语言、神话、诗歌以及自决的权利——适用于所有的民族，并且融入他那充满希望的人性观念中。赫尔德从来没有提到血统，而且也明确拒斥“种族”（“race”）这一含义模糊的术语。但民族（Volk）及其精神会脱离作者而拥有自己的生命，这会让它们的作者像魔法师的学徒一般，看得目瞪口呆。

[1] 如尼文字是北欧的一种古文字，主要在古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使用。至今发现最早的如尼文石刻文为150年左右的刻文，中世纪以来，随着基督教传入北欧，如尼字母逐渐被拉丁字母所取代。“如尼”一词的意思是“神秘的”，因而这套字母被认为包含着可以占卜的神秘因素。

[2] 三部曲分别是《赫尔曼战役》（Hermann Schlacht）、《赫尔曼与王公们》（Hermann und die Füsten）、《赫尔曼之死》（Hermanns Tod）。

[3] 德国中部山脉，位于威悉河和易北河之间。

[4] 德国最著名的中学之一，创立于1543年，课程设置比较传统，特别注重古希腊语文学和拉丁语文学的学习。

[5] 克洛卜施托克中学毕业后于1745年入耶拿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翌年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

7

白种人血统

罗马人不偏不倚地将德意志民族视作一个古老、纯正而毫无掺杂的原始民族。这个民族只与自己相似；就像从一种单纯的种子生长出来的同种植物一样……

——弗里德里希·科尔劳施（Friedrich Kohlrausch），1816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1863年，83岁高龄的弗里德里希·科尔劳施坐在他的书桌前叙写自己幸福充裕的家庭生活。作为一名教师、一位举足轻重的官员以及一位读者广泛的作家，科尔劳施回顾了私人生活的一些细节——有关他的许多友人以及自己繁荣的家庭，此外，他还涉及一些不幸的公共事件，比如德意志于1806年的耶拿战役中败给拿破仑后所遭受的羞辱，以及1848年时由于普鲁士国王拒绝被授予德意志帝位而致使希望破灭的法兰克福议会。[1]科尔劳施的声音作为众多民族主义呼声之一，在19世纪期间日渐高涨，哀叹着“祖国被人为分裂”——正如他的同时代人雅各布·格林所言。一个Volk（民族）应当有一个Reich（帝国）。对于科尔劳施来说，1871年在凡尔赛宫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帝国迟来了四年。然而，假如他没有在1867年去世的话，他肯定会以那种激发他去为这个民族演讲的热情十分欣然地欢迎这个帝国的建立。当年，他凭借这种激情，曾以“德意志的未来”为题发表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演说，并且还撰写了两本传阅极广的德意志历史教科书。通过这些演讲和撰述，科尔劳施不仅将Germanen（“日耳曼人”）介绍给了广大公众，而且还大大扩展了塔西佗的读者群。正是在这个时代，《日耳曼尼亚志》及其衍生而来的日耳曼神话超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范畴而为越来越多的德意志中产阶层所熟知。

科尔劳施告诫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要他们从德意志人高尚而崇高的过去中——特别是从塔西佗那面“荣誉和光荣之镜”中——来学会做一个德意志人。尽管这面镜子在很大程度上与先前的几个世纪没有什么不同，但它所反映的一个面相却前所未见；这在本章的题词中即可窥其一斑。在科尔劳施的笔下，塔西佗所说的那种日耳曼的纯粹性以及体貌特征融入了种族色彩和明显的生理学比附；二者都体现了人类学和（伪）自然科学的一些见解，这些见解在当时十分流行，而且在之后的150多年间长盛不衰。自19世纪初以来，这位被歪曲的罗马历史学家不仅被用来证实德意志风俗和语言的纯正性，而且还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证明德意志祖先的种族构成的纯洁性，他们起先被视为高加索人，而后被当作雅利安人，最后又被定为北欧种族。曾经的德意志人血统纯正；现在，他们应该仍然如此。

[1] 1848—1849年德意志革命期间的全德制宪国民会议。1848年5月在法兰克福召开，故名。会议经过争论，通过了一部帝国宪法，决定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把帝位授予普鲁士国王，但遭到了普鲁士在内的各邦君主的拒绝。1849年时会议曾迁往斯图加特，各地革命被镇压后被强行驱散。

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

日耳曼（Germane）始于何方？又在何处归于沉寂？一个德意志人可会吸食烟叶？大多数人认为不行。一个德意志人可以戴手套吗？是的，但不过是用牛皮制作的……可是一个德意志人可以喝啤酒：的确，他应该作为一个真正的日耳曼尼亚子孙来喝他的啤酒，因为塔西佗明确地提到了日耳曼啤酒（cerevisia）。

——海因里希·海涅，1840

普鲁士雄鹰被法兰西的三色旗裹挟住而动弹不得，1807年11月，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一位杰出的哲学唯心主义者，同时也是科尔劳施的导师——在科学院圆形大厅发表了第一篇《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共十四篇），当时，柏林正处在法国人的占领下。人们的心绪虽然糟糕透顶，但圆形大厅中仍然人头攒动；因为他的狼藉声名本身就是一种噱头。[1]

一些听众可能很想弄明白这位赫赫有名的哲学家演讲中所说的这个德意志民族到底是什么。耶拿战役后，普鲁士已经在这位“无名者”（费希特对拿破仑的称呼）面前屈膝投降。随着莱茵诸邦被迫依附于法兰西，神圣罗马帝国也从此在地图上消失，而普鲁士则沦为一个附庸王国，这时的德意志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像是处在一个政治的真空状态之中。这种情形最有可能使一个爱国者一夜白头，据著名的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所言，[2]他就曾因此而一夜鬓白。在一个政治性民族缺失的情况下，那些民族主主义者更深一步地退回到文化领域当中，固守语言、法律以及至关重要的历史，以之作为德意志民族性（Germanness）的坚固堡垒。

费希特在其演讲中主要倡导一种民族（再）教育。他将“整个德意志民族”定义为“德语区中的每一个人”。对此，其他的一些爱国者一直都在使用这一相同的界定标准。雅各布·格林则会有所质疑：“除了我们的语言和文学外，我们德意志人在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在定居于普鲁士四面楚歌的首都之前，费希特自己像许多四处奔波的爱国者一样，只是感受到了德意志，而没有真正生活于其中。费希特出生在萨克森公爵领地一个很少受命运眷顾的小镇中，他在附近的普福尔达学校毕业后，继续在图灵根的耶拿大学学习神学，而后又去了柯尼斯堡这个位于东普鲁士（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的德意志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批判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故乡。费希特的匿名著作《试评一切天启》（Critique of All Revelation）使他声名大振，并因此被任命为自己母校的哲学教授。回到耶拿大学后，他发表了《纠正公众对法国大革命的判断》（Contributions to the Correction of the Public's Judgment Concer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在断头台的恐怖阴影中，当时的人们对这场革命的热情已经变得日渐冷淡，但在这部论著中，他却仍然以一名自由的坚定信徒的立场为这场大革命辩护。人们指责他是一个雅各宾主义者，一个公认的急性子，这最终使他丢掉了自己的教职（这个事情并没有遏制他轻率鲁莽的个性；他依旧与他的敌人——都是“混蛋”“恶棍”——进行尖锐刻薄的论战，他像那些搜集锡兵的人一样将自己的论敌搜集收藏起来。在经过了多年的社会动荡和个人生活的颠簸之后，他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而他的“展示柜”中则留下了诸多的论敌）。随后他便在普鲁士的柏林安了新家，1807年冬，“在每个星期日的十二点到一点”，费希特在那儿发表了“平时……针对男女公众的……一些日常演讲”。费希特认为，德意志的民族必须被唤醒。

法国军队对德意志领土的占领似乎使“德意志民族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了法国文化的威胁。费希特认为，“德意志人当中的那种德意志的民族性”在当今已经所剩无几。尽管他在论述中最为推崇的是中世纪的伟大——其战袍铠甲撩动了浪漫主义者的无限遐想，但他仍然看到“那种新文化的本源传承”根植于塔西佗式的过去。那位罗马作家是费希特撰述《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时的主要灵感来源。费希特想重新拾起的民族品性（他的第六次演讲对此有过历史考察）包含了人文主义者过去已经唤起的塔西佗式的经典教义：一种“诚挚的灵魂”，将自身展现为“忠诚、正直、光荣以及淳朴”。靠着这些德行，德意志人在阿米尼乌斯的领导下从罗马那里夺回了自由，一千多年后，凭借同样的美德，德意志在那些宗教改革者的带领下从罗马教会的手里争得了自由。如今，德意志人必须再一次为自由而战，更何况，挣脱法兰西之轭将会推进全人类的自由事业。

这位哲学家相信，人类的命运取决于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如果你们自行毁灭……那么，整个人类得到拯救的一切希望也就和你们一起破灭了”。这种德意志使命的观念很快便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在之前的一次系列讲演中，费希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并认为人类历史最终将走向理性统治时代。在这个勾勒整个世界的大胆规划中，他把普鲁士的战败解读为“彻底堕落的时代”中一种无可置疑的征兆。德意志人为整个人类而负罪和受难。然而，最悲苦的时刻同时也意味着一线转机；如果他们能够复兴他们的传统习俗，他们就可以将人类推向另一个新的高度。正如历史所揭示的那样，他们是一个特别的民族。与其他的日耳曼部族——费希特将这些民族与斯拉夫人那样的“新欧洲民族”区别开来——不一样的是，德意志人是唯一“居留在先祖最初居住之所”的民族。费希特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所有的日耳曼部族都混杂有其他的民族，没有任何一个部族可以声称自己血统的纯正。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德意志民族“仍然保留、发展了先祖传承下来的那种原初的语言，而［其他的日耳曼部族］则吸收了外族的语言，并且逐渐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改造了这种语言”。德意志民族和语言的原生性和本源性被用得如此之滥，以至于即使没有明确提到塔西佗，人们也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据普鲁士政治家卡尔·冯·施泰因（Karl vom und zum Stein）说，[3]这些演讲“在那些有教养的人的心灵中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它们表达了那些老生常谈的民族主义论调：必须重拾德意志语言和文化的纯正性，历史乃是灵丹妙药，以及德意志人的宿命。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一个活跃的民族主义鼓动者——认同其中大部分的观点，但更为激烈，使人觉得他像一只“模样滑稽的猎犬”。当他声名狼藉、两手空空地离开中学和大学后，他发表了《德意志的民族本性》（Das deutsche Volkstum）。这部于1808年（当时，拿破仑所造成的震荡仍未消弭）写就的著述在1810年一经出版便立即受到人们的追捧。在该著中，雅恩对德意志民族性进行了精致的分析，并为回归德意志的古老传统而辩护。“我们仍然可以得到拯救”，他宣称，“但只能依靠我们自己”。通往拯救之路须以一种民族教育计划为开端，其目标就是他所谓的民族本性（Volkstum），即“一个民族具有共同的内在特征，共同的情感和生活，共同的再生力以及共同的繁殖能力”。这个新词与先前的民族精神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很快就成为民族主义潮流中四处泛滥的一个词语。

在雅恩看来，民族本性的复兴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民族文化的关切，而且还需要体育。他的祖先在捕猎以及与熊搏斗时所展现出来的活力如今已经所剩无几。甚至连罗马人都羡慕他们的强健体魄，“他们的步兵……是如此的迅捷，以至于可以同骑兵并肩作战”。1811年，身体力行的雅恩在柏林南墙外开设了第一个体操场。这位“体操之父”（Turnvater）——这是他后来得到的名声——组织了一场民族运动。为了命名这套训练活动，他选择了另一个新词，即turnen（体操），以纪念中世纪比武中骑士的好勇之风。

雅恩的这些思想也为其他的民粹主义者所接受。他们对民族本性（Volkstum）的关注与那些试图系统地探究德意志历史的努力相关联，后者产生了大量文辑和文献汇编，比如被称为《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的系列丛编。这些学术上的旨趣和追求意在“通过关于祖国的历史知识来激发一个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并且最终会在大学中成为一门体制化的新学科，即德意志学。对于这门新学科，没有人会比雅各布·格林的贡献更大。格林作为一个爱国者成长起来，起初心系自己的出生地黑森，后来则是整个德意志。他那题材多样的著作都将关切“我们共同的祖国，并为它滋育热爱之情”。幼年丧父的格林直到中年时还对记忆中的那口黑棺无法释怀，他把心中的渴望化为工作。通过与弟弟威廉的部分合作，他搜集了许多童话、传说以及无数有关德意志神话、法律和语言的文献资料。受孟德斯鸠的影响，他相信，这些材料都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精神，而诗歌和法律则是它特殊的表达方式。

当格林陪同他的老师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教授赴巴黎之前，他就在马尔堡大学潜心浸淫于法学已久；他在今后整个多姿多彩的学术生涯中会多次回到有关德意志法的历史研究领域。在他去巴黎的时候——此时正值费希特在柏林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德意志法律及其研究正处于转型期。法律的研究已经从那种固有的神法、自然法或者理性法的视角转变为把法律视作一个特定的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某种意志的表达。因此，对某些学者而言，接受或改造罗马法而抛弃日耳曼习惯法不啻为一种民族的不幸（但许多其他学者发现，即便是对本土法律和外族法律的区分也是难以把握的）。拿破仑战争使得德意志自己的法律进一步成为德意志学者关注的重心；因为法国的法律法规已被引入那些被占领的地区，这使得德意志的法律——再一次——陷入生死存亡之境。卡尔·弗里德里希·艾希霍恩（karl Friedrich Eichhorn）——与萨维尼一道推动了新兴的历史法学研究——在其1808年出版的划时代著作《德意志法律与宪制史》（History of German Law and Constitution）的前言中宣称，也许，在当前的大变局中，“将人们的目光转向过去并认识我们自身固有的那种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他们多通过阅读塔西佗的著作来致力于这样的了解和认识。而后者在整个19世纪都或多或少地流传于志在重新发现（有时则是重新制定）日耳曼法律的人们当中，尽管对于像“宗族”（“clan”）或者“放逐”（“outlawry”）这样基本的日耳曼法律概念，《日耳曼尼亚志》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的相关信息。雅各布·格林在自己的法学研究中只把《日耳曼尼亚志》当作众多史料当中的一种，但鉴于这部著作对德意志民族的过去所作的整体性描述，他还是在自己的著作中充分利用了这本书，甚至还编订了自己的拉丁文版本。因为正是这部“来自罗马的不朽著作照亮了德意志过去的黎明之光，而引来其他诸族羡慕的也正是我们过去的岁月”。

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德意志人自己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们往昔的荣耀；他们缺少适当的历史教育。费希特曾急切地要求人们能够撰写一部德意志历史，使之成为一部“民族读本和大众读本，就像圣经一样”，并且以此来“弘扬民族精神”。弗里德里希·科尔劳施——刚从学校毕业就被一位丹麦特使聘为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就曾听过这位声名卓著的哲学家所办的那些讲座，他深刻敏锐的思想和流畅清晰的表述没有使他失望。当时，科尔劳施参加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每逢周日就在那位哲学家的家中进行争论探讨，也就在这个时候，科尔劳施认识了费希特。两人相互敬重，往来也日渐密切。数年后，科尔劳施受聘于北莱茵-威斯特法利亚的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学院，期间，他撰写了一部符合费希特要求的民族历史通俗读物。

19世纪期间，德意志各邦最终承担了教育青年的责任。科尔劳施不仅改革了汉诺威王国和普鲁士王国的学校体制，而且还开设了历史课程，此外，他还编撰了《德意志历史：学校和家庭读本》（German History for School and Home），该书第一卷出版于1816年，当时，欧洲战场弥漫的硝烟在拿破仑战败后正逐渐散去。一位读者写道，这个通俗读本满足了一种“迫切的需求”，施泰因男爵（Baron von Stein）以及格奈泽瑙元帅（Field Marshal Gneisenau）[4]同样这么认为；普鲁士枢密院顾问以及那些历史学教授们也都对这本书送上了“赞誉之词”，认为这是“在滑铁卢取得的最新胜利”。对这部读本的青睐持续了很久：它在近60年后的1875年印行了第十六个版本。甚至还出现了一个英语译本和一个德语原版的删节本，删节本于1822年出版，并且在70多年后出到了第十五版。从德意志西南部的巴伐利亚到东北部的普鲁士，人们都将科尔劳施所编撰的那个读本视为叙述德意志历史的绝无仅有之作。即便它在19世纪70年代被取代后，那些高等学校的指导教师仍然会把它作为“家庭自学”的推荐读物。这本家喻户晓的德意志历史读本正是费希特渴望看到的那种著作，尽管存在着许多的错误和缺陷，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大众对于德意志历史的认识和看法。

这部读本的前言作于1816年4月，此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已经解体了十年之久，而一年之前就是滑铁卢战役，该序言主张反思、重审德意志过去的各种价值，并以此来建设未来。科尔劳施认为，除了宗教，没有任何学科可以提供比历史更好的指导。他承认，鼓动爱国热情至少在某些时候要比历史的准确性更为重要，这使得他把那些颇成问题的历史细节也写入书中。在他开始撰写德意志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前，也就是“从远古时代到486年时克洛维率领下的法兰克人征服”前，他再现了“诸罗马人”（虽则只有一位罗马人）曾经留下的印象：“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形象……无论何时，我们的部族都将永远作为一面德行与荣耀之镜而成为永恒的典范（Nacheiferung）”。这节将近三十页的内容均以《日耳曼尼亚志》为基础，但大部分属于意译，只有某些地方为直译。因“对那些质朴风习感同身受”，塔西佗赐予他们这本“极其宝贵的著作……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荣誉殿堂”。通过科尔劳施的这部书，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和父母都走进了这个民族主义的神圣殿堂，对之加以崇奉、冥思，最后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在科尔劳施的历史中，“古代德意志人生活的”朴实、剽悍与诚挚之风就和意大利与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从《日耳曼尼亚志》当中所理解的一样。随后的历史回顾乍一看似乎同样紧紧依循于传统说法：“我们的祖国将自己的自由归功于条顿堡森林中取得的那个伟大的胜利，我们作为那些种族的后裔，要为流淌在我们血管里的那种纯洁的德意志血统，以及我们所说的那种纯正的语言而感激那次胜利。”但仔细审视，便会发现其中的新颖之处：与16世纪的海因里希·贝倍尔一样，科尔劳施觉得日耳曼祖先的血统在他的脉搏里跳动；就像巴洛克时代的尤斯图斯·格奥尔格·肖特利乌斯一样，他将纯正德语的捍卫归功于他的祖先。但与二者不同的是，他强调血统的纯洁性。在《德意志历史》读本的其他地方，科尔劳施将“日耳曼人”（Germanen）描绘为“一个古老的、纯粹的、单一的原始种族”，并将他们比作“从一种纯净的种子生长出来的同类植物”，使他们免于“腐化”。由此，科尔劳施便把种族概念移植到了塔西佗的文本之中。但问题在于，这位历史学者和教师是从哪儿获取的这些概念？

[1] 1798年，费希特担任《哲学杂志》责任编辑，期间收到了一篇宗教怀疑论的稿子，费希特虽不赞同作者的观点，但仍然将该文刊出，后来有人便因此而攻击他是个无神论者，迫使他离开耶拿迁居柏林。

[2]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1778—1852）：德国爱国主义者、教育家，被称为“体操之父”，也是政治体育的创始人。他倡导身体和道德健康，组织户外体操场，以训练体操为名培养德意志民族精神。

[3] 卡尔·冯·施泰因（1757—1831）：通常称施泰因男爵，普鲁士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治家和改革者。1807年，即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遭到惨败后，被普鲁士国王任命为首相。施泰因上任后，立即推行了以废除农奴制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即历史上著名的普鲁士改革。

[4] 格奈泽瑙（1760—1831）：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改革家，滑铁卢战争的胜利者之一。

最优秀的雅利安种族

日耳曼民族……是一种纯洁的种族……他们巨大的成功和极其长远的影响归功于这种纯洁性……这种特性自塔西佗时代以来就为人们所强调，直至今天。

——路德维希·席曼（Ludwig Scheman），1910

种族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对固有的种族差异的信念。这些差异被认为在体格特征上是可见的，而体格特征则与智识和文化特征相关。一个种族的各种具体特征的总体性状决定了这个种族在种族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尽管种族主义者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直到18世纪中晚期，“科学的种族概念”才得到发展。许多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试图“去读取大自然这部书”，旨在将每种动植物归置到具体的纲、目、属之中。以这种分类法的名义，科学家们很快就对各类人种进行了评估测量。人类个性被化约为所谓的外在特征，比如人的颅骨容量和皮肤颜色。18世纪60年代，多才多艺的荷兰艺术家和解剖学家彼得·坎珀（Pieter Camper）曾设定，从颌骨到前额所划的一条线与连接鼻子和耳朵的线之间所构成的角度是面容美观的一种标准。这种“面部角度”最初是作为雕塑家和画家的一种指导原则，但很快便被挪用在种族方面。数十年后，一位名为安德斯·莱茨厄斯（Anders Retzius）的瑞典人类学家测算了人类颅骨长度和宽度的比值。这种“头部指数”（“cephalic index”）不久便被用于区分两种类型的头骨：宽型颅骨和长型颅骨，在希腊语中分别为“短头颅”（“brachycephalic”）和“长头颅”（“dolichocephalic”）（举个例子来说，海因里希·希姆莱就属于短头颅类型，这多少有些让他懊恼）。在整个19世纪，科学家们都会四处搜寻那种错误测量（mismeasuring）人类的解剖学。但搜集的数据愈多，结果也就愈不显著。科学失败之处，偏见就会乘虚而入，而观察也会屈从于意见。正是在这种学说的大杂烩中，白种人成了居优势地位的人种。

插图10：根据彼得·坎珀所绘的面部角度。（弗朗西斯·A.康特维医学图书馆，波士顿医学图书馆，fNC760. C15.）

插图11：君特（Günther）《种族人类学》（Rassenkunde）中的头部指数插图。（哈佛学院图书馆，威德纳图书馆，Ger 330.435.）

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是哥廷根大学的一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作为一名医学教授，他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他所热衷的解剖学，正是这种热情，使他还是孩童的时候就曾把一些家养动物的骨头藏在了自己家的卧室中（管家却一点都不觉得有趣）。当时有人曾打趣说，这正是“他那著名的颅骨收藏的一个不起眼的开端”。布鲁门巴赫曾发表了关于那264颗头骨的头盖骨测量研究，这为头盖学（craniometry）打下了基础，同样，他的学位论文《原始人种论》（On the Natural Variety of Mankind）则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后者帮助确立了高加索人种这一名词，而布鲁门巴赫的同事克里斯托夫·迈纳斯（Christoph Meiners）——如今已经鲜为人知，这也是他的幸运——则把高加索人种引介到种族主义者的话语体系中。博士候选人布鲁门巴赫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改变了繁衍机制，使得如今产生了较差的和较好的子孙后代，并且无论如何都与其最初的先祖大相径庭？”这种退化被定义为偏离原始种属的现象，起因是气候变化或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不同种属［例如‘种族’］间的杂交”。德意志祖先并没有与外部族群进行杂交，因此他们能够体现“因没有与任何民族结合而受到影响的那种纯粹的民族面貌”。然而，由于当时气候条件发生了变化，德意志民族出现了混交，而“我们祖先的高大身躯，只用于战斗的勇力，以及他们……凶暴的眼睛”这些特征在布鲁门巴赫同时代人当中鲜为人见就是这种退化的证明。德意志人已经不再是“日耳曼人”（Germanen）。这种不绝于耳的怨斥不再是关于文化和道德的败坏，而是生理上以及种族上的根本退化：那种“凶暴的蓝眼睛”已经失去了他们往昔的光辉。

布鲁门巴赫并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作为一个人类同源论者，他笃信人类的统一性；作为一个清醒的科学家，他将种族之间具有不可逾越之界限的论断斥为无稽之谈，并强烈地反对所谓的“黑人”智力具有先天缺陷的说法。然而，在他看来，高加索种族不仅是人类的原始种属，而且也是“最为俊美、最为体面的”的种族。通过提升高加索人审美上的优势，布鲁门巴赫含蓄地表明，退化就是衰退没落与差异的消失。他也因此拾起了自己与克里斯托夫·迈纳斯进行的有关人种的著名争论中拒绝承认的种族主义观念。尽管他们之间存在争议，但敌对的两方却共同将高加索人种确立为最高级的人种类型，并且一同把塔西佗视为确凿的证据来源。

布鲁门巴赫曾经是科尔劳施的老师，后者即使在离开哥廷根后，仍然保留着对人类学和解剖学的兴趣。在柏林时，他不仅参加了费希特的讲座，而且还听了洛塔尔·加尔（Lothar Gall）所讲的颅相学（phrenology）——从头骨的表面特征推断智力的一种理论。许多评论者对这个江湖骗子不屑一顾，但其他人却对他给予严肃的对待，永葆好奇的科尔劳施甚至还获得了一个划有标定各等智力之分界线的头骨。种族主义的陈词滥调在学界内外的小册子和庸俗哲学中四处泛滥：“一个民族的血统愈纯粹，也就愈优秀；血统越混杂，也就越低劣”，“体操之父”雅恩即如此宣称。在1814年的夏季，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另一位意气相投的人——随同雅恩一起拜访了杜塞尔多夫的科尔劳施（他们两人都给后者的《德意志历史》提出了颇多“有启发的建议”）。在科尔劳施的历史课本出现之前，对塔西佗的种族主义解释就已经有了充分的基础。

后来被誉为德意志之父的阿恩特此前曾游历欧洲并遭受屈辱。他的德语名字不受欢迎（“stank”），他于是就伪称自己是一个瑞典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最后几年，他应普鲁士国务大臣施泰因男爵的要求，撰写了一些政治宣传册，以及一些诗歌，以“振奋和增强［德意志］民族的［爱国］情感”。在那些小册子中，阿恩特对塔西佗有关“日耳曼人”体格面貌和纯洁性的章节重述了不下三次。通过勾勒一个种族的历史——其中，一个民族的衰落乃是由异族通婚引起的退化所造成，阿恩特断言，罗马归于湮灭就是因为它的杂交而不再纯粹。然而，

德意志人却没有被异族所败坏……相比于其他民族，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原始的纯洁，而且一直在慢慢地发展……幸运的德意志人是一个原始的民族。关于我们的祖先，我们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个人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证据，他就是罗马的塔西佗。这位杰出的史学家……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祖先的价值所在，并且预见了他们辉煌的未来；而迄今为止的历史并未有违他的所见。然而，在所有的事实中，他最为清晰地看到，德意志民族那种只与他们自己相似的纯粹性，以及他们没有混杂通婚的事实对于德意志民族未来的伟大和尊贵有多么的重要；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的意大利曾一度成为世界的女王，而今却被咒骂、被遗弃为杂种痞子。

通过在自己那些广为传阅的政治小册子中利用塔西佗那段带有种族色彩的叙述，阿恩特同科尔劳施一样，极其显著地拓展了自己的读者群。通过将衰败与退化联系起来，阿恩特构想了一种种族的历史理论，对此，同样受到布鲁门巴赫影响的法国作家阿瑟·德·戈宾诺（Arthur de Gobineau）将会在数十年后发展出有关这一理论的一种最为悲观的版本。

当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于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出任法国的外务部长时，他将戈宾诺招入了自己的部门。托克维尔察觉到了这位高贵、潦倒而又满怀怨愤的年轻人的才华。尽管这个新职务比戈宾诺此前担任过的任何职位都更好地满足了他在生活中的身份感，但他仍旧怨愤难消，当时，他身任驻伯尔尼的法国使馆秘书，遂携妻女一起搬到了瑞士。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返回了瑞士，因为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当时，他的母亲与自己的家庭教师私奔，他也因这件丑事而被迫在瑞士的一所高中上学。将近20年后，当他于1849年回到伯尔尼任职时，他并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何棘手之处，只是他的工作环境使他感到颇为沮丧，并且与日俱增，《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的写作也遇到了瓶颈，而其中大部分的内容就是他在驻留瑞士期间所完成的。该著的前两卷出版于1853年，最后两卷在1855年发表，第一版印行了500部，均由作者自己出资。第二次印行是在19世纪末，读者数量几乎没有增加。据说，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在19世纪70年代为了看到这部发行量十分有限的著作，不得不向外乡的一位熟人借取一部抄本来看。这部大部头著作似乎注定要被遗忘。

据《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所言，这个世界居住着“三大特征明显的人种”，他们可以通过肤色来识别，即黑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在这些主要的种族之内，还有一些少数族群，比如雅利安人，这是一支“显赫的族系”，同时也是“在白种人之中最为高贵”的种族，其他的种族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于族间的通婚。最初的三大人种在智力上是不平等的，他们的命运也已注定，“所有人种都不能……避开上帝为其所划定的道路”。德行和才智的禀赋并非出自教育，而是源于天性，白种人“在容貌俊美、聪颖睿智以及孔武强健方面独具优势”。它推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曾经推动了历史的发展。通过将各个文明（他统计了有10个）作为基点来纵观整个历史，戈宾诺发现，白种人中的雅利安—日耳曼种族是人类文明中所有璀璨精华的创造者。“衰朽昏聩的迦勒底人为年轻而富有朝气的波斯人所接替，摇摇欲坠的希腊为刚强坚毅的罗马所征服，而［罗马末帝］奥古斯都路斯（Augustulus）濒临瓦解的统治则被高贵的［日耳曼］君主所取代。”诸民族的盛衰兴替均由他们各自的种族构成所左右；他们因白种血统的注入而臻于繁盛，衰亡湮没则是由于白种血统的凋零杂乱。戈宾诺的同时代人中有人相信，当前的混乱是暂时的，而且很快就会有所好转。然而，这位潦倒的法国贵族却认为，“现代的各个种族想要找回他们失落的青春”是毫无希望的。白种血统在一个日益混杂的世界中正逐渐消失。戈宾诺相信这种注定的厄运，而不是救赎。

《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事实上将人类历史降格为一种种族的附带现象。这种粗略而笼统的自然主义和宿命论理论以雅利安人和“日耳曼人”（Germanen）作用之减弱来解释当前文化的消沉。在法国文人学士的沙龙中，雅利安人和“日耳曼人”均是耳熟能详的术语。“雅利安”这一用语在戈宾诺著作发表的半个世纪之前就已出现。早在公元前2000年，这一名称最初指代的是某些游荡于中亚草原的印度-伊朗部落，随着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发表了自己关于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之间惊人的语言相似性的发现，“雅利安”这一术语就开始崭露头角。“任何语言学家（philologers）在全面考察这三种语言后，都不得不相信它们来源于一种或许已不存在的共同的语言。”“语言学家”以及其他人继续琼斯的工作，不久，“雅利安”这一用语便不仅被用来指示印欧古语（琼斯对这些语言的共同来源并不想做出推测），而且还被用来指示一种古老的雅利安民族。这种语义的模糊性很快便引起了争论。在英国皇家科学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举办的一个著名的系列讲座上，德裔东方学家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指出，“也许……最好是在纯粹的生理意义上使用‘雅利安’这一名称，并且只限于指代那种金发碧眼的长头型民族，而不论他们所说的是何种语言”。作为一个神话般的种族——而不是一个语言族群，雅利安人被认为已经征服、殖民并同化了整个世界。

然而，他们确实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自喜马拉雅山的高处而来的吗？人们提出把欧洲北部擢升为雅利安种族的另一个发源地。为了使恺撒的日耳曼敌人阿里奥维斯图斯（Ariovistus）成为与德意志的荣誉（Ehre）相关的一个雅利安名字的承负者，语言学家们考察追溯了这些颇成问题的词源含义。就像雅利安人被认为是最优秀的白种人一样，日耳曼人也成为雅利安人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民族。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时，按照当时戈宾诺的一位德意志追随者的说法，把古代德意志人当作最高贵的雅利安贵族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除了阴郁的悲观主义，戈宾诺提出的观点——“日耳曼种族被赋予了雅利安人种的所有精华［toute l'énergie］”——并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他在为自己将“雅利安人”视为最初的文化动力辩护时声称，至少有一些部族以这种方式来指称他们自己。他们不可能再选一个比“雅利安人”更好的名字，“因为它代表着光荣”，他还说，“［他们］值得敬重和推崇……而且懂得去担负起并没有赋予他们的责任。这种解释不只是严格基于言语，而且正如我们所见，这为他们的行动所证明”。他的想象竟是如此的天马行空！作为一个落寞的贵族，戈宾诺笃信法兰西的贵族是日耳曼入侵者的后裔。他对《日耳曼尼亚志》的内容了若指掌，但对它也不无批评。因为他觉得塔西佗“除了自己书中的英雄所具有的那些值得敬重的野蛮品性外，不想看到任何东西；因此，他捏造了有关他们文明程度的所有描述”。不论这位罗马史家如何声称，“日耳曼人”懂得如何来描写他们自己。戈宾诺还质疑说，他们的房屋怎么会令人生厌地类似于“那位《日耳曼尼亚志》的作者兴致勃勃地用斯多葛式的色调来描绘的那种半地穴式的肮脏住所？”

然而，在戈宾诺所描绘的雅利安—日耳曼形象中，他特别讨论了“原始的日耳曼种族所秉持的才能”，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首领、荣誉感，甚至他们为赌博而冒险为奴的狂热所作的描述，戈宾诺都照单全收。他还援引了塔西佗关于妇女以及她们无可挑剔的贞洁——戈宾诺对此的强调可能是因为他母亲的往事，即使在他断绝一切联系后，他母亲的行为也一直使他感到十分的难堪——享有无上尊荣的叙述。“妇女在一个社会之内的影响［puissance］可以作为雅利安要素之持久性的最为可靠的指标之一。”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诸部族是雅利安血统的承载者，即便不是在文化方面，那至少在道德意义上是如此。

从把日耳曼人界定为特殊的雅利安群体到声称塔西佗证实了日耳曼血统的纯洁性——正如许多种族主义作家对塔西佗那本小书第四节的理解——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戈宾诺却并非种族主义作家。相反，他明确地否定了血统纯洁性，并认为这种纯洁性在耶稣基督诞生的时代就已不复存在。在他看来，当前的状况甚至更为糟糕，因为日耳曼的遗产剩下的只不过是一些“残渣琐屑”而已。这似乎还不够明确，在其死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戈宾诺批驳说：“塔西佗所赞扬的那种血统既不像人们乐意相信的那样繁衍众多，也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分布广泛”。这则关于雅利安—日耳曼种族的讣告不时穿插着对德意志现状的哀悼以及对犹太民族的赞美，无疑与后来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意识形态的那些说法极不协调。然而，戈宾诺却与当时德国最具争议也最有影响的一位作曲家颇有交流。

当德意志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时——尽管有些姗姗来迟，为了给自己的音乐剧演出建立一个永久的场馆，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正推行着自己的计划。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在接连对阵丹麦、奥地利以及法国的三次战争的帮助下，一种更为强烈的统一体意识在以普鲁士为首的联盟中确立起来。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宣告成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被拥立为第一任德意志皇帝。爱国热潮席卷了新统一的前北德意志联邦以及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王国和黑森大公国等南德诸邦。瓦格纳在一封书信中认为，政治实体已经实现了统一，现在需要的是德意志灵魂的“振兴”。瓦格纳早年将自己标榜为一名民族主义政治活动家，其音乐、论文以及其他创作中也一直充满了政治色彩。对他来说——就像18世纪以来的许多其他人一样，艺术来自人民，它是人民的艺术，代表人民的利益。真正的艺术家只是一种媒介，通过这一媒介，人民的精神——赫尔德已经借助塔西佗的叙述勾勒了这种Volksgeist（民族精神）——得到了表达。瓦格纳认为自己就是这样一种热血诗人，他的作品——比如雷鸣般地召唤北欧英雄主义并颂扬日耳曼德行的《尼布龙根的指环》（Ring of the Nibelung）——旨在使德意志人民获得新生。而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演出场所。

拜罗伊特（Batreuth）在当时是巴伐利亚王国的一个小镇，位于纽伦堡东北部大约50公里处。在新成立的帝国中，拜罗伊特处于中心位置，它吸引了想要影响全德国的音乐家瓦格纳。他选择这个小城来筹建自己的音乐节（第一场音乐节举办于1876年）。在他那豪华的万福里德别墅（Villa Wahnfried）里——这里毗邻小镇的中心景点宫廷花园，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科西玛（Cosima）款待友人以及一些宗教旨趣相投的宾客。他们形成了所谓的拜罗伊特圈子，即一个讨论、解释并详细地阐述这位艺术大师的作品以及文化理念的半宗教性的联谊会——尤其是瓦格纳于1883年去世以后。为了便于圈子内部的讨论，也为了便于向众多遍布欧洲的瓦格纳社团成员传布学说教义，他们创办了《拜罗伊特报》（Bayreuther Blätter），该报从1879年一直持续到1937年，每月一期。他们经常讨论的主题是人民（Volk）、“Deutschtum”（德意志民族性）、艺术对政治和社会的贡献，以及重获新生的需要：德意志人民的再生首先要通过瓦格纳的艺术，而后——当时的讨论话语愈来愈具有种族倾向——便是优生学。理查德和科西玛将阿瑟·德·戈宾诺及其被遗忘的所有著作引介到这个志同道合者的圈子中，其中二人将会重塑他的雅利安—日耳曼理论，并将之纳入种族主义的（völkisch）浪潮之中。

瓦格纳第一次遇到戈宾诺是在1876年年末的罗马，这次会面短暂而无关紧要。然而，他们4年后在威尼斯的第二次会面却使瓦格纳开始阅读戈宾诺的著作，戈宾诺因此两次到万福里德造访瓦格纳。戈宾诺于1882年去世，这阻止了他们进一步的往来，但却并没有阻止他的著作在拜罗伊特的广泛传阅。这位艺术大师把戈宾诺介绍给路德维希·席曼时，还另外嘱咐他说：“拯救他！”遵从了这句话的席曼是一个忠厚、谦顺而又老实本分的瓦格纳追随者，他平常在哥廷根做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他把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宣传戈宾诺，他曾建立一个以戈宾诺来命名的协会，并且翻译了他的著作，此外还撰写了有关戈宾诺的传记、评论以及他自己关于种族的两篇论文——所有这一切都将适时被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所认可，并且会被授予歌德艺术和科学奖章。[2]然而，通过提炼戈宾诺的反犹主义和宿命论，席曼得出了自己的种族观念。他的第一次翻译仍然忠实于原作，其译文指出——根据其作者对于日耳曼遗产的残碎与消失所秉持的信念——英国是“日耳曼的残留风习保存得最完好”的地方。然而，1940年的德国读者并不了解英国，只知道“那些完好地保存着日耳曼习俗的国家”。同样，在1910年出版的译本戈宾诺文选以及他自己的评论和对批评者的反驳时，席曼重申了这样一个概念，即一个原本纯粹的种族；这种纯粹的特征是“一个民族在其史前时代［Urzeit］，在一个封闭的区域中……独自生活时”所获得的“一种自然的恩赐”。在塔西佗的叙述中，那些日耳曼部族所处的显然就是这样的境遇，对于日耳曼人的这种模式化的形象，席曼不久便承认说：“日耳曼民族和阿拉伯人是一种纯洁的种族……他们把自己的巨大成功和极其长远的影响归功于这种纯洁性，特别是就日耳曼人而言，这种特性自塔西佗时代以来就为人们所强调，直至今天。”对于戈宾诺的宣传者席曼来说，戈宾诺的悲观实在是太过于苦涩。

不同意戈宾诺对雅利安—日耳曼种族状况的宿命论判断的，并非席曼一人。拜罗伊特圈子当中读过并改写过《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的另一位成员建议说：“我们应立即用子弹打穿我们的头颅”。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指出，如果戈宾诺关于原始种族血统混杂以及不可避免要走向衰落的说法是正确的，这将是唯一有尊严的解决方式。然而，张伯伦反驳说戈宾诺错了；相反，塔西佗笔下的那个纯粹的“日耳曼人”（Germanen）仍有可能在将来再次出现。按照这个völkisch（种族主义的）预言家的说法，纯洁的“日耳曼人”可以重获新生。

[1] 威廉·琼斯爵士（1746—1794），英国东方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他最早正式提出印欧语假说，揭示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等语言之间的同族关系，从而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此外，他还是英国首位汉学家。

[2] 1932年歌德逝世一百周年时由当时的德国总统兴登堡设立，最初的目的是在纪念典礼上授予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人，后来作为国家奖章保留下来，并一直持续到希特勒时期，但比1937年希特勒设立的“国家艺术和科学奖章”级别要低。

“希特勒上台之前”的种族运动

这种版本的《日耳曼尼亚志》尽管主要是用来教学，……但其目的却是服务于所有……仍然对古代典籍，特别是对这部关于我们民族本性（Volkstum）的最有价值的文献留有兴趣的人。

——爱德华·伍尔夫（Eduard Wolff），

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1895

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成立既让人欢欣鼓舞，但也让人感到了遗憾：终于有了一个德意志国家，但这个国家却让人感觉远远没有囊括整个民族。有太多说德语的人生活在帝国领土之外。许多自发组成的政治社团形成了一个“社会力量的次级体系”，其中，种族主义（völkisch）者——大部分为中产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扮演着一种喧闹吵嚷而又通常粗野不堪的角色。他们通过“强调啤酒”（“beer emphasis”）而鼓噪起来（借用托马斯·曼的措辞），为了那个亦真亦幻的民族目标凝聚于那些民族符号的背后。他们加入了一些重要的组织，比如1891年成立的泛德联盟（Alldeutscher Verband），1912年成立的日耳曼共济会（Germanenorden），以及无数其他的社团、体操协会、射击俱乐部、学生社团和青年组织。当时常用一句俏皮话问道：“三个德意志人意味着什么？”答案是：“一个Verein［社团］”。

这个分散、杂乱而不成体系的运动被一个共同的意识理念凝聚起来。在19世纪后期，为了语言的纯正性，德语引进了völkisch（种族主义的）这个形容词来取代“National”，该词将Volk作为这种意识理念的核心（这个独特的形容词词尾 isch有着“过度的”含义，而对于一些作家来说，völkisch听起来总是觉得有贬义）。该运动的意识理念是由先前的各种民族主义的努力所构成，并通过诸如《铁锤》（The Hammer）和《海姆达尔》（Heimdall）（其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前缀表示的意思是“家”，其卷首语以如尼文字的形式印行）这样的期刊以及各种小册子和书籍传播。关于德意志人民族本性（Volkstum）的一种方案曾在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的精神中得到具体的说明，即“通过保持［德意志］种族的纯洁，依靠对青年监管、教育体制、语言、文字和法律的影响并通过珍惜德意志的文化和精神”，这种“民族本性”将会得到加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成为德意志人意味着要再一次成为日耳曼人。

然而，这种浪漫主义化的过去在世纪之交弥漫着一种对现代性的恐惧，这种恐惧表现为对于城市的厌恶、对知识分子的猜忌以及对农民生活的热爱。这种伪科学带着它的亲日耳曼的、反犹的种族主义倾向蓬勃发展。那些völkisch（种族主义）者幻想着，雅利安—日耳曼种族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可以在解剖学上同样得到证明。雅利安面貌的德意志人据说是被塔西佗描述为“血统完全纯洁”的那个民族的后裔，为了证明日耳曼人的外貌与才能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对自己进行了测量，尤其是他们的颅骨，人们投注了大量的热情来进行这种研究调查，但却成果阙如。尽管如此，种族的纯洁性仍然成为这种种族主义（völkisch）运动的一个重大议题。日耳曼共济会的一份招募传单曾带着乡愁唤起“塔西佗仍然将古德意志人说成是种族纯洁”的那些年代，启示般地警告说，那种“金发碧眼的英雄种族”正在濒临灭绝。在他们关于“日耳曼人”的启示中，他们呼吁系统“Wiederhochzüchtung”（培育过去的那种优良品种）。该组织想要通过仅仅允许北欧男性和女性入会——其入会申请必须说明他们头发、眼睛以及肤色——来开始进行这种“培育”。印在《铁锤》中的那些独身者的广告也是本着同样的精神，其中，一个北欧外貌的男性一般要找有着一样面貌的女性。

插图12：《泛德意志报》报头的日耳曼战士。（研究图书馆中心， MF10155.）

对种族纯洁的关注辅之以纯洁德意志文化和语言的努力：“我们的国民（Volk）必须保留它的日耳曼特性。”在1900年初出版的《泛德意志报》(Alldeutsche Blätter)报头上，一位日耳曼武士从容地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其外貌与性格与克吕沃的《古代德意志》所描绘的祖先形象几乎没有什么不同。völkisch（种族主义的）宣传充满了海洋的隐喻——例如，德意志文化“泛滥着”外来元素——其追随者喜欢扮演他们日耳曼祖先的角色。成立于1885年的德语协会提出要“培养德语的真正精神和独特本质……并培养对这种语言之纯正、准确明晰和优美的感受”。（其方案可能是因袭于17世纪那些几乎不关心清除外来词汇的语言协会）以这种纯正性的名义，种族主义的（völkisch）这一词汇排除了诸如考古学（Archäologie）这样的外来词语，并使用基础科学（Spatenwissenschaft）来取而代之。

这种基础科学还被纳进了种族主义的（völkisch）努力当中。古斯塔夫·科西纳（Gustaf Kossinna）是当时成果最多也最具创造力的考古学家，同时也是柏林大学的一名教授，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日耳曼人”在青铜时代曾经有过一段技术发达、文化精致的时期。他们将文化带到了原始而贫瘠的地中海地区，那里的统治精英一直是北欧种族——这是“第一次”印度-日耳曼人迁徙的一个结果。科西纳觉得对野蛮的责难非常可笑，“日耳曼血统复兴了”罗马帝国，并且文化在德意志继续得到传播。仰慕“日耳曼人”的塔西佗关于他们嗜酒的癖性所作的叙述需要重新审视，因为“一个酗酒的民族不可能一直成为一个英雄的民族，［而且毫无疑问］，‘日耳曼人’就是英雄”。作为几个种族主义组织的成员，科西纳推广了新建立的史前学科领域所产生的成果，该学科——正如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德意志史前史》（German Prehistory）的书名中所宣称的那样——应该被视为“一门极其重要的民族学科”。对于曾经牢牢吸引了帝国公众之关注的“日耳曼人”，科西纳的研究贡献卓著，甚至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这些成果在不少地方激发了想象力，比如古斯塔夫·弗莱塔克（Gustav Freytag）的历史小说《祖先》（The Ancestors），卡尔·西奥多·冯·皮洛蒂（Carl Theodor von Piloty）的《日耳曼胜利中的图斯内尔达》（Thusnelda at the Triumph of Germanicus）这样的巨型油画，以及无数关于史前史的演讲、期刊和大众读物。此外，它们还在威廉二世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一部文本中起到了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

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是世纪之交前后拜罗伊特圈子中最为突出的成员，同时也是种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知识界领袖。似乎可以肯定，当张伯伦于1855年9月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富有的名门贵族中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样一种结果。张伯伦在英国从来没有家的感觉，并且与他的大多数亲人关系一直不太融洽。一俟他的苏格兰母亲去世，他就被送到了凡尔赛，同他的亲戚一起度过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又遵从父亲的意愿，进入了一所英国的寄宿制学校。这是一段可怕的经历。他这个年轻而又自负的英国佬遭遇到了他后来提到过的“拳头规则”；而他在椅子靠着的墙角独自玩耍的习惯似乎并没有对这种状况有所改善。张伯伦即使曾有过任何归属感，也在这期间失去了。由于常常生病，他的兄弟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P.L.O.（小可怜），而他在十四岁时就出现了第一次精神崩溃。随后的崩溃接踵而至，从而使得正常的工作生活不再可能。第一次危机过后，他花了十年游历了欧洲，期间，他首次造访了德国。正是这里，将会给他提供一个家。“我生命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迁就是走向Deutschtum。我将自己附着于德意志的体系之上……而它的中心则屹立着理查德·瓦格纳。”他最终与瓦格纳的小女儿结了婚，并且搬到了拜罗伊特。

弗里德里希·布鲁克曼（Friedrich Bruckmann）是张伯伦在慕尼黑的出版商，他感受到了19世纪即将逝去时，公众对于界定评价以及重新定位这个世纪的渴望。他向他的作者询问，他是否会总结一下这个即将结束的世纪。张伯伦十分乐意，并且很快就起草了一份由三部分组成的提纲。第一部分是他的看家本领，即记录从古代到1800年的历史中重大的文化进展。接下来他打算通过征引政治、社会、科学、文化以及其他值得一提的成就来环顾19世纪的整个世局。最后一部分将会通过对比之前的世纪来评估19世纪。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跨度很难完成，张伯伦从来没有写完第一部分，尽管他一直为未完成的部分搜集材料。他所完成的那部分内容将会成为《十九世纪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他从1896年2月开始动笔，一直写到1898年的秋天，期间，他以一种与这部著作的野心相应的狂热，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日早上向上帝祈求指引后，他便花一些时间到自己藏书丰富的图书室中翻阅书卷，以便寻找合适的引用材料（很少考虑它们的语境），然后将之安排在大而无当的论证中，其中充满了自相矛盾和错误。他在写给自己姑姑的一封信中把自己所使用的这种逻辑展露无遗，他在信中说他已经浪费了一次投资的机会，如今正享有其他投资者给予的信任。这部著作增加到了1200页。一位和者寥寥的评论家不无恰当地将之咒骂为“一个酩酊大醉的制皮匠暴饮暴食后打的嗝”，但它在大多数人那里却广受好评。该著于1899年出版，到1944年时已经发行了30多个版本，其中还包括捷克语、英语和法语的全译本，以及匈牙利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的节译本。在众多的读者当中，皇帝威廉二世对此书的着迷引起了帝国内外那些审慎而清醒的观察家们的忧虑。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清醒的时代。

张伯伦预见到了种族纯洁性的历史意义。他解释说，罗马边墙（limes）的崩溃是由于“种族和民族的混乱”主宰了帝国。幸运的是，日耳曼诸部族从北方席卷而入，接续了罗马的统治。他们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血统和精神的合法继承者”，因为他们同属一个雅利安—日耳曼族系。假如不是这些北方的“蛮族”，印欧种族可能就会惨遭灭绝，因为亚洲和非洲的“奴隶”坐在了罗马的王座之上（张伯伦是在暗示那些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罗马后期皇帝），而犹太人则利用他们自己的学问来渗透和污染希腊和罗马的文化。来自北方的光（Ex septentrione lux）：来自北方的光给罗马的断壁残垣带来了希望。

从罗马的废墟中重生的印欧人就像浴火重生的凤凰。在张伯伦看来，“日耳曼人”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最终也造就了19世纪的欧洲）：他们建立了国家，并通过他们技术上的发明推动了人类的发展，他们还凭借他们的艺术升华了人类的精神，以致使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平与它的日耳曼血统的纯正成正比。通过巧妙地运用既有的那种具有神秘色彩的语言，张伯伦直言不讳地声称：日耳曼（Germane）“是我们文化的灵魂”。他十分坦然地承认，当日耳曼诸族走进历史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用一个单一的名称来称呼他们自己。他让一个“外来者”看到日耳曼诸部族的多样性中存在的种族一体性，即“繁枝丛生”之下的“强壮树干”，并以一种名字来称呼他们。张伯伦又补充说，塔西佗已经意识到“那些人都具有相同的体格特征”，从这种“正确的经验性基础”出发，他得出了另一个“直觉上正确的洞见”，即“日耳曼各个部族的血统并没有因与外族通婚而受到玷污，他们从远古时代以来就一直是一个独特、纯粹且只与自己相似的民族”。尽管他的“日耳曼人”不仅仅是塔西佗所提到的“日耳曼人”，而且还包括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但他仍然决定保留塔西佗的名词来指称他们所有的部族。张伯伦最后阐述了将“日耳曼人”区别于所有其他民族的两种品质，而这些品质自15世纪以来就一直以塔西佗的叙述为基础：“自由和忠诚是日耳曼特质的两个根底，或者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是引领日耳曼上升的双翼”。

在《十九世纪的基础》中，历史展现为种族之间的冲突。对张伯伦而言，罗马的覆亡意味着真正的历史开端，其他过往的一切都只是序曲。因为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冲突的戏剧开始了，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这两个势力——日耳曼人和犹太人——时而友好，时而敌对，但始终是彼此相异的力量”。“生活方式与欧洲所有种族相对立”的犹太人在欧洲是典型的异己元素。张伯伦假定犹太人避免了种族混杂，“这个种族已经树立了他们血统纯洁的指导原则”。他们在保护自己种族的同时，也把他们自己的女儿嫁到了非犹太人的家庭，并且用他们自己的文化来改变印欧文化。这便使得日耳曼人的生活与文化在20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处在了生死存亡的险境之中。

在《十九世纪的基础》第四版的序言里，张伯伦回应了人们的批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指责他剽窃了戈宾诺的作品。他在《拜罗伊特报》上见到了戈宾诺的作品，但直到1893年左右，他才在科西玛的建议下开始对《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进行细致的研究。尽管他认为剽窃的指控很可笑，但他确实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就像这位法国人一样，他也笃信种族的分殊，种族决定天赋，各个种族是“实实在在的［eigentlichen］历史个体”。他和戈宾诺一样都把日耳曼民族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大多数时候都称他们为“日耳曼人”，但也会使用雅利安、印度-日耳曼以及其他一些名称（精准不是他的强项，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上）。张伯伦并没有在优秀种族和鄙劣种族间作出区分，而只是建议区分“那些体格上和道德上的日耳曼人和那些并非如此的人”。但与戈宾诺不同的是，他拒绝假设那种无可避免的衰落。尽管《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的作者找到了雅利安—日耳曼种族的起源，但他却哀叹其随时间而逝的衰败和无可避免的灭亡，而《十九世纪的基础》的作者却对未来更为关心：“如果事实证明过去从来没有雅利安种族，我们也会渴望它会在将来出现。对那些实干者来说，这是最基本的立场。”张伯伦笃信进化论，并迷失于植物学和动物学之中——这些领域是他在与自己的德国教师奥托·坤泽（Otto Kunze）学习时就开始热衷的学科，以便说明两个基本的观点。通过借用果树作比较，张伯伦断言，一个高贵的种族是一个循序进化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可以开始于任何给定的时刻。为了阐明他的“种族”概念，并证明自己的主张，即这个概念可以被直观地理解，他将狗和马作为自己的设想：谁不能够几乎本能地将纯种马、狗和其余的杂种区分开来？“没有偏见的一瞥会像一缕阳光般照亮真理。”在这样的真理之光中，张伯伦能够看到在塔西佗时代那样纯洁的未来的“日耳曼人”。

张伯伦将历史与种族主义运动中所有重要的意识理念主题糅合了起来：种族主义者、反犹、泛日耳曼。他对《日耳曼尼亚志》的利用也颇为典型。作为“德意志基本著作”当中的第一部作品，塔西佗的文本在种族主义的阅读书目上占有突出地位，它被要求用来证实数世纪以来关于雅利安—日耳曼种族的大多数观点：它的纯洁、容貌，它那所谓的农民的生活方式、习俗以及尤为重要的品性特征（Gesittung）。为了“阐明过去，解释现在，揭示未来”，大量的翻译、改编和评论将这本书呈现给了德意志的公众，就像路德维希·维泽（Ludwig Wilser）——一名对种族主义作品情有独钟的医生——在他那流传广泛且经常重印的《日耳曼尼亚志》版本中所说的那样。对普罗米修斯式的战士——他们在“作战武器上的优势正如同他们在精神上的优势”，而他们那种“重新焕发活力并振兴”其他民族的血统同样出类拔萃——满含赞誉之情的张伯伦充分体现了那种使虚构的日耳曼往昔得到接受的热情。这种热情也使得一些人渴望回到一种日耳曼的宗教，然而他们却在宗教隐喻和宗教比较中发现了更为普遍的表达。《日耳曼人的圣经》（Bible for Germanen）的编撰者们将他们的作品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的一种补充来推荐给他们的读者；其中就包含有《日耳曼尼亚志》，而且被作为首要的“圣经”。

批评这些一厢情愿的观点的人可谓时运不济。爱德华·诺登（Eduard Norden）——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称之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拉丁语学者”——曾告诫人们不要把《日耳曼尼亚志》简单地理解为展现了德意志人的过去。在一部作为优秀的拉丁文学论著而赢得瓦拉瑞基金会奖（the Fondazione Vallauri prize）[1]的大部头著作中，诺登在希腊和罗马人对埃及人和西徐亚人（Scythians）[2]等其他各种民族的描述中发现了许多所谓的日耳曼人的属性特征。塔西佗将这些“游荡的主题”赋予“日耳曼人”似乎是因为，这些主题符合罗马人所认为的那种野蛮民族的状况。诺登的发现让人对《日耳曼尼亚志》的历史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作者自己也承认，对于那些热心于德意志（史前）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特别不愉快”的结果。某些疯狂的读者确实不高兴。那些半吊子的种族主义者对这位博学而勤勉的学者横加指责，说他伪造了其中的一些相似之处。爆发的抗议风潮迫使诺登觉得有必要在这部著作的第二版中寻求某种模糊性的处理，将塔西佗的文本仍然当作“首要的史料来源”，以便安抚他的读者。诺登已经意识到，那些自欺欺人的人所秉持的信念并没有被动摇。

诺登的书出版于1920年，此时德国正处于战后的焦虑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经历迫使德国人不得不去判断他们是否能够“强大到足以重获新生”，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导致种族主义运动在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中死灰复燃。随后的图勒协会（the Thule Society）在遍布全国的日耳曼共济会的支持下于慕尼黑成立。该组织仅仅图谋了五年的政治活动后便归于沉寂；但纳粹在1933年掌握政权后不久，该协会的前领导人——见风使舵的泽鲍滕多夫男爵（Baron von Sebottendorff）——就立即发表了那本名为《希特勒上台之前》（Before Hitler Came）的著作。该书在序言中声称：“图勒协会的成员是希特勒最初所倚赖的群体”。在该协会和NSDAP[3]之间存在着一些具体的个人联系和纲领性联系——希特勒纳粹党党徽的最终版本似乎就是来自该协会的会标；然而，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发源于任何具体的组织，也不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

“日耳曼人”（Germane）自19世纪初以来就在德意志内外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大多数特点和成就在他于几百年前出现时即已为人所熟知，但高贵的纯正血统除外。通过在德意志帝国吸引越来越多的公众注意力，他凭借拯救的许诺稳固地屹立于种族主义意识理念的中心。他曾从塔西佗的著作那里——日耳曼圣经的第一文本——得到了充分的唤启。正如魏玛共和国初期围绕爱德华·诺登所发生的事情所揭示的那样，《日耳曼尼亚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在众人之中启发了一个登上国家社会主义机器最高层的人：第三帝国第二号权势人物，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

[1] 由都灵科学院设立。

[2] 具有伊朗血统的一支游牧民族，约公元前7—前3世纪定居于乌克兰大草原，曾与亚述、巴比伦、波斯和马其顿等发生过冲突。如今所知的西徐亚人的历史大多来自希罗多德的记述。

[3] 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的缩写词。

8

一部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圣经

我们不仅相信塔西佗笔下的那种日耳曼种族的土著性，而且还相信塔西佗赋予该种族本身的所有人类学特征。

——汉斯·瑙曼教授（Professor Hans Naumann），1934

一位外国记者见证了那个“偌大的教堂内令人窒息的沉默”。当慕尼黑和弗莱辛的枢机大主教米歇尔·冯·福尔哈贝尔（Michael von Faulhaber）登上慕尼黑的圣米歇尔教堂发表他的新年致辞时，他不仅得到了听众的高度关注，而且还吸引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新组建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也在不安地听着这份致辞。这是1933年12月31日。魏玛共和国已死，但它的掘墓人还未稳握大权，因而，这位枢机主教使他们感到十分不安。圣米歇尔教堂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教堂，先前的降临节周末证明这座教堂实在太小，没法容纳所有想要参加的人，因此福尔哈贝尔便借助扬声器将自己的讲道转达给另外两座教堂，这两座教堂同样座无虚席。凭借“在《旧约》先知的火热熔炉中铸就”的滔滔辩才，福尔哈贝尔讨论了那些不合时宜的问题。尽管国家社会主义纲领当中的一项条款（第24条）把《旧约》谴责为破坏“日耳曼种族正直感和道德感”的罪犯，但他还是提到了《旧约》的价值。而且，他虽然谨慎斟酌着自己的言论，但用帝国保安部（SD）[1]的话说，他“本应该”预见到，赞美以色列人民展现了最崇高的宗教价值会使一些人大为恼火，当然，这也会取悦许多其他的人。朱利乌斯·舒豪夫（Julius Schulhoff）这位德国犹太人就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这位主教的谢意，并希望上帝能够增强主教“不可思议的勇气”。米歇尔·冯·福尔哈贝尔在新年前夕的第五次讲道上再一次展现了他的勇气；许多星期后，他会更加需要这样的勇气。

这一年最后一天所讲的话题是“基督教和日耳曼民族性”（Christentum und Germanentum）。[2]这位大主教担心有“一场致力于建立一种北欧宗教或日耳曼宗教的运动”。基督教的价值遭到了人们的质疑。然而，谁还会对基督教之前的日耳曼人的生存作一番审视，并对他们置以怀疑？为了解释他的困惑，这位主教继而将尘封的日耳曼野蛮形象从450年的沉睡中唤醒：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对野蛮的日耳曼人的描绘同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在15世纪的重要著作中的描述如出一辙。就像他的这位先辈一样，福尔哈贝尔同样使用了“一种篇幅短小但却极具价值的史料”，并借助该史料来为他的会众描绘出一幅充满多神教、人祭以及“野蛮迷信”的可怕景象。他批评那种负有原始“仇杀义务”的前基督徒战士的生活，并谴责他们“众所周知的懒散，嗜酒成性”，纵饮狂欢以及“对赌博的狂热”。可以列举的缺点很多，而且都可以用塔西佗的文本来证明。在福尔哈贝尔看来，那些令人钦佩且正式被提及的品质——忠贞、好客以及婚姻忠诚——几乎没有改善“那些前基督教时代真正的德意志人”没有文明的整体印象。正是基督教才把文明带到了这些异教的穷乡僻壤；更重要的是，许多日耳曼部族——塔西佗列举了15个——首先并且只有在共同的信仰之下才被整合为一个民族。这位主教挑衅似地总结说，德意志民族应将它的文明和自身的存在归功于基督教。质疑它的优点和价值是毫无根据的。

帝国保安部的一份机密备忘录声称，这五次讲道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其中的新年致辞。国内外媒体——包括《巴伐利亚州报》（Bayerische Staatszeitung）、《纽约时报》、《时报》（［Le Temps］巴黎）以及《劳工报》（［Il Lavoro］日内瓦）——都对此进行了报道。而各个年龄和阶层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则在诸如《日耳曼尼亚》《人民与种族》《先锋》等期刊中驳斥、诋毁并攻击这篇致辞。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罪行”，而致辞者则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个明确而且绝对的敌人”。该政权的首席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对这位主教大加谴责，认为他“严重侮辱了第三帝国中正在进行的自我反思”。他还威胁说，德国人民将不会“默然接受如此的言论”。纳粹对此毫不容忍，他们于1月27日晚间采取了暴力的方式，开枪射击了主教家中的卧室，但无人伤亡。那本辑录讲道辞的书也遭到了他们的焚毁。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以古代‘日耳曼人’的战斗激情”试图去破坏该书的发行。就像1933年5月燃起的那场映红贝倍尔广场的焚书焰火一样，他们在一次游行活动中将之纵火焚烧（但无济于事：该书已售出了至少15万册，而且还被译成了11种语言）。有一幅漫画令人不安地暗示，类似的命运可能会降临到该书的作者身上。尽管一些批评家会偶尔冒险进行理性论争，但总体而言的反应——正如那位大主教的那句苦笑之言——却是“把当代文化的精致繁复说成是一种很不讨人喜欢的东西”。当大主教揭露了那种野蛮人的过去时，野蛮就崭露于现在。

然而，对于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样的行为是对某种狂妄挑战的有力回应。新年致辞轻蔑地描绘了日耳曼人的过去。因此，它被某些人认为是一纸“战争声明”，径直打到了他们的脸上，在他们看来，1933年的政权更迭意味着“某种对德意志文化和智识史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看重日耳曼的元素”。日耳曼种族在青铜时代就具有所谓的高等文化，其“永恒的价值”立足于艰苦朴素的农民生活方式之中，而且其神话般地孕育于土地中的那种血统的纯洁性（Blut und Boden）也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日耳曼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时代许诺要回归古老的时代：那些追随者不会被带到“未知的新海岸”；相反，新近的北欧劲风会把他们带回到“那个最终意义上的家”，回到那个永恒的、无所不在的、乌托邦式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en）。在第三帝国，《日耳曼尼亚志》这部罗马的虚构之作成为纳粹德国勾勒现实的一幅蓝图，并启发了政治和法律，而“古老的雅利安农民血液”则被认为流淌于塔西佗的血脉之中。福尔哈贝尔因抨击了这个令人崇敬的过去以及那部神圣的文本而犯下了一项“重”（“cardinal”）罪。纳粹党人坚持认为《日耳曼尼亚志》是一部“每一个有思想的德国人都应该拥有的圣经，因为这本由罗马的爱国者所写的小册子叙述了我们祖先引以为豪的卓越品性”。而种族的纯洁性和那种视死如归的忠诚则是其中最重要的诫命。

[1] 帝国保安部（Sicherheitsdienst）是党卫队属下的一个情报机关，1932年成立，是纳粹党的第一个情报机关，与盖世太保关系密切，与冲锋队相互竞争，主要工作是找出并清除不利于纳粹党的敌人。

[2] 用“日耳曼民族性”（“Germanicness”）来译“Germanentum”，就像以“德意志民族性”（“Germanness”）来译“Deutschtum”。

日耳曼革命

只要一个民族谨记自己的过去以及他们祖先的伟大，这个民族就会幸福地生活在当下和未来。

——海因里希·希姆莱，1943

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机器是一个妒忌和猜疑的体制，这一体制由对权力的共同渴望来注入能量，并由看似“柔弱的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来维持。它在其领导人和各级厅署、部门和单位之间架构了某种制衡机制，其中许多机构都各自拟定和安排它们自己的任务规划。不过，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一个狂热的纳粹元老，后来被称为残暴的“波兰屠夫”[1]——在二战结束后却夸大了这种多样性，他作证说，有多少国家社会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国家社会主义。即使纳粹的意识形态标准有时会略有损益，但其意识形态的核心——就好比镶有白边的那个熟悉的纳粹党黑色党徽卍——仍然清晰可辨。在希特勒之外，还有一套官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世界观：它包括极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此外还伴随有反犹主义和一种粗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日耳曼革命”作为标题在《我的奋斗》第一卷的一份早期文稿当中出现过。后来的更改则表明了希特勒对日耳曼神话的普遍痴迷的一种矛盾态度。在面对像他的助手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将自己的党卫队设想为某种日耳曼时代的先锋队，他期望通过把他的元首视为“伟大的日耳曼帝国领袖”来达到这样一个时代——这样的狂热者时，他有时会提出批评，有时会表现出轻蔑，但大多数时候是与之保持距离。希特勒已经在《我的奋斗》中把自己与那些“狂热倾慕日耳曼英雄主义、朦胧的史前时期、石斧、长矛和盾牌的……学者们”区别开来；而且在多年以后的一次晚宴上，作为元首的希特勒清醒地承认说：“在我们的祖先还在生产石槽和陶罐的时代，希腊人已经在建设雅典卫城”。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听到纳粹党元首说出这样的话会非常不满，这种情绪事实上与福尔哈贝尔说出这些话时所引起的反感没有什么分别。因为这位意识形态理论家将他的元首尊崇为日耳曼统帅赫尔曼和萨克森维杜金德（Widukind）——查理曼的主要对手——的继承者，要为日耳曼民族的自由和繁荣而奋斗。

幸运的是，不论希特勒个人关于须发浓密的野蛮人——优雅精致的希腊人在营造神庙时，这些野蛮人还在用手抓东西吃——持什么样的看法，他的公众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同日耳曼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在政治活动中，这位“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日耳曼领袖”——正如他从1940年起被冠以的称呼——知道要播放什么样的进行曲，也知道如何去鼓动那种日耳曼激情。在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gurg）的葬礼上——此时，这位第二任总统连同他曾任职的共和国一起被埋葬于地下，希特勒作为前者事实上的继承者，以祝福他可以安全地进入日耳曼中的圣殿来结束他的悼词，“逝去的将军，如今进入了瓦尔哈拉[2]（Valhalla）”。同年，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3]的一次集会上，希特勒公开宣称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要“因［他们的］祖先而感到尴尬”；毕竟，他说，他们“在罗马建立的一千年前就曾有过一段高等文化时期”。尽管希特勒对希姆莱的神秘激情极为不满，而且还在希姆莱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党卫军的意识形态大加嘲讽，但两人仍然共同设想着能在未来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国家”，其首都会被定名为日耳曼尼亚。

在希特勒的观念中，国家社会主义将会是“一场人民的运动，而不是一种教派活动”。然而，日耳曼民族性却被这一运动中的一个组织搞得就像是一种宗教崇拜，而且在纳粹活动的最初几年，那部神圣的文本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中无处不在，且极为突出。1936年的纽伦堡党代会特别推出了一座修饰有塔西佗文本片段的“日耳曼会堂”。每一位入口处的游客都可以看到元首的那个信条：“德意志的青年应该知道：具有男子气概的忠诚坚贞是日耳曼人古老的美德。这个新的国家就奠基于这一美德之上”。这句题词使人想起了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的忠诚，而且很有可能在“日耳曼会堂”中有所征引。围绕塔西佗的文本撰写出来的教条文章在那些意识形态刊物中比比皆是，比如《教育书简》（Educational Letter）、《黑色军团》（Black Corps）[4]、《国家社会主义教育》（National Socialist Education）、《日耳曼的遗产》（Germanic Heritage）、《人民与种族》（People and Race）以及《国家社会主义月刊》（National Socialist Monthly）——这些只是这个极权主义政权炮制出的一小部分破烂货。在他们舒服的座椅中，众多籍籍无名的纳粹分子编造了日耳曼人殊死战斗的艰辛与日常的劳碌，每支笔都是一把剑，每一间书房都是一个战场。在一篇论述日耳曼宗族和女性家庭角色的文章里，塔西佗的著作通常被作为佐证，编者还在结尾处附上希特勒颇有影响的一份声明，即声称家庭是“整个国家组织建构中最有价值的单位”。由于认定德国人民的生存将处于危险之中，国家社会主义的教义便明确规定，一名女性的“自然天职以及最重要的使命”是成为“一名妻子、一位母亲以及一位家庭主妇”。那些抚养了一定数量孩子的妇女会获得德国母亲荣誉十字勋章，或者用街头巷尾的话说就是“兔子奖”，宣传将日耳曼的妇女作为女性角色的典范。有一条“诫令”还规定德国少女要据其日耳曼祖先的精神来选择一个合适的丈夫，并拒绝“血统可能并不十分高贵”的追求者。而且，因为即使是一次性行为也被认为足以“永远玷污［一名女性的］血统”，因此塔西佗所描述的那种婚姻的神圣性以及对贞洁的尊崇在关于女性德行的意识形态讨论中就显得极为突出。这位罗马作家要“今天的德国姑娘，即未来的德国母亲懂得少女的纯洁、贞操，［以及］节制”。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宣传部长，一位尖酸机敏的演讲大师——在听到或看到“日耳曼”和“北欧”这两个词在书报、广播和电影中令人生厌反复宣传时就会勃然大怒；然而，这场承诺在未来复兴日耳曼的运动有赖于他的巧言善辩。“让开，你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场运动警告说。这样的未来属于年轻人。

面对党的关切，许多国家社会主义青年因此受到了“无以复加的追捧和奉承”。然而，在诸如戈培尔这样冷酷精明的纳粹精英看来，他们只不过展现为某种“原材料”，通过教育的“调教过程”，这种原材料能够被整合成一种“协调一致的集合体”，以便为“国家的政治目标所利用和操纵”。教育沦落为宣传。这个将智识才能视作某种缺陷的新政权建立了新式教育机构，比如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骑士团城堡（Ordensburgen）；[5]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学校，使之与意识形态相一致。希特勒拟定了自己所认为的简单明了的教学重点：新的教育目标将不再是用知识来“填塞”学生，而是要“培养绝对强健的体魄”。体育在学校教学中极为显要，而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女青年团中则尤为突出。他们认为，在运动锻炼中可以展现男子气概（Herrensinn），而真正的“日耳曼人”一直都热衷于短跑、跳跃、摔跤和游泳，更不用说军事训练了。塔西佗所描述的剑舞——“那些赤裸着的青年在剑丛枪棘之中纵跃舞蹈”——也在无数关于日耳曼运动的讨论中得到人们的呼吁。与此同时，纳粹思想的训练则是又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主要的目标是强化意志和决断的勇气（希特勒在其他较为私密的场合曾透露说，教育是危险的）。诸如鲁道夫·本茨（Rudolf Benze）——中央教育教学研究所所长和国家社会主义主任——这样的纳粹教育家阐述了元首的思想，即愉快地运用自己的智识技能，以便推动一种育人体系，使生产出来的人就像阿诺·布雷克（Arno Breker）[6]的雕塑一样：大理石般坚硬、肌肉发达、头脑简单。

教师就像勇敢的战士一样战斗在革命的最前沿。他们被纳入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NSLB）当中，要在各种会议上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期间要阅读一些诸如《种族史：一名教师需要知道什么？》这样的小册子，以及各种期刊——比如《国家社会主义教育》——里的文章。《国家社会主义教育》是该教师协会的会刊，其前三期刊载了四篇有关日耳曼的文章。“具有重要影响的德意志史前史”可视为一个纲领性的题目，1939年发表的11篇文章都对此进行了讨论（奠定基础后，这一主题就不会太显要了）。第一期的前言说明中提到了那个老生常谈的德意志人民重生的信念，此外，它还提到教育领域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层面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如今，根据北欧的品性特征模式来塑造学生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成为教育的重中之重。希特勒本人认为，当务之急是使每一个男孩和女孩认识到“血统纯洁的必要和本质”。他们将会了解到历史战场上的雅利安种族如何在文化上脱颖而出。在关于德国史前史的第三次全国会议上，罗森伯格着重强调了历史研究的新热点，即“数世纪以来一直保持不变的品性特征以及血统的永恒性”。那些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人都认为历史应该激发思想，鼓舞精神。历史（history）再次成为历史（History）。少数对缺乏“所谓的”客观性表示忧虑的评论家很明白，“［这个历史是］德国的，［那么它］就是客观的”。甚至《日耳曼尼亚志》客观中立的叙述也是不可取的，而且还被贬斥为“过于历史性的”叙述。在讨论这本著名的小册子时，那些教师着眼于他们的学生所关注的问题，即如何“以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塑造德意志的文化”，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因为老师们很有可能会由于“当前这个主题所带来的纯粹乐趣”而不知所以。

基于类似的观念取向，《第三帝国青年史册》充满自信地向“亲爱的德意志青年”保证说，它将会激发他们对自己民族及其价值的热情。这部史册很快就越过了全新世（the Holocene）[7]那个乏善可陈的阶段——但同时也追溯了基本的种族世系，强调古代祖先的生存空间就在“自己左右”，他们的血液在“你的血脉”中流淌。接下来这本书就开始讨论“两千年前德意志人民”的土地——塔西佗著作中所提到的地区。行政部门的指导方针要求对英雄气概和日耳曼的领袖概念作出详细的阐释。因此，这本《史册》就用塔西佗式的色调描绘出日耳曼的穷山恶水，并说明日耳曼人如何能够在这些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振作起来［并］展现出吃苦耐劳的品质”。这本《史册》的青年读者是这个坚韧民族的后裔，“需要展现自己的价值所在，永远无所畏惧、意志坚定”。随后，这本书又对日耳曼的首领进行了描绘，论述了那些誓死效忠他们首领的年轻战士。当时的政治课也效仿说：“只要那种男子气概的忠诚恒久长存，德意志民族就永远不会灭亡。在第三帝国，元首的周围不是也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吗？……这些德意志的爱国者体现了日耳曼的忠贞和英雄气概，是你们的光辉榜样”。

除了那些坚毅执着的战士，还有技艺娴熟的农民。为了再次严格地执行相关部门的指示，《第三帝国青年史册》紧接着又描述了日耳曼人的农场以及他们全部的先进工具和装备，以便驳斥那种将他们的祖先说成是野蛮人的污蔑。与这种诋毁正好相反，《史册》中的日耳曼人在创新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创造力并不亚于他们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因为他们是普罗米修式的战士。正如福尔哈贝尔的事情所揭示的那样，对野蛮状态的质疑从来没有失去它的锋芒；为了回应《塔西佗书中的“日耳曼人”是野蛮人吗？》的作者，这本《史册》不仅阐述了日耳曼人的品质素养，而且还试图去消解主教福尔哈贝尔所提出的那些消极卑劣的品性。日耳曼人饮酒的嗜好以及在喜庆场合争论重要问题的习惯——其作者本着德国人文主义者的精神认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如今，小酒馆中有头有脸的市民和农民仍然在为那些重要的问题而争论不休。对于那些知道怎样去理解《日耳曼尼亚志》的人来说，这本书展现了一个“高尚而均质的农民群体”。尽管这本《史册》要对嗜酒如命的癖性（随后便躺在熊皮上酣睡醒酒）进行谴责的决定并非出于真心，但它仍然充分地利用了《日耳曼尼亚志》。它部分通过引用，部分则借助于意译，对此，它有时也会承认，但大多数时候并不说明，当我们认识到血统和土地［Blut und Boden］中蕴涵有我们种族生存的营养来源的［时候］，这本《史册》便在此处和别处成为我们的“向导和训诫”。

血统和土地恰恰也是《人民与种族》——语言学教授马丁·施泰姆勒（Martin Staemmler）撰写的教育小册子——所讨论的主题。这本小册子居心不良，它以那种屈尊纡贵的态度向德意志的青年灌输种族的重要性：“没错，大家都知道，难道你不明白？大家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强悍的家伙！他有成功的资质。因为他身属某一种族”。跑车和纯种犬被用来帮助他们形成某种关于人类种族的清晰概念，为了充分理解这一概念，学生们还被邀请周游了世界。通过图片探访了非洲和亚洲后，他们又来到了瑞典，那里的“人们身材修长、金发碧眼，其俊美的外貌使我们十分欣喜”。通过运用那种种族主义信念，即往昔日耳曼的纯正血统保留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的当代居民中——北欧种族的黄金标本，施泰姆勒又补充说，这些人看起来就像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古老的德意志人”，“古罗马作家塔西佗怀着深切的敬意描写了古代的德意志人……他们是一个近乎纯粹的北欧种族。他对他们的勇气、忠诚以及血统的纯正大加赞赏……他们是天生的战士。当今的德意志人正是得益于他所具有的北欧的种族血统，才使他拥有英雄主义的气质以及作为忠实正直的战士所体现出来的品性”。德意志的青年认识到，他们要把自己的北欧遗产归功于他们过去的岁月；而种族血统的健康与纯正则是他们的迫切所需。

作为一个“除自己而外与其他种人毫不相像”，并以“凶暴的蓝眼睛、金红色的头发以及高大体格”为特点的民族，塔西佗的“日耳曼人”充斥于19世纪人类学家和公开的种族主义者的论著当中。如今，除了对没有提到北欧的长型颅骨感到偶尔的遗憾外，各色纳粹分子都欣然接受了“日耳曼人”的这种形象。他们甚至还将《日耳曼尼亚志》的第四节写到了法律当中。

[1] 纳粹德国驻波兰占领区总督，二战首要战犯，上任期间大肆屠杀和奴役波兰人，二战后判处绞刑。

[2] 古诺尔斯（Old Norse）（日耳曼语族的一个分支，一般指北欧挪威等地）神话中的诸神住所阿斯加尔德分为十二个领域，其中瓦尔哈拉（英灵殿）是奥丁神的家，也是在尘世阵亡的英雄的住所。

[3] 德国西南部城市，隶属巴登-符腾堡州。

[4] 纳粹党卫队组织报。

[5] “阿道夫·希特勒学校”是培养纳粹干部的初级学校，至纳粹垮台前德国共设有12所。此类学校由希特勒青年团主管，学生从该团少年队内12岁的儿童中选拔，审查的重点是外貌特征，学制六年，教学内容有文化知识和军事训练。“骑士团城堡”是培养纳粹官员的高级学校，全国共设4所，即克罗辛泽城堡、松特霍芬城堡、福格尔桑城堡和马林堡城堡，各有不同的训练重点，其中的学生被称为“容克”，学制六年。

[6] 德国著名雕塑家，出生于1900年，1992年去世。少年时曾随法国的罗丹学习过雕塑，并很快成长为欧洲最好的雕塑家之一。布雷克本人并未加入纳粹，但由于其雕塑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颇符合纳粹鼓吹的“雅利安人种标准”，故而得到了纳粹的赏识，他也因此得名“纳粹的米开朗琪罗”。布雷克在二战期间也曾利用自己与纳粹高官的密切关系，帮助过许多人躲过纳粹的迫害。

[7] 最年轻的地质时代，从11700年前开始，据传统的地质学观点，这一时代一直持续至今。其名称源自希腊语“äλος”（holos，完全的）和“καινóς”（kainos，新的），意即“完全新近的”。

血统与土地

德意志人血统的纯洁性是德意志民族延续的先决条件。

——《德意志血统与荣耀保护法》，1935

希姆莱在一次种族主义讲话中所提到的那种金发、俊美、目光坚毅的雅利安种族激怒了贝斯特夫人——党卫军一名高级官员的妻子，长着一头黑发，这位夫人打趣说，这似乎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说法。一旦施行，党就要失去它所有的领导人，包括“元首、希姆莱先生你以及戈培尔博士”。为了使自己的脑袋看起来就像是长型头颅而剃光了两侧头发的希姆莱不为所动。希姆莱反驳说，像他这样的圆头颅能够放得下雅利安人的长头颅大脑，这样的反驳反映了纳粹运动在心智特殊性和外貌特殊性方面的官方信念，然而，这并没能掩盖这个政权的教义与它的领导者外表之间明显的不符。对于这种不一致，当时的一句街言巷语十分贴切地讥讽说，典型的纳粹党员应该像戈林一样苗条，像戈培尔一样健硕，而且还要有希特勒一样的金发。

人种学教授汉斯·弗里德里希·卡尔·君特（Hans Friedrich Carl Günther）因其对党的理论贡献而在1935年的全国党代会——在当时的官方报道中被称为“自由的大会”（1939年的最后一届党代会被称为“和平的大会”，因战争被取消）——上荣获了第一个纳粹科学奖。在赞颂者——没有人可以与当时的首席理论家罗森伯格相比——对君特所写的那些著作大加赞扬时，纽伦堡剧院中那些欢欣鼓舞的观众仍然倾倒于那种精心编排、自我吹捧的阅兵集会。凭借那本特别重要的《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人类学》，这位获奖科学家奠定了“我们斗争运动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立法的精神基础”。这个颁奖仪式过了四天后，《纽伦堡种族法》颁布。其中的《德意志血统与荣耀保护法》巩固了君特的两个中心思想。种族主义者的幻想是希望——国家社会主义的立法者如今已经确定——通过优生而使德意志人再次成为一个“特殊的、纯粹的且只与自己相似”的民族。

《骑士、死亡和魔鬼》触动了希姆莱，这本处女作已经包含了君特之后著作中的主要观点，该书表达了他曾“意识到并且一直以来都在思考的”问题。这本书使出版商朱利厄斯·弗里德里希·莱曼（Julius Friedrich Lehmann）十分兴奋，他和君特在阿尔卑斯山漫步期间，花了两天的时间掂量了后者的学识，之后他便委托这位年轻的作者着手自己酝酿已久的一项计划：写一本《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人类学》。事实证明，他们的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种族人类学》到1932年时已卖出了3.2万册，而且后来还发行了删节本《种族人类学精简本》，加起来总共销售了30多万册。君特也因此而成为上述所说的那种受到国家社会主义认可的科学家，莱曼成为“意识形态企业家”，而塔西佗则成为得到广泛阅读的北欧种族报道者。

“种族君特”——正如他朋友们对他的昵称——在许多领域都只是一个半吊子。他在1914年时获得了自己的博士学位，在他报名参加规定的口试那天，他还自愿报名参军，渴望“在战场上荣耀自己的大学”。然而，身体上的状况却对他的英雄主义抱负构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就像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希姆莱一样，他也会渴望经历自己错过的战争，并幻想着他从来没能证明的男子气概。在发表于1920年的《骑士、死亡和魔鬼：英雄主义的概念》一书中，他抱怨自己时代的那种女人气的堕落文化——一种需要进行手术的溃疡机体，并大肆鼓吹日耳曼战士的英雄主义和男子气概。他发现这些北欧种族的真正代表活跃在塔西佗的书中——他感叹说，这本著作展现了一种“如此崇高的……道德取向，我们对此只能汗颜”。但他坚持著述，并最终受益于此，1930年，魏玛国会第一位纳粹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1]任命他为耶拿大学教授，讲授哲学、史前史、种族科学以及新兴的社会人类学。最初这一任命遭到了学校教职人员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君特虽受众人追捧，但却无法弥补他在学术资历上的明显缺陷。然而，学者们的抗议是徒劳的。

在君特经常被引用的定义中，“一个种族在人群中体现为体格特征与灵魂特征的特定结合，这种结合不同于其他任何族群，而且延绵不绝、独一无二”。这样的定义附和了塔西佗的说法。君特不仅饱读种族主义著作，而且熟谙古典作品，因而对塔西佗的著作多有引用。通过糅合自己的观点和引文，他写道：“这种遍布于‘日耳曼尼亚’的北欧民族生来就是英雄，他们血统纯洁，除自己而外与其他种族毫无相似之处”。他的种族理论是一种怪异的杂糅，其中有观察、想象以及学术著作的精要概括，位居欧洲其他四类种族之上的正是被塔西佗推崇的这种北欧种族。他认为“雅利安人”是一种过时的说法，而应该代之以法籍俄裔人类学家约瑟夫·丹尼克（Joseph Deniker）所提出的北欧种族的概念（但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者通常会交替使用“日耳曼人”、“北欧人”和“雅利安人”这三种名称）。北欧人在外貌和身姿方面都与其他种族有很大的不同，典型的北欧人伟岸挺拔：他们体格高大、四肢修长、身形精干，而且脑型稍长，脸型偏瘦，白肤金发，目光“凶锐”。他们的心灵如同他们的体格：君特认为，如果一个画家想要生动地描画出那种勇敢高贵、英姿飒爽的男人或女人，那么这种形象必然会类似于北欧种族。其他令人钦佩的种族特质——同样或多或少是塔西佗式的——包括“对真质的渴求、一种骑士的正义感、［政治上］富有远见的领导能力”，以及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创造力。这些理想的品性特征（其中大部分已经被雅各布·维姆菲林和他的同时代人宣称为他们祖先的品性）为北欧种族所独具。正是对其独特精神的强调使希姆莱得以声称，最勇敢的波兰军官属于德意志血统，并断言自己的头颅能够容纳一个“雅利安人的大脑”。然而，即便是希姆莱的把戏也没法改变这一事实，即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将体格外貌设定为一种普遍的标准：在某些情形中，一些人被怀疑为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的外表让人联想到了犹太背景”。

过去如此辉煌，如今却如此凄黯。由于“杂交繁育”，北欧种族在君特焦虑的目光里实际上已经在当代的德意志人中间消失殆尽。要想挽救它就必须“再次北欧化”（Aufnordung）。他主张精选北欧男性和女性，并消除那些被认为是“堕落”的社会元素，从而复兴过去的纯洁。他发现塔西佗的“日耳曼人”已经有了这种做法。他们已经采取了各种优生措施，为此，他们会把“那些品质低劣或畸形变态者吊死或者溺死在沼泽里”，在君特所列举的那些人中间有背信弃义者、叛徒、懦夫以及道德败坏者，其中还包括那些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尽管很难确定塔西佗或日耳曼人是否在意这样的一群人）。对此，君特解释说，“由于那些人的基因不会被传到下一代”，所以这种惩罚性的做法保证了民族的持续净化。对一个淫妇的严厉惩罚——按塔西佗的说法，她们先要被剃光头发并被剥去衣服，然后穿行全村被鞭打一遍——同样被一种意识形态的棱镜解读为自觉“有义务保持精华宗族之纯洁”的某种另类表达。一个女人不忠会使一个部族遭受到外来元素入侵的危险，为了阐明自己所主张的结论，即异族通婚会导致持续不断的“种族没落”，君特在塔西佗那里找到了一个例子。在他的译述中，巴斯塔奈人（Bastarnae）这个部族“由于杂交繁育而退化成了萨马提亚人（Sarmatians）的样子”。同时引述拉丁文和德文貌似严谨，然而，通过遗漏有所限定的或自相矛盾的事实细节，两种引述都被改动了。“退化”一词原本有拉丁词语nonnihil（意思是“在一定程度上”）作限定，但在君特这里却被抹去，而connubium的意思本为“近亲通婚”（“intermarriage”），却被君特表达为“杂交繁育”（“cross breeding”）。关于日耳曼人“生来善战的体格”，他的引述更是随便，其中，“打仗”（“to fight”）前表示“仅仅”之意的拉丁词语被他径直删去，通过这种变戏法式的伎俩，塔西佗那种限定性的、（至少部分）带有贬义的评论就被他变成了另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质特征。

君特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尽管随岁月的流逝而有所减弱。他的学说被概括成《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基础》这样的一些知识手册，并通过简编而被纳入学校的课程当中。在众多的教义宣传册中，海因里希·希姆莱还将其置于极其显要的核心地位，此外，《我的奋斗》的第二部分也受其影响（希特勒的藏书室中有很多君特的著作）。可能发起了纳粹奖授予的罗森伯格也在他的纽伦堡演讲中提到了这位种族研究专家在法律方面的影响。《德意志血统与荣耀保护法》的通过就是“源于德意志人血统的纯洁性是德意志民族延续的先决条件这一深刻的信念”。这种信念的力量使国会“一致签署了以下的法令……规定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公民或相关血统者通婚”。在君特的解释中，这就如同“日耳曼人”阻止异族通婚以保持种族纯洁的努力一样，国家社会主义者也要通过立法来禁止犹太人与德国人之间的通婚。

基于所谓的日耳曼习俗的国家社会主义立法绝不仅止于此。纳粹党攫取权力后就立即解散了工会，并通过了《全国劳工组织法》，该法将管理者和雇员之间的关系设定为“首领”和“随从”的关系，其中前者代表着共同的利益，后者必须要效忠于前者——就像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14节和第15节所讲述的内容。同样，《纽伦堡种族法》所规定的内容基本上是改编自那位罗马史家从古希腊人的材料里摘取出来并应用到《日耳曼尼亚志》第4节中的“日耳曼人”时所塑造出来的那种刻板而并不可靠的民族志形象。因此，意识观念一致的《日耳曼尼亚志》读者就把那些关涉“犹太人问题”的法律视为恢复塔西佗所提到的那种种族纯洁的“最新努力”。然而事实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

一本得到希姆莱认可的宣传册声称，如果不把血统（种族的代名词）植根于“土地之宝贵与神圣的信念”之中，国家社会主义者对血统的关切将会前功尽弃。当时的人简单地把国家社会主义等同为一种关于“血统与土地”的意识形态，这句短语如此朗朗上口，以至于戈培尔——他的笔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留下了另一条玩世不恭的污痕——也认为它在1940年时正“甚嚣尘上”。剥去其神秘的文饰，它所强调的不过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并将后者抬升为北欧种族之强健、美德与真实性的所在地。在党的组织机构内，意识形态的宣传推广工作由理查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负责，此人是农民的热情支持者，他笃信人类育种，好像人们就是一群用来培育北欧民族的汉诺威马。达雷出生于阿根廷，并在德国和英国长大，因而精通四种语言，他很早就决定要从事与农业有关的职业，他觉得这是他的天职。他不仅阅读了很多种族主义的著述，而且还为这类著作贡献了两本自己的著作，即1928年发表的《作为北欧种族生活之源的农耕》以及1930年出版的《血统与土地中诞生的新贵族》，这两本书也使他树立了自己的声望。当他于1930年见到希特勒时，给后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就被派往慕尼黑去帮助建立农业部，并着手开展争取德国农民支持纳粹党的工作。他平步青云，仕途得意，很快就获得了一大堆头衔：粮食与农业部长、帝国农民领袖以及种族与移民办事处主任，其中最后一个部门隶属于党卫军，而且，希姆莱任命的达雷在这一职位上负责维护雅利安种族的纯洁性以及将德国民众（Aufnordung）重新北欧化。他的职责并不止于此：他还负责争取生存空间（lebensraum）（对于这个词语，《韦伯斯特第三国际词典》的定义是“一个国家必要的生存领域”），并且对其进行日耳曼殖民。

国家社会主义者将北欧种族的一些珍贵品性根植于所谓的农民当中，因为乡村自给自足，城市却是寄生性的。这种反城市主义与一种文化悲观主义相关联：现代性已经破坏了农民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是围绕着长年不断的农务料理以及适应季节之变化而建立起来的。人们在这种金色的光芒中看到，农耕所体现的是一种以坚韧刚强、严肃认真和尽职尽责为特点的生活方式，这与孱弱的城市居民的无根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学说还认为，日耳曼人的宗族将他们的土地视为一种恩赐，要保留给未来的子孙。一旦子孙中的佼佼者用战功证明了自己，土地就会传承给他。随后他便择取一位同样出色的女性结成夫妻。而其他儿子则往往被迫离开他们以前的家，做一个四处劫掠的武士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日耳曼人给外人——比如塔西佗——留下的印象就是一种游牧民族的形象，而不是农民。不幸的是，达雷又补充说，对日耳曼人的这种误解却在大众的观念中久久挥之不去。为了增加德国农业乡村的数量——这是“人民的血液”，同时也是北欧种族的复兴之源，达雷（与希姆莱一起，直到1938年）对于如何使德意志血统的农民开垦那些在德国之外的东部地区征服得来的生存空间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划。

塔西佗本人笔下的日耳曼农耕的特征至少是颇为矛盾的：最勇敢的战士什么也不做，他们把包括农活在内的日常家务都丢给了家庭中的弱势成员——妇女和老人。君特将这种惰性抬高为英雄式的疏懒，那是一段休养期，在此期间，英雄准备即将到来的战斗。大部分国家社会主义读者就像尤斯图斯·穆泽时代以来的许多前人一样，都喜欢忽略那些关键的段落而一口断定：“据塔西佗所说，［日耳曼人］是一个高贵而均质的农民民族。”达雷进一步阐述说，正是在他们的农田里，“整个民族带着它的根基融入到乡土（Heimatboden）之中”。这里的话以及类似的隐喻促进了日耳曼民族神秘的土著性所带来的这种融合，而这一民族归根到底乃是源于忒斯托这位出生于大地的神祇，他的儿子曼努斯则是日耳曼部族三个先祖的父亲。这位帝国的农民领袖虽然熟悉罗马的那本小书，但他却不愿意接受这个有关日耳曼起源的神话。很多其他的人则正好相反：通过把那本两千年前的文本与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径直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原始德意志英雄主义之先知的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作者马克斯·施劳斯阿雷克（Max Schlossarek）将忒斯托的神话解读为某种证据，它证明了“德意志民族从一开始就从土地中获取自身的力量，因而毫不奇怪，在第三帝国这个新的德意志国家中，身为土地热爱者的农民是这个民族最重要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作为《日耳曼尼亚志》众多翻译者和编校者之一的朱利厄斯·维斯威勒（Julius Weisweiler）加入了施劳斯阿雷克的行列，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嵌入《日耳曼尼亚志》的书名当中：《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关于日耳曼地区的血统与土地、风俗与习惯》，并在前言当中论述了“塔西佗对于我们祖先根植于古老乡土中的力量与优势之源所具有的认识”。而在汉斯·瑙曼——波恩大学的第一位纳粹校长（1934年）——提出他那引起广泛关注的“信仰告白”时，他强调了自己对于“日耳曼种族原生性”的信念，正如本章引用的题词所表明的那样。

关于农民生活的优越性，北欧日耳曼种族的至高地位，对“再次北欧化”的迫切需要，以及在未来实现建立在日耳曼美德基础之上的伟大荣耀，没有人会比海因里希·希姆莱笃信地更为狂热。相比于其他纳粹领导，他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还是一个24岁的迷惘青年时，他就曾试图去着手践行他在《日耳曼尼亚志》当中所发现的那些内容。

[1] 纳粹官员，曾任第三帝国内政部长，奥地利与德国合并的法令即由此人签订并受命执行。弗里克是猖狂的排犹分子，他起草、签署并执行了多项旨在将犹太人排除出德国生活和经济领域的法令。他的活动构成了各项纽伦堡法律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被判处绞刑。

未竟的使命：帝国首领和他的党卫军

“Wenn alle untreu werden, so bleiben wir doch treu”［当人们不再忠诚，我们仍将忠心耿耿］。

——“党卫军忠诚之歌”，马克斯·冯·申肯多夫

（Max von Schenkendorf）原作，1814

1924年秋，海因里希·鲁伊特伯德·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在颠簸的火车旅途中翻阅着塔西佗的著作，此时，魏玛共和国在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最初任总理，之后为外交部部长——的主持下，刚刚步入了它的黄金时期。在成为党卫军头目以及第三帝国中最有权势也最为暴虐的其中一人之前，希姆莱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时，他居住在德国南部的兰茨胡特（Landshut），担任格雷戈尔·施特拉瑟（Gregor Strasser）的私人助理，后者当时是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的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个地方议会的议员。希特勒于1923年11月发动的那场名为啤酒馆暴动的未遂政变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施特拉瑟经常因公务四处奔波，故而让希姆莱在兰茨胡特家中代理事务。这位未来的帝国首领——一个失业的“潦倒泼妇”——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新职务中，相比于那点微薄的薪酬，其更大的动力乃是为了实现种族主义的理想。他骑着他的摩托车在各个村庄间往返飞驰。到了晚上，他便在雇主的药店阁楼中休息，他与家人故旧的关系都已十分疏远，因为他们都不赞成他那偏激的政治行为。也只有那个梦想——以过去辉煌的日耳曼为基础，在未来创造一个伟大的德意志——能够给他带来些许的慰藉。

在希姆莱的家中，过去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他的父亲格布哈特（Gebhard）是一名教授古典语言的老师，他对上层人士的谄媚奉承招致了学生们私下的嘲讽。就像他想成为的贵族一样，老希姆莱也安置了一个先祖祠（Ahnenzimmer）。每当他置身这一家族产业当中熬夜研习历史的时候，他的儿子就经常盯着他看——处在自己历史幻想的暮色之中是令他最开心的时候。然而，海因里希这个梦想者同样也是一个书呆子：他坚持写日记，并整理自己的书信，此外还精心编制了一份大约有270个标题的书目评注，其中涵盖了他从1919年9月到1927年2月间所读的著作。这些自传性的资料贯穿了他大部分的成长岁月，并体现了“一个纳粹分子的成长历程”。在针对犹太人——“食肉的秃鹰”——的那些日益充满敌意的评论中，希姆莱那种坚定的反犹主义脱颖而出。他厌恶颓靡的城市生活，渴望农民那种淳朴简单的生活方式，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倾诉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尽管我没有农田”。他满怀热情地阅读有关北欧种族和日耳曼往昔历史的著作。他的这些感触在他对塔西佗的那本小书所作的评论中——在其书目的第218条——表现得尤为明显。

希姆莱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本《日耳曼尼亚志》。当他的火车于1924年9月24日离开兰茨胡特时，他已迷失在了“我们祖先的那种崇高、纯洁而尊贵的光辉形象”之中。他在手中攥着的是一本种族主义运动的指导手册，他成长于这场运动之中，而这本书则证实了目前为止他所信奉的学说，因为正是这部著作树立了那些信念。他那沉闷的脸上因罕见的兴奋而满面通红，他在自己的书目列表上写下了自己的誓言：“由此，我们将重现辉煌，至少是我们当中的某些人”。而十年之后，他的党卫军就代表了这里所说的“某些人”。

1929年1月6日，希特勒任命希姆莱为党卫军首领。在他的领导下，这个组织迅速从270个组织松散的流氓发展成一个精悍规整的恐怖机器，其规模到1933年时发展至5万余人。正如官方的宣传所言，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且骤然间就掌握了塑造现实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希姆莱从来没有离开他父亲的先祖祠。他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日耳曼人”（Germane），并把自己的党卫军——起初由希特勒建立，以作为他的私人卫队——设想为伟大的日耳曼帝国先锋队。他的权力竞争对手，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并不怎么热衷于北欧意识形态，而元首本人也感到有必要去控制那种日耳曼情感，《我的奋斗》当中的标题变化即表明了这一点。在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层里的那些热衷权力的机会主义者当中，希姆莱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只有与他偶尔为敌的罗森伯格同属一类，但后者得到的不是权力，而是名望。这位泰然自若的党卫军帝国领袖沿着自己的意识形态路径稳步向前：他的党卫军应该成为“下一代创造历史的基础”。党卫军的法西斯制服——由雨果·博斯（Hugo Boss）公司生产，力图呈现精英气质。有志于参加党卫军的人必须是种族纯洁者，并且要誓言忠诚、友谊、荣誉、自由与服从，除了服从，这些品质曾为塔西佗所赞颂，并在雅各布·维姆菲林的《德意志简史》之后为德意志的先辈所有。

插图13：海因里希·希姆莱（1900—1945）照片，1931—1932。（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希姆莱的组织把选育一个血统纯洁的北欧种族作为其“不可动摇的最终目标”。由于塔西佗所描述的那种“高大体格”是北欧人的一种特征，因此，党卫军的成员就必须要有五尺九寸以上的身高。他们的北欧血统还应该表现在他们白肤金发的外貌上。统领该特遣队的帝国首领自比为这个民族首要的育种者，他的“任务是通过精心地培育，使现今混杂而腐化的血统重新回复到那种优良的古老类型［强调为作者所加］”。在这种纯洁性的名义下，希姆莱早在1936年时就开始实施“生命之源计划”（“Lebensborn计划”）。这项计划会给那些怀孕的妇女——不论她们各自的背景如何——提供产房和便利服务。她们必须要符合党卫军规定的那种优秀的标准，因为她们的孩子要填充到未来的党卫军行列中。热切希望推动北欧种族培育的希姆莱私下散布说，那些希望怀孕的单身女性可以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与合适的男子发生关系。与此类似，后来他又打算将重婚行为定为杰出的党卫军成员以及战斗英雄的一种特殊待遇。（正如塔西佗所说，日耳曼诸部族免除了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在一夫一妻制方面所受的限制：理由在于权力，而不在于欲望）对于那些秉具一定智识才赋的金发碧眼的美女，希姆莱还设想了一个特别的方案：她们应该在一个“女性智慧与文化学院”接受若干门语言的培训，并且要学习社交艺术、论辩与象棋。随后，这些“高贵的女性”（Hohe Frauen）就会与党卫军的高级成员结婚，她们将会在国际舞台上作为参事顾问参与国家事务和外交事务。在和持怀疑态度的费利克斯·克斯滕（Felix Kersten）博士——希姆莱的理疗师和亲信——交谈时，希姆莱又补充说，他心目中的理想是——抛开罗马维斯塔贞女不论——圣洁的日耳曼女性。关于这种“神圣的日耳曼女性”，他在另一个场合也曾反反复复地说过，而且通常从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著作中借取那些塔西佗式的论调来作为这一说法的基础和凭据。

玛佳丽特·博登（Margarete Boden）——希姆莱慈母般的妻子，两人生有一个女儿——就曾以自己的金发碧眼吸引了她那位“亲爱的小坏蛋”。海德薇·波特哈斯特（Hedwig Potthast）——希姆莱和其他人都亲切地称他这位长期情妇为“小白兔”——同样是那种北欧式的外貌，只是更为纤瘦。就希姆莱萦绕于怀的那些烦恼来说，这位帝国首领可谓是颇为不幸。他五尺十一寸的身高符合自己为党卫军规定的身高标准，然而，他那黑色的头发、近视的眼睛以及平瘪的胸膛都体现了他那北欧理想的相反例证。但泽-西普鲁士（Danzig Westpreuen）省总督阿尔伯特·福斯特（Albert Forster）于1943年的一次内部调查期间曾吐露说：“我要是生成希姆莱那样，我都不会提种族这个词”。与此相反，希姆莱不仅鼓吹日耳曼人的外表，而且还宣扬所谓的日耳曼德行，他自己私底下明白，这两方面他很多都不具备。

作为游荡在君特学说中的那种北欧灵魂，希姆莱规定说，这种灵魂激活了他部下的那些北欧身体。他们系着一条皮带，以作为他们哥特式装束的一部分，皮带上的扣环镌刻着“我的荣誉就是忠诚”（Meine Ehre heit Treue）。根据1935年11月9日所颁布的一项法令，党卫军士兵要在18岁时开始踏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此之前，他们应该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在那里，他们会被灌输一些宣传手册，比如《扈从——日耳曼人的战斗单位》。这本特别的摘录集乃是从各个作家那里选录得来，其目的在于“传达日耳曼祖先的生活方式与德行操守所体现出的一种印象”，其中还带有一句塔西佗格言：“始终为一群精挑细选的青年所拱卫，这是最高贵的荣耀，也是最伟大的力量”。

在该手册的结尾处，青年读者们会通过塔西佗那本最危险的书——其中的两段——了解到“扈从的荣誉在于战斗和勇气”，这会以纳粹的行话来呈现，并且居心叵测地与元首崇拜联系起来。这本摘录还提到，一旦日耳曼的年轻人被他的长辈认为“有从军资格”，他就会在庄严的仪式上从长辈那里获得一面盾和一支矛，从此成为“国家”（“body politic”）的一名正式成员。两千年后，少年纳粹在加入党卫军时会象征性地接过一把匕首，从此就成为党卫军的一员。尽管这种成年礼源于中世纪的骑士文化，但希特勒青年团却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历史悠久的日耳曼传统。相似之处还不止于此。就像这本摘录对中性的拉丁词语princeps所作的翻译一样，日耳曼的祖先的扈从与“地方首领”（“Gaufürst”）那些配备新式武装的随从也没有什么分别（Gau是纳粹表示行政地区的术语）。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某个随从在“他的元首”（“Führer”，是对princeps的现代译法）身边与自己的同侪竞逐到一席荣誉之位，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年轻人就要给他提供权力与威望的支持（这又使读者回到了那句题词）。这位日耳曼首领为胜利而战斗的同时，他的随从也要为他而战斗。如果自己的首领战死而自己却生还归来，那么他就要蒙受羞辱。他们坚信自己的心声响彻时空，并因他们的祖先而更加响亮，未来的党卫军士兵在加入党卫军时要作出以下宣誓：“我向您，阿道夫·希特勒，宣誓忠诚与勇气。我发誓服从您和您任命的上级，至死不渝。愿上帝助我”。

插图14：一本希特勒青年团手册上的塔西佗格言。（威德纳图书馆，哈佛学院图书馆，KD41701.）

就像他们的日耳曼祖先过去练习身体的灵巧性一样——正如剑舞和步兵随骑兵奔跑的习惯所展现的那样，“战斗游戏和体格锻炼也会随时确保党卫军秩序内部的筛除与选拔”。党卫军士兵应该努力使自己达到相当的体力和耐力，而且还要维系另外两种日耳曼品质：自由意志以及好战精神。他们每年都要争取一个军功徽章。然而，党卫军帝国首领本人就缺乏强健的体魄。照片上所显示的是一个穿着滑稽的希姆莱，他面色苍白、身形肿胖，身边还围绕着一群身强体壮的人，使他看起来就像是人群中的一个胖乎乎的小矮人。但希姆莱毫不气馁，他在私底下进行锻炼，他的个人助理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对其监督时更多是对其进行鼓励。在他的体育老师卡尔·哈根米勒（Karl Haggenmüller）嘲弄他的那段记忆的提醒下，他进行了几个月的训练，每天锻炼一个小时。到他终于敢接受测试的时候，手持秒表的是他的下属沃尔夫，希姆莱这个“日耳曼人”也就因此顺利通过了测试。

日耳曼人的自由意志——希姆莱和他的手下在跑道上践行了它——得到了众多国家社会主义作家的高度赞誉。这些作家大多以塔西佗为参考凭据，然而，这与同样由意识形态要求的无条件服从相龃龉。塔西佗本人曾经意识到日耳曼人独立性的弊病：在开会时，战士们总是迟到，有时还会拖上两到三天；他们缺乏维持宗族间和平的必要法规；往往互相争斗而不是同罗马人战斗。恣意放任的独立性造成了族群的分裂。他们会作为雇佣军，使某个敌人得胜而使另一个日耳曼部落失败。早在16世纪时，海因里希·贝倍尔就曾坚信，日耳曼人除了其他被遗弃的日耳曼人外不会屈从于任何人。如今，希姆莱宣称，“唯有我们自己的人［为他人战斗时］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危险”，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种族主义真理。他依然将自由意志确立为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但却存在着危险的缺陷，他将两千年的德意志历史重新讲述成一条坎坷的“通向服从之路”：它在元首那里发现了自己最终的归宿。希姆莱被这种自相矛盾的浅薄论调冲昏了头脑，他需要那种“源于血统、荣誉以及自由意志”的服从，这是一种“自愿的”服从，“因而更具有约束力”。绝对的自由就在无条件的服从之中：这位老练的空谈者再一次沉迷于自己的学说当中。

希姆莱年轻时曾时常因自己不着边际的信口开河而责备自己。但从政后他依然喋喋不休——如今则是毫无羞愧之色。他在同党卫军中将们的私密讲话中，总是通过反复强调、引经据典，或作亲密的暗示来兜售自己的陈词滥调：荣誉、历史、元首以及战友之谊。他还用轻描淡写的残忍谈到党卫军内部的问题。在一次同样的场合，他（以那种共享信念的亲切感）承认，很不幸，像他们日耳曼祖先那样——将同性恋者和衣投入流沙之中——来处理同性恋者将不再是一种合适的做法。为了取代这种古老的做法（对此，塔西佗与君特都曾论述过），希姆莱打算有组织地清洗那些与同性恋有牵连的党卫军成员。当希特勒于1941年下令将党卫军成员和警察中的同性恋者处死的时候，他一定认为自己的看法得到了认可。就像《德意志血统与荣誉保护法》和《全国劳工组织法》一样，国家社会主义立法与那种所谓的日耳曼人的过去相呼应，而这种过去往往出现于对塔西佗著作的过度阐释之中。

当希姆莱获悉《日耳曼尼亚志》在意大利还留存着一份古老的手稿时，他便给党卫军的分支部门德意志研究会（Ahnenerbe）下达了命令，要求调查此事。“Ahnenerbe”的字面含义是“先祖的遗产”。该词萌芽于种族主义运动，而后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用语中大量出现，用以唤起传袭下来的种族品质和民族的传统习俗。1935年，希姆莱、达雷以及赫尔曼·维尔特（Hermann Wirth）——后者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一位有洞见的史前史学家，但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个不辨是非的怪人——以该词为名建立了一个机构。在名称和规模上进行了一番变动后，这一机构被正式更名为“先祖遗产研究和教学会”（Forschungs und Lehrgemeinschaft das Ahnenerbe），并在1939年时并入了党卫军的庞大组织当中。该机构的“智识努力和智识斗争”旨在从遗忘中唤起雅利安—日耳曼的古老成就。该组织旗下聚集的大多数人往往不是纳粹分子，他们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攻击乃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驱使。一些江湖骗子与那些备受尊敬的科学家并肩工作，一起出征路途遥远的考察活动，比如去瑞典发掘史前北欧字母的证据；到中东去证实北欧种族在罗马帝国的至尊地位受到犹太人挑战的说法；考察喜马拉雅山，以便证明君特关于雅利安人征服东方的假设。各种发现的结果都发表在该组织的月刊《日耳曼尼亚》（Germanien）上；更为全面的研究结果则以专门的系列丛书形式出版。他们的工作格言出自于该研究会的主席：“只要一个民族谨记自己的过去以及他们祖先的伟大，这个民族就会幸福地生活在当下以及未来的时代”。希姆莱这句权威话语同样能在《对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的古文字学研究》和《〈日耳曼尼亚志〉以及埃希纳斯抄本影印本》中看到。

埃希纳斯抄本是被马可·瓦塔索（Marco Vattasso）重新发现的，当时切萨雷·阿尼巴勒迪（Cesare Annibaldi）也在场，后者是一位牧师，也是一名语言学家，并在杰西的一个文理中学中任教，杰西位于亚得里亚海以西的15公里处，是马尔凯区（Marches）埃西诺(Esino)河畔的一个中世纪的小镇。1901年9月29日，他们穿过小镇的费德里克二世广场（Piazza Federico Secondo），走向附近的巴利亚尼宫（Palazzo Balleani），该宅邸的大理石阳台——由四根蒂拉莫内栏杆（telamones）支撑——仍然在当地的巴洛克式白色建筑中居于主导地位。穿过厚重的大理石门框内所嵌设的双翼门后，他们又走过了18世纪早期的那些五颜六色的瓷砖，它们已被数代人的靴子磨得晦暗不清。穿过饰金的白色拱顶，他们来到了巴蒂斯奇·巴利亚尼伯爵的私人图书馆。在那里的很多宝贵的藏书中，他们发现了久已被遗忘的一份冗杂的15世纪手稿。该手稿包含了三部作品：《克里特的狄克提斯》（Dictys Cretensis），[1]这是一部有关特洛伊战争的编年史，据说是古希腊原文的拉丁语译本；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另一部作品的文本以红色和黑色墨迹的大写单词开头：DE ORIGINE ET MORIBUS GERMANORUM（见本书导言插图2）。阿尼巴勒迪发现，前两部作品有几页手稿都是用加洛林小草书体来书写的，这种书体可以追溯到9世纪，而其他稿件以及《日耳曼尼亚志》的全部手稿则看起来像是出自于某位人文主义者的手笔。他在公布这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时表示——《阿古利可拉传》的加洛林部分曾经属于著名的赫斯菲尔德抄本（Codex Hersfeldensis），这份抄本曾于1455年由阿斯科利的艾诺克带到了罗马。当时，艾诺克想利用自己辛辛苦苦的发现赚上一笔，但却遇到了诸多困难，于是他就把这些宝贵的羊皮纸卷分成几份逐本售出。艾诺克于1457年去世后，斯岱法诺·瓜尔涅里（Stefano Guarnieri）设法给自己弄来了一部分手稿，补上了遗失的部分，而且还亲手补抄了一份《日耳曼尼亚志》（可能出自赫斯菲尔德抄本）。瓜尔涅里是一名法律学者和外交官，同时也是佩鲁贾的一名高官，他出生在奥西莫（位于杰西以东大约15公里处）的一个显赫家庭。他和他的兄弟曾接受过人文主义的教育，并在之后的生活中进行手稿的搜集工作和娴熟的抄录工作，同时成立了一个收藏各类手稿的私人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直由瓜尔涅里家族保管，直到该家族的最后一名后裔斯碧琅蒂娅·瓜尔涅里（Sperandia Guarnieri）于1793年嫁给盖塔诺·巴利亚尼（Gaetano Balleani）。这对夫妻将自己的家安置在杰西的那座宅邸，这也给妻子的先祖斯岱法诺所留下来那个图书馆提供了安置的场所。百年之后，阿尼巴勒迪正是从这里把那份自己冠名为埃希纳斯抄本的手稿带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

阿尼巴勒迪天启般地发表了这份现存最早的抄本，据说，这份手稿是论述德意志民族的最早作品，它激起了人们对日耳曼的热情，到意大利朝圣的人也接踵而至。然而，那些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对这份手稿不仅仅是想瞧瞧而已（并非因为除了那些训练有素的古文书学家外，这份手稿对于任何人都难以辨读）。1936年，这是柏林举办奥运会的一年，希特勒亲自向墨索里尼询问这份手稿的情况，后者十分爽快地答应把埃希纳斯抄本交还给“日耳曼人”的后裔。然而，由于墨索里尼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所以手稿并未易手。于是，一些纳粹分子就亲自或者派意大利中间人前往巴蒂斯奇·巴利亚尼图书馆。两个来自罗马的匿名人士曾经一度造访过奥西莫的那座宅邸，并代表一些未披露身份的德国人出过钱。“尽管旧报纸包裹着的手稿就存放在那个房间的一张桌子上，但［巴蒂斯奇·巴利亚尼伯爵夫人］说她并不知道有关那份手稿的任何事情，并表示，在丈夫不在的情况下，她不能提供任何有关的信息。”他们来来往往，却一无所获。

鲁道夫·蒂尔（Rudolph Till）就幸运得多。他于1938年2月被任命为德意志研究会的成员，不久以后又成为慕尼黑大学的全职教授（可能是由于希姆莱本人的干预），并主持古典文献和历史研究学院，该学院负责对意大利和希腊中的印度-日耳曼和雅利安元素进行研究。当巴蒂斯奇·巴利亚尼伯爵屈从于意大利教育部长朱塞佩·博塔伊（Giuseppe Bottai）和德国驻罗马的大使、党卫军分队队长汉斯·格奥尔格·麦肯森（Hans Georg von Mackensen）的敦促时，蒂尔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几个月中获准对手稿进行研究。当时的抄本已经转移到了罗马，在那儿，中央残本书籍研究所（Instituto di Patologia del Libro）[2] 对其进行了拍照。1943年，蒂尔和德军（Wehrmacht）发表了附有古文字学研究结果的埃希纳斯抄本影印本，并将其作为德意志研究会系列丛书的第一卷。该书的前言将最深切的感激留给了德意志研究会的主席，因为他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以及持续的、有针对性的支持”。恐怕没有读者会想到，蒂尔（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其实从未想到要感谢希姆莱。然而，德意志研究会出版社与其经理沃夫哈姆·西弗斯（Wolfram Sievers）之间的通信表明，蒂尔曾在自己最初的序言中忽略了希姆莱，但西弗斯坚持认为应该承认这位党卫军帝国首领的功劳，“因为正是由于他，德意志研究会才意识到埃希纳斯抄本的重要性”。

为了获得那份梦寐以求的手稿，希姆莱一直在寻找着一个机会。当墨索里尼于1943年夏天被迫下台的时候，盟军的“爱斯基摩人行动”（Operation Husky）[3]已经攻占了西西里岛，并成功开始了对意大利本土的进攻，他在这种混乱中看到了机会。他向福特达摩别墅派出了士兵，他们奉命对那里进行了搜查。然而，他们失败了。这份让人日思夜想的手稿仍然不知所踪，党卫军帝国首领能够拿在手里的也只能是蒂尔的那份复制的本子。

[1] 狄克提斯指该编年史的作者，这部史书于2世纪至3世纪前后被后人所整理并得到出版发行。成为欧洲中世纪时期反映特洛伊战争的最主要的资料来源。

[2] 机构全称为L'lstituto Centrale di Patologia del Libro，始建于1938年，位于罗马的Via Milano。主管单位是当时的法西斯政府文化部。主要研究书籍的残损问题，当然包括修复、保存和展示工作。修复的书籍，有现代书籍，也有古代羊皮纸和纸莎草纸书籍。研究所还建立了一个附属博物馆，展示残本书籍、修复本、书籍史文物，名叫Museo dell'lstituto Centrale di Patologia del Libro Alfonso Gallo。Alfonso是创立者。两个机构现在都还在，分别是意大利最大的残本档案和书籍研究、修复和收藏、展示机构，博物馆亦对游人开放参观只不过名字有所不同了：L'lstituto Centrale per il Restauro e la Consenazione del Patrimonio Archivistico e Libraio即“中央档案和书籍遗产修复和保存研究所”，博物馆也用这个名字，都直属意大利文化遗产部管理。

[3] 二战期间盟军夺取西西里岛的作战计划，于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确定，参战将领有英国的蒙哥马利和美国的巴顿，此役迫使意大利退出了战争。

后记

另一种读法，另一本书

对于那些“日耳曼人”的狂热歌颂者——他们力图把［其他民族的］辉煌成就都归功于日耳曼尼亚，我无法隐藏自己的怀疑。

——比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

1532，缩写名

洪水完成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军没有完成的任务：它找到了埃希纳斯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雷利奥·巴蒂斯奇·古列尔米·巴利亚尼伯爵把手稿存放到了佛罗伦萨西西里银行（Banco di Sicilia）的一个保险箱里。当阿尔诺河（Arno）[1]于1966年11月决堤时，佛罗伦萨的城里涌进了自16世纪50年代以来最为汹涌的洪水，这份手稿与许多艺术品一同遭到了毁损。后来它被带到了罗马附近的格鲁塔菲罗塔圣玛利亚修道院（［Santa Maria di Grottaferrata］也被称为圣尼罗修道院［Abbazia di San Nilo］），那里的僧侣熟练地用吸水纸对手稿进行了处理。修补工作做得很成功，手稿虽有破损，但没有被完全毁坏，它又被运回佛罗伦萨。

尽管有部分的损毁，但这份抄本仍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对它有收购兴趣的不仅有尤斯图斯·格奥尔格·肖特利乌斯数世纪前曾经工作过的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图书馆，而且还有大洋彼岸的哈佛大学古典学教授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后者在写给系主任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他在1979年夏末的一次晚宴上与巴蒂斯奇·巴利亚尼伯爵会面的情形。在交谈过程中，哈蒙德感觉这位伯爵正在考虑变卖他的部分家产，而哈佛大学有可能争取到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手稿。然而，这次交易从未实现，最终不了了之，因为哈佛的威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已经拥有了该手稿的一套照片（这套照片还附带有哈蒙德书信的一份复印件）。然而，这份羊皮纸终究是一种负担：巴蒂斯奇·巴利亚尼家族缺乏妥善保存这份手稿的相应措施，许多有兴趣的学者来看手稿也造成了诸多相应的不便。伯爵去世后，该家族就决定把它遗赠给意大利政府。因此，自1992年以来，手稿就一直由位于罗马的国家图书馆保存，[2]如今，手稿在馆中被编录为1631年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抄本（the Codex Vittorio Emanuele 1631）。最近，也就是2009年的夏天，德国德特莫尔德市（Detmold）[3]将手稿借来进行了一次展出，以纪念——如果不是赞颂的话——阿米尼乌斯大胜瓦鲁斯罗马军团两千周年。

西西里银行里的那个保险箱金属般的沉默也许象征着随着1945年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而席卷塔西佗著作的那种突然的沉默。在种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学术性出版物，特别是非学术性出版物的改编中显耀了数十年后，《日耳曼尼亚志》已经从大众文化中消失，有的话也只是零星出现在一些学术性的刊物中。当古典学家迟疑不决地、试探性地重新走近这部现今仅存的古代民族志专著时，他们不得不从意识形态的瓦砾下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既不把它视为德意志民族价值尊奉的奠基性文献，也不把它当作一部指导人们走向美好未来的道德或种族手册，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客观的文献学和历史学研究对象。《日耳曼尼亚志》乃是其时代和文化的产物，对于这样的一种理解，古典学家们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兴趣：比如关于拉丁语的一般性和塔西佗语言风格的特殊性，这本著作能够展现怎样的内容；流传的文本可能会在哪儿出现错误；关于罗马人对外族人的态度，它是否能够有所揭示；以及作品中的信息与其他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资料如何相互印证，等等。这种严肃的、学术性的研究路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它促成了看待《日耳曼尼亚志》的一种新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意识形态的评价取向（十年间所发表的那三篇透彻而深入的评述就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于狂热，它更看重的是审慎。然而，这种路径取向并不是在1945年以后骤然出现的。事实上，几乎从赫斯菲尔德抄本在15世纪中期被重新发现以来，它就一直与那种意识形态的取向相并存。

比亚图斯·雷纳努斯是鹿特丹伊拉斯谟的一位朋友，他终其一生（1485—1547）都在致力于自己的研究。当时的人们评价他事业上的热忱时总要拿他的名字揶揄一番，说他是beatus（快乐的）比亚图斯（“Beatus”在拉丁语中有“幸福的”意思）——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自娱自乐的。比亚图斯出生在阿尔萨斯的塞莱斯塔（Schlettstadt），他在古典学方面接受了严格的训练，而且很快就灵活地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两种语言，而丰富的历史知识则使他得以在1519年夏末编订出塔西佗作品的第一套标准的版本。在1519年的早些时候，他就已经出版了单行本的《日耳曼尼亚志》，并附加了一篇简短评论，主题是“日耳曼尼亚居民的古代名称”。这也是德语地区的第一篇相关主题的评论。

尽管他的同时代人研究《日耳曼尼亚志》是因为这本书能够为他们的现状以及未来的美好前景提供说明，但雷纳努斯却只是把它当作一份过去的文献。在人们理解和接受《日耳曼尼亚志》的早期阶段，他就疏离于人文主义者的圈子而自成一家，大多数人文主义者都想通过塔西佗来讲述他们过去的伟大，并让塔西佗在他们自己撰写的那些歌颂性的、示范性的史书中充当首要的见证人。雷纳努斯并非不受爱国热情的影响，只是——尽管有偶尔的过失——他拒绝让自己学术上的严谨屈从于爱国主义的热情。文献学上的严谨和历史学方面的审慎使他侧重于重新审视塔西佗本人所说的话：他写了什么，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塔西佗写道：“几乎没有人——也许有一两个——戴着金属或者兽皮制的头盔［cassis aut galeae］。”在流传着的拉丁文手稿中，这两种头盔的数目是不一样的：第一种头盔是单数的（cassis），而后一种则是复数的（galeae）。雷纳努斯对这种不同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这个词肯定是galea，这是毋庸置疑的”，它应该是单数的形式，而错误是由“后面那个以e为开头的单词”造成的。塔西佗接下来所论述的马匹（equi）导致这版《日耳曼尼亚志》抄本的抄写员写了两次字母e（这种字母重复［dittography］是一种常见的抄写错误）。雷纳努斯进行这种校勘的动机非常不同于凯尔提斯，后者的校订是对塔西佗文本的胡乱摆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抹去了原文中所提到的那些人祭。

雷纳努斯还将这种严谨的作风扩展到了他对古代历史资料的研究当中。他主张就过去本来的面目来理解过去。“［从古至今］各个王国和民族经历的变化之大，不可想象……我们应该反复地思考以下的问题：你正在阅读的著作是在什么时候写的？由谁写的？主题是什么？对此，［只要］拿最近时代的著作和那些古老时代的著作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换句话说，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不应该用来简单地比附当下。雷纳努斯的劝诫与约翰·伊柏林·冯·金茨伯格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自己的《日耳曼尼亚志》译文中使用了雷纳努斯的评注。他还怂恿他的读者们要特别地注意，甚至在译文中到处插入“注意”的标注，以便指出它与现时代的相关性。塔西佗写道，古代的德意志人在召集会议时总是很拖沓，这引起了伊柏林的“注意”（Merke），因为这种迟缓和他那个时代的三政会（diet）[4]情形完全一样。

过去的确是一个不同的国度：尽管雷纳努斯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所关注的都是他们当今与过去之间的相似性——真实的或者是牵强的，雷纳努斯却专注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他那部出版于1531年的三卷本著作《日耳曼记事》（Res Germanicae）中，他把这种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将古代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 vetus）与现代德国区分开来。他还拒斥那种把外族的成就都归功于“日耳曼人”（他当时自豪地补充说，“日耳曼人”的历史并不需要这样的把戏）的做法，本节所引的题词就对此做出了批评。而且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甚至质疑了这样的观点，即一个地区的民众被不加批判地认为是朱利乌斯·恺撒和塔西佗所提到过的一个部族的后裔。“如果有人想把塔西佗……笔下的那些苏维汇人的情况归之于今天的斯瓦比亚人，那他就错了。”雷纳努斯的教训就是，德意志人的现在不能简单地诉求于日耳曼人的过去。

对《日耳曼尼亚志》进行文献学和历史学的解读，雷纳努斯做得如此的令人信服，也如此的出人意表，这种解读路径在数世纪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那种意识形态的解读方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相互交织。对于那种把“日耳曼人”简单地等同于德意志人的祖先，甚或更为简单地将之等同为德意志人的观点，批评的声音不绝如缕。海因里希·海涅——本书导言当中提到了他那首讽刺性的问答诗——不仅有许多并不知名的同道中人，而且还有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为伴。德国诗人，其诗歌具有鲜明的讽刺格调，代表作有《奥伯龙》《阿加松》，此外还把11部莎士比亚的剧本翻译成了德语散文。——译注对于那种简单化的观点，这位魏玛古典主义时期的杰出作家（1733—1813）冷言相向，他认为，鉴于数世纪以来的变迁，“把18世纪的德意志人视为忒斯科的后裔”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维兰德质疑道，难道有人真的想用赫尔曼的语言来说话，并接受日耳曼部族的那些生活方式？对这种观点提出批评的还有那些坚持把《日耳曼尼亚志》当中描述的“日耳曼人”视为原始野蛮人的争论者——比如福尔哈贝尔主教，以及像爱德华·诺登那样对塔西佗描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人。然而，他们被无数的日耳曼狂热者所淹没，后者把日耳曼人的过去颂扬为德意志未来的许诺，并把《日耳曼尼亚志》当作一部“黄金宝卷”——直到1945年。

然而，尽管日耳曼神话及其最重要的一部原始资料在1945年以后失去了精神上的感召力，但它并没有失去它的吸引力。1979年，海因里希·伯尔——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在其著作中批判过纳粹的遗产——在《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日耳曼尼亚志》的文章。他在文中坦言，塔西佗的这部作品以“令人惊讶的及时”打动了他。他还说，即使它没有打动我，它也依然值得每一个德国人去读，因为“它是有关我们祖先的一部古老的著作——如果不是最古老的话”。伯尔品味着塔西佗笔下的那些日耳曼歌谣，说“它听起来是如此的熟悉，如今，某些真正的日耳曼事物得以保留在一个德意志人共鸣的胸膛之中！”文章其余的部分也都是这样的论调。

伯尔对《日耳曼尼亚志》的理解很快就被当时的一位杰出的古典学家十分恰当地斥为天真幼稚，当然，这种解读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它曾有过很长的一段历史。然而，正是这段不祥的历史揭示了这种天真的解读所具有的危险性。塔西佗这位罗马的历史学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一本最危险的书；只是他的读者使它成为这样的一本书。

[1] 意大利中部河流，流经佛罗伦萨-比萨等城市，诸如利古里亚海。

[2] 意大利有8个国家图书馆，其中最大的是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和佛罗伦萨国立中央图书馆，此处指前者。

[3] 德国西部城市，位于条顿堡林山东坡，韦勒河畔。

[4] “diet”一词源自拉丁语“天”（die），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神圣罗马帝国诸邦的国事会议。

译后记

本书原属业师朱孝远教授主编的“经科人文译丛”，于2013年春节前夕承译，同年9月如期交稿，但因故未能如期出版，为使半年辛苦不致白费，最终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前编辑邓敏老师的帮助下，另寻途径，才最终促成了本书出版。

翻译本书实际源于自己对翻译的热情，其中不仅有爱好，更重要的是深知翻译是从事西学必修的一门功课。本科学习期间，有幸结识著名翻译家杨德友先生，幸承聆教，而毕业前杨老师所赠的译著更成为日后学习的勉励和鞭策。2012年入京求学于朱孝远教授后，朱老师亦经常对我们强调西文翻译的能力，常说西文阅读是一回事，如何用汉语准确地表达出来是另一回事，对此，我常谨记于心。然译事之艰，远非热情可为，咂摸砥砺，实为长久之功。因此十分感谢朱老师给我提供这次机会，作为入学的鼓励与督促，如果没有朱老师的关心与鞭策，初尝译事之艰的我恐怕很难坚持下来。

本书作为一本古典学专著，内容广泛而繁杂，不光涉及多种语言，而且作者语言的表达正如学者詹姆斯·里夫斯所言，“简洁、优雅而富有智慧”，使得很多表述难以拿捏，就本书导言的题目而言，“自命不凡的过去”中，“portentous”既有“自负”之意，也有“不祥”之意，然综观全书，两种意思似乎都有，因为在作者看来，正是德意志自命不凡的历史宣称潜含了一种不祥的预兆。

本书译文由好友焦崇伟统校，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感谢北大历史学系张雄老师、王倩和詹学昭师姐在意大利语方面提供的帮助。此外还要感谢陈曦、跻崭、周君恺等好友在翻译过程中给予的许多帮助和鼓励，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最后还要感谢邓敏编辑、张卜天兄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帮助与支持。

当然，初涉译事，水平有限，错讹难免，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2015年1月，北大畅春新园

附录

日耳曼尼亚志（中译本）

以下编译自1908年克拉伦敦出版社（Claredon Press）出版英文版Germania，由汉密尔顿·法伊夫先生（Hamilton Fyfe）译自拉丁文。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

日耳曼人所居之日耳曼尼亚，因莱茵河和多瑙河而与高卢、瑞提亚（Raetia）和潘诺尼亚相隔，因崇山峻岭与部落间互相猜忌而与萨尔马提亚（Sarmatia）和达契亚（Dacia）相隔；至于其他方向，则为一片大洋所围绕，其中有数量众多、面积巨大的岛屿和半岛。直到最近，由于兵锋远及，我们才对日耳曼部落稍有所知。发源于瑞提亚境内高不可及的阿尔卑斯山脚的莱茵河，向西折流了一段路程后，注入北海。多瑙河从较低平的阿卜诺巴山（Mount Abnoba）山坡上倾流而下，沿途哺育许多部落，最后分为六道，注入蓬提海（Pontic Sea）。其第七道出口则已漫没在沼泽之中。

我倾向于认为，日耳曼人是土著民族，几乎没有因迁徙或通婚而受到外界影响。因为在古时，部落迁徙均依靠水道而非陆路。日耳曼尼亚所滨临的大洋，无边无际而又危机四伏，因此很少有船只从我们这一端航行到那儿去了。何况，即使不考虑这茫茫大海，又有谁愿意离开亚细亚、阿非利加或者意大利而迁居那荒凉而气候恶劣的日耳曼尼亚呢？除非那是他的故乡。

古老的歌谣是日耳曼人传述历史的唯一方式，颂赞着大地之子忒斯托（Tuisto）和他的儿子曼奴斯（Mannus），他们是所有德意志人的祖先。据说曼奴斯有三个儿子，沿海的印盖窝内斯人（Ingaevones）、中央部分的厄尔密诺内斯人（Herminones）和余下的伊斯泰窝内斯人（Istaevones）就是因他的三个儿子而得名。有一些人利用古代事迹的邈茫而任意附会，他们给曼奴斯添上许多儿子，从而多出了一些族名，如马斯人（Marsi）、甘卜瑞维人（Gambrivii）、苏维比人和汪底里人（Vandilii）等。但不论如何，这些族名都是真正的古称，而“日耳曼人”却是近来出现并应用的名词。最先越过莱茵河入侵高卢的那一支部落，即现在的图古利人（Tungri），在当时称为日耳曼人。最初“日耳曼人”仅用来恫吓高卢人，而后原是一个部落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以至把“日耳曼人”这个名称加在所有部落之上了。

此外，他们还传说赫尔丘力士（Hercules）曾降临日耳曼人，因此这些日耳曼战士在战场上，总是唱着赫尔丘力士的赞歌。同时，他们还往往唱一首被称作“盾牌之歌”的战歌。歌声可壮胆，并且根据歌声还可预测这场行将开始的战役的胜负。如果歌声齐协，就表示士气激昂，足以慑敌；如果歌声杂乱，就表示士气不振、惊慌失措。对他们说来，与其说这是一种呼声的协调，毋宁说是一种心的共鸣。他们将盾举至唇边，使呼啸声的音调可因回响而更加宏亮。一些人认为：尤利西斯（Ulysses，即史诗《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译者注）在他那传奇的游历中，曾漂泊到这片大洋，并在日耳曼逗留。据他们说，位于莱茵河岸而迄今还有着居民的阿喜布尔基乌姆城（Asciburgium）即为尤利西斯所建并命名的；而他们又说在该处曾经发现过一个尤利西斯的祭坛，尤利西斯和他父亲拉厄耳忒斯（Laertes）的名字并排刻在上面。在日耳曼尼亚和瑞提亚的边界上，还发现了一些刻着希腊字母的碑碣。我既不想证实、也不想反驳这些说法；真伪由每一位读者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判断。

我个人倾向于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 通婚因而保持自己纯净的血统的种族，视为一种特殊的、纯粹的、除了自己以外和其他种人毫无相似之处的人。因此，虽然他们人数极多，而体格则完全一样：他们都有着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他们轻悍好勇而不耐辛苦和，也决不习惯于忍受燥渴和炎热；由于气候和土壤的缘故，他们对于寒冷和饥饿倒能安之若素。

日耳曼尼亚虽然也有着种种不同的地形，但总体来说是一片密树参天、泥泞满地的地区，而靠高卢的一边，尤多淫雨；靠诺利古姆（Noricum）和潘诺尼亚的一边，则风势特劲。这一带地方盛产谷物，但不宜于果树；这儿的禽畜繁殖，但多半不甚肥硕。就是当地的牛类也不如寻常牛类的美观，牛角发育也不够饱满。日耳曼人多以畜群的多寡相夸耀，这是他们唯一的财富形式。诸神不曾将金银赐给他们，不知这是诸神的垂怜还是降怒。我并非断言日耳曼尼亚没有金矿或者银矿：因为无人曾勘察过。但无论如何，他们对金银的渴望与我们完全相异。在他们那儿也可以看到一些银瓶，那是送给他们酋帅的礼物，但他们并不把银瓶看得比陶器更为珍贵。不过，住在帝国边境上的那些部落，由于通商的缘故，比较重视金银，并且能够辨认并储蓄我们的某些钱币；至于内陆部落则仍然保持着简单的以物易物的古风。对于使用钱币交易的部落而言，他们更偏好熟悉的旧币，其中铸有两马驾车的旧币最受他们欢迎。相比黄金，他们重视白银，并非他们对于二者的质量有所偏好：只是因为购买一般用品的人觉得使用银子较为方便而已。

在日耳曼尼亚，铁也很少见，这从他们兵器形制上即可见一斑。他们没有剑和长矛（罗马步兵方阵所用长矛非常长，甚至长于士兵的身高，由此区别日耳曼人使用的短矛），而使用一种短矛，他们称这种短矛为“夫拉矛”（framea），此类武器带有一个短而尖的铁头，非常锋利而便捷，因此不论在短兵交接或长距离交战时，日耳曼人都喜欢使用这种武器。骑兵的装备即是一支夫拉矛和一面盾牌；步兵除了夫拉矛以外还有一束用于投掷的标枪。步兵每人携带较多可投掷极远距离的标枪。日耳曼人从不讲究衣着装饰，一般赤裸着而已，或最多披一件轻便的外衣，对于他们的盾，也仅仅涂上自己所喜欢的颜色。他们没有护胸甲，也很少见到戴着金属或兽皮制头盔的人。他们的马匹外形丑陋，也不善于奔驰；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训练驰骋回旋的骑术，他们只知道纵马向前或向右拐一个直弯。不过他们将队伍排置得非常紧密，保证了拐弯时不会有一个人掉队。总体说来，他们的步兵较强，所以步兵总和骑兵配合作战。从全体步兵中挑选出来列在最前排的战士身手矫捷，很适宜于配合骑兵作战。步兵的数额是固定的：每个村庄出一百人，因此他们被称为“佰”，这本是一个数字，后来便成了一个名号和荣誉头衔。他们的阵式列成楔形；在交锋时，往往先退一下，而再度向前进攻作势，这是一种战术而非怯懦。在搏斗正酣、胜负未分的时候，他们也要将战死者的尸体夺回。丢掉了自己的盾是一件奇耻大辱的罪行，犯了这种罪的人不许参加牺牲仪式，也不能出席部族会议。在失败的战斗中苟全性命的人，都被绞刑以结束他那不名誉的生命。

他们的国王是按照出身推举的，而选拔将军则以功绩为标准。国王的权力并非无限，不能一意孤行，将军们也不是以命令来驾驭士兵，而是以身作则的行为来统率士兵，他们借作战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来博取战士们拥戴。但如死刑、囚禁、鞭笞等种种处罚权力归祭司执掌，因为他们并不把这些视为刑罚或是将军的军令。在他们心中，有一位神祇常在战时伴随着他们，而这些都应当是这位神祇所降的责罚。他们从树丛中将他们所崇奉的图腾标识取出来伴同作战。他们的骑兵集团和步兵阵型的编制并非临时随意排列，而是按照各个家族和血缘关系来编制，最足以激发他们勇气的一个原因也就在于此：站在自己身旁的就是自己最亲爱的人，他们可以听到妇孺的悲号声，这里有着每个男子心目中所最重视的旁观者；这里有着他们所急于想博得的赞誉，他们把自己的创伤带到母亲和妻子们面前，而她们也毫不畏惧地要求看一看和数一数那些伤口：她们管理战士的饮食和给他们以鼓励。

传说中有许多次已经溃败或行将溃败的战役都被一些妇女们挽救过来了。这些妇女们不断地祈祷着，并且袒露着胸脯，这样便使男子们俨然感到她们被奴役的命运即将来临，而妇女之被奴役的耻辱更甚于战士自己被奴役。正因为这样，如果从这些部落中获得出身高贵的少女作为人质的话，更可以使他们矢志不贰。此外，他们还相信妇女能传达神谕并预知未来；他们从不轻视妇女：和她们商量事务，尊重她们的意见。事实上，在韦柏芗时代，我们曾见到维蕾德（Veleda）曾被许多人长期奉为神明。早些时候，他们还曾尊崇过奥瑞尼雅（Aurinia）和其他许多女性祭司。但既没有谄媚奉承的态度，也不是肆意捏造神祇。

战神墨丘利是他们最尊崇的神，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会以活人祭祀他。对于赫尔丘力士和玛斯（Mars，此神祇其实是罗马神，被附会在日耳曼人身上，译者注）则以较低级的牺牲品来奉祀他们。有一些苏维比人也祭祀伊昔斯（Isis）。外来信仰的来源非常不确定，但从那像帆船似的标识看来，可以推断这种崇奉仪式可能是外来的。此外，日耳曼人认为把诸神围在墙垣之中或塑成人形都是亵渎神明的行为。他们将森林献给神祇，并以他们所见之神秘之物为诸神命名。

相对其他民族，他们对于占卜师及占卜结果更加重视。占卜的方法基本一致：先从核桃树上折下一条树枝，再将树枝折成许多签，上面各标以不同的符号，然后胡乱地散布在一块白布上。如果占卜公事，则由祭司主持；如果占卜私事，则由一家之父主持。主持者先向诸神祈祷，然后眼睛向上，将签抽出，如此连抽三次，再按照签上预先标好的符号求得占解：如结果不吉，则当日不得再就该事往下追卜；如所得结果顺心，则还需要再占卜一次以求确信。与我们类似，在日耳曼人也流行根据鸟的鸣声和飞翔来占卜的方法。他们还有从马的身上预测征兆的特殊占卜方式。在他们献给神祇的丛林中饲养着一些白马，这些白马不从事普通的工作；它们被系在一辆神车之上，由祭司、国王或酋帅们伴随着，他们倾听这些白马的嘶鸣和鼻息之声。不仅对于平民，就是对于贵族而言，这也是最可信的占卜方法了。祭司们只被看做是诸神的仆役，而这些马却被视为神祇的信使。在重要战役之前，他们另有一种预占胜负的方法。那就是从敌族中捉拿一个尽可能强壮的俘虏，令之与本族中挑出来的一名勇士搏斗，各人使用本族的兵器，从这二人的胜负来看出战争的预兆。

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帅们商议，大事由全部落议决。人民虽有最后决议之权，而事务仍然先由酋帅们彼此商讨。除非有紧急事务，会议日期是固定的，或在新月初上，或在月满为盈；因为他们相信在这个时候处理事务最吉利。他们以夜晚而非白天计算时间；他们的政令也是按夜颁布。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夜在昼前。日耳曼人的自由和独立反而导致一个缺点：当召集会议时，尽管有令，但他们不能立刻集合，往往需要费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召集。开会时，大家都带着武器就坐。祭司们宣布肃静，他们有维持秩序的权力。在国王或酋帅们之中，或以年龄、或以血统、或以战争声望，推选一个人出来发言，人们倾听他，倒并非因为他有命令的权力，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说服力。如果人们不满他的意见，就报之以啧啧之声；如果大家满意他的意见，就挥舞长矛：这种用武器来表示同意的方式，是最尊敬的赞同方式。

这种会议也包括涉及死刑的审判。刑罚的方式取决于罪行性质。叛徒和逃兵被吊死在树上；怯敌者、厌战者和犯极丑恶之秽行者，则用树枝编成的囚笼套住而投入沼泽的泥淖中。他们认为分别处罚，是表示对于犯罪的行为应当明正典刑，悬尸示众；而对于可耻的丑行，则应当秘而不宣。轻罪也有着各种适当刑罚：被判定有罪者应缴纳马或牛若干作为罚金。罚金的一半归酋帅或部落所有，而另一半则归受害人或其亲属所有。他们还在这种会议上选举司法官，到各部落和村庄里处理诉讼事件：每一位都有一百名陪审者，作为他的顾问和权力来源。

他们无论在办理公事或私事时，兵器总不离手。但这必须在部落认可他有使用兵器的资格以后才能如此。当一个人长到能使用兵器的年龄时，就在大会上由酋帅、本人的父亲或亲属给这个青年勇士装备一面盾和一支矛；这就像罗马青年以着拖袈（Toga）为平生第一个荣誉。在此之前，他还仅仅是家庭中的一员；此后他开始成为部落的一员了。有些时候因为出身高贵，或因祖上有卓越军功，一些少年在尚未成年时即担当酋帅之任，但他身边有年富力强、阅历深厚的成年人作为他的辅佐。这些成年人是不以作侍从为耻的。侍从之中自有等级及之别，这由他们所随从的主人决定：侍从们为了决定谁应是最亲近侍从的问题常引起激烈的竞争；酋师之间为了决定谁应有最多额和最勇敢的侍从也有竞争。经常为一群挑选出来的青年所环绕，这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力量；在无事时，既可以显示威仪，在临阵交锋时，又可以防护左右。酋帅如能招徕许多孔武有力的侍从，那他的威名将传播到临近部落，而不仅局限于本部落。像这样的酋帅会受到外族使臣的称誉，并受馈赠之荣，而仅凭他的威名就足以在战场上慑服敌人。

战斗中，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酋帅，也是他们的耻辱。假使自己的酋帅战死，而自己却从战场上生还，这就是毕生的羞辱。保卫酋帅，跟随酋帅，甚至将自己的军功献归酋帅的名下，这才是忠勇表现。酋帅们为胜利战；侍从们则为酋帅而战。如果他们的部落长年无战事，那么许多出身贵族的青年就要去找寻那些正在发生战争的部落；一则因为他们的天性好动；再则因为在战争中更容易博得声誉；三则因为只有在干戈扰攘之中才能维持相当数量的侍从。侍从从慷慨的酋帅那儿可以得到战马和锋利武器。为数众多的筵席饮宴是他们唯一的报酬，饮食虽然粗陋，但供设却甚为丰富，而这些慷慨之物只能来自战争的劫掠。要想劝他们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是很困难的，这些人更愿意以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来找寻收获。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用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懒惰无能了。

没有战事时，日耳曼男人以狩猎消磨时光，而更多的时候则无所事事，整天吃喝睡觉，即使是最勇敢善战的勇士也什么都不干，把一切生计家务都委给家中的妇女和老弱掌管。他们自己则慵懒怠惰，他们有着极矛盾的性情：既贪于安逸，又不耐和平。按照他们的习俗，每人自愿地将牲畜或谷物的一部分献给酋帅，这是作为礼物收下的，但也满足了酋帅们的需要。酋帅们特别喜欢接受邻近部落的馈赠，这些馈赠不仅有个人送来的，还有以部落名义送来的：其中包括良马、厚重盔甲、雕饰及项链等。最近，他们还从我们这儿学会了互相赠送钱币。

众所周知，没有一个日耳曼部落定居于城郭内，即使个别的住宅也不容许彼此毗连。他们零星地逐水草或树林而居。他们的村落同我们屋舍栉比的村落形式不一样；他们在每座房屋的周围都留着一片空地，可能是为了预防火灾，或者是由于他们知该造些什么。他们甚至不会使用石头和瓦：一切营造均用原木，而不做进一步加工，既不美观也不舒适。有些房屋涂上一层湿的各种颜色的粘土，于是墙壁更像是彩色壁画。他们还喜欢在地下掘窖，窖上盖上一层薄土，作为储物室及过冬之所，因为日耳曼尼亚的冬天极其寒冷。而且，当敌人劫掠地上财物时，埋在地下的窖藏也许能不为敌人发现，或者就因为敌人没时间搜寻而幸免。

穿着方面，他们都披一件外衣，用钩子束紧着，或者用荆棘代替。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衣服，因此只能终日围在火炉边。富人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另穿一件内衣；此内衣非常拘束，因此每一部分肢体都凸露出来，不像萨尔马提亚人和帕提亚人（Parthians）所穿的那么宽舒。他们也穿兽皮；沿莱茵河各部落的衣着比较随意，而内地各部落因不通商道，穿得整齐一些。他们选择某一些动物剥皮，并且还把从海外得来的一些动物的花斑皮和这些兽皮杂编一起。妇女们的服装和男子们是一样的，不过她们经常穿一种亚麻布内衣，缀以紫色的边，而该内衣没有袖子；因此她们的手臂和胸部附近都裸露在外。

日耳曼人的婚姻制度非常严密，这是他们风俗习惯中最值得赞扬的了。他们大概是野蛮人中唯一以一个妻子为满足的一种人，虽然也有极少数例外，但那些例外者并非出于情欲的作用，而是自于出身高贵才追求一夫多妻。至于说到订婚的礼物，不是女方把嫁妆送给男方，而是男方向女方交纳彩礼。由父母和亲戚出面鉴定彩礼，但这些采礼只是一头牛、一匹勒缰的马、一面盾、一支矛或一把剑：既不是为了迎合女人的口味，也不能用作新妇的装饰；做完这些，婚约就定下来了，而她也回带盔甲作为礼物送给丈夫。他们认为婚姻是最大的约束，保障了婚姻的神力。为了避免妇女在婚后就放弃追求勇敢和怀有避免战争的心理，因此在婚礼上，新娘被叮嘱应与她的丈夫共劳苦、同患难。一头牛、一匹勒缰的马以及那些交换的兵器也就是为了申明这种意义。做妻子的应为终身抱定这样的信念：她将自己所接受的结婚信物丝毫无损地传给她的儿子，使她的儿媳再接受它们而传给她的孙辈。

他们具有坚贞的品质；既不受声色的诱惑，也不受饮宴的引诱。无论男女，都不懂得幽期密约。就他们的人数而言，通奸的案件可以说是极少。他们对于奸淫的处罚是毫不宽容的，这是丈夫的特权。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就将她的头发剃光，剥去衣服，当着她的亲戚将她赶出家门，穿行全村将她笞打。不守贞节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像这样的女人，纵使年青、貌美或富有资财，也很难找到丈夫。在那里，没有人对秽行付之以嗤笑，也没有人将勾引旁人堕落或受人勾引而致堕落的行为视为一种时髦的风气。有些部落的风俗尤其为甚，在那儿只有处女可以结婚；当一个女人作了新娘以后，她便不得再有任何其他妄想了。她们只能有一个大夫，犹如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次生命一样，因此她们不会三心二意。她们不是为了找寻丈夫，而是为了结一次婚。节育和杀婴，都被他们视为丑行。他们优良的风俗习惯，其效力远胜于别的地方（指罗马，译者注）的优良法律。

在每个家庭中，孩子们都是赤裸和肮脏的，但却长出一副我们所最羡慕的壮健身躯。婴儿都由自己的母亲哺乳，从不委托给保姆和乳娘。主人和奴仆在幼年时，受到的抚养并没有歧视。他们同样地在畜群中厮混，同样地在泥地上打滚，直到他们成年、有了一定能力以后，才把人分别开来。男孩结婚很晚，所以有着充沛无比的精力。女孩子也并不很早就结婚，男女都要到达同样的年龄和身材发育到同样的程度以后才结为配偶，因而子女长大后也有着与父母同样充沛的精力。甥舅关系与叔侄关系的关系平等；有些部落把甥舅关系看得比叔侄关系更为密切和神圣，而在接受人质时宁愿以甥舅关系为对象，认为这样可以获得牵连更广的可靠保证。但每人的继承者还是自己的子女。他们是没有遗嘱的。如果身后没有子女，则遗产依次应归兄弟和叔伯诸舅所有。一个人的亲属和姻戚愈多，则他所受尊敬越多，老而无子的人是不会获得尊敬的。

整个家族对于祖辈和亲属的宿仇和旧好关系，都有继承的义务。宿仇并非不能和解；甚至仇杀也可以用若干头牛羊来赎偿，这样不仅使仇家全族感到满足，而且对于整个部落更为有利，因为宿仇与自由是完全相对的。没有其他民族比他们更慷慨好客了。闭门拒客被认为是一种丑行。每一个人都按照他的家财以上宾之席待客。如果主人无力招待也会介招另一位东道主给他的客人，陪同他前去，并不需要另一家主人的邀请。另一家也不以此为怪，也会殷勤地招待他们。就尽主人之谊而言，对待熟人和陌生人是没有差别的。每当客人离开的时候，只要客人想要的，就给他什么；同时，主人也毫不忸怩地向客人索取礼物。他们非常爱好礼物，但他们既不会施恩望报，也不会受施必报。

他们往往睡到天明以后才醒来。睡醒以后，习惯用温水洗浴，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寒冬是很长的。洗浴以后，各人分别按自己的座位吃饭，每个人都有张桌。然后拿着兵器去处理事务；但也经常纵饮狂欢。他们对酗酒没有什么罪恶感。争吵是常见的事；当然，在这些醉汉中，经常是打得头破血流才告一结束。然而，冤仇的和解、婚姻的缔结、酋帅的推举、甚至和战的决策也都在这种钦宴中进行磋商，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这个时候内心最坦白、最纯正和最能接受长者之言。他们天性纯朴，又没有感染奸巧机诈，他们在无拘无束的饮宴中吐露各人的心事。大家的情绪意识就这样暴露出来，到了第二天再重新处置。这样的安排倒有各得其所之妙：因为他们正是在无力掩饰自己的时候进行磋商，而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才作出决定。

他们的饮料是用大麦和其他谷类酿造的。发酵以后，和酒（指罗马贵族喝的葡萄酒，译者注）颇为相似。莱茵河岸近旁的部落也买卖酒。他们的饮食非常简单：一些野果、野味和乳酪。他们不会烹调，但也不求美味可口，只是为了充饥果腹而已；但在饮酒方面，就没有节制了。如果让他们纵饮：他们想喝多少酒，就供给他们多少；那么这种恶习就容易使他们自动屈服，正如用刀剑征服他们一样有效。

他们只会一种表演，在任何集会中都一样。赤裸着的青年在枪丛剑棘中跳着舞。他们经常练习这种舞蹈，所以跳得很精熟优雅。这一舞蹈非常危险，但青年们并不是为了赚钱，观众的喝彩是对他们最好的奖励。非常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居然也正经其事地用骰子赌博，就是在头脑清醒时也如此，无论输赢都毫无节制，甚至当赌本输光了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自由拿来作孤注之一掷。输家情愿去做奴隶，即使他比对方年轻力壮一些，也甘心被缚着去拍卖。这是他们的恶习，而他们自己却把这说成是信义的行为。但赢家也觉得靠赌博赚来奴隶是不名誉的事情，所以对于这样的奴隶总是转卖出去。

至于一般的奴隶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这区别于我们的奴隶，罗马的奴隶往往被分派以各种家务。奴隶的义务仅仅是向奴隶主交纳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的属从关系仅此而已。其他一切家务都由妻子和儿女来负担。他们很少笞打奴隶、囚禁奴隶或罚奴隶作苦工。他们也往往杀死奴隶，并不是因为整肃严格的纪律，而只是由于一时的暴怒才将奴隶杀死，就犹如杀死一个仇人似的，不过杀死奴隶不受处罚。被释放的奴隶地位并不比奴隶高多少，在家庭中也没有什么地位，在政治方面更毫无权利。不过，在部落里情况就不同了，被释放的奴隶地位往往比自由民和贵族还要高；至于其他部落中被释放的奴隶地位之卑贱，却正是他们自由的证明。

他们对于重利放贷之事一无所知，这比禁止这种行为更为有效。土地归公社共有，公社土地的多少，以耕者口数为准；公社之内，再按各人贵贱规划。得益于土地的广阔平坦，使之易于分配。他们从不连续两年耕种同一块地，因为他们不以种植果园、圈划草场和灌溉等方式提高土地的肥沃。即便如此，他们的土地还是绰绰有余。他们所求于土地者唯有谷物一种，由此他们也不像我们将一年为分四季。他们对于冬、春、夏三季的意义都能了解，而且也各赋以一个名称，但既没有秋季的名称，也不了解秋季的意义。

他们的葬礼没有什么繁文缛节。专用某几种木材火葬有名望的人物，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仪节了。在火葬的柴堆上，并不堆积衣服和香料，只是将死者的甲胄、有时连他的坐骑，投入火中。坟墓就是一个小土堆。他们认为雕饰费事而又笨重的墓碑会成为死者难受的负担。在他们中间，恸哭流涕的表现很少，而悲悼之情则不会被时间削弱。他们认为：对于死者的感情，女人以哭泣表达，而男人则铭记于心。

上面我已经对所知的日耳曼人起源和风俗习惯作了总体叙述，现在我要分析几个典型部落的不同组织和宗教信仰，指出他们之间的差异有，以及由日耳曼尼亚迁到高卢的究竟是哪几个部落。

从伟大的尤利乌斯·凯撒的记载中得知，高卢人的势力曾一度胜过日耳曼人，因此，这使高卢人横渡莱茵河，进入日耳曼尼亚成为可能。当任何一个部落强盛起来，希望去占有一些新的、尚未为其余部落所有的土地时，莱茵河是无力阻止他们的。因此，厄尔维梯人（Helvetii）占领了厄尔齐尼亚（Hercgnia）森林与莱茵、美因（Main）两河之间的地区，在此以外（“外”指更西面的地区，译者注）的地方曾为波依人（Boii）所占有。虽然现在居民已经更换，而该地仍以波依埃米（Boiohaemi）为名。然而，究竟是阿拉维西人（Aravisci）从俄昔人（Osi）那儿迁到潘诺尼亚，还是俄昔人从阿拉维西人那儿迁到日耳曼尼亚，这已无可考。因为他们的语言、组织和风俗习惯迄今一模一样，隔着大河的两个部落有着同样的优点和缺点，同样贫穷但自由。特瑞维利人（Treveri）和纳尔威人（Nervii）则公开声称自己是日耳曼人的苗裔，想借这种祖先的光荣来使自己区别于没有生气的高卢人。莱茵河西岸的汪基内斯人（Vangiones）、特利波契人（Triboci）和纳美特斯人（Nemetes）是真正的日耳曼人。至于乌比人（Ubii），虽然罗马人已经把他们的家园看作罗马殖民地，并把阿古利庇塞斯（Agrippinenses）这一罗马名字加于他们之上，但他们却并不掩饰自己的日耳曼祖源。早先他们渡莱茵河内迁（罗马帝国最强盛时以莱茵河为疆界，以东的是罗马高卢行省，以西是蛮族活动区，译者注），向罗马投诚后就被安置在莱茵河西岸，不仅不需要监督，罗马人更可用他们来守卫边境。

巴塔维人（batavi）是所有部落中最勇敢的，他们据有莱茵河中一个岛屿以及河岸一条很狭的地带。他们本是卡狄人（chatti）的一支，后来因为内乱才被迫迁到现在的住处，因而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他们仍然保持着古代盟友（指罗马还是共和国时，给一些城邦以同盟者身份）的光荣标记，那就是：他们不受进贡之辱，也不受税收压迫。他们没有赋役，而仅仅作为罗马的利矛坚盾而独处一方。马提雅契人（Mattiaci）也和巴塔维人同样臣属于我们。罗马人民的伟大，使帝国声威远扬于莱茵河外的异域。因此，尽管这一部落的领域在莱茵河的日耳曼尼亚一侧，但他们反与我们保持一致，他们在各方面均与巴塔维人相似，不同的是，他们家乡的气候和水土使他们更为强壮和勇敢。至于那些耕种什一税地（Tithe-land）的部落，虽然远居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外（“多瑙河以外”，指多瑙河以北，罗马帝国强盛时以多瑙河为北部边界，译者注），我也不能将他们算在日耳曼人之内。那是从高卢迁移去的一些鲁莽冒险者，他们因为无以为生才前去占据了这块所有权不明的土地。不久以后，由于我们的国境日益扩张和兵锋远及的缘故，这块地方便被收入罗马行省之内而成为帝国一个边远角落。

在比这些部落稍远些的赫尔希尼亚森林则居住着卡狄人，这一带与其他部落所处的平原大为不同。虽然大部分地方为山脉所盘踞，但地势逐渐下降，赫尔希尼亚森林更像是卡狄人的守护，将他们与其他部族分隔开。卡狄人躯干肢体极其健壮，相貌凶恶而特别勇悍。就日耳曼人页言，他们应当是相当聪明的一支人了。他们推举首领，并服从于首领；他们有军事纪律并懂得战略；他们善于伺机乘隙，也能抑制自己一时的冲动；他们把白天安排得很好，夜间则掘堑防御；他们知道侥幸是一时的，而勇敢值得依赖；尤其不平凡的是，他们更依恃将军的身先士卒，而不是依仗盲目冲锋，这是只有罗马人严明的纪律才能达到的。他们的全部军力在于步兵，步兵除了携带兵器而外，还负荷铁制的工具和辎重。其他日耳曼部落热衷小规模战争，但卡狄人却只进行大规模战役。他们很少从事抄掠和突击。这可能是因为骑兵的特点是胜如潮涌、败如山崩，迅捷和慌怯总是连在一起的；而步兵往往能沉着应战，颇近乎刚毅之勇。

卡狄人有一种专用以表示个人勇敢的风俗，该风俗在日耳曼人中独此一家。那就是：男人刚刚成年，便蓄发留胡，直到他杀死一个敌人用以彰显自己的勇敢以后，才站在敌人血淋淋的尸体上，将脸剃光；从此他才算尽了自己出生的义务，才不负故土和父母。怯懦者则仍然须发满面。在他们眼中，铁戒指是耻辱的标记，但一些勇者往往也戴一个铁戒指，作为镣铐的象征，直到他杀死了一个敌人以后，才算履践了自己的誓言，才能解脱自己的镣铐。这种风气在卡狄人中间很流行。有些男人，尽管已头发斑白，但还带有这种表记，不仅在本族人中很显眼，敌人也能一眼辨认出来。每逢交战的时候，总是让这些人排在前列，蔚为壮观。即使在太平无事时，他们也并不显得驯静些。他们没有居室、没有田地、没有职业；他们任意游荡，游荡到那里，就由那里的主人款待他们。他们挥霍旁人的财产，亦如轻视自己的财产一样，直到年老体衰，才失去了当年的豪气。

挨着卡狄人的莱茵河的河道现在已经固定下来，并被当作边界。沿莱茵河河岸，靠近卡狄人的有乌西俾人（Usipi）和腾克特瑞人（Tencteri）。与所有日耳曼部落一样，腾克特瑞人也勇武善战，尤其擅长于骑兵的组织；邓克特累人的骑兵威名并不在卡狄人步兵之下。他们的祖先首先获得这种威名，而后世继续坚守。他们的儿童以骑马为游戏；青年人以此争胜逞强；甚而老年人也乐此不疲。马，也和奴隶、房屋及其他遗产一样，属于个人财产，不同的是，马不一定由长子继承，而是由特别勇敢善战的一个儿子继承。

以前毗连着腾克特瑞人的是布鲁克特瑞人（Bructeri），但据最近传闻，卡马维人（Chamavi）和盎格利瓦累人（Angrivarii）迁到了该处，将布鲁克特瑞人或赶走、或借邻近部落的帮助歼灭了，这也许是由于他们憎恨布鲁克特瑞人的傲慢，也许是由于他们贪图劫夺布鲁克特瑞人的财产；要不然就是由于上天降福于我们罗马人了。上天甚至还不惜让我们目睹这场激战。有六万多人死于这场战斗之中，虽不是死在罗马人的刀剑之下，但却远胜于死在罗马人的刀剑之下，因为我们可以坐享其成。如果这些部落不能对我们保持友好，但愿他们永远彼此仇视。我们帝国运势已衰，幸运所能赐给我们恩典也就无过于敌人内讧的了。

比盎格利瓦累人和卡马维人更远些，是杜尔古比尼人（Dulgubnii）和卡斯瓦累人（Chasuarii）以及其他一些不著名的部落。至于向莱茵河的一面则有弗累希人（Frisian）。弗累希人分为两部分：强者称大弗累希人，弱者称小弗累希人。这两支人的地域沿莱茵河直到出海口，包括了罗马战舰所曾游弋过的那些巨大湖泊。事实上，我们曾探寻过这一带的海岸线。传闻该处保存着赫尔丘力士的柱子；若赫尔丘力士并没有来过此地，那就是由于我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各处所见到的壮丽宏伟的建筑都是他的神功，但传闻始终未能得到证实。德鲁苏斯·日耳曼尼库司（Drusus Germanicus，罗马将军，译者注）的胆量并不算小，然而大海拒绝任何敢于探索它和赫尔丘力士秘密的行动。在他以后，更无人问津，大家都认为：与其去探究原委，倒不如诚信神功来得虔敬。

我已经描述了所知的所有日耳曼尼亚西部的情形。从弗累希人地域开始，海岸线一直向北延伸，而后又转向南，形成一片环形土地。其中首先是考契人（Chauci），这一部落的地域包括从弗累希人一直往东的一部分沿海，顺着前面所述各部落的边缘环曲而下，直至卡狄人之境。他们不仅仅占有这一大片地区，而且人口甚众。在日耳曼人各个部落中，他们应算是最高尚的一族；他们以正直的行为来保持自己的伟大。他们没有贪婪的野心，也没有越界暴行。他们和别的部落和平相处，不相往来。他们从不挑起战争，也从不抄掠他族。事实上，他们并不以采取强硬镇压的政策来体现本族实力。但他们也随时备战，一旦有事，大队人马在顷刻之间便可赴战；然而在太平无事的时候，他们的声威也并不稍减。

切如希人（Cherusci）居住于考契人和卡狄人的东边。长期以来，他们没有受过侵略，安享过度的、使人颓靡不振的太平之福。这自然很幸福，但却未见得安全，因为处在横暴的强邻虎视眈眈之下，太平只是一叶障目而已。在强权决定一切的时代，公道和仁义只是加在强者身上的美名。因此，切如希人本该有善良正直的声誉，现在却被称为笨伯和懦夫；而强盛的卡狄人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成功和深谋远虑是分不开的。弗希人（Fosi）为切如希人的邻居，其遭遇也相当。虽然在繁盛时期不曾和切如希人有福同享，但后来反倒与他们有祸同担。

就在同一片日耳曼尼亚沿海角落，居住着辛布瑞人（Cimbri）。这个部落现在人丁稀少，过去却有煊赫的声威。至今到处保留着很多遗迹，证明了他们古代的光荣。在莱茵河的两岸有他们的营垒遣址，范围非常广阔，当你巡行这些营垒遗址时，还可以想象他们当年雄壮军容，同时这也是一次大规模移民的痕迹。罗马纪元六百四十年（公元前113年，译者注），卡西利乌斯·麦特鲁斯（Caecilius Metellus）和巴庇里乌斯·卡尔波（Papirius Carbo）任执政官时，我们初次听说辛布瑞人的侵略，从那时算起，直到皇帝图拉真之第二任任执政官为止，共计约有二百一十年左右，我们从事于征服日耳曼尼亚竟达如此之久。在这段时期中，双方都损失惨重。无论萨姆尼特人（Samnites）、迦太基人、西班牙人、高卢人、或乃至帕提人，均不曾令我们这样经常的警戒。日耳曼人的自由自主比帕提亚帝国还要可怕得多。东方帝国除了杀死我们的克拉苏（Crassus，前三头之一）以外，他们还有什么可以嘲笑我们的地方呢？他们也曾丧失了自己的巴科茹斯（Pacorus），他们也曾被温提底乌斯（Ventidius）击溃过。但日耳曼人曾经打败了或生擒了卡尔波、卡修斯、斯考茹斯·奥瑞利乌斯、塞尔威里乌斯·卡比约（Serviliius Caepio）和马库斯·曼里乌斯（Marcus Manlius），他们使罗马丧失了五个执政官所率领的军队，他们曾经从奥古斯都手中掳去了瓦鲁斯（Varus）所率领的三个军团。固然，他们也曾被马利乌斯（Marius）击败于意大利，被伟大的尤利乌斯·凯撒击败于高卢，被德鲁苏斯、尼罗和日耳曼尼库司击败于其本土，但在这些战役中，我们并不是没有损失的。不久以后，凯乌斯·凯撒的虚张声势终于成了一场笑话。此后，彼此一度相安无事；但到了我们内战时，他们又乘机袭击我们军团的过冬营地，甚至还打算征服高卢行省，虽然又被我们赶回去了。但近年以来，只见我们捷报频传，而不见我们真正战胜他们。

现在我们要谈苏维比人（Suebi）。他们不像卡狄人和邓克特累人那样只是一个部落，而是占有日耳曼尼亚大部分地区，所以至今还分成了许多部落，各有不同的名称，苏维比人是他们的总称。苏维比人所特有的，区别于其他日耳曼人的标志是将头发抹在脑后，束成一个髻。这也是他们内部自由人不同于奴隶的标志。在其他部落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打扮，或由于他们和苏维比人有亲属关系，更多的则是模仿行为，但这种例子很少见，且也只限于年轻人中。在苏维比人中，就是到了头发斑白的时候，还是绾一个蓬松的髻在头顶。首领们则更在髻上加装饰，他们对于容貌的修饰如此而已。但这完全出于一片纯朴天真，没有丝毫爱美之心。他们只是认为交战时将头发这样装束，可以使自己显得高大可怕一些，所以他们的打扮自己，应当被认为是给敌人看的。

塞姆诺内斯人（Semnones）自称为苏维比人中最古老和最高贵的一支。这可由他们的宗教仪式证明。每逢一定的时期，所有有共同族源的部落都派遣代表聚集在一个丛林之中，选取此片森林既是因为此地是发源之所，也是出于对未知森林的恐惧。在这里，他们野蛮宗教仪式的恐怖开端是当众举行人祭。对于这丛林的崇敬还不止此一端。他们进入丛林的时候，必须套上锁链，以表示属下对该处神力的皈依。如果不幸跌倒了的话，不得站起或由人扶起，而只许匍匐爬行出来。所有这些迷信都是由于他们相信他们种族就起源于此、并且相信万物之主的尊神就住在这里。塞姆诺内斯人的繁盛更加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分成了一百个部落，部众的强大使他们自命为苏维比人的领袖。

至于朗哥巴底人（Langobardi）则正好相反，因人口稀少而著称。他们处在部众强盛的邻族包围之中，但并不附从于他人，而以勇悍善战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在朗哥巴底人之外，则有柔底尼人（Reudigni）、阿维内斯人（Avione）、盎格利人（Anglii）、瓦瑞尼人（Varini）、欧多塞斯人（Eudoses）、苏瓦多内斯人（Suardones）和努伊托内斯人（Nuithones），他们都为河流与森林所环绕。关于他们的信息很少，不过他们共同崇奉大地之母纳尔萨斯（Nerthus），他们相信她乘着神车巡行于各部落之间，过问凡间俗事。在大洋中的一个岛上，有一丛神林，神林之中，有一辆供献给神的檀车，覆盖着一件长袍。只有一个祭司可以接触这辆车子。当女神下降她的神庙时，只有这个祭司能够感觉出来，于是牝犊拉着车上的女神前进，而他则以虔诚之心情随侍车后。女神光临到哪里，哪里就设酒宴庆贺，女神降临的时期是宴庆时期。在这时期，他们弭兵息鼓，不带兵器，彼时，他们才知道和平与安宁。这场欢宴一直持续到女神厌倦于凡间的交际，于是由这位祭司送她回神庙。如果你相信的话，据说此后这檀车、车上的长袍和女神自己都要在一个神秘的湖中沐浴。送去服侍女神的奴隶们立刻就被湖水所吞没。因此引起一种神秘的恐怖和愚昧的虔诚，认为只有注定了要死的人才能见到女神的沐浴。这几支苏维比人扩展到了日耳曼尼亚很边远的北部地区。我们再沿着多瑙河叙述，一如我们前面沿着莱茵河叙述一样。距离我们最近的是赫尔门杜瑞人（Hermunduri）。他们是效忠于罗马的一个部落。因此，在日耳曼人之中，惟他们不限于在河岸上经商，而可深入内地，到最繁荣的瑞提亚行省贸易。他们可以到处通行无阻。我们对其他部落只能列营陈兵以待；对他们却可开门敞户相迎，因为他们毫无贪婪之心。有名的阿尔比斯河（Albis）即发源于赫尔门杜瑞人的境内，我们曾经一度对这条河很熟悉，但现在我们只是耳闻其传说而已。

赫尔门杜瑞人的近邻为纳累斯提人（Naristi），越过纳累斯提人则为马可曼尼人（Marcomani）和夸地人（Quadi）。马可曼尼人以其强盛闻名。他们现在的家园，就是在古时用武力赶走了波依人而来的。纳累斯提人和夸地人也并不弱于马可曼尼人。如果单就日耳曼尼亚为多瑙河所环绕而言，这四个部落可以称之为日耳曼尼亚的边陲。直到我们的时代，马可曼尼人和夸地人仍由他们本族的国王统治着，这两族国王出自马罗波杜乌斯（Maroboduus）和土德鲁斯（Tudrus）两贵族家。但他们现在也受外人统治了，因为国王的势力是依仗罗马为外援的。他们虽很少借重我们的兵力，但却经常仰仗我们的财力——财力的效用并不在兵力之下。

马可曼尼人和夸地人的后方分布着马斯尼人（Marsigni）、哥提尼人（Gotini）、俄斯人（Osi）和布累人（Buri）。其中，马斯尼人和布累人在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类似苏维比人。但哥提尼人用高卢语，俄斯人用潘诺尼亚语，可见他们不是日耳曼人。更可资证明者：他们一面向萨尔马提亚人纳贡，一面向夸地人纳贡，原因竟然是他们是异族。哥提尼人的领地中有铁矿，他们因此会从事开采铁矿的贱役。所有这些部落所占的地区中，平原很少，他们大多住在森林和山巅上。苏维比人被一条连绵的山脉隔成两半，在山外还住着许多部落。通用范围最广的名字为李基人（Lygii）。在李基人之中，值得提及的只有其中几个最具实力的部落：哈瑞人（Harii）、赫尔维科内斯人（Helvecones）、马尼密人（Manimi）、厄利西人（Elisii）和纳阿纳瓦利人（Nahanavali）。在纳阿纳瓦利人中，有一座自古就被献给神祗的丛林。这片丛林由一位身穿女性衣服的祭司守护；他们对神祗的称呼为阿尔契（Alci）诸神，若翻译成我们的语言则只有卡斯托神（Castor）和波鲁克斯神（Pollux）能体现这些神的意味。这些神祗没有神像，也毫没有外来迷信的痕迹，但人们却把他们当作年轻的兄弟来供奉。哈瑞人不仅是李基人中最强大的一支，也是天性最蛮悍的一支，且他们还借助艺术和各种时机来增添自己的可怖性。他们会使用黑色的盾，身体都涂上颜色，他们专乘黑夜交战。他们就像阴兵鬼卒一样借着这惨淡可怕的情景使敌人感到惊慌失措。敌人们谁也不敢面对这样奇怪、宛如妖魔出现的情景。在任何一场战争里，眼光总是最先被慑服的。

在李基人的疆界之外为哥托内斯人（Gothones）。他们由国王统治，虽较其他日耳曼部落稍受约束，但仍不妨于他们的自由。与哥托内斯人滨海相连的为鲁基人（Rugii）和勒莫维人（Lemovii）。这些部落的特殊标帜为圆形的盾、短剑和对于他们国王的效忠。

在这些部落之外则有苏约内斯人（Suionese），他们住在海中岛屿上，不仅人多兵强，还有很强的海军。他们船只的形式与我们相差巨大，两端都有一个船头，以备随时靠岸而无需掉头。他们的船不张帆，两旁也没有排桨，桨位的排列是不固定的，有如河上的船，可随着左右变换方向滑动。苏约内斯人重视财富，他们的国王也正是最富有者。统治者的权力是无限的，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他。他们不能像日耳曼人中其他部落一样，可以人人持有兵器，他们的兵器专门由一个奴隶保管。这是由于海洋阻断了敌人的奇袭，所以不需要常备武器，也因为怕人们持有兵器便会滋生不服从的念头。武器由奴隶而非贵族、自由民甚至是被释放的奴隶来掌管符合国王的利益。

在苏约内斯人之外，还有一片平静、几乎是一汪死水的海域。这片海被认为是环绕世界一周的。因为海上落日的余晖一直延至日出时才消失，其光耀日，以至星辰为之失色。据民间传说，那里可以听到太阳上升时大海发出的嘶嘶声，并可以看到太阳神驾马的形状和他头上的光环。人们说天地尽头就在此处，我认为这一点很可信。

沿着苏维比海接着往东就来到了艾斯提人（Aestii）的领地，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服装是属于苏维比人的，但他们的言语却非常像不列颠语。他们崇拜诸神之母，这种信仰的标志为一只牝野猪的形象。它被视为法力无边的护身符，信徒们要是带上了它，即使不装备武器或护具，在敌人包围之中也不会有危险。他们通常使用木棒，铁制的兵器是很少见的。在培养谷物及其他作物方面，他们比懒惰成性的日耳曼人要刻苦耐劳多了。此外，他们也到海中去搜寻东西，他们也是野蛮人中唯一搜集琥珀的，他们把琥珀称为“格莱松”（glaesum）。作为野蛮人，他们也不曾研究或探寻过琥珀的结构和成因。长期以来，琥珀仅仅是海浪带来的普通东西而已，唯有奢侈的罗马人才给它一个名称。对于这些土著说来，琥珀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只将琥珀搜集成堆，丝毫不加以磨光就拿给我们，因此他们常常因为可以得到太多的报酬而感到奇怪。琥珀其实是一种树木的油脂，人们可以从它的透明中看到一些虫豸或者带翅的昆虫，这些虫类被油脂粘住，当它硬化的时候，便逐渐与它合为一体了。由此我有这样的想法：也许像东方那遥远偏僻的地方有乳香等树渗出香汁一样，西方的陆地和岛屿上也有某种果实很多的小丛林，那果实被日光的强热所晒，化成粘液而渐渐流入海中，被浪潮冲到对岸来了。将琥珀置于火上，它立刻便像松木一样燃烧起来，光彩夺目，异香扑鼻，还会立刻软化得像湿青或松脂一样。

与苏约内斯人毗连的还有希托内斯人（Sitones）。他们除了受一个女人统治以外，其他一切都和绥约内斯人相似。这令他们不独丧失了自由，简直连奴隶也不如。苏维比人的介绍就到此为止了。

至于契尼人（Peucini）、维内狄人（Veneti）和芬尼人（Fenni）究竟应当算在日耳曼人之内还是应当归之于萨尔马提亚人之列，是很难断定的。佩契尼人，或称之为巴斯塔尼人（Bastarnae），他们虽在语言、生活习惯和定居模式都与日耳曼人相似，他们虽也都同样安于懒惰和肮脏；但因为与萨尔马提亚人互相通婚，他们几乎堕落得像萨尔马提亚人一样了，他们的面部轮廓也与萨尔玛提亚人非常像。维内狄人的生活方式已转向萨尔马泰人，他们游荡于佩契尼人和芬尼人之间的山林，以劫掠为生。然而，他们却应当属于日耳曼人：因为他们有固定的栖身之所，有盾，喜欢步行，矫捷善走，这些都和萨尔马提亚人完全相反——萨尔马提亚人通常是以马背或车辆为家的。芬尼人则极端野蛮、肮脏、贫穷：他们既无兵器，也无住宅；他们以野草为食，以兽皮为衣，以土地为床。他们一切都仰赖于弓箭，但因为没有铁，他们往往会在箭头装上一块尖骨。妇女会和男子一道打猎，共同分享猎物。他们只知道用树枝编成罩子，用以保护婴孩，使之免于野兽和风雨的侵害。这种东西还能充当青年人的住处、老年人的休养所。他们往往觉得与其忍受耕种的辛苦和家庭劳动的繁杂，与其把自已和旁人的命运悬于希望和恐惧之间，倒不如现在这样生活来得安乐。他们不忧人事，不畏神明，没有任何值得祈祷的事，已经到达了常人所不及的境界。

此为我们知识所及之最远处，在此之外的其他则多为无稽之谈。比如，我听说荷鲁斯人（Hellusii）和奥克辛内斯人（Oxiones）都是人面兽身。此类传言荒诞不经，我就不列入本书了。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版权信息

总目录

温莎王朝

目录

序 一个近乎平常的家庭

1 王室危机：维多利亚女王

2 光辉岁月：爱德华七世

3 爱国年代：乔治五世

4 爱与痛：爱德华八世

5 勇往直前：乔治六世

6 女王时代：伊丽莎白二世

7 厄运当头：查尔斯、戴安娜和卡米拉

8 后戴安娜时代的英国王室：威廉和哈里

后记

文献说明

文献列表

大英帝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理解一战，一本书足矣”

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 遗产

第二部分 镜像

注释

致谢

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落：震撼人心的大英帝国全历史，北大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倾情推荐！

目录

代序

前言

第一部分 绝佳的机会

第二部分 坚持与征服

第三部分 日益强大的贸易

第四部分 帝国终结的时代

第五部分 日落斜阳

注释

人类砍头小史（99%爱看晓松奇谈的历史迷都会选择的课外书）

目录

美女馆长与人类头颅的那些事儿

序言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

导言 诱人的头颅

第一章 干缩人头

第二章 战场上的人头战利品

第三章 欧洲的断头台文化

第四章 人头与艺术再创造

第五章 人类的头颅崇拜史

第六章 用于科研的人类颅骨

第七章 医学院的人头解剖

第八章 人头实验

结论 是别人的头颅还是我们的？

致谢

译后记

人类智慧小史：一本了解人类智慧发展的微型百科

目录

引言

第1章智慧、神和女神

第2章智慧、神话与传奇故事

第3章历史中的智慧

第4章智慧与文学

第5章智慧和占卜

第6章智慧与哲学

第7章智慧、神秘主义与魔法

第8章智慧与谚语

第9章智慧与当代社会

结束语

附言

致谢

注释

参考书目

人类酷刑简史：揭秘文明面具下的恐怖人性

目录

插图

引言

序言

作者序

第一部分 酷刑：动机、方式和疯狂

第二部分 酷刑的历史

第三部分 酷刑大观

第四部分 结论：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致谢

贪婪的七宗罪：一部剖析人性的前沿力作

目录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贪婪为何大行其道？个人与时代的迷思

第二章 贪婪的根源：欲望

第三章 贪婪与经济学：自由与管控的双重博弈

第四章 贪婪与金融行业：一切为了股东的利益

第五章 贪婪与食品行业：被暗中催发的食欲

第六章 贪婪与医保行业：金钱与健康的抉择

第七章 贪婪与政治学：当贪婪上升到国家层面

第八章 贪婪与体育行业：对成功与声名的追逐

第九章 贪婪与艺术行业：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

结论：与贪欲共处

致谢

参考文献

伦敦文学小史

目录

前言

第1章 文坛开拓者与不朽名著

第2章 激进人士与颠覆分子

第3章 传教士与皈依宗教者

第4章 神秘主义者与巫师术士

第5章 日记作者与辞书编撰者

第7章 浪漫派诗人与死尸

第8章 维多利亚时代文坛名家与不为人知的放浪形骸之士

第9章 犯罪活动……

第10章 天网恢灰

第6章 碎语闲言与文坛敌手

第11章 儿童与会说话的动物

第12章 现代派与漩涡派

第13章 布鲁姆斯伯里团队成员与暗箭伤人者

第14章 推杯痛饮与光彩年华青少年往事

第15章 出版商与书商

第16章 愤怒的青年

第17章 文坛上的女性

第18章 “垮掉的一代”与嬉皮士

第19章 间谍与冷战斗士

第20章 移民与侨胞

第21章 妖怪与启示文学作品

致谢

死亡文化

目录

自序

对话流沙河

第一章　死在东西方——阳世对冥界的窥探

第二章　世界归死亡管辖——人类如何死

第三章　跟死亡握手言和——在悲壮的抵抗之后

趣味生活简史

目录

前言

第一篇　植物

第二篇　动物

第三篇　气象

第四篇　人体

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常识：一本引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

目录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附录一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附录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

附录三 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附录四 评《清史稿·邦交志》

中国历史常识(一本品读中国国史的入门巨著，民国以来畅销不衰的国史读本)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三章 古代的开化

第四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五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六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七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八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九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十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十一章 前汉的衰亡

第十二章 新室的兴亡

第十三章 后汉的盛衰

第十四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十五章 晋初的形势

第十六章 五胡之乱（上）

第十七章 五胡之乱（下）

第十八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十九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二十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二十一章 唐朝的中衰

第二十二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二十三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二十四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二十五章 北宋的积弱

第二十六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二十七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二十八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二十九章 明朝的盛衰

第三十章 明清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清代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三十三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三十四章 清朝的衰乱

第三十五章 清朝的覆亡

第三十六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野史更疯狂：另类的唐宋历史风情

目录

历史原来可以这样解读

第一章 帝王传奇

第二章 宫廷秘史

第三章 官场风云

第四章 名人轶事

第五章 疑史探秘

第六章 民间八卦

附：典籍史料

教科书外的中国历史常识

目录

前言

中国历史之神话篇

中国历史之文化篇

中国历史之人物篇

中国历史之著作篇

中国历史之城市篇

中国历史之建筑古迹篇

中国历史之民族风情篇

天文学家的女巫案：开普勒为母洗污之战

目录

赞誉

开普勒大事记（1571-1620）

历法说明

序言

简介

第一章 卡塔琳娜的生活

第二章 路德教会宫廷

第三章 女巫之年

第四章 开普勒的策略

第五章 家人的应对策略

第六章 灵魂运动

第七章 审判继续

第八章 其他女巫

第九章 卡塔琳娜的监狱生活

第十章 开普勒回来了

第十一章 最后的辩护

第十二章 审判结束

第十三章 开普勒的梦想

后记

推荐阅读

参考文献

1924 : 改变希特勒命运的一年

目录

前言 神秘莫测的升迁

第一章 发现使命

第二章 特权集团

第三章 不断增加的压力

第四章 炎热的秋季

第五章 啤酒馆暴动

第六章 跌入低谷

第七章 叛国罪审判

第八章 历史的审判

第九章 重新安排世界格局

第十章 狱中老板

第十一章 圣经

第十二章 第二次机会

第十三章 东山再起

后记 尘埃落定

致谢

出版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二战中的巴黎：纳粹铁蹄下的欲望、背叛与死亡

目录

人物表

前言 丽兹大酒店——（巴黎的一面镜子）

1 巴黎市内的瑞士王国

2 轰动巴黎的开业庆典 1898年六月1日

3 旺多姆广场上空的激烈空战 1917年7月27日

4 丽兹大酒店的“美国天使” 1940年9月1日

5 飘向巴黎的美国人 1944年

6 法国女演员和她的纳粹情人

7 酒吧犹太侍者与抗德组织

8 美国妻子与瑞士经理

9 德国将军与巴黎命运

10 记者团风风火火赶赴巴黎

11 欧内斯特-海明威与丽兹大酒店的解放 1944年8月26日

12 不让须眉的占地女记者 1944年8月26日

13 巴黎开出的最后一批列车

14 战争期间的可可·香奈儿

15 金发美女与核物理学家

16 同德国人重续前缘

17 日益衰落的巴黎影响力 1951年6月

18 战争的漫长阴影 1969年5月29日

后记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图片出处

一口气读懂世界史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人类文明的萌芽

第二部分 史诗般的古老文明

第三部分 中古时期的世界

第四部分 文明的成熟与飞跃

第五部分 日新月异的20世纪

后记

参考书目

托马斯·杰斐逊与海盗：美国海权的崛起

目录

序言 猝不及防

第一章 流落异邦

第二章 国务卿杰斐逊

第三章 “乔治·华盛顿号”的耻辱

第四章 杰斐逊归来

第五章 倒下的旗帜

第六章 第一舰队

第七章 海上冲突

第八章 时不待我

第九章 夏季的低迷

第十章 十月的预言

第十一章 “费城号”的灾害

第十二章 月黑风高

第十三章 的黎波里之战

第十四章 开辟新战线

第十五章 沙漠中的生死之战

第十六章 尘埃落定

第十七章 随风逐流

结语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一本最危险的书：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从罗马帝国到第三帝国

目录

作品导读

日耳曼尼亚幽灵（中译序）

导言 自负的过去

1．罗马征服日耳曼人的神话

2．幸存与拯救

3．德意志祖先的诞生

4．成长的时期

5．英雄的歌谣

6．自由豪迈的北方民族

7．白种人血统

8．一部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圣经

后记 另一种读法，另一本书

译后记

附录 日耳曼尼亚志（中译本）